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览经史讲义卷二十九

译宏大的景象显现在上，臣民在下观看而受到感化，没有偏私，没有党羽，没有欺诈，没有疑虑，这样治理就可以期待了。评论的人说这是坦荡平正的道理，不外乎如此，确实是有原因的。从前唐太宗说：“治理天下的人，就像建造这座房屋，结构既已建成，不要屡次改动迁移。如果更换一根椽子，端正一片瓦，踩踏行走就会动摇，必定有所损害。”如果羡慕新奇而改变法度，不能保持恒常的德行，劳扰实在太多。唐玄宗说：“新建南楼，本来是想采集民谣，考察民俗，有时宴饮游乐，并不是徒然如此。”宋朝臣子司马光说：“古代的王者不欺骗天下，霸主不欺骗邻国，善于治国的人不欺骗他的百姓。”《诗经》说：“善良的人，君子，心像绳结一样坚定。”所有这些都可以与这番话相互阐发。总之，自古以来的君主，大要以端正内心为根本。端正他的心，使那虚灵的本性深沉地内含，没有细微的障碍，明朗地外照，没有遮蔽，推广并通达它，四海之大，通晓于在宥庙中的景象，周遍于四方边境。虽然用黄绵塞耳，不因此掩盖他的听觉；冕旒遮蔽眼睛，不因此掩盖他的视觉。天下的人仰望他如同太阳在天空正中，没有不被看到的。那么所谓恭敬明智、光辉普照的，简直就可以像尧舜那样了。

译史

宋太祖开宝三年，征召处士王昭素担任国子博士。王昭素是酸枣人，有学问和德行。宋太祖在便殿召见他，当时他已七十多岁，宋太祖向他询问治理国家和保养身体的方法。他回答说：“治理国家没有比爱民更好的了，保养身体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了。”宋太祖喜爱他的话，把它写在屏风上。

监察御史【臣】舒赫徳

【臣】谨按：减少欲望这一句话，不仅仅用来保养身体，实际上治理天下的根本，也不出这个道理。欲望是人所必然有的，但不能必然得到。只有统治天下的人，处在尊贵的地位，掌握着威福的权力，如果有什么喜好，将会用天下的力量来供奉，而没有不能得到的。所以在饮食、宫室、声色、货利等一切事情上，不一定沉迷其中，但只要心意有所偏向，偶然有所侧重，那些环绕窥伺争相迎合的人，就已经像风吹草伏、影子随形一样追随，自己却不知道是这样了。等到每天受到取悦，蒙蔽已经很深，即使有忠诚刚直的臣子，直言深切劝谏，想要一下子挽回，形势非常逆反，用力也非常困难。所以【臣】认为减少欲望的说法，从君主来说，不仅是为了保养身体，实在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就是这个原因。这在古代，舜说“人心惟危”，《易经》说“遏制欲望”，孔子说“克制自己”，孟子说“减少欲望”，无非是深刻明白欲望足以成为拖累。像王昭素所说的“保养身体在于减少欲望”，虽然像是平常的话，但意义确实与此相合，难怪宋太祖把它写在屏风上，想着通过映入眼帘来警醒内心。况且【臣】听说，宋代的周敦颐曾说：“减少以至于没有，那么真诚确立，明智通达。”那么统治天下的人，如果真的能体现天的刚健，减少又减少，以至于没有，那么内心无为，以坚守最高的正道，天德王道，纯粹没有瑕疵，而保养身体更加有益，就不必多说了。【臣】没有学识，因为前面的言论而一并提及，愿意作为进献建议的一点帮助。

史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赐予吕蒙正等人进士及第。

侍读学士【臣】于振

分注：太宗思念提拔淹滞的人才，对侍臣说：“我想在科举考试中广泛寻求杰出的人才，不敢期望十个人中得到五个，只要得到一两个，也可以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了。”等到亲自考试举人，阅览那些考了十次到十五次的人有一百三十人，连同进士吕蒙正以下一百九人，其他各科二百七人，都赐予进士及第。又下诏礼部阅览那些考了十五次以上的进士及其他各科一百八十四人，都赐予出身。又有九经科七人没有考中，皇帝怜悯他们年老，特别赐予同三传科的出身。总共五百多人，都赐予绿袍、靴子、笏板，在开宝寺赐宴，亲自写诗章赐予他们。

又说：起初，太祖驾临洛阳，张齐贤以平民身份进献策略，分条陈述十件事，其中四条说法受到称赞。张齐贤坚持认为都是好的。太祖回来，对太宗说：“我驾临西都，只得到一个张齐贤罢了，以后可以让他做宰相。”到了这时，张齐贤也在选拔之中，有关部门在选拔时失误，把他放在下等。太宗不高兴，所以这一榜全部赐予进士及第。

泾阳顾宪成说：“君主用人，不可以用一个标准来限制。用一个标准限制天下的士人，那么士人就开始有被遗漏在任用之外的人了。为什么呢？士人生在世，有德行优秀的，有才艺优秀的，有文章优秀的。善于求取士人的人，德行以德行任用，才能以才能任用，文章以文章任用，没有衡量的限制。正是说天下的士人，有文章的人未必有实际才能，而奇特才能和深厚德行的人，往往潜藏在朴实无华之中，不可不考察。”由此看来，文章果真足以穷尽士人吗？科举果真足以得到士人吗？认为文章足以穷尽士人，那是周公、孔子不如徐陵、庾信了；参之鲁回那样的愚笨，不及徐夏那样的辞藻了。认为科举足以得到士人，那么张禹难道不明经，却甘愿做卑劣的行为？刘蕡难道不忠直，却最终留下落第的耻辱？这是什么说法呢？太宗任用贤才，却最终用科举来限制，难道不深深可惜吗！

【臣】谨按：泾阳顾氏说太宗用科举限制人，他的说法不完全恰当。自古帝王治理国家，没有不以用人为首要任务的。太宗急切求才，所以五百多人全部赐予进士及第，可以说是极盛了。而泾阳顾氏却为此惋惜，为什么呢？马端临有话说：“古代用人，德行为首，才能次之。虞代咨询采纳，也有九德。周代选拔，第一是六德。两汉以来，刺史、太守、宰相专门拥有征召的权力。魏晋以后，九品中正掌握人物的权柄。自从用科举取人，而舞文弄墨的人得以走上荣华显达的道路了。然而这种方法经历几百年而不能改变，一旦改变，就荡然无存法度，而浮薄泛滥的人更加不能澄清淘汰。”好啊！马氏的话，掌握了治理国家的体统。【臣】私下认为科举是取人的一条途径罢了。确实有潜藏的德行、幽微的光华、茂盛的才能、异等的才华，固然不妨用安车征召，以显示设立贤才没有固定方法的意思。如果是中等以下的人，那么没有科举就没有进用的途径，这是确定的道理。大概乡举里选既然不能在后代实行，而九品中正实行久了，必然有上品没有寒门、下品没有世族的弊病。不如科举所收录的，虽然未必十个人中得到五个，但还是可以十个人中得到两三个。于是用科举限制人而为太宗惋惜，顾氏的话不是太过分了吗？况且他用周公、孔子类比徐陵、庾信来辩驳，那么辩驳了却不恰当。为什么呢？周公、孔子的圣明，固然不能企及

译颜回、曾参那样的贤人，也是不常出现的。得到徐陵、庾信那样的才华而加以任用，并且通过文章来体现道义、依据名分来要求实际、培养他们、磨砺他们，这也在于盛世的陶冶造就罢了。天下有颜回、曾参那样的贤人而不一定有徐陵、庾信那样的人才的情况，却没有见过徐陵、庾信那样的人才一定不能成为颜回、曾参那样贤人的情况。国家选拔士人，用徐陵、庾信那样的标准来招收，何尝不是期望他们成为颜回、曾参那样的贤人呢？如果能够努力自我确立，那么都是圣人的门徒了。至于张禹精通经学却阿谀权势，这是张禹辜负了科举科目，而不是科举科目辜负了张禹。刘蕡虽然落第，但同辈争着辩白他的冤屈，这是刘蕡落第比登科更荣耀了，有什么可耻的呢？看裴休、李郃的话说：“刘蕡落第，我们登科，能不脸红吗？请求收回所授予的官职，以表彰刘蕡的刚直。”可见当时选拔取舍虽然有不恰当的地方，但忠直之气暗中使人信服。这是科举科目对风俗教化的益处，非常大了。值得议论的是，太宗亲自考试举人，既然已经阅览了那些考了十次、十五次的人以及各科都赐予及第了，又下诏让礼部阅览那些考了十五次以上的人一并赐予出身。选拔人才的大典，自然应当比较他们的优劣，作为取舍的标准。现在却不问他们能否胜任，不分他们工巧拙劣，只因为多次参加公车征召，长期困于考场，一律赐予荣耀的官阶。况且九经科七个人，既然不符合标准了，又可怜他们年老，而赐予出身。靴笏布满朝廷，绿袍坐满席位，这不是很接近泛滥了吗？虽然说是优待体恤士子，圣主的用心，但谨慎珍惜名位器物，似乎不应当这样。至于张齐贤，才华卓越，而有司在选拔中失误，这自有司的过错。因此而滥授的五百多人，这是说把他所爱的人，推广到他所不爱的人。用恩惠过度是有的，但说他用科举科目限制人，就错了。况且当时五百多人，虽然不能再考证，就像张齐贤、吕蒙正两个人，功名事业，前后辉映，能说不是科举科目所选拔的士人吗？后来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兴起，都是太宗广泛寻求俊才的遗策。又可以用科举科目限制人来指责他吗？等到真宗景德年间，命令礼部糊名考校，又设立誊录院，以杜绝营私舞弊，而科举的方法才开始完备。这不是开始时宽缓而结束时严格吗。大凡法令建立，弊端产生，全在于随时补救，宽严相互补充，务必得到公平，以共同成就选贤任能的治理，这是达到治世的苦心，选拔贤才的大法。因此圣明的帝王，求才的意图，不得不广泛，取士的方法，不得不严格。侥幸的途径断绝，而淳朴的士人才显现；奸伪的源头堵塞，而后自爱之士才彰显。《易经》说：“以正道进用，可以匡正国家。”开始进用如果不谨慎，后来即使小有建树，也如同没有地基的墙，没有根的树，它的摧败，是必然的。士人生在尧舜的时代，固然应该谨慎自爱，以形成家庭修身、朝廷献纳的风气。而凡有选拔贤才责任的人，更应该矢言谨慎、矢言公正，共同防止开私门、呼唤俊才的盛况。这样就不必防备十个人中得到五个，而十个人中得到两三个，也可以作为达到治世的工具。确实如太宗所告诫的那样。泾阳的议论，不也太固执了吗？

