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览经史讲义卷十一

译“弼直”这一义理关系重大，身为臣子应当早晚修身反省，以此向上慰解君主宠信任用的心意。大概自古以来帝王谋求治理天下，总揽全局的是君主一人，分工承担的是百官之力。因此君臣之道相互依赖非常殷切，这就是元首与股肱之臣，千载以来仰慕明君良臣兴盛的原因。但是君主任用臣子，原本对臣子抱有厚望。臣子侍奉君主，凭什么来报答君主呢？如果认为罗列众官，仪态庄重，就是做臣子了，国家依靠这样的臣子什么呢？我们的君主圣明，固然已经行动没有过失，然而因事进言确实多有裨益。所以辅佐纠正，是近臣的道义；赞襄协助，是左右侍从的职责。诚信未能使人信服，不足以做臣子；进献没有资益，不足以做近邻。那么所谓“臣啊，邻啊！邻啊，臣啊！”就可以解释其义理了。天威近在咫尺，常怀恐惧警惕之心。如果不是以一体的情谊相连，臣子的心意就无法上达。“臣啊，邻啊！”正是亲近而接近，使君臣有所联系。《易经》说：“天地交感而万物通畅，上下交感而意志相同。”这不正是君臣相依，不容许稍有隔阂吗？至于早晚进献教诲，是用来匡正君主的不足。倘若身居辅弼之位，只是在其中左右进退，哪里称得上是日夜不懈地侍奉一人呢？如果身居其位的人尽忠职守，想着每天赞襄，想着每天勤勉，不仅限于按本分供职，确实有端正自己、端正事物的气概，才大致符合“邻啊，臣啊”的界限。然而尊卑原本有确定的名分，上下各有至深的情义。名分不可以过于严厉，只讲名分就会疏离；情义不可以过于泛滥，只讲情义就会失范。身为臣子又是近邻，严厉不至于苛刻；身为近邻又是臣子，和谐不至于失范。所有这些，都是“弼直”的义理，本来重要而不可以忽视啊？总之，卿尹众官，臣子的职分各不相同，然而竭诚效忠，都有尽己为臣的道理。不要瞻前顾后而存有迁就的念头，不要结党营私而产生附和的私心，不要避忌忌讳而有隐匿的情意，不要模棱两可而持两端之见，不要迂腐疏阔而逞偏颇之论，不要揣度上意而蹈迎合之习。这样身家就不是所眷恋的，爵禄就不是所顾惜的。以此来辅佐君主，又有什么愧于作为辅佐、明察听政的助手呢！可见臣子之道原本不容易符合，而能切实尽到“弼直”义理的，才是做臣子。凡是做臣子的，这怎么可以不自我勉励呢？

译《尚书》

我想左右辅佐百姓，你要协助我；我想向四方施展力量，你要去执行。

编修臣何其睿

臣谨按：这是帝舜保全治理天下的用心，而专门赋予辅臣以重任。天下盼望治理，没有停止的时候；圣人致力于治理，没有满足的念头。道理有进退，进到极点而显现增益，就是亏损产生的根源；时机有张弛，张到极点而显现强盛，就是衰弱潜伏的原因。从来极盛之朝，君上与臣下各自有不能必然达到的担忧，所以接近安定而审慎时，各族的情形反而更加紧迫；美好事物聚集而一念灵明承接时，防备反而更加严密。四方的百姓，沐浴恩泽、歌颂赞美正盛，描绘着日、星、麒麟、凤凰的色彩；九重宫门之地，都俞吁咈（君臣应答）仍然共同筹划以亨通屯难、走出险境的功夫，这不是圣人的过度计较。前有开启以观察功勋的放达之道，在于协调其恭敬；后有承接以实现华美的重大道理，在于融合其亢奋。因此，忧患危险不产生于环境，而常产生于心境；形体有尽头而心志无穷尽。拮据劳苦不显现于形体，而常存于精神；形体有分歧而精神无间。以此安抚亿万人民，以此康宁四海，将多于前代的功绩而垂范后世，根本在于以警惕戒惧作为发扬光大罢了。这时，君上行意，臣下做事；主持政务的人在职务要点上敦厚诚实，承继流风的人在职务细节上竭尽力量。手臂与手指的驱使，一脉相承；施展布置之间，文武官职各得其所。从明亮采择的官职，到深明事理的寄托；由郊畿的近处，到达侯甸的远方。内外相互承接，规矩没有差错。对于礼乐兵刑、生聚教养的地方，斟酌盈虚，以上辅助一人巡视省察所不能到达之处，而深宫之中早晚运筹谋划从容不迫，于是能把百姓推进到襁褓般的安宁，把四方纳入跬步般的掌控。所谓通天下于一身，就是这个意思。百姓最为分散，四方最为遥远，生存的道理等待恢复，生计等待实现，不是一手一足所能成就的。明察没有不灼热的，但可能有眼睛不能看见的情形；聪听没有不闻的，但可能有嘴巴不能呼告的状况。更何况隐患必然发展到显著，小事必然发展到重大。一个平民违抗教化，忧患波及一方；一件事不和谐，祸根蔓延百端。这就是君主之所以兢兢业业的原因，也就是臣子之所以孜孜不倦的原因。《诗经》说：“左右辅佐的人平平正正，也都顺从。”又说：“四方国家作为藩屏，四方作为宣导。”翼为之力，而股肱有专门的责任了。由此看来，臣邻的极致，常在匡正辅助中劳苦补救；道德完备，翼为有地方了。歌叙之余，不忘笃实正直于尽瘁；志业相合而兢业有加。从来极盛之朝，固然上下交相济以成就其治理，而恭己南面，岂只是追求高洁清静之名呢。

《尚书》

我有过失你辅正我，你不要当面顺从，退下后有怨言，敬重四邻。

编修臣雷鋐

吕祖谦说：“舜不是有欠缺而害怕人后的言论，不是容纳未尽而致人后的言论，虞廷诸臣，也不是肯欺骗其君而做当面是背后非的行为。圣人敬畏无已，惟恐过错不被听闻，言论不尽，所以其求之迫切如此。”

臣谨按：自古圣人之心，未曾自以为圣。世虽已治，而时常切愿治理之思；事虽无过，而时常切闻过错之念。如舜之于禹，岂不信其直言不隐，而犹以当面顺从退下后有言为戒？盖其心之冲虚恳挚，实资股肱耳目，以共同照亮天工。常恐万一有过而不自知，臣下知之而不告知，则性情嗜好之有偏，用人行政之有失几微不谨，动关国计民生之休戚。为臣者无以敬重四邻，即为君者无以抚育万邦也。夫为君欲其臣无当面顺从退下后有言，必使其无毫发忌讳之心。如陆贿所谓：“谏者多表我之能，好谏者直示我之能容，谏者之狂诬明我之能恕，谏者之漏泄彰我之能从”，则人亦何惮而不以直言自见，甘心归于谀佞容悦也？三代以下，汉文帝凡遇日食、水早、疾疫之灾，未尝不下诏求言。谏官上书疏，未尝不止辇以受。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采之。未尝不称善。唐太宗神采英毅，群臣进见多失举措。太宗知之，见人奏事假以辞色，冀闻规谏。每谕臣下：“事有得失，无惜尽言。”此汉所以致刑措之休，唐所以致贞治之治也。然文帝天资近道，惜乎其天德王道之精微缺焉不讲，未免安于黄老之清净。唐太宗内行既不如文帝，观其退朝怒骂魏徵为田舍翁，几难忍受，则其乐闻谠论不免矫强外饰，未必出自中心之诚。然史册已传为盛事，后世且述为美谈，况乎以大有为之主体，大舜好问好察执两用中之心，以为心智周万物而常苦不逮，明见万里而犹虑多蔽。求皋陶稷契之臣，布列在位，时常召见，降心访问。有善必行，有错必改，使在廷臣工咸知当宁之君求贤若渴之衷，从谏如流之意。观感兴起，竭诚献替，一心一意，上下交而成泰。又何至有当面顺从退下后有言之患？而谋明辅谐，奚难媲美上古熙皥之世欤？

译《尚书》记载：

帝舜于是作歌说：“敬顺上天的命令，关键在于把握时机和细微之处。”接着又唱道：“辅佐大臣们欢喜啊，君主振作啊，众官勤勉啊。”皋陶跪拜叩头，高声说道：“要深思啊，率领众人兴办事业，谨慎地遵守法度，恭敬啊；多次省察你的政绩，恭敬啊。”于是接着又唱道：“君主英明啊，辅佐大臣贤良啊，各种事务安康啊。”又唱道：“君主昏庸琐碎啊，辅佐大臣懈怠啊，万事败坏啊。”帝舜拜谢说：“是的，去吧，要恭敬啊。”

译检讨臣伊兴阿谨按：帝王时刻勤勉谨慎，常怀无休止的忧思；国家要保持安定、持守盈满，应当有防患于未然的忧虑。安逸享乐不可自我倚仗，君主常要求臣下尽责，臣下也要求君主尽责。逸乐并非成就功业之道，已经安定更求安定，已经治理好更求治理好。考察古代圣王，先后道理相同，那些殷切劝诫的言辞，记载在典籍中，不谋而合。这就是能够成就众功、彰显天工，超越千古而独自兴盛的原因。有虞氏的时代，上有圣明的君主，下有贤良的辅佐，君臣和悦，人才济济充满朝廷。等到任命夔掌管音乐之后，功业已成，治理已定，礼仪完备，音乐和谐，可以弹琴理政了。何况那时凤凰来仪，百兽率舞，太和之气洋溢，吉祥征兆接连应验。君臣哪里还用得着劝诫？于是喜悦地起身唱和，辞藻鲜明，流传万世。帝舜的意思是，天道难以信赖，可以警戒而不可倚仗。如果顷刻间没有畏惧之心，那么懈怠荒废就会由此产生；如果几微的防范和恭敬谨慎不到位，那么玩忽职守就会由此滋生。皋陶的意思是，君主是元首，应当率先垂范而不宜烦琐。已经制定的法度，谨慎地遵守，就没有频繁更改的祸患；已经成就的事功，多次省察，就没有欺瞒遮蔽的担忧。在极盛之时，却忧虑勤勉、警惕严厉，甚至体现在诗歌中，上下互相勉励，这就是有虞氏的治理之所以不可及的原因吧？三代以后，首推贞观之治，美德善政在史册中相望。之所以能达到这样，大概是有道理的。太宗曾对侍臣说：“我一天比一天谨慎，只怕不能善终，所以希望多次听到你们的谏诤。”魏徵回答说：“内外治安，我不以此为喜，只喜陛下居安思危。”他们君臣告诫的言语，宛然是虞廷劝诫的意思。所以史书称赞其治理之美，几乎达到成康之治，自汉代以来未曾有过。帝舜的歌归重于臣，是为了激励股肱之臣的效忠；皋陶的歌归重于君，是为了尽到责难的方法。君主能克服艰难，臣下能克服艰难，两者固然不可偏废。究其根本，君主一天两天面对万事，众臣不过是分担辅佐明察听政的职责。如果在幽微隐秘之处，没有一时不致力于纠察防范，没有一事不深深谨慎。敬畏沉默地自我觉悟，有非臣工所能共同知晓的。况且君主以知人为明，臣下以任职为良，必须君主能得人才，而后臣下才得以施行所学，那么臣下的艰难无非也是君主的艰难。做君主的既然能克服其难，做臣下的都恭敬体察此意，以此来修明人事而敬奉天命，自然能导致明良喜起的吉祥。

尚书

帝舜于是作歌说：“敬奉天命，在于把握时机和几微。”于是唱道：“股肱之臣喜悦啊，元首兴起啊，百官兴盛啊。”皋陶拜手稽首，高声说：“要思念啊！率领众人兴起事业，谨慎你的法度，恭敬啊！多次省察你的成就，恭敬啊！”于是接着唱道：“元首明察啊，股肱贤良啊，众事安康啊。”

监察御史臣欧堪善谨按：自古太平盛世，必定是君主明察、臣下贤良，上下交泰，而后才能达到治理国家、保卫邦国的最高道理。然而君臣一体，有时通过宴饮来联络感情，有时通过诗歌来记录盛况。考察古代，史书不绝记载。寻求那些因为民间丰收，而表达朝廷豫顺，笙簧酒醴，都体现体国经野。君臣深心劝诫的，往往罕见。遥想虞廷，上有深明哲理的君主，下有辅佐明察的臣下。那时礼仪明确，音乐完备，官府修明，事务和谐，集合二十二人按时彰显天工，固然不只是以唱和拜扬，夸耀一堂的景运，而敬天勤民的隐念，未曾不协于磬管，播于咏歌，以志其交相劝勉的诚意。至今读帝舜的歌说：“敬奉天命，在于把握时机和几微。”大概敬奉时机几微，那么股肱喜悦，元首兴起，而百官兴盛。当时皋陶看到时雍的盛美，引导唱和拜扬的休风，高声说：“要思念啊，率领众人兴起事业。”兴起事业容易纷更，那么遵守法度以遵循其度；兴起事业或至怠逸，那么多次省察以集其成。一再说“恭敬啊”，再一说“恭敬啊”，可见君臣忧勤惕厉，总此敬之一念，互为始终。皋陶于是续帝歌以成其义，所以开启千古泰交的隆盛，而肇始万世明良的盛况。其后商之“咸有一德”对扬休命；周之歌“蓼萧”赓“天保”，游鱼乐其在藻，鸣鹿美其食苹。推广到庆丰年而蒸髦士，美哉，其有赓拜的遗风吗？至于柏梁联韵，甘露陈筵，引笏簪于瀛洲，歌秋风于汾水，芙蓉仙萼赏御苑之飞花；碧水澄潭，听钧天的雅奏。大抵铺张扬厉之意多，而非深切生民，深有关于旰食宵衣的至计。惟夫泰阶启运，圣主垂裳，无逸久陈于松轩；邠风更绘于紫殿。念丰年稌黍载以诗篇，偕百尔冠裳锡之酺宴。君歌臣答，无非明良好喜起的吉祥；鼓瑟吹笙，不忘都俞吁咈的意思。敬畏天命而切民依，敬奉时机几微而康庶事。固将迈汉唐，轶周商，媲美于虞廷之盛也，岂不美哉！

尚书

帝舜于是作歌说：“敬奉天命，在于

译当时只防备这些罢了。」

编修【臣】朱桓

译蔡沈说：“‘勅戒’，就是告诫的意思。‘惟时’，是指没有什么时候不加以告诫；‘惟几’，是指没有哪件事不加以告诫。大概天命没有恒常不变的道理，治乱安危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现在虽然天下安定、功业已成，礼制完备、音乐和谐，但假如顷刻之间敬畏之心不存，那么懈怠荒废就会由此产生；毫发细微的隐患如果不加察觉，那么祸患就会由此滋生。不可不加以告诫啊。”

