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览经史讲义卷二十

译“月维夏”，“六月徂暑”，根据“四月维夏”来推究，那么正月属于春季就可知晓了。又《臣工》这首诗说“维暮之春”，这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怎么在肥沃的熟田上种植大麦和小麦，将要承受上天的明赐呢？大概意思是说，到了暮春时节就应当整治那些新垦的熟田了。如今情况如何呢？然而麦子将要成熟，可以承受上天的明赐。麦子将要成熟，那就是建辰之月。由此可知，周朝的暮春就是夏历的季春。通过这两首诗来考察，周朝改正朔而不改月，也不改时，这就更加明白了。蔡沈认为三代虽然正朔不同，但都以寅月作为起始。大概是因为朝觐、会同、颁布政令、授予农时，都依据正朔来行事。至于纪月的次序，则以寅月为首。这足以纠正王安石的说法。我想，圣人相继兴起，都是顺应后天而奉行天时的。周朝如果把改时当作改正朔，那么就把冬天当作春天，四季依次错乱，怎么顺应天道？怎么授予农时？作为新天下的表率，竟然违背天下的节气，恐怕不是王道所应有的。春天是四季的开始，是王者受命的开始，正是政教的开始。《春秋》以确立开端为重，圣人作《春秋》，以阐明名分，而开端就改变周朝的历法，这既不能阐明名分，也不能确立开端。至高的天德，恐怕不出于此。综合三传来推究，我私下认为，把岁首的春天、大一统的正朔，都归于周王，而在没有大事的月份谨慎地确立开端，可以吗？

译春秋【隐公元年】

冬季十二月，祭伯来到鲁国。

侍讲【臣】刘藻

胡安国说：“人臣的道义在于没有私下的交往。祭伯是王畿内的诸侯，来朝见鲁国，而史书直接记载为‘来’，这是为了杜绝朋党的根源，作为后世臣子侍奉君主却怀有二心的明确警戒。”

【臣】恭敬地考察，左氏认为祭伯朝见鲁国，并非奉了周王的命令。大概祭伯是周王的内臣，不奉王命就出境进行外交，这是以私意相互勾结，蒙蔽了人臣在公事上的大义。所以记载在史册上，作为后世的警戒。由此推论，凡是身居朝廷高位而远距离递送书信，营求请托，就是祭伯这一类人，不能以没有出境来自我文饰。只是胡安国不直接斥责祭伯为朋党，而说“杜绝朋党的根源”，“根源”的意义深远啊。如今奸邪不正的朋党之类，明显的容易看见，而模棱两可、依违不定的朋党隐藏在其中的，难以知晓。根源如果不杜绝，流弊将到哪里停止呢？只在于严格辨别公私之间罢了。所以宰相不以议论治国大道为职责，而以首鼠两端、模棱两可、保全自身为事，这就是宰相朋党的根源。卿大夫不以率领属官、倡导教化为本心，而以援引亲信、树立私德为务，这就是卿大夫朋党的根源。言官不能以长远谋略启发君主，而只列举细枝末节，拾取浮夸言辞，将要提出建议时似乎有所授意，想要弹劾时又害怕遭到反攻，这就是言官朋党的根源。文学侍从之臣不能以文章报效国家，而陶冶情性于诗酒，寄托兴致于声歌，白天则在同辈中征召追逐，夜晚则向公卿乞求怜悯，这就是文学侍从之臣朋党的根源。各部属官不思以勤勉谨慎尽职，而随例在堂上说话，轮班签到，揣合堂上官的喜怒，屈指计算岁月的升迁，这就是部属官朋党的根源。总督巡抚以考察官吏、安定百姓为职责，却有时凭爱憎来罢黜升迁，任凭意见来兴办废除，这就是总督巡抚朋党的根源。知府知县以清廉爱民为良善，却有时废弃职业而曲意逢迎，没有实际德行而猎取名誉，这就是知府知县朋党的根源。希望内外大小臣工，摒弃旧念，杜绝私情，精诚洁白其诚意，公忠无私，或许可以逐渐归于荡平正直的极致。所以胡安国既说“杜绝朋党的根源”，又说“作为怀有二心的警戒”。大概人臣敬事君主，只在于此心若有私，就会杂乱而不专一；不专一则精神不能振奋；精神不能振奋则才气不能发挥；精神才气不足以自我奋发，那么天下事没有一件可以成就的，这都是怀有二心的拖累，不必等到背叛君主、误国之后才称为怀有二心。还有更进一步的是，端正自身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以端正百官，建立准则倡导教化，必定从人君开始。所以尧舜禹汤的治理，深宫幽静，志气清明，全身顺从命令，万事万物没有不各循其道的，而淫邪朋党、结党营私，自然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

春秋【桓公三年】

夏季，齐侯、卫侯在蒲地互相约定。

编修【臣】金相

【臣】恭敬地考察，《春秋》的大义，首先重视尊王。王者有道，那么礼乐征伐、朝会聘问享祭，都禀命于天子，而诸侯不敢放纵。周王室自从平王东迁之后，政教不行，势力微弱力量弱小，列国兵争。孔子寄托始于隐公，阐明一王的大法，都要直书其事，而善恶自然显现，最初哪里容得下私心呢？鲁桓公三年，齐国的僖公、卫国的宣公，都不是谨守侯爵法度的人。说“蒲”，是记载地点；说“胥命”，是记载事件。命，是什么意思？是约信的意思。“胥命”，是什么意思？是齐命令卫呢？还是卫命令齐呢？大国适宜倡导，小国适宜附和。大国是齐，小国是卫。以齐命令卫，则归功于齐；以卫命令齐，则齐只是随从，不以强弱为先后，所以说“胥命”。然而这正确吗？说不正确。命，是天子的命令。天子命令，教导然后成为学问。《周礼》大宗伯掌管六礼，以诸侯相见：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时会同、众同，不是这六礼不得越境私出。这是盛世君王的制度。如今这命令出于齐卫，不是出于周王朝。不是出于周王朝，还有什么比这更不正确的呢？不正确，为什么给予肯定？说不是给予肯定，是接近正确罢了。《春秋》的时代，强欺弱，众暴寡，战争攻取，几乎没有空闲的日子，口血未干，就从事干戈。两国唯独能够结言而退，不再杀牲歃血，与那些早上结盟晚上就背弃的人，不可同日而语了。圣人善行长久，恶行短促，《春秋》记载此事，大概就是齐桓公、晋文公不埋没其功劳的意思吧？有人说齐卫互相命令是方伯，那么经文中未曾明确记载此事。况且“胥命”之后，齐卫未曾有会同征伐之事，那么不是互相命令为伯，很明显。两国是“会同”，不是“盟诅”。公羊、谷梁认为接近正确，荀卿认为《春秋》赞许“胥命”，程子、胡传都尊崇其说，难道不可信吗？圣人给予肯定而不完全肯定，贬斥而不完全贬斥，权衡折中于最恰当之处，是非判断于细微之处，褒贬寓于言外。凡是这些笔削，不是圣人不能修撰。

