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览经史讲义卷十四

译政令初行之时，大概确实洞察到治世与乱世相互转化的规律，因而对保持兴盛、维护安定的道理极为谨慎。伊尹告诫太甲的话，也是同样的道理。从此以后，纵观历代，没有不是因谨慎警惕而得到治理，因懈怠荒废而陷入危局的，治乱的关键，道理出于同一轨道，这是不可欺骗的。汉文帝极力推崇勤俭，贾山还有“荒废政事、懈怠政务”的劝谏，贾谊又发出叹息流泪的言论。唐太宗励精图治，魏徵仍有“十思十渐”的奏疏，这些都是具有深刻见识和长远考虑，在祸患发生前加以谋划，在安定中追求更加安定的道理。地位高的人不期望就会骄傲，俸禄厚的人不期望就会奢侈，虽然贵贱相差悬殊，但衡量人情，并没有很大的不同。曾见过努力耕作的百姓，整年辛勤劳作，不敢稍有休息，等到粮仓装满，妻儿安居，还想着烹煮鲜鱼、宰杀肥羊，用一斗酒自我慰劳。至于像《唐风》那样告诫太康不要安逸，《豳诗》那样急切地播种谷物的人，大概很少了。何况天子富有四海，天下太平，吉祥的征兆相应和，却想要像驾驭朽烂的缰绳那样谨慎地掌控六匹马，像走在春天的薄冰上那样小心地行走在康庄大道上，不也很难吗？所以说：“伟大的事业容易使人骄傲，希望有办法让它变得困难；良好的开端难以坚持到底，希望有办法让它变得容易。”

译尚书

君子所其无逸

检讨臣梦麟

臣谨按：帝王统治的统绪，以尧舜为鼎盛，是道与法的源头，唐尧虞舜的时代最为崇高。考察他们超越古人、昭示后世的德行，一是钦敬明察，一是温和恭顺。言辞虽然不同，但唯有“敬”足以概括它们。因为君主以一身系天下之重任，就必须以一心承担天下的辛劳。精气运行则日益强盛，元气凝聚则愈发稳固。《易经》说：“终日勤奋谨慎”；《诗经》说：“光明正大，恭敬止息”。都是这个道理。从前周成王继承王位，在天下安定清平之后，内有周公、召公辅佐王室，外有同姓异姓诸侯屏护王家。处于上位的人，难道不可以清净淡泊，端庄拱手无所作为，从而稍微让自己闲暇安逸吗？然而周公陈述治国大略，唯独在《无逸》篇中首先揭示这个道理，用意实在深远。如今《无逸》的告诫，正不在众人共见、难以持守的境地。创业之初，日不暇给；庙堂之上，体统严肃。这些是容易看见的。只有在清静安宁、闲暇安逸的时候，坐享太平，深居高拱，难道不是人情中偶尔会有的吗？君子知道力量容易返回到人情容易流荡的地方，因而严密地观察；力量难以控制人情难以制约的地方，因而恒常地坚守。不怠惰不荒废，不把它当作勉强的境地，而把它当作安顿心志的适宜。“曰明曰旦”，不把它当作偶然的环境，而把它当作“汝止”的安宁。安逸又从何产生呢？臣伏地思考，这大概有根本所在。天道运行恒常刚健，刚健就没有可以安逸的契机；人心惟危，危殆就没有可以安逸的事情。东莱吕祖谦说：“凡人有时勤勉有时懒惰，也有无逸的时候，但只能暂时如此而不能长久居住。”所谓“居住”，大概是说所安之处。所以一物未接触时，此心恒常兢兢业业不敢松懈；万种事务交替呈现时，此心也惕惕不安不敢放纵。难道是喜好劳苦吗？大概只有君子才有“心逸日休”的学问，也只有君子必定没有一息间断的功夫。唐代的宋璟进献《无逸图》，末世尚且有人称颂，何况臣生逢

盛代，沐浴在教化之中，吟咏歌颂，虽然不能仰承天日之名，但刍荛之言应该也不会被圣世所弃。谨采集先儒的义理，写成《无逸箴》一首，以此进献。其辞曰：

远观往昔典籍，开启遥远篇章。君王建立国家，圣人效法上天。声律与身度，虑后而见前。极道若不建立，德行如何尊崇？建立极道为何？功劳归于。

圣主掌握乾纲，为民之父。衣服可以脱下，夜晚谁催促你？饮食按时，晚食有何可取？不要说细微，大体由此回归。不要说迟缓，细微是巨大的基础。难道一定要纵欲吗？欲望已经奔驰。难道一定要极乐吗？快乐已经不能支撑。根本若不谨慎，末端将如何施行？十六个字，难道没有意义吗？庙堂肃肃，宫室雍雍。难道不是圣人，而谨慎其功业？穆穆我。

皇治殊道，如同晨鸡之鸣，阶下筹策之声，难道是喜好劳苦而摄取其精神？

穆穆我

皇健协天行，鱼在水中，兽在林中，开辟你的旷宅，满足理欲，惬心，止息有常。在上者临视，临视为何？不偏不颇，承受惕厉，回报淳和。小臣稽首，誓言很多。

尚书

严恭寅畏天命自度

编修臣窦光鼐

臣谨按：周公称颂无逸的君主，首先提到中宗，而称颂中宗的德行，必定以严恭寅畏为先。严即庄重，礼中所称“庄敬日强”是也。恭即谦抑，诗中所称“温温恭人，维德之基”是也。寅即钦肃，书中所称“夙夜惟寅”是也。畏即戒惧，易中所称“恐惧修省”是也。合起来就是一个“敬”字罢了。接着说“天命自度”，为什么呢？天是道的本源；命是天的命令。知天则知人，知命则知性了。书说：“勅天之命，惟时惟几。”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天命无形，为什么说度？“自度”的意思，是反求诸身罢了。董仲舒说：“天人是一体的。”又说：“人承受天命，变化如同天的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如同春夏秋冬。喜，是春的应答；怒，是秋的应答；乐，是夏的应答；哀，是冬的应答。天的副本在人身上。人的性情有源于天的。”为人主者，道在于省察自身中的天。由此说来，人如果明白自身与天相同之处而省察它，又省察使喜怒哀乐中节，如同寒暑往来的适时，那么日用之间，无非是天命的行为了。蔡氏沈说：“天命就是天理。天对万物无不体现，所以出王游衍，都敬理于事无不在，所以三千三百皆仁。”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自度的实质。再考察诗书所载，古人所以自度有三种：“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是生安者的自度；“检身若不及”，是学利者的自度；“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度”，则是释困勉者的自度。而都以敬为主。传曰：“敬是德的聚集。”谢氏良佐说：“敬是常惺惺法，惺惺是心之生道，而天人流通的关窍。”史称桑谷共生于朝，太戊恐惧而修德，非天

译这是天命自我衡量的一种验证吗？“上天的视听在于百姓，治理百姓要恭敬戒惧，不敢荒废安宁，也就是恭敬罢了。”唐贞观十一年，皇帝命令百官上奏封事，魏征上疏说：“见到可欲之物就想到知足，将要兴建修缮就想到知止，身处高危之位就想到谦逊，面临满盈之势就想到抑制减损，遇到安逸享乐就想到节制，处在宴饮安乐中就想到后患，防止被蒙蔽就想到延纳忠言，憎恶谗言邪说就想到端正自身，施行爵位赏赐就想到不因喜悦而僭越，施加刑罚就想到不因愤怒而滥施。”君主兼有这十思，那些违背事理的情况就很少了。事理所在之处，都是天意，人不违背天意，那么天就不会违背人了。所以说：早晚都要奠定天命，宽厚而静密。

译《尚书》

文王穿着简朴的衣服，致力于安抚百姓的工程和农耕的事务，以美好的柔和与崇高的恭敬，关怀保护普通百姓，恩惠救济鳏夫寡妇。从早晨直到太阳偏西，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空闲。因此能够和谐万民。

监察御史臣葛德润

臣谨按：《无逸》这一篇，宋代儒者吕祖谦已经解释得很详细了。臣曾推演他的学说，所谓文王穿着简朴的衣服，致力于安抚百姓和农耕的事务，就是大禹降低宫室的标准而尽力于水利沟渠的意思。事物不能同时具备两种极端，对自己供养丰厚，对百姓的体恤就会微薄。在衣服上讲究文采，对于自身供养的事物，本性并不存留，而专心致志于安抚养育这些百姓，这是能够直接继承大禹的传承，前后圣人的心意没有不相同的。大概文王有柔和恭敬的品德，并且极其美好崇高的盛况，温和平易亲近百姓，所以看待百姓如同子女，不仅仅是保护婴儿那样的真诚，而对于百姓中贫穷而无告者，能够恩惠安抚他们，无不呈现出充满生机的样子。然而文王的心，哪里敢自认为满足呢？从早晨直到中午，从中午直到太阳偏西，一顿饭的时间，都没有空闲来和谐他的百姓，使得没有一个人不得其所。这是急切地寻求安宁、观察成效的心意啊。《立政》说文王不兼管各种言论、各种诉讼和各种谨慎之事，那么所谓没有空闲吃饭，他的勤劳必定有所在，哪里像后世那些计算文书、传递餐食，代替有司职责的人呢？读《无逸》就看见文王的勤劳，读《立政》就看见文王的安逸，难道互相矛盾吗？在极度的勤劳中有极度的安逸，在极度的安逸中有极度的勤劳。况且不仅仅是三代君主如此。汉文帝亲身实行节俭，身上穿着粗厚的丝织品，所宠幸的慎夫人衣服不拖地，帷帐没有文绣，以示敦厚朴实，为天下带头，因此海内安宁，家家富足。光武帝每天早晨上朝，太阳偏西才罢休，多次召集公卿郎将讲论经书道理，半夜才睡觉。皇太子劝皇帝保养精神，皇帝说：“我以此为乐，不觉得疲劳。”唐太宗在听朝的空闲，与学士讨论古今成败，有时直到太阳偏西、夜深人静，未曾稍微懈怠，所以能够达到贞观之治。这几位君主，得到圣人的心意而运用它，物资丰富百姓安康，其效果明显如此，何况像文王那样纯厚不息的德行呢？周公在成王安逸享乐的心意尚未萌发时，就已经如此谆谆告诫，他说到商周而详细提及文王，大概是举出耳目所及的事物，希望成王效法祖先。太完美了！《诗经》颂扬成王说：“成王不敢安逸”，紧接着说：“在光明中单独修养他的心，于是安定天下”，大概是从周公的教诲中有所得。

《尚书》

文王穿着简朴的衣服，致力于安抚百姓和农耕的工程

侍讲学士臣蒋溥

蔡沈说：康功，是安抚百姓的工程；田功，是养育百姓的工程。说的是文王在衣服供养方面，本性并不存留，而专心致志于安抚养育百姓。卑服，大概是举出一个方面来说。宫室饮食自身供养的简薄，都可以类推。臣谨按：周朝以农事开创基业，后稷教导耕种，在邰地开始祭祀。公刘整治田地，能够笃行前人的功业，无不勤于为民。等到周公、召公分陕而治，六州归顺教化，而冒昧进言得以听闻。因此开创华夏基业，断自文王开始。周公进献《无逸》，首先举出文王的康功、田功，实在是因为上天降下百姓，必定依赖有人辅助匡正才能生存。真正聪明的人首先出现，上天就把万民的性命寄托给元首。上承天命，下顾念百姓的艰难。一个人不得其所，就属于自己的罪过。不为之选拔贤能与能人，禁止奸邪遏制暴行，百姓就无法安定；不为之制定产业授予田地，视察耕种减轻赋税，百姓就无法养育。况且以千万百姓的众多，寒冷的人想要穿衣，饥饿的人想要吃饭，鳏夫寡妇孤独的人想要得到安顿。慰劳匡正，岁月间没有可以完结的工程；养育欲望供给需求，边远荒僻之地没有可以遗漏的人。一件事的处理，就关系到百姓的休戚；一时的规划，就预示数代的安危。这是为君的艰难，也是文王之所以对康功、田功兢兢业业的原因。他必定穿着简朴的衣服，致力于这些工程，也不是有心推崇节俭的文饰。给予百姓的丰厚，那么供养自己不得不简薄；为百姓考虑周全，那么为自己打算不得不节俭。只有心意专门经营，所以力量没有旁贷。人们只看见文治兴盛的日子，教化融洽汝水之滨，风流遍及江汉，凤凰鸣叫在山冈，麒麟游荡在园圃，认为是上天眷顾周朝，却不知道四方的和谐汇聚，万家的充盈安宁，全都基于文王殚精竭虑，早晚焦劳，将耳目口体的供养，总共不分心力来达到。而臣在这里想见文王勤于民事，有不自满的心意。大概君主处在崇高的地位，没有办法遍历民间的细微情况，而小民在盛夏努力劳作，穷冬暴露在外，短衣不整，粗食不饱的情况，不能向朝廷诉说他们的情状。因此自古明哲的君主，必定周知耕种收获的艰难，务必以民事为重。想要的与百姓聚集，所厌恶的不施加，不敢以自身的安逸妨碍百姓的依靠。名义上是天下供养一人，实际上是用人供养天下。终日勤勉，不敢闲暇安逸。创业守成，道理没有两样。文王之所以光大十四王的统绪，开创八百年的宏大基业，他那光明不息的心意，是可以想见的。从前周公命令太史陈述《豳风》，描绘王业的艰难，进献《无逸》先说太王、王季的抑制畏惧，说明艰难的基业之所以绵长。《雅》《颂》咏唱文王的德行，说“勤劳止息”，又说“小心翼翼”，何尝不是抑制畏惧

