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览经史讲义卷十五

译那些身处险峻倾斜之地、水流曲折的人，内心也必然弯曲不直；他们若进而在朝廷任职，必定没有光明磊落的胸怀；他们若退而闲居，则目光游移、内心算计，在利害交织中辗转反侧，无法摆脱局促不安的情状和急躁匆忙的样子。这样的人，怎么能做到动静合乎常理、从容自得呢？所以善于观察人的人，通过观察人在进退应对、仓促之间的表现，就足以了解其大概，这正是诗人所说的善于刻画人物。然而立身行事所看重的，在于正直，而正直的根本，在于节俭。不能节俭，就不能不向他人索取；不能不向他人索取，就必然在担任官职时苟且迎合。不能以严肃的态度统率下属，在处理事务时，不能坚持正直的意愿。只有抑制奢侈的情欲，用礼义的标准来约束自己，即使乘坐破旧的车马、穿着脏污的衣服，虽然接近于谄媚巧伪的行为，不足以作为准则。但像季孙那样，妻妾不穿丝绸，马匹不吃精粮，被认为是忠诚的表现；不让内室有多余的布帛，外间有多余的财物，这是武侯自称无愧的原因，也不过如此。由此可知，节俭是臣子道义的要务，身居高位的人应当更加勉励。朝廷制定俸禄，一定要使它能够代替耕作而自给自足；对于再命、三命以上的高官，俸禄更加优厚，不仅仅是为了优待他们，正是为了加重对他们的责任。臣子侍奉君主，必然要敬畏地最后进食，即使是一命这样微小的官职，也不敢不努力，不仅仅是为了安守本分，更是因为臣子的道义应当如此。《礼记》说：大臣守法，小臣廉洁，这并不是说大臣不必廉洁。大臣的俸禄赏赐已经很丰厚，按照古例，已经足够供养上百人，不担心他们不廉洁。而是要让他们事事置身于法度之中，这样才能为众僚树立榜样。至于使受宠贵的臣子，车马服饰不敢过度，这就是为百官树立榜样的根本。小臣地位低微、俸禄微薄，保持廉洁较为困难，如果不是极度节俭，怎么能勉励他们呢？我私下看到在外任职的官员，如总督、巡抚及方面大员，养廉银给得不薄，但贿赂公行之事仍然屡见不鲜，尚且无法避免。追究其弊端的根源，大多是因为不能节俭所致。至于州县等官员，事务繁简不同，但必须要有饮冰茹蘖的操守，然后才能成为充实物资、安定百姓的根本。六计中以廉洁为最高标准，这不是明显的证据吗？古语说公正产生明察，廉洁产生威严，又说勤奋可以弥补笨拙，节俭可以培养廉洁，廉洁如此重要。那些用度奢侈的人，有什么可奇怪他们会因贪污而败亡呢？京官从九卿以下，直到百官，必须洁身自好才能奉公，也必须清心寡欲才能处理事务。

译恩赐加倍俸禄，此后生活起居才各自宽裕。在此时若不砥砺廉洁的操守，难道还存有正直的人心吗？只怕朝廷的恩赐增加一倍，而臣子的开销也增加一倍，那么仍然会看到他们拮据困顿。这怎么能有从容自得的气度呢？臣子的廉洁，固然依靠在上位者有所供养，也贵在自身有所自我修养。坚守廉洁，既看到支出无几；恩赐丰厚，自觉收入常常丰足，那么激励臣节更加坚定，以此来感念皇上的眷顾。近日法令极其严厉，加上天光照耀，没有听到败坏法纪的声音。然而臣仍希望他们节俭正直，外表从容，以公事为准则，合为大的法度，微小的廉洁之风，从成周向上追溯唐虞，或许可以仰答皇上的慈爱，作为君臣遇合的喜庆吧。

《诗经》

梅子纷纷落下，其实还有七成。求娶我的众位君子，趁这吉日吧。梅子纷纷落下，其实还有三成。求娶我的众位君子，趁这今日吧。梅子纷纷落下，倾筐来盛取。求娶我的众位君子，趁这说话吧。

编修臣诸锦

郑康成笺注说：“谓勤勉也。女子年二十而无出嫁的迹象，则有勤勉盼望的忧虑。”毛传“不等待礼仪聚会而自行婚嫁者”，是说“明年仲春，不等待以礼仪聚会了。”当时礼仪虽然不完备，互相私奔也不禁止。

臣谨按：这首诗前两章“趁这吉日吧，趁这今日吧”，是父母的命令；后一章“趁这说话吧”，是媒人的言语。同一首诗，出于女子之口不值得保存，出于女子父母的不可废弃。《归妹》卦关乎人的终始。古时霜降时接近女子，冰融化时杀止内乱，所以说“士人若要娶妻，趁冰未融化”。梅子落下时则是冰融化的后期了，这女子的父母因此有勤勉盼望的忧虑。诗的意思仅此而已。郑笺错误地引用《周礼》媒氏，礼仪虽然不完备，互相私奔也不禁止，乃截取下面“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一句，这是倒着读书的人。于是《仪礼》服传注便有“女子许嫁者逆降旁亲”的说法，悖谬已极。果真如郑笺所解释，那么“杀羊无血，捧筐无实，无所利”的男女，又取什么义理，而编入正风之中呢？朱子也未加申明，私下认为圣人垂示教诲，必定不是这样。

《诗经》

那茂盛的芦苇，一箭射中五头野猪。哎呀，驺虞！

编修臣沈文镐

臣谨按：这话是说，文王的仁爱，遍及各类生物，以昭示王道的成就。考察成周，以忠厚开创基业，积累功德仁爱，代代有贤明的君主。文王以美好柔顺、恭谨的德行，施行恩惠、安抚保护的恩泽，熏陶酝酿，逐渐达到太和。所以那时，《关雎》《樛木》，教化兴起于宫庭；《桃夭》《芣苢》，和谐邦国。以至于乔木兴起，江汉之思；网罗完备，干城之选。风俗淳美，贤才众多。多么兴盛啊！由此仁爱百姓之余，恩泽及于各类生物。《召南》末章，吟咏驺虞，流连唱叹，是赞美诸侯吗？是赞美文王啊。大概文王治理岐地，王政修明，人心喜悦，德泽广布恩惠深厚，本来万物没有不得其所的。南国诸侯，承受美风而接受雅化，其政治也翕然大变。所以他们在田猎时，顺从东郊的命令，与春搜的典制，驱驰林麓，上下郊原。观看草木向荣，都含有生机；瞻仰飞禽走兽都顺从，尽受造化之功。诗人因此作歌赞美，而归结于仁心的自然。这是王道所由观察其成就的。曾考察《洪范》的话，关于庶征。验证于草木繁茂，是《虞书》敬授时节的；至于鸟兽繁殖，是《周礼》体国经野，详细记载山林川泽，虞衡之事。确实因为物类很微小，而风俗之美，治化之隆，实在这里显现。而圣朝不贵异物，盛世不借奇珍，只让茂盛对时，万物并育，即可见太平的征兆，至治的修和，不必芝房宝鼎可荐郊庙，神雀黄龙用来纪瑞。况且草木禽兽，一样，有时而异。兴盛则菁莪致美，鹿鸣载歌；衰落则苕华见伤，牂羊是叹。物体并非自己不同，看其所值。只有圣人与天地之心相似，遂与天地之气相调和，洪纤高下，悉鼓荡于太和。百姓得到它则无夭折，万物得到它则无灾病，熙熙皡皡，共同如同其天。不然的话，歌苌楚，呼黄鸟，衰世的百姓，想如盛世之物类而不可得，其原因岂是偶然的呢？善积则余庆，气和则致祥。读《二南》诸什，知道太和之气，确实在成周宇宙间。所以诗人以麟趾为《关雎》之应，驺虞为《鹊巢》之应，而传世浸昌，赤乌启瑞，白鱼兆祥，西旅贡獒，越裳献雉，则又是麟趾驺虞之应了。顾文王三分有二，化行南国，其德澤尚未遍于天下，而仁风渐被，休征丕應。已若此况乎？四海一家，重熙累治，溥湛恩于无外，涵一世于太和大和。君相不有其功，民物各安其命。斯其受天眷顾，集庆凝休，又当何如哉！

