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卷【鲁颂】
韩氏乃曰：奚斯作鲁颂，而班固《西都赋》序、王延夀《鲁灵光赋》序皆云奚斯颂鲁；▯雄《法言》亦曰：正考甫尝睎尹吉甫，公子奚斯尝睎正考甫，意谓尹吉甫颂周，正考甫奚斯效之，殊不考是诗曰：「新庙奕奕，奚斯所作」，是奚斯作《新庙》，非作鲁颂也。韩氏传授之妄，班固、王延夀据韩诗，不足深诮；▯雄《法言》欲准《论语》，乃不知尹吉甫作《周雅》，谓之作诵，非作周颂也；正考甫得《商颂》于周，非作《商颂》也；公子奚斯作鲁庙，非作鲁颂也。著书果难哉！
译韩氏于是说：奚斯创作了《鲁颂》，而班固《西都赋》的序、王延寿《鲁灵光赋》的序都说奚斯歌颂鲁国；〇扬雄《法言》也说：正考甫曾经仰慕尹吉甫，公子奚斯曾经仰慕正考甫，意思是认为尹吉甫歌颂周朝，正考甫和奚斯效仿他，完全没考察这首诗说：“新庙高大辉煌，是奚斯所建”，这是说奚斯建造了《新庙》，而不是创作了《鲁颂》。韩氏传授的谬误，班固、王延寿依据韩诗，不值得深责；〇扬雄《法言》想要效法《论语》，却不知尹吉甫创作的是《周雅》，称之为作诵，并非创作《周颂》；正考甫在周朝得到《商颂》，并非创作《商颂》；公子奚斯建造鲁国宗庙，并非创作《鲁颂》。著书果然很难啊！
第二十八卷【商颂】
那【成汤】烈祖【中宗】▯鸟【高宗】长发【高宗】殷武【高宗】商颂十二篇，乃正考甫得之周太师，而正考甫为孔子七世祖，圣人删诗于其祖之所存，宜得其实，而太史公乃谓宋襄公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追道契、汤、高宗所以兴，作商颂，其说本之韩氏，然其言亦据五篇为说耳，使十二篇俱存，固不止于契、成汤、高宗之事也。夫颂者，美其功徳之作也，鲁人颂僖公，其言僖公之美备矣，设若为襄公作颂，乃无一辞及宋，何哉？况序与《国语》之言合耶？
第二十九卷【附说】
第三十卷【广诂】
诗补传篇目
明序篇
人皆知诗亡，然后春秋作，以为诗之美刺与春秋相表里，而不知诗之美刺实系于序。盖诗有小序，有大序。小序一言，国史记作诗者之本义也。小序之下皆大序也，亦国史之所述，间有圣人之遗言，可考而知。惟关雎为一经之首，并论三百篇之大旨，犹易乾坤之文言，故特详焉。世固以文言为圣人之赞易，而于诗序乃惑于传记而疑之。先儒有知其说者，谓系辞为易大传，诗序为诗大传。又谓学诗而不求序，犹欲入室而不由戸也。异哉，唐人之议诗序也。曰：子夏不序诗，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中冓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诸侯犹世不敢以云三也。又曰：汉之学者欲显其传，因借之子夏。且子夏犹知不及，汉去诗益逺，何自而知之？谓春秋所不道，是不知圣人授经于丘明，经所不欲言者，传则明着其迹。至谓诸侯犹世不敢以云，此正为史官惧天祸人刑者之见也。在子夏犹云不敢，则古之国史其贤矣乎？昔者齐太史书崔氏之大恶，兄弟几尽，而南史氏犹执简以往，是岂计死生祸福而废弃其官守哉？序虽不作于子夏，议则疎矣。文中子曰：圣人述史有三焉：述书帝王之制，备述诗兴衰之由，显述春秋邪正之迹。明信如其说，圣人于春秋则脩之，既因鲁史之旧，而明其邪正之迹；于书则定之，又各冠序于篇首，而备帝王之制；于诗则删之。