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览经史讲义卷二

译人的仁爱，是越发自内心流露得纯粹的人。仁爱包容了仁、义、礼、智这四种善端，而智慧是用来涵养仁爱的；元是万物的开始，而贞正是用来发起元气的。所以说：“观察造化的关键在于变动，把握王道的要领在于慎独。”天命运行不息，德行只有保持纯粹专一罢了。《中庸》深刻地明白这一防范，所以首章从戒慎恐惧开始，进而达到天地位、万物育的境界，只是完满地体现了不睹不闻的本然度量；而末章又极力阐述民众勤勉、威加天下太平，进而推演到上帝承载万物的无声无臭，那么君子也。确立其极致在于为了自身修养，并且以刚健的德行来践行这四种德行，不仅仅体现在造化之中了。

译《周易》

乾卦的开端能够以美好的利益造福天下，却不指明具体所利之处，真是伟大啊！

监察御史臣黄元铎

臣恭敬地认为，天道运行流转，根本只有一个“元”，而元统摄仁、义、礼、智四德，也不过是一团生生不息的生机。然而这生机永不停息，包罗万象，浑然一体，深奥莫测，看不出端倪，无处可见天的心意。但既然有生机，那么好生的德行，就包含并覆盖着一切。它的推行，顺畅通达，公正普遍，这不正是“乾始”的含义吗？《易经》说“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难道不是看到了元德的伟大吗？只是这美好的利益本就存在于天下，并非可以有所增加。无所增加，却说只有乾始能做到，只有乾始能施行。仿佛天下万物参差不齐的数目，都听命于它而由它主宰；仿佛天下错综复杂的各种头绪，都由它承担而没有遗漏，它把乾始作为万事万物的根基，便自然拥有统摄一世的大权，具备掌控一切的资本吗？那么当太极没有开端，寂静不动，万物不显露其端倪，天心自然呈现其静寂，正是无声无臭的表现，无所施利而包容符验已经宽裕，不竭的宝藏。等到一阳初复，迹象潜藏萌发，贞下起元，元藏之处就成为不断旋转生长发展的契机，不言利而布施已经奇妙无穷。这哪里是计算天下所利而利之呢？四季运行，百物生长，天未曾预设一个温暖养育万物的意图，而近处不遗漏、远处无法抗拒的，整体没有半点渣滓。天下又哪里敢侥幸期待天所利的作为自己的利呢？栽种的培育，倾倒的覆灭，万物未曾有期望于天的心而被施予恩泽、滋润膏泽的，推行都是平常的实理。这就是乾元作为万物资始，而比拟为统天，难道不是确实看到了元德之所以伟大吗？但臣愚以为，天道如此，君道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大概君的心，就是天心。天以一元作为万物寄托的开端，君就以一仁作为宇宙寄托的生命。元是善的首领，仁体现在事上而都在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缠绵恻隐，动于不容己，这是仁心的本质，也就是乾始的含义。由此而有以成就百姓的生存，恢复百姓的本性，涵濡薰陶，深入肌肤骨髓，快乐利益，被润泽而大丰美，太和融洽，德业隆盛。击壤而歌颂帝王的恩力，鼓腹而乐于嬉游，认为美到了极致，认为利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而君的心也只是行其所无事罢了，这难道不就是上天生物的心，一团生机流行于不息吗？君德的伟大，与天道的伟大，又哪里有不同呢？但总之，唐虞的事业，都是从戒惧慎独中做出来的。天地位，万物育，其实归于暗中为自己修养。卦的九二说：“防闲邪恶，保存其真诚。”这工夫全在存诚。天道的元，都是实理所布散；君道的仁，都是实心所流贯。都无非是诚。诚至则明通公溥，功用可以直接参赞化育。所以说：“王道必本于诚意。”

《周易》

伟大啊乾卦！刚健中正，纯粹精微。

监察御史臣周祖荣

臣恭敬地认为：乾，是天的性情，纯粹是理的，而气也运行其中。气有阴阳刚柔的不同，而理只有一致。理的统会，只有乾，所以乾的美不是单一端所能穷尽的。概括其性情，综合其体要，大概只有刚健中正吧？说它的刚，就没有欲望以保全其真，万物不能使之屈服，所谓自胜者强。它的立体的情况就是这样。说它的健，百年如一息，运行没有穷尽的期限，所谓日新又新。它的致用的情况就是这样。有所倚靠，不能称为中，不涉足方隅，会归都要于极，求其过与不及的偏差，没有。有所偏颇，不能称为正，卓然端凝，动静不逾越规矩，求其偏斜的痕迹，没有。刚健中正，乾的美就尽于此了吗？然而刚健者，常怕有不刚不健者来相杂，一于天，不参杂于人，就没有毫发之可间，这就是它的纯。中正者，常怕有不中不正者来相防，一于理，不牵累于欲，没有一善之遗漏，这就是它的粹。至于纯粹，就止了。由其纯粹而究极言之，就称为精。精不是加在纯粹之外，而言纯粹者，必极于精而后止。言刚健中正者，必极于纯粹精而后止，这就是所谓的乾。所以元亨利贞，乾的德，一都是刚健中正纯粹的德。六爻发挥，乾的用，一都是刚健中正纯粹的用。博观之潜见惕跃飞亢之间，乾的变动，一都是刚健中正纯粹的变动。乾的德，不确实伟大吗？也曾思考，刚健中正，这是天德的自然而然，固然不是假借于人为。然而人未尝不可以希冀天。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與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是配天的圣人。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这是法天的君子。要其归，则一而已。所以性与反无殊途，天与人无二理。孔子赞美乾之义，

译而特意向人们展示“自强不息”这一句话，其防范（懈怠）的用心可谓深远啊。

译周易

顺应时势驾驭六龙以统御天道，云气运行雨水布施，天下太平。

编修【臣】李清芳

程颐传注说：“顺应六爻的时位，以契合天道的运行，那么天道的功用就显著了。所以看到云气运行雨水布施，阴阳普遍通畅，这是天下和平的道理。”

朱熹说：“说的是圣人顺应时势，驾驭六龙以统御天道，就像天道的云行雨施一样，从而使天下太平。”

【臣】恭敬地陈述：顺应时势驾驭六龙以统御天道。是说圣人兼具这六龙的德行，并且适时地采取适宜的措施。所谓“御天”，是指圣人的行为符合天理。虽然圣人的所作所为，没有不是天意所体现的。所以称为御天。体现这种道来维系宇宙，那么礼乐刑政的施行，能够覆盖滋润万物，鼓舞激励众物。天下仰承恩泽、顺从教化的人，没有不各自得以实现其生存、恢复其本性的。远近一体，内外安宁。四海之内，清和有序，也就像天的云行雨施，使草木破土萌芽，无不共同沐浴恩泽雨露一样。然而圣人驾驭六龙而平定天下，唯独九五的飞龙与之相应。其余各爻都不是那个位置，却一并提到六龙，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圣人的德行居于天子的位置，固然是九五的飞龙。但细分起来，如果天下有事，时机未到，征兆未显，固然应当暂时隐而不发。这就是初九的潜龙。如果有事逐渐可以施行，应当昭示天下，发布命令以告谕四方。这就是九二的见龙。如果天时人事偶然遇到艰难，应当兢兢业业，恐惧修省。这就是九三的乾惕。在施为之中，姑且试探其可行性。等到人情安定，事势顺遂，然后施行。这就是九四的或跃。只有道理得当、事势顺遂，早晨在朝廷颁布，晚上就推行到天下，这才是飞龙在天。如果形势已尽，时机已过，或者应当停止而不为，或者应当改变而革新。穷尽则变化，变化则通达，通达则长久。这就是上九的亢龙，不至于亢奋。总之，圣人体现乾卦的全部德行，张弛互用，开合兼施，效法天的运行，替代天的功业，奉行天命以周旋应对，阐述天理而适时举措。动静作为，发号施令，没有不顺应时势而动的。这就是之所以能使社会达到治平，使百姓进入仁寿之境，没有一物不归于陶冶培育之中的原因吧。

