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览经史讲义卷二十七

译君主虚心采纳意见，有时早上上奏，晚上就批准；有时当面陈述，没有章疏，这些史官没有记载的，难道还少吗？就像停止车驾听取进言，并非袁盎过分夸张的美辞，张释之、冯唐两人的传记可以证明。张释之补任谒者，朝会结束后，趁机陈述有利的事，说秦朝所以灭亡，汉朝所以兴盛，文帝称赞他好。冯唐任郎中署长，皇帝乘车经过，问冯唐说：“老人家为什么做郎官？家在哪里？”等到冯唐谈到廉颇、李牧的事，于是赦免魏尚，又让他做云中太守。这是皇帝看待郎官随从，不只是家人父子般的欢乐；他寻求意见，不只是像饥渴那样急切；而他采纳意见，又不过像转动圆环那样容易。俗话说：“泰山不拒绝土壤，所以成就它的高；河海不拒绝细流，所以成就它的大。”扩充这种志向，与大舜、文王比肩是可以的。

译史

皇上登上虎圈，询问上林尉关于禽兽的账簿，问了十多次，上林尉东张西望，全都回答不上来。虎圈的啬夫从旁边代替上林尉回答，皇上所问的禽兽账簿，他记得非常详细，想要观察他的才能，他口答应对，像回声一样迅速，没有穷尽。文帝说：“官吏不应当像这样吗？”上林尉没有才能，文帝下诏释放了他，任命啬夫为上林令。张释之前进说：“陛下认为绛侯周勃是怎样的人？”皇上说：“是忠厚长者。”又问东阳侯张相如是怎样的人？皇上又说：“是忠厚长者。”张释之说：“绛侯、东阳侯被称为忠厚长者，他们两人谈论政事，曾经不能出口，难道要效仿这个啬夫喋喋不休、口齿伶俐、巧言善辩吗？况且秦朝因为任用刀笔吏，争着以快捷苛刻、明察秋毫来显示高明，他们的弊端只是具备文书形式，没有怜悯百姓的实情，所以听不到他们的过错，衰败到了二世，天下土崩瓦解。现在陛下因为啬夫能言善辩就破格提拔他，我担心天下人随风倒，争着能言善辩而没有实际才能。况且上级对下级的教化，快得像影子和回声一样，一举一动不能不慎重啊。”文帝说：“好。”于是停止，没有任命啬夫。

修撰【臣】庄有恭

【臣】恭敬地按照朱子的话说：“一天站在职位上，就一天要从事官职的事务。虽然职位有尊卑，官职分大小，但是不能荒废官职、尸位素餐的道理，本来就没有不同。”那个虎圈啬夫，也有掌管禽兽账簿的责任，口答应对，如果不是越俎代庖，那么文帝任命他也不算过分举动，不算僭越赏赐。而张释之独自认为不可以，并且引用周勃、张相如来问皇上。如果真像张释之说的那样，那么凡是居位的人将要庸碌昏聩、闭口结舌，像所谓的尸位素餐、不闻不问的人，然后才可以吗？况且上林尉又怎么能和周勃、张相如相比呢？周勃、张相如是大臣，辅佐教化、调和阴阳，责任重大，那么问他们决断案件，有多少不能回答？问他们钱粮谷物，有多少不能回答？说他们厚重少文，可以挽回颓废的风气而激励末世的习俗，还可以说得通。那个上林尉，苑囿之外没有别的事了，而禽兽账簿又不是非常繁琐、偏僻隐晦不能立刻详尽的事情。竟然问了十多次而不能回答，还不如这个啬夫呢？显示升降而破格提拔他，上林尉也应该终身没有怨言。而张释之独自极力议论，以至于让天子想要任命一个令而不得。唉！张释之错了！况且如果不遇上文帝，张释之也危险了！然而【臣】私下考察这件事而窥探张释之的用心，觉得他对待啬夫的做法虽然疑似过分，但立论则本来有值得采纳的地方。大概圣人做事，也不能一定没有流弊，关键在于预先审察轻重，来决定我的取舍，那么后来大概不至于决裂而无法挽救。所以效仿周勃、张相如而有失误，其弊端是废弛、庸懦；善于治病的人疏通积滞、束缚筋骨，那么元气恢复而虚弱可以变强；效仿啬夫而太过，将要致力于巧言、争着苛刻明察，认为口舌可以得到官职，放纵戈矛而实行欺诈，那么其祸患就流传为风俗，深深侵入人心，而不可胜言。譬如真精沦丧、元气完全枯竭的人，外强中干，即使是扁鹊也没有办法施展他的技艺。古代的帝王，难道不知道持重迂缓的人不足以动人，刻薄便给的人可以成事吗？而周详审慎，宁可舍弃前者而选取后者，大概也是早就看到了苗头而深刻认识其流弊了。孔子告诉哀公选取人的方法说：“不要选取巧言令色的人，不要选取夸夸其谈的人，不要选取喋喋不休的人。”接着说：“士人必须诚实然后才寻求有知识才能的人。”这本来还是这个志向。况且爵位，是皇上专有的，用来激励世道、磨砺钝拙的工具。看得轻，得到它的人，容易让人产生侥幸之心。看得重，得到它的人难，人们各自安守职分的常规。风行而草倒，形动则影随。得不在大，失不在小的道理，是希望明智的人见微知著。所以让啬夫当天皇上问及时而详细回答，是应该的。问而优厚地给予金帛，也可以。然而他正想炫耀他的才能，而皇上恰好满足他的欲望，那么堕入权术而助长虚伪，张释之的固执是应该的。【臣】曾经就此推而广之：贤与不贤对于国家，迹象相似而内心悬殊，是同一件事。出于忠爱的人，陈述治绩，希望以此缓解君主的忧虑；持守大体，思考以此维护国家的正道。而觊觎的人，喜好苛刻明察以显示精明，倚仗便佞以为熟练，借以邀取君主的宠幸，总为自身谋划。这些都是啬夫一流的人，没有怜悯百姓的实情，是张释之所不取的。君子观察《循吏传》，王成治理很有声望，而伪造增加户口以获取显赏，导致俗吏多追求虚名。而张释之的深思远虑，更加可信。

史

汉文帝前三年，皇上出行经过中渭桥，有一个人从桥下跑出来，皇上的马受惊，逮捕后交给廷尉。张释之奏报说这个人犯了清道戒严的禁令，应当罚金。”皇上愤怒地说：“这个人亲自惊吓我的马，马依靠温和柔顺，如果是别的马难道不会伤害我吗？而廷尉竟然判他罚金。”张释之说：“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遵守的。现在法律是这样，如果加重刑罚，那么法律就不被百姓信任了。况且当时，皇上派人杀了他也就罢了，现在已经交给廷尉。廷尉，是天下公平的象征。一旦倾斜，天下用法都因此轻重不一，百姓哪里安放他们的手脚？”皇上说：“廷尉判得对。”后来有人偷了高庙坐前的玉环，抓获后交给廷尉审理。张释之奏报应当处死

