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览经史讲义卷九

译说“百姓”，上至臣僚，都包括在内；说“万邦”，极而言之，凡是有血气的生灵，都包括在内。总之，说“明德”，所谓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等，无不包含在内。确实，德行没有不彰显的，于是“俊明”也没有固定的标准，以“能够彰显”作为确定的标准罢了。况且修养德行有功绩，而涵养德行尤其在于防止其弊端。安逸就会败坏德行，周公说：“君子所当戒的是不要安逸，骄傲就会败坏德行。”《易经》说：“君子以虚心接纳他人，放肆就会败坏德行。”《礼记》说：“君子庄重恭敬则日益强盛，安逸放肆则日益懈怠，不学习就会败坏德行。”《说命》说：“只有学习谦逊的志向，务必随时勤勉，他的修养才能到来，确实要牢记这些。”道德积累在他自身，遵循这几点，并以专一的态度去体悟，以不懈的精神去持守，那么与唐尧并称也就没有困难了。又何必说三代以后的事情呢？

译尚书

帝说：“咨，你们羲和！一年有三百六十六天，用闰月来定四时，完成一岁。确实整顿百官，各种功绩都兴盛。”

监察御史臣陈大玠

臣谨按：一年的天数没有固定，但闰月有固定的法则。朞，是一年的足日；岁，是一年的省日；闰，是补足三年的省日，凑成三年的足日。又按：每年多出的六天叫气盈，缺少的六天叫朔虚。气盈而不置闰，那么朔望就会差错；朔虚而不置闰，那么春夏秋冬就会差错。闰月就是为了消除气盈而填补朔虚。然而一年只有三百五十四天，而经书说朞有三百六十六天，为什么呢？这是一年的大概数目。因为今年立春到明年立春，二十四气的总数有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把二十五刻当作一天，举全数而言，所以说三百六十六天。两气为一个月，合二十四气，共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这是气盈的多余数目。十二月中有六个小月，这是朔虚的亏损数目。两者参合而置闰，这是不可改变的定法。至于天与日月的运行，气朔的盈虚如果不置闰，那么时季就不确定，岁功就不能完成，怎么向百姓显示信义，使他们及时从事劳作呢？闰月对天时人事的关系就是这样。《左传》说：“闰月用来正时，时季用来做事，做事用来厚生，生民之道，就在这里。”所以《春秋》在文公闰月不告月时记载下来，表明这是非礼的。胡传说：“观测天时就用星象授民，做事就用节候，寒暑到来就用气，百官在朝廷修其政，庶民在田野服其事，都主要依靠这个。”《周礼》闰月王居门中，大概是告朔之礼，天子居宗庙，闰月则居门中。文公把闰月当作附月之余，而不行告朔之礼，所以《春秋》记载下来，可见居门之典废弛，怎么奉行天命授事呢？《尚书》称：“尧钦若昊天，敬授人时。”凡是做君主的，以钦若为心，以敬授为事。如《尧典》所说：“作讹成易，以此来信治百官，那么既定的时季，顺时令以趋事；既成的岁功，顺岁功以告成，自然众功毕举而且兴盛。”曾读《豳风·七月》之篇，从“一之日”“二之日”直到“九月肃霜”“十月涤场”，其间“流火授衣”“于耜举趾”，计算一岁四时十二月，无非为小民衣食打算，而预防其万全。又可见长幼夫妇老少上下都有皇皇服事，一息不敢自安的意思。至于月虽有闰，而时则不变，只依四时之令序，举月令之事宜。比如行庆施惠，聘士礼贤，劳农劝民赏事恤孤，以及与公卿大夫共同整顿国典时令，以待来岁之宜。不论闰月在何月，都有每月的政事，可以举而行之。《玉藻》载：“听朔于南门之外，则阖左扉，立于其中。”大概月闰于春夏，则阖青阳明堂之左门；月闰于秋冬，则阖总章元堂之门。而必于南门者，继明照于四方。凡以勤民也。是以上无日不勤防其下；下无日不勤服其事。将《豳风》可载咏了。至于臣邻以时交儆，喜起以时赓扬，其于钦若敬授之防，庶几先后有同揆吧？

尚书

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监察御史臣欧堪善

臣谨按：自古帝王没有不敬授人时，以整顿百官而兴盛庶绩的。大概大挠初定，而葭管飞灰，用十二律定十二月之候，寒暑往来不违背其序，作讹成易，各循其期。这是岁功所由成，万化因此而彰显。考察帝尧命羲和以置闰之法，说：“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夫每岁三百六十日，是一岁之常数。然而天行至健，一日绕地一周，视日为过一度；日之行亦绕地一周，而比天退一度。积三百六十五日有余，天与日复相会于初起之度。则天运一周而为一朞。朞之数目较之一岁之常数多五日有余，这是气盈。至于月与日会，每月之际不足三十日，只有二十九日半。以一岁三百六十日常数较之，又少五日有余，这是朔虚。合气盈朔虚计之，每年多十日余。至三年多三十余日。使不置闰以归其余，那么岁之日不尽乎朞之日，朞之余日又积累为岁之余月。怎么定四时而成岁功呢？所以必须用余日置为闰月。三岁一闰，五岁再闰，十九年七闰。使盈虚消息，气朔分齐。然后春夏秋冬四时之节候不差，而岁功完成。这是古今置闰之法，而厘定四时之大要。至于圣天子当阳，乘干体坤，出震继离。春则布德和令，夏则劳农劝民，秋则选

译制定历法，颁布四季的政令，使阳气不失常度而阴气不潜藏，暑热不致怨恨而严寒不致叹息，圣人便顺应时节制定适宜的措施，所谓“仁德如春季般温暖，义理如秋季般肃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降雨与晴朗有时失期，旱灾与水灾难免发出警示，圣人便顺应时节进行补救，所谓“裁减其多余，辅助其不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在松轩描绘《无逸》的图景，在紫殿绘制《豳风》的图像，早晨勤勉晚上警惕，时常怀着敬畏上天的虔诚之心，晚食早衣，不忘顺应天时、凝聚功绩的意念，天道在上顺应，则四季得以端正，八方之风得以平和，节气交替、开闭有序，毫厘不差，恰好符合一闰再闰的周期；人事在下周全，则君主体察元气，心意调和元气以广布万物化育，刚柔喜怒，张弛都适宜，不违背阴阳二气与五行的法度。这样就能使太和之气翔集融洽，百姓安康、万物丰饶，时世和乐、教化感动的盛举，都积累于此了，这难道仅仅是冯相官所职掌、保章官所管理的事情吗？

译汇集五种瑞玉，过了一个月，便每日接见四岳和各州的长官，将瑞玉分发给各位诸侯。

修撰【臣】金甡

《集传》说：“《周礼》记载天子用瑁来朝见诸侯。”郑玄注说：“用玉名瑁，是用德行覆盖天下。”诸侯刚受命时，天子赐给他们圭。圭的头部斜尖，瑁的下部斜刻，刻的大小长短广狭与圭相配。诸侯来朝见时，天子用刻好的瑁覆盖在圭的头上，如果有不合的，就辨别出是假的。汇集五种瑞玉，是征召五等诸侯。接见之后，审知不是假的，就又颁发归还他们的瑞玉。

【臣】谨按：《集传》引用《周礼》的注，自然是后世的制度，与唐尧虞舜时的事情不合，请先列举关于执瑁的各种说法参差交错之处，进而推论唐尧虞舜时不应有此制度的道理，然后用本书前后可以互相印证的文字来决断。《周礼》大宗伯制作六瑞，王执镇圭；典瑞进献大圭，执镇圭；小行人完成六瑞，王用瑱圭，并没有执瑁的记载。只有《考工记》玉人篇才说：“天子执四寸的瑁来朝见诸侯”，这大概就是《周书》中“上宗奉同瑁”的瑁，周朝制度有它，其起源是否自唐尧虞舜时开始就不可知了。玉人篇的疏说：“瑁方四寸，斜着刻它。”浚仪王氏说：“用一个瑁覆盖天下的圭，那么公侯伯的圭宽窄就相等了。”这个瑁只覆盖圭不覆盖璧。圭的长短都见于大行人和玉人篇，至于它的宽窄尺度，《礼记》杂记说：“公的圭九寸，侯伯的圭七寸，子男的圭五寸，宽三寸，厚半寸，削尖上面，左右各一寸半。”大概是长短不同而宽窄相同，所以王氏说用一个瑁覆盖它。至于子男也说执圭，似乎也可以同用一个瑁。但其他书都说子男执璧，不说执圭，应当以执璧为是。璧和圭制度不同，圭长而璧圆，想为它做覆盖物，形势上不能用斜刻的来贴合。然而斜刻之外没有其他说法，现在书传图中瑁的下部做成偃月形，似乎可以覆盖璧，反而不可以覆盖圭，与斜刻的说法不合。王氏知道郑注所说的不可以覆盖璧，所以说这个瑁只覆盖圭不覆盖璧。至于覆盖璧的制度，几乎没有考证，这是圭有覆盖物而璧没有覆盖物。难道执圭的人必须查验，执璧的人就不需要核查吗？《集传》在“上宗奉同瑁”处直接说“斜刻它来覆盖诸侯的圭璧”，这种说法尤其不够清楚。大概瑁出自周朝制度，到汉朝已经得不到详细解释，经学家却类推上去用它来证明唐尧虞舜的事情，这种说法本来不可依据。况且唐尧虞舜的时代，哪里会有设立这种制度的人呢？当时的风气，善恶明显的，不是大圣人就是大凶顽，其余的大都敦厚纯朴，不曾有机巧诈伪，像后世私刻符篆那样的行为。如果说受命于天子，却忽然毁坏丢失了守器，随便找个东西代替使用，本来没有这种道理。如果说争夺窃据，事情不上报，那个人不坚守险固而入朝，却用伪造的圭璧来取败，这更是事情中必定没有的。即使后世巧诈百出，也只是假借符篆来暂时得逞奸计，哪有长期假借不还，俨然莅官治事，甚至敢于朝见，企图侥幸的人呢？圣人立法以防患于未然，固然应该有节信来互相核查。至于诸侯朝见，也必定查验圭璧来辨别真伪，这不仅事情上没有必要，而且在道理上更不可行。诸侯是否恭顺，职事是否修举，应该早就在天子的洞察之中，如果等到他们来朝见才开始辨别真伪，这不是向诸侯显示明智的方法。诸侯来朝见，正应该推诚相待，礼遇接待，却怀疑不该有的事，刚朝见就必定查验，多次朝见就必定多次查验，这不是向诸侯显示信任的方法。他们不借此来作奸，我先预设诈伪来相待，实际使用它固然不足以禁制，名义上保留它也只是显露猜忌防备，这不是为天下后世树立法则的方法。这在周朝制度中尚且不算尽善，难道说唐尧虞舜的时代必定出于此吗？那么《尚书》的本意如何？回答说：这五种瑞玉就是下文的五玉，汇集五种瑞玉就是下文用五玉作为贽礼。将瑞玉分发给各位诸侯，是礼仪中接受币帛而不接受玉，所以《聘义》说：“已经聘问就归还圭璋。”大概来朝见时就收敛起来，朝见完毕就归还，这本来是礼节出入的常理。它的汇集，不是为了呈验而进献；它的分发，不是为了查验完毕而给予。下文说朝见方岳而用圭璧，这里说朝见京师而用圭璧，文字不同而礼仪没有不同。即使下文说柴望秩于山川，也与上文类于上帝、望于山川相同。推演本文，其意义自然显现。《集传》却引用执瑁的制度，疏解辨别真伪的意义，实在不是圣人的心事，尤其与唐尧虞舜时的事情不类，这是不可以不辨明的。那么周朝本来有瑁，它的意义如何？回答说：刻它的下端而虚其中，这就是瑁的意义。但应该如郑注“覆盖天下”的说法，不必说专门用来覆盖圭。圭尖向上以仰承瑁，屈向下以俯纳主，臣子的意义已经具备在这里，又何必取它的吻合来使用呢？

