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览经史讲义卷十七

译这种教化之道，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见效，必须经过岁月的积累，逐渐施行教化，然后人们耳濡目染，都在不知不觉中受到鼓舞。这在天上，是金水二星的精华积聚，使得银河呈现出光辉。圣人长久地施行教化以成就德行，从而造就一代的人才，也不过如此罢了。《诗经·思齐》赞美文王时说道：“成人都具备了德行，年轻人也取得了成就。”这是文王造就人才的实际情况。《清庙》这首诗又说道：“秉持文王的德行。”那些士人各自修养自己的德行，却反过来称为“文德”，这难道不能看出圣人的德行对人们的影响深远，而造就人才的雅正教化足以树立千古的准则吗？

译《诗经》说：“雕琢它的文采，金玉般的美质，勤勉不懈的君王，以纲纪治理四方。”

检讨臣张鹏翀：

朱熹说：“‘追’就是雕，金器叫雕，玉器叫琢；‘相’就是质地。‘勉勉’，就是不停止的意思。凡是网罟，张开的是纲，梳理的是纪。追雕它、琢磨它，那么用来美化它的文采就达到极致了；像金一样、像玉一样，那么用来美化它的质地就达到极致了。勤勉不懈的君王，那么用来治理四方就达到极致了。”这是说文王的德行，能够振兴治理天下人的纲纪，而人们自然归附他。《朱子语类》又说：“四方都在他的线索之内，所以牵动着就会有所反应。”臣谨按：朱熹说，“文王的本性与天道相合，是生来就知晓的大圣人”，又说“文王的圣德，与尧舜一样”，这固然就是所说的“不用思考不用勉强，从容合于正道”的人。然而诗歌中歌颂文王的，有的说“勤勉”，有的说“恭敬”，而这首诗又说“勉勉”，好像不允许有一刻的间断，这是为什么呢？臣曾经诵读并推究它，认为“追雕金玉，是圣德纯粹的表现；纲纪四方，是王道完备的表现；而勤勉不懈，是一贯的恭敬贯彻于始终，内外体现为天道与王道的总纲。”大概人心的危险，道心的微妙，即使是上等的智者也不能没有。人心，所以《尚书》有“只有狂妄的人克制念头才能成为圣人，只有圣人防备念头才会变成狂妄”的话。况且君主一心，而引诱他的因素有百种，无论声色嗜好，即使是意念的萌发，稍微有所偏向，就会乘虚而入，不知不觉地浸染进入内心了。所以以文王的圣德，却勤勉不懈，不曾有瞬息的间断，因此能修治光明、恭敬止息，而成为万世的法则。《诗经》所说的“没有攀附，没有羡慕，不显赫也临视，不厌倦也保持，没听说也效法，没劝谏也进入”，完全概括了这一点。臣曾经推论文王的圣德，之所以能极尽追雕金玉之美，而成为纲纪四方的根本，不仅是因为德行极其盛大，际遇也旷古独隆。王季在前开创，武王在后继承，又有《思齐》中的圣母、嗣音的圣后，在内为他培养辅助，所以从雍宫肃庙，直到邦国的远方，都是他盛大德行的积累深厚而流布。虽然不敢盘桓游乐，没有空闲吃饭，却未曾没有灵台灵沼的乐趣，琴瑟钟鼓的娱乐。对内如《樛木》《螽斯》，宫闱教化融洽；对外如《薪槱》《棫朴》，众多士人景仰跟随。凤凰和鸣，驺虞相应。他的德行际遇之盛，感化之深，像这样都源自“勉勉”这一颗心的操持，适宜四方怀念德泽畏惧威严，没有不归于他的纲纪的。至于他纲纪四方的实际政事，虽然不能全部考证，如《尚书》所称的“彰明德行谨慎刑罚，恩惠抚恤关怀保护”，孟子所称的“发布政令施行仁政，一定先照顾孤寡，制定田制，种植畜牧，妥善养老”，足以概括它，而视民如伤，望道未见，更是他心法的纯粹，统摄了天道王道的全部。

臣私下认为，治理国家不可没有纲纪，不仅仅是三代，即使是汉唐以来，也没有舍弃这个而可以治理天下的。朱熹说汉朝大纲端正，唐朝万目张开，宋朝大纲端正，万目也不完全张开，大概纲纪虽然具备，但为治的根本不能像圣人那样纯粹，不停止就必有偏废而不举的地方，而天下的弊端就乘虚而入。崇尚宽大的必然流于姑息，崇尚严厉的必然陷入苛急。大概宽大是为政的大体，而姑息不是宽大，恰好足以破坏宽大。法制禁令不得不严厉，而施行过度，操持过急，徒然足以滋扰而没有益处。这些弊端都由于纲纪不严肃，百姓没有坚定的志向，以至于宽大与严厉混杂施行，怠慢与残暴相互困顿，而文武之道所说的张弛，不是这样的。

我们皇上德行盛大，际遇隆盛，确实可以与成周媲美。而四海之内，声教四达，比起岐山丰邑的教化，只行于一隅，固然不足以相比。然而臣私下仰见我们皇上圣不自圣的心，安益求安的治理，那么所谓追雕金玉、勤勉不懈的功夫，必定期望达到尧舜而后停止。而所谓纲纪四方，尤其希望日益加以注意。当今宪章完备，而奉行不免懈怠松弛；恩泽日益增加，而宽厚或许误为姑息。游手好闲的人众多而养育更加困难，诉讼繁多而盗贼滋长。如果能使纪纲法度截然不可侵犯，那么侥幸免罪的人就会息心，偷惰的人就会涤虑，宽大的意思自然流露于恭敬震动之中。重视农桑以繁殖衣食，铲除奸邪以安定善良。大端不超过几件事，每年责成大吏核实考核，不过一两条，一定追求实效，不要取具文。数年之内，纪纲完备，升降严明，渐染既久，自然深入。纯王的治理，不难与之比隆。如果只是随时修补、逐事匡救，纵然有良法美意杂然并行，奉行文书只挂在墙壁上，朝更暮改，徒然滋生怠慢玩忽，必然导致互相蒙蔽，政事因贿赂而成，恐怕不是纲纪四方的道理。那么先儒所说的有天道才能行王道，像文王的勤勉不懈，那么四方虽然遥远，日日在运量之中。正是朱熹所说的牵着便动，哪有偏废而不举、宽大与严厉混杂施行的弊端呢？

臣还有进言的：天道王道，关键在于慎独。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崇高富贵之难处，有甚于贫贱忧戚的。这是尧舜所以战战兢兢、日益谨慎，警惕于人心道

译人心微妙难测，却以“敬”作为其关键所在。

译诗经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纲纪四方。

检讨傅隆阿

元代许谦说：“这是说文王的德行纯粹。表现在外部的文采，固然像金玉经过追琢那样精美；蕴藏在内部的本质，则确实是金玉。表里如一，难道只是在外表上修饰而已吗？所以勤勉不懈的文王，能够统摄治理四方。”

臣谨按：帝王之所以能治理天下，就是帝王之所以做学问的原因；而帝王之所以做学问，也不过是一个“敬”字罢了。因为敬则没有间隙，所以从内到外，表里如一。因为敬则没有停息，所以从始至终，前后都不懈怠。人们看到总揽万方，整顿大政，认为这是帝王的治理；却不知道这实际上根源于学问。人们看到早晚勤勉，不敢荒废安逸，认为这是帝王的学问；却不知道这最终归结于敬。所以《棫朴》这首诗，在文王得到人才繁盛的方面，推究其根本在于敬德的纯粹，并用追琢金玉来兴起文王的勤勉。以文王的德行来说，温和柔顺，美好恭敬，恩惠鲜明，关怀保护，况且还没有听说也能效法，没有劝谏也能进入正道。这固然天性纯粹美好，不假借修养功夫。如果论及他得到人才的繁盛，有疏附，有先后，有奔奏，有御侮人才济济，文王因此安宁。这即使是端坐无为，也能坐致海隅安宁。又何必勤勉防备而不知道呢？圣人的本质，虽然处于生来安适的状态，而圣人之心，自然昭示其严肃敬畏。所以他的敬在身上一方面，不显赫也临在，不厌倦也保持，多么勤勉啊？而没有背离，没有羡慕，这就是一身的纲纪了。敬在家庭方面，和睦在宫中，严肃在庙中，多么勤勉啊？而给妻子做榜样，直到兄弟，这就是一家的纲纪了。敬在国家与天下方面，不敢自己闲暇安逸，以成就康功田功，多么勤勉啊？而不知不识，顺从帝王的法则，这就是国家与天下的纲纪了。那么敬，是学问的根本，也就是治理的根本。从尧舜禹汤到文王，所谓忧勤惕厉，作为传心的要诀，就是这个。许谦因文王得到人才的繁盛，推究其根本在于敬德的纯粹，确实看到张之为纲，理之为纪的，都从这里出来了。信哉，帝王之所以治理天下，就是帝王之所以做学问啊？

