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毛诗集觧》卷三十四宋李樗、黄櫄撰

译信用，只是依靠盟誓来互相约束。周厉王又不能分辨清楚并彻底追查，那么他的政治状况就可以知道了。让君臣之间依靠盟誓来互相约束，这都是忠信衰微的表现。就像《左传》所说：“郑伯命令卒级出公猪，行级出犬鸡，用来诅咒射杀颍考叔的人，那么郑国的刑政状况就可以知道了。”虽然如此，《何人斯》这首诗，又为什么说拿出这三样东西来诅咒你呢？如果诅咒确实不是好事，那么《何人斯》这首诗就应当在孔子删诗时被删去之列了。大概读诗应当以意逆志，妇人送迎不出家门，而庄姜却有远送于野的话，正是这类情况。《何人斯》这首诗，只是因为谗言扰乱国家，才可以作为君主的警戒，不必拘泥于盟誓诅咒的话。炰烋，毛亨说：“是彭亨的样子。”郑玄说：“是自夸气盛的样子。”说你在中原地区自夸气盛，收敛百姓的怨恨当作恩德，大概是因为把小人当作君子，那么他所任用的无非都是小人。把怨恨当作恩德，那么他所施行的无非都是暴政。大概是非颠倒，邪正错乱，把白当作黑，把美当作丑，自古乱世君主大多如此。然而他之所以达到这种地步，是因为没有人辅佐的缘故。所以说：“你不彰显你的德行，身边没有背侧之臣；你的德行不彰显，是因为没有陪贰之臣。”苏氏说：“左右前后没有良臣。”陪是贰的意思。天没有让你沉溺于酒，是说你的沉溺不是上天让你这样的。人如果能深深体味这一句，那么凡是所做的事情，就没有不端正的了。不只是沉溺于酒，凡是昏乱于货利的人，难道是上天让他这样的吗？上天未曾让你做这些，而你却在做不义之事，就顺从效法它。那不义之事，难道可以作为效法的榜样吗？你既然在仪容举止上已经有过错了，而且又没有明暗之分，饮酒没有节制，必定喝醉，就呼叫欢呼，而不曾处理政事，把白天当作黑夜。是说白天不处理政事。看《酒诰》所陈述的，在后嗣王沉溺自身，放纵淫佚于非礼之事，因此丧失威仪，那么你仪容举止的过错，就可以看见了。人只有饮酒可以观察礼仪，如果没有节制，必定导致威仪失态，侧帽歪斜，又怎么能得到可观的仪容举止呢？蜩是蝉，螗也是蝉的别名，说他们喧哗的声音像蜩螗鸣叫，他们言语的滔滔不绝像汤沸腾，像羹热。仅凭这两句来看，就可以看见他们喧哗的严重程度了。《酒诰》说众人都自我沉溺于酒，以看见纣王的君臣，无不沉溺于酒。大概纣王造酒池肉林，君臣长夜饮酒，其大小已经接近灭亡了，而当时的人还安然为之，恬然不以为虑。在中原地区内部愤怒，延及鬼方，是说祸患起于中原，遂及鬼方。鬼方，是远方的蛮族，高宗所征伐的。内部中原，外部鬼方，没有不愤怒的。时是，是说不可归咎于上帝。《酒诰》说纣王饮酒以致败亡的祸患，说：“天并不暴虐，只是百姓自己招致罪过。”这里说纣王饮酒而最终也不是上帝不时，其意思是一样的。说上帝岂想灭亡他呢？你只是不能沿用旧政罢了。虽然没有老成之人存在于朝廷，尚有先王的旧法可以举而行之，而你竟然不听，这就是大命倾覆的原因。颠沛，语说：“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注说：是倒仆，是拔起。人有常言，树木倒仆而拔起它，其枝叶未有所伤害，而其根本实先被拔起。拨，是断绝。以看见商纣的恶，四方未受其祸，而王室已先颠覆了。其鉴戒不远，就在夏后之世。夏因此灭亡，现在纣之所为，也将因此灭亡，不可不警戒。书说：“与治同道，防不兴；与乱同事，必不亡；与治同事，未必兴也；必在同道，然后可以兴。若夫与乱同事，没有不灭亡的。”桀因饮酒灭亡，纣也因饮酒灭亡，厉王也因饮酒灭亡，所谓异世而同符。欧阳说：“讽刺者，其意浅，故其言切；而接近伤害者，其意深，故其言缓而远。”看此诗所谓优游和缓而不迫切的，不言厉王之恶，而专以纣王之恶言之，只以末章二句言商之鉴在夏，那么商为厉王之鉴，然后可以看见其伤今之意，可以一唱而三叹。或者不知，乃以为此诗是文王刺纣之诗，而非厉王之诗，固执其诗也。

译黄氏说：“苏氏说：《荡》之所以称为《荡》，是因为《诗》中有‘荡荡’一词，上帝以此排列作为天下荡荡，没有纲纪文章，这就不是《诗》的本意了。这话是对的。至于篇章的大意和主旨，欧阳修已经阐明了；章节中的训诂，李迃仲已经详尽了，不再重复论述。虽然如此，商纣王失道，文王咨询他；周厉王知道却不引以为鉴，这就是让卫武公再次向后世人咨询的原因。没想到祖先用来咨询他人的话，反而用来咨询自己的子孙。假如君王稍微自我悔悟，难道能有一刻自安吗？”卫武公说到这个地步，已经无可救药。因此作序的人，对此感到悲伤。

《抑》是卫武公讽刺周厉王，也是用来自我警戒。

李氏说：查考《史记·卫世家》：卫武公是僖侯的儿子，恭伯的弟弟，在周宣王三十六年即位。那么在周厉王时期，卫武公还没有成为诸侯，怎么能作诗讽刺周厉王，并且用来自我警戒呢？然而我对这首诗不能没有疑问。解说的人认为是追刺，但是诗中说的，指责他的君主为“小子”，哪有后代诸侯指责前代君王为“小子”的呢？卫武公必定不会这样。而且在乱君的朝廷做官，自我警戒是可以的，现在前朝的事情已经过去了，自我警戒做什么呢？就知道这首诗只是讽刺周幽王。但是诗中并没有明确的文字，不敢认为是必然的。看《国语》记载：从前卫武公年纪九十五岁了，还在国内用箴言警戒说：“从卿以下直到师长，如果在朝的人，不要说我年老而舍弃我。”于是作《懿》诗来自我警戒。韦昭注释说：“《懿》诗，就是《大雅》中的《抑》篇。”《抑》读作《懿》。如果《懿》诗果真是《抑》诗，那么这是卫武公年老时所作，不应该用来讽刺周厉王。只是恐怕另有《懿》诗，韦昭没有见到，于是附会认为是《抑》诗。虽然如此，认为是讽刺周厉王、周幽王两者都不知道。学者也不必拘泥于此，只要详细考察诗中说的，对君主以及士君子修身很有补益。比如南容“白圭上的瑕疵，还可以磨去；言语的瑕疵，就不能挽回了”，只有几句而已，却能反复诵读，孔子于是认为他“国家有道不被废弃，国家无道免于刑罚杀戮”。那么这首诗怎么可以轻视呢！

