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览经史讲义卷二十八

译张释之担任廷尉的时候。只有他说：“敕令出于君主一时的喜怒，法律是国家用来向天下昭示大信用的。法律，遵循既定的成宪；敕令，取决于当世的君王。敕令不可轻易发布，就像法律不可随意更改一样。”《尚书》说：“命令发出就必须执行，不能反复无常。”现在凭借皇帝宏大号令的涣散与顺从，命令的颁布与施行，德音下达明诏，却说：“这是出于一时的喜怒”，这难道是端正根本的议论吗？张释之告诉汉文帝说：“在那时，皇上如果派使者去杀他，就已经杀了。”宋代儒者杨时认为这是开了君主妄杀的端绪，戴胄的说法不够妥当，也大致相似。所以说他有所得但也略微有失。至于长孙顺德因贪污受贿的罪过，蒙受赐绢的恩惠，事情很不恰当。竟然说受绢的羞辱比受刑更甚，如果不知道羞愧，杀了他有什么益处？不用刑罚来羞辱他，却用赏赐来羞辱他；不用行为来让他羞愧，却用内心来让他羞愧，这或许是帝王激励末世的微妙权术，偶尔实行一次罢了。然而偶尔实行一次的，就是那件事不可以实行的。人心所系，没有比是非更大的；国法所昭示，没有比惩恶劝善更迫切的。韩昭侯因为破裤子的细微小事，留待有功之人，虽然风气似乎吝啬鄙陋，但君子仍然有所取法。现在接受绢帛而蒙受赏赐，将如何处理？拒绝绢帛的人，因为接受绢帛的一个人而赏赐数十匹，又如何处理那些接受绢帛的人接踵而至的情况？赏赐平均则禁令不行，赏赐偏颇则政令不一。况且这赏赐，是真心给予吗？还是假装给予呢？那必定说是假装给予。哪有君主尊贵，却向人显示虚伪的呢？他运用恩惠作为不可测度的手段，不可测度不是用来教化的；他的用意过于深远。过于深远，不是用来立法的。汉文帝用柔道治理天下，张武的金钱，吴王的几杖，大概都出于宽厚长者的意思。太宗追慕前代古圣，也就沿袭实行。所以今天赐绢，明天纵囚，这都是用来沛然施予特殊恩泽、传播美好名声的，却不知道彰显一时的权变，就可以垂范万世的法式，这是不可以的。所以说：他的过失实在很大。总之，治理贵在适中罢了。惩罚必须相当罪行，法律只是这样，却一定要随之加重，是不对的。所以他听从戴胄的，是秉持法律的公正。赏赐必须有功，法律不应当这样，却故意随之矫正，也是不对的。所以他赐给长孙顺德的，不是用法的正道。虽然如此，按照前面的说法，这叫超过义；按照后面的说法，这叫超过仁。仁可以超过，义不可以超过。与其超过义，宁可超过仁。太宗也是仁爱的君主啊。

译史

皇上对太子少师萧瑀说：“我年轻时喜爱弓箭，得到几十张好弓，自认为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最近把它们拿给造弓的工匠看，工匠却说都不是好材料。我问其中的原因，工匠说：‘木材的中心不直，那么纹理就都是歪斜的，弓虽然强劲，但射出的箭却不直。’我这才醒悟，过去辨别得不够精当。我用弓箭平定天下，对它的认识尚且不能穷尽，何况天下的事务，又怎能全部知晓呢？”于是命令京城五品以上的官员轮流在中书内省值宿，多次召见他们，询问民间的疾苦以及政治的得失。

编修【臣】钱本诚

【臣】恭敬地按语：治理好国家的要点，没有比穷尽天下的道理、通达天下的民情更重要的了。君主虽然聪明天赋异禀，学问高深，远远不是臣民所能企及的。然而万物的道理，因为专注而精微；百姓的实情，因为熟悉而详尽。所以以至圣之君向至愚之人询问，汇集众人的见闻，来成就一人的深明睿智，这是明智的极致，公正的极点。唐太宗凭借英武平定天下，却因为造弓工匠的一句话，知道物理无穷，智慧不足以依赖。于是虚心询问群臣，广泛征求正直的意见，借助温和的言辞让他们从容自在地进言，使得事情没有遗漏的道理，百姓没有隐藏的实情。这就是贞观之治之所以能与夏商周三代并隆的原因吧？然而这不仅仅是君主之道应当如此，即使是臣子也应当如此。因为臣子能够听从善言，然后才能使君主行善。汉代的诸葛亮说：“凡是对国家有忠诚思虑的人，只要勤于指出我的缺失，事情就可以成功。”唐太宗对群臣说：“我希望你们进谏，你们也应当接受别人的进谏，不可以因为自己的意愿，就厌恶别人违背自己。”朝廷的重臣，统领天下；地方的大吏，管辖数千里。那里的民风土俗，因时制宜。如果不开诚布公，集思广益，怎么能事事妥当协调，反而因为体统尊严，耳目被堵塞呢？下属官员进见，只是唯唯诺诺，如果发出一项命令，即使有不方便之处，也务必相互承奉。稍微有人直言违背心意，不是公开斥责就是暗中抛弃。像这样却想要求得政治治理得当，民情欢畅，是没有道理的。这种风气如果滋长，即使是亲近百姓的守令官员，也不能亲近百姓。除了宣讲约法、听讼断案之外，不再与士人百姓相见，只依靠吏胥作为耳目。奸民地痞，得以煽动他们的言论，而良士结舌不敢伸张，愚民含冤无处申诉。【臣】认为小臣应当虚怀公正以采纳士民舆论，大臣也应当虚怀公正以接受下属官员的直言。凡事必须详细讲明，了解利害的真实情况，然后向天子报告。天子权衡于最恰当之处而施行，所谓在百姓中运用中道，这就是听取言论的方法。至于进言的人，受到朝廷的延访，尤其应当竭尽忠诚思虑，依据事实秉持公正。宋代的司马光说：“担任言官职务的人，应当志在大事，舍弃小事，先急后缓，专门利于国家而不为自身谋划。”又说：“做事的人应当置身于利害之外，进言的人应当置身于利害之中。”大概古代名臣的用心就是这样。如果偏听偏信，拾取琐碎的事务，夸大利而隐藏害，列举得而讳言失，说起来恳切动听，做起来却纷扰无益。甚至明知不可行，却暂且说来说以塞责；既然看到不可行，却坚持己见以遂其过错。为什么如此忍心欺罔而不忠呢！臣子阅读圣贤之书，处在盛世，言论早晨被君主采纳，那么四海之内晚上就能蒙受恩泽。又有什么可瞻前顾后的，不把忠诚的言论和最好的计策直陈于君父面前呢？总之，上面以诚心求取，下面以实情回应，君臣同心同德，把天下看作一个身体。三代以上治理好国家的要点，确实在于此，不只是贞观时期如此。

史

皇上对太子少师萧瑀说：“我年轻时喜爱弓矢，得到几十张好弓，自认为没有比这更精良的了。最近把它们拿给造弓的工匠看，工匠却都说都不是好材料。我问其中的原因，工匠说：‘木心不直，那么纹理就都是歪斜的，弓虽强劲但射出的箭却不直。’我这才醒悟过去辨别得不够精当。我用弓矢平定天下，对它的认识尚且未能穷尽，何况天下的事务，又怎能全部知晓呢？’于是命令京城五品以上的官员轮流在中书内省值班，多次召见，询问民间的疾苦以及政治的得失。”

检讨【臣】傅隆阿

【臣】恭敬地按语：圣王治理天下，百姓没有难以言说的隐情，万物没有逃避的实情，而且能使天下的人乐于做事、努力建功，孜孜不倦。所以观察他的朝廷，则谋略明智、辅佐得力，尽到了耳目和股肱的益处；观察他的郊野，则满足欲望、供给需求，尽到了饮和食德的美好。《虞书》说：“明察四方，通达四方。”《周书》说：“你有好的谋略和计划，就进宫报告你的君主，你然后在外面顺从执行。”这确实抓住了要领。唐太宗聪明神武，起于军旅，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不周知详悉的。于是在即位之初，召见群臣，访求民间疾苦，咨询政治得失。【臣】认为这种做法，一举而具备三种好处。为什么呢？君主端坐深宫，尊贵荣华安乐富足，对于小民劳作辛苦、手足生茧的状况，虽然没有时刻不挂在心上，终究不能亲自走到田间，亲眼目睹其事。所以发布号令，有的适合古代而不适合现在，有的适合这里而不适合那里，风土所关联，习俗所习惯，即使非常圣明，怎么能全部详尽了解。只有在清静安定的时候，屡次勤于咨询访求，参验比较以穷尽其变化，执两用中，那么下情就能上达，而各种政务就没有不

