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览经史讲义卷十二

译值得信任的人。虽然怀有仰慕古人的心意，具备推诚相待的品德，但一旦时务的见解兴起，就逐渐打开了功利的大门；防范奸邪的念头多了，就会掺杂使用权谋机变的学说。凡是这类情况，都足以使人思虑迁回，改变其所安守的本心，所以说这是困难的。如今尧舜之道，固然被称为“惟一”的。彰明德行、亲近和睦，是帝尧的仁德，而天下因此感化；能够和谐、治理百姓，是帝舜的仁德，而天下也因此感化。尧舜作为君主，也不过是治理天下的事务和治理天下的人罢了。洪水猛兽不为害于世，是尧舜不能向天保证的；巧言令色之人不混杂在朝廷中，是尧舜不能向人保证的。然而雍容和动的朝廷，已经成就了勋华般的功业，像昨天一样清晰，为什么呢？因为大体上正心术纯正而始终如一。况且“一”，是最简约而可以把握的，也是最危险而容易丧失的。凡是做君主的困难之处，不仅仅是尧舜所容易做到的。而且尧舜所感到困难的，即使是禹、皋陶、稷、益也有不能完全知晓的地方。所以说：“尧兢兢业业，舜小心翼翼。”凭着尧舜的资质，施行仁义之道，理应随心所欲而不越出规矩。然而还如此兢兢业业，难道不是因为动摇容易而真诚地持守困难吗？只有伊尹向上窥探到尧舜“惟一”的奥妙，而必定希望他的君主成为尧舜。所以说：“协调于能够专一。”“克”，是表示困难的言辞，是说确实有这种能力而不可欺骗。如果真的能这样，那么万民都会说：“伟大啊，王的言论！”又说：“专一啊，王的心意！”这是为了表明人心不可欺骗，而真诚不可掩盖。因而能够安固先王的福禄，永远安定百姓的生活，这是为了表明它并非迂阔而不可实行，实行了就必定可以长久。这确实是达到大治的良策，保持大治的上计。况且我听说董仲舒的对策说：“尊崇所听见的，就高明；实行所知道的，就光大。”高明、光大，不在于其他，在于加以意念罢了。在内设立真诚而致力于实行，那么三王有什么不同呢？陆贽也说：“人们所帮助的，在于信用；信用所建立的，源于真诚。”在内心遵循真诚，然后使众人没有疑惑；在自己身上保持信用，可以教导人不欺骗。所听见的、所知道的，是善。而说“诚”、说“信”，是同一个意思。这两人的言论，大概纯粹简要，可以与《尚书》的言论相互阐发吧？

译尚书

德行没有固定的老师，以善为老师；善没有固定的主宰，协调一致才能做到专一。

监察御史臣马燝

臣谨按：尧命令舜时说：“真诚地执守中正罢了。”等到舜命令禹时，则增加了三句话，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确实因为心的虚灵知觉，专一而混杂于形气私欲的是人心，源于性命正理的是道心。这两者有公私的不同，而它们的势态不容并存。所以必须精察以审视它，使人心退听；专一以守持它，使道心常存。然后危险的变得安定，微小的变得显著，修养德行、践行大道，就没有过与不及的偏差了。这是千古传承心法的要领，而道统与治统，都出自于此。然而学问作为大道，不广博就无法将其施行于事物，不简约就无法将其守持于一心。先以极致的广博开始，再回归到至上的简约，其功夫的成效有次第，而安顿与勉力没有不同的途径。伊尹告诫他的君主，既勉励他以善为主，又勉励他做到专一。明白天下的善无穷无尽，必定要诚实地体现在自身并完备于自我；天下的理则是统一的，又应当把握其纲要并贯通其脉络。这也就是精一的微妙之处，而孔子所说的“一以贯之”大概就是这样吧？现在，德行是善的总称；善是德行的实行；而一，则是其根本源头和统摄。本于一个而散为万事，事物各自有一个善；一个之所以成为万殊，散为万而仍回归于一事，事物共同拥有这一个善。这是万殊之所以归于一本的原因。现在如果怀抱增进德行的愿望，以求向古人学习，而心中没有主宰，不几乎就像想要前往千里之外却不知其路途，将茫然不知何去何从吗？况且老师又有什么固定的呢？善就是老师。见到一个善就迁善而不停止，得到一个善就守持而不丢失。由一事之善推及于事事，由一时之善推及于时时，将会看到众善全部达到，而德行成就于自身了。由此由繁复回归到简约，由分散回归到统一。《易经》说：“天下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先前广泛搜求博采，唯恐遗漏一个善，现在则统摄有宗主而防范有根本，众善总归于一理。所谓“展开它则弥满六合，卷起它则退藏于密”。所谓“细致则不遗漏，名物象数的繁杂；精纯则只此身心性命的道理”。至于协调一致做到专一，善还有什么不完备？德行还有什么不成就呢？总之，一实分为万份，那么涉入其流变的人不得不广博。只有广博而后简约，才不会简陋自安。万归为一，那么返回其本源的人不得不简约；只有简约，而后广博，才不会漫无边际没有归宿。伊尹的学问，之所以继承虞廷而深切契合孔子，就是如此。

尚书

德行没有固定的老师，以善为老师；善没有固定的主导，协调一致才能做到专一。

监察御史臣沈景澜

臣谨按：天地间弥漫磅礴的，是一股善气的流行。切近地探求它，存在于人；综合地贯通它，存在于心。不涉入至广博的境界，就无法获得一本万殊的道理；不回归至简约的境界，就无法通达万殊一本的奥妙。这是取人为善的大概原则吧？蔡沈集注说：德行，是善的总称；善，是德行的实行。一，是其根本源头和统摄。一句话合乎道，一件事合乎道，都是善。只凭借至虚至灵的心，随着所在之处而取资借鉴。因此善没有边际，而取善的心也随之没有边际。广泛搜求博采，可以避免得此失彼的过失。审察这一点，而在神明之内常悬挂一个善作为目标。譬如日月，谁不照耀？万物森然感应而获得它，从容有余罢了。鸡司晨，犬警夜，即使是尧舜这样的圣人，也不能废弃。如果抛弃小善而不记录，那么学术和治功没有能够达到极致的。虞廷的英明，四目通达四聪，喜好询问和考察，即使是草野之人的意见也没有遗漏。千古以来以善为主的极致，大概就在这里吧？老师没有固定，大概是因为善没有固定的所在。而善的所在，必有定理。所以以善为主又贵在协调专一。圣人的学问，必定以一作为归宿之地。方寸之间，纯粹而不混杂，融合而贯通。譬如操持权衡以制衡轻重，持守规矩以裁制方圆。凡是有形体的，都不能违背。用它来治理自身，则法度严明而自身安善；用它来治理天下，则风俗美好而教化成功。其杂陈的资取于人，其精粹的以自身为准。至深奥而无所遗漏，至分散而有所统摄。天下的道理，万有不齐；圣人的学问，由博返约，始终条理有序，就是这样。确实可以与帝廷“精一执中”几句话相互表里啊。

尚书

使万民都说：“伟大啊，王的言论！”又说：“专一啊，王的心！”能够安定先王的福禄，永远使众民的生活安定。

检讨臣鹤年

蔡沈集传说：“人君只有心专一，所以发出的言论才伟大。万民看到言论的伟大，所以能知道心的专一。感应的道理，自然而然。天禄安民，是厚一德行的效验。”

臣谨按《尚书·商书》此篇前后都陈述一德，而这一节大概说的是德行日益更新之后，所行的全都以善为主，那么众心感通，仰慕政教的昭示宣扬，验证君心

译心志纯一，上天的福佑便日益降临，百姓生活富足安宁，这都是德行专一的征兆。所谓“专一”，是什么呢？就是真诚。真诚就没有虚妄，真诚就不会停息。在早晚静思默想的时候，左右侍从无法仰视其深奥精微之处，师傅保傅和辅佐大臣也无法窥探其内心的蕴藏。将这颗心收敛于谨慎敬畏之中，随即又将这颗心推行于颁布政令之际。《易传》中说：“言语出自口中，施加于百姓。”《礼记》中说：“君王的言语起初如丝般细微，发出时却如丝带般显著；君王的言语起初如丝带般显著，发出时却如粗绳般重大。”凡是像汗液一样不可收回的诏令，都承载着至诚不二的心意而发出，礼乐、刑罚、政教等无不包含其中。天下如此广大，百姓如此众多，上感下应，呼吸相通，无不奉行君王宏大的言语，仰见君王专一的心意，这就是所谓向亿万民众彰显诚信，凭借诚信来盛大显扬伟大的德行，显扬的就是这个。况且君王又何曾明确地展示这颗心让万民共同看见呢？他的政令确实对国家大事有益，而不是为了博取虚名；他的恩泽确实对百姓有济助，而不是徒具形式。他的奖赏劝勉，确实有引导善良并确立为常法的作用；他的惩罚警戒，确实有维系风俗并可垂范久远的作用。如同日月运行，万物都沐浴其光辉；如同四季顺序更替，万物都沾受其教化。而君王纯一的心意，自然鲜明地为大家所共见，歌颂之声由此兴起。因此，四方进献美食，远方使节云集，先王所守护的天命福禄得以安然承受。因此，九州安宁，丰收之年屡次庆祝，先王所授予的众民得以安康快乐。这些难道不是专一德行所导致的吗？然而君王持守这一专一德行，更加勤勉不懈。反省克制，在功业修持上没有间断；忧喜痛痒，常深切地挂在圣明的念想中。发布号令，则斟酌制定统一的标准而不随意更改；任用贤能，则推崇信任正直专一的人才并树立榜样。凡是所有臣子官员，共同承蒙君王德行的盛大，以辅佐促成大治的兴盛，对上取信于天眷，对下协调民心，以此来承受万年的福禄，使百姓达到太平盛世，这都是必然的效果。

译尚书

你们分担君王的谋划，思考并相互追随，各自将极至的道理存于心中。

侍读臣黄孙懋

蔡沈说：“分猷，是分担君王所谋划的，共同谋划；分念，是分担君王所思念的，共同思念。相从，就是相互追随。中，是极至的道理，是说各自将极至的道理存于心中。”

臣谨按：中，是一心的权衡，万事的标准。自古圣帝明王，说要执中，说要建中，运用得神明般灵验，贯彻到政事中，舍弃这个就没有其他道路了。不仅君道如此，为臣之道也是如此。为什么呢？臣的谋划，就是君的谋划；臣的思念，就是君的思念。臣只是分担君的谋划作为自己的谋划，分担君的思念作为自己的思念，没有一丝一毫自私自利之心，那么这颗心就不欺骗君王，可以面对幽暗独处时问心无愧；分担君的谋划作为自己的谋划，没有一丝一毫自私自利之事，那么这件事就不辜负君王，可以面对朝廷众人。从三公九卿到各级官员，同心同德，虚心探究，必定期望达到最恰当不可更改的地步才停止。这就是所说的各自将中道存于心中。天下国家，没有不归于道理的。然而防止不中道的缘故，其弊端有四种：一是无学，二是无识，三是固执，四是观望。无学无识，是平日讲明涵养没有达到；固执观望，则是积习造成的危害居多。那些固执的人，以意见为主，就是所谓的刚恶；那些观望的人，只图自身便利不关心国事，就是所谓的柔恶。事情应当做还是不应当做，各自有一定的权衡，不可更改的标准。意见用事的人，恣意妄为的姿态，明显容易看见。至于狡诈自私，善于趋利避害的人，起初只是持禄养交，窃取职位希求宠幸罢了。宠幸职位稳固后，偏袒党羽就产生了；偏袒党羽产生后，威福就作乱了。所以起初圆滑熟稔、谦顺软弱的人，就是最终刚愎自用、恣意妄为的人；外表闪烁狡诈的人，必定内心倾侧险恶忌妒。比如宋朝元祐年间役法一事，司马光主张差役，章惇主张雇役，蔡京凭一人前后观望反复，贤如司马光，暴如章惇，都能被他欺骗。小人确实难以预测。难道不想想自己有什么谋划？自己的谋划，就是君的谋划；自己有什么思念？自己的思念，就是君的思念；却甘心做这样的事吗？却忍心做这样的事吗？臣读到《盘庚》三篇，看到当时的大户世族，百官众尹，习惯于安逸，昏昧于长远谋划，导致他们的君王谆谆恳切，反复叮咛告诫如此。私下思考观望对于固执，其弊端相当，而观望的危害尤其隐伏难知，不可不早加辨别，在细微处防范。盘庚一时的告诫勉励之言，足以作为千古为臣者的训诫。

尚书

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

监察御史臣胡宝瑔

臣谨按：上天生育众民，树立后王君公，承接以大夫师长，本来是想共同体察仁爱之心，而筹划他们的生养，计算他们的安全，使亿万人民无不各得其所。只有天地是万物的父母，而将鞠育谋划的权力授予元首，元首作为百姓的父母，而将鞠育谋划的事务分任给群有司，那么叙用钦敬的人能不慎重选择吗？鞠，像父母抚育子女，善于养育，顺着百姓所利的而利之，这样才能鞠育人。谋，像父母顾复子女，善于谋划，取百姓的身家而代为谋划，这样才能谋人。鞠育谋划，思考其艰难，谋划其容易，所以说：思考其艰难以谋划其容易，百姓才安宁。那么百姓的安宁，就是保居的意思吗？能保居的人，真是能鞠育谋划的人。必定是这样的人，才叙用他，钦敬他，那么《尚书》之所以任贤保民，都得到其道了。善于鞠育谋划的人，贵在审时，斟酌古今的适宜，看风土的便利，明了缓急的数目，推究利弊的根源，寻求确实有益于百姓的而力行之，那么因时调剂，得到人来经理，而民生自然无不顺遂。太公望说：春道生，万物繁荣；夏道长，万物成长；秋道敛，万物充盈；冬道藏，万物静止。圣人配合它，作为天地经纪，所以天下治理。《易经》说：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适宜，以左右百姓。大概生长敛藏，是天之时；而补偏救弊，是人之事。要说保居在于鞠育谋划，要说鞠育谋划在于叙用钦敬。贾谊说：君以知贤为明，吏以爱民为忠。（如果）真能使守令都能鞠育谋划，那么保住他们的百姓而安定他们的居所，就是万年太平的基础了。三代盛王之所以叙用他们，钦敬他们，是为了百姓用他们，为了百姓礼敬他们。汉朝重视吏治，循良最盛，黄霸、卓茂官爵到通侯，就是《尚书》所说的叙；玺书勉励，增加俸禄赐金，就是《尚书》所说的钦。而其道在于久任，宣帝说：官吏频繁更换，那么下面不安于业，百姓知道他将长久，不可欺骗蒙蔽，才服从他的教化。所以官吏适宜久任，确实是前人不可更改的论断。那么鞠育谋划保居，都由叙用钦敬得到人。如果将此作为考核官吏的常法，利于百姓的良规，那么充盈安宁快乐利益的休美，不就将渐渐达到大治了吗？