译翰林院侍读学士臣于振恭敬地陈述。

奏报：乾隆十年正月二十四日，奉到皇上谕旨：“前日于振所进献的经史中，有‘家脩廷献’四个字，这四个字出自哪本书，着令写来。”钦此。臣恭敬地查考《宋史·王禹偁传》记载：古代在乡里选拔人才，为官府选择人员，士人君子在家修行德行，然后被推荐到朝廷。礼仪表彰并记录事迹，君主首先考察他的言论，拜官时他亲自献出自身，以成就他的诚信。又这四个字，在科举文章中常常使用。臣学识荒疏，记忆不多，所以一时引用，连缀成词，恳请皇上天恩俯赐训诲。臣不胜战栗惶恐之至，恭敬地奏报。

史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春二月，赐予礼部进士吕蒙正等人及第。

监察御史臣孙灏

臣恭敬地查考：策试进士是宋朝的旧典，太平兴国二年赐予吕蒙正等人及第，为什么史书要记载这是“得美才”呢？至于分注中记载张齐贤的事情，解说的人认为宋太祖既然知道他的贤能，为什么不直接任用他，反而等待后人？等到张齐贤考中进士，如果不是太宗一榜全部赐予及第，几乎就要被有关部门遗漏了。臣愚昧地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张齐贤只是一个平民罢了，上书议论政事，急切地表现出追求功名的自喜之心，这与王通献太平十二策的人属于同一类。他的才能固然为当世所需，但他的做法并非君子所推崇的。况且王述说过：“人不是圣贤，怎么能每件事都完美无缺？”张齐贤既然有四点被称颂，这也不能说是不遇了，却还坚持认为其余的也都很好，恐怕气质近于矜夸，而学问还不够纯粹吧？宋太祖看穿了这一点，而托付给宋太宗，好像说：“我要让他磨练才能，以便发挥更大的作用。”难道是他已经知道了却又把他搁置起来吗？宋太宗刚即位时，求贤非常急切，因为有关部门在选拔时有所遗漏，而从落第者中将他收用，是非常盛大的典礼。但因为张齐贤的缘故，而开创了一榜全部赐予及第的先例，那么事情虽然盛大美好，反而失去了它的美好之处。选拔人才必须先核实情况，如果张齐贤不贤，固然不应当赐予他及第；如果张齐贤确实贤能，即使特别赐予他一个及第，谁会说他不合适呢？现在因为一个人的被遗漏而举荐众人，全部赐予及第，而张齐贤因此得以混杂其中，这是用众人给张齐贤铺就荣耀的道路，而张齐贤实际上只是为众人开辟了滥进的门路罢了。况且既然赐予了一榜及第，那么即使张齐贤是众人中的一员也在得举之列，而张齐贤的贤能又凭什么区别出来呢？窥探宋太宗的心思，认为这样做就公平，不这样做就偏私，不知道天下的人才为天下所用，是坦然大公的事情，反而被避免偏私的念头所牵制，这是避免偏私恰恰成了偏私，不是太可惜了吗！《纲目》记载吕蒙正及第，大概是深深赞美这件事；张齐贤被弃用又被收用，尤其着重赞美；特别一榜全部赐予及第，所以处理美好的事情还不够完善。但总之，宋太祖储备人才的意思，宋太宗提拔士人的明智，这是前后相继的美好之处了。

史

宋太宗在乾元楼观看灯会，对近臣说：“五代时期，百姓凋敝死亡，当时认为不再有太平的日子了。我亲自处理各种政务，万事大致治理好了，每当想到上天的恩赐，导致这样的繁盛，才知道治乱在于人。”吕蒙正离开席位说：“皇帝所在的地方，士人百姓奔走聚集，所以如此繁盛。我曾经看到都城外面不远几里，饥寒而死的人很多，希望陛下亲近的人以及远方的人，都是百姓的幸运。”

监察御史臣陈仁

臣恭敬地查考：自古以来君臣互相规劝，不仅在朝廷处理政事时是这样，即使在游乐闲暇的时候，也没有不以百姓艰难为念，而变色互相警戒的。从宋太宗来说，因为治世的日子少，乱世的日子多，乱世是由于人，治世也是由于人，大概有保世安民的意思。从吕蒙正来说，因为繁盛的是聚集，流亡的是分散，喜欢聚集而不知道分散，是国家的大患。为什么呢？君主深居九重宫阙，民间疾苦没有途径上报，而在朝的大臣有的以进言为忌讳，那么宫门之外，君主都不能知道了，这难道是上天生育百姓和朝廷设置官员的本意吗？然而只有吕蒙正有忠君爱国的心，所以能根据他所看到的，用所未见的来警示他。假使让丁谓、王钦若处在这个位置，那么一定会说：“陛下圣明神武，有不世出的天资，仁孝恭俭，有君临天下的大德，适宜家给人足，百事顺利，凡在天地之内，有气息的生物，都宽裕自如。”至于秉性柔懦的人，虽然不说阿谀的话，然而清问不到，或者为了俸禄而不肯说，为了避免罪责而不敢说，谁能直言无隐呢？然而吕蒙正也不是以此来邀取名誉，大概是想要宋太宗恍然警醒，而孜孜不倦地关心百姓，只求直言，那么四海之广，亿万百姓之多，得失利弊，了如指掌，由此滋润养育，繁衍百姓，而天下国家永远没有危亡的祸患了。京城首善之地，以及通都大邑，车马往来，商贾聚集，即使有饿死的人，官吏限期掩埋隐藏，而且在众人注视的地方，多方粉饰以彰显太平，难道容许鸠形鹄面，僵卧街衢，让人羞愧吗？所以只看到百姓众多而看不到流亡。只有旷野之地，村落简陋人烟稀少，活着的人尚且不能保全，死去的人谁为他们埋葬，累累道旁，是必然的。君主如果只依靠一方的聚集而夸耀为已经治理好

译安，我恐怕近郊关隘那些因饥寒而死的人尚且看不见听不到，何况是穷乡僻壤呢？太宗深知治乱在于人为，他不愿冷漠地将其置之度外，这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乍一听蒙正的话，似乎面露不悦之色，但他能委屈自己来接受，而不加罪名于他，也可以说是世间罕见的贤明君主了。假如他因为蒙正的话不吉利，表面上听从而内心忌恨，那么蒙正的灾祸岂是可以估量的吗？既然如此，那么不是太宗就不能成就蒙正的贤德，不是蒙正就不能弥补太宗的缺失，天地相合四季才能运行，君臣相合万物才能化育。这种相互需要、相互补救的道理，从古至今，难道有超出这个范围的吗？

译史

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皇上对吕蒙正说：“古人所说的君臣道义相合，是因为彼此之间没有隔阂。凡是士人尚未显达时，看到当世的事务违背情理，就会心中愤懑；等到身居官位，能够进献可行的建议、废除不可行的做法时，就应当竭尽自己的才识。言论虽然未必完全得当，也应当共同商议并加以修正，使之符合正道。我本来不会凭借地位崇高而自恃，使人不敢进言。”

检讨【臣】胡定

【臣】谨按：自古以来称颂君臣关系，都说君主仁德、臣子忠诚，而臣子的忠诚，没有不依赖君主仁德的。我曾考察宋代的吕蒙正，他以正道约束自己，遇事敢于直言，每当遇到时政有不妥当之处，必定坚持认为不可行。皇帝嘉奖他无所隐瞒，我私下认为吕蒙正的无所隐瞒，也是太宗不凭借地位崇高而自恃所导致的。从前魏徵对唐太宗说：“陛下让臣进言，所以臣才敢这样。如果不接受，臣怎敢屡次触犯逆鳞呢？”这固然有将善行归于君主的意义，但也并非虚言。天下只有刚方正直的人，在可以进言的时候，自然能够侃侃而谈，坚持正道而不屈服。至于那些谨慎顺从的士人，在身为平民诵读诗书时，也愿意效忠君主，一旦身登仕途，往往多有顾忌，有的以沉默自保，有的以顺从取容。像公孙弘那样曲解学问以迎合世俗，胡广那样中庸无主见，苏味道那样模棱两可，他们卑劣琐碎，不值一提。至于晋代的何曾，也被称作一代宗臣，但当晋武帝骄傲懈怠时，他只是私下对子孙议论，而不能直言规劝。又如宋代的王旦，真宗也忌惮他持守正道，而在天书造假之事上，只是以赏赐来隐忍，听从王钦若的话加以赞成。这是什么缘故呢？贾山曾说：“君主的威严，不仅仅是雷霆；权势之重，不仅仅是万钧。君主开辟道路征求谏言，和颜悦色地接受，采用其言论并显贵其人，士人仍然恐惧而不敢尽言。”因为有所恐惧而不敢尽言，对上辜负天子，对下辜负所学，固然不足以列入人臣的行列。然而常情大体如此。刘垍说：“以极愚钝面对极圣明，以极卑微面对极尊贵，仅仅想着自强也是不可能的。”何况君主动用神机，施展天辩，想让普通人如何应答？这就是臣下多有所畏惧而不敢竭尽底蕴的原因。世道的污浊或清明，百姓的利害，那些有待于随时补救的，难道很少吗？可贵的是忠诚正直的言论每日进陈，以此来弥补缺失、匡正灾祸。那么，广泛开辟言路的人，必定有他的道理。陆贽说：“君主统治臣下，应当以诚信为本。进谏的人即使言辞鄙陋拙劣，也应当宽容。”又说：“喜欢胜过别人，以听到过错为耻，逞辩才，炫耀聪明，严厉威严，放纵刚愎自用，这六样是君主的大忌。”如果去除这六样大忌，再加上宽容，这就是君主的仁德。君主仁德，臣子就会忠诚。《说命》说：“君主能够圣明，臣子不命令就能承奉天下。”像吕蒙正那样遇事敢言的人，难道少吗？由此可知，悬挂旌旗招揽善言，设置谏鼓，是舜禹之所以伟大的原因。在总街听取意见，在灵台恢复旧制，是商汤、周武王之所以显赫的原因。停止车驾接受奏疏，收敛威严听从谏言，是汉文帝、唐太宗之所以治理美好、恩泽光明的原因。像宋太宗不凭借地位崇高而自恃，使人不敢进言，这也是帝王的盛大节操啊。

