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集解卷四十

译功业成就，保有凫山与绎山，于是开拓徐国的疆土，直到海滨之地，淮夷、蛮貃以及那些南方的夷族，无不顺从，没有谁敢不答应，都顺从鲁侯的意愿。上天赐给鲁公洪大的福寿，保佑鲁国，安居于常地与许地，恢复周公当年的疆域，鲁侯宴饮欢喜，有贤德的妻子和长寿的母亲，适宜的大夫和众士，国家因此得以安定，已经承受了众多的福祉，老人头发黄了牙齿却像孩童般洁白，徂徕山的松树，新甫山的柏树，砍伐下来度量长短，用寻和尺来衡量，松木做的椽子宽大厚重，正室非常宏伟，新庙高大华美，这是奚斯所建造，既长且大。万民都顺从。

译李说：《閟宫》这首诗是赞美僖公能够恢复周公的疆土。《鲁颂》的四首诗中，只有《閟宫》这一首最为可疑。比如《駉》这首诗，说的是牧养马匹的事情；《有駜》这首诗，说的是君臣宴饮的事情；《泮水》说的是修缮泮宫，征服淮夷。虽然这些事情僖公并没有完全做到，但所褒扬的事情还是值得褒扬的。至于《閟宫》这首诗，所褒扬的却不是值得褒扬的事情。毁誉失真，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况且像《閟宫》这首诗，说祭祀姜嫄、后稷，一直到文王、武王、太王，以及郊祭天的典礼。鲁国作为诸侯国，祭祀姜嫄、后稷、周的先王，是不可以的；郊祭天的典礼，也是不可以的。诗人却极力称赞祭祀宗庙和郊祭天的典礼，以此来显示夸耀，不也太过分了吗？这首诗的序言赞美僖公能够恢复周公的疆土，也是不可信的。诗序只看到诗中说到“居常与许”恢复周公的疆土，就附会说是恢复周公的疆土，却不知道诗人所说的乃是祝颂之辞。比如“上天赐给您大福，长寿保佑鲁国”，以及“万年千岁，长寿没有祸害”，都是祝颂之辞。如果把“万年千岁，长寿没有祸害”果真当作不是祝颂之辞，那么僖公果真活了一万一千岁吗？所以这序言说恢复周公的疆土，也是可疑的。《閟宫》，毛氏认为“閟”是关闭的意思；郑氏认为“閟”是神的意思。虽然训诂不同，有的认为是姜嫄的庙，有的认为是周的庙，而不是鲁的庙。果真是周的庙，为什么要颂扬僖公呢？看这首诗说到《閟宫》，于是历数姜嫄、后稷、文王、武王、太王的事迹，其后又说“新庙高大辉煌”，那么所谓的《閟宫》乃是鲁的庙。《閟宫》有侐侐，是清净的意思；实实，是广大的意思；枚枚，是细密的意思。《閟宫》如此，它所祭祀的就是姜嫄之类的人。所以先叙述姜嫄的德行，说赫赫显耀的姜嫄，她的德行正直而不邪僻，依赖上帝，所以生下后稷，而没有灾害。无灾无害，就是《生民》所说的“不坼不副”。满十月而不算迟晚，弥月不迟，就是《生民》所说的“诞弥厥月”。于是生下后稷，上天降下福泽。其后稷教民耕种，于是有黍、有稷。先种后熟的叫重，后种先熟的叫穋。先种的叫稙，后种的叫穉，以及大豆和小麦，凡是所种植所覆盖的土地，让百姓因此从事耕种。用这几种作物教民耕种，于是有黍、有稷、有稻、有黑黍，覆盖了下土，于是可以继承禹的功业。当这个时候，洪水泛滥，禹治理洪水，后稷教民耕种，这里说继承禹的绪业，大概是因为如果不是禹治理洪水，那么即使后稷教民，从哪里施展他的功业呢？如果不是后稷教民耕种，那么即使禹治水，百姓从哪里获取食物呢？正因为禹在前施功，后稷在后施功，所以这里说继承禹的绪业。大概禹治理洪水，后稷教民耕种，他们的事情虽然不同，但实际上首尾相连，也如同契敷布五教，皋陶严明刑法，他们的职责固然不同，但实际上互为表里。后稷的孙子确实是太王，这里于是说到周家的兴起本于太王，居住在岐山而翦灭商朝。翦灭商朝是在武王的时候，却认为是太王，大概是因为太王开创了王业，王业既然系于太王开创，那么翦灭商朝也自太王开始。到了文王、武王继承太王的基业，这时商纣暴虐，上天想要诛杀他，武王于是传达上天的意志到达牧野，没有二心，没有忧虑，上帝临视，你必定能够战胜。