黄氏说：夏商之礼，已经没有证据了。虽然孔子有所不敢议论，爵禄的制度，距离典籍记载很久了。虽然孟子有所不得听闻。为什么呢？因为从千百年之后，来议论千百年之前，距离古代久远而见闻不同，不回避所不知道的，而强行解释，其不陷入穿凿附会的，几乎没有。《抑》这一首诗，学者有疑问。说：查考《史记》，卫武公成为诸侯，大概是周宣王时期。怎么能讽刺周厉王呢？查考《国语》，卫武公曾经作《懿》诗，用来自我警戒。怎么能是《抑》诗呢？学者寻求而得不到说法，就说：说讽刺周厉王是错误的，而应当说讽刺周幽王。说《懿》的，就是现在的《抑》诗。而《懿》应当读作《抑》。他们用心于《诗》，也很勤奋了，怎么像失去穿凿附会呢？相信史传而解释圣经，我不知道可以吗。那么怎么办？说：何不也论述卫武公爱君责己的意思，其他来不及考虑，也可以。看《抑》这一首诗，虽然皋陶用来告诫君主，《中庸》、《大学》用来立论的，也不过如此。既说讽刺周厉王，又说也是用来自我警戒，告诫君主而不忘记责备自己，爱君主而无异于爱自身，不拿周厉王的标准期望周厉王，而拿尧舜、周文王正心诚意的标准期望周厉王。他谆谆的言辞，至今让人读之耸然，何况当时听到的人呢？唉！后来的学者，能在这首诗“白圭可磨”的话，而尽南容“三复”的意思；在“尚不愧于屋漏”的话，而尽《中庸》“不可能”的意义；在“神之格思”的话，而尽诚之不可掩盖的说法。用来修身，用来治国平天下，用来行于患难，行于蛮貊，无往而不可。他在侍奉君主亲人，面临大事必有不可夺的，怎么可以忽视呢！

严肃端正的威仪，是道德的棱角。人们也有话说：“没有智者不犯糊涂。”平民的糊涂，也是由于疾病；智者的糊涂，也是由于过失。

李氏说：“严肃端正的威仪，是道德的棱角。抑抑，严密。隅，棱角。说威仪是道德的棱角。君子之所以有威仪，难道可以用声音笑貌来表现吗？大概内心充实的既显著，那么其表现于外的，言语就可以听从，道理就可以快乐，德义就可以尊重，容貌举止就可以观看，做事就可以效法，进退就可以度量，以此来治理百姓。譬如宫室的制度，内有绳墨，外有棱角。只看其外，就可以见其内。如孔子訚訚侃侃，在乡党朝廷之间曲尽其妙；勃如襜如，翼如躩如，在进退揖逊之际从容不迫。如果不是盛德，怎么能达到这种人？也有话说：‘没有智者不犯糊涂。’欧阳公说：‘说智者不自修德，就习惯陷入昏愚了。’如《书》说：‘只有圣人没有念头就会发狂。’就是这样。大概说人的行事，能谨慎威仪，那么就成为智者；忽视威仪，那么就成为愚人。智愚的区别，在于谨慎与不谨慎之间罢了。如果自暴自弃，没有智者而不成为愚人的。那些平民的糊涂，乃是懵懂无知，增加他们的疾病。疾病如古者民有三疾的疾病

译罢了。如果智者表现出愚拙，败坏了自己的品行，那就正好构成了罪过了。解说这首诗的人，大多各自立论加以区分，认为怎样是讽刺厉王，怎样是自警，这是不对的。况且像这首诗首章讲威仪，是用来讽刺君王不能谨慎自己的威仪。既然如此，那么自己也应当谨慎自己的威仪了。这首诗的各章，都应当这样去探求，不必加以区分。毛亨、郑玄、苏氏都认为“哲人之愚”是指贤者不注重容貌从而毁坏了威仪，假装愚拙来躲避祸患，这固然没有害处。然而下文又告诫君王要敬慎威仪，作为百姓的准则，之所以这样责备君王，难道贤者就不应当这样吗？所以“哲人之愚”，也应当采纳欧阳修的说法。黄氏说：“有人说，没有固定形式的礼，是礼的最高境界；没有外在文饰的敬，是敬的极致。行为狂放不拘而合乎大道的人，这是圣人的作为；而步步遵循规矩、处处合乎法度的人，是礼的末节和敬的衰退，是学习圣人但未达境界的人。”唉，这种说法太过分了！天下的道理，内外是一致的，外表那润泽和顺的样子，都是内心真实状态的充盈表现；而进退没有法度、言语没有准则的人，都是内心不恭敬的外在显现。谁说威仪可以忽视呢？赤舄几几的样子，可以想见周公之所以成为周公的原因；勃如翼如的样子，可以想见孔子之所以成为孔子的原因。我本来就知道，经礼三百条，曲礼三千条，并不是圣人故意这样做来显得劳苦繁琐，而是用来制约人的欲望之心，而涵养人的恭敬之心，所以说：“抑抑威仪，维德之隅。”从前晋灵公派鉏麑去杀赵宣子，鉏麑清晨前往，看见赵宣子穿戴整齐准备上朝，时间还早，坐着打盹。鉏麑感叹道：“不忘恭敬，是百姓的主君。杀害百姓的主君，是不忠；抛弃君王的命令，是不信。”于是撞槐树而死。唉！当鉏麑前往的时候，只怕遇不到赵宣子罢了，遇到赵宣子就杀他，必定无法逃脱罪责。现在赵宣子穿戴整齐坐着，虽然睡着却不敢杀他，宁可自杀也不敢萌生杀害赵宣子的心思。真诚感动人，到了这种地步，谁说威仪可以忽视呢？因此君子在这方面不敢忘记恭敬。能够恭敬就是智者，不恭敬就是愚人。如果说威仪可以忽视，从而自己轻慢起来，那么就没有智者不变成愚人的了。这正是圣人防止念头放纵导致狂妄的用意。所以说：“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唉！普通人的愚拙，尚且令人厌恶，何况智者也这样呢？这也是自取罪过罢了，难道不深为可惜吗？所以说：“庶人之愚，亦职维疾；哲人之愚，亦是斯戾。”这是武公告诫厉王的意思，也是自我警戒的意思。虽然如此，明作哲，“哲”这个词，是说大智慧。哪有已经明智却又变成愚拙的呢？爱戴君王深切的人，多有深远的考虑；自我警戒深切的人，多有过头的言辞。

译没有比得人更强的，四方都会效法他。有正直的德行，四国都会顺从他。宏大的谋略确定政令，长远的规划及时告诫。恭敬地顺从威仪，是百姓的准则。

李说：“‘没有比得人更强的’，这是说治国的道理在于得到人才。‘有正直的德行’，这是说治国的道理在于修养自身。‘竞’是强，没有比得到人才更强的。如果能够得到人才，那么四国都会效法他。‘觉’是直，德行没有邪僻，那么四方都会顺从他。”《中庸》的九条纲常说：“首先修养自身，接着尊重贤人。斋戒洁净，穿着盛装，不合礼法的事不做，这是用来修养自身的。远离谗言和女色，轻视财货而重视德行，这是用来勉励贤人的。君主在内修养自身，在外尊重贤人，左右前后没有不是正直的人，所以能够同心协力，扩大谋略，确定政令。有长远的谋划并按时告诫，又能恭敬地对待威仪，这样就可以成为百姓的准则。君主能够谨慎威仪作为百姓的准则，仪容举止值得观赏，进退有度，以此面对百姓，百姓就会敬畏并爱戴他，效法并模仿他。如果看起来不像君主，接近了也不见令人敬畏的地方，那么天下人还有什么可取法的呢？”黄说：“我私下曾议论过，力量胜过然后才有威严，军队强大然后才能战胜。天下谈论强盛的，没有比这更先的。哪里知道至诚之中有不是斧钺的斧钺，忠信之中有不是甲胄的甲胄？不诚不信，愤怒越厉害百姓越轻侮，话说得越多百姓越怀疑。为什么呢？自身污浊却希望别人洁净，自身弯曲却希望别人正直，天下谁肯跟随他？真诚不可掩盖，百姓不可欺骗，就是这样的。”“先王修养德行于一身，起初并没有心思让四方效法自己、四国顺从自己。然而等到达到极致时，远到夷狄，幽深到鬼神，山川草木没有感情，天地阴阳不可测度，没有不顺从并信服，安宁并喜悦，只随着我的方向回应，何况是我的百姓呢？所以说真诚不足以感动人和万物的人，都是自欺欺人。不欺的学问，从言谈举止开始。”“因此宏大的谋略应当确定政令，长远的规划应当及时告诫。‘訏谟’，是大谋略。‘辰告’，解说的人说是互相告诫，不对。应当是及早辨明并告诫的意思。在路旁建房，三年不成，不是确定政令。踩到霜就知道坚冰将至，不是及时告诫。古人之所以谋划想要多，决断想要独，是为了确定政令。考虑想要远，辨明想要早，是为了及时告诫。决断不独自早晨下令晚上就改，即使有大谋略，能够成功吗？辨明不早，滋长蔓延后再图谋，即使有长远规划，能够来得及吗？这都是不真诚导致的。”“所以又说：恭敬谨慎威仪，是百姓的准则。君主的言谈举止，是天下人趋向的地方，威仪不谨慎，百姓还有什么可看的呢。威仪不可忽视，周厉王失德，大概也很多。但召穆公还恳切地告诫威仪，大概威仪不谨慎，是德行亏损的原因。古代的君主，说话左史记录，行动右史记录，不只是谨慎言谈举止的末节。大概仪容不变，说话有章法，然后才能成为万民仰望的对象；衣服不杂乱，从容有常度，然后才能整齐百姓的德行，归于统一。令尹没有威仪，百姓就没有准则，古人因此深深担忧。何况是君主呢？唉！言谈举止不谨慎，威仪不恭敬，这大概是周朝衰落，极至于春秋变乱的原因吧？”

