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览经史讲义卷六

译所以《咸》卦排在首位。人伦之道有五种，而君臣关系居于首位。上天生育万民，必定将统治的权力授予有德行的君主，以此来统御他们，从而使民众的情志得以统一，这就是称之为《咸》的原因。《序卦传》说：有了天地，然后才有万物；有了万物，然后才有男女；有了男女，然后才有夫妇；有了夫妇，然后才有父子；有了父子，然后才有君臣；有了君臣，然后才有上下尊卑；有了上下尊卑，然后礼义才得以确立。夫妇是人伦的开端；君臣上下是人伦的大纲。因此《乾》卦统领天道，《咸》卦统领人道，用《咸》卦来配《乾》卦，是为了阐明君道与天道是一致的。《咸》的含义，就是“同”。庄子也说：“周遍”和“咸”是名称不同而实质相同。凡是两两相互依附的事物，都可以说具有“同”的性质。圣人在上位，使天下之人合而为一并普遍地覆盖他们，这就叫做大同。《乾》卦的彖传说：首出万物之上，万国安宁，正是在这一卦中体现出来的。《咸》卦的九五爻，就是《乾》卦的九五爻，刚健中正，以此临视臣民，并将恩泽施予下位。九四爻是大臣的位置，以阳爻居于阴位，刚强而不过分，承担心腹重任，与九五同为一体。《尚书·商书》中“咸有一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九三爻处于下卦之上，分担股肱之任，刚正无私，也能向上承奉九五的德行。六二爻是在下的贤人，中正自守，顺从而应合九五；初六爻是在内的民众，与九四相应；上六爻是在外的民众，与九三相应，而都顺从九五。这就是《咸》卦完备地体现了人伦之道，因而足以配得上《乾》卦的原因。然而君主的德行必须以刚健中正为主，公卿百官必须以刚明来辅助，士人百姓必须以敦厚柔顺来应合。古代帝王统一天下，没有谁能改变这一原则。文王在彖辞中说“咸亨利贞”，大概已经全面列举了《咸》卦的德行。其中说“娶妻吉祥”，只是因兑卦在下、艮卦在上，而阐发阳先于阴这一义理罢了。亨、利、贞，就是《乾》卦四德中的三德。《咸》卦不说“元”，是因为《咸》本身就是“元”。在天称为“元”，在人称为“仁”。仁者，以万物为一体，不是这样就不能称为仁，不是这样也不能称为《咸》了。周公作爻辞，则是看到平定天下的根本，在于修身。又因为内卦是艮，一阳爻居上，二阴爻居下，有身体的象征，所以六爻都用身体部位来表述。九五爻的“咸其脢”，我私下认为与“艮其背”相同，就是笃实恭敬而天下太平的意思。如果从感应的道理来说，这一爻就是无思无为；而九四爻的“贞吉”，就是所说的寂然不动，感应而通达天下事理。

译咸，就是感应。柔爻在上而刚爻在下，阴阳二气相互感应而交合，静止而喜悦。天地相互感应而万物化育生长，圣人感动人心而天下太平。胡瑗说：天气下降于下，地气上升于上，二气升降而交通，那么万物就得以生长繁育，各自端正其性命。圣人推行诚信之道，使仁义教化深入人的肌肤，渗透人的骨髓，然后感动人心使其喜悦而归顺。