史

宋太宗雍熙元年春正月，寻求遗书。当时三馆所收藏的遗书尚多，于是下诏招募中外人士献书，凡是献书达到三百卷的，商议甄别收录并给予奖赏，其余的只按卷帙数量，分等级优厚赏赐。不愿意献给官府的，借其原本抄写。从此，四方的书籍陆续出现。

右庶子【臣】彭启丰

【臣】谨按：帝王统治天下，旨在探究天地的奥秘，归纳万物的情理，参酌古今，整顿教化，没有不潜心研读典籍，广泛采集、深远考察，而能开启文明之治的。自从西汉崇尚儒术，表彰六经，设置写字的官员，建立藏书的机构，又派遣陈农向天下寻求遗书。刘向父子校集群书，汇编为《七略》。这是在战火灰烬之后，君臣共同推崇文治、考察古事，蔚然成风，堪称兴盛。魏晋以后，百家竞起，著述更加繁多。唐代开始分为四类，即经、史、子、集，著录的有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代学者自己写的书，又有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藏书之盛，可谓达到了极致。但我奇怪的是，汉代儒生以一经传授，多号称专门，但经过几代之后，那些湮没失传的，哪里说得完？即使按照《唐书·艺文志》，也说有名无书的，大概十之五六。宋代继承五代废弛学业之后，太祖在开国之后，就寻求遗书。到了太宗时，崇文院藏书已有八万卷，又寻求遗书，议论的人都交口称赞。对于太祖，说千数百年，仅能一见；对于太宗，说他垂情于古典，好学之心笃诚。因为事物没有不聚集在喜好之处的，君主既然学习古训，每日勤勉，那么见闻日益广博，志气日益清高。而那些闭门著书的儒者，也能在当时显露自己的著述，难怪诏令一颁布，就增添了史册的光彩。而到了后来，濂洛关闽诸儒，承接孔孟的真传，成为斯文的宗主，未必不是建隆、雍熙以来推崇文治、重视典学所导致的。周秦以前，书籍以六经为主；到了汉唐以后，书籍以五子为宗。大概五子的书

译阐发六经的深奥义理，如同日月运行于天，江河纵横于地。凡是潜心钻研理学，并与宋代儒者关于性理的著作相互印证阐发的，对于世道人心所起的补益作用绝非浅薄。我恭敬地想

译国家教化恩泽广布，文治光辉显耀。内府所收藏的经、史、子、集各类书籍，已经无所不备。就连朱熹的全集、《性理精义》，也已经颁行于海内外。然而自宋代儒者以来，元代有吴澄、许衡等人；明代有薛瑄、高攀龙、顾宪成、胡居仁等人。我朝则有汤斌、陆陇其等人，这些人大多潜心研究理学，他们的文集也都值得采录。儒林学者的著述，就是天地的精华，如果藏在名山之中，最终难免散失；如果收录进皇家秘阁，未必没有益处。

高深请求：

敕令礼部：凡是宋、元、明各代儒者，其文集中有表彰六经、阐明性理而未经搜集整理的，命令各省督抚、学臣留心采访，刊刻传播，按时进呈。

呈备

皇帝夜间阅览，观察天下的趋向，希望文教广泛传播，超越汉、唐、宋。

以来而集千古之大成矣

史

夏四月，江南发生饥荒，派遣使者赈济。

编修【臣】王觉莲

《周礼》说：“古代，耕种三年，必定有一年的积蓄；耕种九年，必定有三年的积蓄。”所以百姓没有饥色，国家因此富饶。史书纲目不记载具体地点，而概称江南，这说明江南各郡都发生了饥荒。百姓的困苦更加严重了。然而皇帝能够派遣使者赈济，也可以说是遇到灾祸而恐惧，勤于体恤百姓疾苦的心意显著。与那些冷漠不顾的人相比，难道可以相提并论吗？

【臣】谨按：天灾流行，历代国家都有，而用来赈救和抚恤的方法，则在于人为。自古以来圣明君主日夜操劳为民，综合经典权变与常规变化来统筹全局，一时的百姓安居乐业，即使偶尔遇到饥荒也能安然居住，既没有盗贼侵扰的困扰，又没有流离失所的忧虑，这是因为平时准备充分而赈恤周全。考察《周官》：大司徒用十二种荒政来聚集万民，遗人掌管县都的储备以应对凶荒，廪人掌管九种谷物的数量来处理年成的丰歉。平时既有储备，临时又有拯救的制度，所以当时有荒政而没有荒民。三代以后，人口日益繁多，百姓很少有剩余资财，大多依靠随时补救的方法，而执行者则有善有恶。汉武帝时，从江陵仰赖巴蜀的粮食，并且移民到江南。唐朝从高祖到明皇，关中粮食不足，就驾临东都。隋文帝看到百姓吃豆屑杂糠，虽然为之流泪而停止，命令百姓到山东就食。想要赈济既苦于缺乏粮食，积蓄粮食又苦于吝惜，百姓生活在其中，凭什么能不挨饿呢？宋朝治理国家，凡是赈济贫民、体恤患难，比前代更加迫切，各州年成歉收，必定发放常平仓等仓的粮食，平价出售或借贷赈济。太宗体恤百姓的政策，史书不胜枚举。后来仁宗、英宗，一遇到灾变，就避殿、改穿素服、撤去音乐、减少膳食，恐惧悲痛，体现在诏令中，这都是太宗留下的谋略。【臣】进一步考察：赈济，是荒政的重大方面。如果谋求万全之策，关键在于因时制宜，结合古人的良法来完善其运用。《周礼》荒政第四条是“弛力”，然而宋熙宁年间诏令修缮农田水利，工程役使招募夫工并支付工钱，使饥民有所得食而不致思虑离散，这说明古制不必拘泥。汉代汲黯凭借便宜行事持节发放河内仓的粮食来赈济贫民，请求归还符节并伏罪矫制，武帝认为他贤能而释放了他，这说明成例不必遵循。宋仁宗时诏令：凡是税务都予以减免，卖牛者免算税，蒲鱼果蓏免税，关卡渡口不收取渡钱，这说明赋税可以暂时宽免。宋沈义伦请求用军储借贷给百姓，有关部门担心来年不丰收而招致罪责，而沈义伦坚持请求，太祖最终听从了他，这说明后患不必顾虑。其他如富弼任青州知州，滕甫任郓州知州，赵抃任越州知州，有的散布村落以安抚流亡者，有的部署森严使老弱有所安顿，有的增加谷价出售使商贾云集，都在救荒策略中做得很好。然而尤其重要的，在于救荒贵在早。又让百姓互相救助，并且使百姓有余力来自救。救荒如同救水火，现在有人溺水、被火烧，而救助者还可以稍缓片刻吗？朱子曾称赞苏轼的话说：“熙宁荒政的弊端，花费多而无益，是因为救得迟的缘故。”这话深刻，可以作为后人的鉴戒。所谓救荒贵在早，就是这个意思。国家每逢歉收之年，免除定额赋税，发放仓廪，减少金钱数以万计，耗费粟米数以亿计，而富人大贾有时囤积居奇，多藏厚蓄，以图十倍之利，曾不想朝廷所宽免的正税，受益者多为富人。那些贫无立锥之地的人，起初得不到过问，怎么能侥幸天灾，辜负国恩，虐待困苦之人以谋利呢？在此宣扬皇上德意，晓谕和睦友爱、任恤互助的道义，谁没有良知？没有不幡然悔悟，共同忧患并互相赒济的。所谓让百姓互相救助，就是这个意思。受灾的百姓不下数万户，按人口供给，积日累月，用有限的粮食供给坐吃山空的百姓，其势必不继。万一不继，流亡者将接踵而至，能不深思而预先筹划吗？曾巩救灾议说：“现在的策略，赐钱五十万贯，贷粟百万石，命令受灾州郡每户得钱以修缮房屋，得粟以供给食物，那么农民得以修缮田地，商人得以治理货物，工匠得以获利”

译器物用具，一切都能恢复其本业，而不丧失其日常生活的生计。”所谓让百姓有多余的精力来自救，就是指的这个。况且宋朝大臣司马光曾说：“做到这一点的要害，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上面有爱护百姓的君主，所担忧的是边疆大吏以及州县官员，每当遇到年成歉收、百姓失去生计的情况，都以此为忌讳，有的互相欺骗隐瞒，有的内外勾结作恶，有的安坐家中很少外出，把权力委托给吏胥，从而导致各种弊端丛生。总之，官阶越重则民命越轻，忌讳越深则安抚百姓越迟缓，像这样而不致使上天和谐之气受到干扰，从而酿成灾祸，可能吗？”况且在丰收的年份，农夫整年辛勤劳作，仅仅足以奉养父母、养育子女以自给自足罢了。一旦遇到饥荒，即使极尽抚恤之意，所救活的也不过十之七八，否则只有十之五六。如果再有所隐瞒，百姓的疾苦与性命就有不堪言说的境地了。把百姓看得像受伤一样珍贵，遇到灾祸就感到恐惧，这是圣明君主的仁爱；救济贫困、扶助衰弱的百姓，把百姓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疾苦，这是官员的职责。身处太平盛世，担任治理百姓的职务，何不顾名思义，以效法循良官员的政绩呢？

