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览经史讲义卷二十六

译（前文省略），这还没有结束。况且歌唱美好的伴侣，吟咏内心的情感，文采是多么茂盛啊！要知道，希望光芒明亮的人要滋润其膏泽，希望枝叶繁茂的人要培固其根本。大抵他们的教化，必定以务实取胜。《周礼》中，大司徒用乡学的三物来教化万民，并通过“宾”和“兴”来选拔人才。“宾”，是说用饮酒的礼仪来尊待他们，这是让下层百姓观察并受到感化；“兴”，就是举荐的意思，这是让上层君主拜受，并将人才登记在天府之中。至于他们用来作为教化方法的内容，起初并没有超出三物之外，无非都是务实取胜罢了。三物的条目：一是六德，用来深厚其本源；二是六行，用来端正其品行；三是六艺，用来锤炼其才能。而六德的最终目标是“和”，用来检验其修养；六行的首要目标是“孝”，用来保全其天性；六艺的首要是“礼乐”，用来归于大道。司徒颁布这些标准，乡大夫接受执行，老师没有这些就无法教学，学生没有这些就无法学习。规模早已确定，遵循而不疲倦，于是道德得以统一，风俗得以相同。虽然记录在闾胥那里的，只是恭敬、勤勉、胜任、体恤罢了；记录在族师那里的，只是孝顺、悌敬、和睦、亲善、好学罢了。品德不必完全具备，行为不必全部齐备，但他们崇尚务实而摒弃浮华，从闾胥、族师的记录中就可以更加确信。西汉距离周朝不远，惠帝设有孝悌力田的科目，文帝举荐孝廉，武帝选拔贤良，这些方法还比较接近古制。到了东汉顺帝，考核诸生以章句，测试文吏以笺奏，士人就开始趋向浮华了。沿袭到两晋，沿袭旧制而日益严重。等到唐宋时期，未能彻底革除，虽然有愿意治理国家的君主，想着恢复古制，但上面追求务实，下面却用虚名应对，摘取辞藻，铺陈华丽，争相谋求进取，说：“我凭借博学来求得富贵以及一切功名才望！”谁还会退一步自我反省，看看自己的德、行、道、艺究竟如何呢？所以那时自爱之士，担忧务实精神的淡薄，大多随之叹息惋惜。韩愈说：“礼部所选取的，类似于俳优的辞藻，让人羞愧不安。”杨时说：“靠文字自我推销，古人一定不会这样。”而朱熹甚至认为科举制度的设立，白白消磨了天下英雄的气概。宋神宗提拔司马光为学士，司马光推辞说：“我不能写四六文。”神宗说：“你既然考进士取得高第，赋也是四六文。”于是用四六文写成的诰敕授予司马光，司马光不得已才接受。这几个人，他们平时立身行事，都有根本和末节；担任官职处理事务，也颇有可记载的成就；而他们在言辞论说中表现出来的，却是这样。那么世人之所以重视士人，以及士人之所以自重，自然是有其道理的。三代以下，教化不再由天子直接命令，而是仅仅委任给地方。父兄所依靠来改变士人习气的，也只是以取舍来决定从违罢了。没有上面倡导而下面不响应的。玉在璞石中，任凭怎么雕琢；泥在陶轮上，任凭怎么铸造。因此君子务实取胜，即使说“卷阿鸣凤，棫朴薪槱”，一代人才的兴盛，都源于三物的宾兴，这也是可以的。至于司徒是地官，教化百姓的事务归属于他，本来就有虞廷任命契的意思；这也表明安居饱暖，不足以安抚万民；而期望簿书文牍，不足以借手来免除安抚邦国的责任。这又是《周礼》的深意啊。

译《周礼》

用乡三物来教化万民，并选拔贤能。

监察御史【臣】刘方蔼

朱熹说：“古代学校选举的方法，从乡党开始，一直通达于国都，用德行、道义、技艺来教化百姓，并兴起其中的贤者和能者。大概是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没有两样，做官的方法没有两样，选拔的路径没有两样，所以士人有坚定的志向而没有外部的羡慕。三代的教化，技艺虽然排在最下，但都有实用且不可缺失。其法制的严密，又足以作为治心养气的辅助，从而进入道德的归宿。这就是古代的制度，之所以能够成就人才、淳厚风俗、济助世务、兴起太平的原因。【臣】谨按：古代学校的教化，其根本在于五性，其末节在于六艺，其具体载体在于《易》象、《诗》、《书》，其人员在于大司徒、乡大夫、州长、党正、族帅、闾胥、比长。因此，在一所学校中，人才从中产生，风俗从中形成，政理从中确立，选举从中进行，道统和治统因此而尊贵，国家的根本和势力因此而确立。那么学校对于天下国家来说，关系极大且重要，以一诚为根本。大概三物，原本出于万民本性中固有、职分中应当做的。六德是一种实德，六行是一种实行，六艺是一种实用。从乡到州，到党，到族，到闾，到比，他们所属的百姓诵读法令，有的在正月，有的在四季的孟月，有的在每月的初一。他们记录以备考核，有的记录孝悌和睦有学问的人，有的记录仁爱体恤的人。即使从一个乡扩展到六乡六遂，遍及天下，推广开来都以此为准则。所教化的地方有远近，人有众寡，官有尊卑，事有繁杂简略，法有详细简略，但教化无不具备。确实不肯以苟且的态度对待人，选拔没有遗漏的长处，又不想用纯备苛刻来要求人。圣明的天子深切考虑这三物，天下的人才不靠这个就不能成就，天下的风俗不靠这个就不能淳厚，天下的世务不靠这个就不能济助，天下的太平不靠这个就不能兴起。至诚恳挚，以身作则在上教化，而大司徒、乡大夫以下主管教化的官员，每天勤勉不懈，无不各献其诚心来教化所属的百姓，像父亲教导儿子，像兄长教导弟弟，勤勤恳恳，只怕德行、道义、技艺没有成就。而在受教的百姓，无不相互感化信服于诚，而各自触动于性情所不能抑制的，勤勉地修养其德行，敦厚其行为，学习其技艺，有的德行成就而在上，有的技艺成就而在下，有的行为成就而在先，有的事情成就而在后，以等待年终的选拔和三年的举荐。三年内已经辨别了勤勉懒惰得失，用来驾驭分管教化的官员。三年外，才辨别贤能的高低，用来奖赏受教的百姓。这是圣明的天子能够掌握百姓义理的命运，以胜过上天的气数命运，而使天下百姓的生性禀赋都变化于教化、思虑、学问之中。在上以诚为教化，在下以诚为学习，合朝野上下而以一诚相互灌输。所以六德都是实德，六行都是实行，六艺都是实用，而用来纲纪万民，鼓舞以宾兴，考校以三年而循环不止，以兴起无穷的太平，实际上根植于圣明的天子敬教劝学、至诚无息的一心。然而三物的教化，宾兴的典礼，都是治具，而治本则在于一诚。孟子说‘徒法不能以自行’，程子说‘必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行周官之法’，荀卿说‘有治人，无治法’，这都是孔子所谓‘其人存则其政举’的意思。”

《周礼》

遂人掌管邦国的郊野。凡是治理郊野，每夫之间有一条遂，遂上面有一条径；十夫有一条沟，沟上面有一条畛；百夫有一条洫，洫上面有一条涂；千夫有一条浍，浍上面有一条道；万夫有一条川，川上面有一条路，以通达于畿内。