译皇上大怒说：“这人太无道，偷盗先帝的器物，我想灭他全族，而你却按法律奏请处置，这不符合我共同承担社稷宗庙重任的本意。”张释之摘下帽子叩头谢罪说：“法律这样规定就足够了。现在偷盗宗庙器物就灭族，假如愚昧的百姓挖了长陵一捧土，陛下又将用什么更重的刑罚来惩处他呢？”皇上于是向太后禀明，太后同意了。唐太宗贞观元年，皇上因为选拔官员的人多伪造资历和门荫，下诏令自首，不自首的处死。不久，有伪造资历之事被发觉的人，皇上想杀他。戴胄上奏说：“根据法律应当流放。”皇上发怒说：“你想守法却让朕失信吗？”戴胄回答说：“诏令是出于一时的喜怒，法律是国家用来向天下昭示大信用的。陛下恼怒选拔官员的人多欺诈，所以想杀他们，后来知道这样做不可行，又用法律来判决，这是克制小的愤怒而保全大的信用。”皇上说：“你能执法，朕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译监察御史臣王兴吾谨按：夏商周三代以后，史书上称教化推行、风俗美好，几乎到了刑罚搁置不用的程度，那是汉文帝和唐太宗。而《资治通鉴》在记载文帝前三年时，记录他任命张释之为廷尉，并详细记载他执法公平；在记载贞观元年时，记录他任命戴胄为大理寺卿，并记载他关于选人冒用荫庇一事的主张，认为当时用法公正恰当，正是因此才能达到盛世。文帝在元年时，上朝询问丞相一年判决多少案件，史书称他明晓熟悉国家事务；而太宗又是拨乱反正的君主，对于刑罚赏赐的道理，早已了然于胸。此时想要更改判决，难道真是凭一时的喜怒来决定轻重吗？实在是因为皇帝车驾极其尊贵，马匹受惊有不可预测的危险；宗庙极其庄严，盗窃祭器是大不敬的重罪；选人冒用资荫，欺诈冒领已属违抗诏令，甚至近乎顽固而不畏死。这些情形都极其可恶，而法律不足以完全涵盖其罪责，所以想要加重处罚以示惩戒。这也是治理天下者运用权宜之计，不能立刻断定为非。假如当时张释之不知道劝谏，戴胄不知道详细辨析，将他们族诛或处死，天下人似乎未必就认为这是冤案；后世史官，也未必就以此作为刑政的失误，而成为两位皇帝的累赘。然而两位大臣如此极力争辩，一个说：“法律是天子与天下人共同遵守的。法律如此就足够了。”另一个说：“法律是国家向天下昭示大信用的工具。依法判决，这是忍受小的忿怒而保全大的信用。”看他们的意思，似乎稍有更改就不行，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国家的法律，轻重自有确定的标准，判决各有应得的结果，从笞刑到杖刑再到徒刑流刑，直至绞刑斩刑，其中所以轻所以重，都有确凿不可改变的道理。因此同一件事而轻重不同，同一个人而前后判决各异，都有一定的情形，不可稍有变动吗？就一件事而论，似乎可以轻判，而法律疑为过重的情况有之；似乎可以重判，而法律反而轻判的情况也有之。等到考察前后左右的情形而确定判决，然后知道轻重各得其当。如果就一件事的情形随意轻重，那么这件事似乎公平合理；但统观全局，则不是失之于轻，就是失之于重。轻则侵犯轻罪的条款，使情节比这轻的人与之同罪，而情节轻者受冤了；重则冒犯重罪的罪名，使情节比这重的人与之同罪，而情节重者被纵容了！况且用重法来惩治奸恶，奸恶未必就停止；何如平情执法，使法律确立而不可侵犯？因此治理天下者，贵在执法而不贵在变法。狱讼是天下的大命，法律是治理天下的大道。古来英明的君主，励精图治者，谁不将此作为首要事务，而深思力究呢？然而只有英明圣哲的君主执法更难，为什么呢？君主断狱，案件审结后上报，君主接受并听取，也就就事论事考察其是否得当罢了，未曾统观同类案件而考察。其中判决不当的，不必说了；那些事情两可之间，君主凭一时的意见，发表看法以指示臣下。臣下见主上如此英明圣哲，所指示的又如此，就惟有奉命执行，惶恐畏惧唯恐落后罢了。要求他们像两位大臣那样执法并在朝廷争辩的，大概也很少了。于是意见稍有偏颇，法律就随之轻重不一。所以臣认为执法难，而在英明圣哲的朝廷执法尤难。只有文帝、太宗能不固执己见，而以法律公之于天下，宁愿委屈自己以顺从法律，而不委屈法律以顺从自己，因此刑政平和，百姓兴起礼乐，几乎到了刑罚搁置不用的地步。多么兴盛啊！

史错对汉文帝说：“圣王在位，百姓不挨冻受饿，不是圣王亲自耕种让他们吃，织布让他们穿，而是为他们开辟获取财富的途径。所以尧、禹时有九年的水灾，商汤时有七年的旱灾，而国家没有因饥荒而瘦弱死亡的人，是因为积蓄多而预备先备好了。”

监察御史臣徐以升

真德秀说：“安抚养育百姓的政策，在于开辟获取财富的途径。开辟财富的途径有方法，在于开垦田地，疏通山泽，使土地没有遗落的利益；禁止游民，振兴农桑，使百姓没有遗落的劳力。这样积蓄就多了。即使有天灾，连续几年的水旱，而用来防备的措施，早已具备，怎么能成为我们百姓的祸患呢！”

臣谨按：历来备荒的要务，首先说到积贮。积贮的方法，始于李悝的平粜，耿寿昌的常平仓，长孙平的义仓，朱子的社仓，而转移补救的各种方法因此纷纷兴起。后来掌管民政的官员，只把积贮作为备荒的要务，所谓开辟财富的途径，反而视为缓图，殊不知《王制》中“耕种三年余一年，耕种九年余三年”，以三十年为周期制定制度，国家用度备荒的，没有比这更优先的。这也是就每年的收入制定节制谨慎的度支，量入为出，积贮的政策由遗人掌管，日积月累以至于有备。不是用先前时价贱的粮食救济后来时价贵的粮食，也不是用此地盈余救济彼地不足，只是开辟财富的途径得当罢了。所谓开辟财富的途径，仍不外乎开垦田地、疏通山泽、禁止游民、振兴农业等大端。大端既得，则财源日益开辟，即使天下有水旱，对大势而言，本来就没有祸患了。如果

译正值灾荒歉收之时，救济灾荒的防备措施，又不可不加以讲求。自从《周礼》确立十二项荒政以来，历代沿袭，方法各不相同，关键在于因地制宜，把握轻重缓急。学习古人的方法，在于领悟其精神实质，而不在于拘泥于其具体做法。臣曾考察古代情况，对照当今现实，救济灾荒的大致要点，粗略说来，主要有十二项：

一是区分受灾程度的轻重。天时晴雨不均，地势高低有别，一个郡内受灾分数固然不同，一个县内轻重也有差异。可贵的是查勘要公平合理，这样施恩才不会颠倒错乱。

二是辨别贫富的等级。灾民固然有不贫、次贫、极贫的区别，但即使在极贫之中，也不可一概而论。强壮的人即使遇到歉收年景，还可以靠做工度日；像鳏寡孤独等无依无靠的穷苦百姓，即使遇到丰年，也依赖赈济。可贵的是详细区分，恩惠逐步增加，这样老幼就不会被遗漏，经费也不会过度浪费。

三是斟酌时势的缓急。古人说“救济灾荒应当像救火救人一样”，这是指最紧急的情况而言。然而有看似缓慢实则紧急的情况，地方灾荒偶尔出现，眼前似乎还能应付，将来必定供给不足，及早谋划，则人心安定，筹划从容，胥吏没有机会作奸犯科，穷苦百姓能得到实惠。

四是斟酌赈济与平粜兼施。受灾郡县受灾程度既有轻重，次贫与极贫又有等级，有的地方必须赈济而有的地方只需平粜，有的先平粜而后赈济，两者并行不悖，这样区别明确而安抚得当。

五是赈粜宜考虑远近。城乡分散，道路里程不均，赈粜设厂，必须方便百姓。只有官员不怕烦劳，不惜额外费用，多设厂所，迁就百姓，这样饥饿疲惫的人就没有守候和远行的痛苦，从而保护他们生命的效果就更多。

六是杂粮必须参用。五谷都可以维持生命，蔬菜尚且可以充饥，米谷不足依赖，只要有杂粮，地方官员不拘泥成例，不怕繁琐，因地制宜，通融接济，不但能延续一方人的性命，实际上也能缓解正项粮食的困难。

七是银米必须兼赈。发放粮食固然可以救饥，散发钱财也可以方便使用，或者一家几口，银米不妨搭配，或者赈济数月，钱银间或兼发，苟延残喘之余，更可缓解其他方面的匮乏。

八是籽种急宜早贷。春耕秋收自有定期，及时雨和及时晴也需要相应，当灾荒歉收之际，不仅当年收成无望，而且来年耕种缺乏资金，可贵的是尽早借贷籽粒，这样才能趁时播种。

九是酌情举办聚集穷人的工程。古代每逢荒年，就在兴修工程中大规模招募劳工，在役使中寓含赈济百姓的恩惠，确实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其中最值得讲求的莫过于水利。朱子说：“救济灾荒没有其他方法，只在于频繁兴修水利。”所谓水利，不一定指三江五湖，凡是陂塘港汊需要疏通，就是大禹尽力沟洫的遗意。

十是慎重讲求施粥的方法。穷苦百姓中无处栖身不能生火做饭的很多，外来流民没有炊具的等待喂养尤为紧急，点滴的施舍就能挽救须臾的生命。伊川程子常说：“救济饥荒应当选择宽敞的地方，提前告诫百姓辰时进入，巳时关门不再接纳，午时之后给他们食物，申时让他们离开。每天得到一顿饭就不会死。”又说：“凡是救济饥荒应当分两处，选择瘦弱的人作稀粥早晚两次供给，不要让他们吃饱，等到气息稍恢复然后一次供给。”第一要先营造宽敞的地方，切莫让他们互相借贷，施粥的方法没有超过这个的。有人说：“四月以后时节炎热，粥容易酸败，不拘泥于用米麦豆磨粉做蒸饼等类，按照散粥的方法分给最方便。”

十一是广施救病的药物。受灾的百姓容易生病，宋代吕公着做宰相，用稠粥汤药来救治疾病，赵抃任越州知州，设立病坊来安置病民，给予医药，然而地广人众难以照顾所有病人，而医药不如按照古代成方，精制丸药一二十种，随症状领取，这样既方便又有益。