《尚书》

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编修【臣】何其睿

蔡沈说：“敷陈奏进。”《周礼》说：“民功叫庸。”

程子《本义》说：“让众人各自陈述他们治理的方法，言论好的就进而明确考核他的功效，有功就赐给车服来表彰其特异。”

译对于他，如果他的言论不好，也就有用来告诫他的方法。」

译臣谨按：古代帝王治理天下，想要动员天下人效力，政令安定没有不兴盛的，百姓没有不被治理好的。那就一定要任用贤能的人与他们共同治理。于是设立百官的机构，确定职位的大小，又为他们区别车马服饰以荣耀他们，根据他们的才能和功绩来授予他们职位。驾驭官吏的权力，完备防范和激励的方法，已经非常周到了。因为天下极其广大，天子不能独自处理。对内依靠左右卿士，对外借助各州诸侯。左右卿士是用来辅佐君王的，宣布职责并推行事业；各州诸侯是用来代替君主治理万物并实现太平的。于是想要得到合适的人并加以任用，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而没有遗漏，这确实是不容易做到的。但大略来说，所掌握的方法有三点：有选取他们的途径，有任用他们的方法，有激励鼓舞他们的手段，使他们衷心信服并共同奋发罢了。所谓选取他们的途径是什么呢？凡是人的贤与不贤，起初是不能分辨的。即使是聪明神圣的君主，又怎么能没有依据就知道呢？只有观察他们的言论，然后才能判断他们是否有能力。再进一步考察他们的言论是否真的良好，然后长短优劣就更能确定了。我根据他们的言论来选取贤能的人，而淘汰无能的人，那么贤能的人就不会被遗漏，而无能的人大概就没有机会进用。这就是选取方法必须严格的原因。况且既然已经选取了他们，那么确实会信任他们并随即任用他们。虽然如此，如果信任得太急切而委任得太专断，事情不期望于责成，而效果没有实际考核，那么虽然说是选取了他们，但人们都会粉饰言论来互相欺骗，再把官职授予他们，又怎么能保证他们治理官职没有虚假呢？古代的圣人知道弊端必然发展到这个地步，而担心不能不加以防范。所以在选取他们时常常宽容，而在任用他们时尤其谨慎。展示他们的职事来任命他们，又再三叮咛告诫他们，又限定年限来考核他们，建立法度来考察他们。虽然授予他们官职，但确实不想立即让他们就位。用他们守卫的职责来考验他们，以观察他们的廉洁；用他们面临的利益来考验他们，以观察他们的公正；用他们遇到的困难来考验他们，以观察他们的通达；用他们不乐意做的事来考验他们，以观察他们的持久；用百姓来考验他们，以观察他们的仁爱；用政绩来考验他们，以观察他们的完备。然后才知道他们确实有能力。确实贤能了，那么举荐他们不嫌过于急促，而任用他们可以终身。帝王所掌握用来对待天下的，使天下的贤能者激励鼓舞而不疲倦，使不贤能的人甘愿退伏而不敢产生侥幸冒进的念头，没有别的，只是取舍得当，功过昭明，赏罚公正罢了。圣王的时代，绝不会简略贤才、抛弃能人，但如果只是让爵位命官的厚重，章服仪物的荣耀，贤与不贤混淆而没有自我区别，那么天下人将不认为它珍贵，而后就没有劝勉的作用。只选取贤能的人授予官职，而又一定要考察核实，使有实际才能的人才能居其位，并彰显他们的器物。这样，还有什么功业不能兴盛，什么治理不能达到呢？这就是唐尧虞舜的法度之所以极其完善而不可改变的原因。

《尚书》

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编修臣王居正

程子说：“‘敷奏以言’，是让各人陈述他们治理天下的学说。言论良好的，就进而明确考核他们的功绩。有功绩就赐予车马服饰以表彰他们的特异，言论不良的，也有办法告诫他们。”

臣谨按：帝王治理天下，没有比安定百姓更重要的，没有比考察官吏更紧迫的。考察他们就必须思考用来考核的方法，考核而得到名与实的真相，然后升降的典章得以施行，劝勉惩戒的法令得以确立，使所有臣工都清楚地知道圣天子所关注并兴起的，都是为了百姓，那么他们将遵循名义来完成实际，互相勉励成为慈祥温和的良吏，而吏治民风就日益达到淳朴。古时候，舜拥有天下，巡守之后，接着是述职，亲自到桓、蒲、谷等地，收集五瑞而前来朝见，东西南北，经过四年而汇报政绩。当时，群牧考察群后，四岳考察群牧，而天子坐在明堂听取汇报，庆赏黜罚出自一人，四方群后都顺从地奉行政令，而没有敢有异议的。多么盛大啊，典章极其隆重。虽然如此，舜难道只是为了耸动人心、粉饰太平而已吗？百姓生活的苦乐不齐，风俗的淳朴与浇薄各不相同，四方情况如果有一天不被圣明的思虑周全，那么上下之情就隔绝而不通畅。承受天子命令来安抚我们亿万百姓，而详尽了解他们的疾苦，同他们的喜好厌恶的，是岳牧群后。如果不让他们尽情陈述，怎么考察他们的职责而通达下层的隐情呢？舜因此有敷奏的典章，听取他们已经推行的政事，审察民功的修废，而其中言论良好的，又考察他们的功绩是否惠及百姓，孰小孰大，孰虚孰实，孰在眼前迅速见效，孰需要长远才能成功？不看重空谈无补，而一定要求言论能落实到功绩。考核不厌其烦地详细，而得到的人才才真实。核实务必穷尽实际，而法令确立就知道劝勉。到了这个地步，车服的表彰不敢滥用，也不敢迟缓，没有吝啬的，也没有僭越的。开始以好问好察的虚心，结束以黜幽陟明的实政。考核有法度，而吏治澄清，这大概就是虞舜的治理吧？我私下认为，古今不改变百姓而治理，帝王不改变法度而理顺。现在的督抚州县，也就像是古代的岳牧群侯。他们三年大计、八法卓异的条例，也就像是古代的三载考绩、敷奏明试的典章。然而上古政令简略而风俗淳朴，其

译考察官吏尚且容易；后世事务繁杂而人情多变，考察官吏就较为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下整顿纲纪、抓住要点，那么督抚作为表率的方法就不得不讲究了。况且担任督抚的人，也不是敢徇私情、接受贿赂，而是力求政事安定的。有的人过于姑息养奸，凭个人好恶行事的人更多，或者误信迎合谄媚的官吏，不能实心实意地教化培养，却善于应对，擅长周旋，看似才能有余，司道官员多喜欢称赞他们，督抚耳濡目染先入为主的言论，一见那些巧言令色之人的应对周旋，就认为他们是真正有才能的官员，像这样在举荐黜退之间，能不出现错误吗？那么考察官吏的关键，有什么方法可行呢？《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由此可知爱护百姓是循吏的根本，而督抚用来判定官吏贤与不贤、区分高下的标准，应当以此为权衡。因此，那些呈报到我面前的言论，有详细陈述的，有禀报的，要考察他们关注的重点，是否真的能体贴百姓的疾苦？那些传入我耳中的事情，有兴办的，有革除的，要观察他们处置的依据，是否真的能深得民心？从百姓利益出发的，就褒奖他、推荐他，不因为质朴无华而轻视其人；不从百姓利益出发的，就告诫他、弹劾他，不因为小善可喜而奖赏其才。况且，心中不设城府，像水一样清澈，像镜子一样空明，那么揣摩迎合的苗头，就没有滋生的地方；爱憎不掺杂私心，像秤一样公平，像箭一样正直，那么举荐弹劾的行为，都符合公义。审慎地这样做，大概就能使赏罚得当，而吏治得以清明，地方长官得到合适的人选，而民事得以治理。唐尧虞舜那样的治世，难道不能在今天重现吗！

译尚书

敷奏以言明试以功

编修臣李友棠

臣谨按：圣王治理天下，必定有用来统摄天下分职的方法，使天下的言论和事务没有不清晰地呈报给君主，然后推行治理就没有困难。这件事，如果不实行奏报和考核的典制是不行的。因为五服范围内的诸侯分散在广阔的区域，其间耳目不常接触，声名威灵不常亲近。即使有超越常人的功勋，特殊优异的政绩，如果下面不能通达上面，上面不能听闻，将用什么来激励人才并成就政治呢？所以“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虞朝必定在五年巡守的时候对此兢兢业业。上古时代，结绳而治，政治简单风气淳朴，不借助于书契的烦琐，文告的命令，未曾考核言论，哪里需要述职？未曾询问事务，哪里需要记载功绩？到了有虞氏，以天理处于中道，以时运逢其盛世，以百官万民达到极致的明察。侯、甸、采、卫的远近有不齐整，田地贡赋的上中下有不一致，山川的封疆疏浚，九州的沿革，分布在诸侯那里的，他们的言论也极其深奥。在这里如果置之不理，那么他们的言论未免被看得太轻；在这里如果骤然进用，似乎他们的言论被看得太重，而不能符合实际。就他们的长处来考核他们，在更换事务的时候，依据他们已经显现的功效来考核他们，在完成一件事之后，在工、虞、水、火容易混淆的地方，从而看见他们的特殊才能。经过年月的积累，需要以年来了解他们的不同等级。到了这时，他们所陈述的功绩就可见了。考核言论和询问事务同时施行，明目和达聪一起使用，难道是因为天子圣神文武，就必须从事委曲烦重的数术吗？凡是用来防备不如统摄，虚浮不如实在，听闻不如看见，人才不这样就不能激励，政治不这样就不能成就。艰难谨慎，只有和谐专一，舜考核政绩，正是因为这个。不然的话，四岳、九官、十二牧，当时的皋陶、夔、稷、契，诚信成功，本来已经像那样了，难道还会怀疑，而必定要加以注意吗？实在是重视它啊。

