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览经史讲义卷三十

译能够持守恭敬，就没有什么时候不是宁静的。所以说：“动的时候没有动，静的时候没有静，这并不是不动也不静。”《定性之防》说：“动的时候也是安定的，静的时候也是安定的。”我读范浚的《心箴》说：“君子存养真诚，克制杂念，保持恭敬，内心安然，身体各部分都听从命令。”于是汇集先圣先贤的箴言，恭敬地编集为《养心箴》。对于圣贤的心学，我未能窥见万一，恳切祈请

译睿鉴采择焉

心是天之君主，圣人确立准则，整体浑然一体，成为百姓的法则。排除邪念，保持真诚，以通达天德，兢兢业业，刚健运行而不停息。众念俱寂，其静专一，恭敬谨慎，保全自己的天性，即使没听到也能效法，如同静止的水面。默默成就，如月亮映照万条河流，一天处理万千事务，感应而随即通达。不忧虑不怀疑，确实履行其功业，顺应事物而处置，如同天地的造化之功，过去而不滞留，空旷如太空。恭敬与道义相互扶持，动与静交互滋养，如同玉壶中的冰，光明融合、高洁明朗，和悦而充满生机。德性之心能够广大，会合极点归于极点，王道广阔平坦。

性理

诚是圣人的根本

侍讲学士【臣】周长发

【臣】谨按：圣人的德行，没有比诚更超越的了。元亨利贞，是天道的常态。元亨，是诚的通达；利贞，是诚的复归。仁礼义智，是人性的纲领。仁礼，是诚的显现；义智，是诚的蕴藏。《中庸》说：“只有天下至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性命源于天，原本没有一条道理是不诚的。所以诚达到极致，就没有丝毫的不尽。诚真是伟大啊！从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到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极至于参赞天地化育，从容不迫。世俗学者谈论圣道，只看到圣人的聪明智慧无所不照，圣人的功业无所不包，感叹其深微玄远，就认为是何思何虑、出神入天；震惊其光耀显融，就认为是不御不遗、上达天际下际。粗浅的人只在语言迹象中寻求，偶然得到一点就以为窥见了全貌；精深的人也只在虚无缥缈中探求，能阐述其学说，但最终对实际应用没有帮助。哪里知道圣人的根本，本来是最简单最简易的，贯穿于日常伦理，统摄礼乐刑政，大包无外，细入无垠，近至片刻远及万世，实际上不外乎一个“诚”字！关于诚的学说，始于孔子的阐发，而在子思那里大为畅达。在此之前，《尚书》的典谟包含其意而未宣示，执中安止就是；《易经》的卦爻垂示其象而未显著，无妄、中孚就是；《商书》见到其文而未完备，“神无常享，享于克诚”就是；《周颂》抉发其义而未明了，“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纯”就是。孔子赞《易》，阐发乾坤的蕴奥，剖析性命的精微。所谓“知始作成，崇德广业”，无不以诚为归宿；而他告诫鲁君时，列举达道达德九经而归结为一。天道人道，显示其殊途；择善固执，指出其实学。自有典籍以来，前代圣人所以开物成务，建立准则安抚天下，治统与道统本出一源，治法与心性之法原无不同。上下千古，直接用一句话来概括。因此曾子论述《大学》，明德新民，而必要于止于至善。至善，就是诚。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必须先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格物致知，就是求诚者择善的功夫；诚意正心修身，就是求诚者诚身的事业。到子思作《中庸》，论诚尤其完备。先儒说“放之弥六合，卷之退藏于密”，难道有别的原因吗？也就是诚罢了。那么谈论圣道而不明白诚的学说的人，哪里足以谈论圣道呢？濂溪周子作《易通》说：“诚，是圣人的根本。”可以说是要言不烦了。又听说，《易通》所言与太极图互为表里，诚就是圣人的太极。动静皆诚，就是圣人的阴阳。诚贯穿五常，就是圣人的五行。诚周遍百行，就是圣人的化生万物。没有一事一念不诚，就是圣人的万物各具一太极。万事万物总归此诚，就是圣人的万物共一太极。圣人的德与天地相准，圣人的诚与太极相准。诚真是伟大啊！

性理

诚是五常的根本、百行的源头

监察御史【臣】欧堪善

【臣】谨按：太极分出动静，而五行分布；四时运行，而百物生长。这是五行、百物都以太极为根基的。又知道两仪既分以来，不能超出真实无妄之理；负气成形之后，不能超出真实无妄之心。那么五性符合五行，百行同于万物，也只是完全人心中的太极，以确立其纲维罢了。周子论诚，说：“诚，是五常的根本，百行的源头。”大概是推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的原因。现在圣人在天下，有能超出五常、百行的吗？自皇天降下善性以来，仁以保全此心的恻隐，义以保全此心的羞恶，礼以保全此心的辞让，智以保全此心的是非，而心又贯彻于四德之中。这就是人身中的五行。于是由五常推演，从忠孝廉节的大节，以及纷纭繁变的细微，凡是近则利用安身，广则经纶参赞，都从此开始。这是五常，是百行的本源。谁知道五常、百行固以诚为本源呢？大概诚在天地，只以理的不二，立于阴阳刚柔的主宰；而诚在人心，也只以理的不二，掌握性命道德的枢机。所以本着诚来行仁，而胞与民物的，不是煦煦为仁；本着诚来行义，而裁制事物的，不是孑孑为义；本着诚来行礼，而安上

译完全处于下位的人，不陷入繁琐细碎之中；以真诚为根本来践行智慧与信义，从而区分万物并与外物应对交往的人，不陷入穿凿附会的狭隘、欺诈虚伪的私心之中。而且，以这一真诚的理，贯通于人伦秩序的行列之中，在言行事物恒常之际，以及饮食日用等平常近便之处，经纬纲纪等明显之处，起初并没有虚假浮伪之心掺杂其中。好比树木，真诚是根株，而五常则是枝干所展现的繁荣；好比水流，真诚是昆仑山，而百行则是从积石山以下分流出的支流。确实，这一真诚的理，是不能舍弃它而另求本源的。况且，五常、百行，是圣人和凡人所共同拥有的。凡人不立足于真诚，那么即使每天处于五常、百行之中，实际上却处在它们之外；圣人完全尽致于真诚，那么虽然同样处于五常、百行之内，却能体悟其全部。哪有舍弃真诚而另求成为圣人的道理呢？于是那些异端学者流派，如告子、荀子等人，既然把本性看作外物，把行为看作粗浅的痕迹，匆匆忙忙，日渐流于昏昧。而老庄的学说，又把本性看作空虚，把行为归于虚无，泛泛而谈不求其旨归，由于偏离了本源之地，都是错误的。果真能知道心统摄五常，身体完善百行吗？而之所以有五常百行的原因，反过来向人心的真诚寻求，以合乎上天之真诚。这是川流不息，一个本源散为万千殊相，一物就是一个太极。将五常百行之诚合而为一，同归于一个真诚，这是敦厚化育。万千殊相源于一个本源，万物同属一个太极。那么，无极而太极的道理，不常在我们方寸之心之间吗？