十二是慎重选择贤能的官吏。救灾恤民，固然在于督抚司道得人，更在于贤能的地方官分任。地方官难以胜任，有才能的人容易涉及浮夸，诚实的人恐怕近于迂阔，初任者担心不更事，必须选择才能诚实而又干练著称的人担任此事，才能收到实效。如果不能多得，只要有几位官员总领其事，也可以倡导率领下属，使他们奉为法式。

这十二条，都是现在常行的事情，凡是做官的人都知晓。然而平时谈论不过是众所周知的陈词滥调，临事施行实为不易的良法。治理百姓的官员，因时制宜，依次布置，虽然不完全符合《周礼》的遗制，但实力奉行，救济一时的灾荒，大概也不外乎这些了。

译史书

汉文帝曾经想建造一座露台，召来工匠计算费用，需要一百金。文帝说：“一百金，相当于中等人家十户的财产，为什么要建露台呢？”

检讨【臣】齐召南

颜师古说：“如今新丰县南面骊山的山顶有露台乡，地势极为高峻显要，那里还保留着文帝想要建造露台的旧址。”

【臣】恭敬地考察：夏商周三代以后的贤明君主，首先推崇的是汉文帝，建造露台这一件事，虽然不足以完全体现文帝的伟大，然而司马迁、班固都是一代优秀的史官，司马迁将其写入本纪，班固将其编入赞语。后世谈论君主恭谨节俭的人，必定举此作为盛大的节操，【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文帝想要建造的，不过是一座露天的台子，露台的价值不过一百金罢了，确实不像瑶台、璇室、章华台、虒祁台那样宏伟壮丽。汉朝建立后革除秦朝的弊端，让百姓休养生息，自从高帝让萧何营建未央宫、长乐宫，惠帝时修筑长安城的外郭以来，大型工程很少见到。至于文帝的宫室苑囿，没有任何增加，大概是因为汉朝节约用度、爱护百姓已经很久了。况且皇帝以道德教化百姓，致使天下殷实富足，兴起礼义，几乎达到了刑罚搁置不用的风气，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下诏让有关部门规划胜地，利用农闲时间修缮离宫别馆，使用大司农府里铜钱穿绳腐烂的钱，食用太仓中粮食红烂的粟米，率领淳朴敦厚的百姓，作为太平盛世游观的设施。即使是周文王建造灵台，百姓唱着歌自愿前来建成，也不过几天时间，并不算是过分。区区一百金，就足以成为天下轻重的大事吗？而区区建造一座露台，就足以成为皇帝德行的累赘吗？等到【臣】阅读武帝本纪以及各志传之后，才知道文帝是后人无法企及的。武帝凭借雄才大略，招揽贤才俊杰，兴建制度，对外开拓边境，对内奢侈游观，让吾丘寿王举荐将阿城以南、盩厔以东、宜春以西的地方划为上林苑。后来又因为杨可告发隐瞒财产，上林苑的财物充满，于是开凿昆明池，装饰馆舍，营建千门万户的宫殿，建立神明台、通天台，土木工程雕刻，穷尽工艺技巧。当时并非没有直言敢谏的大臣，像东方朔这样的人，只是认为土地归还百姓，并非夺取民产；钱财交给水衡都尉，并非使用民财，所以毅然为之，不再计较劳民伤财。然而后世谈论治国的人，不免以此作为讥讽，甚至有人议论过于偏激，乃至将武帝比作秦始皇。《尚书》说：“不注重细微的品行，最终会损害大的德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文帝想要建造的，是露台；露台的价值，不过一百金罢了。假使真的建造，大臣如周勃、灌婴、陈平、周亚夫，名臣如贾谊、张释之、贾山等人，也一定会认为这件事无可非议，而皇帝不需要再次考虑，就默默停止，露台尚且没有建造。何况有比露台大十倍百倍的事情呢？一百金尚且不忍心花费，何况有比一百金多千万倍的事情呢？为百姓考虑，即使是免除天下的租税，减半或全免，都不曾有一点吝惜；为游观考虑，即使是价值一百金的露台，心里想建却没有建成，这是节俭到了极点，仁爱到了极点。

况且【臣】阅读颜师古的注疏而有感慨。秦朝以后宫室苑囿的兴盛，没有比得上武帝的。司马相如、班固、张衡所作的赋，《三辅黄图》、《西京杂记》所载，那些宏伟壮丽的景观，至今还可以想象得到。然而想要询问它们的遗址，即使像建章宫那样巨大，井干楼那样高，海上三神山那样广大，都已经不知道它们在什么地方。而所谓文帝想要建造露台的地方，当时并没有营建，后世仍然羡慕它，说：“这就是新丰骊山的露台乡啊。”这难道不是恭谨节俭的盛德，有所垂范于千古而不朽吗！

史书

董仲舒说：“天道中最重要的在于阴阳。阳代表德，阴代表刑。刑主杀戮，而德主生养。因此阳常居于盛夏，以生育长养为事；阴常居于隆冬，积聚在空虚不用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天任用德而不任用刑。天让阳出来布施于上，主导一年的功绩；让阴潜伏于下，适时出来辅助阳。阳如果没有阴的辅助，也不能独自完成一年的功绩。最终以阳来命名完成一年，这是天的意志。君王秉承天的意志来处理政事，所以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罚。刑罚不可以用来治理天下，就像阴不可以用来完成一年的功绩一样。执政而任用刑罚，不顺从天意，所以先王都不肯这样做。”

监察御史【臣】宫焕文

【臣】恭敬地考察：《尚书》说：“明察五种刑罚，来辅助五种教化。”《礼记》说：“礼用来引导人们的志向，乐用来和谐人们的声音，政用来统一人们的行为，刑用来防止人们的奸邪。礼、乐、政、刑，它们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用来统一民心并导出治世之道。”由此看来，先王治理天下，有司徒来施行教化，就有司寇来明正刑罚。制定礼来次序先后，制定乐来宣泄郁结，制定政来率领懈怠的人，就制定刑来铲除强横的人。道理本来相辅相成，不可以偏举偏废。董仲舒被称为汉代醇正的儒者，尤其精通《春秋》。《春秋》的法度，善者赏之，恶者罚之。对于赏善，人们认为一个字的褒扬，比华丽的礼服更光荣；对于罚恶，人们认为一个字的贬斥，比斧钺更严厉。也未曾专门主张教化引导，而将法律条文约束一概废除。然而董仲舒回答策问，反复强调任用德而不任用刑，一言推本于天道阴阳。说阳为德，主生，所以常居于盛夏，以生育长养为事；阴为刑，主杀，所以常居于隆冬，积聚在空虚不用的地方。乾卦的四德，以元亨作为通达顺利，

译“贞”理解为“复”，就像圆环没有起点和终点，周而复始，它们的功效都同样归于化育万物。所以，不仅仅以创始和流行为“生”，而“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也属于“生”。这就是乾元之所以独自被称为“大”的原因。董仲舒是儒家学者，他没有深入探究这一义理，而是极力强调刑罚不可依赖，他的说法似乎有所偏重。现在，君主治理天下的工具是一样的，能够善于运用，那么法令虽然严厉，百姓也能蒙受福泽；不善于运用，那么纲纪徒然废弛，百姓反而更加犯罪。臣子向君主进言，也是一样的。如果是无所因循而泛泛而言，那么统论治理之道，话语必然从头到尾贯通；如果是因事而发，那么补救弊端、纠正偏差，方法上首先要去除过激，而去除极端是不可以拘泥于一种固定格式的。臣私下考察，汉朝自高祖订立约法三章，文帝继承并实行宽大政策，国家的元气，深深依赖这种培养。到了景帝时期，恩诏屡次下达，评论者还认为他刻薄而依赖权术，大概是因为酷吏稍微掌权了。武帝继位，孝景为人英明果断，现在看后来张汤、赵禹、主父偃这些人相继掌权，推测武帝即位之初，性情流露，必然有偏向英武、纯粹依赖决断的忧虑，将会是峻厉严肃的意思多，和乐慈祥的意思少。下面的人迎合风向，弊端不至于发展到像史迁所说的“吏治如同救火扬沸，不停止”那样武健严酷。董仲舒因时进谏，考虑到弊端将发展到这一步，而在事前加以遏制，他称引上天好生的德行，引导君主以钦恤之恩，对于古人“刑罚旨在最终不用刑罚”的本意，未尝不是隐隐相合的。只是他说阴气空虚不用，以及阴气不可依赖以成就岁功的说法，似乎不够完备。然而对武帝而言，想要他专门致力于任用德政，以生育长养为心，必须先去其过激，这与统论治理不同，不可以拘泥于一种固定格式。假如拘泥于董仲舒的话，推究其流弊，羡慕刑罚搁置不用的虚名，不顾纵容奸邪的后患，使得无辜遭受毒虐的人，怀抱沉冤而无法伸张，而玩弄文字、贪图贿赂的人，没有国法可以畏惧，这不偏向阴了吗？难道不偏向阳吗？风雨露雷，没有不是教化的。农夫致力于除草砍伐，堆积焚烧断绝其根本，不让它们繁殖，也正是为了嘉禾生长之地。难道董仲舒作为一代儒者而不深入探究这一点吗？那么治理天下的人，礼乐刑政，缺少一样都不行，只是在其中区分本末先后，让人知道刑罚是用来辅助教化之穷尽的，而不是专门依赖它？这是一味以刻薄苛刻为手段。像这样，那么阳舒阴惨，春温秋肃，相互辅助而都有功效，天德王道，一以贯之了。

