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览经史讲义卷二十二

译天地化生万物，君子效法仁义礼智信五常来教化世人，上至朝廷百官，下至农工商贾，大到礼乐兵刑，小到法令品式，哪一项不是顺应时节的？正值春季，其方位居东，取义于木，更是人事的开端，覆盖生民的德行，在这里日益更新。《吕氏春秋》说：“太蔟之月，阳气开始生发，草木萌动，命令农民翻土耕作，不要错失农时。”圣人仰观天象，俯察地理，恭敬地授人以农时，从此耕种收获、开垦熟田，筑场收储庄稼，各自遵循其时节，万物和顺安宁，各类生物都各得其所，人们共同歌颂盛德，并酿造这春酒，以求长寿啊。

译《礼记》

在这个月份，天子在元日向上帝祈求谷物丰收，于是选择吉利的日子，天子亲自拿着耒耜，把它放在车右和御者之间，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自耕种帝籍田。

监察御史【臣】马燝

郑玄的注解说，这是在上辛日郊祭上天。

《春秋传》说：“在郊外祭祀后稷，是为了祈求农事顺利。因此，惊蛰时进行郊祭，郊祭之后才耕种。上帝，是太微垣的帝星。元辰，大概是郊祭之后的吉日。耒耜的上部，是弯曲的。保介，是车右。把耒耜放在车右和御者之间，表明自己劝勉农耕，并非从事农耕的人。帝籍，是为天神借用民力所耕治的田地。”

【臣】恭敬地认为：古代圣王敬畏上天、勤勉爱民，常常对农事小心翼翼。所以一年之中，有祈求有报答，有耕种有储藏，没有不慎重周详的，垂范为盛大的典礼。确实因为百姓的大事在于农业，上天的祭品由此而出。而孟春建寅之月，土壤滋润初动，正是农事开始兴起的时节，这就是祈谷耕籍之礼依次举行，必须亲自参与的原因，用来仰求神灵的庇佑而安定百姓的生命，这是极致的恭敬。臣曾经考证《春秋》鲁襄公七年夏四月，三次占卜郊祭都不吉利，传文认为已经耕种后再占卜郊祭是不合礼制的，于是知道惊蛰时郊祭后稷，以祈求农事，就是孟春时向上帝祈谷。郊祭之后耕种，就是祈谷之后接着耕籍。郑氏引用这个，以表明上天是百姓的生命，而食物是百姓的上天，其典礼极其重大，其事相互关联，都不敢忽视。况且籍田用来供给祭品，季秋把帝籍的收成藏在神仓，恭敬必定严谨。古代祭祀必须等待亲自耕种的谷物，不用其他谷物作为祭祀。《谷梁传》说：“天子亲自耕种，王后亲自养蚕，不是没有好的农夫和织女，因为认为别人尽力侍奉祖先，不如自己亲自去做。”如果说可以不亲自参与，怎么能为天下游手好闲、舍弃根本追逐末节的人劝勉呢？至于籍的含义，应劭说：“天子耕种籍田千亩，籍是帝王典籍的常规。”韦昭说：“籍，是借的意思，借民力来耕治，用来供奉宗庙并劝勉农耕。”胡瓒说：“籍，是蹈借的意思，以亲身实践为义，不是假借的意思。”各种说法不同，总之亲自耕种是古今的大典，而借民力所耕治的田地，亲自参与，为天下表率，上以备祭品，下以兴农功，都是圣王的盛举。所以只有有敬天之心的人，才能尽勤勉爱民之事；有勤勉爱民之念的人，更能体现敬天的诚意。所以祈谷是为了百姓，而一定在上帝那里，就知道致庆盈宁，都本源于上天的佑助。“噫嘻”的篇章，是用来歌颂昭假（神灵降临）的。亲自耕种以承奉上天，而名叫籍，就知道亲历田亩，无非是借资于民。“载芟”的篇章，是用来歌颂其除草的。与凡是日一定用其吉辰，一定选择其良辰，不惮勤劳，周到且详尽。如果不是对农事挂念很深，怎么能盛大典礼的举行如此完备呢？

《礼记》

聘请名士，礼遇贤者

编修【臣】任端书

【臣】恭敬地认为：《月令》这一篇，有人说成于吕不韦，后世儒者大多怀疑它。宋陈〇认为聘请名士、礼遇贤者，随时可行，不必正月才开始举行此事，著作为法令。臣曾经详细考究其道理：古代颁布政令，一定顺应天地之气而合乎其理。所以刑罚威严施于秋冬，庆赏施于春夏。这两者固然是庆赏的大端，在方春而奉行无疑。在《易》中，正月是三阳之卦，泰卦。从此而同人，从此而大壮，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君臣相交而志通，象以此显著。所以王者效法它而颁布为宪令，那么名士的聘请与贤者的加礼，哪有比此时更适宜的呢？汉王充说：才士，是朝廷的鸿宝；贤人，是国家的云雨。鸿宝登则金玉聚而赀富不穷，云雨盛大则润泽多而被物斯广。所以圣王在上，想要使天下治安、社稷长久，没有不勤勤恳恳于此的。现在贤士伏于蓬茅，犹如珠玉藏于山泽。求珠者必于赤水之中，採玉者必于昆山之内。那些士与贤，抱道自重，不求闻达，箪食瓢饮陋巷，乐在其中，蓬户桑枢，鸣琴在室，其萧条寂寞的状况，行自甘焉，起初不计上之聘与礼否。所以逸诗有曰：“绵绵之葛，在于旷野，良工得之以为绨纻；良工不得，枯槁于野。”如果使抱德之人、怀奇之彦，含章不耀，韫彩勿呈، 托泉石以深藏，处山林而终老，像这样的人，圣王所甚念也。于是春日始和، 命使者饰安蒲、束帛、加璧، 往贲幽岩، 尺一赐书، 褒称素履، 彰虚己之美节، 宏侧席之高风。聘以当官، 共斯天位، 加之崇尚، 用懋人伦، 方使朝廷得之以为荣، 四海闻之而景慕。其在书曰：“野无遗贤”，又曰：“俊民用章”，用此道耳。由此观之، 古之圣王思闻至论، 则企晤英人؛ 欲求共治، 则殷翘哲乂。所以虽朝已师师، 士皆济济، 而胥靡版筑، 尚惟肖以旁求؛ 渭水持竿، 命后