译性理

诚无为几善恶

编修臣王防汾

臣谨按：天命流行，万物真实无妄，这是圣人与凡人所相同的。然而圣人本体与作用同源，显与微之间没有间隙，而凡人不能做到的，是因为根本的大道没有确立，就无法使他们的行为向善。周敦颐撰写《易通》，与《太极图说》互为表里，这里所说的“诚无为”，大概是人心中的太极吧？人刚出生时，只是浑然一体的实理，自从与外物接触并相互影响，理与气交错，善恶就区分开了。心中发动而趋向善的，就像树木从根部到主干，从主干到枝叶，上下通达，这是诚的正宗。那些旁生的荣华、侧出的秀美，如同寄生的赘疣，是诚的旁支。近处关乎公私邪正，远处关乎兴废存亡，回转操控、转移变化，毫厘之差会导致千里之谬。如果对此不谨慎，就会阴气进长而阳气衰退，欲望横行而天理消亡，即使有智慧的人，也无法妥善处理后事了。所以君子谨慎行动，一定要在心动而尚未显现的时候，竭尽全力去战胜它，这是成为圣人还是狂人的界限，是向上通达还是向下沉沦的分野。过去垂示教诲的人说“危微”，说“克复”，说“戒惧慎独”，说“履霜坚冰”，确实是担心细微之处不谨慎，甚至暗中滋长蔓延而自己却不知道。那么，保持诚的关键，没有比谨慎于几微更重要的了。而几微的谨慎与不谨慎，又取决于诚的存与不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诚是天命之性，本性本来有善而无恶。如果一定要等到恶的苗头已经发动，然后才断绝其萌芽，那么天与人就分成了两截，本体与作用就不是同源了。水将要溃堤才去筑堤，火将要燎原才去谋划救火，侥幸能够扑灭，但诚所存留的已经很少了。而且人心必须有虚空公正、无我的本体，然后才能知晓几微，才能分辨善恶。所以《周易》说“知晓几微，其智慧通达”，《尚书》也说“诚、神、几，称为圣人，神妙啊，圣明啊”。总之，只是一个诚字罢了。不诚就会虚妄变幻、倏忽不定，心的本体先已经放失而不存，即使有善，怎么能扶持并推进它？即使有恶，怎么能遏制并断绝它？所以《太极图说》说“主静以确立人的极致”，静就是无思无为的本体，是仁义中正所从出的地方。李延平教导人澄澈胸怀、静默端坐，在静中体认根本大道，未发时气象分明，这样处理事务、应对事物，自然合乎节度，这是龟山门下相传的诀窍。朱熹晚年极其尊崇信奉这一点，可见在太虚冲漠之中，一切高深隐显、精粗条理，无不全部包含。学者如果真的能够涵养本源，使我的心体虚空明亮、清澈见底，自然能够察见几微，剖析烦乱而没有差错，这是理解根本大道，这是突破上一重关口，哪里仅仅是沿流逐末、修补漏洞的功效呢！总之，涵养、省察，两者都是切实的功夫。而向内寻求，必须先体会“诚”字。正因为静而虚空，所以动而正直。源头清澈则水流洁净，表里正直则影子端正。明白这一点的人，可以审察几微，可以分辨善恶，而天命之性，也就离人不远了。

性理

师道立则善人多

编修臣沈文镐

臣谨按：君主治理天下，必定希望使天下人都归于善。人心向善，风俗就会淳厚，招致祥和，带来吉祥，从而使教化治理达到极盛，天下长久安定，依靠的就是这个。上天生育人类，本来没有不善的，但气质禀赋有不齐整的，未能改变恶达到中和，那么不善的人常常多，而善的人常常少。那么，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向善呢？回答说：有师道。用美好的言语和高尚的行为展示准则，在前面诱导扶持，在后面奖赏劝勉，那么喜好善的心必然油然而生，跟随善的势头必然充沛而不可阻挡。这就是周敦颐所说的“先觉者觉悟后觉者”，愚昧的人向明智的人求教，那么师道确立而善人就多。朝廷因此端正，天下因此治理。然而有人说，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惑的，自古以来司徒、乐正各有专职官员，而教化百姓的责任系于他们，似乎不是其他人所能分担的。不知道师道非常广泛，凡是有治理百姓责任的人，就都有师道的责任，而亲近百姓的官吏尤其紧急。为什么呢？国家设立庠序学校，造就士人的方法非常详细，但是优秀与愚钝交错出现，不能对每个人都加以提点命脉，这是形势决定的。况且诗书礼乐只是教化百姓的工具，而用言语教化的人会引起争讼，往往不如用自身行为教化的人那样让人顺从。东莱吕氏有话说：“农夫牧童，互相画地议论长官的才能与否，如同分辨黑白，如同数一二，确实因为地域相近、关系亲近，耳闻目睹，容易互相窥探。”所以凡是亲近百姓的人的一举一动，最足以改变百姓的心志，而引导百姓的步调。如果亲近百姓的人切实实行孝悌，百姓自然知道孝悌的美好；切实实行忠信，百姓自然知道忠信的美好；切实实行廉洁谦让，百姓自然知道廉洁谦让的美好。亲身实践并率先垂范，暗中感化百姓的心志，这就是所谓澄清源头。由此颁布政令，审察风俗的适宜，详细推行劝课的方法，知道百姓一定有乐于跟从的。如果不是这样，标准不确立，观察感化没有途径，仅仅用空话相诱导，用成法相约束，百姓不会跟从。甚至有奸巧诈伪的官吏，怀着盗窃的心行盗窃的术，巧于趋避，掩饰智慧惊吓愚民，愚民效仿他们，狡诈日益滋生，廉耻日益丧失。倘若大官不察，误以为是有能力的官吏，授予循良的名声，给予推荐的荣耀。像这样却希望他们化民成俗，是不可能的。自古以来被称为循吏的，没有谁比得上汉朝