译史

汉武帝询问申公关于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的事情，申公回答说：“治理国家不在于多说话，只在于努力实行做得怎么样罢了。”

检讨【臣】齐召南

【臣】恭敬地按：汉武帝继承文帝、景帝之后，天下富足，百姓安居乐业。只是考察古代经典文献的事情，还多有缺失。刚继位之初，就慷慨激昂地有志于达到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的盛世，推崇尊重儒术，罢黜百家，打算建立明堂来宏大的制作，修治礼乐来兴起太平盛世。首先用安车蒲轮，束帛加璧的礼遇，征聘申公，并询问他治理国家的大道。申公是大儒，应当一定有崇高的论点和宏大的议论，上取法往古，下观察当今世事的适宜，超出寻常的计谋防范之外，在皇帝面前陈述，以符合皇帝的心意。现在他的话不过说：“治理国家不在于多说话，只在于努力实行做得怎么样。”这话似乎极其简单质朴，对于治理国家的大道完全没有阐明。然而臣认为，自古以来论述治理国家的精要，没有比得上这句话的，而这句话对于汉武帝尤其是最为切中要害的。尧、舜、禹、汤、文、武的治理，《尚书》记载得很完备。他们达到大治并非后世所能企及，他们论述治理并非后世所不能理解。功德没有比《典谟》更盛大的，概括其要点说：“执守中正，引导德行，谨慎修养，知人善任，安定百姓”，这是实质。又概括其要点说：“恭敬罢了。”天人理数没有比《洪范》更精妙的，概括其要点说：“建立极则，修治五事，以应合五行”，这是实质。又概括其要点说：“敬畏罢了。”以兢兢业业积累成为巍巍荡荡的隆盛，以勤勉谨慎驯致赫赫明明的歌颂。难道所掌握的方法有异术吗？只是能够努力实行罢了。后世的英明君主，勤求治理之道，何尝不羡慕效法古人？而达到大治远远不如古人，没有其他原因，就是议论多而成功少，虚文胜过而实事疏漏，或者明知而不能实行，或者虽然实行而不尽力。《说命》说：“不是知道艰难，实行才艰难。”以武丁的贤圣，还以此互相箴规勉励。所以说：“自古以来论述治理国家的精要，没有比得上这句话的了。”汉武帝天资卓越，超越前古，他的见识之高，志向之广，即使贤如汉文帝，还不足以衡量他。黄老之学，难道比得上六经吗？百家之言，难道比得上孔子吗？法度沿袭秦朝的残余，难道比得上三代吗？然而用汉文帝的治理与汉武帝相比，汉文帝亲身修持节俭，思虑安定百姓，不过劝勉督促农桑，减省租赋，而天下家家给人足，京师的铜钱穿钱的绳子都朽烂了，太仓的粮食都腐烂了。没听说朝廷设立平准均输的官员，没听说征收缗钱、轺车税。亲身修持玄默，务求宽厚，不过选任廷尉，罪行有疑问时从轻处理，而教化行于天下，人们以告发揭短为耻，以至于监狱空虚，断案四百，有刑罚搁置不用的风气。没听说有文法深苛、罗织罪名的官吏显贵进身为公卿，没听说有绣衣直指使者打击断案于郡国，没听说有见知故纵的条令。法网更加严密，还担心奸邪之人不能胜尽。那么努力实行与不努力实行的相差，难道不很远吗？表彰六经，尊崇老师孔子，而效法三代，不是仅仅陈述其语言，袭用其仪文的意思。固然必须身体力行，而实际体现在政事上，而其根本在于端正内心，其关键在于减少欲望罢了。汲黯有话说：“内心多欲望而外表施行仁义，怎么想要效法唐尧、虞舜、三代的大治呢？”这是堵塞本源的根本论述。董仲舒有话说：“做君主的，端正内心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以端正万民，端正万民以端正四方。”这是端正根本、澄清源流的论述。自古以来的人君，固然有有志向而没有见识的，有见识而没有才能的，有才能而没有时机的，即使想要达到大治，其形势先有所不足。像汉武帝，可以说是兼有了。假使他毅然努力实行，内省声色游观的娱乐，旁边没有佞幸方技的迷惑，外止穷兵黩武、兴作祷祠的骚扰，守持恭俭而退斥计臣，远离阿谀而任用忠直，敦厚教化而宽缓刑威，用他好大喜功的心，专门用于达到大治，即使拿他与尧、舜、禹、汤、文、武相比，也不难，难道只是优于汉文帝而已吗？所以说：“这句话对于汉武帝尤其是最为切中要害的了。”

史

皇上说：“古代有社稷之臣，至于像汲黯，就近似了。”

编修【臣】王汾

【臣】恭敬地按：国家之所以兴衰，看它的君主，也看它的臣子。人君没有不举荐贤才来辅助自己，防备才能来保卫自己的。然而寻常驱策的才能容易得到，而忠直鲠亮之士不常有。忠直鲠亮的人，立于朝廷以精诚来进献废置，不以文饰外貌来应对称扬。处于安定则不避私身宣力而刚直敢言的效验彰显，遇到事情则扶危定倾而苞桑的基业稳固。宋朝臣子苏辙有话说：“公卿大多骨鲠，那么精神足以折冲边境，借以安宁，而民生赖以康乐。”所以国家不可没有社稷之臣。愿意治理的君主常常慨叹羡慕这样的人，就说后世人才远远不如古人。上天产生人才，难道有古今的不同吗？也是看人君用来培养他们的情况怎么样罢了。十户人家的小城，必有忠信之人，天下之大，何至于没有贤人？只是荣通丑穷，是生物的大情；趋利避害，是中人的常态。只有豪杰有志之士，才能不计利害，不贪苟得，磊落自树，以求无愧于心。低于此则

译俯仰随顺、模棱两可，这类情况大概无法避免。因此可知天下的风俗，是由士大夫倡导的；而士大夫风气的高下，又取决于君主的好恶。君主喜好正直，那么忠诚敢言的人就会全部进用；君主追求虚名，那么阿谀奉承的人就会充满朝廷。阿谀奉承的风气一旦形成，苟且偷安的风气就会逐渐蔓延。谈到皇帝的车驾，就变色互相告诫；涉及百姓疾苦，就姑且隐忍装作高尚。这在臣子的品德上固然无话可说，但对国家又有什么利益呢？英明的君主如果对此深思，那么用来培养士大夫忠诚正直之气的方法，就不能不尽力实行了。夏商周三代以后，汉朝的治理最接近古制。君臣之间，纠正辅佐毫不忌讳，像袁盎拒绝慎夫人同辇，申屠嘉在席上压制邓通，张释之守法不偏袒，朱云请求宝剑攀附殿槛，这几个人，并不是喜好触犯逆鳞来求取名声，而是以自身承担国家重任，不敢顺从一时的姑息，而想引导君主走上正道。如果用后世尊崇君主、贬低臣子的说法来衡量，这几个人应当在可杀之列，但被记载在良史中，君臣都光荣。那么贤能的士大夫用来尊崇君父的方法，决不能由宦官宫妾自行决定，而君主必须先有虚心纳谏的心意，然后才能振奋各位臣子的节操气概，这也已经很明白了。汉武帝时，汲黯尤其号称刚直，积薪的比喻，多欲的言论，有同僚不能忍受的，但皇帝宽容他，并且尊重礼遇他。大将军可以蹲在厕所里接见，至于汲黯则不戴帽子不见。后来淮南王作乱，左吴之徒日夜谋划议论，不害怕汉朝朝廷的各位大臣，却唯独害怕汲黯。大概皇帝的英姿伟识，也预先知道他的才能可以倚重信任。汲黯虽然因为严厉被忌惮，不能长久留在皇帝身边，但皇帝始终保护他，甚至叹息称他为社稷之臣。这样那么士大夫谁不以刚直敢言自任？廉耻既已确立，礼义廉耻四德得以弘扬，风俗在下形成，而君主的威势在上尊崇。所谓精神足以抵御外侮，不确实如此吗！人才不在平时预先培养，不容易在突然之间求得。英明的君主为了社稷长远的打算，应当扩大非常宽广的胸襟，破除一切拘束，广泛开启进谏争辩的门路，堵塞奸邪的道路，磨砺世风、磨钝锐气，鼓舞激励兴起，使诚信感化万物，然后臣子的节操可以敦促，伟大的教化可以成就。