译史书

皇帝对秘书监李至说：“君主应当淡泊无欲，不要让个人的喜好显露于外，这样奸邪谄媚之人就没有机会钻营。我没有其他爱好，只是喜欢读书，多看古往今来的成功与失败，好的就效法，不好的就改正，如此罢了。”

赞善大夫臣宋楠

臣谨按：帝王之所以能治理天下，在于心；而用来修养心的，在于学问。政令如果不以心为本，那么纲纪法度都成了粗疏的表象，无法建立应对事务的基础；心如果不依靠学问来修养，那么日常起居就会随外物而改变，无法保持清明纯正的本体。所以，学问是治理国家的首要任务。然而，帝王的学问与儒生不同，帝王的学问，在于认清大体罢了。考察兴亡以防治动乱，辨别贤与不贤，明辨是与非，效法应当效法的，警戒不可不警戒的，以成法为鉴，用来处理政务便绰绰有余。臣私下观察宋太宗时期，广泛寻求贤才，正直之士充满朝廷，弘扬虚心接受意见的风气，造就敢于直言的气象，几乎可以与汉唐的贤明君主相媲美。况且他与近臣所说的，一是“淡泊无欲”，接着是“只喜欢读书”，这说明他的心思所专注的，既担心被嗜欲牵制，而在稽古的功夫上，又能以前车之鉴为戒，哪里只是拘泥于寻章摘句的末节，夸耀博杂、争奇斗艳而自以为能呢？君主的一颗心，攻击它的因素很多，偶尔有所偏向，那么群臣就会顺从地跟随。从前赵文王喜欢剑术，夹门之士便到来；燕昭王买千里马，千里马便来了；汉武帝喜好神仙，燕齐一带荒诞怪异的说法便流行；唐宪宗喜好聚敛，皇甫镈、程异之流便得进用。那些凭借利益、乘便迎合君主欲望的人，君主正以为他们忠诚仁爱，而日益亲近他们，从而产生邪念危害政事，其弊端不可胜言。明臣方孝孺曾说：“圣王做学问，必须先修养心，就像手持六根缰绳驾驭烈马，捧着盛水的盘子走在堂阶之上，只怕它放纵逸出而不可控制，一旦倾覆就难以收拾。”这确实看到了顺从欲望容易，顺从道理难。圣人知道这样，所以将心专注于学问，亲近正直的人，听取正直的言论，勤做正直的事，读正直的书，视听言动，防范不偏离正道，没有邪僻夹杂其间，由此以精纯专一的心，施行纯正的王道政治，那么宽厚而不松懈，严厉而不苛刻，明察而不苛细，仁爱而不软弱，智慧而不偏私。一天的谋划而考虑到数代以后，堂阶之上而思虑周全遍及四海之远。所谓以学问修养心，以心来施行治理，就是这个道理。后世学术与治功开始分为两途，于是流于辩论，泛滥为辞章，言论浩大广博没有边际，而对于根本大源所在，反而忽略而不讲，取其末节而遗其根本，得其粗疏而遗其精微。最终，士人都习于浮华而不切实用，晋人的清谈、六朝的绮丽，其过失是一样的。所以有国家的人必须谨慎持守其流弊，而极力防范。以古为鉴，以心为权衡。大概必须有圣敬日益增进的心，然后可以成就日益更新不止的学问。必须有日日鉴戒在前的用心，然后可以成就光明灿烂的学问。明明德、新民，不是一以贯之的吗？宋太宗，治理虽然不及古人，但他的言论却有与圣学相互阐发的地方。臣因此恭敬地记录下来，以表示仰慕赞叹。

高深于万一焉

史书

皇帝对秘书监李至说：“君主应当淡泊无欲،不要让个人的喜好显露于外，这样奸邪谄媚之就没有机会钻营。我没有其他爱好，只是喜欢读书،多看古往今来的成功与失败，好的就效法،不好的就改正،如此罢了。”

检讨臣周孔从

臣谨按：傅说回答高宗时说：向古代训诫学习，才能有收获。又说：知道并不难，实行才难。可见多读古人的书，考察其成败的原因，而切实地实行，这样善行日益增进，不善日益远离。大业之所以丰富，盛德之所以日日更新，都是因为这个。自古以来帝王热衷于经术，留意典籍的，史书不胜枚举，而其言论深切显明的，没有比得上宋太宗对李至说的话。他说：君主应当淡泊无欲，不要让喜好显露于外，这样奸邪就没有机会钻营。这确实是探究根本的言论。古代训诫的昭示，谁不知道应当遵循？然而往往只是表面羡慕其名，而不能防范其实，心里喜欢其言，而不能身体力行的，为什么呢？是嗜好的私欲扰乱了它。嗜好的投合各不相同，而君主的身位尤其严重。唐太宗曾说：“有的凭借勇力，有的凭借辩才，有的凭借谄媚，有的凭借奸诈，有的凭借嗜欲，像车轮辐条一样聚集攻击君主，各自求取自我推销，以获取宠幸和俸禄。君主稍有松懈，就一定会接受其中一种。”确实因为这几种情况，小人的情形都在这里完全呈现。如果心意有所偏向，就牢固地结在其中而不可解开。只有宁静淡泊清静，预先涵养虚灵的本体，而一切嗜好的私欲都无所经营，这样奸邪就没有空隙可以钻入。胡宏所谓“少欲的君主，然后可以与他谈论王道。”像这样，嗜好的根源既已清理，道义之心日益显著，慎修思永的功夫，自然会有沉潜反复而不由自主的情况。况且帝王的学问，难道是效仿经生寻章摘句而已吗？古今得失的丛林，是用来自我鉴戒的。考察古今之事，怎样成功，怎样失败，怎样为善，怎样为不善。善的可行就效法，不善的不可

译有过错就改正它。从早晚敬畏天命，到用人行政的各个方面，无不以古代训诫作为衡量标准，那么打开书本就有益处，都能归于实践，而自身修养日益勤勉，政治教化日益兴盛了。然而其根本在于懂得要领，其功效在于持之以恒。懂得要领就能专一精进，不会开启玩物丧志的苗头，奸邪谄媚之人也就没有机会窥探空隙。持之以恒就能不懈怠不荒废，自然有乐此不疲的乐趣，奸邪谄媚之人也就无法攻击其松懈之处。《尚书》说：“始终专一，这样就能日日更新。”《诗经》说：“每日进步每月积累，学问在光明中不断发扬光大。”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君主如果真能在此处用心，以古训为准则，并笃实践行不懈怠，使没有私欲的心性更加澄澈本性，读书的功夫不寄托于空谈，那么圣明的敬意日益增进，宏大的治国方略得以提升，帝王学问的勤勉与帝王治世的兴盛，难道不是同出一源、贯穿一致的吗？

译史

皇帝对秘书监李至说：“君主应当淡泊无欲，不要让个人的喜好显露在外，这样奸邪谄媚之人就没有可乘之机。我没有其他爱好，只是喜欢读书，多见古今成败之事，好的就效法它，不好的就改正它，如此而已。”

给事中【臣】马宏〇

【臣】谨按：太宗的话，可以说抓住了治国的根本。大凡君主统御天下，靠的只是这一颗心，而揣摩迎合君主喜好的人不知有多少。心一旦有了喜好，很少有不显露在外的。喜好一旦显露在外，很少不被奸邪谄媚之人所乘的。史传所载，有的喜好声色犬马，有的喜好土木工程和军事，有的喜好奇技淫巧，有的喜好游乐宴饮，有的喜好法律刑名，〇有的喜好神仙佛老之类，所喜好的不同，迎合其喜好的人也不同。众人随风附和，固然有显受其害的，甚至一句话，有的喜好阿谀，有的喜好争胜；一件事，有的喜好宽纵，有的喜好严酷。心有偏执，邪人就会乘虚而入，逢迎君主，其危害将很大。所以先儒说，欲望不必沉溺其中，只要有所趋向就是欲。这不能靠强制而使其没有。吕与叔曾说，忧虑思虑多而不能驱除。程子说：“这就像在破屋中抵御风雨，东面来一个人还没赶走，西面又有一个来了。”《易经》说：“心思往来不定，朋友跟从你的思虑。”想要避免这种情况，只有心有所主，怎么做到有主？就是敬罢了。敬就能专一，就没有二心杂念，仓促匆忙时必定如此，颠沛流离时必定如此，长久不失去，就能安居其中，举止周旋合乎礼仪，而邪僻之心就没有可乘之机了。自古圣帝明王，没有防范奸邪、去除谄媚的方法，只有诚意正心的学问。实在是因为源头清澈则水流洁净，表正则影子端正。哪里只是喜好不显露在外而已？朱子说：“以主敬来确立根本，以穷理来增进知识，这两者不可偏废。”读书，是穷理的事。程子每次读史读到一半，就合上书思考，推测其成败，如果有不符合的地方，就再仔细思考。他说：“书用来维持此心，一时放下，就一时德性松懈。”所以好的就效法，不好的就改正，开卷的好处起初就不止一端。至于读书多而好的无不效法，不好的无不改正，穷理者在这里，治心者也就在这里，这又是有所好而逐渐达到无欲的一个帮助。哪里是其他喜好可以相比的呢？史称太宗喜欢读书，从早上到下午才放下书卷，似乎真的做到了好的无不效法。但是大义不明，违背母后遗言而夺取太祖的天下据为己有，因为心里先有大欲存在，而后赵普的话得以助成他的过失，这正是喜好显露在外，奸邪谄媚之人乘虚而入的明显验证。虽然多读书，有什么益处呢？然而“淡然无欲”这一句话，确实掌握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领，实践它就成了心法。不这样，只是高谈阔论来粉饰视听而已。说起来不难，做起来很难。唉，能不努力吗！