译考察他们的作为，大抵都能以真诚之心推行切实的政治，像倪宽劝勉农事、宽缓刑罚，黄霸大力推行教化，杜诗政治清明太平，刘矩以礼让感化风俗，都是将官吏之道与师者之道兼而有之，所以风气移易、习俗改变，渐渐接近三代盛世。世上议论的人，或许认为这不过是平庸官吏的借口，那又不对了。遇事庸碌冗杂、怠慢迟缓、废弛政事的人，这是平庸的官吏；矫饰外表、暗中施行贪婪放纵的人，这是奸巧的官吏；亲身施行教化百姓、政治公平、诉讼合理的人，这是奉公守法的官吏。考察倪宽、黄霸等人，他们揭发奸邪、查获隐伏，都有神明般的称誉，而绝非一般人所能窥测，这难道是平庸官吏所能借口的吗？所以平庸的官吏不足以做百姓的师长，奸巧的官吏不可以做百姓的师长，必定是奉公守法的官吏然后才能做百姓的师长。而奉公守法官吏的实质，身教先于言教，从改变表面进而改变内心，关键在于身为大吏的人辨别真伪，切实考察奉公守法的官吏并特别褒奖他们，推荐提拔他们，那么吏治应当必然发生巨大变化，而民俗因此日益淳朴。在有道的时代，法制修明，天下安宁，而用来培养元气、作为万年不竭基础的事情，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译性理

古代圣明的君王制定礼法，修明教化，使三纲端正，九畴有序，百姓和睦，万物顺遂，于是创作音乐来宣通八风之气，以平定天下人的情感。

编修臣周玉章

臣谨按：君王功业成就而创作音乐，借此发扬至德的光辉，感动四时的和谐，彰显万物的条理，与政治互为表里。历代制作虽不相同，但用以引导和谐、宣扬教化的宗旨是一致的。先儒论述音乐已经非常详尽。至于周敦颐《通书》中所说，直接探求制作音乐的根本，综合《乐记》的全部精义，而明确揭示通过审视音乐来了解政治的界限。当国家统一海内，政事完备推行，考订古代音乐，厘然形成一代的制度，以此来表彰开国的风范，昭示功业的盛大。然而议论者又说礼乐要经过百年才能兴盛，这固然不是说考订不够详尽，典章不够完备，必须经过岁月才能达到完美。大概是因为开创之初，天下刚刚平定，百事等待兴起，那些与贤士大夫共同经营缔造的人，往往积累数十年的时间，也已经是治理安定、功业成就了。而圣王在上，仍然深切关注天下的事务，不敢轻易认为已经治理好、安定好了。相互浸润熏陶，逐渐切磋，像这样又过了多年，然后四海之内，无不顺从，天下称颂大治。在这个时候，天子端坐拱手以收获长久教化成功的成效，仁爱谦让的风气流行，诉讼案件减少平息，四方百姓顺从欲望而得到治理，极而言之，草木繁茂，鸟兽鱼鳖也都顺遂，这难道不是大顺大化的时代，而保持和谐之象吗？百年之后兴盛，就是这个时候。风气蒸腾，如果没有东西来宣通它就不畅达；情感发动，如果没有东西来平定它就容易泛滥。因此古代圣王在治理教化融洽之时，创作与天地同和的音乐，所谓九功有序，九叙可歌。又说：太史陈诗以观察民风，大概即使是民间谣俗的话语，加以整理纠正，都足以感动人心而征验和气的协调，何况郊庙明堂，降天神，出地祇，享人鬼，煌煌乎是巨大的典礼呢！咸英、韶、濩、大夏、大舞等音乐，遥远而高尚了。汉朝兴起，距离古代不远，考订还容易，但当时却日不暇给。贾谊上书请求制定制度，兴办礼乐，文帝谦让来不及。到了孝武帝时，李延年协律，司马相如等人制作乐章，可以说很盛大了。然而神仙祷祀的意思多，而移风易俗的事情少。唐朝制作十二和以效法天地，差不多有开国的规模，而七德之舞与九功并列陈列，又未免夸耀武功，这难道是雅颂的遗风吗？宋太祖改周乐十二顺为十二安，大概取治世之音，安以乐的意思。其后王朴、李照、胡瑗、范镇的考论，而朱子不能没有异议。明朝一代的制作，大致集合汉、唐、宋、元的旧制，而稍改其名。其音乐雅俗杂出，虽然前有冷谦、宋濂等大臣，后有张鹗、李文察等人，深明钟律，未能恢复古音。所制作的乐章，只务求明白易懂，不及汉、晋间诗歌铿锵可诵，何论清庙等诗篇呢？总之，声容数量等末节，历代都详细审察了。而对于所谓三纲端正、九畴有序、百姓太和、万物咸若者，果真都有收获吗？臣认为周子的论乐，能够探求作乐的根本，综合《乐记》的全部，而明确揭示审乐知政的界限。

性理

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的。车轮和车辕装饰华丽但人们不使用，只是徒有装饰罢了。何况空车呢？文辞，是技艺；道德，是实质。笃实其本质而技艺随之，书籍的美好就会被人喜爱；喜爱就会流传。贤者得以学习而达到它，这就是教化。所以说：“言语没有文采，传播就不远。”

编修臣万年茂

臣谨按：道施行而百世有善治，学问传承而千载有真儒。学者之所以学习是为了道，不是为了文章。然而孔子系《易》说：“其意深远，其辞文采。”没有文采则教化不能建立，没有教化则道不能彰显。道没有比六经更完备的，而六经是万世文章的祖先。所以说：“温柔敦厚，是诗的教化；疏通知远，是书的教化；广博易良，是乐的教化；洁静精微，是易的教化；恭俭庄敬，是礼的教化；属辞比事，是春秋的教化。”子贡以下，性天的界限有听不到的，然而身通六艺的七十多人，而圣人之道遂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的，是因为文章有所承载。从此以后，荀况、董仲舒、刘向、王通，无不根植经术，号称尔雅，虽然对于道互有纯疵，大要都是追寻六艺的遗略，相上下而羽翼之的，只有宋儒迭兴，昌明道术，尽得先传，然后斯文大著，而其言粹然一出于正，难道不是所谓“意深远而辞文采”的吗？文章是代替我的言语，也是代替圣贤的言语。圣贤的言语不可强求而能，其道则可求而至。因此察之日用事物之端，谨之隐微动静之地，观阴阳之合散，考古今治忽，浩然有得于身心性命之原，涣然自释于语言象数之外，然后神而动天随，心得而手应，宣之于口，没有扞格不吐之患，而天下读其文者，皆得因其教而