周易

云行雨施天下平也

编修【臣】何其睿

【臣】恭敬地陈述，这是说圣人体现天道、达到治世的极致功业。帝王之道，与天地相准。天地不外乎阴阳，阴气凝聚上升，就聚合而成云；阳气发散下降，就倾注而为雨。雨水随着云气来布化，云气凭借气机来交合。《河图帝通纪》说：“云是天地之本，雨是天地之施。施行不违背其时，那么高低各处都适宜其本性，万物亨通，岁时成就，所谓普遍美好，利于不言的，就是这个。”因此云行是一精气的运行，雨施是两大气的推崇。运行则不停息，不停息就没有间隙；布施则不匮乏，不匮乏就没有遗漏。没有这里厚而那里薄，没有这里少而那里多，没有这里富饶而那里匮乏。刚柔燥湿的不一致，有办法使其均衡；大小贵贱的不齐整，有办法使其协调；茂盛枯萎培覆的不同承受，有办法使其材性均平。大概恩泽浅的容易穷尽，而深的难以穷尽；恩惠出于费用的有分别，而出于天道的则合一。黄帝用云来纪官，高宗命令作霖雨，穆然深见责成的意思。《公羊传》称：“泰山的云雨，不到一个早晨就遍布天下。”《尔雅》称：“甘雨按时降落，万民因此喜悦，称为醴泉。”这都是以其广博而周密、优渥而沾足。因为观察天命的流行，就以此得知王政的出处。其裁成辅相，奉行不违背，以养育人民而治理万物，只在于适时而已。因此天下之大，俯仰上下没有偏颇。明堂之上，礼乐刑赏没有小利。生养长育，而万物不察觉其德，如同化工的浑然无迹；成就收获，而不占有其名，如同大造的淡泊而遗忘。说到其功业，则广大；说到其方法，则精微。界限在这里都消融，险阻在这里都平坦，性命在这里各自端正，日用在这里不知不觉。确实，阴阳无私，恩泽无论夭折还是高大，众物各自实现其生存。帝王无私恩，如同草木般质朴，兆民确实能滋长其本性。这难道有特殊的度量吗？天的运行只有刚健，所以日日更新不停止，万物归于伟大的覆盖之中。圣人的行为叫做敏捷，所以明作有功。天下沐浴膏雨之滋润，一方面积聚气机而运行于虚空，无心而成化；一方面积聚道理而征验于实际，有心而无为。这是天德，也是王道，一以贯之了。

周易

云行雨施天下平也

监察御史【臣】赵青藜

【臣】恭敬地陈述：天与人，本来同一道理，而人往往不能像在天时那样。天无私，而人有欲望。只有圣人之心，纯粹合乎理而不夹杂私欲，那么他的措施应对，张弛开合的运用，就仿佛以天合天，而不知道其所以然。所以人感通于圣人，也就像感通于天；而人不能仰望于天的，或许转而仰望于圣人。大概有心而无为，与无心而成化，是同一宗旨。云行雨施，品物流形，是天工。圣人效法天、取法天，没有敢以天自居的

译然而龙兴起则云气散布，云气散布则雨水降下，这本来就是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圣人顺应时势驾驭六龙，既然拥有变化莫测的方法，那么云行雨施的功绩，上天也就不能独自专享其名了。需卦的卦象，只说云而不说雨；然而云气上升到天上，雨水本来就会随之而来。解卦的卦象，只说雨而不说云；然而天地解散而雷雨兴起，云气又已经在先了。因此，茂盛的云气，丰沛的雨水，接触山石而涌出，从方寸之地汇聚，不到一个早晨就遍布天下，只有云雨的力量才能做到这样。我看圣人，礼乐尚未彰显，冲淡虚静的精神已经融洽；政令刑罚尚未设立，隐微深远的意气已经相通。包容覆盖没有边际，联合贯通没有间隙，这就是云行雨施那种弥漫笼罩、氤氲交融的状态。不快速却迅速，没有上下、隐显的区别；不凭借中介却使人信服，没有远近、高深的阻隔。所经过的地方都能教化，所停留的地方都显神妙，这就是云行雨施那种奔驰迅疾的气势。逐渐施行仁德、磨砺义理，百姓自然恢复本性；体现诚信、通达顺从，异类也仿佛顺应天性，渗透肌肤，深入骨髓，这就是云行雨施那种贯通注入、流通无碍的作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百姓日常使用却不知其所以然，凿井饮水、耕田吃饭，皇上的力量对我有什么影响呢？给予者不说恩德，接受者不知报答，这就是云行雨施那种滋养培育、生长养育的功能。像这样，天下难道还有不平的事吗？大概上天以化生万物为心，所以云行雨施而百物都能变化；圣人以爱护百姓为心，所以施行庆赏、布施恩惠而九州都归于同一。这其中有着自然的道理。过于迟缓固然违背法则，过于急切反而阻塞生机。只有圣人处于清静无为的境界，自然而然地充沛广博，无往而不顺，鼓舞遍及各方，德教洋溢四海。天下的太平，不是天下自己太平，而是由于圣人的云行雨施，天下才自然太平。那么圣人对于天下，也是顺应其自然，施行无为而治罢了，哪里有什么勉强之处呢？元亨利贞，是上天的德行。而《文言传》将其归属于君子，因为天与人同为一体。云行雨施，是上天的功绩。而《文言传》将其归属于圣人，因为天与人同一功用。探究其要领，一个“乾元”就足以概括了。体认天道以建立准则，那么本体由我确立；体认元气以布施教化，那么功用由我施行。全体大用，一以贯之，天德与王道就没有剩余的蕴义了。

译周易

君子通过学习来积累知识，通过提问来辨析事理，以宽宏的胸怀来安身立命，以仁爱的品德来践行道义。

监察御史臣毛旭旦

臣谨按：乾卦九二爻，以阳刚之体处于时位之中，孔子阐发《象传》的意义，说它言语诚信、行为谨慎，防范邪恶、保持真诚，善行足以覆盖天下而不矜夸，道义足以周遍万物而化育众生。君子的德行，已经能够达成完善了。然而纯粹的境界，并非可以骤然接近，倘若空谈向上通达，而不探求其致力之所在与得力之缘由，那么君子成就德行的功绩就不能彰显，而且对于文王周公设立卦象的本意也未能穷尽。将凭借什么来阐发先圣的心传，开启后世的学术呢？因此《文言》又逐一列举成就德行的缘由，以完备其论述。如今事物的道理，虽然具备于人心之中，但实际上分散显现于各种迹象，如果不致力于学习，怎能汇聚并拥有它呢？君子则通过格物致知，从而对表里精粗全都通达；通过多闻博识，从而对前人的言论和往行的事迹没有遗漏。于是，在未学习之前，看到这些道理分散附着于事物，杂乱陈列于典籍之中；既学习之后，才发觉显隐巨细的缘故，都统归于一心。所谓“学以聚之”，就是这样的。已经汇聚了，如果没有先知先觉的人来帮助分析疑惑、解除困惑，那么是非得失的分野，将会混淆而无法辨别。君子则喜好提问、善于考察，对内接受父兄的训导，对外与师友切磋琢磨，细微到盲史官的规劝，乃至樵夫草民的一点心得，无不访求并听取接受。由此判决那些似是而非的情况，探究其最终旨归，在毫芒之间进行分析，在幽深隐微之处进行探讨，所谓“问以辨之”，就是这样的。已经提问辨析了，如果不以宽宏的胸怀来安处，就无法储藏积蓄所获得的道理。君子扩大其度量，拓展其心胸，以涵泳于所已知的道理，沉潜于所已得的收获，逐渐浸润日久，自然觉得心与理相依，而理以心为居所。孟子所说的“深造自得”，朱子所说的“默识心融”，大概与“宽以居之”的宗旨有相互阐发的地方。已经宽宏安处了，就可以付诸施行了，而君子施行则在于仁，廓然大公，在念虑之际不留一丝私欲，纯粹至善，在动静之间切实履行天道。凡是应对事务、接触人物，无非顺应天理的正道，而从心所欲不越出规矩，万理浑然化育于无迹之中。这就是所谓的“安而行之，不勉而中”，是盛德的极致。总之，做学问的方法，必定开始于学习积累，然后见闻广博；接着是提问辨析，然后知识精纯；再接着是宽宏安处，然后涵养纯熟；最后是仁爱施行，然后践履纯粹。这四者的次序相互因循而不可紊乱，四者的作用相互补充而不可缺失。只有修养德行的君子，笃实真挚地践行其实质，从容闲适地等待其成就，不越级而进，不半途而废，这就是之所以能逐渐达到圣神功化之盛，而兼总天德王道之全的原因。而乾卦九二爻，确实体现了这个意义，这就是九二之所以为龙德的原因啊。

周易

直，是它的正直；方，是它的义理。君子用恭敬使内心正直，用义理使外表方正。恭敬和义理确立了，德行就不会孤立。直、方、大，不学习也没有不利的。因此不怀疑自己所行的道。

少詹事臣张鹏翀

程传说：直，是说它的正直；方，是说它的义理。君子以恭敬为主使内心正直，坚守义理使外表方正。恭敬确立了内心就正直，义理显现了外表就方正。义理显现于外，并非在外在。恭敬和义理既已确立，其德行就盛大。不期望大而自然大了，德行不孤立。没有不周遍的地方，没有不利的施为。谁还会怀疑呢？