尚书

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

监察御史臣廖必〇

朱子说：“‘钦哉钦哉，惟刑之恤’。难道只是偏向轻刑而已吗？大抵是说刑罚，是百姓的主宰，不可以不谨慎。比如砍断的不能接续，所以是怜悯体恤的‘恤’。”

陈雅言说：“不恭敬就会失之于怠慢，不体恤就会失之于残酷刻薄，这两者是刑罚不能公平的原因。所以必定以恭敬为主，再加上体恤。这就是传文所说的‘恭敬体恤之心，未曾不在其中施行’。”

臣谨按：王樵引用孔颖达的疏解说：“恭敬啊恭敬，只有这刑罚的事情，最适宜忧愁挂念。忧愁挂念这刑罚，恐怕有滥用失误，想要使得适中。”根据这个，那么圣人立法制刑的用心，大致可以想见了。圣人原本衡量人情的轻重，然后使用常刑，使君子不陷入无辜的罪责，小人不至于苟且免罪，人们将迁善远罪，一天天趋向君子的境界，这就是“刑期无刑”的意思。至于刑罚不可废止，是不得已而使用它，虽然已经查清了案情，但还是必定怜悯他们因为不教无知而触犯法律到了这一步，所以在象刑、流放、宽恕之外，又有鞭打、扑击、赎罪的条款；在过失灾祸赦免之余，不废除怙恶不悛、终不改悔的贼刑典制。那些从重从轻的，是法中的法，条理井然各不相同；那些由重即轻、由轻即重的，是法外之意，权衡昭然不差。虽然轻重取舍，阳舒阴惨不同，但是恭敬体恤的意思，未曾不在其中施行，这可以看出圣人好生的心了。历来用刑的祸患，不仅在于不明察，而在于过于使用明察；也不仅在于不断决，而在于过于固执断决。为什么呢？崇尚明察的人，自以为奸情无法逃脱，就翘然自喜，即使所施行的都恰当，但毫无怜惜之意，已经伤害了天地之和。持固执见解的人，自以为是非早已确定，就确乎不移，即使片言可折，但绝无哀矜之情，已经不是宽厚之道。慎刑的人对于这种情况和虚伪不是不知道，知道既然这样，又同情他们所以然的原因，一念慈祥的隐衷，已经寓于明启刑书之间，轻重不是不适当，而既然得到了中道，又恐怕有时不中，百年刑罚搁置的风气，就基于查清案情不喜悦的念头。大概敬畏心中存留，没有不在警惕的，何况听断是国家典章所系，怎么敢稍微疏忽？如果伤怀挂念，也没有一天可以闲暇。况且刑狱尤其关系百姓性命，怎么忍心稍微接近苛细？杨时说：“古代司寇把狱讼的成案报告给王，王命令三公参听。三公把狱讼的成案报告给王，王三次宽恕，然后才施用刑罚。”宽恕的是天子的恩德；而刑罚的是有司的公正。天子以好生为恩德，有司以执法为公正，那么刑罚就不滥用了。总之不离恭敬体恤的就接近正确，治理国家的人得其意而施行，那么不触犯我正直的依赖辅佐教化的功效，不犯有司达到无刑的教化，又哪里在于治理不像古代那样呢？

尚书

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達四聪。

监察御史臣邹一桂

蔡沈说：“舜已经告庙即位，于是向四岳的官员谋划治理，打开四方之门，来招致天下的贤俊，扩大四方视听以决断天下的壅塞闭塞。”

陈师凯说：“打开四门，有以天下为一家的气象。”

译这样；使四方之目明亮，使四方之耳灵敏，有将天下视为一个身体般的精神所在。」

译臣谨按：君主代天治理教化，应当效法上天的聪明。上天以百姓的视听作为视听，作为君主也应当以天下人的眼睛为眼睛，以天下人的耳朵为耳朵，这样才能洞察民情，明察吏治。如果依赖一己的聪明，那么所及范围有限；即使倚靠一两个人作为耳目，恐怕偏私徇情的情形仍然很多。所以必须广泛开辟言路，大力打开贤才进献的关口，使吏治民情周知曲折细节，痛痒相关，呼吸相通，然后才可以兴利除弊，使天下安如磐石。这就是所谓“只有天是聪明的，只有圣人能适时效法，只有臣子能恭敬顺承，只有百姓能服从治理”的意思。考察舜被举用时，起于田间；他经历各种考验时，谨慎地掌管典章、安顿住宅、主持政务，接待宾客、管理山林，代理帝位以后，开始划分州界、封禅名山，巡视四方、会见诸侯，大事小事，无不全面举荐。难道还有遮蔽他聪明的人吗？而在即位之初，仍然兢兢业业以明目达聪为要务，难道不是因为一旦登上九五之尊，那么君门万里，居高听卑，既不如三十年前作为农夫时可以周知民间疾苦，又不如二十八年担任宰相时可以亲身处理辅佐政务？安处深宫，端坐宝座，所接触的不过几位州牧，怎么保证昏乱沉溺、百姓饥荒的叹息没有阻碍呢？四凶虽然诛灭，朝廷就没有当面顺从的人吗？那么明智的人或许反而变得不明，聪慧的人或许反而变得不聪，是形势造成的。咨询四岳，不是专门任用四岳，是想让四岳扩大视听，遍及众官百职；而众官百职各自竭尽聪明，向上辅助天子，只是不能一一诏告他们，所以把明目达聪的事与四岳商议罢了。而视听既然周全，那么贤良奸佞立刻就能辨别，开辟门户的要领，也不外乎这个。这是舜在即位之初兢兢业业作为第一要务的原因。后代守成的君主，大多在太子府中长大，当他们刚执政时，也能革除弊端、铲除奸邪，虚心广泛访求；时间久了，见闻日益疏远，固蔽日益加深，歌功颂德的人多，劝诫规劝的人少，粉饰掩盖以装作无事。以前所斥退的人，后来或许又引进来了；以前所求取的人，现在或许听到就厌恶了。骄纵的念头一旦开启，那么祸乱的机兆就潜伏其中，历代都是如此，史书可以考证。我皇上恩惠怀抱着万民，明察百官，始终如一，万机不怠，固然未曾蹈入此弊，而内外臣僚，有能像虞朝的四岳州牧那样，发挥明目达聪作用的吗？臣实在期望他们，臣实在勉励他们。

《尚书》

咨询十二州牧说：“让百姓吃饱吧，关键在于不违农时。”

编修臣于振

蔡沈说：“牧是养育百姓的官，十二牧，是十二州的州牧。王政以粮食为首要，农事以时节为先。舜说充足粮食的方法，只在于不违背农时。”

臣谨按：自古帝王治理天下，没有不以养育百姓为首要任务的。在虞朝时，百姓的祸患很严重。司空尚未任命，谁来平治水土？垂益尚未任命，谁来主管虞工？伯夔尚未任命，谁来掌管礼乐？而在开辟门户咨询四岳之初，一切来不及顾及，唯独先召见十二州牧并咨询他们说：“让百姓吃饱吧，关键在于不违农时。”由此可知民事的重要，而自古帝王没有不以此为首要任务的。况且二帝不改变百姓而治理，三王不强迫百姓而教化，这些事完备地记载在《尚书》中，而详细地见于《诗经》《礼记》。曾考察《礼记·月令》所陈述的，与《诗经·豳风》所记载的，对于农事最为周全，而对于民时尤其加倍详尽。《月令》篇说：“孟春之月，君王命令发布农事，观察丘陵原野土地适宜什么，五谷种植什么，来教导百姓。”就是《豳风》所说的“三之日修理耒耜”的意思。仲春之月，耕种的人稍作休息，不要做大事以妨碍农事，就是《豳风》所说的“四之日举足下田”的意思。季春之月，不要砍伐桑柘，鸣鸠拍打翅膀，戴胜鸟降落在桑树上，就是诗中所说“春日阳气上升，有鸣叫的黄莺，女子拿着深筐，去采柔嫩的桑叶”的意思。到了孟夏，就不要兴动土工，不要征发大众，慰劳农民劝勉百姓，不要误了农时。仲夏就用盛大的音乐祈求谷物结实，农民于是收获黍子。季夏就不兴土木，不征发大众，以妨碍神农的事。孟秋收获谷物，仲秋收敛储藏，季秋进入室内，与《豳风》所陈述的“四月远扬开花，五月蝉鸣，六月吃郁李和薁，七月煮葵和豆，八月割壶芦，九月拾麻子”，虽然物产土地适宜不同，但在不夺农时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到了孟冬之月，储藏丰富了。仲冬之月，积聚盈满了。季冬之月，可以结束一年的劳苦，享受一天的安逸了。又一定说：“专一从事农业的农民，不要有其他差使。”这与《豳风》“赶快修缮房屋，开始播种百谷”有什么不同呢？作为百姓的牧者，如果能以实心实行实政，仰观星辰以审察时节，俯察水泉以尽其利，亲身劝导以重视农事，祈年报社以表彰功劳，设立农官以监督，设置田畯以督察。黍稷茂盛就欢喜而加赏，田地不垦就愤怒而加罚，野外积存过冬的粮食被夺者无罪，场院工作超过期限被窃者免刑，那么家中没有悬挂的耒耜，国家没有懒惰的百姓，而多黍多稻，降福非常齐备了。由此说来，治理百姓的事，固然不止一端，而爱民的仁德，以不违农时为最大。八蜡的祭祀，迎猫是因为它吃田鼠，迎虎是因为它吃野猪。盛朝的举动无事不关乎百姓，大都像这样。《甫田》的诗说：“曾孙来了，带着妻子儿女，送饭”

译那南边的田地里，田官到来，农夫们欢喜不已。因此才有像茅草、像屋梁一样堆积的粮食，以及千仓万箱的丰收喜庆。臣下们歌颂道：“啊，保护禾苗的农官，在暮春时节，准备好你们的钱镈农具，不久就能看见收割庄稼。”因此才有上帝显明地降下恩赐，最终带来丰年的福佑。后世治理百姓的官员，如汉代的儿宽担任左内史，劝勉农桑，开凿河渠，推广水利，征收租税，适时调整宽窄轻重，与百姓互相借贷周济。黄霸因贤良方正科考中高等第而任颍川太守，致力于耕种桑麻，节约用度以增殖财富，种植树木，蓄养牲畜，事无巨细，起初看似琐碎，但黄霸精力充沛，能够推行实施。召信臣担任南阳太守，勤勉有力且有谋略，喜欢为百姓兴办利事，务求使百姓富裕。这几位大臣，都讲求治理百姓的方法，并以百姓的衣食为兢兢业业所关切。所以我顺着推演经文的次序，从而类推提及他们。

译尚书

咨询十二州的州牧说：“让百姓吃饱饭，关键在于顺应农时。”