春秋【桓公十有四年】

夏季五月。

监察御史【臣】张汉

【臣】恭敬地考察，孔子说：“我还来得及见到史官的阙文，史官应当谨慎啊，真是严重啊。”人即使聪明胜过古人

译人，又何必一定要与古人争胜呢？况且聪明才智又不及古人，却凭借所见、所闻、所传闻的不同说法，妄加臆断来增补，这虽然是想要补全缺失、订正错误，以成就可信的历史来消除后世的疑惑，反而不足以取信于后世，致使后世无法见到古人的真貌，这就没有听闻过圣人的教诲了。

就像《春秋》桓公十四年记载说：“夏五”，这难道不是经文疑似有缺漏文字吗？用季节冠于月份之前，是圣人用来顺应时节而确立正月的，然而“夏”后面仅仅接着“五”，不能构成完整的月份；用数字冠于月份之前，是圣人用来计算次序而设置闰月的，然而“五”后面不接着月份，甚至不能构成数字。我们的孔子以作者的圣明自居，以传述者的明智自居，又何必难以下笔增补，使人们豁然开朗、完全消除疑惑，而不致滋生人们的揣测议论呢？而孔子对于缺漏的文字必定保留以存疑，这是为什么呢？

大概天下的事情有我们见闻所不及的，书籍缺漏是常有的事，不必认为今人就是对的而古人就是错的，古人所不必争辩与不能争辩的，也就听任它们成为残断的简册，而绝不能妄加增补以扰乱圣经、欺骗后世，这难道不是用来表达谨慎的态度吗？

我由此推及十三经，其中缺漏存疑的地方正不可胜数。查考《诗经》《尚书》《仪礼》间有散佚的文字，《春秋》《礼记》以及《孟子》《荀子》所引用的词句，也有细微的差异。《孟子》有内篇和外篇共十一篇，现在保存内篇七篇，散佚外篇四篇。王允《荀子》中引用的语句，现在已无法考证了。

对于经文有补阙文字的，《礼经》缺《乐记》，房庶用亡佚的《乐记》来补它，但不把它列入经中；《诗经》缺笙诗六章，束晳补了《白华》，也不列入《诗经》；《周礼》缺冬官，河间献王用《考工记》来补它，有人认为冬官不止是《考工》，而且这样做违背了先王的典制，罪过在于余夀翁等人采集五官中符合冬官的内容来补它，有人批评他们割裂章句、违背旧典。

即使是朱熹补《大学》的致知传，董槐、叶梦鼎等人认为归还“知止”“物有本末”两节，排在“子曰听讼”一节之后，就是致知传，朱熹多此一举补了，想要补全经文，反而失去了经文的真意。

至于《尚书》有古文、今文、汲冢本的区别，《论语》有齐论、鲁论、古论的区别，《大学》有古本、石经本的区别，《孝经》有古文、今文的区别，间有相同和不同，像这类情况，不知道是书籍在秦火之后才出现差异，还是从秦朝之前就已经如此呢？读经的人，都应当保留这些参差不同的版本，不必固执己见作为定论。对于《春秋》缺“夏五”的用意，可以类推而知。

孔子说：“多闻，保留疑惑，这是谨慎说话的道理，也就是穷究经义的道理啊。”

译春秋【僖公三年】

春季周历正月，没有下雨。夏季四月，没有下雨。六月，下雨了。

监察御史【臣】宫焕文

《左传》说：春季没有下雨，夏季六月下雨了。从十月开始没有下雨，直到五月，不称为旱灾，是因为没有造成灾害。

《谷梁传》说：记载“不雨”，是勤于期盼下雨。一个时期内只说“不雨”，是怜悯干旱。怜悯干旱，是关心百姓疾苦的表现。记载“雨”，是欣喜下雨。欣喜下雨，也是关心百姓疾苦的表现。

胡安国说：“怜悯干旱是与百姓同忧，欣喜下雨是与百姓同乐，这是治理国家、养育百姓的道理。观察这个义理，就知道《春秋》有畏惧天灾、体恤百姓疾苦的意蕴。”

【臣】恭敬地认为：阴阳调和而后下雨，所以《易经》说“雨水滋润万物”，《诗经》说“黍苗茂盛，阴雨滋润它们”，关心百姓的人，对此必定考虑得深切。观察《小畜》卦“密云”的卦象，周文王在西郊深切挂念；阅读《大雅·云汉》这首诗，周宣王对下土百姓忧心如焚，这难道不是忧民到了极点吗？《春秋》一书，灾异都详细记录，在其他国君的纪年中记载旱灾的也有。僖公三年不记载“旱”，而记载“不雨”，由此可以看出僖公的心始终不忘期盼下雨。大概僖公怀有体恤百姓之心，冬天不下雨，就期盼春天；到了春天不下雨，就期盼夏天；到了四月不下雨，国君的心就焦虑了。圣人知道国君心的焦虑，所以每个季节的首月都记载一次，以彰显他畏惧灾害的严重，怜悯农事的急切。如果像文公二年记载“从十二月不下雨直到秋季七月”，十年、十三年再次记载“从正月不下雨直到秋季七月”，说“从”说“到”，不分别列举时间而总括记载，大概是为了显示文公对下雨没有心意，就是《谷梁传》所说的“不关心百姓的人”。知道文公不关心百姓，就知道僖公关心百姓，这就是书法不同的原因。传文称僖公物资充足、爱护百姓、致力于农业、重视粮食，这是平时本来就励精图治，现在又遇到灾害而畏惧，百姓看到国君的忧虑，适宜能够感召天地之和，从而招致及时雨的应验，这是僖公三年记载“六月雨”作为《春秋》的特殊笔法，褒扬国君记录贤明君主精诚感应的缘故。大概冬、春、夏连续记载“不雨”在上面，六月下雨而欣喜是可以知道的，不记载就无法显示与百姓同乐，情感有如此欣喜。记载“六月雨”则显示旱灾没有延续整个夏季，先前四月还记载“不雨”，不是这样就无法显示与百姓同忧，情感有如此急切。这就是所说的开始与百姓同忧王事，完成时与百姓同乐王事。有人问：经文在文公时记载“不下雨直到秋季七月”，那么八月必定曾经下雨，却删削不记载，为什么呢？回答说：先儒认为不记载是为了显示文公对下雨没有心意，这个说法固然正确，我私下认为记载“不下雨直到七月”则旱灾最终成为灾害，而下雨没有益处，下雨可以不记载。查考周历的六、七月，是夏历的巳月、午月。左氏称“龙星出现而求雨”，《月令》称“仲夏命令有司为百姓祈祷祭祀山川百源，大规模向天帝求雨”，《春秋》凡是过时求雨，都谨慎记载以防备，以志记旱灾，这是知道巳、午月的雨，尤其令人欣喜的雨，过了这个时间则禾苗接近枯槁，即使雨后也晚了。这是《春秋》记载“六月雨”不记载“八月雨”，用来彰显旱灾是否成灾，而两位国君的勤勉与怠慢也因事而显现。【臣】曾经就此事推究，《洪范》关于吉祥征兆的话说：“恭敬则及时雨顺，治理则及时晴顺。”解说者认为恭敬对应润泽的水，而雨也属于水，所以“及时雨顺”；治理对应发扬的火，而晴也属于火，所以“及时晴顺”。然而五行虽然对应五事，自从伏胜作《五行传》，班固以下，各史沿袭为《五行志》，征验大多牵强附会。朱子说：“恭敬有滋润的意思，治理有开明的意思。”所以解说“及时雨顺应，及时晴顺应”。其实君主一种德行修好，那么各种德行都修好，不是说恭敬自然招致雨，与晴无关；治理自然招致晴，与雨无关。而且如果君主德行能够勉力，喜怒都保持平和，那么以和召和，就会五日一风，十日一雨。刑罚赏赐都得当，那么以顺致顺，就会风不吹动枝条，雨不破坏土块。及时雨及时晴，君主的心就是天心。《春秋》记载“六月雨”，大概就是用僖公来展示养育百姓的道理。