译这是（召对）的第一点好处。况且各部门的官吏，所从事的事务不同，人品也就随之有所差异。其中恪守职责的人，固然有；但怠惰苟安，有损职守的人，也实在不少。虽然有大官稽查的法度、三年考核的规章，然而有些人浮华争竞，足以迎合大官的喜好，从而欺世盗名；有些人刚直朴实，不足以迎合大官的喜好，从而难以显露才能。如果皇帝能不时地接见他们，让各自尽展所长，以至公的宏大胸怀，考察群臣的真伪，那么这些人的贤与不贤，也就因此立刻分辨清楚了。这是第二点好处。至于人的精神志气，引导它则日益增长，放任它则日益萎缩。士人在隐居草野时，常常忧虑没有机会效忠；等到有了官职、有了职守、有了进言的责任，反而懈怠放弃、自甘堕落，不能振奋精神的，也是由于因循守旧、习染成性，日积月累而形成的。圣人治理天下，汇聚众人的谋略和力量，兼收并蓄，让智者得以施展谋略，勇者得以竭尽力量。那些各部门的官吏，一旦受到召见应对，倘若存有漫不经心的念头，既无法向上报答圣明的君主，又无法保住自己的禄位，自然应当日夜勤勉，恭敬地修持自己的职责。奖赏一人而天下人受到鼓励，惩罚一人而天下人感到畏惧。《易经》所说的“鼓舞他们以尽展其神妙”，这就是第三点好处。或许有人担心不时召对，难免会有迂阔不当、烦扰听闻的弊端，或者有人挟私怀诈，所奏报的内容不实，却不知道事情是否可行、施行是缓是急，在于君主在其中斟酌审度，并非一定要听到就立即施行。至于言论的公私、情意的真假，又怎能逃脱王者明察秋毫的洞察呢？太宗的意图，也正是这样，如同询问山岳、开门纳谏、悬挂鼗鼓、设置警铎的心意罢了。这是夏商周三代之后，贞观年间还接近古道的表现。

译史书记载：

唐太宗说：“人想要看清自己的容貌，必须借助明亮的镜子；君主想要知道自己的过错，必须依靠忠臣。”

监察御史【臣】张湄

【臣】恭敬地认为：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生来就没有过错的。尧、舜是生来就具备圣德的圣人，固然被称颂赞美，是善行完备而没有过错的人。但他们并不自认为没有过错，反而深深地告诫身边的臣子说：“我如果有违背正道之处，你们要辅正我，你们不要当面顺从我。”所谓“违背”，就是指过错。既然没有过错，哪里会有违背呢？假如没有违背，又哪里用得着辅正呢？像这样看来，圣人没有过错，是圣人起初并不自认为没有过错，而且把每天知道自己有过错当作幸事。尧、舜尚且如此，商汤、周武王以下那些不吝惜改正过错的君主，他们急切地探求知识，更不用说了。大概人们苦于不能自知，自我审视的清明，常常不如借助镜子的清明；内心反省的认知，常常不及从外部观察的认知。那些容貌的美丑、好坏，是生来的人显而易见的事情。然而之所以显而易见，是因为时常有暴露我的美丑、辨别我的好坏的东西，鲜明地昭示陈列在我的面前，如同十只眼睛、十只手在指视，即使想要掩盖藏匿也不可能，那么明镜的作用就很大了。假设一旦离开了镜子，或者镜子昏暗而不明亮，我私下担心美丑依旧，好坏依旧，但过去在心中灼然显现而不会混淆的，渐渐地就会恍惚而没有依据了。如果不致于把丑当作美，把坏当作好，防备什么呢？虽然看不见自己的容貌，其过失只在于容貌，还不足以成为内心的牵累。产生于内心而危害于政治的，只有过错的积累最为细微，而只有君主的过错所关联的最为重大。君主有过错，君主不知道，而臣子知道，也不是众臣都能共同知道的，只有忠臣能知道。为什么呢？忠臣，是君主的明镜。平日心思纯正不杂乱，真诚精纯所以明亮；不受外物干扰，安静虚静所以明亮。既然先在内心以警戒欺骗、求得内心满足来澄清本体；自然克制自己以纠正君主的过失谬误来发挥实际作用。因此君主的过错刚刚萌发，只有这样的臣子能够防范其细微之处；君主的过错将要滋长，只有这样的臣子能够杜绝其渐变的趋势。进献可行的建议，废除不可行的主张，如同事物到来而全部回应；拾取遗漏，补正缺失，也屡次照鉴而不疲倦。明亮则能洞察秋毫，鉴照则能洞悉肝膈。有这样的臣子，作为君主，大概可以处于没有过错的地位了。不然的话，小人、大奸似忠，每件事都迎合取悦，暂且不论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使君主陷入过错。凡是满朝不敢说、君主不愿听的，全都敷衍塞责，略无匡正补救。这无异于抱着蒙尘的镜子来寻求容貌的正直，又怎么能看见容貌呢？所以唐太宗的论述是深刻的。后来因为魏徵去世而再次重申他的说法说：“用铜做镜子，可以端正衣冠；用历史做镜子，可以知道兴衰更替；用人做镜子，可以知道得失。他所说的‘人’，大概不是泛泛地归属于其他人。一定是魏徵才不愧为忠臣，一定是忠臣才不愧为明镜。这可以参看而得到其中的要旨了。”

史书记载：

唐太宗贞观二年，下诏推举能够担任县令的人。皇上说：“为我养育百姓的，只在于都督和刺史。我曾经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坐卧时观看，得到他们在任上善恶的踪迹，都注在名字下面，以备罢免或升迁。县令尤其亲近百姓，不可不慎重选择。”于是命令五品以上的官员各自推举能够担任县令的人，把名字上报。

编修【臣】秦勇均

【臣】恭敬地认为：郡守县令，代替天子安抚百姓，宣扬德意，防止疾苦，平定诉讼，劝勉农桑，兴办教化，使百姓依赖他们的恩惠，来安顿自身家性命。唐太宗以武功平定天下，喜好功业和宏大，难道没有动众劳民的措施吗？但后来休养生息，百姓都富裕，以至于斗米三钱，外户不闭，贞观的治理，接近成康之治，其根本在于任用贤才、采纳谏言，这是几个大端，而其关键在于谨慎选择守令，恩惠养育百姓，大概他与百姓休戚与共的意思，时常在胸怀中往来而不离去，所以官吏也勉力成为循吏，这屏风记录名字，确实是三代以下爱民的盛事。况且屏风记录名字，固然不只在于其事，而在于其心。君主如果急切地爱民，只怕牧民者辜负所托，那么即使深居九重，无时不牵挂百姓的疾苦，将守令的贤良与否，时刻铭刻在心版上，固然不在于区区屏风上的书名，所谓参前倚衡。不然的话，诏令都成为具文，选举仅循成例，纵然羡慕古代贤君的做法，坐卧在屏风旁边，反复数着姓名，触动眼睛而不警醒内心，对百姓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没有实在爱民之心的人，一定不能选择官吏；而没有确实选择官吏的见识的人，也不能爱民。官吏得到合适的人，那么郡国安宁，恩惠流布乡里，不烦扰百姓而乡亭没有夜呼；如果得不到合适的人，将不遵守职守，贪婪贿赂残暴刻薄，政治乖戾，和气不兴，万民仰望，依靠什么呢？《大田》这首诗，它说治理田地，说：“除去螟螣，以及蟊贼。”不只是田地有蟊贼，政治也有，害民的官吏就是。想要田地丰收，必须先除去害庄稼的；想要百姓安宁，必须先除去害民的。官吏害民，才能短的，其害还浅；才能长的，其害更深。大概才能短的人，只限于懦弱迟钝，法令不严，而百姓或许产生玩忽，但让他