传达上天的意志，是说武王到达牧野，乃是上天所导致的。看下文说“上帝临视你”，那么传达上天的意志就可以知道了，所以能够治理商朝的军队，他的功业没有不成功的。咸，是都的意思。是说功业没有不成功的。从赫赫姜嫄到继承禹的绪业，所说的话与《生民》这首诗相似；从后稷的孙子到成功完成功业，所说的话与《大明》《緜》这两首诗相似。然而鲁国作为诸侯国，却祭祀姜嫄、后稷、太王、文王、武王的庙，那么僭越天子的礼制，非常明显。《礼记》说：“大夫不得僭越诸侯，诸侯不得僭越天子。”那么鲁国岂能建立姜嫄的庙呢？《左传》说宋国祖祭帝乙，郑国祖祭厉王，宋国是二王之后祖祭帝乙，还可以。郑国作为诸侯而祖祭厉王，可以吗？郑国建立厉王的庙，就如同鲁国建立姜嫄的庙。假使郑国出于宣王的命令，那么宣王就是有罪的；假使鲁国出于成王的命令，那么成王也是有罪的。正因为鲁国作为诸侯国而僭越天子的礼制如此，所以鲁国的三桓都建立了桓公的庙。大概诸侯既然建立了天子的庙，那么大夫也就建立了诸侯的庙，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郑玄注《礼记》，只说鲁国建立文王庙，从这首诗来看，那么不只是文王庙，至于姜嫄、后稷、太王的庙，鲁国都建立了，其僭越如此。诗人却认为是美事，为什么呢？王说：“叔父，叔父，是周公。元子是伯禽。”古代长子为元子，如所说的殷王元子就是。成王告诉周公：“立你的长子，让他作为诸侯回到鲁国，大大开拓他的疆土。”作为周家的藩卫翰屏之臣，成王封伯禽在鲁国，其余的则是蒋、邢、茅、胙、祭等国。既然以此告诉周公了，于是命令伯禽在东方为侯。既然赐给他山川，

译又赐给他附庸之地，这大概是赏赐得很丰厚了。所谓附庸，是指那些方圆不到五十里的地方，称为附庸，它们依附于诸侯，由诸侯统领。《论语》说：“颛防，从前先王把它作为东蒙山的主祭地，这是国家的大臣。”颛防也是鲁国的附庸。春秋时期，有邾国，也是鲁国的附庸。郑玄认为周公分封之地有七百里，是想让鲁国比众国强大。郑玄的说法，是依据《明堂位》来解释的，《明堂位》说：“成王因为周公对天下有功劳，所以把周公封在曲阜，方圆七百里。”我曾怀疑这种说法，认为不对。周公被封在鲁国，方圆百里，土地并非不足，却节俭地只取百里。太公被封在齐国，也是方圆百里，土地并非不足，却节俭地只取百里，那么鲁国方圆百里，哪里说是七百里呢？诗人说“大启尔宇”，不过是说公侯方圆百里，伯爵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这三个等级虽然不同，只有公侯都是方圆百里，居于上等。诗人的话，并不是说方圆七百里。或许有人说是连同附庸之地一起说的，那就不得而知了。周公的孙子、庄公的儿子，说的是僖公。说僖公用交龙图案作为旗帜，继承他的祭祀，他所乘坐的马只有六根缰绳。然而盛况空前，他在春秋两季的祭祀从未懈怠，说四季祭祀无不恭敬谨慎，所以享祀没有差错。皇皇后帝，这是说祭天。皇，大。皇皇，极大。皇祖后稷，这又说后稷配享天帝。这就是所说的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享天帝。所用的牺牲是红色的牛，天帝也享用，适宜，所以下降的福泽非常多。孔颖达说：鲁国不能遍祭五帝，所以直接称为天，指的是祭祀周朝感生的苍帝。孔颖达把帝称为感生帝，这是拘泥于六天的说法。《礼记·明堂位》说：“成王命令鲁国用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因此鲁君在孟春乘坐大路，载着弧韣，旗帜有十二旒，日月图案，在郊外祭祀天帝，以后稷配享，这是天子的礼。”《祭统》也说：“从前周公旦对天下有功劳，周公死后，成王、康王追念周公的功劳，想要尊崇鲁国，所以赐给重祭。外祭就是郊社，内祭就是大尝禘。”