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卷【广诂】
旧而修学校，虽为美事，亦为国者所当然，是以不书于经。诗序则并记其实。圣人以春秋之严而立一王之法，以诗之通而不忘人之善道，并行而不相悖，其斯之谓欤？沈重谓郑氏谱诗之意，以大序为子夏作，以小序为卜商，意有未尽，毛公足成之。盖其说以《关雎》一序为大序，余皆为小序，既已考之不审矣。梁昭明遂信之，取《关雎》一序编之《文选》，题以卜子夏。后汉书乃曰「衞宏从谢曼卿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隋《经籍志》亦曰「先儒相承谓《毛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及衞敬仲更加润色，所谓相承，即郑氏谱诗之意耳。他非有根据。今博考经籍，惟孔子家语言，子夏习于诗，能通其义，未尝言作序也。王肃注《家语》，乃以为今之诗序，则所谓子夏者，未可信矣。子夏尚未必为诗序，则谓毛衞润色者，何足信也？孰若求诸夫子之言以为信？《论语》曰：「周有大赉，善人是富。」此夫子记周家之政也，而与《赉》之序同。《缁衣》曰：「长民者，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徳归壹。」记礼者称「子曰」以实之，盖以为夫子之言也，而与《都人士》之序同。《孔丛子》记夫子之读诗曰：「于《周南》《召南》，见周道所以盛也；于《柏舟》，见匹夫执志之不可易也；于《淇澳》，见学之可为君子也；于《考槃》，见遁世之士而不闷也；于《木瓜》，见苞苴之礼行也；于《缁衣》，见好贤之心至也；于《鸡鸣》，见君子之不忘其敬也；于《伐檀》，见贤者先事后食也；于《蟋蟀》，见陶唐俭徳之大也；于《下泉》，见乱世之思明君也；于《七月》，见豳公所以造周也；于《东山》，见周公先公而后私也；于《狼跋》，见周公之逺志所以为圣也；于《鹿鸣》，见君臣之有礼也；于《彤弓》，见有功之必报也；于《羔羊》，见善政之有应也；于《节南山》，见忠臣之忧世也；于《蓼莪》，见孝子之思养也；于《楚茨》，见孝子之思祭也；于《裳裳者华》，见贤者世保其禄也；于《采菽》，见明王所以敬诸侯也。」其言皆与今序同，其义又《左氏传》载高克帅师与《清人》之序同，《国语》载正考甫得《商颂》与《那》之序同。至如大序言「情动于中」与「治世乱世亡国之音」同，于《乐记》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同，于《周官》「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鸮」同，于《金縢》由是言之，使诗序作于夫子之前，则是为圣人之所録；作于夫子之后，则是取诸夫子之遗言也。庸可废耶？复有二说可明：诗序其来也逺。假《乐》之序曰「嘉成王也」，经文初无「嘉」之一字，而子思《中庸》、《左氏传》皆以《假乐》为嘉乐岂尝见今之诗序耶？六月之序，由庚之后，继以《南有嘉鱼》；崇丘之后，继以《南山有台》，皆古诗之次第也。今亡诗之篇次，乃合由庚、崇丘、由仪为一，此秦火之后经生为之也。使《六月》之序果作于毛、衞之徒，则二人者皆生于秦火之后，当如亡诗之次第矣。且其诗既亡，其次既乱，毛、衞之徒何由知古诗之次第？为《六月》之序哉？学者舍经籍明据而不知信，乃欲以无根相承之说为六经之疵，亦惑矣。
译整顿并修缮学校，虽然是美好的事情，也是治国者理所当然应当做的，因此《春秋》经文中不加以记载。而《诗经》的序言则一并记录了这些事实。圣人凭借《春秋》的严谨确立了一代王者的法度，凭借《诗经》的通达而不遗忘人们的善道，两者并行而不相违背，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沈重认为郑玄编排《诗经》的意图，是以大序为子夏所作，小序为卜商所作，但意思表达未尽，由毛公补充完成。这种说法将《关雎》的序言视为大序，其余都视为小序，既然已经考察得不审慎了。