至于现在，兴起迷乱的政治，颠覆德行，沉溺于酒，你虽然沉溺于享乐，却不思念祖业，广泛寻求先王的法度，能够共同奉行明刑，所以皇天不崇尚，像那泉水流淌，不要一同沦亡。

李说：“‘至于现在’，是说在当今之时，所兴起的，都迷乱于政治，德行则颠覆，只沉溺于酒，那么所谓的威仪，果真从哪里谨慎呢？人只沉溺于酒，就至于像蝉鸣一样，像沸水一样，威仪颠倒错乱，起舞轻浮频繁，打乱笾豆，离开座位迁移，无所不至。然而你虽然沉溺于逸乐，以快一时之乐，可以了，为什么不思考祖考数百年的基业呢？所贪图的是，以一日沉溺享乐，而所惋惜的是，丧失祖考数百年的基业，岂不大可惜吗？却做大淫乱，曾不思考先王的成法，以恭敬明刑，不敢稍有闲暇安逸。‘共’应当按本字读，‘皇天弗尚’，说君王的所作所为，皇天不崇尚，那么必然降下丧乱，无辜的人必然遭受祸害。《诗》说：‘国家虽然不止，有的圣明有的否；百姓虽然不厚，有的哲思有的谋略，有的严肃有的艾。像那泉水流淌，不要一同沦败。’即使有圣哲的谋略，严肃艾的人，也至于沦败而共同遭受祸害，岂可不畏惧吗？譬如泉水的流淌，无不溃败，那么其他也将溃散了。所以说：‘像那泉水流淌，不要一同沦亡。’是说像水一样沦丧以至于灭亡。”

黄说：“听老师说：夏朝衰落时，有太康；商朝衰落时，有祖甲；周朝败坏时，有厉王；汉朝卑微时，有成帝；唐朝混乱时，有穆宗、敬宗。这六位帝王，都是因为天下治安，朝夕不戒备，沉溺于酒，所以日渐趋向灭亡而不自知。我曾观察先王盛世饮宴的快乐，未曾废弃。然而天下正盛时，就以君臣饮宴为美谈；等到衰败时，就以沉溺于酒为乱政。为什么呢？废弃政事叫做荒，没有满足叫做湛。先王

译在承接祭祀、宴飨臣下的场合，酒是不能废除的。然而《鹿鸣》中的宴饮，宾客必定谈论修明政治；《既醉》中的沉醉，饮酒必定说是饱享德行。如今周厉王在政治方面，则昏乱迷误；在德行方面，则倾覆败坏；却唯独喜好饮酒，这难道不是荒淫吗？这就是武公感叹当今、追思古代而不能自制的原因。唉！我们的君王不巡视，我们凭什么休养生息？我们的君王不游乐，我们凭什么辅助？巡视游乐并非美好的事情，但百姓却乐于歌颂它，是因为其中有视察耕种、检查收获的内容，而不是沉溺于逸乐、走向灭亡的行为。《武公荒湛》的讽刺，大概就是孟子所说的“流连荒亡”的意思吧？《宾之初筵》这首诗，讲述君臣上下沉湎淫逸，这正是卫武公对荒淫沉溺的讽刺。武公的意思是，认为你们虽然跟随沉溺于享乐，可以感到快乐，但这恰恰足以成为我们君王的忧虑，不足以成为我们君王的快乐。大概一个人的快乐，是天下人的祸患；一天的快乐，是终身的忧虑。回想他的祖辈父辈，不敢荒废安宁，从而成就了无尽的功业。你们难道不思念这些吗？你们的祖辈父辈留给子孙并维持后世的，有典章法则存在。你们难道可以不探求先王的志向，而恭敬地遵循他们明察刑罚的法度吗？从前先王勤于修明政治，勤于彰明德行，所以天命和人心都归附他们。如今厉王被荒淫沉溺的享乐所迷惑，而忘记了先王的训诫，那么天命就离开了，人心就背离了，天下还能保全吗？唉！不要一同走向灭亡，武公思虑忧虑的心情是多么深切啊！我读到《诗经》的这一章，看到武公爱戴君王、忧虑国家的心意，出于真诚，而不是为了歌咏。虽然如此，又能拿轻慢无知的厉王怎么办呢？

译早起晚睡，打扫庭院内外，这是给百姓树立的榜样。整顿你的车马、弓箭和兵器，用来戒备军事行动，以震慑远方的蛮族。

李氏说：君子共同承受祸患，所以告诉周王要早起晚睡，打扫庭院内外，作为百姓的表率。这不只是为周王打算，也是为自己打算。因为周王如果遭受祸患，自己也会随之遭受祸患，所以告诉周王要消除祸患。意思是说，周王如果早起晚睡，在庭院内外保持整洁，就可以成为百姓的准则了。如果厅堂上不打扫，郊外的杂草就不会被修剪；朝廷如果不整洁，怎么能要求百姓呢？欧阳修说：指责周王只知道打扫庭院内外，知道日夜打扫以示严肃整洁，却不知道修养自身以洁净容貌德行，这是不对的。打扫庭院内外，只是整治朝廷罢了。整顿车马、弓箭、兵器，用来戒备军事行动，以震慑远方蛮族。又告诫他要修习武备。即使在太平盛世，尚且要修整兵器以戒备意外，何况在周厉王的时代，能不修习武备吗？猜想当时他沉溺于酒色，贪图眼前的快乐，而忘记意外的变故，那么祸乱到来时，就会后悔莫及了。所以说要修整车马弓箭，以戒备兵器动作之处，从而震慑远方蛮族。欧阳修说：指责周王只知道修习武备以防备兵乱、抵御夷狄，却不知道修养自身以远离祸患，这也是不对的。

黄氏说：茅草屋顶不修剪，可以彰显百姓；干戈不使用，可以招来远方的人。现在，卫武公告诉周厉王作为百姓榜样的方法，只说打扫庭院内外；告诉周厉王震慑远方蛮族的方法，只说整顿车马弓箭兵器。如果自身不足以表率风俗，那么即使庭院内外打扫干净，也只是美观罢了，怎么能彰显百姓呢？如果德行不足以使远方的人信服，那么即使弓箭修整得好，也只是招致祸患罢了，怎么能震慑远方蛮族呢？以前的儒者都说：君主如果庭院内外不打扫，还能指望百姓治理得好吗？国家的武备如果不讲习修整，还能指望远方的人归服吗？欧阳修又解释说：周厉王只知道打扫庭院内外，却不知道修养自身以彰显百姓；只知道整顿车马，却不知道修养德行以招来远方的人。根据这两种说法来详细推究卫武公的意思，我私下认为不对。孟子说：不要因文字而损害词句，不要因词句而损害原意，这是读诗的方法。拘泥于言语意思的细节，怎么足以知道诗人的本意呢？打扫庭院内外，我认为卫武公的意思不止于打扫。所谓庭院内外，是委婉的说法。远离谗言和女色，轻视财货而重视德行，难道不是打扫庭院内外的意思吗？在床席之上，如果有惭愧的德行；在深宫之中，如果有亏缺的言语，都不是打扫庭院内外的意思。前面说早起晚睡，其意思也可以看出来了。整顿车马弓箭兵器，我认为卫武公的意思不止于此。接着说用来戒备军事行动，这是深意。干戈反省自身，不收敛将会自焚，难道不是戒备的意思吗？沉溺于安逸而没有防备，滥用武力而不戒备，都不是戒备军事行动的意思。如果仅仅拘泥于整顿车马弓箭兵器这一句话，那就错了。唉！知道《墙有茨》这首诗，就知道打扫庭院内外的意思；知道“甲胄起戎”这句话，就知道戒备军事行动的意思。这是我的推测，未必正确。