春秋【僖公三年】

六月下雨

监察御史【臣】赵青藜

【臣】恭敬地认为：周历的六月，是夏历的四月。正值清和时节，草木复苏，麦禾蓬勃，期盼下雨的心情急切。所以求雨祭祀的日期一定在四月，而天恰好在这个时期降下雨水，还有什么比这更可喜的呢？这就是六月下雨被记载的原因。然而考察《春秋》的书法，文公二年记载“从十二月不下雨直到秋季七月”，十一年记载“从正月不下雨直到秋季七月”。不下雨直到秋季七月，八月下雨是可以知道的，却不记载，为什么呢？大概他们不下雨时不曾忧虑，那么下雨时也不必欣喜，淡然漠然，仿佛视为天数的必然，而心中毫无关切。圣人也就用这必然的情况记载它，由此知道六月下雨的记载是为了表达喜悦。喜悦草木得到雨水而从复苏达到茂盛，喜悦麦禾得到雨水而从蓬勃达到羽翼丰满，喜悦阴阳忽然调和而既下雨又安适，民心安乐平易，只有君主也得以

译这是为了与百姓共享欢乐的缘故。所以在下雨之前，史书往往记载“不雨”，以显示君主忧民到了极点：不下雨时与百姓共同忧虑，下雨了才与百姓共同欢乐。君子认为僖公深得治理百姓的道理，他号称是鲁国的贤明君主，本来就是适宜的。何休说：僖公反省过错、责求自身，检阅百官，放逐了郭都等奸佞之臣，审理冤狱四百多人，精诚感动了上天，没有举行求雨仪式就得到了及时雨。这件事虽然无法考证，然而《鲁颂·閟宫》这一篇，朱熹断定它是歌颂僖公的诗无疑。现在读其中的词句说：“春秋两季不懈怠，祭祀没有差错”，这是说僖公在郊庙恭敬地致敬；“说三位长寿者结为朋友，像山冈像山陵”，这是祝颂僖公长寿无疆。而最后章节说：“万民顺从”，那么僖公确实不是对百姓没有用心的人。参照文公时记载“不雨”的情况，僖公反省过错、责求自身，本来就有可信的道理。如果不是这样，下雨不下雨都是一样的，史书记载为什么不同？史书记载的不同，正是因为他们内心不同，把它揭示出来以垂范万世。而有的人为了推崇僖公而产生了这种说法，这难道是圣人特意记载的防备吗？这也是不明白天人感应的缘故啊。上天寄托来观察听察的是百姓；百姓仰赖为父母的是君主。君主在上日日夜夜忧虑勤劳，那么百姓在下日日夜夜安全，祥和之气熏蒸，吉祥之事全部聚集，雨水适时降临只是其中之一罢了。《洪范》列举各种征兆，推究根本在于五事：容貌不恭敬吗？言语不顺从吗？本来可以不替商汤担忧。然而大旱七年，商汤必定自责之后才下雨，更加显示出上天的仁爱，人君警戒修养以成全上天之意，没有不竭尽全力的，而大圣人的修省刻励，也必定在幽独之处精益求精、严密细致，不可以用常理推测。至于因恐惧而报答上天眷顾，自古以来就是明显的。况且人事不修，而天降符瑞有时也会到来，君子不认为这是吉祥。像宣公时冬天大有年成，就是这样。宣公丈量土地而加重赋税，困顿农民，确实不能与忧虑勤劳的僖公相比，所以他冬天大有年成，也不能与六月的及时雨同等看待。孙觉说“有年”是不应该有的，汪克宽说怜悯鲁国的百姓而庆幸他们仅有年成，那么确实不能算是吉祥了。那么有年不是吉祥，不雨不是灾祸，全都由君主是否忧民的心来决定。毫厘之间的判断，影响之间的感应，非常厉害啊。上天不轻易让人警戒快乐，而洗涤心灵退藏于幽密之处的人，不允许不慎重对待春秋垂范的意义啊。

译春秋左传【僖公五年】

凡是二分二至、四立节气，必定记载云气物候，是为了防备灾变。

编修【臣】周煌

杜预说：“分是指春分、秋分，至是指冬至、夏至。启是指立春、立夏，闭是指立秋、立冬。云物是指气色和灾变。”《左传》重申周朝典制，不提及国君，是因为日官掌管其职，平时观察妖异祥瑞，预先为之防备。

【臣】谨按：君王敬天勤民，无不怀有忧劳警惕之心，始终贯穿于事务之中，不仅仅是为了有备无患。大概上天垂示天象，日月星辰、风雨露雷之类，作为辅助。时节未到而征兆先现，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天心仁爱，降示于下土，好像在说这些不可轻易忽视。《周礼》中保章氏通过五种云气的物候，辨别吉凶，预测水旱丰荒的灾象。郑玄说：“物候是指云气的颜色，观察日旁云气的颜色降下，就能知道水旱发生在哪些国家。”郑众说：“在二分二至时观察云色，只说分至，那么启闭也可以类推。”这是周朝典制的大概。【臣】认为天离人并不遥远，其天象也明显显著。只是愚昧的人在事情发生后才看见，而明智的人在事情发生前就审察。《左传》在记载云物时，解释说为了防备，那么防备又怎能不赶快讲求呢？天时偶尔失当，人事有时违背节度，偏灾流行，哪个朝代能避免？坐等则无功，早作打算则有成效，未雨绸缪，说的就是防备。从前成汤在桑林祈祷，以六件事自责；周宣王中兴，作《云汉》诗，都是忧心时局艰难，焚心于百姓疾苦。然而当时的旱灾，有的长达七年，有的已经非常严重，两位君王的勤劳，难道只是事后补救吗？无不是在事前防范，道理建立在预先准备上，而不是早晚之间的事。《王制》说：冢宰以三十年为周期制定国家用度，量入为出，耕种三年必有一年的粮食储备，耕种九年必有三年的粮食储备。以三十年为周期，即使有旱灾水涝，百姓也不会面有饥色。后世谈论积蓄储备，大概源于此。虽然名称因时而异，由人兴起，但作为防备，则是圣人不变的法度。【臣】又认为筹划积蓄储备作为防备，是守常的规矩；审察占卜验证作为防备，是济变的方法。时节既不同，方位自然有别，君臣早起晚思，必有精神专注之处，以酌量盈虚，经始善后。心思专一则无遗漏，力量集中则难阻挡。因此日官所掌管的，大概很重要吧？至于多祥瑞而生乱，遇灾而能兴起治理，也有这种事，也是当然的。天人相感之际，难道细微吗？【臣】所以说不仅仅是有备无患，就是这个道理。

