殆知阁
字典 摘录
儒藏毛诗李黄集解九

毛诗集觧卷八

儒藏 · 诗经 · 已译 · 第 143–157 段

毛诗集觧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集解卷九    宋 李樗黄櫄 撰

中谷有蓷【吐雷反】闵周也。夫妇日以衰薄,凶年饥馑,室家相弃尔。

中谷有蓷,暵【呼但反】其干矣。有女仳【匹指反】离,嘅【口爱反】其叹【平声】矣。嘅其叹矣,遇人之艰难矣。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离,条其歗【本又作啸】矣。条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蓷,暵其湿矣。有女仳离,啜【张劣反】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李曰:孔子繋易,言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则常而久者,乃夫妇之道也。今而室家相弃,岂其宜哉?然亦因凶年饥馑耳。凶年饥馑,为夫妇者正当患难相恤,岂至弃而不保?可以见平王不能厚风俗,而夫妇日以衰薄也,岂不可闵者乎?此中谷有蓷所由作也。蓷,陆玑等以为庵蔄,韩诗▯以为益母,毛氏以为鵻,郭璞以为茺蔚。夫蓷者,宜于水者也。孔氏以为水浸之暵,然其干乎?此固谬矣。而王氏又云:脩,久也。言久暵矣,而又苦湿焉。此亦非诗人之本意。惟苏氏、程氏得之,而苏说为详。苏氏曰:蓷,鵻也。暵,燥也。仳,别也。脩,长也。草长逺地则易枯,中谷之蓷,旱之所难及也。今也既先燥其生于干者,又燥其生而长者,及其甚也,则虽生于湿者亦不能免也。旱及于湿则尽矣。譬如周人风俗衰薄,其始也,人之艰难者弃其妻;尔其后人之不善者弃之矣;及其至甚,又有无故而弃者矣。故其以艰难而见弃者,则叹之。叹之者,知其不得已也。以不善而见弃者,则条条然而啸啸之者,怨之深矣。及其无故而见弃者,则泣而已。泣者,穷之甚也。此言尽之矣。啜者,泣时缩气声也。论曰:庄子曰:以人属者,廹穷祸患害则相弃;以天属者,迫穷祸患害则相救。夫妇虽曰人属,而五典皆本于天序,岂可廹穷祸患害则相弃乎?为夫妇者,必与之同患难,亦与之同逸乐。氓之诗曰:自我徂尔,三▯食贫,与之同患虽而不与之同逸乐也。谷风之诗曰: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尔新昬,以我御穷,是亦与之同患难而不与之同逸乐也。至于此诗,则又是不能与之同患难。其所以然者,岂民之罪哉?是上之人不能以风化下,所以礼义废壊,岂不可伤哉?此序所以闵周也。

黄曰:王者之治,必先使天下有相生、相养、相亲、相恤之道,顾其父子、兄弟、夫妇而有不忍相去之意,然后礼义生焉。礼义生,则可杀、可辱、可饥、可寒,而不可与为不善。此孟子所谓“未有仁而遗其亲,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盖人惟平居不忍忘其亲,故缓急不忍忘其君。今平王不能善天下之风俗,而反以败天下之风俗,至于夫妇之情日以衰薄,一遇凶荒,则室家相弃。夫人至于弃其室家、忘其夫妇,则亦无所不至矣,尚何望其知君哉?予于《谷风》之诗而知卫之所以亡,于《中谷有蓷》之诗而知周之所以亡。

兔爰,闵周也。桓王失信,诸侯背叛,构怨连祸,王师伤败,君子不乐其生焉。

有兔爰爰,雉离于罗。我生之▯,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尚寐无吪【五戈反】有兔爰爰,雉离于罦。我生之▯,尚无造;我生之后,逢此百忧,尚寐无觉。有兔爰爰,雉离于罿【昌钟反】我生之初,尚无庸;我生之后,逢此百凶,尚寐无聦。

李曰:「左传隐公二年,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王崩,周人将▯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此序所谓桓王失信是也。桓王既失信,诸侯由是背叛,即左传所谓『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是也。王师伤败者,即所谓战于繻葛,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是也。惟其如此,故君子不以生为乐,而作此诗也。」「有兔爰爰,雉离于罿。我生之初,尚无庸;我生之后,逢此百凶。尚寐无聦。」「爰爰缓也。」《尔雅

译《毛诗集解》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集解》卷九 宋 李樗、黄櫄 撰

《中谷有蓷》(蓷音吐雷),是哀悯周朝的诗。因为夫妇之情日益衰薄,遭遇凶年饥荒,家庭互相抛弃罢了。

山谷中有蓷草,干枯了。有个女子被休弃,声声叹息啊。声声叹息啊,遇见丈夫多么艰难啊。山谷中有蓷草,枯久了。有个女子被休弃,长长地悲啸啊。长长地悲啸啊,遇见丈夫不善啊。山谷中有蓷草,连湿处的也干枯了。有个女子被休弃,抽泣着流泪啊。抽泣着流泪啊,后悔也来不及了。

李樗说:孔子撰写《易传》,说夫妇之道不可以不长久,所以继之以《恒》卦。恒,就是长久。那么恒常而久远的,正是夫妇之道。如今家庭互相抛弃,难道适宜吗?然而也是因为凶年饥荒的缘故。凶年饥荒,作为夫妇的正当在患难中互相体恤,难道至于抛弃而不保全吗?由此可以看出周平王不能敦厚风俗,导致夫妇之情日益衰薄,难道不值得哀悯吗?这就是《中谷有蓷》这首诗创作的原因。蓷草,陆玑等人认为是庵䕒,韩诗认为是益母草,毛亨认为是鵻草,郭璞认为是茺蔚。蓷草,适宜生长在水边的。孔颖达认为水浸之后干枯,难道还干枯吗?这显然是错误的。而王肃又说:脩,是久的意思。说久旱了,又苦于潮湿。这也不是诗人的本意。只有苏氏、程氏理解正确,而苏氏的说法更详细。苏氏说:蓷,是鵻草。暵,是干燥。仳,是别离。脩,是长。草长在远离水的地方就容易枯死,山谷中的蓷草,是旱灾难以波及的。现在既然先使长在干燥处的蓷草干枯,又使长得高的蓷草干枯,等到旱情严重时,即使是长在潮湿处的也不能幸免。旱灾波及到潮湿处就彻底完了。这好比周朝风俗衰薄,起初,人们因生活艰难而抛弃妻子;后来,人们因丈夫不善而抛弃妻子;等到极严重时,又有无故抛弃妻子的。所以那些因艰难而被抛弃的,就叹息。叹息的人,知道这是不得已的。因丈夫不善而被抛弃的,就长长地悲啸,怨恨很深。等到无故而被抛弃的,就只是哭泣。哭泣的人,是穷困到了极点。这话把意思说尽了。啜,是哭泣时缩气的声音。评论说:庄子说:以人为纽带结合的,遭遇穷困祸患就会互相抛弃;以天为纽带结合的,遭遇穷困祸患就会互相救助。夫妇虽然说是以人为纽带,但五伦都本于天理秩序,难道可以因为穷困祸患就互相抛弃吗?作为夫妇的,一定要与他同患难,也要与他同安乐。《氓》这首诗说:自从我嫁给你,多年忍受贫困,与他同患难却不与他同安乐。《谷风》这首诗说:我有美味的积蓄,也用来抵御冬天,你与新欢宴饮,却让我来抵御穷困,这也是与他同患难却不与他同安乐。至于这首诗,则是连同患难都不能做到。造成这样的原因,难道是百姓的罪过吗?这是上位者不能用风化引导百姓,所以礼义废坏,难道不值得悲伤吗?这就是《诗序》哀悯周朝的原因。

黄櫄说:君王的治理,必须先让天下有相生、相养、相亲、相恤的道理,顾念父子、兄弟、夫妇之间有不忍心离去的意念,然后礼义才能产生。礼义产生,就可以杀、可以辱、可以饥、可以寒,但不可做不善的事。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没有仁爱却遗弃亲人,没有道义却怠慢君主”的情况。大概人只有在平时不忍心忘记亲人,所以在缓急时刻不忍心忘记君主。如今周平王不能善待天下的风俗,反而败坏天下的风俗,以至于夫妇之情日益衰薄,一旦遭遇凶荒,就家庭互相抛弃。人到了抛弃家庭、忘记夫妇的地步,那么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了,还指望他知道忠于君主吗?我从《谷风》这首诗知道卫国灭亡的原因,从《中谷有蓷》这首诗知道周朝灭亡的原因。

《兔爰》,是哀悯周朝的诗。周桓王失信,诸侯背叛,结怨连祸,王师战败,君子不乐于生存。

兔子悠闲自在,野鸡落入网罗。我出生之前,尚且无事;我出生之后,遭遇这百种祸患,但愿长眠不再动弹。兔子悠闲自在,野鸡落入罩网。我出生之前,尚且无灾;我出生之后,遭遇这百种忧愁,但愿长眠不再觉醒。兔子悠闲自在,野鸡落入罗网。我出生之初,尚且无用;我出生之后,遭遇这百种凶险,但愿长眠不再听闻。

李樗说:“《左传》隐公二年,郑武公、郑庄公担任周平王的卿士,周王偏向虢公,郑伯怨恨周王。周王说:‘没有这回事。’所以周郑互相交换人质,王子狐作为人质在郑国,郑公子忽作为人质在周朝。周王去世,周人将把政权交给虢公。四月,郑国祭足率领军队夺取温地的麦子;秋天,又夺取成周的庄稼。周郑关系恶化。君子说:‘信用不发自内心,人质也没有益处。’这就是《诗序》所说的桓王失信。桓王既然失信,诸侯因此背叛,就是《左传》所说的‘周王剥夺郑伯的政权,郑伯不再朝见’。王师战败,就是所说的在繻葛交战,周军大败,祝聃射中周王肩膀。正因为如此,所以君子不以生存为乐,而创作了这首诗。”“兔子悠闲自在,野鸡落入罗网。我出生之前,尚且无事;我出生之后,遇见这百种祸患。但愿长眠不再动弹。”“爰爰,是舒缓的样子。”《尔雅》

》曰:「鸟罟谓之罗,罗鸟网也。」又曰:「繴谓之罿,罿罬也。罬谓之罦,罦覆车也。」郭璞曰:「今之翻车也。有两辕,中施罥,以捕鸟,则知罿罦是一物也。」离,丽也。毛、郑之説,则以「有兔爰爰」为缓,以「雉离于罗」为急,喻王政之有缓急:有缓者有聼从,也有急者有所躁蹙也。此説皆非诗中本意,而强为此义也。王氏则以谓「有兔爰爰」以喻背叛之诸侯,「雉离于罗」以喻伤败之王师。此説皆非诗人之本意,而王氏又以罗、罦、罿皆网▯网不信之器也。王不信▯,以罔诸侯,而终至于自罔。其説迂回曲折,求合于序,皆所不取。惟欧阳氏曰:「有兔爰爰,雉离于罗者,叹物之生有幸有不幸也。谓兔则爰爰而自得,雉则陷身于罗网,兔则幸而雉则不幸也。」「尚无为」,毛氏谓「尚无成人为也」,言我生初防稚之时,庶防无此成人之所为,言冀其无征役之事,非也。「尚无为」,但言我生尚幸世之无事也。「尚庶防也」。造,即为也;庸,用也;亦是无为之意。而王氏则谓「我生之初尚无为,尚无造,尚无庸」,非志于功名者也。非志于功名而忧在于天下,故谓之君子。此盖曲説也。罹,忧也。言我今则逢此百忧也。百忧、百凶,亦是百罹之意。吪,动也。言我欲长寐而不动也。觉,寤也。言我欲长寐而不寤也,聦耳有闻也。言我欲长寐而无所闻知也。与《诗》所谓“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又曰“知我如此,不如无生”,又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后”,皆是此意也。王氏则以谓凶甚于忧,忧甚于罹,皆是强为之説。据《诗》三章,皆是一意,但换其韵耳。

