毛诗集解卷四十一

译《毛诗集解》卷四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集解》卷四十二。宋。李樗、黄櫄撰写。

这是祭祀中宗的诗。

嗟嗟！烈祖啊，有秩序地降下这福佑，反复赐予没有边际。延及到你这里，已经盛上清酒，赐给我思虑成就。也有调和的羹汤，已经谨慎调好，味道适中。众人来到庙中，沉默无言，这时没有争执。安抚我长寿黄耇，没有边际。用朱绳约束车毂，将饰物交错置于车衡，八只鸾铃鸧鸧作响，以此来到，以此献享。我承受天命广大，自天降下安康。丰收之年庄稼茂盛，神灵来到，神灵享用。降下福佑没有边际，顾念子孙的蒸尝祭祀，汤的后代虔诚恭敬。

李樗说：“烈祖，是祭祀中宗。中宗，就是大戊。《史记》记载：‘大戊在亳即位，出现祥瑞，桑树和楮树一起生长在朝廷，一个晚上就长到两手合抱那么粗。大戊感到恐惧，询问伊陟。伊陟说：“大王的政事大概有缺失吧？大王应该修德行善。”大戊听从了他的话，于是祥瑞的桑树枯死，殷朝再次兴盛，诸侯归附他，所以称他为中宗。’《烈祖》这首诗，就是祭祀中宗时的乐歌。考察商朝有三位宗庙：太甲是太宗，太戊是中宗，武丁是高宗。《烈祖》这首诗祭祀中宗，《玄鸟》这首诗祭祀高宗，太宗则没有诗歌。并不是没有太宗的诗，大概是商朝的诗歌散佚亡失很多，未必起初就没有太宗的诗。关于烈祖，郑玄认为是成汤，欧阳修认为是大戊。郑玄认为烈祖是成汤，是因为《那》这首诗中‘衎我烈祖’指的是成汤，所以认为这首诗中的‘烈祖’也是成汤。认为烈祖是大戊的，则是因为这首诗的序言说祭祀中宗，所以‘嗟嗟烈祖’指的是中宗。比如丙以甲为祖，戊以丙为祖，这是古今的常理。汤的后世以汤为祖，中宗的后世以中宗为祖，两种说法都通。如果认为烈祖是中宗，固然没有害处。如果太甲被称为太宗，也被称为祖甲，也可以称为烈祖。如果像这首诗的序言所说祭祀中宗，而将诗中所述之人视为中宗，那么也不必如此拘泥。诗歌并非只有一种体例。《清庙》这首诗说祭祀文王，诗中专门说祭祀文王；《我将》这首诗说祭祀文王，而诗中也专门说祭祀文王；《执竞》这首诗说祭祀武王；《思文》这首诗说祭祀后稷。大概因为序言已经说了所祭祀的人，所以诗中所述不涉及其他人，这是诗歌的一种体例。《玄鸟》这首诗说祭祀高宗，而诗中所述却是中宗吗？两家的说法，在于学者自己判断罢了。如果遵从郑玄的说法，认为烈祖是成汤，那么说成汤的福佑可谓有常了，‘上天又赐予无边的福佑，所以延及到你中宗的时代。’如果遵从欧阳修的说法，认为烈祖是中宗，那么说中宗的福佑可谓有常了，‘上天又赐予无端的福佑，所以延及到你当时主持祭祀的君主。’清酤，就是清酒。已经盛上这清酒，于是神灵就降临，赐给我思虑成就。‘赉我思成’，也就像所谓‘绥我思成’一样。毛亨认为赉是赐的意思；王肃认为赉是赐给我福，与‘徂赉’、‘孝孙’相同；郑玄认为赉读作来往的来，说神灵来享用。不如毛亨、王肃的说法不改变字义，没有害处。王肃认为赉是‘赐给我福’，固然正确，然而分别‘绥’‘赉’二字则失之拘泥。比如‘绥我思成’，则认为汤的后代能继承烈祖的事业，而扩大其声教，那么‘赉’字就不足以表达了。所谓‘绥我思成’，‘赉我思成’，意思是一样的，只是字不同罢了。徐安道看到王肃的说法，从而加以增广，必定说‘绥’是安的意思，安抚的是圣人的事，他的说法也牵强附会了。既有清酒，又有和羹。有和羹，有大羹，有铏羹。它的美味与调和，已经谨慎调好，味道适中。既戒，是说调羹的谨慎；既平，是说咸酸适中。酒食如此，可以尽到至诚了。郑玄认为和羹比喻诸侯有和顺的德行，郑玄的说法大概是引用晏子的话。晏子引用《诗》的一句来表达自己的意思，郑玄却把它当作解说，这是不对的。上文说‘既载清酤’，下文说‘亦有和羹’，看‘既’‘亦’二字，文意相接，自然可见。如果认为和羹是取比喻，那么清酤也是取比喻了。‘鬷假无言’，是说执事的臣子，‘鬷’来到庙中，没有争执诉讼，这显示君主能尽到诚意，臣子也能尽到诚意。‘假’是到的意思。祭祀的礼仪，君主牵牲，公卿大夫依次跟随。祭祀那天，卿大夫都列在庙中，而尽到恭敬之心。如果百官喧哗而失礼，那就不是侍奉神灵的方式了。大概因为宗庙之中崇尚恭敬的缘故。只有君臣能这样，然后才是尽善尽美。所以神灵享用它。‘安抚我长寿黄耇，使得黄发老迈而至于无边。’‘约軧错衡’，这又说诸侯来助祭。他们所乘的车，用朱绳约束长毂的軧，将饰物交错置于车衡之上。那八只鸾铃的声音，鸧鸧然而鸣响。所以众神来到而享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承受天命为君，而广泛地帮助我。王者祭祀，四海都来助祭，然后才是最大的孝。‘曾子曰：孝没有比使亲人安宁更大的了，使亲人安宁没有比使神灵安宁更大的了，使神灵安宁没有比四海欢心更大的了。’《清庙》这首诗，说肃