臣谨按：程子说：“用恭敬使内心正直，用义理使外表方正，恭敬和义理夹持，直上通达天德。”从此朱子说最下得好的是“夹持”两个字。恭敬主宰于中，义理防范于外，二者夹持，要放下片刻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所以便通达天德。臣私下认为恭敬和义理夹持是学者精进的功效，然而到了圣修的极致，也不外乎此。朱子说恭敬是持守的功夫，义理是讲学的功夫，直是直上直下，胸中没有丝毫委曲，方是割截方正，截然不可改变的意思。只知道持敬而不能集义，那么在应对事务、接触人物时就不能没有毫厘之差；只想着集义而不以主敬为根本，那么心中没有主宰，而且不知道什么是义了。所以二者的功夫，顷刻不可分离，也是朱子所说的“如车两轮，如鸟两翼，内外夹持，成就圣功”的意思。《文言》在乾卦九三、坤卦六二，都谈到圣贤的学问，乾卦谈德业，坤卦谈敬义，健顺之道，各自依据本卦，似乎有所不同，而其理实在相互经纬。想要增进乾卦的德行，必定以坤卦的恭敬为本；想要修养乾卦的功业，必定以坤卦的义理为制。没有恭敬那么内心就不正直，德行从何增进？没有义理那么外表就不方正，功业从何修养？君子的乾惕以进修，除了恭敬和义理也没有地方用力。而德行日新，功业富有，就是恭敬和义理确立而德行不孤立。大概以卦德爻位来说，那么义理各有恰当；以学问德业来说，其理本来相互阐发，并非儒先的强合。臣私下认为进德修业统为学问的全功，而恭敬和义理夹持尤为提纲挈要的话。曾经反复研读诸儒先论学的次第以及《近思录》《语类》等书，得到这两句话作为宝符。知道从事圣贤之学，更没有其他

译道，起初以为用力就能达到，时间久了却越发觉得困难。一方面是由于积习因循，不能自我振奋，屡次反复、屡次悔恨，终究难免私欲的扰动；另一方面是由于对道理认识不透彻，认为小事无妨，不知道积累小的、微小的过失，危害极大。大概亲身验证了得失，才更加知道“敬”与“义”相互扶持是圣学的要领，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真能以“敬”作为主宰，那么内心就会安定，义理日益清明，再以“集义”作为辅助，选择义理既然比持守恭敬更为精微，也就更加有力。“敬”用来使内心正直，涵养未发时的中正；“义”用来使外在行为方正，省察已发时的和谐。中正与和谐既然达到，那么安顿万物、养育万物的功效自然实现，天地合力以成就参赞化育的能力。必须像这样，才能成为圣人。修养到极致，所谓“敬”与“义”相互扶持，直上达到天德的，就是这个道理。我常诵读《乐记》说：“奸邪的声音、混乱的色彩不留在耳目之中，淫靡的音乐、邪恶的礼仪不接触心术，懒惰傲慢、邪僻不正的气息不施加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及全身都顺从正道以践行义理。”这大概接近于“敬”与“义”相互扶持而成就天德，王道原本就是由慎独的功夫所达到的吧？

译正直，是内心的端正；方正，是行为的合宜。君子用恭敬的态度使内心端正，用合宜的原则使外在行为方正。恭敬和合宜确立了，德行就不会孤立。正直、方正、宏大，不刻意修习也没有不利的。因此，对于自己所行的道路没有疑虑。

编修臣吴履泰

朱熹说：“这是从学问的角度来说的。‘正’指的是本体的端正，‘义’指的是裁制规范；‘敬’就是对本体的持守。”

程颐说：“‘直’说的是端正，‘方’说的是合宜。君子以恭敬为主使内心端正，坚守合宜使外在行为方正。恭敬确立了内心就端正，合宜显现了外在就方正。合宜显现于外在，并不是说合宜只在外在。恭敬和合宜既已确立，德行就非常盛大了。不期望宏大却自然宏大了，德行并不孤立。没有什么地方不能用而不周全，没有什么地方施行而不顺利，谁还会怀疑呢？”

臣谨按：王应麟认为“敬义”的训诫出自《丹书》，孔子在《坤》卦六二爻的文言中阐发了它，孟子以积累合宜为根本，程颐以居敬为先，朱熹认为恭敬和合宜的功夫不可偏废。大概恭敬，是圣学之所以能够善始善终的原因，合宜则是心的裁制和事物的适宜。自古圣贤每每将二者并列并互相阐发，凡是说到恭敬，必须贯穿动静，从始至终保持一致，然后才可以称为恭敬。所以《曲礼》概括为“无不敬”，《尚书》揭示为“无逸”，《诗经》称颂“敬止”并以“缉熙”为先，朱熹解释为“继续其敬，光明其敬”，而这一节的程传则说君子以恭敬为主使内心端正。大概君子知道恭敬是内心的主宰，一心以恭敬存养内心，在内心念头和思虑上谨慎以防其奔驰放逸，在威仪动静上谨慎以禁止其奢侈放纵和怠惰，终日勤勉，那么这颗心就常存，是非善恶不失去其本然的端正，而内心就没有不端正的了。至于合宜之为合宜，应当随时随地看清什么是正确的，就坚决那样做；什么是不正确的，就坚决不那样做，没有特定的偏好或厌恶，顺应自然，穷尽变化，裁制得当。在事情未发生之前，没有迎合的困扰；在事情发生之后，没有滞留的杂念。这种合宜既已精纯，是非善恶都符合其应有的准则，而外在就没有不方正的了。恭敬确立了内心就端正，有了内在的修养，外在就更加方正；合宜显现了外在就方正，有了外在的修养，内在就更加端正。内外互相滋养，循环不止，由此正直纯粹于正直，方正纯粹于方正，正直方正的德行光辉盛大，以至于穷尽神妙、通晓变化而不自知，这就是所谓的从心所欲，从容中道，自然对行为没有滞碍而顺利了。所以说“不刻意修习也没有不利的”。然而这恭敬和合宜，程颐说是合内外之道，恭敬和合宜夹持，直上通达天德。从此朱熹也说恭敬和合宜只是一件事，大概恭敬和合宜二者相辅相成。恭敬则敬畏之心存于中，邪僻就没有入口；合宜则裁断适宜，私欲就无法干扰。恭敬以合宜辅助，就审慎而不流于畏缩；合宜从恭敬中产生，就裁制而不失之粗疏。内在以主敬确立本体，外在以精义发挥效用，凡是用人、行政、处理事务、揣度机微，都能得其恰当，谁还会有所疑虑呢？这就是孔子“敬义合一”的深意。

周易

君子用恭敬的态度使内心端正，用合宜的原则使内在行为方正。恭敬和合宜确立了，德行就不会孤立。

给事中臣倪国琏

程颐说：“君子以恭敬为主使内心端正，坚守合宜使内在行为方正。恭敬确立了内心就端正，合宜显现外在就方正。合宜显现于外在，并不是说只在外在。恭敬和合宜既已确立，其德行就非常盛大了。不期望宏大却自然宏大了，德并不孤立。”

臣谨按：上文说正直方正是已经形成的德行，这里说通过圣学功夫的完备来养成这种德行。人之所以能主持万物，靠的是这颗心；而宰制万物的，也是这颗心。心的本体本来是端正的，有时不端正，是因为操持存养的功夫稍有间断，那么方寸之心或许被私欲所拖累。君子知道恭敬是战胜私欲的关键，因此精神整肃，念虑纯一，在心术志气的细微处极其谨慎，以防其奔驰放逸；又在威仪动静的显著处深入考察，以检束其纵肆怠惰。日日维持，时时存养省察，这颗心邪曲的私欲，自然没有容留之处，而回归到本然的端正了。心应对事物本来是方正的，有时不方正，是因为研精的功夫未到，那么应对事物或许违背准则。君子知道合宜是处事的适宜，因此是非分明，可否清晰。在事情发生前有精研合宜的功夫，随着事情和事物审察其当然之理，而没有一端不明白其理；在面临事情时有积累合宜的学问，顺应事物处置各得其宜，而没有一事违背其适宜。大中至正，无过无不及，凡是事物当然的准则，既然无不曲中，而外在自然显现其方正了。如果有恭敬而没有合宜，那么表现在事情上或许难免差错；如果有合宜而没有恭敬，那么无本之学，又怎能善于裁制？只有恭敬和合宜夹持，内外交养，存于其中的，既没有丝毫私欲，而且彻上彻下，表里如一，所以恭敬是持守万物枢纽的关键。显现于外在的，绝无偏邪的过失，即使通达权变，各自顺其常道，所以合宜是确定万事准则的标准。恭敬和合宜既已确立，盛德日日更新，涵养未发之中的中正，又省察已发之和的适中，由学问勉强的功夫，而达到圣神功化的极致，就不难了。德行怎么会孤立呢？自古恭敬和合宜的训诫，原本于《丹书》。孔子在《坤》卦六二爻中阐发其所以确立的原因，这是千古圣学的宗旨。孟子以积累

译义是根本，程子认为应以居敬为先，张栻又认为功夫应当并进，相互依赖而相互成就，这一道理更加明显了。然而，乾卦九二爻讲诚，坤卦六二爻讲敬，诚与敬，是乾与坤的区别。乾卦九二爻讲仁，坤卦六二爻讲义，仁与义，是阴与阳的分别。总之，先有敬然后才能诚，没有敬就无法做到诚；义就是仁有所裁制约束的地方，离开仁也体现不出义。诚与敬、仁与义，是一以贯之的，这正是君子善于全面发挥功夫的可贵之处。

译周易

君子以恭敬使内心正直，以道义使行为方正。

编修臣张若需

程颐说：“以恭敬使内心正直，以道义使行为方正，这是合于内外的大道。恭敬与道义相互扶持，由此直上直达天德。”

薛瑄说：“以恭敬使内心正直，是戒慎恐惧的修养功夫；以道义使行为方正，是明辨言语、积累道义的功夫。内外相互扶持，用力的关键，没有比这更切要的。”