史

皇帝曾经因为李沆没有秘密奏章，对他说：“别人都有秘密启奏，唯独你没有，为什么呢？”李沆回答说：“臣担任宰相，公事就公开说，何必用秘密启奏？人臣有秘密启奏的，不是谗言就是谄媚，臣常常厌恶这种风气，怎么能效仿呢？”

监察御史【臣】张惟寅

【臣】谨按：人臣侍奉君主，凡是所有举动，对上可以面对君父，对下可以质问同僚朋友，推而广之可以展示给天下后世，原本没有容许秘密在其中的道理。至于进言的时候，而有不能一概显示给人的，并非全是私情。那件事关系重大，而时机又很紧急，应该迅速入告并付诸行动，一旦不谨慎，不仅没有功劳，祸患还会随之而来。《易经》所以有“几事不密则害成”的告诫。然而这还是为政务说的。从前成王命令君陈，说“你有好的谋略，就入内告诉你的君主，你然后在外面顺从执行”，说：“这谋略，只是我君主的德行。”大概古人有过错就归咎自己，有善行就归功君主，秘密启奏而君主执行，也是善行归功君主的意思罢了。而李沆认为人臣有秘密启奏的，不是谗言就是佞幸。臣认为人臣如果不贤，那么秘密启奏的不是谗言就是佞幸；人臣如果贤能，那么秘密启奏的不是谋略就是善策。如果是谗佞，秘密启奏确实不可用，如果是谋略，秘密启奏为什么不可用？不然的话，真宗朝像田锡的封疏五十三奏，王旦的荐举不让人知道，怎么能以忠诚结纳君主而名声流传后世呢？所以人臣向君主进言，必须斟酌事情是否应当秘密，而不必专门坚持一定的论调。不应当秘密而不秘密，所谓公事就公开说，就是这样；应当秘密而秘密，如《易经》所说的“几事”，《尚书》所说的“入告而顺之于外”，都是这样。如果像李沆所说，必定事事都公开明白，那些喜欢沽名钓誉的人，不反而借此行私了吗？史称李沆居位谨慎秘密不求声誉，遵守法度，识大体，所以李沆必定不是喜欢沽名钓誉的人，而当时王钦若、丁谓等人确实巧言谄媚，只有李沆早知而深防他们。那么秘密启奏的回答，是有针对性而说的吗？

史

王曾曾经作为大臣执政，不应当收买恩惠、回避怨恨，说：“恩惠想归自己，怨恨让谁来承担？”听到的人赞叹佩服。

侍读学士【臣】张若霭

【臣】谨按：天子统御养育群生

译大臣辅佐君主治理教化，只希望使四海之内没有一个人不得其所。至于奖赏善行、惩处奸恶，举荐贤才、斥退不肖之人，大臣都负有辅佐的责任，本来无所谓恩惠，也无所谓怨恨。自从人臣有了沽名钓誉的心思，于是便有了恩惠。有了恩惠就有怨恨，于是便有了收揽恩惠、回避怨恨的行为，而纯粹大臣的道理就背离了。《尚书》说：“你有好的计谋和策略，就进宫向君主报告，然后在外面顺从地执行。说：这些计谋和策略，都是君主的德行。”《礼记》说：“有功则归功于君主，有过则归咎于自己，百姓就会忠诚。”古代大臣的用心，大概就是这样。哪里会有收揽恩惠、回避怨恨来施行欺骗的行为呢？发布命令的是君主，执行君主的命令并传达给百姓的是臣子。人臣有所建议而君主采纳，有所举荐而君主任用，这都是君主的恩惠，臣子有什么功劳呢？如果让朝廷威福的大权被臣子所操纵，就会忘记忠爱之心，违背恭敬谨慎的道义，结党营私、门户之见的弊端，从此开始，招揽权势、收受贿赂的私心，从此开启，这都是由收揽恩惠这一念头导致的祸害。况且恩惠与怨恨不能并存。得到恩惠的人认为是恩惠，那么期望恩惠而得不到的人就会认为是怨恨，怎么能对每个人都施恩呢？那么见到恩惠的人少，而见到怨恨的人多。当收揽恩惠的时候，不知道怨恨的人已经在背后聚集了。于是不得不掩饰掩盖，那么怨恨将由谁来承担呢？既然收揽恩惠必然招致怨恨，而既想施恩，又必然回避怨恨。恩惠既然归于自己，那么怨恨必然归于君主。恩惠归于自己尚且可以说得过去，怨恨归于君主则不可说。纯粹大臣的心思，考虑到怨恨，那么由谁来承担？确实是考虑得详尽而谨慎到极致。因此，跪在膝前谋划，用委婉的言辞出来执行，不是使用欺诈。早上上奏文书，晚上烧毁草稿，不是为了名声。举荐贤才而众人不知道，推举士人而私下不受谢恩，沽名钓誉，是事情中必然没有的，也是道义上不敢做的。虽然如此，君主把大臣当作股肱心腹。王者不遗弃众人，何况是大臣呢？而大臣的职责，也应当像自己饥饿一样关心百姓的饥饿，像自己溺水一样关心百姓的溺水，有一个人不得其所，就像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一样，中间没有什么避嫌推诿。况且举措得当，则君主和臣子都享受其福；举措不当，则公家和私人都承受其怨。君主与臣子本来是一体的，恩惠与怨恨也是君主和臣子所不能分割的。只是不要收揽恩惠、回避怨恨来向外沽名钓誉，这就是纯粹大臣的心思罢了。即使是君主，又何尝以恩惠自居呢？上天赐福于有德之人，上天讨伐有罪之人，都是本着天道来治理，而没有私心。至于视民如伤，则常常兢兢业业，好像常有怨恨而不去回避。这就是为什么君主能艰难地做好君主，臣子能艰难地做好臣子，而互相警戒的原因吧？

译史

富弼担任青州知州时，河北、京东地区发生大水灾，流民到青州乞食。富弼劝谕所辖地区的百姓拿出粮食，并加上官府的粮仓储备，得到公私房屋十余万间，分散安置这些流民，以便他们取水砍柴。又允许百姓自由取用山林川泽的资源来维持生计，总共救活了五十多万人。

检讨【臣】蒋允焄

【臣】恭敬地按：水旱灾害，是太平盛世也不能避免的。所依靠来补救的，在于朝廷；而四海之内，纵横数万里，君主不能一一亲自到达并亲眼目睹。所依靠来分忧的，就在于各级官员。然而官员平时没有恩泽施及百姓，即使下令也不服从；而对于所属地区的地势、民情、物产，平时没有了然于胸，那么遇到事情就会惊慌失措，也无从施展力量，不过是请求减免赋税罢了，请求赈济罢了，辗转拖延时日，才刚能上报朝廷。人的情况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饥饿；等到恩诏下达，流离失所、辗转逃亡的情况，已经说不完了。史书记载富弼担任青州知州，保全救活了河北京东的流民五十多万人，记载在史册中，传为美谈。然而说“劝谕所辖百姓拿出粮食”，那么一定有劝谕的方法，然后百姓才欣然听从命令；说“加上官府的粮仓储备”，那么官府中粮食的有无多寡，一定非常熟悉。所说的公私房屋，一定不是在临时查勘；所说的分散安置这些人，以便取水砍柴，一定不是听任他们像蜂蚁一样聚集，而没有部署规划。假使河北京东各郡县都像富弼一样，那么百姓不至于迁徙流亡；假使所到之处都像青州一样，那么邻境的难民，何必担心他们失去安身之所？然而在富弼之后，没听说有继承他美德的人，平时没有恩泽施及百姓，下令也不劝谕；又对地势、民情、物产，平时不经心，突然发生变故，急得无处着手。更严重的，认为灾害在邻省，像秦越之人那样互相看待，漠不关心，不关痛痒，禁止他们进入，驱赶他们出去，不再为他们谋划。国家设置官员，本来是为了百姓，凡是邻境的百姓，都是君主的子民，为什么平时玩忽职守，而临事束手无策呢？况且饥荒之后，常常多发生瘟疫，流民众多，奸邪之人容易滋生，这又是必然的道理，自然的趋势。只有用粮仓的粮食来拯救他们的饥饿，用房屋来分散他们的人群，又有山林川泽的资源，来资助他们的生计，那么这些遭受祸患的百姓，都会欢欣地实现他们求生的心愿，而不再有挺而走险的顾虑了。追溯它的由来，推究它的终极，富弼保全的难道仅仅是五十万人吗？

史

任命胡瑗为国子监直讲。胡瑗在太学任职后，他的学生多到无法容纳，就借用旁边的官舍来安置他们。礼部科举录取的士人，胡瑗的弟子常常占其中的四成或五成。根据才能的高低，喜欢自我修养整顿，衣服仪容举止，往往相似。人们遇到他们，不用问就知道是胡瑗的弟子。