春秋左传【成公二年】

卫侯派孙良夫、石稷、甯相、向侵齐，与齐军相遇。新筑人仲叔于奚救了孙桓子，桓子因此得以免祸。事后，卫人赏赐给他城邑，他推辞，请求用曲县繁缨上朝，卫侯答应了他。仲尼听说后说：“可惜啊！不如多给他城邑。只有礼器和名位不可以借给人。这是国君所掌管的。名位用来发出信义，信义用来守护礼器，礼器用来承载礼制，礼制用来推行道义，道义用来产生利益，利益用来安定百姓，这是政治的大节。如果借给人，就是给人政治。政治丧失，国家就会随之灭亡，不可阻止了。”

监察御史【臣】西成

【臣】谨按：仲叔于奚对卫国有功，赏赐给他县缨。孔子说名器不可借给人，不如多给他城邑。难道不是因为这名器，受之于天子，传之于先君，国家之所以为国家，政治之所以为政治，都系于此。把它借给人，就像有短墙而自行逾越，并且废弃王章，松弛侯度。然而此前僖公二十五年，晋文公平定王室之难，请求隧葬以自宠，襄王不答应，给他阳樊、温、原、攒茅的田地。这就是所谓名器不借给人，而宁愿多给他城邑吗？而臣考察宋臣吕祖谦《博议》说：隧固然是王章，千里之畿甸也是王章。襄王惜礼文而不给晋，自认为能守王章，却不知割地自削，则畿甸的王章不全了。惜其一而毁其一，怎么能说能守王章呢？周自平王捐岐丰以封秦，已经失去周的一半了，奈何子孙还不知道珍惜？今日割虎牢给郑，明日割酒泉给虢，王今又捐数邑给晋，这是弃粮于陈、蔡之间，挥金于原、增之室。祖谦的论断如此，那么给人城邑不更甚于给人名器吗？此后定公十二年，孔子相鲁，对定公说：“臣无藏甲，邑无百雉之城，将要堕三都。”三家之所以有三都，难道不是因为先世有功得受此邑，以传至今日吗？孔子重名器而轻田邑，则相鲁柄政，首先在革三家之歌雍、诗舞八佾、旅泰山。而孔子为什么不问，独为堕三都之举？是孔子之重给人城邑，更重于假人名器。且一邑之中，有民人焉，有社�焉。名器，君之所司也，邑独非君之所司吗？假人名器，与人政也；与人以邑，独非与人政吗？名器所假，犹礼文耳，有功可以与，有罪尚可夺。多与之邑，所与者实

译这是当时的形势。有功的人封邑将会再次增加，有罪的人封邑难以再被剥夺。因为封邑多则人口众，人口众则力量强，力量强则权势参差，那么名分与器物都可以僭越得到。所以多给人封邑，无异于多给人名分与器物。况且国家的封邑有限，而臣民中立功的人无穷无尽。假使对有功的人全都多给封邑，卫国自从康叔受封，直到卫君角，将近九百年了，哪里能有那么多封邑用来酬谢功劳呢？啊，私下认为“名分与器物不可假借于人”，这话是对的。不如多给封邑，这种说法就有弊病了。大概古代君子曾有此言，而左丘明附会为孔子的话吧？有人说：仲叔于奚与晋文公的事情不同，晋文公是外臣，早上接受地图，晚上就设立版位了，不应当给他封邑。仲叔于奚是内臣，即使多给他封邑，仍然是卫国的土地。然而鲁国的三家独不是鲁国的内臣吗？费邑和郈邑独不是鲁国的内地吗？

译春秋左传【襄公三年】

君子认为祁奚在这件事上能够举荐贤良。他推荐自己的仇人，不算谄媚；举荐自己的儿子，不算结党；提拔自己的部属，不算偏私。《商书》说：“不偏私不结党，王道宽广平坦。”说的就是祁奚这样的人。解狐得到举荐，祁午得到职位，伯华得到官职。设立一个官职而成就了三样好事，这就是能够举荐贤良。因为只有贤良的人，才能举荐与他同类的人。《诗经》说：“正因为拥有这样的品德，所以才能举荐类似的人。”祁奚就是这样的人。