编修【臣】官献瑶

郑康成说：“遂、沟、洫、浍，都是用来通水到川的。遂的宽深各二尺，沟加倍，洫加倍于沟，浍宽二寻，深二仭。径、畛、涂、道路，都是用来通车徒到国都的。径能容纳牛马，畛能容纳大车，涂能容纳乘车，一轨道能容纳二轨，路能容纳三轨。”

稻人掌管低洼地的耕作，用潴来蓄水，用防来止水，用沟来荡水，用遂来均水，用列来舍水，用浍来泻水，用涉来除草，整治田地。

郑康成说：“潴，是蓄积流水的波。防，是潴旁边的堤。遂，是田首受水的小沟。列，是田的畦防。浍，是田尾去水的大沟。作，就是治。开遂，舍水于列中，因而涉水除草，去除前年所剪的草，而整治田地种稻。”

【臣】谨按《周官》沟洫之法，是先王所为，用人力，以尽地利，任土宜，而补救天时之偏的。而既有遂人职，又有稻人职，遂人所掌的是旱田之法，稻人所掌的是水田之法。但是成周之时，遂人之法最详，其利最溥，那稻人之职，只是辅助遂人所不逮而已。自周以后，稻人之法渐渐完备，其利也渐渐广，而遂人之政竟停止而不讲，这是三代之民常有余，而三代以后之民常不足的，其大端多由于此，为治者不可不尽心于此？何以明其然也？《周官》职方掌管的州有九，其地之

译适宜种植水稻的地方，只有荆州和扬州罢了，其余各州大多适宜种植黍、稷、豆、麦。自从遂人的政令得以修明，这些适宜种植黍、稷、豆、麦的土地，旱灾时常不至于干枯，水灾时常不至于泛滥，土地广阔而收成丰富，那么耕种三年剩余一年的粮食，耕种九年剩余三年的粮食，是必然的趋势。那些稻人所掌管的水田，只是狭小的低湿之地而已，所以说它只是用来辅助遂人政令所不及的地方。而法令最详尽、利益最广泛的，没有比得上遂人的了。自秦汉以来，阡陌兴起，井田制废除，五沟、五涂的制度也随之废除了。然而稻人职掌中所谓的蓄水的水塘、止水的水堤、疏导洪水的沟渠、排水的列渠、泄水的浍渠，在东南地区实行的，却从未废除。这还不只是没有废除，而是逐渐详尽、逐渐完备、逐渐开垦、逐渐推广，每年的收成也逐渐增多。过去财赋兴盛于西北地区，如今却转而兴盛于东南地区了。东南地区的水田既然丰饶，于是谈论水利的人，又打算将东南的方法推行到西北地区，如班固《沟洫志》所记载的，有郑国渠、龙首渠、白公渠等，它们灌溉的田地有的达到五千顷，有的达到万余顷，都是古代稻人遗留下来的方法。然而同样的方法，有施行后带来利益的，有施行后利弊各半的，有施行后未获得利益却只遭受损害的。施行后带来利益的，一定是可以耕种的低洼之地，而且土壤性质适宜种植水稻。施行后利弊各半的，一定是地势虽然低洼，但泉水来源迁徙无常，或者土壤疏松而不适宜种植水稻。施行后未获其利而只受其害的，一定是土壤不适宜种植水稻，而且距离水源遥远，所修筑的堤防不顺应水势开沟，也不顺应地势。南北方向不同，高低地势不同，燥湿性质不同，所以旱田不能改为水田，就像水田不能改为旱田一样。现在如果一定要把荆州、扬州的物产普遍种植在各地，雍州、冀州只知道谈论水利，却不知道根据土地的有利条件来谋取利益。况且如果真的实行遂人沟洫的方法，那么西北旱田的利益又怎么会比东南地区减少呢？为什么呢？西北各州土地的广袤，已经是东南地区的数倍，而且谷物种类繁多，有适宜种植五种作物的，有适宜种植四种作物的，有适宜种植三种作物的。周原肥沃，土层深厚而水源深远，其肥沃程度比起东南地区的泥泞土壤，何止是一倍呢？所担忧的只是水灾和旱灾罢了。沟洫修治好了，水旱灾害有了防备，那么西北各州每年的收成，不仅不会比东南地区减少，而且会成倍甚至成百倍地增加，无法计算。有人怀疑井田制已经废除，想要恢复遂人的方法，势必要行不通，这又是不对的。善于复古的人，也只是效法其精神罢了。观察《周礼》中遂人的方法，原本就与稻人的方法不同。因为稻田不能一天没有水，所以用水塘蓄水，用水堤防止水流失，用遂渠均匀分布水流。又必须用列渠排水，最后用浍渠泄水。旱田则水灾造成的危害占十分之六七，旱灾造成的危害占十分之二三，所以遂人五沟的大小不同，其实都是沟渠。揣度先王设立沟洫的本意，只是想让水多的年份，水流在沟中而不泛滥；水少的年份，又可以蓄积沟中的水来滋润田地。现在只要考察地势低洼的地方作为行水的区域，又考察地势最低的地方作为蓄水的场所，疏通节点而扩大沟口，不必完全恢复古代的沟洫制度，就已经获得了沟洫的利益了。然而这不是朝夕之间可以期待的，也不是靠一两个人可以完成的事情。其方法在于用治理土地的方法，责成负责治理土地的官员。现在的县令、州牧，就是古代的乡遂官吏。三年进行一次大考核，考核他们事情的成功与否，如果有明显成效的，上级官员上报朝廷，或者增加官阶，或者赏赐金钱，并且不更换他们的职务；那些没有成效的，也暂且督促考核，以观察其后续表现，如果确实没有表现，才罢免他们。工程特别大的，由官府为百姓治理；小的则鼓励百姓自行治理。这样官吏就会想着效忠，何必担心不能与他们谋划事情？百姓争相追求利益，何必担心不能让他们开始谋划呢？现在的官吏，大多把西北沟洫的政事置之不理，那些谈论沟洫的，又只知道有稻人的方法，而不知道有遂人的方法。所以我依据《周官》推论如下。

译《周礼》

治理郊野土地，每八家之间开一条遂沟，遂沟上面修一条小径；每八十家之间开一条沟渠，沟渠上面修一条畛路；每八百户之间开一条洫渠，洫渠上面修一条涂路；每八千户之间开一条浍渠，浍渠上面修一条道；每八万户之间开一条川渠，川渠上面修一条大路，以此通达于国都郊界。

编修臣赵青藜

郑康成注说：“遂、沟、洫、浍，都是用来将水导入川渠的。遂的宽度和深度各为二尺，沟的宽深是遂的两倍，洫的宽深是沟的两倍，浍的宽度为二寻，深度为二仭。径、畛、涂、道、路，都是用来通行车马和行人到达国都的。小径能容纳牛马，畛路能容纳大车，涂路能容纳乘车，一道轨道能容纳两条车轨，大路能容纳三条车轨。都邑郊野的涂路，与环绕都邑的环涂相同，是可以的。”