译如果官员操守向来严正，真诚朴实且自我约束，那么即使他与百姓相处已久，仍期望他能产生感化人心的效果；即使他处理事务经验丰富，仍期望他能增加才识。至于那些才学出众但心术不正的人，把残暴苛刻当作干练，把制造纷扰当作才能，只要能迎合上级，即使耗尽百姓的力气也不顾惜；只要能希冀升迁，即使残害百姓的生命也不推辞。因此，选拔官吏的关键，不在于选择有能力的官吏，而在于选择品德优良的官吏；不在于簿册文书和期限防弊上显现政绩，而在于尽心致力于农桑和教化。汉代优良的官吏最多，有的通过方正科选拔，有的经过公卿推荐试用，因此吏治纯正而民心和谐。唐太宗命令五品以上官员各自举荐能够担任县令的人，也有汉代的遗风。确实，在常规标准之外，广泛访求，以求得到合适的人才。那些现在身居地方官职、有循良美誉的人选，不仅仅是世俗所说的有才能的人。允许在朝的卿贰、在外的郡守以上官员各自举荐所知之人，等待核实后给予优厚奖励，那么天下之大，万民之众，得到几十名优良官吏，在民间引导培养淳朴之风，谁不受到感化而振奋兴起，以期符合爱护百姓的深切意图，那么治理的效果所达到的境界，难道不会超越汉唐吗？

译史

贞观四年秋季七月乙丑日，唐太宗问房玄龄、萧瑀说：“隋文帝是怎样的君主？”二人回答说：“隋文帝勤于治理国家，虽然本性不够仁厚，也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君主。”唐太宗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不明达却喜欢察究，不明达则光照有所不通，喜欢察究则对事物多疑，凡事都亲自决断，不委任群臣。我却不是这样，选拔天下的贤才，安置在百官职位上，让他们思考天下的事务，关涉到宰相，审察熟虑是否便利安稳，然后上奏听闻。有功就赏赐，有罪就刑罚，谁敢不竭尽心力来修治职事？还担忧天下不能治理吗？”

编修【臣】张为仪

【臣】谨按：唐太宗的论述，可以说是懂得治国的根本道理了。凭着四海之广，万民之众，如果都等待君主一人来治理，这即使是至圣的聪明才力，也不能周知并遍及。所以必须审慎选择辅佐的大臣，来共同成就其事，而大臣又谨慎简选他们的僚属，来各自效其才能，然后纲举目张，而众官没有荒废。如果在用人之初，选择不审慎，那么信任他们就不专一；信任不专一，那么任用他们就不重视。以公卿的尊贵，却稽查检制，防范如同胥吏，那么那些做臣子的人，上怕君主心存疑虑，下虑谗言众多，畏缩观望，拘泥牵制寡断，固然是势所必然。因此事无大小，政无巨细，没有不取决于君主并接受成命的，而人君以一身想要尽理天下之事，头绪繁冗纷乱如同治丝，前后之际容易遗忘，诏令所颁布的于是多有错乱。大臣不敢进言，谏官不敢执奏，坐视奸胥猾吏反而得以上下其手，而倚仗法律行私，朝四暮三，不可究诘，这是万事之所以丛脞的原因。荀子说：“君主喜好纲要，那么百事详尽；君主喜好详尽，那么百事荒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然而推究其根源，实在是由于不明达。大概人君义理不先确定，那么对于事物的本末大小，既不能权衡得中，而对于任事的臣子，其智愚贤否，也不能洞悉情状，势不得不舍弃询事考言的典制，而间或用猜疑来显示自己的聪明。加上谄媚之徒，又从而乘之，列举细微，曲摘幽隐，起初因疑而喜欢察究，继则因察而更加怀疑，禁令纷纭，上下隔阂，重伤国体，逐渐失去人心，都是不明达所导致的。所以《尚书》说：“知人则哲，能官人。”《易经》说：“知临，大君之宜，吉。”实在是因为君道贵在明达。因此古代的圣王在深宫无事之时，上稽天道，下畏民意，奸声乱色不留于聪明，淫乐邪礼不接于心术，务使其志气清醒，常有以自主。譬如镜子，有所蒙蔽就不明达，去掉蒙蔽而物来皆照。譬如水，有所混杂就不明达，澄清其源而遇象呈形。然而还恐怕事务众多，其可否是非的界限，或许不能尽明。又必须说与贤士大夫从容讲论，往复辨析，不仅理义有所折衷，即使人情物态，风土异宜，广咨博采，无不周悉，所以于心之未发也，廓然而虚公；其既发，油然而顺。应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事；建立六典，驾驭八柄。赏罚明而刑政肃，纲纪正则风俗醇。唐虞的翕受敷施，成汤的经德秉哲，文武的克知灼见，都是这个道理。曾经考察唐太宗初政，以房玄龄、杜如晦为相，军国大事无不咨询他们。又设置宏文馆，精选天下文学之士，令他们更日宿直，听朝之隙，讲论前言行，商榷政事。又多次引魏徵入卧内，访以得失。那些上书言事的人，都粘在屋壁，出入省览。当时孙伏伽、李干祐等以直谏提拔官职，张元素、李大亮等以直谏受到赏赐。其用人惟己之美，史不绝书，所以得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人民和乐，太平盛世。三代以下，推为贤主。只有他能得到为政的大体，所以宋儒程子说：“论学便要明理，论治便须识体。”

史

唐太宗贞观四年冬大有年

侍讲学士【臣】沈德潜

范祖禹说：“魏徵仁义之说，想要顺天下之理而治理；封德彝刑罚之言，想要拂天下之性而治理。太宗听从魏徵而不听从德彝，实行四年，于是达到太平。仁义的效果，如此迅速。”

【臣】谨按：大有年，为什么记载？志盛也。志盛者，何美？天人相应也。天人相应，何以征？征于唐太宗的却侧言、从正论，实能以恤民格天，而天旋以仁民报君也。先是魏徵劝太宗以德化民，而封德彝进以秦汉法律杂霸之术，谓书生虚论不足治浇讹之俗也。徵力破其说，而谓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治，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者，其言辨，其论正矣。帝从徵言而次第行之，重农桑，蠲租税，赦灾，出宫女，禁献祥瑞，除鞭背之刑，凡足以救灾利民者，皆切

译对于自身的修养与践行，唯恐不够尽力。等到实行了四年，天下便大丰收，米价每斗仅三钱，东南沿海地区甚至到了夜不闭户、行人不带干粮的地步。这是在后诚心诚意、切实推行之后所取得的成效。况且上天的仁爱，就像人君如同父亲仁爱他的子女一样，必定先以艰难困苦来考验他们。贞观元年，山东地区报告旱灾。贞观二年，关内地区报告旱灾饥荒，京畿地区报告蝗灾。贞观三年，又报告大水灾。如果太宗追求治世的心志不够专一，或者认为天道难以感通，仁义确实出自迂阔遥远之处。于是当时勤勉地安抚百姓，并不曾丝毫后悔自己追随善道、挽救时局的初心，所以灾祸转为吉祥，祸患变为福泽，上天鉴察他的诚意，百姓承受他的恩赐，不期望见效，成效便随之而来。我曾经思考，上天对于人类，距离非常近，相通非常密切，即使是普通百姓行善，上天必定有回报，何况天子对于上天，论德行则是孝顺的儿子，论地位则是宗族之长，作为宗族之长就能代替上天行使职权，作为孝顺的儿子就能体会上天的心意。自古以来，没有建立皇极而不能获得上天赐福的，没有重视各种征兆而不能达到太平治世的，因此阴阳调和、风雨适时，万物和谐、百姓繁衍。史书上记载的“大有”之象，人君可以确信必然实现，而不是偶然得到的。贞观之治，接近夏商周三代，难道不是仁义明显而重大的效验吗？我又思考，太平治世，固然在于道德教化，而在谈论治道之日，首先取决于听取言论。当封德彝辩驳魏徵时，他的言辞未曾不娓娓动听，如果法律与杂霸之术真切地符合魏徵的议论，只有人君坚定志向，精审见识，一切奸邪巧利的学说不足以中伤他，这样专一德行、专一心志，光明庄严，以人感动上天，上天便立即回应。果然像慈父爱护他的子女，而所求无不满足。那么，达到治世的关键，尤其在于严格区分君子与小人的界限啊！拥有天下的人，效法太宗而更进一步，追求纯粹圣王的治世，将会多次记载丰收之年，而不只是记载一次了。