【臣】恭敬地按语：圣人的学问，没有比“敬”更大的了；而“敬”没有比侍奉上天更大的了。所谓告诫，就是让恭敬之心常存罢了。帝王承受上天的地位，享受上天的俸禄，代理上天的职责，无时无刻不与天命相通，也就无事不与天心相感应。敬奉上天，不是仅仅沿袭“钦若”（恭敬顺从）的文字形式，更不需要等到上天有发怒变异的迹象才变得谨慎畏惧。早晚都宽厚严密，心中没有一处不是小心翼翼的。所以即使国运正值鼎盛，政治和谐通畅，但勤勉保持治世的心意，仍然戒慎恐惧而不敢忘记。大舜之所以将要作歌而揭示其要点，说“告诫上天的命令”。在舜的时候，天地已经平定，官府事务修明和谐，太和之气弥漫，以至于凤凰来朝，百兽起舞，这难道不是盛世的治理吗？然而益告诫舜说“警惕戒备，不要以为没有忧患”；禹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皋陶说“不要教导逸乐欲望来治理国家”。以大舜的圣明，难道还会有傲慢和逸乐欲望的祸患吗？然而顷刻之间不慎，懈怠荒废就会由此开启；防范细微之处不谨慎，祸患就会由此潜伏。大概天下治世的日子本来就少，有幸达到治世，那么长久保持就困难了。所以在朝堂之上，君臣之间和悦而又有不同意见的讨论，神色庄重地相互规劝，君臣同样兢兢业业。这必须存养心性，在独处时也不愧对良心，以端正告诫天命这一根本。这是谨慎于几微，慎重于行动，时常存有不敢荒废安宁的意思。用这来修养自己，那么就不会安逸，庄重恭敬日益增强；用这来侍奉神灵，那么早晚温和恭敬，办事严肃认真；用这来面对百姓，那么畏惧如朽木驾车，顾念畏惧百姓的怨恨；用这来处理政事，那么即使安逸也不安逸，即使休息也不休息。至于出入起居，没有不恭敬的；发布号令，没有不美好的；那么真是无时无事不恭敬，而保持安泰、持守盈满的道理就在这里了。《易经》说：“安定时不忘记危险”，又说：“始终怀着恐惧之心，其要点是没有灾祸。”所以《尚书·商书》说：“皇天没有偏私，能够恭敬的人，天就亲近他。”《尚书·周书》说：“严肃恭敬、敬畏，天命自然降临。”大概确实看到“敬”是维系命运的根本，而自古圣帝明王之所以能达到治世、保全国家并与天同久，总不外乎这告诫的一心。从前唐太宗对侍臣说：“我有两喜一惧。近年丰收，斗粟三钱，是一喜；北方长久臣服，边境没有忧患，是二喜；治安则容易骄傲，奢侈容易滋生，骄傲奢侈则危亡立刻到来，这是我一惧。”太宗也正因为看到了告诫天命、随时防范的道理，所以贞观政绩，被史书记载为美好，成为夏商周三代以后的贤明君主。况且作为君主，没有不想以尧舜为目标的；作为臣子，也没有不乐于生活在尧舜的时代，以观察德化成就的。有幸当天心眷顾正殷勤，宇宙升平有迹象，或许中天的治世，可以再次看到。只要常以大舜告诫的心为心，那么长久保持天命，而万世无尽的福泽，就由此开始了。

《尚书》

告诫上天的命令，无时无刻不警惕，无时无事不警惕。于是歌唱道：“大臣们高兴啊！君主兴起啊！百官兴盛啊！”

监察御史【臣】徐以升

蔡沈说：“‘勅戒’，就是告诫。‘惟时’，是指没有什么时候不告诫；‘惟几’，是指没有哪件事不告诫。大概天命没有恒常，治乱安危相互依存。现在虽然天下安定、功业已成，礼乐完备和谐，但假如顷刻之间敬畏之心不存，懈怠荒废就会由此产生；毫发细微的隐患不察觉，祸患就会由此滋生。不可不告诫啊。这是舜想要作歌，而先叙述他作歌的原因。”股肱是大臣，元首是君主。大臣乐于奔走效力，那么君主的治理就会兴起，而百官的功业都会广大。【臣】恭敬地按语：虞帝这首歌唱，表明勤于民事是敬奉上天的实质，而要求大臣以勤勉辅助治理。这时天下平定，政绩显著，官府事务修明和谐，人才济济，吉祥征兆全部到来，正是国运鼎盛、极泰之时。然而极泰之时，更应该思考保持安泰的道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皇天没有偏私，只辅助有德的人。一念之间的恭敬，天命去留就由此分别。如果认为太平已经实现，可以坐享其盛，君主或许产生安逸享乐之心，大臣或许兴起废弛的习惯，虽然治世的制度灿烂完备，但在精神血脉之间，已有贯通输送不到的地方。恭敬就是道心，放纵就是人心。这就是天命去留的分界。只有圣人至诚不息，与天道的运行同样刚健，没有一刻间断，处处与天命呼吸相通。无论是白天还是早晨，外出游玩，哪里不是天的法则？怎敢有一时一事不恭敬呢？虞帝这两句话，实在是万代君主保持安泰的要道。后来禹不自满，汤顾念天命，文王不敢安逸，武王恭敬胜过懈怠，都是这“惟时惟几”的防范。然而君主敬奉上天以实质而非形式，所以勤于民事才是敬奉上天的实质。君主一人不能独自治理，必须分担职责给群臣。君主叫元首，大臣叫股肱，可见君主与大臣是一体相关的。大臣习惯于眼前而忽视长远，乐于粉饰而畏惧忧劳，那么朝廷政事必有因循废弛的渐况。大臣玩忽职守，小臣也相互观望

译如果效仿这种不良风气，那么苟且偷安、懒惰懈怠的习气就会相继形成风气。所以虞舜作歌，首先责备辅佐大臣的“喜喜”之态，这并不是指喜欢好事、追求功劳的意思，而是为了防范忠君爱国之心，激发出奋发有为、光明正大的气概，欢欣鼓舞，争先恐后地致力于事务和功业。辅佐大臣如此，自然朝廷清明，法纪整顿，下层的官员和众位长官也能恭敬谨慎、振奋精神来效法他们的政绩。吏治清明则百姓安宁，然后天命才可以永远保持而不丧失。这是舜将保持安泰的责任寄托于臣下，并谆谆告诫他们要承担辅佐君主、明察听政的职责。舜并非舍弃自己而将责任推给臣下，说这些话是为了深刻阐明君道的建立，依赖于臣职的修持。君臣本为一体，都有祈求上天永赐寿命的道理，应当互相勉励而不懈怠。时时以天命自我警戒，自然不会有懈怠荒废的机会乘虚而入。舜说“敬奉天命，不外乎一个‘敬’字”，君臣上下都应以“敬”为主。敬是凝聚天命根本，君主固然应当以敬作为行事准则，尤其应该警戒臣下，共同体会这一用意，以永远辅佐太平的基业啊。

译《尚书》

“敬慎天命，在于把握时机与察觉细微。”

左中允【臣】于敏中

蔡沈《集传》说：“‘勅’是告诫、戒慎的意思。‘几’是事物细微的征兆。‘惟时’是说没有什么时候不告诫戒慎；‘惟几’是说没有哪件事不告诫戒慎。因为天命没有恒常不变，治理与混乱、安定与危险相互依存转化。现在虽然天下大治、功业已成，礼仪完备、音乐和谐，但如果片刻之间谨慎敬畏之心不存，那么懈怠荒废就会由此产生；如果对毫发之间的细微征兆不加察识，那么祸患就会由此滋生。不可不加以戒慎啊。这是舜将要作歌时，先陈述他作歌的用意。”

【臣】恭敬地认为：有虞氏的时代，君主圣明，臣子贤良，百官和乐，万事安康。多么美好！多么伟大！治理教化的兴盛，凭借什么达到这种境界呢？然而舜在那个时候，面对已经成就的治世，更加深切地保有维持治世的思考，以一颗心默默契合那庄严深远的天道本源，同时又以这一颗心潜运于天下之上。看他载歌载舞、欢喜起舞，时常追溯根本于天命，时常防范细微，为何如此恳切呢？现在，只有天是聪明睿智的，只有圣人能顺应天时的法度。天命维系于君主的心，只有圣人知道，也只有圣人能敬慎对待。所谓“勅”，就是整顿、警示，不敢废弃怠慢。它的含义又包含真诚、端正、坚固。真诚则心志纯粹而没有间隔，端正则心境平和而没有偏斜，坚固则坚守心志而没有动摇。所以，“勅”所说的，是有静时存养、动时省察的心，有远观近取的心，有谨小慎微的心，有如履薄冰、如驭朽索般小心谨慎的心。就像治理万物一样，完备而没有忧患；就像治理器物一样，整齐而不损坏。这就叫做“勅”。天命极其细微，只有敬慎才能参透其中的细微；天命极其重大，只有敬慎才能承担其中的重大。敬慎的时义真是伟大啊！接着又强调“惟时惟几”。“时”是难得而易失的；“几”是事物变动的征兆，吉凶的先兆。明白它难得而易失，就一定有事先的预防，有及时的忧虑，有事后（或过时）的反思；明白它是吉凶的先兆，就一定在事情开始时审察其萌芽，在事情进行中保持敬畏，在事情结束时杜绝其流弊。而且，“时”不在于长久，片刻不谨慎，过去的就无法接续，未来的就难以把握；“几”不在于宏大，细微处不严格，一个环节偶然疏忽，万事都会受累。《易经》乾卦九三爻辞说：“君子整天勤奋努力，晚上警惕戒惧，即使有危险也没有灾祸。”这说的不就是“时”吗？《系辞》说：“君子知道细微也知道显著，知道柔顺也知道刚强。”这说的不就是“几”吗？陈氏《经言》说得好：“保持治世在于敬慎，敬慎天命的要点在于把握时机与察觉细微。”天不可知，时机就是天命的盈虚变化，知道时机就知道天了；天不可见，细微征兆就是天命的消长趋势，看见细微征兆就看见天了。只有能知道天并时时以敬畏之心对待，大人君子之所以不违背天道、顺从天意；只有能看见天并事事以恭敬之心对待，王者之所以能裁成天地之道、辅助天地之宜。常人向天求天，圣人向自己求天，这就是天命常常聚集在圣人身上的原因啊。【臣】因而想到，《典》《谟》所载，大体都是臣子勉励君主的言辞，而这篇却是君主勉励臣子。写书的人将这篇列为《虞书》的结尾，由此可知当时地平天成，六府修治，三事治理，明刑辅助教化，礼仪隆重，音乐完备，都是大舜敬慎天命的用心。基础奠定已久，所以施行起来从容不迫。因此将要作歌以志盛德，言辞深切显明。像这样，皋陶一听到帝王的歌，就高声拜手，一次说“恭敬啊”，再次说“恭敬啊”。又立刻取用帝王勉励臣子的话，进献来勉励帝王，可见有虞氏的君臣，如同头与四肢，互相劝勉，始终贯穿着敬慎天命、把握时机与察觉细微的意义。

《尚书》

“敬慎天命，在于把握时机与察觉细微。”

监察御史【臣】张湄

蔡沈说：“天命没有恒常不变，治理与混乱、安定与危险互相依存转化。现在虽然天下大治、功业已成，礼乐完备和谐，但如果片刻之间谨慎敬畏之心不存，懈怠荒废就会由此产生；如果对毫发之间的细微征兆不加以察识，祸患就会由此滋生。不可不加以戒慎。”

【臣】恭敬地认为，历来善于谈论天道的人，必定能在人事中得到验证。《虞书》谈论天道的地方很多，但都不脱离人事。说：“天工的创造，人应当代天去执行”，这就是以人工作为天工。说：“自满招致损失，谦虚得到益处，这就是天道”，这就是以人道作为天道。说：“天有常序，故有法典；天有常秩，故有礼制”，这就是以人的典礼作为天的秩序。古代圣人谈论天道，深切显明，大都像这样，不也与后世那些在幽暗恍惚中寻求、在谶纬术数中推测的人大不相同吗？而这里所说的天命，也不是天谆谆教诲地命令。天聪明，源于百姓的聪明；天明畏，源于百姓的明威。百姓所在的地方，就是天命所在的地方。那么敬慎天命，大概不外乎顾念百姓罢了。天不在安逸享乐的时代遗留艰难，而常在盛世责备忧患危机。所以平庸的君主常常安逸，圣明的君主常常辛劳。然而天警示圣君，或许只在黎民饥荒、百姓困苦的开始，而圣君敬慎天命，更在百业兴旺、四方风气大变的之后。所以治理越求安定，越要谋求安民，因为天的监察就在这里。而圣人不谈“日”，而谈“时”。“时”所说的，是一息不可宽缓，早晚旦明，刻刻都是面临质询的时刻，与时间共同前行的人，固然应该觉得时间不够用。人们认为天体万事都在其中，而圣人不谈“事”，而谈“几”。“几”所说的，是视听未接之时，屋漏隐蔽之处，念念都是感应之端。知道细微征兆的神妙的人，不仅仅是在临事时才恐惧。不然，

译日出时穿戴庄重的冠冕，日暮时则放松下来；火光照耀时修饰仪容，黑暗降临时就熄灭灯火。这能称为敬顺天命吗？郊祀的坛场整顿典仪，你室内却败坏祭祀用的牺牲玉璧，告诫自己防备被衾枕遮蔽的身影，背负着这些（虚伪的形式）能称为敬顺天命吗？自古以来，不敬畏上天的君主，有几个呢？如果只修习外在的礼仪形式而不修习内在的诚意，那么即使在元辰吉日祈求五谷丰登，在五更深夜观测星辰，都不是恰当的时机。遇到灾祸就减膳撤乐，听到警报就自责归罪于己，都不是把握了事物的征兆。因为时机是没有固定不变的，看见它似乎有定数而去敬顺它，那么这种敬顺就已经浮于表面了。征兆是尚未显露的，等到它已经显露出来再去敬顺它，那么这种敬顺就已经迟缓了。所以善于承奉天命的人，处在没有忧患的时候，常常像有所恐惧；处在幽暗独处的时候，不异于在大庭广众之下。每一个举动必定记录，每一句话必定记载，在出游游乐时谨慎小心，将戒律铭刻在门窗盘盂之上。存养自己的本心，涵养自己的本性，完全不辜负生命本源。观察无形的迹象，倾听无声的声音，竭尽孝子侍奉父亲的诚心。风雨冷暖的征兆，感召源于自身；向背顺逆的效果，取法在于人为。凡是那些修补破船、驾驭朽木、如履虎尾、如涉薄冰般警惕戒惧的人。其开端极其繁多，其功夫最为细密，而总不出以恭敬行事，所以能止于安泰。从前禹赞美舜说：“只有把握征兆才能安康，这不正是把握时机和征兆的意义吗？”又说：“只有行动才有巨大的回应，等待意志通达上天，其重申天命用以休美，那么敬顺上天必定以勤勉爱民为关键，难道不值得相信吗？”