安定你的百姓，谨慎对待诸侯的法度，用来戒备意外。谨慎你的言论，谨慎你的威仪，没有不柔和美好的。白玉上的斑点，还可以磨掉；言语上的缺失，就无法挽回了。不要轻易说话，不要说苟且的话。没有人能捂住我的舌头，但言语一旦说出就无法收回。没有言语没有回应，没有德行没有回报。恩惠朋友，以及百姓和年轻人，子孙后代谨慎小心，万民没有不顺从的。李氏说：质。欧阳氏说：安定。侯度。苏氏说：天子用来驾驭诸侯的法度。大概天子所依靠的，对内是百姓，对外是诸侯。如果对内失去民心，对外失去诸侯，那么祸乱必然到来。所以必须安定百姓，谨慎对待诸侯的法度，然后才能戒备意外。然而用来戒备意外的，难道有其他方法吗？只有谨慎言语，恭敬威仪罢了。君主如果不失言，那么言语就能成为天下的准则；如果不失威仪，那么行动就能成为天下的法则。天下所关注的，在于言语之间，所以言语和威仪必须柔和美好。柔和美好，不是指巧言令色，只是赞美其举止罢了。白玉上的斑点，还可以磨去；至于言语一旦有缺失，就无法追回了。因为一句话的错误，四匹马也追不回；一句话的失误，四匹马也赶不上，怎么能轻视呢？不要轻易说话，意思是言语都不可轻易。你的言语如果认为是苟且的，虽然你的舌头没有捂住它，但言语一旦说出就无法收回了。人能知道没有人能捂住我舌头的说法，那么在说话的时候，就会谨慎戒备，不敢稍有疏忽，像古人那样三缄其口，那么其意思就可以看出来了。人们之所以谨慎言语，是因为没有言语没有回应，没有德行没有回报的缘故。言语出自自身，施加于百姓；行为在近处，显现在远方。发出的言语善良，千里之外的人就会响应；不善良，千里之外的人就会违背。言语和行为，是君主的枢纽，其回报和施加必然不可掩盖。周王如果能恩惠朋友，以及百姓和年轻人，子孙后代谨慎小心；那么万民没有不顺从的。恩惠所施加的，子孙还会承受福气；那么怨恨所积累的，即使子孙也必然承受祸患。回报和施加的道理，如此不可掩盖，那么作为君主怎么能轻率言语、放纵行为而不为子孙考虑呢？黄氏说：天下的风化，从朝廷

译朝廷的风化，是从君主开始的。所以君主的一句话，会有千里之外的响应；君主的一个小节失误，会给天下带来忧虑。这难道可以不谨慎吗？古代的君主，修养自身以认识事物，审慎自己的好恶以作为风俗的表率，在宫廷中正心诚意，从而使四海之远的风俗随之改变。这大概是因为有一种不靠斧钺就令人敬畏、不靠号令就令人信服的力量。后来的君主，不在自身寻求治国的根本，却向他人要求治国的成效，他们哪里懂得先后本末的道理呢？他们心里认为，在宫廷之内，天下没有人知道我的情况，却不知道一句话的失误，会被万世取笑，这是可以掩盖的吗？这就是武公告诫周厉王，想要让他以百姓的风俗为参照，谨慎诸侯的法度，以警戒意想不到的忧患的原因。进而又告诉他说：“谨慎你的言语，敬重你的威仪，没有不温和美好的。言语不谨慎，威仪不敬重，似乎是末节小事。然而玉上有瑕疵，还可以打磨去除，言语有了瑕疵，难道还能后悔吗？”唉！厉王听到这些话，应当如何自我警戒呢？不仅仅是厉王，我们这些人反复诵读这些话，自我勉励又应当如何呢？接着说：“不要轻易出言，不要说‘随便说说罢了’。没有人能捂住我的舌头，言语一旦说出就无法收回。”这是武公恳切教诲的意思。违背情理的话说出去，也会招来违背情理的回应，所以说：“没有言语没有报应。”爱护我们的人就是君主，虐待我们的人就是仇敌，所以说：“没有德行没有回报。”百姓不可欺骗，就是这样。作为君主，如果能够顺应群臣和百姓的心意，那么百姓对于君主，即使经过万代也不会忘记，所以说：“子孙绵延不绝，万民没有不顺从的。”我曾观察秦朝拥有天下，时间并不长，而想要灭亡秦朝的人，十户之中就有八九户。汉朝中兴，三辅地区的百姓再次见到汉朝官员的威仪，以至于感动哭泣不能自持，这是为什么厌恶秦朝而忠于汉朝呢？由此可知武公的话，大概是不变的真理啊。

译看看你那些被当作君子亲近的朋友，他们只是和柔你的脸色。难道没有过错吗？想想你处在居室之中，尚且无愧于屋漏之处。不要说没有显现，没有人看见我。神的到来，不可揣度。何况可以厌倦呢？

李氏说：“视尔友君子”中的“友”是亲近的意思。是说王所亲近、视为君子的人，都是和柔脸色、文饰外表来欺骗他人，实际上并不能超越常人。想想你处在居室幽隐不明的地方，能无愧怍，才可以称为君子。大概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在于真诚与虚伪。人在室内，能无愧怍，那就是诚心行善，然后才可以称为君子。如果只是巧言令色、文饰外表，掩盖他人不知，那就是穿墙挖洞的盗贼。小人在闲居时既做不善之事，见到君子时又厌恶地掩盖不善而彰显善，这就是所谓的“辑柔尔颜色”。在闲居时做不善之事，那么在屋漏之处必定会有愧怍。只有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保持警惕，在别人听不到的地方保持恐惧。没有比隐微之处更难以察觉的，没有比防范之处更显著的。所以君子在独处时谨慎。大概君子修身，不因为有人在场就行动，也不因为无人就停止。如果因为有人就行动、无人就停止，那么修身就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这必定是有人在场时如此，无人时也是如此。内省没有愧疚，意志上没有恶念。意志如果没有恶念，那么在屋漏之间必定不会愧怍。西北角称为屋漏。西北角之所以称为屋漏，《广雅》认为那是招魂的地方。诗人的意思，认为屋漏之中是无人之地。虽然幽隐，但君子行事有一处不当，内心必定愧怍。这就是所谓的“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文子有话说：“君子不羞愧于自己的影子”，也是这个意思。不要以为不显著就没人看见。然而神的到来，不可揣度，何况可以厌倦呢？神作为道，真是到了极致啊！看它看不见，听它听不到，体现万物而不可遗漏。浩浩荡荡，好像在上面，好像在左右。人可以欺骗，但神不可欺骗。所以神作为道，没有固定的形体。当它到来时，人不可测度，何况在无人之地可以厌倦呢？“射”是厌倦的意思。在显明之处做不善之事，人得以诛杀；在冥冥之中做不善之事，鬼得以诛杀。人在冥冥之中做不善之事，难道不想想鬼得以诛杀吗？

