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补传卷十二 宋 范处义 撰
宛丘既自东门而出，则在东而不在南矣。必无出东门而往南方之理。意谓南方原氏之女，来防于东门之市井耳。况《春秋》庄公二十七年，有公子友如陈，葬原仲之事，则原为陈大夫，何疑之有？二章言「谷旦于差」，谓差择吉日以为期也。三章言「谷旦于逝」，谓期日已至而遂往也。越以「▯迈」，「▯」之为言，总也。谓于是总往于所防之地也。荍、芘、芣也。荍取其华之色，椒取其气之芬，此男女相赠之物也。是《诗》三章皆赋也。
译宛丘既然已经从东门出来，那么它就在东边而不在南边了。一定没有出了东门却往南方去的道理。意思是说，南方原氏的女子，来到东门的市场来等待罢了。况且《春秋》庄公二十七年，有公子友前往陈国，安葬原仲的事情，那么原氏是陈国的大夫，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第二章说“谷旦于差”，是说选择吉日作为约会的时间。第三章说“谷旦于逝”，是说约定的日期已经到了于是便前往。越地称“〇迈”，“〇”的意思是总括。是说于是总括前往所等待的地方。荍、芘、芣，荍取它花朵的颜色，椒取它香气芬芳，这些是男女互相赠送的物品。所以《诗经》这三章都是赋体。
衡门诱【酉】僖公也，愿【愿】而无立志，故作是诗以诱掖其君也。
陈，小国也。僖公天资慤愿，仅能自守耳，岂能抗志以有立哉？故诗人欲诱道扶持，使之卓然奋起有为于国，不至安于卑陋而遂止也。然是诗之体，颇异众作：一章正言其愿而无立，二章、三章皆诱掖之辞也。
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悲位】之洋洋，可以乐【洛】饥。
衡门，谓横木为门，其规模浅陋，无帡幪之可托。今乃游息于下，自以为安。泌始流之貎，言其洋洋漫流，无波澜之足观。今乃游泳其间，自以为乐。盖安则栖迟而不去，乐则忘饥而废食。以喻僖公之性，安于卑陋而无立志也。
岂其食鱼必河之鲂【房】岂其取【娶】妻必齐之姜？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取妻必宋之子？
先儒谓洛鲤河鲂贵于牛羊，则鲂鲤乃鱼之美者。齐姜姓，宋子姓，姜子乃女之贵者。食鱼当求鲂鲤，取妻当求姜子，皆诱以大而起其志。盖图王不成，犹可以伯；安于卑陋，则陈止于陈耳。惜乎僖公不足以进此，亦犹孟子语齐宣以王道，自谓吾惽不能进于是也。是诗与《甫田》皆视其君之失而正救之。齐襄公志大心劳，所谓过也，诗人则抑之。陈僖公愿而无立志，所谓不及也，诗人则诱之。孔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孰谓诗人之正救其君，不与圣人敎人之意同学与政果无二致也？是诗三章皆兴也。
东门之池，刺时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贤女以配君子也。
凡诗言刺时，盖指一时之事，或指其君，或指其臣民。是诗之序，明言疾其君之淫昏，必其君有淫行，如卫宣公之类，不然何以遽加以疾之一字？盖疾近于恶，如卫宣公之类，直可恶矣，无复可正救。陈君之淫昏，诗人犹思得贤女以配之，虽由其心之爱君，亦其君之资质，犹可与为善也。
东门之池，可以沤【乌豆下同】麻。彼美淑姬，可与晤【五故下同】歌。东门之池，可以沤纻。彼美淑姬，可与晤语。东门之池，可以沤菅【古顔】彼美淑姬，可与晤言。