译同乘一辆车。君主若想为天下谋划安定，为社稷谋求长治久安，那么顺应天地之气来施行庆赏的政治，也就足够了。

译《礼记》

命令掌管山林的野虞，不要砍伐桑树和柘树。斑鸠振动翅膀，戴胜鸟降落在桑树上。

监察御史胡寳瑔

臣谨按：帝王治理国家、规划田野，根据土地的适宜情况来分布其利益，以此来为小民充裕衣食的来源，考虑得极为详尽周备。因此，在致力于农事的同时，必然兼顾蚕桑之事。治理农田的方法中，就包含种植桑树的政令。《尚书》说：“桑土既蚕”，意思是水土平定后就可以从事蚕桑了。《诗经》说：“于是寻找柔嫩的桑叶”，又说：“蚕月修剪桑枝”，《豳风》中关于农事的记载非常详细，对于蚕桑也必定叙述其始末。到了卫文公营建宫室，占卜吉利并允许居住，也说：“下来观察桑树”，因为那里地势适宜种桑，可以安置居民，于是命令养马官勤于桑田的耕作。大概古代的圣君贤侯，没有不在这方面加意关注的。而《礼经》于是将其定为法令：季春之月，命令野虞不要砍伐桑柘。野虞是主管田野及山林的官员。桑是东方的神木，柘也属于桑类，都是蚕的食物。当蚕即将孵化之时，主管此事的官员先禁止百姓砍伐，恐怕妨碍蚕食，从而爱护和重视它们。在这个时候，鸣鸠振动翅膀，戴胜降落在桑树上，这些顺应时节而至的生物，随着耳目所遇，都足以防止人们心力懈怠，这大概也有布谷鸟催促耕种的意思吧？由此可以知晓天时，可以审视地利，可以观察物理，都是为了劝勉人们努力劳作。蚕事渐渐临近，天时已经到了，地利正在兴起。看着嘉美的植物欣欣向荣，听着树上的禽鸟鸣叫，细细推究物理，如同告知女子纺织工作即将开始一样。一时间乡里之间，大家都勤于本业，那淳朴的风气、太平的景象，难道不值得描绘吗？如果一个女子不织布，或许就会受冻，凡是执政者，谁不念及桑柘的利益与耕种庄稼同样重要呢？然而懂得养蚕的人南北各不相同，养蚕的地方古今也有差异，难道这件事不能全部兴盛起来吗？关键在于亲民之官善于劝勉督导罢了。查考《魏书·食货志》：起初授田时，男子一人给田二十亩，种桑五十棵。《宋史·太祖》建隆年间，诏令各地长官晓谕百姓，有能广泛种植桑枣的，只缴纳旧租，砍伐桑枣当柴的有罪，这就是野虞禁止砍伐的遗意，以此来推广种植桑树的利益。然而《南史·罗研传》又说罗研任信安令时，旧例设置观农谒者，围着桑树丈量田地，劳扰百姓，罗研请求废除这种制度。只有善于教化的人，百姓才能受益；如果实行起来没有实效，百姓也会苦于这种制度。如果得到好的官员来劝谕，让百姓自己获得利益，从而欣然乐意遵从，那么天时可以利用，地利可以凭借，动植物都有顺遂的美好，纺织没有懈怠废弃的业，这样衣食的根本就充裕了，百姓就能永远享受安乐和利益了。

《礼记》

命令野虞出行巡视田野原野，为天子慰劳农夫、劝勉百姓，不要有人错过农时。命令司徒巡视县鄙，命令农夫勉力劳作，不要在都城休息。

给事中钟衡

臣谨按：食物是百姓的天，农业是食物的根本。先王念及农事非常重要，既在元旦向上帝祈求谷物，又亲自装载耒耜，率领公卿诸侯大夫，在帝籍田亲自耕作。又命令在城东郊外设田，以教导引导百姓。等到孟夏之月，田间的功事日益兴盛，百姓趋向田畴的，劳苦也加倍而至。天子在这个时候，难道不想亲自踏遍田垄，接近农夫并告诉他们农时不可错过，率领劳作不可懈怠，训诫他们民生在于勤劳，勤劳就不会匮乏吗？然而田园县鄙之间，势必要无法遍及。于是对外官命令野虞，对内官命令司徒。野虞熟悉田事，郊外田野原野之地，是适宜出行的；司徒职掌地官，郊内县鄙之地，是适宜巡视的。先前下令给百姓说：“凡你们农夫，各自抬起脚，各自从事耕作。土地不全部开垦，这就叫弃地；有禁止耕种却闲置的，有悬挂耜具不用的，这就叫废业。如果有禁止却由此产生的，用劳役来奖励他们的辛劳，用劝勉来促使他们建功，用勉励来激发他们的勤奋，警戒他们的懒惰。”凡像这样的，并不是喜好这样做劳苦之事。荀卿曾说：“赶上时节就劳作，错过时节就停止；老弱之力，可以让他们全部起来。”又说：“赶上时节的庄稼丰盛，错过时节的庄稼歉收。”那么时节可以错过吗？一个男子不耕种，或许就会有人挨饿，所以百姓没有职事的，要出夫家的赋税。那么可以让他们暂时在都城休息吗？力田之事在下，而督导百姓的责任在上。查考《周礼》，教导耕种则有遂人，巡视耕种则有遂师，检查农具、修明农政则有遂大夫；至于配合耦耕，以及督促农事而进行诛赏。先王为农业设置官员，既详细又周全。像这样，《月令》篇章中，则有野虞、司徒，以推崇奖赏劝勉的适宜。上下亲近，日日夜夜周旋于耰锄、袯襫之间，百姓没有不震动的，恭敬地从事农业。《诗经》说：“曾孙来了，带着妻子儿女给南亩送饭，田官见了很高兴。”上下亲爱之意，和蔼可见。又说：“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有何求？如何新畬？”则命令他们尽心劝课，情意更加诚挚。后世并非没有巡视农业的官员，但有的视为具文，有的无法宣扬上德的意旨，想要兴起田功而融洽民情，很难了。然而巡视劝课，使土地没有遗漏的利益，百姓没有遗漏的力气，日相习

译在勤勉劳作中，几乎忘记了督促率领的人，难道不在于真诚的心意是否流通吗！

译《礼记》

命令农夫努力耕作，不要在都城休息。

监察御史【臣】胡宝瑔

陈澔集说：“鼓励他们在田野中兴起劳作，禁止他们在都邑中休息，这都是担心他们耽误农时。”

【臣】恭敬地陈述：引导百姓的途径，在于致力于根本。只有根本充实充裕，百姓的生活才能一天天顺利，而庄稼粮食成为珍宝。他们自我供养的方法不会穷尽，这就是百姓是国家根本，粮食是百姓的天，所以开创繁衍滋长的开始，扩大富庶养育的源头，确实没有比农政更重要的了。农夫，是天下的根本。炎帝兴起耕种的教育，轩辕开创划井田的功绩。唐尧虞舜的时代，播种种植，百姓得以食粮，而万世永远依赖。至于《无逸》《豳风》以及《诗》《书》所记载的，谈论农事的非常详尽。三代圣王知道兴办教化、达成治理，政令在于养育百姓，而养育百姓的方法，一定以从事耕田、努力收获为第一要务。所以在耕作的时候，勤于劝勉互助，使他们尽力于原野而不休息于城邑，他们重视农业、珍视粮食的意思，没有比这更重的了。而《礼经》在孟夏之月，于是制定法令说：“命令农夫努力耕作，是劝勉他们服从勤劳。”说：“不要在都城休息，是告诫他们不要游荡懒惰。”劝勉与告诫共同致力于农职，于是更加详细。所以《周官》的制度，旅师视察耕种，遂师巡视野外，载师征收懒惰者的赋税，民县正评定赏罚，主管这件事的人每天与百姓在田野之间接触，督率奖劝的方法，可以说完备了。如果确实讲求明白并努力实行，以此教导百姓，难道还有爱惜自己力气的人吗？汉朝每次敕令有关部门以农业为要务，并且设置十三位大司农丞，每人负责一州，劝勉农业、考核种桑，天下安乐，户口极多。当时的循吏如龚遂、黄霸、召信臣、杜甫等人，都因为劝勉考核使得百姓殷实富足。唐朝选择见识通达的臣子，持节慰劳招引。宋朝也有农师、劝农使。元朝则分布劝农官，巡视郡邑，都是古代的遗风。大概天子亲自耕种帝藉田，已经率先天下，至于派遣谕令计吏，少府、水衡各自设置农官，而刺史巡视辖区，又再次在乡亭有劝勉，在车驾上装载锄耒，亲自除草收获于田垄，下面观察而感化，百姓自然知道勤劳。如果好的官员能通晓这个意思，而不把它视为形式，勤勉宣扬上德，亲自考核百姓，对于农事，难道只是小小的补救而已吗？况且天时有生发，地利有养育。天时不能没有失常，而地利的地势高低、土壤肥瘠，也各不相同，所以必须人的功夫尽到，那么天地的恩泽可以资助其有余，并且可以弥补其不足。所谓治理田地勤劳谨慎，那么每亩增加三升，不勤劳则减少，也是这样。其增减在于人的因素，不能以天时地利为借口，只贵在人能尽到自己的力量罢了。经文之所以勉力他们兴起劳作，禁止他们休息，是想要百姓致力于根本，确实足以作为后世谈论农政者的取法对象吗？