《诗经》

高高干旄，在浚邑郊外。素丝缀饰它，良马四匹驾。那美丽的女子，拿什么赠她？高高干旟，在浚邑都城。素

译用丝绳系着，用良马五匹。那位美丽的女子，拿什么送给她？干旌高高飘扬，在浚邑的城上。用白丝装饰，用良马六匹。那位美丽的女子，拿什么告诉她？

译监察御史臣刘永泰

孔颖达说：“《三章》前四句说文公的臣子树立旌旗、乘坐马车，多次前往浚邑拜见贤者，这是喜好善道；后两句说贤者乐于将善道告知他们。”

臣谨按：依靠贤能的人安逸而能建功，依靠强力的人辛劳而无成效。所以臣子接受君主的命令，肩负治理百姓的责任，固然贵在日夜不懈怠，尽力完成传达政令、教化百姓的职责；尤其贵在广泛汲取贤才，以汇集众人的智慧、扩大教化的效益。贤者对于国家，并非迂阔疏远、不切实际的人。他们的道德可以熏陶人的性情，他们的学问可以启发人的智慧，他们的气节可以砥砺社会的风俗。只是他们往往抱负不合时宜，常常有孤高难合的态势。如果君臣名分尚未确立，不能以隆重的礼节来奉待他们；如果诚意尚未使人信服，不能以积累诚心来沟通他们。他们只有远远引退、高蹈隐逸，珍视自己的言论罢了，谁肯轻易来到我们面前而倾吐内心的想法呢？现在看卫国的大夫，礼节显现在外，诚意存留于内。在郊外、在都城、在城邑，屈尊拜访是多么勤勉啊！四匹马、五匹马、六匹马，威仪是多么盛大啊！降低浚邑大夫的尊贵身份而亲自访问蓬门陋室，劳烦仆夫驾车而多次造访衡门。所吟咏的“适馆授餐”，大概不过是这个邑里的人。指着他们的旌旗，看见他们的车马，无不欢欣喜悦地互相告诉说：“这位大夫是为姝子而来的。”那位姝子，感念大夫礼节的崇高，相信大夫诚意的深厚，凡是所知道的没有不说的，所说的没有不尽的，而完全抒发他平素的蕴藏，应当不知道用什么来给予、授予、告知，然后才可以回答我们大夫了。由此贤者将他所获得的道理献给大夫，大夫将他所听到的进献给君主，君主就将所进献的施行于政事。文王、康叔的治绩，难道不能在今天重现吗？总之，大夫喜好善道，不只是他的臣子如此。大概有秉心深厚的主君，才有虚心屈节的臣子。所以说：“一国的事务，系于一人的根本，这叫做风气。”曾经考察宓子贱担任单父县令，有五位贤者，都师从他们并禀受法度，所以能够身不下堂，弹琴而治理好政事。鲁国想让乐正子执政，孟子不以他强记多闻为喜，而以他喜好善道优于天下。由此看来，一邑的长官，一国的辅佐，尚且必须如此求贤以辅助自己，何况统领万邦、安抚亿兆百姓，其采纳善道又应当如何呢？

诗经

投给我木瓜，回报以琼琚。不是为了报答，而是永远以此结好。投给我木桃，回报以琼瑶。不是为了报答，而是永远以此结好。投给我木李，回报以琼玖。不是为了报答，而是永远以此结好。

监察御史臣刘永泰

黄櫄说：“木瓜、木桃、木李，都是微小的物品。而诗人想要用琼琚、琼瑶、琼玖来回报，还认为不够。不是物品不够，而是心意不够。”

臣谨按：诗人所吟咏的，寄托深远，所以《中庸》引用“衣锦”的诗句，来证明“厌恶文饰”的显著；子夏得到“素绚”的解释，因而领悟“礼后”的防范。对于阅读的人，善于观察并融会贯通，不必固执一端而强行解释。如《木瓜》三章，朱子说“如《静女》之类”，原本就是疑问之词；《诗序》说是赞美齐桓公的作品，终究缺乏确凿依据，都不必辩驳。只根据诗文，认为是寻常互相馈赠，比较接近事实。礼尚往来，只往不来，不符合礼；只来不往，也不符合礼。那些世间背信弃义、不肯偿还，而在细微处计较的人，固然不用说了。即使接受别人的微小物品，回报别人厚重的财物，而其心意却说这样就足够了。那么回报者情意倦怠，施予者恩德被遗忘。只有心中歉然，常觉得没有物品可以回报，而愿意表达永远不忘的诚意，这样回报者情意、施予者恩德都无穷尽。反复诵读这篇诗，不但诗人忠厚的思虑，和蔼地显现在言外，而且文王、康叔的教化恩泽，深入人心，感人持久，流传久远，还有遗风，也可以由此想见。朋友交往的常情，尚且应当薄来厚往如此，何况名分属于臣子，情谊切近尊亲，沐浴特殊恩惠，戴戴至高德行，其所图谋报答的，又应当如何呢？

诗经

坎坎砍伐檀树啊，放在河岸边啊，河水清澈且有波纹啊。不种也不收，为什么取走三百束禾稼啊？不狩也不猎，为什么看见你庭院悬挂着貆獐啊？那些君子啊，不白吃饭啊。

监察御史臣沈懋华

序说：“《伐檀》讽刺贪婪，在位者贪婪鄙陋，无功而受禄，君子不能进仕。”

朱注赞美贤者坚定志向，不是自己的功劳不吃，所以叙述其事而感叹。臣谨按程子说：“《诗》小序必定是当时人所传的国史，明白得失踪迹的是正确的。”不这样，怎么知道这篇是什么意思？朱子学问宗奉二程，而对于《诗序》却不然，其解说就像《伐檀》三章的注与序各自为义。根据毛亨、郑玄则是讽刺贪婪，而跟随朱子则是奖励廉洁。序则责备在位的人，所说的“不种不收的田谷，不狩不猎的貆獐”，都是无功受禄的证据。朱子则是未仕的人不能进用，以不耕不可得食，不猎不可得利，所以甘心穷饿而不悔。两种说法相反，不能贯通。彼此的心怀，假使以讽刺贪婪的诗，移赠坚定志向

译如果面对的是君子，那么君子就不会接受。再进一步假设，用鼓励廉洁的言辞，去投合那些在位贪婪卑鄙的人，他们难道不会羞愧得自感无地自容吗？那么，究竟应该听从哪一种说法呢？难道是因为这首诗排在《十亩之间》之后、《硕鼠》之前，各自都有言外之意吗？又难道是因为魏国多贤人，而风俗却贪婪卑鄙吗？虽然两种意见背道而驰，但本来不妨两种说法并存吗？或者难道说诗的道理，不妨互相交换其义理，像埙和篪那样和谐相应吗？虽然如此，如果进而朝廷的惩罚与奖赏类似这样，岂不是本末倒置了吗？解说《诗经》如果不切合实用，就不能辅助经义；解说《诗经》如果言辞游移不定，就不能取信于今人并传之后世。用什么来裁定呢？也只有以孟子的观点作为折衷标准罢了。公孙丑说：“君子不耕种却吃饭，这正是《诗经》中所说‘不稼穑，不狩猎’的道理。”为什么选取“禾三百廛”和“在庭之貆”呢？特别是指那些居住在这个国家的人，君主任用他们，他们便安享富贵尊荣，子弟跟随他们践行孝悌忠信，还有什么比“不白吃饭”更大的功劳呢？士人生活在这个时代，登上车驾，手握缰绳，有澄清天下的志向，不仅仅甘心穷困饥饿而不后悔罢了。车轮和辐条的作用，在于承载重物并到达远方；当它们没有用处时，就被弃置一旁。一旦接受君主的命令，宣扬皇家的恩德，环顾在位的人贪婪卑鄙，无可交谈，不是像《伐檀》中的君子那样，就无法建立功业。说“十亩之间”，是陶潜《归去来辞》中的意境。说“硕鼠硕鼠”，唐仲友在诗解中认为是爱君到了极致，戚雄赞叹他最有发明。我私下认为，《伐檀》三章是以道义自重，只有孟子作为客卿那样的人才足以担当。世上如果有这样的人，即使给他万钟的俸禄也是可以的。