《明堂位》《祭统》都是汉儒所作，所以它们所说的都不可信。鲁国是诸侯国，怎么能赐给周公天子的礼乐呢？怎么能实行天子的郊祭呢？《礼运》又说：“鲁国的郊祭和禘祭，是不合礼的，周公的衰微啊。”《礼记》中的书，像《礼运》，认为鲁国不应当祭禘；像《明堂位》《祭统》，认为鲁国应当郊祭和禘祭，它们的异同如此，应当遵从《礼运》的说法，《明堂位》《祭统》的话不可信。伊川曾说：“解说的人认为周公能做出人臣不能做的功业，所以能使用人臣不能使用的礼。人臣哪有不能做的功业呢？假使功业超过周公，人臣也应当去做。天下的事，不是人臣去做，谁去做呢？”这话可谓击中诸儒的弊病了。由此看来，就知道赐给鲁国礼乐的，不是成王做的，假使是成王做的，就不足以称为成王了。《春秋》记载郊祭很多，大体上是讥讽其僭越。《春秋》认为是僭越，而《诗经》却认为是美，就知道所美的并非真正的美。汉末群臣坐视国家灭亡，不以为忧，却作受禅碑，记录他们的姓名作为荣耀，这与这首诗所陈述的以僭越奢侈为美，有什么不同呢？《左传》说：“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说：“礼是先祭天帝而后祭后稷。”先祭天帝而后祭后稷，固然足以称为礼，但不知道诸侯使用郊祭和禘祭，果真足以称为礼吗？这就是所谓不能守三年之丧，却考究缌麻小功的细微差别，吃饭时大口吞咽却询问是否可以用牙齿咬断干肉。然而诗人所说的，僖公未必能做到这样。僖公四月，四次占卜郊祭，都不吉，于是免除牺牲。在四月的时候占卜郊祭，足以看出是不合礼的。占卜达到四次，尤其可以看出其不合礼，哪里说得上“春秋不懈怠”呢？哪里说得上“享祀无差错”呢？诗人的话，大体上是失于夸张了。“周公皇祖”，这又说祭祀宗庙。上面说“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那么是天和后稷赐福给他了。又说“周公皇祖”，也是赐福给他，以显示其福泽之多。“秋而载尝”，说秋天将要祭祀，那么夏天就设置楅衡，以显示其预备。《周礼》封人：“凡是祭祀，装饰其牛牲，设置楅衡。”注说：“楅设在角上，衡设在鼻子上。”《说文》说：“楅，木头有所束缚，防止牛抵触，横着大木在角上。”那么楅设在角上，未曾加在鼻子上，与《周礼》的注不同。楅衡，毛亨与《说文》相同，毛亨认为楅衡设在牛角上以束缚它，暂且遵从毛亨的说法。“白牡骍刚”，《公羊传》说：“鲁国祭祀周公，为什么用这种牺牲？”周公用白牡，鲁公用骍刚，群公不用毛色纯一的牲。大概是鲁国的后世，想要区别周公的功劳，所以做出这种纷纷的区别。牺尊的字，春官《司尊彝》作献尊。郑司农说：献读为牺

译牺尊用翡翠装饰。王肃说：魏明帝太和年间，鲁郡在地下挖出齐国大夫子尾送嫁女用的器物，其中有牺尊，是用牺牲的牛制成的尊。一种说法认为用翡翠装饰，一种说法认为是用牺牲的牛制成尊，这两种说法不同。然而郑司农的说法，是将“牺”读作“娑”字。王肃的说法，只是认为它是牺尊。王肃的议论更为优长。“将将”，形容盛大美好的样子。毛炰，是《周礼》中封人祭祀时所用的毛炰之豚。注解说：烧去它的毛然后烹煮它。胾是指切好的肉块，羮是指大羮和铏羮。大羮是煮肉的汁液不加调和，以崇尚其质朴；铏羮是肉汁中加了蔬菜调和的，铏是盛放它的器皿。笾是用竹子制成的，豆是用木头制成的。房是指足下的跗骨，上下两间有类似堂房的形状，但这是俎的房部。既然备齐了这些器物来祭祀周公，又设置了万舞，洋洋洒洒众多盛大。《明堂位》所说的“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孝孙得以享受福佑。祭祀既合乎时节，牺牲既洁净，器用既完备，礼仪没有差错，所以神明降下福佑，使你们兴盛而昌大，使你们长寿而美好，使你们兴盛而昌大，使你们长寿而善美。安定那东方的国家，使鲁邦常像山一样坚固，不亏损，不崩塌，像河流一样安静，不震动，不腾涌。