诗经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编修邵齐焘

毛苌传：“相，质也。”孔颖达疏引王肃说：“用来兴起文王圣德，其文采像雕琢一样，其本质像金玉一样。”

郑玄笺：“相，视也，犹观视也。追琢玉使其成文章，比喻文王为政，先以心研精合于礼仪，然后施之于万民，视而观之，其好而乐之如睹金玉然，言其政可乐也。”

臣谨按：这首诗毛、郑解释不同。孔颖达说郑玄之所以改变毛传，是因为上面说作人，下面说纲纪，都是政教之事，所以这里也叙述政教。圣人本体自生知，性与道合，不应当在这里随意赞誉文王美质，所以改变了。从毛传来说，则是观看追琢的文采而知道其有金玉的本质，如果没有实有的本质，就不能成其文采，重在有金玉的本质。从郑笺来说，则是有追琢的功夫然后成金玉的观感，如果功夫没有达到极致，那么观感也不光耀，重在有追琢的功夫。说圣人本来有美质，而后能修饰以成文章，这个道理固然如此，但这只是就其自然的文质而赞誉它罢了。至于郑氏的说法，则认为圣人在政教方面，其专精殚虑，必如良工之治宝器，使观看者无不欣喜乐睹而知其可贵，这则举圣人研辨义理之精思与万民舞德化之气象，皆可推绎而得其意。比较而言，郑笺之义更为优长。圣人修身治民之道，没有不由研精义理而得之的，盖义理之数，最为深微而谨严，圣人之用心，独自能密致而详尽，其研之也至周至悉，所以其施之也至精至当，这就是中庸择善之功，虞书执中之事。然后粲然成文，万物乐睹，这就是所谓“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现在金玉之为物，其精纯也无纤芥之杂，其粹美也无毫发之疵，而非有良工者为之磨砻攻击，雕文刻镂，亦安能成其宝器而示人以可贵？以此知诗人比物连类，盖不独叹美的词，实有推本之论。且不特此诗也，夫淇澳之诗，开始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说学问自修精而益精，其诸“追琢其章”之谓？结束以“如金如锡，如圭如璧”，说盛德至善，其光有耀，其诸“金玉其相”之谓？

诗经

勉勉我王纲纪四方

监察御史胡宝瑔

臣谨按：治天下之道，必本乎君德之纯。惟懋修在上，纯而无间，那么缉熙光明，内外皆主于敬。而所以维系人心者，虽以四方之大，其趋向之诚，无不共在帡幪之

译中间，而连绵相连属了。《棫朴》这首诗说：“勤勉不懈的是我们的君王，以法度治理四方。”《集传》说：“勉勉，就是不停止的意思。”黄佐说：“勉勉就是敬，兼括内外的意思。”内外都主于敬，那么修身的方法就在这里，治人的方法也在这里。天德与王道，一以贯之了。所以首章说：“济济的君王”，是说敬德显见于外；这一章说：“勉勉的我王”，是说敬德存于内。大概文王翼翼小心，勤勉不懈，所以在宫中和谐，在宗庙严肃，没有时刻不敬，也就没有时刻不勉。《易经》说：“天体运行刚健，君子因此自强不息。”说的就是文王。凭着生而知之的圣人，他聪明天赋，远超众人万倍，又加上学问的修养，那么他严恭敬畏之心，足以激励一世还有余。这就是《云汉》中造就人才，圣人所以能长久坚守其道而使天下教化成就的原因。他日昃不暇的治理，统括天地四方而没有遗漏。这就是雕琢金玉，圣人所以能感动人心而使天下和平的原因。果真如此，那么功业越纯粹而事业越广大，根本在于用一个“敬”字概括天下，也就是把天下联合起来归于一个“敬”。他治理四方，都源于勤勉不懈。大概治道的兴盛，展开来作为纲，总括并举起它，使万物都有统领而没有遗漏；梳理出来作为纪，详细而整齐它，使万物各有联系而没有混乱。在这个时候，圣德高深，清和都得到治理，皇上谨慎修养思虑长远，下面天下归顺于仁，这是推行的广大，是治理的兴盛。而我们的君王则更加勤勉，不因此稍微安逸。王栢说：“维持天下的功业，如此之大，只归结在勤勉不懈上，可知君主端正教化之源，掌握安抚驾驭之权柄的，只在于以敬为主而有所作为。”那么“勉勉的我王”，可以说是日新之谓盛德吗？“治理四方”，可以说是富有之谓大业吗？专心宽厚，深于宵衣旰食的勤勉，时时防范互相告诫，常警惕懈怠荒废的戒律，而东西南北没有不服从的，海角日出之处，没有不听从使唤的。他不言而信，不令而从，是因为人心一道同风，主德的纯粹，也是不停止的。尧说：“钦明，光辉覆盖四方。”舜说：“温恭，四方风气随之而动。”禹说：“祗台，声教遍及四方。”汤说：“圣敬。”开创疆域四海，武王说“执竞”；周道四通八达，唐虞三代圣帝明王，所以治理天下的，都可以称为勉勉。君德的纯粹，是致治的根本吗？

译诗经

勤勉啊我们的君王，治理整顿四方。

监察御史臣柴潮生

臣谨按：君心是万事的根本，凡是纲纪的大小，没有不受成于此的。常以无不敬为主，那么气质清明，义理显著，看待天下的事务，脉络条理，灼然分明，举而措之，无不恰当。所以《诗》说：“勤勉啊我们的君王，治理整顿四方。”“勉勉”是不断的意思，也就是不断其敬。“纲纪四方”是以此心推之，大纲小纪，必定知道明白处理得当，而六服群臣，没有不承奉法度的。以文王的至圣，他之所以经理四方，实在不靠大声色而自然达到上理，而《诗》却归于“勉勉”，好像实用其力的样子，大概圣心的睿智聪明显著，虽然首出于万物，而其警惕天命、敬畏民意的至意，实在无刻稍释于怀。只有善于知圣的人，能知其德的安安，也只有善于知圣的人，能知其心的勉勉。《诗》说：“小心翼翼”，又说：“不显亦临，无射亦保。”《尚书》说：“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孟子说：“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只有其战兢惕厉，出于自然而无始终久暂的区别。不像大贤以下的人，过而后能改，绝而后能续。这是文王的勉勉，即为生知安行的至，并非真不加思议而自动与天符。现在盂水可奉，而志难持；六马可调，而气难御。虽以上圣，不得不戒慎其间。在尧舜为精一执中，在禹为止台德先，克艰厥后；在汤与武王，则是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以敬胜惰，以义胜欲，都与“勉勉”之言相表里。大概敬是列圣相传的心法，而“勉勉”即主敬的纯心。棫朴的咏歌，文王以金玉追琢的躬，开启雅化作人的盛，而归功于此，可谓得圣学的本了。后世学文王的人，庄重恭敬日强，以植其基；至诚无息，以求其极，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先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必由此始了。