译《诗经》

七月火星向西行，九月开始分发冬衣。十一月寒风呼啸，十二月寒气凛冽。没有单衣没有粗布，靠什么度过岁末？正月修理耒耜，二月举足下田。带着我的妻子儿女，送饭到南边田头，农官见了十分欢喜。

编修臣钮汝骐

臣恭敬地陈述：农业和蚕桑，是百姓生存的根本事务；衣服和食物，是王道政治的重大根源。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治理，之所以能把百姓从饥寒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并引导他们形成亲爱谦让的风气，没有不深切关注这一点的。如果一个男人不耕种，就有人挨饿；如果一个女人不织布，就有人受冻。一定要等到饿了才去谋求食物，冷了才去谋求衣服，不是太晚了吗？所以寒风呼啸、寒气凛冽，是冬天的忧虑；而《豳风》中谋求衣服的方法，却不从冬天开始，而是在七月暑气消退时，就考虑到九月分发冬衣的事宜。火耕水耨，是夏天的农事；而《豳风》中谋求食物的方法，却不从夏天开始，而是在正月修理耒耜时，就已经考虑到二月举足下田的事宜。这是预先谋划的道理，也就是事先为之谋划。不仅如此，九月分发冬衣，而求取桑叶、采集白蒿，则在此之前；二月举足下田，而修缮房屋、播种谷物，又在此之前。推而广之，取那些狐貍皮为公子制作皮衣，是为了弥补衣服不足的缺陷；种植郁李、薁、葵、菽、壶、苴、荼等作物，是为了提供食物的盈余。像这样，难道仅仅可以验证民风淳厚、民俗淳朴吗？想来当时后稷、公刘的教化，在百姓中浸润已久，而那些一时巡视田间、劝勉农桑的官员，必定对民生根本事务兢兢业业，奉行君主的德意，唯恐落后于时节。《诗经》所说的“农官见了十分欢喜”就是这个意思。现在看这首诗：“继承武功，男子则有勇且向往道义；拿着筐子纺绩，女子则不懒惰且遵守礼法。按时结婚，就共同归于公子；勤勉不懈，就承担宫中的劳役。”因此献羔羊祭韭菜，就是按时祭祀；带着酒去宴饮，就是节制宴飨；酿造春酒以祝寿，就可以教导孝道；登上公堂举杯祝酒，就可以教导忠诚。美好啊！风气多么淳厚，习俗多么淳朴啊！大概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有根本的。上面倡导下面响应，风气流行命令施行；率先劳作，百姓就不敢落后；教化引导恳切，百姓就不敢懈怠。不做无益之事，那么预备农桑事务必定周全；不珍视奇珍异宝，那么致力于耕织器具必定详尽。上面以此作为施政的根本，下面以此形成风俗。这就是后稷、公刘教化的由来，也是周朝王业兴盛的原因。

《诗经》

春天阳光温暖，黄鹂鸟鸣叫。女子拿着深筐，沿着小路，去采摘嫩桑。春日漫长，采白蒿的人众多。

监察御史臣陈大玠

臣恭敬地陈述：农业和蚕桑并重，是王政的重大原则。《豳风》是王业的根基，而《七月》一篇，对流火授衣多次强调。看第一章，先说“无衣无褐”，接着说“于耜举趾”，而第二章、第三章则详细讲述蚕织之事。这说明谋求衣服和谋求食物，都应当预先筹划。《月令》记载：季春之月，命令野虞不要砍伐桑柘，是爱惜蚕吃桑叶。在“鸣鸠拂羽，戴胜降桑”的时候，就准备好曲植和竹筐，备齐养蚕器具。后妃斋戒，亲自采桑劝勉蚕事。分茧称丝，以供给郊庙的祭服，是完成蚕事之功。又查考：蚕是龙的精气，月亮对应大火星，就沐浴蚕种，这是二月浴种。《祭义》说：“清晨，捧着蚕种在河里沐浴。”注解说：“清晨，是季春初一。”这是三月又浴蚕。这一章在春天求取桑叶，以养蚕作为今年分发冬衣的打算。第三章在八月，萑苇已经长成，就预先积蓄，作为曲簿，作为明年养蚕的打算。这一章求取嫩桑以养刚出生的蚕，采白蒿以养生长尚未整齐的蚕，这是蚕事的开始。第三章在桑树大的时候条取桑叶，桑树小的时候猗取桑叶，蚕盛的时候大小桑叶都取，这是蚕事的完成。周朝以农事开国，而周公作诗，那么衣服和食物并重，并预先为之打算，希望君王知道百姓的依靠，而不敢荒废安宁，大概与《无逸》是同一个意思吧？现在天下的百姓，只有杭、嘉、湖三郡详细讲求蚕务，其他地方有的养蚕有的不养，大多有所欠缺。难道是下面的人怕麻烦而不讲求？还是上面的人劝勉的方法没有尽到呢？曾经查考《禹贡》：“桑土既蚕”，见于兖州；“厥篚檿丝”，见于青州；至于纎缟、织贝、纔组、纤纩，见于徐、豫、荆、杨。《周礼》：“宅不种桑的罚里布，民不养蚕的不穿帛。”东汉诏令以布帛为租，魏、晋按户收绢输绵。唐朝制度租庸调，所谓“调”，就是现在丁粮岁纳绫绢絁绵。北宋税收有丝绵一种。自古以来，都作为常赋，难道有百姓不养蚕而强行索取的吗？元、明仍然兼征布帛，而蚕事逐渐懈怠，是因为元朝定天下棉布普遍流行的缘故。棉布既流行，百姓不苦寒，因此重视棉布而轻视丝帛。然而种棉适宜于平原，而种桑则处处适宜，如墙边、屋角、田畔、道旁，以及荒山野屿，都可以种植。如果让各地遍插桑秧，各人各自经营蚕具，将使家人妇子努力务蚕

译必定能获得丰厚的成效。与农田耕作相比，不必经历三个农时的辛劳憔悴；与种植庄稼相比，尤其显得收获回报更加丰厚。农业与蚕桑同时并举，粮食与衣物都充足丰裕，敦厚风俗并彰显忠诚与爱心，《豳风》可以接续传唱了。

译诗经

六月吃郁李和薁，七月煮葵菜和豆，八月打枣，十月收割稻，酿成春酒，用来祈求长寿。七月吃菱角，八月割葫芦，九月收麻子，采苦菜当柴烧，供养我们的农夫。

编修臣汪廷璵

臣谨按：衣食是百姓生存的根本，而维持生命所需的物资中，食物尤其迫切。孟子说：“按时令进食，按礼仪使用，财富就会用之不竭。”王政教化百姓，最推崇节俭，极其细微详尽，无不周备。制定等级规范来限制，设立禁令来防范，使贵贱有等级，老少有区别，丰俭有尺度，不敢享受过分的温饱，以预防意外的饥寒。这就是为了丰富物产，增加积蓄，安定民心，淳厚风俗。臣阅读《豳风·七月》这首诗，对此更加明白。第一章说“举起耒耜下地”，记载农事的开始；第七章说“禾麻豆麦”，记载农事的完成。百姓食物的根本，大概充足了。至于瓜果蔬菜，也表现出郑重爱惜的意思，如第六章所说。臣仔细品味其文辞，发现其中有四种美德：一是充分利用地利，二是物种完备，三是安守本分而懂礼仪，四是有功劳而能谦让。五亩的住宅，必有空地，庄稼未收获时，整理场地作为菜园，蔬菜之类，都在这里生长，那么土地就没有被废弃的利益了。苦菜味道苦，不如菱角葫芦可供食用；臭椿不成材，不如郁李薁能结果实。而农家种植的，必定种类繁多，大概是因为万物各有其用处，各有其适宜之处，美丑都不遗弃，那么物种就完备了。家庭之内，必定先尊敬长辈；乡里之中，尤其尊重高龄老人。一杯酒一碟菜，曲折地表达爱护奉养的欢心，那么在岁时伏腊，农家慰劳之际，就能见到孝悌的风气。所谓安守本分而懂礼仪，由此可以看见。从春到秋，三个季节辛勤劳作，耕田之余，还兼顾园圃。农夫的辛劳，理应有所酬谢。然而果实美酒佳肴，却说“这是适合献给长寿老人的”；菱角葫芦麻子苦菜，却说“这是适合壮年人吃的”。勤勉做事而不说劳累，竭尽全力而不说回报，这真是有功劳而能谦让吗。饮食虽细微，却关乎教化；田野之乐，酿成太平。竞逐奢侈浪费，放纵醉酒饱食，是物力衰败的原因；崇尚恭敬节俭，增加积蓄，是生计宽裕的原因。《易经》说：“君子以此使百姓勤劳互助。”大概君王以君主身份养育百姓，尤其在于使百姓互相养育。由果蔬的细微，推及谷米的重要，必定有节制爱护之心，才有积蓄丰裕的实际。百姓食物充足，那么百姓心情舒畅；百姓心情舒畅，那么民心安定。周公陈述《豳风》，详尽说明节俭的意思，如此重视。百姓食物的谋划，至深至远啊。