尚书

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

侍讲臣介福

蔡沈注说：“总，聚集；庸，民功。这是直接告诫他们

译不做那些不可做的事，勉力去做那些应当做的事。」

译应当敬重地布施于民的恩德，长久地承担一心为公的责任。

蔡沈注释说：“式，是敬重的意思。敬重地布施作为对民的恩德。长久地承担一心为公的责任，是希望这种状态能够持久而不废弃。”

【臣】恭敬地陈述：上天生育百姓并为他们设立君主，让君主来管理他们。而君主又难以独自治理，于是设立公卿大夫及百官，来分担谋划、宣扬教化，这一切都是为了百姓罢了。如果臣子不能施恩惠、抚恤、关怀和保护百姓，使百姓处于安全无忧的境地，那么还要这些臣子做什么呢？然而臣子之所以不能为百姓做事，大抵都是心中存有身家私念，既然只追求利益，那么他们看待百姓的疾苦，就像秦国人看待越国人的肥瘦一样漠不关心，虽然想让他们谋划安居并以恭敬地养育百姓为念，怎么可能做到呢？这就是盘庚在三篇诰辞中反复勉励臣子要自食其力、自给自足，并且一定要以聚敛财货为戒的原因，确实是有道理的。因为天下的财富只有这么多，不过是在天地之间相互流转，只有将它们分散给百姓，那么一个人的财富就足以供给一个人的使用，推广到四海之广，都能家给人足，对上有所侍奉，对下有所养育，这就是万物各得其所的原因。如果在位的人致力于积蓄财富，那么财富聚集而不分散，于是民间就开始出现饥饿不得食、寒冷不得衣的情况，而百姓不能顺利生存的就多了。所以执政的心思，没有比安抚百姓更优先的；而激励臣子的方法，没有比制止贪婪更迫切的。如果能让臣子不把财货珍宝放在心上，那么他们对百姓，就一定不至于搜刮百姓的财富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即使没有经天纬地的才能，百姓自然也会有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是因为上位者不十分富裕，所以百姓也不十分匮乏。大概平均就没有贫穷，这是事理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所谓不要聚敛财货珍宝，不仅仅是应当戒除搜刮剥削而已，即使是因私情而偏袒的弊端、馈赠的私情，这是人情所不能避免的，而回归到公而忘私的道义上来，那么在这方面尤其不可不谨慎。陆九渊曾说：“在小处得利，必在大处受害；开始时容易，最终必然后悔。贿赂之道一旦开展，就会变本加厉。”这确实是将人臣贪污腐败的危害揭示得极其深刻而显明了。从前公仪休在鲁国做相，看见织出的帛布就把它扔出去，他的妻子在房舍里吃葵菜，他生气地制止她说：“我已经享受俸禄，难道还要夺取种菜农夫和织布女子的利益吗？”大概身处君子的职位，就不应该做平民百姓的行为，何况不止是与民争利而是以搜刮剥削为事呢？【臣】曾经论述过：可以分散而不可以聚集的，是财富。所以《大学》中“平天下”一章，在违背正道获取、违背正道支出的时候，不止三次强调这一点。盘庚是商朝的贤明君主，以自身不发横财的事例，可以断定他一定没有这种行为，但他仍然担心他的臣子可能不是这样，所以在迁都殷商之初，就用这一点来告诫他们。这大概就是《周官》中六计以防弊为根本的意思吧？至于所谓长久地承担一心为公的责任，则是又担心他们只是一时勉强，或者不能在日后改变操守，所以期望他们始终如一，这样百姓的恩德得以布施，百姓的生活得以顺利。那么盘庚之所以告诫他的臣子，确实是万世臣道的极致啊。

《尚书》

你就像金属，我任用你作为磨刀石；你就像渡过大河，我任用你作为舟船；你就像大旱之年，我任用你作为甘霖。打开你的心，滋润我的心。

侍讲学士【臣】熊晖吉

【臣】恭敬地陈述：元首的尊贵，依靠手足来运转；明堂的构建，依靠栋梁来支撑。天子设置公卿辅弼大臣，本来就是要有所任用的。而大臣对君主的效命，与君主对大臣的任用，是相互依赖的。师保的崇高地位，不是普通职位的选择；调和阴阳的能力，不是处理文书簿籍的政务。从君主品德的纯正与瑕疵，到国家的重大计策，再到天下百姓的利害，都汇聚于一身。如果说“这不是我的责任”，那么将修习常规、沿袭旧习吗？就像仲长统所说的：“汉代的三公，仅仅以清廉、诚实、勤勉、谨慎自命，但在紧急时刻能依靠他们什么呢！”至于君主对大臣的任用，殷切地寄托，更不仅仅是为了备位充数。如果认为他能胜任，就任用他；如果认为他不能胜任，就舍弃他。任用或舍弃本来没有成见。然而国家怎么能一天没有大臣呢？一个家族中，一定有宗老；一个普通人，一定有密友，寄托的重任，那么对待他们也不会轻慢。如果号称他们是国家的栋梁，实际上却用虚位来羁縻他们。在这个时候，大臣浮沉避让，远离政事以保全自己，而君主的腹心耳目就不得不另有所属。于是左右的人，趁虚而入，借此暗中谋取私利，逐渐导致离朱这样的明目也被眯住，黑白颠倒，而君主的心更加茫茫然无所依靠了。《中庸》说“敬重大臣就不会轻慢”，确实是有道理的。高宗任用傅说为相，在选用之前就已经信任他，任用之后殷殷地期望他像磨刀石、像舟楫、像甘霖一样，期望他造福天下后世。最终不说高宗果断地任用傅说，而傅说恭敬地承受，也确实没有辜负君王的任用。至于他说“打开你的心，滋润我的心”，为什么呢？这是为了探究采纳教诲、辅助君德的实质。《易经》说：“上下交流而意志相同”，君主与臣子的相得，只有心与心的契合。忠诚不积累，那么进谏退避就徒劳；进谏退避不被听闻，那么忠诚怎么效验？古代大臣爱君忧国，出自天性，真如火必热、水必寒一样。所以他们端正光明、贞洁纯朴，没有什么矫饰；光明通达，没有什么隐瞒；知道的无不直言，直言的无不尽述，务使君主在潜移默化中，使君心怡然自得、豁然开朗，不由自主地感动，无法抑制。这就叫做“滋润心”。“滋润心

译“格心”者，是端正君心之意。孟子说：“一般人不足以去迎合，政事不足以去非议，只有德行高尚的大臣能够端正君主的心。”这也是说要先抓住根本，后处理枝节，那潜移默化、悄然改变的机会，是非常神速的，并非一定要将纠正过失、检举谬误的手段完全废弃。但如果只是随波逐流、阿谀奉承，顺从时势而苟且雷同，用这种虚妄的理由来推托“大人不足以迎合、政事不足以非议”的意思，那么张禹、孔光那种看似深沉静默、得体适度的做法，难道就值得称道吗？而在唐尧虞舜的时代，大禹、皋陶陈述治国谋略，神色庄重地互相劝诫，难道不反而显得多事吗？因此，顺从君意并不缺乏，而匡正补救、直言争辩的情况多于顺从应和，大臣以正道侍奉君主，本来应当以傅说为榜样，而像商高宗那样，渴求进言如口渴饮水，也确实是悬挂鼗鼓、设置木铎以广开言路的盛大典范啊！大体上，君主任命宰相，既有才能又忠诚正直的是上等，而像舟楫霖雨那样的人才，往往隔代才能遇到一次，唯独启发开导、辅佐君王的方法，是每个人凭借自身修养自然达到的。臣愚以为，想要寻求舟楫霖雨那样的人才，也一定要从他们启发开导君主的表现中看出来，大概没有阿谀逢迎、取悦君主的人，还能与之建立功业的，也没有严守法度、敢于拂逆君意的贤士，不足以尊崇君主、庇护百姓的，这又是帝王辨别贤能与否、斟酌任用与否的权衡标准，所经历的情况都是毫厘不差的。

译《尚书》

如同金属，任用你作为磨刀石；如同渡过大河，任用你作为船只；如同遭遇大旱，任用你作为甘霖。开启你的心胸，滋润我的心田。

监察御史臣陈高翔

王安石说：“做磨刀石使金属成为器物，做船只使人渡过危难，做甘霖使百姓得到恩泽。”

蔡沈说：“高宗借物比喻，期望傅说进献教诲的心情非常迫切，虽然看似一个意思，但一层比一层深入。”

臣谨按：如同金属任用你作为磨刀石，是比喻修身。金属的本质，纯粹而精微，所以《周易》用它来象征乾道的刚健，《卫风》用它来比喻武公的德行。然而必须经过淬火和磨砺，这样才能消除杂质而显现光辉。人性都是善的，也是纯粹而精微的。被外物蒙蔽、气质拘束，然后逐渐失去本性，所以想要修身的人，必须加上克制和治理的功夫。然而用来克制和治理的方法，不能不借助于匡正补救、辅助赞成的益处。像仲山甫补正国君的过失，汲黯拾遗补阙，魏征直言进谏，都是为了辅佐成就君主的德行而建立最高的准则，这就是“做磨刀石”的意思。如同渡过大河任用你作为船只，是比喻担当事务。朝廷颁布政令，关系到治乱，拿大河做比喻，说明这是托付重大的责任。船只承载货物，就像臣僚承担事务一样。大河极其宽广，必须船只坚固，这样才能顺利渡过而不困难。政务极其繁杂，必须臣僚尽职，这样才能治理好而没有荒废。如果不是选拔辅佐的疑丞，他们竭诚尽智，各自竭尽辅佐之力，作为明察听断的人才，像同舟共济一样，那么就会有松弛而不振作的地方，各种功业就不能都兴盛了。《诗经》所说的“恭敬地对待你的职位”，罗从彦所说的“爱君像爱父亲，爱国像爱家”，吕祖谦所说的“处理公务像处理家事”，都是为了肩负国家大事而渡过时务，这就是“做船只”的意思。如同遭遇大旱任用你作为甘霖，是比喻恩泽百姓。百姓拥戴君主，就像拥戴上天；他们盼望君主，就像盼望丰收的年成。上天恩泽的布施，必须有云雷发挥灵效，然后万物才有普遍享受的景象。《易经》说：“雷雨兴起，百果草木都破壳发芽。”就是这个道理。君主恩泽的布施，必须有臣僚承接流布，然后万民才有普遍沾恩的喜庆。《诗经》说：“茂盛的黍苗，阴雨滋润它。四方有君王，郇伯辛劳它。”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有关部门吝啬于出纳，群吏有中饱私囊的担忧，那就无异于《屯卦》的囤积膏泽，《小畜卦》的密云不雨了。怎么能使得所有生灵，无不沐浴和顺、食用恩德，在圣人的境界中遨游呢？《易经》称“从上到下，其道大光”，《尚书》称“安定百姓就是恩惠，黎民就会怀念”，都是为了广泛布施恩泽而巩固国家的根本，这就是“做甘霖”的意思。高宗设立这三个比喻来命令傅说，对于天德王道，已经灿烂完备了。再就这个意思加以推广，就知道凡是做臣子的道理，必须以责难为心，以陈述善道、杜绝邪恶为事，这才符合“做磨刀石”的说法。如果顺承迎合君主的意图以为恭敬，称颂君主的德行以为尊敬，这就与“做磨刀石”的意思不同了。必须把失职荒废作为忧虑，把白吃俸禄作为羞耻，这才符合“做船只”的说法。如果志向在于苟且偷安，常常存有置身事外的态度，随波逐流；善于规避责任，常常持模棱两可的意见，随俗俯仰，这就与“做船只”的意思不同了。必须仰体君心，有一物不得其所就感到忧虑；奉行宣扬君主的德意，有一人不得其所就感到羞耻，这才符合“做甘霖”的说法。如果不明白本末内外，而挟带偏狭的见解，来阻碍恩泽的汪洋；不辨别义利的先后，而假借节俭的名义，来阻挡浩荡的洪流，这就与“做甘霖”的意思不同了。

《尚书》

只有和你的僚属同心协力来匡正你的君主

监察御史臣彭肇洙

臣谨按：臣子在朝廷立足，端正君主的德行，没有比统一臣子的心更重要的了。臣子的心不统一，君主的德行就无法端正。所以广泛听取意见，虚心接纳群臣，是君主的度量。端正自己率领下属，集合众人的心来侍奉一位君主，是大臣的责任。为什么呢？朝廷之上，从卿尹到百官，职位越低，离君主越远，不像大臣在君主左右，一言一行可以随时规劝纠正自己。如果政治有不当之处，君心有不纯之处，小臣纵然有感激奋发的私心，常常苦于势位隔绝而无法上达。只依靠大臣开诚布公，使人人得以自我安顿，然后君主的过失才能得以补正。《伊训》说：“臣下不匡正君主，刑罚是墨刑。”《春秋》传曰：“同官为僚，匡正君主，是臣子的职责。”而同心，就是大臣和他的僚属共同成就辅佐和谐的美事。然而古来做大臣的人，有的天资深刻，只担心后来者骤然进用，往往借“君主没有过错”的说法，预先堵住群僚进献忠言的口，而专权固宠的人，则结党营私，有的表面上博取接引后进的名声，暗中却施行结党营私的手段。同心本来就难，同心来匡正君主尤其难。虽然如此，臣子所侍奉的是君主，怀念君父的念头重，猜忌的见解必然消除，忠爱的情意深，异同的痕迹自然化解。禹、皋陶是圣人，君主英明臣子贤良，他们互相警戒的话还说：“共同恭敬，和衷共济。”又说：“不自满自夸，只有你贤能。”大概是兢兢业业只怕美好的言论被埋没。周公、召公辅佐王室，下至虎贲侍御之士，也能早晚辅弼君主，所以他们的诗说：“济济

