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览经史讲义卷二十五

译代处，所以称为代田。汉成帝时，议郎泛胜之说：“从前成汤时期，伊尹擅长区田法，教导百姓播种，每年每亩收获粟一百石。”泛胜之尝试实行这种方法，得到四十石的收成，都是采用这种方法的缘故。然而，用这种方法来划定疆界、区分丰收与歉收是可以的，但用来区分三种农业用地则还不足以作为标准。我曾考证《周礼》中“一易、再易”的制度，虽然在雍州、冀州之间也是这样，但一个农夫受田一百亩，只以“不易”的土地作为定额。《尔雅》中的三种田地，从一年到三年，分别称为菑、新田、畬，种植的田地越熟，获得的谷物越多。而井田制度，有遂、径、沟、畛、洫、涂、浍、川、道、路，通向京畿，界限一旦端正，百姓就能按照亩数耕种，这就是夏、商、周三代百姓安乐康宁的原因。《周礼》大司徒用土防的方法，辨别五种土地上的物产，用土宜的方法，辨别十二种土地的名称和物产，划分十二个邦国，向上对应十二次星宿，观察百姓的居所而知道其中的利害。其他如《左传》中提到的九土，《太玄》中提到的九地，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农家共有九家，书籍一百零四篇，《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唐代中和节有进献农书的惯例。宋代景德年间，颁布了农田敕令，凡是记载在经史诸子百家中的，都条理分明，可以考证而知。郑司农将山、泽、平地称为三种农业用地，他的说法是对的。然而山地多崎岖不平，低地多凹陷积水，黍稷未必都适宜种植。只有郑玄所说的原隰平地，可以在三种地方经营种植的说法，确实基于大司徒所说的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万物各自有适宜生长的地方，而概括其言辞列入注疏，卓越地成为千古不变的定论。关键在于取代田、区田的方法，观察地势的高低，防备旱涝灾害，审慎衡量并善于运用，向上追溯《周官》《周礼》的遗意，使百姓致力于根本、努力耕种，百谷顺利成熟。由此以经术作为治术，用礼乐引导他们，用诗书滋润他们，使厚养民生、端正道德、教化养育同时施行，唐尧、虞舜和三代的治理，也不过如此了。

译《周礼》

用九种预算标准来均衡调节财政支出。

监察御史【臣】周祖荣

郑玄说：“式”是指使用财物的节制标准。

【臣】谨按：国家使用财物，不能不谨慎。财物来源于赋税，赋税来源于土地。从都城到四郊、甸、削、县、都，以及关市、山泽的百姓，终年艰辛劳苦，手脚磨出老茧，奔波转运，拿出粮食布匹，制作器皿，流通货物，来供给朝廷所需。一丝一粒，都是百姓的血汗。所以圣明的君王不敢轻易使用财物，设立预算标准，作为节制限制，厚薄有差别，收支有法度，由冢宰掌管，由各部门供给。因此君主不能超越预算标准而多取，百官也不能违背预算标准而多给。凡是祭祀币玉的供奉，宾客饮食的等级，膳食服饰的制度，灾年施舍赈贷的条例，下至酒人提供酒料，掌皮分发皮革，委人供给柴草木材，职币征收钱币，其他职务每年统计收支，大府分发财物，都根据供给的需要，足以应对事务。每年有固定的常例，用度有固定的数额，大致根据每年赋税的多寡来确定，总计收入若干，支出若干，以四分为比例，量用其中三分，而留存一分，积累到三十年，就有十年的盈余。国家有变故，不必增加赋税，而王府的储藏，自然充裕。百姓偶尔遭遇水旱灾害，又可以免除赋税、减少租税，而不损害国家。所以天不能降灾，年成不能歉收，国家财政不匮乏，民力不枯竭，这是古代盛世之所以能够长久保持盈余、建立根本，正在于这极其细微详尽之处。以成周之世的兴盛，家家授予田地，百姓有恒定的产业，又风俗崇尚敦厚朴实，人们知道节俭，每年的收入，各自都有盈余，不必仰赖官府供给，而上面的人仍然每天汲汲营营，担心百姓生活困窘。百姓当时乐于做事、努力建功，鼓舞激励，尽力缴纳赋税，而先王仍然不敢安然享受，节制又节制，只怕奢侈浪费而损害百姓。他体恤百姓非常周全，征收赋税非常微薄，而使用财物仍然非常吝啬，如此何况后世的百姓，与周代的百姓相比，其苦乐又相差更远了。田制败坏而贫富不均，人口繁衍，地力衰退，加上供养僧道、供给军饷，以及一切俳优饮酒赌博、征逐闲游，不从事生产，仰屋而食，每日消耗米谷。习俗既已浇薄，争相追求奢华艳丽，服饰住宅玩好之物的装饰，宾客祭祀婚嫁宴游的费用，计算贫民一年所获，不及一朝的开支，而豪强墨吏又从而剥削，逼迫于水旱，困顿于转运，加重于疾病死丧，穷困居处，无法自给，而百姓于是开始无法生存了。古今形势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想要用周官的法度来治理，以求百姓富足，不仅没有效果，反而增加扰民。计划只有领会其意而妥善施行，关键在于均衡调节财政支出罢了。考察史传，如汉文帝，宫室苑囿没有增加，有不便百姓的立即废除以利百姓，减少各种服饰车马，时常赐予田租，令成年男子三年服两次劳役。当时人人自给，家家富足，海内殷实富裕。到汉武帝轻用财物，对外征伐，对内兴修工程，大府日益匮乏，于是设置均输、告缗钱卒，以至于虚耗奢侈，得失昭然可见。那么使百姓富足的关键，别无其他治理财物的方法。想要治理财物，必须笼络天下的利益，利益归于上面，则下面更加枯竭。善于计算的人，只节制财物的支出，而不竭尽收入，则使用的人没有渗漏，征收的人没有过度。节省之余，留作施舍，财物不聚集于上面，泉府所流转相互灌输，百姓得以各自谋生。而又简化其条目，去除苛禁，君主亲自践行俭朴，率先天下，效法效仿，谁敢满足放纵耳目以败坏家业？民间的财产，积少成多，日计不足，年计有余。这是财物因使用而得以生存，因节制而能流通。确实如《易经》所说：“用制度来节制，不伤财，不害民。”孟子所说的贤君必定恭敬节俭礼遇下属，取于百姓有法度，保护百姓的长远方法，利于国家的良规，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周礼》

用官府的六种次序来端正众官吏。一是用次序端正他们的职位，二是用次序推进他们的政务，三是用次序安排他们的事务，四是用次序规定他们的俸禄，五是用次序接受他们的考核，六是用次序听取他们的情况。

编修【臣】王汾

【臣】谨按：君王治理天下，之所以能使一世处于和谐安定，必须先使万事万物各得其序，而朝廷是教化兴起的源头。那么澄清整顿官职，尤其不可以逾越节度杂乱施行。《周礼》小宰辅佐冢宰，以协助君王治理，用六职来辨别，用六联来联合。联合则群僚共为一体，不至于乖隔而不亲近；辨别则诸司各守典常，不至于侵官而越职。法度如此，也算完备了。然而在职责之首，必须先以六叙来端正，为什么呢？《礼记》说：“百官得其序。”《传》说：“众贤在朝和谐，事物必定有序，然后才能和谐。”这是礼乐兴起的原因，而万化由此产生。天地之气运行有渐进，所以风雨有节而寒暑有时。君主设官分职，布教立事，也是百姓的风雨寒暑，怎么能不依其次序呢？看小宰的六叙，凡是考核功绩、分配俸禄、上报计簿、接受成命，都有井然的次第，而不是任意决定先后。这是法度之所以有常，而