【臣】谨按：卦原本名叫咸，彖辞、爻辞都讲咸而不讲感。到了孔子作彖传，才认为其中有感应的道理。单独一方不能产生感应，普遍才能产生感应。天下的道理不超过感应两端，有感应必有回应，所回应者又成为新的感应。事变千差万别，而道理只有一致，因此不必预先估计回应如何，只需谨慎对待感应的缘由罢了。柔上刚下，是指小者往居上位，大者来居三位。二气，指阴阳。乾为阳，坤为阴。阳尊贵，阴卑贱。卑贱不敢冒犯尊贵，必定是阳先感应而阴才顺从它。所以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就形成交泰。然而从泰卦来看，乾下坤上，气虽然合而位置却分开，这是天地已经交合的状态，而正在交合的象则体现在咸卦上。三阳爻在上，逐渐向下济助，天以实施予，地以虚接受，氤氲化醇，融合无间，这确实是交泰的实质，而命名卦为咸，是为了确立君主的准则。因为咸意味着公正，公正意味着普遍，君臣上下之间，以此相互感应，以至于恒久不息，那么泰运就会更加兴盛。泰卦的彖传说：“天地交合而万物通畅，上下交合而意志相同。”上下交合，就是咸卦的象；意志相同，就是咸卦的意义。泰卦九二爻辞说：“包容荒远，不遗漏远方，也没有不是咸卦意义的。”孔子解释咸为感应，而在序卦中解释泰为通畅。系辞又说：“感应而遂通晓天下的事理。”知道通畅源于感应，也就更加明白泰源于咸了。乾卦文言说：“圣人兴起而万物显现。”咸卦主君道，所以特别称圣人来说明它。圣人治理天下，不曾有意去感动人。当他静止时，此心的本体廓然大公，天地万物都归于本性之内。等到外物来临顺应，而心的作用运行，于是有感即通。适时表现为仁，足以包容；适时表现为义，足以坚持；适时表现为礼、智，足以恭敬、有别。圣人无心，以天下人的心为心，而各自得其理之所同。然而真诚在此发动，细微的回应在那边产生，不仅施恩的地方是感应，即使施威的地方也莫非是感应。那么天下有不感化的人吗？一个人的心，就是千万人的心。用和平的心去感应，就必定以和平的心回应。然而有时有不回应的，是因为人性本同，而情感多变，往往贪恋所喜悦的而不明白所应当停止的。这就是“止而悦”之所以成为咸卦的原因。圣人知道这样，既用道德引导他们，又用礼制规范他们，使人人都遵循天定的秩序，笃实于人伦。从公卿百官到士庶百姓，各自尽到义理所应当做的，而不觊觎分位所不及的。由此行为日益修善，习俗日益淳厚，和乐融洽地一道同风，与欢娱的景象截然不同了。《大学》说平天下在于絜矩，而朱熹解释为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此之间各得其所愿。上下四方均齐方正，难道不是咸卦的道理得以实现吗！

周易

天地相互感应，而万物化育生长；圣人感动人心，而天下太平。观察它们所感应的对象，那么天地万物的实情就可以看见了。

编修【臣】僧格勒

程颐说：“天地二气交感而化生万物，圣人以至诚感动亿万民众的心，而天下太平。天下人心之所以太平，是因为圣人感动了他们。观察天地交感万物之理，与圣人感动人心致太平之道，那么天地万物的实情就可以看见了。感应贯通的道理，知道的人默默观察就可以了。”

张载说：“能通晓天下人的意志，就是能感动人心。圣人与普通人相同而没有自我，所以太平。天下没有比感动人心更盛大的了。”

郑汝谐说：“天地万物虽然位置不同，其气则是一；圣人与亿万民众虽然势位不同，其诚则是一。观察它们所感应的对象，而其实情可见，是因为感应产生于情感。情感出于正，而后才知道感应贯通的道理。”

张清子曰：“寂然不动的，是性；感应而遂通的，是情。在它所感应的对象上观察，那么天地万物的实情，就可以看见了。【臣】谨按：天地万物，同属一气；以阴阳之气感应万物，而万物共同承受这气，于是从气化而产生形体。圣人，天下同属一心；圣人以和平的心感应人心，而天下共同拥有这心，于是没有乖戾而太平。那么万物的化生，是天地之太平；人心的太平，是圣人之化生。观察天地万物的实情，可见安顿养育万物通于一个感应罢了。所以圣人治理天下，不依赖刑政的事务，而依赖感化的契机。凡是君主的一皱眉一笑，都足以打动臣民，何况以和平的心去感应呢？然而他用来感应的方法，也只是唯一真诚罢了。真诚就没有不通畅的，治理不根本于真诚，那么空文难道足以动人吗？而圣人之心之所以太平，又不是一日之故。”