译君王，左右侍从趋步侍奉。」又说：「没有怨恨没有厌恶，全都遵循众人的准则。」因此朝廷大臣在下协调一致，君王的德行在上显著昭明。况且小臣不能与大臣相同之处，不过是俸禄罢了，品级罢了。至于他们爱戴君王、许身报国的忠诚，以及恭敬勤勉不懈怠的心意，并没有差别。三公九卿没有进逼君王的嫌疑，那么美好的谋略就会每天到达君王面前；执政大臣弘扬救济天下的道义，那么正直的言论就不会在朝廷上缺失。言论如果切中君王的过失，即使议论失当，也必定要委婉地推究其隐衷；事情如果关乎国家大计，纵然意气过于激切，尤其应当推崇奖赏以尽其才。何况大臣不忘启发开导君王，小臣又能借机效忠，弥补其缺失而纠正其错误，朝堂之上，人才济济相互为师，众官和谐协调，何必担忧君王不如尧舜，治理不如唐虞呢？这如果不是大臣奉行公义、体念国家，端正自身作为僚属的表率，是达不到这种境界的。由此说来，君王虽然英明圣哲，尚且必须借助规劝。规劝的勤勉，大臣如果不协同恭敬，就无法尽到辅佐正直的道义。否则，高宗是圣明的君王，傅说是贤能的宰相，尚且以同心匡正君王作为使命，那么就可以知道大臣公忠之难，而人君采纳教诲确实不可稍有迟缓了。至于借结党营私作为声势呼应，引纳奸佞小人作为心腹，祸患波及正直之人，而且危害遗留到家国，这是臣子结党营私的弊端，身为君王的不可不知道。

译尚书

傅说向成王进言说：“只有木材顺着墨线才能裁得端正，君主听从劝谏才能成为圣明。君主能够圣明，臣下即使不被命令去继承职守，怎敢不恭敬地顺从君王美好的命令呢。”

监察御史【臣】徐以升

《汉书·文帝本纪》中汉文帝下诏说：“古代治理天下，朝廷设有鼓励进献善言的旗帜，设立供人书写批评意见的木牌，以此来疏通治国之道并招致劝谏。如今法律有诽谤妖言的罪名，这导致众臣不敢尽情进言，而皇上也无法得知自己的过失，将如何招来远方的贤良之士呢？废除这些罪名吧。”

蔡沈说：“木材顺着墨线，比喻君主听从劝谏。阐明劝谏是绝对不能不接受的。然而高宗应当在自己身上寻求接受言论，不必责备臣下进言。君主果真听从劝谏，臣下即使不被命令，也会顺从。何况命令如此，谁敢不敬顺那美好的命令呢？”

【臣】恭敬地认为，傅说的话，表明君主不能不接受劝谏。天下虽然有原本笔直的木材，但断没有不借助绳墨而变得端正的。自古以来虽然有睿智的君主，但断没有不接受劝谏警戒而成为圣明的。圣明的名号，是君主非常仰慕的。如果不是口无过言，身无过行，也不容易符合这个名号。而探究其实质，就在于听从劝谏。因为天下只有圣人，大公无私，舍弃己见而顺从他人。观察他真正能听从劝谏，就知道他有圣人的品德了。所以下文不再说听从劝谏，而说君主能够圣明，以此表明听从劝谏就是圣明。至于三代以后，只有汉文帝真正能求取谏言，停止车驾接受奏疏，开通言路到了极点。于是又下诏废除诽谤妖言的罪名，想要让臣下尽情进言。君主听闻过错、求取谏言如此急切，那么真情岂有不尽情表达的，过错岂有不被听闻的呢？下面没有隐瞒真情，上面没有错误举动，治国之道难道不会日益兴盛吗？大概求取谏言的方法，必须先去除人们的畏惧。有所顾忌，那么即使是贤者也不敢尽情进言。没有诛杀责罚，那么即使是中等才能的人也都能够被激发。所以废除诽谤妖言的罪名，是求取谏言的第一要务。这是汉文帝之所以成为三代以后守成令主的原因。然而【臣】愚昧地认为，凡是臣下进言，不必论其言论是否得当，应当先辨别其用心是公是私。没有私心而做的，叫做天理。有私心而做的，叫做人欲。古今进言的人，出于天良本然的，固然有其人。而有的急切追求功名，有的忧虑富贵，希冀一言投合，以谋求君主破格任用，这样的人也不少。然而有的遇到不能纳谏的君主，却能说出别人不敢说的话；有的具备预见先机的见识，能说出别人来不及说的话；有的审察治乱的关键，恰好符合时势不得不说的情况。虽然他们起念之初，未必没有私心，但他们所说的如果不是关乎君主自身，就是关乎国家大事，君主也未尝不收获进言的好处。至于那些明知宽宏大量的君主不加谴责，却逞其一偏之见，矫饰作为言论；或者窃取以往的陈事，纷纷更改作为言论；或者影射其事，夸大其说，附会作为言论，沽名钓誉以希求荣耀待遇。他们的心术已经不可问，还怎么论其言论是否得当呢？唐太宗神采英毅，群臣进见，举止失措。太宗知道这一点，每当奏事时就假意和颜悦色，希望听到自己的过错。这也是求谏的盛心。然而观察他因魏征的直谏而愤怒，有“须杀此田舍翁”的话，就知道他还有不能自我克制的意思，潜伏在隐微幽独之处，并非真正乐于接受。私下认为，臣下爱戴君主没有超过劝谏的，而古来因劝谏获罪的不少，这难道都是君主厌恶听到逆耳之言，把规劝当作耳塞吗？或许也有爱戴君主的心，但劝谏的方法有不完善的地方。天下后世只加给君主拒谏的名声，而不知道臣下已经分担了过错。如果明知其言论有过错，而暂且宽容；明知其中有欺诈，而暂且宽恕；明知其事难以施行，而暂且斟酌，不使堵塞进言的口，只想要激发敢言的气概。像天地那样无所不容，像江海那样无所不纳，这就是古代帝王好问好察，听到善言就拜谢的盛心，不仅仅是商高宗、汉文帝可以相提并论的。况且【臣】还有进一步的话：臣下侍奉君主，如同儿子侍奉父亲，父母有过错，儿子委婉劝谏，兴起敬意孝心，平时则视于无形，听于无声。臣下侍奉君主也是如此，折断栏杆、拉扯衣襟，不过是劝谏方法的一个方面。圣人的教导在于不欺骗、不烦扰，所贵在以忠爱信服，以诚敬感化，谋划建议的进告，使在细密的毡毯、宽敞的屋宇中默然领悟、潜移默化，从善如转圜，而视听形声都消隐。甚至因为一句话而决定大疑，决断大患，天下百世依赖它，即使是执掌国政的人也不超过它。这才是无愧于言官职责的人。所以宋代臣子欧阳修说：“谏官虽然地位低微，与宰相相等，他的话确实有道理。”

尚书

君主听从劝谏则圣明

检讨【臣】李金台

【臣】恭敬地认为，傅说告诫君主说：“只有木材顺着墨线才能裁得端正，君主听取劝谏才能成为圣明。”以高宗恭敬沉默、思考大道的君主，审慎观察、广泛求贤的殷切，用舟楫盐梅作比喻，他求取谏言的心意也已经到了极点。而傅说以此进言，大概是因为看到了成就圣明的艰难，也看到了并非成就圣明艰难，而是听从劝谏艰难。考察往昔，君主有开始听从劝谏如流水般顺畅，后来逐渐退步不能坚持到底的，唐太宗就是；有明知其善，优柔寡断的，汉元帝就是；有刚愎自

译对于进谏，有的君主虽然有善言却不采纳，唐德宗就是这样；有的君主厌恶臣下言论刚直而逐渐疏远排斥、不再任用，汉武帝对待汲黯、唐明皇对待张九龄就是这样；有的君主只坚信一个人，不采纳众人的意见，以至于法令频繁更改，宋神宗就是这样；有的君主因为臣下进言的方式不当，君主于是厌烦其聒噪，所有的奏章都留在宫中不予批复，明神宗就是这样。听从谏言的困难，本来就是这样啊！舜责备禹的话说得好：“我如果有过错，你要辅正我，你不要当面顺从，背后却说坏话。”这种寻求谏言的心情，是多么恳切啊！益告诫舜说：“要警惕戒备，不要以为没有忧患，防止失去法度。”舜决不会有这样的事，而益却说到这一点，他的思考多么深刻，考虑多么长远啊！以大舜为榜样，以汉唐各位君主为警戒，那么成就圣德就不难了。况且在殷商时期，王畿不过千里，风俗还保留着浑厚质朴的特点，似乎那时的太平治理还比较容易，而傅说已经如此殷切地劝诫。后世的疆域日益开拓，内外如同一家，那么腹地与边疆的情况，海防与河防的局势，比过去成倍增加；而且一个低级官员的任命出自吏部，一寸土地由朝廷官员守护，那么内外文武官员的数量也比过去成倍增加；各地的水旱瘟疫灾害，都依赖朝廷供给；官员俸禄、役夫口粮、军队军饷的费用，都依赖户部供给，那么财政收支计算的繁杂，也比过去成倍增加；再加上一年审理的案件动辄成千上百，一件事辗转处理往往经过好几年，那么裁决办理的困难，也比过去成倍增加。君主虽然夙兴夜寐、废寝忘食，每天忙得没有空闲，我私下担心君主的明察仍有遗漏之处，君主的听闻仍有未达之音，那么广泛开放言路，汇集众人的智慧来辅助高深的决策，应当比高宗广泛寻求启发性教导更加勤勉了。还有更进一步的说法，蔡襄说：“任用谏官并不难，采纳谏言才难。知道没有不说的，说了没有不尽的，这是臣子的本分；谏言没有不听的，听了没有不行的，这是君主的明智。”群臣中有沉默不语以保全职位的，偶尔拾取浮夸琐碎、卑劣浅陋的话来冒犯圣听以敷衍塞责的，这些人本来对国家没有忠心，即使罢免斥责他们也不为过。如果有关治国大体而意见稍有不同，议论不统一的，君主只有兼容并蓄，把握两端而取其中道，选择那些特别好的意见并落实到实际事务中，使其对国家大计有补益，对民生有利，可以传颂于天下后世，那么采纳谏言的好处就广泛而无边了。至于成就圣德的根源，又在于深宫隐秘之处，臣下奏章无法触及的地方，大概符合古人所说“不用听也能效法，不用劝谏也能进入正道”的境界吧。

译尚书

上天具有明察的智慧，圣王此时效法它，臣子恭敬地顺从，百姓顺从地接受治理。

右庶子臣陈浩

孔安国说：“圣王效法上天来确立教化，对于下情没有不听不见的，除去人们所厌恶的，引导他们向善。他的施政举措，没有不效法上天的。”

吕祖谦说：“高宗已经达到了明哲的境界，如同火光般明亮，泉水般通达。所以傅说想要扩充高宗的明哲，一定要效法上天的聪明而后才停止。”蔡沈说：“上天的聪明，没有听不到的，没有看不见的，没有别的，只是公正罢了。人君效法上天的聪明，一切出于公正，那么臣子就会恭敬顺从，百姓也会顺从治理了。”

臣谨按：人君秉承天命来治理天下，用来率领臣下而安抚百姓的，必定以奉行顺从天道为根本，因为上天具有明察的智慧，圣王效法它。这样天人合一，王道就完备了。圣王效法上天，而臣民遵循实行，那么上下交感，治国的功业就成就了。孔安国以确立教化、除恶纳善作为效法上天，吕祖谦认为扩充高宗的明哲，一定要达到效法上天的聪明而后才停止，都对经义有所阐发。蔡沈从无所不闻不见推导出“公”字，认为这是上天聪明的实质，他的学说更加精微，义理蕴藏几乎无遗了。臣愚以为，只有以恭敬为主导，而以真诚为根本，然后才能做到明察智慧完全出于至公，从而效法上天。如今上天高高在上，未曾观看却无所不见，未曾聆听却无所不闻，这就是上天的聪明，但这并不是上天之所以成为上天的根本。《中庸》说：“上天的命令，深远而不停息。”大概这就是上天之所以成为上天的原因。又说：“上天的运行，没有声音没有气味。”真是极致啊！上天只是将深远不停息的本体运行在没有声音气味的外表之下，所以没有观看却无所不见，没有聆听却无所不闻。人君效法上天运行的刚健以自强不息，虽然看不见听不到，但戒慎恐惧的心志没有一丝松懈；虽然外出巡游游乐，但每日清晨的念想没有少许改变，那么真诚恭敬积累深厚，在视听之际自然就没有偏私了。效法上天的聪明，关键就在这里！如果不这样，而陷入聪明昏暗、明察丧失的境地，那些异端学说中的幽暗恍惚，既然不是正道所崇尚的；而靠窥探察访来作为明察，靠偏听偏信来作为聪明，成见一旦进入心中，公正的道理立刻丧失，又怎么能效法上天以充分发挥聪明的作用呢？臣所以说：效法上天的聪明，在于视听出于至公；而视听之所以能够公正，只在于专一于真诚恭敬。至于作为臣子和百姓，共同拥戴一位君主，就是共同拥戴上天，虽然他们的地位相差悬殊，但真诚恭敬的道理起初并没有不同。如果不仰体我们君主效法上天的心意，而各自以真诚恭敬来效力，那么朝廷就没有协和恭敬、笃实辅佐的实心，而臣职愧对草野，蒙昧于遵循道义的大义，而民俗苟且，所谓恭敬顺从和顺从治理，究竟在哪里呢？唐虞三代的治理，之所以各种功业都兴盛，百事都顺从，和气协调而吉祥全部到来，只是因为这种真诚恭敬的心意贯彻流通，上感下应，从而蒸腾为治世的景象。所以殿堂内外德行一致，然后泰卦的交感成就；天下风俗相同，然后至治和谐。这就叫做恭敬顺从，这就叫做顺从治理，这就叫做效法上天的功效，而不是那些切近的小功小补可以依托的。