臣谨按：做学问的功夫，必定要求内外交修，这样本性有所持守遵循，而裁断制约的适宜，必定因此各自得到。如果平时不深入涵养，那么整齐庄重、中正平和的心态就不存在，而懈怠傲慢就会乘虚而入。内心首先没有存养主宰的地方，而辨析事理不精，所以辨别是非界限的，不能明察无疑、果断不惑，那么由内而外应对事物的，又怎么能随其所施而无不当呢？因此，在内心持守的，不可以不严格；而制约外在以涵养内在，必定贵在穷究事理以求其最恰当。君子效法坤道的直方，而合于内外以成就功业的，只在于恭敬与道义相互扶持，而不使细微之处稍有松懈，所以在那澄澈之中，清醒独自觉察，在未见时保持戒慎，在未闻时保持恐惧，以此来遏制人心而涵养道心，惟恐达不到，那么心体光明通达，没有丝毫的曲折，内心怎么会有不正直的呢？至于事理的呈现，千头万绪，而通过学习来聚集，通过询问来辨析，用来区别毫厘、察明疑似的，没有不详尽的，那么理道均等划一，随时施行都适宜，外在怎么会有不方正的呢？于是知道居敬存心，既有作为穷究事理的根本，而又进而积累道义的功夫，那么不只是守持空虚的心，而是主宰制约有方法，面对事情自然果断而不可改变。这就是恭敬与道义相互扶持的道理，所以不可偏废。《诗经》说：“上天说明亮，照耀你出行；上天说光明，照耀你游息。”又说：“不显赫也临照，不厌倦也保护。”这是主敬的意思。《尚书》说：“用道义来制约事情。”又说：“考虑善道而后行动，行动只在于时机。”这是守义的意思。古代圣王只致力于此，而在闲居时必定庄重，在时机到来时必定整饬，在隐秘处对天帝保持严肃，而以恭敬作为行事的主宰，并且喜好询问、喜好察明，执持两端而运用中道，在万事万机中时时兢兢业业，而精研道义以付诸应用，因此内心没有越轨的志向，外在没有遗漏的事理，而恰好契合于直方的大道。《乾卦》的文言讲增进德行、修治功业，而《坤卦》讲恭敬与道义，想要增进乾的德行，必定以坤的恭敬为本；想要修治乾的功业，必定以坤的道义来制约。确实恭敬与道义是学问的大要，天德与王道一以贯之，而没有遗漏。

周易

君子以恭敬使内心正直，以道义使行为方正

给事中臣周祖荣

朱子《语类》说：“以恭敬使内心正直，是持守的功夫；以道义使行为方正，是讲学的功夫。直是直上直下，胸中没有丝毫曲折，方是割截方正的意思。处理此事，都合乎宜，截然不可改变的意思。”

薛瑄说：“以恭敬使内心正直，涵养未发之中的状态；以道义使行为方正，省察中节之和的状态。”

臣谨按：以恭敬使内心正直，是确立本体，这是平时存养的功夫；以道义使行为方正，是通达应用，这是临时操持的方法。大概下学之初，养心没有比恭敬更好的，只有专一而不旁骛，那么方寸之心廓然大公，而没有遮蔽，浑然至正，而没有丝毫偏颇，彻上彻下，像镜子一样空明，所谓使内心正直，就是这个。制约事情没有比道义更好的，只有精研入神，那么应酬之余裁处有条理而不混乱，是非一定而不移动，左右衡量，像矩尺一样规范，所谓使行为方正，就是这个。然而恭敬与道义虽然有分工，内在与外在并非两件事。当恭敬时，见闻未接触而澄澈无欲，形声刚接触而清醒有主，我心的全体不亏损，而外在的方正有所根本。当积累道义时，因时制宜而范围不过度，随事顺应而斟酌都适宜，我心的大用得以施行，而内在的直有所通达。所谓恭敬与道义相互扶持，就是这个。朱子《语类》及薛氏的说法，发明最为亲切。至于先儒黄榦曾说：“乾言德业，坤言敬义，实在互为经纬。想要增进乾的德行，必定以坤的恭敬为本；要想修治乾的功业，必定以坤的道义为制约。”这是以乾九三与坤六二参看立论，其义理也很精妙。臣私下思考：圣人讲《易》，不外乎动静相互资益的道理，即使是一爻的意义，引伸触类，无所不通。比如坤的六二，不独可以与乾九三参看，也可以与乾九二对看。大概乾二主于天道，所以讲本体而必定推及学问，以天合人；坤二主于地道，所以讲功夫而必定归结于恭敬与道义，以地应天。由一爻推求，《易》理的精微，圣学的奥妙，有令人研究不尽的。《易》真是伟大啊，这达到了极致。

周易

君子以恭敬使内心正直，以道义使行为方正

监察御史臣李清芳

程传：“君子主敬以使内心正直，守义以使行为方正。敬立而内心正直，义形而行为方正。义形于外，并非在外。”

本义：直内方外，程传已完备。

臣谨按：敬，是专一而不旁骛的意思；义，是所行合乎宜

译这就是所谓的含义。大概人的这一颗心，推究其本体，清澈空明，像镜子一样虚空，像秤一样平衡，寂静至极而宁静，却具备万事万物的道理。它随着感应而回应，美丑俯仰，依据外物赋予形态，正大光明，流行而不滞碍，这是上天所降下的本性，百姓所秉承的常道，本来就是这样。只是因为气质禀赋的拘束，物欲的遮蔽，不免有所昏昧错杂，无法完全保持所受的正道。于是君子有自我修养的功夫，收敛放逸的心，不容许任何外物，没有一丝一毫私欲的遮蔽，而清醒常存，这就是“敬”得以确立的原因。等到他接触事物处理事务时，就依据情理衡量，称量事物公平施予，权衡得当处于中道，没有丝毫差错，这就是“义”得以推行的原因。直接从心来说，心只有一个，比喻像物体直而不弯曲，像一条线一样径直而去。从事情来说，事情有多方面，必须四周都照顾到，比喻像物体方正，四面如一。然而敬和义虽然有内外的分别，体和用的区别，但实际上它们是不相分离的。大概如果不敬，心中就没有主宰，事情来了才去安排，那就已经迟缓而赶不上处理事情了。只有平时有涵养的功夫，临事时才能透彻明白；如果不义，外面就会多有错误的行为，而邪僻举动带来的耻辱，反而会拖累内心所存的修养。只有处理事情有详细审慎的功夫，内心所存的正道才会更加稳固。敬和义相互扶持，不容许间断，直到熟练，就能廓然大公，事物来了就顺应，存在内心的，恰好符合我们心的本体；表现于外部的，不违背我们心的常道。乾卦是圣人的学问，坤卦是贤人的学问，所以乾卦的九三爻讲诚，而坤卦的六二爻讲敬。程子说：“诚就无不敬了，敬就可以达到诚了。”然而敬的道理贯穿动静而不偏颇，可以包容义的。所以敬，是圣学得以开始和终结的原因，而求学者的功夫，必定要以敬为根本吧。