译《尚书》

皋陶拜手叩头，高声说道：“要深思啊！率领众人兴起事业，谨慎地遵守法度，要恭敬啊！多次省察事业的成效，要恭敬啊！”

编修【臣】秦勇均

蔡沈说：“皋陶说，人君应当总领率领群臣来建立事功，又必须谨慎地坚守所遵循的法度。大概乐于兴起事业的人，容易走到频繁变更的地步，所以深深地告诫他。兴起事业而多次考核其成效，就有考核功绩、核实真相的效果，而没有虚妄怠慢、欺骗蒙蔽的过失。两次说‘要恭敬啊’，是因为兴起事业、考核成效这两件事，都是应当深深敬重而不可疏忽的。”

【臣】谨按：皋陶所说的话，是希望虞帝以自身作为百官的表率，从而自始至终没有一刻不谨慎。大概人君代替上天治理万物，于是就有了事务。一个人不能独自处理所有事务，于是分派给内外臣工去承担，那么人事就没有不是天事的了。如今春天的生发，就是天事的兴起；冬天的收藏，就是天事的完成。其中阴阳交替运行，五行顺次布列，井然有序而不混乱，就是天事的法度。虞帝说要敬奉上天，而皋陶就指出敬奉上天的实际内容，来触动帝王的念头，说“兴起事业”，说“谨慎法度”，说“省察成效”，没有一件事不是敬奉上天，也就没有一时不是敬奉上天。如果事业不兴起，就无法顺应上天的时令；而才能不收敛于法度之中，又恐怕有骄傲躁进的祸患。如果事业不完成，就无法彰显上天的功绩；而实际不配称其名号，又恐怕有虚妄欺骗的弊端。只有将励精图治的意念，贯彻于遵循旧章之中，因而将按月总结、按岁防范的思考，维持于建立新策之内，那么道理就能相互辅助，而功效就能相互依存。而所以掌握其关键，确立其准则的，只在于作为表率的大君。大概有依次作为表率的，那么九州的事务由六卿倡导，百官的职责由冢宰统领，就是这样。有独自作为表率的，那么天下的基业肇始于一个人，朝廷的治理根本于深宫，也是这样。这不能依靠意气来鼓舞，不能依靠法令来纠察约束，只依靠这颗心兢兢业业，来开启天下的先声，持守天下的后效罢了。皋陶拜手叩头以表达他的敬意，高声说话以传达他的诚意，一次说“要恭敬啊”，再次说“要恭敬啊”，古代大臣责备君主的大义就是这样，而【臣】私下在这里得到了用人之道。大概人臣不能兴起事业而因循守旧以便谋取私利的人，其人必定萎靡不振；不能谨慎法度而频繁变更以施展其智巧的人，其人必定烦乱扰民；不能省察成效而粉饰掩盖以遮掩其短处的人，其人必定浮华虚伪。人君如果真的能在上面率领众人做事，那么凡是内外臣工能够竭尽诚心、振奋才能的人，自然会不断自我劝勉；那些不能急公好义、不能胜任职责的人，就澄清他们的品级。这就是考核政绩、升降官员的方法，进退人才的准则。只有率领众人做事得法，然后才能任用天下的人，治理天下的事，那么各项功绩的张弛，百官职责的勤勉懒惰，都看君主心意的趋向，能不敬重吗？

《尚书》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右中允【臣】于振

蔡沈说：“皋陶说，君主英明那么臣子就贤良，而众事都安定，以此来劝勉他。”

【臣】谨按：自古帝王没有不君臣相互告诫而能共同取得成就的。唐虞时代，中天之盛，而上面告诫下面的，就说：“我如果有过错，你要辅正我，你不要当面顺从，背后议论。”下面告知上面的，就说：“警惕戒备不要无忧虑，不要丧失法度，不要游荡安逸，不要沉溺享乐。”又说：“不要教导逸乐欲望，有邦国不要空缺众官。”这几句话，后世英明的君主都知道勉励自己。而禹、皋陶等臣子竟然在无事之日动容相戒，实在是因为元首和股肱相互为一体，安危的道理在细微之处就判定了，不可不审慎啊。况且就以赓歌这一节来说，当时，地平了，天成了，礼明晰了，乐完备了，可以挥弦而治理，无为而治了。然而帝歌唱道：“股肱欢喜啊，元首兴起啊，百工和乐啊。”他把股肱放在元首之前，大概是以臣邻的情谊期望皋陶啊。皋陶的赓歌说：“元首英明啊，股肱贤良啊，众事安康啊。”而紧接着就有琐碎懈怠的告诫，确实可以说是忠诚不忘规劝，爱戴君主到了极点。自古交泰的风气，没有比唐虞之时更盛的，而咨询告诫的风气也没有比中天之世更盛的。【臣】曾经就其言辞来推究它：大概所谓明，不是苛察的意思。清明在身，志气如神，像镜子悬挂在那里，万物不能隐藏；像日月照耀，细微之处无不覆盖。惟精惟一，以用中于民，所以四海虽然遥远，如同坐着照耀一样。惟时惟几，以敬奉天命，所以万几虽然广大，如同计算一样。黈纩塞耳而不失其听力，冕旒蔽目而不失其视力。是用这个道理啊。所谓良，也不是少有过错以取悦容身的说法。一德一心，不欺骗不贰心，职责所当为的必定去做。这是小臣啊，有功不居，而朝夕在左右，思考如何辅助成就君德。事情有应当说的就尽言，这是具官啊，不动声色而维持调防，思考如何使君主达到太平。公尔忘私，国尔忘家，不是不爱惜自身家庭，所忧虑的是一念自利，就危害公事；一事沽名，就危害国家。上不负君主，下不负所学，不是自夸其学术，所恐惧的是爱惜自身而随

译退隐不仕，是辜负了君主，也就是辜负了学问；凭借自己的才术来邀取恩宠、固守禄位，是辜负了学问，也就是辜负了君主。高官厚禄悬挂在眼前，却不羡慕那繁华；雷霆震怒在上空，却不改变那精诚洁白的操守。这是用这种道义啊。所谓“康”，也不是指追求近功小利、浅薄喜悦的意思。朝廷清明，天下太平无事，但万千政务掌握在君主手中，仍凛然敬畏，如同用腐朽的缰绳驾驭六匹马一样。战争平息，耕作不受惊扰，万物浑然一体。仍忧心地担心有一个百姓失去安身之所。端正朝廷以端正百官，保持盈满、保全安泰，谨慎开始、敬重终结，那么事情不符合道义的也就很少了。端正百官以端正万民，表率端正影子就直，大法确立小廉就生，那么百姓不被恩泽覆盖的也就很少了。垂衣拱手、恭敬自守，而不是沉溺于宴乐安逸。在朝堂上更迭拜谢，却不忘记咨询警戒。这是用这种道义啊。至于三代以下政治清明、上下交泰的盛世，没有比得上汉唐的了。我私下揣度，在这两个朝代中，君臣遇合、明良相得的盛况，又莫过于汉文帝和唐太宗了。自古以来论说臣子向君主进献忠诚的，在汉朝首先称道贾谊、刘向，在唐朝首先称道魏徵、陆贽。然而【臣】认为，做刘向、陆贽容易，做贾谊、魏徵困难。为什么呢？刘向处于国势衰微下移的日子，慷慨激昂地匡救纠正，不避艰险；陆贽处于国事纷乱动荡的时期，直言正论，恳切陈说。这本来是事势所应当的，是忠愤之情所激发的。凡是有至诚本性的人，都能做到。至于贾谊所侍奉的是汉文帝，魏徵所侍奉的是唐太宗。汉文帝的时候，可以说是已经安定、已经治理好了。唐太宗作为君主，可以称得上没有懈怠、没有荒废。然而这两位臣子，陈述善道、杜绝邪恶，防止细微、杜绝渐萌，一个痛哭流涕，在祸患发生之前就洞察事理，急切地，写满篇累牍的文章，常常好像祸机不可测度；一个反复冒犯君主直言进谏，担心衰败在末路，惶恐地，提撕警觉，惟恐盛世不能善终。而这两位君主，像木头顺从墨线，像大海善于接纳忠言，逆耳的话不认为违逆，草野之人的浅见不认为迂腐。因此能够亲身实现太平，刑罚搁置而不用。美好啊！君主英明，辅臣贤良，而万事安康，说的就是这个。虽然如此，汉文帝亲身实现太平，但在礼乐方面，谦让而不暇顾及，身穿洗过的衣服，吝惜露台千金之费，可以说是恭俭的贤明君主了。但他喜爱黄老之术，儒学之风不振，评论者为此惋惜。唐太宗孜孜不倦地纳谏，放出后宫女子多达三千人，这更是别人难以做到的。魏徵死后，奢侈之心于是萌发，穷兵黩武，成为盛德的累赘就严重了。明良遇合之难，而琐碎懈怠之易啊。因此，极盛之世的君主，光明正大、宽厚包容，早晚勤勉谨慎，而不敢安逸；辅佐的臣子，开诚布公、竭诚奉献，早晚进献忠诚，而不敢懈怠。这是同样的事物、同样的志向啊。

译尚书

恭敬地以德行率先垂范，天下人就不会违背我的政令。

监察御史李防

蔡沈集注说：“大禹治理水土，确定贡赋，分封诸侯。治理已经安定，功业已经成就。在这个时候，只有恭敬地以德行率先天下，那么天下自然就不会违背我所推行的政令。”

臣谨按：大禹治理洪水，八年之中三次路过家门而不入，最终成功平息水患，他的功绩确实伟大。然而人们只知道大禹的功绩，却不知道这根本在于他的德行；人们也知道大禹的德行，却不知道这根本在于他的恭敬。只有本着这种恭敬谨慎的心意，在巨大的艰难中运筹谋划，所以消除大患，兴办大利，不动声色，而使天下安定如泰山。这种念头有什么可以忘记的？这种心意什么时候可以放松呢？试看大禹自己的话说：“恭敬地以德行率先，不违背我的政令。”这句话，难道是在水土已经平定之后说的吗？臣认为，鲧之所以业绩没有成功，也是因为不恭敬的缘故。他秉持自以为聪明、自命不凡的习气，与事务相抗衡，那么他的气浮浮躁，考虑祸患不深远，而聪明才智容易走入歧途；他逞强刚直的性格，与众人相抵触，那么他的志气骄傲，众人利益未能汇集，而偏才多因独断专行而受挫。只有大禹懂得这一点，所以他不担心事务的艰难，只担心气质的浮躁；不忧虑功业难以成就，只恐惧志向的骄傲。怀着敬畏顺从的内心，来挽回天命的艰难，那么气运就会由我而转移；怀着对腐朽绳索的恐惧，来补救人事的失误，那么众人的情感就会由我而安定。人们说：“疏通与堵塞互相配合，排洪与决堤不同使用，力气多么辛劳啊！”而大禹只以恭敬承受为根本，那么手足生茧，忧劳勤勉，警惕激励反而更加深切。人们说：“三种土壤有赋税，九种用度有常法，功绩多么神奇啊！”而大禹只以严谨周密为誓愿，那么向东渐染，向西覆盖，声教与纯修一同兴盛。由此可知，大禹的功绩，是由大禹的德行造就的；大禹的德行，是由大禹的恭敬达到的。而史官在敷土随刊之后详细记载，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大禹的心本来就没有片刻松懈，而恭敬的德行确实没有一样可以背离。起初拯救溺亡、亨通屯难的是这种德行，后来持盈保泰的也是这种德行；起初弥补过失、整治弊病的是这种德行，后来端正自身、率领众人的也是这种德行。大禹的恭敬德行，本来就是贯穿始终，贯通显隐，统摄上下，涵盖幽明，而一以贯之的吗？既然如此，由此推论，那些天下堤防溃决，给予人们规划安排的，难道仅仅是水足以成为祸患吗？而恭敬德行平定险阻、抒解艰难，在天下之前制定法则的，难道仅仅是大禹治水是这样吗？史官在水土已经平定之后，详细记载大禹恭敬德行的言论，其启示人的意思深远啊。

尚书

君王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货利，德行勤勉者授予官职，功绩显著者给予赏赐，用人只凭自己的判断，改正过错毫不吝惜，能够宽厚能够仁爱，向亿万百姓彰显诚信。

侍讲任启运

蔡沈说：“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货利，如果不是本源之地纯粹是天德，而没有丝毫人欲的私心，是不能做到的。本源清澈澄明，然后用人处理自身，没有不得当的。面对百姓的时候，能够宽厚而不失之于放纵，仁爱而不失之于柔弱，君王的德行昭著，而取信于天下。”陈栎说：“商汤之所以能够宽厚仁爱，实际上是从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货利的无私欲开始的，‘德行勤勉者授予官职’以下，根本都来自不亲近、不积聚之中。”

陈雅言说：“如果商汤的心有一丝一毫对声色货利的贪恋，那么在用人处理自身之间，必定有不尽其道的时候；面对百姓的时候，难道能没有愧疚吗！”由此可以看出，君主的一颗心，是政事的根本。孟子说：“只有大儒能够纠正君心的错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臣谨按：称赞商汤的德行达到宽厚仁爱，向亿万百姓彰显诚信，可以说到了极致。而必须先以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货利为前提，大概是因为君主的心，是百官所依赖照亮的，是万般事务所依赖治理的。譬如明亮的镜子，一点灰尘都不聚集，然后它的照映才完整。偶尔有一样东西遮蔽，那么明亮就有照不到的地方，而用人处理自身都不能没有失误了。所以所谓的声色，不一定像郑卫的音乐，燕赵的美女，常在宫中舞蹈，在室内酣歌。所谓的货利，不一定像鹿台的财富，钜桥的粮食，人因贿赂而进用，政令因货物而成就。凡是所有可喜的事情，可乐的物品，与我的耳目产生关联的，都是声色货利之类，而是我心清明的遮蔽物。孟子说：“物与物相交，就会牵引罢了。”我的身体耳目之物，都与声色货利产生关联，而声色货利之物，又每天与我的耳目相诱惑。严格地防范它，还担心被牵引，何况可以说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不足以成为我清明的拖累，而亲近它、积聚它呢？灰尘聚集而镜子已经失去明亮，欲望污浊而心已经失去虚静。心不虚静就不灵明，而天命已经扰乱其本源，率性已经违背其法则。像这样而要求用人处理自身各得其所，必定不能做到。邵雍说：“情欲使人沉溺比水更厉害，水能承载船，也能颠覆船。”所以物是身体的舟车。物受损则身体随之受损。身体是心的区域。身体受损则心随之受损。心是性的外壳。心受损则性随之受损。性是道的形体。性受损则道随之受损。品尝味道、辨别声音、美色，本来是人赖以生存的原因，却因为声色货利容易使人沉溺而不谨慎地防范，不逐渐地警戒，并且说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不足以成为拖累，逐渐发展到伤害