译达到中，喜怒哀乐没有偏颇；达到和，喜怒哀乐没有违逆，那么大本达道的实行，就能使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以化育，这才是感应最极致的表现。

译《周易》

圣人感动人心，天下便和平。

编修臣邓时敏

程子说：“圣人以至诚感动亿万百姓的心，天下便和平。天下人心之所以和平，是因为圣人感化了他们。”

臣谨按：关于治理教化与感应关系的学说，前代儒者论述得最为详尽。我私下认为，《咸卦》所说的“圣人感动人心而天下和平”，实在是古代圣王实现大治的根本。感应之理，原本不在事功上显现，然而帝王本着本心施行治理，又应当结合体用关系来观察，那么感通的功效就越发显得宏大。在深宫寂静独处之时，尚未接触任何事物，但对天命和百姓疾苦不敢稍有放松。饮食起居，宦官宫妾，都以正心诚意的学问作为对照，那么天下人的性命身心，百姓的喜怒哀乐，都在极静之中一并统摄起来。阴阳的祸患，血气的隔阂，都在潜移默化中消除，简直如同元气运行，将宇宙合为一次呼吸。所谓“我怀明德，不靠大声色”，这就是圣人感动人心存在于无形之中的表现。在临朝理政之时，推行一项政令，任用一个人，人心秉持常理的本善如同一条辙痕般一致。在朝中有大小臣工，在外有愚夫愚妇，无不战战兢兢地认为这样做就得到，那样做就失去，不这样做就可以，这样做就不行。于是没过多久，君王的命令下达，不仅人人都符合他们的意愿，而且圣人委曲周全的用心，更能触及这些人天良所不及之处并使他们愉快，从而暗中消除缺陷之心，只留下荡然平正的景象。所谓“天下有道，庶人不议论”，这就是圣人感动人心在功用上的征验。大概天下多事的原因，都起于臣民之心与君主之心彼此不相融洽。作为君主，并非不想拿出真心与天下相见，无奈性情有刚柔，好恶有偏倚，不能克制治理使之纯粹，那么一言一行自以为最恰当不可改变，而天下人已经窥探出深浅。三代以下，并非没有刑赏严明的君主，但和平的教化远远不如古代，是因为不能以心感人。三代以上，未必每个人都能获益，但和平的教化超越后世，是因为能以心感人。我私下认为，礼乐刑政，都是圣人精神之后的事情；农桑教养，都是圣人性格衍生出的文饰。君主如果能在精神性情上达到至诚恻隐的地步，那么即使法令偶尔有疏忽，天下万世都能谅解他没有过错。至于“和平”二字尤其应当推究详明，有时过于喜悦反而不和，有时盛怒反而和平，这是性情得其平；有时奖赏别人别人不感激，有时惩罚别人别人反而感激，这是法度得其平。天地感动万物靠的是气，圣人感动万物靠的是心。缇室里的葭灰，遇到阳气就浮动；丰山上的钟，霜降就鸣响。这是以气相互感应。刑期无刑，四方风气变动；明慎敬狱，海内刑罚搁置。这是以心相互感应。总而言之，想要治理天下人的心，使他们来感动我，这是必定做不到的事。邪正善恶，造化都没有补救的权力，何况是人呢？想要治理自己的心，来感动天下，这是必定能做到的事。平民仰慕道义，乡间都有歌哭的节操，何况是君主呢？汉代儒者说：“敬天用实质，不用文饰；勤民用德行，不用名声。”又说：“治理国家不在于多说话，只看努力实行如何罢了。”这是感应的根本。诸葛亮治理蜀地，凡是所废黜的僚吏，都没有怨恨之心。陆贽为德宗起草诏书，凡是骄横的将领悍勇的士卒，无不流泪。这是感应的功效。凭借一件事的恰当，一句话的善美，就足以感动人心，何况圣人顺应天道人心呢？君主以圣人为法则，和平的教化，就在今天显现了。