译周易

君子以恭敬端正内心，以道义规范外在行为。

监察御史【臣】周礼

【臣】谨按：做学问的道理，必须内外结合，交互修养。内在有涵养的功夫，然后内心纯正、道理通达，从而确立根本；外在有省察的功夫，然后谨慎于细微之处、慎重于行动，从而完善功用。这就是端正内心、规范外在之所以成为天德王道的关键，而恭敬与道义的学问不可不致力修习的原因。《丹书》的训诫说：“恭敬胜过懈怠的吉祥，懈怠胜过恭敬的灭亡；道义胜过私欲的顺从，私欲胜过道义的凶险。”这难道不是因为人心容易放纵，应对事物多有偏颇，而约束内心和处理事物不可没有学问吗？大概人只有一个心，心理与私欲相互乘除，心有一刻的稍微懈怠，那么私欲就会群起而引诱它，投其所好，使其沉溺，声色货利、游荡玩乐之类，在方寸之间纷乱扰动而不得安宁。即使偶尔有一念清明，想着摒弃私欲以保全德行，但内心没有依据来战胜它，终究不能断绝其萌芽，没过多久，那些细微的邪念又如故出现了。至于事情来临时，是非可否，道义本来一定，不容许假借改变，而人往往迁就以便利于私利。私心既起，就牵制而不能决断：善行应当遵循，却因有妨碍于安逸享乐而表面羡慕却不亲近；恶行应当去除，却因便利安逸可以娱乐而亲近难以去除。由此依违犹豫，行为没有准则，而一举一动，不免于偏颇邪曲了。方寸之间的纷乱扰动，是内心不端正；行为上的偏颇邪曲，是外在不规范。用什么来端正内心？那就是恭敬；用什么来规范外在？那就是道义。恭敬，是德行的汇聚，是尧舜以来相传的心法。人心的灵明，出入没有定时，必须用义理来涵养，使心与理相融合，那么常保持精明严肃的意思，而没有昏昧放逸的时候。理念卓然挺立，经常伸展而不被私欲所屈服，所以说端正。真德秀说：“天下的道理，只有中正最为正确，只有真诚最为极致。然而恭敬所以能中正，不恭敬就没有中正。恭敬然后能真诚，不恭敬就不能真诚。”气的急骤超过奔跑的马车，恭敬就是它的缰绳；情的横放超过决堤的河流，恭敬就是它的堤防。所以周敦颐主张静寂的话，程颐主张专一的训诫，都是对人最切要的，而朱熹又反复叮咛，学者因此知道勉励。在思虑未萌发时警戒，在事物已接触时谨慎，没有少许间断，那么德行就完备而私欲就消亡了。他用来阐发主敬的道理，不是很详细吗？至于规范外在的功夫，不是从外面袭取，大概有精研道义的学问，有迁善改过的功夫。精研道义的学问，在于穷究事理、辨析公私的界限，而选择善的，那么遇事就不会混淆。迁善改过的功夫，在于克制自己、努力去除形体气质的私欲，而遵循理，那么处理事情就没有不恰当的。久而久之，道义日益熟练，而遇事知道适宜，是非可否，都有截然不可改变的标准，那么外在不就已经规范了吗？朱熹说：“恭敬与道义不可偏废。专门致力于道义而不知道主敬的，固然有虚浮防范、急切逼迫的毛病，而所谓的道义，或许不是真正的道义。然而只说主敬而不在日用念虑起处，分别公私义利所在，而决断取舍的关键，那么恐怕也不免于昏乱杂扰，而所谓的恭敬，也不是真正的恭敬了。”所谓集义，正是要看破物欲的私心，却来认得天理的正道，事事物物，无不如此体察，一接触就分成两片，那么天理日益分明。所谓物欲的诱惑，也不必痛加遏绝，而自然破除了。程颐说：“恭敬与道义夹持，直上达到天德。”从此，况且恭敬与道义，又哪里需要向外寻求呢？恭敬就是心的警觉反省，道义就是心的裁制规范。那些恭敬而苦于矜持，道义而伤于矫揉造作的，都是未曾在心中切实体验罢了。心体涵盖动静，功夫也兼动静。动时顺从道义，就没有行为可后悔；而无事时能静，静时能恭敬，那么心理日益融洽，而动时得力，内外交互修养，而德行自然达到光大了。

周易

《象传》说：地中有水，象征师卦；君子以此容纳百姓、蓄养民众。

监察御史【臣】李敏第

本义：水不超出地，兵不超出民。所以能养育百姓，就可以得到民众了。

【臣】谨按：三代的盛世，寓兵于农，所以《周礼》军旅的法度，隶属于司徒，用井田、邑、邱、甸来平均赋税，用比、闾、党、族来联络情谊，用伍、两、卒、旅来任用人员，然后司马趁着搜、苗、狝、狩的时候，辨别旗鼓的用途，而教导步伐的节奏。这是圣王的时代，军事都起于农事，而兵制都源于井田。况且兵就像水一样，不有所蓄养，将有溃溢的忧患。然而自从齐威公修内政，鲁成公作邱甲，古法逐渐改变。此后军旅的政治，虽然代代有成规，但召募的人数日益广泛，养兵的费用日益繁多。让丁壮坐食于一隅，就开启骄纵的端绪；让冗闲仰给于正赋，就有虚靡的忧虑。大概去古既远，对于古人耕战的事务，缺失而没有讲习。养兵是为了保卫百姓，而用百姓养兵，不如让兵自己养活为可久。井田的旧制，不可恢复了，而屯田的法度还可以考察。自从汉文帝招募百姓耕种塞下，汉武帝屯驻车师、渠黎，而屯田的制度就兴起了。后来如赵充国、马援、王霸之类，都驻军耕牧，以充实边储，

译减少繁杂的耗费，这是使粮食充足、军力强大的好方法。如果能在国家太平的时候，斟酌古代的经验以适应当今的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屯田的方法，选择空旷闲适可以耕种的地方，让那些游手好闲、坐吃山空的人，领取田地努力耕种，春夏时节督促他们耕耘，农闲时督促他们操练检阅，那么人们靠自己的劳动获取食物，就可以节省军饷供给的繁杂；向官府缴纳粮食，就可以扩充军需储备，以此来充裕国家财政并整顿军队，大概就不会失去圣王寓兵于农的遗意了。

译周易

九五，显明亲附。君王采用三面驱赶的狩猎方式，放走前面的禽兽。邑中的人不互相警戒防备，吉祥。

侍讲学士臣鹤年

臣谨按：帝王君临天下，固然贵在具有驾驭万物的才能，更贵在具有包容四海的气量。正因为其气量广阔而有容，如同上天无所不覆，大地无所不载，不斤斤计较于一时的亲近依附，而最终天下终究没有不归顺的。这就是所谓的大顺大化，看不见其痕迹，不知道它为什么这样，称之为神妙，不是圣人不能参与其中的。像这样的道理，在比卦的九五爻中可以看到。比卦的九五，一阳居于尊位，刚健中正，卦中的众阴都来依附自己。其心思则光明通达，完全尽到生养教诲的意思，而没有丝毫私心曲意；其施行政策则正大光明，明确指示出荡平正直的道路，而不从事丝毫笼络的手段，这是显明到了极点。然而它用君王三面驱赶、放走前面的禽兽、邑人不互相警戒来作比喻，为什么呢？大概田猎这件事，四面合围则意志在于必定捕获，而网罗必定周密；三面驱赶则无意于必定捕获，而去留任其自由。意志在于必定捕获，就不容许有失手了；无意于必定捕获，就不必要求没有失手了。这就是天子不合围、前面的禽兽有时被放走的原因。虽然如此，不放走前面的禽兽不足以显示王者的大度。现在君王修德行仁，声威教化遍及四方，以至于九州归向教化，天下风气统一，多么盛大啊。然而幽远偏僻的地方，偶尔有所阻隔，圣王起初不曾对此有所用心，难道是德威不足，而只是姑息从事吗？三面驱赶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打开一面网而不忍心尽取于物，是为了恩泽遍及禽兽，充沛地施予九州；而不曾强迫于人，是为了仁爱覆盖天下。推及到邑中的人，也都晓喻上意而不互相警戒防备，以求必定捕获。这就是尧舜之时之所以崇高广大，德行配天，而其下的人不识不知，顺从帝王的法则的原因。像这样则王道得以实现而王化成功，还有什么比这更吉祥的呢！显明亲附的道理，确实是治理世道的隆盛规范，太平盛世的极致准则。而彖传所说的“原筮元永贞无咎”，其意义不出于此了。

周易

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别上下，安定民心。

右庶子臣林蒲封

程子说：“天在上，泽在下，这是上下的正理。君子观察履卦的象，以辨别上下的名分，以安定民众的心志。民众的心志安定，然后才可以谈论治理。”

臣谨按：天地分开而乾坤确定，上下的形象已经在两间昭然若揭了。至于泽，则是下之中更有下者。这本来是确定的道理，而不可改变的。然而上下的在天泽中，有形象的自然；那么上下的在人中，有等级差别的适宜辨别。所以君子观察履卦的象，就知道安上治民没有比礼更好的了。曾观察至治之世，愚贱也识得尊亲，草野都敦厚敬让，朝廷的制度严肃而明察，民间的风气安静而顺从。虽然礼乐政刑，百事都具备并举，其要点不外乎辨别上下的名分。上下的名分明确，而民心就统一了。朱子有言：“四海之广，亿万民众极多，人各有意欲，行其私利，而善于治理的人，却能总摄而整齐之，使他们各自遵循其理，而没有敢不按照我期望的意思做的，这是因为先有纪纲在上面持守，而后有风俗在下面统一。”什么叫纪纲？辨别上下就是。什么叫风俗？安定民心就是。傅说所说的“奉行天道，建立邦国设置都城，树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只是安逸享乐，而是为了治理民众”。箕子所说的“确立最高的准则，收敛这五种福，用来布施给民众”。董仲舒所说的“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的，正是说的这个。况且臣还有话说：在《易》中上天下泽而为履，继履的是地天而为泰，继泰的是天地而为否，继否的是天火而为同人。明白君子的治理，没有比效法天更重要的。至于上下辨别，民心安定，而泰交之道就成功了。泰极则容易致否，所以必须如同同人卦的乾健离明，分类辨别事物，才能通天下之志，以长久达到大同之道。自古极治之时，承平日久，生聚日繁，奇巧毕呈，丰亨豫大，富贫相炫耀，浮靡相高下，和睦亲任的风气渐渐微弱，而凌竞邪僻的习气容易兴起。如程子所言：“从庶士到公卿，都志在尊荣；农工商贾，都志在富侈。亿万民众的心，交相追逐利益，天下纷乱，是势所必至的。”因此等威虽然有别，而希望侥幸的人越多；法令虽然严明，而触犯刑辟的人日益众多。这就是孔子在既庶既富之后必定说“教之”，又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管仲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那么想要正人心，厚风俗，振纲肃纪，保泰持盈，也不外乎辨别上下、安定民心而已。履卦的意义，不确实伟大吗！