编脩【臣】徐以烜

【臣】恭敬地按：古代设立教育，虞朝有上庠、下庠，夏朝有东序、西序，商朝有右学、左学，周朝有东胶、虞庠，又有辟雍、成均瞽宗的名称。师氏用三德、三行来教导，保氏用六艺、六仪来教导。大司乐掌管成均的法度，集合国家子弟中有道德的人，让他们来教导。到了汉朝和唐朝，教法逐渐不如古代。到了宋朝，学校教育号称兴盛。宋朝臣子胡瑗在湖州设教时，曾经用经义、治事来考核士人。而他在太学任职时，史书用礼部录取的士人中，弟子常常占四成或五成，衣服仪容举止相似，来称赞他。臣认为这只是举出一个方面来说罢了。如果胡瑗的弟子不过如此，那么也只是成为追求科名的士人，崇尚文饰外貌罢了，难道完全符合教育士人的道理吗？曾经观察士人习气的败坏，没有比舍本逐末，抛弃道义而追求利益更大的了。那些整天忙碌，只追求利益，以至于败坏自身、裂毁名声而不顾的，固然不用说了。即使有朴实笨拙自处的人，遵循规矩，不敢做坏事，也自附于儒者的行列，而他们处心积虑，总不外乎富贵利达、科名仕宦的世俗情怀。纵然他们的才能可用，他们的志向也已经卑下了。寻求所谓的道德之士，又在哪里呢？况且今天的士人，就是将来做官的人。今天低头教书的人，就是将来在朝廷任职执政的人。平时心追随利欲，他们做官时廉洁自好就难了。平时攀附钻营、急躁进取，想要他们做官时公正自持就难了。平时喜欢标榜、广结声气、互相依附，想要他们立朝时正色不阿、独立不惧，就更难了。那么教育士人的道理，难道有别的方法吗？先道德而后文艺，崇尚实行而戒除虚名。负责此事的人，亲身实行来倡导，尽心来引导，用劝诫惩罚来促进，宽限岁月来等待。而接受教育的人，端正义理而不谋求利益，阐明道义而不计较功效，每天钻研正心诚意的学问，而不只是沾沾自喜于功名富贵、衣服仪容之间，那么凡是士人，没有不受到感化而兴起，共同趋向于希贤、希圣的道路。学校的兴盛，即使想要媲美于夏商周三代，又有什么难的呢？宋朝臣子程颐说：“做学问的人必须是务实，不要接近名声。有意接近名声，就是虚伪。”又说：“为名还是为利，清浊虽然不同，利心则是一样的。”这确实是正本清源的言论啊。

史

宋仁宗嘉祐元年十二月，任命包拯为开封府知府。包拯在朝廷任职严肃刚毅，贵戚宦官因此

译他收敛双手，听到他名字的人都很畏惧他。人们把他笑一笑比作黄河水变清那样难得，连孩童和妇女也知道他的名字，称他为“包待制”。

译编修臣杨述曾

臣谨按：郑国的子产曾说，只有有德行的人能够用宽厚来使百姓顺服，其次没有比严厉更好的了。孔子听后认为他说得好，说道：“政令宽厚，百姓就会怠慢；怠慢之后，就要用严厉来纠治；政令严厉，百姓就会遭受残害；遭受残害之后，就要用宽厚来施予。用宽厚来补救严厉，用严厉来补救宽厚，政事因此和谐。”宋仁宗节俭仁恕，史书称颂他在位四十二年间，吏治虽然显得懈怠懒惰，但任职办事的人中没有残暴刻薄之徒；刑法似乎松弛放纵，但审理案件的多是公平允当之士。当时君臣上下，怀着悲悯之心，施行忠厚之政，用来培植巩固国家根基的，大多以宽厚仁爱为要务。而包拯却凭借峻峭正直的姿态、刚毅果断的性格，他的操守品行特别耿介，他的治理政绩崇尚严厉，按理说众人的期望不会寄托在他身上。然而当时担任开封府知事的，像杜衍、范仲淹、欧阳修等人都是名臣，政事也有很多值得称道的，但民间一概不予谈论，家家户户传颂祝福，长久以来不曾停歇的，唯独只有包拯。这是什么原因呢？臣曾经综合考察包拯的生平以及仁宗治理天下的方法，才知道如果不是包拯的严厉，就不能体现仁宗的宽厚；如果不是仁宗的宽厚，也不能保全包拯的严厉。欧阳修评论包拯说：“年轻时就有孝行，闻名于乡里；晚年有正直的节操，显扬于朝廷。”而史书也称他“厌恶官吏苛刻，致力于敦厚，与人交往未曾不宽恕”。既然如此，那么包拯在任做官，难道能与那些武勇严酷的人相比吗？只是他不与人苟且迎合，而人们自然不敢用私事去干扰他。所以他担任开封府知事时，未曾以搜罗隐情、打击防范作为威严，也未曾以粉饰沽名、好大喜功作为才能，而是特别因为请托不行、豪强恶棍敛迹，来整顿纪纲以防备败坏。这是包拯体现仁宗的宽大，正因为他能够严厉。曾巩颂扬仁宗说：“在位时间长久，明察群臣的贤与不肖，忠诚与奸邪，委任责成，兼听并观。任职办事的人也都警惕畏惧，不行就罢免。”仁宗在位，何曾有颓废废弛的事情？只是当时胥吏有时甚至喧哗，内侍多有悖逆傲慢，甚至军卒辱骂三司，而仁宗却不专任刑罚诛杀，也不申明严酷的法令禁令，只得到一个杜绝私书、堵塞关节的包拯坐镇镇守，于是京城之下自然肃然不敢触犯。当包拯在御史台时，亲自到中书省辱骂指责宰相，弹劾罢免张方平、宋祁，于是接替了三司使的职务。欧阳修甚至评论说：“践踏田地夺取牛，不能没有过错；整理帽子穿上鞋子，应当避开可疑之处”，而包拯曾不自以为嫌隙。如果不是仁宗宽厚体谅而保全他，包拯又怎能自安？这是仁宗的宽厚用来保全包拯的地方，还有很多。大概仁宗外表浑厚而内心英明，包拯外表刚严而内心平恕，本来有相合之处，所以仁宗任用包拯而不怀疑，包拯也能施展他的才能而没有不尽。一时的百姓，无不畏惧包拯的严厉而喜爱皇帝的宽厚。久而久之，因为皇帝的宽厚而忘记了包拯的严厉，这就是儿童妇女之所以称颂他不停止的原因。又臣听说，董安于向蹇老问政，蹇老说：“忠于君主，信于百姓，敢于对不善之人。这‘敢’就是严厉的意思。”敢于并且率先做到，忠诚守信则是政事，又有在宽猛之外的东西。宋朝的开封府，相当于汉朝的京兆尹，汉朝京兆尹首推赵广汉、张敞，他们的“敢”都像蹇老所说的那样。包拯的精明能干像赵广汉，经学造诣似乎不如张敞。然而赵广汉廉洁明察强力，最终因胁迫致败；张敞润饰儒雅，却因放纵被讥讽。包拯则始终如一，蔚然成为宋朝名臣。这没有别的，赵广汉和张敞只是做他们敢于做的事，而包拯则是本于忠诚守信。元祐初年，蔡京担任开封府知事，司马光正更改役法，其他各路大多不能按期完成，只有京城五日就办好了。这才能，难道就出在赵广汉、张敞之下吗？然而在元祐年间几乎算是君子，在绍圣年间却流为小人，为什么前后如此不同呢？是因为没有把忠诚守信放在前面，而邪正趋向不同啊。

史

仁宗嘉祐二年，任命翰林学士欧阳修主持贡举考试。

编修臣沈德潜

马端临说：“当时进士们相习为奇异偏僻险怪的文风，钩章棘句，逐渐失去了浑厚。欧阳修主持贡举，痛加裁抑，仍然严禁夹带书籍的人。考试放榜后，当时所推崇的人都不在选中，浇薄之士聚集在一起诋毁斥责他。然而从此文风于是改变。”

臣谨按：自古以来文章，是用来阐明大道的。而阐明大道必定以道理取胜。周秦汉以后，到六朝唐代，逐渐下降了。昌黎韩愈，出现在贞元元和年间，扭转时趋而极力追慕古文，这是变而能上的。后梁以下，政治不纲，文章也颓败。宋初沿袭余习，所称太学体，又名杨刘体，用窒塞昏昧的言辞，文饰其浅陋，而前代的正统文章又变而日益败坏。这是张方平感叹为驱扇浮薄，虽然下诏揭示，但士人的习气不改。在这个时候，如果不是道义充足于内心，而不昏昧不挠折，很少有能挽回积习的人。欧阳修崛起于澜倒波颓之余，慨然力救其失。主持贡举时，黜落刘几“天地轧万物茁”的话，而苏轼、曾巩等人考中。起初虽然聚集喧哗，最终则靡然从风。何其有定识、定力啊。从此以后，学者共同知道尊崇欧阳氏的文章，以上窥韩愈，以溯源周秦汉，文章于是复归于正。这没有别的，道义充足于内心啊。道义充足于内心的人，是以道理取胜的人。嘉祐以来，

译选拔士人的制度历代都有变通，但道理占主导、根本原则是一致的。明代选拔士人用四书作为制义（八股文）的标准，从洪武、永乐年间直到今天，大致分为两类：有学者的文章，有才人的文章。学者的文章，注重通晓训诂，尊崇程朱理学，像王、唐、瞿、薛等人就是如此；才人的文章，驾驭百家学说，从灵府中汲取思绪，像归、胡、金、陈等人就是如此。总之这两类，也并非截然分开。规矩达到极致，变化自然产生。真正的学者没有不发挥才气的。智慧达到极点，自然追溯根本。真正的才人没有不沉浸于学问的。只有失去本真而流于虚伪，那么表面装作学者，如同衣冠楚楚的泥塑偶像，先贤的正道就荡然无存；表面装作才人，放纵不羁，史汉八家的神韵就丧失了。那么文章能够传世流传久远，也不过是追求本真以去除虚伪罢了。无奈文人中喜好标新立异的人，一人倡导百人附和，强行追求新奇，言辞不必典雅，意思不必通达，竞相使用可解不可解的话语，互相夸耀推崇。对照杨亿、刘筠，先后步调一致。他们的本意原本是为了惩戒庸俗浅陋，不知道道理不充分却强行言说，恰恰成为了极致的庸俗浅陋。那么用什么来挽回呢？也不过是说心中道义充足罢了。道义充足，就是道理占主导。道理占主导，就是穷究经书的含义。只有在上位者纠正空疏的风气，崇尚经学，仿效朱熹分年读书的方法，让他们按次序研习经书，而掌管文柄的人能像欧阳修那样心中明察，凡是遇到刘、杨那种浮华陋习，严厉加以抑制，不让投机取巧者混迹其中。他们看到诡怪的文章无法进入选拔范围，于是幡然悔悟，共同步入华实兼备的道路。那么正统的学问就会兴盛，真正的士人就会涌现，文治就会更加光明昌盛了。