编修【臣】杨开鼎

【臣】恭敬地陈述：古代大臣公正忠诚，体谅国家，亲身侍奉君主，鞠躬尽瘁，顾不上其他。然而亲身侍奉君主，效力不过一世；通过举荐人才来侍奉君主，效力可达百世。政治清明的朝廷，以正直的人引荐正直的人，以贤能的人引荐贤能的人，这就掌握了用人之要。《左传》襄公三年记载：晋国祁奚请求退休，晋侯询问谁可以继任，祁奚推荐解狐，解狐是他的仇人。晋侯又问，祁奚说：“祁午可以。”祁午是他的儿子。后来代替羊舌职时，又推荐了羊舌赤，羊舌赤是他的部属。这体现了他见识的明达、眼光的公正，即使是嫌疑或怨恨，也不放在心上。后世那些举荐贤能代替自己的人，可以以此为法则。所以《左传》哀公五年又记载：晋国范氏的家臣王生，厌恶张柳朔，向范昭子进言，让张柳朔去担任栢人的守官。范昭子说：“他不是你的仇人吗？”王生回答说：“私人的仇怨不影响公事。”等到范氏败亡出逃，张柳朔对他的儿子说：“跟随主人尽力，我将誓死效忠。王生提拔了我，我不能辜负他。”张柳朔本是王生的仇人，而王生不因私怨废弃公事，致使张柳朔以矢志报主来不辜负王生，这说明王生使张柳朔信服至深且切，而且足以激发被举荐之人的忠诚，这又是一个明显的证据。【臣】并非拾取古人的说法，有意偏向举荐仇人，而是认为如果能举荐仇人，那么举荐贤能自然可知；如果能辨别仇人中的贤能，那么辨别非仇人中的贤能自然可知。所以司马迁说：萧何向来与曹参不和，等到萧何病重，孝惠帝亲自探望，问谁可以代替他，萧何回答说：“了解臣下的莫过于君主。”孝惠帝说：“曹参怎么样？”萧何叩头说：“陛下得到合适的人选了。”大概是因为公忠为国、报答君主的心，到老也不改变，所举荐的如果是贤臣，自己不承担功劳；所举荐的如果不是贤臣，自己将承担罪责，不仅仅是为了卸下自己的担子，使朝廷任用非人，而给将来留下忧患。况且《周礼》太宰用八种统驭万民的方法，第三是进用贤人，第四是任用能人，第七是通达吏治，意思是即使是小吏勤劳，也一定要让他们向上通达，这就是举荐部属的说法。大概大臣为国家荐贤，那些职位与我相近的人，我认识并记住他们，作为推举援引的对象，即使职位在末僚，地位在下吏，但只要他们的德行已经彰显，才能已经显著，就可以放入吕相的囊中，以备朝廷采择，不敢稍有疏忽。《檀弓》说赵文子在晋国举荐管理仓库的士人七十多家，管理仓库是低贱的职位，举荐给君主让他们成为大夫士，礼法称赞他不谋取利益，不嘱托儿子，固然如此，而他汲引微贱之人尤其值得重视。又东汉钟皓担任郡功曹，被征召到司徒府，临别辞谢太守，太守问谁可以代替你，钟皓说：“明府如果一定要得到人才，西门亭长陈实可以。”太守于是让陈实担任功曹。这虽然不是大臣荐贤自代的事，但一个功曹的职位，一定要推荐一个确实可以代替自己的人。按比例来看，假如钟皓当时处于大臣之位，必定会把陈仲弓这样的人推举为公孤，引为保傅，这不是虚言。至于举荐儿子而不算私心的，祁奚固然如此，而宋朝的曹彬也说：“我的儿子都可以做将领。”然而曹璨不如曹玮，曹玮后来果然继承父亲成为名将。吕蒙正年老，真宗帝驾临他的府第，说：“你的儿子中谁可以任用？”吕蒙正回答说：“有个侄子吕夷简，有宰相的才能。”这都是以极公正的心，只知道他们贤能，不知道他们是儿子或侄子，所以所举荐的都得到了合适的人，天下后世也不认为他们私心。然而如果对此啧啧称奇，视为美谈，援引为例，恐怕古人极公正的举荐，都成为后来人私心举荐亲属的借口，所以有可以在前偶然实行而不能在后经常实行的，这类就是。虽然唐代李绛用人不避亲，说：“不是亲戚故旧，谁熟悉他们的才能？”假如所用非人，朝廷自有法度，但这终究不是确切的论断。大概假如亲戚故旧果真贤能，所谓锥子放在口袋里，必定会脱颖而出。我不举荐，必定有别人知道而举荐他们。假如不被别人举荐，那么他们的贤与不贤已经可以明显判断了。明白了这几点，然后推举贤人进用能人，不被私心牵制而见识自然明达，不被见识昏乱而眼光自然公正，斟酌自己衡量他人，估量才能衡量德行，以卿相推荐卿相，必定其经世济民的才能实在超过自己，然后举荐来自代，不仅仅是矜持谦让的虚文。以卿相推荐士人，必定其器量见识实在值得培养，然后引荐他们一同升迁，不必拘泥于势位分数的悬殊。所以前秦苻坚时，吕婆楼掌权，知道王猛的贤能，认为自己只是刀环上的人，而向苻坚推荐王猛。苻坚一见如故，自认为像刘备遇到诸葛亮，任命王猛为司校尉，而秦国因此大治。到了北魏崔浩评论近日的将相，仍然以王猛治理秦国作为苻坚的管仲，难道不是吕婆楼知己知人而推荐得当吗？所以假如知道自己职位难以胜任，就立即挂冠归田，洒脱离去，这是冷漠地对待君主和亲人。在这种情况下举荐非人，这又比冷漠地对待君主和亲人更严重。

译宋代的王安石离职时，推荐韩绛、吕惠卿来代替自己，当时人称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防法善神”。这是因为贤人与贤人为同类，奸人与奸人为同类，都源于王安石侍奉君主的根本立场。他们随后便拉帮结派，危害国家，这不仅仅是因为推荐的人选不当而已。由此可知，推荐贤才，必须自身端正，然后所引荐的人才会端正。所谓端正的模范之下没有歪斜的器物，笔直的标杆之下没有弯曲的影子，事情必然如此，不可歪曲。然而，又必须以极公正的心怀，秉持极明智的见识，不因小的嫌疑而遗憾，不因同党而怀疑。比如宋代的王旦多次被寇准诋毁，但王旦却专门称赞寇准。真宗一天对王旦说：“你虽然称赞他的优点，他却专门谈论你的缺点。”王旦说：“道理本来就是这样，我担任宰相时间久，过失多，寇准在陛下面前不隐瞒，更显出他的忠诚，这正是我重视寇准的原因。”后来王旦请求避位，真宗问：“天下大事托付给谁呢？”王旦说：“只有圣明的君主自己选择。”当时张咏、马亮都是尚书，皇帝逐一询问二人，他们都不回答，王旦便举起笏板说：“以我的愚见，没有人比寇准更合适，其他人不是我了解的。”从王旦这件事来看，确实无愧于古代大臣以正道侍奉君主的道义。又查宋代王曾的进退，没有人知道其中的缘由。范仲淹说：“您德行盛大，只是缺少提拔引荐罢了。”王曾说：“执政者如果让恩惠归于自己，怨恨将归于谁呢？”这是因为先认识到接受爵位是出于朝廷，拜谢恩惠却出于私室是大不可取的，那么在自己身上就没有丝毫向人施恩的念头，自然也就没有一丝偏袒的私心。那个人如果对我谦卑顺从，必定是有所求于我；那个人如果对我冷淡疏远，必定是无所指望于我。因为那些孤高耿介、自我持守的人，不能苟且安身于他人，他们的品性必定刚直。如果那个人言语柔美，行为圆滑，处处适宜，人人合意，今天的乡愿，就是明天的谄媚之徒。宋代的司马光推荐刘安世担任馆职，于是对他说：“知道为什么推荐你吗？”刘安世说：“得以跟随您交往很久了。”司马光说：“不是这样。我闲居时，你问候不断；我位居政府，你却唯独没有书信，这正是我推荐你的原因。”又王旦任宰相时，张师德两次拜见都不被接见，王旦说：“可惜张师德，我曾经称赞他有士人的品行，没想到两次来到我的门下。”那么从司马光、王旦来看，他们对于对自己严厉的人就取用，对于对自己周旋逢迎的人就摒弃，这真可以作为万世选拔人才的准则。因为天下没有能守节而不能有所作为的人，也没有失去自我却能治理他人的人。至于任用不称职的人才，占据难以胜任的职位，却恋恋不舍，这固然庸俗鄙陋，不值一提。即使立志报答君恩，而必定将责任全归于自己一身，其度量仍然狭隘浅薄。前朝明代正统年间，三杨执政，杨士奇想要尽瘁报国，死而后已。杨荣说：“先生不要这样说，我们衰老残弱，无法效力，应当换几个年轻人，来报答圣恩罢了。”这是忠爱无私的心胸。总之，选拔贤明公正的人，是君主治理天下的权柄；推荐贤才为国家效力，是大臣共同赞美的德行。仇敌如解缙，怨恨可以忘记；儿子如祁午，亲疏不必计较；偏私如伯华，尊卑无需论及。只有善人才能举荐同类，一个正人倡导，百个正人跟随。子孙的朝廷，还能享受祖宗培养人才的福泽，而绵延不断，福禄无穷。这难道不是贤人举荐贤人所留下的遗泽吗？