陈风三诗皆言东门，盖指所见以起兴也。水性至柔，池有防限，贤女之喻也。沤乆渍也，麻也，纻也，菅也，必得水之乆渍乃可治以为用，以喻君子必得贤女相与渐染，可以成徳也。晤欲明也，贤女于君子，凡笑歌言语之际，亦有以晓悟之，故其聴之也熟，而入之也深。如齐鸡鸣，盖于夙夜卧起之际，有相成之道，亦此之类也。是诗三章，皆比而赋之也。
东门之杨，刺时也。昏姻失时，男女多违亲迎【鱼敬】女犹有不至者也。
是诗刺当时昏姻以有故而失时，则男女多杀礼，不复能如古之亲迎。今幸已有成约，而女复有异志而不至，亦由于上之人淫昏有以化之故也。
东门之杨，其叶牂牂【子桑】昏以为期，明星煌煌。东门之杨，其叶肺肺【普贝】昏以为期，明星皙皙【之世】
东门之杨，叶虽牂牂，肺肺而盛，然渐至于凋落耳。喻男女已失嫁娶之时，及今犹可以昏姻，乃复男行而女不随。既有成约，期以吉日之昏暮可以行礼。今夜已乡晨，啓明之星，煌煌皙皙，而女犹不至，则又不能践约矣。正如东门之杨，竟至衰落，是诚可刺也。昏姻取幽隂之义，故行礼用昏暮，古今皆然。是《诗》二章，皆比而赋之也。
墓门刺陈佗也。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恶加于万民焉。
案《春秋》在《氏传》鲁桓公五年“陈侯鲍卒”，谓陈桓公也。于是陈乱，文公子佗杀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乱作，国人分散。佗，桓公之弟也。桓公卒而佗立，明年为蔡人所杀。佗当桓疾病杀大子而以己代之，可谓不义。陈由是乱，国人至于分散，所谓恶加于民也。诗人刺之，以佗之不义，由于无良师傅。盖以恕待之，谓其资质可与为善，可与为不善，视师傅之贤否如何耳。序《诗》者不以为君，直言“陈陀”，盖得《春秋》不称爵书“蔡人杀陈佗”之防，与书“卫州吁、郑忽”同也。使《诗》序不经圣人之手，孰敢窃《春秋》之法，书三君之名哉？
墓门有棘，斧以斯【所宜
译衡门这首诗是诱导陈僖公的，因为他质朴谨慎却缺乏远大的志向，所以创作了这首诗来诱导扶持他的君主。
陈国是个小国。僖公天性质朴谨慎，仅仅能够自我保全罢了，哪里能够树立志向而有所成就呢？所以诗人想要诱导引导、扶持他，使他卓越地奋起，在国事上有所作为，不至于安于卑微浅陋而就此止步。然而这首诗的体裁，与众作颇不相同：第一章正面陈述他质朴谨慎却缺乏志向，第二章、第三章都是诱导扶持的言辞。
横木搭成的门下面，可以游息居住；泌水浩浩荡荡地流淌，可以让人忘记饥饿。
衡门，指的是用横木做的门，其规模浅陋，没有可以依托的遮蔽。如今却在下面游息，自以为安适。泌水初流的样子，说它浩浩荡荡漫流，没有值得观赏的波澜。如今却在水中游泳，自以为快乐。大抵安适就会游息而不离去，快乐就会忘记饥饿而废食。用来比喻僖公的性情，安于卑微浅陋而没有远大的志向。
难道吃鱼一定要吃黄河里的鲂鱼？难道娶妻一定要娶齐国的姜姓女子？难道吃鱼一定要吃黄河里的鲤鱼？难道娶妻一定要娶宋国的子姓女子？
先儒说洛水的鲤鱼和黄河的鲂鱼比牛羊更珍贵，那么鲂鱼和鲤鱼就是鱼中的美味。齐国是姜姓，宋国是子姓，姜姓和子姓的女子就是女子中的尊贵者。吃鱼应当追求鲂鱼和鲤鱼，娶妻应当追求姜姓和子姓的女子，这都是用宏大的目标来诱导他，激发他的志向。大抵图谋称王不成，还可以称霸；安于卑微浅陋，那么陈国就仅仅停留在陈国的地位罢了。可惜僖公不足以进取到这个境界，这也就像孟子用王道劝说齐宣王，齐宣王自认为愚笨不能达到那个境界一样。这首诗和《甫田》都是看到君主的过失而进行匡正挽救。齐襄公志向远大却心力劳苦，这叫做过度，诗人就抑制他。陈僖公质朴谨慎却缺乏远大的志向，这叫做不足，诗人就诱导他。孔子说：“冉求退缩，所以鼓励他前进；仲由好胜，所以抑制他。”谁说诗人匡正挽救君主，不与圣人教导人的心意相同呢？政教果然没有两样啊？这首诗三章都是起兴。