黄氏说：《中庸》说：“君子在看不见的地方保持警惕，在听不到的地方保持恐惧。没有比隐微之处更难察觉的，没有比防范之处更显著的。所以君子谨慎于独处。”《中庸》这一卷书，推究其极致，以至于安顿天地、养育万物；推究其广大，以至于川流不息、敦厚化育；推究其极点，以至于无声无臭。而它的道，从谨慎独处开始。谨慎独处，就是不欺骗的意思。人只有先欺骗自己的心，然后才欺骗别人。平时做不善之事，见到君子后才彰显善，这是自欺。人只有一颗心，如果欺骗自己的心，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现在厉王出来见到君子时，就和柔脸色；退而处在宫庭深处，就放纵过失，在暗室中放纵，在众目睽睽之地矫饰。不知道人可以欺骗，心可以欺骗吗？所以武公告诫他说：“看看你那些被当作君子亲近的朋友，他们只是和柔脸色，难道没有过错吗？”这是责备的话。又进而教诲他说：“想想你处在居室之中，尚且无愧于屋漏。不要说没有显现，没有人看见我。神的到来，不可以揣度，何况可以厌倦呢？”我读到这里，不禁感叹说：“武公真是《中庸》中谨慎独处的君子啊。”想他胸中天理非常明白，一丝一毫的欺骗都不容于心。所谓“因为他有这种品质，所以他说出这样的话”。如果没有这种实质，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我由此思考，人之所以比万物灵秀，不是人的灵秀，而是心的灵秀。一念萌动，善与不善，没有不知道的。所以至明而神，是心的真实。掩饰恶行当作善行，矫饰外表而虚伪内心，都是人欲的遮蔽，而不是本心。所以心贵在专一，警惕于二心。专一则明，明则看隐微之处也像显明一样，这就是所谓的“体现万物而不可遗漏”。二心则虚伪，虚伪则看显明之处也像隐微一样，这就是所谓的“不诚无物”。诚是真实的道理。有真实的道理，就有真实的作用。好像在上面，好像在左右，神究竟在哪里？不是神在那里，而是心觉得好像在那里。站立时看见它参列在前面，坐车时看见它倚靠在车衡上，眼睛究竟看见了什么？不是眼睛看见，而是心有所见。不显著也临在，诗人知道，文王更自知。大概人以为不显著，而文王的心则认为未曾不显著。小人在不显著的地方做不善之事，心里以为没有人看见我。然而我的心知道，怎么能不显著呢？所以说：“不要说没有显现，没有人看见我。”大概人心不可欺骗，这就是所谓的神。人可以欺骗，心不可欺骗。所以说：“神的到来，不可以揣度，何况可以厌倦呢。”这里所谓的神，不一定在渺茫幽暗不可见之处寻求，而应当在内心昭昭不可欺骗之际自我察验。所以《中庸》在这里推明说：“防范之处的显明，真诚的不可掩盖，就是这样啊。”这个道理，尧舜、文王、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颜回、子思、孟子之所以成为贤人，都是由这里进入的。武公由此告诫，君王由此自我警示，其意深远啊。唉！武公的诗作为厉王的训诫，而圣人取它作为后世的训诫。我们应当用武公的话终身诵读，那么圣贤的事业只在于平时的操守践行，而不在于多闻多见。前辈有铭文说：“出门如同见宾客，进入空室如同有人；行走无愧于影子，睡觉无愧于衾枕。”请奉行这些话，不要懈怠到底。唉！真是学者应当用心的地方，不可不努力。我因此详细……

译等到到达那里。

译修治你的德行，使之美好、使之优良，谨慎你的举止，不违背礼仪，不僭越、不残害，很少有不成为榜样的。别人投给我桃子，我回报以李子。那没有角的羊却长出了角，真是迷惑了年轻人。李说：“‘辟尔为德’，是修治君王的德行。说的是人君修养德行，必定美好，必定优良，在仪容举止方面，能够谨慎小心，而不违背威仪，一举一动没有不谨慎的，一行为没有不审慎的，以至于不僭越差错，不残害他人，那么就没有不效法他的了。”《诗经》说：“他的仪容没有差错，正是四方国家的准则。”凭借威仪没有差错，成为四方国家的准则，是因为不僭越、不残害而成为民众的准则的缘故。大概有了实际的德行，民众必定跟随效法他。比如别人投给我木桃，我回报以木李。如果没有实际的德行，却想让民众跟随效法，就像没有角的羊却自以为有角，必定会自取溃乱。如果实行尧舜那样的行为，就必定有尧舜那样的民众；实行周文王、周武王那样的行为，就必定有周文王、周武王那样的民众。行为与尧舜、文王、武王不同，却想要得到尧舜、文王、武王那样的民众，难道不是使人心志溃乱吗！

黄说：上天生育众民，万物都有法则。民众秉持常性，喜爱美德。这些民众生活在天下，他们本然的善性，出于上天，本来不依赖于人；而他们之所以归向君子或小人，未曾不根本于君主善与不善。为什么呢？本性虽然相近，习惯却相差很远。所以上天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老师，以规范仪容，作为一世的表率。这些民众看仪容、听号令，像随风倒伏的草一样，根本都在于君主罢了。所以使天下成为君子的，不是民众，而是君主；使天下成为小人的，不是民众，也是君主。自从人们拘泥于形体、权势地位之间，不知道君民相互感应的机理，认为君主的善与民众无关，民众的恶与君主无关。做君主的开始放肆而不能自我反省，做民众的开始茫然无所适从。唉！哪里知道风行草偃、声震响应的道理呢？周武公说：“修治你的德行，而民众以善回应，就像投桃报李那样必然，本来不是空话。”如果君王做不善的事，却责备民众要行善，就像没有角的羊却要求它有角，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呢？周武公极力说明君民相互感应的机理，必定就那些容易看见的物理、必然达到的人情来说。周武公的心意可以想见了。周朝的民众有好善、好暴的不同，根源就在这里，从《诗经》中可以看出。

柔弱的树木，用丝绳缠绕，温和恭敬的人，是德行的基础。如果是明智的人，告诉他古训，他会顺从德行去实行。如果是愚笨的人，反而说我僭越。民众各有心思，唉，年轻人，不知道好坏。不是手把手地教他，而是展示给他事实；不是面对面地命令他，而是提着耳朵教诲他。如果说他不知道，也已经抱孩子做父亲了。民众没有不满足的，谁早知而晚成呢？上天非常光明，我生来没有快乐的事，看你昏昧不明，我心里忧伤。教诲你反复叮咛，你听我轻慢疏远。不把我的话当作教诲，反而当作虐待。如果说他不知道，也已经年老发白了。唉，年轻人，告诉你旧日的规矩，听用我的谋划，大概没有大的悔恨。上天正处艰难，说将丧失他的国家。举比喻不远，上天没有差错，违背他的德行，使民众非常困迫。

李说：柔弱的树木，用丝绳缠绕，柔弱的树木就可以被丝绳缠绕而做成弓。就像温和恭敬的人，能够修养德行。明智的人之所以能修养德行，是因为能接受善言的缘故。愚笨的人之所以不能修养德行，是因为不能接受善言的缘故。大概遇到合适的人对他说话，就像聚沙遇雨；遇到不合适的人对他说话，就像对着聋人敲鼓。对明智的人告诉他古训，他就顺从德行去实行；至于对愚笨的人告诉他古训，反而认为我僭越。比如唐德宗认为萧复轻视自己，其实并不是轻视自己；认为姜公辅卖弄正直，其实并不是卖弄正直。我的话不僭越，反而认为我僭越，民众各有心思，这样不能一概而论。唉！年轻人，或者认为“小子”是君主命令臣下的话，不可以用臣下斥责君主。比如《尚书》说：“小子封”、“小子胡”之类，是君主称呼臣下的言辞。然而周公称呼成王为“孺子”，召公也说“冲子”，管叔、蔡叔称呼成王也说“孺子”，称呼君主为“小子”，大概是自古以来成人常用的称呼。只是周武公不能直接指斥厉王为“小子”，这不能没有疑问。当时的君主懵懵懂懂，分不清豆麦，不知道黑白，我不仅手把手地教他，而且拿已经验证的事告诉他；不仅面对面地命令他，而且提着耳朵教诲他。只是这样告诉他，而君王最终不能醒悟，他的愚笨太严重了。古人有不死之药，有人听说后不远千里去寻求，到了门前人已经死了，还后悔没有得到药，人的不死之药现在人已经死了，那么那不死之药可以说没有效验了，他的话不值得相信。而且有悔恨之心，这就是愚笨。现在君王告诉他已经验证的事而不相信，这与寻求不死之药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说君王不知道，但也已经抱孩子做父亲了，为什么懵然不懂呢？民众的才能没有不满足的，大多是少年时就已昏惑，谁早知而晚成呢？让他早知，那么他的成就也早了。现在君王昏乱到这种地步，那么无知是一向如此的。他说“民众”，大概是说凡民都这样，那么君王也这样。欧阳修认为“抱子”是扶持，他的说法迂曲。昊天孔昭，说上天非常光明，减损满盈、福佑谦卑，栽培扶持、颠覆倾覆，可以说很明察了。现在君王昏乱到这种地步，就