《周易》

圣人感动人心，天下便和平。

编修臣林蒲卦

程子说：“圣人以至诚感动亿万百姓的心，天下就和平。天下人心之所以和平，是因为圣人感化了他们。”

臣谨按：咸卦柔在上刚在下，就是泰卦内阳外阴、上下交感而志向相同的象。艮为止，兑为悦，就是《大传》所说的“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意义。它感通的道理非常神妙，只有圣人感动人心足以担当；感通的功效非常宏大，必定天下和平才足以穷尽其效。这就是《彖传》推言天地万物之感，而又将极限归于圣人的原因。那么圣人之所以感动人心，究竟是怎样的呢？因为天下人众多，比闾族党聚集在一起相处，他们的心极其不齐。利益足以相互竞争，力量足以相互战胜，聪明智巧足以相互欺骗，本来每天都处于必然争竞的态势。虽然用奖赏来勉励，用法度来整齐，用权术来制约，用手段来驾驭，仍然喧哗难以安定。而想要让他们全部达到和平的境界，这显然不是可以强行在天下实现的。圣人治理天下，有人治，有天治。用人治的，是用法制禁令来辅助天下所不及的地方；用天治的，是顺应天地的自然，顺从民心固有的倾向，从而通达天下的意志。一个人的心，是千万人的心；千万人的心，是圣人的心。人心原本没有不同，圣人依据他们共同认可的东西来感化他们，宽厚平正以协调民心的中正，没有私好私恶以遵循王道的道路。朝廷的意旨，常与民间

译相互关联，不必体现在告诫之中，也不必用章程来限制，而“所欲与聚，所恶勿施”的原则，早已默默契合天下人的隐秘心理。感应之机，微妙如影随形，大概只有那些顺应天道而相互感动的，才不勉强。至于天下太平，那么上下之心交相融洽，至治之气蒸腾为太和，阴阳端正而风雨应时，怨恨诽谤消散而歌颂兴起。四海之内广泛受到润泽而大获丰美，万物众多欣喜目睹而乐于生存成长。《尚书》说：“百姓由此改变而和睦”，又说：“没有私党没有偏颇，王道平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知道王道必定以人情为根本，人情，是圣王的田地。拘泥于形迹而不能以心感化的人，是不除草的农夫；顺从人欲而以有心去感化的人，是拔苗助长的农夫。圣人则不然，当尚未感动时，浑厚包容的度量廓然大公；当其正在感动时，无我的内心，事物来临而顺应；至于已经感动之后，虚明之体，依然如明镜空照、秤杆平衡。所谓“心普照万物而没有私情，情顺应万事而没有执着”，起初并非简略抛弃一切，姑且依托于清静无为之说；也并非私恩小惠，仅流于欢娱小补的归宿。所以程子对于圣人的感化而申述其说曰：“至诚，大概诚就明，明就通。诚就公，公就广。明通公广的作用，运行于千世万世而无穷，推广到南海北海都准确。天下的感化，以心感化；圣人的感化，以诚感化。至诚而不能感动人的，从未有过。所以说：诚，是圣人的根本。”