译我的身体，伤害我的心，伤害我的本性，并且连用人、处己的道理也没有不伤害的。因此，那些原本承载船只的人却使船只倾覆，这难道不值得大为恐惧吗？古代的圣明君主知道是这样，所以在最细微的地方谨慎防范，在逐渐形成的习气中加以警戒。左右前后没有不是正直的人，睡觉吃饭起居没有不接受教诲的。在车舆上有旅贲之官的规劝，在安坐时有官师的典章，乐官史官有教诲的道理，侍御有诵训的箴言。与其用声色来娱乐我的身体，哪里比得上用规劝教诲来滋养我的心？与其用财货利益来奉养我的身体，哪里比得上用理义来饱足我的心？像这样，那么什么人不是老师，什么人不是保护者呢？这就只有没有过错，即使有过错也必定不会重复。商汤之所以用人，只在于自己改过不吝惜，就是遵循这个道理。况且商汤之所以不接近声色，不积聚财货，还有根本的原因。伊尹说：“要顾念上天赋予的明命。”孔子说：“君子侍奉双亲，就像侍奉上天一样，侍奉上天就像侍奉双亲一样。身体，是双亲的肢体；本性，是上天赋予的命令。一旦失掉身体，就不能说是侍奉双亲；一旦失掉本性，就不能说是侍奉上天。试想在愉悦于声音、安适于美色、玩弄财货、喜爱利益的时候，警惕地自问：‘上天赋予我的使命是怎样的？’一定会像走在春天的薄冰上那样恐惧而立刻远离，唯恐不够快，还敢接近它、还敢积聚它吗？所以用人临政，以不接近声色、不积聚财货为根本；而不接近声色、不积聚财货，尤其以顾念天命为根本。

译尚书

商王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财货，德行卓著者授予高官，功劳卓著者给予重赏，用人只依据自己的判断，改正过错毫不吝惜，能够宽厚能够仁爱，向亿万百姓彰显诚信。

侍讲臣张映辰

蔡沈说：“迩是亲近，殖是积聚，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财货。如果这还不足以完全概括商汤的德行，然而这是根本所在，不是纯粹具备天德而没有丝毫人欲私心的人是做不到的。本源清澈明朗，然后用人和处理自身事务，就没有不各得其所的。”

臣谨按：自古帝王治理天下的道理，在于知人善任，在于安定百姓，必定以修养自身为根本。修养自身的道理，在于日日更新，必定以清心寡欲为根本。没有不摒弃声色、拒绝财货而能成就盛大德行与功业、光辉照耀天地、垂范古今的。即使以汉唐的明君来说，汉武帝雄才大略，自然不是文帝、景帝所能比及的，但治理成效却远远不如，这就是寡欲与多欲相差万万的缘故。唐太宗贞观之治，这比文帝、景帝时期兴盛了，但与夏商周三代相比又远远不如，这就是有欲与无欲相差万万的缘故。君主好比标杆，天下的治理好比影子。不清心寡欲以澄清本源，即使用人行政，事事模仿古人，尚且不免沦为杂糅霸道，何况本源不清，水流必然浑浊呢？仲虺称赞商汤说：“德行卓著者授予高官，功劳卓著者给予重奖，用人只依据自己的判断。”这是知人的智慧，就是《伊训》所说的“顺应民心”，与人不求全责备，《太甲》所说的“广泛寻求贤才”，《立政》所说的“能够任用三宅三俊”，孟子所说的“设立贤才没有固定模式”。说：“能够宽厚能够仁爱，向亿万百姓彰显诚信。”这是安民的恩惠，就是《伊训》所说的“用宽厚代替暴虐，亿万百姓真心归附”，《太甲》所说的“体恤困穷，百姓服从命令，没有不喜悦的”，《商颂》所说的“不竞争不急躁，不刚硬不柔弱，施政从容和乐”。说：“改正过错毫不吝惜。”这是日日更新的德行，就是《伊训》所说的“反省自身唯恐不及”，《太甲》所说的“黎明即起，恭敬修德”，《商颂》所说的“圣明恭敬日益增进”。明明在朝，庄重排列，招揽人才的鼗铎之礼不嫌委屈自己，解除罗网的祝祷总期于好生之德，德行达到极致啊！即使是尧舜大禹，又能增加什么呢？而首先称赞他“不亲近不积聚”，就可以知道治理天下是有缘由的，而端正根本、澄清本源必定有其道理。臣更有进一步进言：声色财货感动人心是一样的，而声色尤其严重。王者以天下为家，以四海为富有，稍有意于治理天下，对于财货自然可以看得淡薄；声色则不然，其开端很细微，其到来很方便，其事看似不妨碍政治，却不知道君主一旦留意于此，那么阿谀奉承之臣就能趁机施展蛊惑之术，于是思考如何招致他们，崇奉他们，奇异技巧淫靡巧饰之说进献，而聚敛附益的途径开启。所以声色是财货的媒介，而亲近声色更是积聚财货的渐始。只有成汤是天赐智勇的君主，智则明足以察见细微，对于嗜好欲望容易迷惑的地方，灼见而不疑惑；勇则健足以决断，对于嗜好欲望难以割舍的地方，屏绝而不迟疑。大概不亲近以澄清，不积聚以确立本源；不亲近不积聚，以确立用人行政的根本。人道危险与安全的界限由此判定，而王道与霸道纯粹与杂糅的区别由此分开。这就是义以节制事务，礼以节制内心，努力彰显建立中正而表率万邦的实际吧？

尚书

能够宽厚能够仁爱

编修臣熊晖吉

臣谨按：关于宽仁的论述散见于经书的不一而足。而《易经》说：“以宽厚居处，以仁爱行事，这是君主的德行。”成汤努力彰显大德，宽仁兼备，所以能够建立商朝承受天命，表率端正万方。如此臣曾认为三代王者的治理如同循环：夏朝崇尚忠，殷朝崇尚质，周朝崇尚文。究其极致不能没有弊端，所以穷尽则变，变则通。至于立国的规模，治世的要道，前后圣人皆相同，垂范千万世而不改变，那么固然没有能超出宽仁的。为什么呢？上天生育百姓而设立君主，人君奉行天道。天的道包含覆盖，周遍没有例外，动而为阳，静而为阴，散而为四时。而解说者认为阳常居盛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阴居严冬，而积聚在空虚不用的地方。那么论度量的广大，心性的慈爱，总没有比得上天的。人君能不效法它吗？离开圣人既远，邪说繁兴，而治申商之学的学者，正取必一切威势以行其督责，恣睢之术。秦国沿袭又更加严重，其效果如何呢？臣听说善于行医的不看形貌的肥瘦，看其六脉的安危；观察国势的不计国势的强弱，看其元气的盛衰。宽仁是培养元气的大本。古代先王知道有国家者的元气可以培养而不可砍削，认为急走者没有好的步态，急促琴弦者少有和谐之声，严密法网者多残暴严厉，斤斧砍伐者必折断。所以以仁确立本体，以宽发挥功用，以仁的极致而更显其宽，以宽的极致而更显其仁。所以他在用人方面，不因一点腐朽而弃用长材，不因一个瑕疵而掩盖大德。盲人担任乐官，断足者担任守门，阉人担任宫门守卫，因器而用，没有弃用的人。他在对待百姓方面，呵气温暖如同慈母，怀抱如同婴儿，体恤孤苦无依，赈济贫穷，轻

译赋税轻薄，宁可约束自己、节省用度，也不损害百姓来增益君主。在施用刑罚、商议案件时，宁可错放有罪之人，也不误杀无辜；对于八议的典章、三宥三赦的制度，充满哀怜痛惜之情，恭敬体恤之心更加深厚。对于群臣百官，以忠诚信义来感化他们，以优厚的俸禄来优待他们，培养他们的廉洁知耻之心，进用人才依循礼制，罢退人才也依循礼制。在听取言论、接受劝谏时，像川泽容纳污秽，山岳隐藏污垢，收敛雷霆般的威严，考察草野之人的言论，不诛杀诽谤者，采纳意见毫无遗漏。在这个时候，皇帝端居深宫，运筹规划实在是为了长远根本的计策，必定不屑于追求功利浅近的谋划；而在朝中的德高望重的元老们共同赞襄朝廷的谋略，也没有不以广博的胸怀开拓君主的心胸，以忠厚之道通达君主的意图。正因为如此，所以气象和乐庄严，汇聚成盛大的和谐之气，温暖如风，和煦如春。因此，这种教化所成就的人，多是君子，家家户户崇尚淳朴，险恶刻薄之风全都消除，嚣张凌虐之事不再发生。上面足以昭示并契合天命，下面足以凝聚人心。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尚且如此，其后汉、唐、宋等国祚绵长，哪一不是由此而来？有人担心宽容过度，往往失之于纵容懈怠；仁爱过度，往往失之于姑息养奸。然而，以光明来照察，以勇毅来决断，以刚强来持守，以道义来制约，礼乐刑政，都是宽仁之中本自具有的条理。晏婴说：“用水来调和水，谁能喝得下去？琴瑟只弹一个音调，谁能听得下去？”尧舜的时代，何曾不流放诛杀坏人？何曾不提拔贤能、表彰善行、贬退奸恶？然而千古以来歌颂尧舜，千古以来歌颂宽仁。宽仁难道真的有过失吗？人参茯苓有补益的功效，人们都知道，如果不会使用，也足以导致疾病。天下人终究不会因为人参茯苓没有益处而完全不用，难道还要用乌头来代替吗？乌头难道可以品尝食用吗？过去魏征劝唐太宗施行帝王之道，封德彝认为不对。唐太宗努力践行魏征的话，后来终于成就了治世，臣子们认为宽仁确实是帝王之道。世上像封德彝那样见解的人并不缺乏，只有英明的君主必定能够辨别清楚。

译尚书

君王勉力彰显大德，在民众中确立中正之道，用义理来裁断事务，用礼仪来规范内心，为后代留下宽裕的福祉。

编修臣沈文镐

蔡沈说：君王应当勉力彰明大德，在天下确立中正之道。中正，是天下人所共同拥有的。然而如果不是君主去确立它，民众就不能自己保持中正。而礼和义，就是用来确立中正之道的。义，是内心的裁断制约；礼，是事理的节制文饰。用义来裁断事务，事务就能得到适宜的处理；用礼来规范内心，内心就能得到端正。内外德行相合，中正之道就确立了。像这样，不仅有助于在民众中确立中正之道，而且留给后世的，也绰绰有余裕了。臣谨按：成汤顾念天命，圣明恭敬日益增进，他盛大的德行已经没有什么亏损了。而仲虺仍然用“勉力彰显”来进言，确实是希望他勉励再勉励，彰明再彰明，作为民众的准则，从而确立中正之道。关于中正的学说，始于虞舜朝廷，而执守中正以在民众中确立准则的实际内容，就在于“用义裁断事务，用礼规范内心”这两句话。中正的道理就存在于事务之中，从确立政令、任用人才，到起居饮食，各有应当如此的道理。如果处理事务有一丝一毫没有达到恰好，便不是中正。只有用义来裁断，面对万事万物的变化，总以应当如此的道理来裁度，那么顺应事物本性，没有事务不是中正的。中正的道理就具备于内心，凡是喜怒哀乐，以及视听言动，都有自然的节制。如果内心有一刻没有处于防范约束之中，便失去了中正。只有用礼来规范，面对内心的万千感触，总以自然的节制来约束，那么不偏不倚，内心没有不是中正的。义和礼都是德行，用它们来裁断事务、规范内心，就是勉力彰明以确立中正之道。蕴藏于自身，彰明于民众，垂范为法则，以此来奠定亿万年无穷的事业，而为子孙所共同遵守的，不外乎是非分明，仅仅是一时的治理，端正表率已能影响万方了。况且臣还有进一步思考的，人心是万事的根本，没有内心不归于规范而能使万事都处理得当的。何况君主每天处理繁杂政务，都受内心裁断。只有以敬为主来确立内心的准则，减少欲望来澄清内心的本源，使内心有主宰而虚空，无欲望而宁静，然后化育裁断推行，以微妙地感应万物，那么一定要先用礼来规范内心，然后才能用义来裁断事务。

尚书

在民众中确立中正之道，用义裁断事务，用礼规范内心

监察御史臣薛澄

蔡沈说：“中正，是天下人所共同拥有的。然而如果不是君主去确立，民众就不能自己保持中正。而礼和义，是确立中正之道的工具。义，是内心的裁断制约；礼，是理则的节制文饰。用义裁断事务，事务就得到适宜；用礼规范内心，内心就得到端正。内外德行相合，中正之道就确立了。”

臣谨按：中正这一概念，是千位圣人相传的道统，百位君王施行治理的根源，君主勉力彰明的实质，也是治理天下国家所不能脱离的。追溯上天生育众民，有万物就有法则，法则就是中正。只有上天降下中正的本性，才有恒常的性理，性理就是中正。气质有清浊之分，资质有厚薄之别，但中正却是相同的。得到这个，就是仲虺所说的“大德”，《虞书》所说的“峻德”，《太甲》所说的“明命无二物”。那怎样在民众中确立中正之道呢？大概民众秉承天地的中正之气而生，但受气质拘束、物欲蒙蔽，不是失之于不及，就是流于太过，而能协调中正的很少。实在依赖治理者发挥师和君的作用，推崇裁成辅相的功业，能够安顿其谋略，使民众纳入正轨，在上确立端正的表率，在下自然影子笔直。这就是“建中”名称的由来，也是“懋昭”的实际内容。况且中正之道，不是虚空悬挂而没有依托的，固然就是以义和礼为开端。确立中正，不是缺漏简略就能成功的，必须结合裁断事务、规范内心来执守其极致。内心的裁断制约是义，曲折成就万事而不遗漏，如果不秉持它作为主宰，就会妄动而招致过失，退缩而畏惧事务，那么天下的通达之道就不能实行了。理则的节制文饰是礼，约束内心而不逾越，如果不持守它来检束摄持，就会陷入虚寂，流于放纵逸乐，那么天下的根本就不能确立了。务必做到事务有万端，而一律以义作为决断，不敢倚仗才能，不敢矜夸智巧，衡量其可行与否，估量其轻重缓急，权衡度量没有差错，而刚柔宽猛都完全符合法则。内心有万种思虑，而一律以礼作为堤防，不敢有所好，不敢有所恶，恪守官职而思虑不越轨，安守本分而精神常凝聚，以静为主确立极致，而喜怒哀乐不逾越界限。考察得惟精，务必杜绝似是而非；持守得惟一，务必杜绝二三其德。像这样，义用来匡正外在，就荡平正直，而中正的作用得以施行；礼用来端正内在，就明镜般空灵、秤杆般平衡，而中正的本体得以确立。自身端正从而使民众端正，树立目标；内心端正从而使民众内心端正，制作模型。《洪范》所说的“皇建其有极”、“建其有极”、“归其有极”，不就是建中于民的明显证据吗？然而王道本于天德，确立本体才能发挥功用。董仲舒说：“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百官正以正万民。”那么确立中正，实际上是达到协调中正的途径，而规范内心，更是裁断事务的首要任务啊？