诗经

九月，修筑打谷场和菜园。十月，收纳庄稼。黍稷晚种早种，禾麻豆麦。唉，我们的农夫！我的庄稼已经归仓，进城里去干宫室工程。白天去割茅草，夜晚搓绳索。赶紧修缮房屋，开始播种百谷。

编修臣孙人龙

朱熹说：“说收纳到场院，无所不备，那么我的庄稼就归仓了。可以进都城，去干修治宫室的事了。所以白天去取茅草，夜晚绞绳索，赶紧修缮房屋。因为来年将要重新开始，播种百谷而没有闲暇做这个了。不需要督促责备，而自我警戒，不敢休息如此。”

臣谨按先儒说这一章就农事的结束来兴起农事的开始，说庄稼已经归仓，似乎可以稍微休息了，而随即想到城邑居住的地方应当修缮，房屋正在修缮，似乎可以稍作休息了，而更想到种植树木在即，修筑打谷场和收纳庄稼，似乎功业已经完毕了，而不胜欢欣鼓舞之情，赶紧修缮房屋，似乎心情更加紧迫了，而不胜告诫叮咛之意。虽然农事有始终，而稼穑艰难，互相勉励，那么合始终而忧勤无间。尝读其词而绎之，惟天道运行不息，那么人事应当勤勉以有功；而小民竭力以务农，那么大君应当勤劳以务本。试观周公辅佐成王，既作《无逸》来告诫我君，使知道民生所依赖，而不敢闲暇安乐；更作《豳风》来诵读给我君，使知道王业所起，而不敢怠慢荒废。若此一章，说“我的庄稼已经归仓了”，就说“进城里去干宫室工程”；说“割茅草搓绳索以修缮房屋了”，就说“开始播种百谷”，可以看见终岁勤动，非必有以督责之，而自我警戒，不暇休息。故夫上之人必深念民为邦本，食乃民天，凡所以致力于农事，如耒耜有柄，祈年有祀，田官有劳，教以身也；巡视庄稼有师，兴起百姓有吏，治理土地有司，重以官也；开辟治理有庆，荒芜有让，耕获勤惰有奖罚，责以实也。圣王治天下，唯务本重农之至意，孜孜汲汲，常劳其心于袯襫耕耘之间，而晚食早起，无时或倦，诚知民事之不可缓。若孟子言“民事不可缓”，特引“割茅草搓绳索修缮房屋播种谷子”四语以为证，亦谓备极三时之辛苦，绝无一日之安闲，甫完今岁之勤劬，早计来年之力作，尤觉农家情事实无顷刻之敢休息耳。究之《七月

译这难道不是对“民事不可缓”的防范吗？

译诗经

我稼既同

检讨臣万松龄

臣谨按：国家的大计，在于农耕。各种货物的丰歉，取决于庄稼的收成。六府并重，土谷位列八政之首，首先关乎食货。读《豳风》这首诗，就知道在上位者爱护在下位者，以及在下位者忠于在上位者的情形，细微恳切，无不周全。而终年勤劳，务必以农事为兢兢业业之事。大概从举起耒耜、抬起脚掌，到修筑场院、收纳庄稼之间，王化的根基就建立于此了。然而周朝用来治理豳地的方法，也就是用来治理天下的根本。在百姓尚未耕种时，司稼官先为他们辨别种子，以了解土壤的适宜性；遂大夫则检查他们的农具，以整顿农政。等到已经耕种后，农事由县正督促；耕种锄草由酂长督促；在耡田时配合耦耕，则由里宰安排次序；抢救农时的事务，则由遂师掌管。因此，甸、稍、县、畺等地，没有不利用的土壤；平地、原野、低湿之地，没有不恳切耕种的田地。宾兴的典礼，与兴起百姓同等重要，分别由乡、遂的大夫掌管。居住在野外而不疏远，那些优秀百姓中能成为士人的，都出自农民。而重视士人，也就是重视农民。根据土地来整顿物资，任用商人来管理市场事务，一并由闾师掌管，而器用货物不担心缺乏。那么，工匠和商人正是用来资助农业，而不是用来妨碍农业的。况且甸师不直接参与农事，却率领属员耕种王籍田，以此来鼓励天下人努力耕田；内宰不直接参与农事，但在年终时宣告进献种子，以此来显示天下人重视谷物。大概那个时代没有不勤于农事的时候，没有不鼓励农事的官员。三年考核政绩，考核的就是这些政绩；三年有所成就，成就的就是这些功业。耕种三年，就有一年的积蓄；耕种九年，就有三年的积蓄；积累二十七年，就有九年的积蓄，这叫做“三登”。三登叫做太平，即使有水旱灾害，百姓也没有饥馑的脸色。然后礼让之风盛行，德泽流布浸润，王化就成就了。因此成王、康王时代，刑罚搁置不用。那么，读《豳风》就知道周朝之所以称王的原因，读《周礼》就知道周朝之所以兴盛的原因。那么《周礼》这本书，即使说它是根据《豳风》而写的，也是可以的。况且采摘苦菜来给农夫吃，农夫觉得甜如饴糖；酿造春酒来祝寿，储备它唯恐落后。一家之中，饮食节制，做事适时，老幼各得其所。君主只怕百姓寒冷，所以说“没有衣服没有粗布”；百姓只希望君主温暖，所以说“为公子做皮衣”。登上公堂的人，就是先前收割稻谷的农夫；执行宫室工程的人，更念及他们急于修屋顶的情形。上下之间，互相忠诚爱护，那些细微之处必定周全，恳切真挚如此。王业的兴隆，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吧。

诗经

《诗序》说：“《东山》，是周公东征的诗。周公东征，三年后回来，慰劳归来的士大夫，赞美他们，所以作了这首诗。第一章说他们完好归来，第二章说他们的思念，第三章说妻子盼望丈夫，第四章乐男女能及时婚配。君子对待别人，顺次他们的情感而怜悯他们的辛劳，以此来使他们喜悦。喜悦地役使百姓，百姓就忘记了辛劳，大概只有《东山》这首诗能做到吧。”