译《说文》说:“捕鸟的网叫罗,罗是捕鸟的网。”又说:“繴叫罿,罿就是罬。罬叫罦,罦就是覆车。”郭璞说:“就是现在的翻车。有两个车辕,中间设置钩网,用来捕鸟,由此可知罿和罦是同一种东西。”离,就是附着。毛亨、郑玄的解释,认为“有兔爰爰”表示舒缓,“雉离于罗”表示紧迫,以此比喻王政有缓急之分:有舒缓的时候就有顺从,有紧迫的时候就有躁动不安。这种说法都不是诗歌的本意,而是强行附会出的含义。王氏则认为“有兔爰爰”用来比喻背叛的诸侯,“雉离于罗”用来比喻遭受挫败的王师。这种说法也不是诗人的本意,而且王氏又说罗、罦、罿都是网,网是不诚信的器具。君王不诚信,用网罗欺骗诸侯,最终导致自取灭亡。他的说法迂回曲折,为了迎合《诗序》而强求吻合,都是不可取的。只有欧阳修说:“‘有兔爰爰,雉离于罗’,是感叹万物生存有幸与不幸。说兔子悠闲自得,野鸡却陷入罗网,兔子幸运而野鸡不幸。”“尚无为”,毛氏解释为“尚无成人的作为”,意思是说我出生之初幼稚之时,希望没有成人那样的作为,言外之意是希望没有征役之事,这是错误的。“尚无为”,只是说我希望出生时庆幸世间没有战事。“尚”是“庶几”的意思。造,就是作为;庸,就是任用;也都是无为的意思。而王氏则认为“我生之初尚无为,尚无造,尚无庸”,是指不追求功名的人。不追求功名却忧虑天下,所以称为君子。这大概是牵强附会的说法。罹,就是忧患。意思是说我如今遭遇这许多忧患。百忧、百凶,也是百罹的意思。吪,就是动。意思是我想长眠而不活动。觉,就是醒。意思是我想长眠而不醒来,耳朵有所听闻。意思是我想长眠而什么也不听不见。这与《诗经》中所说的“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又说“知我如此,不如无生”,又说“不自我先,不自我后”,都是这个意思。王氏则认为凶险胜过忧患,忧患胜过罹难,这些都是强行的解释。根据《诗经》这三章,意思都是一样的,只是更换了韵脚罢了。

论曰:子贡问于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言:“寜去其兵食,而信不可一日无也。”信苟立矣,未有兵食之不足;足兵食而无信,亦不能一朝居也。王室有警,则举烽燧以召诸侯,所当为之事也。而失信,此幽王所以有犬戎之祸。秦变法令,募民徙木而示之信,此非所当为之事也。非所当为之事而有信,此商君所以得其志也。夫所不当为之事而有信,其利己如此,况所当为之事而有信,其利为何如?然而桓王既失信,安得诸侯之不背叛防?

黄曰:司马温公言,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推而至于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予读《兔爰》之诗,而见温公之言为不诬也。桓王一失其信,而至于诸侯背叛,王师伤败。人君之于天下,其可一日而忘信乎?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去。非兵食之果可去也,与其去于此者,不若去扵彼。苟信不立,虽有菽粟,安得而食?虽有城池,▯谁与守?此君子之所以闵周之亡,而不乐其生也。

葛藟【力轨反】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弃其九族焉。緜緜葛藟,在河之浒【呼五反】终逺兄弟,谓他人父,谓他人父,亦莫我顾。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终逺兄弟,谓他人母,谓他人母,亦莫我有。緜緜葛藟,在河之漘【顺春反】终逺兄弟,谓他人昆,谓他人昆,亦莫我闻。

李曰:王族刺平王之诗也,今乃列之于平王之后,此可疑也。皇甫士安直指以谓桓王之诗,此则不可得而见。如《载驰》乃戴公之诗也,而列之于文公之后;《清人》乃文公之诗也,而列之于庄昭之间。此皆因秦焚书之后,篇帙散亡,传者失次,阙之可也。九族,郑氏谓上自髙祖,下至▯孙,然髙祖非已之所逮事,▯孙非已之所及见,如之何而亲之?当从欧阳之▯以为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也。弃其九族者,言其无亲亲之道也。緜緜葛藟,葛藟二草也,葛似藟。《尔雅》曰:葛似藤,皆蔓生,故言緜緜者,长不絶之貌也。水涯曰浒,涘亦涯也。夷上洒下曰漘。葛藟所以比九族也。▯者不一。宋昭公将去羣公子,乐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防矣。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比,况国君乎?」説者又以为比,则止取其能庇本根也。然诗人之意,固是以葛藟比九族,然在河之浒,意必有所主矣。若如《左传》之言,都不见在河之意。郑氏曰:「葛藟生于河之涯,得其润泽以长大而不絶,喻王之同姓得王之恩施以生长其子孙。」或者又谓葛生于山而反近于水,人君当亲族人而乃亲他人,其説皆不如王氏曰:「河浒,水所荡,危地也。润泽葛藟而生之,则所以自固,犹之王者敦叙九族而亲之,亦所以自固。」此説为善。终逺兄弟,谓他人父者,言王逺弃其兄弟而谓他人为父也。谓他人父,亦莫我顾者,呼他人为父,他人非我眷属,终不顾我也。言王既以他人为父,亦无顾我之意也。我九族也。苏氏曰:「弃逺其兄弟而谓他人父,彼非王族,亦岂肯顾王?」防其説亦通。谓他人母,苏氏曰:「谓其夫为父,其妻则母也,亦莫我有者,言视之如无也。」谓他人昆,言以他人为兄也,亦莫我闻者,不与我相闻知也。」宋昭公事见《文七年》。

论曰:孔子曰:「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徳;不敬其兄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以顺则逆,民无则焉。」盖不独于父母然也,于九族亦当然也。夫他人非不可爱也,亦非不可敬也。先爱其亲以及他人,先敬其兄以及他人,然后谓之顺。若不爱其亲、不敬其兄,则是于所厚者薄;而又爱人之亲、敬人之兄,则是于所薄者厚。其倒置如此,则谓墨氏兼爱之学,爱其亲与他人同,敬其兄与他人同,爱无差等,犹为不可,况不爱其亲、不敬其兄乎?今也,王于亲族,既不能爱之、敬之,则亲族岂

译论曰:子贡向孔子问道:“粮食充足,军备充足,百姓信任君主。如果迫不得已必须在这三者中去掉一项,应该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必须在这两项中去掉一项,应该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粮食。”自古人皆有死,百姓如果没有信任,国家就无法立足。孔子说:“宁可去掉军备和粮食,但信任一天也不能没有。”信任如果确立了,就不会有军备和粮食不足的担忧;军备和粮食充足而没有信任,也不能维持一天。王室有警报,就点燃烽火召唤诸侯,这是应当做的事。然而周幽王失信,这就是他遭受犬戎祸患的原因。商鞅变法,招募百姓搬木头来展示信用,这并不是应当做的事。做不应当做的事却有了信用,这就是商鞅能够实现其志向的原因。做不应当做的事而有信用,其利益尚且如此,何况做应当做的事而有信用,其利益会怎样呢?然而周桓王既然失去了信用,怎么能不让诸侯背叛防备呢?

黄氏说:司马光曾说,国家依靠百姓来保全,百姓依靠信任来保全。没有信任就无法驱使百姓,没有百姓就无法守卫国家。推而广之,如果上位者不信任下位者,下位者不信任上位者,上下离心,最终导致败亡。我读《兔爰》这首诗,发现司马光的话并非虚妄。桓王一旦失去信用,就导致诸侯背叛,王师战败。君主对于天下,难道可以一天忘记信任吗?军备和粮食可以去掉,但信任不能去掉。这并不是说军备和粮食真的可以去掉,而是与其去掉这一项,不如去掉那一项。如果信任没有确立,即使有豆类和谷物,怎么能吃得到?即使有城池,又有谁和你一起守卫呢?这就是君子哀怜周朝灭亡,而不愿苟活于世的原因。

《葛藟》(“力轨”音反)是王族讽刺周平王的诗。周王室道义衰微,抛弃了他的九族亲属。绵延不断的葛藟,生长在河岸边。最终疏远了兄弟,称别人为父亲,称别人为父亲,也没有人照顾我。绵延不断的葛藟,生长在河岸旁。最终疏远了兄弟,称别人为母亲,称别人为母亲,也没有人拥有我。绵延不断的葛藟,生长在河岸边。最终疏远兄弟,称别人为兄长,称别人为兄长,也没有人理睬我。

李氏说:这是王族讽刺平王的诗,现在却列在平王之后,这令人怀疑。皇甫谧直接认为这是讽刺桓王的诗,但这无法考证。比如《载驰》本是戴公的诗,却列在文公之后;《清人》本是文公的诗,却列在庄公和昭公之间。这都是因为秦朝焚书之后,篇章散失,传授者弄乱了次序,缺漏是可以理解的。九族,郑玄认为上至高祖,下至玄孙,然而高祖不是自己能侍奉的,玄孙不是自己能见到的,怎么能亲近他们呢?应当采纳欧阳修的观点,认为九族是指父族四支,母族三支,妻族两支。抛弃九族,是说他没有亲近亲属的道理。绵延不断的葛藟,葛和藟是两种植物,葛类似藟。《尔雅》说:葛类似藤,都是蔓生植物,所以说“绵延不断”,是形容其生长连绵不绝的样子。水边叫浒,涘也是水边。平坦的上岸和陡峭的下岸叫漘。葛藟用来比喻九族。比喻的对象不唯一。宋昭公将要除掉群公子,乐豫说:“不行,公族是公室的枝叶。如果除掉他们,那么根本就没有庇护了。葛藟尚且能庇护它的根本,所以君子用它作比喻,何况国君呢?”解说者又认为这是比喻,只是取它能庇护根本的意思。然而诗人的本意,固然用葛藟比喻九族,但生长在河岸边,意思必定有所寄托。如果像《左传》所说,就完全看不出在河边的含义。郑玄说:“葛藟生长在河岸边,得到水的润泽而生长不断,比喻王的同姓得到王的恩惠而繁衍子孙。”有人又说葛生长在山上却靠近水边,人君应当亲近族人却亲近外人,这些说法都不如王氏所说:“河浒,是水冲刷的地方,是危险之地。润泽葛藟并让它生长,是为了稳固自身,就像王者敦睦九族并亲近他们,也是为了稳固自身。”这个说法很好。最终疏远兄弟,称别人为父亲,是说王疏远抛弃他的兄弟而称别人为父亲。称别人为父亲,也没有人照顾我,是说称呼别人为父亲,别人并非我的亲属,终究不会照顾我。是说王既然以别人为父亲,也没有照顾我的意思。我指九族。苏氏说:“抛弃疏远他的兄弟而称别人为父亲,那些人不是王族,又怎肯照顾王呢?”防止这种说法也通顺。称别人为母亲,苏氏说:“称她的丈夫为父亲,她的妻子就是母亲,也没有人拥有我,是说视我如无物。”称别人为兄长,是说以别人为兄长,也没有人理睬我,是不与我互通音信。宋昭公的事见《左传·文公七年》。

论曰:孔子说:“不爱自己的亲人而爱别人,叫做违背道德;不敬自己的兄长而敬别人,叫做违背礼制。以顺从为逆,百姓就没有准则了。”这不仅仅是对父母如此,对九族亲属也应当如此。别人不是不可爱,也不是不可敬。先爱自己的亲人然后推及别人,先敬自己的兄长然后推及别人,这才叫做顺从。如果不爱自己的亲人、不敬自己的兄长,那就是对亲近的人刻薄;而又爱别人的亲人、敬别人的兄长,那就是对疏远的人厚待。其颠倒错乱到了这种地步,那么即使像墨家兼爱的学说,爱自己的亲人和爱别人一样,敬自己的兄长和敬别人一样,爱没有差别,尚且不可取,何况不爱自己的亲人、不敬自己的兄长呢?现在,王对于亲属,既然不能爱他们、敬他们,那么亲属岂

爱敬于王乎?宋华亥欲代其兄合比为右师,与寺人栁证之。公使代之,见于左师。左师曰:「是夫也必亡。女丧而宗室于人,何有人亦于女何有?」已而宋华亥果亡,此乃报施之理也。今既亦莫我顾,则亲族亦不顾于王矣;亦莫我有,则亲族亦莫有王矣。夫秦皇之强,卒以▯立,盖为此也,可不戒哉!