译是（周公）的本心吗？既然如此，那么《无逸》这一篇，确实应当与《豳风》一同奏响了。

译尚书

文王穿着低贱的衣服，致力于安抚百姓和耕种田地的工作。

编修臣杨开鼎

臣谨按：设立君主是为了治理百姓，治理百姓的方法，以耕种收获为首要，而且必须用节俭来率领他们。所以安国孔氏说：“文王节俭，降低自己衣服的等级，来完成安抚百姓的功业，来完成耕种田地的功业。”颖达孔氏说：“在安抚百姓之中，耕种田地最为紧急，所以特别提到田功。”大概周朝从后稷在邰地建国开始，就确立了成法，清除杂草、种植作物的功业由此兴起，代代相传直到公刘，他用来安置几筵的，是牵着小猪、酌酒于匏瓜之中；又代代相传直到亶父，他用来建造居室的，是陶制的覆顶和陶制的穴室。公刘、亶父，都是有土地的君主，却亲身实行节俭到如此地步，难道是过分追求简陋吗？大概划分疆界、治理田亩，所有用来开创王业基业的事情，已经可以看出大概了。文王承受维新之命，用来安抚亿万百姓，先让六州的百姓，春天使用耒耜，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冬天养老、娱乐宾客，修习礼仪、报答神恩。人口众多、繁衍兴旺的景象，不仅仅在岐山南面、丰水之间，而书中先说“卑服”，那么文王亲近百姓、端正根本的意思，已经体现在服饰车马这些细微之处了。大概如果日常穿着纤细的罗绮绉纱，就一定会乐于宴饮游乐，而宫室台榭没有不与之相称的；更严重的是，车马鹰狗，快意其志；声色货利，荡涤其心，而服饰只是其中微小的一部分罢了。贾谊说：“生产有时节限制，使用没有节制，那么物力必然枯竭，能不引以为戒吗？”况且君主的骄奢习气，不一定完全蹈袭三风十愆的覆辙。安逸欲望偶尔萌生，来不及检察，就成为盛德的累赘，这在于杜绝渐萌、防止细微。至于勤政爱民的方法，应当考虑长久的安定和治理，而不能拘泥于眼前。虽然水旱灾害，盛世也有，但只有恭敬可以挽回天心，只有勤劳可以确立百姓的生命。克服艰难的是君主，克服艰难的是臣子，即使野外没有饥色，也要视民如伤，正不容许修补旦夕、润色太平，认为可以稍微放松责任。管子说：“仓库充实才知道礼节，衣食充足才知道荣辱。”史书记载汉文帝养育百姓很厚，六七十岁的老人像婴儿一样游戏，这是由来已久的。臣生长在东南潮湿的地区，习惯看到祖父在沟渠田埂之间，疏通水流以备旱涝，而自己耻于淮扬的风俗，沾染奢侈，导致损害积蓄，一遇到凶荒，就使朝廷担忧。

九重宫阙中皇帝日夜忧虑，商议赈济，商议免除赋税，动辄成千上万，虽然

皇家粮仓和内库，在所不惜，但终究不可常恃。生于此地的人，只有上感

天恩，下恤物力，以仰副

圣主重视农业、珍视粮食，以及减衣减膳的盛心而已。臣退朝闲暇之时。

翻阅旧史，见到有大书特书与

皇上节约爱养之心相符的，恭敬谨慎地记录下来。有的君主接连列举数事，有的君主特别列举一事。衍化为四言，谬作十箴。大概宁愿质朴，不敢用繁缛的词语亵渎

圣聪。在万机之余，偶尔

赐予浏览，臣不胜恐惧战栗之至。

劝农诏

汉文帝诏书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百姓所依赖以生存的。而百姓有的不务根本而追逐末业，所以生活不能顺利。我现在亲自率领群臣耕种，来鼓励他们。”

你们的人民，依赖耕种收获。玉不能御寒，珠不能充饥。多么英明的君主，日夜咨询。奇技淫巧，百姓不能吃饱。追逐末业、囤积居奇，民事因此扰乱。杏花菖叶，早早手持农具，于是也有秋天收获。既坚硬又好，在这个时候汉朝开始，创伤刚起，尽力完成田功，普遍赐予你们福祉。继承这深远的胸怀，后来的君子。

罢露台

汉文帝曾经想建造露台，召来工匠计算，价值百金。皇上说：“百金，是中等人家十户的财产。我承奉先帝的宫室，常恐羞辱他们，还要露台做什么？”回想太古，用茅草盖顶，土阶为基，时代越久越浇薄，屋宇高峻，墙壁雕饰，有璇玉装饰居室，有巨石架设桥梁，宏大的汉朝京城。露台以此营造，计算价值百金，为何不成？帝心简约，于是询问于是度量，中等人家十户，得到这个快乐。台榭陂池，不要在我这里建造。

衣弋绨

汉文帝身穿弋绨，帷帐没有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表率。你明作会，藻火宗彝，至于燕居，不适合这样。何须洗涤何须不洗？颜色只有黑色。弋绨率领下属，六宫教化，衣服不拖地，奢侈靡费尽谢。树立也〇缯，国家更加贫困。鉴此无逸，风俗淳厚。焚雉裘。

晋世祖时，太医司马程据进献雉头裘。皇帝认为奇技异服，典礼所禁，在殿前焚烧。

孟冬之月，天子开始穿裘。取狐皮于貉皮，为何是雉头？雉头之献，日日从事淫巧。皇帝说：“斥退它，不要让它滋扰。”羊车竹叶，令德鲜终。只有这焚裘，典礼所崇。九章法服，无不衷。藏农具。

宋高祖命令收藏微时农具以示子孙。文帝到故宫，见有惭色。近侍或进言：“大舜躬耕历山，伯禹亲事水土。陛下不见遗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穓之艰难乎？”维宋之祖，天授厥武，起自农家耰耜为伍。诏留故物，不忘勤苦。孙子贤，珍之内府；孙子愚，对之意忤。葛灯麻拂，抵侮前王。嗟哉！宋纲其曷长？不观先世贻谋克臧庤乃钱镈职思其

译康。

碎介导

齐高帝生活清廉节俭，不使用精细的物品，命令中书舍人桓景真说：“主衣局中似乎有玉制的介导，留着它放在主衣局，正是滋生奢侈之风的根源，可以立刻打碎。”

译奢侈淫逸酿成过错，关键不在于程度大小。象牙筷子是开端，玉制酒杯随之而来。先代圣人有所作为，后人回顾不禁叹息。于是有正直的引导，精纯莹润明亮耀眼，灿烂夺目。惊骇于鸡鸣时审视容貌，命令掌管服饰的人。打碎它让碎屑飞扬，抛弃雕刻斥责镂刻，用来防止细微的恶行。由此十年，黄金与泥土同价，道理似乎近乎诬妄。此事也可借鉴，以节俭引导百姓，百姓没有不被教化的。

吞食飞蝗

唐太宗进入皇家大苑，看见有几只蝗虫，对着它们祈祷说：“百姓以谷物为生命，你却吃它们吗？”于是吞下了蝗虫。这一年蝗虫没有造成灾害。

礼制中有猫和虎的牺牲，习俗中有猪和蹄的祭品，为何螟蛉和螣蛇在青绿的田畦中繁衍？那里有贤明的君王，捧起蝗虫吞下。宣扬于云汉之上，如同商汤在桑林祈雨。吁请上天！上天回应降下玉雨，降下金雨。唐朝国运三百年，这绵延了它的命脉。像担忧疾病一样担忧百姓，为何不痊愈？如同耕作纺织。

周世宗留心农事，曾经刻木做成耕夫和蚕妇，放置在宫殿庭院中。当时正值五代乱世，耕种桑麻之地荒芜，周世宗内心感动。瞻望宫殿东侧，是谁的容颜？一个背着筐的妇人，一个戴着斗笠的老翁。时常在养蚕的月份，念念不忘豳地的风俗。像这样的君心，何事不安宁？鱼龙角抵，蔓延满庭。分不清豆类和谷物，那是什么人？

停止烧羊

宋仁宗曾经说：“我昨晚睡不着，想吃烧羊，恐怕因此成为惯例，所以忍受了一夜的饥饿。曾经有人进献二十八枚蛤蜊，每枚价值一千钱，皇上说：‘吃一筷子，花费二十八千，我承受不起。’”

只有玉食珍馐，醋酱等调味品都讲究，礼制彰显其隆重，想要警戒其极端。索取不合时宜的东西，不合时宜必定供应，混杂奇异的味道，只听从命令。假如说是为了果腹，难道不说是残酷吗？忍受这片刻，是国家的福气。

观看收割麦子

宋仁宗在宝岐殿观看收割麦子，对辅佐大臣说：“我建造这座宫殿，不想种植花卉，而每年种植麦子，希望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

往昔，离宫骇人的绿色，纷乱的红色宝岐。在宋朝，田埂沟渠交通，高低起伏，麦浪摇风。也有内臣腰佩防身武器前往，露天堆积委弃，天怀因此爽快。为何后来的君王，不防备这个？艮岳的经营，东南的花石，何不效法祖先？来咨询来食用，不耕种有什么收获？不除草有什么熟地？观看收割，君子快乐。

尚书

又说：“天命不可轻信，我的道只有安宁王德，延长天命不容舍弃于文王受命。”

监察御史【臣】李防

蔡沈集注说：“上文说天命不易，天难信。这里又重申天命固然不可轻信，然而在于我的道，只有延长武王的德，使天命不容舍弃，文王所受的命。”

【臣】谨按：天与人相距不远，而感应非常微妙，责任在于人。功业本于道，而其根源也在于效法祖先的诚意，致敬天命的实质。君主以此任用，臣子以此辅佐，上下互相警惕，凝聚天命的方法就在这里。从前周公告诫君奭说：“天命不可轻信，如果以天心诚然难以必然。”又说：“我的道只有安宁王德，延长天命不容舍弃于文王的受命。”如果又以没有不可必然的，为什么呢？大概天命无常，归于有德。德，是君主极则所由修废，也是天命所由去留。那周的命，受于文王，而实际受于怙冒的一心；延于武王，而实际延于徂定的一念。文武以此尽君道，即以此凝天命，也即以此裕后昆。周公以此修臣职，即以此佐君德，也即以此朂同僚【臣】以考察其凝聚承继的原因，考证其垂裕的实质，追溯其君臣率循的根源，演绎其左右交惕的志向，这样可以得到天人相与的微妙。天无私覆，恒眷顾于求莫的主。命实难信，只简畀于式敎的后。那后的东封西祀，祈天永命的，不是计谋，可以得祖宗贻谋的道。盛衰难期，而为之自己则可必；贤否难强，而善的画一自可师。那后的拓土开疆，侈言善后的，不是计谋。笃棐的忠，莫如元圣，而夙夜的凛凛者，一则说“世德作求”，再则说“敷时绎思”。是知臣工的引君当道，有其本。那后的变乱旧章，与托名绍述的俱非。同朝的谊，义同共济，故劝勉的殷殷者，进则说“共佐圣明”，退则说“有负先王”。是知百尔的同寅协恭，有其道。那后的势位相轧，与各植私人的俱非。然则圣世的君臣，一言一动，无不曲当其作为万世的烱鉴者，抑又深远。

尚书

天命不可轻信，我的道只有安宁王德，延长天命，不容舍弃于文王受命。

监察御史【臣】薛澂

【臣】谨按：人主抚有天下，之所以久安长治，而奠定社稷于磐石，安置国祚于苞桑，不仅有高世的才，过人的识，而实际依靠宜民宜人的至德，有以当天心而凝天命。大概厥心惟危者，厥位惟安；而无疆唯恤者，自无疆惟休。《书》说：“天命不可轻信。”所谓“天难信”，斯不易惟王。说：“我的道只有安宁，王德延长，天命不容舍弃。”于文王受命，所谓“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仰观天道