臣谨按：遂、沟、洫、浍、川，是圣人用来防备天时变化、充分利用地利以安定百姓居住，而为万世建立功业的措施。划分疆域、治理土地，始于黄帝，到成周时期最为详细严密。周朝兴起于西北地区，西北土地大多广阔平坦，不像东南地区高低交错，所以东南的水利一半依靠天然形成，而西北完全依赖人力，沟洫的制度不能不建立。后来在鲁国被破坏，在秦国被毁坏，也不是短时间积累的结果。汉、唐、宋的儒者常常谈论恢复井田制，他们的论点确实难以通晓，然而因为井田制难以实行，就连沟洫制度也一并废弃可以吗？沟洫制度并不专属于井田制。郑康成注释《匠人》篇说：“这是畿内采地的制度，井田制不同于乡遂及公邑。”朱熹说：“沟洫以十为基数，井田以九为基数。”郑氏将两者分为两项，是正确的。这说明乡遂的田地不必划分成井田，而遂、沟、洫、浍、川既然记载于《匠人》篇，又记载于《遂人》篇，难道不是因为其制度完美无缺而无法替代吗？《匠人》篇说沟洫有宽度的寻尺标准，而这里只辨别夫家的多少、区分道路的大小，本意是说道路下面就是沟渠，沟渠下面就是田地，只要引导水流通行而不必拘泥于深度和宽度，并且利用闲暇时间共同修整清除，那么一个农夫治理径路和遂沟，力量是足够的，积累起来联合万夫治理道路和川渠，又怎么会力量不足呢？而苏洵说如果没有数百年的长久时间就不能完成，这都是拘泥于已成局面而害怕开始行动的言辞。害怕开始行动而导致沟洫不治理，那么天时无法防备，地利无法充分利用，百姓居住无法安定。臣私下计算天时的运行，以十年为周期，其间水旱灾害不过一两年，如果旱灾时有蓄水，水灾时有泄洪，那么一年就能有八九成的收成。即使利用耕种之余力来应对水旱，也不算没有准备，这样可以年年丰收。至于地利没有充分利用，难道只是指土地荒芜吗？臣常见东南地区的田地，一亩地的收成，最好的可得粟三四石，最差的也不少于石；西北田地收成，最好的仅相当于东南最差的，地利可以说充分利用了吗？土地荒芜而不治理，驱使民力开垦就可以了；治理了而利益未尽，将永远没有尽头，非常可惜。因此沟洫制度适宜在西北地区推行，而其效果最显著的，在于安定百姓居住，使人们安居乐业，作息有固定的职业，生活有多余的快乐，出入相亲相爱，并且用水辅助耕种使丰收，得以节省运输的劳力；用水辅助防守使坚固，有办法限制戎马的践踏。前人论述过了，而臣认为河水的漫溢，也可以因此没有忧患。西北的河患，秋汛最为严重，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西北的雨多在夏秋，其大雨无处归流，必然泛滥并汇入河流，河流容纳不下，堤防将失去坚固。不仅仅是天气使然，沟洫治理而高平之地都成为肥沃土壤，肥沃土壤的区域都能容纳水，即都代替河流消纳洪水，而汛情可以逐渐减少。大禹自己陈述治水之功，说“疏通田间小沟直到川渠的就是这个”。然而秦鲁的君主，最终破坏了圣人的制度，为什么呢？大概当时只知道富国，想向百姓加赋，却找不到借口，于是把他们开垦的阡陌授予他们，说“我给你们田地，你们缴纳我的赋税”。百姓即使有水旱灾害，而国家已经独自富裕了。圣人不忍心忘记百姓，所以宁愿放弃土地作为沟洫，而正税不妨碍百姓俭朴饱暖，一定希望百姓最终年年不为灾害所害，而户口日益增加，百姓不失所，而情谊日益团结。既富裕又富足，礼让可以兴起，和气招致吉祥，所得哪里更多？臣所以说，这是万世的基业。

《周礼》

仓人掌管粟米收入的储藏，辨别九种谷物的种类，以等待国家使用。如果谷物不足，就停止多余的用法；如果谷物有余，就储藏起来以等待凶年，然后分发。

监察御史臣葛德润

臣谨按：君主以养育百姓为根本，人君之所以储存财物积蓄粮食，都是为了百姓罢了。所以既有廪人来掌管九种谷物的数量，又有仓人来辨别九种谷物的种类。掌管者负责收入，辨别者负责支出，无非是调节盈虚，留有余地为了百姓。九种谷物都储藏，而说掌管粟米收入的储藏，是因为一年所收，只有粟米最多，而又可以久存，所以举粟米来概括其余。谷物的品种各不相同，国家的使用也不同，辨别其种类以等待使用，那么精粗各有所宜，而国家没有不充足的用度了。说“谷物不足就停止多余的用法”，大概用法所用有虽然不足不可以停止的，有待有余然后使用的，所谓“停止多余的用法”，就是等待有余然后使用的，此时都可以减省。说“有余就储藏起来以等待凶年然后分发”，丰年则收敛，不是收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

译百姓将多余的粮食储备起来，以应对日后的不足；遇到灾荒年份就散发这些粮食，并非散发粮食是为了给自己施恩，而是救济百姓的不足，并动用先前储备的盈余。能够积累又能散发，这无非是使百姓富裕的仁政。臣因此知道，粮食储备确实是天下的大命脉。如果储蓄丰富且事先有所预备，那么做什么事情不能成功呢？虽然夏商周三代的制度遥远而难以恢复，但效法其精神来实行，没有比常平仓制度更可以长久施行的了。只是古人所储备的，凡是九种谷物，而后世则有时只限于三四种，因此向百姓征收的专一，而聚集在官府的种类往往不广泛。江南地区只有水稻，而长江以北则有粟、麦、豆，西北地区的杂粮尤其繁多。应当在丰收之年，不拘泥于何种米谷，考察其中价格低廉的，广泛谋划收购，并适当提高价格以增加农民的收益。各种谷物分别储存在不同的仓库中，查验市场上缺乏什么就发放什么，使百姓刚好够用，物价平稳就停止发放。此外，或者借给种子，或者供给官粮，先发放那些容易腐烂的，根据地点和时机灵活分散，而留下那些耐储存的米谷作为储备之用。这就是从富裕人家和丰收之年的盈余中收取，散发给贫困百姓和灾荒之年的不足，不让富家大贾凭借轻薄的资本囤积重物，趁着时局紧急获取十倍利润，从而侵害我们的百姓。这就符合《易经》中“取多补少，衡量物品公平施予”的道理，符合《周礼·遗人》中在乡里设置委积以体恤百姓困苦的法度，继承《陈食农》的美意，而得到《月令》中救济匮乏的适宜做法，这难道不是有备无患、使百姓富裕粮食充足的常规吗？至于督促农桑，禁止游手好闲，兴修水利之利，整治田界之功，使百姓有余粮而自然没有不足的忧虑，这又有在积谷备用之前更根本的措施了。

译《周礼》

大师教导六诗，即：风、赋、比、兴、雅、颂。

编修臣杨述曾

郑康成说：“风，是指圣贤治理之道的遗留教化；赋的意思是铺陈，铺陈政教；比是选取类比的事物来说明；兴是选取美好的事物来比喻劝勉；雅，是正的意思，指端正的作为，作为后世的法度；颂的意思是歌颂、容美，歌颂德行广大以赞美它。”

朱子说：“风、雅、颂，是声乐部分的名称。赋、比、兴，是制作风、雅、颂的体式。作品虽然众多，但声音的节拍，制作的体式，都不超出这六者。所以大师教导国子，用这六者，以风雅颂为经，以赋比兴为纬。”