东门之池，是讽刺时事的。痛恨君主的淫乱昏庸，而希望有贤德的女子来匹配君子。
凡是诗中说讽刺时事，大概是指当时的一件事，或者指君主，或者指臣民。这首诗的序言，明确说痛恨君主的淫乱昏庸，一定是君主有淫乱的行为，像卫宣公那样，不然为什么突然加上“痛恨”这个字呢？大抵痛恨接近于厌恶，像卫宣公那样，简直令人厌恶了，再也没有可以匡正挽救的余地。陈君淫乱昏庸，诗人还希望得到贤德的女子来匹配他，虽然是因为他内心爱护君主，也是因为君主的资质，还可以引导他向善。
东门的池塘，可以浸泡麻。那位美丽贤淑的女子，可以和她一起唱歌。东门的池塘，可以浸泡苎麻。那位美丽贤淑的女子，可以和她一起交谈。东门的池塘，可以浸泡菅草。那位美丽贤淑的女子，可以和她一起说话。
陈风中的三首诗都提到东门，大概是指出所见的景物来起兴。水的性质极其柔和，池塘有堤岸界限，这是贤德女子的比喻。沤是长时间浸泡，麻、苎麻、菅草，一定要经过水的长时间浸泡才能加工使用，用来比喻君子一定要得到贤德女子共同逐渐熏陶，才能成就德行。晤是明白的意思，贤德女子对于君子，凡是在笑唱歌语的时候，也有用来开导醒悟的作用，所以听得很熟，而入心很深。就像《齐风·鸡鸣》，大概是在早晚卧起的时候，有相互成就的道理，也是这一类。这首诗三章，都是比喻兼直陈。
东门之杨，是讽刺时事的。婚嫁失时，男女多违背礼制，亲自迎娶新娘，女子还有不到达的。
这首诗讽刺当时婚嫁因为有事而失时，那么男女多减省礼制，不再能像古代那样亲自迎娶。现在幸好已经有约定，而女子又有异心而不到达，这也是由于上面的人淫乱昏庸有以感化他们的缘故。
东门的杨树，它的叶子茂盛。以黄昏作为期限，明星辉煌。东门的杨树，它的叶子繁盛。以黄昏作为期限，明星明亮。
东门的杨树，叶子虽然茂盛，但终究会逐渐凋落。比喻男女已经失去了嫁娶的时机，到现在还可以婚嫁，却又是男方前行而女方不跟随。既然已经有约定，约定在吉日的黄昏可以行礼。现在夜晚已经接近清晨，启明星，辉煌明亮，而女子还不到达，那么又不能履行约定了。就像东门的杨树，竟然到了衰落的地步，这确实是值得讽刺的。婚嫁取幽暗的意思，所以行礼用黄昏，古今都是这样。这首诗两章，都是比喻兼直陈。
墓门，是讽刺陈佗的。陈佗没有好的师傅，以至于不义；恶行加于万民身上。
查《春秋》在《氏传》鲁桓公五年记载“陈侯鲍卒”，说的是陈桓公。于是陈国发生动乱，文公的儿子佗杀了太子免而取代他。桓公生病而动乱发生，国人离散。佗是桓公的弟弟。桓公死后佗即位，第二年被蔡人所杀。佗在桓公生病时杀太子而以自己取代他，可以说是不义。陈国因此动乱，国人以至于离散，这就是所说的恶行加于百姓。诗人讽刺他，认为佗的不义，是由于没有好的师傅。大概是用宽恕的态度对待他，认为他的资质可以向善，也可以向恶，看师傅的贤能与否罢了。《诗序》不称他为君，直说“陈佗”，大概是符合《春秋》不称爵位而书“蔡人杀陈佗”的体例，与书写“卫州吁、郑忽”相同。如果《诗序》不是经过圣人之手，谁敢窃取《春秋》的笔法，书写三位君主的名字呢？
墓门有棘，斧头把它劈开
】之夫也，不良国人知之，知而不已，谁昔然矣？墓门有梅，有鸮萃【徂醉】止夫也，不良歌以讯之，讯予不顾，颠倒思予。
译那男子啊，品行不端，国人皆知，明知故犯仍不停止，自古以来便是如此？墓门旁有梅树，有猫头鹰栖息在那里。那男子啊，品行不端，作歌以警示他，他却不顾我的劝告，反而颠倒黑白地思念我。