译上观天道，下察人事，深思鉴观探求的道理，没有谁能感动并彰显接受天命的本源，从而知道天人相互作用的界限是非常可畏的。大概治乱有循环的定数，安泰与困顿有相互依存转化的契机，而治理天下、保持安泰，总之没有德行就不能成就功业。只有聪明睿智的君主，顾念那幽暗难测的是天，那光明显赫的也是天。幽暗难测所以难以揣度，光明显赫所以容易感应。于是用恭敬战胜懈怠，用道义战胜私欲，秉持既临下又保民的精神，用来继承先圣日益精进、月月长进的学问，足以启迪后代。由此以德行作为涵养的根本，而涵养成为良好的涵养；以德行作为教化的根本，而教化成为良好的教化。将会看到至高的德行广泛和谐，治世的风化充盈洋溢，阴阳调和，风雨应时。显赫的美德，既然足以配得上那上天，自然足以承受上天赐予的百种福禄。而且那主持竞争的人，也自强不息，那么德行日益增进，命运也日益更新。德行有常道而命运也不止息，恩泽遍及上天，能够昌盛其后代，子子孙孙，不要废弃而长久延续。大概君主敬畏上天如同敬畏严父，而不敢怠慢，那么上天爱护君主如同爱护婴儿，而不忍心舍弃。既然如此，只有德行能感动上天，只有上天眷顾德行，修明其德行，长久地发扬吉祥。事情有必然到来的，道理有本来如此的，是不可改变的。唐朝臣子魏征曾说：“想要国家安定的人，一定要积累他的德义。”确实与《尚书》的话相互阐发，是万世统治人民的人所应当时刻挂念的。

译尚书

谨慎地依附于仁德，就能劝勉你的百姓；百姓效法你的德行，从而受到劝勉。

侍读臣鄂容安

蔡沈说：“商汤深深地谨慎他所依附的仁德，以此来劝勉他的百姓，所以百姓都效法他的德行而受到劝勉。君主对于天下，只要做到仁就够了。仁，是君主所依附的根本。君主仁德，那么就没有人不仁德了。”

臣谨按：日月依附于天空，百谷草木依附于土地，百姓的生计依附于衣食，君主的道义依附于仁德。君主的仁德，能使天下百姓生活丰厚，并不是能够每家每户赐予财物来增加他们的利益；能够端正百姓的品德，也不是能够每家每户到达、每天接见他们来实现的。只是以仁德作为内心所依附的根本。有一个百姓饥饿，就说：“是我让他饥饿的；”有一个百姓寒冷，就说：“是我让他寒冷的；”有一个百姓不得其所，就说：“这是我的罪过。”从谋划思虑的细微之处，到皱眉微笑、日常起居的节度，直到庆赏刑罚的运用，井田、畜牧、学校、军国、朝祭的事务，没有不以此心的慈祥、和乐、诚恳为根本，牢固地结合作为根基的。就像饥渴饮食一样不可去除，而在仁德之人的教化中浸润变化，也像草木在雨露中吸收和顺之气，每天增长而自己不知道。百姓对于君主，本来就是任凭君主陶冶熔铸的。君主仁德，就没有人不仁德，真诚至诚能够感动万物，这个道理本来就是这样。从前史官颂扬尧说：“他的仁德像天一样。”文王作为君主说：“止于仁德。”《虞书》记载：“使九族亲近，九族已经和睦，辨明百姓，百姓光明，以至于协和万邦，黎民随之变得和睦。”这就是验证。《周公无逸》所陈述的：“从早晨直到太阳偏西，来不及闲暇饮食，使万民和谐。”而“惩罚寡妻，直到兄弟，以治理家邦”，这也是验证。与成汤能够宽厚仁德，百姓服从他的命令，没有不喜悦的，所谓劝勉百姓而百姓受到劝勉，先圣后圣难道不像符节一样契合吗？推演《尚书》的主旨，对于“慎”这一字更有意味。以尧的仁德，说是“钦明”；以汤的仁德，说是“圣敬”；以文王的仁德，说是“缉熙”。这就是帝王的治理，同归于仁德，没有不是从谨慎中来的。汉代臣子董仲舒说：“端正内心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以端正万民，端正万民以端正四方。”又说：“尽小者大，慎微者著，积累善行在身，就像长日之加益。”大概是以君心作为万化之源，而主敬实在是圣学的枢纽，与《尚书》的话有足以阐发的地方，确实，“慎”这一字，是爱好仁德的人所应该深思而尽力体悟的。

尚书

能够任用三宅三俊

编修臣林枝春

蔡沈说：“三宅，是指担任常伯、常任、准人职务的三个人；俊，是指有常伯、常任、准人才能的三个人。俊，解说的人说是将来依次补任三宅的人，详细来说，宅以职位而言，俊以品德而言，意思大概是储备培养等待任用，或许如解说的人所说的那样。”

臣谨按：任命官员举荐贤才，是治理国家的大要。三事的职务，居于其位的人，固然不可以不贤能；有其德的人，尤其不可以不兼备。三宅之外，又有三俊。圣明的君主对于贤臣，其蓄养之广而求之预，有如此。臣因此思考：考察功绩以激励行能的人，应当是明智的；广泛勤求以备任使者，是事先的谋划。古来极盛之治，群才争奋，众功皆兴，没有不在储备培养等待任用的人才上先加注意，而能突然收到效果的。天生的人才，良莠不齐，偏全不同，成于资质所近，长短大小，只凭其器量所呈现。储备的方法，务必在于爱护培育而使之成全，使其归于有用。如果确实使庙堂之上，勤思树人，事先谋划，命令各位臣工，专心延访，以备诏举，那么搜罗所及，自然足以供给明廷之用。何况以人事君，是忠臣的道义，又有谁敢不尽心于求贤呢？临事才思考择人，往往难以称职；当官才开始责求实效，不容易见到功效。试以已经发生的事来说：古来所谓与百姓最亲近的，莫过于牧令，所以必须特别选择廉洁正直、谨慎简朴、循良的人，而三年考核官吏，寻求其政声显著，绰绰乎像卓茂、鲁恭那样的人，大概不多见。百里良吏尚且如此难，那么等级往上，那些担任专城领率的人，比这难一倍；那些担任监司巡防的人，比这又难一倍；那些担任旬宣廉访的人，比这又难一倍。又何况总揽一方策略，绥靖边疆，像古时方岳牧伯的职务，突然寻求，岂容易得到其人吗？所以臣说非储备培养等待任用不可。地方职务，如果关系紧要，或者命令选择调换，或者先以署事权摄，必须称量详审而后任用，这确实是为官择人的意思。然而任职不久，又以旷职去职，像这样的是什么原因呢？那个人的器量或许有所局限，而平生的志向力量不可得而尽详。所以尝试的方法，只得其大概；责成的方法，仅举其一端，要说能够确切知晓，确实不敢相信其然。然而这只是论其不胜任的人罢了。即使那个人材信美，而得其性之所近者，往往兼通之难，这就像粤地的镈不能做成函，轮人不能做成辀。所以有长于谋虑而词辩或许拙劣，优于干略而文采术彰；以从容讽谏则有余，振兴刷理纪纲则不足。廉静寡

译如果只凭喜好来选拔人才，随机应变时往往多有滞碍，像这样的情况不胜枚举，关键在于兼收并蓄罢了。从前宋朝臣子司马光请求以十科选拔人才，从行义节操开始，下至听讼治赋，都想要分别制定科条以备选用，实在是希望君主能够兼收众多士人的益处，那么储备人才就不能不广泛。况且如今那些同心同德、宣扬谋略、辅助教化，作为辅弼之臣和屏藩重臣的人，都是此前被选拔倚赖的臣子，他们发挥才能、造福百姓，使内部安宁、外部和睦，以巩固无边的国运，那么日后那些先后相继、美德相承的人，其根源也将全部基于今日。如果不趁现在预先储备人才，那些已经成才的人固然担心被遗漏抛弃，而那些等待成才的人也会萎靡不振，最终无法发挥他们的作用，这又是储备人才不能不预先进行的原因。历来政治与人才是相互依存而治理的，如今正当法度修明、纲纪张举之后，也贵在能执行这些政令的人罢了。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就会把政令视为一切形式上的文书，严重的甚至反而因此变得苛刻急迫、烦琐冗杂，这难道是宣扬上德、通达下情的本意吗？臣私下认为，与其在政令上追求详尽，不如在人才上追求详尽。从前汉武帝担心积善行之士的声誉被阻塞而不能上达，下诏规定不举荐孝廉者有罪，董仲舒对策希望让诸侯和俸禄二千石的官吏尽心求贤，所贡举的不贤之人有惩罚，如今贪赃枉法、放纵恣意的人有罪了，却没听说有不举荐贤才的罪责；怠慢疏忽的人有惩罚了，却没听说有不求才的惩罚。为什么立政如此详尽而取人如此简略呢？这大概不符合成就人才的用意吧。臣的愚见，不如让台省的高官以及地方大吏都以求才储用为第一要务。那些已经列入官阶的人，国家已有荐举褒扬的制度；如果铨叙尚未轮到，但器量格局已经形成，那么科举科目中未必没有可以储备的人才；如果研习古学有所收获，经世济民的才能素来充裕，那么学校中未必没有可以储备的人才。至于奇材勇士，或许在民间草野之中，高识卓行的人，或许远居深山幽谷之内，他们平生的抱负，如果不是同乡或与当地官员，又从哪里得知呢？采纳众人的评价，征验他们的实际事迹，观察以了解实情，辩论以探究其底蕴，如果不是卓越可用的人就不要滥选，分别详细列出科等，列状上报，朝廷斟酌优待尊崇的法度以及成就他们的方法，循名考实，首先防范那些特别恶劣的，其余的则等待他们练习通达后再进用，那么人才的长短高下各得其所，举荐者的能力与否，也因此显现。将使大小臣工，更加明白以人事奉君主的道理，无不留心物色人才以随材器使，必定没有不举荐贤才的政事了。况且储备培养宏多，群才汇聚，日后那些效力尽忠的人，又可以寄托知人得士的责任。茅茹连茹，转相汲引，以此来辅佐元化，协赞隆平，难道不足以媲美商周盛世的功业吗？《尚书》说：“百官互相效法，百工顺应时宜。”《诗经》说：“济济众多贤士，文王因此安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伏惟

译圣明留意于此。

《尚书·周书·立政》：

自古以来的商人，以及我们的周文王，在设立官职、任命人员时，对于牧养百姓的官员和掌管刑罚的官员，都能够恰当地安置他们，并且能够推究考察他们，这才使得他们能够治理好政务。

编修臣吴履泰：

陈氏《雅言》说：“三宅之官，是百官之长。能够以心相照来安置他们，以心相与来推究考察他们。称为‘俾’，是说下级的治理，是由上级的使令而来的。”

吕氏祖谦说：“能够恰当地安置他们，则人与职位相称；能够推究考察他们，则外表与内心相符。如果审慎地做到这样，然后才能使令他们去治理政务。”

臣谨按：治理政事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尧、舜首先做的事情就是任命官员，《诗经》四始都以求贤为要务。所以周公在《立政》篇中，恳切地以用人作为言论的核心。然而只有圣人德性发挥作用，浑全而不偏颇，像传记中记载的那些杰出的人才，从道理上看，也只是偏才罢了。《洪范》说“思考它、接受它，赐给他福”，这是根据才能来造就人才。皋陶说：“广泛地采纳，全部地接受并施行，这是完全使用天下的人才。”这本书上文依次列举古代懂得体恤的人，所谓“安置你的事务，安置你的牧官，安置你的法官，于是使用这三类官员，能够就任他们的职位，能够建立这些常设的职务，掌管牧养百姓的人也已经说得完备了。”这里再次这样说，是因为选择如果不审慎，固然不足以得到贤才的效用；使用如果不周到，又怎么能尽贤才的效用呢？所以说“则克宅之”，又说“克由绎之”。这才使得他们能够治理好政务。由绎，就是从外表推究到内心，从才能推究到品德，从一时的表现推究到长远的变化。世上确实有外表质朴而内心惠爱的人，不炫耀才能而品德宽裕的人，在位时没有赫赫名声，离任后却常令人思念的人，这些都不是短时间能完全了解的。只有通过推究考察，他们才能自我施展而无所牵制惊疑，而我们使用他们得宜，从而收取的功效也就很多了。由此看来，君主用人，固然有超越资历限制的，开始以知人的明智，终以待人的真诚，所以没有侥幸得来的功名，那么投机钻营的途径就堵塞了；没有滥竽充数的禄位，那么经过历练的人才就成熟了。朝廷没有任用非人的遗憾，贤才没有违背其才能的困厄，俊才在官位上，各种功绩就会凝聚。这就是周朝基业之所以兴隆的原因，也是治理天下的人必须尊崇并相信的道理。