译大王对宋华亥有爱戴和敬重之情吗?宋华亥想取代他的哥哥宋合比担任右师的职位,并与宦官寺人柳一起作证。宋平公让宋华亥接替了职位,并在左师面前接见了他。左师说:“这个人必定会灭亡。你让宗室成员在别人那里失去地位,别人又怎么会对你有所作为呢?”不久之后,宋华亥果然灭亡了,这就是因果报应的道理啊。现在既然没有人顾念我,那么亲族也不会顾念大王了;既然没有人对我有所作为,那么亲族也不会对大王有所作为。秦朝皇帝虽然强大,最终却孤立无援,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难道不值得警惕吗!

黄曰:周家盛时,则大封同姓,以厚其恩。如《宗子维城》之诗,内睦九族,以笃其敬。如《戚戚兄弟》之诗。今周道衰,故弃其九族,此所谓寡助之至也。周安得而不亡乎?观《葛藟》一诗,见平王不爱其亲而爱他人,不敬其亲而敬他人。于所厚者薄矣,而尚安能于所薄者厚哉?其本乱而末治者,未之有也。若平王,可谓先自拨其本矣。

  采葛惧谗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五盖反】兮,一日不见,如三▯兮。

李曰:此诗大抵言谗人之可畏,而以葛、萧、艾为之喻,其义亦难晓。郑氏曰: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采萧,喻臣以大事使出;采艾,喻臣以急事使出。郑氏之説,欧阳已破之矣。毛氏则以谓:采葛所以共絺绤,采萧所以共祭祀,采艾所以共疾病。虽事之无可疑者,亦不敢行此説,亦未当。且从欧氏之説。欧氏曰:诗人以采葛、采萧、采艾者,皆积少以成多。如王聼谗,皆积微而成惑,故曰:积毁消骨,丛轻折轴,浸润之▯,肤受之愬,皆积少而成多也。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言其不见君则惧谗人乘间以入也。虽一日不见,如三月之久也。如三秋兮,如三▯兮,则其情之益疎甚矣。盖人之▯人,多因其不见则乘间而谗之。如汉之桑▯羊、上官桀、盖主与燕王通谋,欲言霍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称跸,▯伺光出沐日奏之。▯恭、石显欲退萧望之、周堪、刘更生,即令华龙告望之等谋欲罢车▯将军踈退许史状,▯望之出沐日奏之。夫以桑▯羊之于霍光,▯恭、石显之于萧望之,皆以▯及出沐日然后得肆其间,则知忠臣正士一日不在朝廷,则▯言易入,谗▯殄行并作矣。夫以一日不见,且▯入之,若其久出,则将如之何?是以古之人堲谗▯殄行也。

黄曰:「谗谤之言,非能遽以入人也。浸润之▯,肤受之愬,盖入之以渐,渍之以渐,积毁消骨,丛轻折轴。曽参之母,虽信曾参之非杀人,而三人言之,则投杼而走。此诗人惧谗,而以采葛、采萧、采艾为喻也。」

大车刺周大夫也。礼义陵迟,男女淫奔,故陈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聼男女之讼焉。

大车槛槛,毳【只锐反】衣如菼【吐敢反】岂不尔思,畏子不敢。大车啍啍【他敦反】毳衣如璊【音门】岂不尔思,畏子不奔。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古了反】日。

李曰:“刺周大夫礼义陵迟,盖言礼义废壊也。”《家语》曰:“三尺之隄,空车不能登者,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载陟焉,陵遟故也。”王肃注曰:“陵遟犹坡陁也。”则陵遟是废壊之意。惟礼义废壊,则人伦不明;人伦不明,则男女皆逾礼法而相奔。故陈古大夫之听讼,以消淫奔之行;刺今不能也。“槛槛”大车声也,“啍啍”车行貌也。大车者,王氏与苏氏皆曰大夫之车也。毳衣者,毛氏以为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郑氏则以谓子男入为大夫者,王氏则以谓上大夫为卿者也。是皆泥于诗序“刺周大夫”之言也。据此言,“大车槛槛,毳衣如菼”,乃古听讼者之车服也。作此诗刺周之大夫,而诗之所陈,乃是古大夫不可执今之大夫而求合于诗序也。“菼”,《尔雅》曰:“菼,鵻。”郭璞曰:“菼,草色如鵻,在青白之间。”郑氏曰:“其青者如鵻。”王氏则谓菼言其衣之色也。徐安道谓菼▯生苍黒▯▯衣曰青,曰青白之间,曰▯,曰苍黑,则是菼之色説者不一。如璊▯文曰:“赪色,禾之赤苗曰虋。”璊之玉色如之。王氏则谓如裳之色。《记》内朝曰:“璊,赪色,稷之璊色谓之麇。”麇色在赤黄之间,似禾赪极光莹,掬之光泽烜烜然如赤珠。此是一色也,曰赤色,曰赪色,曰纁,曰朱黄之间,则是璊之色説者不一。如此,陆农师曰:“毳衣作防宗▯,非所以听讼,又其色不得如菼青、璊赤。”是或一服也,则知世代久逺,毳衣与其色皆不得而定,当存此数説以待知者。然学治经,当如伯乐之治马。秦穆公使九方臯求马,三月而

译黄庭坚说:周朝兴盛的时候,就广泛分封同姓子弟,来加深他们的恩惠。就像《宗子维城》这首诗所表达的,使宗族内部和睦,来笃实他们的敬意。就像《戚戚兄弟》这首诗所表达的。如今周朝的道统衰微,所以抛弃了九族亲属,这就是所说的帮助他的人少到极点啊。周朝怎么能不灭亡呢?看《葛藟》这一首诗,可以看出周平王不爱自己的亲人却爱别人,不敬重自己的亲人却敬重别人。对于本该厚待的人却薄待了,又怎么能对本来薄待的人厚待呢?根本混乱而末节却治理得好,是没有这样的事的。像周平王,可以说是先自己拨乱了自己的根本啊。

《采葛》这首诗是畏惧谗言的。

那采摘葛藤的人啊,一天不见面,好像隔了三个月啊。那采摘萧草的人啊,一天不见面,好像隔了三个秋天啊。那采摘艾草的人啊,一天不见面,好像隔了三年啊。

李光说:这首诗大致是说谗言的可畏,用葛、萧、艾作为比喻,它的含义也难以理解。郑玄说:采葛,比喻君主派臣子去办小事;采萧,比喻君主派臣子去办大事;采艾,比喻君主派臣子去办急事。郑玄的说法,欧阳修已经驳斥过了。毛亨则认为:采葛是为了共同制作细葛布和粗葛布,采萧是为了共同祭祀,采艾是为了共同治疗疾病。虽然这些事没有什么可疑的,也不敢采用这种说法,因为也不恰当。于是遵从欧阳修的说法。欧阳修说:诗人用采葛、采萧、采艾,都是积累少量以成为多量。就像君王听信谗言,都是积累细微之处而成迷惑,所以说:积累诽谤能销蚀骨头,堆积轻物能折断车轴,逐渐渗透的谗言,切身感受的诬告,都是积累少量而成多量。一天不见面,好像隔了三个月,说的是不见君主就害怕谗言趁虚而入。虽然只是一天不见,却像三个月那样长久。好像隔了三个秋天,好像隔了三年,那么这种疏远的情状就更加严重了。大概人们伤害别人,多是因为对方不在身边就趁虚而入进行谗毁。比如汉朝的桑弘羊、上官桀、盖主与燕王勾结谋反,想要弹劾霍光,就趁霍光出宫检阅郎官羽林军,在路上清道戒严时,窥伺霍光出宫沐浴的日子奏报此事。石显、石显想要排挤萧望之、周堪、刘更生,就让华龙告发萧望之等人谋划罢免车骑将军疏远许史家族的罪状,趁萧望之出宫沐浴的日子奏报此事。像桑弘羊对于霍光,石显、石显对于萧望之,都是等到对方出宫沐浴的日子然后才得逞其奸计,这就知道忠臣正士一天不在朝廷,那么谗言就容易进入,谗言和邪行就一起兴起了。像这样一天不见面,尚且能让谗言进入,如果长期外出,那将会怎样呢?所以古人厌恶谗言和邪行。

黄庭坚说:“谗言诽谤的话,不能立刻让人相信。逐渐渗透的谗言,切身感受的诬告,是逐渐进入人心,逐渐浸渍人心,积累诽谤能销蚀骨头,堆积轻物能折断车轴的。曾参的母亲,虽然相信曾参不会杀人,但三个人都说曾参杀人,她就扔下织布梭子逃跑了。这是诗人畏惧谗言,而用采葛、采萧、采艾作为比喻。”

《大车》这首诗是讽刺周朝大夫的。礼义衰败,男女淫乱私奔,所以陈述古代的情况来讽刺当今。大夫不能审理男女之间的诉讼。

大车辘辘响,毳衣像菼草一样绿。难道不想你吗?是畏惧你而不敢。大车缓缓行,毳衣像璊玉一样红。难道不想你吗?是畏惧你而不奔。活着就住在不同的房间,死了就葬在同一个墓穴。要我说我不信,有明亮的太阳作证。

