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览经史讲义卷十八

译国家的法度。天下四方都陷入昏暗，百姓对上怨恨厌恶，以此回应上天保佑并重申命令的隆恩；对下则延续子孙千亿的福祚，这些都建立在不懈怠这一念头的基础之上。况且《泂酌》这首诗也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所依归的。”如果能让百姓感受到如父亲般的尊贵、如母亲般的亲切，那么就可以说是能让百姓得到休养生息了。难道会有让百姓喜悦、安定、强壮、教化的时代，却不确立君主崇高的德行吗？那和乐平易的君子，也就是《假乐》中的君子，他们安定自己的地位，赐福给广大百姓，这一点是相同的。

译诗经

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监察御史臣彭肈洙

臣谨按：所谓养尊处优的说法，这是中古时期臣子用来谄媚取悦君主的言辞，而古人并没有这种观念。古人知道天下不可能在安逸享乐中治理好，也不能依赖天下已经治理好就暂时放下忧虑和勤勉，所以保持盈满、安泰的思虑，即使在笙箫音乐、美酒佳肴之间，仍然相互吟咏歌唱而不忘记，因此物产丰富、百姓安宁，他们的治理于是达到了最高境界。从前姬周王朝在成王、康王时代，君主圣明，臣子贤良，纲纪完全张设，刑罚搁置不用，君臣本可以优游自在、无所作为了。等到阅读《假乐》这首诗时，当时的诸侯卿士，为何爱戴君主如此深切，忧虑百姓如此迫切，反复用不能闲暇安乐的言辞来勉励君主呢。其中说“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不就是证明吗？试论之：国家治理不难，难在长久保持治理；君主勤勉不难，难在时刻坚守勤勉。当海内尚未平定、安宁尚未奏效的时候，即使是中等资质的君主也知道警戒恐惧；等到四方无事，内外安定，即使是圣明的君主也不免产生奢侈之心。为什么呢？天下既然没有忧患警戒的担忧，又看到国家富裕、百姓殷实，有什么要求不能实现，渐渐觉得在九重宫阙之上，早起晚食，苦于拘束而不合情理，而放纵心意、安逸意志的行为，反而被认为是太平盛世的乐事。其后于是发展到荒淫放纵，不再考虑百姓的安危。所以惩戒宴乐安逸，严厉制止懈怠，圣如成王、康王，臣下还兢兢业业地认为很难，由此可知天位艰难，而百姓的辛劳与安宁，确实取决于君主，一刻也不能松懈。况且百姓的辛劳与安宁，又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呢？上面看到的安宁，下面看到的却是辛劳；上面看到的辛劳，下面看到的却是安宁。君主没有声色货利的爱好，那么百姓的赋税运输就安宁；君主没有台榭苑囿的娱乐，那么百姓的劳役就安宁；君主没有田猎射鸟的快乐，那么百姓的供应布置就安宁；君主没有好大喜功的念头，那么百姓的兵役就安宁。因此勤勉率领百姓劳作，努力耕种桑麻，手脚长满老茧而不诉说其困苦疲惫的，是百姓不能自己求得安宁；忧虑勤勉、警惕严厉，在位者警戒，早晚不敢安逸，这就是君主使百姓安宁的原因。百姓的安宁源于君主，而君主使百姓安宁的原因，在于不懈怠。所以说：尧舜有做君主的勤勉，没有做君主的私欲，所以天下人都能实现他们的欲望；有做君主的地位，没有做君主的私心，所以天下人都能放纵他们的心意。《假乐》中的臣工，他们懂得爱戴君主了，因此成王、康王保持这种道义，天下和谐融洽，福禄自然由上天延长。其后宣王有中兴的德行，但不谨慎善终，所以《雅》诗一变，不再纯正了。

诗经

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监察御史臣衞廷璞

臣谨按：这是周朝一代田制开始的地方，也是八百年王业由此开创的原因。《周礼》地官小司徒的职责，以及遂人、稻人所管理的，都根本于此。而在这四句话中，经制的详明，推行的次第，也可以仔细考察。度其隰原，就是审察其高低。治理田野的方法，遂、沟、洫、浍，都是为了通水入河，都要从高处流向低处。大概把百姓安置在皇涧、过涧之间，水利可以凭借，因而用沟渠界限，用树木标记，使百姓通力合作，按亩均分，制度于是确定。然而如果不斟酌高低的适宜，就无法确定行水的道路，所以必须测量低湿和高地之后，才可以彻田。古代依靠农业立国，依靠水灌溉田地。黄帝划分土地设立井田，大禹尽力于沟渠，疏通田间小沟直到大河，由来已久了。公刘在迁徙开始的时候，就留心于此，这规模本来就已经宏大深远了。况且古人有可耕种的田地，就一定有可放牧的土地，《周礼》所说的井牧就是这样。大概六畜有所饲养，然后才不会伤害庄稼，原野和低湿之间，牧事可以兴起，而田事更加治理好，然后由近及远，测量山西的田地而更加扩大，由此豳人的居住在这里更加广大了。曾经听说古人有话说：“用水辅助耕种的就丰收，用水辅助防守的就坚固。”古代内部作为田庐，外部作为沟渠，使戎马有限制，就凭借险要顺势埋伏。这地中有水，所以取象于师卦，而齐国的田亩不向东，所以堵塞了晋国的图谋。公刘精心治理田地，所以他的百姓尽享泉源的便利，又得到防卫的资源，豳居的确实荒芜也不适宜吗！此后文王以此为基础建功，周公遵循此制定制度，占卜世数年数，就说征兆在此，也是可以的。

诗经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用于炊饭。和乐君子，是民的父母。泂酌彼行潦，挹彼注此，可以用于洗罍。和乐君子，是民的所归。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这，可以用于洗溉。和乐君子，是民的所安。

编修臣窦光鼐

臣谨按《泂酌》诗序说：“召康公告诫成王，说皇天亲近有德的人，享用有道的人。”善于谈论天命的人，一定在人事上有征验。《尚书》说：“天看从我民看，天听从我民听。”百姓生活的休戚，其气机常与天命流通而相互感应。只有有道德的人，才能成就百姓而致力于神明。这是《泂酌》的大义。辅广说：“每章前三句，有远近

译相互需要，彼此有益，贵贱相互依赖的意思，所以认为这是兴起的原因。」苏辙说：「即使是低洼处的积水那样简陋，也不被抛弃，就像父母不抛弃子女一样。父母对于子女，因为爱得深，所以为他们考虑事情就很精细。用深厚的爱心来实行精细的考虑，所以为他们避开祸害就迅速，追求利益就果断。君子对于百姓，也是这样就可以了。」《礼记》说：「用和乐来强力教导他们，用友爱来喜悦地安抚他们。百姓都有对父亲的尊敬，有对母亲的亲近。」《传》说：「百姓所喜欢的，就喜欢它；百姓所厌恶的，就厌恶它。」这可以称为百姓的父母了。接着又说：「百姓所归附的，为什么呢？天下没有想要离开自己父母的子女，那么天下就没有能够离开君子的百姓。」《灵台》说：「百姓像子女一样前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既然让他们来了，就让他们安定。所以用百姓所安定的意思作为结尾。用什么来使他们安定？就是用父母的心来使他们安定罢了。父母对于子女，没有不到达没有遗憾就安定的。子女对于父母，也没有相处而不相互安定的。君子以父母的标准要求自己，而完全尽到养育的诚意；百姓各自以子女的标准要求自己，而在依靠父母的恩德中相互忘我。《天保》说：「百姓质朴，日常饮食，这是安定的极致。」众百姓，普遍受到你的恩德，这是有道有德的人所信服的原因。神明降临了，赐给你多福。皇天亲近你，享用你的祭品。这首诗三章的意义，进而更加深刻，而和乐平易的君子始终没有不同的说法。为什么呢？君子是道德的极致。皇天建立其最高的准则，然后收敛赐予有根本，防止背离没有例外，风雨同好，寒暑适时，从上到下，治理清明与幽暗，都以此为标准。亿万百姓确实怀念，而天命不违背；诚信显著，而溪边的草可以进献。《尚书》说：「最完美的治理发出香气，感动神明。黍稷不是香气，光明的德行才是香气。」这可以与《诗序》相互印证。然而这首诗的文辞，极力赞扬，而《诗序》认为是警戒，为什么呢？曾巩有话说：「歌颂其善行，用来引导向往，兴起的意思，借此防止懈怠废弃难以持久的情况。」大概处于极盛的地位，而用警戒恐惧来触动他，是明智的极致，认识的穷尽。处于极盛的地位，而用警戒恐惧的德行来保持。每天更新道，按时上升，将使万世得以仰戴崇高，行走谨慎，散发芳香，包含甘美，映照纯粹的精微，流传恩惠和乐于无穷，这是天下的上策，那么已经由此来谈论，那么成周的盛况，至今仍然存在。