译钻研道的精髓，是为了能够流传后世并影响深远。自明朝以来，开始以八股文选拔人才，八股文只是文章的一个方面，但对于道却尤为接近。必须精神默会于千年之前，如同与圣贤在同一个厅堂面对面交流，然后才能用精微的语言表达出名理。观察文章的人，不仅仅观察其学问，这个人的性情心术，以及他日后的事业政事，都可以预先推测并隐约知晓。然而实行久了，也不能没有弊端，概括其主要方面，大概有两点。孔子说：“言辞能够表达意思就可以了。”人心必定有明悟，必定有领悟，凭借这种明悟表达思想，疏通精神可以阐明道。然而有的人内心没有真实的收获，却用堆砌词语来支撑，向来缺乏理解，却借用骈文辞藻来敷衍，起初还乞求古文的残余唾余，最终甚至浇灌时文的残膏。像这样的人称之为“腐”。圣人的言论，其高如天，其低如地，现在有的人舍弃平常的话不说，务求晦涩以显示精巧，有意欺骗人，自己问自己也不理解，只用隐显出入、深塞启钥等话语，秘密收藏，而疏陋的耻辱比堆砌辞藻更严重。言语，是心的声音。大道清明的日子，哪里容得下这种？像这样的人称之为“诞”。如果推崇实在的人，那么倾心写意就被认为是迂腐了；如果推崇虚妄的人，那么会文切理就被认为是笨拙了。至于依样画葫芦，就影摹形，首尾不相照应，表里不相符合，主旨既不明，黑白难分辨。这又是两者共同的问题。程子说：“圣贤的言论，是不得已而发的。就像耒耜、陶冶这些器具，一旦不制作，那么养生的方法就有不足了。”然而它们包罗天下之理，也非常简约。因为简约所以通达，因为通达所以长久。譬如练习纬书、占卜风向、按照律吕、制作音乐，而在声气之前操作管籥的，不是风和音乐所能做到的。所以写文章不能不知道道，知道道不能不穷究经典。世人之所以重视文学，原本是想通晓经学、学习古法，以备国家之需。如果文章不根植于理要，而是浮薄悠谬之言，又怎么看重这样的文章呢？那么以诗为本以广博其趣味，以易为本以穷尽其变化，以书为本以体现其实质，以春秋为本以求其判断，以乐为本以观察其通达，以礼为本以严格其辨析。性情心术淳厚坚固，而以其事业政事酝酿于心中的，发而为言，而都可以适用于实用，这就是所谓的经术用来经世。文章虽然是技艺，不也就进于道了吗！

译性理

充满天地之间的气，构成了我的身体；统帅天地运行的理，构成了我的本性。

编修臣李龙官

臣谨按，这段话阐述了天人合一的极致境界，那些视天为父、视地为母的人，应当修养养气尽性的功夫。所谓“体”，是五官百骸的集合，是谁在运行它呢？所谓“性”，是神明的主宰所在，是谁在主宰它呢？那鸢鸟的飞翔、鱼儿的跳跃，尚且能观察到化育的机微；水的湿润、火的燥热，都关联着微妙的道理。何况人是天地间的灵秀，自知比万物尊贵，其形体生成、精神焕发，难道说与天地不相似吗？这必定不是事实。推究太极之初，空旷寂静没有形迹，无论飞扬升降的气，在广阔太虚之中，即使是幽明微妙感应、纯粹精粹的理，也是氤氲而未显现，神妙变化而不可测度。等到两仪奠定而四象确立，阴阳健顺各自从其蕴藏中显现，以成就万物的性、情、形、体，其消长盈虚、晦明寒暑，固然更替传承而无穷无尽，也是一定不变而不可更改的。这就是三才（天、地、人）的道理，天地与人，其理原本没有差异。现在试着旷达地观察宇宙之中，高处如山岳耸立，低处如深渊澄澈，动则成为风雷，润则成为雨露，显明处有日月，幽暗处有鬼神，共同养育、共同运行的，充满于天地之间，这不是天地的形体吗？再且静静验证承载覆盖之间，乾道知晓大始，坤道成就万物，卑高陈列而贵贱定位，动静恒常而刚柔决断，方正的同类相聚，万物以群体区分，福佑善人、降祸淫邪的，广大而不失序，这不是天地的本性吗？因此，天地有形体，人就以天地的形体为自己的形体；天地有本性，人就以天地的本性为自己的本性。气处于分散状态，分散的气必定有使其聚合的东西，耳目视听都是灵明的寄托，手足持握行走都是机枢的运转。即使细微到发肤，细微到呼吸，也隐约可见大冶炉火的熔铸，而又不是逐一雕刻而成的。那么，充满的我就认为是形体。理处于虚空状态，虚空必定有使其充实的东西，恻隐、辞让是一元亨通的显现，羞恶、是非是一利贞的流露。即使凡是喜怒的表现，哀乐的原因，也诚恳地可见造物主的范围，而又不是孜孜不倦地矫揉造作的。那么，统帅的我就认为是本性。既然我有形体，就应当知道如何修养这形体，使耳目等感官不与主宰（心）相争夺。积累正义而无害，恭敬而严肃，顺从而治理，明智而哲思，聪慧而谋略，睿智而圣明，五事与五行相配而收敛福泽，这就是所谓践行形体的圣人吧？我有本性，就应当知道如何穷尽这本性，使粗鄙的嗜欲不与天命相混杂。持守中道而不偏倚，君则仁，臣则敬，子则孝父则慈，朋友则信，五伦与五常归根复命，这就是所谓持守志向的君子吧？天地的道理，至易至简，虽然有上下、道器之分，但总之继善成性，总归是阴阳为之开合，一所以神妙，两所以化合，这是内外之道。然而有的人摒弃聪明、堕坏明察，想要舍弃形体而见本性，吝啬精炼气，于是执着形体以为心，不也是违背常理吗？《诗经》说：“天生众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朱子说：“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理赋予其中。”这是形体与本性，圣人与愚夫没有差异。而清明在身，志气如神，只有圣人能做到。那么以凡人为一人之人，而圣人为千万世之人，不仅仅是一世之人。邵子说：“圣人，是指能以一心观察万心，以一身观察万身，以一物观察万物，以一世观察万世的人。能以心代替天意，以口代替天言，以手代替天工，以身代替天事的人。能以上识天时，下尽地理，中尽物性，通晓人事的人。能以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古今，贯通人物的人。”大概中和既致，安位育物自然神妙，所以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不仅仅善其身。必须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然后才是形体的充实；以太和为保合，不仅仅穷尽自己的本性。必须穷尽万物的本性，以至于赞天地之化育，然后才是本性的纯正。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这是配天地的事业。宋元以后，儒者空谈性命，而经世济用的学问缺而不讲，这是明明德而不亲民，成就自己而不成就万物，使形体狭小，使本性狭隘，与天地不相似，难道能谈论大人之事吗？

性理

朱子说：“士人处于太平盛世，处在下位，看待天下之事，心里好像没有什么值得做的；等到身居高位，遭遇时势机缘，便觉得无处下手。确实啊，义理难以穷尽，而学问不可停止。”