周易

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别上下，安定民心

右中允臣钱维城

臣谨按：礼之为

译履卦，礼的主旨在于谦卑低下，所以说智慧崇高而礼制谦卑。礼，是人所践行的准则，行为如果不遵循礼，就必然乖张悖逆，所以说履卦，用以调和行为。天尊贵地卑下，而沼泽又是卑下之中更为卑下的，君子观察卦象，知道上下的分别，不可不加以辨别，所以制定礼制来明确它。这就是所谓天高地低，万物分散各异，而礼制得以推行的原因。礼顺应人的情感，本来并非强行约束世人，而是辨别嫌疑、彰明细微，主旨在于区分差异，隆重与减省的准则，效法于高下之别，服饰器物与色彩纹章，都是天泽所寄托的体现。所以礼通达而名分确定，使上位者安定、下位者保全，没有比礼更好的了，它是规范民情的堤防。程子说：“古代的时候，公卿大夫及以下的人，职位都与其德行相称，职位与德行不相称，君主就举荐提拔他。士人修养学问，学问达到一定程度君主就征召他，都不是自己预先谋求的。农夫、工匠、商人，勤勉从事自己的职业而享受有限，所以都有安定的志向。后世从普通士人到公卿，都日日夜夜追求尊荣；农夫、工匠、商人，都日日夜夜追求奢侈富贵。亿万百姓的心，都争相追逐利益，天下纷乱不堪，怎么能统一呢？”这番话说尽了。依仗奢侈而泯灭道义，穿着华丽的衣服在人前炫耀，这种余风尚未灭绝，康王对此深感忧虑。大概奢侈就必然僭越，僭越就触犯名分道义，其危害非常巨大。《礼记》说：“管仲使用雕镂的簋和红色的冠饰，柱头雕刻山形，短柱绘有水藻，他是贤大夫，却难以作为上位者的榜样。”何况奢侈华丽互相煽动，辗转加深，这就是沔水浩荡所献上的规劝之意了。至于其他方面，物力消耗破败，匮乏因此产生，不仅仅是锦绣织品损害妇女的纺织工作。《礼记》说：“黄帝端正百物的名称，以明确民众共享财物。”《汉书·艺文志》中名家这一流派，大概出自礼官。古代名位不同，礼制也有不同的等级，名分与名象，虽然流传中失真，也是礼制的遗意。所以说：“名，是用来区别同异、明确是非的，是道义的门户，政教的准则。”

译《周易》

上卦为天，下卦为泽，这是履卦。君子由此辨别上下尊卑，安定民众的心志。

洗马臣国柱

臣谨按：《周易》一书，凡是称乾卦都叫作天，凡是称兑卦都叫作泽。到了履卦，乾在上兑在下，恰好符合天泽的固定位置，所以卦名叫做履。履，就是礼。上下尊卑的正理，是人所应当践行的。孔子观察卦象而系上卦辞说：“君子由此辨别上下，安定民众的心志。”辨别，就像诏令俸禄有厚薄之分，祭祀供品有多寡之别一样。安定，就是没有僭越逾越。如果民众的心志不能安定，天下就无法治理。而最难以安定的，实在没有比民众的心志更甚的了。因为民众无不具有血气心智的本性，饮食嗜好的欲望，随着时势而动，追逐外物而变迁，不知道什么是上位，势必会僭越上位；不知道什么是下位，势必不会安于下位。如果不有所作为来使其心顺服、使其气平静，就会有溃败不可收拾的危险。僭越混乱的萌芽，只有礼可以制止它。因此君子观察天泽的卦象，制定礼制，来辨别上下尊卑的界限。从君臣朝廷的尊卑贵贱次序，下至百姓的车马服饰、宫室饮食、丧祭嫁娶的常道，事情有适宜的准则，物品有节制的文饰。凡是在朝为官的，职位与德行不相称就提拔他，德行与职位不相称就贬退他，使人人都有衡量德行的意识，而追求宠幸荣耀的念头自然断绝，以此来安定众臣的心志。凡是在学的士人，学业有成与否，有德行就提升他，偏离正道不遵从法度就罢黜他，使人人都有致力学习的实效，而追求功名的念头自然淡薄，以此来安定众士的心志。至于农夫、工匠、商贾，也都规划他们的田舍，考察他们的勤勉懒惰，核查他们的技艺学业，评定他们的俸禄粮食，使他们不能轻视根本事务而游手好闲追逐末利，不能独占奇货获取暴利而享用奢华，以此来安定亿万民众的心志。从朝廷到百官，从百官到万民，政令驱使，恩威加施，征收粟米布匹，征发力役，无不有所辨别。这无不有所安定。臣私下由此深思：礼在耳目见闻之处森严分明，使民众心志警惕而知畏惧，这就是天泽所以能确定位置的原因。礼在伦常日用之间渗透融洽，使民众心志和谐而知安适，这就是天泽所以能通气的原因。所以《系辞》说：“履卦使行为和谐。”《序卦》又说：“履卦之后是泰卦，然后才能安定。”礼作为维系世教、盘结人心的纲纪，确实不是一般法制禁令所能企及的。圣王之所以能驾驭万物，经纬万端，驯服天下达到大顺大化的境界，登上帝位而光明普照，全都源于此。总之，在履卦的卦象中，其内涵已经包罗万象毫无遗漏，这就是礼之所以成为天然的秩序、天然的条理，万世遵循践行而不会泯灭的原因吧。

《周易》

上卦为天，下卦为泽，这是履卦。由此辨别上下尊卑，安定民众的心志。

侍读臣齐召南

臣谨按：自古帝王为了长久安定的治理，想要使天下道统一、风俗相同，刑罚不用。其根本没有比礼教更大的了。礼，就是履行。天下共同遵循践行而不逾越的准则。履行它就安定，不履行它就危险，其效果显而易见。所以古人制定礼制，固然也明知它曲折繁重，似乎不如简略简易的更符合人情，但必定事事区别等级威严，物物设立防范制约，是因为大顺大化的积累是逐渐形成的。朝庙的恭敬，始于家庭门户；仪文的严肃，始于士人百姓；教诲的预备，始于孩童；邦国四海的和谐，始于邻里宗族。用冠服来彰显它，用品级格式来规范它，用学校来教育它，用官吏来督导它，用赏罚来激励它。务必使人人各自知道爱亲敬长，相率共同践行正直平坦的道路，重视不做坏事而乐于做好事。在《易经》履卦的大象传说：“上卦为天，下卦为泽，这是履卦；君子由此辨别上下，安定民众的心志。”话说得多么精辟啊！凡是民众禀受五常之性，所谓喜好善厌恶不善，难道有什么不同吗？实在是由于习俗逐渐改变，名分不讲求，在家里首先不能侍奉父兄，在国家怎么能服从长上？正因为心志茫然无所知觉，所以才嚣张地敢于做坏事。用什么来安定它呢？也就是用礼的辨别上下尊卑来安定它罢了。天高地低，其尊卑悬殊，不可以数目计算。在地中耸立为山，大概是稍微高一点的地方；流动为水，就已经低了；至于泽，则是汇聚水的区域，又是低中之低。名分的上下也是如此。从君主到百姓，尊卑悬殊，与上天下泽有什么不同呢？只是上下之势，起于相互积累而依次相承。古人制定礼制，不仅使官吏与百姓有别，即使士人与百姓先有别；就在庶民之中，又使游手好闲的百姓不得与良民并列，犯罪受刑的百姓不得与普通百姓并列。所以恶少不能凌侮老人，奸猾之人不能挟持士绅，富商大贾不能奴役乡里，市侩里魁不能鱼肉邻里，奴仆不得与士大夫并列。那么群黎百姓生来耳濡目染，习惯成自然，不期而化，那些桀骜不驯的人也勉强为善，这是由于礼教明确而民众心志安定。民众心志安定而后伦理纲纪敦厚，伦理纲纪敦厚而后廉耻观念重视，廉耻观念重视而后风俗形成，天下的长治久安，难道有极限吗！贾谊有话说：“礼禁止坏事在将要发生之前，法禁止坏事在已经发生之后。”先王必定说：“礼啊礼啊，贵在杜绝邪恶于未萌之时，而在细微之处发起教化，使民众每天向善远离罪过，而自己不知道。那么安