译《雍》这首诗，说“诸侯来朝和乐雍雍，到达宗庙恭敬肃肃”，都是把诸侯前来助祭当作盛大的喜事。正因为诸侯各自按照自己的职分前来祭祀，所以上天降下安康宁静，让他们享受丰收年景、五谷丰登的福泽。《孝经》说：“从前贤明的君王以孝道治理天下，不敢遗漏小国的臣子，何况是公、侯、伯、子、男呢？”因此赢得了万国的欢心，用来侍奉他们的先王，所以天下太平，灾害不产生，祸乱不兴起。正因为赢得了四海的欢心，所以和气所感召，使得日月星辰运行正常，寒暑调和，上天因此降下丰收的年景。“来假来享”，只是说神灵降临接受祭祀，而赐下福泽。诗人言说福禄，其辞藻多重复，如《天保》这首诗，言说福禄，辞藻多重复；《鲁颂》这首诗，言说福禄，也多重复。所以这首诗说“申锡无疆”，又说“赉我思成”，又说“绥我眉寿，黄耇无疆”，又说“自天降康，丰年穰穰”，又说“来假来享，降福无疆”，这是诗人的常例。“顾予烝尝”，是说神灵顾念享用我的冬夏祭祀，这是因为成汤的后代恭敬地主持祭祀事务。王氏说：“祭祀中宗，只说清酒和羹汤，而不及音乐，与《那》《执竞》不同。”《那》这首诗，只说制作音乐；《烈祖》这首诗，只说酒食。并非祭祀成汤的时候，就没有酒食的美味；并非祭祀中宗的时候，就没有箫管的声音。诗人各自根据适宜的情况而言说罢了。大概因为演奏盛大的音乐，是为了发扬成汤的意志，所以《那》这首诗专门言说制作音乐；《烈祖》这首诗所以不言说音乐。

译〇鸟这首诗是祭祀高宗的。

上天命〇鸟降临，从而生下商族始祖契，居住在殷地，广大无边的古帝，命令武王成汤，匡正四方疆域，于是命令他的君主，完全拥有九州。商的先王们，承受天命没有危险，到了武丁的子孙，武丁的子孙，武王没有不能战胜的。画着龙形的旗帜装饰的兵车十乘，用来承接盛大的祭品，王畿方圆千里，是百姓安居的地方，开始划定那四海的疆域。四海的诸侯都来朝见，来朝见的队伍络绎不绝，显赫的官员如同大河，殷商承受天命全都适宜，百种福禄都承担。