译《周易》

圣人感化人心，天下便和平安定。

编修臣路斯道

来知德说：感，是感应，没有回应就不能称为感。又说：没有私心去感化的，是寂然不动；有私心去感化的，是私意。只有感化达到至公，心中没有任何私意夹杂其间，就没有什么不能感化的了。又说：和，是没有乖张违逆；平，是没有反复倾侧。圣人以德行感化天下，没有不能通达的。臣谨按：人是万物之灵，而圣人是天地之心。心的本体叫做性，赋予生命之初；心的大用叫做情，发动于生命之后。本体与作用原本统一，物与我之间没有隔阂。世间谈论性的言论纷杂不一。子思以天命来谈论性，孟子主张性善说，又说：“至于人的情感，是可以为善的，用恻隐、羞恶、恭敬、是非来对应，称为四端。”这是主要就其中不混杂形气的一面而言，这叫做义理之性。然而那感应而随即通达的，则是知觉运动之心发动，表现为喜怒哀乐之情，于是气质之性寓于其中，人心与道心便判然分明了。在这感发之际，与外物接触形成构结，中间不容许丝毫间隔，而危殆与精微由此区分，所以能符合中节的为圣人，依次往下为上智、大贤、善人、贤者，那些过与不及的为智愚、贤不肖，而违背这一点的为肆无忌惮、下愚，这些都是普通百姓。大抵人心主导气，常常足以充满身体；道心主导理，常常不足以驾驭气，因此小人常多而君子常少。只有圣人辨别得明白，坚守得坚定，执守中道来确立人的准则，常常以静御动，以理率气，使人心退居听从，这就是意志专一而调动气。只有中才能和，只有和才能平，概括起来在于一心，推广开来在于天下。圣人先获得人心所共同认可的，推广施行，没有不准确的。德行完备于一身，智慧周遍万物，他的感化凭借德行，而没有人能说出感化的痕迹，所以去掉“心”字而用“咸”字命名，咸就是无心的感化。又咸都有皆的意思。圣人首出而万物皆安宁，咸卦的时义真是伟大啊！然而圣人高居九五之位，而深切挂念民间疾苦，在深宫中斋戒沐浴，而恩泽广被海隅，未曾矜持言论淡漠，崇尚无为，称之为无心，或许未必如此。大抵他具有金锡圭璧般的品质，而出身以承担民众的忧患，怀着勤勉警惕之心，而端正自身以率领众人，并非有心去结交天下，而回应者无不欣然顺从，又不能用有心来命名，所以取泽山相感的卦象而为咸卦。从《诗经》的二南中，就可以看到了。上有《关雎》、《麟趾》的德行，下有《鹊巢》、《驺虞》的教化，都是自然而至。至于探究其感通的原因，微妙啊微妙！由此可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上面以此感化下面，下面就以此回应。举凡天下万有不齐的类别，都纳入到荡平正直之中，而会极归极，又有什么偏颇反侧可言呢？所以合亿兆之众为一太和，这是和的极致。历经万世而期望太平，这是平的极致。而其感化，则由于圣人以德化民，而人情都喜悦，所以感应而随即通达。天下的缘故，普及万物而无心。

《周易》

《象传》说：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怀接受他人。

编修臣孙灏

朱熹说：山上有泽，以虚而通达。

程颐说：“泽性润泽向下，土性接受润泽。泽在山上，而其逐渐润泽通达，是两种物的气相互感通。君子观察山泽通气之象，而虚其中以接受于人。人心中虚就能接受，实就不能进入。虚中就是无我，心中没有私主就没有感应不通。以度量来容纳，选择相合的来接受，这不是圣人有感必通之道。”臣谨按：咸卦的意义在于感。泽居下，而其气上升于山，这是泽感山。山居髙，而其气下通于泽，这是山接受泽的感。山外实而中虚，气所感至神而无迹。只有虚才能受，只有受才能感。君子居万物之上，而得到相感的契机，咸卦的感也就是以虚接受人的感。大抵山上有泽，不是泽高于山，而是山能受泽；以虚受人，不是人加于君子之上，而是君子能受人。那所谓虚受是什么意思呢？寂然不动，是用来澄澈本源；感而遂通，是用来妙用其能；廓然大公，是用来确立主宰；物来顺应，是用来善施其用，这都是虚。虚则无私，无私所以足以穷尽万物之理；虚则无我，无所以我足以通达天下之情。大抵人心虚则度量无不包容，而实则物无法自然进入。河海之大，百川归之，其所接受的有地方。器物贮物，空其中就能容纳，有物填充其中，则内部先自阻塞，还能增加什么？天下的理不胜穷尽，事不胜记载。坚守理的是非，而两是相参，那么同是者必有其至是。衡量事的可否，而众可并较，那么仅可者或许还有不可。咸卦的君子不以自己为断，而以人为衡，这是虚的极致。虚所以无不接受。虽然，虚无不接受，但不知道接受的是否都出于可？还是否？然而不必忧虑这个，只有虚则未有