编修臣诸锦

朱熹的《诗集传》与《诗序》的意思相同

臣谨按：《小戎》是秦国的风俗。那冰车驖马的盛况，即使是女子也知道勇于对抗敌人。《东山》是周公所作。而整篇诗中，似乎都牵涉私情，没有一句涉及公事。那么圣人的言论，难道不对吗？大概周公的话已经极尽了。凡是年成的丰歉，看黍稷；风俗的巨大变化，看游女。祭祀的诚敬，看执事者；内心的充实深远，看牝騋。东征的诗，细微到桑野的蜎蠋，栗薪的苦瓜，穹窒的鸣鹳，燿羽的仓庚。极其细微详尽，用来形容。而独宿和妇叹以及孔嘉，把勇武变为言情，以此来教导天下人急于跟随君王对抗敌人，没有超过这个的。至于《破斧》这首诗，出自从征的士大夫，则夸大军队以声讨罪行。大概上位者通达下位者以情义，不必多说；下位者奔赴上位者以义情，不必多述。《易经》说：“天地交合而万物通畅，上下交合而意志相同。”《东山》、《破斧》的诗，就是这样。那么王者的军队，有征伐无战争，为什么花了三年呢？回答说：武，禁止暴乱，收敛兵器，保持大业，安定功业，安抚百姓，和睦民众，丰富财物。这叫做七德。所以一年迁移他们的土地，增加他们的封地，百姓可以使之众多；又一年各自安居，各自耕田，百姓可以使之富裕；又一年没有故旧私情，只亲近仁德，而教化就成功了。率领军队离开他们，百姓直到死也不背叛。《九罭》所说的“因此有衮衣啊，不要让我公归来啊”就是这个意思。《易经》说：“三年在师临大国受赏。”军队出动以纪律，也是这个意思。这就是居东三年的意义。臣又按：季札观乐时，为他唱《豳》说：“美好啊，浩荡啊！快乐而不淫乱，大概是周公的东征吧？”“东徂东也，居东也。”从独宿征验，从聿至征验，又从新孔嘉征验，旧如之何？快乐而不淫乱，正是指这首诗。《诗经》三百篇，除了变风之外，只有《南》《豳》都可以配上管弦，用在乡人，用在邦国。吴札的话，大概是在夫子《关雎》之前就得到了。

诗经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吹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对我好，示我周行。呦

译呦呦鹿鸣，吃着野外的蒿草。我有尊贵的客人，美好的品德非常显耀。向百姓展示不轻浮，君子以此为准则并效仿。我有清醇的美酒，让嘉宾尽情宴饮游乐。呦呦鹿鸣，吃着野外的芩草。我有尊贵的客人，弹奏瑟和琴。弹奏瑟和琴，和谐欢乐且深厚。我有清醇的美酒，用来宴饮以让嘉宾的心情快乐。

译编修臣储麟趾

臣谨按：《鹿鸣》三章，本是君主宴请臣下的乐歌，后来推广用于乡饮酒礼和太学，大概是依据《乡饮酒义》中“乐工入场升堂歌唱三终”以及《学记》中“夜间演习《小雅》三篇”的说法而言的。然而这首诗实际上主旨在于欢欣和悦，以宾客之礼对待臣下，使他们鼓舞奋发，尽情献出心意而后止。开头以“呦呦”鸣叫的鹿来兴起前来赴宴的嘉宾，鹿吃香草而呼唤同类，就像臣子食君禄而引荐朋友，没有争强好胜的念头，没有嫉妒之意，所以声音如此和谐。琴瑟笙簧，用雅乐来引导；进献筐中的币帛，用隆重的礼节来考察终始，总是要以美酒款待嘉宾，成就君臣宴饮的礼节。臣子侍奉君主饮酒，不能超过三爵，所以《宾之初筵》末章说“三爵不识”。《左传》中陈敬仲也说“臣只占卜白天，不占卜夜晚”，只是君主爱护臣子情意深长，不想用常规礼节限制他们。从鼓瑟到承筐，所说的“式燕以敖”（宴饮游乐），指的就是这个；所说的“和乐且湛”（和乐且深沉），指的也是这个。“好我而示周行”，就是《尚书·君陈》中所称的“你有好的谋略，就进宫告诉君主，你在外面顺应执行，说这些谋略都是君主的德行”，大概是从今往后要求最终结果并勉励他们，尤其显示出乐于向善不知疲倦。而朱熹传注认为古代在旅酬时说话，这是用乡饮酒礼的规矩来类推。究其根本，臣子的言论，难道真的能增加庙堂上的谋略吗？只是喜爱之心没有止境，所以探求更加迫切罢了。所谓“周行”，又表明君臣以大道互相勉励，而那些琐碎细小的言论，一概不足以作为进谏的凭借。“德音孔昭”，是说臣子有淳厚安重的德行，名声显著，下能使待治的百姓效法美好的行为，上能使同朝的君子佩带作为典范。由此可以看出殿陛之间，风度端庄凝重，一举一动都足为法则，没有越礼失仪的人。这也表明臣子立朝周旋左右，端正君主、改善风俗，自有其道，而不是仅仅靠语言文字润色宏大的功业，就能满足百官恭敬尽职的责任。末章总结说：“我有美酒，用来宴乐嘉宾的心。”君主能得臣下之心，那么无论是作为股肱心腹的重臣，还是掌管军事民政的官员，都会鞠躬尽瘁，不敢诉说辛劳。这三章反复推敲，可以看出君臣志同道合，相互感应在于意气相投；建立政事、治理百姓，相互追求在于德礼的教化，情意和厚，音调端正。《毛诗序》说：“雅，就是正。是正乐的歌。这三首诗列在小雅之首，与那些恭敬斋庄以发扬先王之德的诗，只是体裁不同，因此有大小之分罢了。难道有什么不同的旨趣吗？”

诗经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监察御史臣赵青藜

臣谨按：《鹿鸣》的序言，认为是宴请群臣嘉宾的诗。既然是群臣，却称为嘉宾，情意融洽了。进而咏唱“鼓瑟”、“吹笙”，那么用来调和声音的手段达到极致了。再进而咏唱“承筐是将”，那么用来劝勉饮食，表达礼意殷勤的手段，没有不用尽极致的。于是直截了当地说：“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恳切的样子，好像只怕他们吝惜这周行而不立即展示，在这里看到圣人好问的殷切，取善的迫切，那种舍己从人的心意，是多么诚恳真挚啊！士人自从束发读书以来，“对君主提出高要求”叫做恭，“陈述善道、杜绝邪恶”叫做敬，这也听得很熟了。难道他们接受任命、呈递名帖时敢忘记这些吗？一定要等到君主如此委曲周全地厚待他们，才拿出心中平时所藏的东西给君主，权衡施报吗？然而圣人认为不这样就不行，为什么呢？大概君臣的名分，以严肃为主；朝廷的礼节，以恭敬为主。名分极严而不用情意沟通，就会隔绝；礼节过重而不用音乐调和，就会疏离。那些希求荣禄苟且的人，不用说。即使是稍知大义，早晚发誓效忠的人，不是没有怀着入宫告谏的诚意，等到在朝廷上面对君主，因为名分严肃、礼节恭敬，往往多有畏惧，最终怀着疑虑不敢上前。史书记载唐太宗神采英毅，群臣进见都失态失措。太宗知道后，每次见人奏事，一定给予和颜悦色，希望听到规谏。太宗纳谏，应该无不昭然明白于臣民，但还是必须给奏事的人以和颜悦色，而群臣进见甚至失态失措，那么一般臣子面对君主，其艰难谨慎，大概可以知道了。圣人为此在《燕》诗中详细记载其仪节，琴瑟竽笙大声演奏以表达喜悦，币帛劝酒以饱足其心，使他们优游快乐，严肃得以舒缓，恭敬得以调和，于是坦然直抒胸臆，有不知的知道无不告诉，有不说的说话无不详尽。所以圣人如此委曲周全地厚待他们，大都是为了鼓励中等资质的人罢了。况且“周行”是大道，用大道培养国运，那么在盛世之时，要进献忧患危亡的言论；用大道规范皇帝自身，那么在安逸之地，要陈述怠惰荒废的防备；用大道感化君主之心，那么在嗜好萌发之时，要严明性情的端正。甚至用万无一有之事，设想万一有的忧虑，如禹对舜，说没有像丹朱那样的人；周公对成

译大王，却说不如殷王受。臣正惶恐战栗，认为获罪更加深重，于是君王不仅宽恕我的狂妄愚昧，而且直接探究我内心的真实想法，认为这是人的美好之处。这本来就是我这样纯臣志士日夜深切祝愿的。我们的君王不敢确信这一点，我们的君王，却不料君王体恤臣下竟到了这种地步。臣即使没有心，难道忍心不率领众人入宫禀告吗？所以不仅师保用来启发开导，疑丞用来辅助赞襄，众臣和办事的人一起进献可行的建议、替换否定的意见，弥补缺失、拾取遗漏，而盲人用典史来记录，乐师用箴言和赋来规劝，蒙童诵读，百工进谏，庶民传话，大概没有不全部到达君王面前，而效法周行所显示的，那么赓扬的美德可以继承，泰交的治世可以成就。这就是圣人因为燕饮而创作这首诗，再次歌唱它作为燕饮的礼仪，用来垂训万世的缘故吧。