译春秋【襄公九年】

冬天，鲁襄公会同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君、邾君、滕君、薛伯、杞伯、小邾君、齐世子光，讨伐郑国。十二月，己亥日，在戏地结盟。

监察御史【臣】沈懋华

《左氏传》说：“三次出兵，楚国就不能与之争锋。”杜预注解说：“三驾，就是三次兴兵。”

胡氏说：即使是城濮之战，也不过如此。

【臣】谨按：三次出兵的功绩，千古以来被人艳羡称颂，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晋悼公在位时，楚共王执掌国政，子囊主持政务。牛首之战，晋军遭遇楚军，却不敢交战。此后楚国拘捕了郑国的良霄，秦国又在栎地击败晋军。所谓“三驾”，晋国未曾获胜，楚国未曾战败，郑人在两国之间摇摆不定，哪里能说楚国不能与之争锋呢？在此之前，秦国向楚国请求出兵，讨伐郑国，子囊不同意。楚共王说：“我已经答应了，虽然赶不上晋军，也一定要出兵。”可见不想交战的是楚国。不久，荘夫人去世，楚共王未能平定郑国就回国了，不想交战而撤军的，又是楚国。这是楚国的情况。诸侯讨伐郑国，攻打剸门，攻打师之梁，攻打北门。魏绛斩杀行栗，树立道路标志。所谓将四军分为三部分，与诸侯的精锐部队迎战来敌，如果知武子真能善于治军布阵，善于布阵作战，那么楚国那些翻山越岭、孤军深入的军队，即使连一个车轮都回不来也是可能的。但晋国没有采取这种策略，而是先把郑国当作诱饵，转眼又把郑国当作替罪羊，郑国能不痛心疾首吗？考察当时，郑国畏惧晋国，比畏惧楚国更甚。楚国一来，郑国就把自己关在虎牢关内，边境上的陈列，不仅仅是牺牲玉帛，供应的烦扰，抄掠的残酷，所谓辛苦困顿，人民愁叹之声。晋国一来，郑国简直像是遭受了两次楚国的侵害。诸侯被困扰的程度，比郑国更甚。郑国是多事之国。至于诸侯没有一年不跟随出征，没有一年不防备，即使是杞国、小邾国也不能幸免。《诗经》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却驱赶着人们在那旷野上奔波。”又说：“什么草不枯黄，什么人不在服役。”诸侯一次被跟随出征所困，再次被筑城戍守所困，即使想与晋国一起与楚国争锋，也不可能了。粉饰“三驾”的虚文，作为“七合”的举动，晋国恢复霸业，这能欺骗谁呢？灭掉偪阳以打通吴国，本想以此扰乱楚国，却恰好侵犯秦国以资助敌人，结下世仇，为国家长远谋划，为何竟至于此？大概霸术多靠欺骗人，而晋悼公尤其如此。《左氏传》的浮夸，就是晋国史书的浮夸。读《春秋》的人，应当舍弃传文而遵从经文。

《春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子太叔向子产请教为政之道。子产说：“为政好比农事，日夜思考它，思考它的开始并完成它的终结，早晚都去实行，实行不超出思考的范围。就像农夫有田界一样，这样过失就很少了。”

编修【臣】万年茂

【臣】谨按：子产辅佐郑国，都城和郊野有法度，上下有等级，田地有疆界沟渠，民居有伍制。一年时，百姓在道路上诽谤他；三年后，百姓歌颂他。凭借子产的贤能，执掌一国的政事，所推行的又都是《周官》的法度，然而当时人心未能立刻明白，而子产始终不渝，最终实现了他的志向。他坚持这一点可以说是很坚定。等到看他用来告诫太叔的话，才知道他持守很深并且有具体的方法。《周官》说：“凡是我有官职的人，君子要敬重他的职责，慎重地发布命令。命令发出就必须执行，不能反复无常。”大概执行就必须慎重，慎重就必须思考。执行而不慎重，怎能没有反复？不思考就执行，怎能慎重？执行既不慎重，而所掌管的事务日益荒废，是必然的趋势。政事必须预先看到成功的事例，然后推行它才有渐进的过程，完成它才有具体的形态。所以说：“君子思考不超出自己的职位。”又说：“在内设立诚心而致力于实行。”因为能思考，所以气度沉稳；气度沉稳，所以思虑深远；思虑深远，所以周全地知道事情是否得当，并预先审察成败的原因，于是用至诚来推行，用至勇来贯彻，用长久的道理来约束，这样是非就不会夹杂其中。人的是非难以穷尽，而事情是否得当最难知晓。用可疑的事情去尝试，那么实行必定没有成效。实行没有成效，势必会废弃实行。实行既然被不思考所阻碍，那么取舍更加混淆，而实行常常出于思考之外。现在春天耕种夏天除草，高地种黍低地种稻，小民终年辛勤劳作以侍奉田地，然而没有不观察寒暑，估量原野沼泽，审察土壤肥瘠的，他们的成算既定于心，而多寡盈亏的数目都可以预先知道。所以让荆扬地区的人去谋划蓟豫地区的物产，就会疏漏；让并营地区的土地去交给雍梁地区的农夫，就会笨拙。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本来就不能在田界之外思考，而实行没有巧妙便利的缘故。从前太公治理齐国，周公治理鲁国，互相问：“如何治国？”太公说：“尊重贤人，崇尚功绩。”周公说：“亲近亲人，崇尚恩惠。”两位公侯建立国家，应当没有不同，然而礼俗有因袭和变革，报政有难易，而子孙数十世的强弱，在一日之间就预先决定了，这难道不是所谓预先看到成功的事例而去做吗？人的材智并不比古人差，杂乱地授予他们，他们也就杂乱地接受；苟且地要求他们，他们也就苟且地回报。跟着别人进入，随着队伍奔跑。大吏不能决断，而听从僚属的指陈；僚属不能决断，而听从胥吏的援引比照。等到他们从容退朝回家，国家的事情已经完了，他们却不参与其中。