编修臣林令旭

金履祥说：每个州由一位诸侯之长专门负责治理百姓的事务，根据年成的好坏来做准备，根据土地的丰歉来调剂物资，周知百姓中贫困、老弱、孤寡者的情况并给予抚恤，不让百姓在饮食上错过时节。臣谨按：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而粮食是百姓生存的天，所以《洪范》八政将粮食放在首位，虞舜朝廷咨询州牧也必定首先谈到粮食。粮食的产出，取决于地力；粮食的收成，取决于天时。耕作的功劳在于百姓，而鼓励、协助的方法则在于上级。所以治理百姓的人，不仅仅是要征发劳役、不耽误农时而已，还必须有时令督导率领的方法。我曾考察《周官》中大司徒所掌管的事务，从遂师到里宰，没有不检查农具、修明农政、辨别作物种类、督促耕种除草、执行等级秩序、考核农事功绩、转移物资以救济灾荒、合并劳力以援助匮乏的。勤于农业的人，在三年之后给予奖励；怠于农业的人，则有征收屋粟的惩罚来警戒他们，法令非常详尽。所以当时的百姓没有不震动、恭敬地从事农业，不敢错过农时，耕种九份土地而剩余三份，供给充足，这实在是因为上级督导率领百姓得其法度。然而天下广大，雨水、晴天、寒冷、温暖的征兆千差万别，何况广阔的山谷、大的河流制度不同，生活在其间的人风俗各异，那么又应当有土地会聚的方法，辨别五种土地所生长的物产，以符合适宜并分布利益，这难道可以凭主观臆断决定的吗？必须看那些为百姓司牧的人长期在当地任职、熟悉当地风俗、明了当地利益、通达当地祸患，然后才能根据时机的缓急来运用，调节盈虚，因势利导，这个重任关键在于州牧。州牧是府县官员的表率。如果直省大吏确实能以改变田地、充实仓廪为根本任务，诚心寻求，不固执偏见，诚心实行，不追求虚名，那么从省到府，从府到县，自然没有不承望风向、悉心筹划的，像黄霸治理颍川、龚遂教化渤海那样的政绩，有什么难再见到呢？即使天灾流行，年成凶歉，但积蓄储备已经预先做好，安抚百姓自然优厚，像富弼在青州、赵抃在越州那样，其成功的迹例都在，仿照他们的意图并根据时势变通，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安定百姓的根本，在于重视农业，而充足粮食的方法，在于州牧。所以播种百谷，帝王曾经以此命令后稷，而“让百姓吃饱饭，关键在于顺应农时”这句话，必定首先咨询十二州牧，实在是因为想要使百姓粮食充足，没有州牧是无法做到的。三代以后，汉朝的治理最接近古制，文帝、景帝年间，鼓励农耕的诏令，屡次用来责成二千石官员，这就是虞舜朝廷咨询州牧的意思啊。

尚书

咨询十二州的州牧说：“让百姓吃饱饭，关键在于顺农时。”

编修臣徐景熹

蔡沈说：“王政以粮食为首要，农事以农时为先导。说充足粮食的方法，只在于不违背农时。”

陈大猷说：“舜刚摄政时，就会见岳牧；刚即位时，又询问岳牧。大概内外的重要职位，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

臣谨按：帝王爱护百姓如同子女，没有一时一刻离开胸怀，所以有其他事务来不及全部办理，而抓住大纲，总领要领，首先以治理百姓为根本。图谋爱养百姓，恩惠元元（百姓）的至深心意，早在日夜操劳之间就萦绕心结。所以即使满朝官员在列，将共同防备以修明职业，而引出端绪、发起开始，注想勤勉，简直如同病痛切身一样，不禁开口就涉及此事。现在粮食，是生民的大命所系；现在农时，是农事的根本所在。治理国家的人，必须先以此奠定百姓的生计，然后施展想要做的事，而纪纲法度鲜明显著。凡是政术的颁布，刑罚教化的设立，工匠器物的资助，神人的感格，礼乐的兴起，都能依次看到成效。当时，官员们恭敬地拜手扬言说：“禹”、“契”、“稷”、“皋陶”、“垂”、“益”、“伯夷”、“夔龙”，都恭敬地在殿阶下，等待纶綍（诏命）的颁布。而帝王命令所宣示的，竟然以百姓粮食和农时为最急切，以此来显示掌握天下的源流，权衡治功的缓急，而政事在于养民，劳心治人者尤其迫切。况且所谓养民的方法，无穷无尽。三时不失去农务，三农各自尽力，又必须根据年成的好坏来准备，根据土地的丰歉来调剂，知道百姓贫困、孤寡者并给予抚恤。凡所谓百姓粮食的计画，周到详尽，所以忧勤惕厉，不仅仅在农时上体现，也并非仅不违背农时就能尽到的。水旱灾害尚未显现，事先的绸缪必须周到；灾祸偶然出现，事后的区划更加勤勉。以一人精神心力，与举世的丰歉盈虚相互调剂，那么庙堂之上焦思极虑，不敢视为泛泛之图，又岂敢置为后务呢？然而有人说：当时文明黼黻，纬地经天，以及水、火、工、虞，各有主管。如下章所命的九官，哪不是致治的大者？而咨询州牧，或许是史臣编载的文字，按照顺序罢了。不知道任命伯禹、伯夷，是咨询四岳而任命的；任命垂、益，是顺着分职的顺序依次咨询而任命的；任命夔、龙，是因为有人推让而不咨询直接任命的；任命稷、契、皋陶，是因为他们的旧职也不咨询而重申命令的。唯独对于十二州牧，慎重地咨询，而且紧接着在询问四岳之后，而

译告诫来不及从容施行，难道不是确实认识到人民是国家的根本，粮食是人民的命脉，不能早晚间稍有迟缓吗？况且所说的“时”，是天时的规律，那么九官所掌管的事务，无非是顺应天时以辅助上天治理，百官的职责是代替上天行使职权，教化是辅助上天发布命令，刑罚是宣扬上天的威严，礼乐是协调天地间的节律与和谐。其中没有比修治六府更切要的了，这就是所说的顺应天道来治理百姓，因此咨询州牧官员成为首要之事。这难道不是伟大的圣人奠定并安定民生，作为万世长存的治国之道吗？

译尚书

帝说：“契，百姓不和睦，五伦不顺从，你担任司徒，恭敬地广泛施行五教，在于宽缓。”

右中允官保马明衡说：“敬敷，是端正根本以率先垂范，不敢苟且。在宽，是和缓心态以等待感化，不可急切。”

臣谨按：秉彝的善性，虽然人人都有，但习染的污浊，也是时势所难免。圣帝明王，知道端正人心、淳厚风俗的根本，专门依赖教化，所以施行教化的官员，必须慎重选择，教化百姓的方法，必须详细阐明。官员不得其人，轻忽之心就容易产生；教化不得其法，急迫之势就必然难以成功。敬与宽的训令，实在是千古教化百姓的良法。敬，是端正自己、匡正他人的意思。修养实行而传播实理，那么观感深刻而转变自然迅速。孔子“修己以敬”的话，也源于此。宽，是循序渐进的意思。每天有进步而每月有成就，那么渐染日久，顽钝之人也都能感化。孔子“循循善诱”的妙处，也在于此。况且五教出于天命的本然，是人心所不能抑制的。顺应天命的本然，恭敬谨慎地施行以使其明察识别；顺应人心所不能抑制的，从容阐明以使其充分推行。百姓哪有不相亲、不顺从的呢？舜继承尧之后，万邦已经协和，司徒已经得人，而舜的心还担心有不亲不顺的人，任命官员施行教化，又指示以敬与宽的训诫。圣人忧民如此，当时太平、风气感化，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尚书

敬敷五教在宽

编修孙人龙

朱子说：“五教，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以这五种当然的道理作为教令。敬，是敬重这件事。圣贤对于事情，虽然没有不敬重的，但这又是大事，所以特别用敬来说。宽，是宽裕地等待他们。大概这五种道理，出于人心的本然，不是勉强才能做到的。自从他们拘泥于气质的偏颇，沉溺于物欲的蒙蔽，才开始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而不相亲爱，不相顺从。于是再次命令司徒，恭敬地施行教化，而又宽裕地等待他们，使他们从容浸润，逐渐进入，那么他们天性的真诚，自然显露，不能自己停止了。”

臣谨按：先儒说这实在是万世教化百姓的开始，而其作为教化的内容，不过是人伦罢了。大概人没有不具有这些人伦的，但不能都有能力尽到其中的道义，所以圣人任命官员掌管教化，必须宣扬并颁布。宣扬则详细阐明，颁布则努力推行。敷字内包含这两层意思，使天下的人都能相亲爱、相顺从，而和乐有恩义以互相融洽，有序有义以互相维系，这才是设立教化的最高意图。然而其确立教化的根本，则一定在于敬与宽。用敬来持守自己，那么整齐严肃，就不必担心失于放纵松弛；用宽来施于人，那么涵泳从容，更不必担心失于迫切。史臣称帝舜慎重地彰显五典，慎重固然有敬的意思，彰显也有宽的意思。敬与宽在道理上互相补充，在事情上并行，这就是孟子所引用的尧的话“慰劳他们、招来他们，匡正他们、使他们正直，辅助他们、扶持他们，使他们自己有所得，又从而振奋他们的德行”的旨意，而为千万世掌管教化的人所不能改变的。周官也说司徒掌管国家教化，敷布五典以安抚百姓。所谓安抚，在于顺应其本然的道理，以确立为当然的准则，使天下人效法，而调摄其不平之气，融化其不顺之情，不追求浅近的成效，不单纯依赖督责的力量，都驯服地达到亲顺成风而后停止。这成周所说的“安抚”，犹如有虞所说的“宽”，本来没有两样。只有这样，所以凡是具有这些人伦的人，都顺应其心所不能蒙昧的，而有以使其明察识别，也顺从其性所不能抑制的，而有以使其充分推行。将看到有亲、有义、有别、有叙、有信，没有不服从于道德齐礼之中的，而百姓相亲、五伦相顺，共同归于太和翔洽的盛世了。

尚书

敬敷五教在宽

编修张九镒

臣谨按：上天爱护百姓是很深厚的。担心他们相生相长而没有办法与群物区别开来。于是赋予他们本然的道理，而联系以不能抑制的情义。圣人承天意以治理百姓，不是能脱离本然与不能抑制的而另外设立教化的。人伦日用，切实地指示他们，使他们从容浸润，都知道有人道的快乐，而凌竞浇漓的习气逐渐消减。因此教化施行而风俗美好。现在百姓生活丰厚，因物欲而有变迁。丰厚者可以变迁为薄劣，也知道薄劣者可以变迁为丰厚。这转移的关键在上层而不在百姓。百姓每天从事于君臣、父子、长幼、夫妇、朋友的人伦，而不明白亲、义、序、别、信的原因。难道都是没有善性吗？是拘泥于气质的偏颇而沉溺于物欲的蒙蔽造成的。气质偏颇而常理多任情的过失，物欲蒙蔽而外累实是禁锢性情的开端。开始还是血气心知没有完全败坏，接着力量胜则互相角斗，智巧胜则互相残害。善恶迷乱，诈伪交相萌生，甘愿做出放荡越轨的举动，而习以为常地做出顽钝无耻的行为。这本来是君主日夜深切担忧的。所以舜命令契施行五教说：“敬”和“在宽”，这就是尧的慰劳