译诗经

从远处汲取那路上的积水，舀起它注入这里，可以用来蒸饭酿酒。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

少詹事【臣】张鹏翀

孔颖达说：“《公刘》和《卷阿》都是召公所作。厚待百姓是君主急迫的事务，所以先作《公刘》；没有道德就不能爱民，所以又作《泂酌》，希望君王修养道德、践行正道。君主虽然有德，但不能独自治理，所以又作《卷阿》，让君王寻求贤才、任用士人。”

辅广说：“每章的前三句，含有远近相互依存、彼此相互增益、贵贱相互凭借的意思，所以用来兴起后两句。”

朱公迁说：“这是用小物的功用，来兴起大德的功用，阐明君主不可以没有和乐平易的德行。”

【臣】谨按：君主奉养天子与百姓，负有做百姓父母的责任。父母爱护子女，无微不至。君主爱护百姓，必须像父母爱护子女那样，才无愧于做百姓的父母。然而如果爱护不得当，难免沦为小恩小惠，而无法实现强力教化、使百姓喜悦安定的实质。这正是《泂酌》这首诗之所以深切关注“和乐平易君子”的原因。那流动积水的防范，从那里汲取，舀起那细流，注入到这里，以达到清澈洁净，尚且足以供给蒸饭酿酒之用，祭祀宴享没有不适宜的。何况以大君的德行，掌握汲取注入的权柄，所做的事是减少多的、增加少的，衡量事物公平施予，使远近均匀沾恩，上下各自满足，哪里仅仅像路面积水的汲取注入那样呢？但是汲取注入的权柄操持在上级，一旦有不适宜的地方，不仅像路面积水那样细微的小恩小惠不能滋润百姓，即使想耗尽仓库府库来进行施舍救济，百姓终究不能普遍蒙受恩泽，这是因为没有道德作为调剂的标准，不能明白远近相互依存、彼此相互增益、贵贱相互凭借的道理，往往颠倒失当，急迫无序，本想利民却反而成为祸害的情况是有的。只有具备和乐平易君子德行的人，和乐而不显示威严，平易而不显示恩惠，至诚恳切的心意，流露在家人父子之间，然后才能施舍救济都适宜，教化养育都完备。所以只有和乐平易的君子，才无愧于做百姓的父母。然而君主作为百姓的父母，爱心虽然相同，但权势距离万里之遥，不能亲自到民间去进行汲取注入，不得不授权给代为汲取注入的人，从监司一直到州县长吏都是这样。而州县最接近民间，所依赖作为父母官的尤其在于州县。而从州县上达天子，权势悬殊很大，一旦有阻塞不能上达听闻，那么疾苦无从得知，恩泽也不能下达穷究。更甚者或许掣肘，虽然有汲取注入的便利，却袖手不能施展，那么用来宣扬上级德行而通达下级民情，使汲取注入适宜的人，不尤其在于监司得到合适的人选吗？现在的监司，只有总督巡抚最为重要，虽然布政使、按察使是地方专职官员，大抵是奉行他们的意旨罢了。处在最重的权势，却与百姓很疏远，一旦没有得到合适的人选，那么好恶凭个人情感，为害不小。【臣】曾经论述稍微伸张布政使、按察使的权力，使他们能与总督巡抚互相检举察访，以补救偏重一方面的弊端，而对于州县的治理，务必把握大体，不要苛责细枝末节，使他们能够从容处理事务，斟酌适宜，这难道不是远近相互依存、彼此相互增益、贵贱相互凭借的道吗？【臣】因此流连于召公《泂酌》的话，而更加觉得其义蕴无穷无尽。那用低洼积水，想要供给酒食之用，从那里舀起注入这里，其中有无限的道理。沉静的人能做到，而浅薄急躁的人不能；廉洁公平的人能做到，而贪婪放纵的人不能；忠诚信实的人能做到，而欺诈虚伪的人不能；明辨是非的人能做到，而昏暗愚昧的人不能。以此观察人，也足以知道吏治的大概了。现在的州县，难道缺少研习古书爱护百姓的好官吏吗？只要让监司都得到合适的人选，善于做表率，而不掣肘，循良的治理必定多有可称道的。请让官吏百姓表奏他们的实际事迹，上报史馆，选取特别显著的加以褒奖显扬，以劝勉激励天下，使他们互相观感，以成就极致的治理。这就是汲取注入的适宜，操持在君主手中而有余的了。【臣】私下有所担忧，粮食财物的盈亏关乎百姓的大命。当今海内太平，休养生息日久，而民间不见盈余的现象，仓库时常忧虑不足。平时仅够支撑，紧急时恐怕无可依赖。这是应当调节盈缺，来筹划汲取注入的方法，然后才能成就州县的善治。【臣】曾经读《唐书·食货志》，唐太宗听从魏徵仁义的话，贞观四年，一斗米四钱，夜不闭户。开元初年政治清明，任用姚崇、宋璟，海内富足，一斗米价十三钱，青州齐州一带一斗才三钱。此后天子骄纵于安逸享乐，用度不知节制，每年支出的数额常超过收入，于是掌管钱粮的臣子开始从事搜刮刻剥，竞相进献盈余，以奉养私欲，最终导致民力物力耗损疲敝，天下萧条。唐明皇以一人之身，因勤俭而致富强，因奢侈而造成耗损疲敝。到了耗损疲敝之后，才从事搜刮刻剥，以供给奢侈费用，这就像汲取低洼积水，灌入漏底的杯子，涓涓细流如何能久，干涸枯竭可以等待，这难道是汲取注入的好方法吗？古代百姓有固定的产业，所以没有特别富和特别穷的。现在贫富悬殊极大，不能强行齐平。均田限田的法令虽然可称道，迫促实行，只足以增添骚扰。作为百姓的父母，固然不能舀取那富人的财富注入这穷人的贫困。然而慰劳农民、劝勉互助，倡导兴起勤俭，使穷人得以免除饥寒；教化他们和睦亲族，奖

译那些负责财政防务的官员，能使富人不至于骄奢淫逸，这是优秀官吏所能做到的，这也是一种调节盈亏的方法。如今虽然还没有看到国库丰盈的景象，但也没有出现财政枯竭的担忧，只有保持心境清明、减少私欲，根据收入来安排支出，节省没有益处的花费，停止不紧急的劳役，从朝廷各级官员到地方监察、郡县官吏，都能仰体朝廷视民如子的心意，振奋精神、恭敬谨慎，率领百姓兴办事务，虽然每日计算似乎不足，但每月计算却有余裕，或许能防止国家用度日渐充实，民间逐渐富裕，政治公平、刑罚搁置不用，风俗回归淳朴，这大概就是从不枯竭的源头进行调节吧？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这才足以符合“强力教化、使民喜悦安乐”的实际内涵，而问心无愧了。