《礼记》

仲夏之月，音律应合蕤宾，君子斋戒，居处必定遮蔽身体，不要躁动，停止声色，不要进献女色，减少滋味，不要调和五味，节制嗜好欲望，安定心气。百官安静行事，不要刑罚，以此来安定阴气所成就的事物。

侍讲学士【臣】任启运

高诱说：“阴气萎蕤在下，像主人；阳气尊重像宾客。阴气开始在下兴起，阳气强盛覆盖在上面，所以争斗；争斗所以必须安静来安定它。”

郑康成说：“节制嗜好欲望，安定心气，微弱的阴气扶持精气，不可散失。晏安，阴称为安。”

孔颖达说：“君子指从人君以下到士人，斋戒是为了敬重萌生的阴气。居处不显露，又不躁动，是担心干扰阴气。歌乐华丽之事，是助长阴气，所以停止。既然停止声色，所以嫔妃不得进御。侍夕也是因为微弱的阴气开始发动，不可在阴事上有所举动。所有这些清静止息的事情，都是为了端正安定身体之中，安定阴气所成就的事物。”

方慤说：“停止声色，是想要视听专注，不要进御女色来解缓之时，担心摇动精气。减少滋味，不要调和五味，是担心昏乱意志。嗜好发于外，欲望动于内，都主宰于心。所以节制嗜好欲望，是用来安定心，气静事毋刑，是不想要动而有为。”

徐师曾说：“像这样，正是以天地之气，顺则和，和则招致吉祥，争则逆，逆则产生灾祸。所以谨慎于内外，都以端正安定，晏安阴气以至于成就，不让微弱的阴气侵入身体而产生疾病，侵入阳气以致灾祸，这是顺时致和的道理。”

【臣】恭敬地陈述：蕤宾的意义，是此时纯阳的德行正盛，微弱的阴气开始产生，似乎阳为主而阴为客。而先儒都说阴主而阳客，大概阴气已经产生而在内，那么在内者为主，而在外者为客，有必然的趋势了。《国语》说：“安静神人，献酬交酢。”大概阴的性质柔顺而善于处下，能顺能悦，阳见到它柔顺可亲，欢然酬酢，似乎相得之晚，而不知道由此以前，从复卦到临卦再到泰卦，然后是大壮、大壮之壮。像这样艰难，即使到了夬卦还诚信，号叫有危险；即使到了纯阳还“终日干干，夕惕若厉”。像这样艰难，才刚刚一遇到姤卦而《易》已经说“女壮”了。阴的壮大，像这样容易，所以古语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坠。”我们心理欲望的几微，贤奸进退的界限，国家治乱兴衰的缘故，都隐藏于至微之处，迁移于不觉之中。

译这非常危险，非常令人恐惧。君子凭借内心的一中和之气，确立天地的秩序，化育万物，其关键不外乎“斋戒”二字所能概括的。所谓“斋”，是指心境澄澈虚明，没有任何事物能扰乱我的安宁；所谓“戒”，是指警惕戒惧，没有片刻敢随意懈怠或违背。《月令》在仲冬和仲夏两次提到“斋戒”。仲冬是阳气初生的时候，这就是所说的“在复卦中看到天地之心”；仲夏是阴气初生的时候，这就是所说的“在姤卦中看到柔顺遭遇刚强”。君子在没人看见时保持警惕，在没人听见时保持恐惧，什么时候不斋戒？什么地方不斋戒？而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两次，是因为这是阴阳变化的起始，也是善恶萌发的关键。《中庸》说：“没有比隐蔽处更明显的，没有比细微处更显著的。”所以君子一定要在独处时谨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在仲冬说要“去除声色，禁止嗜欲”，在仲夏说要“停止声色，节制嗜欲”，似乎对于不必完全去除、禁止的东西，并不是宽纵它们。这是因为此时乾德（阳气）正盛，阳气方兴未艾。太阳到了正午就会偏斜，但此时还未见其偏斜；月亮圆满就会亏缺，但此时还未见其亏缺。如果突然告诉人们声色必须去除，嗜欲必须禁止，似乎不合人情。然而说“停止”说“节制”，已经像是受到惊吓而警戒的样子，言辞看似宽缓，但用意却十分深切。因为天地的道理，有阳就不能没有阴，而这些耳目口鼻的欲望，也是人不能没有的。然而天命的道理藏在心中，而耳目口鼻的欲望乘着气机而动，心与气结合构成了身体，心是气的主帅，气是身体的充实，而身体是天下国家的根本。心足以统帅气，就足以约束身体，那么治理天下国家的根本就确立了。所以安定我的心，是为了安定我的气；安定我的气，是为了安顿我的身体。现在心，是万物的镜子，万事的权衡。镜子空明而后万物无不映照。微尘聚集在上面，镜子就不再空明了。权衡空虚而后万事无不公平。燥湿变化影响了它，权衡就不再空虚了。声色、嗜欲、滋味，都是用来蒙尘我的镜子、移动我的权衡的。偶尔一次接触，说这有什么伤害？确实没有伤害。偶尔一次快意，说这有什么危害？确实没有危害。好比巨大的熔炉里放一点雪，难道担心它会熄灭？好比巨大的树木上加一斧头，难道害怕它会折断？然而不能不恐惧。姤卦，是微阴的起始。《易经》说“女壮”，坤卦初六说“履霜，坚冰至，阴始凝也”，阴气刚开始凝结时是非常危险的。《诗经》说“看那雨雪，先聚集的是霰”，对先聚集的霰是非常恐惧的。渐渐地，悦耳的声音接连而来，渐渐地，悦目的色彩接踵而至，渐渐地，适口的滋味纷纷聚集。我在这种情况下能不滞留吗？能不随物转化而被外物同化吗？所以说“停止，危险在于不能再停止”，“节制，危险在于不能再节制”。更何况声音的到来必有推进声音的人，色彩的到来必有推进色彩的人，滋味的到来必有供给滋味的人。他们一定会争辩说：“这有什么伤害？这有什么危害？”而且一定会说：“不这样不足以怡情适性，从而爱护保养身体。”不这样爱护保养身体，哪里能得到精神来治理家国天下的繁重事务？天下国家的重任，所谓“言辞甘甜，内心苦涩”的，不可不仔细考察。因为阴的性质善于向下，好像最有礼节的莫过于它；它的作用柔和，好像最顺从我意的莫过于它。然而起初窥探我的欲望，继而满足我的欲望，再继而迎合我的欲望，于是嗜欲就再也无法节制了。更何况阴气得逞其志，并且借助阳气的势力，窃取阳气的权力，渐渐地就到了坚冰至的地步！君子斋戒，对于声色的到来惊惧好像受到惊吓，说：“这是砍伐性命的斧斤吗？”对于滋味的到来警惕好像感到恐惧，说：“这是安逸的毒药吗？”常以道心作为我身体的主宰，而人心因气机而动的部分都退居听从，那么阴阳不至于争斗，而生机常存，命运就由自己确立了。至于百官也告诫以静事而不用刑罚，大概是因为天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易经》说“吉凶悔吝产生于行动”，《诗经》说“不犯错不遗忘，遵循旧有的规章”，《尚书》说“遵循你祖先所行的道路”。大概阳主动，阴主静，阳动而妄为，那么阴邪就会乘虚而入而发作。所以凡是国家多事，没有不是由于喜欢多事造成的。所谓“不用刑罚”，是因为阳为德，阴为刑。董仲舒说阳常居盛夏，以生育长养为功；阴常居严冬，积聚在空虚不用的地方。这显示出上天任用德而不任用刑。这样就能涵养我身体的太和之气，并涵养天下于太和之中，那么阴气的生长不仅不足以危害阳气，反而足以辅助阳气。君子之所以能达到中和而确立天地、化育万物，其道大概不外乎此。这样乾德统领天，阴气虽然渐渐增长，但阴气只足以作为阳气的辅助，不敢成为阳气的敌对。《丰卦》的彖辞说：“王到达那里，不要忧虑，适宜像日中一样。”孔子说：“王到达那里，崇尚大。”意思是王者崇尚阳的大，那么阳就常为主宰。不要忧虑，适宜像日中一样，意思是适宜照耀天下。说王心无欲，常像日中一样，那么中天的治理，将会万世无疆了。