译这又是进而振奋其德行的意思吗？臣听说：百姓好比是水。水的本性是向下流淌，如果不通过教化和堤防来约束它，就无法阻止。帝王知道防范必须周全，而教化必须真诚且恳切。所谓“敬”这一个字，本来在任何时间、任何事务中都应当保持。而在建立教化方面，尤其显得迫切重要。《礼记》说：“司徒修明六礼来节制百姓的天性，彰明七教来兴起百姓的德行，整齐八政来防止淫邪。”虽然就这五项内容加以推广，反复阐述，但其主要的防范原则已经统摄在这里了。这难道不是极其重视吗？况且教化百姓，难道只是依靠法制禁令，一味地苛责而不停止吗？苛责则百姓日渐习惯后就会感到烦扰痛苦，把仁义礼乐看作是束缚自身的机械工具，不是逃避事端以求安宁，就是背离正道而不顾。这就是所谓的倒退着行走却想前进。贾谊说：“用道德教化来引导百姓，道德教化融洽，百姓的气度就会宽厚端正，这是完善道德教化作用的方法。”逐渐浸润、慢慢磨合，温和而柔和地对待，使百姓服从教化时欢欣愉悦，就像口渴想喝水、饥饿想吃饭一样。他们违背教化时战战兢兢，就像背负着针尖、踩踏荆棘一样。通过熏陶感化，百姓一天天向善远离罪恶而不自知，那本然的理性和不容抑制的情感都时时在不可遏制地显露出来。唉！这难道不是极其纯正且完备吗？臣曾观察，国家的根本在于百姓。百姓的善恶，在于风俗。教化是风俗的源头。教化推行，百姓的生活就一天天变得敦厚。百姓生活敦厚，君主才能解除忧虑。只是一转念之间，天下就呈现出和乐融洽的景象，共同享受太平和谐。这确实在于负责的官员本着恭敬之心，施行宽厚之术，早晚宣扬教化，而不是仅仅把它当作形式上的空文。这样就差不多了。

译尚书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给事中臣邵锦焘

蔡沈说：“夙是早，寅是敬畏。直，是指心中没有私心邪曲。人能够以恭敬来端正内心，不让内心稍有私心邪曲，那么他的心就洁净清明而没有物欲的污染，可以通达神明了。”

王樵说：“人心的正直，就是端正；而恭敬就能正直，不恭敬就会邪曲。人心的本体，清明是其常态；而正直就能清明，不正直就会杂乱。如果不正直而清明，侍奉神明就困难了。所以在早晚之间，不要说没有显赫之处，没有人看见我。应当在无人看见时也如同面对神明一样恭敬。”

臣谨按，这是虞帝任命伯夷掌管礼仪，而以恭敬作为侍奉神明的根本。大概恭敬，是圣人之学得以始终成就的原因。人能够收敛此心，使它不放纵迷失，那么他的心自然没有私心邪曲。既然没有私心邪曲，那么他的心就清澈虚明，自然没有物欲，德行与神明相合，可以主持祭祀典礼以通达幽远。然而臣认为，主敬的功夫，如果能够严密而又严密，不仅可以主持三礼，而且千古人臣侍奉君主的准则，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的。现在，正直，是人之所以生存的道理，乾道以动直为德，坤道以直方大为德。人获得天地的道理以生存，他的心本来没有不正直的。只是心中不存恭敬，那么起初放纵安逸，逐渐邪曲，有浮游迷惑而不献出诚意的。而清明，是人心本明的本体，如同止水不接受泥滓，如同明镜不蒙受细微的遮蔽，如同太虚不着一尘。他的心本来没有不清明的。只是心中不存恭敬，逐渐违背正直，那么欲望扰乱内心，利益交错于外，有言语清高行为污浊而营谋私利的。只有合并早晚而常存敬畏之心，无论动静，无论事情大小，无论遭遇有无变化，都以戒慎恐惧来对待。在隐蔽的地方，如同接待神明；在梦寐之中，也保持斋戒肃穆。礼所说的“无不敬”，就是这个意思。既然无不敬，就无不直。坤卦的文言说：“敬以直内。”唐代孔颖达疏说：“内指心。”就是用这种恭敬来端正内心。朱熹说：“直，就是直上直下，胸中没有丝毫委曲。”既然心中存有敬畏，却仍然趋向邪曲的，未曾听说过。况且恭敬而能正直，有不期望清明而自然清明的。存于心中的没有制约的偶尔疏忽，自然接于外物的没有物欲的引诱。在宁静专一之中，志气清明，不被利欲拖累内心，这难道不是居敬直内的极致吗？而一定要期望在早晚的原因是什么呢？大概早晚，是用来与神明相交的。礼记说：“在室内致斋，在室外散斋，斋戒三天才见到所斋戒的对象。”又说：“恭敬尽到然后可以侍奉神明。”所以在早晚之间，神明升降相通，面对神明严肃，所以与神明相交的方法，实际上根本于此。然而臣认为，不仅可以主持三礼，即使千古侍奉君主的准则，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的。《诗经》说：“早晚不懈怠，以侍奉一人。”这就是恭敬君主的意思。人臣恭敬地侍奉君主，那么安守职位，喜好正直，自然没有偏曲之心，而且志向高洁行为芬芳，清廉的操守自我激励，更没有私欲的牵累了。只有正直且清明，而全部统摄于恭敬。确实早晚起床睡觉，应当不忘敬畏恭敬的念头啊！

尚书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监察御史臣齐轼

蔡沈说：“夙是早，寅是敬畏。正直，是指心中没有私心邪曲。人能够用恭敬来端正内心，不让内心稍有私心邪曲，那么这个心就洁净清明而没有物欲的污染，可以通达神明了。”

臣谨按：早晚恭敬，正直而清明。这两句话不但侍奉神明的道理尽在其中，即使心学的要领也尽在其中了。大概清明，是心的本体。澄澈无边，清明如同太虚。清明就没有私心，与天地合德；清明就没有遮蔽，与日月合明；清明就有节制，与四时合序；清明就有分辨，与神明合吉。可见清明的意义大了。人心之所以不清明，是由于不正直；心中多有私心邪曲的缘故。人心之所以不正直，是由于不恭敬；心中多有懈怠迟缓的缘故。所以帝舜告诫秩宗，首先提到恭敬。恭敬，就是敬。孟子说：“平旦之气。”平旦，就是寅。人能够在早晚之间，常常如同平旦，就没有时刻不恭敬，没有时刻不敬。君子用恭敬来端正内心，正直那么清明在身，志气如神，而心的本体就纯粹完整了。这样才可以侍奉神明。帝舜没有时刻不与神明相交，所以心学的要领通过任命秩宗来阐发。

尚书

帝说：“夔，任命你掌管音乐，教导贵族子弟。正直而温和，宽厚而严肃，刚强而不暴虐，简约而不傲慢。诗表达志向，歌延长言辞，声音依据歌辞，律吕调和声音。八音能够和谐，不互相扰乱次序。神与人和谐。”

检讨臣德保

臣谨按：乐是和谐，性未发的时候是中，发为情而符合节度的是和。古代帝王将政治教化寓于声乐之中，用它感动天地，那么阳气不散，阴气不闭塞；用它感动人心，那么刚气不怒，柔气不慑服。大概建立中和的极致，作为乐的根源；具备情文的盛大，作为乐的教育。培养德行，培育人才，侍奉神祇，感通上下，乐的功效用很大啊

译啊！那些贵族子弟，是负有治理天下国家责任的人，他们的情感欲望难免会受到繁华奢靡的干扰，气质禀性难免会有高明与沉潜的区别，所以通过反思情感来调和他们的意志，通过广施音乐来完成对他们的教化。对性格刚直的人进行教化，使其温和而不偏执于刚直；对性格宽厚的人进行教化，使其庄重而不偏执于宽厚。因此，音乐是作为辅助和引导的教化手段。对性格刚强的人进行教化，使其不可被欺辱；对性格简略的人进行教化，使其不可傲慢。因此，音乐是作为警戒和禁止的教化手段。于是，贵族子弟的品德，全都达到了中正平和的境界。

然而，音乐声调的产生，必定源于内心，人心的触动，必定表现在言语上。具备于本性中成为德行，抒发于意志中成为诗歌，由诗歌而成为歌唱，长短节奏，是用来延长和美化言语的。由歌唱而成为声调，高低快慢，这就是所说的“声依永”。与声调相协调的，必定要符合音律，通过三分损益法，隔八相生，这就是所说的“律和声”。在自然界中有八风，在音乐中有八音，八音能够和谐，不互相扰乱次序，这就是所说的“大小相成，终始相生，唱和清浊，交替互为纲纪”。

由此将音乐献祭于郊祀和宗庙，那么神灵没有不和谐的；由此在朝廷上演奏，那么人们没有不和谐的。那么音乐推行而伦理清明，以彰显天人交感带来的福佑，这不正是大司乐所说的“通过盛大合乐来招致神祇，来调和邦国，来协和万民，来安抚宾客，来取悦远方之人”的验证吗？

然而，养育百姓的道理，以音乐最为重要。自古以来的帝王，都是先修养自身然后创作音乐，音乐能够振奋最高美德的光辉，感动四季气候的和顺，彰显万物运行的道理，是圣人内外兼修的关键，是整齐治理、均衡公平的根本，用来穷尽天下的事理，用来端正万般变化的本源。因此，圣人的音乐，本来不是一日之间积累而成的，难道仅仅是用来教化贵族子弟吗？

从前，帝舜挥动琴弦歌唱教化之风，并任命夔掌管音乐，凡是关于创作音乐的性情、实现音乐功用的道理，不过几句话就概括无遗，后世谈论音乐的人，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的。

译尚书

诗表达志向，歌咏延长言辞，声音依据歌咏的长短，音律调和声音。

监察御史臣丁廷让

蔡沈在《集传》中说：“心所趋向的叫做志。心有所趋向，必定表现在言语上，所以说诗表达志向。既然表现在言语上，必定有长短的节奏，所以说歌咏延长言辞。既然有长短，必定有高下清浊的区别，所以说声音依据歌咏的长短。声音，指宫、商、角、徵、羽五音，这就是所谓声音依据歌咏的长短。既然有长短清浊，就必须用十二律来调和它，才能形成文辞而不混乱，这就是所谓音律调和声音。”