译百姓之所以不迷惑，是因为有明确的准则。由此可知，古代选拔考核官吏，完全遵循其等级次序，必定没有越级跳等的人。有人却说，爵位俸禄是天下磨砺人才的磨刀石，是君主用来激励世人、磨砺钝才的手段。如果只按资历年限来限制，这难道是古制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太宰用八种权柄来禀告君王，那么驾驭富贵的大权，由君王亲自掌握，原本就不是官吏所能擅专的。如果有才能出众、业绩特殊的人，以平民身份位居三公，短时间内登上保傅的高位，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如果才能不过中等，劳绩也不显著，那就只根据入官时间的长短，来制定爵位俸禄的高低，这两者本来并行不悖。冡宰辅佐君王治理国家，所以举出通权达变的原则来禀告君王；小宰谨慎遵守章程，所以遵循统一划一的标准来明确制度。这就是大小职官的区别。陈殷设置辅佐，只求贤能，鼓舞人才，难以拘泥于一种模式。有不按常规晋升的荣耀，用来提拔杰出特异的人才；有积累劳绩而授官的，用来激励中等才能的人。天下杰出的人才少而中等才能的人多，那么圣王驾驭官吏，越级晋升的少而按序晋升的多。这不仅促使官吏精勤治政，也用来杜绝人心的浮躁争竞。官吏都出于精勤，就不会把做官当作驿站传舍那样短暂，而能尽职了；人们都消除了浮躁争竞，就不会通过请托干谒来玷污官箴，而风俗就淳厚了。汉朝制度，郡县守相中考核优秀者，提拔为二千石；二千石中政绩最好者，入朝担任九卿。这种褒奖升迁似乎太快，然而汉朝的州部刺史，相当于后世的节度使大臣，那么他们原本就位居常伯了。从此升任九卿乃至副相，虽然才能高尚，也需要经历试用，难道无能者可以侥幸得到吗？选拔考核人才，必须考察名实相符，如果没有特殊功绩，不如按资历晋升，所以德行相同则看才能，才能相同则看劳绩。汉唐以来，也是遵循古代的道理。《周礼》一书，其中像六曹署吏、九命设官、三年大考之类，后代都效法其意，而朝廷官府的政治，更是礼乐教化的本源。它所规定的叙正群吏的方法，确实是万世选拔考核官吏的要诀啊？

译《周礼》

用来听取官府六项考核标准，以此评判众官吏的政绩。第一叫廉洁善良，第二叫廉洁能干，第三叫廉洁恭敬，第四叫廉洁正直，第五叫廉洁守法，第六叫廉洁明辨。

编修【臣】储晋观

郑玄说：“‘听’就是平治的意思。平治官府的考核，有六项内容作为评判标准。既然用这六项内容来评判，又以廉洁为根本。”

【臣】恭敬地按：帝王任用官员的方法，能够深知明察，根据才能加以任用，曾经在选拔晋升的途径上慎重简选，广泛采纳贤明人士，委任职责并责求成效，必定在任职的地方综合核查。唐尧虞舜的九种德行，是用来评判人的；成周的六项考核，是用来评判官的。那六官的属员，名位的大小各不相同，庶务的繁简也不一致。其中英才杰出之辈，积累时日、累积功劳，建立功业、奏报成绩，起初发挥羽毛仪仗的作用，最终胜任栋梁重任的人，难道缺乏吗？只要举出这六项，就足以概括他们了。大抵善良就是循良，有适宜百姓的地方；能干就是谋划作为，有推行政事的地方；能够恭敬就不懈怠于职位；坚守正道就不违背大道；执法者不徇私情；明辨者不迷惑于事务。把善放在能之前，善是从德行方面说的；能是从才能方面说的。德行是才能的根本，所以善排在能之前。敬和正主要关乎德行，也是善的开端；法和辨主要关乎才能，也是能的一类。王安石说：“‘廉’就是考察的意思。是说考察这六项，那么众官吏的好坏自然显现，而六项之外不再有其他作为。”“廉”这个名称与郑玄的说法稍有不同。《管子》说：“廉洁不掩盖恶行，那么行为自然保全。”那廉洁虽然训释为考察，也就是修身厉行、检束精明之意。而把它作为对臣工的劝勉，那么内心里即使在被褥阴影下也无惭愧，外面上即使在日常饮食器具上也必定整饬，都是这种心志。我私下认为郑玄的解释文义较为完备，而且六项内容必定以廉洁为根本的道理，也非常切合且容易明白。人必定志向气节洁清，对身家的营求少，然后他的德行才昭著；操守品行淳白，取舍的界限严格，然后他的才能才得当。不廉洁的话，所谓善、敬、正，无非是博取名誉的手段；而所谓能、法、辨，又恰好足以成为助长贪婪的资本。况且廉洁，是人臣的本分，本来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而六项内容是居官的业绩。所以仅仅廉洁而已，就不足以概括六项内容；而在六项之中，有的得到全部，有的得到一半，有的得到一项，人才的优劣不能齐同。然而都不能废弃廉洁。考察《周官》，成王用来告诫卿士的话，与此实际上互为表里。他说：“使亿万民众富足成就，说功业崇高在于志向，事业广大在于勤奋；说恭敬你的官职，说用公心灭除私欲；说议事按照制度，你的典常作为表率；说积蓄疑虑会败坏谋略。”这些都包含在六计之中。他说：“恭敬节俭是德行，不要承载你的虚伪，践行德行内心安逸，日日美好。”这又是以廉洁为根本的意思。自从唐虞开始设立考核政绩的法典，《周礼》大宰的职责，用八法治理官府，第八项是官计。用官计来评判国家治理，三年进行一次大考核，考核众官吏的政绩而诛罚奖赏。那么小宰的六计，大概就是成周考核官吏的方法吧？三代以后，汉朝法律用六条考察二千石郡国守相，成绩优异者入朝担任九卿。唐朝考功法对于流内官员，按照四善二十七最来评定。四善：第一是德义闻名，第二是清廉谨慎明著，第三是公平可称道，第四是恪尽职守不懈怠。宋朝考核官吏能否分为三等，以公勤廉洁干练惠及百姓的为上等。大体上都是仿照成周的遗制，作为一代升降官吏的考核标准。虽然如此，小宰所听治的只是六官的属员罢了。如果是六官的首长，就有大宰的六典在。大抵三公九卿居于议论治国大道的职位，不可以用六计来要求他们。而身居高位享受厚禄，那么廉洁固然适宜，不必多说了。《礼记》说：“大臣守法，小臣廉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也曾思考，立朝而不辱没职位的，是他平日修养的结果；任职而能胜任的，是他怀藏良器的表现。所以评判其官，必须先评判其人。大司徒乡大夫的职责，三年大比，考核他们的德行、道义、学问、技艺，而推举贤者能者，让百姓推举贤者，出外让他做长官；让百姓推举能者，入内让他治理政事。这方法良善、意旨美好，与小宰的六计相互制约，而符合唐虞九德咸事的宗旨吗？任用官员的要领，也大致具备在这里了。

《周礼》

用来听取官府六项考核标准，以此评判众官吏的业绩。第一叫廉洁善良，第二叫廉洁能干，第三叫恭敬廉洁，第四叫廉洁正直，第五叫廉洁守法，第六叫明辨廉洁。

检讨【臣】兴泰

郑康成说：“‘听’就是平治的意思。平治官府的计算，有六项内容作为评判标准。既然用六项内容来评判，又以廉洁为根本。”

【臣】恭敬地按：人君代替上天治理万物，统辖臣工，纲举目张，丝丝相连，使得他们各自勉励名节，为国家发挥股肱耳目的作用。考核的方法，固然是最重要的。《周礼》天官用六项考核标准来评判治理的条目，由小宰掌管，以平治官府的功效。善良则诚恳无华，能干则因时制宜，恭敬则各自安守官位，正直则操守端方，守法则恪守典章不坠，明辨则临事不疑。这六项，是吏治的出处。而关键必须以廉洁为根本。什么叫廉洁？就是有天理而没有私欲。人性感触外物而心动，不能没有利欲的私心，所以圣人严格树立防范，使他们相互约束在礼教名义之中，而各自安

译至于廉这一项，官员应当自知磨砺廉洁的品格，节制欲望，谨慎遵守法度，对上不辜负国家，对上不辱没自身，对下不祸害百姓，品行由此端正，气节由此确立。汉代选拔士人称为“兴廉”，考核官吏称为“廉察”，这也正是六计中把廉放在首位的意思罢了。然而，廉洁没有不是从节俭中产生的。元德秀担任鲁山县令，任期届满，竹箱里只剩下一匹绢，仅仅能勉强乘坐柴车。赵抃镇守蜀地，只带着琴和鹤随行。大概是因为能够以节俭来涵养廉洁，所以在获取和给予方面毫无苟且。后世做官的人，一切服饰器物，馈赠往来，耗费名目繁多，俸禄薪水不够使用，于是巧取豪夺、渔利牟利，百姓不堪其扰。挪用侵吞欺诈，国家府库也因此多致空虚。周公大概早已对此有所鉴戒，所以在六计中每一项都以廉冠首，使做臣子的以此为标准，那么不端正的行为自然就会清除；考核治理的人以此为劝善惩恶的依据，那么贿赂请托的弊端就不会发生。这难道不是万世不变的良法吗？