译诗经

山丘蜿蜒曲折，狂风从南边吹来。和乐平易的君子，前来游览歌唱，以此表达他的心声。

侍读臣周玉章

臣谨按：自古以来，君臣品德相合的朝代，才有拜手扬言的盛况。掌管山林川泽的官员，在任命官员时极尽都俞吁咈的应答；君主与大臣，在《喜起》《明良》之歌中同心同德。这是后世诗歌产生的缘由，也是君臣唱和有明显征兆的原因。至于游览观赏之事，圣王并不废弃。泰山、衡山、华山，按照方位巡视；灵沼、灵台，与辟雍一同建立。推而广之，视察农耕以勤于补救，协助田猎以选拔车马兵卒，无不向上关乎国家典制，向下切合百姓依靠，难道仅仅是说开阔眼界、舒展胸怀，穷尽视听的娱乐而已吗？等到登山涉水所到之处，创作诗歌，有的记述山川的灵秀，有的咏叹风物的安宁，有的感念年岁的丰歉，而忧喜交织显现；有的辨别风俗崇尚的正邪，而劝善惩恶并重；有的追忆丰功伟绩，而深思创业的艰难；有的怜悯酷暑严寒，而周知民间的疾苦。一唱三叹，无不体现敬畏的深意，依永和声，真觉神人共同聆听。当时随从的大臣，接受简册铺陈辞藻，宣扬盛美，忠诚之心，体现在颂祷讽咏之中，间或加以规劝。如召康公《卷阿》之诗，大致如此。“有卷者阿”，是记述地点；“飘风自南”，是记录时间；“岂弟君子，来游来歌”，以矢其音，是叙述事情。臣曾经接受这首诗并诵读它，既以宽舒优游，极尽游览歌唱之乐；即以安和性情接受天命，迎接纯厚的福分。先公百神在幽深之处交相警戒，圭璋般的声望，统辖四方。凤凰栖息梧桐生长，多吉人也多吉士。凭借孝德，既取悦天子也取悦百姓。和乐平易的君子，不嫌词句重复，赋诗不多，无需铺张扬厉，在因善歌而继声之中，寄托随事进谏之意。所以成王并非沉溺游乐，而康公并非虚誉，不妨与虞廷的赓歌相比拟吗？况且臣认为，不仅仅是游览观赏，即使宴饮也时常有之。传曰：“享宴用来训示恭敬节俭，燕饮用来显示慈爱恩惠。”《鹿鸣》《皇华》《蓼萧》君主用来宴饮大臣，而《天保》颂扬九如，《既醉》具备五福。又是大臣用来报答君主的。朱子说得好：“君臣名分严格，朝廷礼仪恭敬，但如果一味严格恭敬，情感或许不通，所以先王制定燕饮之礼，以沟通上下之情。”大概平日分职考核功绩，没有尺寸之地可以宽缓，而暂时饮酒奏乐，使堂廉之分不隔绝，优厚其礼更加激励官常，联络其情更加产生忠贞。由此诗以言志，歌以永言，必然且上如皋陶的赓歌，也如康公的遂歌，以此鼓吹休明，赞襄鸿烈，照耀当时而流传后世，确实是盛事。其他如《子虚》《上林》，虽然意在讽谏，但终究以藻饰为工，词章之末，无关要典。唐太宗说《汉书》记载这些是过分的，确实适宜。

诗经

山丘蜿蜒曲折，狂风从南边吹来。和樂平易的君子，前来游览歌唱，以此表达他的心声

编修臣王居正

朱子说：“这首诗旧说，也是召康公所作。怀疑康公随从成王游览，在卷阿之上歌唱，因成王的歌而作此诗，作为告诫。”

臣谨按：古代帝王继承天意确立准则，而开创一代有道之长，培育万年无疆之基的，关键在于此心的兢兢业业，与百官共同在不懈怠中相互砥砺，而后君德端正，王道兴盛。然而忧勤惕厉，千圣同此准则，而守成之时，往往严于创业。因为开国之初，规模未定，纪纲方新，继承大统者，正畏惧天命之不易，人心之不易，贤才之不易，远大之谋，成于刻励，这是盛治之所以开创先声的原因。至于太平无事之时，以三光则得其明，以四季则得其序，以万物则得其所，祖宗的积累至此而发扬光大，气运的培养至此而焕发神采，这确实是可乐的吗？然而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治道的盛衰，取决于君主的意志，所以古代的圣王持盈保泰，朝乾夕惕，常在极盛之时忧虑，所以有虞有皋陶的赓歌，有周有卷阿的矢音。我曾取所矢之诗而推绎它，其大旨不外乎求贤以辅治而已。思虑天眷之不易承受，则首先言寿考福禄之盛，以显受命之有本；思虑君德之不易成就，则其次言颙卭闻望之美，以见亲贤有益；思虑君臣一心，明良一德，则又言其相须甚殷，而相得益彰，以坚其侧席旁求之诚。其意切其词婉，言之者，其有厚望吗？只是成王之时，果何时也？考之《竹书纪年》，成王三十三年游卷阿，此时三监已去，顽民已靖，洛邑已建成，一统太平，故驻跸卷阿，君赋诗以鸣国家之盛，所谓太和在成周宇宙间，此时乎？然而当时佐命诸臣已多凋谢，而周公也致政归国，是君心之敬肆，人才进退，天下安危治忽，其机在此一时

译所以召公作这首诗来互相规劝。确实，君主的心意是万物变化的源头，贤能的人才则是国家的根本。君主的心意不可有一日不恭敬，不能因为处于太平无事、游乐闲暇的时候就可以疏忽；贤能的人才不可有一日不引进，不能因为士人众多、人才济济的时候就可以延缓。召公随着具体事务效尽忠诚，顺应时势进献劝诫，像这样，大概也是他忧虑盛世中的危险、防范细微之处、杜绝渐生之弊的意思吧？所以说，这是在极盛之时进行深思熟虑。

我又听范处义说：“召公进献劝诫时说：‘寻求贤才足够了，为什么一定要说是吉士、吉人呢？’周公作《立政》来告诫成王，也说：‘不要任用奸邪之人，只任用吉士。’大概是因为奸邪利己之人常常趋向于刻薄，吉祥善良之人常常趋向于宽厚。让君主在用人之际，必定寻求吉祥善良之士并信任他们，虽然他们天资沉静厚重，不追求显赫的名声，却足以延续风俗教化的命脉，成为国家的福气。从这些话来看，周公、召公效忠于君主的方式，就可以知道了；而他们所说的贤才，也可以认识了。

况且上天设立君主，是为了百姓；君主寻求贤才，也是为了百姓。所以，那些能够弘扬孝德的人士，用来辅助君主的德行，就是良臣；用来治理百姓社稷，就是良牧。《易经》说：‘养育贤才以惠及万民。’《尚书》说：‘臣子对上成就君主的德行，对下造福百姓。’这与召公‘取悦于天子，取悦于庶民’的意思，不是互相阐发吗？

辅佐成周的臣子中，周公、召公最为杰出；而《七月》这篇诗，推究王业的根本，是为了端正开端；《卷阿》这首歌，勉励君主的德行不要安逸，是为了谨慎终局。两位臣子进献劝诫的方式虽然不同，但他们使君主达到尧、舜境界的目标是一致的。这大概就是成王能够享有天下太平盛大的局面，并成为周朝八百年间贤明君主的原因吧？后世统治天下的人，如果不忘记百姓，因而也不忘记人才的进退，那么贤才得到辅佐而善良的人就多，统一的德行成就而天下就治理好了，天下太平盛大的局面，或许能在今天再次出现吧！”