译史

元光元年，下令各郡国推举孝廉。

少詹事臣西成

臣谨按《周礼》记载，乡大夫每三年进行一次大考核，考察人们的道德品行和才艺，从而推举贤能之人，以礼相待。那些尚未做官的人，以孝悌等六行中的“孝”为首要；那些已经做官的人，以六计考核中的“防”（廉洁）为根本。汉代推举孝廉的制度，大概就是从这里起源的吧？推举孝悌始于汉惠帝，在孝悌和廉吏中赐予布帛见于汉文帝十二年。冯唐因为孝顺著名而担任郎官，可以证明这一点。到了汉武帝元光元年十一月初，下令各郡国推举孝廉各一人，这实际上是由董仲舒对策时提出的。到了元朔元年，下诏商议不推举孝廉的罪责。像孟喜、师丹、京房、王吉、盖宽饶、王骏、杜邺、鲍宣等人，都因为被推举为孝廉而担任郎官。龚胜担任郡吏，三次被推举为孝廉。路温舒、刘辅因为被推举为孝廉而担任县丞、县令，得到的人称颂极盛。到了汉和帝时，孝廉按人口比例推举，这是听从了丁鸿的请求。阳嘉年间，孝廉限定年龄并加以考试，这是由左雄的奏议决定的。当时，请托之风盛行，年高德劭的人被抛弃，孝廉的推举已经出现了谬误和泛滥。魏国黄初年间，开始废除按人口比例和限定年龄的命令。从晋朝到隋朝，孝廉都通过策问考试选拔。唐朝初年于是废除了这一制度。推究西汉的推举，专门考察德行；东汉的推举，兼试经文章句。张衡认为这是舍弃根本追求末节，已经对此感到忧虑。自从六朝以来，一律以文辞作为取舍标准，已经不能与两汉的兴盛相比了。又怎么能期望有宾兴这样盛大的典礼呢？臣认为效法古人，在于适应当今，循名责实必须核实。立法效法古人，无奈人心不古，以孝取人，勇敢的人割股疗亲，怯懦的人守墓庐居；以廉取人，乘坐破车劣马，穿粗衣吃薄饭，凡是能够迎合世俗视听的，无所不至。虽然说三代以下的士人，只怕不好名，好名的人尚且胜过那些放纵检点、逾越规矩、不知顾惜名节的人。然而好名之徒，竞相进取，朴实暗修的人，耻于与他们同升。朝廷所得到的，大都是务华绝根的人。国家事务最终出现紧急状况，这些人难道值得倚仗吗？况且他们勉强做孝子、廉吏，原本不是出于内心的真诚，不过是借此作为谋求利达的手段。那么得志之后，必定仍然显露其本来面目。羊质虎皮，见到草就喜悦，虚伪不能混淆真实。用筌来捕鱼，得到鱼就忘记筌；用蹄来捕兔，得到兔就忘记蹄。暂时不可以持久。而不通晓古今变化的人，仍然小心翼翼地以复古的乡举里选为美谈，这是羡慕虚名，不追求实效。臣愚以为，孝廉的推举，不必明文规定为法令，而只需用意风示，每当地方大吏朝觐奏对时，询问他们所管辖境内是否有孝子廉吏，如果不知道，就谆切训谕他们，让他们留心采访。如果所治理的地方确实有作为儿子孝顺、作为官吏廉洁且无所为而为的人，即使质朴无文、谨慎无才，都准许特别上疏推荐，给予高官厚禄，以此作为对四方的劝勉。而有司的推举保得真实的，也优予议叙，以彰显进贤的赏赐，或许美好的德行会有所观感而兴起。而且不至于作伪相欺，这就是善于学习古人而不拘泥于古人的糟粕啊。

史

宣帝任命刺史、太守、国相时，总是亲自引见询问，观察他们的来历，退下后考察他们的行为，以验证他们的言论。有名声与实际不相符的，必定知道其中的原因。常称赞说：“百姓之所以安居乐业，没有叹息愁恨之心，是因为政治公平、诉讼合理。与我共同治理天下的，大概只有良二千石吧？”认为太守是吏民的根本，频繁更换则下面不安定。百姓知道他将长久任职，不可欺骗蒙蔽，于是服从他的教化。所以二千石有治理成效，总是用玺书勉励激励，增加俸禄赏赐金钱，有的爵位达到关内侯。公卿职位空缺，就从所表彰的人中选拔，按次序任用。因此汉代循吏在这个时候最为兴盛，称为中兴。

修撰臣金德瑛

臣谨按：综合考核名声与实际，必定使言行相符，那么浮夸的言辞和修饰的说法，就不敢妄加陈述于面前。西汉循吏的兴盛，是因为宣帝驾驭他们得法。当时所任用的责任重而要求严的，只有二千石。任用的责任重，所以人得以施展其志向；要求严，所以官吏不敢容许奸邪。逐渐达到海内富庶，蔚然中兴，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后来的太守，就是二千石，其名相同，其实稍有不同。古代人法兼用，而任人为主。一郡之长，得以专制其境内。从朝廷以下到二千石，从二千石以下到百姓，更没有人在中间扰乱其权柄，所以事情直截了当而易于施行。现在则有督抚、有司、有道，层层累叠而下，直到守令。文牍的往返，意见的参差，本来就是这样多端。所以虽然有廉洁能干的人，大多在簿书钱谷之间勉力从事，谨慎自律，以求少有过失。倘若遇到地方公事，如水利堤防的营建，旱灾水灾的发生，想上报而不能，想专断而不可，不免拖延时日，等待上级官吏的指挥。那些受到掣肘而不能施展其志向的，间或也有。这难道仅仅是人才难得吗？是由于文法拘束于防弊之术有余，而于兴利之道不足。大概汉代的品秩是二千石，其权力犹如督抚。现在的政事由二千石以下的人去做，其权力则由督抚操

译这是其中的道理。因此，贪婪放纵的官员固然只有依靠督抚的参劾来惩治，而清廉良善的官员则必须依赖督抚的提携成就。那些担任封疆大吏的人，并非一定是任意徇私，有的清廉简约、自我约束，却不愿亲自承担辛劳与怨恨；有的严厉苛刻，却不能根据事务灵活地宽严相济，那么下情就会阻隔而不能完全通达。必须熟悉全省的利弊，深知僚属的才能与谋略，又用宽大的标准来衡量，然后清廉良善的官员才能施展抱负，而治理的政绩才能有所成就。这吏治的关键，本来就有不能完全相同的地方吧？

译史书

汉宣帝曾经称赞说：“百姓之所以能安居乐业，没有叹息愁恨之心，是因为政治清明、诉讼公正。与我共同治理天下的，大概只有那些优秀的郡守吧？”

监察御史臣陶正靖

臣谨按：汉代循良官吏的治理，确实足以厚植民生、兴办教化，是后世所不及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自从废除诸侯、设置郡守以来，天子与之共同治理天下的，只有郡守而已。其下有县令，县令将民情禀报给郡守，郡守再上报给天子。这样天子与百姓之间的距离就不远了。后来增设节度使，是为了控制计议，而非为了牧养百姓。至于大官众多，那么郡守县令承事就越发困难，而民情的壅塞隔绝也就更加严重。即使有为民请命的官吏，上司也会层层遏制压制。遇到灾荒等待赈济，往往拖延迟缓。诉讼案件驳结，动辄淹延岁月。这是吏治不如汉代的第一个原因。汉代郡守权力责任最重，他们的军队可以自行统领，僚属可以自行征辟，吏民罪行若非死刑，都可以自行决断遣送。如果选对了人，那么千里之内，令行禁止，盗贼平息，百姓安宁，这确实是权力重大的缘故。权力重大固然容易做坏事，也容易建立功业；权力轻微则不能做坏事，也不容易建立功业。那些贤能的人苦心经营治理，功绩却不及一半；那些中等才能的人则谨小慎微地自守，而那些文法深奥、狡猾奸诈之徒，依然倚仗法律做坏事。这就是所谓在责求功绩上轻率，而在防范过错上严苛，这是吏治不如汉代的第二个原因。汉代官员迁升调任的方法，虽然不能从史书中详细考证，但传闻有的县令被征召拜为议郎，议郎出任郡守，郡守入朝为公卿，等级阶梯不多，所以长期任职而不觉得职位淹滞，因为受到重视所以安心职守而不产生苟且之心。如今士人按照常规调任直到成为郡守，远的已经几十年，锐气已经消磨，患得患失的毛病已经波及，本来不足以与之共同治理天下。而那些越级提拔的人，又多是巧取利禄、善于逢迎的人才，徒然助长营求竞争的风气，对敦厚朴实的教化毫无补益。这是吏治不如汉代的第三个原因。《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宣帝又认为郡守是吏民的根本。观察哀帝、平帝之后，吏民歌唱怀念汉朝，从而开启中兴，这就是吏治明效的体现。治理地方的权力，固然不能不重，但如果假借给节度使，职名尊贵而统辖广阔，不免有隔膜之视，甚至有尾大不掉的忧虑。这是魏晋至唐代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如果交给亲近百姓的官吏，就没有这些忧虑，这是汉代制度之所以得当的原因。自三代以后，享国长久的，只有汉、唐、宋、明，它们的治理也各有得失。如果从治理地方的制度来说，臣私下认为汉代最接近古制。