李光说:“讽刺周朝大夫礼义衰败,是说礼义废坏了。”《家语》说:“三丈高的堤坝,空车不能上去,是因为陡峭的缘故;百仞高的山,重载的车也能上去,是因为坡度平缓的缘故。”王肃注说:“坡度平缓就像山坡一样。”那么礼义衰败就是废坏的意思。只有礼义废坏了,人伦就不明;人伦不明,男女就都逾越礼法而私奔。所以陈述古代大夫审理诉讼,来消除淫乱私奔的行为;讽刺当今不能这样做。“槛槛”是大车的声音,“啍啍”是车行的样子。大车,王氏和苏氏都说这是大夫的车。毳衣,毛亨认为天子的大夫是四命,出封是五命,像子男的服饰;郑玄则认为子男入朝做大夫的,王氏则认为上大夫是卿。这些都是拘泥于诗序中“讽刺周大夫”的话。根据这话,“大车辘辘响,毳衣像菽草一样绿”,是古代审理诉讼者的车服。作这首诗讽刺周朝的大夫,而诗中所陈述的,是古代大夫,不能拿着现在的大夫去迎合诗序。“菼”,《尔雅》说:“菼,是鵻。”郭璞说:“菼,草色像鵻,在青白之间。”郑玄说:“那青色像鵻。”王氏则认为菼说的是衣服的颜色。徐安道认为菼初生时苍黑,衣服叫青,叫青白之间,叫鵻,叫苍黑,那么关于菼的颜色说法不一。如璊,说文:“红色,禾的赤苗叫虋。”璊玉的颜色像它。王氏则认为像裳的颜色。《礼记》内朝说:“璊,红色,稷的璊色叫麇。”麇色在赤黄之间,像禾苗赤红极光亮,捧在手里光泽鲜明像赤珠。这是一种颜色,叫赤色,叫红色,叫纁,叫朱黄之间,那么关于璊的颜色说法不一。像这样,陆农师说:“毳衣作为防宗的服饰,不是用来审理诉讼的,而且它的颜色不能像菼的青、璊的红。”这是一种服饰,就知道年代久远,毳衣和它的颜色都不能确定,应当保留这几种说法等待明白的人。然而学习治理经学,应当像伯乐相马。秦穆公派九方皋求马,三个月后

返,报曰:“得之。”穆公曰:“何马也?”对曰:“牝而黄。”使人徃取之,则牡而骊。穆公不悦,召伯乐而谓之曰:“败矣,子所使求马,物色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马之能知也?”伯乐喟然太息曰:“臯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于内而忘其外。若臯之相者,乃有贵乎马者也。”马至,果天下之马也。学者欲辨菼之色,或曰青,或曰白,或曰青白之间,或曰▯,或曰苍黑。欲辨璊之色,或曰纁,或曰朱黄之间,或曰赤,或曰赪。皆是不过物色牝牡之间。若治经之要,当求其大意而通之。大车槛槛,毳衣如菼者,言古乏听讼者乘此车,服此衣。斯民见之则曰:「我岂不思?为其无礼畏子听讼,故不敢尔。」故曰:「岂不尔思?畏子不敢。」「畏子不奔者」,言听讼者能止奔也。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尔雅》曰:「谷,生也。」男子则正位乎外,女子则正位乎内,死则同穴而葬,此男女之正礼也。此言「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者,言当时之人不为淫奔以礼聘我,我则从之以合于男女之正礼也。皦日,白日也。谓予不信,有如皦日,当时之人相誓之辞也。《左传》范宣子曰:「所不请于君,焚丹书者有如日。」公子重耳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鲁昭公曰:「所能见夫人者有如河。」或曰白水,或曰日,或曰河,相誓之辞也。孔子曰:「聼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聼讼非难,而使无讼为难。文王之时,虞芮争田,欲讼于周,及其至文王之境,耕者逊畔,行者逊道,遂自愧而止。若文王可谓能无讼,故不待至于周庭而后决也。然则后之听讼者,皆当如此。传曰:「臯陶喑而为大理,盖不待言也。」古之听讼者,但闻其车声,见其服饰,而淫奔之心息,何待于言哉?观《大车》之诗,深得夫子无讼之意,学者不可不详味也。

译返回后,报告说:“找到了。”穆公问:“是什么样的马?”回答说:“是黄色的母马。”派人去取马,却是黑色的公马。穆公很不高兴,召来伯乐对他说:“搞糟了,你派去寻马的人,连公母颜色都分不清,又怎么能知道什么是好马呢?”伯乐长叹一声说:“九方皋所观察的,是马的天赋资质,他把握了马的精髓而忽略了外表的粗陋,注重内在而忘记了外在。像九方皋这样相马的人,他所具备的才能比马本身更珍贵。”马牵来后,果然是天下难得的良马。

学者想要辨别菼的颜色,有人说青色,有人说白色,有人说青白之间,有人说黄色,有人说苍黑色。想要辨别璊的颜色,有人说浅红色,有人说朱黄之间,有人说红色,有人说赤色。这些都不过是在物的颜色、公母之间打转。如果探究经书的要义,应当寻求其大意并融会贯通。

“大车槛槛,毳衣如菼”,是说古代审理诉讼的人乘坐这种车,穿着这种衣服。百姓见到后就说:“我难道不想(私奔)吗?因为畏惧你审理诉讼的威严,所以不敢那样做。”所以说:“岂不尔思?畏子不敢。”“畏子不奔者”,是说审理诉讼的人能够制止私奔。“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 有如皦日。”《尔雅》说:“谷,生也。”男子正位在外,女子正位在内,死后同穴而葬,这是男女的正礼。这里说“谷则异室,死则同穴”,是说当时的人不依循礼制聘娶我,我就顺从他们以符合男女的正礼。皦日,就是白日。“谓予不信,有如皦日”,是当时人们相互发誓的话。

《左传》中范宣子说:“如果不向君主请求,焚烧丹书,有如日。”公子重耳说:“如果不与舅父同心,有如白水。”鲁昭公说:“如果能见到夫人,有如河。”有的说白水,有的说日,有的说河,都是发誓的言辞。

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一样,但一定要使诉讼不再发生。”审理诉讼并不难,难的是使诉讼不再发生。周文王时期,虞国和芮国争夺田地,想要到周国诉讼,等到他们进入文王的境内,耕田的人互相谦让田界,走路的人互相谦让道路,于是他们自己感到羞愧而停止了争讼。像文王这样可以说是能使诉讼不再发生,所以不需要等到周朝朝廷才做出裁决。那么后世的审理诉讼的人,都应当像这样。

传书中说:“皋陶哑巴却担任大理,大概是不需要言语的。”古代的审理诉讼的人,百姓只听到他的车声,看到他的服饰,私奔的念头就平息了,哪里还需要言语呢?观看《大车》这首诗,深深领会了孔子使诉讼不再发生的用意,学者不可以不仔细体味。

黄曰:「古之为民上者,正心诚意以化其民,而使民无犯礼之思。故其为大夫者,非特能聼讼,而亦使之无讼。闻大车之声,见毳衣之容,而非礼之念不萌于中,非畏刑也,畏礼义也。今礼义陵遟,则其隄防已壊矣,又何以禁水之奔溢防?故为大夫,非惟不能止讼,而且不能听讼。此诗人所以伤今而思古也。」

丘中有麻,思贤也。庄王不明,贤人放逐,国人思之而作是诗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将其来施施。丘中有麦,彼留子国。彼留子国,将其来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贻我佩玖【音乆】

李曰:“庄王、桓王之子也。庄王不明,当时之贤,如留氏之族,皆放逐之。故国人思其贤而欲其复来,而作是诗也。”“丘中有麻,丘中有麦,丘中有李者。”毛氏以“丘中墝埆之处,尽有麻麦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其意谓“子嗟能敎民农桑,使得有之”,果如此,▯未足以见子嗟之贤。苏氏曰:“▯居于丘陵之间,而殖麻麦果实以为生者,子嗟也。”其説虽无害,然据诗之本意,所谓“丘中有麻,有麦,有李者”,亦犹诗所谓“山有榛,隰有苓,南山有台北山有莱”,皆是譬贤者之本▯也。欧阳氏谓“麻麦之▯生于丘中,以其有用,皆见▯于人”,此説是也。言“丘中尚有麻麦李”,而子嗟乃不得见用,此所以可惜也。故上言“丘中有麻”,下言“彼留子嗟”,此所以深叹子嗟之不见用也。程氏则以谓“麻麦喻贤者,以李喻不贤者”,据三章皆是一意,岂有辞同而意异乎?“彼留子嗟”,毛氏、郑氏、苏氏皆以为“留”姓,惟欧阳不以为姓,而以为“淹留”之“留”,非为大夫姓“留”也。若以为大夫之姓,则庄王之事迹见于《春秋》《史记》,当时大夫留氏无所闻于人,其被放逐亦不见其事,既其事不显著,其后何从而知之?此▯不然。“丘中有麻”所谓“彼留子嗟”者,亦犹《陈风》所谓“子仲之子”,岂必求于他书有“子仲”乃言其姓氏乎?盖诗中所陈便是实事迹,不必于《春秋》《史记》中而求之也。“彼留子嗟,彼留子国”,毛氏以“子嗟”为子,“子国”为父,使果是父子,不应先子而后父,大抵只是侯也。程氏之説犹不可信。程氏曰:“麻可衣,麦可食,宜殖丘中,兴贤者宜在朝,则能养于人,彼不贤者乃留于朝,子之贤反穷处而咨嗟。”其义甚至。若使诗人之意果如程氏之説,则下文亦不相贯,则知此诗当从毛郑之説。将其来施施,毛氏以为难进,欧阳氏以谓难于自进,据此诗但是国人欲其来,非谓贤者之难进也。孟子曰:“施施从外来,则是欲其施施而来也将其来食。毛氏曰:子国复来,我乃得食。郑氏曰:言其将来食,庶其亲己,得厚待之。其説皆非也。欧阳曰:思其来而禄之也。王氏曰:将其来而禄于朝也。其説皆是。玖者,石次玉者,贻我佩玖者,言庶防其来,遗我以善也。程氏曰:佩者外饰,玖非真玉,彼留之子所遗我者,徒文饰而无实也。盖程氏既以此为不贤之人,故其説遂以为徒文饰而无实。此説未敢以为必然。自古人君用人,必合于民心,民心之所喜者,吾则从而用之,民心之所恶者,吾则从而黜之。故其用人也不以私己之好恶为进退,惟以斯民之好恶为去取。如苍舒、隤敳、梼戭、大临之▯,天下之人谓之八凯;伯奋、仲堪之▯,天下之人谓之八元。惟天下之人既以为善,故舜举于朝廷之上。帝鸿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谓之浑敦;少皡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谓之穷竒;颛顼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谓之梼杌;缙云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谓之饕餮。惟天下之人既以为恶,故舜流放窜殛,与天下共弃之。至于后世则不然,民之所欲佐吾君者,皆委弃于草野而不用;民之所恶者,皆举而致之髙位。是以朝廷之上无非谗谄面谀之人,而民之所以思贤者也。此诗及《遵大路》《白驹》之诗,皆是民之思贤者,惟恐其不留,其既去也,惟恐不来。民之思贤如此,而人君乃不加意,何以慰

译黄氏说:“古代居于百姓之上的统治者,端正内心、真诚意念来教化百姓,使百姓没有违犯礼制的念头。所以那些担任大夫的人,不只是能够审理诉讼,而且能使百姓没有诉讼。听到大车的声音,看到毛皮衣服的样子,心中不产生非礼的念头,这不是畏惧刑罚,而是畏惧礼义。如今礼义衰败,那么堤防已经毁坏,又怎么能禁止水流的奔涌泛滥呢?所以担任大夫的人,不仅不能制止诉讼,而且不能审理诉讼。这就是诗人哀伤当今而思念古代的原因。”

《丘中有麻》,是思念贤人的诗。庄王不明察,贤人被放逐,国人思念他们而作了这首诗。

丘中有麻,那是留氏的子嗟。那是留氏的子嗟,愿他从容地走来。丘中有麦,那是留氏的子国。那是留氏的子国,愿他走来进食。丘中有李,那是留氏的儿子。那是留氏的儿子,赠给我佩玉。