尚书

上天具有明察的智慧，圣王此时效法它，大臣恭敬地顺从，百姓顺从地接受治理。

给事中臣陈履平

蔡沈说：“上天的聪明，没有听不到的，没有看得见的，没有别的，只是公正罢了。人君效法上天，一切出于公正，那么臣子就会恭敬顺从，而百姓也会顺从治理了。”

臣谨按《虞书》说：“上天的聪明，来自我的百姓的聪明。”《周书》说：“确实聪明，成为伟大的君主，伟大的君主成为百姓的父母。”这是说聪明是治理天下的本源，而效法上天又是聪明的根本。纵观古代才智出众的君主，综合考核各种政务，耳目有时会被遮蔽，见闻有时会用尽，并不是聪明不可以使用，而是使用它不出于至公，那么偏倚产生而耳目就闭塞了。只有上天的聪明，空虚寂静没有迹象，而呼唤者没有不被听到的，照耀者没有不被察觉的，栽培或倾覆，各自顺应其自然，而没有不得当的，没有别的，只是公正罢了。人君秉承天命来治理天下，处在亿万百姓之上，掌握教化治理的关键，臣子，是上天告诫的；百姓，是上天保佑的；聪明，是上天赋予的，怎么可以不体察天心来建立准则，奉行天道来宣扬谋略，而一切出于至公无我的治理呢？殷高宗以睿智的资质，继承贤圣的功业，而傅说首先告诫他效法上天的学问，伟大的言论啊！万世人君使用聪明，不能改变这个原则。况且臣还有进一步的话要说，只有公正产生明察，这是公为聪明所由出，不是使用聪明来求合于公。耳目的经历有限，天下的事理无穷，用有限的耳目应对无穷的事理，想要它广泛应对而曲折得当，很难啊。所以上天以无私成就化育，而一诚感动万类；王者以大公驾驭世界，而万理融合于一心。然而所以能达到这种境界的原因，必定先以主敬为始，继之以穷理，慎独以审视细微的征兆，克己以去除私欲，然后心与道合一，道与天合一。这就是“谦逊志向、及时勤勉”的学问，之所以继承效法上天而铺陈开来的原因吧？

尚书

上天具有明察的智慧，圣王此时效法它，大官恭敬地顺从，百姓顺从地接受治理。

监察御史臣朱续经

陈栎说：“效法上天的聪明，那么君主与天合一；臣民的心也都这样

译天理，自有不容违背的。”

林之奇说：“天的聪明，就是百姓的聪明。君主若能公正无私，效法上天并率领臣下恭敬顺从，自然就能合乎百姓的心意了。百姓顺从治理，是因为得到了天下人共同认可的道理，而不是勉强顺从的。”姚舜牧说：“圣人与天合为一体，想要与天合为一体，必须时时遵奉既定的法度才可以。又说：‘圣人不偏私自己的耳目，而以天下人的耳目为耳目，那么就能达到极致的聪明明察，与天的德行相合了。’”

臣谨按：上天生育百姓，百姓有欲望，欲望是聪明被蒙蔽的原因。百姓被欲望所蒙蔽，就不能自我治理了。只有上天赋予聪明并及时治理，所以说：“只有天下最圣明的人，聪明睿智，足以居高临下地治理众人。”虽然如此，君主与百姓不能直接相通，执行君主的命令并传达给百姓，中间有臣子在。所以《尚书》说“你明察你听闻”，也是要求所谓的“你明察你听闻”，只是将一个人的聪明传达给天下就足够了，那么聪明是圣人独有的，圣人是臣子效法的对象。百姓可以让他们遵循大道，不可以让他们知晓其中的道理。而圣人为什么不独享自己的聪明呢？上天所赋予的是天命，人所接受的是本性，性命之理从天到人，万物同源，不是我个人所能私有的。皋陶的谋略中说：“天的聪明，来自我们百姓的聪明。”《泰誓》中说：“天的看视来自我们百姓的看视，天的听闻来自我们百姓的听闻。”百姓是可以被启发明白的，不可以被愚弄的。君主的视听能得到天下人共同认可的，那么天也不会违背，何况顺承天意在下的人呢？如果出于一己的私智，那么人各有心，哪里还问得上天在监察呢？因此堵塞听觉、遮蔽视觉却自称“我圣”，这是普通人遭受聪明拖累的原因。广泛听取、全面观察而与天的德行相合，这是圣人充分发挥聪明作用的原因。然而如果说圣人舍弃自己的心而向外寻求，那又是不对的。圣人只是完全体现了天的聪明罢了，以自己的聪明不丧失，知道天的聪明有所在，用自己所见的去察知众人所不能见的，而实际上却是天下人所共同见的；用自己所闻的去通晓众人所不能闻的，而实际上却是天下人所共同闻的。百官的治理以此为依据，万民的考察以此为依据，这就是所说的天与人一以贯之的道理。

但是傅说说要奉天而必定说“时宪”（当下的法度），为什么呢？天命流行，帝王的法则必须明察，无处不在，无时不然，纯粹不息的圣人耳目的作用与天合为一体，自强不息的君子视听所归属以天为标准，所以郊坛祭祀是对答天意的事天之礼；在暗室中修身反省是敬天的诚意。而看得远是因为明察，听得德是因为聪慧，这是效法天的实质。念念都明察，事事都体悟，日日都更新。天的监察常令人敬畏，帝的意旨时时相通，哪里还会有安逸享乐夹杂其间呢？天子没有安逸享乐，而臣子敢有安逸享乐的吗？君臣都没有安逸享乐，而百姓有不随之教化而消除安逸享乐的吗？天以百姓为心，君主以天为心，臣子以君主为心，百姓以君主和臣子顺从天意者为心。事情有必然到达的，道理有本来如此的。这是奉天治民的要道。

译尚书

只有上天是聪明睿哲的，只有圣王能够随时效法它，只有臣子恭敬顺从，只有百姓服从治理。

监察御史【臣】黄登贤

【臣】恭敬地陈述：自古以来的圣王，自身恭敬，垂衣拱手而治，于是朝廷之上，四海之远，没有不仰慕其德行、向往其教化，顺从意愿而得到治理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奇特的智慧或异样的法术。他们所存守的是上天的心意，所施行的是上天的事务罢了。上天，是什么道理呢？道理是至公而没有私心的。《礼记》中有这样的话：“奉行天道的三种无私来劳苦天下。”大概是说王者能够奉行上天的无私。所以说：“崇高光明配得上上天。”又说：“浩浩荡荡的上天。”而效法上天的说法，特别见于傅说告诫高宗的话中，这大概是为了奉行三种无私的意义吧？如今上天，并没有政教号令的施加。上天的命运，庄严美好而永不停息。上天的运作，没有声音也没有气味。然而人有善行，上天必定保佑他；人有恶行，上天必定抛弃他。上天的聪明，为什么能无所不闻、无所不照到这种地步呢？它能无所不闻、无所不照，是因为没有私心。圣人用没有私心的耳朵去听，效法上天的聪敏，也就无所不闻了；用没有私心的眼睛去看，效法上天的明察，也就无所不照了。用无所不闻的聪敏去听天下，用无所不照的明察去看天下，天下的臣民还有不恭敬尽职、奋发向上而向往教化的吗？君主与上天德行一致，那么臣子与百姓就一心一意。其效果有迅速到来、立刻响应的。

【臣】又恭敬地陈述：宋代臣子吕祖谦的说法，认为高宗已经达到了明哲的境界，傅说想要扩大并充实它，一定要效法上天的聪明而后才停止。大概是有明哲资质的人，已经具备了成为圣人的基础，而进一步用效法上天的学问来推进，就会庄重恭敬日益增强，纯粹专一永不停止，使得众臣明察勉励辅佐，都敬畏王者的法度，万民和睦融洽，都归向王者的正道，然后效法上天的道理就没有剩余的蕴义了。这就是傅说之所以尽到进献教诲职责的原因，而吕祖谦阐发了这一点，他用来辅助君主德行的作用，确实不是微小的。

尚书

只有上天是聪明睿哲的，只有圣王能够随时效仿它

编修【臣】孙人龙

孔安国说：“圣王效法上天来建立教化，对下面没有听不到、看不见的，除去他们所厌恶的，引导他们向善。他们所施行的作为，没有不效法上天的。”

【臣】恭敬地陈述：傅说既然说了圣王奉行天道，而这里又申述效法上天聪明的意思，大概是因为上天高高在上，虽然好像没有听到，但实际上没有听不到的；虽然好像没有看到，但实际上没有看不见的。只有圣王效法上天的聪明来治理他的臣民，这才是奉行天道的原因。《诗经》称“上天的运作，没有声音也没有气味”，但实际上元气开始化生，万物形成形态。凡是主宰在众民之上的，起初不需要呼唤，声音和情感就完全通达，昭然可见帝王的称谓；通晓照耀在众生之上的，起初不需要表现，幽暗隐秘之处就完全彰显，灼然可见帝王的鉴察。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上天的命运庄严美好而永不停息，所以简易而道理得以确立，正大而情感得以显现，真诚通达回归于一个本源，神妙变化蕴育于万物之中，都是由上天暗中助佑的至公，而宇宙都包容在上天的聪明之中。至于圣王效法上天运行刚健而自强不息，孔安国认为在下方建立教化，除去他们所厌恶的，引导他们向善，阐发随时效法的意义，实在是因为上天生育百姓而为他们设立君主，兴办教化达到治理，没有不希望他们共同归于善的。所以只有君主的心意端正虚空，灵明主宰使得声音进入能够通达，而一心所融合贯通的，常常超越万物之先，这就是效法上天聪敏的原因。睿智的思虑清澈明亮，事物的本源能够照亮，而一心所洞察透彻的，常常周遍万里之外，这就是效法上天明察的原因。由此奉行天道，而天象与人事能够协调，太平的运势更加昌盛，各种功业都兴盛，万物按时节生长。臣子必定恭敬顺从，百姓也服从治理，都仰慕继承上天确立准则的圣人，从而成就万世太平的极致治理了。

尚书

只有上天是聪明睿哲的，只有圣王能够随时仿效它

监察御史【臣】鹿迈祖

蔡沈说：“上天的聪明，无所不闻，无所不见，没有别的，只是公正罢了。人君效法上天的聪明，一切出于公正，那么臣子就会恭敬顺从，百姓也会服从治理了。”

【臣】恭敬地陈述：万物所共同拥戴的，只有上天；亿万百姓所共同尊重的，只有圣人。天就是理，圣人就是天。体现天的德行，施行天的道理，然后天地人三极得以确立，而上下同流。只有上天鉴察观看，显赫而至聪至明，它之所以没有不见不闻的，是因为没有私心。没有私心就没有遮蔽，而事物没有隐藏的情状，所以说：“天没有私心地覆盖，地没有私心地承载，日月没有私心地照耀。”圣人继承上天出来治理，凡是敦厚任用、任命讨伐，都出于上天，而寄托在君主身上，上天监临，君主主持，臣子执行，与百姓共同承担。在防范细微疑似之间，稍微涉及偏颇，就开启了天下轻重不均的端倪，而与上天的心意有了隔阂。《易经》说：“寂静不动，感应而通达天下的事情。”《诗经》说：“不显赫也监临，不厌倦也保护。”只有这颗心清醒警觉，终日勤勉，使得存于心中的，淡泊没有欲望，以涵养其清明的本体；澄澈而有主宰，以完善其权衡度量的适宜。使得聪明的作用，对内不被自己遮蔽，对外不被他人遮蔽，近处不遗漏而远处不排斥，这就与天合德，而王道因此四通八达而不违背。大概太空虚无无为，而万物各自安守其位，这是天之所以为天；明睿所照耀，而众生共同奉献其诚心，这是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因此饱暖安逸，就像毕星主雨、箕星主风那样各有

译那些喜好；礼乐、兵刑，就像春夏秋冬各自拥有自己的时节一样。而光明通达、公正广博，衡量事物公平施予，以此照耀万方百姓的，简直就像太和元气在四季万物中流行一样。况且效法上天的人，应当以天的心意作为自己的心意。然而天的心意寄托在百姓身上，天的聪明，起初并不是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的。天的聪明，来自百姓的聪明。天将万方百姓的生命托付给君主，民心就是天心。百姓的心意极其私利，汇聚天下人的私利而公义便由此产生；百姓的心意极其愚昧，汇聚天下人的愚昧而明智便由此生出。打开四方城门，使四方视野明亮，使四方听觉通达，天下的聪明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从前《洪范》排列“敬用”这一类，说“看叫做明，听叫做聪”，又说“思考叫做睿，睿能成就圣德”。大概思考是聪明的根本，成就圣德的源头，而必须用恭敬来统领它。一旦做到恭敬，天与人的道理，就贯通一致了。