史书

春季三个月，赐给胶东相王成关内侯的爵位。

监察御史臣孙灏

诏书说：“胶东相王成，慰劳招徕百姓不懈怠，流民自行登记八万余口，治理有异乎寻常的成效，赐给王成关内侯的爵位，俸禄中二千石。”后来诏书询问郡国上计长史、守丞关于政令的得失，有人回答说前任胶东相王成虚报增加人口以谋求显赫的赏赐，此后俗吏多追求虚名。

臣谨按：王成因慰劳招徕流民而被赐爵，而史书又说他是虚报增加。《汉书》所载纲目，沿用了这一说法。从前面的说法来看，他是循良官吏中的异等人才；从后面的说法来看，他是俗吏中的虚名之徒。这两种说法，将如何折衷判断呢？孝宣帝中兴，贤明的君主垂情治理，有名实不相符的情况，必定知道其中的原因，怎么会因为巧伪的风气而给予特殊的提拔？有人说皇帝褒奖王成，是用一个真实来驾驭百个虚假。上面用真实来要求，下面用虚假来应付，这是人心风俗的大忧患。况且没有明明料知其虚假，却仍将真实的美名归给他的。以宣帝的励精图治，岂肯做出这种事？又考察班固的《汉书》，循良官吏自文翁以下，才六人，其余都不能列入，其严格到了这种地步。现在王成既因虚报增加人口而受到讥讽，那么为什么不干脆删去他，却仍然记载他呢？既然记载他，又为什么不把他列入其他传记，而一定要与循良官吏众人一起大书特书呢？又考察文翁等人的传记叙事特别详细，而王成的治理成效无所体现，只在诏书中见到。诏书只提到慰劳招徕流民一事，而这件事涉及虚假，那么哪有循良官吏可以用虚假来称道的呢？然而班固的总序说所居住的地方百姓富裕，所离开的地方百姓思念，差不多有德让君子的遗风，王成与黄霸、朱邑等人没有不同的言辞，这又是为什么呢？试着思考一下，知人善任是明智的，自古以来都很难。明察足以远照，但明察有时遗漏在运用明察之中；法律足以防范欺骗，但欺骗反而产生在法律之外。认为用人不要怀疑，却不知道偏信也能滋生弊端；认为公正听取意见则广泛，却不知道附和也有同情。汉宣帝对于王成，本意是为了鼓励循良风俗，让有德者居位，反而为俗吏导引了先声，这难道是开始所愿意的吗？臣因此详细论述，以说明观察人的不可不详细。那么班固为什么将王成列入循良官吏传呢？考察王成传说：治理很有声望，宣帝最先褒奖他。意思是当时任事的勇气，王成独居首位。百姓在下面歌唱思念，玺书在前面褒奖赞美，防备记录旧文，固然是执笔的人所不敢删去的。况且王成职位只到胶东相，不能充分施展他的恩惠，而招徕流散百姓，恩惠没有比这更厚的，用心没有比这更勤的。那说八万余口的，纵然说是把少的说成多的，也必定不是把没有的说成有的。况且虚报增加的嫌疑，其事隐秘；慰劳招徕的功绩，

译他的政绩显著。《春秋》的笔法，对于善行希望它长久流传。龚遂治理的成效，即使达不到八万余口，但他使人口接近八万余口的功劳，估量起来也是非常伟大的。史书怎么能删削它呢？况且还有更深层的说法。名声，是事物所忌讳的；功劳，是诽谤所归向的。宣帝凭借英明敏锐驾驭群臣，而龚遂独自取得了超群的成效。或许那些世俗猜忌嫉妒的人，因为这件事已经过去，名声太盛，羞于自己的政绩不如他，便巧妙地诋毁并暗中伤害他。这也是难以预料的。阅读本传，有时记载说“前胶东相龚遂说……”，有时则用“或”字表示不确定，这是史家存疑的态度。对于存疑之处保留疑问，这也是史家的法则。臣又一并加以论述，以阐明听取言论不可不仔细审察的道理。

译史

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整顿百姓，百姓只求免于刑罚而没有羞耻心；用道德来引导百姓，用礼教来整顿百姓，百姓不仅有羞耻心而且能归服。”这话真是可信啊！法令是治理国家的工具，而不是造就清明政治、消除污浊的根本源泉。从前天下的法网曾经非常严密，然而奸邪虚伪却滋生兴起，到了极点，上下互相逃避责任，以至于国家衰败不振。在那时，官吏治理政务如同救火扬沸，如果不刚猛严酷，怎么能胜任职责并感到愉快呢？那些谈论道德的人，都失职了。汉朝兴起，破除棱角而改为圆滑，削减雕饰而归于质朴，法网疏漏到能吞下大鱼的网眼，而官吏的治理却蒸蒸日上，不至于产生奸邪，百姓安乐。由此看来，（治理的关键）在于道德礼教，而不在于法令刑罚。

右赞善臣李文锐

臣谨按司马迁的传记，酷吏郅都、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王温舒、尹齐、杨仆、减�、杜周，共十一人，他们刚猛严酷，如出一辙，对上损害国家的元气，对下榨取百姓的脂膏，用他们来治理百姓，想要吏治良好，是不可能的。臣深思他们成为酷吏的原因，以及心怀欺诈、伪装智慧来助长其酷虐的情况，传记中交错综合叙述，可以作为吏治警戒的有四条，臣谨列举陈述如下：

第一条，酷吏多以小吏出身。传记中所记载，赵禹担任佐史，张汤担任长安吏，尹齐凭借刀笔吏的身份升迁，杨仆凭借千夫长的身份担任吏职，减宣凭借佐史的身份在河东守府供职，杜周担任廷尉史，至于义纵抢劫为盗，王温舒盗墓为奸，都是盗贼。只有郅都、宁成、周阳由，在文景时期已经担任郎官，大概是因为汉朝承袭秦朝制度，崇尚法律，以吏为师，担任郎官的人有一半是从吏职开始的。那些吏胥，深究文法、巧言诋毁，是他们的居心；玩弄文字、贪污受贿，是他们的特长。如果担任高官，对待下属如同捆扎湿柴一样容易，必定喜欢苛虐的官吏，凡是忠信的上司，慈惠的老师，都被他们视为迂阔不能办事。如果担任郡守县令，他们的治理如同狼群放牧羊群，怎么能治理百姓呢？汉初的刀笔郎吏，往往凭借累积劳绩成为九卿，大多不学无术，深刻峻急。董仲舒早就知道这种弊端，所以他在对策中说：“郎吏未必贤能，让列侯郡守各自选择吏民中的贤者，每年各贡举两人。”此后不再专门任用刑名之吏，由博士、文学、掌故补充郎中、左右内史、郡太守等官员，公卿大夫开始多是有文学修养的人士，郡守县令也多循良，一改酷吏的习气。所以董仲舒说：“不要以日月累积劳绩为功劳，实际试用贤良为上。”董仲舒的意思，大概是不想专门任用凭借刀笔累积劳绩的郎吏，而是另外开辟贡士的途径，以求得贤能，并不是想在郎吏同僚之中后来居上。从此以后议论选官制度的人，不遵循资历，喜欢谈论保举，每借董仲舒的话为借口，恐怕是误解了董仲舒的本意。