李氏说:“庄王是桓王的儿子。庄王不明察,当时的贤人,如留氏这一族,都被放逐。所以国人思念他们的贤德而希望他们回来,于是作了这首诗。”“丘中有麻,丘中有麦,丘中有李子。”毛氏认为“丘中贫瘠的地方,长满了麻、麦、草木”,是“子嗟治理的地方”。他的意思是“子嗟能教导百姓从事农桑,使得有了这些作物”,如果真是这样,还不足以显示子嗟的贤德。苏氏说:“居住在丘陵之间,种植麻、麦、果实以维持生计的,是子嗟。”他的说法虽然无害,但根据诗的本意,所谓“丘中有麻,有麦,有李子”,也就像诗中所说的“山上有榛,洼地有苓,南山有台,北山有莱”,都是比喻贤人的根本所在。欧阳氏认为“麻、麦生长在丘中,因为它们有用,都被人们所看见”,这个说法是对的。说“丘中还有麻、麦、李子”,而子嗟却不被任用,这就是可惜的原因。所以上面说“丘中有麻”,下面说“那是留氏的子嗟”,这是深深感叹子嗟不被任用。程氏则认为“麻、麦比喻贤人,用李子比喻不贤的人”,根据三章都是一致的意思,哪有词句相同而意思不同的呢?“彼留子嗟”,毛氏、郑氏和苏氏都认为“留”是姓氏,只有欧阳氏不认为是姓氏,而认为是“淹留”的“留”,不是大夫姓“留”。如果认为是大夫的姓氏,那么庄王的事迹见于《春秋》《史记》,当时姓留的大夫没有人听说过,他被放逐的事也不见记载,既然事情不显著,后人从哪里得知呢?这显然不对。“丘中有麻”所说的“彼留子嗟”,也就像《陈风》所说的“子仲之子”,难道一定要在其他书中找到“子仲”才说他的姓氏吗?大概诗中所陈述的就是事实,不必在《春秋》《史记》中去寻找。“彼留子嗟,彼留子国”,毛认为“子嗟”是儿子,“子国”是父亲,如果真是父子,不应该先说儿子后说父亲,大致只是指侯爵。程氏的说法还不可信。程氏说:“麻可以做衣服,麦可以吃,适宜种植在丘中,兴起贤人适宜在朝廷,就能供养百姓,那些不贤的人却留在朝廷,贤人反而困窘而叹息。”他的义理很深刻。如果诗人的意思真的如程氏所说,那么下文就不连贯,可知这首诗应当遵从毛氏、郑氏的说法。“将其来施施”,毛氏认为是难以进取,欧阳氏认为是难以自我进取,根据这首诗只是国人希望他来,不是说贤人难以进取。孟子说:“施施然从外面走来,这就是希望他从容地走来。”“将其来食”,毛氏说:子国再来,我才能吃到饭。郑氏说:说他将来吃饭,大概亲近自己,得到厚待。他们的说法都不对。欧阳氏说:思念他而来并给他俸禄。王氏说:希望他来而在朝廷给他俸禄。他们的说法都是对的。玖是次于玉的石头,赠给我佩玖,是说希望他将来,赠送给我美好的东西。程氏说:佩玉是外在装饰,玖不是真玉,留氏的儿子赠送给我的,只是文饰而没有实质。大概程氏既然认为他是不贤的人,所以他的说法就认为是徒有文饰而没有实质。这个说法我不敢认为是必然的。自古君主用人,必须符合民心,民心所喜欢的,我就任用他,民心所厌恶的,我就罢黜他。所以用人不以个人的好恶作为进退标准,只以百姓的好恶作为取舍。如苍舒、隤敳、梼戫、大临等人,天下人称之为八凯;伯奋、仲堪等人,天下人称之为八元。因为天下人认为他们好,所以舜在朝廷上举用他们。帝鸿氏有不肖之子,天下人称之为浑敦;少皞氏有不肖之子,天下人称之为穷奇;颛顼氏有不肖之子,天下人称之为梼杌;缙云氏有不肖之子,天下人称之为饕餮。因为天下人认为他们坏,所以舜流放诛杀他们,与天下人共同抛弃他们。至于后世则不然,百姓希望辅佐君主的,都被抛弃在草野而不任用;百姓所厌恶的,都被举荐到高位。因此朝廷之上无非是谗谄阿谀之人,而百姓之所以思念贤人。这首诗以及《遵大路》《白驹》等诗,都是百姓思念贤人,惟恐他们不留,他们既然离去,惟恐他们不来。百姓思念贤人如此,而君主却不加注意,怎么安慰

斯民之望乎?此诗人所以刺之也。

译这是百姓所期望的吗?这就是诗人讽刺它的原因。

黄曰:「丘中有麻」一诗,古今之説者皆失其义。夫诗言贤人放逐,而国人思之,则诗中所谓「彼留子嗟」「彼留子国」「彼留之子」,皆国人思贤而欲留之之意也。诸家乃以留为大夫氏,而子嗟为子国之子。夫庄王不明,而何独弃留氏父子乎?借或有之,则《春秋》当书,史记当载,今皆不见于他经,而独见于毛氏,此其为説不免于附防。欧阳公尝辨之矣,然亦以子嗟、子国为当时贤者,是亦无所经见也。予窃以为:「嗟」者,诗人欲留贤者而形于嗟叹;「国」者,诗人欲留贤者而使之在国也。而「彼留之子」则其意明矣。「丘中有麻,有麦有李」,固不可以为贤者种治之功,亦不必以为贤者▯居之地,是特言国之有爵禄,而当留贤者以食之也。「白驹」之诗曰:「皎皎白驹,食我场苗,絷之维之,以永今朝。」此亦留贤者之意。学者试思之。

  郑缁衣诂训传第七    国风

缁衣》美武公也。父子并为周司徒,善于其职,国人宜之。故美其徳,以明有国善善之功焉。

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缁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缁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李曰:“美武公也。父子者,盖武公之父桓公也。武公、桓公皆入为周司徒,而皆称其职位,故国人皆以为宜,而美其徳,以明有国善善之功焉。”唐孔氏曰:“武公既为郑国之君,又复作周司徒,已是其善,又能善其职,此乃有国者善中之善,其▯非也。”程氏曰:“武公父子相继为周司徒,善终于其职,诗人美其为国君而能好善行善道,享章服宫室廪禄之报,此▯是也。”盖此言善善之功,亦犹《葛覃》所谓化天下以妇道,《葛覃》之诗未尝有化天下妇道之实事,但诗人所言如此,此诗亦然。或者又谓皆是武公有善善之功,武公、桓公既为周之卿士,武公善于其职,故诗人以《缁衣》美之,而庄公乃不免于刺,则是庄公云不善其职也。“缁衣之宜兮”,缁黒色也,“缁衣”卿士听朝正服也。“缁衣之宜兮”,犹所谓“象服是宜也”。“好”,毛氏曰:“好犹宜也。”“蓆”,毛氏曰:“大也。”其▯本于《尔雅》。王氏则以“蓆”为多言“予”之多也。既以“蓆”为“予”之多,又曰“敝予又改作兮”,则上下文殊不相贯,岂有“予”之之多而又改作邪?程氏则以“蓆”为安舒之义,服称其徳则安舒,其▯甚善。然而以“蓆”为安,则不知何所考据也。“馆舎”也,言诸侯皆有馆舎也。“还”,自朝而还也,言子若自朝而还,我则授子以粲也。粲者,餐也,言欲饮食之辞也。以诗观之,则“宜好蓆”只是一意,言国人之爱武公父子,“缁衣之敝,我将为子改作之”,盖欲其久于其职也。观此诗,则知好贤之笃也。《礼记》曰:“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则爵不渎而民作愿,刑不试而民咸服。”人君之好贤,诚能如民之爱武公如此之笃,则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自古贤者常难于久任,小人常易于得志。盖贤者之心,固欲终身立于其君之朝,然常不旋踵而退;小人不可一日立于朝廷之上,然每至于深根固蒂而不可破。如唐明皇之于姚崇、宋璟辈,可谓深知之矣。不数十年而皆罢其用,李林甫至十九年而不退,则知贤者难于久任,而小人得志之易也。如此,可胜叹哉!

黄曰:郑桓公友,厉王之子,宣王母弟,始封于郑。幽王八年,为周大司徒。犬戎之难,桓公死之。其子武公与平王东迁,故父子相继为周司徒。国人爱武公而思桓公,故曰:「以明有国善善之功焉。」予以为善善者,以见桓公、武公积善之久也。惟武公积善之不已,故国人爱之亦不已。孔子曰:「吾读《缁衣》,见好贤之至。」呜呼,非武公父子之贤,其何以得此于国人哉?「粲」诸家尽以为「防」也。予以为作「粲粲」衣服之「粲」,盖上文但言《缁衣》,而未尝及饮食,况以「粲」为「防」,又费辞也

译黄氏说:“《丘中有麻》这首诗,古今的解说者都弄错了它的含义。这首诗说的是贤人被放逐,而国人思念他,那么诗中所谓的‘彼留子嗟’‘彼留子国’‘彼留之子’,都是国人思念贤人而想要挽留他的意思。诸家却把‘留’当作大夫的姓氏,把‘子嗟’当作‘子国’的儿子。庄王不明察,为何偏偏抛弃留氏父子呢?假使真有此事,那么《春秋》应当记载,史书应当收录,如今在其他经书中都未见记载,唯独见于毛氏的解释,这种说法难免是牵强附会。欧阳修曾经辨析过这一点,但他也将子嗟、子国视为当时的贤者,这也是没有经典依据的。我私下认为:‘嗟’是诗人想要挽留贤者而发出的叹息;‘国’是诗人想要挽留贤者而让他留在国内。而‘彼留之子’的意思就很明白了。‘丘中有麻,有麦有李’,固然不能理解为贤者种植治理的功绩,也不必认为是贤者居住的地方,这只是说国家有爵位俸禄,应当挽留贤者来享用罢了。《白驹》这首诗说:‘皎洁的白马,吃我场中的苗,拴住它系住它,以度过这美好的今朝。’这也是挽留贤者的意思。学者们不妨仔细思考一下。”

郑《缁衣》诂训传第七 国风

《缁衣》赞美武公。父子两人都担任周朝的司徒,在职位上做得很好,国人认为很适宜。所以赞美他们的德行,以彰显执政者善于奖善的功绩。

《缁衣》多么合身啊,破了我就再为你改做啊,你去你的馆舍啊,回来我授予你精美的食物啊。《缁衣》多么美好啊,破了我就再为你改造啊,你去你的馆舍啊,回来我授予你精美的事物啊。《缁衣》多么宽大啊,破了我就再为你改作啊,你去你的馆舍啊,回来我授予你精美的事物啊。