译书经

只有圣人才能够随时效法天道。

编修臣王检

臣谨按：《尚书》所言的圣王治理，在《典》中称为天所规定的次序，在《礼》中称为天所规定的等级，在服饰制度上称为天所赋予的命令，在刑罚使用上称为天所进行的讨伐。凡是政教所施行的地方，没有一项不是推究根本于天的，不仅仅是为了建立准则、安定谋略，从而表达其恭敬尊崇的言辞罢了。真正聪明的人成为元首，圣天子凭借上天赐予的资质来统治天下，而又必须以其睿智的德行，兢兢业业地奉行天道而不违背，那么凡是他的耳目所触及的，无不是帝命鉴察观照的对象，而以人道来治理，实际上是以天道来治理了。如今天道成就化育，是没有私心的，它所寄托的视听，并非有形声可以寻求。然而日光鉴照在此，虽然没有形体，但有形体的事物没有能隐藏的；处在高处听取低处，虽然没有声音，但有声音的事物都可以通达，那么天道的照耀临视，就是君道的最高准则。所以《说命》说：只有上天聪明，接着又说：只有圣人才随时效法它。所谓圣人，就是本着天道来治理天下的人。《尚书》说：敬慎上天的命令，随时都要警惕防范，说的是他敬天的诚意，没有一时一事稍有间断。敬到了极点，那么效法天道的精微也就达到了。《诗经》说：早晚积累德行以承受天命，至深至密，这是帝王内心的渊深微妙，念念都与天心相契合。效法天道的人，对内警惕自己恭敬承受，对外隆重地昭示事奉，显明地以达到向上律令的功效，隐微地以尽到崇尚效法的实质，凛然怀着旦旦明察、日日警惕的情怀，一点也不掺杂私意而万象都周全，这就是所谓的清明在身，志气如神。天下虽然广大，万物虽然众多，用一心来运转，就可以一天之内多次周遍。《尚书》说：光辉照耀四方，通达于上下，只有随时效法天道的圣人才能做到，因此一个时代的礼乐典章，人们仰慕圣人的制作，而实际上都是天文的光辉灿烂。一个时代的庆赏刑威，人们仰慕圣人的举措，而实际上都是天道的昭示垂范。天因为高所以明，圣因为公所以广，极尽这世间的真情与虚伪的缘故，万事万物不齐，而用天聪去听，用天明去看，那么凡是处于天覆地载之中的人，固然没有不仰受那上升听闻的教化的，难道会有情意乖违、形势阻隔，阻碍于天光照临的情况吗？《易经》说：大人，与天地合其德，只有效法天道才能与之相合。孔子说：奉行三无私来劳苦天下，奉行天道的人，就是效法天道的人。陈栎说：效法天道的聪明，那么君与天就合一了，而汉儒董仲舒也说圣人效法天道而确立道义，那么圣人的最高德行，本来就是天道的最高教化了。

书经

思虑善道然后行动，行动只在于把握恰当的时机。

编修臣秦勇均

蔡沈说：“善，是合乎道理。时，是随时处置得宜。思虑固然希望它合乎道理，然而行动不合时机，还是没有益处。圣人应酬应对世间事务，也只是把握时机罢了。”

臣谨按：傅说告诫商王要效法天道的聪明，这里则是效法天道在处事上的体现。天道的准则中，无过无不及的就是善；天道的自然流行不滞碍的就是时。在至静之中确立准则，而在众动之际发动机枢，这其中的道理可以仰观天道而获得。如今天道刚健运行不息，它的运动是直接的，四季运行，百物生长，阴阳寒暑各得其平衡，屈伸往来看不出痕迹。举天下万物而各自端正性命，保持和谐，就在于它纯粹至善而恰好符合时机。然而天没有思虑，没有作为，没有什么需要思虑的。天道无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无为。所以效法天道的君主不能不借助于思虑，思虑才可以选择善道，思虑才可以审察时机。而制动的根本一以贯之了。大概君王的行动，四海的休戚与之相关，千载的得失与之相连。如果不熟思其是非，详审其利弊，那么处理事务就没有根本，行动怎么能够美好？只有以善为目标，而将四海运于一心，将千载计于一日，即使是一言一行的细微之处，也必须谋划考虑后才发出。端正安居，穆然清静，神明暗中运转。尧本来文思，所以光辉照耀；舜由执两用中，即使至于咨询清问，也只是想要寻求百虑而一致，以得到至善的宗旨，而使天下的行动贞正于一而已。行动而能善，那么行动就得其正，似乎可以行动而成为天下的准则了。而尤其必须合乎时机的，为什么呢？同样的善，有的适宜于古而不适宜于今，有的适宜于彼而不适宜于此。先于时机而行，就有轻躁的弊端；后于时机而行，就有迟滞的过失。所以必须用时机作为准则，那么井然有序而得其序，和蔼适宜而得其宜。神而明之，化而裁之，规范天地而不逾越，而所谓的善，乃至精至粹，不偏不倚，而成为大中之道了。周敦颐《通书·慎动》篇说：“动而正叫做道，用而和叫做德。动而正就是善的意思，用而和就是时的意思。”为什么要慎动，也是用思虑来谨慎罢了。周敦颐的话，不是与傅说的意思相互阐发吗？虽然如此，思虑显现于行动，而思虑的本原不在于行动。《大学》说“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必须先主静以确立人极。举万事万物之理，都探求根本于几微，把握枢纽于幽密。至静之中，万理悠然而来会；至临事之际，不过再为审量衡量。施行而自得其理，如果静而未动，无法充裕其本原，而只在动时思虑，那么

译他的思虑，如果不是粗疏浮泛而不能融会贯通，就是杂乱纷扰而没有归宿，又怎么能把握其中的精妙并契合时宜呢？《易经》说：“寂静安然而不妄动，感应外物便能通达天下的事理。”在静中真诚无妄，在动中神妙莫测，那么天下的道理，都浑然化育于无需思虑的自然境界之中，这才是圣人之学的最高境界，君主效法天道来施行治理，到了这一步，才算是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译《尚书》

思虑纯善而后行动，行动必须合乎时机。

编修臣陆嘉颖

蔡沈说：“善，是符合天理。随时施行，是适宜的。思虑固然要使其符合天理，然而行动不合时宜，也还是没有益处。”

臣谨按：圣人的大道，与天的德行相合。天，就是理罢了。从理体现在事物上来说，就称为善。人君统御万方，从修身到平定天下，没有不各有事物当然之极致的。这就是《大学》所说的至善。所以静时与天同游，动时与天相适。其静的时候，汇聚众善于一心，如同明镜止水，纯粹地蕴含其中。等到由寂静而产生感应，天与人消长的界限于是划分，政治得失于是分别。一旦不慎，很少有不出现毫厘之差、千里之谬的。《洪范》说：“思考称为睿智，睿智成就圣德。”大概思考能通达精微，思虑能得止于至善。因为深奥所以能通达天下的意志，因为精微所以能成就天下的事务。行动所关联的深远且重大，思虑的作用重要且周密。都要行于不得不行之处，而不是个人所能随意决定的。《易经》益卦和损卦，都说“与时偕行”。《艮》卦说：“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时机的意义，真是重大啊！我私下曾观察上古帝王创制显扬功业，裁成辅相，以辅助百姓，尽善尽美。行动无不吉祥，有的几位圣人的事迹，先后创作阐述，易地皆然。有的是一位圣人的事迹，次第施行，有条不紊。有的以宽厚来涵养和平的福泽，有的以严肃来振作懈怠的风气。没有固执己见的私心，化解刚柔竞争的痕迹。政事无不举荐，命令无不行通。只因为他们能顺应时机而行动。至于急功近利而不切合时务，优柔寡断而不中机宜，抢先时机者浮躁，落后时机者迟缓，过与不及的弊端，其过失是一样的。尧舜的学问，叫做执中，叫做用中。中道没有固定的形体，随时而存在。傅说所说的，实际上源于此。要其所谓的时机，不外乎效法天罢了。天不说话而岁功成就，日月推移，寒暑交替运行，一动之机也。效法天的人，秉持刚健文明的德行，必须顺应天时行动，才能大为亨通。因此因时制宜，不固执成见，不沿袭旧辙。有人见仁见智，各得其一角，而圣人则如同太和元气，流行于春夏秋冬，而各自协调其和谐。所以百虑一致，动而无动。这也必须穷究事理、格物致知，以探求其本源；集思广益，以精研其辨析；清心寡欲，以涵养其明察；雷厉风行，以达成其决断；然后先天不违背，后天奉行如同圣人的德行，与天的德行合一。所以说：“天地无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无为。”

《尚书》

思虑纯善而后行动，行动必须合乎时机。

监察御史臣孙宗溥

臣谨按：人君治理各种事务，统御万物，必须先在隐微幽独之间谨慎，而在措施施行之地衡量，使天下之物不能扰乱我的心，而我的心思精审了。我的心思精微有以应对天下，而天下的理就得到了。统摄寂然与感应的交接，而完全化解其纷纭胶固的痕迹，所由因心作则，而各自恰当。现在吉凶悔吝产生于行动，行动是事机显现端绪的地方，而不可忽视。然而行动之前就是思虑，行动的得当与否，由于思虑有善有恶，所以想要谨慎持守行动的人，尤其应当审察思虑。那蕴含在未思虑之前的善，是性命之精，寂然而不动。那显现于正在思虑之际的善，是事物之理，感应而遂通。然而必须有省察的方法，以审察善的端倪；有克制的力量，以坚定善的志向。因为一念之甚微，而善有扩充的量；因为一时之偶触，而善有日新的功夫。像这样，可以推行尽利，而行动无不吉祥了吗？然而可贵的是时机措施都适宜，为什么呢？大概善没有固定的形体，随时而存在。当其思虑时，意念刚萌发，与物未接触，所以只看见是善，而时机的妙理未呈现。等到其行动时，经纬互形，与心为准，只有能协同时机，而善的化裁才显现。如果只执着于所思虑的善，而不能在其中变通，那么施行或许失去恰当，而径行直遂，反而有实意而难以达成的。使用或许不合宜，而拘泥文义，即使有成宪，也难以遵循。古今以来好治的君主，其立心行政，不是事事求合乎理，然而有时势不同，功效悬殊，教化未下达，变故滋生，这可见徒善不足以治理，而时机的意义重大啊！况且善之外，并非别有所谓时机。从来欢娱小补的治理，每每假借时宜之说，以文饰其目前苟且的措施，最终教化不本于因心，治理难以达到上理，这是舍弃善而言时机，而失去其根本了。时机也是从善中显现罢了，只是善如同裘葛之良，时机如同寒暑之序。时机不是裘葛，虽善何施？所以必须有因势利导的方法，而后看见神明默成的妙处。这是帝王经权悉协，体立用行，以治心之学，裕治世之模，而不是后世违道以干民誉，因循以便身图的所得借为口实。傅说进告于王说：“惟天聪明，惟圣时宪。天道惟时，所以万物杂

译然而万物各自履行其职责而不混乱。它的光辉表现为日月，它的运行表现为阴阳，它的威严表现为雷霆，它的恩泽表现为雨露，这些都是顺应时节而产生的。如果君主在举措和施设时，对时机的适宜性感到昏昧，违背时节而行动，就不能称之为聪明了。所以，把握时节，正是王者效法天道的学问，用来统率臣下、广被众生的，都是依靠这个道理。怎么可以忽视呢！

译尚书

凡事都要有所准备，有了准备就没有祸患。

编修臣孙宗溥

臣谨按：自古以来，圣明的君主在上治理，贤能的臣子在下辅佐，各自有应当做的事，不敢稍有闲暇安逸，所以兢兢业业，一天又一天，万事都防备着侍奉君主的事；百官顺应时势，而日日勤勉，日日赞襄，处理臣子的事。君臣交互治理，以此来彰显天职，凝聚众功，而思患预防的意思，也未尝不蕴含在这里面。益告诫舜说：“警惕戒备，不要认为没有忧患”，而傅说告诫高宗，也说：“凡事都要有所准备，有了准备就没有祸患。”祸患潜伏在尚未显露之时，而准备则在于平日，准备归结于每一件事，那么所谓的准备，并不是在事情之外防范变故，而另有经营，只是做好该做的事罢了。凡是政令必须修明，职业应当尽忠，善始善终，谨慎地制定法度并省察其成效而已。而准备就储存在这里，祸患也就在这里消除。先儒张氏说：“修整车马，准备器械，从事军事，那么军事就有准备，所以外患不能成为忧虑；简化农具，修明农政，从事农业，那么农业就有准备，所以水旱不能造成灾害。”这是大概的情况。军队可以百年不使用，但不能一天不准备。大司马的法令，仲春教导振旅，仲夏教导茇舍，仲秋教导治兵，仲冬教导大阅，整顿车旗、戎马、器械，熟练坐起、进退、快慢，以此来修明军备而壮大武威，并不是说百姓安宁，四夷归顺，就可以忘记战备。至于粮食是百姓的天，根据土地适宜颁布谷种，教导耕种，勤于种植，从司徒以下，直到田畯，都各自做好各自的事，既没有荒废的土地，也没有懒惰的百姓，耕种三年就有一年的积蓄，耕种九年就有三年的积蓄，又有十二项荒政来聚集百姓，遗人储备物资以等待施惠，最终遇到旱涝灾害，百姓不冻不饥，城邑没有流亡，积蓄多而准备先具备。这是就兵农两件事来说的，有备无患的意思，可以类推。臣又按：林氏之竒说：“这又是告诫要在没有忧虑时做准备，治理时不忘混乱，安定时不忘危险的事。”居安思危，在治时思乱，这确实是朝乾夕惕的最高意图，持盈保泰的良策，百代君王不可改变。从前周公辅佐成王，作诗说：“趁天还没下雨，剥取桑皮，修补门窗。”以成王的贤德，周公的圣明，君臣一心，成就了极盛之治，难道还担心被下民侮辱，而一定要在未雨绸缪吗？确实是希望我们的君主知道王业的艰难，而在未乱时治理，在未危时保邦，必须有准备才能没有祸患。这与傅说告诫高宗是同一个意思。因此，思艰图治的人，早起晚食，随时防备，同心协力，共同厘定工作，繁荣事业。庙堂的谋划，遍及万里之遥；一天的章程，考虑到世代之后。灾异不发生，奸邪不产生，以此来巩固苞桑之固，而享受万世无疆的福佑啊！