诗经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和乐君子，何不育人？

监察御史臣张汉

臣谨按：此诗小序云“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刘的业，太王、王季申以百福求禄，所以有此作。朱子则认为“君子”即文王，连前后数章意推之，也以咏歌文王的德“鸢飞鱼跃”。郑康成说：鸢者，鸱类，鸟贪恶的，飞至于天，喻恶人远去不为民害；鱼跃于渊，喻民喜得其所。抱朴子则认为：鸢在下无力，及至乎上耸身直越，飞不用力，也如鱼跃怡然自得，不知其所以然。朱集注主其说，谓鸢鱼顺化于天渊，各得其所在，文王化成于天下，莫测其妙，所以鸢鱼兴君子飞跃兴作，人道固有取于此。郑康成训“遐”为远，训“作人”曰“远不作人”者，其政变化纣之恶俗，近于新作人之义。朱子则训“遐”为何，训“作”为“振作”，谓“和乐君子何不振作人乎”，言其必作人之意也。现在夫人与物之并生于天地也，有各得其性焉。鸢吾知其能飞也，而不自行飞，也有飞者，有飞飞者。鱼吾知能跃也，而不自行跃，也有跃者，有跃跃者。夫并非有所作而致其情也。若夫人则上不在天，下不在渊，藐然中处者也，而有圣人焉使之，而后变，则是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国，由《关雎》《麟趾》之意，及于有德有造之流，固皆迁善而不知，化行俗美，人才众多，即使置之野人，也有干城腹心的誉，则待文王而兴，也不失为豪杰之士也。不恍然一鸢飞鱼跃之象在其目中乎？乃子思引之以言道德，则又说“言其上下察也”。为此诗者，其知道乎？窃由程子“吃紧为人活泼泼地”之言，一致思焉。本天亲上，本地方亲下，又有言不尽意者，引而不发，跃跃如也。按子思引诗言文王德的纯，即天之所以不已，那么飞于天者不独鸢，可以悟覆盖万物之道；跃于渊者不独鱼，可以悟承载万物之道；且和乐君子作人，尤出于寿考久道而化成，又可以悟成就万物之道。如此者，岂必见而章，动而变化而为而成乎？防于是想文王德的纯正浩浩。其天渊渊，其渊也，《中庸》言至诚，所以专举一文王乎？抑闻诗人之于君，有歌颂有规劝。《旱麓》之诗，戾于天跃于渊，王国之克生，王心所以宁也。参以《小雅》《鹤鸣》之章，闻名于天而潜于渊者，诗人之诲。宣

译君王想要在未出仕的人中寻求贤才，也想效法文王的榜样来作为防范。

译诗经

思齐大任，是文王的母亲。思媚周姜，是周室的家妇。大姒继承美好的德行，因而子孙众多。

编修【臣】吴绂

孔颖达说：“创作《思齐》这首诗的人，是说文王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是因为由神圣的母亲所生。文王固然天性为圣，也由于母亲有圣德，所以歌颂他的母亲，说明文王的圣德是有原因的。”

朱熹说：“这首诗也是歌颂文王的德行，而推究其根本来说，道：‘这庄重恭敬的大任，是文王的母亲，确实能取悦于周姜，而称其为周室的家妇。至于大姒，又能继承她美好的德行，而子孙众多。上有神圣的母亲，所以成就他的深远；内有贤德的妃子，所以辅助他的深厚。’”

【臣】谨按：圣人的诞生，代天宣扬教化，为人神的主宰，而使一个时代进入仁爱、长寿、平安、康乐的境界。所以天降生圣人，常常不是偶然的。这就是《思齐》这首诗之所以歌颂文王的德行，而必定推究根本于大任作为神圣母亲的原因。周家自从后稷以来，积累功德，累积仁德，世代都有美好的传统。到了文王，他的德行更加完美，他的天命得以更新。文王在《大明》《棫朴》《旱麓》等篇中，说得非常详细。说“勤勉不倦”，说“庄重恭敬”，说“小心谨慎”，反复赞美，铺张扬厉，总之不外乎“光明正大，恭敬止定”这一句话。那么，恭敬，难道不是文王之所以称为文王的原因吗？诗人却说：“这种德行，大概从他母亲那里就已经具备了。”所以首先歌颂她说“思齐”，齐，是说她的庄重恭敬。孔子在解释《易经》时说：“用恭敬来端正内心，用道义来规范外在。”恭敬是道义的本体，道义是恭敬的作用。大任有思齐的德行，那么说到恭敬而道义就在其中了。说“文王的母亲”，是明白如果不是这位母亲就不能生下这位儿子。大姜是大王的妃子，辅助大王兴起岐周的基业，是《皇矣》这首诗所说的“天立其配”的人。大任确实能取悦并爱护她，而称为京室的家妇，以庄重恭敬来侍奉她的婆婆，孝道没有比这更隆重的了。诗歌歌颂大任说：“等到王季，只有德行的施行。”刘向认为“专一真诚庄重”，是她的德行，大概就是从思齐的意思推演出来的。以庄重恭敬来辅助她的丈夫，顺从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当她怀孕文王时，眼睛不看非礼的颜色，耳朵不听非礼的声音，嘴巴不说非礼的话，生下文王而明智圣哲，是有原因的。刘向认为这是胎教。总之，在视、听、言、动之间极其谨慎，是因为平时就有修养，习惯自然，不是一时勉强，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更加谨慎罢了。教以一而识百，固然文王的睿智早成，防止大任的教育也可以看到了。以庄重恭敬预先教育她的儿子，慈爱没有比这更深厚的了。这就是大任的德行，没有善行不具备，而总以庄重恭敬为根本。文王的显赫，也临视，也保护，是恭敬的极致。没有听到也效法，没有劝谏也进入，是恭敬而用道义来实行。这是他生来就知道，安于实行的人，而难道不是神圣母亲思齐的德行，在孕育之初就培育他，而在降生之后教育他吗？最恰当的德行既然隆盛，百顺的福气就完备。大姒继承她美好的德行，那么专一真诚庄重，又能继承。至德熏蒸，太和翔洽，天赐纯嘏，多寿遐龄，而麟趾螽斯，至于百男的众多，其后子孙千亿，宜君宜王，绵延世代于无疆，四海之内都仁爱长寿。确实啊，神圣母亲、神圣儿子、神圣君主、神圣后妃庄重恭敬的德行，积累深厚而发挥深远啊。

诗经

和乐在宫中，肃穆在庙中。不显之处也临视，无射之时也保护。

编修【臣】王居正

严粲说：“这一章说的是纯一不已。文王的诚一，在宫中则和乐，在庙中则肃穆，随所寓而形见。不显之处，人所不见，而也好像有所临视，洋洋乎如在其上。无射之时，践履已熟，而也自保守，悠久无间。”

【臣】谨按：思齐一诗，文王的德行盛大，教化神妙，内圣外王的全体也。首章推究圣德的辅助，而次即及其德化的隆盛。当是时，神人胥协，家邦同心，齐治之道于此彰显，协和之风于此普及。可不谓德之盛而化之神吗？然而圣人者，神人的主宰，而君德者，又其所以协神人、和上下、把握建极绥猷之本于一心者也。盖德非可假，显之在伦常日用之地；德不容间，微之在暗室屋漏之中。而《思齐》的第三章，若为文王曲传之曰：“在宫在庙”，概括其地也；曰“雍雍肃肃”，彰显其美也；曰“亦临亦保”，正不显之实功，而无射之极致也。随地而得时中之妙，纯乎天而无防微之隙。德如是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文王之所以德协幽明而化及家邦者，其在斯乎？抑曾闻之：圣人之德，一而已。一者诚也。敬者，又是求诚之本，而入圣之基也。故《大学《中庸》挈历圣授受之心法，而归于诚敬。解释明新之至善，则以文王之缉熙敬止为宗旨；论至诚之不息，则以文王之纯亦不已至极。可知缉熙敬止，正文王

译诚是“纯亦不已”的完整体现。而诗人却用“雝雝肃肃”相对并举，朱子又将和与敬分别归属于二者，这难道是在诚之外又有一个敬，而在敬之外又有一个和吗？大概只要念头不放逸，自然念念都是实实在在的敬，那么就没有不诚的了；道心常存，自然内心常安泰，有了敬就没有不和的了。敬与诚途径不同但归宿相同，和与敬作用不同但本体相同。看《中庸》首章详细论述戒慎恐惧、慎独，而以达到和谐为终结。朱子又阐发其防范之意说：“从谨独而精纯，以至于应对事物之处，没有少许差错谬误，没有一处不是这样，那么就极尽和谐而万物得以化育。”可见和是由敬产生的，不是离开敬去求和。况且朱子既然将和与敬分别归属于雝与肃，又说：“看文王雝雝在宫中，肃肃在庙中，不显赫也临照，不厌倦也保佑，便可见敬只是如此。”那么和与敬作用不同但本体相同，不是更加可信了吗？既然如此，那么人君建立位育中和的极致，而想以此媲美二帝三王，不靠敬又能通过什么途径呢？因此恩威刑赏的运用合乎中道，而辨别名分、确定志向，区别嫌疑、明察细微，那么礼义通达、名分确定，而“雝雝”之气就不只在宫中了；断绝声色货利的萌芽，而敬天尊祖，节约用度、爱护百姓，那么表率端正影子就直，而“肃肃”之气就不只在庙中了。而且，体现钦明的德行，而谨小慎微，敬畏“无逸”的训诫，以持盈保泰，在不见不闻之处严密其功夫，在莫见莫显之处严格其防范，那么临照与保佑深厚，显与微一致，不厌倦而永久长存。仔细审视如果这样，这就是尧的兢兢业业，舜的业业小心，禹的孜孜不倦，汤的日益上进，文王不已的意旨。也就是《易经》的乾乾不息，《尚书》的精一，《诗经》的于穆，《礼记》的不息之意。而天德与王道，一以贯之了。《关雎》《麟趾》的教化，难道可以坐着等待成功吗？