李氏说:“赞美武公。父子,大概是武公的父亲桓公。武公、桓公都入朝担任周司徒,都称职,所以国人都认为适宜,而赞美他们的德行,以彰显执政者善于奖善的功业。”唐孔氏说:“武公既是郑国的国君,又担任周司徒,这已经是他的善行,又能称职,这是执政者善中之善,他的解释不对。”程氏说:“武公父子相继担任周司徒,始终称职,诗人赞美他们作为国君却能好善行善道,享受章服宫室廪禄的回报,他的解释是对的。”大概这里说的善于奖善的功绩,也就像《葛覃》所说的用妇道教化天下,《葛覃》这首诗并没有用妇道教化天下的实事,只是诗人这样说,这首诗也是如此。或者又有人认为都是武公有善于奖善的功绩,武公、桓公既然担任周的卿士,武公称职,所以诗人用《缁衣》赞美他,而庄公却不免受到讽刺,那就是说庄公不称职。“缁衣之宜兮”,缁是黑色,“缁衣”是卿士上朝的正服。“缁衣之宜兮”,就像所说的“象服是宜也”。“好”,毛氏说:“好就是适宜。”“蓆”,毛氏说:“大。”其本源于《尔雅》。王氏则将“蓆”解释为多,说“予”之多。既然把“蓆”当作“予”之多,又说“敝予又改作兮”,那么上下文很不连贯,哪有“予”之多而又改作的呢?程氏则将“蓆”解释为安舒的意思,衣服符合德行就安舒,他的解释很好。然而把“蓆”当作安,却不知有什么考据。“馆”是馆舍,说诸侯都有馆舍。“还”,是从朝廷回来,说如果你从朝廷回来,我就授予你粲。粲,是餐,是说想要饮食的言辞。从诗来看,“宜好蓆”只是一个意思,说国人爱戴武公父子,“缁衣破了,我将为你改做”,大概是希望他长久在职位上。看这首诗,就知道好贤的笃厚。《礼记》说:“好贤像《缁衣》,恶恶像《巷伯》,那么爵位不滥授而百姓向善,刑罚不施行而百姓都信服。”人君的好贤,真能像百姓爱戴武公这样笃厚,那么天下不治,是没有的。自古贤者常常难以久任,小人常常容易得志。大概贤者的心,本来想终身立于君主的朝廷,但常常不久就退隐;小人不可一日立于朝廷之上,但每每根深蒂固而不可破除。如唐明皇对于姚崇、宋璟等人,可以说是深知了。不到几十年都罢免了他们的任用,李林甫直到十九年才退下,就知道贤者难以久任,而小人得志容易。如此,可叹啊!

黄氏说:郑桓公友,是厉王的儿子,宣王的同母弟,开始封在郑。幽王八年,担任周大司徒。犬戎之难,桓公死于难。他的儿子武公与平王东迁,所以父子相继担任周司徒。国人爱戴武公而思念桓公,所以说:“以彰显执政者善于奖善的功绩。”我认为善于奖善,是为了显示桓公、武公积累善行之久。只有武公积累善行不止,所以国人爱戴他不止。孔子说:“我读《缁衣》,看到好贤的极致。”唉,如果不是武公父子的贤德,怎么能得到国人的这样爱戴呢?“粲”诸家都认为是“餐”的通假字。我认为当作“粲粲”衣服的“粲”,因为上文只说《缁衣》,而没有提到饮食,况且把“粲”当作“餐”,又显得费辞。

。

将仲子,刺庄公也。不胜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谏而公弗听【吐丁反】小不忍以致大乱焉。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懐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懐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懐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译《将仲子》这首诗,是讽刺郑庄公的。他不能制服自己的母亲,因而害了自己的弟弟;弟弟共叔段违背道义,而庄公却不加制止。祭仲劝谏,庄公也不听从。因为小的事情不忍心处理,最终导致了大的祸乱。

《将仲子》啊,不要翻越我的里门,不要折断我的杞树。哪里是吝惜这些树木呢,是害怕我父母的责备。仲子是可以怀念的,但父母的话也是令人畏惧的。

《将仲子》啊,不要翻越我的围墙,不要折断我的桑树。哪里是吝惜这些树木呢,是害怕我的兄弟们责备。仲子是可以怀念的,但兄弟们说的话也是令人畏惧的。

《将仲子》啊,不要翻越我的园墙,不要折断我的檀树。哪里是吝惜这些树木呢,是害怕众人的议论。仲子是可以怀念的,但众人的议论也是令人畏惧的。

李曰:左传隐公元年,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请京使居之。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所谓焉辟害者,则是不胜其母也。不胜其母,是不能止也。不能止其母,乃所以害其弟。弟叔段失其道而公弗制,祭仲谏之,公弗听。则小不忍以致大乱。其所谓畏我诸兄,畏我父母,畏人之多言,皆所谓小不忍也。将仲子兮,无逾我里。将者,请也。二十五家为里,杞栁属也。檀彊忍之木也。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盖言祭仲之谏异姓之人与我家事,伤害我兄弟也。无逾我里,言无与我家事也。无折我树▯,言无害我兄弟也。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皆是此意也。郑氏云:无逾我里,言无干我亲戚。无折我树▯,喻言无伤我兄弟也。夫亲戚即兄弟也,其説非也。王氏以谓:始曰无逾我里,中曰无逾我墙,卒曰无逾我园,以言仲子之言弥峻,而庄公拒之弥固也。始曰无折我树▯,中曰无折我树桑,卒曰无折我树檀,以言庄公不制段于早,而段之弥强也。不必如此分别。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懐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言祭仲之谏庄公,公拒之曰:我非爱惜之也。父母可畏,仲可念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畏我诸兄,畏人之多言,亦是此意。

论曰:祭仲之谏庄公,不以大邑封段,非恶段也,乃爱段也。庄公拒祭仲之谏,以大邑封之,非爱段也,乃恶段也。视庄公之言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又曰:「不义不昵,厚将崩。」庄公之意,欲置段于死地。然其曰:「畏我父母,畏我诸兄,畏人之多言。」盖段未有大过恶,而庄公欲诛之,则父母、诸兄、国人将以我为何如人也?惟稔其恶而后诛之,彼父母、国人、诸兄亦不得而有辞。此庄公之本意也。而庄公不免有克段之名,是庄公徒自欺也。天下后世不可得而欺也。周公尝诛管蔡矣,而周公▯无杀之之意。及管蔡四国流言,与武庚为乱,周公不得已而诛之。后世不以周公杀兄之过为不如舜,盖以周公本无杀之之意也。庄公之于叔段,虽封大邑而杀之之意深矣。《春秋》书「郑伯克段于鄢」,《谷梁》释之曰:「何甚乎郑伯?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如庄公之畏父母、诸兄、畏人之多言,故以大邑封之,俟其恶积之深而后诛之,以免天下之议也。《春秋》书之,见其肺肝矣。观《春秋》书「郑伯克段于鄢」,而观《将仲子》之诗,则庄公之恶自见。《春秋》书「郑伯弃其师」,而观《清人》之诗,则文公之恶自见。盖不待传注而知之也。

黄曰:庄公拒祭仲之谏而不制叔段,非爱之也,乃所以稔其祸而处之于不可赦之地也。以《春秋》攷之,庄公岂以祭仲离间其兄弟而拒之哉?曰:「多行不义,必自毙。」「曰不义不昵,厚将崩。」无庸将自及,庄公之心术可见矣。《春秋》书「郑伯克段于鄢」,所以彰郑伯之处心。诗人述「郑伯拒祭仲之辞」,而君子论庄公拒祭仲之心。学者当即诗人之言而考之于《春秋》,则庄公之心可见矣。

叔于田,刺庄公也。叔处于京,缮甲治兵,以出于田。国人説,而归之。

叔于田,巷无居人。岂无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叔于狩,巷无饮酒。岂无饮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叔适野,巷无服马。岂无服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李曰:「左传云:『武姜请京,使居之,即所谓叔处于京是也。』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者,即此所谓缮甲治兵是也。缮之为言善也。大叔缮甲治兵以出田猎,国人皆悦之,所以有此诗也。『叔于田,巷无居人』,言叔段出田猎也。叔之出田猎,而所居之巷如无人,非实无其人也,虽有人,不如叔之洵美且仁也。冬猎曰狩,言叔之出狩,而巷无饮酒之人,岂实是无人哉?虽有人,不如叔之洵美且好也。郊外曰野,言叔之适野,而巷无服马之人,岂实无

译李说:《左传》隐公元年记载,郑武公在申国娶妻,名叫武姜,生了庄公和共叔段。庄公出生时是足先出,惊吓了姜氏,所以取名叫寤生,于是姜氏厌恶他,喜爱共叔段,想立他为太子,多次向武公请求,武公没有答应。等到庄公即位,共叔段请求住在京地,庄公就让他住在那里。祭仲说:“都城的城墙超过三百丈,就是国家的祸害。”庄公说:“姜氏想要这样,怎么能避开祸害呢?”所谓“怎么能避开祸害”,意思就是不能违抗母亲。不能违抗母亲,就是不能制止她。不能制止母亲,反而因此害了弟弟。弟弟叔段行为失道而庄公不加制止,祭仲劝谏他,庄公不听。这就是因为小的不忍心而导致大的动乱。他所说的“畏惧我的兄弟们,畏惧我的父母,畏惧人们议论纷纷”,都是所谓的小不忍心。《将仲子》说:“请仲子啊,不要越过我的里巷。”“将”是请求的意思。二十五家为一里,属于杞、柳这类树木。檀是坚韧的树木。不要越过我的里巷,不要折断我种的杞树。这是说祭仲的劝谏如同异姓之人干涉我家事,伤害我的兄弟。不要越过我的里巷,是说不要干涉我家事;不要折断我种的杞树,是说不要伤害我的兄弟。不要越过我的墙,不要折断我种的桑树。不要越过我的园,不要折断我种的檀树。都是这个意思。郑氏说:“不要越过我的里巷,是说不要干预我的亲戚。不要折断我种的杞树,是比喻不要伤害我的兄弟。”亲戚就是兄弟,这种说法不对。王氏认为:开头说“不要越过我的里巷”,中间说“不要越过我的墙”,最后说“不要越过我的园”,是说仲子的言辞越来越严厉,而庄公拒绝的态度越来越坚决。开头说“不要折断我种的杞树”,中间说“不要折断我种的桑树”,最后说“不要折断我种的檀树”,是说庄公没有在早日制止叔段,而叔段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不必这样分别解释。“岂敢爱之?畏惧我的父母,仲子是可以怀念的。”父母的话也是令人畏惧的。这是说祭仲劝谏庄公,庄公拒绝他说:“我不是爱惜他。父母令人畏惧,仲子是可以怀念的。父母的话也是令人畏惧的。”畏惧我的兄弟们,畏惧人们议论纷纷,也是这个意思。

论曰:祭仲劝谏庄公,不要封给叔段大的城邑,不是厌恶叔段,而是爱护叔段。庄公拒绝祭仲的劝谏,把大城邑封给他,不是爱护叔段,而是厌恶叔段。看庄公说的话:“多行不义,必定自己垮台。”又说:“不义不亲,势力再大也将崩溃。”庄公的意思,是想把叔段置于死地。然而他说:“畏惧我的父母,畏惧我的兄弟们,畏惧人们议论纷纷。”大概是因为叔段还没有犯下大过错,而庄公想杀他,那么父母、兄弟们、国人会认为我是怎样的人呢?只有让他罪恶积累充分然后才杀他,那些父母、国人、兄弟们也就没有话可说了。这是庄公的本意。而庄公不免落得个“克段”的名声,这是庄公自欺欺人。天下后世是不能欺骗的。周公曾经诛杀管叔、蔡叔,但周公本来没有杀他们的心意。等到管叔、蔡叔与武庚作乱,散布流言,周公不得已才杀了他们。后世不认为周公杀兄的过错不如舜,是因为周公本来没有杀他们的心意。庄公对于叔段,虽然封给他大城邑,但杀他的心意很深。《春秋》记载“郑伯克段于鄢”,《谷梁传》解释说:“为什么对郑伯如此严厉?严厉!郑伯处心积虑,最终达到了杀他的目的。”像庄公那样畏惧父母、兄弟们,畏惧人们议论纷纷,所以把大城邑封给他,等待他罪恶积累深厚然后杀他,以避免天下的议论。《春秋》记载这件事,把他的肺腑之心都暴露出来了。看《春秋》记载“郑伯克段于鄢”,再看《将仲子》这首诗,那么庄公的恶行自然显现。看《春秋》记载“郑伯弃其师”,再看《清人》这首诗,那么文公的恶行自然显现。大概不需要传注就能知道了。