李说：“〇鸟这首诗是祭祀高宗的。高宗，就是武丁。郑玄说：‘祀应当是祫。祫，就是合祭。所谓祫祭，就是已经毁弃和尚未毁弃的祖先牌位，都合祭于太庙。’〇鸟这首诗，它所讲述的内容，是总祭商朝的先祖，所以是合祭。如果认为是时祭，那就不能涵盖殷商历代的祖先了。这是郑玄的意思。我私下认为他的说法不对。〇鸟这首诗，虽然历数殷商的先祖，但实际上是为高宗而设的。高宗，是中兴之主。商的先祖能够匡正四方，所以拥有天下。政治中衰微弱，那么诸侯一定有不服从的。高宗中兴之后，能够重新划定四海的疆域，因此四海的诸侯没有敢不服从的。这首诗最后两句，大抵是说拥有天下的缘由，而〇〇高宗能够继承祖宗的基业，使诸侯心服。〇鸟这首诗，既然是祭祀高宗，殷武这首诗，也是祭祀高宗。孔颖达说：‘或许是指时祭。’但它们所述的事情，自有广狭之分。他的说法是对的。王氏说：‘〇鸟，是祭祀高宗的诗，上面颂扬他的祖先，下面称述他的子孙。大概上面有继承祖先的，下面有留给子孙的。这才是高宗的美德功绩。’王氏的说法未必全对。王氏的意思，认为〇鸟所称赞的，是高宗的祖先，武丁的子孙。至于高宗的德行，〇鸟没有一句话提到。上面说‘上有继承祖先的’，他的说法是对的；至于下面说‘下有留给子孙的’，他的说法就不一定对了。哪有颂扬高宗的诗，却连一句话都不提到高宗的呢？这首诗说‘在武丁的子孙’，不是说武丁的子孙，只是指武丁一个人。天命〇鸟，〇鸟就是燕子。它的颜色是黑色的，所以叫〇鸟。毛亨说：‘春分，〇鸟降临。’成汤的先祖有娀氏女子简狄，嫁给高辛氏帝，带领她到高禖祈祷，而生下契。这个说法是对的。郑玄说‘燕子留下蛋，有娀氏女子简狄吞下而生下契’。这是郑玄的说法扰乱经典。按照《月令》：‘仲春，〇鸟到来。到来的那天，用太牢祭祀高禖。天子亲自前往，后妃率领九嫔侍奉，于是礼待天子所宠幸的妃子，在髙禖面前，给她们带上弓套，授予弓矢。’这就是所谓的‘〇鸟，是指〇鸟到来的那天。’所以诗人推究本源，说在〇鸟到来的那天生下契，所以说‘天命〇鸟’。司马迁写《史记》，又说：‘契的母亲简狄，是有娀氏的女儿，是帝喾的次妃。三个人一起洗澡，看见〇鸟掉落它的蛋，简狄取来吞下，于是怀孕生下契。’司马迁多喜爱奇闻异事，所以写《史记》，他的话很多是虚妄的。圣人如百里奚、伊尹的事迹，都是孟子所不取的，司马迁却独自记载在《史记》中，大概他选择不详实就是这样。郑康成既然说‘解释经典就应当遵从六经的话’，却认为简狄吞燕卵而生契，那么他的过错比司马迁更严重。看《生民》这首诗和《〇鸟》这首诗，大体相似。《生民》这首诗说后稷之所以出生，是因为姜嫄跟随帝王的足迹而去。郑康成却说是因为踩了巨人的足迹而生，现在这里说在〇鸟降临的那天祈祷高禖而生契，郑康成却说是简狄吞蛋而生契，如此多怪异。欧阳修的话说得好：‘秦汉之间，学者喜欢提出异说，说高辛氏的妃子陈锋女感应赤龙而生尧，简狄吞燕卵而生契，姜嫄踩大人足迹而生稷，高辛氏的四个妃子其中三个都以神异的方式生子。’大概尧有盛德，稷契后世都主宰天下数百年，学者喜欢为他们称颂，想要神化他们的事，所以务必制造这种说法。至于帝摰没有什么可称道的，所以唯独没有说法，这怪诞的说法不足信是明显的。欧阳修的说法可以说符合毛亨的了。只有天命契，所以在〇鸟降临的那天生下契，称为商，是因为契封在商，所以他的子孙拥有天下，居住在殷地，芒芒是广大的意思。《左传》说：‘芒芒禹迹’，是说它广大。古时候上帝命令威武的成汤，古帝郑玄说‘是天’，称为帝，只是说‘昔者上帝’，不是天的名字。说‘古时候上帝命令我成汤’，匡正四方的疆域，所以能当天命，向诸侯发出命令。正因为如此，所以拥有天下而统一它。成汤已经这样了，他的子孙都是上天所命，没有危险。后来武丁的子孙又都中兴，所以商朝的基业所以不坠。这首诗祭祀高宗而指武丁，大概是因为忌讳事奉神灵，是周人的制度。自周以前不曾忌讳。武丁以威武而王天下，没有不能战胜的，大概他的威武赫赫，四方诸侯没有不震服的。《殷武》这首诗说：‘奋伐荆楚’，《易经》说：‘高宗伐鬼方，三年攻克’，那么就是四方没有不服的。正因为他的威武