第二条，酷吏互相援引。传记中所记载，汉武帝即位时，吏治尚且循规蹈矩，周阳由最为暴酷骄纵，从此吏治大多像周阳由等人。郅都与宁成交好，张汤担任宁成的属官，宁成向大府推荐，调任茂陵尉。张汤与赵禹交好，并且像对待兄长一样侍奉赵禹。至于王温舒、尹齐、杜周，都是张汤的属吏，是张汤所推荐的。王温舒以廷史的身份侍奉张汤，升迁为御史。尹齐侍奉张汤，多次称赞他勇武，升迁为关内都尉。杜周先前是义纵的爪牙，被举荐为廷尉史，侍奉张汤，多次进言让他担任御史，他的治理方式与减宣相仿。杨仆的治理方式仿效尹齐，一个酷吏被任用，就有一百个酷吏进用，这是援引结党的习气。然而小人表面相同但内心不和，开始聚合最终离散，所以宁成、义纵、张汤、赵禹、减�互相倾轧，各自获罪。臣按：赵禹先前担任丞相周亚夫的史官，府中的人都称赞他廉洁公平，周亚夫不任用他说：“赵禹文法深究，不能在大府任职。”周亚夫可以说有相臣知人的见识了。

第三条，酷吏假公济私。传记中所记载，酷吏必定摧抑尊贵强项的人，显示公正而放纵刁民以养奸。如郅都执法不避贵戚，宁成担任中尉，豪杰都人人恐惧。周阳由所居住的郡，必定铲除豪强。张汤以深文痛诋诸侯，义�以鹰击毛挚为治，王温舒喜好杀戮行威，尹齐的木强，杨仆的严酷，赵禹的狠毒，减�的重法，杜周的内深次骨，都是这样。而他们搜罗罪证、悬赏告发的权力，无不任用豪恶的吏员作为爪牙，狡猾的百姓辅助治理，投书言奸，他们的吏员大多凭借权势致富。臣愚以为，善于治理百姓的人，爱护百姓的身体而不骄纵他们的意志，宽缓他们的劳力而不放纵他们的欲望，良民应当体恤，莠民应当治理，所以行政以均平为主，听讼以曲直为判断。只有官位、只有财货、只有来路不正，固然是五过中的三项；卑贱妨害尊贵、小加大，也是六逆中的两项。如果天下的百姓嚣然无复上下尊卑的礼节，相率而出于刁顽，告密风俗颓败，都是酷吏为害的结果。又何况他们锻炼周内（罗织罪名）的行为，都出于私心，张汤多诈舞智定罪，擅自轻重，杜周专以意指为狱，不遵循三尺法。至于周阳由所爱的人枉法开脱，所憎恨的人曲法诛灭，王温舒最为酷虐。而善于谄媚有权势的人家，即使奸邪如山也不触犯，没有权势的贵戚必定侵辱，国家的律令，恰好成为酷吏上下其手的工具罢了。直到传记末尾说：杜周起初担任廷史，一匹马且

译（官吏）不廉洁，等到身居高位长期任职，家中财产积累数以千万计，残酷地以此满足贪婪。司马迁对此曾感慨地发表过议论。因此，奸诈的官吏侵吞掠夺百姓，社会动荡日益加剧，违法的盗贼越来越多。即使派遣绣衣使者持节督捕，（盗贼）分散后又会重新聚集。吏治的祸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译第一点说：酷吏滥用刑罚而不仁。刑罚是用来辅助教化的，不得已才使用，要谨慎啊谨慎啊，只在于怜悯刑罚。唐尧虞舜使用刑罚的心态，与其错杀无辜，宁可犯下不合常法的过失。唐尧虞舜使用刑罚的法度，大概是因为在拷打之下，想要什么得不到呢，所以哀怜怜悯地审理案件。【臣】看传记中所记载的，有的一个郡灭族三百多家，有的有一天诛杀四百多人，有的穷究治罪同党，连坐一千多家，有的株连互相告发，逮捕拘系千万人，大多兴起大案来博取能干的名声，多么痛苦而不道德啊。郅都甚至把背离亲情当作奉行职责，那就是没有仁心了。在孝子之门寻求忠臣，没有不孝却能忠的。探究天道喜好回报，郅都、成周、阳由、张汤、义纵、王溫舒、减宣都不能保全自身，司马迁在传记中详细记载，足以作为酷吏的鉴戒。只有杜周侥幸免祸，小儿子杜延年，班固称赞他行为宽厚，论史的人常常怀疑他有后福。然而【臣】考证《唐书》杜氏世系表，杜周有三个儿子，杜延寿、杜延考，就是司马迁所说的两个儿子夹河做太守，他们治理暴虐残酷与王温舒相同，后来田仁巡察三河，都交给官吏查办诛杀。褚少孙补载在《史记》中，上天的报应施予，自然没有差错。

【臣】恭敬地按语：司马迁之后，班固在传记酷吏郅都等人之外，又增加了田广明、田延年、严延年、尹赏四个人。各史如《后汉书》《北魏书》《齐书》《隋书》《北史》《新旧唐书》《金史》，都设立酷吏传，武断刚健严酷，又更加厉害。都是吏治的祸害。

史书

卓茂担任密县县令，看待百姓像儿子一样，推举善行并加以教导，官吏百姓亲近喜爱，不忍心欺骗他。几年教化大行，路上不捡拾别人遗失的东西。升任京兆尹丞，密县老少都流泪哭泣跟随送行。等到王莽摄政，因病免职回家。光武帝即位，首先访求卓茂。当时七十多岁，下诏说：“名声冠绝天下，应当接受天下的重赏。现在任命卓茂为太傅，封为褒德侯。”

编修【臣】杭世骏

司马光说：“光武帝即位之初，群雄竞相追逐，冲锋陷阵防备敌人的人，权谋诡辩之士，正被世人看重；而唯独能选取忠厚的臣子，表彰循良的官吏，从草野之中选拔，置于众公卿之首。适宜他光复旧业，享国长久。大概是因为知道什么是首要任务，而得其根本的缘故。”

【臣】恭敬地按语：郡守县令，是百姓的师长和统帅，所派遣的是承接政令并宣扬教化的。治理天下，没有比安定百姓更大的；安定百姓，没有比吏治更优先的。吏治，两汉称善，但官吏有不同：精明强干，揭发奸邪摘除伏罪，百姓像敬畏神明一样畏惧他们，称为能吏；宽和慈恕，兴行劝善，百姓像爱戴父母一样喜爱他们，称为循吏。能吏的治理，审理狱讼，督催财赋，盗贼很少，四郊没有警报，赵广汉、张敞之类的人是。循吏的治理，考核农桑，建立学校，风俗改变，家家户户有礼貌谦让和睦的教化，韩延寿、卓茂之类的人是。然而守令，是百姓的师长和统帅，宣扬君主恩德并流布恩泽，只有努力实行教化，才能达到善治。大概师者，是教导百姓使他们知道礼义的意思；帅者，是率领百姓使他们趋向事功的意思。其道是什么？想要繁衍百姓的生息，就保护休息而户口增加；想要控制百姓的产业，就兴利而田宅建立；想要重视百姓的事务，就劝勉互助而耕种收获按时；想要体恤百姓的祸患，就发放粮食而赈济借贷周全；想要修五礼以节制百姓性情，就有冠、婚、丧、祭、乡饮、相见的礼仪；想要明七教以兴起百姓德行，就有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的次序；想要齐八政以防备百姓淫乱，就有饮食、衣服、事为、异别、度量数制的等级。凡此都是古代圣王巩固邦本、统一民俗的首要任务，而守令对百姓最为亲近，奉行上德意，措施便利容易，没有难以遍及的，几乎像父母哺乳婴儿，有触动于内性之本。然而风行草偃，在不知不觉者【臣】看卓茂任密县令，官吏百姓不忍欺骗，路上不捡拾遗失物，那么平时教导百姓知道礼义、率领百姓趋向事功的，真有得于师帅之道。史书概括以“视民如子，举善而教”两句话，而其教化大行的实事已经彰明了。光武中兴，首先加以表彰提拔，难道不是知道首要任务而得其根本吗？后来鲁恭任中牟令，秦彭任山阳太守，仇览任遂亭长，吴祐任胶东相，崇尚儒雅，政尚仁简，大都是闻卓茂之风而兴起的。那么以苛刻为明察，以刻薄为精明，以轻率为恩德，以重刑为威严，类都是俗吏之所为。况且卓茂当王莽摄政，因病免职回家，这是龚胜、薛方、郭钦、蒋诩一流，秉持礼度义，抱忠守节的臣子。光武帝封他，不仅推崇吏治，也兼励臣道。

史书

律设大法礼顺人情

编修【臣】吴嗣富

【臣】恭敬地按语：史称卓茂任密县令，视民如子，宽仁慈爱，举善而教，口无恶言。他为政一心与民休息，而其大旨则专在于顺人情。大概王道本乎人情，人情者，是圣王的田地。所谓修礼以耕之的，不是烦苦百姓的工具，不过是因人之情，缘物之理，而为