译诗经

人们喜爱我，指示我大路。

修撰【臣】金甡

朱熹说：“《礼记》说：‘私人的恩惠不符合道义，君子不会因此自我留连。’大概君主对群臣嘉宾所期望的，只在于指示我大道，那么他们必定不会把私惠当作恩德而自我留连，这就是他们和乐而不放纵的原因吧。”【臣】谨按：《礼记·缁衣篇》说：“私人的恩惠不符合道义，君子不会因此自我留留连。”《诗经》说：“人们喜爱我，指示我大路。”陈澔说：“意思是有人对我施予私惠，但不符合道义的公理，君子决不肯自我留连。”朱熹解说《诗经》，引用这句话来互相阐发，其用意深远，推究其义理，足以明白鉴戒。大概在上位者与下位者交接之间，从献享礼仪，直到一言一语的细微之处，都必须符合道义的公理，然后发出者才是恰当的，接受者才是可以接受的。如果礼制文物可观，辞藻文采值得崇尚，但衡量于大道，却未见其恰当，君子一概将其视为私惠，而不可以自我留连。朝廷礼制崇尚严敬，情感或许未能通达，有宴饮歌乐来引导和谐，即使只是叙述君臣相悦的意思，未尝不是当时的盛事，在道义上固然没有欠缺。然而乡里小民，承袭前圣的遗风，常有深思远虑，尚且在宴乐时担忧职守，何况自古明君良臣相遇，互相责难警戒，拜手扬言，必定不止于铺张嘉会来宣扬太平盛世。假使当时的嘉宾，只是怀着感激之情，向臣子之心致以颂扬，这确实是情难自禁，但不能因事尽规，陈述大道，以称塞君主的心意，明主特别将其视为私惠，不符合道义的公理，都在所不取的。那么《天保》回答君主，难道只是泛泛地以冈陵的高大、日月的升恒作为祝颂吗？第四章的孝享，义理在于敬承宗庙，继承次序不忘，而不是仅仅作为赏赐的辞令。第五章的遍德，义理在于惠养百姓，返璞归真，而不是仅仅赞美顺从欲望的治理。这也如同《卷阿》中的歆动，以福禄的兴盛，而申告达到此境的原因，大概是将规劝寓于颂美之中，然后才符合“指示我大路”的义理，这样君主乐于听闻，并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由此推论，凡是臣子进献给君主的，稍有不合于道义的公理，君主就会有所不取，那么君主对臣子加厚恩宠，如果不以道义相期许，而只以欢洽为期，在明主固然不会这样做，唯恐开启私昵的端绪；在良臣也不安，不愿承受私恩。那些公私界限，分析道理不精微的，都可以依据朱熹的论述，而警惕地知道警戒。《鹿鸣》在宴饮之时，鼓瑟承筐，已经极尽欢欣和悦的情致了，而最终期望喜爱我的人，指示大路，作这首诗的人，有虚怀延伫，集思广益的心意。听到这首歌的人，有醉酒饱德，愿意献出刍荛之意。樽俎雍容，几筵肃穆，以此作为和乐而不放纵。《礼记》说：“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

译如果事情做不完，那么使臣的责任就确实不能苟且敷衍了。《春秋》重视出使的人才，把不能独立应对作为耻辱。自从汉代以来，奉命出使到遥远的异域，乘坐驿车前往边远之地，有的招抚劝谕反复无常之人，有的镇守安抚危难疑虑之地，都是用来宣扬皇上的威灵，在万里之外挫败敌人的攻势。而像《诗经》中所说的那样，则深切挂念民间疾苦，专门以巡视宣抚为急切要务，这也是出使四方、不辱没君主使命中的重大表现。人的见识凭借见闻而增长，广博的才能通过历练而形成，既然已经经营四方，周知真假虚实，那么治理国家的雄才大略，也由此产生，又哪里仅仅是建立功绩、贤能辛劳，不辱没使臣的职责而已呢？

译诗经

《天保》篇说：安定你，也非常坚固。使你福泽深厚，什么福气不降临？使你获益众多，没有不繁盛的。

百姓质朴，日常饮食，众百姓，都归于你的德政。

洗马【臣】赵大鲸

朱公迁说：“无时无刻不承受福气，那么积累的福气就极其深厚，所以用‘单厚’来说；无事不承受福气，那么得到的福气就极其众多，所以用‘多益’来说。神明降下众多福气，不仅仅让君主一人得福，必定要使百姓的德行归于淳厚，这才是为人君的大福。”

【臣】谨按：古时候君臣之间，上下交流而情感与礼仪融洽。君主礼遇下属，已经无所不周；而臣子欢欣鼓舞以报答君主，也缠绵悱恻而不能自已。然而在归美颂祷之中，往往对百姓再三致意。《天保》这首诗，极力陈述天下休美盛大的景象，以抒发其忠爱之意。而说到君主的福气，必定归结于众百姓。那么所谓以小民承受上天永命的意思，大概深切而明显。人君作为神明与百姓的主宰，既然承受上天的福气，那么必定受到百神的呵护防范；而上天所以赐福的原因，主要就体现在百姓身上。大概百姓在天地间和乐安康，无不有本然的善性。如果用巧诈伪饰去雕琢他们，用法令去约束他们，那么淳朴的风气就会远去而厚德就会淡薄；如果限制他们的专一防范而让他们安于固陋，那么就不亲近不谦逊，风俗也就不会良好。只有上面有享有大福的君主，百姓才能受到大福的庇护。所以养育他们身体的，既耕田凿井，自安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常道，而在和煦的阳光下相忘于形骸；而所以善化他们心灵的，又优游于乡学庠序之中，相率迁善远罪，逐渐浸润于至治的恩泽。那么潜移默化、默默引导使他们保持天然本性的，太平的景象日益昭著于宇宙之中，而人们却不自知。人君只需端正衣冠垂衣裳而治理天下，虽然有夙兴夜寐的勤勉，却更加成就了累洽重熙的盛世。福气哪有比这更大的呢？总之治理百姓的方法，大要不外乎重视农业与劝勉孝道。使乡里没有游手好闲的人，家庭中多有孝顺顺从的儿子，那么自然有招致和谐之风、消弭兵刑之气的作用。唐虞三代至治的极致，没有不是由此而来的。为人君的，如果确实对此加以留意，那么就掌握了赐福的根本；而他承受上天的福气，也必定有像《天保》诗人所颂扬的那样了。