况且【臣】听说《礼记》说：“大臣守法度，小臣守廉洁。”可见“廉”这一字，尤其应当是大臣用来表率百官的。后汉祭遵多次掌管军队，家中没有私财，光武帝赞叹他“忧国奉公”。张奂担任属国都尉，羌人有人献金马，张奂以酒洒地发誓说：“即使马像羊一样多，也不放进马厩；即使金像粟米一样多，也不放进怀中。”全部退还给他们，威德教化大为推行。那么属员的廉洁节操，只在于上级官员激励和振兴他们。而在考核的时候，务必激浊扬清，精细详实地甄别。如果有像封鲊却金那样，洁白无瑕的人，要明显地加以褒奖提拔，作为廉洁官吏的榜样；那些败坏检点、逾越规矩，贪婪冒进、不知羞耻的人，要严厉地加以罢黜惩罚，以警示其他人。这样那么考察的典章就不会被视为虚文，臣子的品行能够端正，人心风俗，也会蒸蒸日上、发生巨大的变化。

译周礼

根据官府的六项考核标准，来评定众官吏的政绩。第一是廉善，第二是廉能，第三是廉敬，第四是廉正，第五是廉法，第六是廉辨。

检讨臣德保

臣谨按注疏所说：善，是指做好事务，有美好的辞令与声誉。意思是做了善事，四方都有美好的名声，这就是辞誉。能，是指政令能够推行。意思是虽然没有美好的辞令与声誉，但政令得以顺利执行。敬，是指在职位上不懈怠。意思是恭敬地对待自己的职位，严谨地居于官位之中。正，是指行为没有歪斜不正。意思是行为正直，言语公正，没有私心。法，是指守法而不失误。意思是依照法律行事，没有差错。辨，是指明辨事理而不疑惑。意思是此人明辨事理，清晰而没有疑惑之事。廉，是指纯洁而不浑浊。既然用这六项来评定，又以廉为根本。臣不揣愚陋，谨就“六计以廉为本”这一主旨，扩展其义理，作六箴如下：

处理繁杂事务，治理繁重政务，周流运转而不滞碍；美好的名声与广泛的赞誉，声望传遍四方；内心庄重而外表谦卑，如同车前高后低；以廉为根本；阐明正道，端正义理，不计算功利，不谋求私利。

右廉善箴

卓越啊！这是能吏的纲领与法纪，上级命令下级执行，如同手臂指挥手指。暮夜怀金，风气颓败，波流靡乱，以廉为根本，整顿其食器（喻指整顿官吏）。臣的门庭像市场一样热闹，臣的心却像水一样清澈。

右廉能箴

在职位上不懈怠，专心侍奉君主；佩戴垂下的玉饰，是君王的忠臣。光明磊落彰显节操，暗中堕落败坏品行。以廉为根本，不徒具恭敬顺承的外表。早晚恭敬谨慎，正直而清明。

右廉敬箴

规矩重重叠叠，行为是表率，言语是规范，内心恭敬而正直，外在道义而方正，如果不去拒绝贿赂，就像苍蝇玷污了圭璋，以廉为根本，没有私欲则刚强，辉煌的典章制度，激荡浊流而澄清。

右廉正箴

森严的宪章，金科玉律，尺寸不差，修整其边幅。喝了贪泉之水，或出或入，以廉为根本，独处时也不感到惭愧。凛冽的霜威，不寒冷却令人肃然起敬。

右廉法箴

镜子本来空虚，秤杆本来平衡。只有虚空才能生白，只有公正才能生明。遮蔽物交杂在眼前，夺去了我的精神。以廉为根本，如同玉壶冰晶。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洗脚或洗帽带（喻指随遇而安，保持高洁）。

右廉辨箴

周礼

根据官府的六项考核标准，来评定众官吏的政务。第一是廉善，第二是廉能，第三是廉洁，第四是廉正，第五是廉法，第六是廉洁。

监察御史臣胡宝瑔

注：听，是平治的意思。平治官府的考核，有六项弊断。既然断定了六项，又以廉为根本。

疏：都以廉为根本的原因，是因为经文六项都先说廉，后说善、能等，所以知道是将廉作为根本。廉，是指纯洁而不浑浊。

臣谨按：朝廷设置官员，分配职事，根据他们的才能来任用，务必让他们各自发挥所长，以共同辅佐盛大的治世。然而众多人才聚集，考核必须更加精细。只有用标准来定品级，平治官府的法度才能昭示。善、能、敬、正、法、辨，这六项不同，但都归于廉。所谓廉，不是矫饰世俗以标榜高尚，修饰情态以博取声誉。古代的良臣，清廉而使人敬畏，对得起被影，根本在于不敢自欺的诚意，以此坚定他们早晚不懈怠的志向，那么职务就不会荒废，各种功绩都会兴盛，都是由此而来。在独自知晓的地方，不被物欲所动摇，那么耿介的操守，自然不会被权势利益所夺取。有德行而德行本于光明，有才能而才能也归于中正。以此任职，先敬重事务而后考虑俸禄；以此治理百姓，提高品行而听从教化。所以评定官吏以廉为根本，这是《洪范》所垂示的训诫。有谋略、有作为，必须兼有操守。子贡担任信阳宰，孔子说：“劝勉他，谨慎他。”又告诫他说：“治理官职没有比公平更好的，面对钱财没有比廉洁更好的。廉洁公平的操守，不可改变。”观察圣人的言论，就相信有操守是入仕为官的关键，而考察官吏的方法，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小宰的职责，用六计来听取考核，希望循良的官吏足以适宜百姓，贵在善于行善，必须本于廉，才能彰显内心志向的精纯；希望才力足以处理事务，贵在善于任能，必须本于廉，才能显现中情的纯粹。敬，是指在职位上不懈怠，只有廉而专一不旁骛，才能长久保持这种严肃敬畏之心；正，是指行为没有歪斜，只有廉而至公无私，才能不改其端正方正的本色；持守不阿谀的，取其法，因为廉而守法，所以遵循而无失误；临事不疑惑的，取其辨，因为廉而明辨，所以清晰而没有疑问。那么哪一项不是以廉为根本呢？不贪婪是宝物，以贫穷祝贺子文，他没有一天的积蓄；王曾志向不在温饱，只因为他的品行端正，不被外物所沾染。因此公正明达正直，洁白而不受污染，坚定而不改变。有德行来运用才能，才能才不陷入偏私，不流于巧伪。这就是想要影子端正，就要端正其根本。根本既然端正，那么存心磨砺，如同竹箭有筠，如同松柏有心，适宜清高的标准可以教化风气，在位的羔羊素丝，诗人因此歌颂其委蛇；高洁的行为可以振作颓风，凤凰瑞麦，史臣因此记载其治行。以廉为根本，律己则先行，洗涤其心；论人则先行，衡量其品。由此国家有得到人才的喜庆，在位没有逾越法度的臣子，善、能、敬、正、法、辨。不都各自发挥其长处，以成就极盛之治吗？由此知道《周官》六计，评定官吏以廉为先。

译，这才是抓住了根本。

《周礼》中规定，通过听取官府依据六项标准来考核群吏的政绩。第一是廉洁而善于处理事务，第二是廉洁而有才能，第三是廉洁而恭敬，第四是廉洁而公正，第五是廉洁而守法，第六是廉洁而明辨是非。

译监察御史臣刘方蔼

郑玄说：“‘听’就是平治的意思。平治官府的考核，有六项弊病需要裁断。既然用这六项来裁断，又以廉洁为根本。善于行善政，就有言辞上的赞誉。能够政令通行，就是‘能’。恭敬不懈怠于职位，就是‘敬’。行为端正没有偏邪，就是‘正’。守法度而不失，就是‘法’。明辨事理而不疑惑，就是‘辨’。”

臣谨按：九德之中，有一条在于廉洁；十愆的警戒，有一条是只知贪货。官府的考核，缺乏廉洁必定被罢黜；众官吏的治理，以廉洁为先。大概人一旦不廉洁，就会使自身封邑贫瘠，百姓怎么能得到善治？不廉洁就会放纵欲望、懈怠心神，怎么能做到恭敬？不廉洁就会贿赂公行、官场邪恶，怎么能做到端正？不廉洁就会败坏法度、败坏官职，怎么能守法？虽然不廉洁的人中，多有能干的人、明辨的人，但处理事务的才能，被私欲所屈服，他的才能不足以任用；洞察事理的智识，被利益所蒙蔽，他的明辨不足以采用。一旦不廉洁，吏治就无一可取，这就是廉洁之所以成为官府的根本，而听取官府考核之大要的原因。只是国家在官府与百姓之间分派职事，非常依赖众官吏，如果官吏能洁身自好、不剥削百姓，算是廉洁了，还不足以完全尽到他的职责。所以有六项考核来裁断吏治：一是廉洁行善，德行在于善政；二是廉洁能干，职位事务在于才能；三是廉洁恭敬，恭敬于所司之职；四是廉洁端正，以正色率领下属；五是廉洁守法，各自遵守典章；六是廉洁明辨，众明辅佐激励。必定具备这六项中的一项，才称得上是循吏。六项考核中，善是根本，能是作用，善的分别表现为敬和正；能的施展表现为法和辨。而六项都以廉洁为根本。廉洁则善、敬、正，因此可以兼得；只有廉洁则能、法、辨，方才值得采用。况且官吏的廉洁，其根本倡导来自朝廷。周朝时，九赋以义取财，九式以节制用度，圣明的君主谨慎地保持俭德，永远谋划。周朝以前都是这样。帝尧富有而不骄傲，尊贵而不放纵；舜、禹拥有天下而不据为己有，皋陶还告诫他们不要教导逸乐欲望来治理邦国。成汤不接近声色，不积聚货利；盘庚不任用贪好货利的人；武王在财物上廉洁，在女色上廉洁；召公还告诫不要役使耳目，百事都要纯正。成王说恭敬节俭才是德行，不要承载虚伪，都是以一人的清心寡欲为天下官吏的表率。这样作为臣子的各自能砥砺廉洁的节操，以廉洁为基础而增添美德，或许可以用六项考核来裁断，从而成就大法小廉的盛况。