译灾祸的到来，已经可以屈指可数地预料到了。我这一生还有什么可快乐呢？如今看大王，迷迷糊糊地昏乱不明，所以我忧心忡忡地感到忧虑。我教诲大王，诚恳恳切地不知疲倦，并非不深切周到，而大王却轻慢地听而不闻，这是大王不把我当作老师来教导自己啊。不知道君子劝谏他的君主，内心极其忠诚，却有人认为是越权，有人认为是苛刻，他的话从哪里能听得进去呢？假如说大王还不懂，然而大王已经年老了。前面说“已经抱了孩子”，这里又说“已经衰老”，那么诗人的意思，并不是认为这是少壮时的言辞。唉！年轻人啊，武公对于厉王，他的告诫不是一天两天了，由来已久了。大王如果真的能听从采纳他的劝谏，改过自新，或许还不至于有大后悔。上天正降下灾难来毁灭国家，所举的比喻并不遥远。商朝的借鉴并不遥远，就在夏朝之后；周朝的借鉴也不遥远，就在殷商之时。上天对于人，没有偏私，那祸福的降下，只看君主德行如何罢了。如今大王更加做出邪僻的行为，使百姓极度困苦，无处申诉，以此显示他肆无忌惮到了极点。唉！卫武公的敬畏谨慎、惧怕灾祸到了这种地步，而大王完全没有改过之心，对于这样的人，也就无可奈何了。

译黄说：只有洁白的底色才能承受彩色，只有甘甜的味道才能调和五味。自古以来的忠臣贤士，没有不竭尽言辞向君主进谏的。有的君主拒绝而不听从，有的君主听从了却未能牢记。这并不是进言的人有对与错的区别，而是听言的人有贤与不贤的差异罢了。大抵愚昧的人对待别人的言论，就像盲人对待物体、聋人对待声音一样。雷霆震响天空，聋人却听不见；泰山压在眼前，盲人却若无其事。正因为看不见也听不到，即使有致命的危险，他们也不知道。愚昧的人对于自身的安危祸福，不顾及别人的劝告，就是这类情形。至于聪明的人则不是这样，他们在祸害尚未显现时就察知利害，在征兆初现时便审度祸福。他们只怕危险来临而不得安宁，只怕有危险却听不见，只怕听见了却不紧急应对。哪里还会担心别人指责自己越权并认为是诽谤呢？哪里还需要别人提着耳朵、指着面孔教导，却仍听而不闻呢？这三章反复叮咛，无非是哀悼君王被蒙蔽，灾祸即将降临自身而忠言不被采纳。至于最后一章，则是伤痛思念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仍然希望君王万一能悔悟而采纳我的谋略。唉！公的用心勤勉啊，恳切啊，纯厚真诚的笃实，不能再增加了。小子的道义，陈少南认为是武公自述，以彰显君臣之间的义分。

《桑柔》是芮伯讽刺周厉王的诗。

茂盛啊那桑树，树下均匀遮蔽，采摘它的枝叶，使下民受苦，心中忧愁不断，悲伤长久难平。广阔啊那上天，难道不怜悯我们？四匹公马强壮有力，旗帜飘扬。祸乱发生不平息，没有国家不灭亡。百姓没有幸存，全都遭受祸难如灰烬。唉！哀叹国家的命运，这命运频危，没有依靠，上天不助我，无处停息。要去哪里？君子确实维系，秉持内心不争。谁制造了祸端，至今成为障碍？忧心忡忡，思念我的国土。我生不逢时，遭遇上天震怒，从西到东，无处安定。我多见灾祸，边境极其危急。谋划谨慎，祸乱或许能削减。告诉你忧患，教导你序位爵禄。谁能手持热物，不用水去洗？如何能善，一起陷入溺亡。如同逆风而行，也极其艰难。百姓有严肃之心，却达不到。喜爱耕种，努力代替百姓进食。耕种是珍宝，代替进食是好事。上天降下丧乱，灭掉我的立王。降下这些害虫，庄稼最终生病。哀痛中国，全都荒芜。没有力量，去思念苍天。只有这位贤君，百姓所仰望。秉持内心宣扬善道，考察谨慎他的辅相。只有那些不顺从的，独自自认为好。自有肺肠，使百姓最终疯狂。看那林中，鹿群众多。朋友已经谗毁，不互相给予粮食。人也有话说，进退都是困境。只有这位圣人，瞻望百里。只有那些愚人，反而疯狂喜悦。不是不能说话，为何如此畏惧？只有这位好人，不求不导。只有那些忍心的人，回顾反复。百姓贪图祸乱，宁愿成为荼毒。大风有路径，有空的大谷。只有这位好人，作为榜样。只有那些不顺从的，征用中垢。大风有路径，贪人败坏同类。听言就回答，诵言如醉。不用好人，反而使我悖逆。唉你朋友，我岂不知？你像那飞虫，有时也被射获。既到阴处，反而来吓我。百姓防备极限，职掌凉善背，为民不利。如云不能，百姓回遹，职竞用力。百姓未戾，职盗为寇。凉说不可，反而背善詈。虽说不予，既作尔歌。

李说：“芮伯是畿内诸侯，担任王朝的卿士。孔氏为《尚书》作序说：‘巢伯来朝，芮伯作《旅巢命》。’那是武王的时候。《顾命》中召见六卿，芮伯在其中，那是成王的时候。桓公九年，周王派虢仲、芮伯讨伐曲沃，那是桓王的时候。这又是厉王的时候，大概因为芮伯世代在王朝，常担任内卿士。”《左传》文公元年引用芮良夫的诗说：‘大风有隧，贪人败类。’由此可知芮伯字良夫。菀是茂盛的样子，旬是均匀。刘有的说是‘杀’，有的说是‘残’。毛氏则说是‘剥落而稀少’。它们的音训虽然不同，都是桑叶剥落的意思。殄是断绝。仓毛氏说是‘丧’。不如苏氏认为是悲，王氏认为是怆恻滋久。这个字从心从仓，兄是滋久。说桑树茂盛，枝叶都繁盛，树下无所不覆盖。等到一天被人采摘捋取，枝叶都尽，树下不能有所庇护。就像周朝的兴盛，仁恩德泽饱足于民，即使匹夫匹妇没有不被其恩泽的。等到厉王的时代，肆行不道德泽不加于民，就像桑叶尽而民病苦了。郑氏的说法认为王有明德，天下之民均被其恩，群臣放恣乃损王之德，其取喻为迂曲。只有民不得其所庇，所以芮伯心忧不绝，悲怆甚久，以至于呼天而告说：‘广阔而大的昊天，为什么不怜悯我？为什么到了这个极点？’四牡骙骙，这一章说厉王征役之繁，民受其祸。民所见到的只有四牡之马骙骙然而不息，旗帜翩翩然而行。祸乱之生不可平息，没有邦国不见泯灭。那么厉王之暴虐甚矣。其虐如此，所以民靡有黎，俱受其祸，以至于煨燼。所以芮伯认为可哀，说中国所行之道将见频促而亡。孟子说：‘诗云：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此言也，则是周无余民矣。知道这个就知道‘靡国不泯，民靡有黎’的旨意了。国步蔑资，国步