译不依赖光亮却能照察万物，这是精神精纯的表现；只有内心虚静，没有不宁静就能审慎衡量事物细微征兆的。他所接受的，都是他应当接受的。如果他无所不接受，那么在承受之余，必然还有权衡取舍的余地。虞舜喜好询问、体察虚静，等到他把握事物的两个极端而采用中道时，虚静的运作度量便神奇了，这难道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吗？再进一步思考，山与泽气息相通，泽受到感应而山接受它，似乎泽对山有功劳。然而泽的气向上通达，山的气又向下润泽，于是蒸腾成云，充沛成雨，泽再次蒙受其益，而这并非泽独自所能做到的。山对于泽，以接受开始而不以接受终止，所以阴阳二气的感应，在无穷中相互循环。这是感应贯通的最高境界。以虚静之心接受他人，那么圣人感化人心从而使天下和平，与这有什么不同呢？

译《周易》象辞说：山上有泽，这就是咸卦。君子因此以虚怀接纳他人。

检讨万松龄谨按：信实贵在内心充实，而咸卦贵在内心虚空。正因为内心充实，所以天性的本体，万理完全具备；正因为内心虚空，所以方寸之心之内，一丝私欲也不起。万理完全具备而充实，并不是拘泥于外在形迹；一丝私欲不起而虚空，并不是陷入虚无缥缈。因此君子的学问，必定以咸卦为贵。咸卦的卦象，艮为山，静止在泽的下面；兑为泽，处在山的上面。泽的气足以向下滋润，山的气足以向上蒸腾。山与泽之间，二气相互感应，就形成了中虚的卦象。君子观察这个卦象，从而明白其中的道理。以虚空的中道来接纳尚未到来的事物，不曾有所迎合；对于已经过去的事物，不曾有所滞留。这样，寂然不动的本体，就可以因感应而通达。虚空是道的本源。眼睛因为虚空，所以没有什么看不见的；耳朵因为虚空，所以没有什么听不到的；心因为虚空，所以没有什么不能接纳的。没有什么不能接纳，那么天下的善行就可以选择它，极其精微地理解它，极其恰当地运用它。如果稍微有一丝一毫的私欲，先在内心拒绝，那么本来虚空的境界就会被阻塞，从而失去灵明清澈。我不能不与外物接触，听任它自然往来，感应也就随之回应；外物不能不与我接触，顺应它自然而来，接纳也就感应通达。因为虚空所以静止，随着感应随着接纳，所以喜悦。这就是咸卦卦象的原因。所以虚空并不是守持寂静的意思，思考怎么能废弃呢？但思考如果追随众人，就已经扰乱了虚空的本质；志向怎么能没有呢？但志向如果追随他人，就已经亏损了虚空的度量。只有在深邃莫测之中，常有清澈自足的景象。像水静止一样，万物没有不全部映照的；像镜子悬挂一样，各种形态不能自己隐藏。处于静止以发动，却静而无静，动而无动。所以必定等待感应然后回应，而回应也如同没有感应一样。经常保持虚空，所以能够无所不接纳，而看不出它的盈满？因为虚空就没有什么可以拘束，没有什么可以拘束，就没有什么接纳作为限度，而不是有限度作为限制。虚空就没有什么可以间隔，没有什么可以间隔，就通过所接纳的来体现本体，而不是离开本体来发挥作用。进入其中就立刻转化，探究它而没有穷尽。由此体现为事业，就富有而没有一丝一毫的亏缺。事业多么宏大啊！由此蕴藏为德行，就日日更新而没有一刻的断续。德行多么兴盛啊！藏起来越有，显现出来越新。显现与藏匿交替使用，而内外同出一源。咸卦的时位意义真是伟大啊！这就是感应的主体，是心。没有心就不能感应，所以咸卦的彖辞解释说：“感应，咸必须加上心字才成为感应。”然而有心去感应，也不能感应，所以山上有泽才成为咸卦。感应必须去掉心才成为咸，没有心而沦于空寂，那么虚空就成为心的拖累，而虚空已经走入歧途。有心而滞留在恰当的时机，那么心更是虚空的拖累，而虚空就失去了它的本源。所以有心不能说虚空，无心也不能说虚空。心主导于理而不追逐外物，即使日日感应日日回应，仍然保持虚空；心系于外物而不主导于理，即使没有感应没有回应，也已经不是虚空了。只有万理完全具备，那么虚空的未曾不充实；而一丝私欲不起，那么充实的又无时不虚空。君子的学问，开阔而公正，事物来了就顺应，这就是所说的以虚怀接纳他人。那么虚空之中就是无我，无我那么虚空就有主宰，就是充实；充实是虚空的根本，虚空是充实的原因。虚空而充实，充实而虚空，这是感应的门户。天地的心，普及万物而没有私心；圣人的情，应对万事而没有私情，只是虚空罢了。