《尚书·周书·立政》：

从今以后设立官职，不要任用奸邪之人，只任用善良之士，用来勉励辅佐我们的国家。

监察御史臣柴潮生：

吕祖谦说：“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何止千百倍？同等使用他们，大小也各有方法。现在统称为吉士，大概是因为长短不齐，必定都是慈祥良善的人，不容许一个残忍刻薄、倾险狡诈的人置身其中。这是文王、武王用人的大法，所以确立了周朝忠厚的治国体制。”

蔡沈说：“小人被称为憸，是形容他们沾沾自喜、善于防备的样子。”

王纲振说：“憸人，不是指阿谀奉承的小人。孔安国传注说：‘憸，利小人。’正是说他们才智机锋，能耸动激发君主，认为可以和他们共同建功，必定可以显耀于世；但最终却毫无显耀。”

王应麟说：“皋陶说：‘彰显那些有常道的人，吉祥啊。’周公说：‘众多常道的吉士。’召公说：‘吉士，就是吉人。’帝王用人的方法，一言以蔽之曰‘吉’。舜所举荐的称为元，称为恺，这是吉的实质。所去除的称为凶，这是吉的反面。议论相传，气脉相续。在《春秋》中称为善人，在西汉称为长者。只有吉才仁，所谓元者，是善的开端，为天地立心的。”

臣谨按：周公所说的，确实是治理天下的关键防范。而先儒分别阐明吉士和憸人的实质，也说得非常详细了。然而君主无论智愚，没有不求忠贤以巩固自己的。但是正直的人容易疏远，邪恶的人容易亲近，这是千古以来无可奈何的事情。苏轼说：道可以通过讲习而知，德可以通过勉强而能，只有知人的明智是不可学的。所以汉元帝必定不认为石显是小人，唐明皇必定不认为李林甫是小人，德宗必定不认为卢杞、裴延龄是小人。当他们一心相信时，即使是高宗得到傅说，文王遇到吕望，也不过如此罢了。现在如果确立他们的名分，说“如果是憸人，如果是吉士”，那么人都可以伪装，谁把自己置于不肖呢？如果漫无定见，那么邪正并用，毁誉混淆。时间久了，君子疏于保位，小人巧于固宠，不必等待君主的左右，消长的机运就决定了。大体上，人虽然不易了解，如果君主能端正自身来率领他们，虚心来观察他们，审慎地辨别类别来寻求他们，也差不多有可以了解的道理。同样的言语，直言不讳、明辨是非的，必定是君子；阿谀奉承、模棱两可的，必定是小人。同样的行为，守正持重、木讷无华的，必定是君子；逢迎奔走、随时俯仰的，必定是小人。同样的处心积虑，以义为主，以百姓为忧，而抑制君主欲望的，必定是君子；以利为主，以身家为念，而引导君主欲望的，必定是小人。按照这些标准来寻求，即使有近名伪行之士，强行混入其中，尚可以拔十得五。天下的事情还有所依赖。伊尹说：有言论违背你的心意，必定要寻求于道；有言论顺从你的意志，必定要寻求于非道。王十朋说：正直的人看到君主性情的偏颇，就以此为忧，又从而匡正它；小

译人们知道君主性情有偏颇，就以此为喜，进而加以逢迎。朱子说：用人不追求他令人喜欢，而追求他令人敬畏；不追求他能顺从我的心意，而追求他能辅助我的德行；不担忧他自我承担的责任不重，而担忧我任用他的程度不够；不为个人私利和亲近宠幸之人打算，而为宗庙社稷和百姓万世的利益打算。君主以公正无私之心，掌握明辨是非的方法，参照几种说法来寻求人才，也能清楚地明白贤良之士与奸邪之人的区别，从而成就勤勉不息、没有止境的治世了。

译《尚书》

只有那些贤良之士，才用来勉励辅佐我们的国家。

编修【臣】双庆

孔安国说：“担任政职的大臣，只有那些贤良之士，才用来勉力治理我们的国家。”蔡沈说：“只有任用那些常吉之士，让他们勉力辅佐我们的国家。”

【臣】恭敬地认为：《立政》这一篇，周公阐述用人的道理，详尽而完备。但最终归结于贤良之士勉力辅佐国家，确实是治理国家、保全社稷的关键方法。当国家处于太平时期，纲纪法度灿烂完备，所依靠来推行教化、治理百姓而延续清平安宁之福的，只有延揽人才最为急迫。人才，是难得而易失，难聚而易散的。自古以来，那些明察事理、有所作为、足以备任驱使防务的人，自然不乏其人。然而，他们担任一个官职，负责一项职务，有的轻率而喜欢生事，有的急躁冒进而多有疏漏，有的频繁变更而滋生扰民。汉朝诏书所说“听他们的言论则悦耳，但衡量其实际效果则伤害教化”的情况，想要他们同心协力来培养国家的元气和气势，必定有所不能。所以不说才士、能士，而说吉士，大概必定要有浑厚深沉、平易和蔼的德行，不热衷于荣华利禄，不急切追求功名，不嫉妒别人的优点，不阻碍别人的贤能，以君主的心意为自己的心意，看待国家事务如同看待家庭事务的人，这才足以担当此任。所以说“只有能够任用常吉之士”，这就是《虞书》中所称“彰显那些有常道而吉祥的人”。国家如果真的能够完全得到吉士并加以任用，不必等到功勋业绩显著之后才看到成效。只要这些正直的人充满朝廷，公正的道义得以伸张，士大夫的仕途得以肃清，就已经焕然一新地看到气象的光明昌盛。即使有一两个不类的人夹杂其中，也会自觉自己的立心行事不能容于这盛世清明之朝，从而洗心革面、改变念头来争相自我磨砺。何况如果师道济世成为风气，那么奋发功业、兴盛事业，所谓“顺应天时，各项功绩自然凝聚”的情况，自然可以集合众人的策略和力量来符合上天赋予人代天工的责任，而兵事、农业、礼乐无不修举，辅佐大臣和耳目之官无不顺从，远近无不安定，百姓万物无不和乐。国家治理太平的福分，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这就是吉士勉力辅佐作为确立政事的人所应当深切注重的啊。

《尚书》

于是行遍天下，直到海外，没有不臣服的。以此瞻仰文王的辉煌光辉，以此发扬武王的伟大功业。

编修【臣】裘曰修

陈雅言说：“治理太平无事的时候，正是祸患产生的根源。如果安于逸乐，畏惧自强，这难道是用来继承遗志、叙述事迹而承受祖宗托付的做法吗？”周公推广“不要误判各种案件”的宗旨而一并提及这一点，固然不同于后世引导君主穷兵黩武、喜好宏大的人。

【臣】恭敬地认为：周公告诫成王要严整军队，登上大禹走过的足迹，进而谈到德威的盛大，以至于没有远方不能到达，归结于瞻仰光辉、发扬功业，好像说只有这样，才可以面对文王武王而没有惭愧。【臣】听说帝王以治理天下为孝，而一件事、一个细节不足以担当此名。一个朝代的兴起，大都是积累数百年，披荆斩棘，沐风栉雨，亲身经历险阻，备极艰难，而后继者或许不能深知此意，一切悠悠然听之任之，优柔寡断、萎靡不振，酝酿在迹象尚未形成之际，治理的器具松弛而不张弛，君王的心意懈怠而不振奋，一天比一天严重，而祖宗的功德有隐然想要毁坏的趋势。这确实是谋划国家者的深深忧虑。曾经议论过，一个人的精神越使用就越显现而越强盛，衰微末世的君主生长在深宫之中，不离开保姆之手，苟且偷安、放纵意志，不知道汗马功劳是什么样子，而百官众职厌恶劳苦而喜好安逸，只停留在粉饰表面文章而已，上面恬静下面嬉戏，将领骄横士兵懒惰，一旦有事，呼唤他们而不应答，那就只能束手无策了。不然，在成周的时候，爵位只有五等，分封土地只有三等，人有固定的本分了，垂拱而天下治理，百姓有安宁的居处了，西戎的猛犬从西边来，南方的白雉进贡，祥瑞的符瑞于是达到了，永远清平大定，而周公仍然兢兢业业以严整军队告诫，为什么呢？在这里看到老成持重者虑事的忠诚，期望君王的急切，而且似乎预知数百年后必定有积弱的祸患，而早早为之防备。文王的辉煌光辉，武王的伟大功业，至大且远啊，光辉稍微不显扬，就不能称为瞻仰，功业稍微不举扬，就不能称为发扬。说“以此”，是用它，用这严整的军队。这难道是穷兵黩武的意思吗？一定要使君主的德行常尊，国家的威严常重，诸侯有不敢上僭越的气势，四方夷狄有不敢内窥的心意，然后周官周礼可以施行，八百年的国运可以长久。周公是大圣人，难道没有所见而在放牛归马之后，为此喜功好大的谈论吗？这一瞻仰一发扬，就说成王就是文王武王也可以，就说见到成王就如同见到文王武王也可以。而在文王那里是有孙子，在武王那里是有儿子了，人主的孝，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三代以来，汉代的七国之乱，唐代的藩镇割据，宋代的南北分裂，而明代末年几乎到了没有军队的地步，大率都是在无事之日玩忽轻视，而想要在有事之时奋起激励，其形势常常不能相及。脚不出门户，眼不看四方，养尊处优，而想要坐享遗留的基业，难啊。所以必定念及我祖我宗得到它的不易，然后才知道守住它的艰难。也只有念及我祖我宗得到它的不易，然后守住它，也就没有艰难了。这是帝王的孝啊。

《尚书》

遵循往昔的大道，在混乱未发生之前治理好国家，在危险未出现之前保全好邦国。

译检讨臣齐召南：孔颖达说：“将这两句话标在前面，用来表明设立官职的用意。”

译臣谨按：驾船渡河，不能在没有风的情况下驾驶破旧漏水的船只；乘车远行，不能在平坦的道路上乘坐腐朽易断的车轮。自古帝王守成致治，没有其他的异能奇术，只有这种治不忘乱、安不忘危的深心，才足以使天下达到长久安定、长治久安。因此常在极盛之日，朝野无事，坐享太平盛世，而君臣互相警戒，神色庄重地敬畏天命，俯察人心。前念祖宗创业艰难，后思子孙百姓承蒙恩泽、享受安乐，在各方面都唯恐德行未能普及，教化未能信服，民间疾苦未能听闻，贤才未能举用。深谋远虑，又常认为祸患往往起于细微之处，而变故或许乘虚而入于疏忽之时，必须先清心寡欲以端正治国的根本，摒弃声色，减少游观，远离奸邪之人，亲近正直之士，左右辅佐坚守道义的臣子日日侍奉在侧，忠诚正直的言论日日听闻于耳。往古史书中关于兴亡得失、可效法可警戒的事情日日映入眼帘，从而触动内心。考察官吏、安抚百姓，整饬风俗、整顿习俗，积蓄储备以防荒年，以及体恤刑罚、讲求武备，一切应当推行的事务日日筹划于心，并落实为实事。至于处于盈满之时，以谦逊克制来持守；处于安泰之时，以忧患勤勉来保全。《易经》说：“时时想到灭亡的危险，才能像系在苞桑上那样牢固。”《诗经》说：“趁着天还没有阴雨，剥取那桑根的皮，缠绕修补好门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天下最难得而易失的，是时机。等到天下已经混乱且危险之后才去作为，往往苦于想要作为却无能为力；当天下尚未混乱危险时，又常苦于能够作为却不愿意作为。为什么呢？君主本来没有不厌恶危乱、渴望治安的，只是被既已治理好且安定的现状所蒙蔽，而不考虑以后的情况。看到已经治理好，就认为可以长久治理；看到已经安定，就认为可以长久安定。于是便僻阿谀的臣子开始用安逸享乐的说法，从容地寻找空隙进献。君主中了他们的计谋而不明察，于是心一天天骄傲，政事一天天懈怠，法度一天天松弛，奸佞小人一天天增多，忠良之士闭口不言，威福暗中转移，忌讳日益繁多，虚文浮辞相互应和，上下互相防备蒙蔽，反而安然自若地认为稳固如磐石泰山，而积薪置火的危险形势已经形成了。天下犹如身体，治理天下犹如保养身体。在健康强壮无病之日不谨慎起居，却说依靠药物，这难道是好的计策吗？周朝到成王时，天下治安达到了极点，但他访求治国之道以慎始，作《小毖》以谨微，《大雅》记述先王，《豳风》陈述民事，都凛凛然有临渊履冰的恐惧，有宵衣旰食、无暇安逸的思虑。《尚书》所载周公、召公关于治乱安危的论述恳切透彻，危言耸听，笃实论断，往往过于叮咛，他们难道不知道成王是贤明的君主，而天下治安已久吗？正因为不倚仗其治安，所以能长久安定、长治久安。成王知道是这样，所以万邦已经安抚，兆民已经安顿，六服群君已经承蒙恩德，而在整顿治理官员时，首先记述古人设立官职的本意说：“在未乱之前制定治理措施，在未危之前保卫国家。”多么伟大的言论啊！它与舜说的“敬慎天命”，禹说的“能胜艰难”，益说的“不懈怠不荒废”，皋陶说的“天工由人代行”，大概百世都遵循同一准则。成王又说“只勤于德行”，他兢兢业业，一天比一天谨慎，在制定治理、保卫国家的道理上得到了精髓。这篇颂文之所以赞美他“天命宽密，光明一心”为能，光大文王武王的谋略功业，而开启八百年的统绪，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