《周礼》

凭借这五种事物，是百姓的常道，而施行十二种教化。第一，用祭祀之礼教化恭敬，那么百姓就不会苟且。

编修臣庄存与

臣谨按《虞书》舜任命契时说：“恭敬地广布五教，在于宽厚。”司徒的教化典章，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为何另外说十二种教化呢？臣愚以为，五教是天的常经、地的正义、百姓的行为，不是空话所能明白的，必须施行这十二种教化，然后才可以恭敬地广布于百姓。曾经考察先王制定祭祀之礼，没有比郊祀天地更大的，没有比禘祭尝祭更隆重的，尊崇侍奉上帝来训导百姓，侍奉君主、顺从侍奉祖先来训导百姓，侍奉双亲。孔子将宗庙祭祀的典章著于《孝经》，《诗经》中的《我将》就是如此。那首诗说：“效法文王的典章，每日安定四方。”又说：“畏惧上天的威严，因此保全它。”圣人昭明侍奉的诚意，在这里达到极致，所以他的百姓不奖赏而受鼓励，不发怒而受威慑，恪尽职守不懈怠，竭尽忠孝以恢复本性，以修明职事，而治化成就。圣人的教化不严厉而成功，说的就是祭祀之礼教化恭敬。

第二，用阳礼教化谦让，那么百姓就不争斗。

臣谨按，宾客、射礼、宴饮之礼，是用来亲近兄弟宗族而和睦朋友宾客的。世俗看重爵位，那么百姓就争夺职位；世俗看重财富，那么百姓就争夺钱财；世俗看重德行，那么百姓就争夺名声。如果有所看重，就必定争斗；争斗必定在同类之间，因此失去秩序而互相欺诈。圣人用礼仪来示范，在酒杯肉豆之间，朝廷几席之位，无不引导百姓致以尊让。射箭用来观察德行，君子不只是谦让。然而升降进退，揖让从容，善人尚且不争斗，何况钱财与职位呢？所以君子有善就称赞别人，有过就归咎自己；平民耕种时让出田界，行走时让路，这是礼仪教化的结果。

第三，用阴礼教化亲爱，那么百姓就不怨恨。

臣谨按：婚姻之礼，是用来规范夫妇之别，而厚植人伦之本的。周朝兴盛时，文王亲身具备上圣的德行，有内助的美德。周公制定礼仪，咏歌其义，以风化天下。后妃有《关雎》的德行，《葛覃》的根本，《卷耳》的志向。国君夫人有《鹊巢》的行为，《采蘩》的职责。大夫列士的妻子，修习《采苹》的法度。这六首诗，在乡饮酒之礼上歌唱，所以百姓笃实于行为，在女色上廉洁，男女端正，婚姻适时，怨旷之感止息，和平之教化施行。这是教化亲爱而百姓不怨恨的效果。

第四，用礼乐教化和睦，那么百姓就不背离。

臣谨按：百姓有血气心知的本性，而七情由此产生。情感有所偏向，就偏邪；有所过分，就背离名义；不及则顾念刑法，不及则畏惧公平，就后悔而思考；思考就觉悟而和睦。圣人制作音乐来教化百姓，用来防止偏邪而引导至平和。雅颂之音，六代之舞，固然足以感动四气的和谐，而彰显万物的道理。至于闾巷四野所习用的，又制作土鼓、苇籥来吹奏；《豳诗》用笙

译用磬、琴、瑟来调和乡间的音乐；用鼓舞的乐师来激发民众的精神，用采集诗歌的官员来传达民众的心志。因此，那里的民众欲望之心平和，浮躁之心消散，向善而远离罪恶，每天在潜移默化中改变而自己并不察觉。改变风气、移易习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译五、用礼仪来辨别等级，百姓就不会越轨。

【臣】恭敬地认为：公、卿、大夫、列士、庶人，上下有章法，贵贱有等级，这是用来承受王命并尊崇国家体制的。圣人在上位，谋议涉及广大百姓，咨询不废弃草野之人，他谦卑平易近民到如此程度，而百姓服侍他们的上级，没有人敢逾越的，这是因为尊贵者有恒常的尊严，卑贱者有等级的威严。如果尊贵者凭借权势欺凌卑贱者，那么法令就会废弛；下级轻慢自己的职位而对抗上级，那么朝廷就会受到妨害。圣人制定宫室、车旗的等级，严明服饰、纹章的区别，用九种礼仪的命令，按照轻重来颁布。如果没有相应的爵位，即使有财富，也不得穿那种服饰而行那种礼仪。百姓知道尊重爵位，朝廷就更加尊贵。冒犯上级、没有等级的习气，就是由此被禁止的。

六、用风俗来教化安定，百姓就不会苟且怠惰。

【臣】恭敬地认为：四方百姓，各有其风俗。拘泥于近处而忘记远方，舍弃根本而追求末节，这就是风俗日益苟且怠惰的原因。为整天打算的人，他的百姓离散；为一年打算的人，他的百姓骚动；为终身打算的人，他的百姓朴实；为几代打算的人，他的百姓仁爱。兴盛衰败的定数，常常由此产生。圣人用根本的风俗教化百姓，疆界治理得当，房屋坚固，衣服有常制，器械有法式，种植畜牧有常规，亲戚间有情谊。公刘迁往豳地，太王迁往岐山，虽然紧迫匆忙、纷乱扰攘，但细微之处都具备，在一天、两天之间就确定了数百年的经制，因此他的百姓厚重而难以动摇，敦厚笃实而善于守业。

七、用刑罚来教化中正，百姓就不会暴乱。

【臣】恭敬地认为：百姓不能没有邪恶，就像谷物不能没有稂莠一样。治理他们就会驯服，放纵他们就会暴乱。圣人不忍心听任他们暴乱，于是用刑罚来威慑他们，约束他们的情欲，防范他们的欲望。凡是勇敢强有力的人，能让他们用于礼义，而不能让他们用于争斗辩难。《尚书》说：“伯夷降下法典，用刑罚来折服百姓。”又说：“士师用刑罚使百姓处于中正，以此来教化他们德行。”伯夷掌管礼典，皋陶担任士师，而传播刑罚的道。以伯夷为法则，士师使用刑罚，只以礼作为判断标准。因此，遵守礼的人即使弱小也没有所畏惧，违犯礼的人即使强大也没有所依恃。乡里没有暴虐的风俗，国家没有侥幸的百姓，大教化的兴盛，天下没有一个人的诉讼。所谓“刑罚的目的是为了没有刑罚，百姓协合于中正”，说的就是这个。

八、用誓辞来教化忧患，百姓就不会懈怠。

【臣】恭敬地认为：安乐的百姓难以治理，忧患的百姓容易教化。善于教化的人，在于使百姓知道忧患罢了。盘庚的时候，商的臣民，自认为是先王的旧人，凭借他们的宠禄，倚仗宽厚的政治，傲视上级的命令而安逸享乐，这是沉溺于近处的娱乐，忽视远处的祸患。所以盘庚告诫群臣说：“我告诉你们艰难，告诉百姓说：现在我告诉你们不能改变。说的是百姓生活的不易，而警戒恐惧不可以懈怠。”所以又重申说：“不要嬉戏懈怠，努力建立伟大的天命。”圣人对于百姓，没有安定时，为他们寻求安定；已经安定时，为他们思考危险。就像父母训诫子孙，宁可过度忧虑而不会有考虑不周。诰誓的话，只有这个最恳切。因此他的百姓忧虑深思、看得长远，长久考虑、回头顾盼，早晚不怠惰，来顺从上级的教化。《尚书》说：“百姓和王官，没有不秉持德行、明白忧患的。”这就是商朝兴盛的原因，也是周公告诫召公的原因。