国君既然享受这样的福佑，又有三位卿大夫作为朋友，也享受福佑，像山冈像山陵，以此显示君臣共同享受福佑如此盛大。所谓不亏损不崩塌，不震动不腾涌，未必总是如此。三位长寿者作为朋友，未必臣子真是如此。大概从“不亏不崩”到“如冈如陵”，都是祝颂之辞。国人祝颂他们的国君，都愿国君长寿，就像说“万寿无疆”，未必真的享有无疆的寿命。就像说“天子万年”，未必享有万年的寿命。大概所谓“万寿无疆”、“天子万年”，都是祝颂之辞，未必真有那样的寿命而祝颂他如此，这本来没有什么害处。如果国君没有德行却过分赞美他，像这篇颂诗所陈述的那样，就不应当这样了。上一章已经赞美了他的祭祀，这里又赞美他用兵。公室的车队有千辆的富盛。兵车的制度，左边的人持弓，右边的人持矛。弓矛的装饰则有朱英、绿縢。朱英，是矛的装饰；绿縢，是弓的装饰。朱英是说用红色作为装饰，绿縢是说用绿色作为装饰，并用绳索缠绕，弓矛的装饰就是这样。又有两把矛和两张弓，是为了防备折断损坏。凡此都是说器械的完备。器械既完备，而公室的士兵又多达三万，都用贝壳装饰他们的头盔，他们的铠甲用红绳缀连。烝，是进的意思，众人的前进就增增然众多。凡此都是说他们的强大。正因为器械完备，车马士兵众多，就可以抵御戎狄，而荆舒之国无不惩戒畏惧，没有敢侵犯我们的。由此可以看出鲁国的强大。《明堂位》说：“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地方七百里，固然不可信。至于革车千乘，则是大国的制度确实应当如此。然而按照《司马法》：六尺为步，百步为亩，百亩为夫，三夫为屋，三屋为井，十井为通，十通为成，一成出革车一乘。那么千乘的地方是三百一十六里有余。如果按照孟子所说的周公封于鲁，地方百里，就没有理由有千乘。如果按照《明堂位》所说的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那就不仅仅有千乘了。《司马法》的话，既不符合孟子，也不符合《礼记》，不足信。应当遵从包氏注《论语》，认为古代井田方里为井，一井为一乘，百里之国通共有千乘。只有百里之国通共有千乘，那么鲁国地方百里，应当有车千乘了。虽然如此，千乘之国有七万五千人。古代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所以计算千乘有七万五千人。现在公室的车队千乘而公室的士兵三万，苏氏说：“大国的赋税刚好满千乘，如果全部使用，就是举国出征了。”所以使用的时候，大国只用三军，次国只用二军罢了。这个说法是对的。天子的国家不止有六军，所使用的只有三万而已。如果举国之人全部使用，那么只能用于一次战役，如果不幸战败，怎么能让人人再次使用呢？这就是天子的国家只使用六军，大国只使用三军的原因。用《春秋》来考证，那么僖公没有三军，襄公十一年经书“作三军”，明确说明以前没有三军。昭公五年又书“舍中军”，如果僖公已有三军，那么制作三军应当记载。从文公到襄公又减为二军，那么舍弃中军也应当记载。考证僖公的时代没有制作或舍弃的记载，决知当时没有三军。苏氏于是认为僖公之时已有三军，大概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二军则有二万五千人，但说三万，是举大数而言。这个说法不对。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大国三军，合计三万七千五百人，但说三万，是取整数。至于襄公作三军，则又不这样。鲁国自僖公以前，本来就有三军。自伯禽以来，已有三军。僖公主兴其国，所以公徒三万。看《诗经》说：“大启尔宇”，既然称为“大启尔宇”，这怎么能没有三军呢？伯禽以来已有三军，襄公所