梁昭明太子于是相信了这种说法，选取《关雎》的序言编入《文选》，题署为卜子夏所作。《后汉书》却说：“卫宏跟随谢曼卿学习，因而撰写了《毛诗序》，很好地把握了《风》《雅》的宗旨。”隋代《经籍志》也说：“先代儒者相传认为《毛诗序》是子夏创立的。”毛公和卫敬仲又加以润色，所谓“相传”，就是郑玄编排《诗经》的意思罢了。其他说法没有根据。如今广泛考证经籍，只有《孔子家语》中说，子夏熟悉《诗经》，能通晓其义理，从未说过他撰写了序言。王肃注释《家语》，才认为现在的诗序是子夏所作，那么所谓子夏作序的说法，就不可信了。子夏尚且未必撰写了诗序，那么说毛公、卫宏加以润色的说法，又哪里值得相信呢？哪里比得上寻求孔夫子的言论作为确证呢？《论语》说：“周朝有大赏赐，善人因此富足。”这是孔夫子记录周朝的政治，与《赉》诗的序言相同。《缁衣》说：“治理百姓的人，衣服不杂乱，举止有常度，以此来整齐百姓，那么百姓的德行就会归于统一。”记录礼制的人称“孔子说”来证实它，大概认为是孔夫子的言论，与《都人士》的序言相同。《孔丛子》记载孔夫子读《诗》说：“从《周南》《召南》，看到周道兴盛的原因；从《柏舟》，看到匹夫坚守志向不可改变；从《淇澳》，看到学习可以成为君子；从《考槃》，看到避世之士而不苦闷；从《木瓜》，看到馈赠之礼得以施行；从《缁衣》，看到喜爱贤才之心达到极致；从《鸡鸣》，看到君子不忘恭敬；从《伐檀》，看到贤者先做事后吃饭；从《蟋蟀》，看到陶唐节俭德行的伟大；从《下泉》，看到乱世之人思念明君；从《七月》，看到豳公建立周朝的原因；从《东山》，看到周公先公后私；从《狼跋》，看到周公远大的志向之所以成为圣人；从《鹿鸣》，看到君臣之间有礼仪；从《彤弓》，看到有功之人必定得到报答；从《羔羊》，看到善政有所回应；从《节南山》，看到忠臣忧虑世事；从《蓼莪》，看到孝子思念奉养父母；从《楚茨》，看到孝子思念祭祀祖先；从《裳裳者华》，看到贤者世代保全其禄位；从《采菽》，看到明王尊敬诸侯的原因。”这些言论都与现在的诗序相同，其义理又与《左传》记载高克率领军队与《清人》的序言相同，《国语》记载正考甫得到《商颂》与《那》的序言相同。至于大序中说“情感在心中触动”与“治世、乱世、亡国之音”相同，与《乐记》中“风、赋、比、兴、雅、颂”相同，与《周官》中“公于是作诗送给王，命名为鸱鸮”相同，与《金縢》中……由此说来，如果诗序作于孔夫子之前，那么就是被圣人收录；如果作于孔夫子之后，那么就是取自孔夫子的遗言。怎么可以废弃呢？还有两种说法可以证明：诗序的来源久远。假设《假乐》的序言说“赞美成王”，经文最初没有“嘉”这个字，而子思的《中庸》、《左传》都将《假乐》视为嘉乐，难道曾经见过现在的诗序吗？《六月》的序言，在《由庚》之后，接着是《南有嘉鱼》；在《崇丘》之后，接着是《南山有台》，这都是古诗的顺序。现在亡佚诗篇的顺序，竟然把《由庚》、《崇丘》、《由仪》合为一篇，这是秦朝焚书之后经学家所为。如果《六月》的序言果真作于毛公、卫宏等人之手，那么这两个人都生于秦火之后，应当像亡佚诗篇的顺序一样了。况且那些诗已经亡佚，顺序已经混乱，毛公、卫宏等人怎么知道古诗的顺序？从而为《六月》作序呢？学者舍弃经籍中的明确证据而不相信，却想用没有根据的相传之说作为六经的瑕疵，也是糊涂啊。
毛氏【大毛公，不显其名；小毛公，名苌】
昔河间献王徳脩学好古，事惟其实，理求其是，独立诗、毛氏、春秋、左氏博士，其去取诸家，可谓审矣。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惟献王所得皆古文先秦旧书，其独立毛氏，岂于古文旧书有合故耶？不然，汉初传诗者止鲁、韩、齐三家，毛最晚出，何为毛传既行，三氏俱废？昔之学者，盖亦不轻于取舍，非有所见，安肯遽去彼而就此也？况经籍成于圣人之手，故经学必出于圣门，为得其宗，否则为异说。何以明之？《孝经》十八章，《子思》《中庸》《孟子》七篇，《左氏春秋》传与夫《大学》《缁衣》等篇，皆孔门之传授也。今观数书所取诗之断章，往往与毛氏训解相应。至荀卿子、刘向《说苑》《新序》《列女传》引诗之言，与毛义絶异。盖鲁诗出于浮丘伯，乃荀卿门人，楚元王交亦学浮丘之诗，向乃元王之孙，则荀卿、刘向乃鲁诗之源流也。齐诗世不传，《韩诗外传》亦与毛氏不合。由是言之，则先儒谓毛氏诗出于子夏，渊源有自，得圣人之宗旨，断可识矣。《文中子》一书，或赋诗见志，或论诗要义，皆与毛氏相表里，若通者亦孔氏之徒欤？