译《礼记》

君子斋戒时，居处必定遮蔽身体，不躁动不停止，不接近声色，饮食清淡不追求美味调和，节制嗜好欲望，安定心气，百官肃静，行事不违刑律，以此来安定阴气所成就的（状态）。

检讨【臣】程恂

郑康成注说：“微弱的阴气扶持精气，不可使其散失，晏安就是安。阴被称为安。”孔颖达疏说：“斋戒是为了恭敬地萌发阴气，从斋戒到无刑，都是清净止息的事情，用来正定身中安阴所成就的【臣】谨按【臣】听说天有六气，而阴阳是根本。春生，夏长，这是阳。阳极于午中，一阴于是产生。十二辟卦以姤卦对应夏至六日七分。董仲舒说：“阳得到阴的辅助以成功，如果阴潜伏在下面，而适时出来辅助阳，那么从夏至六日七分开始。”用天地之气来验证：春天和煦之气在外，而地中尚温；夏天炎热之气在外，而地中开始寒冷。然而必定是阴生于中，然后阳极于外。所以夏至十五日温风至，又十日土地湿润暑气盛。传曰：“夏无伏阴，是说阴气向上搏击，这样阳气就完全通达了。”现在人的身体就是一个小天地，冬天脉象坚实，夏天脉象洪大。中虚，是阴生于中的象征。阴的性质是静的，而它刚产生时是柔弱的。静就可以扶持阳的精气并种植其根基。柔就抵挡不住嗜好欲望的攻击，而趋向消亡散失。所以要让阴适时出来辅助阳而有功，必须先廉洁固守、节制吝啬，来保护这萌发的阴气，使它日渐收敛聚集充实，然后才能与阳相合而成为辅助。因此《月令》中仲夏之月详细列举君子斋戒的事情，比仲冬还要详细【臣】推绎郑注的意思：“微弱的精气产生，用来扶持阳精，所以不可让它散失。”阴被称为安，就像阳被称为壮一样。又推绎孔疏解释经文的意思：居处不显露，又不躁动，是怕干扰阴气。歌舞华丽之事，有助于阴的静，所以停止它们。女御不进，微阴刚开始动，不可在阴事上有所举动。从斋戒到无刑，都是清静止息的事情，所以正定身中安阴所成就的而已。阴所成就的，指的是阳。元臣吴澄也说：“内而遮蔽身体，外而静处事务，都是顺时保养，来安定初生微弱的阴气，使它逐渐完成而没有亏损伤害，就是这样。”陈澔主张扶阳抑阴的说法，认为夏至的阴还是微阴，微弱则盛阳不会达到很伤害的地步，所以只说节制嗜好欲望。冬至的阴是盛阴，盛则微阳应当好好保护，所以直接说禁止嗜好欲望。他的说法似乎牵强。又说：“夏至举行阴事，那就是助阴抑阳了，所以停止静止不行动，来防备阴疾。”这是说阴气虽然微弱，总不应当辅助，这不是礼的本意了。《月令》的意思，正是说夏至，微阴初萌，感应阳而生，得到阴而成。圣人在这里恭敬地萌发阴气，使它正定于中，来辅助阳而成功，不是助阴抑阳，助阴就是助阳。知道仲冬之月，斋戒遮蔽身体等事，都是为了安养微阳，那么仲夏之月，斋戒以下略无不同文字，它是为了恭敬地萌发阴气，又无疑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阴阳的精气互相藏于各自的居所，阴阳之气循环交替到来。以人的身体来说，血属阴而气属阳，交相滋养互相养护，就和谐通畅而长寿，没有偏轻偏重的分别。又如六腑属阳而五脏属阴，阴的性质容易亏损，难于充盈，尤其以滋养生息为贵，怎么可以用助阴抑阳来指责它呢？再如姤卦的彖辞，以勿用取女，明确显示抑阴的意思，而圣人论述卦的体例，则说“天地相遇，品物咸章”，终究不是助阴而抑阳。《月令》仲冬、仲夏都说“阴阳争”，也说“阴方盛而阳欲起，阳方盛而阴欲起”罢了。阳极阴生，也就是品物咸章的意思，这与履霜的警惕、金柅的警戒，同归而殊途，应当在法象的自然中寻求而得到它。饮食滋味、辨别声音、穿着色彩，是圣人与常人相同的地方；顺应时中，节制它们，是圣人应合天道的地方。那么斋戒来神明其德的，是圣人事天的全部功夫，而《月令》唯独在二至记载其文，正是因为在阴阳萌动之初，应当正定来安养它【臣】反复研读诸儒的义疏，私下认为郑康成、孔颖达、吴澄的说法符合礼的本意。