译这样，职责怎么能不荒废呢？而那些狡猾奸诈的官吏，趁着这种懈怠废弛的状况，便加以利用，用各种方法来欺骗蒙蔽，把制造事端当作干练通达，把揭发他人当作风采出众，言行不一，朝不保夕。大概是因为因循守旧之后，变化与虚伪巧诈相互激荡，才导致这种情况，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所以行动之前必须有思考，思考必须有依据，而将思考付诸行动的人，必定要专心且持久。铸剑的人经过三年才成功，这就是持久。宋国的斧斤和鲁国的刻刀，换个地方就不精良，这就是专心。天下能够成就的功业，往往最后才显现；难以成就的迹象，往往最先显露。如果不专心持久，谁肯与人开创事业的功劳，去收拾别人尚未完成的局面呢？要求做好多件事，不如要求做好一件事；要求做好一天，不如要求做好百年。万全的利益，不要因为小害而不去做；万一的祸患，不要因为小利而轻举妄动。然而，如果不达到这样的境界，却能达到最高治理水平的，是从来没有的。

译《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年

郑国的子产对子太叔说：“只有有德行的人能够用宽厚来使百姓顺服，其次就没有什么比严厉更好的了。”孔子说：“好啊！政令宽厚，百姓就会轻慢；轻慢就要用严厉来纠正；政令严厉，百姓就会遭受残害；遭受残害就要用宽厚来施予。用宽厚来补救严厉，用严厉来补救宽厚，政事因此达到和谐。”

编修臣周玉章

臣谨按：治理国家的道理，不外乎宽厚与严厉两个方面。《尚书》说：“恭敬地推行五种教化，在于宽厚。”又说：“好生的德行，融洽于民心，因此百姓不触犯官府。”又说：“能够宽厚能够仁爱，向亿万百姓彰显诚信。”子产说：“有德行的人能够用宽厚使百姓顺服。”确实如此，这是纯粹圣王的治理啊。又说：“其次就没有什么比严厉更好的了。”这是夹杂着霸道的权术，主要是因为郑国风俗淫荡奢靡，公族倚仗权势奢侈，不严厉不足以治理国家。但其用心则是专以爱护百姓为主。后世如诸葛亮治理蜀国，王猛治理秦国，都效法这个意思。然而用严厉来治理，可以挽救一时的弊病，但不能依赖它作为长期驾驭统治的手段。当人情放纵奢侈，职事懈怠松弛时，不得不整肃惩戒，使官吏都遵守法令，百姓不犯奸邪。等到天下人都知道警戒畏惧，然后优游快乐平易，为百姓培养和平的福气，那么开始用严厉，最终没有不用宽厚的。子产难道不知道刑罚使人顺服不如道德教化，而教导子太叔用严厉，只是用来挽救郑国的弊病，并不是喜好像火一样猛烈的治理。所以孔子既称赞他的话，又阐发宽猛相济的议论。这样之后，那些习尚申不害、韩非子学说的人，就不能借此作为借口了。大概宽厚与严厉都足以达到治理，但偏胜与互相补救是有区别的。汉文帝亲身实行节俭，减轻赋税刑罚，天下安定，百姓富裕，差不多是用道德教化百姓的人。然而崇尚黄老之学，主意在于清静无为，未免有过于宽容的地方。汉宣帝综合考察名实，信守赏赐必定惩罚，号称中兴，却厌弃儒术，专事刑名法术，道德教化没有增加，所以不能与夏商周三代盛世的君王相比。臣听说：“一张一弛，是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之道。”只弛不张，就是所说的宽厚则百姓轻慢。只张不弛，就是所说的严厉则百姓残害。必须用宽厚来补救严厉，用严厉来补救宽厚之后，政事才能得到和谐。上天生育百姓并设立君主，让君主像师保一样宽仁慈厚，这是治国的根本。纲纪法度，是辅助治理的工具。平时像天一样覆盖，像地一样包容，休养生息，扩大衣食的利益，引导亲近谦逊的风气，使百姓安守本分享受恩德，远方到来近处安定。那些作奸犯科的人，惩罚没有赦免，这是除去杂草以培养嘉禾，不能稍微存有姑息之心，而在明确刑罚整顿法令之中，不失慈爱惠泽子民体谅的意思。因此道德广博恩泽深厚而不泛滥，命令执行禁令禁止而法令不苛刻，百姓得到他们的职分，万事得到它们的适宜，阴阳调和，百姓长寿健康。所谓不争不躁，不刚不柔，施政优游从容，百种福禄聚集，这是和谐的极致。古代圣王用仁爱养育万物，用正义端正万民，有并行不悖的道理，不等到百姓轻慢才用严厉纠正，不等到百姓残害才用宽厚施予，所以没有争躁刚柔的痕迹，而太和之气翔洽于天下。司马光说：“宽厚而疾恶，严厉而原情，这是好的政治。”这话可以说是深刻认识治国体制的人了。

《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年

政令宽厚则百姓轻慢，轻慢就用严厉来纠正；政令严厉则百姓残害，残害就用宽厚来施予。用宽厚来补救严厉，严厉来补救宽厚，政事因此和谐。

编修臣白瀛

臣谨按：阳气舒展而阴气收敛，是天道的规律；浑厚而精明，是君主的德行。天没有心志却能成就化育，而雨露与霜雪并行而不相违背；君主有心志却无为而治，而爵位赏赐与刑罚互相补救而不穷尽。因此用仁爱养育，用正义端正，道理具备两方面而形势没有偏废。现在关于政治的议论有两种：经术之士常常主张宽厚，刑名之家常常主张严厉。主张宽厚的人说：包含普遍覆盖，是乾坤的气量；含垢纳污，是山泽的常理。所以道德教化，是圣王所崇尚的；而刑杀，是仁人所隐忍的。主张严厉的人说：防范严峻则百姓过错少，禁令松弛则百姓罪过多。火势猛烈而躲避的人多，水性柔和而溺水的人多。所以鞭打扑击不一定施用于家庭，而法制不能废弃于国家。臣愚以为两家的议论都有遗漏：主张严厉的，虽然切合实用，但任用法制而缺少恩德，终究不免于苛刻的弊病；主张宽厚的，虽然顺承大道，但迂腐文饰而少有效果，也不免成为腐儒的空谈。大概变化而通达，在于时势；推行而实施，有其关键。时势和关键，是用来适应中正的道路，而没有偏轻偏重的弊病。因此圣明的君主在上，掌握转移天下的权力，而顺应时势施行：适宜宽厚就宽厚，而天下都信服他的公正；适宜严厉就严厉，而朝野都体谅他的无私。顺着他们的做法，似乎相反，但推究他们的本心，总归是一致的。试看父母对于子女，因为爱他们到了极点，就希望他们品行成就名声确立，所以开始训导他们，到了教导而不顺从，又必须尽到防范的方法，施行督责的手段。大概爱就必须劳苦，不劳苦就无法成就爱。孔子在鲁国为相，子产在郑国为相，当时的百姓起初诽谤他们，后来歌颂他们。大概百姓可以和他们一起享受成功，难以和他们一起谋划开始，所以非常规的根源，百姓所畏惧的，而圣