译诗经

山丘高峻多弯曲，狂风从南吹过来。和乐平易的君子，前来游玩又歌唱，以此抒发他的心声。

编修臣杨述曾

《诗序》说：“《卷阿》，是召康公告诫成王要寻求贤才、任用吉士。”臣谨按：郑玄《诗谱》说：“《大雅》从《生民》到《卷阿》，都是成王时期的诗。”《生民》尊崇祖先，《行苇》仁爱宽厚，赞美则有《既醉》《凫鹥》《嘉乐》，告诫则有《公刘》《泂酌》《卷阿》，其中寻求贤才以辅助自己，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所以《卷阿》这首诗再三表达这个意思。臣诵读其文辞并推究其意：“卷阿，有弯曲且中间空虚的含义，比喻求贤的心意。”飘风长养万物，有培育万物的功效，阐明求贤的作用。从容自在你游玩，在闲暇之时；福禄安康你享受，在太平之福，而归结于“弥尔性”，推及于“媚庶人”。大概君主任用贤才，没有比陶冶养成德性更优先的，没有比爱护养育万民更重大的。古代的圣王性情齐一敦厚敏捷，得天之厚，但仍必须斋戒其心，使德性神明，奸邪的声音和混乱的色彩不留在耳目，淫乱的享乐和邪恶的礼仪不接触心术，懒惰傲慢邪僻的气息不施加于身体，还担心出入闲暇时或有差错，耳目所及或许不够周遍广博，于是恭敬礼待老成辅佐之臣，与他们从容讲论，慎重选拔温良端正的英才，让他们排列在左右，既有以逐渐磨砺其德义，涵养其性情，又有以防备其见闻之非，节制其嗜欲之过，所以能习惯与本性一同成长，教化与心意一同成就。否则身处崇高之位，处于丰裕安乐之时，百官奔走唯恐落后，万方崇奉所欲必得，那么骄奢淫逸的渐进，安逸欲望的萌发，都能乘虚而入，其对德性的拖累，难道少吗？至于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凡是上位者没有不知道爱护养育的。然而所谓爱护养育，难道是急切地今天降一道诏书，明天做一件事，以恩惠养育，以恩泽救济吗？得到合适的人来治理，那么天下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得不到合适的人来治理，那么或者刚愎自用而举措不当，或者颓废萎靡而奉行不力，本想兴利却反而滋生祸害，本想除弊却反而增加困苦，纷乱琐碎，既不是治国之道所宜，宣布施行，徒然粉饰视听之美，对百姓有什么依靠呢？《说命》说：“只有君主没有贤才不能治理。”意思是君主虽然明圣，不能独自治理。《立政》说：“从今以后设立官职，不要任用奸佞之人，只任用吉善之人。”意思是只有吉善之人能够惠及百姓。历来奸佞利己之人，以苛刻为明察，以刻薄为精明，矫饰外表似是而非；吉善之人，天资沉静厚重，诚恳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如果真的得到吉善之人而任用他们，那么虽然没有显赫的名声、特殊的功绩，而慈祥恻隐之恩、忠厚长者之道，自然足以培植福禄的基础，绵延仁寿的脉络。其利益依靠，难道只在一时吗？君主德性日益充实，百姓和乐，疆土广阔，极尽九州之广。圭璋般的声望，作为四方的纲纪。昭示承受上帝申命，用以休美。由此礼明乐备，那么凤凰和鸣，国家昌盛，这是文章之事。觐见光辉发扬功业，那么车马众多闲适，胜任驰驱之用，这是武备之具。求贤的作用如此广大，用贤的效果如此巨大。召公所以赋诗告诫吗？臣又听说，《小雅》“南山有台”，是乐于得到贤才。其辞说：“乐哉君子，是家庭的基石。”又说：“乐哉君子，德音是茂盛的。”那君子，就是冯翼孝德之人，所谓吉人吉士。得到他来辅助自己，那么百神主宰，这就是“弥尔性”的意思。以辅助万民，那么四方效法，这就是“媚庶人”的意思。德音不止，保佑你的后代，那么与颙颙卬卬、纯嘏常有的说法，有互相阐明的地方。宋代臣子曾巩说：“二雅之作，劝勉帝王的功业，赞美昭示法戒于将来。”圣人所以将其列入经典，垂范为世教。王者循类取称，由隐至显，自足兴道致治，垂范无穷，难道只是比配其声音播于弦管而已吗？

诗经

有凭有辅，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和乐平易的君子，四方作为法则。

编修臣董邦达

孔颖达说：“说有所善行可以作为凭依的，有所艺能可以作为辅翼的，有所至孝可以作为感化的，有所大德可以作为轨训的。君王应当以此长久尊崇他，以此恒常敬重他。得到这四等，是乐易的君子，可以成为四方的法则了。”

臣谨按：国家用人，臣子事君，以德为本，以才为末。德可以统摄才，才不可以概括德。所以周官司士，功绩诏告禄位，才能诏告事务，久任定食，必定首先以德，诏告爵位。其在《尚书》说：“翕受敷施，九德咸事，那么才就在其中了。”而大司徒以乡三物教导万民，而宾兴之，也说六德、六行、六艺，先以德行为先，不以艺为先。夫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谓德。古来纯臣致主，未有不本于躬行心得，而惟以才华表见的。今观诗言：“冯则倚仗之谓，非德何以为倚？翼则辅助之谓，

译没有德行，凭什么作为辅佐呢？孝是德的根本，是各种行为的源头。因此，冯、翼、孝、德只是不同的名称，合起来其实就是一种德行。孔颖达认为“有翼”专门指艺能，这就片面而不全面了。在那个时候，长寿之人教化百姓的治理风气尚新，镐京辟雍的钟鼓之声正盛，而成王又秉承天命，宽厚仁爱，修明一心，日益精进，月有长进，继承先业，思虑宏大，于是人才辈出，无不争相自我磨砺，引导德行，修养品行，以储备朝廷股肱心膂之用。所以后章所说的“圭璋般闻名望之美，是弥性之验”，蔼吉雝喈的盛况，是冯、翼、孝、德之才。明明在朝，穆穆排列，聚精会神，相得益彰，随从游历，赋诗言志，大概是记录实事。那时朝廷没有不整饬的纪纲，民间没有不相同的风俗，上下没有隔阂，欢欣交通，为天下树立法则，可以传于万世，大概是成周极盛之时，差不多有赓歌喜起的风气了。古代大臣颂扬他们的君主，真是知道根本啊！后世臣子应当如何砥砺廉隅，约束自身如圭璧，使德优于才，才本于德，切实体悟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学问，足以对上为德，对下为民，能够符合官材论辨的典章，才承受引翼之选而不惭愧。而学校中陶冶培养的人才，更应当以德行道艺树立标准，务必使草野之内具有经纶康济的谋略，而不屑以辞藻华丽相尚，那么所谓有冯有翼有孝有德的人，哪里不如古人呢？也可以知道上面所取的人才在此而不在彼，而下面自我勉励行为以作为效用的地方，本末轻重之间，辨别不可不早。

译诗经

有依靠有辅佐，有孝顺有德行，来引导来辅翼。和乐平易的君子，成为四方的准则。

编修【臣】张为仪

朱熹说：“说的是得到贤人来辅助自己，像这样那么他的德行就会日益修养，而四方都把他作为准则了。”

吕祖谦说：“君主经常与慈祥笃实的人相处，他用来兴起善念、涵养德性、镇定躁气而消除邪念的方法，日积月累潜移默化，有不在言语之间的功效了。”