《礼记》

天子于是与公卿大夫共同整顿国家典章，讨论时令，以等待来年的适宜措施。

编修【臣】罗暹春

【臣】谨按《月令》一书，是王者因循天道的制度。在季冬之月，谆谆告诫国家典章时令，大概事情必定在事前筹划，政令必定在施政之初谋划。那些因时而制宜的，正是他们体察天道而出治的方法。日月往来，天健行而不已，原本有日新的趋势。圣人效法它，生的因它而生，成的因它而成。有一个时代就有一个时代的政令，虽然政令已经施行，而事先图谋筹划，又何尝不兢兢业业以求其后来的适宜呢？季冬之月，年将更始，那些在一年中经营的，固然已经宣告成功；而来年或许有不同的，不可不在季冬审慎考察。经文所说的国典，就是《周礼》所说的六典。治典，是冢宰的职责；教典，是司徒的职责；礼典，是宗伯的职责

译职分；政典是司马的职责；刑典是司寇的职责；事典是司空的职责。那些治理国家的纲领，达成治世的条目，无不完备齐备。所依赖的，是君主垂衣拱手掌握其关键，来运转它。然而民事参差不齐，其中有的繁杂有的简略，必须调和并整顿它，那么来年所颁布的政令，才能推行而各自得当。这是人事各不相同的缘故。所谓时令，天体向左旋转，一天一周而经过一度，太阳运行稍慢，月亮运行更慢，其中参差不齐而不一致的情况，固然年年都是如此，是由积累而造成的。而在季冬之月必定有讨论它的原因，大概是因为来年的时令各不相同，那么来年的冷暖也就不同。冷暖既已不同，那么农事的先后，以及政令的缓急，又应当详细考察并审定。这又是因为天时的不同而斟酌以待的缘故。既然如此，那么寒暑推移变化，是天道化生万物的功效；自强不息，是圣人效法天道的运用。当四季已经形成的时候，仍然与公卿大夫详细探求，思考用来应对的方法。那么天时在上运转，人事在下推行，来年用来治理国家、管理万民的方法，固然已经纲举目张，而政令没有不建立的，治世没有不成功的，上下合流，而没有丝毫未尽的遗憾了。臣所以说：《月令》这本书，是王者顺应天时的制度。

译《礼记》

圣人参赞于天地，并列于鬼神，以此来治理政事。安处于天地鬼神所存之处，这是礼的秩序。玩味于天地鬼神所乐之事，这是百姓的治理。所以天产生四时，地产生财物，人由父亲所生，由老师所教。这四者，君主以正道加以运用。所以君主，是立于没有过错的地位上的。

监察御史【臣】周祖荣

陈澔说：这是承接上一章所说的关于政事的内容。

【臣】谨按：鬼神是天地功用的体现，是造化留下的痕迹。君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万民为子，鬼神作为其凭依。气机之间默然感应，根源于性命，而礼乐富教，则是其显化的表现。上一章说政事本源于天，就是董仲舒“道的大原出于天”的意思。这一章说天德与王道本同条而共贯。天与地相配，其增益没有定方，降生于民，就有恒常的性。圣人诚实地执守中道，作为尽性至命的根本，由此穷尽人物之性，致人物之命，从而成就中位，并列而为三。将其铺展为政事，凡是仁义兴起，制度也极其变化而不可测度。但都是从祖庙、山川、五祀推演而来。《易经》说：“成就变化而运行鬼神。”又说：“知道变化之道的人，大概就知道神所做的事了吧？”由此看来，圣人比拟并列鬼神，正是为了参赞天地。这大概是持守政事的根本，善于政事的运用，而使之纲纪灿烂陈列，以能够协调宗子之任，阴阳之职。天子建立中和的准则，必定以礼乐为首务。因为天地鬼神所存之处，上下设立其形象，幽明鼓动其机枢。那包罗万象而不可遗漏的，一经礼之三百条；那散见而不可具象的，一曲礼之三千条。圣人明察地处理它们，那么所经过的地方就会教化，而等级分明，恩泽秩然有序而不混乱。天地鬼神所乐之处，交泰协调其功，契合默契其化。那洋溢而显发仁德的，是万民得以生存；那保合而藏于用处的，是万民回复本性。圣人默然地玩味它们，那么所存的就是神妙，而安抚来者、感动和畅，自然都能通达。这是富教之任所由起的缘由，而其关键大概自有根本。那四时运化，是天所生的；百货流行，是地所生的。人也资始于天，资生于地，而父亲实际生养了他。人也应当效法天，效法地，而老师实际教导了他。只有君主承受天覆地载的责任，以天下赤子为父，以万世屯防为师。稍有偏私，治道就会欠缺，所以王道以正为主。政就是正，诚实地得其正而运用它，那么我的心正，而天地的心也正；我的心正，而气顺，而天地的气也顺。由此以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民所为，裁剪成就辅助相成，以左右百姓，养生送死，而教学明伦，这些都成为鬼神默然契合的。又有什么不能达到极致的呢？虽然如此，超过中道的必定失去正，追求近功速效都是过，而失去中，不是纯王的上理。所以王道大中而至正，中是没有过与不及的名分。凡是处事得其正，必定由于不偏不倚，能用其中，才立于无过之地，而能够建立皇极。这不仅仅是谨慎自身减少过错的意思。《中庸》所说的“中”，其义理详细了。至于王天下有三重，归于建立于天地而不违背，质问于鬼神而没有疑问，乾九五的刚健中正，是大人之学。孔子称赞其与天地合其德，与鬼神合其吉凶，由此知道议礼制度考文，就是此治政而处所存玩所乐的意思。乾九五的中正，就是此以正用而立于无过的意思。合而观之，大概可见王道的极则了吧。

《礼记》

行动则左史记录言语，言语则右史记录行动。

侍讲【臣】彭启丰

延平周谞说：“天子对于事务，是无为的；而他有所作为的，只是言语和行动罢了。”

【臣】谨按：《周官》有左右史，记录其言语和事务，大概是现在起居注的本源。汉武帝有禁中起居，后汉撰写明帝起居注。从魏到晋，则由著作郎掌管。唐代《六典》有起居郎二人，上掌管天子的动作法度，以修记事之史，隶属于门下省；又有起居舍人二人，上掌管天子的制诰德音，以修纪言之史，隶属于中书省。宋代沿袭唐代制度，起居郎与舍人都不掌管本省事务，而掌管职事的人自号修起居注，共二人。朝会时对立於香案前，平常日子则轮流值班于崇政、迩英殿。明代初年起居注为专官，隆庆、万历以后才归于史官，至今沿袭。人君的行动是世道的表率，言语是世法的准则，当他端坐南面，心中无为，以守至正，本来不需要等待监史箴规，而后心存警惕。然而自从盘铭说“日新”，丹书陈“敬胜”，盛世则有《卷阿》的矢音，衰世则有《祈招》的进谏，窥伺其起居，编入简牍，不仅仅是夸耀记载的详备而已。唐代臣子杜正伦说：“我的职责应当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我的愚直。如果一言违背道理，那么千载累及圣德，不只是当今损害百姓。”由此思考，从动作燕闲，以至班朝莅官，既担心因怠忽偶萌者淆乱宥密之原，又忧虑有非礼勿籍者为盛德之累。