《尚书》说：“唐尧虞舜考察古制，建立百官。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各种政务和谐，万国安宁。”夏商官职加倍，也能得以治理。圣明的君王设立政事，不只看重官职，只看重人才。

侍讲臣介福

王氏樵说：“官职，是治乱安危产生的地方，人才则是控制它、保全它的人。只看重人才，是这一篇的要旨。”

推举贤才，让与能人，众官才会和谐。不和谐，政事就会败坏。举用能人担任官职，只有你的能力与之相称。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就是你不能胜任。

陈氏经说：“人能够推让，是因为乐于行善；不能推让，是因为忌妒。九官互相推让，众贤在朝廷和谐；范宣子让位于下属，大家都谦让，哪有不能和谐的？我忌妒别人，别人必然忌妒我；互相忌妒，哪里有和谐？”

臣谨按：事情无论繁简，在于得到合适的人去治理。舜任命九官，到商朝列为八政，到周朝合为六典，大纲都出于一致，所增加的只是其下属罢了。圣明的君王设立政事，如果确实得到了合适的人，那么简略固然能治理，繁复也能治理。后世官制越来越繁复，而天生的人才常常不足以胜任其职责，所以总理政务的人尤其重要。只有因材施用，使大贤担任大职，小贤担任小职，这样智名、功勇各自擅长其长处，而事情没有不成功的。然而选拔人才固然是圣主的事，而推举贤才更是大臣的心意。有虞氏的朝廷，禹推让稷、契，皋陶、垂推让殳斨，伯与益推让朱虎、熊罴，伯夷推让防龙。大概是君主认为这些人是贤能而任用他们，而这些人不自认为贤、不自认为能，而是推举他人，贤者谦让。贤且能不必出于自己，而只推举贤者；能不必出于自己，而只让与能者。这是至公无私的心，大臣的道义。凡是担任众官的人，观感于这种推让的心意，而师师济济，同寅协恭，共同成就极盛的局面，难道不美好吗？所以说：“大臣以人事奉君主”，又说：“众贤在朝廷和谐，万物在田野和谐。”推举贤才，让与能人，众官所以没有空缺，众功所以全都兴盛。

译然而还有更难的地方，那些浅薄无根、意志薄弱的人，往往伸长脖子踮起脚跟（急切盼望），谄媚亲戚以博取声誉，凭借宾客来谋取私利，从而滋长了结党营私、徇私舞弊的弊端。这就要求身为大臣的人，秉持公正、坚守正道，拒绝接受献媚赞誉和拉拢结交的途径，只知道为国家举荐贤才，不借此施恩于人。而君主委任大臣，又必须根据荐举的情况，通过实际考核来检验他们是否真正称职，并以荐举的得失、保任的公私作为赏罚的依据，那么各级官员没有不竭尽全力、施展才能，为国家建立功业的，而大臣也不敢结党营私了。夏商周三代以前，风俗淳朴，治理卓著，难道还有徇私害公的大臣吗？然而成王仍然深切告诫说：“举荐能胜任其官职的人，只有你们有能力称职；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那就是你们不能胜任。”这大概是因为确实认识到知人善任是明智的表现，连古代圣帝都难以做到，而公私、义利之间的界限，关系到人才的任用与否，也就关系到政事的兴废。这大概就是《周官》一书之所以成为治理国家、保全社稷的要务的原因吧？

译《尚书》

冢宰掌管国家的治理，统领百官，均衡四海；司徒掌管国家的教化，宣扬五常伦理，安抚亿万民众；宗伯掌管国家的礼仪，治理神与人，调和上下关系；司马掌管国家的军政，统领六军，平定邦国；司寇掌管国家的禁令，查究奸邪，惩治暴乱；司空掌管国家的土地，安置四民，适时利用地利。

侍讲臣介福

陈氏《雅言》说：“这六官的大纲在于网中。冢宰与六卿虽然分别掌管一职，但他们的官位尊于众卿，所以用‘冢’字。六卿的事务虽然各自列为一职，但冢宰得以兼管，所以用‘宰’字。这是董正他们的官职。统领百官，就是‘亮采’的意思；均衡四海，就是‘惠畴’的意思。百官职责不同而能统领他们，就有伦理、有要领、有纲纪，全都得其秩序了。四海情况不同而能均衡他们，那么或远或近，或多或寡，全都得其正位了。这是训导他们的职责。”陈氏《大猷》说：“治理国家没有比教化更优先的，所以冢宰之后司徒次之。教化没有比礼乐更优先的，所以宗伯次之。教化和调和之后还有不顺从的，那么大的用甲兵，小的用刑罚，是不得已的，所以司马、司寇次之。暴乱去除后百姓才能安居，所以以司空安置百姓作为终结。”

臣谨按：治理国家的方法，在于得到人才。而所谓得到人才，不仅仅是众官百职都得到合适的人，必须有掌握关键的人。周官六卿分职，用来为治国安邦考虑的，不出于此。如果六卿得到合适的人，那么率领下属倡导治理，以此来使亿万民众富足成功。有什么困难呢？第一，冢宰振裘，必须提起衣领。冢宰的职责举荐，天下的规模就确定了。规模确定后，教化兴起，礼节显著。五惇五庸，无非是天地的秩序。所以司徒、宗伯次之。教化确立礼制实行，还有触犯纲纪扰乱常理的人，那么天讨必然涉及。所以第四是司马。大罪陈于原野，降低此则有司的法律在，所以第五是司寇。百姓迁善远罪，然后可以永远安定他们的居所，所以以司空作为终结。在《周礼》中，称为六典。六典分掌于六卿，以冢宰统领，都本着天之事作为事。所以冢宰为天官，是说象天所立的官。而《周官》冢宰的职责说：“统领百官，均衡四海”，那么也不是五卿所能同等的。曾经论述过，六卿的设置，分配天地四时，丝牵绳联，极其细微严密。即使《舜典》所命的九官百揆，就是冢宰。稷、契就是司徒。伯夷就是宗伯。皋陶就是司马、司寇兼之。若垂、若益就是司空。虽然或分或合，因时制宜，但其职事要没有出于六卿之外的。那么六卿确实得到合适的人，还有什么唐、虞、三代所不及的呢？《周官》告诫六卿，只以功崇业广为务，而最终以推贤让能结束，其所期望的重了。如果居六卿之职，只奉行故事，苟合取容，那么其为朝廷羞耻，甚矣。安在其能率领下属倡导治理呢？六卿是众官百职的标准。为六卿者，果真能去除一己之私，杜绝党援之弊，那些为其下属者，自必是则是效。所谓大臣法则，小臣廉洁，其效自有不期而至者。更何况今日的众官百职，即异日的六卿。其出而为方伯连帅者，即而入而为卿士、师尹。六卿确实贤能，那么转相效法，惟惴惴以不能对扬天子之休命为惧。其所裒益于国计民生者，岂其微哉？

六卿分职，各率其属，以倡导九州之牧，使亿万民众富足成功。

右赞善臣宋楠

蔡沈说：“六卿分职，各率其属官，以倡导九州之牧，自内达之于外，政治明察，教化洽和，亿万民众之众，莫不富足厚道而化成。”

臣谨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圣知道使民众富足成功的责任，不可以独任，于是设立六官，以典邦治、邦教、邦礼、邦政、邦禁、邦土。对内以正朝廷之纪纲，对外以立群牧之表率，天下之政都统于此。这是六卿分职的原因。各率其属者，六官之属共三百十六，以倡导九州之牧者，为九州州牧之倡导。这就是唐虞州牧统于侯伯的遗意。阜成兆民，即所谓庶政唯和，万国咸宁。曾经考察成周之时，周召分陕，异公保厘东土，君陈出尹东都，召虎旬宣江汉，是内诸卿出任司牧之权。郑桓公、武公相继为周司徒，祭祀伯以畿内诸侯为王卿士，是外诸侯进入行六卿之事。盖其于民生休戚、闾阎疾痛，都熟闻习见而确知其所以然，所以出则为良牧，入则为名卿。虽然职有区分，而政无同异，都要不懈于位，而为民所归。这是六卿、九牧都以佐天子康兆民，非可畸轻而畸重的。然而天下事必有倡导而后有因，朝廷者四方之倡导也，而六卿又九牧之倡导也。自朝廷达之于邦国，又达之于

译地域越远，政令所能达到的地方就越遥远。然而，要使天下之大如同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那样，无不顺从控制，形成如运掌般治理天下的局面，关键在于朝廷确立了纲纪，而各地的政绩得以在外兴盛。因此，形体端正影子就正，源头清澈水流就清。六卿如果有崇尚功业、广开事业的志向，那么九州之长就会对虚度光阴、玩忽职守的禁令感到敬畏；六卿如果有懈怠疏忽、荒废政务的倾向，那么九州之长就会形成高坐空谈、随意画诺的风气。朝廷的意图所在，无论是崇尚宽厚宏大，还是推崇励精图治，不一定非要明确地体现在诰诫之中，用章程来规定，只要一两件事的张弛变化，就能默默形成天下的风气，这种转移的原因，就像影子随形、回声应响一样迅速。这正是管仲所说的“下达命令如同流水的源头”一样自然顺畅。至于“阜成”，是指养育百姓、谋划民生的事务。《释名》说：“土山叫做阜，阜的意思是厚实，敦厚庞大、淳朴坚固的积累蒸腾而成和谐之气，酝酿而成太和之气，然后阴阳得以端正，风雨应时而至，万物得以通达，民生得以顺遂。”宋代儒学家张载曾说：“不像野马般氤氲流动，不足以称为太和。太和，是厚实的极致。”老子说：“治理大国就像烹煮小鱼，搅动它就会混乱。”唐太宗说：“治理天下就像建造宫殿，结构既已建成，不要频繁改动，如果更换一块椽子，校正一片瓦，踩踏摇晃，劳扰实在太多。”由此可知，民间日常饮食起居的事情，应当听从百姓自己知晓和能够处理。统治百姓的人，只是顺势引导，不制造事端，不松懈事务，以宽厚平和、正直的态度来协调百姓的中和之心，不凭个人好恶行事以遵循王道的道路。那么，居处恭敬而行政简约，抓住关键以驾驭繁杂，养育百姓、成就风俗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这并不是简单地抛弃一切，姑且托辞于清净无为的说法，以便谋取私利。圣人在上位，知道安定百姓的根本在于得到人才，而得到人才的根本，在于君主自身的表率。因此，恭敬勤勉于德行，早晚不懈怠，战战兢兢、小心翼翼，每日处理成千上万件细微事务，以此来倡导众人明智的勤勉辅佐。由此，所有在位的人，也能得以治理，不侵夺其他官员的职权，不荒废自己的职守，恭敬地对待自己的职责，谨慎地发布命令，这是履行分职职责的实质。简选他们的修养，进用他们的贤良，推举贤才、让位于能者，选拔有才能的人担任官职，这是统领下属的关键。成王既然已经督正了这些，又在内部加以训导，那么六卿在内，九州之长在外，谁会有失职旷职而废弃常法的行为呢？这就是为什么六服诸侯，无不承奉德政，从而成就万方永不厌倦的福祉的原因。

译尚书

恭敬你所主管的职务，谨慎你所发布的政令。政令发出后务必执行，不要反复无常。用公心灭除私欲，百姓就会真心信服归附。

侍读学士【臣】汪由敦

宋代蔡沈说：“敬重你所主管的职务，谨慎你所发布的政令。政令发布希望它能推行，不希望它受阻逆而不执行。用天下的公理灭除一己的私情，那么政令就能推行，百姓没有不敬信服从的。”