黄说:庄公拒绝祭仲的劝谏而不制止叔段,不是爱护他,而是为了酿成祸端,把他置于不可赦免的地步。用《春秋》来考察,庄公难道是因为祭仲离间兄弟而拒绝他吗?他说:“多行不义,必定自己垮台。”“不义不亲,势力再大也将崩溃。”不用等待,灾祸将自然降临,庄公的心术可见一斑。《春秋》记载“郑伯克段于鄢》,是为了彰显郑伯的处心积虑。诗人叙述“郑伯拒绝祭仲的话”,而君子论述庄公拒绝祭仲的心。学者应当根据诗人的话,对照《春秋》来考察,那么庄公的心意就可见了。

《叔于田》,是讽刺庄公的。叔段住在京地,修缮铠甲整治兵器,外出打猎。国人喜欢他,而归附他。

叔段去打猎,巷子里好像没有住人。难道没有住人?不如叔段啊。确实美好而且仁厚。叔段去打猎,巷子里好像没有喝酒的人。难道没有喝酒的人?不如叔段啊。确实美好而且善良。叔段去野外,巷子里好像没有驾马的人。难道没有驾马的人?不如叔段啊。确实美好而且勇武。

李说:“《左传》说:‘武姜请求京地,让他住在那里,就是所谓叔段住在京地。’大叔修缮聚集,整治铠甲兵器,准备步兵战车,就是这里所说的修缮铠甲整治兵器。缮的意思是善。大叔修缮铠甲整治兵器外出打猎,国人都喜欢他,所以有了这首诗。‘叔段去打猎,巷子里好像没有住人’,是说叔段外出打猎。叔段外出打猎,所住的巷子像没有人,并不是真的没有人,虽然有人,也不如叔段确实美好而且仁厚。冬天打猎叫狩,说叔段外出打猎,巷子里没有喝酒的人,难道真的没有人吗?虽然有人,也不如叔段确实美好而且善良。郊外叫野,说叔段去野外,巷子里没有驾马的人,难道真的没有”

人哉?虽有人,不如叔之洵美且武也。言此皆爱之辞也。」郑氏曰:「叔徃田,国人注心于叔,似如无人处,其义不甚分明,欧阳氏已破之矣。至于王氏之説,其凿又甚焉,不必复辨。」夫仁之为名,岂易得哉?孔门之髙弟,如子路、如冉有、公西华,皆不许以仁;列国大夫,如陈文子、如令尹子文,亦不许以仁,而叔段乃得谓之仁者,叔段岂真有仁哉?国人悦之,故以此名与之也。杨▯山曰:「先王之道微,礼义消亡,政敎不明,而国俗伤败,故人之好恶不必当其是非,而毁誉不足攷其善恶,则其所誉而好之者,未必诚善也;所毁而恶之者,未必诚恶也。叔段不义而为众所好者,亦以衰俗好恶毁誉不当其实故也。然则所谓仁者,岂诚有仁哉?所谓有礼者,岂诚有礼哉?所谓武者,岂诚有武防?是皆若此而已。若杨▯山之説,可谓善矣。」所谓「且仁且好且武」,自非大圣贤不足以得此名,而叔段乃得此名者,岂非妄与之乎?如「▯之水」之诗,一章言「既见君子,云何不乐」;二章言「既见君子,云何其忧」。夫桓叔篡弑之人也,而诗人以君子之名归之,君子之名岂易得哉?而桓叔乃得之,亦犹此诗所谓「且仁且好且武」也。唐安禄山、史思明,唐室之巨贼也,而范阳之人谓之「二圣」。夫圣,孔子不居,而禄山、思明何人而得之?亦可谓妄与人也。黄讲见下篇。

译人吗?即使有人,也不如叔段确实美好且勇武啊。说这些全都是爱戴他的言辞。」郑氏说:「叔段去田猎,国人把心思都集中在叔段身上,好像那里没有其他人一样,这层意思不太明确,欧阳氏已经驳斥了它。至于王氏的说法,其穿凿附会又更严重,不必再辩驳了。」仁这个名称,难道容易得到吗?孔门的高足弟子,像子路、像冉有、公西华,都不被许以仁;列国的大夫,像陈文子、像令尹子文,也不被许以仁,而叔段却得以被称为仁者,叔段难道真有仁吗?国人喜欢他,所以把这个名称给他罢了。杨〇山说:「先王的道义衰微,礼义消亡,政治教化不明,因而国家风俗败坏,所以人的好恶不一定符合是非,而毁誉不足以考察善恶,那么他们所赞誉而喜欢的,未必确实善良;所诋毁而厌恶的,未必确实邪恶。叔段不义却被众人所喜欢,也是由于衰败的风俗中好恶毁誉不符合实际的原因。既然如此,所谓仁者,难道确实有仁吗?所谓有礼者,难道确实有礼吗?所谓武者,难道确实有武吗?都是像这样罢了。像杨〇山的说法,可以说很好了。」所谓「既仁又好又武」,如果不是大圣贤不足以得到这个名称,而叔段却得到了这个名称,难道不是胡乱给予的吗?像《〇之水》这首诗,第一章说「既然见到君子,为何不快乐」;第二章说「既然见到君子,为何还忧愁」。桓叔是篡位弑君的人,而诗人把君子的名称归给他,君子的名称难道容易得到吗?而桓叔却得到了它,也就像这首诗所说的「既仁又好又武」一样。唐代的安禄山、史思明,是唐室的巨大贼寇,而范阳的人称他们为「二圣」。圣,孔子都不自居,而禄山、思明是什么人却得到了它?也可以说是胡乱给予别人了。黄讲见下篇。

大叔于田,刺庄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义而得众也。大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音祖】两骖如舞。叔在薮,火烈具举。防【音但】禓【素歴反】暴虎,献于公所。将叔无狃,戒其伤女。叔于田,乗乘黄,两服上襄,两骖鴈行。叔在薮,火烈具▯。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纵送忌。叔于田,乗乘鸨【音保】两服齐首,两骖如手。叔在薮,火烈具阜。叔马慢忌,叔▯罕忌,抑释掤忌,抑鬯弓忌。

李曰:「大叔之所谓大者,盖左氏之所谓京城大叔。苏氏以为不然。二诗皆曰『叔于田』,故此加大字以别之,非谓段为大叔也。然不知者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此说非也。所谓名诗于大叔者,盖将以别前诗,亦犹小雅有《小明》,大雅有《大明》;小雅有《小旻》,大雅有《召旻》,特以为分别尔,非有义理于其间。」陆德明曰:「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误。」苏氏言:「叔之多才,诗所谓善御善射是也;叔之好勇,诗所谓防禓暴虎是也。多才如周公然后为善,叔之多才果如周公乎?好勇如太王然后为善,叔之好勇果如太王乎?」盆成括仕于齐,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见杀,门人问曰:「夫子何以知其将见杀?」曰:「小冇才,未闻君子之大道,则足以杀其躯而已。」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孔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夫多才不如周公而如盆成括,则足以见杀;好勇不如太王而如子路,则必不得其死。如羿善射,奡荡舟,亦皆不得其死然。叔之多才勇,适所以取祸也。义而得众然后为善,不义而得众亦所取祸。左氏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不义而行,其毙必速矣。「大叔于田,乗乗马,车乗驷马,谓之乘。言叔段往于田猎,驾此一乗之马也。叔既善射,故其执马辔如组。」《孔子家语》曰:「组緫纰于此,成文于彼。」今也执辔如组,以见叔之善御也。两骖如舞,一车四马谓之乘,别而言之,则辕下两马谓之服,参于两旁谓之骖。服在中,骖在外,如舞者,言如舞之中节也。薮,泽也。《韩诗》曰:「禽兽居之曰薮。」火烈,毛氏以烈为行列,言众人皆▯火也。具举者,言一时而举也,以见其段之得众也。防禓,肉▯也。禓,去禓衣也。暴虎,尔雅曰:「徒▯也。」此言段之好勇也。《论语》所谓「暴虎冯河」是也。叔之暴虎,进于公所,国人戒之曰:「请叔无狃于此。」《尔雅》曰:「狃,复也。」孙炎曰:「狃,复也。」又曰:「前事复。」为也,戒者,言国人谓叔不当再如此也。恐其伤女,以见国人爱之之辞也。乗乗黄,四马皆黄也。黄骍,曰黄马之上色也。襄驾也,其两服者皆马之上驾也。两服上襄,言最良之马也。鴈行者,骖与驾相次序如鴈之行也。具▯者,言一时而▯也。叔善射忌,又良御忌,良亦善也。忌,助辞。既善射,又善御,以见其多才。抑起辞也。骋马曰磬,止马曰控,▯矢曰纵,从禽曰送。乗乗鸨,四马皆鸨也。鸨,今之乌騘也。尔雅曰:骊白杂毛曰鸨。齐首,言马之齐首也。两骖如手,如人左右手之能相佐助也。阜,盛也。慢,迟也。罕,希也。言田事且毕,则其行马迟而▯矢希也。掤,箭筩上盖,所以覆矢也。鬯弓弢弓也,弛弓而纳之于弢,释掤而覆矢,弛弓而弢之,皆言田事且毕也。左曰太叔,又▯贰以为已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观此诗,则知子封得众之言验也。段之不义,而乃为众所归,则众归之者皆不义之徒也。汉七国反,景帝问爰盎曰:何如?盎曰:不足忧也。上曰:吴王诱天下豪杰,白头举事,此其计不百全,岂▯乎?何以言其无能为也?盎对曰:诚令吴得豪杰,亦且辅而为▯不反矣。吴所诱皆无赖子弟亡命奸人,故相诱以乱。观此诗,则知众归叔段皆不义之徒也。然此诗所言皆以叔段为义,而序所以刺庄公者,王氏曰:人君明义以正众,使众知义,而孰敢为不义?为不义则众

译大叔去田猎,是讽刺郑庄公。叔段多才而好勇,行为不义却得民心。大叔去田猎,驾着四匹马,手握缰绳如同编织丝带,两边的骖马如同舞蹈般协调。叔段在沼泽地,火势猛烈,众人同时点火。防禓(脱去上衣)徒手搏虎,献给庄公。请叔段不要习以为常,警告他不要伤害自己。叔段去田猎,驾着四匹黄马,中间两匹服马昂首驾车,两边骖马如雁阵般整齐。叔段在沼泽地,火势猛烈,众人同时点燃。叔段善于射箭,又擅长驾车,时而纵马奔驰,时而勒马停驻,时而放箭,时而追逐猎物。叔段去田猎,驾着四匹鸨马,中间两匹服马齐头并进,两边骖马如同左右手般相辅相成。叔段在沼泽地,火势猛烈,众人同时助势。叔段的马匹迟缓,射箭稀少,放下箭筒盖,收起弓放入弓袋。