【臣】恭敬地认为《卷阿》这篇诗的序，认为是召康公告诫成王的作品。它前面几章，先详细陈述承受福泽的盛大；而这第五章，则推究导致福泽的根本，在于君主自身。而君主自身的修养，在于得到人来辅助自己。大概君主凭一己之身居于崇高的地位，掌握威福的权柄，想要的必定能得到，所做的必定能成功，那么他的意志容易满足，他的情感容易放纵。如果前后左右的人不能陈述善道、堵塞邪路，来引导君主走上正道，那么凡是沉溺于享乐玩物的事情，起初只是偶然去做罢了，接着就习惯成自然，日新月异，有增无减，放纵耳目的欲望，违背起居的适宜。这关系到君主德行的，不是小事啊。古代的圣王，只有深深鉴察到这一点，所以既设立三公来治理国家、讨论大道，又设置师氏、保氏来劝善谏恶。下至侍从仆役，没有不是正直的人，来早晚辅佐他们的君主，那么邪僻的念头，就不能乘虚而入。纵然在万般防范之余，偶尔出游观赏以适意，而心中有主见，那么悠闲自得，自然喜乐而不失节制，所以君主的德行日益隆盛，而四方都奉他为准则。三代以后，如唐太宗、宋仁宗，都是史册所称道的贤明君主。曾经考察唐贞观初年，就设置宏文馆，精选文学之士，让他们轮流值宿，在听朝之余，引入内殿，讲论前人的言行，商讨政事。宋景祐元年，设置崇政殿说书，每天轮值两人，以备咨询。唐、宋两位君主，德行虽然由天赋，而学问的功夫，从各位大臣那里获取的，本来也不是没有补益。况且君主的学问，与常人不同，为什么呢？常人的学问，期望通晓章句，擅长文辞，退下来就讲道论德，能够训导子弟；进身朝廷就承流宣化，能够播扬政教于邦国，如此罢了。如果君主则凭一己之身承担天下的重任，事情极其繁杂，防备极其严密，那些用来蒙蔽他的，又极其巧妙而且众多。如果只凭一己的聪明，而不能参验比较以通达变化，执守两端以运用中道，将会自以为仁，却可能流于姑息；自以为义，却可能流于苛刻。大概有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情况，所以说“自以为是则狭隘，喜好问人则宽裕”。这不是像常人寻章摘句的学问，可以专门名家了。所以必须虚怀忘势，兼听并观，审慎选取有依靠、有辅佐、有孝顺、有德行的臣子，尊崇他们的礼遇地位，给予他们和颜悦色，时常在便殿召见应对，与他们从容讲论，那么或许能够献可替否，拾遗补阙，从而周知天下的情形而不被蒙蔽。在君主自身，就收到各位大臣引导辅翼的功效；在四方，就沐浴大君和乐平易的恩泽，难道不盛大吗？在宋代明道年间，程子曾经告诫他的君主说：“希望以礼任命老成贤儒，不必用职事劳累他们，让他们每天亲近便座，讲论道义，来辅助圣德。”又选择天下的英俊之士，使他们陪侍法驾，朝夕延见，开陈善道，研讨治国的根本，以广见闻。而伊川程子也说：“君主一天之中，接见贤士大夫的时候多，亲近宦官宫妾的时候少，就可以涵养气质，而熏陶德性。”所以请求谨慎选择贤德之士，来侍奉劝讲。讲读完毕，常留下来以备咨询，从容闲谈，不仅逐渐磨砺德义，至于人情物态、稼穑艰难，日积月累既久，自然通达。这都符合《卷阿》这一章的意思啊。

诗经

有依靠有辅佐，有孝顺有德行，来引导来辅助。和乐平易的君子，成为四方的准则。

检讨【臣】齐召南

朱熹说：“说的是得到贤人来辅助自己，如此那么他的德行就会日益完备，而四方都把他作为准则了。”这一章以下，是陈述导致上一章福禄的原因。

【臣】恭敬地认为：自古以来谈论治国，没有超过虞、周两代的。虞廷的赓歌，记载在《尚书》中；周室的矢音，列于《大雅》中。千百世以后，诵读诗书的人，还可以想象当时君臣相得的情景。虽然言语有繁简，体裁有质朴与文饰，辞藻有委婉与直率，而反复叮咛以规劝颂扬，在太平极盛之日，都兢兢业业地有持盈保泰、致力治国不止的思想。《诗》《书》所称道的，如同符节相合。《书》说敕命，《诗》说弥性，敬天的学问相同；《书》说百工和乐、庶事安康，《诗》说四方以之为准则，勤民的政事相同。它们不同的地方，舜歌喜起，责备股肱之臣；臯陶赓明良，责备元首之君。《诗》只有召公矢音的言辞罢了。然而即用召公矢音来论述，所谓颙颙卬卬、如圭如璋的，不就是元首的起与明吗？所谓有依靠有辅佐、有孝顺有德行的，不就是股肱的喜与良吗？必须有冯翼孝德的帮助，然后君主的德行完备而福禄周全，不就是舜所说的股肱喜而元首起吗？冯翼孝德，就是吉士吉人的选拔，也就是臯陶陈述九德所说的彰显其有常的人。能引导能辅助，为上为

译（贤者）以德行取悦天子，身为臣民而取悦百姓，这是贤者自身能够必然做到的。拥有辅佐、引导、孝顺的德行，却不将其作为引导和辅佐的力量；拥有众多吉士吉人，却不任命他们，这不是贤者自身能够必然做到的。只有君子能够运用辅佐、引导、孝顺的德行，然后才能收获引导和辅佐的功效；任用吉士，任命吉人，然后才能获得取悦天子、取悦百姓的利益。这难道不就是皋陶所说的“元首英明而股肱良善”吗？所以说，《诗经》《尚书》的记载，如同符节相合一般契合。

况且【臣】还有话说：周朝自文王以来，上天昭示云汉，长寿之人教化百姓；武王以燕翼之谋遗留给后代，保有他的贤士；到了成王时期，周公、召公担任辅政，太公担任师保，毕公、君陈、康叔、史佚等人，恭敬地排列在朝堂。乐正所教导的，司徒所兴办的，司马所议论的，具备德行、道义、学问、技艺的士人，没有不在其位的。贤才众多兴盛，千年难遇。《诗经》所说的辅佐、引导、孝顺的德行，当时确实有这样的人；《诗经》所说的引导和辅佐，当时也确实有这样的事。难道还有吉人吉士隐居在山岩洞穴、沉滞在下级官职、未能被提拔任用的人吗？即使偶然有一两个，他们的德行和才能，也必定不能与周公、召公等各位公卿并列，而召公仍然勤勉地广泛寻求贤才，以此劝勉成王。古代大臣胸怀虚怀若谷，急于得到贤才，为国家长治久安谋划，如此深远，本来就是这样吗？

周公陈述立政之道，恳切地关注三宅、三俊能够安居、能够俊秀。并且说：“从今以后设立官职，不要任用奸邪之人，只任用吉士。”这大概就是周朝治理达到极致，与唐尧虞舜之美相媲美的原因吧？