诗经

无不适宜，承受上天百种福禄，降给你远大的福气，唯恐每日不足。

修撰【臣】于敏中

朱子《集传》说：“说的是天人之间，交互感应的道理。”《尚书》所说的“明显承受上帝的命令，上天再次命令给予休美”，语意正是如此。

【臣】谨按：德行，是福气的根本。天人感应的道理，如同形影相随。只有君主有专一纯厚的德行，作为承受福气的根基，那么上天的福气，君主就没有边际。曾经读《诗》读到《天保》，而赞叹当时臣子颂祷君主的忠爱恳切，反复形容，在修德凝命的关键处，隐约言外。一篇之中，再三致意。现在选取其言辞来推绎：《天保》这个名字，是因为君主的职位本源于天，君主的福禄也出于天，称天以表达尊敬之意，即言保以勉励其明盛之思。好像说天心仁爱，对人君无所不至，想要君主仰答天恩，以永远保持这福禄罢了。所以说“单厚”，说“多益”，说“戬谷”，说“莫不庶”，“莫不兴”，“莫不增”，无非是推陈获福的原因，归结于进德，以至于无不适宜承受上天百种福禄。其言感召的缘故，更加深切而明显。只有人君亲身具备至德的深厚，完备律度的和谐，凡所以统御臣民、总理万机的，没有不适宜的，所以上天命佑他，百种福禄重申他，不仅如此，而且降给你远大的福气，唯恐每日不足。所谓“遐福”，已经极言悠远之义了。又必定接着说“维日不足”，为什么呢？大概人君刚健运行以效法天，体认谦卑以受益，努力彰显大德，日新又新，已经治理好而更加进于治理，已经安定而更加底于安定，惶惶然，只恐怕所修的德行还有不足，于是上天眷顾有德者，重申赐予无疆，逐渐达到诸福毕备，炽盛昌隆未止，也好像不足以酬答君德万一，这就叫做“维日不足”。从德行的积累来看，根深基固而不可防范，就像山阜崇高的气势。从德行的渊深来看，包容容纳而不可穷尽，就像川流增长的机会。从德行的光明悠久来看，往来继续而不可止息，就像日月常新的景象，松柏迭盛的情形。诗人的比喻，或许取于此。于是适宜于神明，所以祖考享受祭祀，而祭祀就承受福气。以此适宜于人，所以众百姓普遍蒙受德泽，而风俗达到雍容和乐，那么确实无不适宜了。《易经》“大有”卦的上九说：“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解释的人说：“履行信义思虑顺从，满而不溢，所以占卜如此。”不足以与此诗相互阐发吗？然而解说《诗经》的人，认为《鹿鸣》五章，是君主赐福给臣子；《天保》一篇，是臣子答谢君主。只说诗人善于颂祷，后世甚至取作祝嘏之辞，不知道其颂不忘规劝。言语婉转而意切，如果不是这样，何以展现盛世君臣矢扬赓遂之美？

译况且一定要将其列入正雅之诗，用于宴饮酬酢吗？季本的话说得好：“虽然称颂，但归结于有德之人，那么责难之意便蕴含其中了。”这与朱熹引用《尚书》中“昭受之防”的话互为表里。臣因此引申其义，认为明德是福的根本。

译诗经

没有一件事情不适宜，承受上天百种福禄。

检讨【臣】张汉

郑康成笺注说：“《天保》这首诗，是下级报答上级。君主能够谦下对待臣下，以成就其政事；臣下能够归美于君主，以报答他的上级。”

朱子说：“人君用《鹿鸣》以下五首诗宴饮他的臣下，臣下接受赏赐的人歌唱这首诗来答谢他的君主。”

【臣】恭敬地陈述：人臣对于君主，颂扬祈祷是忠爱到了极点；颂扬而不忘记规劝，更是忠爱到了极点。我私下观察成周时代，君臣互相警戒，共同有所成就，曾经长叹兴起而不能停止。那时，君主宴饮臣下以显示慈惠罢了，却以善望寄托在臣下的言语中，尤其恳切周到：歌唱《鹿鸣》，显示百姓不轻浮，希望忠信可以学习礼仪；歌唱《四牡》，希望不要来探问，希望笃实亲厚可以兴起仁爱；歌唱《皇华》，咨询询问，希望善道可以广增智慧；歌唱《棠棣》，使知道兄弟的大义；歌唱《伐木》，使知道朋友有信义。臣下对于君主，喝醉了酒而且饱受了恩德。臣下颂扬君主，如果只是铺张扬厉，献媚进谀，就以此作为忠爱吗？因此《天保》诗人颂扬祈祷的言辞，详细于上天授予，而必定接着说“福禄”、“全部适宜”，想要上天对君主思考启发并辅佐他，使成就君主的德行，作为承受福禄的基础。像那玉柄酒勺和黄色美酒，就在这里，如此不容易改变。虽然如此，“全部没有不适宜的”，也确实很难了。曾经考察诸诗：“适宜君主”、“适宜君王”、“适宜兄长”、“适宜弟弟”、“适宜百姓”、“适宜众人”、“适宜他的家室”、“适宜他的家国”，这是凡是人君从自身出发而施加于百姓，从近处发出而显见于远处，必定没有丝毫不合于道，才说承受福禄不虚假。所以天禄取数的多，极至于百，而没有少许吝惜。九如的颂扬，比拟于形容，又不可以数量计算了。臣下愚以为九如的颂扬，由百禄推广开来，“全部没有不适宜”的意义，应当以九如的箴言推广开来。现在山的本性，宣通气机产生万物，希望君主像它一样，德泽融洽喜好生养；大陆叫阜，既高且厚，希望君主像它一样，治理达到隆盛太平；山脊叫冈，这是山的纲领，希望君主像它一样，四方作为纲领；大阜叫陵，峻极于天，希望君主像它一样，处于高位更加谨慎；融汇而成河流，济助下流谦卑，希望君主像它一样，与道为体而不停息；月亮初生光明，向上趋向圆满，希望君主像它一样，持守满盈有道；旭日初升，出地趋向光明，希望君主像它一样，日日进步没有疆限；信任那南山，亿万多年，希望君主像它一样，仁寿以其宁静；受命于地，松柏独自端正，希望君主像它一样，树立德行没有比滋长更好的。那君主，确实有可以承受福禄的基础，对于福禄，上天难道不取自他的胸怀而给予他吗？《易经》说：“观察行为考察详细，其回旋元吉。”履旋即吉祥。《尚书》说：“趋向使用五福，说所喜好德行。”德行就是福。君主，修养五事以建立皇极的本体，勤勉八政以成就三德的功业，一以贯之，于是共同天下而赐给福泽呢？

诗经

选择吉日洁净制作酒食，以此孝享禴祠烝尝祭祀公先王。君主说：“赐给你万寿无疆。”

编修【臣】诸锦

毛苌传曰：“吉善，蠲洁净，饎，酒食。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尝冬曰烝。公事，君先君，卜予。”

郑康成笺注曰：“公先公君，说卜尔嘏主人，传达神辞。”朱子注：“吉言选择日子挑选贤士之善，蠲言斋戒洗涤之洁净，卜犹期也。”

【臣】恭敬地陈述《诗》《天保》第四章经文说：“吉蠲为饎，是用孝享。”者，吉蠲，《传》约略言之。朱注：“吉，言选择日子挑选贤士；选择日子，如‘吉日维戊’‘吉日庚午’之类的；挑选贤士，如‘奉璋峨峨，髦士攸适’之类的。”蠲言斋戒洗涤，斋戒，如有“来雍雍至止，肃肃也是”；洗涤，如“自羊徂牛，鼐鼎及罍”是也。《传》云：“饎，酒食。”考察《周颂》《思文》之篇：“赐给我小麦大麦，帝命率育。”郑笺云：“火星流为乌，五至以谷物俱来，云谷以记载后稷之德。《诗》以此言，明明白食之报，即《生民》诗所说：‘其香始升，上帝居歆，后�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的家法也。”说“禴祠烝尝于公先王者”，凡是礼有五祭，属于吉礼。大宗伯的职责：“以吉礼事奉邦国之神祗，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空命，风师雨师，社稷五祀，五岳山川川泽四方百物，各有祭典。”只用祠春享先王，用禴夏享先王，用尝秋享先王，用烝冬享先王。经文说时祭，以概括禘祫，说先王，以概括上下神祗。《传》根据《周礼》先王而言，所以训“公”为事。笺根据《中庸》“上祀先公追王”的文字而言，所以以“公”为先公也。公自后稷以至祖绾，祖绾即笺所谓诸祖也。说“君曰卜尔，万寿无疆”者，《传》云：“卜，予也。”朱子曰：“卜，犹如期也。”