译设立三军，是因为鲁国三卿专掌鲁国大权，将三军的赋税分归己有，所以才设立三军。并非从襄公开始才有三军。郑氏、孔氏认为“戎狄是膺，荆舒是惩”的说法，也是不对的。郑氏说：“僖公与齐桓公举起义兵，向北抵御戎狄，向南征讨荆楚及群舒，天下没有敢抵抗的。”孔氏于是认为僖公时期，齐桓公称霸，所以知道是桓公举起义兵。僖公时代对戎狄、荆舒用兵的，只有僖公一人。僖公会合诸侯侵犯蔡国，蔡国溃败，于是伐楚。楚又称荆舒，又是楚国的盟国，所以连称荆舒。至于讨伐戎狄则没有记载，只有僖公十年经书所载“齐侯、许男伐北戎”，那时大概是鲁国派人协助。这些说法都不对。鲁僖公的征伐见于《春秋》的，只有败莒、灭项、伐邾而已。那“齐侯、许男伐北戎”，僖公并未参与。孔氏认为鲁国派人协助，这是增加《春秋》所没有的内容。至于伐楚、在召陵结盟，这是齐桓公的功劳。齐桓公的功劳而鲁国据为己有，这是贪取他人的功劳当作自己的，难道会是这样吗？诗人的话只是说“僖公可以抵御戎狄，惩戒荆舒”，如果事实并非如此，那么这话就是虚妄的。正如《泮水》一诗，赞美僖公能降服淮夷，都没有这些事却加以赞美，那么“抵御戎狄而惩戒荆舒”未必不像他降服淮夷那样是虚构的。下文是群臣祝颂的话：“使你昌盛而炽盛，使你长寿而且富有。”那头发发黄，背上有台纹，是祝颂君主长寿。又希望得到那些长寿的臣子，一起考察他们的才力。上文祝颂说“使你昌盛而炽盛，使你长寿而富有”，又祝颂说：“使你昌盛而且壮大，使你长寿而耆艾，八九十岁称为耆艾。”不仅享有耆艾之年，而且达到万岁千岁，眉秀而长寿，没有祸患。这些都是祝颂之辞。上文说“三寿作朋”，又说“寿胥与试”，既说“使你炽盛而昌盛，使你长寿而美好”，又说“使你昌盛而炽盛，使你长寿而富有，使你昌盛而壮大，使你耆老而艾年”。言辞如此重复，大概祝颂之辞，不得不如此。《天保》一诗，言福禄说：“无不增加，无不兴盛，无不众多。”言辞也如此重复，大概祝颂之辞，惯例如此。泰山岩岩，是说泰山高峻的样子。从此又说开拓土地的广阔。泰山之高，鲁国乃至其地，泰山是鲁国的望山。《禹贡》说：“海岱及淮属于徐州。”徐州之地，泰山在其境内。《礼器》说：“齐人将要在泰山祭祀，必先祭祀配林。”这是齐人也祭祀泰山。郑康成注《礼记》说：“鲁国祭祀泰山，晋国祭祀黄河，那么鲁国也祭祀泰山。”泰山广大，所以齐鲁之境都能祭祀它。龟、蒙是两座山。看《春秋》所载，“齐人来归还郓、讙、龟阴之田”，那么龟是鲁地。《论语》说：“从前先王把它作为东蒙的主祭。”那么蒙也是鲁地。所以奄有龟、蒙二山，于是荒芜之地变为有主，扩大了土地。直到大东，东方的极远之地，东海近海的邦国。以至于淮夷之国，都来结盟，而没有不顺从鲁国的，这是鲁侯的功劳。不仅如此，又保有凫、绎二山。《禹贡》徐州“峄山之南产孤桐”，这绎就是《禹贡》所说的峄阳。既保有这两座山，于是荒芜之地变为有主，拥有徐方的居所，直到海邦之国，以及淮夷蛮貃和那南方的夷人，没有敢不顺从鲁国的，没有敢不应诺鲁国的，只顺从鲁侯的意愿。泰山岩岩，鲁邦所瞻，那么鲁国的土地因此到达泰山。奄有龟蒙，保有凫绎，那么鲁国的土地因此保有四山。淮夷来同，莫不率从。僖果能至此吗？淮夷蛮貃及那南夷，莫不率从。僖公果真能至此吗？孔氏的说法，则认为僖公时代，东方淮夷小国见于盟会的，只有邾、莒、滕、杞而已，其余小国及淮夷同盟不见于经文，大概是主持盟会者不列名罢了。对于淮夷蛮貃及那南夷莫不率从，则说僖公跟随齐桓公伐楚而使其臣服，所以说淮夷，这都是牵强附会，其说法正所谓在痴人前说梦。以僖公之事考证，十五年，“楚人伐徐，军队驻扎在娄林”，那么徐是被楚国所臣服，难道是徐被僖公所臣服吗？十六年，僖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公、许男、邢侯、曹伯于淮，在淮地会盟，是齐桓公救郑，并非淮夷顺从僖公。凡此考证经传，都没有这些事，那么诗中所称，就可以知道了。下文又祝颂君主长寿，上天赐给僖公大福。又使他有眉秀之寿，以保有鲁国。居常与许，恢复周公的疆域。常、许必定是两个邑被邻国侵夺，所以僖公从而复兴它们。左氏记载郑伯以璧借许田，那么许田本属鲁国。常者，解说者认为六国时齐有孟尝君，食邑在薛，怀疑本是鲁邑。恢复周公的疆域，而鲁侯在内宴饮，那么让他善待其妻，祝颂其母长寿。