九、用法度来教化节制，百姓就会知足。

【臣】恭敬地认为：天地所生产的，筋力所治理的，田地所收获的，山泽所产出的，其丰饶与匮乏有大致的定数。而度量不产生于其中，那么物力有限，百姓的欲望没有满足的时候。富人厚积而不知道极限，穷人偷取而不考虑耗尽，这就是天下常常苦于不足的原因。圣人用度来教化他们，受禄的人不与百姓争夺职业，家中不藏重器，国家不珍视异物，商人不独占山泽的财富，农夫不追逐十分之一的利润。鸟兽草木，取用有时，使用有节制，所以没有极贫极富的百姓。流俗不互相炫耀，那么心就平和而性情恬静安宁。阴阳调和，四季正常，万物丰盛众多，而可以满足百姓的欲望。百姓没有贪心，物产有余利，而有人不知足的，大概是没有的。

十、用世业来教化能力，百姓就不会失职。

【臣】恭敬地认为：四民的职分，是百姓职分中最大的。改变他们的职业，就不能成为良民；世代传承他们的教化，就不劳苦而善于从事。所以士人在学校，农民在田野，商人在市井，工匠在官府。父兄子弟相互传授以完成他们的职业，家中没有废弃的人才，那么国家就没有游民。传承既久，所谓士人享有旧德的名氏，农民服侍先前的田地，商人遵循族世所贩卖的，工匠使用高祖曾祖的规矩，技艺日益精进，风俗日益淳厚。亲近贤人、乐于利益，即使百代也不忘记先王的教化。

十一、用贤能来制定爵位，百姓就会谨慎德行；十二、用功用来制定俸禄，百姓就会兴起功业。

【臣】恭敬地认为：爵位和俸禄，是君主的大权柄，而教化百姓的关键。人情没有不想富贵而厌恶贫贱的，没有用来制约它，那么苟且得到的人不知道惭愧，而德行日益废弛，功效日益毁坏。用德行来制定爵位，用功用来制定俸禄，尊卑厚薄，各有定分，亲近的人没有滥授，疏远的人没有遗漏，因此他的百姓谨慎德行。在国家做善事，不如在邑做善事；在邑做善事，不如在家做善事。他的百姓兴起功业，安居时先公后私，有事时就劳苦而厌恶安逸。《尚书》说：“敢不恭敬应承？说的是劝赏不普遍加于天下，而

译天下都顺从它。”这是教化成功的原因。

《周礼》

译《周礼》大司徒的职掌，是用十二项荒政来聚集百姓：第一叫散利，第二叫薄征，第三叫缓刑，第四叫弛力，第五叫舍禁，第六叫去几，第七叫杀礼，第八叫杀哀，第九叫蕃乐，第十叫多昏，第十一叫索鬼神，第十二叫除盗贼。

侍读臣惠士奇：

郑康成说：“散利，是贷出种子和粮食；薄征，是减轻租税；弛力，是停止徭役；舍禁，是不禁止牟利；去几，是去掉关卡的税。”杀礼，是凶荒之年简化礼仪；杀哀，是减少凶礼；蕃乐，是收藏乐器而不演奏；多昏，是不备办礼制而结婚的人增多；索鬼神，是寻求被废弃的祭祀并加以修缮。《诗经》所说的“没有神灵不祭祀”就是这个意思；除盗贼，是严刑峻法来清除他们。饥荒之年，盗贼就多，不可不加以清除。

贾公彦说：“舍禁，是说山泽中被禁止的地方，舍弃禁令，让百姓得以获取蔬菜食物；去几，是说‘几’指呵斥禁止。关卡市场去掉税收，但仍设关卡稽查。”臣谨按：十二项荒政，向外考察史册，又有三项有利措施，有三项弊端。三项有利措施是：第一叫开渠，第二叫运籴，第三叫鼓铸。三项弊端是：第一叫抑价，第二叫贮粟，第三叫掘井。谨一一陈述如下。

《宋史》记载汪纲任兰溪县知县，正值年岁干旱，亲自劝导富民疏浚修筑塘堰，大力兴修水利，饥饿的人得以靠劳动获得食物，保全活命的人很多，于是部使者将他列为一道荒政的首位，这是开渠之法。现在水利正兴起，似乎适宜在天下推行。前汉召信臣任南阳太守，喜欢为民兴利，致力于使百姓富裕，于是在穰县南六十里建造钳卢陂，堆石为堤，修建水门堤坝共几十处，以扩大灌溉，年年增加，多至三万顷，百姓得到利益，郡县因此殷实富裕。等到后汉杜诗任太守，又修习他的事业，所以当时歌颂说：“前有召父，后有杜母。”现在南阳郡属于河南省。魏贾逵在汝水筑堰为新陂，通航二百多里，人们称之为贾侯渠。邓艾修筑淮阳百尺二渠，连通淮河颍水，在颍水以南大治各种陂塘，开渠三百多里，灌溉田地二万顷。现在河南郡县多是古代开垦的水田之地，收获比陆地多几倍，后世都淤塞不通，不能疏浚，一逢年岁干旱，束手无策，坐以待天，难道不是河南水利不兴的缘故吗？就拿江东水利来说，常州有望亭堰闸，设置在隋朝至德年间，废除于宋朝嘉祐年间，到元祐七年又设置不久，又被毁坏。宋朝臣子章冲认为：这堰闸有三条好处，涝年则泄水而没有泛滥之患，旱年则蓄水以灌溉田地，兼运河有节制启闭，按时足以通行舟船，永远免除作埧车水劳役百姓的烦扰，所以修建望亭上下二闸，固防水源而三利具备。孝宗隆兴六年，监进奏院李结交献建议，说低田依靠堤防为固，请求在常秀苏湖诸州水田塘浦要处，趁此农闲作堰增令高阔，则堤成而水不为患，正值饥荒，使百姓靠劳动得食，因其所利而利之，秋冬旱涸，河道断流，修筑尤为省力。而户部认为他的建议切中要害，于是告知有田之家各出钱米与租田之人互相修筑，官府无所耗费，百姓不告劳苦，听从了他。由此推之，天下凡郡县有古时水道昔日通如今塞的，长官悉心筹划，疏而通之，浚而深之，因修立水门堤坝，固防水防，并令饥民得以靠劳动得食，这是荒政的一大利益。南宋时浙东大饥，朱熹任提举，奏请尽出内库的钱作为收籴的本钱，又江右大饥，安抚使辛弃疾刚到，榜文通衢说：“闭籴者流放，强籴者斩。”接着命令尽出公家官钱银器，召集官吏、儒生、商贾、市民各推举有才干诚实的人，量借钱物，不取利息，使领运籴，期限终月至城下发粜。于是船只接连而至，价格自然降低，百姓因此不饥，这是运籴之法，荒政的一大利益。有人说：“官谷在仓，无烦运籴。”不知道官谷赈饥，百姓仅及近城三十里内，穷乡僻壤，势岂能来？老弱病患之人，必有饿死的人。不如令民运籴，其粟益多，以民救民，必能周遍，而穷民无不蒙其恩泽了。《周官司市》：“国家凶荒疫病，则市场不征税而使用布帛。”注说：“不征税，是说市场不税金铜。”无凶年，因物价贵大铸钱币以饶民。那么鼓铸，也是备荒的一项措施。去年江苏年岁干旱歉收，钱价腾贵，此前每钱千值银一两二钱五六分，尚不至于日益增昂，赖有宝苏局开炉鼓铸，搭放兵饷得以流通于民间。现在开江省从前收买民间黄铜器皿，尽归于苏局鼓铸用尽，无存，因此停铸，未能源源接济，钱日减，价日增。伏思铜禁已开，国家无庸再行收买旧铜器皿，而洋铜有剩余，原许商舶售销，粤铜开矿亦得流通各省，似应仰请。

敕下江省督抚酌动帑项采买铜斤接济宝苏局鼓铸，仍照近例搭放兵饲，则钱益充

译裕，市价自平矣。物少则贵，物多则贱，这是自然的道理。年成饥荒，粮食昂贵，谁能压制得住呢？所以压制粮价，民间必然会有强行买粮的人，由此盗贼滋生增多，白天抢劫掠夺，无法禁止。宋朝时抚州发生大饥荒，黄震担任知州，坐在驿站处理文书，不进入州衙办公，严禁强行买粮，不压制米价。后来米价逐渐降低，然后才进入州衙处理政务。实在是因为米价不可压制，而强行买粮的苗头不可不防备。所以浙东发生饥荒时，朱熹担任提举，刚接受任命就写信给其他郡县，招募米商，免除他们的赋税。等到进入辖区时，外地运来的米船已经聚集，那么米价不压制也自然降低了。所以说：压制粮价足以招致祸乱，提高粮价足以吸引商贾。那么压制粮价，是荒政的一大弊端。宋孝宗时，江西发生大饥荒，郡府命令万安丞刘清之视察旱情，他徒步走在田间小路，亲自与百姓接触，凡是免除赋税的事，都掌握了实际情况。刘清之说：“有粮食的家族关闭粮仓不肯卖，实在是因为窥伺抢夺的人众多。如果我有政令保障，那么大户得到钱财，小民得到粮食，双方都感到便利。”这粮食在民间，就制定法令让它流出，规划防备，百姓依靠它得以救济。又辛弃疾安抚江西，从邻郡运粮购买，而信州太守谢源明请求借米救助，幕僚想不给他，辛弃疾说：“都是百姓，都是君王的子民。”就把米船的十分之三给了信州。这粮食在官府，就分散开来援助他们，不分疆界，一视同仁。所以说：“不要囤积粮食，不要垄断利益。”说的是囤积粮食而独占利益。那么囤积粮食，是荒政的一大弊端。