臣谨按：音乐是天地的和谐。凡是声音，都是由人心产生的。那产生于人心的声音，通达于人的发声，而音乐的道理和教化的事务，就蕴含其中了。大概自从天地有了气数，人生有了性情，性发为情，而中和的道理就显现了；气符合数，而节制宣发的细微之处，本来就可以依次验证，但关键一定要从志开始。人有所志，必定表现在言语上，所以说“诗表达志向”。风谣所涉及的，委婉而多思；讴吟所传唱的，微妙而善于感人。人的发声由此开始依托了。然而这还不足以称为音乐。等到流连咏叹，歌便由此产生。歌不就是用来延长言辞的吗？君子听了就知道，适宜于风、适宜于雅，这是志向的引申吗？然而这还不足以称为音乐。抑扬往复，声音便由此发出。声音不就是依据歌咏的长短吗？君子听了就知道，符合商音、符合齐音，这是歌的类比相成吗？从此人的发声的作用，无不全部宣发了。然而声音未必和谐，就用音律来调和它，即用乐器审察音律而穷尽其变化，那么声音纯粹明亮、条理分明而不互相混乱；按照音律排列声音而穷尽其神妙，那么温和平和、中正而不互相侵扰。大概声音，宫、商、角、徵、羽，原本就有长短清浊的区别。大致长而浊的是宫音，逐渐变清且短的就是商音、角音、徵音、羽音。比如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总之以上生下生、三分损益、隔八相生的规律，势如破竹。天地的大数，始于一而终于十。黄钟以九数为法，如果通用其全数，那么变化就无法运行。使用九数的方法，正是圣人心中的妙算。只有以天地自然的数，契合于人声自然的节奏，或许声音无不和谐，而制作音乐的道理，其根本就在于此吧？孔子说：“兴起于诗，完成于乐。”大概是为了荡涤邪秽，消融渣滓，动荡血脉，流通精气，培养其中和的德行。《乐记》说：“大小互相成就，终始互相产生。”《礼运》说：“五声六律，十二管，轮流作为宫音。”这就是所谓音律调和声音。这音律，正是天地自然的数，人心自然的声音。歌咏遵循音律而不违背，那么心志平和，这就是正直者、宽厚者听到后感到温和且敬畏的原因。声气本源于阴阳的规律，那么志气清明，这就是刚强者、简略者听到后没有暴虐和傲慢的原因。大概以志为开始，所以能协调刚柔的作用，而保全其材质；以律为归宿，所以能改变气质的偏颇，而培养其德行。教育贵族子弟，确实要依靠音乐。就是这样。

尚书

任命你担任纳言，早晚传达我的命令，务必公正允当。

给事中臣杨二酉

蔡沈说：“纳言，是官名。命令政教，必须让他审察，既然允当然后才发出，那么谗言就不能施行，而矫饰虚伪也就无处依托了。陈述奏报、覆逆之事，必须让他审察，既然允当然后才呈入，那么邪僻之人无从进身，而功绩绪业有所稽查了。”

陈师凯说：“自从孔安国注出，将‘纳朕命’解释为听。下文说纳于上，接受上面的话宣布于下。蔡传又区分命令政教、敷奏覆逆，来对应出纳。然而最终在‘朕命’二字上不通顺。我私下认为，是要求他审察君主的命令是否得当，得当的发出，不当的收纳，只做到允当为止。如同后世批红审覆的官员，或许对于‘出纳朕命’的文义才明确通顺。”

臣谨按：人君承受天命统治天下，每天有成千上万件事呈现在面前，诚意有所未至，明察有所未周，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依赖的有人，陈述善言、堵塞邪路，使嘉言美政每天在朝野上下之间传达，而谗言殄行都不能兴起乘虚而入，那么纳言的职位极其重要了。纳言的难处在于，承担审覆的责任，而有封驳的职责。朱子说如同汉代的侍中、宋代的给事中，他们入告出宣，也能纠正过失、纠举谬误，职位与谏官相等。司马光论谏官说：“以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弊，汇聚于一官，让他进言。担任这个官职的人，应当志在大处，舍弃细处，先急后缓，专利于国家而不为自身谋划。”纳言也是这样。欧阳修又说谏官虽然地位低，与宰相相等，大概说：“与天子商议可否的，是宰相；与天子争辩是非的，是谏官。宰相决定天下的机要，谏官陈述天下的事务。所谓纳言，审察天下的道理，决断天下的议论，可行的陈述它，不可行的斥退它，正确的宣布它，错误的争辩它，功劳难道在宰相之下吗？”如果不是公正明达、正直，谁能参与这件事呢？舜任命龙，是在教养兼隆、礼乐明备之后，认为群贤虽然兴盛，治功虽然成就，如果谗言离间得以施行，那么贤者不安而前功就废弃了，所以任命他担任纳言，以防备谗言离间，保卫群贤以完成最终的功业。

译大智如舜，能够防微杜渐，将治理与败乱的关键，系于这一道任命，那么舜之所以信任龙，必定能确保政令的发布与接收公正允当；而龙之所以成为龙，必定能不负帝王的命令，这些都可以由此推知。后世并非没有负责进言的官员，但像龙那样公正明达、正直的人未必存在，他们空有传达政令的职责，却很少有封还驳正之事，于是导致邪说泛滥，国事多错，这难道是设置纳言官的本意吗？从前唐太宗能够信用魏征，从而成就贞观之治；德宗未能始终任用陆贽，后来国家几乎陷入混乱，可见谗言能中伤君主，是多么可怕啊！观察这些可以引以为鉴，舜任命龙的用意，重在远离谗言，而陈师凯拘泥于“朕命”二字的含义，认为是要他审慎考察君命的是非对错来决定传达与否，这与上文“杜绝谗言，灭绝邪行”的语义不太连贯，确实不如孔安国、蔡沈两位注家的解释详尽透彻。

译《尚书》

早晚传达我的命令，务必审慎允当。

给事中【臣】鹿迈祖

蔡沈说：“政令教化，必须加以审慎，确认允当之后才发布，那么谗言邪说就不能施行，而虚伪欺诈也就没有依托了。确认允当之后才呈报，那么邪恶偏颇之人就没有途径进身，而功业政绩也就有所考核了。周代的内史，汉代的尚书，魏晋以来所谓的中书、门下省，都是担任这种职务的。”

【臣】恭敬地认为：上天没有言语，君王代替上天而发言，所以君王的命令就是天命。上天以万物为心，所以乾元创始，无私地普遍化育万物；伟大的君王以覆载万物为度量，所以圣明的谋略广泛推行，有觉悟的征伐之王。一心一意的一人君，在这里想要使各方都顺从训导，四国都顺从，那么掌管上天喉舌的人，他的事情难道不重大吗？君王有命令，显扬的是庆赏刑威的重大政事，深藏的是予夺进退的微妙权柄，用来觉悟世人、引导百姓，向将来宣示。这本来经过多次深思熟虑，还不足以表达其郑重思考的，而在出纳之际，却用轻慢随意的方式对待，可以吗？自从那些顽固奸邪之人，有的借上防之名而发出，以动摇国家大计；有的假借公论之名而进入，以迷惑君王的听觉。而智巧奸佞之徒，得以施展他们的权术。即使不是这样，即使是上面的命令，在抑扬轻重之间，稍微失去其本意，就是毫厘之差、千里之谬，深深关系到治国的大体。出纳不谨慎，而谗言危害治道的就多了。因此，义利公私的分别，应当尽早辨别，而在早晚出纳之间，防范必须严格。其发出时，确认允当之后才发出，确认出自君王之意而没有小人攀附其间，与其确实出自君王之意，然后才向四方颁布，而恩德意志得以宣扬。其呈报时，确认允当之后才呈报，确认出自民意而没有小人依托其间，与其确实出自民意，然后才呈报朝廷，而群情得以协调。因此，虚伪欺诈无处施展，邪恶奸佞没有途径进身，君王的听觉不被蒙蔽，国家大计得以昭明。由此君王的明命，统一于天命，而谗言危害治道的忧虑就没有了。只是想到中古盛世，喜悦兴起同心，九官十二牧，师师济济，本来已经野无遗贤，万国安宁，哪里还有顽固奸邪之人值得忧虑？却一定要以出纳务必允当，反复告诫，甚至与明五刑、敷五教、典礼典乐等人同等重视，这可见圣帝谨慎开始、考虑终了，防范维系如此周到。孔子对郑声和奸佞之人的告诫，隔代也有相同的准则。《尚书》

帝说：“咨询你们二十二人，要恭敬啊！只有这样才能胜任天功。”

编修【臣】蒋麟昌

【臣】恭敬地认为：帝王代替上天治理万物，一天有万般事务，无非是天上的事。而立于万般事务之先，周遍于万般事务之后的，一以恭敬为主。《虞书》开头是“恭敬顺应昊天”，结尾是“敬承天命”；开头是“恭敬明察”，结尾是“恭敬啊”。帝王统系相承，不外乎此，所以能用敬天的心，行法天的政，而治道贯穿千古而独自兴隆。虽然，人主能以一心运转天下之机微，不能以一身周遍天下之事务，百官众职，所以分担一人之任。君王奉天而臣子奉君，奉天就应当以天的心为心，奉君就应当以人君奉天的心为心。唐虞草昧初开，人心淳朴，君臣神色相警戒，必定反复言天，大概天人感应之理确有可凭，而不是付之于或然或不然的偶然，所以二十二人所分担的功业，统系于天。【臣】听说：整理丝线的人聚集千万缕而梳理分开，不可混淆；应对事务的人积累千万事而杂乱投入，不可紊乱。亮工的意义，就是《皋陶谟》所说的“众明励翼”。天事日运而不息，人事日起而有功，“时”的意义，也很大了。虽然上治无迹，而堂廉中有震动恪恭之象，那么海内之气清和咸理。舜所以重重地警惕他们，当时纲纪初张，平成未奏，二十二人辅佐君王，终于致太平。“钦哉”一命，用意良深啊。【臣】曾经绎而思之：人臣不知谨独之学，在职乃多粉饰之文，相习成风，于是多丛脞，这怎么振天下之志气，而化天下之朋党呢？大抵聪明材力，日用则日见有余，放松则日见不足，也要看其志气如何。志气清明，动无不吉；如果委靡瞻徇，遇一事而迁延，推诿说“等待异日”，又过一段时间说“等待后人”，即使锐志前往，很少能坚持到底，虽有初图，也成为文具了。那么庄敬者，是日强之本。顾视荩臣之尽职，以靖共尔位，早晚不懈，为敬，那么其敬公；具臣之循分以奉行故事，侥幸求免过，为敬，那么其敬私。诚令天下晓然于公私之别，就在天理流行处，时时悚惕，此心渐渐至德性坚定，那么自私自利之说，自然不足以入其怀，来无欲而虚，有主而静，逐渐达到泛应曲当，功崇而业广，那么敬诚。率作兴事之本，而志气之所由振也。朋党之兴，动关国事。朝廷官非一职，位非一人，然而必须以数十百人之心分之合之，皆所以为国，然后君王得以受其事之成。古来门户一开，竞相不相下，