译史

唐太宗贞观四年冬，年成极好。

编修臣林蒲封

臣谨按：史书记载贞观四年，米价每斗不过三四钱，全年判决的刑案才二十九起，东到海边，南到五岭，家家户户夜里不关门，旅行者不带干粮，在路上就能取给所需，年成极好的盛况，就是这样。然而考察历史，唐朝初年承接隋末的战乱，自武德以来，战争未曾停息，贞观元年，关中饥荒，二年，天下蝗灾，三年，大水灾，民生凋敝，到了极点。到了四年，就特别记载年成极好，治理教化的美好，光辉流传于史册，评论的人认为是魏徵劝谏施行仁义的效果，竟然如此迅速。仁义固然足以达到大治，而施行仁义必须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天下如此广大，不是靠一个人的手和脚就能成就功业的，这是显而易见的。臣曾经深入探究其中的原因，私下从《纲目》所记载的贞观二年，选择亲近百姓的官员，而知晓政治教化的效果，之所以迅速的原因。周代官制中六卿，分职各自率领其下属，以倡导九州，使亿万民众富足成功，汉宣帝说：“百姓之所以安居乐业，没有叹息愁恨的声音，是因为政治公平、诉讼合理，与我共同治理的，难道只有良善的郡守县令吗？”董仲舒说：“郡守县令，是百姓的师长表率，是用来承接朝廷政令而宣扬教化的，师长表率不贤良，那么君主的德行就不能宣扬，恩泽就不能流布。”由此看来，郡守县令所关系到的事情重大啊。太宗初年执政，下诏举荐能担任县令的人，他说：“与我养育百姓的，只有都督刺史，至于县令，尤其亲近百姓，不可不慎重选择。”命令五品以上官员各自举荐上报。这时太宗在上虚心励精图治，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徵等臣子在下竭诚相互辅佐，询问政事考察言论，选拔贤明公正之人，朝廷内外承风响应，勤勉追求至善的治理，所以上没有不能通达的隐情，下没有不能遍及的恩泽，阴阳调和风雨适时，衣食充足民俗淳厚，仅仅到了四年，就达到了太平盛世。假使郡守县令没有得到合适的人，即使有良法美意，也不过被视为具文，甚至有人借机谋取私利扰乱民众。太宗虽然贤明，怎能家喻户晓，亲自将恩泽施予百姓呢？况且水旱灾害由于天时，圣王也不能避免，只有安抚救济的方法，得到合适的人任用，才能转危为安，由贫变富，纵观前代，没有不是这样的。史书记载汉初崇尚廉洁，法网宽疏，做官的人能长久任职，到了文景时期，天下殷实富足，宣帝明察官吏，加倍奖劝，循良官吏接踵而至，成为汉朝中兴，光武帝与民休息，首先褒奖良吏，东汉的兴盛，教化风行，唐玄宗初年，召见京畿县官，告诫他们惠养百姓，屡次派遣大臣巡视访查，开元年间的治理，与贞观年间并列，这是明显的证据。所以自古以来极乱的世道，得到贤良的郡守县令，足以保障一方的情况是有的；没有郡守县令不贤良而百姓能安居乐业的。郡守县令，是一方的命脉；天下，是郡守县令的积累。郡守县令都贤良，那么天下就都治理好了。盛世不借才而治理天下，何必担心没有人？只看如何使用罢了。古人有言：一个普通人，如果心存利他之心，没有不对时局有帮助的。何况奉天子之命，做百姓的父母，用他们急于求取利禄的心来急于为国家办事，用他们谋算身家的力气来谋算百姓，即使是中等资质的人，都可以勉力成为循良官吏。所谓每天计算不足，而每月计算有余。况且天下的事情，有在古代可行而在今天不可行的，有在此地适宜而在彼地未必适宜的。凭空揣度，即使智慧也必然有偏差；划定界限，即使有才能也必然不足。只有郡守县令的职责，与百姓最亲近，处置设施，容易切中要害。凡是督促农桑、淳厚风俗、抑制豪强、安抚孤弱、赈救灾荒、安置流散，哪一项不是他们的职责所应当做的？只在于朝廷明确告诫大吏，专门责成他们成功，公正赏罚，放宽掣肘，然后慢慢观察他们的效果。吏治没有不淳朴的，民生没有不顺利的。气候和顺万物生长，熏风化为大和大有之书，不求自至，根本稳固国家安宁，何事不可为？将使仁义的恩泽遍及四方，时雍风动的休美景象可以再次看到。难道仅仅是贞观年间米斗三钱而已吗？

史

唐太宗贞观六年秋闰七月，在丹霄殿宴请群臣。皇上说：“君主只有一颗心，而攻击它的人很多。有的凭借勇力，有的凭借辩才，有的凭借谄媚，有的凭借奸诈，有的凭借嗜欲，纷纷聚集攻击它，各自寻求自我推销，以获取宠信俸禄。君主稍微松懈而接受其中一种，那么危险就随之而来。这就是君主难以做到的原因。”

少詹事臣吕炽

范祖禹说：“君主不可以有偏好的嗜好。有偏好的嗜好，是奸邪之人所趋向的，也是谗言贼害所进入的途径。”《尚书》说：“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如果这样，那么众人就无法攻击他了。

臣谨按：天下的治乱，系于君主的一颗心。心本虚灵，具备万善，然而不能不被嗜好攻取的私欲所夺。况且君主修养心性，有比常人加倍困难的地方？常人即使有外部的诱惑，但所处的地位既低微，不能全部满足其欲望，而且进而攻击他的人也少，因为没有利益可图。君主地位既崇高，何求不能实现？而又掌握富贵爵禄的权力，得到他的欢心，就可以坐享显赫荣耀。所以巧于求进的人，日夜揣摩，探求君主性情所亲近的，心志所喜爱的，曲意迎合，希望一旦投合以谋取厚利。

译因此，攻击他的人很多。太宗所说的勇、力、辩口、谄谀、奸诈、嗜欲这五件事，都是君主内心容易迷惑的地方。然而这五件事不必全部接受，但只要接受其中一件，就足以造成危害。而在五件事之中，嗜欲尤其容易使人沉溺。因为那些繁华靡丽的东西，奇异技巧淫靡精巧的开端，所谓娱乐心志、悦耳悦目的事物，哪里有限量？君主的心一旦有所偏爱，起初认为有什么伤害，但其后果必定发展到难以挽回的地步。那些小人，窥探伺机而找到空隙，就会用各种计谋来讨好，这就是谄谀产生的原因。取悦既已成功，奸诈的阴谋就容易兴起，用巧言来迷惑众人，不顾国家安危；用欺诈虚伪来谋取私利，只顾及身家利害；掩饰过错、粉饰错误，结党营私、危害正道，这又是辩口和奸诈产生的原因。所以嗜欲是受到攻击的空隙，而实际上是招致攻击的媒介。因此古代圣人留下教诲，以节制欲望为关键，以慎独为功夫，使我的心清明，如同静止的水；坚守道义坚定，如同长城，那么邪僻就没有途径进入，而外部的侵扰怎么敢靠近呢？太宗是英雄君主，对于道未必有深入的研究，只是他聪明果断，深刻洞察治乱的契机，所以听取言论、接受劝谏，维护正道、防范邪恶，达到治理的兴盛，是三代以来很少见的。在这个时候，如果更能阐明圣人的学问，克制自己、恢复礼制，保持恭敬、存养真诚，端正内心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以端正万民，那么治理的效果所达到的，难道不与唐虞三代相媲美吗？

译史

唐太宗问魏徵说：“群臣上书，内容值得采纳，等到召见对答时，大多失态错乱，这是为什么呢？”魏徵回答说：“我观察有关部门奏事，常常思考几天，等到来到陛下面前，三分内容不能说出一分。何况进谏的人违背圣意、触犯忌讳，如果不是陛下借以温和的脸色和言辞，他们怎么敢尽情陈述呢？”太宗因此对待群臣，脸色更加温和。