译挖掘水井灌溉农田，一事见于《隋书·李德林传》，一事见于《金史·食货志》。李德林担任怀州刺史时，在州内遭遇大旱，督促百姓挖井灌溉农田，结果只招致劳扰，终究没有补益，被考核官员贬官。这本来是前人已经实行过却无效的，怎么可以再沿袭他的过失呢？金朝泰和八年，诏令各路按察司规划水田，部属官员说水田的利益很大，沿河开通渠道，像平阳那样挖井种田，都可以灌溉。近年邳州、沂州靠近河流的地方播种豆麦，没有水就凿井灌溉，计算有六百余顷，比起旱田的收成增加数倍。以此比较，其他地方没有不可实行的。然而挖井种田，是沿河种植豆麦的田地，不是稻田。又都在平阳、邳州、沂州靠近河流的田地，而想要推行到其他地区，那么李德林已经尝试过，只是徒劳扰民而没有补益了。那么挖井灌溉农田，难道是防备荒年的好办法吗？

《周礼》

用十二种荒政来聚集万民

编修【臣】于振

东莱吕氏说：“尧时的水灾、汤时的旱灾，百姓没有菜色，其制度不可考证。周朝用三十年通计来制定国家用度，到了春秋时期，秦国饥荒，向晋国请求买粮；鲁国饥荒，向齐国请求买粮。九年的制度已经崩坏。其后如李悝的平粜，丰年收购粮食，凶年则拿出赈济，也是三代以后的好办法。汉朝诏令载运粮食入关，可以不用传符。宋朝富弼在青州，安置流民，种种都有法度；赵抃在越州，不降低谷价，商贾辐辏，都属于可行的。汉朝耿寿昌设立常平仓，到宋朝遂成为定制。韩琦又请求停止出卖没官田，招募人承佃作为广惠仓；嘉祐年间又设置广济仓。宋朝的恩泽普及百姓，三仓大概是有力的。”

【臣】谨按：赈济荒年的方法，是圣人养育万物的盛大心意。大概《周礼》中详细记载了，然而条目虽然具备，但不是合适的人不能实行。所以圣人任用人才而不依赖法律。大概圣人不能使年成必定丰收，而能在丰年预先为歉年储备；不能使百姓不饥饿，而能使饥荒之年不失丰收年的快乐。也只是慎重选择亲近百姓的官吏罢了。天子将百姓的生命寄托给大吏，大吏将百姓的生计托付给有司。有司取百姓的身家性命，日夜谋划，随时补救，因地制宜，未雨绸缪，先劳累后安逸。其事至为曲折，其道至为细微，不可以详尽叙述。《诗经》说：“曾孙来到，带着妻子儿女，送饭到南亩，田官至喜。”这是说天子重视农业。又说：“嗟嗟保介，维暮之春，亦有何求？如何新畬。”这是说诸侯劝勉农业。农事劝勉则收获丰，收获丰则储蓄厚，储蓄厚则水灾旱灾不足忧虑了。古代的有司与百姓常亲近，亲近则耕种凿井出入，豆区釜钟之细微，都能衡量其缓急而调节其盈虚。现在的有司与百姓很疏远，疏远则刚柔燥湿有无登耗，无法悉知其情形而为之通变。且以一县来说，百里之中，有产业的有多少人？无产业的有多少人？县令所应当知道的。有产业的家庭，在高乡的有多少人？在低乡的有多少人？县令所应当知道的。涝则低乡受其害，而高乡或许有丰收；旱则高源被其灾，而低田间有成熟。这可以理推的。遭受荒灾的家庭，其中稍为给养的有多少人？赤贫的有多少人？稍为给养的还可以等待，赤贫的不可迟缓。如果不留心于平日，则逐户稽查必滋生纷扰；如果不详察于临时，则文书往来驳诘动辄涉及数十天。等到得到请求而发给，不得其术，委用不得其人，反而导致鸠形鹄面，升斗莫沾，而兼并豪强，仓廪滥及，胥吏恣意影射，奸商借此囤积居奇。既而上司风闻，白简从事，而流离散失，辗转沟壑者不知凡几矣。详考古今谈论荒政的，大抵开仓赈济，平粜截留漕粮，煮粥禁酿酒，这几项，即使让李悝、耿寿昌辈生于今天，也无法改变。但必须如富弼之综密周详，赵抃之实心任事，实行才有实效。大概朝廷的指授，只举大纲，而有司的经营，每多掣肘，非置身于功名得失之外，不能适惬乎闾阎疾痛之微，所以说：“有治人，无治法。”得其人，那么仿古人之法可以，师古人之意也可以；不得其人，那么慕古人之名而无济者，泥古人之法将不止于无济，所以说慎重选择亲近百姓的官吏罢了。且夫州县有常平、等仓出陈纳新，以预备不虞，法至善也。乃铨选者闻所任之地仓谷数多，每每心惊色变，夫岂不知此陈陈相因者凡以为民吗？或虑仓廪坍塌而修建无资，或恐浥烂相寻而出纳无术，必至因缘亏空，身挂弹章。功名之念既重则恤民之念不得不轻，瞻顾若此而望其实心抚字，不可得也。又如朱子社仓，其法尽善，然而说者谓其可行于乡而不可行于邑，可委之耆社而不可属之有司，只可任其力之所能为，不可强以情之不乐。故有司之务名者，奉行故事不过虚张其数，

译无法救济紧急时的需求，更有不肖官吏挨户征敛，名义上说是自愿缴纳，实际上如同强迫勒索，这就与社仓的初衷相去甚远了。不是法律不好，而是执行法律的人不对。身为地方长官，却对辖区内的地形高低不了解，贫富状况分不清，良民与顽民不加区别，百姓的忧喜不通晓，这是不合情理的。假使真有这样的事，那是官员荒废职守；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地方大员不能亲自教化引导下属的缘故。国家难道能在朝夕之间得到几十个上百个像富弼、赵抃那样的人才来任用吗？关键在于身为大员的人要体会皇帝日夜操劳的忧虑，宣扬朝廷慈爱恩惠的德泽，平日里激励督促下属官员，不把奔走迎合当作恭敬，不把机巧敏捷当作才能。下属官员中有真心爱护百姓的人，不因为他质朴无华而轻视他，不因为他迂腐拙直而抛弃他，建立考核制度以农政作为评定优劣的标准，用较长的时间给予宽容，加以激励劝勉。考核期满，就把他的政绩上报朝廷，或者像汉代那样赐予爵位、颁发玺书来表彰他的特异之处，一定要找到能继承他功业的人，然后才让他离职。这样各下属官员就会仰慕风气，争相效仿，难道还会有吏治不蒸蒸日上的吗？所以尹铎被任用而晋阳没有苛捐杂税，卓茂被封侯而东汉多循良官吏，上行下效，如同影随形、响随声，确实不假。由此说来，想要讲求赈济灾荒的方法，应当先筹备预防灾荒的措施，想要达到养育百姓的效果，应当先选拔亲近百姓的官员，官员选对了人，那么水旱灾害就不必担忧，丰年灾年都有准备。《周礼》中的十二种职官，可以不拘泥于其条文了。这就是说德行在于善政，善政在于养育百姓，所以一定要归结到善于识人就是明智之后啊。

译《周礼》

正月吉日，开始和顺地颁布教化于诸侯国及都城、边邑。于是将教化的法度悬挂在象魏（阙门）之上，让万民观看教化的法度。过了几天便将其收起，于是将教化法度颁布于诸侯国及都城、边邑，让他们各自用这些法度去教化自己所管辖的百姓。命令五家组成一比，让他们互相担保。五比组成一闾，让他们互相接纳。四闾组成一族，让他们互相安葬。五族组成一党，让他们互相救助。五党组成一州，让他们互相周济。五州组成一乡，让他们互相以宾客之礼相待。