译像这样，没有可以依赖依靠的，这是上天不再帮助我了。想要在此停息，却没有可以停息的地方；想要舍弃这里去别处，又将去哪里呢？四海洪水横流，到处都是这样，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人遭遇乱世，难以保全性命到了这种地步，实在令人忧虑恐惧。《正月》这首诗说：“不自我先，不自我后。”这首诗说：“靡所止疑，云徂何往？”看这四句，就知道他自身无处依托到了这种地步。疑，是定的意思。君子本来没有强求争夺的心，而人为什么产生这祸乱的阶梯，至今成为人的祸患？就知道他一定是强求争夺，是厉行恶政，是梗直成病。忧心忡忡，是说人的忧思。国土日益缩小，自伤生不逢时，恰逢上天深重的愤怒，就是所谓“不自我先，不自我后”。从西到东，没有安定的处所，就是上一章所谓“靡所止疑，云徂何往”的意思。然而君子遭遇困厄，可以说是很多。又且用抵御外患的事来逼迫我，百姓困顿，没有休息的时候。〇病，是困顿；觏，是遭遇；棘，是急迫；圉，是抵御。为谋为毖，毖是谨慎，是说王的谋虑以及他所慎重的。然而祸乱日益滋长而国家日益削弱，就知道王所谋划的果然不是好谋略，王所慎重的果然不是真正的慎重。所以芮伯告诉王应当忧恤的事情，以及排列爵位的事情。爵位本来自有次序，上等贤才就加以上等爵位，中等贤才就次之，下等贤才又次之。如果以小加大，淫乱破坏道义，疏远间隔亲近，新人间隔旧人，就失去次序了。能排列爵位，那么贤能的人就各自按类别进用，天下就治理好了；不能排列爵位，那么贤与不贤混淆，天下就混乱了。谁能手执热物而不用水去冲洗它的热度呢？水能去除热度，贤者能制止祸乱，不可不思念。说现在的君臣怎么能好呢？一起陷入沦丧罢了。欧阳氏认为郑氏认为治国之道，应当任用贤者，不仅取譬疏远，上下大意也不连贯。我私下认为郑氏并非疏远，并非与上下不连贯。欧阳说：百姓遭受王暴虐，想得到贤君来缓解祸患，就像手执热物的人，谁不想靠近水去冲洗他的烦热呢？这个说法固然无害，然而与上下文不相贯通。孟子想要无敌于天下却不以仁德，这就像手执热物却不冲洗一样。孟子因为论述施行仁德，于是引用手执热物来说明，然而可以类推。这首诗说想要去除祸乱却不排列爵位，就像手执热物却不冲洗一样。如彼遡风遡郷，僾唈，荓使。这句很难理解，暂且依从郑氏的说法。说王的施政，让人看到后感到压抑，像乡间的疾风，不能停息。百姓有肃然敬畏之心，本来没有怠慢，而王却让他们达不到要求。百姓无法趋向田间耕作，那么达不到要求不是百姓的罪过，是王造成的。所以芮伯告诉王说：喜好这耕种，是说不敢轻视民力。能喜好耕种这件事，那么百姓都趋向事务。在田间耕作，对百姓有功的人，就让他代替进食。大概因为耕种的宝贵，而有功代食的人，是施政好的缘故。说代食而不说役使百姓，只是承接上文，不能用六字成文。也像《击鼓》这首诗说：“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能说“公孙文仲”。天降丧乱，是说天造成丧乱，用来灭亡这所立的王，又加上旱灾蝗灾，使耕种都受损。哀痛天灾如此，所以我中国百姓，都相连属以至于空虚。说百姓没有不受其祸的，王的群臣，没有出力来思念天祸的，只有芮伯担忧。赘，是连属；荒，是空虚。维此惠君，这是说厉王所用非其人，而自以为贤。古代顺应道义的君主，被百姓瞻仰，是因为能内则秉持其心，外则宣示其谋，如同众人已认为这样，众人也认为这样，所以能考察慎重选择他所任用的人，没有不是贤者的。只有那不顺的君主，自以为善，自用其肺肠，所以所任用的人已认为贤，天下不认为贤。这样怎么能让百姓瞻仰？这是百姓所以狂乱的原因。古人有话说：“临乱之君，各贤其臣。”在这里可见，只有一人认为贤，而天下不认为贤。只有明君才公天下的好恶，众人认为可，我也认为可；众人认为恶，我也认为恶。这是治乱分别的原因。瞻彼中林，甡甡，是众多。就是《螽斯》诗所谓“诜诜”。字不同而意义相同。看那中林之中，鹿众多，相与群居，而朝廷的君臣，却争相谗诉，不能相善，是不如鹿了。虽说是朋友，只是表面朋友罢了。所谓噂沓背憎。所贵于人，是因为他不同于禽兽。禽兽能群居，相与结伴而行，而人却互相倾轧，谗毁猜忌，无所不至，那么又怎么贵于人呢？进退维谷，是说进退都不可。处在昏君的朝廷，想进而在朝固位不去，就必受其祸；退而在野，又恐怕得罪于君，在进退之间，无所依靠。《雨无正》这首诗说：“亦云可使怨及朋友，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以苟容阿媚而说不可使，就不能直道而行；尚说可使，也就不可进

译而在朝廷任职不可行，退隐在野也不可取，身处这样的世道，大概真是艰难啊。唯有圣人，圣人能够预见祸福于其尚未萌发之时，他所观察审视并言说的，即便远至百里，也没有任何疏漏。至于愚人，则相反，将狂乱迷惑当作喜事，这就像抱着火种放在堆积的柴草下面，火还没有烧起来，却自以为安全。看百里奚知道虞国将要灭亡，伍子胥知道吴国将要灭亡，他们对利害的考察确实详尽，但当时的君主不能容纳他们，大概是抛弃了圣人的言论而贪图眼前的安逸，这是自古以来昏庸君主的常态。如果君主不认为愚人的话是对的，那么哪里会有亡国败家的事呢？并不是不能向君王进言，用利害关系来开导他，只是因为畏惧忌讳而不敢说罢了。悲哀啊，不能进言，不是舌头出了问题，而是身体遭受摧残。说话难道难吗？只是身体的摧残令人畏惧罢了。唯有良人，良人就是贤德的人。君王对于贤人，不去寻求，不加以进用；至于残忍暴虐的人，却顾念他们，反复亲近他们，同恶相济，就像用水投进水里一样。所以君王在任用人员方面，没有不是小人的，凡是君王所喜欢的，都是残忍之徒，所以民众中那些贪图作乱的人，安心施行荼毒百姓的行为，以迎合君王的心意。大风有隧，隧是通道。大风的兴起，必定有它来的地方。以此比喻君王行善或作恶，也有它来的地方。大风的兴起，是从深大的空谷中来的。君王行善，必定有人赞助他；作恶，则是从那些不顺从的人那里得到帮助。这都是有所来源的。只有良人所做的都是善事，那么君王所做的就没有不是善的；不顺从的人所行的都符合污秽之事，那么君王所做的就没有不是恶的。大概如果在君王身边的人，无论长幼尊卑都是薛居州那样的贤人，那么君王和谁去做坏事呢？如果在君王身边的人，无论长幼尊卑都不是薛居州那样的贤人，那么君王和谁去做好事呢？善恶都有它们的来源。郑氏说：大风的运行有所从来，比喻贤愚的行为各自遵循其本性。贤人在朝，就运用他们的善道；不顺从的人则行为昏暗，这是受之于天，不可改变的。这种说法最违背事理。如果这样解释，那就是杨子“善恶混”的说法，告子“决诸东方则东流，西方则西流”的说法了。人的本性本来就是善的，难道不顺从的人行为昏暗是受之于天吗？大风有隧，大风的兴起，有它的来源，也就像善人的败落，必定有它的缘由。善人之所以败落，是因为贪婪的人被任用。类似善人，贪婪的人败坏善人，这是君王作恶的原因。由此可知君王的本性本来是善的，只是因为贪婪的人败坏了他。所以对于道听途说的话，就回答他；用诵读诗书的话来告诉他，他却像醉酒一样，这就显示出君王先被贪婪的人的话所迷惑，所以诗书的话就被抛弃而不采用了。厉王既然不采纳他的言论，反而让我做悖逆的事情，顺从贪婪的人的行为，因此知道芮伯的自伤，不仅不被君王任用，又被君王驱使，实在值得怜悯。这难道是因为芮伯悖逆吗？这只是陈述君王的意思让他这样做罢了。嗟尔朋友，这是又深深责备群臣。嗟尔朋友，我难道不知道你们的行径吗？你们虽然放纵自己，谁又能奈何你们？然而就像飞虫，也有被射获的，所以芮伯用这些话告诫他们，以此来暗中覆盖（保护）他们。我用言语暗中覆盖你们，你们反而用言语来恐吓我。处在昏君奸臣的朝廷，向君王进言则被诬陷为暴虐，向臣子进言则臣子反而来恐吓，在君臣之间得罪，像这样怎么能免于罪责呢？民众没有准则，职凉善背。郑氏认为“凉”是信，不如毛氏认为“凉”是薄。说民众没有中正，是因为所依靠的人德行浅薄，有德之人善于相互背弃。穆公告诫他的臣子说：民心没有中正，只有你们的中正，那么民众没有准则，不是民众的罪过，而是在位者的罪过。为民不利，如云不克，说德行浅薄的人，只在害民的事情上，只怕不能胜任，民众都效仿他们变得邪僻，这是因为他们所依靠的人力争的缘故。民众尚未安定，说民众尚未安定，是因为他们所依靠的盗贼之臣做出寇乱的行为。我浅显地告诫他们这样做不可，你们却反复辱骂我，何况敢大声说话呢？这也是上文所说的“反予来赫”的意思。你们虽然自己说这祸患不是我造成的，但我既然作了这首歌来谏止他们的恶行，是不可欺骗的。自古以来乱臣败坏国家，虽然自欺认为无罪，而想要欺骗别人，别人难道能被欺骗吗？《板》这首诗说：我虽然与你事务不同，但我们是同僚，我为你谋划，你却听我喧闹。这首诗又说：既然暗中帮助你，反而来恐吓我。末章又说：说不可，反而背弃并善于辱骂。由此可知厉王时代，凡伯、芮伯都用这些话告诫他们的朋友，而朋友不相信，由此可知厉王时代并非没有忠信之人，只是不被任用罢了。