臣谨按：《虞书》说：“诗表达志向，歌延长言语。”《诗序》说：“诗，是志向所趋向的，在心中为志，发出口为诗。”臣私下汇集这些意义并推演它：人出生时安静，这是天的本性；受外物感应而心动，这是本性的欲望。情感在心中激动，哀乐之心便产生感应；言语表现在外，歌咏的声音便发出。这就是诗产生的缘由。诗既已产生，声音的节拍不同，制作的体式也不一致。于是用《风》《雅》《颂》来作为声音的经线，使声音成为文章；用赋比兴来作为纬线，使文章成为篇章。况且诗的道理，其根本在于天地，其作用在于管理人情。雷的震动，风的吹拂，都是诗的意象，但体裁尚未显著；土鼓的敲击，土鼓的演奏，都是诗的作用，但文采尚未彰显。从唐尧虞舜开始开创端绪，到成周时期才达到极盛。观察风俗，上面有采集诗歌的官员；论述德行陈述功绩，下面有歌颂之声的作品。赞美、讽刺、讽喻，有它的文章；琴、瑟、埙、篪，有它的乐器。诗的作用于是完备了。然而六诗的教导，却由成均掌管，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因为诗感人最深，它的教化柔和而易于接受。所以成均的法度，先以中和、中庸、孝友来端正根本；接着以兴道、讽诵、言语来练习辞藻。由此用《风》《雅》《颂》来练习，用赋比兴来引导，使他们抑扬咏叹，以尽情表达；优游渐渍，以求其趣味。久而久之，感发惩创之心，自然而然地产生；鼓舞动荡之机，从容自得。它的功效不是朝夕所能奏效的，它的效果不是法禁所能企及的。这就是虞廷教导贵族子弟由典乐之官统领，周代成均由司乐之职掌管，其道理是一样的。后世诗的教化不明，诗的学习也逐渐丧失。经师学生，沉溺于章句训诂，谈论诗却使兴观群怨的界限晦暗；文人才士，寄托于风云月露，以诗为名却使温柔敦厚之道衰微。那些见闻浅薄的徒众，则认为诗有特殊的才能，不来自学问；或者拘泥古法的士人，又认为诗可以不写，与理道无关。这两种说法，将使空疏的人敢于逞辞，浅陋的人借此藏拙。哪里知道汉魏以来，弘扬风雅的作品，绝不是不学习所能做到的；程朱大儒，玩物适情的咏叹，何尝不是至道的寄托呢！孔颖达的话说得好：“诗的道理在先，与开辟相同；诗的踪迹所用，随运数而转移。现在的诗不必都是古时的诗，古时的教化没有不能通用于现在的教化。”《关雎》《鹿鸣》《文王《清庙》，这是昆仑岷山的源头；乐府歌行、古诗近体，这是江河的支流。想要追溯源头，先要顺着支流。唐宋的体裁，都可以作为篇章的法式。然而科举之家，以丹铅卒业，不懂风骚；操觚之士，南北声音不同，不能协调竞病。诗本于性情，也兼有声律；声律既然违背，性情也就不可见了。臣私下认为学习诗的人，应当先严格声律，那么五七言诗就是宗法；想要调理性情，那么三百篇就是根本。所以说：“现在的诗不必都是古时的诗。”古时十三岁诵读诗，在小学时期；乐正夏教，在大成之日用诗练习。虞周用诗教导士人，而由乐官管理；唐宋用诗选拔士人，而实行大比。仿效虞周的意思，以通用于唐宋的制度，那么学校的考试，不妨参用诗篇；经艺之余，也可以兼听音韵。所以说：“古时的教化没有不能通用于现在的教化。”况且臣听说：诗，是用来导扬盛美，兴起教化的。虞朝的君臣，遇到明良而作歌；周朝的成王，达到太平而兴颂。当今和气翔洽，文德广布。如果能使学子行列，乐于弦歌；儒生，别裁风雅。将看到润色鸿业，鼓舞休明，彬彬有礼媲美虞周，难道不盛大吗！

《周礼》

籥章掌管土鼓和豳籥。仲春白天击土鼓，吹豳诗以迎接暑气。仲秋夜晚迎接寒气，也像这样。凡是国家在田祖那里祈求丰收，吹豳雅，击土鼓以娱乐田畯。国家祭祀蜡神，就吹豳颂，击土鼓以休息老物。

监察御史臣赵青藜

臣谨按：郑康成解释豳诗，就是豳风《七月》篇。朱子已经认为他的说法正确，解释豳雅、豳颂，也是《七月》一篇，而分作三部分来对应。朱子认为没有这样的道理，因此怀疑《楚茨》《信南山》《甫田》《甫田》四篇为豳雅，《思文《臣工》《成王》《丰年《载芟》《良耜》六篇为�颂。他的说法见于《大田》《良耜》

译《集传》在篇末，但其意与郑氏不同。《七月》这首诗，仰观星辰，俯察时物，顺应寒暑变化，其义本来就很显明了。至于豳雅、豳颂，古代没有明确的记载，而孔子删订诗经，也没有明确揭示其界限。郑氏虽然距离古代不远，想要把经文中所谓的“风”，直接指认为雅和颂，这在义理上确实难以让人心安。现在看《楚茨》《信南山》等篇，其中如“以御田祖，以祈甘雨，馌彼畎亩，田畯至喜”，确实与祈求丰收的文字相应；《思文》《臣工》等篇，其中如“烝畀祖妣，以洽百礼，其香其馨”，也与祭祀祖先的文字相符，而其余部分则不必完全吻合，所以朱子也对此表示怀疑，说不知道它们是否真的属于雅颂。朱子兼采众说，著于《集传》，一种说法认为原本有这些诗但已经缺失，另一种说法认为只是将《七月》全篇根据事情的变化改变其音节来作为风、雅、颂，最终他申明自己的观点说：“雅颂之中，凡是因农事而作的，都可以冠以‘豳’的称号。”这确实深得周公制礼的本意，而周朝之所以能够立国，期望上下互相勉励、君民相亲、世代相继、和谐融洽，都可以由此窥见其全貌。周朝从后稷在邰地以农事开国，到公刘迁居到豳，后来的人追溯王业的起源，认为这是预测国运长久的基础，必定要推究根本于此，而歌咏的内容本来就是以后稷建立邦国、开拓土地以及公刘能够继承发扬前人的功业为主题的。所以早晚所陈述的，不出农桑衣食，而总归是写百姓的忠爱；春祈秋祭，不外乎祭祀宴乐，而总归是表达君王的忧勤，以及值得效法的祖宗。臣下致力于根本，对公事必定恭敬；以臣子侍奉君王，累世的法度守则，必定借此来向上禀告；以君王告诫臣下，臣下的职业责任，都由此而厘定完成。上位者以诚意对待下位者，下位者以忠心利益上位者，在这里完备了。周公制定礼乐，在迎寒暑、祈年祭蜡时，必定吹奏这些诗歌来歌颂其盛况。这大概是因为击鼓吹奏豳诗时，君民都在场，而尊祖敬宗、尊君亲上的风气，不能不随时加以督促。况且周人以豳地为发祥地，也以豳风来造福后代，自从后稷、公刘以养蚕耕种之事教导百姓，百姓在和谐中生活、在恩德中饮食，于是不知不觉风俗变得淳厚，礼教变得明晰。周公想要用这种方式教化天下，所以在一年的时间内多次表达这种心意。后来讽诵久了，潜移默化，影响独特。成王、康王时期，天下刑罚搁置不用，历经三十年，周朝延续八百年，而国运的绵长，比起当初占卜所预测的数字还要超过。由此可知衣食是礼让的根源，而民气的和乐，是神明保佑长久灵验的原因。上帝为什么降下丰年的福泽呢？夏历为什么陈列常道以养育百姓呢？因此圣王务必先成就百姓，喜好耕种，致力根本事业，简化游手好闲之人，引导他们节俭勤劳。土地物产丰富而人心淳朴，人心淳朴而习俗质朴，男女婚配互相帮助，财物移用互相体恤。精巧的机械不制作，辱骂的事情没有听闻。阴阳调和了，万物蓬勃生长了。曾孙因此长寿万年。由此歌咏勤苦，曲折表达情思，风人的旨趣本来就在《七月》的意义之中。而描述其丰俭，端正其礼俗，何必不是雅？记述其安宁，宣告其成功，何必不是颂？所以只有朱子的义理契合其本源，窥见其全貌，而纷纷杂杂的说法都可以不予讨论了。