译从大夫到众士，没有不得到适当安排的，所以能够使国家保有它，而承受这许多福分，并且达到黄发童颜的长寿境界。童颜，是说长寿的征兆。既然祝颂他的君主已经享有长寿了，又在内部使他的妻子、母亲安好长寿，在外部使众士大夫没有不得到适当安排的，所以他对君主的祝颂可以说是达到了极致，穷尽了，不能再增加了。从这里又说既然已经享有长寿，于是又修建新庙。他修建新庙，就砍伐徂徕山的松树、新甫山的柏树，于是砍断它们，测量它们。测量它们时，有八尺长的寻木，十寸长的尺木。既测量了木材，就用松木做椽子，高大而粗壮，作为君主的正殿，而且宏伟高大。新庙又显得高大而壮丽。新庙有人认为是指姜嫄的庙，有人认为是指闵公的庙。那么所谓新庙，不一定专指那个人，只是说修缮旧庙并建造它罢了。奚斯，就是公子鱼。鲁闵公二年，庆父出逃到莒国，《左传》说：“用贿赂向莒国请求交出共仲，莒国人把他交了出来。到达密地时，派公子鱼去请求，莒国人不答应，公子鱼哭着前往。共仲说：‘这是奚斯的声音啊。’于是自缢。”这就是说奚斯就是公子鱼。观察奚斯所作，是监督防范他的功绩。新庙建成，非常长而且大，万民都顺从，大概说的是僖公修建泮水新庙，不违背心意，而是顺从百姓的心意。文公的时候，大室毁坏，伯禽的大庙以至于屋顶毁坏，足以看出文公不能尽孝道。现在僖公修建新庙达到如此宏伟高大，以显示僖公的孝心。然而观察这首诗，大体上它的言辞夸张。王氏说：“《周颂》的言辞简约，所以显得庄严，是因为所赞美的美德盛大。《鲁颂》的言辞铺张，所以显得夸张，是因为所夸耀的美德不足。”这个说法说尽了。《鲁颂》之所以夸张，大概它所谓的夸张，不是因为它的事情应当夸耀而夸耀它。自古以来的君主常常担心德行不足，不担心名声不显赫。如果没有德行而追求名声，那么即使用好听的言辞来夸耀给天下看，天下后世谁会相信呢？比如秦始皇刻石作颂，以彰显德行意图，他的言辞很美。有的说：“功盖五帝，泽及牛马。”秦始皇的功绩果真可以超越五帝吗？秦始皇的德行果真可以惠及牛马吗？不过是夸张地写这些言辞，来荣耀后世。而后世谁认为秦始皇的功绩超越了五帝，谁认为秦始皇的恩泽惠及了牛马呢？这就是自欺其心。天下后世难道可以欺骗吗？

译黄氏说：以前的儒者对这首诗都存有疑问，而我却唯独从这首诗中看到了鲁国人之所以喜爱僖公并尊崇他的原因，是多么深切而周到啊！欧阳修对此有疑，所以将其空缺；陈少南对此有疑，所以将其删去；李迃仲对此有疑，所以加以辩驳。这几位先生不能说不深谙《诗经》，但他们之所以不能没有疑问，是因为他们不依据《诗经》本身的道理来评论《诗经》，而是用《春秋》的标准来评论《诗经》，因此他们内心无法自安。《诗经》的作用，在于委婉详尽地表达人情罢了。所以《春秋》多用责备的言辞，而诗人则有祈望的心意。对于尚未发生的事，人们都喜爱它，并愿意它成为那样。如果不明白人情，却与人谈论《诗经》，必定会有拘泥而不通达的地方。况且用《春秋》来考证，僖公在位三十三年，他讨伐邾国四次，打败莒国、灭掉项国一次，这是鲁国自主用兵的情况。他在位四年讨伐楚国，侵入陈国；六年讨伐郑国，当时齐桓公正称霸，率领诸侯的军队，而鲁国也参与其中。《春秋》所记载的，凡是鲁国自主用兵的，都是莒、邾、项这样的小国；至于所讨伐的大国，都是齐、晋主持军事，那么抵御戎狄，惩戒荆、舒、奄、龟、蒙、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以及南夷，没有不顺从的。在僖公那里果真有这样的事吗？如果没有这样的事而诗人却这样说，那就是诬蔑，不符合《春秋》的记载，而孔子却选取了它，这又是多么自相矛盾呢！