译史

宋孝宗说难以找到能办事的臣子，右文殿修撰张栻回答说：“陛下应当寻求通晓事理的臣子，不应当寻求仅仅能办事的臣子。如果只寻求能办事的臣子，那么将来败坏陛下事业的，未必不是这个人。”

监察御史【臣】熊学鹏

【臣】恭敬地考察：张栻发表言论的用心，并非不善，但他所说的“不应当寻求能办事的臣子”这几句话，则不能没有过错。天下有想要办事却不通晓事理的人，固然足以引发纷扰的祸患；天下有虽然通晓事理却不肯办事的人，尤其足以留下废弛的忧虑。大概臣子应当恭敬地处理事务而后吃饭，看见事情希望它明晰，而承担事务更希望它勇敢。明晰而不勇敢，那么在承担事务时就先没有恭敬处理事务的心，又怎能期望事情有所成就，并且取得显著的功效呢？况且“敬事”二字有真诚也有虚伪，不可不在能办事的人中去寻求。对于老成持重、通达治国大体的人，他们对于一件事的是非曲直、前后左右，无不筹划周全，然后才举荐并推行，官吏百姓都受到他们的福泽，朝廷因此依赖他们的功劳，认为他们是通晓事理的人，这确实无愧于通晓事理的名声。至于那些自负才智、轻视一世的人，当他们还没有得到进用提拔时，也曾列举朝廷上的事业来权衡轻重、斟酌是非，常常说将来一定会有所作为。一旦身负责任，不久就产生了观望的念头，不久又产生了因循守旧的念头，苟且迁就，毫无处置。他们并非不知道事情中的可行与否，而是有的有所忌惮而不敢发表意见，有的有所阻碍而不肯执行，于是借“通晓事理”的说法，来让自己身家便利，并巧妙地掩饰。这样的人，任用他做小官，在一个县则一个县的事务因此懈怠，在一个郡则一个郡的事务因此萎靡。让他效力奔走，不能保证他勇敢向前；让他掌管文书，不能保证他综合考核且完全得当。至于任用他做大臣，其流弊更是不胜枚举。大臣是承受朝廷股肱心腹之托的，应当毅然以天下事为己任，与君主同心同德，以成就君臣交好的盛况。如果不能得到实心办事的人，而只是用敷衍塞责的人，外表显示安静来装作通晓事理，国家又怎能依靠这样的人呢？况且让这样的人担任重任，与他互相附和的人，必定选取那些疲弱懦弱、平日再也不敢直言正色的人，然后引为同类，错误地推荐赞扬。久而久之相习成风，大多变得愚钝无耻，而士气因此扫地。所以《易经》说：“王臣艰难险阻，不是为了自身。”《诗经》说：“早晚不懈怠，来侍奉一人。”身为王臣而用“不是为了自身”来勉励自己，侍奉一人而一定用“早晚”来警戒自己，这难道是仅仅通晓事理而不办事的人所能参与的吗？总之，事情不出乎理，不审察理之所当然，而妄逞意见来制造纷扰变更的，是生事之臣，终究不是办事之臣。所谓办事之臣，因为他能办好这件事而不惭愧，那么他就不是不通晓事理的臣子，这是明显的。臣愚昧地认为，张栻担心宋孝宗误把生事之臣当作办事之臣，只应当回答说：“陛下固然想要寻求办事之臣，更应当在办事之臣中寻求通晓事理的臣子，那么心足以通晓事理，而身足以办理事务，心与身都为国家所用，以此来共同促成治理，大概就能得到合适的人了。”

史

冬季十二月，将朱熹的社仓法颁布到各路。

监察御史【臣】刘方蔼

朱子说乾道四年，百姓粮食匮乏，向官府请求得到常平米六百石进行赈贷。夏天从仓库领取粟米，冬天则加上利息计算米数来偿还。此后随着年份收敛散发，歉收年份免除一半利息，大歉收年份则全部免除。共十四年，以原来的六百石数目归还官府，现存米三千一百石，作为社仓，不再收取利息。每石只收取损耗米三升，即使遇到歉收年份，百姓也不缺粮食。这个方法以十家为一甲，甲推举一人为首领，五十家则推举一人通晓事理的人为社首。那些逃兵以及没有品行的人，与有税粮衣食不缺的人，都不得加入甲。那些应该加入甲的人，又询问他们愿意与否，愿意的人开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半石，五岁以下不列入名册来借贷给他们。那些用潮湿变质不实之物偿还的，有惩罚。

【臣】恭敬地考察：朱子的社仓法，其本意源自《周礼》中遗人所掌管的乡里委积，用来体恤百姓的困厄，同时参用隋朝大臣长孙平所奏的义仓法，而斟酌得尽善尽美。长孙平的义仓法，每年秋天每家拿出粟麦从一石以下，按贫富分等级，储存在当地社，委托社司检校，以备凶年。朱子的社仓则用常平米赈贷，让百姓加利息偿还，所以在让百姓出谷的地方，其方法不详。后世实行朱子社仓的人，大多采用长孙平的义仓法，每年秋天命令百姓按家出谷，出的多少按贫富分等级，这是长孙平方法中可取的地方。至于编甲编社，淘汰逃兵，屏除无品行者，区分温饱充足者，务必归于应贷之人，没有滥给。那些应贷的人，则看口的大小而增减，收息则看年份歉收程度而酌情免除，责成偿还则惩罚人的奸伪而致罚，这些都是社仓法中尽善尽美的地方，而长孙平义仓法所不及的。大概社仓与常平仓互为表里，而社仓尤其对百姓便利，只是担心执行不力，名存而实亡。

译常平仓的收支由官府掌管，社仓的收支由民间掌管。由官府掌管，则平粜赈贷，公文往来反复，往往需要十天半月才能办到；由民间掌管的赈贷则没有阻隔，取用携带可以立即办到。常平仓的积贮在城里，社仓的积贮在乡村。在城里，平粜赈贷，城内和靠近城里的百姓容易得到救济，而偏远乡村势必难以遍及；至于在乡村的积贮，则随地可以就近取用，从而能够普遍得到救济。这就是社仓尤其便利百姓，能够补救常平仓所不及的原因。社仓足以补救常平仓，那么养育百姓的政策怎么能不把社仓作为要务，考核官吏的方法怎么能不把社仓作为重点呢？如果让州县官员，在设立社仓时，劝募捐输务必尽心，生息增值务必尽力，管辖人员务必慎重选择，征收散放务必核实实际事务，使百姓得到实惠，那么常平大吏的保举以及大计保荐，必将把州县官员经营社仓的实际事迹详细列入册籍，才准许保荐。那些不能切实推行社仓的人，其他政务虽然勤勉，也不准许保荐。这样，州县官员为了顾全考核成绩，没有不尽心于社仓的，防备荒年的储备就不必担心有名无实，这样常平仓得以更加借助其辅助，朱熹的社仓法不至于成为空文，州县社仓的实施不至于流于形式，这对于吏治和民生的益处是不小的。

译史

宋真德秀《奏议》说：“只有学习可以使这颗心明朗，只有恭敬可以使这颗心存留，只有亲近君子可以维持这颗心。”

监察御史【臣】钱〇

【臣】恭敬地陈述：心是天上的君主，天君受到防护，那么全身各部位都会服从命令，这也如同人间君主在上确立准则，天下四方都奉行作为法度遵守一样。唐尧虞舜的十六字心传，传授心法的道理已经穷尽了。但是必须有切实下功夫的人。真德秀对宋理宗说过：“只有学习可以使这颗心明朗，只有恭敬可以使这颗心留存，只有亲近君子可以维持这颗心。”这也就是探求根本、用力处的关键吗？但这并不是用儒生的事务来要求帝王。因为人心只在这方寸之间罢了，使用它就显得灵明，混淆它就显得蒙蔽。古代圣王谨慎修养、思虑长远，没有不勤奋于学习的。更何况用人行政，兴利除弊，其中的成败利钝、治乱得失，史册上清清楚楚，了如指掌。见闻广博而神智产生，考究精微而权衡得当。唐太宗所说的“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就是这个道理。至于功业，担心它不实在；心，又担心它不虚空。君主以一人之身处于上下交接的位置，上天的鉴察非常近，百姓的注视并不远。无论懈怠意志、矜持情感足以损害德行，即使是喜好功业、追求宏大也足以放纵心意。《尚书》说：“检点自身好像还来不及。”魏征说：“见到可欲之物就想到知足，将要兴建修缮就想到知止，身处高位危险就想到谦卑降己，面临满盈就想到抑制减损，遇到安逸享乐就想到节制，处在宴饮安乐中就想到后患，防止壅塞蔽塞就想到延纳意见，痛恨谗言邪恶就想到端正自己，施行爵位赏赐就想到因喜悦而僭越，施加刑罚就想到因愤怒而泛滥。”这些都是恭敬的实际功效。至于戴着端正的冠冕、垂着整齐的旒旒，以及在闲暇私下的场合，必定时刻谨慎小心，更不用说了。虽然如此，又担心时间久了会产生懈怠。只有君子平日学问渊博，既可以广见多闻，在朝廷上的风骨高峻，又足以防范杜绝渐生的弊端。高宗对于傅说，说：“开启你的心，滋润我的心。”汉武帝对于汲黯，不戴帽子就不接见。君主如果能得到像这样的人，立在身边，随时随事，一定会有匡正而没有过失的，又何必担心心的出入呢？《大学》的道理，首先重视明德，明德的要点，没有比正心更先的。君主如果真能默默体悟精一、危微的道理，而以真德秀所说的作为致力之处，大概内圣外王的学问就完备了。【臣】恭敬地汇集经书语句，模仿古箴文写了三则，其辞曰：