译像这样，所以诸侯前来助祭，所树立的旗帜有十乘，捧着黍稷来助祭，以此显示武丁的威势令人敬畏。自从武丁以前，商朝王室中道衰微，诸侯中一定有不服从的，就像周王室衰微时，楚国进贡的包茅不再送达，不只是楚国，中原的诸侯，也没有来助祭的。《春秋》记载“天王派遣石尚来归还祭肉”，未曾记载他们助祭，这就是诸侯没有来助祭的明证。如今武丁中兴，诸侯没有不来京师助祭的，这是因为武丁的威势令人敬畏。从这以下，又叙述武丁施政的先后次序。王畿方圆千里，是百姓居住的地方。先整顿好王畿，然后才能整顿好四海。王畿是四海的根本。王畿如果不正，那四海又该怎么办呢？正因为王畿先被整顿好，然后才能整顿好四海的疆域。四海的疆域既已整顿好，诸侯没有不来到京师的。他们来到时，从容舒缓而人数众多。河，是都城所在的地方。比如盘庚作《盘庚》篇，只说渡河迁移百姓，就是这条河。景贠维河，是说诸侯像车辐凑集车毂一样汇聚到河边。景，是大；贠，是均。是说诸侯大规模地来到京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殷朝承受天命，没有人不得到适宜的位置，承担他们的福禄。《殷武》这首诗说“商邑整齐有序，是四方的楷模”，这里说“邦畿千里，是百姓居住的地方，划定那四海的疆域”，那么高宗的施政，可以说是有先后次序的了。正因为有了先后次序，诸侯才来助祭。所以诗人根据他们助祭这件事，推究根本而言罢了。

译长发，是大禘祭。

深明睿哲的是商朝，长久地显现其祥瑞。洪水浩大无边，禹治理下土，在方域之外的大国划定疆界。疆域已经广大，有娀氏正昌盛，天帝立其子而生下契。〇王，深微而善于治理，接受小国能使其通达，接受大国也能使其通达，遵循法度不逾越，于是视察政教已经施行。相土威武显赫，海外整齐划一。不违背天命，直到成汤与天心相合。成汤降服诸侯毫不迟疑，圣明恭敬的德行日益增进。昭明地祭祀，虔诚而迟缓，敬奉上帝。天命在九州施行，接受小圭大圭，作为下国旌旗的垂饰。承受上天的美善，不竞争不急躁，不刚硬不柔弱，施行政事宽和从容，百种福禄由此聚集。接受小共大共，作为下国的大福。承受上天的恩宠，施展其勇武，不惊惧不震动，不畏惧不恐慌，百种福禄由此总集。武王举起旗帜，有防手持斧钺，如火焰般猛烈，于是无人敢阻挡我。苞有三蘖，不能成功不能通达。九州九截，韦国顾国已经讨伐，昆吾夏桀也被击败。从前在中期，有震动且功业，确实是天子，降下卿士，实为阿衡，实为商王的左右辅佐。