编修【臣】蔡新

【臣】恭敬地评论：唐代的贤明君主，没有超过太宗的。太宗的德行，以纳谏为首要。称引史册所记载的，像孙伏伽、戴胄执法争辩，与张释之没有不同；皇甫德参激切地向上陈述，与汲黯没有差异。太宗都宽容接纳，可以说是盛大的德行了。而魏徵还劝太宗假借温和的言辞脸色来接受尽言的人。太宗以神武平定天下，即位之初，在殿侧设置馆舍，聚集四库书籍二十多万卷，选拔天下有文学才能的人士，让他们轮流值宿，讲论前人的言行，商讨政事。他的天资英明超迈，博古通今，当时朝廷大臣的才识没有能赶得上他的。推测他临朝的时候，或许不免神圣文武的资质，稍微流露在言辞脸色上，所以孔颖达认为位居至尊，炫耀聪明，那么下情就不能通达，各位大臣召对大多失态错乱，三分内容不能说出一分，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然而这还是就陈述事情的人来说的，还没有涉及到违背圣意、触犯忌讳而进谏的人。违背圣意、触犯忌讳而进谏，是人臣极其困难的事。直言则接近于卖弄直率，讽谏则邻近于讽刺讥刺，援引典故则怀疑于迂腐疏阔，激切陈述又怀疑于毁谤。总之都是逆耳的。君主对于臣子，上下悬殊到了极点。臣子的爵位俸禄，是君主赐予的；荣辱，是君主决定的。不仅如此，即使身家性命，也是君主保全的。既然已经托付性命给君主，谁不愿意做顺从的举动，来结纳恋主的情意？却独自甘愿说逆耳的话，来试探不可测度的威严？必定是实在有忠爱恳切的诚意，不能自己控制。不然就是他的本性戆直；不然也是他顾名思义。不这样巧的人，一定揣摩来迎合；拙劣的人，也缄默来取容。李绛回答宪宗说：“人臣的死生系于君主的喜怒，谁敢开口？进谏的人就有进谏的人，也都白天思考晚上思索，早上删减晚上削减，等到能够上达，十中没有二三。”与魏徵所说的意思正相类似。因此明圣的君主，近言有所必察，陈言也不厌倦。言论涉及君主自身，不嫌过于恰当；言论涉及时政，不妨过于激切。即使有一二没有根据、不询问的说法，也只是不听，不用罢了。哪里没有狂妄愚昧不知大体，从而自触罪悔的人？依靠圣哲来避免罢了。太宗因为能听受，所以群臣上书也多值得采纳。而贞观之时，号称盛世。何况由此向上追溯，是夏禹悬挂鼗鼓设置木铎，大舜善于与人相同，又有更大的呢？那么谏草的稀少，不必是盛世；直臣的众多，更加彰显。圣主阅读皋陶、益的谋略，可以观察了。

史

唐贞观十年，权万纪上书说：“宣州、饶州两地银矿大量开采，每年可以得到数百万缗。”太宗说：“我所追求的，不是钱财，只是遗憾没有好的言论可以利民罢了。从前尧、舜把玉璧抵在山中，把珍珠藏在山谷；汉代的桓帝、灵帝却聚敛钱财作为私藏。你想用桓帝、灵帝的事来对待我吗？”罢免了他。

监察御史【臣】柴潮生

【臣】恭敬地评论：治理天下以义而不是以利，而君主最容易迷惑而轻信的，没有比言利的说法更甚的了。《易经》中说的利，在于义的和谐，这是用人在天然的利，足以和谐义的利，本来不曾舍弃义而专门言利。如果言利的臣子，则把因民之利作为在上之利，有显背于义而曲为之说的人，不知道利是民众所共同想要的，不致力于公之于民，而想要私占，财聚于上，民离于下，自非英明果断的君主，没有能罢黜言利的臣子而杜绝祸患萌芽的。像唐太宗罢黜权万纪，有值得效法的。权万纪所说的宣州、饶州两地银矿大量开采可以得到百万缗，乃是天地间山泽之利，起初并非强取于百姓，而太宗斥之为言利，远思尧舜抵璧投珠，以至于以桓灵聚钱私藏为戒，难道不是说兴利必定会害民，本来不可以不防微杜渐吗？大概天地生财有定数，利不在官府，而在于民众，民众得到利，财源通畅而有益于官府，官府独占利，则利源堵塞而必定损害民众。权万纪想要济其私，而言足以伤人害物，他看待君子想要实行其道而心存于天下国家的人，迥异了。这不是以尧舜之事对待君主，而是以桓灵之事对待君主，他的罪过可以胜数吗？《尚书》说：“朕不任用贪财的人，安抚民众、谋划民众、保全安居、叙述恭敬。”太宗的话接近于此。【臣】曾经综合唐代一代的治乱兴亡，而知太宗垂裕后昆的，总在于利民而不独占其利，子孙变易其法，不仅有害于民，而且实在无益于国。武德、贞观开国之初，授人以口分世业田，而取之以租、庸、调之法，蓄兵以府卫，兵虽多而没有损害，设官有常员，官不滥而容易以禄，量其入而出之以为用度。从永徽到开元初年，经常

译政令简易，不必谈论求利，国家自然充实、财富充足。自从唐玄宗看到天下安定治理，便产生了开疆拓土的念头，宇文融建议搜括隐户和多余田地，迎合了君主的心意，从而开启了求利的源头。天宝年间以后，韦坚、杨慎矜、王璵、杨国忠等人剥削百姓以供奉皇帝，每年进献的盈余钱款达百余万，成为天子的私藏。从此，大历、建中、贞元几朝，琼林库、大盈库由宦官掌管，宰相不得过问其盈亏，元载、裴延龄等人危害百姓、败坏朝政，酿成了祸乱的根源。凭借唐宪宗的英武精明，仍不能不被皇甫镈、程异的邪说所迷惑。虽然裴度深受信任并极力争辩，却不被听从。至于盐铁、转运、屯田、和籴、铸币、搜括赋税、借商进奉、献助等事，无所不为。法令越繁复弊端越多，百姓日益困苦而用度日益匮乏，以至于灭亡。孟子所说的“上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会危亡”，唐朝就是明显的例证。唐太宗罢黜权万纪一事，深刻显著，确实是万世的借鉴。况且小人敢于以言利之说进言，为什么呢？他们认为国家太平安定，经费日益增多，所担忧的只是用度不足。凭借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尚且不能不被桑弘羊、孔仅所迷惑；宋神宗大有作为，尚且不能不相信王安石。只有唐太宗懂得藏富于民的大义，所以公然罢黜权万纪而无所顾虑。《周易》说：“涣卦，君王居守正道没有灾祸。”《管子》说：“与天下共享利益的人，天下会拥护他。”因此，兴盛王朝应当着重以此为惩戒，来改变天下的贪婪邪僻，一定要从那些自称能求利的臣子开始。

译史

贞观十二年九月甲寅日，唐太宗问侍臣：“开创基业与守住成业，哪一个更难？”房玄龄说：“在草创之初，与群雄并起，经过角力争斗而后成功，开创基业很难。”魏徵说：“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不是在艰难中得天下，在安逸中失天下的，守住成业很难。”太宗说：“房玄龄与我共同夺取天下，历经百死才得一生，所以知道开创基业的艰难；魏徵与我共同安定天下，常担心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疏忽，所以知道守住成业的艰难。然而开创基业的艰难，已经过去；守住成业的艰难，正应当与各位大臣谨慎对待。”