【臣】谨按：恭敬你所主管的职务，是谨慎你所坚守的职责；谨慎你所发布的政令，是审慎考察兴办事务的契机。国家的法度完备，纲纪分明。虽然前人的成法可以遵循，但修明政事的开始不至于废弛，振作精神的开始不至于怠惰。应当减损或增益的地方，必须变通以适应时宜，才符合轻重适度的标准。所主管的职责不可不举荐，那么发布政令不可不谨慎。《易经》说：“重巽以申命”，又说：“涣汗其大号，这就是发布政令的意思。”子产说：“政事如同农事，日夜思考它，思考它的开始并完成它的结束。不思考它的始终，必定不能成功。”发布政令，是事情的开始，而政事的优劣，百姓的安危，国家的兴衰，都系于此。一个政令的好，是四海的福分；一个政令的不善，会留下无穷的祸患。所以圣明的君王无不谨慎于开始，开始谋划不善，以至于危害政事，然后才去改变它，即使能补救弊端，百姓已经不堪其扰了。何况思考不深，考虑不远，因为弊端而立法，弊端随着法律产生，创立制度以防奸邪，奸邪却因制度而起。庙堂之上，焦心劳神，以筹划救时的急务，早上进献一种说法说：“这样弊端就可以清除”，晚上进献一种说法说：“这样奸邪就可以断绝”，而民间市井之间，奸邪弊端依然如故，或者反而更加严重。于是政令日益繁多，有模糊不清而不执行的，有忽然执行又忽然改变的，有名义上奉行而实际上敷衍塞责的。推究其由来，只是因为发布得不谨慎。圣明君王发布政令，以百姓为准则，以大道理为规范，不拘泥古制而违背百姓的愿望，不敷衍了事而谋求眼前的安定，坚定如金石，守信如四季，不需要像商鞅、韩非那样用严酷的刑法来驱使，百姓自然敬信服从。这是什么原因呢？看到必定可行才制定为政令，对于导致反复的原因，仔细计算审慎处理，并预先加以防范，那么不待尝试天下就都相信它执行没有弊端。管仲说：“发布政令如同流水的源头，这就是这种志向。”况且天下的大计，不可以用一己的私意参与。刚愎自用的人不顺应天理的安宁，偏执的人务求伸张其固执偏僻的学说，优柔寡断的人害怕兴事以因循畏缩为守则，喜好宏大的人乐于频繁更改以锐意有为为尽职，趋避是藏身的手段，迎合是求进的阶梯，开始是出售其私欲，最终导致败事而招致怨恨。只有心胸开阔大公无私，应当做的必定尽力去做，不应当做的必定严格杜绝。深谋远虑确定政令，长远的计划按时告知，使得顽固谗言没有容身之地，像这样，就有不发布政令，政令发出而天下安定，后世遵守它，明确划一，百姓有坚定的意志，逐渐达到顺从欲望，治理就不难了。董仲舒说：“谋划事情必定依靠圣人，发布政令必定选择言辞，人君图谋久安长治之道，必定从谨慎发布政令开始。”

尚书

学习古代进入官职，商议事情依据法度，政事才不迷惑。你们遵循常法，作为老师的榜样，不要用巧言扰乱官职。蓄积疑虑败坏谋划，懈怠疏忽荒废政事，不学习如同面对墙壁，处理事务只会烦乱。

编修【臣】储晋观

蔡沈说：学习古代是学习前代的法度，常法是当代的法度【臣】谨按：成王整顿治理官员，而特别提出“学”这一句话，作为修职谨令的根本，反复告诫，其意义完备了。大概国家的法度典章，是有固定准则的；机宜事变，是没有固定形态的。所以借鉴前代的成宪而衡量适中，遵循本朝的旧章而聪明不妄作，发言避免满朝的错误，居位没有旷废官职的讥讽。这些都是政事好坏所关系，朝廷治乱所系，而作为臣子的常训。然而如果不学习，怎么能兼有这些善行而没有弊端呢！现在人臣不学习的危害有不同：不明先圣的方法，不懂当世的事务，临事慌张，奉职废弛，这是智慧不足以效忠一个官职，能力不足以效忠一个邑县，固然是人君必定排斥的。至于拘泥古制，固执自以为是，违背事情情理，频繁更改约束，就像王安石那样夸口经术经世务，而认为祖宗之法不足以用了。辨析文字的小聪明，分析言辞破坏法律，粗略涉猎经传，修饰文采，以辅助其逢迎固宠的私心，而恰好成为喋喋利口的警戒，就像张汤决狱附会古义，许敬宗多闻善于应对那样。那么不学习的危害小，而学术不正的危害大，三代以后的史册尤其明显可见。虽然如此，用人之道，本来以德器为先，才略为后，而庸碌无能的人，或许外表类似朴诚；庸暗寡识的人，或许外表依附谨厚，唯唯诺诺成为习惯，浮沉取容，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大，太平时代少有建树可记载的业绩，有事时不是缓急倚仗的人，不学习的危害，难道浅薄吗？又更严重的，就像朱子所指出的：本出自下流，不知礼义，而稍通文墨，穿儒生衣冠，侥幸取得科第，而全无行为检点的人，

译虽然这些人任职从政，侥幸没有错误，但立身的根本学问已经丧失，其余方面就不值得一看了。我曾考察夏商周三代的人才，都从太学培养出来，司马辨别议论官员的才能，任命官职然后确定爵位，然后给予俸禄。那时登上仕途的人，固然没有不学习的人，而他们所学的，都是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关键道理。自从朝廷通过科举科目选拔人才，读书人以科举应试作为学问，所学的并非所用的，所用的并非所学的，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了。如果想要在任职时发挥实际学问的功效，必定是那些平日就熟悉练习的人。况且人的智慧才能各有长处，而他们的学习也必定专精于所习练的领域。汉代诏令举荐官吏百姓中能治理黄河的人，先后得到王延世、王景两人，最终显扬了功效。又如郭躬、陈宠父子，家中世代通晓法律，相继担任司法官员，都是专门致力于所学领域的明显例证。宋代大臣司马光曾建议通过十科选拔人才，分别任用，大概是希望人才能够互相切磋琢磨，在平日讲求学问。况且成王所告诫的，对内从公、孤、六卿，对外到四方各地的州牧，都是百官的首领，各自率领其下属。由此可知，对于“面对墙壁”的警示，身为大臣的人尤其应当加以留意。

译尚书

功业崇高在于立志，事业广博在于勤奋。只有能够果断决断，才能没有后来的艰难。

少詹事徐以烜

蔡沈说：“使功业崇高，在于志向；使事业广博，在于勤奋。虽然具备这两点，但在关键时刻不能果断决断，那么志向和勤奋就白费了，最终会陷入后来的艰难。”

臣谨按：国家设立官职、分配职责，是为了代替天意治理万物。做臣子的承受朝廷的爵位俸禄，就应当想着建树功业来表现自己。然而器量见识短浅的人，不是能成就功业的人。苟且安逸、虚度光阴的人，不是建立事业的根基。优柔寡断的人，不是决断机要的见识。因此周王告诫卿士说：“功业崇高在于立志，事业广博在于勤奋。”这确实是因为一生的建树，总归结于一个念头。非凡的勋绩，往往毁于贪图安逸。天下有志向不立而安于卑微的人，有志向确立却安于卑微的，是没有的。天下有勤奋不努力而陷于狭隘的人，有勤奋努力却陷于狭隘的，是没有的。所以开创的局面，不必等到它崇高显赫之后才去认识它，只看他志向所在罢了。积累的途径，不必等到它盛大之后才开始决断它，只看他努力的程度罢了。虽然如此，功业的形势，极其显赫盛大，而其效果也极其繁杂沉重。于是有的人立志终身，还不如立志一天；勤奋整年，还不如勤奋片刻，难道是难易有差别吗？这是果断与不果断的区别。事机的到来，不可预测。事会的逝去，也没有定数。只有猛烈地剖断决疑，洞察是非可否，而在仓促间没有什么能动摇他的心神。只有奋然独立而无惧，在动静吉凶中确立制度，而在非常变故中没有什么能震动他的魂魄。像这样，功业可以崇高，事业可以广博，又怎么会有后来的艰难呢？可以成就功业却不成就，叫做懦弱。可以建立事业却不建立，叫做懈怠。功业不崇高，事业不广博，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叫做愚蠢。懦弱可以振作，懈怠可以鞭策，而愚蠢不可破除。所以果断尤其贵在克制。周王告诫卿士说：“立志勤奋，而又一定要说果断”，确实是有原因的。

尚书

推举贤人，让位于能者，众官才会和谐。不和谐则政治混乱，举荐能者担任官职。只有你举荐的人才能胜任，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那就是你不能胜任。

监察御史程盛修

臣谨按：国家所重视的是人才。人才的进退，关系到政治的得失。这个权力掌握在君主手中，而实际上依赖于两三位大臣。大臣是用人事奉君主的人。如果才能见识能够甄别防备，善良奖赏士人，而又像镜子一样空明，像秤一样公平，一切门户恩怨、攀附声气的弊端，都不能动摇他，那么他谨慎小心之心，无非是忘私忘家的道义，而天下人才也知道我们的道义可以有所作为。无不乘时利见，踊跃奋兴。俊才在官，百官效法，这就是所谓推举贤人，让位于能者，众官和谐。如果不是这样，以名声为招徕，以利益为媒介，官职给予私亲，爵位给予恶德，德行浅薄而地位尊贵，见识狭小而谋划宏大，力量弱小而责任重大。那些不胜任的人占据优厚职位，位列显要，而胜任的人反而被投闲置散，寂寞地担任下级官员，视气节为不值得崇尚，经术为不值得使用，献媚逢迎为不值得羞耻，以至于人才日益败坏，纲纪日益毁坏，素餐之弊，覆餗之祸，哪里还顾得上国家呢。然而臣终究不敢说依赖两三位大臣，君主的职责就可以放宽，因为君主不能周知众官，而两三位大臣的贤否忠佞，则是君主所明察而能计算的。只有扰乱成宪就察之，混淆是非就察之，树立私人、结党营私就察之。察之极其精细，而处之极其得当，举荐能者担任官职有上赏，举荐非其人则有显罚。像这样，君子之道长，小人之道消，学习古法入官，议事以制定制度，同僚协和恭敬，和衷共济，保证没有政治混乱的祸患，不再烦劳君主了。

尚书

举荐能者担任官职，只有你举荐的人才能胜任；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那就是你不能胜任。

监察御史朱续晫

蔡沈说：“所举荐的人，能修好他的官职，这也是你所能举荐的；如果不是合适的人，这也是你不能胜任的。古代大臣用人事奉君主，责任就是这样。”

董鼎说：“因为所举荐的贤否，更加足以看出我的贤否。做臣子的，以此观察，一定没有蔽贤妒能的事情。贤者有所劝勉，而不肖者也可以自我警戒。”

臣谨按：治理的要害，在于得人。人多，圣明的君主不能遍知，必须依靠荐举。如果荐举不真实，那么巧伪并进，官职耗费。所以必须设立连坐之法来治理，这是不变的道理。又人的才性，各有所能，有的善于守成而短于才能，有的长于此而短于彼，不可求全。所以不妨拓宽途径来取人，只要使所举荐的都是真实的，那么随才器使，各得其用。过去司马光曾说：“爱憎毁誉，情伪万端。与其采访虚言，不如让他结罪保举。”于是奏请设立十科来举士，令每年各于十科中举三二人，拟定结状说：“臣私下看见某人有何行能，臣今保举堪充某科倘若后来不如所举及犯正入已赃，臣甘愿同坐不辞。”状到付中书省记簿，仍另置合举官臣寮簿。岁终不举则按劾施行。如举

译如果被举荐的人后来表现不如所举荐的那样，就根据情节轻重进行处罚，一定要执行，不可赦免。之所以这样，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谨慎慎重，使官员都能得到合适的人选。光的话似乎过于严厉而难以实行，但仔细思考，确实也有不得已的原因。因为保举的责任非常重大，了解人才本来就难，而怀着荐贤报国的诚意，肯时时留心于此，这件事也确实不容易。所以朝廷每次下达明确的诏令，有的人就观望而不举荐，否则又可能徇私而滥举。这两种弊端，都不容易消除。虽然说事情本来就不容易，但衡量侍奉君主的大义，作为臣子本来也无法逃避责任。光的话大概很符合《周官》中董正的法律，他的用意还是可以效法的。