李说：“长发，是大禘祭。”《雍》这首诗说“禘祭太祖”，《长发》这首诗说“大禘”，有的说“禘”，有的说“大禘”。郑氏说：“大禘，是郊祭天。”《礼记》说：“王者禘祭其祖先所从出的神，用他的祖先配享。”这是对的。孔氏于是解释说：“祭祀名为‘禘’的很多，而这里的‘大禘’是郊祭天的，又不是圜丘的禘祭，又不是宗庙夏禘，又不是五年殷祭的禘祭。”这些说法都不对。郊祭自是郊祭，禘祭自是禘祭。赵氏在《春秋》中论述得很详细了，哪有禘祭却是郊祭的呢？郑氏之所以这样解说，大概拘泥于《祭统》的说法，不知道其缘由。《雍》这首诗说“禘太祖”，《长发》这首诗说“大禘”，都是“禘祭其祖先所从出的神”。哪有《雍》所说的“禘”是祭宗庙，《长发》所说的“禘”却是郊祭天的呢？只有王氏的说法，《雍序》认为“禘太祖”，是因为周朝没有四时的禘祭；现在说“大禘”，是因为商朝有四时的禘祭。四时的禘祭为小，那么“禘祭其祖先所从出的神”就为大了。这个说法是对的。周朝四时的祭祀，禴、祠、烝、尝，是没有四时的禘祭；商朝四时的祭祀，禴、禘、烝、尝，是有的四时的禘祭。四时的祭祀其中也称为禘，那么“禘祭其祖先所从出的神”也称为禘，所以对于“禘祭其祖先所从出的神”称为“大禘”，用来区别它不是夏祭的禘。“濬哲维商”，“濬”是深，“哲”是明。苏氏说商朝受命深远，不如毛氏、郑氏、王氏都认为这是商朝的德行，“这濬哲”正如同《尚书》所说的“濬哲文明”。只有德行深，所以不溺于褊浅；只有德行明，所以不至于昏塞。然而王氏只把“濬哲”归于契而言，只有先儒的说法认为商家深智，不仅仅指斥一人。这个说法更好。商朝的先世都有深智的德行，其祥瑞的显现也很久了。自从尧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尧的时候，洪水滔天，泛滥而天使禹治理下土，自京师之外的大国于是划定其疆界，使中国广大均平而长远。“幅”是广，“陨”是均。这时。有娀氏之女简狄正长大，所以天帝为她立其子而生下契。《说文》说：“高辛氏的妃子，契的母亲。”自“濬哲维商”以下，总说商朝的先祖，〇王、桓拨以下，于是逐一叙述。〇王，是契。《国语》说：“〇王勤商，十四世而兴。”那么〇王是契很明显。契的时候未曾称王，等到成汤才即天子之位，契未为天子，而称王者。孔氏说：《国语》说：“昔我先王后稷”，又说：“我先王不窋”。《商颂》也以契为〇王，是他为王的祖先，所以呼为王，不是追号为王。然而称为〇王者，欧阳公说：“〇是深微的称呼。”老子说：“〇之又〇。”这个说法是对的。郑氏认为承黑帝而立子，所以称契为〇王，这个说法不合常理。桓如桓，桓武王的桓，同拨是治理。说契的威武善于治理，所以接受小国也能通达，接受大国也能通达。大概善于治理其国，所以国无大小，都能通达其政令，所谓可使南面者也。只有能如此，所以使国的百姓遵循其规矩而没有逾越，于是遍省观之，而政教的施行没有壅蔽的祸患。契既然这样了，传至于相土，而相土为人威武显赫，而海内截然而整齐，所以畏惧其威。以此见相土能继承契的业如此。商朝的先祖，对于上帝的命令，奉承而不违背，直到成汤，才与天心相合。齐是合。以此见商朝的先祖及其子孙，都上当天意。自此以下，于是说成汤的德行。说汤能下贤，甚疾而不迟，所以圣明恭敬的德行日