苟不据序之所存，亦何自而见其兴衰之由，而知其美刺之当否哉？今观春秋之襃贬与诗序相应者，盖多有之。如陈佗、如衞州吁、如郑忽，皆已为君，春秋书曰：“蔡人杀陈佗”，“曰衞人杀州吁”，“曰郑忽出奔”，此书名之例也。而诗序亦曰：“陈佗不义”，“曰衞州吁暴乱”，“曰郑人刺忽”。春秋或书爵，诗序亦曰：“凡伯”、“曰芮伯”；春秋或书字，诗序亦曰：“仍叔”、“曰行父”；春秋或书人，诗序亦曰：“周人”、“曰国人”；春秋或书其君，诗序亦曰：刺其君，春秋或书夫人，诗序亦曰刺衞夫人，春秋或书大夫，诗序亦曰刺周大夫，此其大略也。至如诗序书请命于周，岂非春秋尊王命之意欤？书天子之使，岂非春秋重王人之意欤？书王道，书有徳，书以礼，书守义，书美，书嘉，书言，书陈，书喜，书乐，书予，书襃赏，岂非春秋与善之意欤？书失道，书无徳，书不义，书无礼，书刺，书怨，书恶，书疾，书伤，书忧，书惧，书去之，岂非春秋贬恶之意欤？书思，书闵，书止，书悔，书絶，书责，书誓，书救乱，此春秋反正之意也。书风，书劝，书戒，书勉，书诱，书箴，书规，书诲，书自警，此春秋责备之意也。如书周之君臣，惟文武周公加以圣之一字，余皆不与焉。如书贤者，书君子，书忠臣，书孝子，书仁人，书善人，书小人，书谗贼，书播恶，书荒淫，书大乱，书大壊之类，皆无曲笔，宜为圣人之所取也。大抵春秋虽严，而其辞深而婉；诗序虽通，而其辞直以着。如春秋止书狄入衞，不言灭也；诗序则曰「衞为狄所灭」。春秋止书城楚丘，不言封也；诗序则曰「齐桓公救而封之」。春秋不书曲沃伯为晋侯，诗序则曰「美武公始并晋国」。春秋不书鲁僖公修泮宫，诗序则曰「颂僖公能修泮宫」。盖春秋不与夷狄之灭国，不许诸侯之専封；以武公纳寳赂而兼宗国，虽请王命，实以非义而要君；以僖公因其
译第二十八卷【商颂】
那【成汤】烈祖【中宗】〇长发【高宗】殷武【高宗】。《商颂》十二篇，是正考甫从周太师那里得到的，而正考甫是孔子的七世祖，圣人删定《诗经》时依据其祖先所保存的版本，理应得到真实情况。然而太史公却说，宋襄公施行仁义想要成为盟主，他的大夫正考甫赞美他，追述契、成汤、高宗所以兴盛的原因，创作了《商颂》。这种说法本于韩氏，但他的言论也只是依据五篇来论述罢了。假如十二篇都保存下来，固然不止于契、成汤、高宗的事迹。颂，是赞美功德的作品，鲁人歌颂僖公，其中关于僖公美好的言辞非常完备。假若是为襄公作颂，却没有一个字提到宋国，这是为什么呢？况且《诗序》与《国语》中的说法相合呢？
第二十九卷【附说】
第三十卷【广诂】
诗补传篇目
明序篇
人们都知道《诗经》衰亡之后，才有《春秋》出现，认为《诗经》的赞美与讽刺与《春秋》互为表里，却不知道《诗经》的赞美与讽刺实际上关联于《诗序》。原来《诗经》有小序，有大序。小序中的一句话，是国史记载的创作这首诗的本意。小序以下的文字都是大序，也是国史所叙述的，间或含有圣人的遗言，可以考证而知。只有《关雎》作为一经之首，一并论述三百篇的大旨，如同《易经》乾坤两卦的《文言》，所以特别详细。世人固然认为《文言》是圣人赞颂《易经》的，而对于《诗序》却因受传记影响而疑惑。先代儒者中有明白其说法的，说《系辞》是《易经》的大传，《诗序》是《诗经》的大传。又说学习《诗经》而不探求《诗序》，就像想要进入房间却不从门走一样。奇怪啊，唐代人议论《诗序》。他们说：子夏没有为《诗经》作序，有三点原因：一是才智达不到；二是揭露中冓的隐私，是《春秋》所不记载的；三是诸侯尚且不敢这样说。