圣人的谋略浩荡，布设在典籍之中。通过学习来聚集它，使你的益处增多。只有英明的君主，自强不息。如同农夫耕作田地，顾不上吃饭休息。知道细微知道显著，有典章有法则。永远肩负一心，来积蓄他的德行。

道心非常微妙，退藏于隐秘之处。上天明显地思考，辅佐在于你的室内。专一啊！王心所应当的是不要安逸，如同临渊，兢兢业业，成就本性并保持它，小心翼翼，不要自作聪明，努力你的功业。

龙出现在田野，鹤鸣叫在阴处。君子的道运长久，纠正那不正当的心。人们也有话说：“山岳降下神灵，来匡正来辅佐。”为了臣下为了百姓，安定不忘危险。墨刑确实陈述，行动不吉。所有正直的人。

史

明宣宗宣德七年，在殿壁上张贴《豳风图》。

少詹事【臣】裘曰修

【臣】恭敬地陈述：《纲目》所记载的，都标举政事的大者，以示法度警戒，而细微末节不参与其中。记载这件事为什么呢？重视民事啊。重视民事，为什么呢？重视百姓因而重视这件事啊。《鉴》又记载：宣宗曾经在夏天中午退朝后，吟诵聂夷中“锄禾日当午”的诗句，对侍臣说：“我每次诵读这句，没有不思念农人的。”由此可知宣宗的明德深远啊。他在太祖时，对天下有大功，来不及休息；建文帝昏暗软弱，成祖用强武来成就事业，人们畏惧他的威严，不怀念他的德行；仁宗在位时间短，没有看到施行。在这个时候，明朝兴起五六十年了，官员有固定的品级，百姓有确定的生计，大纲具备，百事完备，安守基业而安定，这也可以了。然而所谓渗入肌肤、浸润骨髓，优待并逐渐浸染的，没有这种器具，那么根本容易动摇。治理天下有无形之形，产生于至诚，发扬为大德，以默默的方式联系于天人的交汇，而缠绵缔结于千百世之远。宣宗由这一念思念农人推及，派遣安抚辑理的使者下去，宽恤的诏书，斥责赃吏，提拔循良官员，建立官仓，改变民运，史书不胜记载。曾经召见杨士奇告诉他说：“宽恤百姓的诏书下达已经很久，现在还有可以宽恤的吗？”赞叹啊，《鉴》所称的“官吏称职，百姓安业，蒸蒸日上达到极盛”，都是由这一念思念农人相互绸缪而成的罢了。从这时以后，以英宗的愚钝，武宗的荒淫，神宗的玩忽，都足以失去国家，而绵延达到二百多年之久。大概宣宗的德泽在百姓中，深入至隐秘之处，越远越不可忘记，而上天眷顾的衷情，也就与民心始终如一。所谓祈求上天永久赐命，并不是渺茫而不可凭借的。况且朝廷的政令，不可不严肃整齐；法制禁令，不可废弃而不举。有时将恻隐慈爱之心隐藏于不可见之地，百姓只见严父而不见慈母，而不知道其用心有非常不得已于此的，而恻隐慈爱之心反而更加真诚而不可解脱。而最终，愚夫愚妇也都谅解他。从前周武王问吕望说：“

译治理国家的方法是怎样的？」吕望回答说：「治理国家的方法，不过是爱护百姓罢了。」汉代的文帝，唐代的太宗，宋代的仁宗，他们的大致要点都能在此有所体悟，因此都足以享有天下、保全百姓，被称作贤明的君主。这难道有什么不同的道理吗？那么治理天下的人，使爱护百姓的心意与爱护百姓的政策相互周全融洽，弥漫浸润而没有抵触阻碍。在这期间，又不因为一个百姓的愚顽而放松我保护婴儿般的念头，不因为一件事的阻碍而懈怠我忧心如伤的情怀。即使有所不爱以成就更大的爱，但总不因此牵累我念兹在兹的根本情怀。那么恩德就能遍及天下，福泽就能延及后代。太平和乐之气充盈上下，万世有道而长久的统治，直接坐等就可以实现了。

译御览经史讲义卷二十九

子部，儒家类，《御览经史讲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览经史讲义卷三十

性理

一动一静互为其根

编修臣白瀛

臣谨按：太极图左半部分为阳动，右半部分为阴静。左边固然属阳，但阴已经潜伏在其中；右边固然属阴，但阳已经藏匿在其内。那么，左半部分的阳，并非产生于左边，而是产生于右边；右半部分的阴，并非产生于右边，而是产生于左边。阴阳两者共存而不可测度，动静交错而无穷尽。这是天地的本性。臣谨推广此说并详细阐述：河图中的六与八，是老阴少阴的数理，而一三之阳各自统领它们。生成者倡导而成形者跟随，那么奇数就是偶数的根本。七与九，是少阳老阳的数理，而二四之阴各自统领它们。内在为主而外在为客，那么偶数又是奇数的根本。东南都是生长的方位，而正北的一个点独自成为众阳的宗主；西北都是收敛藏纳的地方，而正南的两个点独自成为众阴的首领。那么互根的道理在河图中就显现出来了。伏羲六十四卦，从复卦到乾卦有一百一十二个阳爻，而八十阴爻夹杂其中。阳盛的地方已经成为阴生长的基础；从姤卦到坤卦有一百一十二个阴爻，而八十阳爻夹杂其中。阴生长的方位已经成为阳亨通的根本。坤卦用来收藏，而雷的发动却起于重阴之下，这就是复卦之所以能显现天地之心的原因。乾卦用来居处，而风的消散却发于盛阳之余，这就是姤卦之所以为天地相遇的原因。那么互根的道理又在卦象中显现出来了。四季的更替，有一寒一暑。冬至一阳发动而荠麦生长，夏至一阴产生而蘼草枯死，哪一样不是互根的道理呢？日月星辰的升沉，有一昼一夜。阳气不始于天将亮时，而始于子夜半刻；阴气不始于三更时分，而始于午时正中，哪一样不是互根的道理呢？海水的潮汐，有一涨一落。没有落就没有涨，那退去的是为了涨来的根本；没有涨也没有落，那停息的是为了消退的契机。人体呼吸的吐纳，有一吸一呼。不吸就不能再呼，那吸入的是为了鼓动呼出；不呼也不能再吸，那呼出的是为了牵引吸入，哪一样不是互根的道理呢？推而广之，世运的平顺与坎坷，有一泰一否；人事的推移，有一乱一治；神灵的幽暗与光明，有一屈一伸；万物的死亡与生存，有一终一起。无非都是这动静互根在起作用，与之共同消长，与之共同盈虚罢了。又何必怀疑太极刚分开的时候呢？这个道理，《周易》论述得很详细了。一阴一阳叫做道。阴阳变化不可测度叫做神，这是从造化方面来说的。一闭合一开启叫做变，往来无穷叫做通，这是从乾坤方面来说的。尺蠖弯曲身体以便伸展，龙蛇冬眠以便保全自身，这是从物理方面来说的。精研义理达到神妙的境界以便发挥作用，利用事物安顿身心以便崇尚道德，这是从学问方面来说的。周敦颐作《易通》，又阐发图说的宗旨，说：“水以阴为根而含阳，火以阳为根而含阴。”大概是用后天的水火来阐明先天的阴阳，其道理是一致的罢了。总之，动静虽然互为其根，但静又常常作为动的根本。日月星辰自古以来不停运转，而太虚之天却凝然不动；喜怒哀乐无时不在，而未发的本体却寂然不动。不动的，是众动的根本，这又是主静立极的宗旨。

性理

圣人用中正仁义来确立准则，而以主静来确立人的极致。

编修臣丁一焘

朱子说：没有欲望所以能静

臣谨按：太极一图，原本就是阴阳五行生成人、生成万物的开始，而以人为尊贵，列举生成人形体、精神、性命的全部，而以圣人确立极致。大概圣人的中正仁义，就是一阴一阳五行，而最终归结于主静，就像阴阳五行浑然一体于太极一样。人出生时是静的，这是性命的本源；圣人主静，在冲和肃穆之中，全体体现太极。从来帝王用来确立人的极致的，其心法没有不以此为基础的。《周易》咸卦九四爻辞说：“心思纷乱往来，朋友顺从你的思虑。”大概心主管感应，感应的对象有万端，应对的却是一颗心。到了心思纷乱的地步，即使万种感应没有投入，心的本体也不能安静。朱子解释《大学》正心章中“欲望发动、情感胜过”与“没有欲望所以能静”的说法，互相阐发。追求虚空、保持寂静，往往寄托于主静，但这不是圣人的主静。圣人每天处理万机，从早到晚勤奋不懈，怎么能屏除一切，而自居于端坐清净的境界呢？二程亲自向周敦颐求学，周敦颐说主静，二程说主敬，不是没有原因的。慎独以达到天德，诚意以实行王道，只有恭敬才能有所持守遵循。心的本体虚空，所以具备众理；心的作用灵妙，所以应对万事。圣人洗涤心灵，退藏于隐秘之处，《通书》说“静虚则明，明则通”，这是心的本体得以确立的原因。八窗洞开，如同看见我的心，《通书》说“动直则公，公则溥”，这是心的作用得以施行的原因。仲弓问仁那一章，有人问出门役使百姓的时候这样就可以了，没出门役使百姓的时候怎么样？回答说：“这是庄严思考的时候。”这就是动静相互滋养的意义。可见心的全体大用，无处不主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