译《尚书》

达到大治的极致，其美好的德行如同馨香，能够感动神明。黍稷的香气并非真正的馨香，只有光明的德行才是馨香。

编修臣丁一焘

蔡沈集注说：“万物的精华，本来没有两种不同的本体。然而有形体的物质静止，而气味上升的，是有方向的；上升而没有间隙的，则是馨香，这是精华向上通达的表现。大治达到极致，馨香散发出来，感动并感通神明，不疾而速。凡是祭祀时黍稷散发出的芬芳，这难道是黍稷本身的馨香吗？之所以芬芳，实在是因为光明的德行之馨香。大治是成就的结果，明德是遵循的根本，并非有两种不同的馨香。这条训诫，极其精微，如果不是每天不断革新，深切地做到恭敬，谁能达到这种境界呢！”

董鼎说：“益说：‘只有德行能感动上天，至诚能感通神明。周公说：光明的德行才是馨香，能感动神明。幽深遥远难以通达的，没有比天和神明更甚的了，尚且可以用德行感动，何况对于百姓呢？’周公与益的话，意思是一致的。”

臣谨按：周公的训诫，固然精微；成王引用它来告诫君陈，对于治理的根本深有体会。大治为什么说是馨香呢？善治达到极致，和谐吉祥之气所发出的光辉，就像馨香一样向四周通达，令人喜爱。《生民》诗说：“那香气刚刚上升，上帝安居而享受。”《载芟》诗说：“有浓郁的香气，是国家的荣光。”这本来就不是小恩小惠的气象所能比拟的。况且圣人制定法则，必定以天地为根本，以阴阳为开端，以四时为权柄，以日星为纲纪，以月亮为度量，以鬼神为随从。所以在郊外祭祀，百神就接受职事；在社坛祭祀，万物就能极尽其用；在宗庙祭祀，孝慈之心就顺服；在五祀祭祀，法则就端正。其精神所贯通，志气所默然感通，无一不是基于他的德行。那么大治的兴盛，必定归于至德，这是显而易见的。而苏轼认为万物精华发越于外的是声色臭味，足以改变人，也足以感动鬼神，这还是用黍稷来比喻。如果黍稷可以成为馨香，那么夏代的祭品丰盛，虞代的享祀丰洁，也可以感动神明了。大治的馨香，难道是这样吗？况且只有德行能感动上天，至诚能感通神明，孝悌达到极致，能通于神明，天人感应的道理，难道在于享祀的礼仪、临时的斋戒吗？必定是在隐秘处洗涤心灵，通达而没有间隙，光辉照耀四方，感通上下，就像郁鬯和羶芗之间，使阴阳之气通达于深渊，通达于墙屋，所通达的地方没有界限，治理然后成为至德，然后成为明德。所以论馨香的功效，达到感动神明，探究馨香的根本，又根源于明德。有这种德行，就有这种治理；有这种治理，就有这种馨香；有这种馨香，就有这种感应。至于天神可以感通，还担心什么百姓万物呢？然而只有慎独然后可以通达天德，诚意然后可以施行王道，德行能够光明，本来就有根本，所以每天勤勉，不敢安逸享乐，时常用笃敬来严肃它，所谓以圣人的德行，成就大治，大概就在这里吧？

《尚书》

确实升进于大道，只有我一人承受众多的福分。

监察御史臣胡宝瑔

臣谨按：帝王勤勉图治，所以从自身做起，率领百官而互相勉励的，本来没有一天不期望德化成功，使百姓风俗同道一致，而达到大治的吉祥。从前成王命令君陈治理东郊，念及百姓生活的深厚，因为事物有变迁，想要让他们一起走上大道，所以说“确实升进于大道”，这确实是治理的要领啊！大道，是宇宙常行的经纶，共同遵循的正路，程颢所说的得到天理的最极致，人伦的最至善者，就是尧舜之道。百姓有时被习俗所沾染，就失去原本的天性，而趋向于日益低下。只有圣人在位，端正上面的典范，而展示标准，百姓自然欣然乐从，以共同恢复初心。大概能够安顿大道的只有君主，而收敛福分以赐给百姓，是遵循王的道路，遵循王的路径，这才是确实升进。朱熹说：“善于治理的人，总揽而整齐它，使各自遵循其理，先有纪纲在上面维持，而后有风俗在下面形成。”所以勤勉修德的人在宫廷，顺从治理的人就在民间，而其中在上面为德，在下面为民的，就在于承流宣化的得人。只有人臣能恭敬其事，不违背其德，那么政令都是实政，其施及于百姓的，充裕衣食之源，率领孝悌之行，使百姓俯仰有依靠，遵循有准则，忠君亲上的本性油然而生，礼义廉耻之心维系而不废，那么太和的景象就渐渐上升了。司马光说：“上行下效，叫做风；薰蒸渐渍，叫做化。”开始洗涤心灵，继而风气清美，像台阶一样升进而日益向上，这就是大道之所以确实升进的原因。况且百姓并非没有善良，二帝三王的治理，并非不可以必然恢复。治理者以诚心感通他们，百姓自然以诚心回应，所以说“你是风，百姓是草”。即使大治的馨香，知道福分的汇集，有明确的证据。大概大道确实升进，那么乐享这世间的平安，使天下达到仁寿，亿万百姓长享和平之福，而君主说“我一人承受多福”，能够赐福于民，才是受福的实质。只有君主以天下之福为福，而他的福分才开始多。那么治理的根本在于君主自身，而治理的要领在于得人。如果得到合适的人，而

译福泽由下而上汇聚，最终都归于君主，由此可知，福气没有比“允升”（诚信上升）更大的了。后来，周王命令毕公治理东郊，曾说：“只有周公能够谨慎地开创基业，只有君陈能够和谐地治理中期，而期望能够成就终局的人，对毕公寄予厚望。”这就是成周的教化之所以都能得到合适的人才，从而被称为太平盛世的原因吧？《诗经》说：“承受福泽没有穷尽，成为四方的表率。”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译尚书

辞尚体要

编修臣储麟趾

臣谨按：孔子说：“言辞能够表达意思就可以了。”传文说：“言语用来充分表达心志，文采用来充分修饰言语。”达意与充分，并不是指繁多富丽，而是指质朴真实、明晰辨理。质朴真实，是指言之有物，这是说言辞的实质；明晰辨理，是指阐述不繁冗，这是说言辞的关键。自从有了文字记载以来，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的记录，典、谟、训、诰等文献的昭示垂范，凭借文采确立主干，淳朴茂盛、华美辉煌，虽然说是那个时代不崇尚辞藻，但文采与实质都完备了。就像《周书·毕命》中的一句话，修辞的方法就全部包含在其中了。大概凡是言辞的作用，非常重大且深远，所以用来宣扬德政教化，完备历史记载，叙述情感志向，从而昭示训诫。在上位者，有诏书、策命、章表、奏疏、檄文、移文、祝文、诔文、碑文、志文；在下位者，也有宗经、纬史、箴言、铭文、赞辞、颂歌、论说、序文。使用它们，就能润色宏大的功业，修饰皇上的谋略；不使用它们，也可以藏在名山之中，秘藏在石室之内。然而如果浮华而不实在，就会失之芜杂；宏大而没有归宿，就会失之荒诞；柔弱而不振作，就接近靡弱；俚俗而不典雅，就接近庸俗；深究幽深、刻意险怪的人，诡异而伤害正道；旁见侧出的人，枝蔓而背离主干。这六种情况，可惜都没有明白实质与关键所在。现在那些援引天地、夸夸其谈的人，最终不能得到事物的本源，哪里比得上用几句话概括大体？连篇累牍、夸大其词的人，最终不知道意思指向哪里，哪里比得上一句话就切中要害？概括大体，那么实质主干就已经具备，而始末清晰明了，这就是所谓的实质；切中要害，那么关键部位就已经掌握，而条理次序就没有困难，这就是所谓的关键。所谓的实质，就像衣服合身，长短合乎尺度，不希望它过度；所谓的关键，就像提起衣领，把握没有遗漏，不使它混乱。遵循这两点，引申扩展，触类旁通，像布帛豆粟一样，用之不竭，而裁制者就能符合大道的和谐；像绣有花纹的衣物和丹黄色彩，望之就能立刻明白，而指示者就不离开手掌，那么“辞尚体要”这一句话，确实是告诫千古修辞的标准。如果说康王因为商代习俗的余风，利口之徒被视为贤能，所以命令毕公以敦本务朴的意思，倡导风俗，就像张释之劝谏汉文帝拜啬夫的事情，那就只是针对一时一事而言，而不是孔子删定《尚书》，垂示万世的良法了。《易经》说：“吉祥的人言辞少，急躁的人言辞多。”这就是通过言辞来观察人的内心。《诗经》说：“言辞和谐，百姓就融洽；言辞愉悦，百姓就安定。”这就是通过言辞来推及它感化人的功效。言辞难道可以不慎重吗！

尚书

思其艰以图其易民乃宁

监察御史臣钱度

臣谨按，这是说养育百姓是当务之急。古代大司徒的职责，是敷陈五常，安抚亿万百姓。然而土地会聚、土地适宜所管辖的，有一半是养育百姓的事务，所以其下属从乡大夫以下都是教化，从载师以下都是养育。而教化必须先以养育为基础。《夏书》说：“德行在于善政，善政在于养育百姓。水火金木土谷都要修治，端正德行、利用器物、丰厚生活都要和谐。必须九项功绩有序，九项秩序有歌，然后才可以警戒懈怠、督促威严。”没有吃饱穿暖而兴起歌颂，却能教化施行、风俗美好，达到大治的。周穆王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任命君牙时，既告诉他要敷陈五常、调和百姓的法度，紧接着就说：“夏天暑热下雨，小百姓只会抱怨叹息；冬天严寒，小百姓也只会抱怨叹息。”明确抱怨叹息没有消除，即使你自身能够端正，教化百姓也不容易说【臣】看古代圣王，没有不把使百姓富足作为急务的。周朝以农事开创基业，对于小百姓衣食的来源，日常使用的细微之处，尤其加以注意。《周礼》一书，其方法极其细致周全，不亚于代替百姓的身家来谋划。他们思考的没有不到位的，他们图谋的没有不周全的。所以家家富足，教化容易施行，风俗淳朴美好，周朝的治理被称为极盛。自从《周礼》的法度废除，养育百姓的道理就衰落了，其弊端有四种：沟渠和田间小路合并成为田地，而旱涝没有防备，不足以补救天时，这是第一；而且连地利也失去了，这是第二；载师管理土地的职务不修治，而百姓中游手好闲的人众多，这是第三；草人、土化之法不讲究，而物力不能尽用，这是第四。具备这四种弊端，而豪强又能在其中兼并，操纵奇货可居，重重困顿贫困匮乏的人，而贫穷的人日益贫穷，那么所说的艰难确实艰难，而所说的容易就不可得了。周穆王的时代，难道到了这种地步，却还兢兢业业地认为艰难吗？实在是认为上位者一天不思考，就一定有忽视百姓疾苦的祸患，而百姓的抱怨叹息随之而来，非常可怕。所谓宁，就是安定。安定他的家而身体才开始可用，安定他的身体而内心也可用。这就是《周礼》司徒的职务，所以将教化与养育合为一官，而孔子的“既富加教”，孟子的“恒产恒心”，都是这个意思。

尚书

现在任命你担任大正，在群仆侍御之臣中执法，勉力辅助君王的德行，共同修治不足之处。

侍读臣黄孙懋

张栻说：“公卿进见，有时仆役御者亲近，没有间隔的时候，是因为看到他们的尊严；没有间隔的，是因为知道他们的情性。当他们进见时，君臣的分别非常严格，不容易冒犯他们的脸色；等到他们亲近时，君臣的情意没有间隔，所以可以纠正他们的过错，在过错未形成之时挽救，容易做到