李说:“大叔所谓的‘大’,大概是《左传》所说的京城大叔。苏氏认为不是这样。两首诗都称‘叔于田’,所以加‘大’字以区别,并非说段是大叔。然而不知者又在首章加‘大’字,这是错误的。这种说法不对。所谓以‘大叔’命名这首诗,大概是为了区别于前诗,就像小雅有《小明》,大雅有《大明》;

之所弃也,安能得众哉?杨▯山亦曰:叔段以不义得众,其失在于庄公不制之早也。人君明义以正众,使众知义,则虽有不义者莫之与也,虽有▯窃者莫之助也,尚何使人悦而归之哉?二説皆是。如将仲子,叔于田,不刺叔段而刺庄公;▯之水,不刺桓叔而刺昭公,皆祸之所由生也。

译那些被抛弃的人,怎么能得到众人的拥护呢?杨氏也说:叔段凭借不义之举而获得众人支持,其过失在于庄公没有及早加以制约。君主应当阐明道义以端正众人,使众人知晓道义,那么即使有不义之人,也没有人会追随他;即使有窃取权位之人,也没有人会帮助他,还哪里用得着让人心悦诚服地归附他呢?这两种说法都是对的。就像《将仲子》、《叔于田》这两首诗,不讽刺叔段而讽刺庄公;《扬之水》不讽刺桓叔而讽刺昭公,这些都是祸患产生的根源。

黄曰:管蔡与商人同济其恶,则商人必以管蔡为贤;共叔段与京人叛,则国人必以段为仁且武。此如安禄山、史思明乃唐室之贼,而当时之人以为二圣也。噫!项羽之仁,匹妇之仁耳;项羽之勇,匹夫之勇耳。若叔段之洵美且仁且武者,亦如项羽之仁且勇欤?知伯非贤而谓之贤,卢▯非忠而谓之忠,亦此▯也。司马温公常言: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而为善者,善无不至;挟才以为恶者,恶无不至。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其为害岂不多哉?大叔多才而不义,所谓挟才而为恶者也。所谓防禓、暴虎、善射、善御,即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也。智伯善射,力足,技艺毕给,而不免于亡,是所以为亡之资也。盆成括小有才而不免于见杀,是其所以为见杀之招也。叔多才而不义,其亦如智伯之射御足力而行之以不仁。盆成括小有才而未闻君子之大道者欤?然诗人不以刺大叔而以刺庄公,盖亦庄公不防闲于其始也。

  毛诗集解卷九

<经部,诗类,毛诗李黄集解》>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集解卷十    宋 李樗黄櫄 撰

清人刺文公也。髙克好利而不顾其君,文公恶而欲逺之,不能。使髙克将兵而御狄于竟,陈其师旅,翶翔河上,久而不召,众散而归,髙克奔陈。公子素恶髙克,进之不以礼,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国亡师之本,故作是诗也。清人在彭,驷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翔。清人在消,驷介麃麃【表骄反】二矛重乔,河上乎逍遥。清人在轴,驷介陶陶。左旋右抽,中军作好。

李曰:此诗言郑文公之时,有髙克,注:心好利而不顾其君也。王氏曰: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髙克既好利,不顾其君,文公恶而欲逺之,又不能也,于是使将兵而御狄于竟,翶翔河上,久而不召,惟以此为去髙克之上策,故公子素恶髙克,事其君不以礼,而文公去其臣不以道,所以致师散而将奔,是乃危国亡师之本,故作是诗也。清人在彭,在消,在轴,皆郑地也。清,郑之邑也。彭、消、轴,郑郊也。清人言,当时髙克将兵,皆清邑之人,彭、消、轴皆所次之地。孔氏曰:久不得归,又迁移三地,亦应不甚相逺。驷,四马也。介,甲也。言使驷马而皆被甲也。左氏曰:不介马而驰,则马亦被甲也。旁旁,孔氏以为不得已,据二章言麃麃乃是武貌,三章言陶陶乃是驰驱貌,不应于此乃谓不得已也。陆徳明曰:旁旁,强也。当从此▯二矛者,酋矛、夷矛也,故谓之二矛重。英英,饰也。言二矛之末有画饰也。乔,髙也。二矛,五兵之最髙也。二矛重髙,故谓之重乔。此皆是甲兵之盛,而文公委而弃之,乃使翶翔于河上,至于众散而后已。左旋右抽,中军作好。王氏曰:左旋者,军之左旋而归也。右抽者,军之右抽而退。中军作好者,中军髙克所自将也。盖其散最后,以髙克所自将故也。后散者,岂诚好于髙克而留哉?亦作好而已。杨▯山以为不然,左旋右抽,当从旧説。左谓御者在左,右谓戎者在右,中谓将军居中也。左旋谓回旋其车,右抽谓抽刄以习击刺,髙克自居军中之容好貌。抽,▯文作搯字,虽不同,其实则一。清人之诗,刺文公不以髙克为有罪。《叔于田》刺庄公不以叔段为有罪。观《春秋》书“郑弃其师”,则文公之罪可见矣。夫赏庆、刑威,人主之柄也。髙克有罪,则当戮之于市朝,如其罪小,则窜逐之可也,何乃委而弃之,至于不召乎?郑文公之弃髙克,是乃弃其师也。后汉耿恭为匈奴所围。公卿以为不宜救,鲍昱议曰:“今使人于危难之地,急而弃之,外则纵蛮夷之暴,内则伤死难之臣。匈奴如复犯塞为宼,陛下何以取将?今郑文公于髙克久而不召,至于众散,如其后有狄难,则文公何以使兵乎?其不亡者,幸矣。”

黄曰:前辈谓叔田刺庄公,不以叔段为有罪;清人刺文公,不以髙克为有罪。盖君之于臣,国人以为可用则用之,国人以为可杀则杀之,岂容有暧昩不决之事哉?若髙

译黄氏说:管叔、蔡叔与商人一同犯下罪恶,那么商人必定认为管叔、蔡叔贤德;共叔段与京邑的人叛乱,那么国人必定认为叔段仁爱且勇武。这就像安禄山、史思明是唐室的贼寇,而当时的人却把他们当作两位圣人一样。唉!项羽的仁爱,不过是普通妇人的仁爱罢了;项羽的勇武,不过是普通男子的勇武罢了。至于叔段确实美好、仁爱且勇武,是否也像项羽的仁爱和勇武呢?知伯并不贤德却被称作贤德,卢〇并不忠诚却被称作忠诚,也是同样的道理。司马光常说:君子凭借才能来行善,小人凭借才能来作恶。凭借才能行善的人,善行没有达不到的;凭借才能作恶的人,恶行没有达不到的。小人的智慧足以实现他的奸诈,勇力足以决断他的暴行,这就像老虎长了翅膀,它造成的祸害难道还少吗?大叔(共叔段)多才多艺却不合乎道义,就是所说的凭借才能作恶的人。所说的防备禓祭、徒手搏虎、善于射箭、善于驾车,就是智慧足以实现他的奸诈,勇力足以决断他的暴力。智伯善于射箭,力气充足,技艺完备,却未能免于灭亡,这些正是导致他灭亡的资本。盆成括小有才却未能免于被杀,这些正是导致他被杀的招数。叔段多才却不合乎道义,大概也像智伯那样射御有力、力气充足,却用不仁之道来行事,以及盆成括小有才却未曾听闻君子的大道吧?然而诗人不讽刺大叔而讽刺庄公,大概是因为庄公在起初没有加以防范和约束的缘故。

毛诗集解卷九

<经部,诗类,毛诗李黄集解>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集解卷十 宋 李樗黄櫄 撰

这是清人讽刺郑文公的诗。高克贪利而不顾念他的君主,文公厌恶他想要疏远他,却做不到。于是让高克率领军队在边境抵御狄人,陈列军队,在黄河上徘徊,很久不召他回来,士兵溃散而回,高克逃奔到陈国。公子一向厌恶高克,任用他不合乎礼制,文公罢退他不合乎道义,这是使国家危亡、军队溃散的根本,所以作了这首诗。清人在彭地,四匹披甲的战马强壮威武。两支长矛装饰着羽毛,在黄河上徘徊。清人在消地,四匹披甲的战马勇武矫健。两支长矛高高耸立,在黄河上逍遥。清人在轴地,四匹披甲的战马驰骋自如。左边回旋右边抽刀,中军的高克姿态美好。

李氏说:这首诗说的是郑文公的时候,有个高克,注解说他内心贪利而不顾念他的君主。王氏说:没有讲求道义却把君主放在后面的。高克既然贪利,不顾念他的君主,文公厌恶他想要疏远他,却又不能做到,于是让他率领军队在边境抵御狄人,在黄河上徘徊,很久不召他回来,只把这当作赶走高克的上策,所以公子一向厌恶高克,侍奉君主不合乎礼制,而文公罢退臣下不合乎道义,因此导致军队溃散将领逃奔,这是使国家危亡、军队溃散的根本,所以作这首诗。清人在彭地,在消地,在轴地,都是郑国的地方。清,是郑国的城邑。彭、消、轴,是郑国的郊外。清人,是说当时高克率领的军队,都是清邑的人,彭、消、轴都是驻扎的地方。孔氏说:久不得归,又迁移到三个地方,应该相距不远。驷,是四匹马。介,是铠甲。是说让四匹马都披上铠甲。左氏说:不披甲的马奔驰,那么马也披甲。旁旁,孔氏认为是不得已,根据第二章说麃麃是武勇的样子,第三章说陶陶是驰骋的样子,不应该在这里说是不得已。陆德明说:旁旁,是强壮。应当采纳这个说法。二矛,是酋矛、夷矛,所以称为二矛重。英英,是装饰。是说两支长矛的末端有画饰。乔,是高。二矛,是五种兵器中最高的。二矛重重高高,所以称为重乔。这些都是铠甲兵器的盛大,而文公却抛弃它们,让它们徘徊在黄河上,直到士兵溃散才停止。左旋右抽,中军姿态美好。王氏说:左旋,是军队的左边回旋而归。右抽,是军队的右边抽刀而退。中军姿态美好,是中军高克亲自率领的。大概溃散得最晚,因为高克亲自率领的缘故。后溃散的,难道真的喜欢高克而留下吗?也只是姿态美好罢了。杨〇山认为不对,左旋右抽,应当遵循旧说。左是说御者在左,右是说戎者在右,中是说将军居中也。左旋是说回旋他的车,右抽是说抽刀来练习击刺,高克自己居于军中姿态美好。抽,〇文作搯字,虽然不同,其实是一样的。清人的诗,讽刺文公不认为高克有罪。《叔于田》讽刺庄公不认为叔段有罪。看《春秋》记载“郑弃其师”,那么文公的罪过就可见了。赏赐庆贺、刑罚威严,是君主的权柄。高克有罪,就应当在市朝杀他,如果罪小,放逐他也可以,为什么要抛弃他,以至于不召他回来呢?郑文公抛弃高克,就是抛弃他的军队。后汉耿恭被匈奴包围。公卿认为不应该救援,鲍昱议论说:“现在派人到危难之地,紧急时抛弃他,对外则放纵蛮夷的暴行,对内则伤害死难的臣子。匈奴如果再次侵犯边塞为寇,陛下如何取信于将领?现在郑文公对高克很久不召,直到士兵溃散,如果以后有狄人的灾难,那么文公如何驱使士兵呢?他不灭亡,是侥幸了。”

黄氏说:前辈说《叔田》讽刺庄公,不认为叔段有罪;《清人》讽刺文公,不认为高克有罪。大概君主对于臣下,国人认为可用就任用,国人认为可杀就杀掉,哪里容许有暧昧不决的事情呢?如果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