《周易》象辞说：山上有泽，咸卦；君子因此以虚怀接纳他人。

监察御史万年茂谨按：《周易》的卦序，上经以《乾》卦为首，说的是天地定位；下经以《咸》卦为首，说的是山泽通气。事物必定符合理才能和谐，情感因为聚集而不混乱，所以《乾》卦象征天的德行，《咸》卦象征人的心。然而心不是一个人的心理，也不是一个角落的道理。心被外物役使，那么心就没有主宰，不足以奇妙地感应万物的本源；外物局限于心，那么心就有自我，不足以妥善地应对万物的作用。孔子说：“天下有什么思考有什么忧虑？天下殊途同归，百虑一致。”如果不考察它们之所以同归一致的原因，而妄自应对，我的心理应分岔而不能合一。况且高大而崇高的，是山；深邃而低下的，是泽。山崇高而泽在它上面，泽感应山，而山不损害它的高；泽低下而山拥有它，山回应泽，而泽不担心它的溢出。山和泽是没有情欲的，君子与人交往，则还是有情欲的。将天下人合为一体作为心，将天下心合为一体作为理，不可以有自我，这是很明显的。我私下根据卦位推断，九四是咸卦的主爻，爻辞说“贞吉”，又说“朋从”。大概九四是阳德而居于心位，阳德就没有不端正的，而心就没有没有朋友的。所以三个阳爻居中，三与上相应，四与初相应，五与二相应，它们相应的都是阴爻。阳只与阴相应，而没有通于所应之外的，那么阳的感应也只感应所应的，而没有神妙于众感之中。既然阳与阴相应，而不能神妙于众感之中，而所应的又都是阳所统辖的，它们的分量不能相互触及，而德行不足以相互抗衡，于是在隐微的地方，高高地自负其刚明，而私