译《周礼》

籥章掌管土鼓和豳地的籥。仲春白天击打土鼓，吹奏豳诗来迎接暑气。仲秋夜晚迎接寒气，也像这样做。凡是国家向田祖祈求丰收，就吹奏豳雅，击打土鼓来使农官快乐。国家举行蜡祭，就吹奏豳颂，击打土鼓来安抚万物。

编修【臣】王际华

【臣】恭敬地陈述：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农田是天下的大计。自古以来详细论述农事的，没有比周朝更完备的了。周朝司徒的属官，在因地制宜、任用百姓的方法上，也已经很完备了。而春官中又设有籥章这一职位。大概因为周朝自公刘居住在豳地时，修习后稷的教化，那里的百姓喜好耕种，致力于根本事业，这确实是王政的基础。周公辅佐成王，追思祖宗创业的艰辛，歌颂种植庄稼、田间劳作的功绩，向上呈报给天子，向下传播到民间，因而用来祭祀神灵并吹奏它，这就是设立籥章这一官职的原因。农民，身体沾满泥土，脚踩泥泞，他们的劳作非常辛苦。晁错说农民的痛苦：春天不能躲避风尘，夏天不能躲避暑热，秋天不能躲避阴雨，冬天不能躲避寒冷。所以在上位的人，固然应该督促勉励他们，尤其应该鼓舞他们并让他们休息。周公因此将田间的事情谱成声歌，歌词称颂往日的美好，让他们知道效法的榜样；音乐使用先代的乐器，让他们不忘本源。白天迎接暑气，是为了追求阳气；夜晚迎接寒气，是为了追求阴气。祈求丰收以开启农事的开始，举行蜡祭以报答一年的收成。所吹奏的诗，郑玄说各自歌唱其同类。如果是豳诗，本来就是《七月》这一章了。至于豳雅、豳颂，郑玄的注也认为是《七月》。朱熹说：一首诗不应该分为风、雅、颂。先前的儒者有的认为《生民》等篇应当属于雅，《思文》、《噫嘻》、《丰收》、《载芟》应当属于颂。它们都名为豳的原因，是因为周朝王业兴起于豳地，所以总归系于豳。大概一年举行四次，既用来调节宣导天地之气，彰显先世的德行，又用来激发百姓的情感，教化忠爱的道义。使国内的百姓，听到君主勤劳耕种，先民不倦如此恳切；丰收的年份，供给充足，风俗醇厚，如此可乐。于是竞相勉励于春耕秋收，而只爱护土地上的物产。那么籥章这一官职，正是王者慰劳百姓、劝勉互助的精神，周遍渗透在农具之中，而激励振奋的效果加倍显著，所以能感化万民并感动上天，屡次带来安康的喜庆。总之，王者敬重上天，就在于勤政爱民。成周盛世的和谐，调和时令，鼓舞人心，祈求丰收和举行蜡祭，安抚万物和慰劳农民，都是为了尽人事而代替天工，自然百姓和睦而神灵降下福佑。何况因地制宜教导种植的得当，河渠灌溉的方法，以及惩治游手好闲、减轻徭役赋税，更不是朝夕之间的事。百姓生活在那个时代，竭尽终年的勤劳，而忘记了劳苦，尊敬君主亲近上级，妇女儿童安宁和乐，天下顺从教化，人人各得其所。看所吟唱的“雨水滋润我的公田，于是也滋润我的私田”这两句话，忠顺的意思，自然地流露在言语之外。这难道是没有什么原因而这样的吗？那么盛世君主的时候，上辛日有祈求谷物的典礼，吉亥日有耕耤的礼仪。以及《尚书》中《无逸》篇挂在御屏，绘制《豳风》在内殿，何尝不是这个意思呢？

《论语》

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百姓信任它了。

侍讲学士【臣】任启运

饶鲁说：“古代把军队寓于农民之中，无事时就合并归于司徒，有事时就归于司马。大抵古代用五个农夫供养一个士兵，粮食充足也就是军备充足了。百姓信任它，是信任它有养育和教化，使我勇敢且懂得道理，可以抵御君王所愤怒的敌人。虽然说是三者，实际上只是一件事。没有粮食充足而军备不足的，也没有粮食充足、军备充足而百姓不信任的。”

【臣】恭敬地陈述：六经中没有屯田的说法，然而这就是屯田的起源。大概古代的时候，没有所谓的常备兵，兵就是从事农业的百姓。春耕夏耘，秋收都以农事为重，而春搜夏苗秋狝，都在农闲时讲习武事。这是为粮食谋划的人，也未尝不为军队谋划。粮食如果充足，而军队自然没有不足的。考察《周礼》，仲冬教习大阅，其方法特别详细于三时，以军务为重，而罗氏献禽，戴着草帽而来，他尊重的野服与让百姓休息的草服相同。这是为军队谋划的人，即为粮食谋划。军队充足而粮食也没有不足的。降到战国时代，有武卒，有招募，而兵与农才开始分开。农民出田赋来供养士兵，士兵代替他们征战戍守以让百姓休息。假使士兵果真足以保卫百姓，并且代替他们征战戍守，那么农民努力耕种来供养他们，也是相互报答的道理。然而没有像承平日子久了，士兵不像士兵，实际上是懒惰的百姓。把供给军饷视为理所当然，吃着好的食物，穿着好的衣服，并且修饰仪容像妇女美女，甚至典当他们的甲胄弓刀来供给每天的醉饱。即使朝廷恩恤的命令屡次下达，而百金的赏赐不足以供给他们十天的欢乐。这是士兵的粮食没有一天是充足的。粮食不充足，而军队怎么能充足呢？突然有征伐的事情，命令下达给他们，就骨头颤抖牙齿打架，自身尚且不能自卫，何况能保卫百姓？这是农民努力耕种而输送给司农来供养士兵的，都是虚耗。而且士兵从少到壮，从壮到老，身体既生了儿子，儿子又生了孙子。老病足以消耗军饷，新增的人口又必然为他们增加军饷。日复一日，增加到什么时候为止？那么不如为他们做长远的打算。做长远的打算，那么不如设立屯田。古代圣人养育百姓，道理在于制定百姓的产业，使他们向上足以侍奉父母，向下足以畜养妻子儿女。