尚书

在民众中确立中正之道

监察御史臣葛峻起

臣谨按：自古以来圣王治理天下，他们神明广运，使民众达到荡平正直的境界，靠的就是中正罢了。然而中正是民众所共同具备的，但民众不能自己做到中正。只有君主德行清明，有所示现作为准则而确立

译所谓准则，用以规范那些没有外在约束的人，使他们遵循正道，没有私党，没有偏颇，从而使防范归于有极限。这就是《商书》中仲虺之诰之所以要在民众中建立中正之道，并谆谆告诫成汤的原因。大概中正以不偏不倚为体，以无过无不及为用。自唐尧虞舜以来，帝王传授的心法，没有不谨慎地秉持“允执厥中”的，而礼乐刑政的根源，都出自于此。中正之道真是伟大啊！它大概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吧。如今，君主的一点喜好或厌恶，天下的风俗就与之相关；君主的一言一行，天下的效法就与之关联。所以，对于自己来说是执守中正，对于民众来说就是建立中正。只有能够执守中正，然后才能建立中正。孟子叙述道统的传承，说“汤执中”，这就是建立中正的意思。然而，想要在民众中建立中正，没有不根本于努力彰显伟大德行的。成汤的德行本来就很伟大，又想要努力彰显它，然后才能建立中正来规范民众，这就是所谓“皇建其有极”。大概彰显就没有时刻不明朗，这就得到了“惟精”的道理；努力就没有时刻不勤勉，这就得到了“惟一”的道理。这就是成汤之所以能继承五百年闻知的道统，而仲虺得以列入见知行列的原因吧？况且，刚柔燥湿，民众的风土人情不齐；贤与不贤、智与愚，民众的资质禀赋也不同。所以论其本性，没有谁不是各自赋予了一个中正；而论其行为，却未能自己协调于中正。只有成汤努力彰显伟大德行，在上位树立极则，从修身律己，到施政安民的作用，全都合乎天理的自然，人心的极致准则，因此他超出于万物之上，树立风范，万民虽然众多，没有不受到中正之内的规范的。至于中正没有固定的形体，随时而存在。有今日的中正，施行于异日或许就不适宜；一事的中正，施行于他事或许就违背了节度。顺应时势来完善其运用，小心谨慎来察知细微，使民众中不正的，都受到我中正的裁断。用它来行政，君道就成就了；用它来施教，师道就确立了。上承虞廷十六字的传承，下开商家六百年的治理。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中正的全体大用，无不具备了。这在《商颂·长发》的诗中说：“不竞争不急躁，不刚硬不柔弱，施政宽和，百福汇聚。”这大概说的就是在民众中建立中正之道吧？

译《尚书》

以义理来裁断事务，以礼仪来约束内心。

编修臣杜若拙

臣谨按：帝王之所以能在天下建立中正的准则，没有功用不能施行，没有本体不能确立。功用有千变万化，但必定不失去其应当遵循的法则；本体原本无为，但必定切实拥有坚守正道的规范。大概本体与功用是同一条理且相互贯通的，概括起来不外乎一个“中”字。行动时使之适宜，恰好符合事务的分别准则，义理在确定的权衡中得以衡量；静默时存养它，恰好契合内心的天理，那么礼仪的范围就不会逾越。自古以来，天性安于中正的圣人，由仁义自然流露，周旋应对合乎礼仪，这是因为以“中”作为传授和接受的核心，内心与事务已经无所不包，可以浑然融合义与礼的名义，而不必承受勉强控制的辛劳。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事务与内心必须受到制约而后不至于过度偏差，而用来制约事务与内心的，必定以义和礼为标准，功效才能确切有据，德行才能日日更新而不自知。这就是商朝宰相仲虺告诫成汤要努力修德、建立中正，而必须切实以义来裁断事务、以礼来约束内心的原因。人君每天面临无数细微的事务，所处理的事情繁杂。然而一件事有一件事的适宜，万事有万事的适宜。或者拘泥于固定的成规，或者设立个人的私意，或者在两可的说法中游移不定而不能决断，毫厘之差，谬误已经很多。人君并非不想让事务办好，但用来制约它的方法没有具备，这是因为对义理还没有精通。义理随着事务而存在，是非可否，截然不乱，只须随时观察事理，根据事物考察法则，确切地看见义理所在，施行必定符合其本分。行事的要领，归结起来就是事务有所制约，在用人行政之间，千万次举动都恰当了。至于内心，又是应对事务的根本，是义理所从出的源头。平时不能谨慎检束内心，临事时怎能精研义理？况且心的本体，在静存的时候，既容易沉沦于虚寂，而念头思虑的萌发，事物的感触，往往一发出来就不能适中。纵然是不亲近声色、不聚敛货利的主君，不至于让嗜好攻取接连不断，但在喜怒哀乐之间，稍涉偏颇，在视听言动的开端，未能符合天理，恐怕心仍然善于变化，而得不到制约。礼就是理，理有节度文饰，这就叫做礼。心用来承载理，礼就用来规范心。在早晚密察之中，观察它要精细，坚守它要坚定。一心要使心安于正道，而非礼的私欲不能侵扰它。而用来制约内心的，难道不是得其道吗？然而内心端正，就能处理事务，事务得当就愈发使内心惬意。内心得到制约而中的本体确立，事务得到制约而中的功用施行，内外交互修养，体用一致，这就是德行之所以纯粹无瑕疵、日日更新，而在民众中建立中正，就可以为后世留下福泽的原因。仲虺的话，确实深刻详尽地知晓了此道的源流，而作为万世帝王的大法啊。

《尚书》

以义理来裁断事务，以礼仪来约束内心

编修臣李龙官

臣谨按，这是说成汤穷究事理、尽性之学，内外交互修养，而在民众中建立中正的根本。人君一身，上为天地祖宗所效法依赖，下为臣僚百姓所依靠。成就天下事务的，在于事务；主宰万事万理之理的，在于内心。事务琐碎而没有检束，那么功业不广大；内心驰骋而没有防范，那么德行不崇高。古代圣王努力修持圣敬，而致力于日新，昭示上帝而效法九州，其道百世之后仍应共同敬畏。在过去唐尧虞舜的传授，只是一个“中”字罢了。等到舜命令禹时，人心与道心的辨别，惟精惟一的功夫，隐约有了升降的担忧。至于成汤迁都，已经开创了征伐诛讨的局面；传位给伊尹，又将使百姓之心疑惑。如果共工、球等旧臣尚未感化，震惊恐惧依然存在，就不能说在民众中建立了中正。况且中，难道是托言淡漠，矫饰无为，希望神妙的教化骤然达成，而忽视努力修持的实际功夫吗？它之所以能表率正万邦，本来有其根本。德行散见于事务，而功用得以施行的，是义；德行凝聚于内心，而本体得以确立的，是礼。以义来裁断事务，那么事务就得其适宜；以礼来约束内心，那么内心就得其正道。不违背常道，不沉溺淫邪。凡我创建邦国，各自遵守你们的典章，何况是天下所系属的人君呢？帝王的事务，与儒生不同。看那《洪范》八政，《周礼》六官，凡是祭祀、宾客、饮食、货财、军事、刑罚、礼仪、音乐，没有不劳圣天子经营，以此来调剂的。而谨慎小处、防范细微，那么日常应酬也不敢忽视。如果细微的防范不合宜，那么草野中的愚民，都能以私议天朝的法度。只有以义来制约，而后万物各自得到至善的地位，不偏不倚，都受到中的裁断，以默默运行其曲成万物的教化。大概事务淆乱于外，而义理汇聚于内。平日既然深喻其精微，而和顺于道德，虽然事务变动不居，但推行必定归于尽善尽利。因此赏赐必定依据功劳，而彤弓都是中心之意的赏赐；惩罚必定依据罪过，而噬嗑卦都是雷电之章的彰显。举荐的人正直而公正，孤卿尹都是一德的股肱；错置的人枉曲而郊遂挞觵，都是鼓舞教化的手段。从自身出发而验之于民众，所谓无偏无陂，遵循王义，就是如此。至于人君的心，用来主宰群动的，就像星星中的北极星一样。虽然在晦暗阴默之中，南北容易迷失，但极星正则可以考察辨别；

译在是非混杂纷乱之中，邪正容易混淆。但君主的心端正，就可以审慎地分辨清楚。君主只有一颗心，但围绕着他窥伺的人却很多。通过封禅祭祀来讨好他，足以迎合他隐秘的欲望；大兴土木、扩充军备，足以满足他的志向；声色货利，足以诱惑他的私欲。即使是君主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常常被各种因素牵引，以至于有时无法自主。如果起心动念不符合天道，那么即使相隔万里，也会有人趁机窥探君主隐秘细微的心思。只有用礼来约束，才能使所有的念头和思虑都规范在准则之内。严肃而恭敬，全都遵循中正之道，以此来彰显礼法规范的常道。因为心包含情感，而礼源于本性。平日既然能够克制去除嗜欲，从而像圭璋一样庄重端正。任由心的取舍，不可测度而成就本性，一定要极力保持内心的闲静与存养。因此，意志以道为安，威仪便显得谦恭谨慎；言语以道为接，德音便显得井然有序。用礼乐文物来记载规范，垂衣裳、戴端冕，彰显其恭敬；用音乐声明来发扬，演奏《采齐》《肆夏》等乐章，彰显其和谐。整治修养自身，从而在天下形成文明秩序。这就是所说的“斋戒明洁、盛装打扮，不合礼的事不做”的原因。所有这些都属于“中”。所谓“中”，是天下的根本。安顿天地、化育万物，都源于此。不然的话，上天既然赐予君主勇武智慧以匡正四方，即使稍微放松防范检束，也绝不会导致纲纪败坏、精华枯竭。然而内外相互滋养却是如此重要。孔子说：“君子以恭敬端正内心，以义理规范外在行为。恭敬和义理确立了，德行就不会孤立。”这大概就是治理天下的人能够永远保有天命的道理吧？

译尚书

喜欢请教别人，就能宽裕；刚愎自用，就会狭隘。

监察御史臣李清芳

传文说：喜欢请教别人，德行就会尊贵，事业就会广博；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的人则相反。臣谨按：君主之所以能清除弊端、实现治理，成为万事的根本，全在于心罢了。心不可能没有遮蔽，所以必须依靠启发和开导的帮助，才能不被似是而非的事物所迷惑。为什么呢？心的本质，通达虚明，像镜子一样空灵，像秤一样公平，具备各种道理而应对万事。天下虽然广大，但心的本体无所不包容；伦理类别虽然繁多，但心的功用无所不贯通。心胸开阔，与天地同体；气势浩大，与天地同量。只是因为被物欲私利所遮蔽，夹杂了气质的偏颇，然后明察事理有所不精，处理事务有所不当，从而显得狭隘渺小。必须有办法启发他的聪明，开阔他的志气，声色嗜好不足以动摇他的心，奸邪谄媚不足以迷惑他的意志，然后才能智慧周遍万物，道义足以济世安民。如果不广泛开辟咨询的道路，打开众多正直人士进言的门路，博采众长、勤奋求索，那么聪明和志气从何日渐增进？嗜欲哪些应当戒除？奸邪如何辨别？四海如此广大，亿万百姓如此众多，又怎能周知无遗漏，而措施得当、处置适宜呢？因此，英明的君主兴起王道，征求意见唯恐不及，采纳善言如同转动圆环般顺畅。舜帝明目达聪，禹帝听到善言就拜谢，至于殷周时期的盛世君王，没有不是这样的。即使三代以后，像汉文帝、唐太宗，也没有背离这一道理而能兴盛太平、达到盛世治理的。所以圣明的君主懂得，兼收并蓄，无论大小都不遗漏，以众人的智慧为智慧，以众人的心意为心意，葑菲不因根部不好而不采集，刍荛不因身份低贱而不咨询，所以精华没有遗漏，幽深隐秘的道理必定通达。有逆耳之言，必定探究其是否符合道义；有谦顺之言，必定探究其是否违背道义。他包容接受言论，就像江河不拒绝细流，泰山不排斥土壤。诚实正直的人称赞他，敢于犯颜直谏的人认为他合乎道义，愚昧浅薄的人宽恕他，那么他的智慧更加宏大，他的德行更加光辉，可以穷尽天下的道理，洞察天下的人心，而六合之大、九州之远，就像在殿堂台阶之间一样清晰，规划措施，就像指着手掌一样明白。仲虺的这番话，可以说掌握了治理天下的关键。

尚书

喜欢请教别人，就能宽裕。

监察御史臣张孝挰

臣谨按：自古帝王治理天下，大都不依赖自己一个人的耳目，而必定汇聚天下的耳目作为自己的耳目；不依赖自己一个人的心思，而必定汇聚天下的心思作为自己的心思。确实因为天下广大，万物众多，不仅义理无穷无尽，即使事物的变化，其千差万别也是无穷无尽的。确实有不是一个人耳目心思所能遍知遍及的，所以努力彰显大德，像商汤在民众中建立中正之道，像商汤也足以垂范后世子孙，而仲虺仍然一定用“喜欢请教就能宽裕”来谆谆规劝勉励。现在天下居于万物之首的是君主；低于君主的，才智不及君主，不止相差几倍。似乎没有什么足以仰仗圣学、辅助教化治理的。然而天地的道理，愚夫愚妇可以知晓和做到，而圣人也有所不能穷尽。古语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得。”《诗经》说：“先民有言，咨询割草打柴的人。”说明向下请教有益，不可以因为地位低微、见识浅近而忽视它。只是君主至尊，想要进言的人，并非没有恳切忠爱的诚意，但最终难以克服畏惧回避、顾虑的念头，所以口吃的人不敢说话，说话的人也不敢完全说出。如果不以至诚感动他们，加以善意的引导，恐怕就会艰难退缩，心中想要吐露的，十成中得不到两三成。这样即使问了，也等于没问。喜欢请教的人，无论何时何事都想向人求证，不因为那人愚笨低贱而有所不屑。不认为所见已经明了，所守已经确定，就不必请教。只是随时引导，随事咨询，使每个人都能说出他所见的，尽言他所想的。于是用天下的耳目汇聚成一个人的聪明，用天下的心思合成为一个人的睿智。精微的道理繁多，事物无论近在身边左右，还是远在四海九州，没有不能像烛光照射、计算数目那样洞察隐微的。而在措施之间，左右适宜。所谓积蓄有根本，应对不穷尽，对于治理天下，不也绰绰有余吗？虽然如此，请教是为了汇集众人的益处，但议论众多，道理就不能完全相同。至于在是非之间，轻重之际，毫厘千里之辨，一定要在圣人大人的虚明心中澄澈地做出决断而不被迷惑，然后才能汇集众人的益处而不被舆论所纷扰。所以朱熹论述舜帝询问考察、用中道时说：“如果在我心中的权衡尺度不精切不差，怎么能做到这样？”这是根本所在，尤其作为喜欢请教的根本要点。简而言之，也就是“大居敬，贵穷理”罢了。