又说：汉代的学者想要显扬他们的传注，因而假托于子夏。况且子夏尚且才智达不到，汉代距离《诗经》时代更远，从哪里知道呢？说《春秋》所不记载的，这是不知道圣人将经传授给左丘明，经中不想明说的，传注则明确地指出其踪迹。至于说诸侯尚且不敢这样说，这正是史官畏惧天祸人刑的看法。在子夏尚且说不敢，那么古代的国史难道更贤明吗？从前齐国的太史记载崔氏的大恶，兄弟几乎死尽，而南史氏仍然拿着竹简前往，这难道是计较生死祸福而废弃他的职守吗？《诗序》虽然不是子夏所作，这种议论就疏漏了。《文中子》说：圣人叙述历史有三方面：叙述《尚书》帝王制度，完备地叙述《诗经》兴衰的原因，明确地叙述《春秋》邪正的事迹。如果信如其说，圣人在《春秋》上是修定它，既然依据鲁史的旧本，而明确其邪正的事迹；在《尚书》上是审定它，又各自在篇首加上序言，而完备帝王制度；在《诗经》上是删定它。如果不依据《诗序》所保存的内容，又从哪里看出其兴衰的原因，而知道其赞美与讽刺是否恰当呢？现在看《春秋》的褒贬与《诗序》相符合的，大概有很多。如陈佗、如卫州吁、如郑忽，都已经做了国君，《春秋》记载说：“蔡人杀陈佗”，“说卫人杀州吁”，“说郑忽出奔”，这是书写名字的体例。而《诗序》也说：“陈佗不义”，“说卫州吁暴乱”，“说郑人讽刺忽”。《春秋》有时书写爵位，《诗序》也说：“凡伯”、“说芮伯”；《春秋》有时书写字，《诗序》也说：“仍叔”、“说行父”；《春秋》有时书写人，《诗序》也说：“周人”、“说国人”；《春秋》有时书写其君，《诗序》也说讽刺其君；《春秋》有时书写夫人，《诗序》也说讽刺卫夫人；《春秋》有时书写大夫，《诗序》也说讽刺周大夫，这是大概情况。至于如《诗序》书写请命于周，难道不是《春秋》尊崇王命的意旨吗？书写天子的使者，难道不是《春秋》重视王人的意旨吗？书写王道，书写有德，书写以礼，书写守义，书写美，书写嘉，书写言，书写陈，书写喜，书写乐，书写予，书写褒赏，难道不是《春秋》赞许善行的意旨吗？书写失道，书写无德，书写不义，书写无礼，书写讽刺，书写怨恨，书写恶，书写疾，书写伤，书写忧，书写惧，书写离去，难道不是《春秋》贬斥邪恶的意旨吗？书写思念，书写怜悯，书写制止，书写悔恨，书写断绝，书写责备，书写发誓，书写救乱，这是《春秋》拨乱反正的意旨。书写讽喻，书写劝勉，书写警戒，书写勉励，书写诱导，书写箴言，书写规劝，书写教诲，书写自我警醒，这是《春秋》严格责备的意旨。如书写周的君臣，只有文武周公加上“圣”字，其余都不给予。如书写贤者，书写君子，书写忠臣，书写孝子，书写仁人，书写善人，书写小人，书写谗贼，书写播恶，书写荒淫，书写大乱，书写大坏之类，都没有曲笔，应当是圣人所取法的。大体上《春秋》虽然严厉，但其言辞深沉而委婉；《诗序》虽然通达，但其言辞直接而显著。如《春秋》只记载狄人进入卫国，不说灭亡；《诗序》则说“卫国被狄人所灭”。《春秋》只记载筑城于楚丘，不说封赐；《诗序》则说“齐桓公救助并封赐他”。《春秋》不记载曲沃伯成为晋侯，《诗序》则说“赞美武公开始兼并晋国”。《春秋》不记载鲁僖公修缮泮宫，《诗序》则说“颂扬僖公能够修缮泮宫”。大概《春秋》不认可夷狄灭亡国家，不允许诸侯专断封赐；因为武公进献宝赂而兼并宗国，虽然请求王命，实际上是以非义要挟国君；因为僖公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