检讨【臣】张鹏翀

郑康成说：“受，是指住宅发生变故，互相接纳寄托。”

乡大夫的职责，各自掌管其乡内的政令、教化、禁令。正月吉日，从司徒那里接受教化法度，退下后颁给其乡内的官吏，让他们各自用这些法度去教化所管辖的百姓，以此考核他们的德行，考察他们的道艺。三年进行一次大考核，考核他们的德行、道艺，从而举荐贤能之人。乡大夫率领其官吏，以及众多百姓，用礼仪来礼待贤能之人。贾公彦说：“采用乡饮酒的礼仪，来礼待贤能之人，以宾客之礼举荐他们。”

【臣】谨按：《周礼》是成就周朝太平盛世的书，纲举目张，无所不备，而在保障民生、安养百姓、教化民众、形成风俗方面，在地官的职责中尤为详细。【臣】向来讲求此事，认为不改变当今的法度、又不失古代实质的，莫过于如今制度中所推行的保甲、乡约等法，其中含有比、闾、族、党、月吉、象乌的遗意。领会其意并善于运用，就不会有更改制度的扰民，而会有恢复古制的渐近。大凡君王对于百姓，想要教化他们，必须先养育他们；想要养育他们，必须先有办法使他们整齐有序、联结归属，而教化的政令就在其中施行。五家组成一比，让他们互相担保；五比组成一闾，让他们互相接纳；四闾组成一族，让他们互相安葬；五族组成一党，让他们互相救助；五党组成一州，让他们互相周济；五州组成一乡，让他们互相以宾客之礼相待，这就是使百姓归属有道的方法。迁徙到国都及郊区的，就跟随授予他们户籍；迁徙到其他地方的，就用符节来通行。没有授予户籍也没有符节的，就只把他们关进监狱。这就是制度有法度的体现。有小司徒来统领众人，有乡大夫来均衡劳力，有载师来掌管土地事务，有司稼来制定百姓的饮食，有三物来教化八刑的纠察，设立师氏、保氏、司谏、司救，来增长他们的善行而匡正他们的过失。又有泉府来收取壅滞的财物、储备物资，以应对凶荒、闲散粮食、房屋税粮，以供散发恩惠、施予利益，其详尽周密到了极点。像这样治理四海九州，都如同治理一个乡一样，所以说“观察乡里的治理就知道王道容易施行”。如今制度中的保甲，十家为一甲，十甲为一保，甲有甲长，保有保正。其整齐有序、联结归属的方法，合乎比、闾、族、党的意旨，而且简便易行。那十家连坐的制度，或许担心牵涉太多，互相推诿，就稍加变通，参用五家为一比、有罪相及的条文。五比为一保，十保以上为里，保有保长，里有里正，制度都如旧制。里统属于乡，乡统属于县，县令、县丞以下分巡四乡，时时体察，务必详尽了解民间疾苦。命令士农工商各安其业，不要互相混淆。佣工佃户转移以及技艺杂流附入户籍，有徭役就按户籍平均分担，供给他们食物。奇异淫邪无益于民用的，与游手好闲者一同处罚。壮丁二人，保长以下轮流值班一人，共同守望。村里设置鼓，渡口设置栅栏，城门关卡市场加倍严格稽查，使奸匪无处容身。像这样，一个乡内的良善、顽劣、勤勉、懒惰、缓急、有无都可以普遍考察而周知了。鳏寡孤独废疾有族党收恤的，时常加以体察；由官府供给口粮的，时常亲自查验，责成里正保长不使百姓失所，如果有冻饿流落为乞丐的，立即设法收养。有其他地方流来的乞丐，须酌情安置，使他们有生计，或者酌情供给资粮，遣返回原籍，不许再进入我境。其中或许有盗贼混伏，甚至有采割人肉的，令人痛心。又有丐头及杂流匪类相助作恶，应当严禁并断绝其根源，那么良民得以安息，穷民不失所，这是保甲的大要。邑中有德高望重的儒者、硕学大儒，或者做官后归乡的人，请他们担任乡老；其次担任约正。每月吉日率领乡人诵读法令、讲解乡约，倡导友爱互助、亲睦和睦的道义，而功过相及的法令就在其中施行。大概天理民彝的重大，有不可一日不讲求的，不能因为民生未富裕而视为缓图。况且如今天下人口日益繁多，耗费日益广泛，生养难以遂愿，风俗更加偷薄，乡约的讲求尤其不可视为泛泛平常。必须明确五礼的次序，使人们明白知晓易于遵循；申明八刑的纠察，使人们警惕不犯。至于里塾的老师，也必须考核人品，使他们督导率领子弟共同遵循谨慎，浇薄之风逐渐革除，亲逊之风可以防止。乡中有孝友睦姻任恤的行为，就由约正记录；三年没有变化，就由乡老举荐。所举荐三人以上，用乡饮酒礼以宾客之礼相待，并且上报等待察举。如果所举荐不当，或者平时不教导警戒而触犯刑律的，乡老以下议定处罚有差别。三次受到处罚就更换他，乡饮酒礼不以宾客之礼相待。像这样，劝善规过并行，功过相及，而众人就知道兴行善事了。务必使四境之内没有盗贼，没有争讼，没有冻饿乞丐，人们勤于耕织，户户诵读诗书，士农工商乐业，百姓亲睦，然后才能算是能实行保甲乡约的实效。【臣】所说的不改变当今的法度，又不失古代实质的，就是这个。我皇上广开雎麟之

译德，是心行、官礼的法度，考察官吏、安定百姓，选拔贤才并长期任用，使得上级官员不牵制下级，百姓各自陈述实情，文书簿册和期限防弊日益简化，农桑之事日益兴盛，教化日益兴起，上下勤勉互相勉励。再仿效汉代增加俸禄、赏赐金钱的做法，以激励将领，中等才能的人知道努力，而贤能之人更加振奋，周朝太平盛世、刑罚搁置不用的盛况，必定可以实现。臣在解说经义的间隙，恭敬地陈述浅陋之见，希望有助于教化治理的万分之一，恳请陛下

译圣明的君主裁断选择并推进教化。

《周礼》：

正月吉日，开始调和并颁布教令于邦国和都鄙，于是将教化的法度悬挂在象魏，让万民观看教化的法度。经过十天便将其收起，于是将教化的法度施用于邦国和都鄙，让他们各自用教令去教化自己所管辖的百姓。

编修【臣】刘纶：

贾逵说：“正月之吉，是指建子之月的初一。正月之时，调和教典完毕，就颁布于邦国诸侯及畿内二鄙的公卿大夫等人。建寅之月，让万民来到雉门象魏之处，观看教化的文书。从甲日到下一个甲日称为挟日，然后将其收藏于明堂。让他们各自用教令去教化自己所管辖的百姓，如果依据邦国，就派遣诸侯；如果依据都鄙，就派遣公卿大夫。”

【臣】谨按：成周端正根本、确立开端的意义，没有比确立教化更优先的了。所以成法所在，既然已经垂示于四方防备，取信于臣民，而在岁首必定举起并悬挂它。大概是因为天运在上方周流，人事在下方应和，这是地官教法用来辅佐天官治法得以推行的原因。回顾考察礼文所记载，布施教化、承接流布的职事，极为完备且详细。在邦国有诸侯，在都鄙有公卿大夫，依次相互波及，这就是司徒提出的贤能，百官率领其所属而禀承，即使万民也能各自就其上级而讲明切究。于是雉门魏阙之间，更为其将教化附着于象，并且将象附着于挟。十日之后才收起的，也是因为圣人爱民、周济百姓至极，而目着心存之道寓含其中罢了。《易经》说：“风行地上，观，先王以此巡视四方，观察民情，设立教化。”《尚书》说：“每年孟春，遒人拿着木铎在路上巡行。”《月令》说：“孟春之月，命令宰相布施德政、调和政令，命令大师守护典章、奉行法度。”王者顺应时节播撒教化，觉悟世人、引导百姓，各项大政常使天下人饮食寤寐，无不看见其昭示天地、灿烂如日星，然后其教化不严肃也能成功，其政令不严厉也能治理。因此周朝引导百姓，追溯其纲维所自振，则权柄必定统于尊贵；衡量其服习所从亲，则治理必定详于近处。比如司徒开始调和教法，其职事紧要，其下属繁杂，其距离百姓也远，所以对于法度，说布、说悬、说敛、说施，而不说读。往下是小司徒，就说颁法；乡师准此，再往下是乡大夫，就说受法，乡吏跟随，而仍然不读的，是因为他们所统辖的州还有五个。至于州长，才一年两次读法，是指正月及岁时祭祀。至于党正，才一年七次读法，是指四时孟月及春秋祭禜与正岁。至于族师，才一年十四次读法，是指十二月之吉及春秋祭酺。降而至于闾胥，并没有固定的地方，没有固定的时间，难道不是与百姓越亲近则次数越密集，进入越渐进而教化越深吗？百姓是国家的根本；亲近百姓是教化的根本。圣人观察乡里而认识到王道的简易，此物此志也。所以当其敷布教化时，劳来安抚的诏令固然由上达于民；而当其教化成功时，风俗的记录又自民登上。再考察乡举里选的典制，闾胥从二十五家中选拔，那么敬敏任防的小善可以书写了；族师从百家中选拔，那么孝友睦婣有学的累善可以书写了。党正从五百家中选拔，那么德行道艺的大善，又可以书写了。由此州长考核，乡大夫以礼相待，并且升于司徒，而象益验证其明，法益知其备，教益观其成了。因此，成周端正根本、确立开端的意义，没有比确立教化的更优先的了。