译后世无法给每人授予百亩的产业，但在军队方面却还可以有所筹划。因为军队再多，也不会超过古代一个国家的民众；而合并天下尚未开垦的田地，也不少于古代一个国家的土地。那么想要做到兵员充足、粮食丰足，确实没有比屯田更好的办法了。汉文帝时，采纳晁错的建议，招募百姓迁居边塞，让他们屯田戍守，大概是为了节省转运粮草的费用，使耗费日益减少。这是通过百姓屯田，从而将百姓转化为士兵。这是屯田的一种方法。宣帝时，赵充国讨伐先零羌，罢免骑兵而留下一万名步兵进行屯田，让各部队互相保护，烽火台信号相通，敌人无法侵扰田地，而积蓄的粮食日益增多。这是通过士兵屯田，将士兵转化为农民，士兵保护农民而农民使士兵吃饱。这是屯田的另一种方法。这两种方法涵盖了屯田法的主要方面。大抵士兵的气势，希望他们朴实，不希望他们骄纵。明代戚继光招募士兵，只允许农民加入行伍，市井中的游手好闲之徒全部驱逐出去。所以作战就能取胜，这也就是古人“三时务农，一时讲武”的遗意。如果不这样，养骄兵就像养骄子一样，筋骨柔弱，稍微劳累，疾病就会大作，何况指望他们冒着霜露，跋涉山川呢？像这样却希望他们为我战胜攻取，是不可能的。士兵的心志，希望他们专一，不希望他们分散。家中没有后顾之忧，那么他们向前就有力量，已经胜过了。如果不这样，还没出发就先顾念家里，士气早就衰败了。只带三天的粮食出发，那些辗转输送粮草的人令人担忧，士气更加衰败。所以士兵的粮食，在官府充足不如在家里充足，在京城充足不如在驻地充足。这两点非靠屯田不可实现。况且屯田能使士兵与土地相安。唐代韩重华在代北驻军时，东起振武，西越云州，中间直到受降城，共六百余里，设立栅栏二十处。这不是为国家守卫，而是直接为他们的家守卫；这不是为国家作战，而是直接为他们所耕种的田地作战。与派遣戍边却不熟悉当地情况的士兵相比，相差太远了。况且屯田能使士兵与农民相互依存。诸葛亮在渭水边屯田，士兵居住在民间，百姓安居乐业；邓艾在淮河南北屯田，农官和百姓的田垄相连四百多里。这在异国尚且如此，何况在国内？与客兵不熟悉百姓的情况相比，又相差太远了。有人说：屯田固然好，但在开国时实行容易，在继世时实行困难；在战争时期实行容易，在长期太平时期实行困难。因为虽然耕种劳苦，但比起刀箭的危险来说还是安全的。在这种情况下让他们屯田，是让他们离开非常危险的环境，给予他们非常安全的环境，确实不需要再考虑就决定了。如果是在太平时期就不一样了。过去宋太宗想在河北东路实行屯田，任命陈恕为营田使，陈恕秘密上奏说戍卒都是游手好闲、依赖官府供养的人，一旦让他们冬天披甲，春天拿农具，恐怕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变故，于是最终停止。这不是长期太平时期必然不能实行的明显证据吗？然而陈恕之后，何承矩也担任了屯田使。在雄州、霸州等地屯田，当时反对的人也非常多。武臣既以经营修缮为耻，而初年又因早霜导致收成不好，议论的人更加喧哗四起，何承矩不动摇不改变，最终取得了成功，众人这才大为信服。那又是为什么呢？大概愚昧的百姓可以和他们一起享受成功，却难以和他们一起谋划开始，不知道长远的安定，只贪图眼前的安逸。大禹疏通九河，征发民夫时大家非常惊恐，不久却大量派遣民夫，百姓乐于前往做工了。孔子说：“百姓可以让他们照着去做，不可以让他们知道为什么。”所以，做成丛林鸟儿自然会飞来；做成深渊鱼儿自然会回归。想要实行屯田的大计，应当先展示耕种的小利。仔细计算天下可以耕种的土地有多少，可以耕种的士兵有多少？先招募善于农耕但没有土地的百姓，酌情供给他们的饮食费用，让他们考察：哪里靠近水适合种稻，哪里适合种黍稷？让他们选择上等的土地，自行开垦，不征收赋税。人们看到收获的利益，一定会有人跟随。不出几年，这些耕种者已经成为富人，那么羡慕并效仿的人日益增多。并且提拔那些率先行动并引导多人的人，授予散官职位，让他在田间炫耀，说：“这是靠农耕得到官职的人。”由此，愿意耕种的士兵，供给他们牛和种子，并且教导他们，奖励他们，愿意耕种的人日益增多。然后按照之前计划好的，由官府划定边界，赐予为永久产业。如果从西边的西山，南到保定、河间，北到檀州、顺州，东到迁民镇、元州。脱脱的成法具备，大致可以推行。后来的耕种者，就让先耕种的人做他们的老师。这样，士兵就可以转化为农民。又仿效“三时务农、一时讲武”的方法，让先耕种的人也和士兵一样进行射猎，那么农民也可以转化为士兵。而士兵与百姓的情谊牢固，守望相助，出入帮扶。百姓的情谊也与土地牢固，作战就共同胜利，守卫就共同强大。普天之下都是王的土地，也就是率土之滨都是王的百姓。举天下像泰山一样稳固。这达到了粮食充足、兵员充足的极致，也就是百姓信任的极致。

译孟子

五亩大的住宅，种上桑树。

少詹事臣裘曰修

臣恭敬地认为，孟子治理天下的学问完备于《孟子》七篇之中，而“种桑”这一句话多次被提及，认为王道就在于此，由此可知种植蓄养并非细微的事务。然而当今蚕桑的利益仅限于吴越几个郡县，即使是三楚地区的人，大概也有不知道这项事务的，至于北方地区，更是完全听所未闻。这难道不是拘泥于狭隘见识的人的看法，认为这大概不是我们土地所适宜的吗？孟子告诫齐国、梁国时，那些地方未必是东南地区，他的学说也不是空泛而没有事实可以验证的。况且考察《禹贡》的记载，对于兖州说“桑土既蚕”，由此可知兖州适宜种桑；对于荆州列出元纁作为贡品，由此可知荆州适宜种桑；对于青州说“岱畎丝枲”，既然有丝和麻，青州适宜种桑也就显而易见了。至于吴越，本来就是《禹贡》扬州的区域，扬州的记载也只有“厥篚织贝”一句话而已，那么当时扬州的桑树未必比兖州、荆州、青州多，兖州、荆州、青州三州的桑树也未必比扬州少。然而现在天下穿衣盖被所依赖的，都仰仗吴越几个郡县，这几个郡县出产的丝帛，贸易流通于远近各地，那里的百姓依靠它获取衣食，几乎和依靠田地一样重要，而其他地方却没有。土地还是那些土地，百姓还是那些百姓，而地利物产有的充分利用，有的未能充分利用，就在于人们是否去讲求罢了。臣曾经论述桑树的特性，适宜低洼潮湿之地，也适宜高原，适宜旷野，也适宜狭窄之地。《诗经》不这样说吗？“那汾水的一边，去采那里的桑”，这是低湿之地可以种桑；“山坡上有桑树”，这是高原可以种桑；“走下来观看桑树”，这是旷野可以种桑；“你提着深筐，沿着那堤岸小路，去求取柔嫩的桑叶”，这是狭窄之地可以种桑。从《诗经》中可以看到魏地适宜种桑，卫地适宜种桑，秦地适宜种桑，豳地适宜种桑。魏地，是《禹贡》冀州的区域；卫地，是《禹贡》兖州的区域；秦地与豳地，是《禹贡》雍州的区域。九州之地，没有不适宜种桑的。《豳风·七月》中关于养蚕织布的记载尤其显著，那么没有地方不适宜种桑，是确凿无疑的，又何必对南北有所怀疑呢？臣又考察矿冶的利益，都兴起于后代，用史册来验证，汉唐时期，民间互助往来，大多使用粮食和布帛，而各地的贡赋，百姓的上供，朝廷的赏赐，大都是这些东西。由此可知古人在这方面致力多而应用广。农业和蚕桑是衣食的根本，前代贤人谈论根本政事必定同时提倡农业和蚕桑。现在天下有不下田耕作的人，却没有不耕作的土地，农事已经完备，唯独蚕桑被荒废了，缺失了。虽然祭祀隆重，礼仪完备，但黄河以北，方圆几千里的地方，听不到缫丝作茧的声音，这不是根本计策的正确做法。现在官府堤坝上种柳树，到处都有，或许可以仿照这个办法，在田间小路和房屋之间，全部命令种上桑树，并让吴越善于养蚕的人来教导考核，不要期望迅速见效，而是慢慢考察其成效，用力不劳民，不扰民。逐渐推行，推广到远方，或许也是可行的事情吧？至于学习古人而不拘泥于古人，使好的方法和美好的意图推行而不受阻碍，这又是通权达变，取决于执行的人了。