尚书

汤诰说：“伟大的上帝，将善性降给下民，如果有恒常的善性，能够安顿其谋略，只有君主能做到。”

侍讲臣于振

林之奇说：“民众的善性，本源于上天所赋予。然而天能降善性给民众，却不能使民众保持其固有的善性，所以赋予君主建立教化的责任，使民众不丧失上天所降的善性。”

臣谨按：这是说民众的本性，本源于天，只有圣明的君主能够安顿谋略以恢复其本性，这是教化的事。

仲虺之诰说：“只有天

译人民有了欲望却没有主宰，就会混乱；只有上天生出聪明睿智的人，来治理他们。

译薛季宣说：“人天生本性安静，这是天赋予的本性；接触外物而产生情感欲望，这是本性的自然流露。圣人禀承上天的聪明智慧，代替上天治理万物，使百姓每天向善进步。”臣谨按：这是说百姓的欲望出自天性，只有圣明的君主能够适时地满足他们的欲望，这是养育百姓的方法。

《泰誓》说：“只有天地是万物的父母，只有人是万物中最灵秀的。真正聪明的人成为元首君主，元首君主成为百姓的父母。”

孙继有说：“天地的本性中，只有人最为尊贵。如果有一个百姓不得其所，就不是天地作为父母的心意。只有真正聪明的人，成为百姓的元首君主，成为百姓的父母，使他们都能得到安身立命之所。”

臣谨按：只有天地能像父母一样养育万物，只有元首君主能像父母一样养育万民。因为人是万物中最灵秀的，而元首君主则是人中最灵秀的。这是说通过养育来完成教化。

《洪范》中周武王向箕子请教说：“只有上天暗中护佑下界百姓，协助他们安居乐业，我不知道这常理伦理是如何安排的。”

陈雅言说：“武王认为人君代替上天治理万物，必须使百姓居住生活顺应常理，得到正道，以不辜负上天暗中护佑、协助安居的心意，所以道理在于梳理他们秉承的常理人伦。”

臣谨按：只有上天协助百姓安居，只有圣明君主梳理常理伦理。人伦常理得以梳理，那么百姓都能安守常规、顺应正道，这正是为了承接上天暗中护佑的心意。这是说通过教化来完成养育。

臣私下认为，以上四条都是圣王秉承天道、确立极则的心法，是启迪世人、觉悟百姓的治国统绪。其道在于君主兼具师长的职责，其事在于养育与教化并重。所以上天生下圣人，必定赋予他们独一无二的聪明才智、超群绝伦的神灵资质，并不是让他们独自成为圣哲而已，而是因为他们能充分发挥聪明的作用，来规范天地，成全万物，这样圣人的本性才算穷尽，而天地万物的本性也才算穷尽。至于天与人赋予接受的关头，从天来说就是降下善衷、暗中护佑，从人来说就是恒常本性、秉承常理。总之，天下的百姓，他们的本性得以永远安宁，欲望得以有所主宰，灵性得以不昏昧，伦理得以不混乱，无不仰赖于聪明且秉承天命的圣人。因为天地无心而成化育，百姓日常使用却不知其所以然。古代的圣贤推究天道本源，要求人事尽责，不同时代却标准相同，如同出于一人之口，本意本来就是这样。况且，生养百姓的是天，治理百姓的是君。天以施予生命的恩德，布施恩惠给百姓，而将治理安定的责任责成于君主，那么天的事情容易，君主的事情困难了。何况尧、汤时期的水旱灾害本属于自然运行，愚顽之人产生也源于天性。但如果灾患未消除，人心未归服，君主都不能以天命为由推卸责任。所以说“做君主很难”。既然如此艰难谨慎，就应当没有安逸，“为天地确立本心，为生民确立命运”，这本来就是历代圣人所共同追求的，也是万世所遵循的标准吧？

《尚书》说：

只有伟大的上帝将善衷降给下界百姓，如果有恒常的本性，能够安定他们谋略的只有君主。

侍读臣周玉章

臣谨按：《中庸》说“天命之谓性”，大概是原本于“降衷”、“恒性”的说法。性就是理；有主宰这理并赋予人的，尊称为帝。《易经》说：“帝出于震”，这是化生万物的帝，而暗中护佑下界百姓的也是帝。从天赋予人，就是降衷，所谓“继承它的是善”；从人接受天，就是恒性，所谓“成就它的是性”。真德秀说：“深深体味‘降衷’一词，真像是天与人相互交付，光明的命令赫然在目，不离心目之间，能不恭敬吗！”朱子说：“《尚书》说‘降衷’，《诗经》说‘秉彝’，道理是一样的，而名称和位分有所不同。”那么“恒性”与“秉彝”，起初没有不同的解释，只是有物就有法则，指形体实质依附而言，如五事就有恭、从、明、聪、睿；五伦就有亲、义、序、别、信。每一物都各具一法则，如果中是天下的大本，万理所从出的源头，在天就是太极的真宰，降给百姓，就是浑然的一中，连仁、义、礼、智、信的名称，也没有曾经区分开来。刘子所谓“百姓承受天地的中气而生，由此出发，有的见到我本性中的仁，有的见到我本性中的义，有的见到我本性中的礼、智、信，顺应自然而率性的道就出来了，这就是所谓的猷。”只是禀受气质的先后，无不有清浊纯杂的不同，形体产生精神发动之后，又难免受到知识诱惑和物欲变化的拖累。于是圣人确定仁义中正，以确立人道的极则，而能够安定他们谋略的只有君主了。因为天生百姓并设立君主，让他们管理牧养，不要让他们失去本性，那么用来教化引导并保全他们的，事情很详细，责任很重大。《洪范》说：“皇天建立其极则，收敛这五种福，用来布施给庶民。”这是说协助安居与“降衷”同出于天，而“建立极则”与“安定谋略”的功劳归于君主，本来可以互相阐明的。况且“中”，是古代圣人用来传心传道的。执中的防范，始于唐虞，然而“危”、“微”、“精一”虽然包含性命之理，却未曾明确说明。只有商汤“勉力昭示大德，在百姓中建立中道”，直接推究上天生养百姓万物的心意，重视担任君主和师长的责任，而以“降衷”来显现本性的相同，又以“绥猷”来确立治国的根本，这所以上接唐虞“执中”的传承，而下开万世谈论性理的开端吧？

《尚书》说：

只有伟大的上帝将善衷降给下界百姓

译，如果有恒常不变的本性。

　　监察御史【臣】柴潮生

译臣谨按：《汤诰》中的这段话，揭示了造化自然的奥秘，并作为理学思想的开端。上天降下天命，赋予仁义礼智信的理，没有偏颇倚重，这就是所谓的“衷”（中正）。人禀受天命，获得仁义礼智信的理，与心同时产生，这就是所谓的“性”。有气质之性，有理义之性。理义是纯粹源于天道的，气质则是掺杂了人为因素的。然而，天下如果没有理义之性，就无法主宰气质；如果没有气质之性，就无法承载理义。主宰它的是理，本来必定没有偏颇；完全承受它的是气质，也仅仅能区分清浊。这就是所谓的“恒性”。孔子论性说“相近”，是兼理与气而言的，几乎包罗无遗。因为天命之初，混然是一理，然而阴阳五行凝聚成形，终究存在不同的因素。从此这个指归在天下不明确，关于性的学说便不知该尊崇什么。杞柳湍水之喻，孟子予以辩驳，性善的论断深切显明，直接驳破了诸子百家不同的言论。然而有人怀疑程子的言论与孟子不合，程子说：“善固然可以说是性，恶也不可说不是性，难道有两个指归吗？”不知道孟子说的是本然之性，程子说的是所禀之性。本然之性，是天命的正理，不因圣智而有余，不因愚劣而不足。所禀之性，是刚柔不同的质地，快慢不同的禀赋。有生来就聚集了最纯粹禀赋的，也有偏颇驳杂的。那些最纯粹的，固然保存了本然的常性，不需要回复就能达到诚的境界。如果是偏颇驳杂的，他们之所以不善，必定先从其所偏之处表现出来，这本来是可以纠正的。所以程子说夫子所说的“性相近”，指的是所禀之性；孟子所说的“性善”，指的是本然之性。都与“降衷恒性”的界限相吻合。张载说：“对于气质之性，君子不把它当作本性。”杨时说：“对于气质之性，君子不称之为性。”这是想要依据所禀受的气质而返回到本然之性，那么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这就是孔子、孟子阐发“降衷”深奥义理的原因，也是程氏学说与孔孟相合的原因。程子说：“论性而不论气，就不完备；论气而不论性，就不明白。”朱熹说“性即是理”，在心中称为性，在事物上称为理。又说“从天地来说，善在先，性在后；从人来说，性在先，善在后。”综合观察各种学说，大义界限分明。孟子本源于孔子，到程子、张载、朱熹而互相阐发。荀子、扬雄、董仲舒、贾谊、韩愈的学说，纷纭混乱，不知道折中调和，哪里能符合“惟皇降衷”的界限呢？

《尚书》：

确立仁爱以亲人为起点，确立尊敬以长辈为起点，开始于家庭和国家，最终遍及天下。

侍读臣赫瞻：

《礼记·祭义》说：“确立仁爱从亲人开始，是教民众和睦；确立尊敬从长辈开始，是教民众顺从。”

陈雅言说：“孝悌的道理，推广到天下而称为‘立’，是因为在这里穷尽了我爱亲人的道理，天下爱其亲人的人，没有不把它作为法则的；在这里穷尽了我敬长辈的道理，天下敬其长辈的人，没有不把它作为标准的。爱敬的道理既在这里确立，那么必然在别处显现。起初在一个家庭，接着在一个国家，最终四海之内的人，没有不观感兴起孝悌之心，自然产生，从而各自亲爱自己的亲人，各自尊敬自己的长辈，天下就平定了。”孔颖达说：“君王统治天下，安抚万民，只有爱和敬两件事而已。”

臣谨按：君王的德行，固然统摄家国天下而共同体现。家国天下，形势虽然不同，但爱亲敬长的心是一样的。只有顺从的德行确立在皇宫深处，而仪范表率在万国之中，其道理不虚假，其机制不差错。就像《伊训》中所描述的那样。它说：“确立仁爱以亲人为起点，确立尊敬以长辈为起点开始于家庭和国家，最终遍及天下。”这确实是谆谆告诫继承德行、谨慎开端的道理。那德行是什么？就是继承爱敬。德行是什么？就是确立爱敬。虽然孝子悌弟的善良品质，具备于人心之中，但不能不随着世教日渐衰微而淡薄。然而侍奉双亲、顺从兄长的心诚，对于圣明的君主来说没有间隔，也未曾不具有由近及远、由小见大的机制。只是爱敬的道理，百姓与君王相同；而爱敬的运用，君王与百姓不同。如果说：“怀着幼儿依恋父母之情作为爱，慢慢行走作为敬”，还未尽乎君王爱敬的意义。必须达到不违背、不遗忘，善于继承、善于阐述，信任老成之人，推崇年高德劭之人，这些都是确立爱敬的至善，是为人主所不可不急于讲求的。如果能在一个人身上确立爱敬之道，就能在一代人身上成就爱敬的教化。起初在家庭和国家做出表率，最终在四海之内融洽。君王不轻视自己的亲人，天下谁还会趋向于轻视；君王不怠慢自己的长辈，天下谁还会习惯于怠慢。仁爱谦让因此逐渐兴起，兵戈刑罚因此不再使用。这就是所说的“德行教化加于百姓，在四海做出表率”，这也是所说的“家齐国治而天下平”。但如果没有确立爱敬，就不能达到这个境界，继承德行、谨慎开端的道理，大概就能尽善尽美了吧。

《尚书》：

不要轻视百姓的事务，要觉得艰难；不要安于自己的地位，要觉得危险。

监察御史臣熊学鹏：

臣谨按：人主以一人之身居于天位，安抚万民，兢兢业业，固然没有一刻应当自我安逸的。因为天位不可倚仗，所倚仗的是万民。万民不易治理，所治理的是百姓的事务。仰望苍天，将大宝之位赐予他，圣人难道仅仅想要他操持生杀大权、专断予夺、作威作福来震慑这些百姓吗？也是因为百姓众多，其类别至

译繁，其情至涣，有圣人出，以元首之尊而统率之，能养其欲望，能满足其需求，能使天下百姓沐浴和谐、食德而共享太平之乐，而后好生之心才得以安慰。所以君主承受天命，上天没有不希望其国运绵长而福泽悠久的，只看其施恩于百姓的情况如何，从而决定其在位时的安危状况。伊尹当时见太甲已经悔过自新，践行仁义，又担心其日久生变，于是用民事来警惕他，再用安危来警示他，大概是因为确实认识到天命无常，民心可畏，而守成之道是如此不易。然而重视民事的原因是什么？也不过是真诚罢了。远查往昔朝代，并非极端无道的君主，其即位以后，大体上奋发有为者居多，然而想要厚待民生，民间却难免受到扰累；想要端正民风，风俗却难免变得浇薄，这是什么原因呢？上面的恩泽缺漏于下，下面的情状壅塞于上听，实事不一定知道，知道的事不一定真实，君民之间，诚意不足以相互感召。五方的风土不齐，众生的疾苦不一，君主尊居九重，百姓关于严寒暑雨的诉求，既不能奔赴深宫而直接诉说，而君主又不可以私心臆测，于是设立官职分工来管理，无奈管理的人偶尔不当，那么兴办一项利益而利益不一定均沾，革除一项弊端而弊端未曾完全剔除，甚至积习生奸，于是被隐瞒掩饰，民情不据实禀告，据实禀告也不尽实情，君主宵衣旰食，并非不勤求民间疾苦，而臣下不传达实情，只敷衍了事，那么上下相隔，恩德意志不通，想要百姓不至于流离困苦、放纵淫邪，势必不能。所以圣人于此，要使君民连为一体，必须先使君臣合为一心，知道国家的败坏由于官吏邪恶，于是谨慎地选拔他们，务必清理其晋升之路，知道官吏失德由于宠幸贿赂昭彰，于是以礼制进用他们，务必维持其廉洁知耻的风气，自公卿大夫下至百官众职，一律以诚意相交互信，共同促成大治。那些玩忽视民如依、阻遏民间隐情的，惩罚不赦免。那么君主不怀疑其臣子，臣子不迷惑于君主，上下交感而志向相同，以此悉心筹划，真诚寻求保护百姓的方法，各尽克服困难之道，或许下情无不上达，而上德无不向下宣示。至于安定其地位的原因是什么？也不过是敬畏罢了。君主的敬畏，也不外乎勤于民事。然而民事的废弛，多萌芽于君主自安的一念。当海内丰收，四方安宁，天下大势也似乎已治已安，而盛衰消长相互依存。君主居此尊崇之位，觉得安则危，觉得危则安。觉得安则放纵意志日渐增长，而琐碎之事堆积，逐渐导致不可支持。觉得危则敬畏常存，而昭示感应的诚意，就足以迎接美好。况且祸患所萌生，在防范时治理则用力少而功效多，在显现时治理则用力多而功效少。君主在其未发生时常见弃忽，无怪乎其已发生而猝难恢复振作。昔日唐太宗说：“我每出一言做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惧群臣。”魏征说：“愿陛下坚守这常谦常惧之道，一天比一天谨慎，那么宗社永远稳固无倾覆了。”唐代英主，太宗称最，贞观治道，史料推崇美好。当时宗社难道就至于倾覆吗？而魏征即以此说进谏者，要知道君主临御万民，凛然如同用腐朽的缰绳驾驭六匹马。治理国家必在未乱之时，而保卫邦国必在未危之时。作为君主，知道宴安怠惰是荒淫的开端，就应当朝乾夕惕，不使厌倦之心乘虚而入。知道奇技淫巧开启奢泰的渐变，就应当崇尚雅正黜落浮华，不使奢靡之日益兴盛。知道利口足以扰乱德行，那么便佞之人不应当让他们侍立于侧。知道加赋所以害民，那么聚敛之说不要让他们日日陈说于前。恐惧修省，无往而不是一敬，或许天命可保而天位可守了。总之，守位如同守身，想要守身者务必使元气常充，想要守位者务必使民气无损。民之气与君之气呼吸相应，凡是民间气偶或乖违，都依赖君主暗中调剂，遇事而培养之。这就是民事之所以惟难，而其位之所以惟危的原因。君主于此，因其难而怀保不宁，常思所以图其易；知其危而战兢自责，常思所以求其安，那么根本稳固而邦国安宁。邦国安宁而一人有庆，天下万世有不永远达到这仁寿之境吗？