译这也就是自古以来设置监修、佐理史官的深意所在。过去贞观年间的注记号称完备，唐太宗想要查看记录了什么事情，褚遂良不给他看，君主英明、臣子正直，从这里可以鉴察。自从唐宋以来，慎重地选拔这类人才，所谓应当任用第一流的人，难道只是充数而已吗？亲近圣上的德音，陪侍于经筵讲席，常常希望圣心清澈明净，始终如一，王道得以充实，日益兴盛、月月更新。凡是言行中的美好德行，鲜明地与日月一样昭著，而足以垂示千秋的常道训诫，那么执笔记录的光荣，就是遭遇盛世的最大幸运了。向内反省臣子的心志，只以日夜不懈怠的诚意来感动圣上，就事论事地陈述意见，希望像古人那样兼任谏院的职务，并发扬拾遗补阙的忠诚，而不只是空有撰述的名义罢了。《礼记》

译行动时，左史记录；言语时，右史记录。

编修臣程景伊

臣谨按：礼仪三百条，都垂范于自身的修养；而《玉藻》这一篇，尤其对言语行动要求严格。凡是尊贵地居于人之上，人们的视效都与之相关；地位处于道德的根本，人们的听看都与之联系。必须做到丝毫不错误，才能声望与威望同时隆盛。然而崇高之位确实多有自便的隐患，而圣哲也有无心的过失。有时仪容偶然失当，那么一皱眉一笑，就会传播到四方；有时风气防范出现微小过失，那么如绋如纶（指诏令文书），就会传到千里之外。鹤鸣于野，声音传得很远，既有实质内容就完全彰显；草随风倒伏，其机制非常迅速。正因为尊崇的地位无人能抗衡，所以瑕疵常常滋生。与其给将来留下悔恨，不如在事情未发生前设置防范。于是考察往代典籍，特别设置专职官员，分左分右各自承担职责，将言语行动一并记录在简册上。沿袭下来没有废止，自古至今都是如此。考察经文，并非没有深意。大概是因为通过他人来警戒自己，那么法宫中的抑制警戒必然深刻；通过规范外在来涵养内在，那么圣性的中和更加美好。凡是难以用笔墨记载的，自然就不会在行为中蹈袭。这确实是用来在无形中消除过错，在征兆未现时堵塞违逆的方法。与等到风声已经显著，才进行白简（御史弹劾文书）的争辩；形迹已经形成，才开始在朝廷上谏诤。这两者在做事上有先后之别，在用力上有顺逆之殊。这确实是帝王身边的良好规制，实在是古今的善制。臣恭敬地诵读其辞，深思其防范。私下认为，控制行动的道理，在于未行动之时；在看不见听不到的时刻保持戒惧，那么以恭敬端正内心，行动的源头就清澈了。谨慎言语的道理，在于未言语之时；在无声无臭的环境中斋戒，那么意志能驾驭气息，言语的根本就端正了。这是操持存养的方法，虽然不一定完全依赖臣子的职责；但检制防范的力量，确实足以大大帮助帝王的修养。其大端可以简要列举而知，但要义必须推究详明才能显现。从前宋朝臣子范祖禹曾说：“君主的一言一动，如同神灵在上方监视，质正者在旁边审视，这样就可以常享天下的供奉。”大概是爱戴君主的情意深厚，常常担忧明圣之君偶尔有亏；而进献日光的愚诚，不觉刍荛（草野之人）的意见非常浅陋。恭敬地仿效盘盂上的告诫，恭敬地陈述左右的铭文。深知将微末的光照在前面的典籍上，烛光有限；只是以小草表达微忱，像葵花向阳一样无穷无尽。铭文说：“端庄的帝王之身，是下土的典范。端正冠冕垂下衣裳，臣民仰望至极。庄重恭敬，四方以此为准则。谨慎你的起居，防止有不整肃之处。凡是行动的道理，贵在合乎时宜。细微之处稍一放纵，灾祸就随之而来。遥想那些哲王，兢兢业业自我持守。设立左史，掌管记载。不要说我是圣人，行动没有不吉利的。从前有话说，一人三次失误。不要说我是尊贵，行动就随心意。居于高处”可畏如履薄冰，面对深邃的宫室，深重的大门，幽深之处是圣人居住的地方，庄严如同朝廷。杜绝那些非分的几案，谨慎这些宴饮谈笑。大庭赫奕，前殿尊严。圣人踏足其上，常怀抱谦虚，端正衣领。尊重你的视看，玉饰翠华，入宫出宫都有警戒。如果不是合适的时机，不驱车驰骋。星旗云盖，析羽垂旄。如果不是合适的事情，不游玩遨游。确实能合乎时宜，动容合乎礼仪，如玉如金，可效法可记载。这是希望不要书写，书写了就是盛美。恭敬地为此作铭，敢告左史【以上左铭】

浩荡的圣谋，通过纶綍（诏令）来宣示民众的听闻，不远不近，争相传布禁止躁妄，于是保持静专。非礼非法，舍弃说不要这样。发出好恶兴起战争，没有不是出于口，易经的告诫昭彰。括囊无咎，宣圣（孔子）有训，言语无所苟且。古代哲王，言语记录在右史，宁可崇尚简略，不要崇尚繁多。因为繁多就会败坏，即使后悔又如何？宁可崇尚质朴，不要崇尚繁缛。因为繁缛就会支离，招致过失无法赎救。细微之处如同广厦，宣谕臣僚众官，都在屏息朝见，谨慎你的出言。德音非常昭著，凤诏鸾书，播告天下，万国承流，且歌且舞。敬重这涣汗（诏令），声教得以普及。宽严互相引导，贵在得中，不要因喜怒而扰乱法度。前后敷陈，义理应当划一，不要因烦多而分歧出处。谨慎这些以往，钦哉！训辞十行一札，没有不可思量的，传给后代，典诰同垂。右史记住，葑菲（泛指野菜，比喻微贱之物）无遗漏【以上右铭】

礼记

知道类别通达事理，坚强自立而不违背正道，称为大成。这样之后才足以教化民众改变风俗，近处的人信服而远处的人归附。

编修臣邱柱

臣谨按：天下有人才，然后有治绩；有学术，然后有人才。朝廷每天求贤来施行治理，而士人常常不足以符合所求。大概是学术疏浅，而他们所持有的没有具备。这是在教育上没有得到正确的方法罢了。古代圣王教育士人的方法，《周礼》《王制》记载得很完备了。《学记》又叙述其节次，而归结于大成说：“知道类别通达事理，坚强自立而不违背。”这话多么切中要害啊！如今百家九流，偏长曲艺，都必须学习，专攻很久，然后才能成就其事业。何况治理国家的人，礼乐兵刑，田户赋役之类，事情非常繁杂，而关系非常重大，这难道可以用平时没有学习的人来尝试吗？圣门如子羔，孔子还担心他没有学习，确实是谨慎啊。曾巩曾说：“古代的人，天地事物的变化，古今治乱的道理，至于损益废置，先后始终的要领，无所不知。他在堂户之上，而四海的事业，万世的防备，都能得到。”这就是所谓的“知道类别通达事理”吗