孟子

孟子说：“整治他们的田地，减轻他们的赋税，百姓就可以富裕了。”

编修臣庄存与

朱熹说：易，治理；畴，耕治的田地。

臣恭敬地认为：孟子的这句话，确实是使百姓富裕的好方法。然而如果不考察古代，验证当今，就不知道他的话一定有效。所谓“整治他们的田地”，不是开辟荒地、随意对待土地的意思。有开垦的名义，没有开垦的实质，那么已经治理的田地和没有治理的田地就一样。因此圣人看重人力的勤奋，而不看重土地的广阔。一个农夫受田百亩是平均的，比较他们的收获，上等农夫和下等农夫相差四个人（的收成），由此可知取决于人而不取决于地。想要竭尽人力来治理土地，没有比代田法更好的了。这是汉代赵过所修习的后稷的遗教。一亩地开三条沟，把种子播在沟里。苗长出叶子以上，稍微锄去垄上的草，趁机把土培到苗根上，这样根深而能抵御风和旱灾。《诗经》说：“有的除草有的培土，黍稷茂盛。”说的就是这个方法。赵过用这个方法在三辅地区教导种田，每田五顷，用两头牛三个人，百姓有的牛少，就用人力拉犁，互相交换劳力共同耕作。一年的收成比普通田地每亩多一斛以上，善于耕作的加倍。田五顷，就增加粮食一千斛了。这个方法简单容易实行，政令发出而百姓不受打扰，没有比这更便利的方法了。古代任用土地的方法，田地用来种植谷物，住宅用来种植桑树。《诗经》说：“在桑田中纳税。”就是这样。臣私下从经史传记中征引，桑蚕的利益，北方土地更为丰富。《禹贡》九州都有贡篚，而兖州特别说“桑土既蚕”。《七月》这首诗讲述豳地的桑蚕，非常详细详尽。《职方》记载并州的利益是布帛，《史记》也说“燕代地区种田畜牧而从事蚕桑”。到了唐宋时期还没有改变，北方土地适宜种桑，非常明显，只是没有人去教导罢了。从前贡禹想要罢免铸钱的官员，而使用布帛作为货币，布帛不能按尺寸分割交易，没有钱不行。贡禹的议论确实矫枉过正，然而如果让布帛和钱币一起使用，像唐宋时期那样，计算绢的价值，命令精粗广狭都有固定的标准，那么实行起来就没有弊端了。

译这样，种桑养蚕的利益就不需要官府劝导，百姓也会争相从事。总之，人口日益增多而田地没有增加，如果种桑养蚕的利益得以兴起，那么八口之家就没有闲坐吃闲饭的人，城镇乡村之间也没有荒芜废弃的土地，还说百姓不能使之富裕，大概是没有这样的事。我曾考察历代向百姓征收赋税的制度，赋税之轻，没有比得上我们朝代的。

译朝代的赋税制度，古代实行十分抽一的助法，称为中正。然而还有布匹丝线的征收，以及力役、军需、田猎的赋税。现在正税之外，没有多余的征敛，而且还没有达到十分之一的比例。法律比三代的盛世还要优越，何况是我朝。

皇上即位以来，赈济借贷、减免赋税，动辄数以千万计，又特别施予大恩，普遍免除天下的正税钱粮，停止征收耗羡，使得终年听不到追逼呼号的骚扰，这确实是自古以来未曾有过的盛事。但是，有的人认为私人地租重于国家赋税，那么赋税轻薄足以使富人富裕，却不足以使穷人富裕。财物不在上面，就在下面，富人富裕了，穷人也能依靠他们维持生计，何必一定要夺取富人的来给穷人呢？那些能够取多补少、调节流通、激励不懈的方法，本来自有其道。我曾论述当今的业户缴纳正税而收取田租，虽然不是食俸禄的人，但与古代有田禄的人相似。《诗经》说：“我划定疆界，我治理田地，使田亩整齐。”又说：“我取用陈粮，供养我的农夫。”大概他们体恤百姓的深厚，治理田地的勤勉，达到了这样的程度。现在这些人不查看田间，坐着等待收获，田事的利弊，农夫的忧喜，好像都听不见不知道，拿着盈余，重重地困迫贫弱，政令不能统一，法规不能禁止，只能顺应他们的情理来引导罢了。应该开设力田的科目，设立劝农的爵位来统一他们，命令百姓中有能够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取得显著成效，以及捐助粮食以备积蓄，借贷给穷人而不收取利息的人，斟酌其轻重，用爵位来酬谢，确定等级威严品级，列入制度，严格禁止冒滥虚伪，使得爵位贵重而人们知道所当勉励。官职与爵位，名实不同，而人们看重它，是法令使然。官职有定员，爵位没有固定名额，用重爵来劝勉农耕，就可以损有余补不足，而没有官员空缺废弃职事的弊端，况且因为务农而受爵，不能说是侥幸。富人不私藏财物，穷人不私藏劳力，积蓄日益丰富，风俗日益淳厚，这或许也是使富人富裕的一种方法。

孝经

孝悌的极致，能通达神明，光辉照耀四海。

编修臣任端书

臣谨按：天下有一种道理，遵循它的一端，终身践行，其效果极其广大而不可阻挡，哪有比孝悌更厉害的呢？它的事情是孩童所知道的，它的度量必定是圣人才能穷尽的。坚守它就是至德，践行它就是要道，推广施行它就是大顺，深厚积累它就是太和。各种福气和吉祥，无不全部到来。自古帝王具备尊号、隆美而教化成就天下的，没有不是由此出发的。孟子说：“尧舜之道，不过是孝悌罢了。”尧舜的圣德到了极致。《尚书》称颂帝德说：“光辉覆盖四方，美德上闻。”他们的功业崇高盛大，荡荡巍巍，无法用言语称颂。而孟子与曹交谈话，却切指为孝悌，这难道是迂腐的话吗？大概确立做人的道理在于仁与义，仁义足以具备阴阳刚柔的道理，而总括中和位育的全部。然而仁的实质，不过是侍奉双亲；义的实质，不过是顺从兄长。所以《伊训》说：“确立爱心在于亲人，确立敬意在于长辈。”《礼记》说：“礼乐完备而天地各司其职，礼主于敬，乐主于和。”至爱则大，乐之所以与天地同和；至敬则大，礼之所以与天地同节制。因此，一谈到孝悌，就能感通幽明，融洽远近，都统摄于此了。况且君王的孝与庶人不同，那些庶人，只是勤勉服役、供养双亲，顺从心意、承接志向，尽到儿子的职责罢了。君王承受天地的重大责任，供奉宗庙的尊严，不聚合万国的欢心，就不能进献馨香；不极尽四海来完备供养，就不能说孝思。因此，接受社稷的托付，就想着保全巩固它；念及祖宗的艰难，就想着恭敬承继它；想到自己是九族、百官、臣民、百姓所瞻仰的，就应当亲身率先引导他们。所以亲自耕种祈求谷物，是为了供给祭品；郊祀社祭、禘祭尝祭，是为了明确报答根本；鸡鸣时问安，三次朝见侍奉膳食，是为了彰显不匮乏的节操；宗庙祭祀明堂，配以严父，是为了显扬功德的隆盛。尊敬所尊重的，爱护所亲近的，是为了推展祖考的心意，和蔼蒸腾，延及无穷。至于协和万民，仁爱养育万物，无不以此缠绵悱恻来推行，以求极尽它的度量。大概不这样，固然无法谈论它的极致，而称颂圣人的盛德。我曾读《礼记》中的《文王世子》，看到文王早晚的纯一之心；在《诗经·下武》，看到武王之所以配享天命；在《昊天有成命》与《有冯》《有翼《有孝》《有徳》，看到成王引荐贤人来辅助自己，以及他修身的方法。三代的隆盛到周代达到极致，推究达到这个的原因，也无不是本于孝悌。所以它的诗说：“永远思念孝道，孝道就是法则。”是说武王能继承先王的美德，以承受上天的保佑。又说：“昭示未来，遵循祖先的足迹。”是说成王能光大文王的谋略和武王的功烈，以奠定上天的成命。所以那时礼乐兴盛，刑罚搁置，天下之大，人民之众，欢欣和乐，相互笃行恭敬慈爱，而天地神明也因此赐予宏大的喜庆。诗说：“君子万年，赐你大福。”这是太和的符瑞，孝悌的极致，自然的感应。孝是平常的德行，一个人修身