编修【臣】张为仪

【臣】谨按：唐太宗一生，固然既是开创基业又是守住成业的人。所以对于房玄龄、魏徵两位大臣的说法，都予以采纳。至于世上的议论者，每每认为拨乱反正，必须得到大有作为的君主，而继承帝位、遵守文治的君主，只需防止衰败、保持安定即可。好像难易截然不同，这是没有深思时势的人。以臣纵观史册，推究成败的原因，私下认为守住成业的艰难，本来比开创基业加倍困难，请让我逐一陈述。《夏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说的是国家的安危，系于百姓。在开创基业之时，天下初定，户口尚少，田产没有完全开垦。山泽的利益，没有完全获取。在上位的人，只要能勤劳招徕、劝勉互助，那么天地所施予生成的资源，原本足以供给百姓使用。何况当时创伤刚刚恢复，民风崇尚质朴，百姓志向不奢侈，所以积累几年，逐渐达到富庶。等到太平长久，人口日益繁多。用百金的财产，一个人使用就宽裕有余，等到分给几个人，就常常苦于不足。这是自然的趋势。加上雕文刻镂伤害农事，锦绣纂组妨碍女红，竞相仿效，以此夸耀，踵事增华，变本加厉，又怎能指望他们能有余粮以自给自足呢？所以在平时无事的时候，他们的谋生之计，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假如遇到水旱灾害，弱者流离失所，强者抢劫掠夺。这就是太平之后民生艰难的原因。《说命》说：“辅佐的大臣在于得人，贤良的大臣在于圣明。”说的是君主的德行兴衰，取决于大臣。在开创基业之时，将相大臣，都是经过历练的人才，而承受心腹的重托。他们与君主栉风沐雨，朝夕亲近，情谊既是君臣又如同骨肉。信任他们很深厚，任用他们很专一，礼遇他们很隆重。所以那时的大臣，没有不自思奋发于功名，以报答君主。遇到君主有过失，就借箸陈述，推门进谏，中间没有嫌忌。等到后世，君主在上端坐，百官在庭奔走。召对有时限，升降全凭君主心意。由此尊者更尊，卑者更卑。大臣只以顺承君主心意为贤，小臣只以拘守文书为恪。担任牧守的，只以急征赋税为公忠。担任谏议的，只以列举细微为风力。至于国家大计民生大事，都推诿为君主的职责，而瞻前顾后、模棱两可，苟且塞责。这并不是太平时期的人才，远远逊于开国时期，而是因为堂廉相隔，上下之情不交，礼节过烦，君臣情谊已薄，所以忧国奉公的诚意不足以抵挡身家之念。等到言论充满朝廷，没有人承担罪责，于是作为君主不得不暗中授予权力给左右亲信，以便互相伺察，而哪里知道所倚仗来伺察的人，反而更加蒙蔽君主的聪明，所以谄媚阿谀的风气更盛，而君主的势力更孤立，这就是太平之后人才艰难的原因。《礼记》说：“君子议定道理从自己开始，而制定法律以利于百姓。”说的是法律贵在便民。在开创基业之时，如汉代的三章，唐代的十二条，立法很简而执行很坚，简所以容易遵从，坚所以没有人触犯。其余因时变通的制度，都听任长官自行处理，而慢慢观察其效果。等到后世，科条日益增加，法网日益严密，陈规新例，纷乱如丝，官吏每日束缚于法律之中，而不敢稍出一意，偶尔遇到小事，也必由下而上，自外及内，文书往返，互相辩驳，拘牵琐碎，逐渐失去事机。他们的意思不过是认为顺从人情会涉私，而用法则公正。哪里知道案牍纷纭，作为长官的人势难全部省察，必然反而授予权力给吏人，由此吏人所厌恶的，就吹毛求疵，而例子从重；吏人所喜欢的，就旁引曲证，而例子从轻。分析法律两端，朝三暮四，坐使朝廷的刑赏，特别用来佐助吏胥的威福。本来期望以人用法，反而到了以法顺从人情，上下相遁，最终不振，这就是太平之后纪纲艰难的原因。《系辞传》说：“用什么来守住地位？说是人。用什么来聚集人？说是财。”说的是财物贵在恒足。在开创基业之时，忧勤之意深，而嗜欲之端浅。

译然而供给没有节制的使用，势必会担心资源无法持续，必定会将天地间山林川泽之内，凡是能够获取利益的地方，全部囊括并征收上来。于是聚敛财富的臣子进用，搜刮民财的学说流行，利益全部归于上层，百姓在下层就匮乏困窘，所以国家不必遭遇水旱灾害和盗贼之乱，百姓的叹息忧愁常常好像不安于生活，时局不必有外敌和国家的祸患，而修补弥补、勉强维持，常常苦于费用不足。这就是太平盛世之后财用之所以困难的原因。所有这些方面，固然由于人事的差错失误，也关系到气运的推移变迁。自夏商周三代以来，由兴盛走向衰败的原因，大概都在这里了。没有平坦而不倾斜的，没有前往而不返回的，这是天地运行的规律。而在未乱之前治理好国家，在未危之前保卫好邦国，这是帝王的政治。只有贤圣的君主，能够思考天命没有恒常，而想到守成不易，清心寡欲以端正本源，广泛寻求贤才以辅助德行。重视根本崇尚节俭，是用来厚待民生的；开诚布公，是用来造就人才的；审慎制定法度、检查成效，是用来整顿纲纪的；量入为出，是用来节制财用的。像这样，那么治理得好的人更加安定，治理得安的人更加安宁，保持盈满、保全安泰的方法，或许可以与周成王、周康王相媲美了。然而必须先审察知道其中的困难，然后才能慎终如始。所以《易经》告诫艰难守正，《尚书》称颂知道体恤，都是这个道理。凭借唐太宗励精图治，虚心采纳谏言，确实可推为三代以下贤明的君主。然而后来魏征上疏，仍然逐一指出他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十件事，又说过去因为未治理好而担忧，所以道德仁义日日更新；现在因为已经治理好而安心，所以不如从前。那么守成的困难，不也可以想象而知吗！

译史官

唐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你还知道起居注所记载的内容，我可以观看吗？”褚遂良回答说：“史官记录君主的言行，详尽记载善恶，目的是使君主不敢做坏事，从未听说过君主自己取来观看的。”太宗说：“我有不好的地方，你也记载吗？”褚遂良回答说：“我的职责是执笔记录，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说：“即使褚遂良不记载，天下人也都会记载。”太宗说：“确实如此。”

编修臣周煌

臣谨按：古代设置左右史官，与谏官互为表里，共同发挥作用。谏官担任耳目之职，在口头上争辩；史官居于君主左右，用笔记录在书册上。口头争辩的，情感激切而言辞严厉；笔下记录的，防范幽微而事迹显著。大抵争辩在于一时，而记录在于百世，史官所掌管的事情并非细枝末节。历来在政治清明强盛的时代，君主咨询，臣下警戒，君臣之间和悦而又有不同意见的讨论，上下同心协力，各自勤勉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于是达到了大治。到了末世，君主在上面骄横，臣下在下面谄媚，只有顺从而没有匡正补救，执笔的臣子，只是袖手旁观就任其职罢了。所以他们的君主德行很少有善的。唐太宗是三代以下的好君主，英姿勃发，气度宏大，在当时赫赫有名，而对于他的臣子褚遂良，第一次说“所记载的可以观看吗”，第二次说“有不善的地方也记载吗”，臣每次反复诵读这些话语，难道太宗有掩饰自己短处的意思吗？或许是他猛然深思，畏惧天下后世的评判，想要回头审视并自我警戒呢？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太宗曾说：“每次临朝想要说一句话，没有不反复思考的，担心成为百姓的祸害。”等到听说杜正伦上奏赐帛以示奖励，那么太宗并不是害怕过错的人。到现在看褚遂良和刘洎的话，为什么犯颜直谏而没有忌讳呢？君主英明那么臣子正直，大概是因为这个吧？现在史臣所记载的，不仅仅是铺陈张扬罢了。景星卿云之类，必定记载，这是为了表明有祥瑞；如果不是自己修德所致，能不感到羞愧吗？旱灾水灾之类，必定记载，这是为了表明有灾异；如果是自己修德不足所致，能不感到恐惧吗？庆赏鼎钟的恩惠，必定记载，这是为了表明有恩德；如果有所滥施，难免受到物议。刑罚刀锯的威严，必定记载，这是为了表明有威势；如果有所滥施，难以禁止众人的非议。下至一皱眉一笑，一起身一安坐，发出时来不及察觉，记载者务必详尽，大概就是这样严格且谨慎。那么为什么不自己取来观看呢？观看，难道也有触目惊心而警戒内心的吗？回答说：不。人主虽然圣明，也不能没有过错，而既然已经说了，已经做了，如果从万机之余暇，屏退外缘，整理片刻，就可以找到过错之处。所谓触目惊心而警戒内心的，大概像读《缁衣》而生仁爱，咏《巷伯》而生憎恶，这不是左史、右史所记载的内容。假使自己观看所记载的书，怎么知道不会因此恼怒后来的史官呢？虽然恼怒后来的史官，而天下人也都会记载在君主身上，有什么好处呢？只是可惜那些臣子依违迁就，不敢尽到自己的职责罢了。不尽到职责的叫做旷废官职，这褚遂良坚守道义不如坚守官职的话，更加深切而显明了。臣曾经论述天下的治乱，关乎君主术数的纯正与瑕疵，而君主术数的纯正与瑕疵，又从其内心的恭敬与放肆来判定。设立监官，辅佐史官，恭敬之所以日益增强。亲近佞人，疏远君子，放肆之所以日益懈怠。推究恭敬与放肆的来源，那么天地祖宗的凭依，子孙臣庶的法度，没有不在一言一动中显露端倪的。因此史官一记载，人君不应当用眼睛去看，而应当用心去感悟。