佗无良师傅，非可以责佗父兄，当任其咎也。无贤父兄，则无良师傅。使佗之父兄能知古人教世子之道，则佗其庶几矣。棘也，梅也，皆有实之可食，喻佗可与为善也。不幸生于墓门，则非其地，喻其无贤父兄也。斯离析也，鸮恶鸟也。棘与梅既生非其地，则或为斧斤之斯析，或为恶鸟之栖萃，则不足为美矣。喻其无良师傅与之相处，遂戕其性而染其恶也。故诗人于首章原其所自，则曰：“师傅之不良，国人且知之。”佗之父兄岂不知之而不能去之乎？此向者谁使之然哉？盖责其父兄也。于卒章要其所终，则曰：“师傅之不良，予既歌以讯告于佗矣。苟不顾予之讯，以至颠倒，而后思予之言，亦何及哉？”盖责佗也。佗之恶亦甚矣，而诗人待佗为甚恕，既追咎于师傅，又冀佗之悔悟，忠厚之至也。是诗二章，皆比而赋之也。
防有鹊巢，忧防贼也。宣公多信，防君子忧惧焉。
古者谓防人必曰防贼。盖其巧发竒中，甚于以刃杀人。彼以刃杀人者，人得以御之；而善为防者，诪张为幻，足以惑乱是非，隂被中伤者，皆不知为计。以是言之，甚于以刃杀人者矣。况为宣公者，多信其言，不能考察，此君子所以忧惧也。夫所贵于考察者，亦有理之可据。理之所必无者，谗人以为有何足信哉？是《诗》二章，皆据理之言也。
防有鹊巢，卭【其恭下同】有防苕【徒雕】谁侜【陟留】予美？心焉忉忉。中唐有甓【蒲歴】卭有防鹝【五歴】谁侜予美？心焉惕惕【吐歴】
鹊必依大木为巢，为防以止。水必无大木，安有鹊巢？陵苕生于下湿卭髙仰之地，必无润泽，安有美苕？中唐在堂涂之闲，人朝夕所埽除，必无瓴甓。防鹝、绶草也，与陵苕性相类，亦卭之所必无。而谗者皆以为有，彼好聴者遽信之，何哉？侜壅蔽也。盖予虽有美，为谗言所壅蔽，所以始则忉忉而忧，终则惕惕而惧也。是诗二章，皆兴而赋之也。
月出刺好【呼报，下同】色也在位，不好徳而说【恱】美色焉。在位之人，化其君之淫昏，惟女色是好，则其志荒矣。序诗者以不好徳而说美色发之，盖以责在位为卿士大夫者，当知礼义亷耻，岂与庶民无知，惟上所化邪？故以不好徳刺之。若为庶民而作，则直言其淫乱耳。
月出皎兮，佼【古卯下同】人僚【了】兮，舒窈【乌了】纠【其赵】兮，劳心悄【七小】兮。月出皓【胡老】兮，佼人懰【力久】兮，舒懮【于久】受兮，劳心慅【七老】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力召】兮，舒夭【于表】绍兮，劳心惨兮。
齐风以东方之日、东方之月喻君臣，此诗止刺在位，故以月出言之。昼欲有所为，则夜必有所思。月之始出，皎洁皓白，光照万物。在位之君子能于此时思其政，则为好徳矣。今乃思佼好之人，欲舒我之忧思而不可得。至于我心之劳，则好徳不如好色，诚有愧于月之象矣。传曰：政如农功，日夜思之。周公亦仰而思之，夜以继日。此皆好徳之思也。陈之诸臣，何足与语？「此僚兮懰兮燎兮，皆好貌；窈纠懮受夭绍，皆忧貌；悄兮慅兮惨兮，皆劳貌。」诸国方言多不同，未易以一义求也。是诗三章，皆赋也。
株【陟朱下同】林刺灵公也，淫乎夏【户雅】姬，驱驰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陈灵公与夏姬乱，至与其臣相戏于朝，又驱驰而往，朝夕不休息，其无忌惮之甚，殆与疾驱于通道大都者无以异。国人刺之，其辞比他诗为迫切，奈灵公无羞恶之心何？
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驾我乗【绳证】马，说【税】于株野。乗我乗驹，朝食于株。