译大体上是因为恩怨分明，人们各自为政。所以如果内心幽深独处却光明磊落、不欺暗室，如同帝天那样可以凭借，如同神明那样昭然鉴察，尚且忙得正直尽忠、不顾自身都来不及，又哪里会有结党营私呢？况且臣子侍奉君主，也不过是用心罢了。如果以恭敬谨慎为心，就会慎重对待名位与权柄，不拉拢引荐他人，这并不是为了避嫌；即使爱惜人才，不忘礼贤下士，也不是为了博取声誉。如果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百姓，即使众说纷纭，也不妨借箸指画来陈述意见。如果道理有不安妥之处，情理有不顺畅的地方，即使满朝文武都唯唯诺诺，也不妨补写奏章进谏。那么，唐尧虞舜时期君臣同心协力、恭敬合作以共同成就大业，通过“都俞吁咈”的应答来互相补益，确实是值得怀念的啊。臣进一步推究，当时舜的德行称为温和恭敬，舜的政治称为谨慎美好，这种敬畏之心昭然若揭。而益进言说：“不要沉溺于安逸，不要过度于享乐。”皋陶进言说：“上天的明察，来自我的百姓的明察；上天的敬畏，来自我的百姓的敬畏。”古代君臣告诫劝勉的意旨，本来就以一人的恭敬作为倡导。虞廷十六字的心法传承，特别强调“危”与“微”，假如认为没有危险而安于现状，那么声色臭味就容易乘虚而入；假如认为非常细微而忽视它，那么喜怒哀乐就会决堤泛滥。舜只有持守精一的原则，为臣僚开启先路，才能昭明地承受上帝的申命而获得美善。而他的臣子也想着每天辅佐成就帝王的功业，那么当时彰显天道的功绩，不就是天人感应的明显证据吗？

译尚书

帝说：“咨，你们二十二人，要恭敬啊！要顺应时势，辅佐显明天帝的功业。”

监察御史李防

陈大猷说：“都应当恭敬地顺应时势，以辅佐显明天帝的功业。二十二人职务虽然不同，但治理天下的事情是一致的，所以提纲挈领，总括告诫他们。”

臣谨按：这是帝已经任命四岳、九官、十二牧之后，再次申诫的言辞。探究他立言的深意，可以看见朝廷设官分职的根本，可以看见百官早晚恭敬供职的实情。大概上天降生百姓，百姓不能自我治理，而把治理的事交给君主；君主也不能独自治理，而把治理的事分给众官百职。因此臣子的事无非是君主的事，而君主的事无非是天帝的事。自后世视此为人为的私事，所以天位、天职且被当作奔走侍奉人的工具，而应召而来的人，上等者只志在功名，次等者只图利禄。选拔人才的法度不明，建立官职的意义不显，致使治理不如古人的原因就在这里。我谨考查帝舜任命众臣时说：“顺应时势，辅佐天帝的功业”，如果不把爵位赏赐当作自己的功劳，而且也不敢独自专断分毫事务，确实是因为伦理天叙、礼制天秩、服从天命、刑罚天讨，即使像我的工官、我的上下草木鸟兽，也无非是本着天所规定的范围，而不过是曲折成就而不遗漏罢了。工官、虞官、水官、火官，举凡上帝想要治理的方面，只有人来代替治理；礼乐兵农，举凡上帝想要使用的人，只有帝来驱使。帝善于用人，固然也是帝善于承奉天意。至于众臣之所以顺应时势辅佐的，更是不止一种：有的治理外朝，有的治理内廷，各自途径不同；有的总领治理，有的分领治理，各自责任不同。而帝只说“钦”（恭敬），为什么呢？恭敬则妄念消除，而自私自便的图谋全不足以扰乱其公忠的本体；恭敬则神智产生，而为疑为撼的端绪全不足以扰乱其宁静的胸怀。所以任职无论大小，统之以“钦若”（恭敬顺从）之心，自然没有不称职的职守；才能无分优劣，摄之以“钦翼”（恭敬辅佐）之念，自然没有不通的智虑。那鲧的功绩不成功，只说是“违背命令，败坏族类”，这就是不恭敬的缘故。而帝尧的光明照耀四方，帝舜的元德上闻于天，一个说“钦明允恭”，一个说“温恭允塞”，难道不是能恭敬的验证吗？由此可知古帝王达到大治，没有一件事不本于天，没有一个人不源于敬。君主懂得这个道理，那么以简在帝心为去取的标准，不敢用爵位俸禄亲近私臣；而臣子坚守这个道理，那么以不懈怠为进献纳谏，又怎敢因循守旧荒废职事呢？

尚书

钦哉惟时亮天功

监察御史胡宝瑔

臣谨按：帝王承受天命，履任天位，必须效法天道运行刚健，以体察天心，而尽到天职。那么凡是君主的事，都是天帝的事。君主在上兢业谨慎，臣子在下恭敬供职。天帝把事授予君主，而君主统率治理；君主把事委任给臣子，而臣子分理治理。侍奉君主的事，就是侍奉天帝的事。天帝的事，就是天帝的功业。这虞廷二十二人，总括告诫他们要顺应时势辅佐天帝的功业，而必定以“钦哉”共同勉励，是因为君主以恭敬作为行事准则，臣子就以恭敬尽到职责。《周官》说：“唐虞考察古制，建立官职共一百人。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百揆用来统率众官，四岳用来统率十二牧。”有总领治理的，有分领治理的，各自恭敬其职务，以顺应时势辅佐天帝的功业。大概二十二人的功业，都是君主的功业；而君主的功业，都是天帝的功业。以恭敬确立顺应时势辅佐的根本，以顺应时势辅佐扩大恭敬的作用。有明作之才，而又以小心谨慎来统领；有振兴之气，而又以严肃敬畏来主导。自然不容不警惕于对扬君命，凛然于上天的降鉴，而恭敬事君。敬君如同敬天，那么亮采惠畴，各自宣发力用，鞠躬尽瘁，不知其劳。这样君主有得人的喜庆，臣子没有荒废职事的过失。那百揆、四岳，是用来治理内廷的；州牧、侯伯，是用来治理外朝的。君主以一人统揽大权于臣工之上，夙兴夜寐，日理万机，本无安逸之心，以敬奉天命的旨意，而时势几微交相警戒，不敢稍有懈怠。凡是做臣子的，不以身殉职有常法，白吃饭有警戒。他们为上为德，为下为民，以兴盛众功业，而安顿众事务，能不恭敬吗？恭敬则真诚，真诚则无欺，无欺而心都是实心。恭敬则公正，公正则无私，无私而政都是实政。礼乐兵刑、工虞水火，虞朝之所以纲举目张，内修外治，灿烂都有成绩，是因为上不辜负君主，也就是不辜负天帝。君主因恭敬而明察，臣子因恭敬而辅佐。君主敬天而勤民，臣子敬事后食，而且警戒无虞，慎修思永。君臣一心，上下一心，众政所以和谐，万国所以安宁。

尚书

钦哉惟时亮天工

监察御史张日誉

臣谨按：虞舜这话，显示出官职应当尽到。人臣承受君主的简拔任命，布列众位，不只是博取荣名、承受厚禄罢了。以君主的事为事，就应当以君主的心为心。那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机君主没有细微的不谨慎，那么臣子所以恭敬供职，不荒废官职，也不可有一念的松懈。

译自古以来谈论臣子职责的人，都认为应当为了国家而忘记家庭，为了公事而忘记私利，因为侍奉君主的事情不容迟缓。然而，这不仅仅是君主的事务，更是上天的功业。《尚书·尧典》说“天叙”，表明阴阳秩序有其本源；《尚书·舜典》说“天秩”，表明等级节度有其根本；德行称为“天命”，罪过称为“天讨”，表明刑罚与赏赐没有私心。上天原本不是轻易托付重任，那么责任就不容推卸，臣子怎能不自我勉励呢？然而，尽职的方法在于顺应时势，而顺应时势的关键，在于主敬。政务繁多，只有果断才能集中处理，只有敏捷才能建功。时势所乘，就是事务所趋。如果暂且等待日后，无论是不去执行；即使去执行了，而当前所放弃的已经很多。况且到了日后，哪里知道事情不会接连兴起，还有闲暇做这件事呢？因循苟且，往往越积累越繁杂。只有及时防范，对前面的事情不延缓到后面，早晨勉励的事情不留到晚上。五个时辰既已安抚，各种功绩自然日渐凝聚。只是勤勉的精神，必定由小心谨慎而产生。没有谦抑的念头，每遇到事情就多疏忽少谨慎；沉静的思考，也容易随处被忽略。所以圣王告诫臣工，不用其他方面来传授，而一定用恭敬来勉励，认为恭敬就能周密，而心思不流于粗疏浮躁；恭敬就能勤勉，而情感不流于懈怠安逸；恭敬就能安定，而事务不扰乱于频繁变更；恭敬就能明察，而机变不迷惑于权宜之计。古人奋发有为、兴盛大业，其方法不超过这个。虽然如此，恭敬之道，所涵盖的很广。《尧典》的言辞以恭敬开始，《益稷》的谋略以恭敬结束。恭敬修养可以如愿，只有恭敬可以迎接上天的福佑；谨慎你的祥刑，只有恭敬可以体恤百姓的生命。凡是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要点，无不全都包含在其中。治理国家的人，可以片刻离开它吗？

译尚书

恭敬啊，顺应天时，勉力完成上天的功业。

监察御史臣永世

臣谨按：古代帝王极其隆盛的法则，至为美好的治理，他们之所以能够宽裕地保持盈满、稳固泰平的根基，达到长治久安的盛世，关键在于都持守一颗恭敬的心，将其作为勤政的根本罢了。大概朝廷的治理，就是上天的治理；百官的职责，就是上天的职责。以恭敬之心谋求治理，严肃地顺应天命而笃行温和恭敬，警惕戒惧的念头在朝夕之间毫不松懈，那孜孜不倦而不停止的，常常在光明正大、宽厚安密的修养中磨砺。以恭敬之心奉行职责，勉励辅佐而效法公忠恪慎的情怀，始终没有间断，那敬畏谨慎而不厌倦的，尤其在纯粹专一、持之以恒的状态中勤勉努力。因此，在尚未治理好时谋求治理，尚未安定时谋求安定，告诫劝勉的殷勤，常在盛世明时中警惕激励；在已经治理好时更加谋求治理，已经安定时更加谋求安定，长久深远的教化治理，自然显著。那宏大的谋划，只有以恭敬确立勤政的根本，这样大业才能光辉昭著，伟大的谋略才能显赫盛大，其道理全都由此而来。君主一人效法上天来治理天下，而将职责分派给众臣，凡是臣子用来辅佐赞襄、奋发功业、光大事业的行为，哪一件不是上天的事务呢？然而，忧虑勤勉是为了保持泰平安定，容易忘记恭敬谨慎，当政事修明和谐之后，百姓歌颂安乐利益，风俗崇尚敦厚朴实，那些承接流风、宣扬教化的人，或许因为依赖太平盛世，导致兢兢业业的警惕偶尔松弛，这怎么能协调恭敬以光大谋略功业，对实现治理国家、保卫社稷的重要道理有所裨益呢？大概长久安定、长期治理的事业，在于法令的尽善尽美，而更在于谨慎守法的意志；在于政事的全面施行，而尤其在于敬畏布行政令的心。上天造就的君主，君主不能独自治理，广泛弘扬君德以迎接上天的福佑，只在于作为辅佐明察的职司，彰显其教化，可以说在瞬息之间，能不增加警惕吗？恭敬地辅佐协调治理，务必符合中道；启发劝谏、匡正辅佐，务必契合正道，本着真实的心意来尽到辅佐赞成的道义。已经治理好而更加谋求治理，使成功的广泛普及更加显著，而恭敬承奉毫不懈怠，什么时候不怀着严肃敬畏之心？上天生育众民，而百姓不能自我治理，体恤百姓疾苦以顺应天心，只在于寄托于股肱心腹之臣，宣扬其谋略，可以说在仓促细微之处，能不深深戒惧吗？恭敬地教导农耕、阐明伦理，务必尽到职责；掌管礼仪音乐，务必竭尽诚心，施行实政以效法恭敬赞成的美好。已经安定而更加谋求安定，使丰功伟绩的完备更加明显，而恭敬顺从不违背，什么时候不挂念无怠无荒的念头？由此可知，恭敬是处理事务的根本，而人事无非是天事，一件事的严肃恭敬，可以贯通万事，那么不荒废人事的人，自然就不会荒废天工。恭敬是持守心志的关键，而人心可以印证天心。一天的戒慎，必定要以此矢誓百年。那么长久取信于人心的人，自然长久凝聚天命。这就是主敬的功业，之所以成为治理国家、保卫社稷的重要道理的原因啊。