译诗经

雍雍和乐在宫室，肃肃恭敬在宗庙。即使不显赫也常有临在，即使不厌倦也常有保持。

监察御史【臣】朱凤英

朱熹说：“这是说文王在闺门之内，就极其和乐；在宗庙之中，就极其恭敬。虽然身处幽隐之处，也常像有神灵临在；虽然不感到厌倦，也常有所持守。他纯一不已，大概就是这样。”

【臣】谨按：这一章说的是文王德行的纯一，天道的自然，不需要勉强就能做到的。上天至深至远而不停息，时节运行万物生长，处处都是天，却看不见它运作的痕迹。圣人纯合于天道，也不停息，坐卧言语沉默，处处都是本性，而浑然忘却了严肃恭敬的神态。配合简易于知能，而声色都消隐；体认生成于广大，而上下都符合。圣心与天德相合，只是一诚之间没有间隔罢了。现在试着就诗中歌颂文王的，推究天伦人纪，本是同一体系的条理贯通，所以恩明义美，而至情就产生了。推究说：雍雍，是和乐的极致。大概从寝门侍奉饮食，一直到《关雎》《麟趾》教化起源的地方，没有一处不是缠绵笃挚的情思。上下神人，本是同一道理的昭示降临，所以叹息能闻、隐约能见，而明信就确立了。推究说：肃肃，是恭敬的极致。大概从惠泽宗庙祖先，一直到昭告侍奉上帝的典章，没有一处不是严肃威严诚恳的诚意。这恭敬与和乐，阳舒阴肃，而礼乐完备；仁昭义立，而天地各司其职。由此而端冕垂裳，凝旒缀纩，百为未起之初，这是不显赫，而向上顾念天命，向下审视民情，长像有所临在，而缉熙敬止的心更加严密了。由此而日昃不暇，康田恐后，志气如神的开始，本来没有厌倦，而不动而敬，不言而信，长像有所保持，而求宁观成的志向更加迫切了。诗中对文王的赞美像这样，是知道道没有比效法天更贵重的，学没有比知性更优先的。性，是万物同一本源，天人一体，贯穿古今而没有差异，极细微而细微之间也贯通。知性就知天，而高低散殊，同流合化，而合敬同爱的道理就得到了。元德统天，乾行不息，而大中至正的模范就确立了。而文王以法天的心存之，为勤勉不已的美德，而实际上以尽性的学问严密之，为小心翼翼的谨慎。所以说诚。诗中对文王的赞美，屡次以天为言，大概因为理相同，所以词就不能独自不同。而推究本源于性，就看见天在文中，也看见文在天中。诗说：“上天的承载，无声无臭，效法文王，万邦信服。”这是文王以尽性的学问继天而立极。夫

诗经

不劝谏也进入

编修【臣】王居正

【臣】谨按傅说告诫高宗说：“木材顺着墨线就正，君主听从劝谏就圣。”伊尹赞美成汤，也说“听从劝谏不违背”，可知自古贤圣的君主，大概没有不以纳谏为孜孜不倦的。就以文王而论，“缉熙敬止”的，他的德望道未见，他的心兢兢业业，未曾一念稍微自暇逸，难道说我的动静语默都已经优入圣域，而没有事臣工的赞襄辅助吗？于是诗人赞美文王，就说“不劝谏也进入”，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先儒说文王的德已经达到至善，不思不勉，从容中道，所以虽然没有劝谏争辩的人，也未曾不进入善，传所谓“性与天合”就是这样。我私下认为文王的德确实像这样纯，诗之所以赞美先王，确实像这样不诬。而文王的心究竟不像这样吗？文王的心本来惟恐自己不入，而且惟恐别人不劝谏罢了。不然，舜禹也是大圣人了，近言就察，昌言就拜，喜起之朝，时常听到吁咈，文本来合德于舜禹的，而有弗先后同揆吗。所以我说：“这是诗人赞美先德，而不是文王的心。”然而文王的心也可以认识了。现在君主的一言一动关系天下的安危，民生的休戚，如果必须等待劝谏而后进入，那么劝谏所不及的，就可以任其戏渝吗？而且即使从谏如流，人君受听言的美名，而事所不及劝谏与劝谏了而不能匡救，匡救了而天下已经受其损害的，又岂少吗？所以惟恐别人不劝谏而莫闻其失，这是文王虚受的心，人所易知。警惕于不劝谏的地方而独自致其慎，这正是文王不已的纯，人所难窥。乐于别人的劝谏就可谏的自稀，恐自己不入所以不劝谏也进入，这是文王的德之所以光大而随地咸宜吗？而且师古者取法乎上，进德者立基于实，存文王望道未见的初心，致文王不劝谏也进入的诚，廓然大公，物来顺应，而上下的情通了。这是劝谏而进入的圣的原因，静存动察，戒惧慎独，而位业的根基确立了。这是不劝谏而进入的圣之所以纯的原因。通乎诗人的意思，而深体乎文王之所以为文的，就知道诗书的旨意各有所属，而其有裨于圣学，则固殊途而同归吗。

诗经

于是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就。古人不厌倦，誉髦斯士。

编修【臣】陆嘉颖

【臣】谨按：

译人才的兴盛，是与君主的心意相互感应贯通的。在周文王的时候，众多贤士兴起，教化广泛而融洽。《大雅》中的各篇，大都是歌颂圣德的。然而一再地说“遐不作人”，一再地说“遐不作人”，为什么话语如此重复，辞意如此反复呢？《思齐》的末章，更进一步深切地阐述，以推究其潜移默化之根源，前代儒者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完备于此，确实不是虚妄的。我曾试着解读其中的词句说：“成人”是指“小子”，涵盖了人的各类；说“有德”，说“有造”，涵盖了造就人才的方法。用《棫朴》中“寿考”的优裕来参看，其中含有严密的义理；用《旱麓》中“岂弟”的乐易来参看，其中含有自强不息的刚强。“说‘无斁’，是指‘敬’。”敬，是德的根本。不说“斯士誉髦”，而说“誉髦斯士”，明白地显示出敬的积累深厚，那么德的施及就广泛。《诗经》为何如此善于称颂古人呢？这首诗，是周成王时期的诗。“缉熙敬止”的德行，只有周公亲眼见过，所以能极力称颂。虽然当时官制礼法尚未完备，但上庠下庠的制度，从虞舜以来就没有改变过。商朝末年，士气卑弱，右学左学的区分，仅仅被视为具文。文王兴起并振兴它，凡是二十岁行冠礼，进入大学；八岁进入小学。其中细节的周详，有的德成而在上，有的艺成而在下，没有不乐意接受其规范的。所谓“依托西土而光耀四方”的，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周公作《雅》诗，以昭示德行；作《周礼》，以确立政制。它们的体制虽然不同，但宗旨则相同。大司徒的设立，也是推行文王的志向。总之，贤才取决于国运，教化的思虑开启于君主的内心。观察自己就是观察百姓，成就自己就是成就万物。吕祖谦说：“圣人恩泽流传万世的，没有比造就人才更大的。”在成王时期，诗中说的“成人小子”，都是周朝的栋梁，难道仅仅是四友十乱被后世指名道姓而已吗？因此，诗人看到贤士众多，追思古人的盛德，而无限流连慨叹。