译它的功效通达于神明的幽深，光辉照耀四海之广阔。向上观察唐尧虞舜之所以兴盛，以及周文王、周武王和周成王之所以福泽长久，那么所谓的最高德行、根本道理，以及最大的顺遂与和谐，难道不是真实可信的吗！

译《御览经史讲义》卷二十六

（子部，儒家类，《御览经史讲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览经史讲义》卷二十七

史部

魏文侯与群臣饮酒作乐，当时天下着雨，文侯命令备车，准备前往野外。左右侍从说：“今天饮酒正高兴，天又下雨，国君将要去哪里？”文侯说：“我与虞人约定了打猎，虽然正在享乐，难道可以违背约定吗？”于是前往，亲自去取消这次打猎。

编修臣周煌

臣谨按：治理国家、养育百姓，没有比诚信更重要的了。诚信，是帝王感动天地、沟通神明的凭借。《易经》中孚卦的卦辞说：“柔在内而刚得中。”这是因为该卦兑下巽上，两个阴爻在内，四个阳爻在外，而二爻和五爻的阳爻都居于中位。又以下卦的悦顺来应合上卦，以上卦的顺从来顺应下卦，这都是中孚卦的含义。人们谈论诚信，如果不以义理作为权衡标准，哪里能看到所谓刚柔互相补益、中正没有弊病的情况呢？魏文侯约定打猎这件事，评论者认为它与齐桓公不违背曹沫的盟约、晋文公不贪图攻打原国的利益，同样值得称道，似乎已经很好了。但在战国时期，霸主的余习盛行，竞相推崇功利权术，像这样重视承诺、崇尚意气，能够向百姓展示内心的诚意，谁能轻视他呢？只是遗憾他没有听闻君子的大道罢了。那么，难道因为他与虞人约定打猎就立刻指责他吗？回答说：不是这个意思。春天搜捕、夏天苗猎、秋天狝猎、冬天狩猎，这是古代典籍所记载的。对文侯有什么可讥讽的呢？有人说既然约定了打猎，为什么还要与群臣饮酒呢？计算一天之中，沉溺于饮酒的时间占了一半，外出打猎的时间也占了一半，师保大臣夹杂其中，低贱的仆役也夹杂其中。可以看出他的饮酒，不符合《蓼萧》《湛露》那样的风范；他的打猎，也没有利用农闲讲习武事的用意。况且古代天子出行必定清道戒严，诸侯不能与天子等同而清除行人，这是固有的制度。何况君王的话像丝线一样细微，传出去却像丝绳一样重要；君王的话像丝绳一样重要，传出去却像粗大的绳索一样庄重。约定打猎虽然是小事，但也关系到号令。怎么会连左右侍从都不知道，一定要等到命令备车的时候才询问国君要去哪里呢？享乐没有节制，而政令出自何处，臣没有看到他能效法古人。我曾经吟唱《卫风》：“灵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驾，説于桑田。”这是赞美卫文公的。打猎的约定，既然不比农事重要，而天上的雨为什么不怜悯驾车的人呢？因此取消打猎是应当迅速做的。即使不亲自前往，也不算食言，一定要像文侯那样做，将使虞人承受冒雨站立之苦，而跟随的人又难免被雨水淋湿，想要保全诚信反而损害了恩惠，有这样的道理吗？可惜当时的左右侍从只说：“饮酒正高兴，天又下雨。”只看到近处看不到远处，只规劝小事不规劝大事，于是使文侯不违背约定的话在左右侍从面前显得正直，而人们不能驳倒他。《唐纪》记载唐高宗外出打猎遇到下雨，问谏议大夫谷那律说：“油衣怎么做才能不漏？”回答说：“用瓦片做，一定不漏。”皇上很高兴，因此取消了打猎。所以永徽年间的政治，有贞观年间的遗风。假使魏国的臣子有像谷那律那样善于应对的人，文侯将如何对待他？立刻取消则违背了践行诺言的道义，一定要前往则违背了听从劝谏的意思，哪个得当哪个失误？舍弃什么选择什么？君子一定有恰当的方法来处在这种情况下。臣所以说文侯的诚信是表面的，而不是完善的。诚信又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呢？只有以义理为准绳。审慎地判断义理是否可行，而利害不能动摇他的心。慎重开始是为了谋划好结局。不超出这个范围，而只说诚信，那么尾生那样的愚夫也能做到。为什么拥有千辆兵车的君主，却以不能践约为忧虑呢？文侯是贤明的君主。尊师取友，有卜子夏、段干木这样的人；安置相国寻求人才，有魏成、乐羊、吴起这样的人；听从劝谏接纳忠言，有任座、翟璜、田子方这样的人。史书对他们的记载不绝如缕，唯独约定打猎这一节，有什么可取的呢？不符合君子大道的，不足以作为训诫。这是不能不辩明的。

史部

汉文帝每次上朝，郎官和随从官员上奏章，文帝没有不停下车来听取他们的意见的。意见不可采用，就搁置一旁；意见可以采用，就采纳它。没有不称赞好的。

监察御史臣胡定

臣谨按：这就是袁盎劝说申屠嘉的话，《史记》、《汉书》都记载在袁盎传中。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才开始采用这句话放入本纪，由此感叹《资治通鉴》这本书，虽然司马迁、班固有不如它精当的地方。作为君主的德行，还有什么比虚心采纳更好的呢？大舜的圣明，说：“考察众人，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文王的圣明，说：“也只有纯粹保佑秉持德行，引导知晓天威，这才使得昭文王能够向别人吸取优点，这才是他成为圣人的原因。”从前汉文帝盛德深仁，是成王、康王以后很少见到的，然而他达到这种美好，也只是因为虚心采纳罢了。即位之初，就下达贤良方正的诏书，寻求直言敢谏的人士；后来又废除诽谤的条文，以拓宽听取意见的道路。即使悬挂鼗鼓、设置铎铃，安置鼓、树立旌旗，也不能超过他。因此群贤都得到进用，美好的谋略全部献上，用来辅助德化达到醇和，使风俗达到刑罚不用的境界。现在通过史传考察，有贾谊建议崇重农桑、礼待臣下；有张释之建议不提拔啬夫、不改变廷尉的判决；有晁错建议招募百姓迁徙到边塞、赐予百姓田租；有缇萦建议下诏废除肉刑；有贾山建议燕游要有节制；有袁盎建议慎夫人退后坐席、赵谈退避下车，这些显著突出的事例，已经有不可枚举的了。然而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