尚书

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罢免或提升官员，区分昏庸与贤明，各种功业都兴盛。

右中允臣朱良裘

臣谨按：唐尧虞舜的时代，设立官职只有百官，而考核的制度非常严格。在《尧典》中有说：“评定协调百官。”又说：“确实治理百官。”由此可知当时的时代，其官职就像工匠一样，其事业都期望专门治理而想要精益求精。虞帝任命官员以奋发功业、光大事业，既咨询了二十二个人，而又勉励他们适时勉力完成上天的功业。而对于进退百官的措施，又定为三年考核政绩的制度。绩，意思是积累，其意义没有比治理丝线必须一丝一毫地积累更显著的了，有一息不间断的功夫，然后纹理成就，有昭然可见的痕迹。所以考核其成果，必定以月为单位延迟，以年为单位汇总；而考核其功绩，实际上是以早起晚睡的思考来逼迫。大概君主授予一个人一个官职，必定有一个官职所掌管的事务；而臣子享受俸禄一天，必定有一天分内应该做的事。只有长官倡导有方，然后众官才鼓舞而不疲倦；也只有担任小职而没有荒废官职的指责，然后担任大职才有考察官吏的能力。这是天下的普遍道理。只是其中有余缺的数目，不可以日月的计算为依据，所以必定等待三年后才考核其政绩是否有成。又因为才能长短不一，时机有利有钝，事务有繁有简，责任有重有轻，不能相提并论，所以必定经历三次考核后才加以罢免或提升。不说能否而说幽明，正是以政绩的显著，明显地在人们耳目之间，而昏庸者一无表现，分明如黑白之别。这就是罢免提升合乎天下至公，而群力竭尽，众功广布的原因。《周礼》中冢宰的职责，年终则命令百官各自整顿其政务，接受其汇总，听取其制度，而告知君王废置。三年则全面考核群吏的治理，而诛罚奖赏，历代有先后，所以制度有迟速。但考核的方法，没有可以改变的。汉魏的君主屡次讲求考核的方法，而不得其要领。汉京房奏上考核官吏的法令，未见施行，而被小人诬陷。魏杜恕于是说：“不能尽其用人，虽然文书具备也无益。”历经六代而考核之法不显著，经过七位圣君而考核的要领未确立。其法可以粗略依据，其细节难以完备列举，于是考核竟不实行。大概考核的不便于世，已经很久了。自从考核不实行，后来的用人者就苦于没有依据，有的按年资，有的按门第，有的按采访，有的按保举。任用法度或任用人情，

译这都可以由考察而得知，并非有得无失。唐代陆贽曾说，选拔官员以简拔贤能，罢免官员以黜退不肖，依据资历和等级来安置中等才能的人，他的议论是公平恰当的。然而，如果不一一考察他们历任官职的政绩，那么所谓的贤能、不肖与中等才能，又怎么会有确定的标准呢？杜恕曾说：“天下极其广大，政务极其繁杂，不是君主一人的明察所能遍览的，这是确实的。”但是，如果让君主凭一己之力去考察各部门所有官员的政绩，形势上固然做不到。如果让内外各级长官各自考察其下属的政绩，这固然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也是职责所在不容推卸的。如果确实能摒弃个人的爱憎私心，去除毁誉的蒙蔽，切实考察他们职权范围内的事务，每天有测试，每月有省察。那么，勤勉或懒惰，优秀或平庸，必定明显而无法掩盖。这样之后，考核评定才有确定的评价，举荐弹劾才有确定的结论。被提拔的人没有越级晋升的嫌疑，被埋没的人没有积压如柴的叹息，而那些苟且偷生、侥幸求进的人就没有地方容下他们觊觎的私心。人才日益奋发，教化治理日益兴盛，以此来辅助成就光明盛大的治世，或许也是恰当的吧？

译尚书

三年考核政绩，经过三次考核（即九年），罢免昏庸者，提拔贤明者，各项事业都兴盛起来。

修撰臣金德瑛

蔡沈说：“考核，是核实。三次考核就是九年。九年之后，人的贤与不贤，事情的得与失，就可以显现出来。提拔贤明者，罢免昏庸者。赏罚公正诚信，人们就努力从事功业。这就是各项事业都兴盛的原因。”

臣谨按：考核官吏，是君主的大权柄。功过分明然后赏罚得当，赏罚得当然后人心受到勉励，鼓舞人心的关键就在这里。如果太宽缓，人情就容易趋于苟且偷安；如果太紧迫，人们或许会受限于时间而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只有以三年、九年为期，那么贤能的人得以从容地建立功绩，而中等以下的人才，任职做事久了，也可以逐渐自我磨砺，使懈怠的转化为勤勉，使愚昧的转化为贤明，没有被抛弃的人，也没有被遗漏的事务。况且古代所提拔的，是五等爵位、五等服制，品级地位优厚尊崇，不像后世那样调动不定。后稷、契终身只担任一个官职，对他们的责任要求专一，对他们的任用时间长久，因此六府三事治理得当，万世永远依赖。而且君主在寻求贤才时辛劳，在得到贤才后安逸，唐尧虞舜效法古制，设立百官，远至四海，都设立五长，虽然数量不算繁多，难道只有这二十二人吗？而在舜任命四岳、九官、十二牧之外，就没有其他听闻的了。大概委任责任、责求成效，只在这二十二人身上，他们讨论治国大道，承受教化并宣扬它，固然已经振起纲纪并提起要领，其余的众官百职，贤与不贤，自然各自依附于他们的长官，而分担督励、进退的权力，是可以推知而得知的。那么，在三次考核之前就没有罢免和提拔吗？臣私下认为，这是史官所记载的立法的大体原则，其中或许有偶尔出现的奸邪之人随时被纠察，这固然不能废除。而且用人的道理，与其在事后严厉，不如在事前审慎。古代司马辨别议论官员的才能，议论辨别之后才任用他们，没有违背才能而任用，没有不学习就拿着刀去切割的情况。舜的大臣，有直接任命的，有咨询四岳及众人的，凡是水利、军事、农业、礼乐等经纬彰著于平日，他们自己先有信心，君主及同僚也都信任他们，所以可以确然地一旦授予重任而不推辞，不是有所勉强迁就，不得已而举荐人来充任官职。人的资质各有长处，改变地方就不能成为良才，即使是大圣大贤也不轻易任用，何况那些在下位的人呢？像这样，所以不等到考核政绩的时候，就已经预料到这些人必定会有成就，偶尔有失误，被罢免的人大概很少了。后世防范之道严密，拘泥于资历，任用法度而不任用人，多通过迁调回避来显示公正，抽签分配，等待次序而获得，无非是任用后才学习，能不能胜任在事前不知道。等到知道了再考核罢免，固然已经晚了。这就是在开始时审慎，存在于考核政绩、罢免提拔之前，更是正本清源的道理。

御览经史讲义卷九

<子部,儒家类,御览经史讲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览经史讲义卷十

尚书

君主能够以艰难的态度对待君主的职责，臣子能够以艰难的态度对待臣子的职责，政治才能治理好，百姓才能迅速修德。

修撰臣于敏中

林之奇说：“世上的人只认为舜作为君主，恭敬自己、端正地面向南方就罢了，不知道舜的君臣，他们在朝堂上互相应答、唱和，从每一句话、每一个言论，没有不以克艰为警戒的。只有君臣不忘记克艰，这才享有无为而治的太平。”

王樵说：“政治治理好，百姓教化好，正显示出不可不克艰。大概政治出自君臣，而百姓则是观察上级而兴起的。得益于观察感化、风气带动，神速所以叫敏德。”

臣谨按：太平盛世，天下安宁，民生和乐。谈论治理的人无不赞叹风化的隆盛，却知道君臣平日兢兢业业，居安思危，谋划如何施政安民，大概没有不是从艰难惕厉中来的。《尧典》《皋陶谟》所载，虞舜之时，地平天成，六府修治，三事治理，各项事业都兴盛，可谓盛大。然而大禹陈述谋略，必定说“君主能够以艰难的态度对待君主的职责，臣子能够艰难的态度对待臣子的职责”，为什么呢？大概大舜克艰的心，只有禹了解得最深；而大舜克艰的政，只有禹看得最切。所以君臣互相警戒，想到政治治理好、百姓敏德，必定追溯到克艰，也是鉴于已经发生的，防止尚未发生的，忧虑应当忧虑的，并忧虑不必忧虑的，警戒应当警戒的，并警戒不及警戒的罢了。不然，难道以舜的大智慧，还等待禹的谆谆告诫吗？臣因此思考，天下没有不可教化的百姓，也没有不可推行的政治，只是一念宽假久了，或许流于废弛；一事因循，势必难以整顿。所以说“艰难”。然而作为臣子，各自分担一道职责，各自担任一个职位，朝夕勤勉，幸好没有废弛事务，他们的职业容易，副职的艰难也容易胜任。至于九州之大，万事之繁杂，纷然聚集于一人，戴着黄屋而不拥有尊贵，踏着宸居而不拥有高贵，求衣待旦，早起夜思，运天下于一心，而没有一时一事不劳其智虑，极力说其艰难，并非股肱心膂所能代替，左右近侍所能窥探。即使到了已经治理好、已经安定，也必定凛然持盈保泰，用来巩固苞桑而稳固磐石，那么君主的克艰，岂容易完成呢？进而论述，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