编修臣杨开鼎

臣谨按，朱子曾说：“君子衡量能力然后进入仕途，不进入仕途然后衡量能力，这就是学有余力则做官的意思。”而漆雕氏的未自信，与圣人的心意有深刻的契合，也是这个缘故。作为臣子的道义，谁不想趋事赴功呢？然而急于追求功名，而胸中义理未明，学问未至，平时议论似乎侃侃而谈、凿凿有据，可以付诸实施，而一旦身负重任，坐而言者不能起而行，拘泥于古法用于今世，未必恰当，那么确实义理难以穷尽，而学问不可停止。朱子曾说：“当今的文人才士，开口便说国家利害，提笔便述时政得失，终

译济得甚事？」这话里自然带着深深的感慨。宋代儒者黄榦也说：“年少时做学问，志向情趣卑劣浅薄，心思平庸凡俗，没有可以任用的实际才能；壮年时做官，营私舞弊、背离公义，害怕麻烦、习惯懒惰，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至于为了贪求富贵而决断性命之情，那就左取右夺，东奔西跑，没有不竭尽全力的。唉！这种人简直把天下国家当作试验场罢了。”朱熹平时忧国忧民，没有一个念头不在国家身上，听到时政的缺失，就忧愁地露出不悦的神色；谈到国势应当振兴，就感慨以至于流泪。他侍奉君主不贬低道义来谋求进用，爱护百姓不迎合私欲来苟且偷安。大概因为他居敬穷理，确实洞察了天命的本源，而致力于长远且重大的目标，所以能决断大疑，奠定大业，变化无穷，广泛应对且曲尽恰当，又怎么会遇到时机相乘而茫然无措呢？大抵做官处理事务，外面有抵触，里面必有阻碍，内外相应，毫发不差，这是深入探求义理、尽力于学问的结果，绝非一朝一夕所能达成。吕祖谦说：“经历挫折之后，饱谙世事，只要培养根本，使忠爱之心更加深厚，那么在斟酌调剂时，即使在羊肠小道、蚁穴封土之间，也自有回旋余地。”这话多么精辟，不就是朱熹所说的“义理难以穷尽而学问不止”的意思吗？我曾考察晋朝局势，唯独依赖谢安一人，张栻认为他不仅方略巧妙，更因为他内心忠义纯正坚固，肩负国家重任，所以能驾驭英才，成就功业，这是真诚与才能相契合的缘故。唐代宰相房玄龄善于谋划而杜如晦善于决断，他善于谋划，必定是因为对事理认识精深，而不是模棱两可；他善于决断，必定是因为见义勇为、果断坚决，而不是自恃聪明而逞强。宋代大臣如文彦博、韩琦、范仲淹，都是国家的栋梁，文彦博处理大事严肃，韩琦处理大事有胆识，范仲淹处理大事曲尽人情。他们都基于一片忠诚为国之心，成就事业，哪一样不是义理精熟、从学问中得来的呢？朱熹说：“古代君子担任大臣职务的，对于天下事务，知道有尚未明白的地方，力量有不足的地方，就像救火追赶逃犯一样，不容许稍有迟缓。对上不敢怠慢君主，对下不敢轻视百姓，对中间不敢轻慢士大夫，巍然中立，没有一丝私情的牵累，只知道履行自己职责所应当做的事。因此志向足以推行道义，道义足以济世，对于大臣的职责可以无愧。”虽然如此，这也是难以言说的。臣愚以为，平时自满的人，遇事就漫无计划；平时谦逊不足的人，遇事就有确切的裁断。只有谦逊不足，然后义理日益加深，学问日益精纯，希求荣耀、争强好胜之心在不知不觉中消减，而天良中的忠爱之情油然而生，或许足以辅佐太平盛世，而在股肱耳目、疏附后先等职位上自我效命。至于义理难以穷尽，学问不止，又哪有尽头呢？

译性理

问如何治理百姓，回答说：“让百姓各自能够表达他们的真情实感。”问如何驾驭官吏，回答说：“端正自己以探究事物的道理。”

编修臣冯秉仁

臣谨按：百姓，是情感产生的根源；官吏，是道理发出的所在。百姓不能表达真情，那么风雨般的疾苦就会隐藏在茅屋屋檐之下；官吏不能明晓道理，那么文书的弊端就会堆积在案头。身为臣子，出身于民间而加惠于百姓，难道能说能够体恤爱护百姓、表率众官吏吗？然而观察百姓的教化却默默无闻，端正自身的教化却不先行，这凭什么称职而无愧呢？《康诰》篇说：“痛惜百姓的疾苦如同痛惜自己的疾苦”，民情的大致情况由此可见。小人难以保全，这在《周官》中，从六卿率领下属，到闾胥、族师，没有不明其职业、综理其考核的。推究这类意义，大概有所得于治理驾驭的大原则，而确立了治理国家、经略田野的根本准则。程子深切契合于此，所以在治理百姓时说：“让各自能够表达真情”；在驾驭官吏时说：“端正自己以探究事物”。这难道是朝夕之间就能见效、仅靠文饰外表就能效仿的吗？大概百姓的隐情难以向上通达，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水旱灾害频繁发生，灾祸瘟疫流行，盗贼充斥，赋税征收不足。那些流离失所的惨状，呼号盼望恩泽的情形，民情非常急切。臣子秉承天子好生之德，进行休养安抚、安定聚集，这本来就是草野百姓迫切向往的。至于风土适宜不同，喜好崇尚不同，贫富贤愚等级不同，曲直偏全数量不同，纷繁复杂曲折微妙，即使是乡邻族党也不能完全知晓其细微之处。贤明的地方官顺应民心引导，直接抉发他们肺腑中想要陈述的话，就像面对家人骨肉一样，甚至哭泣着引导他们，歌咏着跟随他们，没有别的，是因为真诚能够感动万物。所以“均输”说“输”，是说货物的流通；“神输”说“输”，是说众志的归依。而对于民情也用“输”来称呼，难道不是视民如伤、休戚相通吗？至于官吏说“御”，其权力伸展于统率，而其关键在于观察典范。大概簿书的细微之处，庸俗的官吏出于其中，优秀的官吏也出于其中。只是因为他们职位在下级，如果过于轻视，就无法鼓舞他们的才能谋略；如果操持太严，又转而产生他们的趋利避害。不仅禁令防范不及，有滋生奸邪的地方；即使禁令防范所及，也足以滋生弊端。只有归结于端正自己，那么表率端正影子就直，自然有不待教导就为善、不待惩罚就自耻为恶的人。史册所称，如鲁恭不敢欺骗，卓茂不忍欺骗，也可以看出格物的一端。推而广之，如王旦深切挂念东南民力，而承防者识得真意，作为宰相的言论；刘宏在征发手书上推诚，而奉檄者凛然于十部从事的比喻，他们以身作则而万物自然感化，虽然身处疏远，尚且听闻风格被及，何况亲身处理事务、日日相亲，感动不油然而生、率德者没有这样的道理。《大学》的教导真好：君子自己有善然后要求别人有，自己没有恶然后非议别人有。这与程子正己格物的意思，不是互相表里吗？总之，百姓在下等待恩泽，官吏在上接受成命，而感通维系，百姓与官吏归本于一个源头，功劳最在官吏，那么福气归于百姓。身为臣子的人，如果真能体察此道来率领官吏，来治理百姓，将会看到政治清明而教化融洽，风俗敦厚而风气淳朴，以此来辅助朝廷治理，媲美唐虞盛世，大概差不多了。