译凭借力量；在过错已经发生之后再去补救，很难取得成效。努力培养德行并共同修善，正是仆从、臣属和侍从的职责所在。

译臣谨按：《周礼》规定太仆是下大夫的职务，不像三公、三孤那样议论治国大道，也不像六卿那样统领属官、教化百姓。其官阶既不算尊贵显赫，其职责也仅限于陪伴侍奉、驾驭车马，与天下政治的大局无关。《冏命》这一篇，为何对太仆的期望如此深切，责备如此严厉呢？大概是因为君主的动静起居，只有身边亲近的人见闻最为真切。如果左右前后都是品德高尚的人，朝夕相处都是正直的人，能够因事进谏规劝，那么君主内心就不会产生邪念，这样天下的事情才能得以治理。周公作《立政》，无论是虎贲、缀衣，还是趣马、仆役，没有不是贤良之士，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穆王在任命官员时，叙述文王、武王的功德，称颂在位者的忠良，起初期望他说“勉力辅佐你的君主，共同修补缺失”，接着又责备他说“如果不辅佐你的君主，我就治你的罪”。至于他所说的“仆臣正直，君主就能正直；仆臣谄媚，君主就会自以为是”，尤为切中要害。历来小人败坏君主品德，无所不用其极，而“自以为是”一语足以概括。如果有自以为是之心，那么守法直言的贤士就会日益疏远，而放纵情欲的行为也就没有人能在其中提出异议，这是形势相互依存、依次显现的结果。穆王能认识到这一点，也可以说是思虑深远、防患于未然的人了。后来造父担任御者，周游天下，必定会有车辙马迹，诱导他奢侈，这果然是出于仆御的引导吗？还是他内心本就有这种欲望，久而不能自制呢？天下的事情，有的迹象已经明显，疏远的人来不及知道，而亲近的人早就窥探到了；也有亲近的人不知道，而君主独自察觉到的，这就是所谓尚未萌发的欲望。穆王说“恐惧警惕，深夜起床，思考如何避免过错”，想来当时他反躬自省，在内心隐秘之处，在嗜好的开端，隐隐约约必定有所倾向，而强行自我抑制，使其不得实行，并且又担心它或许会实行，所以命令前后左右的人，匡正他的不足，纠正他的过失，以遏制他的邪念。如果这时能得到像舜的四个辅臣那样的人，每天纠正他的偏差而不当面顺从，那么邪念就会日益遏制，君主就会进入圣人的境界。如果得到像周成王的四位圣人那样的人辅佐，那么邪念就会日益遏制，即使达不到圣人的境界，也几乎接近圣人了。可惜当时没有听说有这样的人才。因此本源没有澄清，暗中滋长，先前战战兢兢、自觉有错的人，后来不免亲自蹈入其中，人心取舍的无常，也是可怕啊。

尚书

谨慎选择你的僚属，不要任用那些花言巧语、装出和善脸色、逢迎谄媚的人，只任用贤良之士。

监察御史臣霍备

蔡沈说：“巧，好；令，善。说好听的言语，装出和善的脸色，外表修饰而没有实质。便，顺从人的欲望；辟，避开人的厌恶；侧，奸邪；媚，谄媚。小人是巧言令色、便辟侧媚的人，吉士是君子。意思是应当谨慎选择僚佐，不要任用小人，只任用君子。”

臣谨按：这是周穆王想要伯冏谨慎选择群仆侍御之臣来辅佐君主的品德。因为侍御是近臣。巧言令色、便辟侧媚的人是佞臣。治理国家的原则，务必远离佞臣，难道可以引荐他们靠近君主吗？这就是不能不谨慎的原因。在以前的成周时期，任命官员分配职事，缀衣、趣马，都是选拔俊才的人；宫伯、内宰，都是举荐贤能的人。汉朝初年还保留着这种意思，所以用儒者担任侍中，用贤士充任郎署，而周昌、汲黯等人得以出入宫禁，陪伴侍奉宴饮私事。他们陈述道义、纠正错误、拾遗补过，所关系到的正道并非小事。到了中汉时期，则有宫中、府中的区分，等到唐代，则有南司、北司的区别。职掌既已分流，品级迥然不同，如果不是宦官宠幸，就不能每天侍奉宫廷了。辅弼的重责，在大臣；君主品德的盛衰，难道完全取决于近侍的邪正吗？然而朝廷大臣不能驱逐近臣，而近臣反而足以离间朝廷大臣，这是因为近臣与君主亲近而熟习，朝廷大臣则日益疏远。凡是耳目可以取悦的，就是聪明可以被蒙蔽的。君主对于近侍，能不严格设立防范吗？再进一步推论，近臣之外，那些巧言令色、便辟侧媚表现最显著的，莫过于伶人。因为伶人的技艺，正在于取悦是非，如果不这样，就无法尽到他们的职责。人臣如果沉溺于此，很少有不会日益趋向逸乐，而只崇尚声色的。所以后唐庄宗宠幸伶人，与任用宦官受到同样的讥讽。然而考察他作为晋王时，曾经想赐给伶人钱财，而张承业坚持不肯，他的言辞义正辞严，昭示史册。后世称赞他的志向行为有士大夫所不及的，这又是千古难遇的。

尚书

哲人只依据刑罚，无尽的赞誉，归于五种极刑，都合乎中道而有喜庆，接受君王的嘉奖教诲，鉴于这祥善的刑罚。

少詹事臣沈德潜

王樵说：“刑罚施加于人，不是人们愿意的事情，应该不足以招致赞誉。而有无尽的赞誉，是由于五种刑罚。而没有一种不尽心，就没有一种不合乎中道。所以有喜庆而招致无尽的赞誉。因为刑罚合乎中道，保全人民的性命，那么刑罚就不是凶器，而是祥善的刑罚了。你接受君王的嘉奖教诲，应当鉴于此。”

臣谨按：舜任命皋陶为士，而相互反复强调的是“钦”、“中”。周公任命苏忿生为司寇，而相互告诫的是“敬”、“中”。这是用刑的关键，必定基于心法的关键。到了穆王任命吕侯，怀疑世风变迁了，而在

译施用刑罚的时候，全都根源于施行德政的本意。所以篇中的告诫，还能看到古代帝王用刑罚来保全百姓的宏大用心。现在选取其中的文辞来推演，其中说“哲人”，就是明晓事理的人。明晓事理的人施用刑罚，就不会因为过于精明察察而伤害人，反而能获得无尽的盛名。因为属于他掌管的五刑，都符合道理的适中标准，所以天下后世都庆幸他同于天地的大德。五刑改称为“五极”，就是极则的意思。是说五刑所施行的，都是中正的标准，不能稍微增减。嘉师，就是良民。百姓虽然已经遭受恶行，但推究他们禀受天性而生，起初并没有亏损天理的善性，所以称为“嘉师”。祥刑，就是良法。施用刑罚而保全天地好生之心，吉祥善事没有比这更大的，所以称为“祥刑”。作为诸侯的人，接受天子的命令而安抚良民，舍弃这良法，还能以什么为鉴戒呢？在篇末再三郑重地托付，这是总结全文的意思。

谨考《吕刑》一篇，说到“中”的地方屡次出现：起初说明晓刑罚的中正，接着说无不在于中正，又说都崇尚中正，又说不是上天不中正，只是人在天命，又说对百姓施行中正之德。到这里就说“中正就有喜庆”，先王施用刑罚的意图，无非是用中正来裁断。而刑罚能够中正，实际上根本在于德。起初说德威、德明，接着说敬重德行，又说只有能够成就天德以形成三德。先王制定刑罚的意图，无非是引导向德行。而“中”与“德”的来源，总归结于这颗心的恭敬。起初说恭敬戒惧，接着说只恭敬五刑，又说有什么不恭敬刑罚的呢，我恭敬刑罚，用心以恭敬为主，那么刑罚就没有不中正的。刑罚也就成为德行了，所谓哀怜痛惜，还有三代忠厚的遗风吧。统治天下的人，秉持如同上天好生的德行，又细细体会穆王的话，将上下呼应，一心一德，即使有凶猛不驯的人，也都感化其顽劣残忍，归于仁厚。太和之气就常常流布在宇宙之间了。

译御览经史讲义卷十四

<子部，儒家类，《御览经史讲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览经史讲义卷十五

诗经

设下捕兽的网，防范得严密而牢固。威武雄壮的武士，是公侯的盾牌和城墙。设下捕兽的网，张挂在四通八达的大道上。威武雄壮的武士，是公侯的好帮手。设下捕兽的网，张挂在树林深处。威武雄壮的武士，是公侯的心腹。

编修臣储晋观

郑康成说：“从事设网捕兽这种鄙贱工作的人，尚且能够恭敬谨慎，这就说明贤能的人很多。”

臣谨按：《周南》彰显了文王后妃的教化，从家庭到国家，从近处到远处，其事不超出男女居室和平安乐、善良忠爱的风气，而王道的兴盛便由此显现。唯独《罝》这一首诗，专门赞美文王得人的成效，与前后各诗的辞意似乎有些不类，但它作为至德普遍感化的征验，尤其足以状写其实。大概伟大的教化不挑选人而施加，优良的材能不挑选地方而生长，教化乐育的恩泽长久，善类熏染的范围广阔，那么贤士的杰出产生，难道有固定的踪迹吗？《绵》诗的第九章说：“我说有疏附，我说有先后，我说有奔走，我说有御侮。”《棫朴》诗的第二、三章说：“济济一堂的君王，左右捧着玉璋，捧着玉璋的人庄重威严，俊才都适宜。”泾水上的船，众多的人划桨，周王出行，六军跟随。人才对国家有益，上等的是明君良臣相合，成为同心同德的辅佐；其次则是效忠尽力，以表达其忠诚爱主之心，在礼法周旋的场合，做事只表现出恭敬谨慎；而当其体力正壮、经营四方之时，则踊跃追随君王，智勇全都奋发，确实能够安定社稷、利于国家，这是大概的情况。文王当时，咨询八虞，咨问二虢，以及散宜生、南宫括等人，那些作为干城、好仇、心腹的，都是懿亲勋旧，济济一堂充满王国了。设网是微贱的事，武力之士，却能安于贫困而恭敬，有勇力而忠诚，从而能够承受这样的选拔。这可见人才中伏处潜修的很多，以至于不可悉数，而且这些人大多魁梧杰出，刚直坦荡没有邪曲，在紧急时刻足以信赖，不像那些浅薄善辩之徒，只能小知而不能大受。况且现在取诗来看，《樛木》、《螽斯》以上，是文王的德化施行于家庭；《桃夭》、《芣苢》，是国中风俗的美好；《江汉》、《汝坟》，则是风俗的美好遍及南国。太和至治的景象，欢欣交通，远近无间，可以说是无为而治、不言而化了。然而那时灵秀之气凝聚于山川，英奇之才献出于草野，众材辐辏，群力匡扶，处于平常时资以御变之助，衡量文治时备以奋武之略，国势因此炽盛昌明，人心因此聚合，这更是文王所以承受维新之命，而开启卜世卜年之心的原因。大概诗人的用意很深啊。《关雎》是风诗的开端，小序认为是后妃求贤以自助，《麟趾》、《关雎》的应和，是说子孙宗族都化于善。由此可知文王造就人才的兴盛，致使贤才众多。上自宫廷而下至草野，即在《周南》中，也可以得其概貌。

诗经

在哪里采集浮萍？在南涧的岸边。在哪里采集水藻？在那流水之中。用什么来盛放？用方形的筐和圆形的筥。用什么来烹煮？用锜和釜。在哪里安放祭品？在宗庙的窗下。谁来主祭？是那庄敬的季女。

编修臣诸锦

《诗序》：大夫妻能够遵循法度，能够遵循法度，就可以承奉先祖，共同祭祀了。

郑康成笺：“古代妇人出嫁前三个月，在公宫接受教导，在宗室接受教导，教导完成后的祭祀。”

臣谨按：《诗序》说“大夫妻能够承奉祭祀”，诗中说“季女”，这是为什么呢？《礼记》说：“三个月后庙见，称为来妇。”婚礼中，妇人入夫家三个月，然后祭祀，这是女子之礼的终结，妇人之礼的开始。《春秋》之义，即使是天王的皇后，还说“我的季姜罢了”。季孙行父到宋国送女，《公羊传》说“言录伯姬”，注解说：“三个月后庙见，称为妇，择日在祢庙祭祀，完成妇人的义理，然后父母派大夫操持礼仪而送达。”说“女”，是谦辞，不敢自己完成礼仪。宗室是大宗的庙宇，庶姓在上面分别，而亲族在下面单一，姓氏分开而族人不殊，即使百世，仍然敬重其宗，这是尊祖的道理。传文说：“济泽之阿，行潦之苹藻，放在宗室，季兰主祭是恭敬的表现。”说宗子，则有宗子之母，姑母年老，则由宗妇代理。尸的意思是代理主祭。这“季女”，大概是庶子担任大夫，祭祀必须在宗子家中进行吧？《诗序》明确说“大夫妻承奉先祖”，诗中说：“谁来主祭？先祖者。”大夫的宗庙，则笺注说：“出嫁前三个月，在娘家教导完成后的祭祀，这不对。”

诗经

羔羊的皮，素丝五缕。退朝回家从公门，从容自得的样子。

给事中臣卢秉纯

臣谨按先儒的说法，认为二南的大夫受到文王的教化，能够节俭正直，而诗人赞美他们。现在详细观察诗词，所谓羔羊素丝，固然足以证明俭约的风气；至于委蛇委蛇的说法，不过是形容其从容的仪态罢了，而将其视为正直，这是什么道理呢？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