唉！用《春秋》来评论《诗经》，难道是我们孔夫子的本意吗？孔夫子的本意，大概是说：僖公获得民心如此，鲁国人喜爱僖公如此，那么即使没有这样的事，而诗人这样说，也是人情所愿望的。既然符合人情所愿望的，那么孔夫子怎么能不选取呢？凡是人情所在，喜爱之深的人，只怕尊崇他不够；而尊崇至极的人，只怕赞美他的话不够宏大。我观察这首诗，感叹鲁国人之所以喜爱僖公而尊崇他，竟然如此不能自制！第一章，追溯其祖先开始诞生的祥瑞，阐明后世成功的根本。说后稷出自姜嫄，文王、武王的功业兴起于后稷，所以从武王、文王、大王向上追溯，直到后稷；又从后稷向上追溯，直到姜嫄，以显示周朝之所以兴起，其积累如此深远。颂扬鲁国却谈论周朝，为什么呢？鲁国是与周朝同姓的国家，而僖公是周公的孙子。所以第二章说周公对王室有大功，成王封伯禽于鲁，赐给他山川、土地、附庸，以崇尚德行、报答功绩、亲近亲属、尊重贤人。只有周公的德行不可遗忘，而他的子孙繁衍盛大，又有像僖公这样的贤侯继承他，所以第三章又说僖公节俭而修身，对鬼神尽孝，他奉行祭祀无所不尽，他获得人心无所不至，所以诗人祝愿他说：“使你旺盛而昌盛，长寿而富有；使你昌盛而宏大，年老而安康。”都是因为喜爱他而不能停止，所以言语不能穷尽。既然说“三寿为朋，如山冈如丘陵”，又说“万年千岁，长寿没有灾祸”，又说“上天赐给你大福，长寿保佑鲁国”。言语有尽而意味无穷，一唱三叹，以显示鲁国人之所以喜爱僖公而尊崇他，如此深切而周到。虽然如此，诗人的心意还认为不够，所以又祈愿他平时与许国和睦，恢复周公的疆域，并极力宣扬他的威德所施加的地方，土地所开拓的范围。这些都是祝愿的言辞，而希望他成为那样。孔子说：“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要节约用度而爱护人民，役使百姓要顺应农时。”僖公治理鲁国，大概就是这样吧？《大学》说：“拥有盛德至善的人，人民不能忘记。”鲁国人尊崇僖公，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

黄氏说：“《商颂》以及《小雅》、《国风》中的几篇，以前的儒者已经讲解得详细而明白了，这里不再重复。学者应当用心去体会推求。”

诂训第三十 商颂

《那》是祭祀成汤的诗。从微子到戴公，这期间礼乐废坏。有个叫正考甫的人，从周朝的大师那里得到了《商颂》十二篇，以《那》为首篇。

李氏说：“《那》是祭祀成汤的诗，微子作为商朝的后裔，所以商朝的礼乐都保存在宋国。传到七世戴公时，这期间礼乐废坏，也不是戴公的罪过。从戴公往上，微子往下，这种状况是逐渐形成的。有个叫正考甫的人，从周朝的大师处得到了《商颂》十二篇。宋国的礼乐虽然废坏，但正考甫从周朝大师那里得到《商颂》，这说明商朝的礼乐虽然在宋国失传，却在周朝得到了保存。孔氏说：‘周朝使用六代的音乐，乐章本来就应该有，所以能得到《商颂》。’这个说法是对的。然而《商颂》十二篇是从周朝大师那里得到的，而现在的《商颂》只有五篇，这说明在删诗时又已经丢失了七篇。孔子曾说：‘夏朝的礼仪我能说出来，但杞国不足以证明；商朝的礼仪我能说出来，但宋国不足以证明。这是因为文献不足，如果充足，我就能……’”

译征验它了。』从《商颂》来看，不仅礼制不足以征验，音乐也不足以征验了。本国的诗歌，却保存在鲁国，难道不是音乐不足以征验吗？宋国使用天子的礼乐，因为宋国是天子的后裔，所以可以使用天子的礼乐。宋国使用是可以的，鲁国使用则是不对的。襄公十年，宋公在楚丘宴请晋侯，请求使用《桑林》之乐。荀防推辞，荀偃、士匄说：『诸侯之中，宋、鲁两国在此观礼。鲁国有禘祭之乐，宾客祭祀时使用；宋国用《桑林》宴请国君，不也可以吗？』舞师题用旌旗和夏舞，这意味着宋国和鲁国都应当使用天子的礼乐。