性理

朝廷设置官职寻求贤才，所以在上位者不应当因为请托而推荐人；士人应当有礼义廉耻，所以在下位者不应当自我卖身而求取推荐。

编修臣冯秉仁

臣谨按：帝王登基，效法天道勤勉爱民，而外在治理没有比用人更大的了。因此辅佐的大臣在于人，贤良的臣子在于圣明。设置官职寻求贤才，其所关系非常重大。自古以来，建立学校造就士人的方法很好；明确科举取士的途径完备；严格甄别选拔士人的方法完善。人才济济，辅助赞成的充满朝廷。国家获得得人的益处，享受养士的回报，几代沿袭，未曾改变。然而山野有旌表，园圃有赏赐，多次征召而后揽辔登朝，慨然有志澄清天下的人，这又是网罗所未能遍及、资格所难以遵循的。汲引的权力，不是大臣谁又能担当呢？崔沔贤良说：“人如果拥有英明博大的资质，承受明试的寄托，享受厚禄，居高位，而不能在吴坂抚慰踠足，在荆山指出潜藏的璧玉，致使有公辅之才，而没有许由、郭泰那样的鉴识，这就是卿士的罪过。”这大概是感慨而言吧？天生一世的才俊，自然足够满足一世的需用。进退的权力，由上位者掌握，在于名位与器物；用舍的契机，由下位者主导，在于德行先于才能。礼义廉耻，称为四维。四维，是根本之地。士人没有根本未立而能使君主达到尧舜境界的，倘若求贤的诏书刚刚颁布，而奔竞的风气已经开启；白屋的推荐尚未通达，而请托的因缘逐渐炽盛，那么所谓举贤为国，就像狄门的桃李，谁会相信呢？朱子看到用人之大而深重，重视廉耻的培养，因此用堵塞源头、防止根本的言辞，弘扬正心诚意的学问。他把请托的私弊归责于上位者，说大臣的职责贵在知人、能举人；他把自我卖身的耻辱归责于下位者，说士人的操守崇尚实学、善于藏器。侃侃正论，确实足以教化千古了。我私下曾经探究

译梳理其脉络而论之：那些身着布衣、系着皮带的士人，隐居在偏僻的角落，以游历名山为业，甘愿过清贫隐逸的生活，这原本是他们自认为像葑菲那样不被朝廷采录。其中有的人学问贯通天地人事，却命运坎坷，只考中一个低微的功名；有的人才能足以经世济民，却写不好科举文章；有的人怀抱治国方略，有的人手持著作，等待知己者的赏识与机遇。他们是要去权贵显要的门庭吗？但在奔走钻营之中，必定没有真正的佳士。他们是要等待皇帝征召的蒲轮车吗？但像蟠木那样扭曲的器物，又有谁能容纳其根本呢？况且要提拔被埋没的人才，救济贫寒之士，对内推荐不排斥亲属，对外举荐不避忌仇怨，这必须是出于公忠体国、以人事君的道义，然后才能做到。如果不是这样，大臣退朝回家，深居简出，收敛气息，唯恐臣家门庭若市，哪里还顾得上名片塞满车呢？凡是那些身处草野的士人，想望见他们的风采，聆听他们的言论，尚且不可得，又从哪里去作为自我推荐的本钱，又从哪里去作为请托的门路呢？因此，廉洁羞耻之心的培养，关乎国家体制；推荐贤才的责任，归于大臣。大臣对上辅佐天子，颁布政令以养育万民；对下掌管人才选拔的大权，以衡量众多士人。如果真能在调和元气、辅助化育之余，广泛延揽访求，使下层士人没有受蒙蔽的忧虑；精于鉴别衡量，使风尘俗士没有冒名顶替的弊端。进而考察其根本，详查其平日品行，不能因为风流文采可观，就认定其有远大的器量。不久便会看到药笼中的参苓，逐渐积累而日益丰富；奇才异能之士，也日益磨砺而更加锐利。大的成为栋梁，小的成为屋椽。他们用来回应天子求贤的命令，成就教化人才的事业，难道不伟大吗？周代号称多士，留下了美好的风谣；汉代号称得人，在史册上留下芳香。推荐贤才推举士人的人，历代不乏其人，但有时援引成风，最终形成朋党，其流弊没有穷尽的，实在在于上面没有持正之学、特达之识，因而开启了请托之门，滋长了干谒之渐。如果真能采纳朱子的训诫，身体力行，那么上行下效，士气日益伸张，士风日益振奋。政治清明的盛况，且可与唐虞比美，那还会让皇帝在高位上侧席旁求，而朝廷大臣无法应命吗？这种情况就很少了。

译性理

设立权衡，之所以不能以轻重来欺骗，是因为它公平；设立绳墨，之所以不能以曲直来欺骗，是因为它端正。

监察御史【臣】李敏第

【臣】谨按：君主身居天下国家之上，各种政绩的治理与废弛取决于他，亿万百姓的安危取决于他，君子与小人的进退消长取决于他。如果不是掌握纲要、居于关键位置，以应对天下无穷无尽的事务，那么时间就不够用了。即使有统领万物的才能、高出世俗的谋略，也不免陷入追逐外物、争强好胜的烦扰，因而聪明才智的作用也因此不能广泛发挥。事物的性质不能整齐划一，稍有毫厘之差，揣测的人无法详尽知晓；细微到锱铢黍米之间，审慎观察的人也无法辨别真伪。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没有展示确定的标准，所以人们得以凭借私心相互竞争；没有悬挂不可违背的准则，所以人们得以粉饰伪装相互欺瞒。那么，只有公平是事物所不能争夺的，只有端正是事物所不能逾越的。君主用一颗心来治理万般繁杂的事务，周遍各类深奥的道理，想要见微知著而应对得当，他的道理难道有别于此吗？只是因为真诚精微所以明察，道理贵在事先觉悟而事物来临时顺应，原本出于无心。大概君主掌握赏罚升降的权柄，以驾驭天下，智者凭借谋略，勇者凭借力量，在一人面前展示才华、献出技艺的人，接踵而至、层出不穷，有的人炫耀其术数而施行欺诈。如果不能无心应对，那么在事前就会产生迎合的念头，在事后就会萦绕揣度的私心，这哪里称得上是静坐明察的神明、洞察先机的智慧呢？镜子并非有意映照事物的美丑，美丑之物刚刚投射就立刻显现其形，离开后不留痕迹，顺应事物而无所扰乱。蜡烛并非有心照亮事物的幽暗隐蔽，分开一物就能覆盖其光，统摄众物就能彻底照亮其隐蔽，以人治人而不辛劳。那么圣人建立准则、治理天下，想要衡量是非的归属，严明邪正的辨别，只以公平端正作为标准，向天下展示确定的权衡、不可违背的准则，而在事物尚未来临时，涵养此心如同明镜止水，预先澄清随机应变的源头，那么清明就在自身，气志如同神明，以此来分类族群、辨别事物就没有困难了。《虞书》所称颂的帝尧的钦敬明察，帝舜的深邃智慧，都是这个道理啊。