译君主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了。这确实是实现大治的首要任务吧？

译周易

上卦为天，下卦为泽，这是履卦。君子观此卦象，从而辨别上下尊卑，安定百姓的心志。

编修臣窦光鼐

臣谨按：履卦，乾卦在上，兑卦在下，乾为天，兑为泽，这是上下尊卑的正理。人所践行的道理，应当如此，所以取这个卦象称为履。履，就是礼。安定上位者，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了。所以君子观察履卦的卦象，从而辨别上下，安定百姓的心志。我曾经考察各位儒者的说法，没有比程颐的《伊川易传》更完备的。程传说：“古时候，公卿大夫及以下的人，职位各自与其德行相称，终身居于此位，这是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本分。士人修习学问，学问达到一定程度，君主便征召他们，并非士人预先有所求。农夫、工匠、商人，勤勉从事自己的职业，而所享受的有限，所以都有安定的心志，天下的民心可以统一。”后世从庶士到公卿，都日夜追求尊荣；农夫、工匠、商人，都日夜追求富裕奢侈。亿万百姓的心，竞相追逐利益，天下纷乱不堪，怎么可能统一呢？程颐的话，真是防微杜渐啊，他深知治理百姓的根本！怎么证明是这样呢？天生养人类，不能没有群体。群体如果没有分别，就不能没有争斗。所以两个地位尊贵的人互不服从，两个地位卑贱的人互不驱使，这是人情的常理。没有其他原因，因为他们心里本来认为我们彼此是同类，看不出彼此有什么不同。荀子说：“地位权势相等，欲望厌恶相同，物资不能满足，就一定会争斗。”物资常常不能满足欲望，而欲望常常要穷尽物资，那么天下人相继成为祸害的情况，将没有停止的时候。这就是程子所说的“纷乱追逐利益”的祸患。利益，是不学习就都想要的东西。天所生，地所养，只有这么多。如果欲望顺从物资，那么人人都有无法满足的愿望，即人人都有不能安定的心，天下就无法治理了。君子知道是这样，所以观察履卦的卦象，从而辨别上下，来展示给百姓：用尊贵治理卑贱，用尊位治理低位，用贤能治理不肖。君像君，臣像臣，不要互相欺凌；父像父，子像子，不要互相背离；兄像兄，弟像弟，不要互相伤害；夫像夫，妇像妇，不要互相亵渎；士像士，农像农，工像工，商像商，不要互相替代。他们的爵位土地有等级，他们的职事有方向，他们的宫室车舆有法度，他们的饮食衣服有章法，他们的仆从有数量，他们的器械用品有常规，他们的岁时聚会有节制，他们的吉凶哀乐有常理。让百姓清楚地都知道上位者之所以为上位者，下位者之所以为下位者，就像天和泽不能互相超越一样，那么僭越奢侈的心志就不会产生了；都知道上位者役使下位者，下位者侍奉上位者，就像天和泽不能互相缺少一样，那么忠诚顺从的心志就不会忘记了。这就叫做心志安定。心志安定，那么耳目就不会受到惊扰，手脚就有地方安放，他们的欲望就容易满足，他们的物资就容易供给。即使有强悍的人，也有办法互相安处而不至于混乱。《礼记》说：“礼，是防止混乱产生的地方，就像堤防阻止水流一样。”又说：“礼的教化，细微而深远，它在邪恶尚未形成时就制止它，使人一天天趋向善，远离罪恶而自己不知道，所以先王推崇它。”这也就是这个心志啊。

周易

上卦为天，下卦为泽，这是履卦。君主观此卦象，从而辨别上下尊卑，安定百姓心志。

编修臣庄有信

臣谨按：天高地低，万物分散殊异，而礼制得以施行。礼的道理，源于造化；而礼的本性，实在具备于人心。但是圣人依据人性来制定礼，反过来治理人心的，为什么呢？大概礼就是理。说理，就没有规矩可以遵循；说礼，就有秩序可以遵守。所以圣人制定礼，是用来端正天下人的行为。礼用来端正行为，那么说礼就够了。而画卦却说“履”，为什么呢？说礼，那么践行礼的人，属于空泛的言论；履，那么礼应当实行的，体现在实际的卦象上。“说上天下泽，履”，是说人的行为，应当如此。人如果践行礼，那么礼通达，名分确定，天下就可以统一了。然而自从圣人制定礼以来，尊卑有分别，贵贱有等级，并非不灿烂地显现在天地之间，而公卿大夫往往不能尽职，农夫、工匠、商人往往不肯安守本业，为什么呢？心志不坚定。心志又有什么满足的呢？当处于艰苦时，心志在于安全；等到安全了，又心志在于富贵。像这样，利欲之心纷乱不安，只是不知道有上下之分。君子观察天泽的卦象，就知道治理百姓的道理了。不在百姓的行为上寻求，而必须先安定百姓的心志。下堂拜见上位者，或许是一时加恩的名分，而这就成为上位者权倾、下位者衰替的开端；赐予祭祀、赏赐悬挂，也是一朝酬谢的厚赐，而这就开启了名器假借他人的端绪。这是因为辨别不及时啊。古时候明确一代的礼制，以德行的大小来决定爵位的尊卑。伊尹说：“三公，是通达天道的人；九卿，是通达地理的人；大夫，是通达人事的人；列士，是明晓法度的人。”所以一时的朝廷之上，必定职位各自与德行相称。职位不与德行相称，那么君主举荐而提拔他。士人修习学问，学问达到一定程度，君主就征召他。百姓没有分外的追求，君主没有分外的举动。所以人有十个等级，而百姓不以悬殊为嫌；国有六卿，而百姓各自以服习为乐。君主在，就做臣子；父亲在，就做儿子；兄长

译共同遵守上下尊卑的常规。君子对于名位和器物不轻易假借，升降官职必定严格，使得上下等级的界限鲜明地昭示于天下。因此百姓的心志有定准，百姓心志安定，官员就恪守职责，百姓就安守本业，而没有僭越名分、触犯等级界限的行为。这做到了，这就是君子善于运用“天泽”卦象的原因。

译周易

上为天下为泽，君子因此辨别上下尊卑，安定民众的心志。

监察御史【臣】赵青藜

【臣】谨按：夏商周三代以前治理天下依靠礼制，所以等级森严而风俗淳厚；三代以后治理天下依靠法律，所以政令繁多而风俗败坏。这也是显而易见的明证。然而争相趋向法治的原因，是过分相信“礼乐需要经过百年才能兴盛”的说法。即使贤明如汉文帝，尚且谦让不及，而三代的盛世治理因此不再恢复，难道不可惜吗！礼，是圣人制定的，并非圣人凭空臆想的。上为天下为泽，昭示了其形象。圣人观察其井然有序，就知道上与下有不可改变的准则；察其和乐融洽，就知道上与下有必然归属的情感。没有这种情感，就没有维系准则的依据；不展示这种准则，更没有规范情感的凭借。于是本着仁爱天下的初心，出来安定天下的意志，这种辨别大概是不容许由个人意志决定的。在朝廷中辨别，那么公卿大夫各自确定其等级，而车马服饰的规格不因私恩而有所僭越；在民间辨别，那么士农工商各自确定其职业，而从小习以为常、长久安定，不让他们见到异端而有所改变。对外使耳目安静，对内使心志收敛，而当时寄居在天下的人，官员履行其职责，士人修养其品行，农工商贾各自依靠劳动生活，知道本分不可改变，终身遵循，不敢逾越，而纲纪端正，等级威严确立，朝廷尊贵了。如果不是这样，在任用差遣时没有辨别，而高官显爵似乎人人可以求得，那么侥幸的念头就会更加炽盛；在教化学习的地方没有辨别，而多次征召聘请且认为可以走捷径图谋，那么奔走竞争的风气就难以平息；在辛勤劳作谋生方面没有辨别，而嬉戏游荡追逐名利不害怕轻易离开家乡，那么失业的人就会接踵而至而没有止境。上面无法使下面心服，下面日益傲慢对待上面，喧嚣的心志将层出不穷而不安定，不得已而思考用政令刑罚来引导齐一。法律确立而奸邪产生，政令下达而欺诈兴起，质朴逐渐消亡，恩义日益淡薄，不仅没有益处，而且更加严重。然后才知道民众心志能够安定，不是朝夕之间的近功，而安定上位者保全下位者，确实是宏大且深远的。自古礼文明备，没有比周朝更完善的；自古国运长久，也没有比周朝更长的。周朝的兴盛，君臣契合，殿堂台阶森严，朝觐献祭无不敬畏，民用和睦，没有灾害，监狱空虚，刑罚搁置四十多年而不用。即使德教衰微，政化懈怠，而先王所任命、太史所掌管称道的一二事例，还足以安抚强横的诸侯而威慑荒远的边裔。如果不是心志平日就安定，怎么能达到这样？汉高祖在马上取得天下，群臣争功，甚至拔剑击柱，等到叔孙通制定礼仪以端正君臣的位置，最终在朝堂置酒，都低头俯伏，没有敢喧哗失礼的。高祖高兴而感叹说：“我今天才知道做天子的尊贵。”叔孙通所制定的，不过是草创的仪节，与儒生在野外练习，估计是高祖所能实行的罢了，与《关雎》《麟趾》的意旨，以及圣人的制作相差甚远。大概圣人的制作，本来就是人心自具的节度，而礼安定民众心志，起初并不是用来束缚使人拘束痛苦的。所以有子说：“礼的运用，以和谐为贵。如果去掉拜跪登降、揖让周旋、宾主介绍的文饰，而说我用我的真情，其心一定有所不安，其身体一定有所不适。”接受礼的节度，而心的安宁身体的舒适，能不说是大顺吗？万物各自得到其礼而后和谐，所以礼施行而乐兴起。那叔孙通收集残存的礼制，夹杂秦朝的仪节，尚且能在汉代起到补救的作用，而说那主宰天地、管理人情、辨别自君子开始的礼制，只是迂远而不足以实用吗？至于礼的卑下，效法大地。泽是大地中更为卑下的，那么礼的极其恭敬就是这样。这又是君子安居乐业，玩味辨别上下根本，所不敢片刻稍微忽视的。夫