株不必为邑名，殆夏姬所居之地也。国人正辞以诘之曰：「何为乎株林？岂欲与夏南相从乎？」若非往株林与夏南相从，何故驾乗马而说乎？株野乗乗驹而朝食于株乎？忧君之意切，故其辞亦切也。不斥夏姬而言夏南，固嫌于亵；然夏南实主其家，国人亦豫忧其祸必作于夏南也。是诗二章皆赋也。
泽陂【彼皮，下同】刺时也。言灵公君臣淫于其国，男女相说，忧思【息嗣】感伤焉。
序
译陈佗没有好的师傅，这不能归咎于他的父兄，而应当由他自己承担罪责。没有贤德的父兄，就不会有好的师傅。假使陈佗的父兄能够懂得古人教导太子的道理，那么陈佗或许还能有所成就。棘树和梅树，都有可以食用的果实，用来比喻陈佗是可以向善的。不幸生长在墓门旁边，那就是地方不对，用来比喻他没有贤德的父兄。斧斤砍伐，鸮是恶鸟。棘树和梅树既然生长在不当的地方，那么有的会被斧斤砍伐，有的会成为恶鸟栖息聚集的地方，那就不足以成为美事了。用来比喻他没有好的师傅与之相处，于是戕害了他的本性而沾染了恶习。所以诗人在首章推究其根源，说：“师傅不好，国人尚且知道。”陈佗的父兄难道不知道而不能除去他们吗？这以前是谁让他这样的呢？这是在责备他的父兄。在末章总结其结局，说：“师傅不好，我已经歌唱来讯问告诫陈佗了。如果他不顾我的告诫，以至于颠倒下落，然后才想到我的话，又怎么来得及呢？”这是在责备陈佗。陈佗的恶行也很严重了，而诗人对待陈佗却非常宽恕，既追究师傅的责任，又希望陈佗悔悟，真是忠厚到了极点。这首诗两章，都是比兴兼赋的手法。
《防有鹊巢》，是忧虑防贼的。宣公多听信谗言，防地的君子为此忧惧。
古时候称防地的贼人一定说“防贼”。因为他们巧发奇中，比用刀杀人还要厉害。那些用刀杀人的，人们可以抵御；而善于设防（行骗）的人，诳骗幻惑，足以混淆是非，暗中遭受中伤的人，都不知道如何应对。由此说来，比用刀杀人更厉害了。何况身为宣公的人，多听信他们的言论，不能考察真伪，这就是君子忧惧的原因。至于考察真伪，也有道理可以依据。道理上必然没有的事，谗言说有什么，值得相信吗？这首诗两章，都是依据道理而言的。
防地有鹊巢，高丘有防苕，谁在诳骗我美好的人？心中忧愁不安。中庭有砖石，高丘有防鹝，谁在诳骗我美好的人？心中警惕恐惧。
鹊鸟必定依靠大树筑巢，用防来阻止。水边必定没有大树，怎么会有鹊巢？陵苕生长在低湿之地，高丘地势高仰，必定没有润泽，怎么会有美好的苕草？中庭在堂屋和道路之间，人们朝夕打扫，必定没有砖石。防鹝即绶草，与陵苕性质相似，也是高丘必定没有的。而谗言都说有，那些喜好听信的人就立刻相信，为什么呢？侜是壅蔽的意思。大概我虽然有美德，被谗言所壅蔽，所以开始时忧愁不安，最终警惕恐惧。这首诗两章，都是兴而赋之。
《月出》讽刺喜好美色。在位的人，不喜好德行而喜爱美色。在位的人，被君主的淫昏所感化，只喜好女色，那么他们的志向就荒废了。为诗作序的人以不喜好德行而喜爱美色来阐发，大概是为了责备在位的卿士大夫，应当知道礼义廉耻，难道像庶民那样无知，只被上位者感化吗？所以用不喜好德行来讽刺。如果是为庶民而作，那么直接说其淫乱就行了。
月亮出来皎洁啊，美人美好啊，舒缓而忧愁啊，劳心悄忧啊。月亮出来皓白啊，美人美好啊，舒缓而忧受啊，劳心慅忧啊。月亮出来照耀啊，美人美好啊，舒缓而夭绍啊，劳心惨忧啊。
《齐风》用东方的太阳、东方的月亮比喻君臣，这首诗只讽刺在位的人，所以用月亮出来来说。白天想要有所作为，那么夜晚必定有所思虑。月亮刚出来时，皎洁皓白，光照万物。在位的君子能在这个时候思虑政事，那就是喜好德行了。现在却思虑美好的人，想要舒缓我的忧思而不可得。至于我心劳苦，那么喜好德行不如喜好美色，实在有愧于月亮的形象了。传曰：政事如同农事，日夜思虑。周公也仰头思虑，夜以继日。这都是喜好德行的思虑。陈国的各位臣子，哪里值得与他们谈论呢？“这里的僚、懰、燎，都是美好的样子；窈纠、懮受、夭绍，都是忧愁的样子；悄、慅、惨，都是劳苦的样子。”各国的方言多不相同，不容易用一个意义来求得。这首诗三章，都是赋的手法。