<经部,诗类,诗补传>
钦定四库全书
诗补传卷一 宋 范处义 撰
国风
周南【召南説附】
昔者先圣孔子诲人以经，固莫详于诗。而圣人之论诗，又以二南为大。故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盖不学墙面，古之格言。先圣谓人而不为二南之学，辟之面墙而立，岂能知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虽曰能学，犹不学也。夫二南之诗，先圣所以大之者，以其所陈皆文王正始之道，自家而国，自国而天下，此古今不易之理也。厯观古之帝王道统之传，虽曰一揆，前乎文王，或世逺而事罕传，或世衰而事已驳，求其王者与后妃两尽其道，莫若文王大姒。故取之为万世表准。然必立《周南》为王者之法，立《召南》为诸侯之法，其来已乆。疑自周公制礼作乐，即定风、雅、颂为乐章之名。故《周官》有六诗及《豳雅》《豳颂》之说，而幽王《小雅》亦曰：“以雅以南。”非周之乐章，诗人安得有是言？以《闗雎》为《周南》，以《鹊巢》为《召南》，亦周之旧故。《仪礼》有“乃合乐《周南》《闗雎》《召南》《鹊巢》”之说，岂非周之旧典与？盖《闗雎》言后妃能不妬忌，故和乐而知好贤；《鹊巢》言夫人能不妬忌，故均一而安于拙眞，可以为王者、诸侯之配，宜冠诸篇首，为王者、诸侯齐家之矜式。其《二南》诸篇，皆述后妃夫人风化之效，本其所得之地而録之。彼区区欲分《周南》《召南》以为圣贤浅深者，未为通论也。若夫《周南》既为王者法，犹与《召南》同谓之国风，则其防深矣。盖文王之时，纣犹在上，文王遵养自晦，不居其圣，故能防大难而无害，小心事商不改其初，此乃文王之盛徳。后之録诗者，原文王之心，故虽存王者之事于《周南》，特婉其名谓之国风，且与《召南》同齿于一国，岂非得文王之心与？夫以文王之一身，且以大姒为配，而二南乃分为王者、后妃、诸侯、夫人，何哉？盖文王之圣，备道全美，无施不宜，故用之天下，用之一国，何所不可？大姒之贤，亦仪刑于文王，故为后妃为夫人，亦无不可者。文王既谦退避纣，故録诗者以文王之事托之后妃，以诸侯之事托之夫人。虽曰大姒之贤足以当此，亦所以全文王自晦之迹也。其诗得之周南之地，则系之周公；得之召南之地，则系之召公。盖旦奭二公皆姬姓，文王分岐为二公采地。旦封周，谓之周公；奭封召，谓之召公。至武王克商，又分二公为左右。成王时复分陜以东周公主之，分陜以西召公主之。其事虽杂出传记，而周公召公之称既已见于武王克商之始，《国语》亦以周召毕荣为文王之臣，则周召固常辅佐文王，因以其事托之，岂非文王不居其圣之意与？且周南召南既为天子诸侯之法，固不能无
译毛氏【大毛公，名字不详；小毛公，名苌】
从前河间献王刘德品德修养高，喜好古代典籍，做事追求真实，探究事理力求正确，他单独设立《诗经》、毛氏、《春秋》、《左氏》的博士职位，他对各家学说的取舍，可以说是审慎了。当时淮南王刘安也喜好书籍，他所招揽的人大多浮夸善辩，只有献王所得到的都是先秦时期的古文旧书，他单独推崇毛氏，难道是因为毛氏与古文旧书相符合的缘故吗？如果不是这样，汉初传授《诗经》的只有鲁、韩、齐三家，毛氏出现最晚，为什么毛传流行之后，其他三家都被废弃了呢？过去的学者，大概也不会轻易取舍，如果没有独到的见解，怎么肯舍弃那三家而采用这一家呢？况且经籍是由圣人亲手编定的，所以经学必定出自圣人的门墙，这样才能得其宗旨，否则就是异端邪说。用什么来证明呢？《孝经》十八章，《子思》的《中庸》、《孟子》七篇，《左氏春秋》的传文以及《大学》《缁衣》等篇章，都是孔子门徒的传授。现在看这几本书所引用的《诗经》断章，往往与毛氏的训解相符合。至于荀子、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中》引用《诗经》的话，与毛义截然不同。大概鲁诗出自浮丘伯，他是荀子的门人，楚元王刘交也学习浮丘伯的鲁诗，刘向是元王的孙子，那么荀子、刘向就是鲁诗的源流。齐诗世代不传，《韩诗外传》也与毛氏不合。由此说来，那么先儒认为毛氏《诗经》出自子夏，渊源有自，得到了圣人的宗旨，是可以断定的。《文中子》一书，有时赋诗以见志，有时论述《诗经》的要义，都与毛氏互为表里，如果通晓的人也是孔氏的弟子吗？