译诗经

有可依靠的，有可辅佐的，有孝顺的，有德行的，用来引导，用来辅翼。和乐平易的君子，成为四方的准则。

检讨【臣】胡泽潢

【臣】恭敬地陈述：上天保佑下民，为他们设立君主。《白虎通》说：“君，是群下归心的意思。”不扰乱平民百姓，称为皇。又《尔雅·释言》说：“皇，是匡正的意思。”《诗经》说：“四国以此匡正。”就是这个意思。《史记·正义》说：“德行象法天地称为帝，仁义所往称为王，都是君主的称号。”而又称君为君子，《白虎通》说：“是道德的称呼。”意思是能够完备道德作为极致，而四方都归附他，这就是所谓的准则。准则的建立与否，取决于道德的修养与否，而修养道德的关键，在于选取人才来辅助自己。孔子告诉鲁哀公关于为政在于人的几句话，可以说是简约而详尽。自尧舜以来，经史所载颂扬君主德行，没有不提到得人的。凡是那些明目达聪、启迪诚信、能够明察秋毫，兢兢业业以致艰难且谨慎的，不只是为了汇聚众人的智慧和力量，完备股肱耳目的职司，实在是依靠他们来启发内心、滋润内心，展示荡平正直的极致。召公匡辅成王，继承文王武王的盛世，当时侍奉左右的仆从，没有不是正直的人，仍然以冯翼孝德作为规劝，为什么呢？从来创业难，守成尤其不易。成王是守成之君，得到人才则德行确立而四方效仿，失去人才则德行败坏而其盛世难以长久，所以恳切地以为朝廷选拔建立众官，如果只得到那些颐指气使的人，将会日益趋向怠惰恣肆，这不是用来向四方展示表率的。必须每天与严肃刚正的人相处，与慈祥笃实的人共处，以此来感发善端，涵养德行，镇定妄念而消除邪气，日改月化，而风化美好的效果，不难坐而得到。那说冯的，是出入可以依靠；说翼的，是左右有辅佐；孝则是至性最笃厚，德则是居心最纯正。引如同行走有引导，翼如同飞翔有羽翼。只有冯翼可以作为引翼的凭借，只有孝德可以担当冯翼的责任，只有引翼才能成就君子，这就是所谓的表端正则影正，仪范不差。那说岂弟（和乐平易）为什么呢？《礼记》说：“用凯乐来强力教化，用和顺来喜悦安定。”君子对于严肃刚正的人得到凯乐，对于慈祥笃实的人得到和顺，以此来喜悦安定、强力教化四方，都是引翼得人的效果。驾车的人，驾驭良马，周游八方，万里如一息；冶铸的人，铸造干莫之剑，水中能断蛟龙，陆地上能斩犀革。为什么呢？有凭借的人容易成功。冯翼孝德对于君子，也是这样。只是施展力量必须借助才能，如果孝本来就是德行中所包含的。《诗经》不把才德并称而着重说孝，大概是因为才德从古不分。所说的，皋陶九德都是才。八元八凯的才，都是德。说德而才在其中，何况孝是百行之首，求忠臣必于孝子，所以举其重而言。那先说纯嘏福厚，而后说得人为准则，为什么呢？与上智之人说话，就直接颂扬，或者直接规劝。禹、皋、益、稷诸谋都是这样。如果是上智之下的人，姑且先举其效果，这就容易进入而乐于听从。孔子对于哀公，也是这个意思。这首诗通体都是颂扬，只有这一节正告之后，又以车马的盛况讽喻，以见人君本有得贤的凭借，只是担心不求罢了。成王是贤明的君主，而召公这样规劝他，可以说是善于成就其君的人。夫子所以列之于《雅》吧。

诗经

有可依靠的，有可辅佐的，有能侍奉父母的，有得于自身的。引导其前，辅翼其左右。和乐平易的君子，成为四方的准则。

检讨【臣】周孔从

朱熹说：“冯是说可以依靠的，翼是说可以辅佐的，孝是说能侍奉父母的，德是说得于自身的。引导在前面，辅翼在左右。说得到贤人来辅助自己，这样那么他的德行日益修养，而四方以此作为准则了。”

【臣】恭敬地陈述《卷阿》这首诗，前面所铺陈的，已经极尽寿考福禄的盛况，而这一章归本的论述，不外乎用贤来修养德行。大概德行是致福的根源，而贤人是修养德行的辅助，是人君应该加意的。现在人的贤行到了不一的地步，以适于使用的来说，称为冯翼；以本于心的来说，称为孝德。吕祖谦说：“贤人的行为不是一端，必说是有孝有德的，人主常与慈祥笃实的人相处，自有兴起善端、涵养德行的作用，这就是以孝德为可冯翼的人。”然而分开来说，忠谅可托心膂，是冯；才猷可任股肱，是翼。善事其亲，就有移忠之心，有得于心，就具备正物的学问，是孝与德。宋刘挚有云：“人才难得，能否不一，性忠实而才识有余的，是上等；才识不逮而忠实有余的，是次等。”这是冯翼孝德，各有可见的行为，即各有奏效的实际，只怕不举而用之，或者沦弃于草野，或者沉浮于下位，虽然有辅翼明听的能力，也无法自我表现。以此知道“有之”的说法，不是任其有于下，乃是归其有于上。有之则必以为引，更必以为翼。引者，资其开导，所谓“示我周行，引君当道”。翼者，资其赞助，所谓“股肱惟人，左右厥

译“辟”就是君主。君主继承天命确立准则，效法天道刚健运行，在宏伟的殿堂之中、细微的防范之上，之所以早晨勤勉努力、晚上警惕谨慎，固然自有努力彰显其美德的功效，并非向外借助于臣僚。然而关键在于不倚仗自己的聪明，而广泛寻求贤能哲士，使得辅佐的人都是正直之士，启发教导的尽是良善的助手，这样君主的德行修养完善而皇极建立，明哲之人之所以能作为法则的原因就在这里。那么，最终归结于“岂弟君子”（和乐平易的君子）是为什么呢？因为仁爱是天地化生万物的本心，君主具备和乐平易的德行，又得到贤人作为辅佐，以此来培养其仁厚的根基，推广其仁爱的恩泽，这样就足以符合天地化生万物的本心，所以树立典范作为四方准则的在于此，承受上天眷顾而承受各种福祥的也在于此了。由此可见，君主没有比修养德行更重要的，修养德行没有比任用贤才更重要的。《诗经》颂扬文王，王者既已陈述疏附、先后、奔奏、御侮等官职，以征召众多贤士的盛况，而召康公又举出冯翼、孝德，劝勉成王，那么寻求贤才自我辅佐，确实是统治天下者的要务啊。

译诗经

和乐平易的君子，是四方效法的准则。

监察御史【臣】刘方蔼

朱熹说：“说的是得到贤人来辅佐自己，像这样那么他的德行就会日益修养完善，而四方都把他作为准则。这就是招致福禄的原因。”

【臣】恭敬地陈述：前代儒者说治理天下有准则，这是圣王用来规范天下的；天下之所以接受圣王的治理，归结到准则罢了。从性命之理的细微，到伦常的大义，以及制度品级的详尽，没有不各自有不可改变的规矩的，都叫做准则。大概有事物就有准则，这是君子与四方共同从天那里得到的。顺应帝王的准则，是君子效法天的方式；有典章有准则，是君子效法祖先的方式；明智哲睿制定准则，是君子修养自身的方式；调和民众的准则，是君子适宜民众的方式。由此知道准则难以言说，而成为准则不容易，君子不知道怎样增进德行、修习学业才能从民众那里得到这个呢。况且水不能自己成为方圆，而方圆完全取决于容器；草不能自己起伏，而起伏完全取决于风。君子对于四方，地位相互维系，势力相互统属，情感相互关联，本性相互感应。他用来作为四方准绳规矩的，完全取决于君子。何况四方广阔，四方民众众多，风气适宜不同，质朴文饰崇尚不同，要使它们一道同风，共同归于天的准则，而想要君子用一个人的心思耳目来普遍周详地处理，形势本来有所不能，力量也有所不足。这是所依赖众多君子共同谋划共同出力，宣扬上面的德行，通达下面的情状，共同成就一位君子的和乐平易，使四方的人没有不在心目中有一位和乐平易的君子，作为君主，作为老师，用仁义逐渐磨砺，用礼乐陶冶，修养教化而不改变风俗，统一政令而不改变适宜，使他们遵循正道，国家政令不异，家庭风俗不殊。由此知道先公的祖先，都是准则中积累德行、累积仁爱的；百神是你的主宰，都是准则中上下都有美好德行，以进献馨香的；纯美的福佑是你的常事，都是准则中天不吝惜道，地不吝惜宝物，人不吝惜情感的。凡是四方效法准则的，没有不以和乐平易之心为心，以君子的品格为品格的。准则在性命而普遍成为你的德行；准则在伦常而五伦之常能够顺从；准则在制度品级而训示施行，四通八达没有违背。难道不盛大吗？那么和乐平易的君子之所以一定要寻求众多君子排列在众官职位上，以广泛宣扬辅佐孝德于四方，正是因为维系民众的准则重要啊。