译凭借升迁。人想要增进德行，只需观察他的用心罢了。假如他谦下贤人敏捷，那么德行的增进就会日益迅速；假如他谦下贤人迟缓，那么德行的增进就会日益缓慢。只有商汤谦下自己毫不迟缓，所以他的德行得以日益增进。以商汤谦下自己来看，他敏捷到明察的地步，如果依赖天命就会迟缓。由此可以看出成汤只求自身修养，而不在于求取天下。正因为不求取天下，才能向上承接天心，所以上帝亲近他，任命他作为天下的法式，式即法度，让他为天下树立法度。从此便论述商汤承受福禄的原因。小球指长一尺二寸的镇圭，大球指长三尺的珽。接受这两件玉器，所以成为天子。成为天子所以能统辖诸侯，而诸侯对于王室，就像旗帜上悬挂的旒一样，都服从归属于我。这就是承受上天福泽的原因。不仅如此，而且他不争竞，不急躁，不偏失于过于刚强，不偏失于过于柔弱。他施行政令，从容温和，这就是百种福禄聚集的原因。接受小共和大共，苏氏认为“共”与“珙”相通，是合珙之玉。接受这合珙之玉，是因为他对天下极为宽厚。正因为他对天下极为宽厚，所以承受上天的恩宠。“龙”与“光”的“龙”相同，不仅于此。又陈述他进献勇武，不可震动，不可动摇，不惊恐，不畏惧，毅然以天下为己任，没有恐惧之心。这就是百种福禄聚集归附的原因。“百禄是遒”、“百禄是緫”，都是说福禄，不必分别。武王谈论商汤，〇《鸟》诗谈论武王其实是武丁，这首诗谈论武王其实是成汤，随着各首诗的内容去观察罢了。成汤亲自举起旗帜，紧紧握住斧钺，像烈火般猛烈，没有人能阻挡遏制。《汉书·刑法志》引用这句诗，颜师古注解说：“成汤兴师，本于仁义，虽然手持斧钺以恭敬为先，这首诗所说亲自执钺，不必解释为以恭敬为先。”苞有三蘖，毛公说：“苞，根本；蘖，余枝。”这个说法，得到根本的称为苞，少的称为蘖。根本指夏桀，蘖指韦、顾、昆吾。前汉说：“三蘖兴起，注解说：树木砍伐后重新生长叫蘖。”在成汤时期，桀与三蘖，商汤都征伐他们，没有人能成功，没有人能通达，所以能拥有九州，整齐划一。郑氏认为天在丰大先三正之后，这是错误的。商汤征伐三国，征伐时有先后顺序，所以先伐韦、顾，然后才轮到昆吾、夏桀。昔在中叶，这里指太甲。郑氏认为中世是相土，这就失去了先后顺序。这首诗先说契与相土，后说成汤，后说太甲。如果把相土继成汤之后来说，那么先后就不伦次了，应当指太甲才是正确的。太甲不明德，商汤的天下震动而且危险。确实如此，上天立商之子，所以下降卿士，这就是阿衡辅佐太甲，所以最终免于倾覆的祸患。商朝的兴起，上天既为他立了君主，又为他降下贤臣，自古太平盛世，君主英明臣子贤良，无非是上天所赐予的。不像吞燕子卵而生契，怀昴宿而生萧何那样。只要有这样的君主，有这样的臣子，君臣都贤能，这就是上天所赐予的。然而这首诗说禘祭祖先所从出的神，最后说实为阿衡。苏氏说：“阿衡也参与禘祭，或许是这样。”苏氏解释《雍》诗说“宣哲维人”，认为是文武之臣，也参与祭祀，这种说法不可信。这一章说阿衡参与祭祀，应当可信。

译《殷武》是祭祀高宗的诗歌。

“挞”是疾速的意思。殷武，指殷王武丁，并非说“挞”字本身，而是说武丁行事疾速。因为武丁奋起讨伐荆楚之国，又深入险阻之地，聚集并俘虏了荆楚的军队，使荆楚之地整齐划一，这是成汤子孙的功业。郑玄认为“汤孙”指太甲，这是错误的，实际上就是指高宗。荆楚在商周时期属于夷狄国家，世道混乱时最先叛乱，世道治平时最后归服。在成汤之时，它必定不敢与中国抗衡；等到商朝中期衰微，往往世世代代成为中国的祸患，这就是高宗讨伐它的原因。周文王、武王之时，也没听说它成为中国的祸患，直到周厉王之后，才成为大国的仇敌，这就是周宣王讨伐它的原因。高宗讨伐它，难道是自恃威武吗？是因为它成为中国的祸患，不得不讨伐，那么深入险阻之地，也是不得已的举动。这就是商朝中兴的原因。

“维女荆楚”，这是责备荆楚的话，说你们荆楚居住在中国南方，乡即方，荆楚正是荆州之地。从前成汤之时，西方的氐羌，没有谁敢不来进献贡品，没有谁敢不来朝见天子，他们之所以修奉贡职，是因为这是商朝的常礼。荆楚之国，与氐羌相比，氐羌更为遥远，氐羌如此遥远尚且修奉贡职，何况荆楚呢？这是说成汤之时，远近没有不服从的，作为子孙，难道可以不思念吗？也一定要使远方没有不服从的，然后才可以继承祖业，否则就是辱没祖先了。正因为成汤之时如此，所以高宗奋起讨伐荆楚，以继承汤孙的功业。郑玄认为第二章至第五章都是责备楚国的话，只有王氏认为第二章是责备楚国的话，从第二章以下都是叙述高宗的事迹，王氏的说法更好。王氏对此篇的解释恰当。