尚书

凡事都要有所准备，有了准备就没有祸患。

监察御史臣程盛修

臣谨按：凡人治理自己，而圣人治理未然。未然，就是有所准备的意思。所以重熙累洽不足以依赖，而说“桑土绸缪”；丰亨豫大不足以言说，而说“厝薪抱火”。古人，难道喜欢说这种私忧过计的话来神色相戒吗？实在是因为天下，不是一手一足的功绩；治理天下，不是一时一世的事。继位的君主，防备基业而安定，外侮不生，内忧不作，遵循旧轨，不失为哲王；改弦更张，也号称英辟。举而措之，逐渐达到太平，不知道治乱的几微，就潜伏在这里。天下之大，有耳目所及之处，有耳目不及之处；有心思所到之处，有心思不到之处。只有圣人见微知著，先事预防，所以能化有事为无事，不酿无事为有事。国家太平多年了，四郊无垒，烽火不惊，年轻人不见兵器，老年人不闻战鼓，文恬武嬉，习以为常。然而乡里暴横，是混乱的萌芽；奸民煽动，是混乱的征兆；城狐社鼠的盘踞，是混乱的渊薮。不早点消除它们，聚集数千万游手好闲的人而逼迫他们饥寒，何异于驱赶数千万虎狼而纵容他们在山林呢？还有话说：没有平坦而不倾斜的，是天之道；没有静止而不运动的，是人之心。人心的运动，乘着它的机势；事机的到来，爆发于它的突然。等到它突然爆发才开始谋划，那么国家受其害，百姓遭其殃；在它未爆发前先制伏它，那么庙堂没有晚食的忧虑，百姓没有震惊的祸患。虽然说旱涝之后，抚绥不可缺，而法制也不可疏漏；嗷嗷待哺的民众，抚慰不可缓，而整顿也不可少。必须使人人有感恩之心，而人人没有侥幸之心；事事有不然的顾虑，而事事没有或然的顾虑。这怎么能不依赖封疆大吏呢？封疆大吏，他们的托付重，他们的体察真，他们的呼应快，弥补他们的缺漏而匡救他们的灾难，事半功倍。以得为之势，遇可为之时，不为地方计长远，民生计远大，锄耰棘矜之

译那些愚昧的人，把隐患看作不值得担忧；那些杀牛掘墓的奸恶之徒，看作不值得畏惧。一旦有了祸端，就会铤而走险，前代的教训，难道还忍心说吗？苏轼的话说得好：“内部没有权臣，外部没有强大的诸侯，值得担忧的只有奸民。去除奸民的方法，小恶不容于乡里，大恶不容于国家，不回避诛杀清除，承担‘搏击’的名声，而不要追求姑息宽厚的赞誉，有备无患，难道是朝夕之间的事吗？有备无患，指的是什么？训练军队以巩固边疆，鼓励农桑以开发地利，严格保甲制度以清除邪恶。这是老生常谈吗？实在是救世的急务啊。

译尚书

只有那心所安止之处，政事才能纯正。

右中允臣涂逢震

蔡沈说：“居止而安之，意思是心安于义理所应当安止的地方。如果义理出于勉强，那么心与义理还是两回事；如果义理安于自然，那么心与义理就合一了。因为合一，所以政事纯正而不混杂。”

臣谨按：傅说告诉高宗要效法上天的聪明来治理天下，这里则是将要点归结于君主的心，这是效法上天施行治理的根本，也是天德与王道一以贯之的地方。人君以一心作为万事变化的根本，大的方面是施政，小的方面是处事，四海百姓的休戚，万年世代的利弊，都系于此。而杂霸之政与纯王之道，之所以截然不同，就在于纯正与不纯正的区别。即使内心仰慕纯王之道，想要仿效实行，但如果求治的心过于急切，起初没有宽和优裕的态度贯穿其中，那么张弛就会常常失当；或者图治的条文过于繁琐，起初没有诚恳笃实的思想维系于内，那么措施自然不能各得其所。这些政事的不纯正，都源于心的不纯正，而心的不纯正，实际上是因为心所安止之处不安定。推究人心的本体，至虚至灵，义理本来就是它所固有的，自从物欲日渐侵扰，义理逐渐丧失，心就忙碌不安，扰动不静，寻求涵养此心的方法，仍然非依靠义理不能成功。因为义理战胜私欲，顺从理则就能安定，这是一定的道理。如果真的知道存养天理并遵循义理，但察识不够精微，实行不够熟练，那么心与义理还难免有迎合、距离、契合的痕迹，想要达到像尧那样安然自在，像禹所说的“安于你所应安止的地方”，怎么可能做到呢？只有那心所安止之处，心依从于理，理融合于心，安止于凝一，散乱的自然就会聚合；安止于简约，纷乱的自然就会平静。浑然藏于中，纯粹蕴于内，其涵养极为宽裕，其运用也不穷尽。由此推而广之，一心就是万事变化的枢纽，一理就是万事的标准，时中的极致，有办法在教化裁制之前确立，那么用中的道理，自然能够符合精一的法则，那些庞杂的治理，频繁变更的弊端，从哪里产生呢？哪里还会有丝毫的不纯正呢？这样，效法上天的道理，才可以谈论了。上天没有私心而成就化育，圣人有心却无为，上天没有私心而太极之理涵容于六合之中，推而行之，万物因此各自端正；圣人有心而建立皇极，浑然一体，施行而适宜，万国因此安宁。圣人收敛其聪明于宁静之中，就像上天那样深奥难以窥测；运用其聪明于应对之中，就像上天那样变化莫测。安止则其静专一，纯正则其动正直，而效法上天的全体大用，全都包含在这里了。汉代儒者董仲舒有话说：“端正君心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以端正万民，端正万民以端正四方”，这是探究政事的来源。又说：“在内心设立诚意并致力于实行，如果安止之处尚未安定，那么用来达到安定的功夫，就可以知道了。”宋代儒者朱熹有话说：“人君治理天下的根本，在于端正心术以建立纪纲。纪纲不能自己建立，必须人主的心术公平正大，没有偏私邪曲，然后纪纲有所依托而建立。其关键在于讲明义理的归宿，闭塞私邪的道路。”这些都可以与“惟厥攸居”的含义相互参证吗？

尚书

只有那心所安止之处，政事才能纯正。

编修臣汪士锽

蔡沈说：“居止而安之，意思是心安于義理所应当安止的地方。如果义理出于勉强，那麼心与义理还是两回事；如果义理安於自然，那麼心与义理就合一了。因为合一，所以政事情纯正而不混杂。”

臣谨按：傅说以效法上天施行治理告诫君主，虽然列举了所有事项，但推究根本在于一心，说：“惟厥攸居。”居，是从心所居住的角度来说的。蔡沈解释为止而安，就是《虞书》所说的“安汝止”。汉代儒者董仲舒有话说：“端正心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以端正百官，端正百姓以端正万民。”一心所系，其重要性如此。如果不是平时涵养有素，从容合乎中道的人，不可以谈论安止的安定。只有圣主尽心于幽微之处，光明盛大，早晚恭敬畏惧，随时警惕命令，其涵养，受礼的陶冶和乐的教化，其纯粹，仁德熟透而义理精微，所以德性坚定，方寸澄澈，像明镜止水，丝毫尘垢不染，没有少许混淆，开阔虚空公正，事物来了就顺应。由此大纲举起，施行于政事而协调，万目张开，见于事务而得当。在上位者南面端坐恭敬自身而成教化，在下位者日常饮食而遍受恩德，朝廷没有琐碎的烦扰，民间没有奇异邪僻的骚扰。以纯王的心，施行纯王的政，彰显为至治，纯正而不混杂。因此，列举所有效法上天的事项，那么发号施令，没有不美好的；讨伐暴乱，没有不成功的；任命德政而赏赐不僭越，讨伐罪过而刑罚不滥用；用人则贤能者在列，估量事务则措施都适宜。善行盖过一世，却以谦逊处之；功高千古，却以谦让守之。保持安泰持盈，那么防范维系的措施就完备；远离奸佞减少过错，那么喜怒也一定严肃。凡是在人与己、内与外之间，变化行为，经纬裁制，行于自然，没有勉强。因为心安于正，那么心所发出的没有不正的。像这样政事修明，还有分歧于纷杂的，未曾听说过。所以一心是万化的本源，而期望其

译政治事务中纯正的，必定以安居作为效法天道、施行治理的根本。

译尚书

只有那内心所安止之处纯正，政事才会纯正。

监察御史臣孙灏

蔡沈说：“‘居’是止息而安定的意思，‘义’是安于义理所应当止息的地方。如果义理出于勉强，那就还是二分的；如果义理安于自然，那就是一体的。因为一体，所以政事纯正而不混杂。”

臣谨按：傅说向高宗陈述效法上天聪明之事，如上文所说，可以说非常详细了。这一节又深入探究根本，说“只有那内心所安止之处纯正，政事才会纯正”，这是因为天下的道理分散在万事之中，而统摄于一心。如果用事务驱使内心，就会随着事务分散精力，施行起来不胜其劳；如果用内心主宰事务，就会顺应内心去防范应对，运用起来不会枯竭。古代的圣王，之所以能无所不闻、无所不见，并不是在聪明所触及的范围内奢求广泛应对的能力，而一定是在聪明所发出的根源处涵养存神的妙用，这就是君主的一心。心为什么说“居”呢？“居”的含义，是止息而安定。道理得到了它应当止息的地方，那么至善的极致就不会改变；大道得到了它应当安定的地方，那么应对事务的精神自然从容。因此，胸怀开阔而大公无私，事物来了就顺应处理。大到治理国家，就不偏不倚，不依赖任何偏向；小到处理事务，即使极其细微详尽，也不会产生纷扰。这都是因为心专一啊。专一所以纯正，纯正所以不混杂，这就叫做以天德推行王道。尧舜之所以谨慎对待“惟危惟微”，就是为了谨守此心，垂衣而治的标准就在于此。大禹之所以不矜夸不炫耀，就是为了持守此心，文命敷演的根本就在于此。商汤之所以不亲近不滋生私欲，就是为了清净此心，九州效法、万邦归附的基础就在于此。高宗继承尧舜禹汤之后，傅说辅佐他效法上天的聪明，又推究根本，将内心的安止作为政事的根基，这是纯正君王的心法。董仲舒有话说：端正内心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以端正万民，这是懂得根本的论述啊。

尚书

只有那内心所安止之处纯正，政事才会纯正

监察御史臣沈廷芳

蔡沈说：“‘居’是止息而安定的含义，‘义’是安于义理所应当止息的处所。义理出于勉强，那就还是二分的；义理安于自然，那就是一体的。因为一体，政事就纯正而不混杂。”

林之奇说：“从这以上，为高宗谋划的，无所不至，所以又总结说。大概说如上所说应当谨慎的，其根本在于君主先端正自己的心术罢了。‘居’是指心中有主宰，心中有主宰，政事就不驳杂，这是根本。”

臣谨按：君主超出于万物之上，以治理万事。其政治的得失，都系于一心的纯正与瑕疵。所以心一端正，朝廷、百官、万民就都归于端正了。如果他所安止的地方安于义理，而遵循自然，那么施政安民的道理，哪有不会纯正的呢？这就是傅说之所以恳切告诫高宗的原因。臣曾推绎其义，考察郑玄的注解说他所安止的行为都如所言，那么王的政事就纯正精粹。他的说法将“居”和“行”混为一谈，又说都如所言。解说既与上文不相连贯，又对“居”和“行”没有阐明。《集传》改正它是正确的。根据《周易》艮卦的象辞说：“艮其止”，又说：“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尚书·虞书·益稷》篇禹说：“安守你的止息，惟几惟康。”《大学》说：“在于止于至善。”知道止息而后有定，有定而后能静，能静而后能安，能安而后能虑，能虑而后能得。它们所说的止与安，就是“居”的含义。止息且安定了，又必须结合动静，推及几微康宁，极至能虑能得，那么居止之地政事就随之而定。这是内圣外王一贯之道。先儒认为政是大纲，事是细目。《周易·系辞》说：“万物化醇。”醇是精粹的意思。《汉书》说：“黎民醇厚。”醇是厚道的意思。《说命》中的“醇”同“纯”，大概是不混杂的意思。然而这三个意义必须相互参合，其义理才完备。醇必然要看它所安止的地方，而居止之所由来，不外乎《说命》下篇“学古有获”以及“逊志时敏”“道积厥躬”等说法而获得。这是君主心术的大法，即精一执中的传承，没有超过这个的。所以能聪明效法上天，作为万邦的法则，恭默的思虑，协合于成德，有不必等待启发诱导而休命自然弘扬的。然而善没有固定的主宰，而安于安止之中，又必须精益求精，以恢复万物皆备的天性，然后义理的主宰，没有一个道理不纯正，物欲诱惑的方面，没有一个私欲会混杂。天德完全而王道完备，百姓繁衍而众功康宁，太平之治将会永远无尽。

尚书

不是知道困难，实行才是困难

侍读臣林令旭

张栻说：高宗大概是知道的人，傅说所以告诉他，虽然自己知道了，这并不困难，贵在亲身切实履行罢了，这是为已经知道的人说的。臣谨按：傅说因为高宗说“维服”的话而更进一步说：不是知道困难，实行才是困难。蔡沈的传认为从耳朵得到的不难，在身体上实行为难，这是看到天下的事务，万物的道理，一定贵在躬行实践，而不在于口耳的陈述和听受。朱熹说：知与行的工夫必须同时做到，二者不可偏废。如《大学》讲道学，就讲自修；《中庸》讲学问思辨，就讲笃行