译人们身处其中，其安适程度不亚于日常饮食带来的安稳。等到法令确立而百姓不再轻慢，然后天下人才能享受圣人的仁爱，却无法用言语称颂圣人的德行。这正是用一时的严厉端正，来涵养千百代的宽厚，而那种如春风般温暖养育的恩泽，未曾不借助于整顿治理的法度而流传。子产告诉子太叔说：“只有有德行的人能够用宽厚使百姓顺服，其次就没有什么比严厉更好的了。”这是说只有有德行的人能够善用严厉的手段，最终成就宽厚的治理，这也就是与天心相契合，从而无为而化育成就的原因吧。

译《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

政令宽缓，百姓就会轻慢；轻慢，就要用严厉的手段来纠正；严厉，百姓就会遭受残害；遭受残害，就要施加宽缓的政策。用宽缓来补救严厉，用严厉来补救宽缓，政事因此和谐。

检讨臣周孔进言：

臣恭敬地认为：好生养万物，是天地的心意，阳气舒展与阴气肃杀交互作用，雨露滋润与雷霆威慑同时施行，不这样做，生机的顺畅有时就无法实现。君主治理政事，效法天地生成万物的心意，引导百姓养生、使百姓安适，原本就是希望百姓各自实现生存，而恩惠与威严并行，刚强与柔和兼备，关键在于不可偏执于一端。子产关于宽猛相济的论述，必定是征引孔子的言论作为判断依据的。大概所谓宽缓，不是姑息纵容的意思，而是满足欲望、供给需求，充满仁慈恻隐之心罢了。所谓严厉，不是残酷暴烈的意思，而是节制性情、防止淫邪，使纲纪严明肃穆罢了。执政者掌握教化的权力，具备仁育义正的作用，涵养培育、熏陶教化，自然足以使天下人心回转而趋向正道，哪里需要等到百姓轻慢或遭受残害时，才想着补救呢？然而时势到了，事情发生了，警戒百姓的懈怠而教化百姓的暴戾，如果不根据时势来权衡，很少有能调剂得当而达到平衡的。所以说：轻慢就用严厉来纠正，遭受残害就施加宽缓。只是矫正偏差必定会超过正当的标准，超过正当标准就不符合中道，不符合中道就不能和谐。那些偏于姑息纵容的人，固然懦弱而容易被人轻侮；如果偏于残酷暴烈，将会残害百姓以逞其私欲，更有甚者，矫正偏差反而导致新的偏差。于是接着说：用宽缓来补救严厉，用严厉来补救宽缓政事因此和谐。相互补救就不会流于偏颇，政事就能得到平衡。平衡就是中道，中道就是和谐，和谐而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以养育，大概不违背好生的德行，而百姓的生计也就得以实现了。况且一张一弛，是《尚书》所称道的文武之道；不刚不柔，是《诗经》所歌颂的成汤之德。《尚书》说：宽缓而有法度，从容而和谐，只有在宽缓之中有法度，才不至于失之于宽缓，也不至于失之于严厉，而引导和谐以从容，这才是天地保持和谐的原因。然而这种效果必定积累很久才能显著，试着从子产治理郑国来看，他起初还有“杀伐太甚”的讥讽。如果不是长期担任这个职位，怎么必定会有后来“谁嗣”的颂扬呢？我私下认为，太和之治，其根本在朝廷，而承袭流布、宣化德意，在于管理百姓的官员善于体察德意，勤勉安抚，使他们的精神志气平时与百姓相习，而腹心既然相连，臂指就可以使唤，追求虚名、触犯道义的风气自然就会不禁止而自行收敛。汉代黄霸守卫颍川，极力推行教化，然后诛罚外宽内明，得到官吏和百姓的心。唐代崔郾治理陕州，看到土地贫瘠、百姓贫穷，就用宽仁安抚，有时一个月不打一个人；等到他治理鄂州，地势险要、百姓混杂、剽悍狡诈作奸犯科，就用严峻刑罚来惩治他们，实在是因为土地适宜不同，百姓风俗不同，根据时势通达变化以达到治理，不是拘泥守旧的俗吏所能胜任而感到愉快的。不然，朝廷下一道宽大的命令，就相沿成为纵弛；稍微一整顿严肃，又从事惨刻，而百姓不堪其命，这难道是体察好生之心，而赞颂休和的盛世吗？那么宽猛相济，确实是千古治理的要道。而端正主旨以协调吏治，协调吏治以淳厚民风，固然不能舍此而另求他法。

《御览经史讲义》卷二十

《子部·儒家类·御览经史讲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览经史讲义》卷二十一

《礼记》

不要有不恭敬的时候，庄重得像在思考，言辞安定，这样就能安抚百姓了。

监察御史臣刘方蔼进言：

朱熹说：“说君子修身，关键就在这三者，而其关键足以安抚百姓，是礼的根本，所以用来冠篇。”

真德秀说：“《曲礼》一篇，是《礼记》的首篇；而‘毋不敬’这一句话，是《曲礼》的首句。大概恭敬，是礼的纲领。说‘毋不敬’，是说身心内外，不可使有一毫的不恭敬。他的容貌必定端严而像在思考，他的言辞必定安定而不急躁，用这种态度面对百姓，哪有不安抚的呢？”这一章共四句话，而修身治国的道理大致完备，这一定是圣贤的遗言吧？

臣恭敬地认为：恭敬，是一心的主宰，万理的根源，修身的要领，为政的根本。圣贤之所以为学，帝王之所以为治，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的。不要有不恭敬的时候，那么内在的五性因恭敬而保全，外在的九容因恭敬而端正，成就各种行为因恭敬而没有不纯的，处理各种事务因恭敬而没有不当的。实在能为天地确立心意，为生民确立命运。而其体现于自身与万物相接的，没有比容貌辞气更重要的了。庄重得像在思考，那么恭敬就形于容貌，而进出起居没有不恭敬的，发布号令没有不善的。由此以主敬的心思，进入天下百姓的身家性命，周密谋划其安全；以居敬的貌言，感化天下百姓的血气心知，共同归于安宁。而在君子以恭敬作为行事准则的心态，那么即使庄重得像在思考，还担心或许在仪节上有过失，而德行容貌不足以成为百姓的表率；那么即使言辞安定，还担心或许在言语上有过失，而德行音容不足以成为百姓的训导；那么即使百姓都安定了，还担心有一人不得其所，而深深给予自己罪责的恐惧。所以他在已经安定之中寻求安定，更加凛然如驾驭朽木，更加畏惧百姓如临深渊，兢兢业业于无穷，而为百姓赐福赐保的，总以恭敬为始终。再以其见于帝王之政、圣贤之言的来验证：尧钦明而达到时雍，舜温恭而达到风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