《株林》讽刺灵公。灵公淫乱于夏姬，驱驰前往，朝夕不休息。
陈灵公与夏姬淫乱，甚至与他的臣子在朝廷上相戏，又驱驰前往，朝夕不休息，其无忌惮的程度，大概与在通道大都疾驰没有什么不同。国人讽刺他，言辞比其他诗更为迫切，奈何灵公没有羞恶之心呢？
为什么去株林？跟随夏南。不是去株林？跟随夏南。驾着我的乘马，停在株野。乘着我的乘驹，在株地吃早饭。
株不必是邑名，大概是夏姬居住的地方。国人用正辞诘问他说：“为什么去株林？难道想要与夏南相随吗？”如果不是去株林与夏南相随，为什么驾着乘马而停在株野？乘着乘驹而在株地吃早饭呢？忧君的心情急切，所以言辞也急切。不斥责夏姬而说夏南，固然嫌于亵渎；然而夏南实际主持其家，国人也预先忧虑祸患必定发生在夏南身上。这首诗两章都是赋的手法。
《泽陂》讽刺时世。说灵公君臣在国家淫乱，男女相悦，忧思感伤。
序
诗者，言君臣淫于其国，盖指灵公与孔宁、仪行父之事。其下化之，至于男女相说，忧思感伤。说者谓“东门之枌，宛丘之应，泽陂、株林之应”。信乎，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译《诗经》中的这首诗，是批评国君与臣子在国中淫乱，大概是指卫灵公与孔宁、仪行父的事情。下面的百姓受其影响，以至于男女互相爱悦，忧愁思慕而感伤。解说的人认为，“东门之枌”是“宛丘”的应和，“泽陂”是“株林”的应和。确实啊，上面的人有所喜好，下面的人必定会做得更加过分。
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他弟】泗【四】滂【普光】沱【徒何】彼泽之陂，有蒲与蕳【古顔】有美一人，硕大且卷【其员】寤寐无为，中心悁悁【乌▯】彼泽之陂，有蒲菡【戸感】萏【大感】有美一人，硕大且俨。寤寐无为，辗【张辇】转。伏枕，泽者水之钟也，陂者水之障也。蒲，苻离也；荷，芙蕖之叶也；蕳，兰草，所谓泽兰也；菡萏，芙蕖之华也。皆泽陂所有之物也。蒲以喻男子，荷取其叶之穉，蕳取其气之芬，菡萏取其色之丽，皆以喻女子。诗人以蒲配荷，以蒲配蕳，以蒲配菡萏，所谓男女相说也。盖淫风之行，由于男子无刚徳，柔从于人，若蒲然。故年之穉者则取之，气之芬者则取之，色之丽者则取之。其未得之也，则既思其人而感伤，又思其人发之卷，又思其人貎之俨。寤寐之间，不复他有所为，或涕泗俱下，或悁悁忧慼，或辗转废寝。此皆合男女之情而言之。诗人言其情而不及于乱，亦欲其止于礼义也。是诗三章，皆比而赋之也。
诗补传卷十二
<经部,诗类,诗补传>
钦定四库全书
诗补传卷十三 宋 范处义 ▯
国风
桧
桧，髙辛氏火正祝融之墟。《郑语》云：“祝融之后，八姓，惟妘姓桧者处其地。”案《世本》防人即桧之祖。防人者，祝融之弟。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其四曰防人也。王肃曰：“周武王封祝融之后于济、洛、河、颍之间，为桧子。”郑氏《诗谱》云：“国在《禹贡》豫州外方之北，荥波之南，居溱洧之间。”《郑语》云：“史伯于幽王之世为桓公谋灭虢、桧。”然则桧之变风，又作于幽王之前，明矣。国小而迫，其君则废礼于衣服，其民则废礼于三年，皆首乱先王之制。陈虽淫昬，未始有此，宜居陈之次也。