译诗经

悬挂钟鼓的木架和横木装饰着枞木，大鼓和镛钟陈列其中。在辟雍中演奏钟鼓之乐，以音乐教化百姓。

给事中【臣】卫廷璞

【臣】谨按：历代的教育制度，没有比周朝更完备的，而建立学校的起源，则可以从这首诗中看出来。古代教育必定兼有养育的功能，程子说：“有诗歌来滋养耳朵，有干戚羽舞来滋养血气，有礼义来滋养心灵，这样邪僻的心思就没有机会侵入。”因此，自从有悬挂钟鼓木架的时代起，司徒和掌管音乐的官员就同时设立。《周礼》春官中既有大司徒、小司徒，而在大司乐一职中又说：“掌管成均的法度，以治理建国时的教育政务。”音乐的重要性，如此显著。这首诗中“虡业维枞”两句，吕祖谦虽然说是“文王的百姓喜爱文王有钟鼓之乐”，但实际上这正是辟雍用来进行教化的原因。对于“于论鼓钟”，朱子将“论”解释为“伦”，即《尚书》中“无相夺伦”的意思。音乐有伦理秩序，那么听的人就能借此平复内心，所以这种教化不严厉也能成功。关于辟雍，贾逵认为周人沿用了成均的旧制，又说三代天子的学校总称为辟雍。查董仲舒说：“五帝称太学为成均，周朝以辟雍为太学，那么说它是沿用成均旧制是对的。”但将辟雍作为三代天子学校的总称，则没有依据。因为经书中记载，夏朝太学叫东序，商朝叫右学，都不叫辟雍。张载说：“辟雍古时没有这个名字，其制度大概始于文王，周朝拥有天下后，才用它来命名天子的学校。”这话足以纠正贾逵的错误。至于项安世在《枝江学记》中所称天子学校叫辟雍，颁布朝令时叫明堂，统一律历节气时叫灵台，将三者混为一谈，这是沿袭蔡邕的旧说，不可作为准则。至于辟雍取名的含义，前代儒者的笺注不一，尤其奇怪的是，胡寅直接说辟雍不是学校，后人已详细辩驳，这里不再赘述。而寻求解释最精妙的，只有朱子引用《振鹭》的诗句说：“振鹭于飞，于彼西雝。”认为雝是沼泽，水环绕土丘像玉璧，而那里的学校就是所谓的泽宫。又根据苏轼引用《庄子》的话“文王有辟雍之乐”，于是认为辟雍也是乐名，并说“古人用音乐教育贵族子弟，乐因学而得名”，这尤其与这首诗的意境相合。音乐作为教化手段，潜移默化，鼓舞激荡，能深入人心，所以这首诗赞美辟雍在于其音乐教化。由此看来，周初之所以能成就人才，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

诗经

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监察御史【臣】周礼

【臣】谨按：君王治理天下，没有不以敬天法祖为根本大端，而总根源在于至诚无息的一颗心。人君能保持这颗心而不放纵，就能切实做到敬天法祖。至德所感化，天下人仰望着寄托性命于君主，没有不心悦诚服的，长久安定治理的格局就形成了。这绝不是靠粉饰之术、取悦之功所能比拟的。如果《诗经》称赞武王足以效法，是因为周朝自太王、王季、文王以来，世代都有圣哲，积累功德仁义，施恩于百姓。他们光明圣哲显赫美好的德行，深厚仁爱的恩泽，早已上达天心，下孚民望。武王以刚健竞争的德行继承他们，继承志向叙述事迹，将天命集于己身，使三位先王的世德永远观察其成就。这伟大的继承功业，所以能流传美誉于百世。现在从《诗经》的话推演，所谓“世德作求”，不就是法祖的意思吗？一个朝代的兴起，其创业垂统在于祖宗；其继承听闻、承袭德行在于子孙。祖宗艰难缔造，积累德行以保佑启发后人，也期望世代坚守以增进福佑。而后嗣若能继承，却荒废坠失先人的恩泽，祖宗以深重的忧虑开创基业，子孙以安逸享乐失去它。像夏商末年那样，令人叹息。武王以恭敬谨慎之心，敦厚继承基业之事，早晚孜孜不倦，不敢荒废安宁。而且他所求的只是世德，不仅仅在于法制禁令的表面，适宜他成就配京的大功业。世德与天命没有不同的道理。世德都是实心的体现，而天命是实理的流行，所以法祖就是敬天，求世德与配命没有两样。只怕暂时契合随即背离，暂时得到随即失去，以出尔反尔之心，做时断时续之事，这就无法成就君王的大信用了。至于“永言配命”，就是始终如一，巨细无间。体察上帝监临求索之心，而经久不变，凡用来存心行政的，无不协合天理的正道，而符合人心的公义，那么君王的德行显著于下，天下人心应和于上，谁不尊奉天地、亲近父母呢？可见成王的诚信是有原因的。大概“于穆不已”是上天的命令；而“至诚无息”是圣人的心。心容易放纵而难保存，兢业之心稍有松懈，就会毁坏整体的纯粹，而无法感化天下人心。所以《尚书》说：“谨慎修身，思虑长远，以警惕珍贵其有恒心，而精勤期望不知疲倦。”武王只有以追求世德来配命，德行纯粹无间，所以以成就诚信来配京，奠定万年的基业。那么敬天法祖，在内设立诚意而切实实行，确实是万邦信服的根本啊？

诗经

昭兹来许，防其

译祖先的功业，在万代绵延，承受上天的福佑。

译修撰臣于敏中：

《朱子集传》说武王的道，昭明如此。后世能继承他的足迹，就能长久承受天禄而不衰败了。

臣谨按：一个朝代兴王的大业，必定有世代德行的相承，在前奠基，圣德凝聚天命，在后成就，因此能够享国长久，达到太平。关键在于没有不勤于效法祖先、敬奉上天的。周朝的王业，始于后稷，艰难缔造，忠厚开基，家风代代相传，孝思不废，体现在雅颂中的，可以考证。大雅诸篇，大体是接受福佑、陈述告诫的言辞，往往推究天命本源，上溯祖先德行，缠绵恳切，再三称颂，多么美好啊，这就是它之所以成为盛德隆盛的原因吧？到现在取这些诗来读，文王、棫朴、旱麓、灵台等篇，都是歌颂文王的德行；皇矣、大明等篇，则是赞美文王并推本于王季的深厚福庆；文王有声等篇，则是赞美文王并兼及武王留下的谋略；绵等篇，则是叙述太王开创王业踪迹的源头；公刘等篇，则是陈述公刘建国统治百姓的开端；生民等篇，则更详细地叙述后稷诞生、受天明命、邰地家室初建的情形；而下武一篇，则专门说武王继承绪业、垂立统绪，上承积累德行仁爱的功业，下开卜年卜世的长久。周朝一代的规模，实际上在这里完备了。它的首章说：“世代有圣明的君王，三位先王在天”，是说先王的基业由来已久，而三位先王的精神与上天相合。第二章说：“世代德行作为追求，永远配享天命”，是说武王所追求的都是先世的德行，所以能长久配享天命，拥有天下而传承无穷。第三章说：“永远孝思，孝思作为法则”，是说武王内心纯粹于孝，而百姓信任他，也无不兴起孝道，这就是所谓的德教加于百姓，成为四海的表率。第四章说：“永远孝思，昭明继承先世之事”，是说武王永远思念孝道而不忘，昭昭然能继承先世的事业。到第五章说：“昭明这后世”，则又说武王的大信大孝极于光明，足以福泽后世，所以紧接着说继承祖先的足迹。“绳之”是说继承，希望后世能继续而不止。武王本有善继善述的孝心，又有恒久无间的诚意，上合天理，下服人心，所以后世效法他的人，也应当以武王的心为心，以武王的政为政，施之于外，没有一件事不合宜，没有一样事物不周全；存之于中，没有一时松懈，没有一个念头遗忘，兢兢业业，一天比一天谨慎，这就叫做能继承，这就叫做能继承祖先的足迹。最后归结于“在万年之中，承受天的福佑”，这话岂止是善于颂扬、善于祈祷而已，大概自从天帝巡视山川，建立邦国作为辅佐以来，上天对周朝的厚待就深厚了。到武王大功告成，上天眷顾倚重，白鱼赤乌的祥瑞再次接连而至，明显看出武王的德行，就是上天的德行，所以效法武王就是效法上天，而上天保佑武王，因而也保佑效法武王的人，万年受福，道理本来不会差错。由此可知德行在这里，福分也在这里。因为承受天的福佑，所以四方来贺，不远有辅佐，最终写成这首诗的，又多么符合天意，验证于人，而反复咏叹呢？臣由此知道，周朝君臣的殷勤劝勉，起初不必远查唐虞，上引夏商，只是宣扬本朝的世代德行，都归结于天，就像既醉篇说孝子不匮，重申君子万年景命有仆，假乐篇说干禄百福，终之以不愆不忘，遵循旧章，也足以与这首诗相互阐明了。至于功成治定，赞美盛德的形容，告于神明，颂声于是兴起。颂，是显扬祖先基业，因而赞美当时。它的编排也与雅诗类似，所以从清庙到我，大多尊崇文武，而天则兼溯太王，思文则远追后稷，又附以时迈等诗，于是敬天法祖，勤民一以贯之，治道大备。至于祭祀以受福，而必定说曾孙笃实，说子孙保持，说仪式效法文王的典章，说继承次序思念不忘，对于继承祖先足迹的意思，更加深切显明了。适宜其宏大基业永远奠定，受福无疆，继承不断，声施灿烂而流传，誉满天下万世。