译虽然如此，天下也有那些能言善辩的人，一旦亲身承担重任，却迟疑顾虑，而一筹莫展。朱子说：“有所偏爱而不肯做的，是私心；有所畏惧而不敢做的，也是私心。”古代的君子，对于天下的事务，了解透彻而不迷惑，担当起来绰绰有余，于是急切地把握时机，勇敢地去做。大概只有“坚强自立而不退缩”，然后才能获得“知类通达”的实际效用。所以说这是“大成”。由此登上朝廷，授予官职，遇到一件事就能心中明白其道理，发布一道命令官吏就信服其明察。我施加给百姓的政令，有切中要害、解决难题的能力；百姓感念于我，有像回声应和、影子跟随那样的快乐。所以说“教化百姓、改变风俗，使近处的人信服、远处的人归附”。这是事情反复验证而立即见效的。三代以后，教育士人的方法逐渐疏漏，而做学问的人还能切合当时的实务，所以两汉唐宋时期，在野时是通儒，出仕时是名臣的人，历代都不缺乏，被记载在史册中。等到士人的风气更加卑下，竞相趋向于辞章文艺，而学术便不堪问津了。诗书礼乐，仅仅沿袭其空洞的糟粕之言；钱粮簿册，众人嘲笑为世俗的俗务。等到他们考中一个功名，授予一个官职，刑法案件文书，映入眼帘却茫然无知。即使偶尔有才能见识异于众人的，也只是奉行成法，只要没有大过错，就满足了。哪里还能指望他们教化百姓、改变风俗呢？马端临说：“所教的不是所用的，所用的不是所教的。”大概儒术衰败，而吏治没有能够治理好的，是自然的道理。三代以后，教育士人做得好的，没有比得上宋代胡瑗的经义、治事两斋。经义斋，选择通达而有器量的人居住；治事斋，每人各专治一事，又兼治一事，这两者正是“知类通达”的遗意。然而实行这种方法的人，不追求虚名，而务求其实。如果真的从国学开始，推广到地方学校，慎重选择师长，严格制定科条，按时考核，就以此作为晋升的依据。将会看到天下人向往风教，争相磨砺自己的学术以用于世，还担心人才不广泛，而治绩不能达到理想的境界吗？

译《礼记》

大学开始施教时，学生穿着皮弁礼服，用蔬菜祭祀先师，这是表示对大道的恭敬。在夜晚练习《小雅》中的三篇诗歌，这是为了确立他们未来为官的志向。刚入学时，击鼓并打开书箱，这是为了使他们的学业态度谦逊恭顺。

检讨【臣】李金台

【臣】恭敬地陈述：君王面南而治理天下，没有不把教化作为首要任务的。在郡县设立庠序来教化百姓，在国都设立大学来教化国人。确实是因为师道确立了，善良的人就会增多，从而逐渐用仁德浸润百姓，用义理摩擦感化百姓，人才得以成就，风俗也就变得美好了。因此，学校是贤士所关联的地方，是王政的根本源头。圣明的君王兴办大学来培养天下的士人，之所以尊崇道德技艺并激励心志，是从入学之初就端正了方向。《学记》中说：“穿着皮弁礼服，用蔬菜祭祀，这是表示对大道的恭敬。”祭祀使用蔬菜，欧阳修认为是弟子拜见老师时所带的见面礼。我私下认为，菜就是苹藻之类，取其洁净之意，表示学者应当使心志清明纯洁。至于“在夜晚练习《小雅》三篇，确立其为官的志向”，旧注认为这是用居官受任的美好前景，来诱导比喻他们最初的志向。有人怀疑初学之时，不应当用功利的说法来诱导。殊不知“诱导比喻”的意思，朱子说圣人教导人，一开始就要让他有所作为。入学之初，就教导他们成为忠臣孝子、嘉宾贤臣，所以用这三首诗让他们抑扬反复地吟诵，玩味其中的音律趣味，以激发他们劝勉效法的念头。又担心那种亢奋严厉的气性，不利于从事学习，所以在入学时击鼓来发出箱中的典籍。大概鼓声喧哗以动员众人，又能消除人高傲的心气，使他们有谦逊进入学习的志向。这就是《说命》中所说的“只有学习才能使心志谦逊”的意思。先王设立学校，重视开始阶段，而鼓舞激励的方法多种多样，都是为了将他们纳入正轨，用风雅来润泽他们，使得他们登上朝廷并被授予职事时，没有不各尽其分的。因此人才得以成就，公卿大夫及列士的选拔，没有不得到合适的人选。这就是学校作为政事的根本、道德的归宿，不可以一天废弃的原因。吕祖谦的话说得好：“设立学校，不是为了供养士人的贫困，也不是为了聚集同类而练习文辞。侍奉父母、侍奉君主，应当以什么为法则？仰慕贤人、仰慕圣人，应当从哪个门径进入？道德性命的界限，应当如何阐明？治乱兴衰的原因，应当通过什么途径通达？考察古代作为得失的鉴戒，验证当今作为因循变革的适宜。这是士人应当用心的地方。”从前汉朝崇尚儒术，贾谊、董仲舒、匡衡、刘向等人，都因为经学精深而成为儒臣的冠首。其余如文翁的教化，显现在成都；延寿的教化，显现在颍川；都能用经术来修饰吏治。后来隐居的士人，如王烈从仲弓那里受经，郭泰在太学中显露才华，有的用德行感化乡人，有的用风节激励同辈，也不失为经明行修的英才。那么人才的成就、风俗的美好，固然是劝学造士的明显效验，而唐虞时代教化贵族子弟、成周时代辟雍的教化，都可以由此进一步探求了。

《礼记》

大学的教学方法，在过错发生之前就加以禁止叫做预防，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教导叫做及时，不超越阶段而施教叫做循序渐进，互相观察而取善叫做切磋。这四点，是教育得以兴盛的原因。

编修【臣】宋邦绥

孔颖达说：“这一节论述教育得法则教育就能兴盛。”

【臣】恭敬地陈述：圣明的君王在上，想要尽天下之士，而陶冶成就他们的道德技艺，以兴起他们的行为，其意图极其深远，而道理大概有所在。选取优秀的人才，加以培养，在国都设立辟雍，向下直到党庠术序，无处不是学者，因此一时人才茂盛兴起，而朝廷得以收用。然而学校既已设立，至于教导的方法，又不可不详细讲求而完备制定。必须完备且详细，然后施教者有所施行，学习者有所遵循。等到取得成功，文质彬彬，郁郁葱葱，没有不是才具完备而器识通达的。《易经》说：“先王以教化思虑无穷。”董仲舒说：“在邑设立庠序来教化，在国设立太学来教化，而钟鼓管弦的声音四处通达，这就是这种志向。”至于论述教导的方法，最为详细完备的，没有比得上《学记》的文章了。其中言辞说：“在过错发生之前就加以禁止叫做预防，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叫做及时，不超越阶段而施教叫做循序渐进，互相观察取善叫做切磋。”多么精妙的论述啊！大概人性都是善的，而气质不能不偏颇，偏颇者所发出的行为往往违背大道而触犯本性，所以必须在未发之前就禁止它，并为之制定防范。《易经》所说的“阉割公猪的牙齿”，杨雄所说的“加固小牛犊的角”，都必须在开始时加以制约，使他们有所不敢，因此驯服伏贴，久而久之就安定了，那么习惯与本性相合，这就是圣人预防以培养正气、防范邪恶保存诚意的根本。万物没有不有时机的，而学者的功夫有精粗浅深的不同，时机未到，如果强行告诉他深奥的道理，他也不能理解；即使想告诉他精微的道理，他也不知道。《传》说：“圣人不超前于时机，也不落后于时机。”《管子》说：“时机未到，不可强行成功。”现在耕种的人在春天耕种，除草的人在夏天除草，假如冬天耕种，春天除草，即使是后稷那样的神明，也不能成就庄稼，所以时机不可不讲求，而施教者对于学者尤其必须把握时机。学者的弊病，又常常在于心志想要速成，而天下本来就没有速成的学问。《尚书》说：“如果要登高必须从低处开始，如果要远行必须从近处开始。”《礼记》说：“不学习操缦，就不能安于琴弦；不学习博依，就不能安于诗歌；不学习杂