性理

杨氏时说：“臣子侍奉君主，怎么可以用刑名学说辅佐，使君主失去仁爱之心？君主没有仁爱之心，就不能得到人心。所以臣子能使君主看待百姓如同对待受伤的人，王道就实行了。”

编修【臣】周正思

【臣】谨按：治理国家没有其他方法，只有仁爱罢了；安抚百姓没有其他念头，只有爱护罢了。君主不爱百姓，失去仁爱之心，就是失去民心；臣子不能使君主爱护百姓，残害百姓，也就残害了君主。孟子说：“夏商周三代得到天下是因为仁爱，失去天下是因为不仁爱。”又说：“用不忍心伤害别人的心，施行不忍心伤害别人的政治，治理天下可以像在手掌上转动一样容易。”这难道是虚话吗？自从申不害、韩非的学说兴起，群臣竞相进入刑名学说。汉代的郅都、严延年，唐代的吉温、罗希奭等人，大多以苛刻地罗织罪名、锻炼成狱为巧妙，以罗织罪名为能事，残酷刻薄、凶狠残忍，视百姓性命如草芥。所以苍鹰、屠伯、吉网、罗钳这些酷吏，触犯他们锋芒的人没有生路，激怒他们的人有余罪。道路上的人只能用眼神示意，百姓吓得不敢迈步。他们的祸害不大规模杀戮不止。像这样想要得到人心，怎么可能呢？得到人心，关键依靠仁爱之心。仁爱之心存在，那么仁爱之言的宣扬，其利益广泛；仁爱之政的覆盖，其恩泽周全；仁爱之教的传播，遍及四方；仁爱之风的播扬，无穷无尽。仁爱的时义，伟大啊！所以君主一念之间的怜悯慈祥，就是国家养育安乐、大富大贵的福分；一念之间的平和快乐，就是天下享受太平宁静的庇佑。上可以感动苍穹，下可以信服万物。一切刑名学说，自然无从进入。作为臣子，以康济安抚的方法进言，以节制爱养的道理听闻。民间的疾苦，每日传达给君主的耳聪；耕种的艰难，时常陈诉于御座之前。使君主意志精纯，仁爱恩泽浩荡，好生的德政融洽民心，太和之气洋溢宇内。不致力于此，却崇尚刑名，法网严密了，恩泽却没有到达；刑书铸造了，安抚百姓却听不到。驱使百姓进入枷锁监狱之中，未必不是刀笔吏玩弄文字误导造成的。宽厚的君主，怎能不流于刻薄呢？从前程明道做县令，凡是坐的地方都写着“视民如伤”，说：“我常常愧对这四个字。”后世的封疆大吏，以及郡县官员，能体会这个意思，那么凡是重视农桑、广积储备、减轻赋税徭役、兴修水利、救济贫困救灾等重大政事，依次举行。其他如审案的精明，办理的干练，不以此报功。那些损害政治、残害百姓的人，除掉；酷吏虐待百姓的人，罢免；百姓的隐情被阻塞不能上达的，通达；君主的恩泽被阻滞不能下达的，请求施行。臣子的职责尽到了，民情协调，君主的德行纯粹，王道就可以实行了。又何必夹杂刑名学说呢？刑罚也是王政所不废弃的，只是有良法美意贯穿其中罢了。皋陶的刑罚，期望没有刑罚。君陈的刑辟用来制止刑辟，成汤四面解网，周礼通过五声探求真情，汉代恤刑的诏书，唐代录囚的制度，盛吉的丹笔使罪人哭泣，刘宽的蒲鞭表示羞辱，立法与施仁并行而不违背，不是专门治刑名的人所能同日而语的。

性理

陆九渊说：“君主不亲自处理细微事务，所以皋陶唱和诗歌，指出琐碎的

译警戒；周公作《立政》，称颂文王不亲自兼管各种言论、各种刑狱、各种谨慎之事。唐德宗亲自挑选京畿地区的县令，柳浑说：“陛下应当挑选臣等来辅佐圣德，臣等应当挑选京兆尹来承接教化，京兆尹应当寻求县令来亲近处理琐碎事务。代替京兆尹挑选县令，不是陛下所应当做的。”这话确实符合皋陶、周公的防范之道。如今天下那些如米盐般细碎繁杂的事务，往往都上累圣听，即使得到皋陶、周公，又有什么空闲与他们讨论治国大道呢？荀子说：“君主喜好抓住纲要，百事就会详尽；君主喜好事无巨细，百事就会荒废。”

译监察御史臣程盛修谨按：程子曾说：“谈论治国就必须认清根本体制。后王、君公、大夫、师长，君臣之间相互匡正，官职之间相互有序，没有不具备体制的。符合体制，则辅佐的大臣贤良，各种事务安康；不符合体制，则辅佐的大臣懈怠，万事败坏。”皋陶在谋议中说：“一天之中有万千细微的事务，接着又说不要荒废各种官职。文王从早晨到太阳偏西，来不及吃饭，而各种刑狱和谨慎的事务，都不敢在此时处理。”那万千细微的事务极为繁杂，太阳偏西还来不及吃饭，极为勤勉，但都不超出总揽纲纪、任用贤才的范围。那么，像秦朝那样用秤称量文书、卫士传递餐食，劳苦而没有益处，由此可以知道了。况且丙吉担任汉朝丞相，不过问街头的争斗；陈平认为钱粮谷物自有主管的人，大臣的体制是不亲自处理琐碎小事，何况是一国之君呢？君主高居清静尊贵之位，教化施行到四海之外，应当使他的心像明镜、像止水，那么就能公正无私，事物来了就顺应处理，是非邪正不能混淆，而在万事的根本、每件事的关键之处，再与贤士大夫反复讨论辨析，务求聪明的实质，不追求聪明的名声。这就是所谓认清重大和长远的事情，而细小和眼前的事，直接用一个原则贯穿始终。如果拘泥于事务的末节、琐碎的开端，不用说耳目有所不及，而且内心纷扰不安，一铢一铢地称量到一石必定出错，一寸一寸地丈量到一丈必定有偏差，剔除弊端、防止私弊，辗转之间反而更加严重，即使有极高的智慧，每天的时间也不够用了。然而还有话说：担任大臣职位的人，对于天下的事情，了解而不迷惑，承担而有余力，见义勇为，无所避忌。即使有了解不明的地方，力量不够的地方，咨询访问以扩展他的知识，提拔引荐以辅助他的力量，各级官员各自尽心，大官不以窥察为能事，小官不以掩盖为巧计，开诚布公，坦荡正直。朝廷之上，神明暗中运作，操纵在于心中，执简驭繁，让百姓休养生息。如果不是这样，庸碌冗杂招致讥讽，迂腐疏漏引来嘲笑，张弛没有节制，宽猛失去中道，而君主因为宗庙社稷的重任、四海百姓的生计、祖宗创业的艰难、子孙长远的谋划，形势不能不兼综博揽，耗尽智慧精力。臣子安逸而君主劳累，臣子愚笨而君主圣明，臣子确实造成了这种情况，这是谁的过错呢？所以说：“谈论治国以符合体制为关键，而符合体制以任用贤才为根本。”