译这是礼制的节文。但仍有不遵从的人，于是就有法律来统一他们。法律，是用来补救礼制穷尽之处的。古代的圣人，不依赖法律来违背人的情感，也不顺从情感而废弃我们的法律，使情感与法律都得以保全，于是天下人便忘记了法律的存在，各自顺适其情感。夏商周三代以来，民心之所以能够牢固凝聚千百年之久，而没有一旦土崩瓦解的忧患，就是因为有这种机制。三代以后，谈论治理的人必定说汉文帝、唐太宗。臣私下考察文帝的时代，禁止苛细宽泛，致力于崇尚宽大，以谈论别人的过错为耻，教化施行于天下，告发揭短的风气改变，民情淳厚，监狱空虚。唐太宗驳斥封德彝的说法，进用魏征，大力推行仁义，天下大丰收，年终判处死刑的才二十九人，家门不关闭，旅人不用携带粮食。这都是教化的渐染，仁让的流露，而不是完全依靠法律来整齐划一。那么法律可以废除吗？回答说：不可以。百姓就像水，法律就像堤岸，修筑堤岸，使水不至于泛滥横溢，这就够了。搏击使它跳跃，激荡使它流动，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用法律来治理百姓，与这有什么不同呢？所以想要寻求治理，没有比敦厚风俗更重要的；想要敦厚风俗，没有比推崇礼教更重要的；想要推崇礼教，没有比顺应人情更重要的。比闾族党，是先王用来使百姓互相保护承受，以各自保卫其生命的。人出生，在家有父子兄弟的亲情，出外有君臣朋友的道义，长幼老少的恩惠，于是有应酬往来的礼节，吉凶聚会、养生送死、春秋宴饮射礼、升降揖让的仪式。还担心百姓不亲近，于是有无相通，患难相防，岁时伏腊互相问候馈赠。这是人道的根本原则，古今的通行义理。从一乡一邑推广到天下，没有不是这样的。然后才知道百姓的联结鼓舞，都发自于他们无法抑制的本性，而感动于他们自己不知道的地方。所以说：我观察乡间，就知道王道是很容易实行的。后世法令日益繁多，禁制日益严密，禁制严密则情感隔绝，情感隔绝则势力涣散，势力涣散则人人只知为自己而不顾及其他，于是比闾族党泛泛而谈，一无所值，而天性中的情谊衰退，和睦亲近的恩惠淡薄，亲爱谦让的风气疏远，浇薄浮华的习气形成。田间劳作时摆出德行脸色，家庭琐事中充满责骂言语，这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而是逐渐积累的趋势如此。如果考核名声而不责求实际，官吏必定会修饰外表以获取名声，制造虚假、挟持欺诈，追逐利益不知羞耻。法律所防范到的地方法律就施行，法律所防范不到的地方法律就废弛了。至于三代之所以能得民心，是因为得到了他们的心。得到他们的心，就是顺应人情的意思。臣愚以为得民心的方法有二：一在于《大学》所说的“絜矩”，一在于孟子所说的“推恩”。百姓所喜欢的，就喜欢它；百姓所厌恶的，就厌恶它。这是絜矩的道理。尊敬自己的长辈，从而推广到尊敬别人的长辈；爱护自己的晚辈，从而推广到爱护别人的晚辈，这是推恩的道理。那卓茂的话虽然见识不及于此，但他的意思却有与古代圣贤相互阐发之处。光武帝即位之初，就召卓茂担任太傅。此后天下事少，文书简略，仅存十分之一。张堪、刘昆等循吏前后相继，他们也是洞察民情而知道治理根本的人吗？

译《子部，儒家类，御览经史讲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览经史讲义卷二十八

史

唐高祖武德九年设立宏文馆

少詹事【臣】沈德潜

尹起莘说：“太宗刚即位时的政治如同旭日初升，没有细微的遮蔽，那种清明的气象至今可以想象。《纲目》记载设立宏文馆，起初并没有赞美的词语，但分注详细记载了君臣讨论治国的实际情况。后世想要考察太宗治理国家的人，应当在这里观察，就能得到要领了。”

【臣】谨按：高祖武德四年，秦王开设馆舍来招纳文学之士，杜如晦等十八人担任文学馆学士。当时的人已经称他们为登瀛洲了。到这时又设立宏文馆，选拔天下的文学之士，轮流值宿，在听政的间隙，讲论前人的言行，商讨政事。这是初政的善举。我曾想，太宗年轻时起兵，辅佐高祖平定天下，纯粹是武功，怀疑在文教方面有所顾不上。等到观察他拥有天下以后，对于礼乐刑政之类，非常详细完备。这是因为左右辅佐的士人，用来熏陶他的耳目，满足他的心思的，都是用人听言、仁厚节俭的方法。《纲目》记载设立宏文馆，分注详细，如魏征用虚心来规劝，孔颖达用接受意见来教诲，杜正伦记录言论没有隐瞒，裴矩不表面顺从，一一详细记载。而太宗以诚待人，不崇尚权诈，端正根本制止盗窃，不使用重法，甚至把刻薄百姓比作割肉充饥，把放纵欲望比作剖身藏珠，君臣告诫勉励，恳切真挚，适宜实行了二十年，风俗改变，百姓安居乐业接受教化，逐渐使人心回归正道。那么文治的功绩，难道可以轻视吗？况且当时各位学士中，在隋朝做官的居多，加上裴矩是隋朝的奸佞之人，却在隋朝奸佞而在唐朝忠诚。臣子的品性，固然随着君主的德行而转移吗？还是君主求士，士人更加求君，那么群才踊跃，而君主端坐无为的，本来在于明君与贤臣德行相合吗？等到中宗景龙二年，设立修文馆学士，选拔李峤等善于写文章的人担任，而不讲求政治，适宜天下争相以华丽的辞藻相尚，而儒学忠直之道日益疏远了。那么太宗所崇尚的，是借文章追求大道，而中宗所崇尚的，仅仅在于文章。这是治国之术之所以相差悬殊的原因。后来玄宗开元三年，设立侍读官，太常卿马怀素、散骑常侍褚无量，轮流侍读，经术中的疑难得以质问。十年设立丽正书院，延请礼文儒士，阐发典籍。十三年将集仙殿改为集贤殿，轻视神仙的虚无缥缈，重视贤者的辅助治理。《纲目》一并记载，以赞美他们。当时开元的治理，有贞观的遗风，难道不是太宗留下的谋略好，让后来者得以观察感受而兴起吗？太宗君臣相互勉励的，足以兴道致治，而不只是文辞的华丽，这样可以说有超越世俗君主的功业了。然而当时共同修撰的，只求超越秦汉以下，而没有听说力求尧舜治理天下的道理，还不是责难陈善的最高准则。假使做君主的本来有尧舜的聪明，尧舜的盛德，而做臣子的在讲求文学之余，又能事事引导君主走上正道，借古鉴今，因而能够防止过失。钦哉！四方邻国早晚进献教诲，如同鸟有翅膀，如同树木种植在土中，如同鱼得到水，逐渐浸润，久而化之。治道的纯粹，不知不觉进入了尧舜的境界。这难道太宗君臣可以相提并论的吗？

史

唐太宗贞观元年，任命戴胄为大理少卿。皇上因为选拔的人多欺诈冒用资历，下令自首，不自首的处死。不久，有欺诈冒用被发觉的，皇上想杀他。戴胄上奏：“根据法律应当流放。”皇上怒道：“你想守法而让我失信吗？”回答说：“敕令出于一时的喜怒，法律是国家用来向天下公布大信用的。陛下愤怒于选人欺诈多，所以想杀他们，既然知道不可，又用法律来约束，这是忍耐小的愤怒而保存大的信用。”皇上说：“你能执法，我还有什么担忧？”戴胄前后冒犯皇颜执法，言语如涌泉，皇上都听从他，天下没有冤狱。将军长孙顺德接受别人馈赠的绢，事情被发觉，皇上在殿庭赐给他几十匹绢。大理少卿胡演认为不可。皇上说：“他有人性，得到绢的羞辱甚于受刑，如果不知羞愧，只是禽兽罢了，杀他有什么益处？”

监察御史【臣】孙灏

【臣】谨按：戴胄的事，是法中的公平；长孙顺德的事，是法外的变通。从前汉文帝曾经实行过这些。张释之犯驾车的议论，最终听从廷尉，这与戴胄执法相同。张武接受贿赂，事情被发觉羞愧地拿出金钱，这与长孙得到绢相同。唐太宗难道是羡慕汉文帝的遗风吗？然而这两件事，一件得到而稍有失误，一件则失误实在严重，不可以示天下。为什么呢？选人欺诈冒用，根据法律应当流放，戴胄在这里能够守法了。太宗不因为敕令已经实行，夺去臣下的操守，太宗在这里能够公平执法了。他采用戴胄的话，无异于汉文帝听从张释之的请求，这是从谏如流的盛德所以为得。其稍有失误的，在于不审慎于颁布敕令之初。至于戴胄冒犯皇颜执法，天下没有冤狱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