译黄氏说：《左传》文公元年，秦伯引用芮良夫的诗句说：“大风有隧，至覆俾我悖。”那么芮伯，字良夫，是王畿内的诸侯，入朝担任王朝的卿士。他作这首诗原本是因为厉王的祸乱，在于任用小人，所以在听任小人的时候，屡次表达他的心意。这首诗的篇章主旨应当采纳吕伯恭的说法，其训诂义理以少南的解释为优。但在第十三、十四、十五章，解释尚有不纯熟之处，不能不稍加删改整理。其余章节的文义不再收录，只在这三章中加以阐述。第一章至第四章，都极力陈述祸乱的严重。第五章告知当时遭受灾祸，各自都有望治之心。第六章又告知要休养生息、致力于农业，而身居官位、享受俸禄的人不可不审慎选择。第七章承接前章休养生息、致力于农业的话，而深深感叹丧乱饥馑的可哀。第八章讲治与乱的区别，大概是因为君主向背、任用或舍弃所走的路径不同，思念古代而伤感当今。第九章讲君主在上昏暗，所以谗毁的风俗在下形成，自伤身处这个时代的艰难。第十章阐明朝廷都是小人，安于危局而利于灾祸，想进谏却不敢。第十一章讲君王抛弃君子而厚待小人，百姓不堪忍受命令而君王却不知道。第十二章讲治与乱各自有所由来，来治是因为君子，而乱是因为小人。第十三章讲君王之所以疏远抛弃君子，是因为小人的话先入为主。前章讲善恶各自有所由来，这里又说君王本性本善，多是因为贪婪的人败坏了他。听到道听途说的话，就回答诵读诗书的话来告知他，却像醉酒一样。这就是因为君王先听信了贪婪人的话的缘故。厉王既然不任用贤良，反而使我做出悖逆的行为，而顺从贪婪人的作为。第十四章从此到末章，都是假托与公卿同辈人说话，来反复讽谏切责。厉王的朝廷毫无信用，芮伯说这话，所以告知他们说：“我难道不知道而胡乱说吗？就像那些飞虫，有时也能射中，难道没有一两个射中的吗？”第十五章百姓之所以贪婪祸乱而不知停止，是因为这些凉薄善变、背信弃义的人做对百姓不利的事，好像唯恐做不完而尽力去做。百姓之所以邪僻，是因为这类人竞相用力而造成的。回遹就是邪僻。反复其辞，是为了深恶痛绝。

毛诗集解卷三十四

<经部，诗类，毛诗李黄集解>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集解卷三十五。宋。李樗、黃櫄撰。

《云汉》，是仍叔赞美宣王的诗。宣王继承厉王的基业，内有拨乱反正的志向，遇到灾祸而恐惧，端正身心修养德行，想要消除灾祸。天下百姓欣喜于王化重新施行，看到百姓忧虑，所以作了这首诗。

那银河明亮，在天空中回旋。君王说：“唉，当今的人有什么罪过？”上天降下丧乱，饥荒接连不断。没有神灵不祭祀，不吝惜这些牺牲。圭璧已经用尽，难道没有人听我的祷告吗？旱灾已经非常严重，热气蒸腾，虫鸣嘈杂，不停止洁净的祭祀，从郊外到宗庙，上下都奠祭埋祭，没有神灵不尊崇。后稷不能保佑，上帝不降临，耗尽下土的资源，难道要降临在我身上吗？旱灾已经非常严重，就无法推辞。兢兢业业，像雷霆一样。周朝剩余的百姓，没有一个人幸存。昊天上帝，却不遗弃我，为什么不畏惧，先祖被摧残。旱灾已经非常严重，就无法阻止。赫赫炎炎，我无处可去，大命临近，不看也不顾。群公先正，却不帮助我，父母先祖，为什么忍心对待我。旱灾已经非常严重，山川干枯，旱魃作虐，像焚烧一样。我心畏惧暑热，忧心如焚。群公先正，却不听我的。昊天上帝，难道要让我逃避。旱灾已经非常严重，勉力畏惧离去，为什么用旱灾折磨我，竟不知道其中的缘故。祈求丰收很早，方社祭祀不晚。昊天上帝，却不考虑我。恭敬明神，应该没有悔恨愤怒。旱灾已经非常严重，离散没有朋友纪纲，穷困的是众官长，痛苦的是众宰官，趣马师氏，膳夫左右，没有人不周全，没有不能停止的。仰望昊天，说如何安身？仰望昊天，有明亮的星星。大夫君子，昭假无赢，大命临近，不要放弃你的成就。为什么求我，以安抚众官长？仰望昊天，何时赐福安宁？

李氏说：这首诗讲宣王继承厉王板荡之余，而有拨乱反正的志向。遇到旱灾如此，而想要通过修养德行来消除它。天下百姓看到这样，所以欣喜于王化重新施行。所以作这首诗，来赞美宣王，以显示他忧民之深。水旱之灾，从庸君的角度看，必定认为是天数所不能免的，与自己无关。从贤君的角度看，必定认为是负罪引慝，自己招致的。况且成汤之时，以六事来祈祷旱灾。所谓六事，难道有这些吗？成汤果真没有这些，而必定引以自责。不是成汤过于谦逊。大概天灾来临而不认为是自己招致的，就不是所谓畏天，所谓无所不用其至。像宣王之时，焦劳甚矣，而天灾如此，这也是成汤遇到旱灾的情况。成汤无过，而犹以过自责，这就是成汤之所以为成汤。宣王之行修矣，而犹以为未曾修，这就是宣王之所以为宣王。只有修养德行，就不担心天不悔祸。春秋之时，宋大水，鲁侯吊唁，说：“孤实不敬，天降之灾。”又以为君爱拜命之辱。后来听说，说：“公子御説之辞也。”臧孙达说：“是宜为君有恤民之心。”宋所回答的，只是几句话，而臧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