诗经

假乐君子，显显令徳，宜民宜人，

受禄于天，保右命之，

自天申之，干禄百福，

子孙千亿。穆穆皇皇，

宜君宜王，不愆不忘，

率由旧章。威仪抑抑，

徳音秩秩，无怨无恶，

率由羣匹，受福无疆。

四方之纲，之纲之纪，

燕及朋友，百辟卿士，

媚于天子，不觧于位，

民之攸塈。

编修臣王峻：

《诗序》说：假乐是赞美成王的。

朱子说：“怀疑这就是公尸回答凫鹥的。”

刘瑾说：“首章的话，是一诗的大意。第二章的不愆不忘，第三章的威仪德音，所以是显显令德。第三章的四方之纲，第四章的纲纪，而民之攸塈，所以是宜民。第三章的无怨无恶，率由群匹。第四章的燕及朋友，媚于天子，所以是宜人。至于第二章的干禄百福，子孙千亿；第三章的受福无疆”

译又都是所说的承受上天的福禄，并且由上天加以申明的。”

译臣谨按：成周时代，太平和谐，正是君臣交感融洽之时，这首诗所说的，都是保持安泰的道理。美好的德行是达到大治的根本，必须拥有聪明显著、首出庶物的资质，具备仁义礼智的德行，然后才足以统领臣民成为元首。用这样的德行来治理百姓，就能教养兼施；用这样的德行来任用人才，就能举措各得其当。百姓都适宜，那么万民就安定，百官就治理得好，和气充满于上下，这样从上天接受的福禄也就无穷无尽。天人相互依存，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子孙繁衍且多贤才，可以永远保持天命，这就是所说的福禄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效法祖先是君主继承治理的首要任务，不违背就没有聪明反被旧章所乱的过失，不忘记就常有继承志向、叙述事迹的心意。《尚书》说：“借鉴先王成熟的法度，就能永远没有过失。”孟子也说：“遵循先王的法度而有过错的，从来没有过。”德行在身，表现为威仪；发于外，表现为言语。谨慎严密就没有过失，举止周旋，无不合乎礼节；条理分明就有常度，教诫号令，各当其时，就像《抑》这首诗所说：“敬慎威仪，是百姓的准则。”宏大的谋略和确定的政令，长远的谋划和及时的告知，这两者是美好德行的显著表现，也是下文纲纪的根本。在修养自身方面严密，在用人方面又必须公正。一旦心中存有私怨私恶，那么虚明如镜的心智就先有所牵累，怎么能明察贤良奸佞而不混淆呢？没有怨恨没有厌恶，这颗心广阔而大公，由此根据群臣的才德品级，各自按照类别来衡量他们。成就大的就成就大，成就小的就成就小，这就是所说的“设立官职只选贤人，安排事务只凭能力”，就是这个意思。君主的德行既盛，贤才众多，皇极建立在上，政教施行在下，自然接受无尽的福禄，从而成为四方的纲纪。天下虽然广大，总在统摄之中。大的叫纲，小的叫纪。对于政治的大体，既然已经总括而无遗漏，即使是细小的节目，也一定治理得有条不紊。纲纪既已建立，那么大权归于统一，臣下得以各尽其职，而没有频繁变更、琐碎繁杂的担忧。所说的“安”，不是安逸享乐的意思，而是和衷共济、恭敬协作，心志都安定。在外的诸侯，在内的卿士，都依靠君主而得到安定，自然必定各怀忠诚，都知道爱戴君主。上文说没有怨恨没有厌恶，君主以诚心对待臣下；这里说取悦于天子，臣下以诚心侍奉君主。君臣之间，心意诚信，志向相同，这难道不是天地交泰的时候吗？然而泰的时候，人情习惯于久安，容易产生懈怠懒惰，自古帝王在极盛之时，常常以怠惰荒废为戒。只有用恭敬来持守，用勤勉来操持，那么纲常才能张弛有度，君主不逸乐而百姓才能安逸。所说的不懈怠，又是安不忘危、保持治理的重要道理啊。臣又按，这首诗与《虞书·皋陶谟》相似。皋陶说：“确实践行他的德行”，就像这首诗说的“显赫美好的德行”。皋陶说：“在于知人，在于安民”，而下文铺陈九德，都是详细叙述知人的事情，大概不是知人就不足以安民。这首诗首先说“适宜百姓适宜人才”，而率领遵循群臣，宴乐延及朋友，也是详细讲述适宜人才，大概适宜人才正是为了适宜百姓，这是用智慧来成就仁德的事情。至于《皋谟》中告诫逸乐欲望，崇尚兢业，勉力政事，敬重有土，这些都是不懈怠于职位的意义。又《大雅·棫朴》篇说：“勤勉我们的君王，纲纪四方。”这首诗说：“四方的纲纪”，接着说：“它的纲它的纪。”唐代韩愈说：“天下的安危，看纲纪的治理混乱。”宋代朱熹说：“辨别贤否以确定上下的分别，考核功罪以公正赏罚的施行。”由宰执秉持，由台谏考察，君主以大公至正的心，在上恭敬自身而照耀临视，那么纲纪自然端正。可见君主治理天下的方法，在于建立纲纪；建立纲纪，在于任用贤才。贤才遍布于各个职位，纲纪张显于四方，天下国家永远享受升平的福气。这就是这首诗的要旨。

诗经

不违背不忘记，遵循旧有的法度

监察御史臣陈其凝

谢枋得说：“不违背就没有自作聪明扰乱旧章的过失；不忘记就常有继承志向、叙述事迹的心意。”

彭执中说：“旧章大概是成王、周公制礼作乐，井然有序地形成章法，传给万世，可以遵守。”

臣谨按：典章制度，是治理天下的法度。一个朝代的兴起，必定有一个朝代的法度。先王立法，通盘考虑天下，应当轻应当重，适宜缓适宜急，了解得没有不明朗的，处理得没有不恰当的。所以他们的法度施行时，合乎天理，顺应民心，天下奉行它而没有失误，世代遵循它而没有错误。这就是旧章之所以可贵，而《尚书》垂示警戒，说扰乱旧章的人，非常深切。然而时代变迁而不能没有偏颇，后来想要弥补偏颇的人，常常运用心思去增加那些不必增加的。时势转移而不能没有弊端，后来想要挽救弊端的人，常常拿出智虑去改变那些不可改变的。自认为补偏救弊的政治，超越前人制作之上。等到屡次变更而屡次有所不便，还认为是变更得不够完善。哪里是变更得不够完善？恐怕是先王的旧章不可变更罢了。《诗经》的颂扬，适宜君主适宜王，归结于“遵循旧章”。推究“遵循”的根本，就说“不违背不忘记”。所谓“不违背”，是深知先王的法度，不是后人用心思所能企及的，而恭敬地……

译继承先王的制度，不敢因为认为旧有的法度不可遵循而轻易改变，也不敢因为改换途径而失去先王制定法度的精微意旨。“不忘”的意思是，深信先王的法度，不是后人的智谋思虑所能周全的，因此恭敬地遵守它，不敢怀疑旧有的法度有所遗漏，从而因推崇一点而废弃其余，以致失去先王留给后世的优良典章。这样就能知道所应遵循的原则，不至于过度耗费心思却不符合事理；有所依据，不至于怠慢疏忽智虑而在事务上有所遗漏。《尚书》中说“不要自作聪明扰乱旧有的法度”，这一定是基于“遵循中正之道才是正确的”这一说法吧？孔子告诉鲁公说：“周文王、周武王的政令，都记载在简策上，有贤人在位，政令就能推行；贤人去世，政令就废止。”由此可知，先王的旧有法度并非不可遵循，而是后人有过失和遗忘，才导致其失传。俗话说：“有善于治理的人，没有完美不变的治理之法。”这并不是说先王的法度不能用来治理国家。如果没有人去推行，那么好的法律和美好的意图都对民生毫无益处；如果有合适的人去执行，那么旧的典章和遗留的法度都对国家大计有益。既然如此，先王制定的制度，虽然可以作为万世遵守的准则，但如果不是善于继承和阐述的后人，也不能遵循常道并彰显其伟大的功业。董仲舒说：“道，是万世没有弊端的。弊，是道的丧失。”先王创制典章，斟酌增减，有改制的名称，却没有改变道的实质。等到出现弊端时，只是道的丧失罢了。遵循并实行它，那么礼制就会明晰，音乐就会完备，纲纪提起而目张，天下就没有难以治理的了。如果不这样，先王通盘考虑天下之后，后人却只针对其中一点进行修改，白白失去了制定法度的本意，而自己陷入过失和遗忘的罪责，这难道是所谓给百姓展示恒定不变的道理吗？