诗经

凤凰在飞翔，羽毛振动声，也停歇在树上。众多吉士和乐平易，听凭君子使唤，顺爱天子。凤凰在飞翔，羽毛振动声，也贴近天空。众多吉人和乐平易，听凭君子命令，顺爱庶民。

编修【臣】张湄

朱熹说：媚是顺爱。

谢枋得说：“顺爱天子，是爱君主；顺爱庶民，是作为王，爱他的民众。”

辅广说：“这是借当时凤凰到来，来兴起贤者来聚集。听凭君子使命，是说把命运托付给君主，完全听任他的使唤。顺爱天子，表明贤者没有勉强不得已的意思；顺爱庶民，表明贤者有维持融洽的德行。”

【臣】恭敬地陈述：人臣侍奉君主，对上为德行，对下为民众。他进献可行的、废除不可行的而不允许敷衍应付的，道义在于敬；他协同恭敬、心意和谐而没有矫饰拂逆的，心意在于爱。敬没有爱就会矜持，或许导致争执；而爱没有敬就会结党，必然流于朋党。所以媚这个词，是爱，人都知道，而朱熹一定解释为“顺爱”。凡是情感不符合道理的，不能称为顺。顺爱这个词，大概是本着敬的道，来施行爱的心意。用这个来说媚，那么顺爱天子而上交不谄媚了；顺爱庶民而下交不轻慢了。顺爱天子的，爱君主像爱父亲，不仅顺从是爱，即使有时匡正补救也是爱；顺爱庶民的，爱民众像爱子女，不仅劝善戒恶是爱，即使有时督察威严也是爱。不是这样，那么像妇人和宦官的爱，姑息纵容的爱，它们的没有敬，没有比这更大的了，难道是宣扬辅佐孝德的人敢做出的吗？况且君主是民众的心，民众是君主的身体。而使我们君主与我们民众上下欢欣、交通没有隔阂的，是众多士人引翼的力量。所以想要顺爱天子，没有不先顺爱庶民而能顺爱庶民的，顺爱庶民，就是顺爱天子。《尚书》说：“只有伊尹自身能够辅佐他的君主，安顿师保”，这是用顺爱天子来顺爱庶民；《诗经》说：“安抚远方，亲近近处，来安定我们的君王”，这是用顺爱庶民来顺爱天子。然而顺爱天子的，听凭君子使唤；顺爱庶民的，也听凭君子命令。所谓弘扬仁风，宣布德意，人臣的道，不过像地顺承天罢了。地顺承天，乾坤所以成就泰卦；臣子共同听令于君主，明君良臣所以称颂同一德行。在过去虞朝朝廷更唱喜悦，兴起凤凰来仪；周室充满太和，鸣凤在郊外。意志专一就感动气，观察物类的感召，就知道《卷阿》的咏唱与《箫韶》的演奏，先后媲美，像出于同一辙迹，确实在于君臣之间啊。

诗经

凤凰鸣叫了，在那高高的山冈上。梧桐生长了，在那向阳的山坡上。茂盛的样子，和谐的声音。

编修【臣】诸锦

毛苌传云：“梧桐，柔木也。山东曰朝阳，梧桐不生山岗，太平而后生朝阳。”臣竭

译其力量，则大地穷尽它的化育；天下和谐融洽，则凤凰乐于其德。

译郑玄笺注说：“凤凰鸣叫在山脊之上，是因为居于高处向下看，观察可以停息的地方，这比喻贤者等待礼遇才行动。飞翔之后才停落，梧桐生长，就如同圣明的君主出现。生长在朝阳之处，是因为受到温和仁爱的气息，这也是君主的德行。凤凰的习性，不是梧桐树不栖息，不是竹实不食用。菶菶萋萋的样子，比喻君主的德行兴盛。雝雝喈喈的声音，比喻百姓和臣子和谐协调。”

【臣】恭敬地按察：雝雝喈喈，是记录一时凤凰的鸣叫，像这样认为是和谐。分开来说凤凰是两种，统合起来凤凰就是一种。王充必定引用《礼记·瑞应篇》来互相辩难，雄性的说：“凤，雌性叫凰。雄性鸣叫叫即即，雌性鸣叫叫足足。”这是声音不同。声音仔细辨别，那么形态也不同。假如仔细辨别《诗经》与《礼记》不同，世人传说凤凰的鸣叫，所以将会产生怀疑。然而《荀子》又说：“凤凰秋秋，它的翅膀像干戚，它的声音像箫。”有凤有凰，使帝王的内心快乐。这是“秋秋”一并指称凤凰而言的。郑玄的笺注很好，王充所见非常细微。又这首诗是召公所作，与《尚书·君奭》篇章互为表里。周公说：“我们创造德行，不降下我们的法则，鸣叫的鸟听不到，何况说能有能力到达。”又说：“上天的休美更加到来，只有当时这两个人不能胜任。如果你能敬重德行，彰明我的俊才百姓，在于让后人处于伟大的时代。”这就是下一章车马招揽贤才的意思。大概自从虞舜朝廷凤凰来仪之后，经过一千多年，才得到这种上天的休美，实在是非常吉祥的瑞兆，得到贤人来酿成太平和谐的好运。这是老臣治理国家太平长远的深意，不仅仅是欣喜庆幸承奉的言辞。毛亨、郑玄两家之外，朱熹没有阐发其意，所以加以阐明。

诗经

询于刍荛

监察御史【臣】丛洞

【臣】恭敬地按察：圣人治理天地，之所以能明察人伦万物，而贯通天人之间的，是因为他神灵的智慧，烛照没有外在的遮蔽，也是因为他虚心谦卑的胸怀，咨询访问没有遗漏。大概普通人以自己的知识作为知识，圣人以天下的聪明作为聪明，穷尽天下知能的道理，合并归之于圣人广大的天性，而咨询谋划，甚至不遗漏普通百姓的细微之处，那么圣人所采纳的就越广泛，而所通达的就越细微。这就是先民之所以有向割草打柴的人咨询的说法。考察古代帝王，明目达聪，美好的言论没有埋没，一时的优秀辅佐大臣，以及百官众士，济济一堂辅助，各自效忠，裨益很多。即使有时向下询问百姓，广泛采纳舆论，或者也是当世的隐士君子，拿出卓越的见解，恭敬地抒发一点心得以作为集思广益的一点帮助。至于刍荛是最细微最粗陋的，不过是牧童樵夫之类的人，这些人没有特殊的见识，他们所称道的，也可以想象而知。而且恳切地向这些人咨询，为什么呢？现在高山不拒绝土壤，所以能成就它的高；河海不挑选细流，所以能成就它的深；圣人不遗弃浅近的话，所以能成就它的大。从前大禹拜谢善言，设置钟鼓鼗铎，来招致四方之士；卫武公年老而好学，每天向国人求助。因此自古圣帝明王的朝廷，即使是乐师工匠商人，都能修持他们的职事，而进献他们的忠诚，诚然因为天生众民，都有恒常的本性，不识不知，也顺从上帝的法则，刍荛虽然卑贱，也是秉持常理的人。他们的心未必没有知觉，他们日常饮食的质朴，所行而显著、所习而明察的，未必都是昏昧不明的。天命的真性，没有物体不体现，浅近的迹象，至道所存在。刍荛的人，确实不能达到广大，而穷尽精微，但一物所利的，一事所宜的，得于父老的传闻，而成于技艺的熟习，意境亲切的致意，有时见闻广博的人所达不到的，或者为山叟野老所熟悉，因为刍荛而忽视他们，私下担心勤恳访道的心，已经有及有不及了。因此先民的咨询，不一定拘泥于刍荛，而自然不遗漏刍荛。大概天下理道的寄托，以盛满的胸怀，看待它就没有深不是浅；以虚心的胸怀，取用它也没有浅不是深。从刍荛而汇集，由刍荛而通达，没有贵贱，没有大小，他们的见闻都足以互相有益，他们的心思都足以互相资助。扩大心量以体悟天下的道理，就是虚心以求天下的言论。大舜执两用中，而孜孜不倦于察验浅近的话，就是这个意思。