译《尚书》有言：如果言语违背你的心意，一定要用正道来衡量它；如果言语顺从你的意志，一定要用非正道来衡量它。

编修臣叶酉

臣谨按：这两句话是自古以来君主听取言论的方法。人情没有不喜欢阿谀奉承而厌恶直言的，有顺从我心意的人，虽然他的话未必正确，很少有不听到就高兴接受的；有违背我意思的人，虽然他的话未必错误，很少有不听到就勃然生气的。如果不以正道来衡量，那么是非就无法分辨，忠言就听不到，而谗媚的言论就会每天呈现在面前，其弊端是不可胜数的。这正是伊尹之所以反复叮咛的原因。从前唐太宗曾在树下停下，喜爱那棵树，宇文士及跟在后面不停地赞美它。太宗严肃地说：“魏征曾劝我远离奸佞之人，我不知道奸佞之人是谁，心里怀疑是你。现在果然没有错。”其实宇文士及所赞美的，不过是一棵树，对事情本来没有什么害处。而太宗立即严厉斥责他，实在是因为臣子如果存有一丝迎合的私心，就可以无所不至。君主如果一味宽容，他们就会相率以因循苟且为事；君主如果一味严整，他们就会相率以苛刻为能事。君主如果任用一个人，他们即使明知此人不可任用，也会称赞他的善良来依附他；君主如果舍弃一个人，他们即使明知此人不可舍弃，也会搜求他的瑕疵来排挤他。只有用非正道来衡量顺从意志的言论，那么奸佞之臣就没有容身之地，谗媚的言论就听不到了，而忠言一定会每天呈现在面前。唐太宗正因为不被奸佞之臣所迷惑，所以对于犯颜极谏的人，虽然有时感到拂逆，甚至想杀了这个老农以快意，但一听到“君明臣直”的话，就立刻改变想法，虚心听从。这就是贞观之治之所以几乎达到唐尧、虞舜和三代之盛的原因，难道是偶然的吗？臣曾经阅读宋代臣子苏轼的文集，私下感叹他的用心符合古代大臣的风范。在仁宗时期，他只以苟且偷安为戒；等到上书给神宗时，则对纪纲风俗再三致意。大概仁宗是宽厚的君主，弊病在于不能有所作为；神宗毅然有所作为，弊病在于求治太急。各自针对弊病所在而加以针砭，不曾顺从心意以求迎合，可知他没有当面顺从的过失。可惜当时的君主不采纳他的意见。况且君主的尊贵，犹如帝天，其威严如同雷霆。人即使愚蠢到极点，哪有敢侮辱帝天而触犯雷霆的呢？那些敢于违背上意而痛哭流涕进言的人，一定是有爱君之心的人。因此，明君对于违背心意的言论，即使像草野之人那样没有可取之处，也体谅其中没有其他私心；对于顺从意志的言论，即使与利害无关，也必定防备其流弊的归宿。其是非全都以正道为标准，而不以“没有人违抗我”为乐。像这样，君主的德行不一天天更新，而国家的事务还有不归于治理的，未曾听说过。

《尚书》

臣不凭借宠幸和利益来占据成功的地位

监察御史臣李清芳

注：成功不是宠幸和利益所能占据的

臣谨按：注解说人臣在成功之后就应当退居山林以远离宠幸和利益的荣耀。仔细玩味语气，恐怕这不是经文的本意。这句话也是泛论为臣之道应当如此，而在功成名就之时尤其应当深察这一点并加以注意。大概“宠利”二字最容易迷惑人，一旦陷入其中，公忠体国的意念就会减少，而私便身图的私心就会炽盛。凡是做臣子的都应当对此深加警戒，而成功的臣子，他所居的地位和他所处的时机尤其容易沉溺其中。为什么呢？成功的臣子必定地位崇高，肩负重任，位列九卿，那么优游自得以巩固他的宠幸和利益，这种趋势很容易形成。况且形勢逼迫、关系亲近，处在令人疑惧的地位，进献忠言的诚意不容易直抒胸臆。如果忠诚的诚意抵不过对爵禄身家的谋划，那么不如在中间委曲求全，这样可以没有意外的忧患。逢迎圆滑，这样可以没有不可测知的祸患。因此，宠利之心最容易萌动的，莫过于成功之时。像这样的人难道只是大臣吗？即使是小臣也应当深加警戒。如果为国家效力而建立了功劳，也必定要纯洁自己的内心，没有宠辱的惊扰，然后才能不亏失平素的操行而没有始善终恶的悔恨。大概因为君臣之义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难道是为了以洁身自好为高吗？如果像注解说的那样必须远离退休，那么像汉代的诸葛亮鞠躬尽瘁直到生命终结，宋代的韩琦每逢大事不顾身命，即使退居田野，听到王安石改变一项善政、替换一项良法，就整天哭泣不吃东西，勤勉恳切不敢稍有安逸。他们的心思和谋划都以国家为体。不仅没有宠利的念头在心中，这难道有片刻忘记国家忧患吗？这又怎么称呼呢？伊尹这句话之所以说明人臣之道应当国尔忘家，公尔忘私，利益不随便接受，祸害不随便逃避，始终如一，坚定不可动摇，不可因为成功而稍萌宠利的念头，那么国家就能永远享有美善。如果一定按照注解说的那样，那么下句接上句就不够亲切了。

《尚书》

始终如一，你才能一天天更新

侍读学士臣吕炽

朱子说：“这个道理必须是常常接续不断才是，日新才有，一旦间断就不行了。”

真德秀说：“《易经》以日新为盛德。先儒说人的学问，不每天进步就每天退步。所以德行不可以不日新。不日新的原因不一，是害了它。开始恭敬最终懈怠，用一出入的心，做或作或辍的事。德行从哪里更新呢？”

臣谨按

译伊尹起初告诫君王要在开始时谨慎，以便能有一个好的结局，意思是必须把开始做好，然后才能把结局做好。如今他又告诫说，始终如一才能日日更新，意思是必须谨慎对待结局，然后才能保全开始。大概君王在刚执政的时候，内心存有敬畏之心，安逸享乐的情欲尚未兴起，大都能战战兢兢地自我约束，勤于处理各种政务。等到时间久了，天下安宁，宗庙社稷治理安定，赞颂的言辞每天听到耳边，懈怠安逸的念头在内心暗中萌动，所以往往有开始时节俭而结束时奢侈，开始时勤勉而结束时松懈的情况。像汉朝的汉武帝，起初能够表彰六经，尊崇使用儒家学说，最终却喜好功业、追求宏大，土木工程、军事行动以及求仙祈祷之事杂乱地同时兴起，导致全国空虚耗损，这难道不是奢侈之心一旦萌发，所以不能善终吗？唐太宗是三代以后的好君主，贞观初年，他振奋精神谋求治理，天下太平，几乎达到了刑罚搁置不用的境界。到了后来，虽然没有犯下大的过错，但看魏徵的《十渐疏》，也可以看出他逐渐不如当初了。所有这些，臣愚以为，一方面是由于见识和度量不够宽广，所以不能在已经治理好之后更加追求治理，在已经安定之后更加追求安定；另一方面是由于道德品性不够坚定，所以能坚持一天却不能坚守百年。《诗经》说：“无不有一个好的开始，但很少能坚持到底。”《易经》说：“安定时不忘记危险，治理好时不忘记动乱。”所以自身安定而国家可以保全。因此，纯粹修德的君主，谨慎地持守一心，处在中天鼎盛之时却考虑到四海百姓的困穷，拥有大舜那样的德行却依然对时势的微妙变化保持警惕。告诫大禹平定水土成就天命而不自我满足，借助成汤效法九州而圣明恭敬日益增进，文王继承大统声名显赫而不敢沉溺于游猎，这些都是因为日日更新的功夫。所以善于治理政事的人，继承祖宗的事业，连接延续它，不像两个人；不善于治理政事的人，或许同一个人前后却判若两人，又怎么能统一呢？回答说：“这不能没有学问的功夫。”大概恭敬与放肆的微妙差别潜伏在极细微之处，人们来不及察觉其苗头，而谨慎地常常使恭敬胜过懈怠，道义胜过欲望，这就是所谓早晚奠定天命，在光明中谨慎地修养，专一其心。等到那些念头已经发动再去遏制，那么用力就已经很难了。所以君主谋求治理，必须常存敬畏之心，不敢懈怠荒废，在人欲将要萌发时遏制它而不让它暗中滋长，兢兢业业，百年始终像一天一样，那么清明就在自身，志气如同神明，不偏不杂，日日更新不停止，又怎么会落到有始无终、前功尽弃的地步呢？这日日更新的功夫，尤其在于慎独。慎独，是天德和王道，一以贯之的东西。

译尚书

始终专一，才能日日更新。

编撰【臣】于敏中

蔡沈集传说：“修养德行的关键，在于保持恒常而已。始终恒常而没有间断，这才是日日更新的原因。”

朱熹说：“始终专一，才能日日更新。这个道理，必须是常常接续不停，才是日日更新。一旦有了间断，就不行了。”

真德秀说：“《易经》以日日更新为盛德。先代儒者说人的学问，不日日进步就日日退步，所以德行不可不日日更新。如果开始恭敬最终放肆，用出尔反尔的心思，去做时作时辍的事情，德行何日才能更新呢？【臣】恭敬地认为：君主做学问，没有不以效法天道为最高境界的。《易经》说：‘天道运行刚健，君子因此自强不息。’大概天道运行刚健不停，是天之所以日日更新的原因；自强不息，是君主之所以日日更新的原因。效法天道运行的刚健，作为修养德行的根本。所以天道的运行，一闭一开，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君主的德行，日日更新又更新，谨慎地结束如同开始一样。蔡子所说的恒常，朱子所说的接续，其理是一致的。只是【臣】认为接续恒常的根本，西山真氏所说的‘敬’字已经概括尽了。敬，是圣学之所以能够善始善终，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以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的原因。大概主敬则心不外驰，兢兢业业，日复一日，万般政务因此代替天工而繁荣众多功绩。主敬则心无间断，日积月累，学问在光明中日益显扬，所以清明在身而志气如神。冕旒遮蔽眼睛，不依赖自己的视力，而九州之远没有隐藏的形状，这是敬之所以能看得远且明的原因。黈纩堵塞耳朵，不依赖自己的听力，而万里之外没有隐藏的情状，这是敬之所以能听德且聪的原因。明白了而不敢自恃自己的明，聪明了而不敢自恃自己的聪，虚心延揽访求，公正听取并观察，没有一念的松懈，一事的怠忽，然后合天下之聪明以为一人之聪明，都是一心之敬为之推演而无穷，日日更新的功业必然达到，这才完备。三代以后，称颂君主德行纯厚的，没有比得上汉文帝的，而贾谊在内外安宁的日子发出危言耸听的议论，担忧积薪厝火的隐患，古今论者不以为怪。他确实看到大业难以善终，而久安长治必定基于朝夕的勤勉警惕之中。唐太宗励精图治，能够达到太平盛世，曾经对侍臣说：‘人们说天子至尊，无所畏惧，我却不然，上畏皇天的鉴临，下惮群臣的瞻仰，还恐怕不合天意，不能使人信服。’魏徵回答说：‘这确实是致治的关键，希望陛下谨慎地结束如同开始一样，那就好了。’魏徵这话，与《尚书》所称‘始终专一，才能日日更新’，可以互相阐明了。又马周上言：‘陛下想要做长久之计，不必远求上古，只要像贞观之初那样，天下就幸运了。’这也是慎始敬终的一个证据。大概德行本于内心，内心要于日日更新，就日日进入高明光大的境界，而覆盖四方，感通上下，没有不本于此的。至于日日更新的要点，开始见于盘铭，再见于仲虺之诰。一个用来自我警戒，一个用来劝勉君主。而始终专一，这一句话，后世谈论圣学的人，不能离开这个而另有阐述。确实是为人主效法天道运行刚健，日日进步没有止境，功用最切近的吗？

尚书

任用官员只凭贤才，左右近臣只凭合适的人。臣子对上为君，为德；对下为民。要艰难要谨慎，只和只一。

监察御史【臣】郭石渠

蔡氏沈说：左右，是辅弼大臣，不是贤才的称呼可以概括的，所以说‘只凭合适的人’。人臣的职责，对上为君，为德，是辅佐君主；对下为民，是用来安置师保。不说君而说德，是兼君道而言的。臣职所系，其重如此。这必须艰难谨慎，艰难的是难于任用，谨慎的是慎于听察，用来防备小人。只和只一，和是可以可否相济，一是终始如一，用来任用君子。【臣】恭敬地认为：治理之道，没有比用人更大的；而用人得当，没有比明断更重要的。详细玩味经文，‘四惟’字、‘二其’字，这其中大有‘明断’二字的意思在。为什么？明则君子小人分明判若黑白，断则进君子远小人决然一定不移，否则善恶莫分，忠佞罔辨，是明不足。见贤而不能举，见不善而不能退，是断不足。只有清明在身，而刚断果决，所以能知人善任，而德协明良。谁是贤？使之在位。谁是才？使之在职。谁是合适的人？使之在左右。以左右视庶官，那么左右为上。诚使为上皆合适的人，而所以为德的，自然能感化心志辅佐过失，使圣德日日更新，所谓使这君成为尧舜之君。以庶官视左右，那么庶官为下。诚使为下皆贤才，而为下为民的，自然能敷教劝农，使百姓遂生复性，所谓使这民成为尧舜之民。凡此哪不是君德的明断有所区别详细而任使得当呢？所以当其未用时，则艰难谨慎。艰难者，大权若吝，名器不假，是本来吾心之明断有所选择，务求真实而惟恐误用。谨慎者