译然而，知与行这两条途径，其先后的次序、轻重的条理，本来就有明确不可歪曲的道理。获取知识是努力实践的根本，如果不了解，凭什么去实践呢？因此，论及先后，则是知在先而行在后；而努力实践又是获取知识的落实，因为知道的目的就是为了去实践。因此，论及轻重，则是行重而知轻，其中难易的原因，也可以明白无疑了。

君主统治天下，广泛观察并听取意见，凡是耳目所接触到的，典籍所陈述的，工匠、乐师、割草砍柴之人所进献的，都足以扩大听觉、增加明察，启发近处的见识、洞察远处的情况。而那些道理的是非对错，以及利害得失的规律，如同黑白不相混淆、水火不相融合一样清晰，君主未尝不改变神色，以表达恭敬重视之意。就像齐宣王对待孟子，一次说：“这话说得宏大啊！”再次说：“这话说得好啊！”这并非不知道孟子的话可以实行，而是缺乏亲身践行的决心，所以他所患的不是不知道，这就是知之所以容易的原因。

如果去实践，责任重大，道路遥远，必须兢兢业业，不敢荒废安宁，勤勉不懈，没有片刻的闲暇安逸。知道天命难以轻慢，就应当怀着敬畏之心去承受；知道命运不易掌控，就应当警惕时机的防范；知道创业艰难，就应当亲身践行节俭以率领下属；知道事务繁杂琐碎，就应当努力谋求清明作为以成就功业；知道广泛寻求贤才应当殷切，就必定要尽到选拔贤良、彰显光明的实质；知道声色货利有害，就必定要清除不接近、不滋生的源头。先儒所说的“有这种心就有这种政”，正是这个道理。这就是行之所以困难的原因。

然而，行的困难，是从不实行的人的角度来说，才显得困难。如果能够一天天地用力去实行，不旁骛，不怀疑犹豫，不被功利邪说所中伤，不被亲近习熟之人的浮言所迷惑，思考其艰难以谋求其容易，又有什么困难呢？董仲舒说：“尊崇所听到的，就能高明；实行所知道的，就能光大。”高明与光大，不在于其他地方，而在于加以意念罢了。心中设立诚意，然后才能在外表现出行动。天下的达道有五种，达德有三种，而用来实行它们的只有一个。这个“一”是什么？就是诚。一旦不诚，那么这三种德都成为虚设的空器。所以说：诚，是圣功的根本，也是知行合一的源头。

我曾经读《易经》，从“咸卦”中领悟到虚心接受他人的意义，这大概是致知的事情吧？从“乾卦”中领悟到自强不息的意义，这大概是力行的事情吧？

此外，我还有话说：圣明的皇帝统御天下，勤奋寻求治理之道，秉承上天赋予的聪明才智，谋求极盛的大治。他所知道和所实行的，难道还有未尽之处吗？只是四海如此广大，万民如此众多，有一个人所能知道的，却并非一个人所能实行的。因此，承接教化、宣扬德化，必须有一心一德的人，然后才能奉行尽善，治理教化才开始昭著。这不是竭尽忠诚、用尽全力，就无法建立功勋；不是公正纯白，就无法使众人信服；不是精敏勤劳，就无法兴办各种事务；不是小心敬慎，就无法善始善终。

然而，有的人上下互相隐瞒，苟且敷衍成为习惯，敷衍顺从的意思多，弥缝掩盖的手段巧。上面有德意却被视为具文，上面颁布明诏却被等同于旧例。这就是知道了却难以实行，责任尤其有所归属，弊端尤其不可不考察。这又应当依据傅说“维艰”的说法，而尽到克服艰难的意义吧？

译《尚书》

傅说行拜礼并叩头说：“了解道理并不困难，实行起来才真正困难。”

监察御史【臣】刘方蔼

蔡沈在《书集传》中说，高宗当时正在体味傅说所说的话，而傅说认为，从耳朵听到的知识并不难，将其付诸实践于自身行为却很难。

【臣】恭敬地认为：精纯专一的思想，发端于《虞书》；知与行的关系，在《说命》中论述得最为详尽。它们的功用是一致的。程颐说：做学问的方法，必须先使内心明白，知道所要去的方向，然后努力实行以求达到目标，这就是所说的从明理到真诚。达到真诚的方法，在于对道的信念坚定，信念坚定则实行果断，实行果断则坚守牢固，仁义忠信不离开内心。朱熹说：知与行常常相互需要，就像眼睛没有脚就不能行走，脚没有眼睛就不能看见。论先后顺序，知在先；论轻重程度，行为重。这些都是说知用来启发行，行用来充实知，这与傅说的话相互阐发。大概道德功业所依赖的知，原本是因为必定想要实行而去求知。然而知还可以依靠人为来开启，行却不能依靠人为来辅助；知还可以凭借空虚来积累，行却不能凭借空虚而成功。一念之间的明白，操持数年还觉得不够；终身实行都难以穷尽的，一天知道了却觉得有余，这就是“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缘故，傅说确实深刻地为自己而说。高宗虽然尚未实行，但受到勉励后，也能看到进修得力之处所在了。“惟天聪明，惟圣时宪”，是王道的渊源；“惟厥攸居，政事惟醇”，是王道的体要。实行中的条理繁多，总以效法上天和安守正道为归宿。如果只知而不行，那么还有什么不艰难的呢！明明知道引起羞耻和战争的错误，在于像整理衣箱一样反省自身，但一旦不敬畏，那么在言语、甲胄、衣裳、干戈之中，就会滋生过错，而做到四戒的实行就难。明明知道天下的治乱，在于众官，但有时因偏爱而任用亲信，误用而授予恶德之人，那么在用人方面做到任贤不贰就难。明明知道行动应当顺应善时，应当审慎，但有时考虑不周，行动过急，不能不失去中正，那么在研究思虑、谨慎行动方面的实行就难。明明知道丧失善行、丧失功业是过失，但有时不能化解给予和自夸的念头，那么谦逊的实行就难。明明知道有准备就没有祸患是得当的，但有时事事不是出于周详，那么预备的实行就难。明明知道招致侮辱、做坏事是败坏道德，但有时沉溺于私欲而开启宠幸，防止过失，而以过错为耻，那么克制欲望、迁善改过的实行就难。总之之所以难，总因为立志不坚定。立志坚定，而在使内心明白方面极力追求达到极致，实行必定果断，坚守必定牢固，那么凡是效法上天以作为臣民的准则，安守正道以使政事纯正的，大概能像眼睛确定方向，脚跟随眼睛迈步，而所谓“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没有不符合志向所确定的，从而成就王道的容易。道德功业在世间隆盛，精纯专一继承其传统，以延续尧舜的心志，法治法度难道不兴盛吗。

《尚书》

傅说说：“君王想要多闻多见，这时就要建立功业，学习古代训诫，才能有收获。做事不效法古人，想要长治久安，这不是我所听过的。只有学习时态度谦逊，务必及时勤勉，修养才能到来。确实怀想于此，道就会积累在自身。教与学各占一半，始终念念不忘于学习，修养德行就会不知不觉地完善。”

给事中【臣】程钟彦

【臣】恭敬地认为：自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几位圣人兴起，以道统相传，就以治统相寄托。其间谈论心、性、德、中的，是有的。至于“学”这个字，则从高宗咨询傅说开始，傅说承受王命，反复阐发，学的意义才开始明确，开启了万世论学的源头，成为君主致力于学习的标准，他的功劳也太大了吧！他说：“人想要多闻多见，这时就要建立功业，学习古训，才能有收获”，这是傅说告诫君王认为学的要点，而先说学习依靠他人，不如反求诸己更有收获。多闻，是广泛询问、多方探访，借助讲论来作为参考。事，就是成就自己、成就万物的事情。人想要多闻，固然希望体现在行事上，然而口耳之功，不如内心的领悟。古训，是古代圣王典谟誓诰的训诫，凡是修身治人的道理，无不具备，必须在此寻求，然后才有收获。至于不效法古人，自以为是，而能长治久安的，必定没有这样的道理。于是接着说为学的要点，只在于务求谦逊的志向和及时的勤勉。大概学习的弊病，没有比骄傲和懈怠更严重的了。骄傲则志向自满，志向自满就不能受益；懈怠则士气低落，士气低落就不能自强。只有使志向谦逊，而行动勤勉，然后自身所修养的，就像源头活水，源源不断地流来。允怀，是说又必须深知笃信，念念不忘于此，然后所修养的道，就像白昼渐渐增加，逐渐积累而逐渐崇高。虽然如此，学的道理有体必定有用，学的功夫有本就有末，这就是终始的含义。所以教与学各占一半，必定开始于修身诚意而致力于实行，结束于教导他人鼓舞而兴起，从开始到结束，一念常在于学习，大概由修养而来，由积累而来，积累到不知其然而然的程度，这才算是学习古人没有多余的功夫而获得全部的效果。《易经》说：“谦受益”，又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就是谦逊志向、及时勤勉的意思。汉代董仲舒说：“尊重所听到的，就高明了；实行所知道的，就光大了。”确实怀想于此，“道积厥躬”的意思。至于《大学》中明明德，必定推广到新民而后停止，至善的道理才完备；

译《中庸》所说的成就自身的仁德，必须贯通成就万物的智慧而后才能完备，内外之道才算是完整。由此又可见，效法学习不可偏废任何一方，而始终遵循典常学问的意义，不是更加明白了吗！

译尚书

向古代圣贤的训诫学习，才能有所收获。

检讨臣王太岳

臣谨按：君主继承天命确立准则，其聪明睿智的天资，大多源于圣人的本性；而伟大的功业之所以丰富充实，崇高的德行之所以日日更新，常常成就于圣人之学。因此，学习的功夫应当勤勉努力。大概这道理存在于天下，历代圣人的衡量标准是相同的。后世圣人的心，原本可以直接契合前代圣人的心。只是心无法直接看见，而言语是心的声音。所以古人将心中所领悟的道理著录于言语，后人就通过言语所领悟的内容来印证其心。这蕴藏于内成为德行，发扬于外成为事业，无不与古代圣人相符合契合。这就是傅说所说的“向古代圣贤的训诫学习，才能有所收获”，其中的意旨值得深深长久地思考。虽然如此，古代圣贤的训诫灿烂陈列，并非只有一种。掌握了其大略，或许没有探究其精微；知晓了一种说法，或许没有详尽其繁复的变化。对照内心，不能融会贯通，那么遇到事理的关键之处，怎么能够左右都适宜呢？因此，所谓学习，不仅仅是炫耀涉猎广博的能力，一定要有愉悦内心、钻研思考的极致；不仅仅是依赖规范形式的痕迹，一定要有穷尽神妙、通达变化的作用。《易经》说：“多认识前人的言论和往日的行为，用来积蓄自己的德行。”《诗经》说：“以古代圣贤的训诫为准则。”大概积蓄盛大则经权交错出现，有以应对万物的感应；效法准则勤勉则实践笃实，有以承受万物的完备。这样学习才是实学，收获才是实获。不这样则学习过后不留痕迹，或者固执不变。虽然说是开卷有益，终究都是儒生寻章摘句的功夫罢了，哪里符合帝王之学、建立功业的要领呢？臣私下认为，考察古代力学的主旨，其要领尤其有两点：一是惟精惟一，二是无怠无荒。精一那么选择详细而坚守简约，学习不会流于玩物丧志；无怠荒那么德行日益崇高而功业日益广大，学习不会沦于有始无终。董仲舒说：“曾子说：‘尊重所听到的道理，就高明了；践行所知晓的道理，就光大了。’高明光大，不在于其他地方，在于加意罢了。”君主如果真心在此加意，使典籍所记载的不成为空话，心力所追求的都成为实践，那么尧的钦敬明察，舜的深邃智慧，禹的克服艰难，汤的日日更新，文王武王的恭敬止息、恭敬战胜，都将一以贯之，而以圣人之学作为圣人之治，有什么不能继承唐虞而跻身三代呢？

尚书

只有学习时谦逊其志，务必时时敏捷，他的修养才会到来。真诚地怀想于此，道就会积累在他的身上。

给事中臣邵锦涛

林之奇说：“功业崇高在于志向，事业广大在于勤奋。学习想要有所收获，只在于这两点。谦逊其志那么功业日益崇高，时时敏捷那么事业日益广大。这确实是做学问的大方向。”

陈经说：“对道的信念不坚定，那么所修得的虽然到来，也不坚固凝聚。只有真诚地怀想于此，笃信不忘，那么到来的就会积聚不散。到来如同太阳，知道其所没有的；积累如同月亮，不忘记其所能够的。”

臣谨按：自古君主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道理，没有不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的。而其做学问的方法，关键在于虚心以接受他人，勤奋以勉励自己，积累以达到极致而已。逊是志向，谦虚自己的才能而还认为不能；敏是功夫，勤奋追求赶上而常像赶不上。学问无穷，如果不是心与理相互包容，理与心相互融洽，必定无法深深知晓这其中的曲折缘故，而完全穷尽义理蕴藏所在。所以必须抑制其志向，使其进入理之中，沉潜体味，不存一丝一毫的自满虚假，那么就能深深与理契合，安静与理参详。所谓契，就是进入。进入而后喜悦，这就是逊志的意义。但是志向不可以不谦虚，而功夫尤其不可以不勤奋。如果学习有间断，一时奋发，不能在日后没有间断，那么事情无法聚集，道理无法凝聚。所以做学问的功夫，不要等待，不要中止，不要开始勤奋而最终懈怠。所谓自强不息，体现乾卦的道理，日日进步没有边界，象征益卦的道理，这就是时敏的意义。结合这两点做学问的功夫就完备了，那么做学问的效果就显现了。虽然道本来是我们所固有的，不是从外面来的，而谦逊敏捷既深，那么他所修得的怡然有所收获，不亚于泉水刚开始涌出，源源不断地到来。所以说：“他的修养才会到来。”修养还没有到来，应当谦逊敏捷以充裕到来的本源；修养已经到来，尤其要加谦逊敏捷以期到来的积累。念念不忘于此，放下此事也念念不忘于此，笃信而不忘，遵循而不止。心越谦虚所聚集的越多，功夫越勤奋所蕴藏的越实。此前修养的到来，是心融合而理获得；到此道的积累，是事业广大而功业崇高。大概至道积累在他的身上，做学问的效果就完全了。然而学习的事情无穷，而把握其要领，实在只有这谦逊敏捷两点：虚心以接受他人，勤奋以勉励自己。只有虚心更加勤奋，只有勤奋更加虚心，由层层积累而日日更新，由充实而广大。修养的到来，到来的积累，其境界逐渐变迁，其收获没有穷尽，哪里可以用一二来计算呢！确实，盛德隆于一身，大业光耀于世，没有不是从学习古代圣贤中来的。