我私下认为这种说法不对，鲁国僭用天子的礼乐，乃是当时习以为常所听到的，不知道鲁国不应当使用与宋国不同。况且宋国所谓的《商颂》，是自商汤以来祭祀商朝君主而作的，不是歌颂宋国君主的。用《鲁颂》歌颂僖公的德行，尚且不可以，难道可以与宋国并列吗？然而宋国和鲁国都有颂诗而没有变风。郑氏说：『宋国是王者之后，鲁国是圣人之后，因此天子巡守时不陈列他们的诗歌，大概是为了礼遇他们。』宋国作为王者之后，有颂诗；鲁国是圣人之后，不过是诸侯之国罢了，难道可以与宋国并列吗？宋国和鲁国没有变风，这只是适逢其会罢了。苏黄门的说法好啊，他说：『周朝盛世，有一千八百个国家，虽然后世衰微，强国互相吞并，但《春秋》所见还有百七十多个国家。变风的产生，早于《春秋》好几代了。而记载在大师那里的诗歌，只有十三个国家，那些没有见于诗歌的国家，难道都有说法吗？大概各国不都有诗歌，有诗歌的国家，即使是桧、曹这样的小国，邶、鄘、卫这样的亡国，也有不能停止的；没有诗歌的国家，即使是燕、蔡这样的成国，宋、鲁这样的礼乐之国，也有不能创作的。事情有适逢其会而不值得怀疑的，这实在是恰当的理论。苏黄门详细论述了风雅的前后，我曾认为他的说法过于穿凿。像这类事情，就不值得怀疑了。『猗与那与』，毛氏认为是叹词，苏氏认为是美辞。《猗嗟》这首诗，毛氏注说：『猗，叹词也。』于是认为是叹词。《汉武帝纪》说：『猗与伟与。』注说：『猗，美也。』于是认为猗是美。所以苏黄门认为猗是美。『猗与那与』，那就是多的意思。感叹他的功绩之多，赞美他的功绩之多。两种说法都没有妨害。说成汤功绩之多，所以演奏这个音乐来享祭他。郑氏认为置是植，说种植我的鞉鼓。大概因为夏后氏用足鼓，殷人用置鼓，周人用悬鼓。成汤改变夏朝的制度，种植我殷家的音乐。欧阳认为只应当说置，不应当说植。鼓小的，拿着它的柄摇动旁边，自己击打，那么它的鞉就不在于种植。鞉鼓不种植却称为种植，那么他的说法不攻自破。郑氏的说法认为鞉鼓不种植贯通而摇动，也是种植的一类。这些都是强行的说法。演奏鼓声简简然而和谐，快乐我的烈祖，烈祖就是成汤。汤孙就用这个音乐来升荐，所以烈祖安抚我思成的人。《礼记》说：『思念他的居处，思念他的笑语，思念他的志意，思念他所乐的。』就是这样。毛氏认为烈祖是汤有功烈的祖先，于是认为是契、冥、相土之类。看这篇序言祭祀成汤，所谓的烈祖，只是成汤，不应当认为是契、冥、相土之类。郑氏虽然认为烈祖是成汤，而认为汤孙是太甲。看颂诗中说汤孙的地方很多，难道可以专门认为是太甲吗？欧阳说：『太甲到纣都是，只是不知道所斥责的是何人。』大概当时的王主持祭祀，后世不知道是谁。既然用音乐演奏而烈祖来享祭了。演奏鞉鼓又渊渊而和谐，箫管的声音又嘒嘒而细微。声音都和平，不相争夺次序，又依照我玉磬的声音。玉磬就是《尚书》所说的鸣球。音乐这样完备地演奏，必定由赫赫的汤孙能使乐声和谐。大钟叫镛，镛鼓则斁然而盛大。至于万舞又奕奕而闲雅。《有瞽》这首诗，说设置业设置虡，崇牙树羽，应田县鼓鞉磬柷敔，凡是乐器的名字不曾再举。《那》这首诗既然说放置我的鞉鼓，又说演奏鼓，简简，又说鞉鼓，渊渊，又说庸鼓，有斁。大概作诗的人不是一种体裁，这首诗再三说乐的和谐，所以这样说。嘉客，就是嘉宾。王者之后来助祭，没有不和悦的。不仅这样，乃自昔先王也是这样，在昔先民也是这样。没有不温和恭敬其神色，朝夕不懈怠其执事。进献食物又恪然而敬。虞宾在位，周朝的时候，我的客人来到，这就是古代祭祀作乐，必定以宾客助祭为盛事。正因为这样，所以烈祖来顾念我的烝尝之祭。他之所以享祭我这样，是因为汤孙能主持他的祭祀。舜制作音乐，就从戛击鸣球以下；周朝制作音乐，就从设业设虡以下。乐器可以说很多了，而《那》这首诗，乐器只止于此。不是商朝的时候乐器不备。大概说这几个，那么其他的就可以知道了。所以看诗的人，以意逆志，这才是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