译选拔人才时，要询问其事迹，考察其言论，对毁谤与赞誉必须明察，这是凭借我们内心明辨决断的能力来处理，务求恰当，使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其长处。明察足以辨别贤良与奸佞，决断足以确定赏罚，这样人们就不能侥幸晋升了。等到任用他们之后，就要追求和谐与专一。所谓和谐，是指赞同与反对的意见相互咨询，可行与不可行的方案相互补充，就像八种乐音能够协调一致，五种味道能够调和适宜一样。因为引导他们知晓道理，所以以真诚恭顺的态度进行明辨决断，而后达到和谐。所谓专一，是指上下级之间融洽交流，始终没有隔阂，就像元首连接着四肢，全身各部分都侍奉着主宰身体的君主一样。因为并非仅仅依靠谋划，所以同心协力进行明辨决断，而后达到专一。明察则猜忌无从产生，决断则谗言诽谤没有空隙可乘，这样君子们都能得以显露才华。然而，明察是决断的本体，决断是明察的运用。只有明察而没有决断，就像泾水与渭水虽然分明却仍各自流淌；只有决断而没有明察，是非就会完全颠倒。因此，在用人之际，明察尤其是最为重要的。所以，称赞尧的德行，首先说是“恭敬明察”，这是百官能够各司其职的原因。称赞舜的德行，首先说是“深邃明智”，这是幽暗与光明得以升降的原因。称赞禹的德行，首先说是“英明啊我的祖先”，这是九德之人能够共同做事、俊才得以在位的原因。称赞汤的德行，首先说是“上天赐予勇智”，这是三宅三俊能够居其位、显其才，以及德行与功业能够获得高官厚赏的原因。至于称赞文王、武王的德行，首先说是“宣扬明智”，又说“世代有明智的君王”，又说“能够知晓三种居位者的心，明察三种俊才的心”，这是各种案件与谨慎之事之所以没有遗漏、不敢不知，以及义德与容德之所以不敢废弃、只听从谋划的原因。这些都是说具备明察，而决断就包含在其中了。凭借二帝三王时代，被称为得人之盛，但根本都在于知人的明察，而且决断也如此，那么用人之必要于明察与决断，这难道不是明显的证据吗？大概明察就像宝镜照物，美丑立刻显现；决断就像钢刀削铁，粘滞不显。由此，群小屏退，众正充满朝廷，君主的德行何必担心不更新，治道何必担心不兴盛呢？

译尚书

任命官职只选用贤能，辅佐左右只选用合适的人。臣子对上，是为了成就君主的德行；对下，是为了造福百姓。用人之道艰难而谨慎，唯有和谐专一。

监察御史【臣】陆尹耀

张九成说：“伊尹想要使君主成为尧舜，那么‘对上成就德行’的意思就可以知道了；想要使百姓成为尧舜之治下的百姓，那么‘对下造福百姓’的意思就可以知道了。”

【臣】恭敬地陈述：君臣应当德行一致。践行道义并在内心有所领悟，就称为德行。那么君臣德行一致，正是君臣心意一致。所谓“一”，就是真诚。真实无妄、纯粹不杂，就叫做“一”。君臣各自拥有真实无妄、纯粹不杂的心，来成就他们的德行，那么君主就修持更新德行的功夫，臣子就效法更新德行的辅助。君臣相互交往之际，不过是秉承同一天的意志相互命令罢了。这就是伊尹用来勉励嗣王用人之道，并告知臣子职责重大，考察务必精细，任用务必专一的原因。以此说明德行一致的人，应当像这样。人君没有不想每天更新自己的德行，但有始无终的，大概是由于衡量鉴察不精细，而君子和小人一起任用。君子的势力常常敌不过小人。起初是并存兼用，接着是相互倾轧而小人占上风。小人于是得以施展逢迎阿谀的手段，来蛊惑君主的心。这样，君主的德行即使自身没有间断，也必然因为他人而间断，想要实现德行的日日更新，就难了。因此，众官和左右近臣，都应当慎重选拔。众官是先后奔走奏事的人才。了解他们凭借特殊的通达，选拔他们来自广泛的求索，经过复杂艰难环境的考验，从同辈中提拔，如果确实贤能，举荐任用是可以的。左右近臣是公、孤、卿、尹等高位的选择。端正自身足以表率他人，忠诚正直足以纠正错误，宏大的谋略足以确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卓越的规划足以建立太平盛世。把他们安置在辅佐保衡的职位上，借以弥补缺失，托付以股肱心腹的重任，依靠他们匡正救急。如果是合适的人，倾心听取是可以的。像这样，君主的德行固然对臣子没有隔阂，而臣子的德行对君主也没有隔阂。大概臣子的职责虽然分大小，但臣子的心总没有其他念头。说到对上，就随时进献教诲，因事效忠，辅助君主的德行而不迎合君主个人的喜好。说到对下，或者在内调和，或者在外传达，利于百姓而不顺从自己的安逸。心中所主宰的，只有这两个念头，确实是德行一致的臣子了。然而这样的臣子，正是根据君主德行的纯粹或混杂来决定去留的。因此，在未任用之前，衡量能力而授予职位，议论确定而后任命。举荐贤才如同不得已，不因为一个小优点就相信其一生，不因为小过失就掩盖其大德，毁誉务必考察其真实。艰难谨慎就是如此。任用之后，倾心听顺，不拘泥于形迹，有相互补救而没有相互猜疑。专心责成，防止离间，观察其开始就相信其终了。和谐专一，又是如此。这样君主以德行一致倡导，臣子以德行一致响应，于是君子被任用，小人退居听从，凭借他们为上成就德行、对下造福百姓的心，来使我们的君主成为尧舜，使我们的百姓成为尧舜之治下的百姓，从而君明臣良，欢欣起舞，如同登上尧舜的朝廷。然后祖宗的基业可以继承，百姓的期望可以安慰，上天的托付可以承担，那么君臣德行一致，不就是君臣心意一致吗？

尚书

臣对上成就德行，对下造福百姓

编修【臣】蒋元益

【臣】恭敬地陈述：帝舜对禹说：“做臣子啊，亲近啊！亲近啊，做臣子啊！”又说：“我想要左右辅佐百姓，你辅助我。”这就是说，臣子是君主借以辅助的人，是百姓依赖以得到治理的人。自古以来的帝臣王佐，伟大的功绩和美好的谋略，光辉照耀宇宙，综合其大端，要不外乎成就君主和恩泽百姓这两者。请就伊尹所说的“对上成就德行，对下造福百姓”，进一步阐述其义理。侍奉君主的道义，在天地间无处可逃，早晚不懈怠地侍奉一人，都是为了君主。那么不说“对上侍奉君主”，而说“对上成就德行”，为什么呢？大概因为皇帝建立准则，君主奉行天道，上天所赋予的称为德行，存于内心就是仁义礼智，施于政事就是礼乐政刑，极尽它的功用则遍及四海九州，追溯它的源头则始于起居出入。古代的大臣，辅佐君主，阐明道义以阐明君主的道义，以圣人的训诫为必须遵从而不敢发表流俗因循的言论，以先王的治理为必须效法而不敢有曲学阿世的私心。他们在朝廷上敷陈奏对，献替频繁，即使在从容闲适之时，启发劝勉也加倍恳切。臣子对上如此，君主的德行有不日日更新的吗？君主德行日日更新而君主的道义尽善，那么臣子的道义也就尽善了。至于上天生育百姓而设立君主，让他们管理牧养，这是百姓仰望治理的只有君主，君主协助治理的只有臣子。君主代替上天治理万物，臣子代替君主宣扬谋略，道义上相互需要。而古代大臣的心，则只引为己任，而不敢推诿为君主的职责，不仅忧虑百姓的忧虑，并且担心给君主留下忧虑。他们勤勉恳切的心意，只怕百姓的疾苦不上达，百姓的隐情不易察觉。大概直到使天下人都安居乐业，还担心不足以报答美好的天命。孟子说：“禹想到天下有溺水的人，就像是自己使他们溺水一样；稷想到天下有饥饿的人，就像是自己使他们饥饿一样。”伊尹曾经自述：“一个人没有得到安顿，这是我的罪过。”大概必须像这样才可以说是造福百姓。如果不是这样，身负股肱心腹的重托，却没有安抚保护百姓的诚意，国家怎能依靠这样的臣子，而臣子又凭什么安守自己的职位呢？由臣子向上服务于君主，由臣子向下服务于百姓，臣子是上下都寄予厚望的人

译这就是所聚集的（人才）。假使做臣子的都以伊尹的忠心为忠心，将我们的君主引导到尧舜那样的圣明境界，使这个时代达到仁德与长寿的理想状态，上下以纯一的德行相互信任，彼此都得以依靠，难道不是美好吗？

译尚书

臣子对上是为了成就君主的德行，对下是为了造福百姓。

监察御史臣沈廷芳

蔡沈说：“人臣的职责，对上是为了成就君主的德行，辅佐君主；对下是为了造福百姓，以此安顿百姓。臣子的职责所关联的，其重要性就像这样。”

真德秀说：“‘为’字，是心意有所专主的意思。是说人臣的心意，对上则是为君主成就德行，对下则是为君主牧养百姓，心意所专主的，只有这两件事。在这两件事之外，不夹杂其他念头，然后才能成为德行专一的臣子。”

臣谨按：四个“为”字，含有念念不忘、专一而不旁骛的意思。人臣的心意，如果在致力于辅佐君主、恩泽百姓之外，还有别的作为，那么身家利禄的念头就会迫切，而忠诚笃实的志向就会衰退。必须先使内心精纯洁白，然后才可以不辱没自己的职责。在衡量自己是否适合入仕的时候，想要自命为纯粹的臣子，应当从审视自己的作为开始。只是稍有建议陈述，无不说是为了君主；偶尔有所施展，无不说是为了百姓。然而迂阔疏浅的学术，怎么能向上补益于君主的圣明？浅陋狭隘的措施，怎么能向下使百姓的隐情得到满足？这不足以说是成就德行，难道可以说是对上吗？不足以说是造福百姓，难道可以说是对下吗？《尚书》上有记载：“我不能使我的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人，心中惭愧羞耻，就像在集市上被人鞭打一样。”这是伊尹对上成就德行的表现。“如果有一个百姓没有得到安顿，那就是我的罪过。”这是伊尹对下造福百姓的表现。那么，才识远远不及古人的人，将如何报效国家呢？也只是说实实在在地尽自己的心意罢了。如果苟且不徇私情，不计算利益，不邀取名声，不沽名钓誉，心意既然没有别的作为，那么启发开导君主心意的努力，像霖雨一样滋润，像盐梅一样调和，固然可以说是对上成就德行。即使是草野之人的进献，乐官盲人的规劝，也无一不是对上成就德行。承担养育百姓的职务，只劝勉和睦，只彻底抛弃过错，固然可以说是对下造福百姓。即使是一方的保障，一时的救济养育，也无一不是对下造福百姓。况且对上和对下，难道有两种不同的道理吗？日夜勤勉修学的功夫，不是浅近的人所能窥探的；深宫中努力勉力的功业，不是臣工所能赞美的。只有效忠官职，存心利于百姓，必定有所成就，不徒然寄托于空话，务必在实效上体现出来。所以凡是真心对上，没有不造福百姓的；真心造福百姓，没有不对上的。进献《豳风》的颂歌，陈述《无逸》的谋略，绘制监门图，献上千秋的鉴戒。君主的德行日益更新，四方百姓安居乐业，造福百姓到了极致，就是对上；对上迫切，就是造福百姓。分开来说，似乎有两端；合起来说，其道理则是贯通一致的。只有不专一不混杂的心意，才能建立有谋略有作为的功绩。精神凝聚，见识因此开阔；志虑坚定，才力因此振奋。人臣辅佐君主、恩泽百姓的道理，没有别的，就是真诚罢了。用人时说艰难谨慎，没有别的，就是考察真诚与不真诚罢了。真诚，就是对上只敬奉君主，对下只关怀百姓。所谓念念不忘、专一而不旁骛，就是这个意思。

御览经史讲义卷十一

<子部,儒家类,御览经史讲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览经史讲义卷十二

尚书

德行没有固定的老师，以善为师；善没有固定的主宰，要协调于专一。

检讨臣陈兆仑

蔡沈说：“德行，是善的总称；善，是德行的具体实行。一，是其根本统摄的。德行兼有众善，不专主于善，就无法得到一本万殊的道理；善源于一个根本，不协调于这个根本，就无法得到万殊归一的奥妙。所谓‘克一’，就是能够专一的意思。广泛地在不专一的善中寻求，简约地统摄于至一的道理，这是圣学始终条理的顺序，与孔子所说的一贯之道，几乎相同了。”

臣谨按：这一篇从“咸有一德，克享天心”以下，凡是说到“一”的文字有六七处，而这一节是推究到君心的根本，其言辞反复而不厌倦，其意义引申而更加深远，由此可以看出人臣对君主的忠爱如此至极。大概君心与气化相互维系，自古圣帝明王有百年必世的用心，就不屑于做旦夕苟且的打算。善是因事而显现的，所以说“主善”，是说舍弃这个而跟随那个。“一”是先于事而寓含的，所以说“协一”，是说用那个来证明这个。“协于一”就像孟子所说的“逢其原”一样。只有有所谓“一”的主宰在内，然后才能用天下的善来协调它。协调的方法，至变而一不变，审察这一点，纯王的心意就显现了。什么是“一”？蔡氏用万殊归一的“一”来对应，似乎恰当。然而这不过是空泛的言辞，而学者听惯了的言语。臣愚以为“一”就是仁义中正罢了。仁义中正又统摄于仁罢了。怎么知道是仁义中正而又统摄于仁呢？王者探求天道一元运行的端绪，仁为善之长，所以知道“一”不外乎这个罢了。然而这个“一”，不是知道它困难，实行它才困难；也不是实行它困难，坚守它才困难。为什么呢？人有年少时学习的，等到涉世而反而自我怀疑的；家中修养的，等到仕途通达而不自坚的。这没有其他缘故。观察事变而阅历情伪，忽然觉得以前所明白的不是现在所方便的。何况人君临御万方，萦怀万世，一天两天所处理的不是同一件事，宫府内外所使用的不是同一批人。事情繁杂，就不都是预先确定的事；人多，就不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