译威仪庄重严谨，德行声誉有序，没有怨恨厌恶，遵循众人的辅佐，承受福泽没有穷尽。作为四方的纲纪，这纲纪的维系，宴饮惠及朋友，诸侯卿士，都爱戴天子，不怠慢于职位，是百姓所安息的所在。

右边中允朱良裘

序：《假乐》这首诗，是赞美成王的。《集传》说成王有威仪声誉之美，又能没有私怨厌恶，从而任用众多贤人，因此能够承受无疆的福泽，成为四方的纲纪。又说：“君主能够纲纪四方，而臣下依靠他得以安宁，那么诸侯卿士就会爱戴他。”希望他不怠慢于职位，以此作为百姓安息的依靠。

臣谨按：唐代韩愈曾说：“高明的医生不只看人的胖瘦，而是观察脉象是否有病；善于谋划天下的人，不只看天下的安危，而是观察纲纪的治乱。四肢虽然没有毛病，也不足以依赖，关键在脉象；四海虽然无事，也不足以夸耀，关键在纲纪。纲纪的意义，重大啊！防止天下极其广大，百姓极其众多，局势纷乱，人心涣散，而善于治理的人，却能总揽统摄并使之整齐，让他们各自遵循条理，相互维系而不败坏。这不是靠一只手一只脚所能成就的，而是表率端正影子就正，提起总绳网眼就张开，那么从诸侯卿士到平民百姓，都注视着君主。君主一人之身，有鼓舞和振兴天下的力量。”《旱麓》这首诗说：“周王长寿，难道不造就人才吗？”又说：“勤勉的我王，纲纪四方。”先儒认为纲纪就是造就人才的意思。人才在国中造就，那么纲纪就在四方张开。文王以长寿之年，勤勉不懈，因此贤才得以奋起，政事得以修举。由此可知，君主用来鼓舞天下人才的方法，就是用来治理天下各项事务的方法，而养育众百姓以和平之福的，全在于此。成王继承文王、武王的次序，早晚恭敬，日积月累，在光明中勤奋学习，在幽隐中专心致志，所以修养自身清明，没有片刻间隙，因此表现在外，有庄重的威仪，有序的德行声誉。而当时那些顺应时势、承担重任，向我展示德行的人，都是一心一德的同类，有美好的德行而没有违背的心，所以说：“没有怨恨厌恶，遵循众人的辅佐。”这就是纲纪之所以振作而能承受无疆之福的原因。大概人的元气不存，虽然强壮，也不足以成为一身的福泽；国家的纲纪不立，虽然强大富裕，也不足以成为君主的福泽。诗人用承受福泽来祝颂君主，接着说：“四方的纲纪”，又说：“这纲纪的维系”，其意旨极其深远。君主以一身寄托在亿万臣民之上，如同日月照耀，南北东西，都是他神明所贯注的。纲在上举起，元首英明而股肱贤良；纪在下振作，百官理治而万事兴盛。这就是王道之所以四通八达而不违背，对外能极尽规模之大，对内能穷尽细节之详的原因。树立后王、君公，承继以大夫、师长，都是为了百姓。必须诸侯卿士没有一人不能胜任其官职，然后百姓没有一人不得其所。只有纲纪既已建立，那么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接受大任小任不混淆其职责，详明职分要点，各自尽其才，以此来彰显天工，兴盛帝业。君臣上下之间，诚意相交信任，而忠爱恳切之情，油然而生。所有百姓，都能安于出作入息的常规，实现食德饮和的愿望。这是将天下臣民的福泽汇聚为君主一人的福泽，他的福泽哪有边际呢？先儒又说君主宴饮臣子，臣子爱戴君主，这是上下交泰的时候。泰的时候，所忧虑的只是懈怠荒废罢了，所以最后说“不怠慢于职位”。那么诗人的意旨，就是虞廷载赓的意旨，而希望纲纪张开而不松弛吗？又听说，宋代朱熹告诫他的君主说：“什么叫纲纪？辨别贤与不肖以确定上下的名分，考核功过以公正施行赏罚。”然而纲纪之所以振作，必须宰相秉持而不敢失误，台谏补察而没有私心，而君主又以大公至正的心，在上恭敬自持而照耀天下，因此贤者必定上升，不肖者必定下降，有功者必定赏赐，有罪者必定刑罚，而万事的统绪没有缺失。纲纪既已端正，那么天下的人各自矜持奋发，互相劝勉，去恶从善，大概不等到贬黜升迁赏罚一一加在他们身上，礼义的风俗和知耻的风气就已经大大改变了。又说：“纲纪不能自己确立，必须君主的心术公平正大，没有偏袒反侧的私心，然后纲纪有所依附而确立。君主的心不能自己端正，必须亲近贤臣，远离小人，讲明义理的归宿，堵塞私邪的道路，然后才可以端正。”又说：“一两个习见的臣子，对上蛊惑君主的心志，使他不信先王的大道，而喜好功利的卑劣学说，不喜欢正直之士的直言，而安于私欲的鄙陋姿态；对下招集士大夫中嗜利无耻的人，汇聚到门下，喜欢的就暗中引荐，厌恶的就秘密诋毁。不仅毁坏天下的纲纪，而且连君主用来建立纲纪的根本也一起毁坏了。”朱熹的话，如此恳切详尽。那么诗人用纲纪来颂扬君主，其意旨确实深远啊。

诗经

这纲纪的维系，宴饮惠及朋友，诸侯卿

译处于君位，是百姓所赖以安息的。

译给事中臣汪榯谨按：国家的治理，主导者是君主，辅助君主来施行治理的，则是臣子。其道理总不出使百姓安定罢了。君主如果真心以安定百姓为念，就一定会振奋大有作为的志气，率领百官兴办事业，审慎制定法度并省察成效，使海内外无不处于君主一人总领维系之中。鼓励农耕、督促种桑，以丰厚百姓的生活；畅通工匠、惠及商人，以利百姓的使用；设立学校，阐明伦理、建立教化，以恢复百姓的本性。凡是设立的法度制度，颁布的章程条例，都曲折周详，细微之处没有遗漏。而在朝廷之上，君主每日把握纲要，不烦琐而大纲已经全部展开，错综复杂的事务尽善尽美，而各项细节也都具备。上面下令下面执行，上面行动下面响应。朱熹说：“四方都在线索之内，牵引着就会行动。”像这样统摄四方，那么用来给予百姓安定的，君主都有办法承担起来了。于是辅助治理的臣子，共同澄清自己的心志，各自勤勉自己的职责，兢兢业业，时刻警惕懈怠，无非是推广九重宫阙的德意，传达君主的恩泽，使百姓登上仁义长寿的境界，报告成功，坐享太平。所以说：“统摄纲纪，恩及朋友。”上下同心，圣君贤臣互相庆贺，君主既然有恩惠及臣下，臣下也有以美好回报君主。将看到外有诸侯，内有卿士，没有不鼓舞兴起，贡献其美好的。这里所说的“媚”，不是阿谀奉承以顺从，也不是歌颂功德。君主以养育百姓为急，就竭尽诚心求取的力量，以向上符合君主怜爱保护百姓的心思；君主以教化百姓为重，就穷尽恭敬敷施的方法，以曲折体会匡正辅助的意思。要使四海之外，八方之内，没有一物不得其所，没有一人不被其恩泽，以此来说媚，是爱到了极点，敬到了极点，忠顺到了极点。然而太平盛世，也有咨询同德之朝的时期，尤其勤勉警惕。天下的大宝叫做地位，而守住地位叫做人。居于万民之上，而承担代天治理万物的责任，岂可一念自满，一事懈怠？只要以安定百姓为心，就以勤勉百姓为务，终日勤奋，不自闲暇安逸，谦抑者更加谨慎其威仪，有序者更加谨守其德音，没有怨恶者更加勉力遵循，一心一意早晚操劳，知道天位的艰难，磨砺精神，期望帝位没有愧疚，那么纲常可以常张，纪法可以常理，而天下的百姓也永远依赖它来休养生息了，岂只是恩及朋友而已？因此“媚于天子”的人，必定以不懈怠于职位，百姓得以安息，来致其恳切之心。看《诗经》所以恩及臣下，与臣下所以媚于君上，都不出安定百姓。那么严肃纲纪而率领臣僚，不就是用来延长万年有道之长的吗？