周易

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编修【臣】周玉章

【臣】谨按：六经的道理同归于一，而礼乐的功用最为急迫。在《易》《书》中，豫卦讲乐，履卦讲礼。讲乐的主在于和，讲礼的主在于辨。上为天下为泽，尊卑的位置确定。君子观察其形象而辨别，礼由此产生。《坊记》说：“礼，是用来彰显疑惑、区别细微，作为民众的堤防的。”荀子说：“礼，是滋养。”君子既得到滋养，又喜好区别。贵贱有等级，长幼有差别，贫富轻重，都有称量均衡，这就是所谓的辨别上下。大概人生而有欲望，就不能没有追求；追求而没有度量界限，就不能不争夺。用尊卑贵贱的等级来排列，才开始安然各自安守本分，而不敢有奢侈之心。所以礼用来节制民众的本性，正是用来安定民众的心志。程子说：“古时候，公卿大夫的职位各自称配其德行，农工商贾勤勉其事，而所享有的有限，所以都有安定的心志。后世从庶士到公卿，日日志在尊荣；农工商贾，日日志在富侈。亿万民众的心交相追逐于利，是由于上下没有安定的心志。”这话深切明显。朝廷封爵赏赐有功者，俸禄给予有德者，不是可以侥幸求得的。庶民之家自食其力，不敢有奢侈的愿望。而宫室车马、衣服器用，毫厘不容假借，极尽声名文物的盛况，都具有区别嫌疑、明察细微的意义。如果不是这样，朱红色的帽带、雕刻的簋、曲悬的乐器、繁饰的马缨，不是陷入奢靡，就是陷入僭越。有位者既不免于此，甚至至于像贾

译贾谊、晁错曾说：“平民百姓的屋壁得以使用帝王的服饰，倡优等卑贱之人得以使用皇后的装饰；富商大贾乘坐坚固的车辆，食用肥美的食物，脚穿丝鞋，身着白绢，凭借他们丰厚的财富，与王侯交往勾结。”既然这样，风俗就会衰败，诉讼就会繁多，天下又怎么能得到治理呢？子产治理郑国，尚且说：“把我的衣冠收藏起来。”何况圣人治理天下，如果不明确辨别等级威严，致使骄奢淫逸、僭越奢侈，纷乱不定，人们的心志无法安定呢？上天规定的常道，五教必须敦厚；上天确定的秩序，五礼必须施行。其中恩义同时到达，情理与文饰相互滋生，一定要有不可混淆的地方，从而法度彰显。所以说：“礼是用来辨别差异的。”先王制定礼制，上自朝廷，下至州里闾巷，细微到帷帐床席之间，没有不为之制定规范，没有不为之设置防范的。虽然隆重与简略、增加与减少随着时代不同而适宜不同，但上下等级的辨别，天泽各安其位，那么教化就能大行，百姓就能和睦，万世达到太平盛世，没有不是通过礼制实现的。

译周易

君子由此辨别上下尊卑，使百姓的意志安定。

编修【臣】王际华

程颐说：“上下尊卑的界限分明，然后百姓的意志才能安定；百姓意志安定，然后才可以谈论治理。后世的士人及以上阶层，每日志在追求尊荣；农民、工匠、商人，每日志在追求富庶奢侈。这是由于上下没有安定的志向。君子观察《履》卦的卦象，从而分别上下，使各自安守本分，以此来安定百姓的意志。”

【臣】恭敬地陈述：天下如此广大，亿万百姓如此众多，纷乱繁杂地等待一人来治理。自古以来的圣王设立公、卿、大夫、士，以及农、商、工、贾，尊卑贵贱，各有等级差别。人们并非不知道高位的荣耀，但如果没有相应的德行，就不敢希求；并非不知道繁华的愉悦，但安守本分，不敢放肆。考察周代官制中的司徒，辨别五种土地所生长的物产，以此施行十二种教化，教授百姓井田制度，所以拥有固定产业的人就有安定的心。用比、闾、族、党等组织将他们联结起来，就不敢抛弃本业而混杂居住。于是用“三物”来兴起贤能之人，用“八刑”来纠正邪恶奸佞。四海之内，人们增进德行、修习学业，勤于事务而没有闲暇，哪里敢放纵心意、舍弃劳力，觊觎非分之想，从而损害美好的功业呢？后代疆域日益广阔，人口日益繁盛，法度并非不详细，但一切民事都听任百姓自行其是，因此人们抛弃根本而从事末业，朝令夕改。从贾谊的《陈政事疏》、贡禹的《言风俗书》中可以看出，民间的各种弊端，自汉代就已经存在。这是由于没有安定的本分和志向，而上下尊卑的辨别不严格造成的。百姓生存的源泉，没有比衣食更重要的，而平定天下的人，不靠一人来养活天下，而是让天下人各自养活自己。所以既然区分了士、农、工、商四民，就将十分之九驱使他们从事农业，世代继承职业，衣食容易供给，虽然不会非常富有，也不担忧贫穷。自从定制没有确立，导致贫富不均，城中有君主般的尊贵，乡里有公侯般的富有。人们探求他们尊贵富有的原因，有的靠游手好闲，有的靠经营钻营，共同互相欣羡，转而效仿仰慕。贫穷而不能自安的人，已经想寻求其他途径以求得际遇，即使稍微能够自给的人，也怀有奢侈的志向而改变计划。其中炫耀名声、谋求升迁的一类人，以及游幕、吏胥、仆从，实在人数众多，都聚居在都市之中，侥幸在万分之一中获取名利。这些都是百姓中的蛀虫。大概一人耕种，十人聚集而食，想要天下没有饥荒，是不可能的。于是游民数以亿计，不耕不织，却都想着在衣食上丰裕，因此农民深受困顿。年成遇到丰收，尚且没有储备；偶尔遭遇水旱灾害，不免流离失所。虽然仁厚的君主在上位，赏赐赈济、广泛免除赋税，动不动就不惜耗费金银粮食数十万，但百姓仍然没有起色，这是因为平时蛀食百姓的人太多了。如果真正依据《履》卦的卦象，仿效周代官制中九职的方法，来安定百姓的本分。名位和器物不给予妄自干求的人，游手好闲的人不允许他们妄自依托。从京师到郡县，将百姓系于故土的产业，用保甲之法来清理百姓。凡是平时无故迁徙职业、远游的人有禁令，那么进取时没有非分之想，退守时有本业的快乐，百姓的意志就安定了。况且民心不可动摇，尤其不可骄纵，往往太平已久，官吏以因循守旧、无事可做为福，一两个不法之民，反而用来挟制长官，动不动就鼓动百姓生事。作为大吏，正应当分别首犯和从犯，按照法律彻底惩处，不能稍存姑息之心，那么上下尊卑的界限就愈加分明，百姓的意志就愈加安定，或许就能做到尊卑有等级，行为习患有常规，内心因安守本分而安定，身体因定居本土而安稳，士人在闲暇宴饮中互相谈论仁义，工匠在官府中互相商议技巧，商人在市井中互相讨论财利，农民在田野中互相谋划耕种，用来使家家富裕、人人充足，更加巩固国家亿万年的基业了。

御览经史讲义卷二

<子部,儒家类,御览经史讲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览经史讲义卷三

周易

泰卦：小往大来，吉亨。

监察御史【臣】张孝挰

程颐传：“小指阴，大指阳。往是去往外面，来是来到里面。阳气下降，阴气上交。阴阳和畅，那么万物生长顺利，这是天地的通泰。以人事来说，大指君上，小指臣下。君主推诚以任用臣下，臣下尽诚以侍奉君主，上下的意志相通，这是朝廷的通泰。阳代表君子，阴代表小人。君子来到内部，小人去往外部，这是君子得位，小人在下，这是天下的通泰。泰卦的道理，吉祥而且亨通。”

【臣】恭敬地陈述：道有升降，时有兴衰，自古以来治乱废兴，循环无穷，好像寒暑昼夜的推移变迁，没有人能改变。不仅仅是气数使然，大概也是其理有一定的规律。泰卦是阴居于外，阳居于内，君子得位，小人居下，所以吉祥亨通。然而阳一阴二，阴多于阳，自古以来，君子常常少而小人常常多，因此乱世的日子多而治世的日子少。那么君子处世而遇到阴阳和会、众多俊杰汇聚征召的时候，大概是极不容易得到的，能不警惕吗？《周书》说：“在混乱之前制定治理措施，在危险之前保卫国家。”《泰》卦九三爻辞说：“没有平坦而不倾斜的，没有前往而不返回的，艰难守正没有灾祸。”说“未乱”，那么就是治世；说“未危”，那么就是安时。然而说“未乱”，那么本来就有混乱的可虑；说“未危”，那么就有危险的可忧。平坦与倾斜、前往与返回的往复，是造化的机理，有自然到来的，这就是忧勤惕厉、持盈保泰之心，之所以兢兢业业，君臣互相警戒，而不敢懈怠的原因。艰难守正没有灾祸，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