史官

见到可欲之物，就想到知足来自警戒；将要有所作为，就想到知止来安定百姓。想到地位高危，就想到谦虚自守；害怕满溢，就想到江海居于百川之下。喜欢游乐，就想到以三驱为限度；担忧懈怠，就想到慎始敬终。考虑被蒙蔽，就想到虚心接纳下情；想到谗邪，就想到端正自身来斥退恶人。恩惠所加，就想到不因喜悦而谬赏；刑罚所及，就想到不因愤怒而滥刑。

编修臣彭树葵

臣谨按：天下之大，系于人主的一心，而其关键在于思。《洪范》说：“思叫做睿。”《易经》有言：“君子思不出其位。”确实因为思是心的官能。君心正然后百事端正。静时存养，在于戒惧；动时省察，在于慎独。当洗心藏密时，无息不与天下之事相周旋。所以典谟所载，古大臣告诫君主说：“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机。”又说：“安汝止，惟几惟康。”敕戒之学，慎思之谓也。寻求后世，像魏征的十思疏，大概接近了吧？魏征的话说：“知足，知止，主静立极，息事宁人；自牧，百川谦能受益，广能容物；三驱，敬终，乐不可极，安不忘危；虚心，正身，执两用中，表端自上；无谬赏，无滥刑，是非存三代之公，刑赏皆忠实之至。”伟大的言论啊！德业全部具备，闲存共贯。有人说贞观之治，几乎达到刑措，魏征的功劳居多。大概人主只有一心而攻击它的有百种，危微之界，治乱因之。稍不自检

译那么，一的数目敌不过百的数目，而心中存守的也就少了。如果真能想到天命没有常态，敬畏民众的愤怒可怕，早晚勤勉警惕都来不及，还敢以安逸享乐为事吗？这《十思》一疏，确实可以作为座右铭，成为千秋的鉴戒。虽然如此，知道它并不难，实行它才难；实行它并不难，终身实行它才难。贤明如唐太宗，治理如贞观之治，但在十思之后却流变为十渐，那么谨慎开始，尚能谋划好结局吗？臣认为，古代天子听政时，士人献诗，史官献书，乐师进箴言、赋诗，近臣尽规劝之责，平民传话语。臣不自量力，恭敬地揣度这个意义，期望阐明十思的防范，依韵成篇，作十箴进献。第一箴说：“情感发动就会放纵，心志专一才能端正，收敛视听于无形，确立本体以静定，不要因安逸一人而耗尽百姓。方寸之心，寄托万物性命，随时防范，克制私念才能成为圣人。”第二箴说：“周成王建灵台，民众乐于君主简朴；汉文帝停建露台，君主体恤民力。经过田野则尽力，建立国家以限制宅第，这是伟大的基业，行走如云栈般艰难，肯继承肯建造，法度在于方版。”第三箴说：“居于高位而倡导，下面必定响应，不仅是我响应，万物也出售其私欲。或温暖或滋润，或怨恨或叹息，悔恨生于亢奋，怎能不危险？明智的君主看得远，关键在于听取卑下的意见。”第四箴说：“在器物中歌唱，在满盈时必定反转，容纳它灌溉它，何来溢出何来亏损？海阔江长，源深流远，端倪既现，惊惧恐怕太晚。水啊，水啊！以有本源为鉴。”第五箴说：“雅诗有《吉日》，风诗有《驺虞》。然而沉迷狩猎奔驰车马，令人凛然于声律。自身度量没有嬉戏，不要改变，诚信地处理众事。戒于三驱，扬雄、司马相如，华丽则非虚妄。”第六箴说：“无不有开始，很少能坚持到底。慎终如始，道义积累于自身。刚健所以不息，恭敬以守中，专一志气，与天地相通。小心翼翼勤勉努力，这是纯王的功业。”第七箴说：“秤在手中，镜子悬挂。明亮则昭示本质，中正则通达权变。庄重地处事，或许失之偏颇；明察地决断，或许失之专断。因此睿圣虚怀若谷，洞然明白。”第八箴说：“取是为非，变白为黑，必定有小忠来助长无底线的行为。至诚如神，根本在于敬德。事易说难，继承家业开创国家，不偏不党，刚强克制柔弱克制。”第九箴说：“天道向下济助，温暖枯槁而回转。无私是德，也必定因才施用。情感沉溺则喜悦，滥施恩惠以开启酬庸劝德，留给后代，没有喜好。于是言念哉。”第十箴说：“明确刑罚整顿法度，在于帝王的敬慎。时节到秋天肃杀，天何曾有心发怒？一旦不可测度，文辞便刻薄深重。平情当理，以此君临天下。刑罚搁置在古代，耻辱在于当今。”

译史

唐玄宗开元二年秋七月，在殿前焚烧珠玉锦绣。皇帝认为风俗奢靡，皇帝车驾服御的金银器玩，应当命令有关部门销毁，以供军国之用。那些珠玉锦绣在殿前焚烧，后妃以下都不许穿戴。撤销两京的织锦坊。后来皇帝派御史杨范臣到海南寻求珠翠奇宝。杨范臣上奏说：“陛下前年焚烧珠玉锦绣，表示不再使用，现在所寻求的与所焚烧的有什么不同呢？”皇帝立刻引咎自责，慰劳杨范臣并停止了此事。

给事中【臣】马宏〇

司马光说：“明皇起初，想要治理好国家，能够自我克制勉励节俭，像这样晚年，却仍然因为奢侈而败坏，奢侈靡费容易使人沉溺啊。《诗经》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能不谨慎吗！”

【臣】谨按：明皇最初的志向，清明励精图治，焚烧珠玉锦绣这一节，似乎应当是以身作则提倡节俭，使天下移风易俗。然而焚烧不久，随即又去寻求。评论者说他开始好但结尾不好，却不知道他起初原本就没有真正实行。如果他确实有崇尚节俭去除奢侈的意思，就应当像汉文帝那样身穿粗厚的黑绨衣，脚穿皮靴，不必说身体力行，始终如一。又何必把珠玉锦绣在殿前焚烧，急切地在众人瞩目的地方炫耀呢？正因为他急切于炫耀，而本心的诚意不在这里，难怪他前几天焚烧，今天又去寻求。一个人前后矛盾到这种地步。然而杨范臣的美德，也还有值得称赞的地方。从前太宗刚平定洛阳，宏大的宫室都毁掉了。不久又恢复，最终修建宫室以备巡幸。张元素认为：“为什么前几天厌恶它，今天又效仿它？”他的说法与杨范臣的直谏相同。太宗因为进言而停止役使，明皇也听到奏报而停止派遣。他们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而不掩饰错误以遂行过错，也是相同的。开元之治之所以接近贞观之治吗？然而矫强者仅仅装饰于一时，当面顺从者也是迫于法律。明皇天性本来不如汉文帝那样没有欲望而用制度节制，又不及太宗，所以开始治理时则戒除奢靡，遵从节俭，行政听言都能矫正自己情感所便利的。后来习惯于安逸，昏庸于宠幸，淫侈败坏法度，违背劝谏拒绝言论，以至于前后完全不照顾。而以身治理的，最终以身扰乱。那么恭敬节俭难道可以用声音笑貌来表现吗？

史

唐开元二十九年春正月，确立赈济饥荒的法令，皇帝下诏说：“从前遇到饥荒，都等待奏报，然后开仓。道路遥远，怎么救急迫的情况？从今以后委托州县及采访使发放完毕，再奏闻。”