《近思录》

本性就像太极，心就像阴阳。太极只在阴阳之中，不能离开阴阳。然而太极自是太极，阴阳自是阴阳。本性与心也是这样，一分为二，二合为一。

编修臣白瀛谨按：天用阴阳陶铸万物，并且将太极之理赋予人，真与精妙融合凝结，心具备而本性也赋予其中。心是本性的外在包络；本性是心的主宰。就像月亮有月魄，谷物有神气一样。所以离开本性不能谈论心，离开心不能谈论本性。舍弃存养心，就没有修养本性的功夫；舍弃修养本性，就没有存养心的学问。二者本来相互需要，不容偏执。《尚书》说：“伟大的上帝将善性降给下民，好像有恒定的本性。”这是本性本来不超出心的范围。又说：“人心危险，道心微妙，只有精纯专一，才能真诚地保持中道。”这是存养心就是用来修养本性。《大学》讲正心而极致于诚意、致知、格物，我本性的体已经具备，不是舍弃本性而片面谈论心。《中庸》讲率性而极致于中和、位育，我心的用也包含其中，不是舍弃心而专门谈论本性。至于孟子“尽心知性”一章，阐发心性与本性合一的界限，尤为切中要害。又何必拘泥于对立的名词，而过于存有区别的看法呢？那么想要从事心性学问的人，也只是存养心来修养本性罢了。本性看不见，而它的端倪都呈现在心上，所以修养本性的功夫没有可以着力之处，而它的功夫都在于存养心。大概“养”的含义，就像鸡孵小鸡，其妙处在不忘也不助长之间，其用处在不急不缓之际，而且不能凭空想象而强行契合。人生来安静，感应外物而发动，发动是心的机枢，也是本性的门户。发动而奔驰，则心丢失，丢失就是失去修养；发动而操持，则心存在，存在就是得到修养。存养心而必定说“操”，难道是把捉矜持的意思吗？心本来神明，周流于六虚，放逸到千里之外，不是存养；局限于方所，也不是存养。譬如操船，缆绳和船桨在手，所以能穷尽河海而进退游弋，无不如意；不然船就搁浅了。如果真的能屏除嗜欲之心，来守护常道之心，使一物不容纳，而万理森然具备，将会每天应对事务而不扰乱心，每天接触事物而不滞留在物上，气质之性由此而约束，天地之性就由此而恢复了。那么心性与本性不可分开，就像太极与阴阳不可分离一样，难道不确实吗？那些崇尚虚寂的人，往往倡导“明心见性”的说法，既不知道心性与本性是什么，而耳食之流，又不考察“习性的差异”，轻率地说“心术与性术”判若枘凿。他们是否深思朱子的言论而自得呢？

《性理》

宇宙内的事乃是自己分内的事

监察御史臣钱琦谨按：国家的事情，错误在于急躁妄为，更错误在于因循守旧；重大的责任，败坏在于轻浮，更败坏在于苟且。过去陆九渊曾说：“宇宙内的事，乃

译这是自己分内的事。”这是成为圣人的切实功夫，【臣】认为也就是治理好国家的根本途径。为什么呢？天下的事情没有不成于勤奋而荒废于懈怠的，古今虽然遥远，不外乎这一个道理；天下虽然广大，不外乎这一种情理。所以切近地说来，自己就是宇宙的自己，而功业不容迟缓；推广来说，宇宙就是自己的宇宙，而责任不容推辞。然而纵观历史典籍，开创基业的君主，没有不励精图治的。等到太平日子久了，安逸享乐逐渐滋生，有的贪图早晚的安宁，有的顾及眼前的毁誉，有的用无事来博取清静镇定的名声，有的倚仗升平作为长久的打算，避难趋易，开始勤奋最终懈怠，于是让有识之士议论其担当能力的无能，臣下效仿其苟且安身的积习，这实际上就是辜负了宇宙。这样怎么能够彰显上天的功业而兴盛各项事业呢？从前大禹治水，天下有溺水的人，就想着自己也在溺水；后稷教导农耕，天下有饥饿的人，就想着自己也在饥饿。他们如此急切，并不是喜好功名。君主以一人之身在最高处建立准则，宇宙间的事情环绕着等待处理，一天不宵衣旰食，那么繁杂的政务就会因此堆积；一人不奋发兴起，那么众人的情绪就会因此萎靡不振。祖宗的基业，大多得来艰难，怎么忍心用安逸享乐来荒废它呢？利弊的兴办与变革，应当顺应时势，怎么忍心图谋便安呢？只有符合事理，顺应人情，用意志来持守，用气势来鼓舞，自强不息，勤勉做事而有功绩，每天勤勉不懈，不敢安逸享乐，不把自己置于宇宙之外，也不把宇宙置于自己之外，这样就能视天下疾苦如同一体，天下的事情没有不能迎刃而解的。【臣】所以说九渊的话，成为圣人的切实功夫，就是治理好国家的根本途径。【臣】恭敬地汇集经典语句，仿照古代座右铭写了一则，其辞曰：“乾为天，坤为地，唯有皇帝作为准则，面向光明而治理，开导万物成就事务，率领众人兴起事业。一天又一天，面对万般事务，要思考其艰难以谋求其简易。古代我们的先王，既圣明又神武，经历艰险而事业顺利广阔，唯有勤奋勉励才是锋刃，这样才能建立功勋。勤勉啊我们的君王，不要懈怠不要荒废，不要教导放纵欲望，拥有国家不要骄傲，从安康中谨慎其开端，唯有谨慎其终结，这样才能继承先王的功业，以此来匡正四方。”

译《御览经史讲义》卷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