译两种含义是相通的。《礼运》篇说：“祝官以孝道向神禀告，嘏官以慈爱向神禀告”，嘏官传达神意的辞令，“万寿无疆”并非凭空臆造之说。天帝赐给武王九十年的寿命，天命成周王朝享有八百年的国运，德行达到极致，福报就不会违背；道理达到极致，气数就不会违背。说“赐”说“命”，就是“给予”和“期许”的意思。至于《大雅·既醉》这首诗所说：“君子万年，助您大福。”《嘉乐》这首诗所说：“保佑辅助的命令来自上天，重申它。”这又是祭祀结束后宴饮和绎祭时，九族中的老人，公尸（代表祖先受祭的人）有所应答的情形。君上的尊贵，等同于天帝，没有对等者。臣下直言“你”（尔），是本着上天和先王赐福给君主而言的，这是嘏辞的质朴言辞。综合《天保》这首诗的本末来推论，《诗序》说“这是下级报答上级”，而朱熹也说：“人君用《鹿鸣》以下五首诗宴飨臣子，受赐的臣子唱这首诗来回答君主，说的是上天安定我们的君主，使他获得如此大的福报。”原本臣子对于君父，理当效力尽忠，即使上级不向下施恩；作为臣子，也应该竭尽耳目股肱的能力来尊崇元首，起初不能以施恩和报恩来论处。但这首诗颂美成周，以忠厚作为基业那样，而世代德行作为追求如此。而且在嘉宾、使臣、兄弟、朋友、故旧之间，以和乐忠信来对待他们，那么福禄的感应，就在升降呼吸之间。就像拱手拿着券契，皇天交付：说单厚，说多益，说戬谷（福禄），说遐福（长远之福）。在哪里验证呢？验证于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那样。上面有五首诗来惠及臣子，就有山、阜、冈、陵、川这五种比喻，来相互报答。郑玄笺注说福禄的堆积高大，而万物的收获都增多。就像恭敬使用情意，各自按照其类别，休征五纪，各自按照其时节，不必一定是什么福，是什么诗的感应。然而《天保》的诗人认为这不是臣子敢于夸口祝福君主，君主大概是凭借孝德招致这些福禄的。王者在宗庙洁净虔诚地祭祀这样至诚，那么建立七代祖先的庙宇可以观察德行，统领万人的首领可以观察政治。神灵至诚，民众质朴，是福禄的积累，政治的成就。如果偏私结党，那么机巧诈伪就会产生；机巧诈伪产生，那么罪网就会严密。想要让他们一起饮食宴乐，是得不到的。已经说了日常饮食，大概是德行统一而风俗恬淡，政治醇厚而民众众多，礼制通达而名分确定。端正朝廷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以端正万民。康衢之歌所说的日出而作，《皇矣》所说的顺从天帝的法则，就在这里。礼乐征伐出自天子，因此群黎庶民、百官族姓普遍成为你的德行。正如下篇《采薇》用来派遣征伐，《出车》用来策励功力，《枤杜》用来安抚军队，《鱼丽》用来遵守法度，《南陔》用来敦厚孝友，《白华》用来激励廉耻，《华黍》用来丰盈蓄积，《由庚》用来顺应阴阳，《南有嘉鱼》用来安定贤者，《崇邱》用来成就万物，《南山有台》用来奠定国家基业，《由仪》用来治理万物，《蓼萧》用来均布恩泽，《湛露》用来汇聚万国，《彤弓》用来辅助诸夏，《菁菁者莪》用来隆盛礼仪。这正是《小雅》十六篇，都是辅助德行的明显证据。坤道顺从而有常道，有常道就可以长久；乾道刚健而不停息，越前进就越高明。南山的长寿，是《斯干》诗注所说的：“南山深远，君子所芋（安居），所跻（登临），所宁（安宁）”的意思。现在神祇享用德行，措施正当施行，君臣互相防范，继承又继承，贯穿四季而不改变枝干叶子，像松柏一样相承。然而在周朝作为比喻，如元公之后有伯禽，召公之后有邵虎，尚父之后有吕伋。松柏是正世臣的比喻，而注疏所未能阐明的。这首诗虽然位居《小雅》的一篇，实为治理内政的枢纽，生民、清庙的根本，都从这里开始。难道上天的福佑，君主更有超出常人意料之处？谋划者有的认为殷忧开启圣明，有的认为多难兴起邦国。唐尧虞舜之所以施行治理，四方之所以风气感动，没有不是由此而来的。这又是《天保》诗人言外之意。

译御览经史讲义卷十五

<子部,儒家类,御览经史讲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览经史讲义卷十六

诗经

民众质朴，日常饮食，万千百姓，普遍效法你的德行。

编修【臣】徐文煜

朱熹说：“质，质朴。是说他们质朴无伪，只是日常饮食罢了。效法你的德行，就是效法并模仿你，犹如帮助你成就德行。”

【臣】谨按：《易经》说：云气上升于天，需卦，君子因此饮食宴乐。又《礼记》说：明确七种教化以兴起民众的德行。又说：统一道德以同化风俗。大概上天生育万民，有万物就有法则，形体具备而养欲无穷，禀赋周全而礼义充裕。德行，是生民的至性；饮食日用，是生民的大欲。王者体察天道以施行治理，一身承担君主与师长的责任，既为民众谋划身家，又为民众保全性命。教化与养育这两者，固然并重而不容偏废。然而养育是为了具备教化的条件，教化是为了接续养育的成果。其事虽然有两端，其理无非是一贯的，总归是顺应他们的饮食日用罢了。成周继承夏、商忠质之遗风，群圣相继出现，统绪相承。上有文王、武王这样的君主，下有周公、召公这样的臣子，一心一德，堂廉济美，长寿之人施行雅正教化，数代相维而不衰败。而渐染磨砺既久，观感自然产生。从王朝到邦国，由卿大夫到士庶人，无不亲逊成风，声教遍及四方。这就是《关雎》《麟趾》等诗篇，音调和谐可诵的原因。这正是尧所说的“时雍于变”，舜所说的“四方风动”，禹的文命敷于四海，汤的帝命式于九围，固然先后同轨，古今一辙。多么美好啊，何其兴盛！而《诗经》只说：“日常饮食罢了。”这难道是王者之世，仅使百姓饮食不乏，日用有资，可以防备水旱，充裕储备，而举凡所谓五礼六乐七教五刑，以及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等大政，就可以置为缓图了吗？不是的。饮食有常经，日用有常则，德行不局限于饮食日用之中，也不超越饮食日用之外。《礼记》说：“用土坯做酒尊，用手捧水喝，用草束做鼓槌，用土做鼓，仍然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尚书》说：“继承你的股肱之臣，纯粹其技艺种植黍稷，奔走侍奉其父兄，开始牵车牛，远行经商，孝养其父母。”大概天经地义的精微，不外乎朝夕起居之内，饮食日用器具之中，而道就存在其中。这就是韩愈所说的：“其民士农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舍，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二帝三王行之，万世而无弊。如果舍弃这些而另求性命之原，高谈精微之蕴，则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清净寂灭之说，惑其耳目，锢其心思，渐入异端，歧趋而不返，而身心性命之防转至行之不着，习之不察，无惑乎人人日游于德之中，犹自人人日轶乎德之外也？岂不知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仁敬孝慈之良，本在率履持行之内。衣食既裕，礼义自生；百室充盈而妇子安宁，剥枣烹葵，子弟笃爱敬之节；吹风饮酒，闾里敦和睦之风。推之黄，为公子之裳；朋酒献君王之寿可知大道之行也，不独亲其亲，不独自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熙熙然户尽可封之俗，人无失德之愆，一道同风之盛，早即在日用饮食之间裕之矣。盖日用饮食所以遂生即所以复性；以之为养，则因天之时察地之利用人之力开其源节其流固不能于饮食日用之外别有所谋；以之为教，则正君臣笃父子定上下序长幼别嫌明微制节谨度亦未尝于饮食日用之外更有所施。盖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六府三事本一贯也。而要之，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上有迪德之君而后下有敏德之民。《尚书》说：“皇建其有极”，又说：“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夫福即归之于民，而德则端之于君者，盖福民即所以福君而德者福之本君者德之准。为人君者诚宜修德以敛福也欤？

诗经

民众质朴，日常饮食，万千百姓，普遍效法你的德。

编修【臣】罗源汉

朱熹说：“质，质朴。是说他们质朴无谓，只是日常饮食罢了。效法你的德，就是效法并模仿你，犹如帮助你成就德。”

【臣】谨按：德字乃此诗全篇之根柢。夫诗人歌颂神之遗福，而必祝君之德者，此古人归美之中，必寓责难之意。故夫假乐则颂，显显卷阿美圭璋，率皆此意。倘全篇只言福祉，是亦容悦之词耳，岂古代君臣相与之义耶？且夫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