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国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洁其衣服，逍遥游燕，而不能自彊于政治，故作是诗也。作羔裘之诗者，桧之贤大夫也。何以知其贤？由其序而知之也。大夫自谓以道去其君，又谓其君不用道，而诗之三章止言衣服之非礼，与既去而思君。诸儒多谓大夫不欲言君他过，止及衣服，有合于孔子以防罪行；既去而思君，有合于孟子三宿出昼。此説固善，窃以为犹未尽诗人之意。夫先王之礼，道之所寓也。礼既废矣，道安在哉？案《王制》：「革制度，衣服者为畔，畔者君讨。」以此见先王之制礼甚重于衣服也，故讨之而不敢缓。歴观变风，列国之君过失多矣，而先王之礼寓于衣服者，莫敢废也。其民化之，乱亦甚矣，而先王之礼通丧三年者，莫敢废也。桧之君首乱于衣服，燕居与视朝轻为变易，此废礼之大者。贤者盖于此而窥之，知吾道决不可行，所以去之。若夫既去而思，为厚之至，则诚如诸儒之论。其后民俗视君衣服之变易，以为固无害于事，是以亦轻变三年之礼，素冠不服，可见悖天理而斁人伦，皆原于君之废礼。序诗者体诗人忠厚之意，婉其辞曰：「好洁其衣服，逍遥游燕，而不能自彊于政治。」诚使不废先王之礼，虽好洁衣服，逍遥游燕，未为过之大者。贤者岂忍遽去？其不能自彊于政治，亦诗之所不及。然视其逍遥游燕，则不能自彊可知矣。所谓言不尽意者如此。董仲舒有言：「事在彊勉而已。彊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桧之君不能自彊于政治，是不能彊勉行道也，故曰君不用道。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直遥】岂不尔思，劳心忉忉【刀】羔裘翶。
翔狐裘，在堂，岂不尔思？我心忧伤。羔裘如膏【古报】日出有曜。岂不尔思？中心是悼。
缁衣羔裘，此视朝之服也。狐貉之厚以居，此燕居之服也。今以羔裘逍遥而燕居，以狐裘而视朝，可谓颠。
倒矣！人君颠倒于衣服，轻变先王之礼，举此心以徃何所不至哉？君子见几而作，所以去也。次章言翶翔，不特燕居，又服羔裘以遨游矣。言在堂，则不特视朝，又服狐裘于正寝矣。卒章言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则
又不复见其视朝，
译那水泽的岸边，长着蒲草和荷花。有一位美人，让人伤心得无可奈何？醒着睡着都无所作为，泪水鼻涕滂沱直流。那水泽的岸边，长着蒲草和泽兰。有一位美人，高大而且发卷。醒着睡着都无所作为，心中忧愁烦闷。那水泽的岸边，长着蒲草和荷花（芙蕖）。有一位美人，高大而且庄重。醒着睡着都无所作为，辗转反侧。伏在枕上，泽是水汇聚的地方，陂是阻挡水的堤岸。蒲，就是苻离；荷，是芙蕖的叶子；蕳，是兰草，也就是所说的泽兰；菡萏，是芙蕖的花。这些都是水泽岸边所有的植物。用蒲来比喻男子，取荷的叶子柔嫩，取蕳的气味芬芳，取菡萏的颜色艳丽，都用来比喻女子。诗人用蒲配荷，用蒲配蕳，用蒲配菡萏，这就是所说的男女互相爱悦。大概淫风的流行，是由于男子没有刚强的德行，柔顺地顺从他人，像蒲草一样。所以年岁柔嫩的就去追求，气味芬芳的就追求，颜色艳丽的就追求。那些还没有得到的，就既思念那个人而感伤，又思念那个人头发的卷曲，又思念那个人容貌的庄重。醒着睡着之间，不再做其他事情，有时泪水鼻涕一起流下，有时忧愁烦闷，有时辗转反侧无法入睡。这都是结合男女之情来说的。诗人言说这种情爱而没有发展到淫乱，也是希望它止于礼义。这首诗三章，都是比兴兼赋的手法。
诗补传卷十二