《诗经》：

统摄纲纪，恩及朋友，诸侯卿士，媚于天子，不懈怠于职位，百姓得以安息。

监察御史臣周人骥：

吕祖谦说：“君主恩及臣下，臣下媚于君主，这是上下交感而成为泰卦的时候。泰卦之时，所担忧的只是懈怠荒废罢了。这首诗所以终于‘不懈怠于职位，百姓得以安息’。正在嘉奖之时，又加以防范的，大概是皋陶赓歌的意思。”

臣谨按：上天生育百姓而设立君主，本来是将百姓的生命，特别托付给一人。而一人不能独自治理，于是设立官职作为臣子，使他们分担治理百姓的事务。《尚书》说：“圣明的君王奉行天道，建立邦国设立都城，树立后王君公，由大夫师长继承。不只是安逸享乐，而是为了治理百姓。”大概说君臣的道理，都是为了百姓，必须使百姓各得其所，然后才能尽到为君的责任，不辜负为臣的职责。如果做君主的日夜忧虑勤勉，时时以民生为念；而作为臣子的，不能向上承奉德意，只是苟且塞责，涂饰耳目，对民间的疾苦，漠不关心，那么朝廷虽然有善政的施行，而奉行不实，利益不能兴起，祸害不能去除，恩泽不能下达，民情不能上通，实在是因为所用的人不对。只有君主为主而臣子为辅，假如君主在用人行政之际，或者偏有成见，或者信任不专，即使有忠直公正、体国爱民的臣子，提出一个议论而人们非议其错误，举荐一件事而多人掣肘，将因为顾忌的念头，阻碍任事的心，而想要实政惠及百姓，就难了。那么上下交感而后德业成就，圣君贤臣相会而后万事安康。君臣的相遇，难道是偶然吗？《诗经》所说的“恩及朋友”，不只是庆贺臣子依赖君主而安定，是说君主有纲纪，而臣子才得以安定自身以安定百姓。所说的“不懈怠于职位，百姓得以安息”，不是把安定百姓的事专门推给君主，是说君主必须不懈怠其纲纪，而臣子才得以修其安定百姓的职责。反复诵读《诗经》，在称愿中寓含规戒，足以见古君臣互相警惕的意思。至于“不懈怠于职位”一句话，更是千古为君的明鉴。古来愿意治理的君主，在开始时，没有不励精图治的；久了治理的器具已经张开，认为不妨稍微安逸，那么左右亲近之人就以声色玩好窥探其空隙而中伤他，于是有不期望懈怠而自己懈怠的。天下的疾苦，都是君主一人志虑所周知；天下的才力，也是君主一人精神所鼓舞。一事懈怠所失去的，不止一事；一时懈怠其害，不止一时。古帝王制定治理保卫国家，兢兢业业，只是预防懈怠的开端，极力遏制懈怠的渐

译所以朝廷之上，振奋精神，共同辅佐赞襄，这就是能够赢得民心、保全天下的原因吧。

译《御览经史讲义》卷十七

（子部，儒家类，《御览经史讲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览经史讲义》卷十八

《诗经》

“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编修臣林枝春

臣谨按：君王的地位，称为天位，是说承受上天赋予的民众，并非以地位为乐。《易经·系辞》说：“圣人的最大宝物是地位，用什么来守住地位？回答说：仁。”是说如同上天好生，必须经常保持德行来保住自己的地位。国家为什么依赖民众？君主如果没有民众，就无法守住国家。民众为什么寄托于君主？君主思考艰难，谋划容易，民众才能安宁。那么兢兢业业，一刻不敢安逸，圣明的君王遵循天道，安抚统治亿万民众，就在于此。简而言之，圣学之所以慎终追始，不外乎“克勤无怠，谨小慎微”这一颗心。因此，君主持心，必须以忧勤惕厉为要务。那《假乐》这首诗，是公尸用来回答《鳬鹥》的。当时，君主宴请臣子，臣子取悦君主，上下德行交泰，可以称得上极盛。于是臣子反复诵读其中的辞句，首先列举君主的令德以阐明受禄的原因，接着提到子孙以彰显申命的美好，最后归结于不懈怠，这就又回归到君主的本心，而表达祈求上天永命的意思。这种心意就是《卷阿》中矢音的心意，这种意义就是虞廷飏言的意义。那么长久安定、长治久安，总在于克服艰难而不安逸，丰亨豫大之时，不要忘记警戒而早作绸缪。诗人的防范，可以说深切而显明了。臣听说君主图谋治理，震动恪恭，在开始时奋发图强往往容易，坚强果断，在后期维持却很难。为什么呢？即位之初，志气正锐，百事维新，行动必有功效，施恩容易显现德行，因此乐于有所作为。期望万事都能治理好，等到几年以后，纲纪已经厘定，臣民已经服从，德化所施行的，只在于从容而逐渐浸润，所以防范越严密，而见效却逐渐减少。如果不是度量过人、足以大有作为的君主，那么见识稍显狭隘，必定沾沾自喜，而限制了经纶大业；而志愿稍显卑微，也将悠忽苟安，而漫不经心地推托。于是庸碌无能的人，借安静之名；奸邪谄媚的人，进献爱身之说。君主疏忽而不察觉，久而久之将信以为真，那么懈怠之心一旦萌生，各种事业日渐松弛。建功立业的人，虽然知道他们有所作为，终究苦于他们多事；直言极谏的人，虽然没有瑕疵于他们的建议，终究不便触犯自己的私欲。于是水旱盗贼，有不必完全听闻的；观逸游田，有不能完全废止的；而君主的志向荒废了。想要民众承受他的福泽，难道可能吗？事情是逐渐成功的，而祸患是逐渐明显的，勤奋容易变为懈怠。必定是恭敬松弛而变为放肆，恭敬逐渐松弛，那么强者逐渐懈怠，明者逐渐昏暗。董仲舒说：“积善在身，如同长日增加，而人不及知；积恶在身，如同火销膏脂，而人不及见。”那么逐渐昌盛逐渐衰败，说到极致，到了尧和桀的区别，而其间曾不容发，怎么能不谨慎呢？臣听说堵塞蚁穴的缝隙，那么滔天的水势无从形成；遏制初燃的火焰，那么燎原的忧患无从兴起。谨慎言行的枢纽，那么千里之外即时响应。君主九重宫门深邃严密，庄严如同帝天，而起居喜怒，有时也传于小民之口，没有不彰显的，实在可以警戒惕厉。这是夙夜不敢不勤奋，细微行为不谨慎，最终连累大德。太保召公奭之所以叹息而言，也在于谨小慎微，凛然又凛然罢了。一日万机，天位至艰，只有明哲的君主能不逸，而竟然逸乐，所以一馈十起，是大禹兴起夏朝的原因。昧爽丕显，是商汤造商的原因。不遑暇食，是文王肇周的原因。古代的君主，日出视朝，退到路寝听政，早晨考核政务，晚上纠正虔敬天刑。这就是深宫燕处，无非是克服艰难天位的时候。如果说四方耳目已经周全，在廷职业没有旷废，不妨在清闲的宴饮中，暂时流连，玩物陶写，性情不知此心有所系着，就不是虚灵本体。即使天性高明，见而不惑，而可欲之事日陈于眼前，那么抑畏之心难保不衰退。魏征有言：虽然未完全妨碍政事，不再专心治道，快乐将极，逐渐不能善终，可以作为深刻警戒。而且只是沉溺外物，不求义理，丧志的累赘，典籍尚且如此，何况竭尽百工财力，仅以供耳目口体之奉呢？《旅獒》的训诫说：不做无益之事，损害有益之事，功业才能成功；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众才能富足。君主如果心存俭朴，那么宫室台榭的装饰都属于虚耗。志甘淡泊，那么服食器用之外，别无重宝。有秉道畏义的诚意，那么淫乐慝礼不足以扰乱其视听。凛然宴安鸩毒的警戒，那么徽言大训无往不切于羹墙。班朝治军，莅官行法，没有惰容，那么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可以知道了。前巫后史，宗祝瞽侑在左右，那么中心无为，以守至正，可以知道了。等到膏泽旁流，太和洋溢，农桑乐利的休美，歌咏太平，永远不替，而民心融洽，天位巩固了。《尚书》说：确实遵循这些生民，保住他们的居所，这就是“攸塈”的意思吧？由此百辟卿士，更加效其媚，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