修撰【臣】于敏中

书法：记载此事是赞美它。

【臣】谨按：唐虞以来，救荒的策略，在书中都有记载。说政事在于养育百姓，那么为百姓考虑的事情，没有不周全的。说粮食啊，在于时机，那么使百姓食物充足的事情，不容许滞后。《周礼》大司徒用十二种荒政，聚集万民。当时国家用度所通达的，必定有九年的积蓄，粮仓的设置，遍布天下。年成不好，赈济粮食施予恩惠，由一旅师、遗人等官职掌管，还有剩余。只是供给方便罢了。春秋以后，耕三余一的制度不再实行。秦国饥荒，向晋国乞求粮食；鲁国饥荒，向齐国乞求粮食。到魏国李悝才开始实行平籴，后世沿袭它，于是称为良法。汉朝统一天下，分设郡县，安抚安定，守令得以自行其意。两京的循吏，史书不断记载，因为事权归于守令。耿寿昌的常平仓，长孙平的义仓，朱子的社仓，都是古今备荒的善政。然而得到合适的人，就成为韩琦的广惠仓；失去合适的人，就成为王安石的青苗钱。大概唐宋以后，设置官员逐渐增多，民间疾苦，既不能迅速到达九重宫阙，作为守令的，又多受牵制阻挠，不能自行其意。一遇荒歉，畏惧退缩以至于有关部门不报告，怎么能人人都是开仓放粮的汲黯，绘图进谏的郑侠呢？救荒如同救火，当它刚发生时，就扑灭，那么平民百姓，一手一足的劳作，桔槔抱瓮，一转移的便利。却舍弃不做，而一定要呼号奔走，在通都大邑寻求救援，几十里的人，那么虽然群力聚集，而燎原之势，在片刻形成，必定蔓延而不可遏制，这不待智者就知道。所以开元确立赈饥法，纲目大书特书并特别给予肯定。大概历来报荒的弊端，由于州县的畏缩，大吏的驳诘，踏勘的迟延，吏胥的科敛。只允许他们不等待奏报，就开仓，譬如慈母哺乳婴儿，探怀给予，还有什么号泣徒闻，等待哺养来不及的情况呢？如果说此法实行，恐怕不肖的有司会有诡饰灾荒，因循作奸的人。私下认为有司即使不肖，难道唯独没有人心而敢蔑弃廉洁，公然触犯法令？上不顾虑大吏的见闻，下不畏惧道路的口实，以冒不测的诛杀吗？大概可以知道必定不是这样。伏读

御制《日知荟说》极力称赞此法，对于应当赈济的刻不容缓，奏报的迟缓无济，剖析精明，尤为洞悉民间隐情。今年七月中奉

上谕训诫督抚，谆谆以不至于玩视民瘼、稽延时日为念，命令地方官一遇水灾骤至，迅速文书申报督抚，委派官员踏勘，设法赈济，务必使早日沾实惠，伟大啊。

译皇上的仁德关怀与保护，确实恳切地希望恩泽如同天地般高厚。大致是依据开元年间的方法，加以神妙地变化运用，而对于体恤百姓田地庄稼、房屋居所以及生计无着落的情况，尤其周到且切中要害。只是水灾旱灾这类灾害，性质相同，州县上报灾情辗转环节太多，负责实地查勘的官员拖延更是严重。百姓遭受饥荒流离失所，原本无法终日等待，却必须等上报之后，再派遣查勘官员，查勘之后才允许认定为灾荒，认定灾荒之后才商议赈济抚恤，辗转拖延，使得穷乡僻壤中那些嗷嗷待哺的百姓，大多来不及得到救济，稍微得到一点粮食就早已饿死填沟壑了。那么，既然依据开元年间赈济饥荒的方法

译特地颁布谕令防范，制定为科条规定。允许从今以后，州县一旦遇到歉收年份，督抚、司道等各级上官在同一天共同详细上报。一方面根据灾情的缓急，立即发放赈济。这样亲近百姓的官员得以自行其意，或许也符合《周礼》中“遗人”掌管国家储备物资以施惠于民，旅师用三种谷物来惠民的制度，从而上副圣天子养民的善政吧？臣谨就其意义加以陈述。希望圣明的君主留意。

史

唐德宗建中元年开始实行两税法

编修【臣】张映斗

【臣】谨按：唐朝初期的赋税制度，叫做租庸调。有田地就要缴纳租，有身丁就要服庸役，有户就要缴纳调。开元末年，户籍逐渐败坏，赋税征收紧迫急促，取办没有标准。下等户大多逃亡迁徙，土著居民一百人中不到四五人。杨炎制定两税法，按照现有的田土，归并到丁户名下，计算必需的经费，在夏秋两季征收。这是两税法的大概，固然也是救时的良法。然而陆贽认为：财富的产生，必定依靠人力。两税以资产为根本，不以丁身为根本，导致携带资财迁徙的人逃脱徭役，坚守产业不迁徙的人被苛敛所困。以丁身为根本，量力授田，自古根据土地状况来制定赋税，未曾按人头强行征收。如果担心携带资财迁徙，就按户计算丁口，怎么能完全考察他们的资财？难道像手实法那样来等第赋税吗？吕祖谦说：两税确立后，三代的制度就再也看不到了。即使屡次恢复田租，也只能惠及有田的百姓，不能惠及无田的百姓。再想想租种田地的农民，虽然不是免除赋税的年份，也不肯听任豪民索取无度，至于不经商不耕种，这就是游手好闲。王政正惩罚里正的布匹，又怎么能称颂呢？况且三代以后，井田制难以恢复。汉高祖开始减轻田税，到三十税一，那时的算赋钱从一百二十减到二十。文帝更多减免，所以田税随田地的多少而定，人税不分贫富。魏晋以后，户赋才开始加重。然而晋制规定丁男丁女都有占田，那么出此户赋的，也都是有田的人，不是凭空征税。唐朝初期的租庸调，也出于世业口分田。在百亩田地之中，中叶之后，民间的田地不能禁止买卖，而官府也没有田地可以授予。以前所谓的庸调，多向无田的人征收。又经过战乱，百姓多流离失所，可以凭借的只有田地罢了。杨炎之所以依据大历十四年垦田的数量，将丁户附于土田，合并为两税，就是这个原因。国家经费条款繁多，廉洁的官吏和朴实的百姓喜欢归并，狡猾的官吏和刁滑的百姓利于分析。大概归并则明白易征收，分析则纷纭难稽查。两税实行，依据土田询问业主，最为明晰。依据物产确定贡赋，最为便利。夏秋征收，时节不耽误。课税只有两项，百姓容易知晓。除此之外，户口的增减，人丁的耗损增长，时有变迁，即使遵循户籍的空文，也难以掩盖荒地开垦的实际状况。近世的鱼鳞图册、一条鞭法，确实源于此。然而，两税不免于诟病，为什么呢？唐朝初期，合并前代贡赋徭役的名目为租庸调，至此混同租庸调的名目为两税。前者兼该，后者重复，往往存在这种情况。这也是杨炎所没有预料到的。杨炎不是唐朝的良臣，然而两税法，怎么能因为出于杨炎而过分诋毁呢？

御览经史讲义卷二十八

<子部,儒家类,御览经史讲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览经史讲义卷二十九

史

宋太祖坐在寝殿，命令洞开重重门户，都端正开阔，没有壅塞遮蔽。对左右侍从说：“这就像我的心，稍有邪曲，人们都能看见。”

监祭御史【臣】冯秉仁

【臣】谨按：圣人南面听取天下政事，面向光明治理，万物都相互看见。这难道只是垂衣端拱的姿态吗？重明以继照，即无私以立心。所谓心，就是圣人每天与天下相互昭示的东西。只有心无形，因物而流形；只有心无象，即境而成象。如同建造房屋一样，荀子说：“绳墨确实陈列了，就不能用曲直来欺骗；秤锤确实悬挂了，就不能用轻重来欺骗；规矩确实设立了，就不能用方圆来欺骗。”我私下认为圣人的心有如此，人们看见圣人的心也是如此。洞开重重门户的深邃，空旷幽深的明亮，因心察矩，削墨引防。如果违背了秤锤，天下有不共同看见的吗？宋太祖，继承五代的末运，拥有帝业，在开国之初，经营缔造，廓然无外。他的各种制作论定，史官所记载的最光明正大的，莫过于洞开重门。这几句话意义深远吗？确实意味深长。大概雄才大略的君主，深沉果毅，让人无法窥探，而天下也无法测度其边际。这种气象虽然足以震慑一时，但诚意不孚，论治的人就说君心有不纯。开辟门户通达视听的风气，距离古代不远，人主深居九重，不能出其心与天下相见，而说民情的大致可见吗？宋太祖此言，能够推诚布公，豁达而无所隐匿，是《玉藻》的明朗吗？是掌握金镜吗？是明堂出政的思考吗？是阶前万里的鉴照吗？推此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