译“服，不能安礼。”这是说进德修业必须有一定的次序。如果失去了这个次序，那么节度必然违背，节度违背而学习的功效就会紊乱，功效紊乱而想要学习有所成就，那就难了。《易经》巽卦说：“微而善入。”《说命》说：“只有学习时谦逊其志，务必及时勤勉，不超越节度而施教，这才叫做顺。”《易经》说：“两泽相连为兑卦，君子因此与朋友讲习。”《诗经》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所谓互相观察而各有所益，大概就是从这些地方有所取法的。《管子》论述编栈时说：“用直木去矫正曲木，那么直木就没有用武之地了；用曲木去矫正直木，那么曲木也没有用武之地了。”事物互相规劝补益叫做“摩”，大概人必须互相观察而后善恶才能显现，必须互相切磋而后才能去除不善从而达到善。以上这四点，教育人的方法已经完备了。所以古代的人才都出自太学，而国家收用他们的人常常很多。如果真的推广实行，从国子学一直到四方州县的学宫，凡是教育士人的都以这个为标准，将会看到人才完备、德行具足而济济一堂有所成就，《菁莪》《棫朴》那样的盛况遍布天下了。

译《御览经史讲义》卷二十二

子部，儒家类，《御览经史讲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览经史讲义》卷二十三

《礼记》

伟大的音乐与天地和谐相通，伟大的礼仪与天地节律相合。

检讨臣吴泰

孔颖达说：“天地之气和谐，从而化生万物。伟大音乐的本质，顺应阴阳律吕，化生养育万物，这就是与天地同和。天地的形体，有高低大小的界限。伟大的礼仪区分尊卑贵贱，与天地相似，这就是与天地同节。”

黄裳说：“伟大的音乐达成和谐，伟大的礼仪达成中正。天地对于万物，以和气化生，以节律成就。而先王的伟大音乐、伟大礼仪，辅助天地的化育，所以与天地同其和，同其节。”

臣谨按：帝王治理天下，功业成就便制作音乐，治理安定便制定礼仪。音乐用来调和民众的声音，使他们合于仁爱而流通精神；礼仪用来节制民众的心意，使他们合于恭敬而经纬秩序。礼仪和音乐是治理国家的根本。然而制定礼仪和音乐的虽是帝王，但其本源则来自天地。天地之气与万物交融而达成和谐，和谐便产生声音，流动不息，合同而化，于是伟大的音乐兴起。天地之气与万物区分而确立节律，节律便形成形体，天高地低，万物各异，于是伟大的礼仪施行。这和谐与节律的根本在于天地，原本根极于心性之细微；而和谐与节律体现于礼仪和音乐，则符合简易深奥的蕴义。因此，律吕相协调而四季顺遂，万物生长，是与天地同和；等级威严有区别而百事昌盛，百姓安宁，是与天地同节。与天地同和，所以清淡而不伤害，和谐而不放纵，四海之内，欣喜欢爱之心油然而生，人们都懂得亲近自己的亲人。与天地同节，所以恩泽分明而君臣确定，卑高陈列而贵贱各安其位，四海之内，庄敬恭顺之心肃然而生，人们都懂得尊敬自己的尊者。大概天地的和谐与节律不可见，而在时物运行、寒暑往来中，那有情有文而无偏无私的现象，都是自然的礼仪和音乐。圣人制作音乐，以宣畅和谐之心，顺成节律之序，显验于民众万物，而精微通达于神明。正因为它们同出于一个本源，所以能暗中沟通于天地。孔子说：“为民父母的人，必须通达礼仪和音乐的本源，以达到五至而行三无。”《礼记》说：“了解礼仪和音乐的情理，能阐述……”张载也说：“不闻性与天道而能制礼作乐的，是末流。”那么，制礼作乐的人，必定有圣人的德行，居天子的地位。只有圣人道高德厚，天命深厚，培养爱敬的根本，笃实爱敬的施予，达成一心之和谐，才能与天地同和；达成一心之中正，才能与天地同节。这就是《易经》所说的“裁成天地之道，辅助天地之宜”；这就是《中庸》所说的“辅助天地的化育”；这就是《礼记》所说的“大人举用礼仪音乐，天地将为之昭明”。难道不是本着性命的真谛，建立中和的极致，而兼总条理贯穿，才能使宇宙之间恩明义美，而上下与天地同流吗？总之，礼仪和音乐的学说，关乎人情。人情，是圣王的田地。修习礼仪以耕种，播扬音乐以安定，所以统一民心而推行治道的关键，就在这里。因此尧、舜、禹、汤、文、武的治理，超越百王而首出，兴起千古而独盛，无非基于这两者。因此面南而立，天下就太平了。

《礼记》

君子回归真情以调和心志，比照类别以成就品行。奸邪的声音和混乱的色彩，不留在耳目的聪明；淫靡的音乐和邪恶的礼仪，不接触心术。懈怠傲慢、邪僻不正的气息，不施加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智、百体，都顺从正道以践行道义。

监察御史臣霍备

陈澔说：反情，是恢复其性情的正理。情不失其正，则心志无不和谐。比类，是区分善恶的类别。不进入恶的类别，则品行无不成全。说：不留，不接，不设。如同《论语》中的四勿，都是反情。比照类别的事如此，则百体听从命令，而与道义相比并。臣谨按：理蕴含于性，而性具备于心，情是性的发动。性无不善，而情或许混杂形气的私欲。志是心的所向，心若不存，而志或许违背中正的准则，这体现在行为上，就不能只有善而没有恶了。然而此心本体的明察自在，则其为善的类别与恶的类别，自然分明。君子只反省察操持，不使恶的类别得以滋长，而所行一出于善的类别，这就是反情比类。所以奸邪的声音和混乱的色彩不留在聪明，是用来修养外在的；淫靡的音乐和邪恶的礼仪不接触心术，是用来修养内在的。外在没有声色的诱惑，则内在就正了；内在没有淫邪的迷惑，则外在就正了。懈怠傲慢的气息，是从内发出的；邪僻不正的气息，是从外侵入的。二者不得施加于身体，则外在的耳目口鼻百体，内在的心智，都顺从正道以践行道义，而自我修养的功夫就成功了。人君居上临下，一切膳食之美、章服之华，宫室之壮丽，以及左右侍御的奉养，台池苑囿，禽鱼花木的观赏，凡所以戴尊亲而致爱敬于万方的，都是分内应当的。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