说高宗能治理夷狄，所以天下没有不服从天命的，诸侯凡是在禹所治理的功业之地建立都城的，都来朝见天子。《禹贡》甸服之外，每百里为一等差，现在在禹所治理的地方建立都城，按时节来朝见天子，以显示诸侯没有不服从的。诸侯之所以朝见天子，不要施加祸责，只应当劝勉百姓从事农耕，没有懈怠疲倦，就可以免除祸责了。古代天子对诸侯，以农事进行训导，观察其农事是否修治，以此作为赏罚的依据。孟子记载天子巡狩，只看其疆域内土地是否开辟、田野是否治理，治理得好则有庆赏，土地荒芜则有责让，而养老尊贤之事，只排在后面，确实是因为农事最为优先。成王告诫诸侯，也说“维莫之春，亦又何求？”以及“庤乃钱镈，奄观铚艾”之类，无所不备，因为农事是诸侯的急务。诸侯如果勤于农耕，就可以免除祸责了。上一章说夷狄顺从，那么天下无事，所优先的就是农事，所以在这里接着论述。

“天命降监”，郑玄在这一章说天命成汤以七十里之地称王天下，这又错了。第二章既说成汤之时，遥远的氐羌没有不来进献、不来朝见的，那么成汤做天子已经很久了，不应该到这里才以七十里之地称王天下，所以这一章应当采纳王氏的说法，说天命诸侯各自朝见天子，又命天子降下监察。诸侯被下民严敬，是因为赏赐不越度，刑罚不滥施，不敢懈怠慌忙，于是命令下国，封植他们以福，以此赏赐他们，因为黜陟诸侯各得其当，所以能使商邑整齐有序，成为四方取法的准则，声名显赫，神灵光大。不仅如此，至于自身又享有长寿安宁，难道只是自身享有长寿安宁之福，连子孙也蒙受其利吗？《尚书》所载，嘉靖殷邦，直到大小官员没有时刻怨恨，所以高宗在位五十九年，如果不是长寿安宁又是什么呢？商朝子孙绵延不绝，延续国祚六百年，如果不是保佑后代又是什么呢？上一章既说了夷狄顺从，又说了诸侯朝见天子，天子又能赏赐诸侯，那么天下安宁了，这一章于是说修建宫室，大概天下无事然后才可以兴办大工程。登上景山之上，有松柏圆润挺拔，于是砍伐它们，迁徙它们，又从而斫削它们，凡此工匠之事，无不极其恭敬，用松木做椽子，修长众多，柱子又宽大闲适，所以能建成寝庙，可以非常安稳。《尔雅》说：桷叫做榱，楹叫做棁。范文正公说：先天下之

译在天下人忧虑之前先忧虑，在天下人快乐之后才快乐，起初致力于忧劳勤政，最终才享受安逸快乐。如今这位商王能够平定夷狄的祸乱，又能使诸侯各自朝见天子，然后才可以建成他的寝宫；如果不这样，想要求得一天的安宁，怎么可能得到呢？《閟宫》这首诗说淮夷前来会同，无不顺从，最后一章又说砍伐徂徕山的松木、新甫山的柏木，进行砍伐、测量、寻找、度量，松木做的椽子宽大，路寝非常高大，新庙光彩夺目，大概是因为内部已经无事，然后才可以从事这些营建。虽然僖公未必能做到这样，但他论述先后的次序，以及开始忧劳勤政、最终安逸快乐的意思，与这首诗是相同的。就像宣王的兴起，也必定先南征北伐，然后才营建宫室。如果天下尚未安定，就从事宫室的建造，难道能独自安宁吗？秦始皇追求宫室的华丽，从咸阳向西到雍，离宫有三百座，以至于后世百姓无法聚集建房而安身。追求驰道的华丽，向东穷尽燕齐之地，向南直达吴楚之地，用金椎夯实，种植青松，以至于后世百姓无法走小路而落脚。既然天下尚未安定，却独自认为安宁，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能够真正安宁。王氏从这篇中得到的启示很多，却唯独用这一章作为比喻：“登上景山，是比喻高宗去世时人君之道的。”“松柏九九，是比喻君子之才出自大道，则用圆来比喻其实。”至于“是断是迁，方斲是防”，则无不都有比喻，他的说法曲折详尽，唯独这一章的比喻不足以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