钦定四库全书
诗补传卷一 宋 范处义 撰
国风
周南【召南说附】
从前先圣孔子用经典教诲人，没有比《诗经》更详细的了。而圣人论述《诗经》，又以《周南》《召南》为最重要。所以说：“人如果不学习《周南》《召南》，那就如同面向墙壁站立一样。”大概不学习就像面向墙壁，这是古代的格言。先圣说人如果不学习《周南》《召南》的道理，好比面向墙壁站立，怎么能知道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呢？虽然说是能学习，也等于没有学习。《周南》《召南》的诗歌，先圣之所以推崇它们，是因为它们所陈述的都是文王端正开端的道理，从自身到国家，从国家到天下，这是古今不变的真理。纵观古代帝王道统的传承，虽然道理一致，但在文王之前，有的时代久远而事迹很少流传，有的时代衰败而事迹已经驳杂，寻求君王与后妃都能尽到本分的，没有比得上文王和大姒的。所以选取他们作为万世的表率。然而必定确立《周南》作为君王的法则，确立《召南》作为诸侯的法则，这种由来已经很久了。怀疑自从周公制礼作乐，就确定了风、雅、颂作为乐章的名称。所以《周官》中有六诗以及《豳雅》《豳颂》的说法，而幽王时期的《小雅》也说：“以雅以南。”如果不是周朝的乐章，诗人怎么会有这样的说法？把《关雎》作为《周南》，把《鹊巢》作为《召南》，也是周朝的旧例。《仪礼》中有“于是合乐演奏《周南》《关雎》《召南》《鹊巢》”的说法，这难道不是周朝的旧典吗？大概《关雎》说的是后妃能不嫉妒，所以和谐快乐而知道喜好贤人；《鹊巢》说的是夫人能不嫉妒，所以均一而安于质朴真诚，可以作为君王、诸侯的配偶，适宜放在篇章之首，作为君王、诸侯齐家的典范。《二南》的其他篇章，都叙述后妃夫人风化教化的成效，根据它们所得到的地方而记录。那些想要区分《周南》《召南》来判定圣贤深浅的人，并不是通达的言论。如果《周南》既然是君王的法则，却仍然和《召南》一起称为国风，那么其中的意味就深远了。大概文王的时候，纣王还在上位，文王遵循修养之道而隐藏自己，不居圣人之位，所以能防备大难而没有祸害，小心侍奉商朝而不改变初衷，这是文王的盛德。后来记录诗歌的人，推原文王的心意，所以虽然保存了君王的事迹在《周南》中，特意委婉地称它为国风，并且和《召南》同列于一国，这难道不是符合文王的心意吗？用文王一个人，而且以大姒为配偶，而《二南》却分为君王、后妃、诸侯、夫人，为什么呢？大概文王的圣德，具备道义和完美，没有什么不适宜的，所以用于天下，用于一国，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大姒的贤德，也以文王为仪范，所以作为后妃作为夫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文王既然谦退躲避纣王，所以记录诗歌的人把君王的事迹寄托在后妃身上，把诸侯的事迹寄托在夫人身上。虽然说是大姒的贤德足以担当这些，这也是为了保全文王隐藏自己的踪迹。那些诗歌得之于周南的地方，就归属于周公；得之于召南的地方，就归属于召公。大概旦、奭两位公爵都是姬姓，文王把岐地分为两位公爵的采地。旦封在周，称为周公；奭封在召，称为召公。到了武王攻克商朝，又分两位公爵为左右。成王时又分陕山以东由周公主持，陕山以西由召公主持。这些事虽然杂出于传记，而周公召公的称号既然已经在武王攻克商朝之初出现，《国语》也把周、召、毕、荣作为文王的臣子，那么周、召本来常常辅佐文王，因此把那些事寄托在他们身上，这难道不是文王不居圣人之位的意思吗？况且周南召南既然作为天子诸侯的法则，本来不可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