尚书

只有学习时谦逊其志，务必时时敏捷，他的修养才到来。真诚地怀想于此，道积累在他的身上。

给事中臣张钺

蔡沈集传说：“谦逊其志，好像有所不能；敏捷于学，好像有所不及。虚心以接受他人，勤奋以勉励自己，那么他所修得的如泉水刚开始涌出源源不断地到来。笃信而深念于此，那么道积累在身上，不可用一二计算。”

只教，学半

译想到始终要遵循学习的规范，他的德行修养便不知不觉地提升了。

译蔡沈《集传》说：“说教人占居学的半数，大概‘道积厥躬’是确立本体，‘斆学于人’是推行功用。兼具体用，融合内外，然后圣人的学问才能完备。开始是自己学习，这是学；最终是教导他人，这也是学。一念之间始终如一，常常处于学习状态，没有丝毫间断，那么所修养的德行，就会有不知不觉自然成就的效果了。”

臣谨按：古代帝王以师保在前引导，劝讲在后辅助，没有不在学问上防范心念的。所以黄帝有大酉、小酉的藏书，周礼重视小史、内史的掌管。确实因为修身的根本，致治的源头，都不出于此。然而帝王的学问，与经生不同。经生只是从事寻章摘句，而帝王的学问则必有体有用，有始有终，统合人与己而没有私心，兼顾生养与安定而不依赖。功夫深于积累，效验近于自然，然后学问的事才算完备，学问的度量才算周全。大概学问必须契合于道，道必须体现于自身。而从入门有途径，必须先以谦逊的心志，而谦逊能受益。努力实行不倦，又必须继之以及时勤勉，而学业广博只在于勤奋。天子是最尊贵的，但樵夫渔夫的一点见解，未必不符合高深的道理。天下是最大的，而每天处理万般防备，不废在深夜观书。悠然来到而信任它，坚守的力量，不就是刚健笃实从而日日更新其德行的原因吗？于是日积月累，道就完备而没有遗漏了。而这道，引申而拉近它，不外是整顿自身；推演而推远它，可以启发民众、觉悟世人。古代的王者建立国家统治民众，以教学为先，确实因为成就自己是仁，成就万物是智，都是道的寄托之处，也就是学问所在之处。《诗经》说：“没有谁没有好的开始，但很少有人能坚持到底。”《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以必须功夫绵密，日日进步没有止境，然后才能藏之于心、修之于身、息之于神、游之于艺。道不期望积累而自然积累，德不期望修养而自然修养。天德、王道一以贯之，而充实极盛，发见得当。这大概是学问的极致功夫，大而化之称为圣人吧。

《尚书》

只有谦逊心志、务求及时勤勉，修养才能到来

编修臣王楷

臣谨按：傅说以圣人的学问进谏高宗，而确立了修养大道的极致。大概天德是王道的根本；心法是治法的源头。所以书写道政事，而《说命》下篇关于学问，就谆谆告诫而详细阐明。至于“谦逊心志、及时勤勉，修养才能到来”这两句话，尤其觉得言辞简练而概括，言语浅近而意蕴深远。由此可知帝王的治理，都是由帝王的学问所决定的。现在学问的道理，广泛引用没有定法，其关键在于内心虚空以接受，勤奋用力以建功，美好的修养没有穷尽。竭尽心思耳目的作用，常觉得越引导越涌现。所以对自己而言的学习，必定要借助于人。《易经》说：“君子以虚心接受他人。”虚空则公正，公正则明察，既消除了物我的偏见，也不混淆是非的界限。合天下人的智慧以为智慧，而聪明广博；合天下人的能力以成能力，而道德周全。学问的开始，端端不外于此。然而所谓“谦逊心志”，不仅仅是谦卑以自我约束。道理遥远深奥，潜心进入，才开始明白其义类的归属。所以必须收敛抑制其志气，而顺藤摸瓜、追根溯源，以研究穷究玩味不已。宋儒朱熹说：“谦逊顺从心志，进入事理之中，与之融为一体。”这个解释“谦逊心志”更为细密，可以参看。唯独这集益于人而进修的是自己，退藏心志而奋勉的是及时。所以孔子门下论学，首先重视及时复习；而《虞书》也说：“恭敬啊，只有及时。”及时的含义，大啊！只有先于时图谋其要点，而致力于初始；及时以穷尽其功夫，而克勤于后续。日日有成就，月月有进展，终日勤勉而自强不息。大概不因为偶尔迟缓而废弃其时机，也不因为偶尔懈怠而废弃其学问。由此深造自得，修养的到来，如同泉水初通，疏通它就越通畅，汇聚它就不枯竭。追寻源头以往，取之于左右而都适宜了。至于修养到来而受于人，勉励于己的，都归于实用，而没有一端遗漏。盛大的德行和伟大的事业，达到极点了！总之，学问是要务，学问以修养的到来为归宿，修养的到来以谦逊心志、及时勤勉为实际功夫。虚空与勤奋交相勉励，自然有日日进步而没有止境的。曾经观看《学记》一篇，是谈论学问的书。其中所引述，每每对《说命》的言辞，再三致意。确实帝王的治理，本于学问；帝王的学问，有其要点。

《尚书》

鉴于先王的成功法度，就能长久没有过失

给事中臣钟衡

吕祖谦说：“没有过失是德行的极致难点。舜的德行很盛了，皋陶只说没有过失罢了。”

王樵说：“治理天下哪一件不是学问中的事？说成功的法度不关乎君主的德行，固然不可以。但鉴于成功的法度，与上文学习古法，自然是相对而言。如孔子远宗尧舜之道，而法则近守文武。”

臣谨按：帝王奉若天命，道没有比效法上天而继承祖德更大的，道也没有比效法祖先更大的。傅说告诉君王说：只有上天聪明，只有圣人及时效法，这是效法上天的学问。至于其敷布政治教化人民，世世代代遵守，奉为成功法度的，则只有效法祖先最为兢兢业业。商朝自成汤受命，大力彰显大德，在民众中建立中正，所以自学教人的内容，记载在仲虺、伊训等篇章中，可以考证而

译这是明智的做法。此后，圣贤的君主相继兴起，直到高宗恭敬沉默地思考治国之道，将重任托付给帝赉，广泛寻求与自己心意相合的人才，命令他们早晚进献教诲来辅佐我的德行。他的话说：使（我）率先效法先王，引导我遵循高祖的遗志，从而使亿万百姓安康。继承和发扬先王事业的意思，明显地体现在言辞之间。而傅说在两篇中告诫君王说：确实与先王的德行相协调；在《成德》一篇中说：要监察先王制定的成熟法度。德行在自身身上完备称为“成德”，法度流传给后世称为“成宪”，依据成德来推行成宪，像三风十愆这样的规定，都是圣人宏大的谋略，流传给后代的。德行既然已经协调一致，又再监察这些成熟的法度，还有什么过失呢？谈论学问必定说要师法古人，学习古代的训诫以期有所收获，这是修养德行的关键；谈论治国必定说要遵循旧制，监察成熟的法度以期没有过失，这是建立功业的根本。高宗与傅说君臣相处融洽，傅说以商汤的标准期望君王，君王以伊尹的标准期望傅说。看伊尹训诫太甲，明确提到烈祖的成德，一方面说：要恭敬地止于正道，遵循你祖先所行的道路；另一方面说：注视你烈祖的榜样，不要时刻安逸懈怠；第三方面说：现在君王继承美好的基业，还要监察这些啊。他反复告诫，无非是期望效法祖先以避免过失。现在傅说告诫君王前后如同出一人之口，难怪高宗能够继承成汤的事业而成为中兴的明君，傅说也能继承伊尹的美德而成为中兴的贤臣吧。

译尚书

只有傅说能够恭敬地秉承高宗的旨意，广泛招揽贤才，使他们位列于各种官职之中。

给事中臣杨二酉

彭朂说：大臣用自身来侍奉君主，不如用天下的贤才来侍奉君主。一位宰相如果选对了人，那么天下的贤才就能兼收并蓄，各种官位都能得到合适的人选。臣谨按：古代的大臣亲自执掌国家权柄，以像尧舜那样治理百姓为己任，必定要求他的才能足以驾驭天下的事务，必定要求他的见识足以决断天下的疑难，又必定要求他的气量足以容纳天下的善行，然后众多士人才能奋起，以辅佐各项政绩，使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而没有困难。傅说谈论高宗的德行，如果达到了没有过失的地步，那么傅说就能恭敬地秉承他的意旨，广泛招揽贤才，使他们位列于各种官位。虽然举荐贤才是大臣的责任，但是君主的德行如果没有达到一定境界，想要举荐贤才也是做不到的，责任在于君主。虽然如此，君主既然已经谦逊地学习，以监察先王的成法，君主的德行难道已经盛大吗？君主德行修养好了，宰相的职责就可以推行了。然而有的人脸上表现出傲慢的神色，依附自己的人就顺从地提拔他，反对自己的人就顺从地斥退他，不把国家利益放在心上，只凭个人的好恶来决定取舍，表面上虽然打着举荐贤才的旗号，结果导致贤人远离，君子之道衰微，国家依靠什么呢？况且全才很难得，有才能的人不一定有德行，而有德行的人常常看不出才能，何况著名的贤才不是每代都有，如果一定要人人都像伊尹、周公旦，士人都像皋陶、夔，势必是做不到的。关键在于知人善任，根据能力大小来使用人才，那么君子固然能收到得人的效果，小人也能竭尽他们的一点长处。这就是贞观年间能任用魏征等大臣而兴盛，卫灵公能任用王孙贾等大臣而保全国家，是因为用人不违背他们的才能。由此可知，问题不在于各种官位没有得到合适的人，而在于辅佐的宰相能否得到合适的人。所以尧以得不到舜为自己的忧虑，舜以得不到禹、皋陶为自己的忧虑。如果真能宽宏大量，喜好善行就像出于自己一样，那么天下的贤才都会争相为他效力，争相为他效力也就是争相为天下效力。而君主又能信任他们，专一而坚定地任用他们，使他们能够大展宏图而不被怀疑，担心权柄下移，那么君臣一心，各项政绩都会兴盛，这就可以媲美唐虞三代的盛世了。

御览经史讲义卷十二

<子部,儒家类,御览经史讲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览经史讲义卷十三

尚书

只有天地是万物的父母，只有人是万物的灵长。真正聪明的人，成为伟大的君主。伟大的君主成为百姓的父母。

给事中臣刘方蔼

朱熹说：“天地广大，无所不生育，确实是万物的父母。人在其中，又独自得到了正气的精华，能够保全本性的完整，所以是万物的灵长。至于伟大的君主，则在人类之中，又独自得到了正气的旺盛，能够保全性命中最优秀者，因此能够穷尽天下的聪明，超出人类之上，来覆盖养育百姓。这就是所谓成为百姓的父母。”

吕祖谦说：“这是六经的统摄，百王的准则。”

臣谨按：帝王有天地父母的责任，圣贤有天地父母的心怀。用圣贤的心怀承担帝王的责任，尊天敬地而成为宗子，天地的主宰是我的本性，天地的充塞是我的形体。百姓是我的同胞，万物是我的伙伴，然后才能尽到伟大君主作为父母的责任，而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上下与天地同流。既然有天地作为万物的父母，那么用来养育人物的人，应该无所不至，却又需要依靠伟大君主来成为百姓的父母，为什么呢？因为天地无心而成化，覆盖承载固然极其无私，但覆盖承载生成的偏颇，以及寒暑灾祥不能完全得当，仍然不免有生成的遗憾，那范围曲成、裁成辅相的道理，一切都依靠伟大君主。所以伟大君主成为百姓的父母，是为了确立天地的本心，体现天地的创造，又是继天地之后兴起的天地。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天地以太极为根本，以阴阳五行为枢纽，气暖形育，化生万物。万物无不仰戴高明、脚踏厚重，而尊奉天地为父母。万物各有知觉运动，而人在万物中，能够具备天地的德行，阴阳的交汇，鬼神的界限，五行的秀气，足以作为天地的本心。所以形体既已生成，精神发出智慧，只有人是万物的灵长。所谓天的聪明，来自百姓的聪明。人比万物灵长，而在生灵之中尤其突出，天生神灵首出的一个人，上天独自赋予他父母天下的重任，作为生灵的君主和老师。只有天是聪明的，只有圣人能顺应天时，确实能以天地父母的心为心，以天地父母的道为道，而务必尽到养育百姓的责任。天时地利所生产的，为他修治府库事务以供给他；天时地利所匮乏的，为他预备荒政以救济他。春夏秋冬，风雨霜露，就依据天的教化来教化他；神气风霆，风霆流形，就依据地的教化来教化他。所喜欢的就喜好，以求得婴儿般的安宁；所厌恶的就厌恶，以去除婴儿般的危险。担忧百姓的忧患，就像担忧婴儿啼饥号寒；快乐百姓的快乐，就像快乐婴儿饮和食德。痛痒在身上，就像肌肤毛发的疾痛；一个人不得其所，就像骨肉在角落哭泣。百姓尚未呼喊，就急切真诚地寻求爱护防范的方法，常常思患而预防；百姓已经安定治理，却视如受伤。所以保护抚恤，恩情深厚勤勉而没有穷尽，这样才可以称为伟大君主。大概体现乾元坤元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