<经部,诗类,诗补传>
钦定四库全书
诗补传卷十三 宋 范处义
国风
桧
桧，是高辛氏火正祝融的故地。《郑语》说：“祝融的后代，有八个姓氏，只有妘姓的桧人居住在那块地方。”查考《世本》，防人就是桧人的祖先。防人，是祝融的弟弟。吴回生了陆终，陆终生了六个儿子，其中第四个就是防人。王肃说：“周武王封祝融的后代在济水、洛水、黄河、颍水之间，作为桧国的子爵。”郑玄的《诗谱》说：“桧国在《禹贡》豫州外方山的北面，荥波水的南面，居住在溱水和洧水之间。”《郑语》说：“史伯在周幽王的时候为郑桓公谋划灭掉虢国和桧国。”那么桧国的变风，又产生在周幽王之前，是很明显的。国家小而受迫，它的国君在衣服上废弃礼制，它的百姓在三年丧礼上废弃礼制，都是带头扰乱先王的制度。陈国虽然淫乱昏昧，未曾有过这种情况，桧国应该排在陈国之后。
《羔裘》，是大夫因为道义而离开他的国君。国家小而受迫，国君不任用道义，喜好整洁他的衣服，逍遥游乐宴饮，而不能在政治上自我奋发，所以作了这首诗。作《羔裘》这首诗的，是桧国的贤大夫。怎么知道他是贤大夫？从诗的序言中知道。大夫自称因为道义而离开国君，又说国君不任用道义，而诗的三章只说衣服不合礼制，以及离开后思念国君。许多儒者多认为大夫不想说国君的其他过错，只提及衣服，这符合孔子以微言讽谏的行为；离开后思念国君，符合孟子在昼地停留三晚才离开的做法。这种说法固然好，我私下认为还没有完全表达诗人的意思。先王的礼制，是道义寄托的地方。礼制已经废弃了，道义在哪里呢？查考《王制》：“改变制度、衣服的人是叛逆，叛逆者国君要讨伐。”由此可以看出先王的礼制非常重视衣服，所以讨伐它不敢迟缓。纵观变风，列国国君的过失很多，而先王寄托在衣服上的礼制，没有人敢废弃。他们的百姓受其影响，混乱也很严重，而先王通行的三年丧礼，没有人敢废弃。桧国的国君首先在衣服上带头扰乱，闲居和上朝时轻易地改变，这是废弃礼制的大过错。贤者大概从这里窥探，知道我们的道义决不能实行，所以离开他。至于离开后思念，是厚道的极致，确实如各位儒者所论。后来民俗看到国君衣服的改变，认为本来无害于事，因此也轻易改变三年丧礼，不穿素冠，可见违背天理而败坏人伦，都源于国君废弃礼制。作诗序的人体察诗人忠厚的心意，委婉地措辞说：“喜好整洁他的衣服，逍遥游乐宴饮，而不能在政治自我奋发。”如果真的不废弃先王的礼制，即使喜好整洁衣服，逍遥游乐宴饮，也不算大的过错。贤者怎么忍心立刻离开？他不能在政治上自我奋发，也是诗中没有直接说到的。然而看他逍遥游乐宴饮，那么不能自我奋发就可以知道了。所谓言不尽意就是这样。董仲舒有话说：“事情在于勉强努力罢了。勉强努力实行道义，那么德行每天增长而大有功效。”桧国的国君不能在政治上自我奋发，是不能勉强努力实行道义，所以说国君不任用道义。
羔裘逍遥，狐裘上朝。难道不想念你吗？忧心忡忡。羔裘翶翔。狐裘在堂，难道不想念你吗？我心忧伤。羔裘如膏，日出有曜。难道不想念你吗？心中哀悼。
黑色衣服配羔裘，这是上朝时的服饰。狐貉皮厚的衣服用来闲居，这是闲居时的服饰。现在穿着羔裘逍遥闲居，穿着狐裘上朝，可以说是颠倒了！国君在衣服上颠倒，轻易改变先王的礼制，用这种心去行事，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君子见微知著而行动，所以离开他。第二章说翶翔，不只是闲居，又穿着羔裘去遨游了。说在堂，则不只是上朝，又在正寝穿着狐裘了。末章说羔裘如膏，日出有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