《周礼》：

令五家为比，使他们互相担保；五比为闾，使他们互相接纳；四闾为族，使他们互相安葬；五族为党，使他们互相救助；五党为州，使他们互相赒济；五州为乡，使他们互相款待。

监察御史【臣】沈廷芳：

郑康成说：“这是用来劝勉百姓的。使之者，都是指设立其长官而教令使他们。闾二十五家，族百家，党五百家，族二千五百家，乡万二千五百家。”

【臣】谨按：《周礼》所说的，就是后世的保甲法。大司徒的比闾、族、党、州、乡，施行于六乡；遂人的邻里、酂、鄙、县、遂，施行于六遂。而五家为比，十家为联，则在族师的职事中说到：五家互相接纳、和睦亲近，有罪奇邪则互相连及。又在比长的职事中说到：一官之中，对于保甲之法屡次致意。确实因为治理百姓的方法，散处而杂治，则势暌而法难周；整齐而联络，则情亲而教易立。人各有所统领，则互相稽查，可以代替官长的烦劳；家各有所联络，则彼此赒济，可以敦睦亲族的风俗。孟子说：“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自古治理四海九州之众而不异于一井一疆的，确实没有比保甲法更好的了。至于奉行的方法，贵在务其实而不以其名，师其意而不拘泥其迹。大概每户悬挂一牌，每里设立一籍，法度似乎严密了；然而里居的迁徙不常，生齿的增减无定。今年所编，或许不同于来年；春夏所籍，或许不符合秋冬。是不可以按图而索，刻舟求剑的。

译子路啊。《周礼》不是说过吗：“依照国家的法度来编排户籍，按时核查家庭人口的多少，如果迁移到国都及郊野，就随之授予他们居所；如果迁移到其他地方，就为他们颁发符节以便通行。”大抵上，比闾的长官，按时核查人口增减、居民迁徙的情况，层层上报，随时更正，互相考核，以符合实际数目。小司徒还有三年大比的法律，以总结其成效。所以说，不烦扰百姓而政事也容易推行。至于居住在水泽的人，用舟船来编排；居住在山中的人，用棚寮来编排；无论是山隅海边，没有不适宜的地方。后世之所以推广实行这种制度，总没有超出比闾、族、党、州、乡的法规。所以，平时互相担保接纳，有事时互相救济防备；行善则互相劝勉，有过错则互相规劝；表彰善行，从乡里评议中采纳，对于郊野遂地的人，若有恶行则不予齿列。假设有追捕逃犯或征发劳役，固然可以依据册籍来查考；或者遭遇灾荒进行赈济，也不难按人口来发放。确实，治理四海九州众多百姓而如同治理一井一疆那样容易，没有比保甲制度更好的了，这是万世不变的好法度。

译御览经史讲义卷二十五

<子部，儒家类，《御览经史讲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览经史讲义卷二十六

周礼

大司徒用乡三物来教导万民，并礼遇、举荐他们。第一是六德：智、仁、圣、义、忠、和；第二是六行：孝、友、睦、姻、任、恤；第三是六艺：礼、乐、射、御、书、算。

检讨【臣】廖鸿章

【臣】恭敬地陈述：培养人才、造就士人的方法，没有比周朝更完备的了。这里说的是在乡间推行的教化，司徒主管六乡，所以用乡三物来教导乡内的万民。等到三物教化完成，以礼礼遇并举荐贤能之人，则等待三年大比之时，这是乡大夫的职责。德在行之先，是因为内心有所得，然后才能付诸行动。艺次于德、行，这是本末轻重的区别，先后的次序。《礼记》说：“古代的君王，建立国家、统治百姓，把教化作为首要之事。”又说：“凡是参与郊外议论的人，必定选取贤才、汇聚才能。有的因德行被进用，有的因事功被举荐，有的因言论被宣扬，各种技艺也都宣誓以待。”这大概是因为造就人才，是君主最看重的，而选拔人才的方法，没有不从根本之地去寻求，而只取枝叶的。六德、六行、六艺的教化，虽然在乡学推行，但看师氏、保氏的记载，那么用来教导国子的，也没有舍弃这些而另有其他方法。师氏用三德教导国子：说至德作为道的根本，敏德作为行的根本，孝德用来知晓逆恶。教导三行：说孝行用来亲近父母，友行用来尊敬贤良，顺行用来侍奉师长。那至德就是智、仁、圣、义、忠、和的德。德修养好了，然后行道的基础就确立了。敏德，郑玄注引用《尚书》“惟学逊志务时敏”来解释，是朱子所说的蓄德广业的事情。勤于六艺的学习，学问明白了，然后才可以体现在亲身实行上。至于人的行为，没有比孝更大的，说到孝德，那么各种行为都统括在其中了。而三行的教导，却与六行不同，居住在乡间则重视睦、姻、任、恤，国子则以亲近师长、结交朋友为先，道理本来各有其恰当之处。行为笃实自然可以平息悖逆的萌芽。三德、三行，它们与乡三物的教化没有不同，是显而易见的。至于保氏所说的用道来养育国子，并教导他们六艺，大概道与艺，精粗同源。五礼、六乐、五射、五御、九数，都蕴含着至理，所以经文常常德、行、道、艺并称，用艺来教导，正是用道来教导。又如大司乐用乐德教导国子说：“中、和、祗、庸、孝、友。”那智、仁、圣、义必定以中和为极致，中和就是至德。孝友就是孝德。学者的心，贵在恭敬而有常，那么祗、庸就是敏德。这与师氏、保氏的教导没有不同，也与大司徒三物的教化没有不同。成周之教在乡、国推行的，难道不是同条共贯的吗？贤才，是国家的根本。国学之士，又是从乡学升上来的，教化的推行，不是从近处无法达到远处，而想要在大成中培养他们的才能，必须先端正他们开始时的趋向。乡举里选的方法，在后世或许难以实行，而教化的器具或许失去了实质。防备德行没有可取之处，即使技艺也没有可观的。《礼记》说：“君子如果想要教化百姓、形成风俗，一定要通过教育。”也只是致力于教化的实质罢了。

周礼

用乡三物教导万民并礼遇、举荐他们。第一是六德：知、仁、圣、义、忠、和。第二是六行：孝、友、睦、姻、承、恤。第三是六艺：礼、乐、射、御、数。

监察御史【臣】赵青藜

郑氏康成说：“智明于事，仁爱人，以及物；圣通达而先识，义能判断时宜；忠言出于中心，和不刚不柔；善于侍奉父母为孝，善于对待兄弟为友；和睦九族为睦，亲近外亲为姻；信守承诺为任，道义上救济忧患贫困者为恤。”

贾氏公彦说：“按照保氏掌管养育国子，用道来教导他们六艺。一是五礼，二是六乐，三是五射，四是五御，五是六书，六是九数。那注释说：五礼，吉、凶、宾、军、嘉；六乐，云门、大夏、大韶、大夏、大濩、大舞；五射，白矢、参连、剡、襄尺、井仪；五御，鸣、和、銮、逐水曲、过军表、交衢、逐禽左；六书，象、指、事、谐声；九数，方、粟米、差分、少广、均输、旁要。那注释又说：现在有重差、夕桀、句股。”

【臣】恭敬地陈述：治理教化的成就在于人才，人才的兴盛在于教育。没有在前进行教育，而想着得到人来治理，这是楩楠杞梓不种植在山中，骕骝不畜养在马厩，即使让伯乐、匠石经过而回顾，又从哪里去寻求呢？又从哪里去空想呢？所以教育不可以不急切。孔子说：“唐虞之际，于斯为盛。”说周才的远绍中天，而夏与商不及。论者说文武为君，周召为相，礼明乐备，休和之气蕴于人心，发乎谣俗，播为声诗，而《周南》、《兔罝》之什，至以“赳武夫”上备公侯干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