诗经

訏谟定命逺犹辰告

监察御史【臣】高景蕃

朱善说：“谟的訏，犹的远；从纲领上说，所以确立一代的规模。命的定，告的辰，所以作为一时的政事。”

【臣】恭敬地按察：自古以来圣帝明王治理天下，必定以可大可久的原则确立一代的纪纲，然后能联合四海为一家，使万年如同一日。但考察他们发号施令的时候，又不是随便而已。大概二三不一不能成就事情，怠慢疏忽不能图谋功业。只有君主德行具备于自身，那么精神直接贯通于事后，念虑常常烛照于细微之前。他们施之于政令之间的，既然一成就不改变，也应当说是适时，而游移琐碎的习气，全都不足以中伤。这样才能成就可大可久的事业，而没有困难。为什么呢？德行表现为谋略，上自朝廷而下至草野，大都不是一个人一家的计谋，

译亿万百姓的性命都系于其上。德行显现为治国方略，从初创开始直到接近完成，绝非一朝一夕所能达成，百代的宏大基业由此宽裕稳固。这难道是那些追求眼前小利、浅薄功效的人，可以苟且迁就于其中的吗？必须体察父天母地的道理，从而制定治理世道、主宰万物的蓝图；秉持早晨勤勉、晚上警惕的诚意，从而做出百年必成的长远考虑。利益所在之处，与天下人共同振兴，即为万世开创太平；祸害所在之处，与天下人共同革除，即为万世杜绝隐患。宏大的谋略啊，长远的规划啊，难道不足以确立一个时代的法度纲纪吗？

然而夏商周三代以后，并非没有英明的君主和明察的后妃，他们规模宏大深远，也自有孜孜不倦追求治世的想法，但德行未能纯粹。起初缺乏审慎度量的能力，后来又有频繁更改的困扰，或者因厌倦政务而中途停止，缺乏恳切真诚的心思，在宫廷内外进行告诫，这难道是古代圣王励精图治、不贪图安逸、深知创业艰难的本意吗？

既然谋划宏大，那么号令自然不能轻易发出。一道命令早晨颁布晚上就更改，这是不能做到宏大谋略的表现。既然谋划深远，那么叮咛不得不恳切。命令不及时发布而坐失良机，这是不能做到长远规划的表现。《尚书》中说：“让万民都说：‘伟大啊，君王的言论。’”又说：“统一啊，君王的心志，这就是安定天命的意思。”《易经》中说：“随风巽，君子以此申述命令、推行事务。”这又体现了时刻告诫的意思。

卫武公以此自我警戒，因此从内到庭院近处，到外至蛮荒远方，小到起居洒扫，大到车马兵器，必定做到思虑无不完备，无不一一整治。多么谨慎啊，圣人这种不忽略近处、不遗忘远方的宏大用心啊。

译诗经

你处在自己的居室中，尚且无愧于屋漏（隐秘之处）。

监察御史臣冯钤

臣谨按：天下有可以潜藏形迹的地方，但必定没有可以隐瞒的心；人心有自我放松的境界，但断然没有自我蒙蔽的良知。在大庭广众之下，天下人的耳目都注视着；在幽独隐微之处，内心所默默体悟的，只有自己知道。地方虽有分别，道理却没有两样，如果区别开来看待，那么心中因此产生恭敬或放肆、邪或正的变化，又哪里能穷尽呢？在众人瞩目的时候，害怕被指责；在独处之余，没有纠察。将要改变环境以防范窥探，超过一时而逐渐变化。先前庄重严肃，行动无不美好的人，安静下来验证一下，简直有前后像两个人一样的情况。这只知道在显明的节操上检点防范，而没有在冥冥之中警惕修养。在众人共睹共闻的地方，文饰有余；在不睹不闻的细微之处，操持不足。像这样的人，纵然能逃避世人的议论，能无愧于屋漏吗？《性理观物内篇》说：“人的善恶，表现在言语，发于行动，人们才开始知道；但只要萌发于心，产生于思虑，神明就已经知道了。”又说：“人的神明，就是天地之神；人自我欺骗，就是欺骗天地，能不慎重吗？”在居室之中，正是功夫紧要的时候，所以一举念头，必须敬畏这个念头的来源。无论是不善的念头，不可以告诉别人，不可以对心盟誓，是有愧的；即使是本属善念，或者一时有所为而为，有所激而然，世人虽然无法斥责其隐微之处，但返观内省，就洋洋自得地自信其为善，可以吗？由此思考愧疚，愧疚就多了。人不是圣人，又怎么能浑然天成，思虑之间，有善无不善呢？重要的是隐隐自持，以矢诸旦明（向光明宣誓），不可不常存此愧心。所以《诗经》不说“无愧”，而说“尚不愧”，确实是因为知道有所愧，或许可以无愧；如果不知道有所愧，势必内心憧扰，外形役使，可愧的端绪日益积累，知愧的天性日益淡薄。久而久之，淹没其本真，他独自居住在居室中，固然不曾不俯仰泰然，然而临之在上（神明在上），质之在旁（神明在旁），试着反复吟诵诗词，他又怎么自安呢？“十目十手指视维严，虎尾春冰”，箴言防范倍加切要。古之人勋业隆盛于天壤，而衾影（被褥身影）实在凛然四知（暗室、屋漏、独处、独知）；大节在千秋，而冰渊（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只存方寸（心中）。固有确见乎心之不可出入，而理之断難寛假也。《尚书》说：“不要承载你的虚伪，修德心安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易经》说：“君子终日干干，夕惕若。”《礼记》说：“执虚如执盈，入虚如有人。”自昔圣贤，收敛身心，鞭辟入里，特别多方着为切之语，垂诫后人。言各有伦，而有理；固同条而共贯焉耳。

御览经史讲义卷十八

<子部,儒家类,御览经史讲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览经史讲义卷十九

诗经

于穆清庙，肃雝显相。济济众多之士，秉持文王之德，对越在天之神。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厌于人斯。

给事中臣倪国琏

朱子说：“这是周公建成洛邑而朝见诸侯，因而率领他们祭祀文王的乐歌。说‘于穆哉’，这是清静的庙。那些助祭的公侯，都恭敬且和顺；而那些执事的人，又无不执行文王之德。既对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骏奔走其在庙之主（文王的神主）。这样，那么文王之德，岂不显赫吗？岂不承继吗？信乎其无有厌斁于人也。”

臣谨按：颂，所谓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天子的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无不覆盖，无不持载，于是和乐兴起，颂声乃作。大概颂声由其时之君德洽于民，显明其祖父之功，所以颂子孙也。《书大传曰》：“周公升歌清庙，如果在庙中，曾经见过文王的人，愀然如复见文王焉。”这是其升歌之辞也。又《书》称“烝祭文王”，而此只颂文王之德者，卑统乎尊也。事神之道，崇尚洁净，所以文王之庙曰“清庙”，言其肃然而清静也。文王雍雍在宫，肃肃在庙。现在助祭的诸侯，都能肃雍，是皆有显著之美，能体文王之德者。济济多士，即与祭执事的人，宗祝有司之类。《中庸》说“序事所以辨贤”，是皆能执行文王之德者。文王往矣，其神在天，其主（神主）在庙，而助祭的公侯及执事的人，莫不蕴抱美德，极诚尽敬，既能承顺其素（平素），如在生存，又能奔走疾大，敏以劝事（勤勉以劝勉事务），而妥侑神灵，岂不光明文德，而顺承其志意？由此可见文王之盛德至善，沦肌浃髓，没世自有不能忘记的，即庙中可以概天下矣。所以说：“无厌于人斯。”这时成王为祭主，一时在位的人，助祭及与祭者，都能敬且和。《诗经》说：“相维辟公，天子穆穆。”那么成王穆然奉祭的气象，又不言可见矣。夫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