译忽然之间亲近狎玩，日益习惯于近习，这是必然的趋势。圣人知道是这样，所以在“虚”中阐明其义理，而在“受”中显明其感应，说：“虚静则没有憧憧往来的扰动了。”说：“接受则不随从个人的私思了。”说：“进入则不被朋党所蒙蔽了。”初爻说“咸拇外驰而纷乱”，二爻说“咸腓妄动而有害”，三爻说“咸股随人而诡诈”，如果不这样，就会陷入枯寂的沉溺，那是五爻的“脢”，断绝外物以为虚无；如果不这样，就会兴起口说的辩驳，那是上爻的“辅”，追逐外物以为实有。君子的心，以无心为心；君子的接受，无受而无不受。无受所以不滞留在实有，无不受所以也不沦落于虚无。实用来涵养虚，有为都是顺应迹象；虚用来包含实，明觉都是自然如此。所以彖传说：“利于贞正，是心主宰德行。”象传说：“虚静接受，是德行安住于心。”感应的道理以天不以人，接受的道理以德不以伪。孟子说：“所经过的地方被感化，所存留的地方显神奇。虚静而神奇，接受而感化。”盛大的德行与伟大的功业，达到极点了啊！

译周易

君子以虚怀接纳他人

修撰【臣】钱维城

程颐说：“君子观察山与泽气息相通的卦象，从而虚静内心以接纳他人。内心虚静，就是没有自我。”

【臣】谨按：从士人君子的求学功夫，到人君治理天下的道理，没有比善于接纳更重要的，而善于接纳又以虚静为可贵。虚静就像空旷的山谷，像静止的水面，有声音就回应，不滞留声音；遇到物体就成像，不残留影像。咸卦是山上有泽，以虚静而相通。泽的本性是向下滋润，土的本性是接受滋润，所以有以虚静而接纳的卦象。然而不取象于山下有泽的损卦，而独取于咸卦，【臣】愚以为山高泽低，似乎不相通，却屈身止于下方，以提供滋润。就像圣人德行功业已经成就，却能不废弃集思广益的帮助；人君尊贵至极，却能不废弃悬挂鼗鼓铎铃以招纳意见的做法，这更是感通至极的表现，不是极度虚静的人做不到的。这也如同地中有山的谦卦。舜、禹是大圣人。舜扩大视听，通达四方，即使是浅近的话也一定考察。禹听到善言就拜谢并加以采纳。赞禹的人尚且以“自满招致损失，谦虚得到益处”谆谆告诫。圣人的智慧应当无所不至了，人们向圣人自我表现，应当没有超过圣人智慧的。然而圣人尚且多方寻求，降低心气以礼遇他们。如此，《诗经》说：“古人有言，向割草打柴的人咨询。”《尚书》说：“皇帝向下民询问。”圣人看待天下，没有可以因为愚昧而忽视的人，所以即使是普通男女，也不敢不竭尽千虑中的一得之见，以作为高深见识的辅助。泰山不排斥土壤，大海不挑剔细流，只有圣人不以圣自居，这才是圣人之所以更加圣明的原因。《国语》说：“天子听政，让公卿直到列士献诗，乐官献典，史官献书，太师进箴言，太师赋诗，蒙诵诗，百工进谏，庶民传语，近臣尽规劝，亲戚补察，乐官史官教诲，老臣修正，然后君王斟酌。”以一人之身，前后左右争相贡献智慧，以接纳而成就，这一人的聪明，就是天下人的聪明。四海虽然广大，何必走下堂阶才能明察呢？如果不这样，雷霆的震动，万钧的压力，无不令人震慑摧折，望风疑惧，哪里能效法他们进献呢？这就是虚静与不虚静的效果。【臣】观察三代以后，善于接纳意见的，没有比唐太宗更好的。然而起初担心别人不谏言，引导他们说话；中期则喜悦地听从；后来勉强听从，还面露难色。难道不是因为治世已成，功业已盛，他的气量逐渐自满吗？这就是程子所说的“以气量容纳，选择相合的才接受”，这不是圣人感通必应的道理。大概凡是境界有气量而虚静，就没有气量。虚静就是随着事物所到的地方作为气量。没有气量所以没有自满，接纳天下的益处，却不见其盈满。圣人的心，浑然一体如同天地的太虚，所以说大而化之。由此说来，虚静就能接纳，不虚静就不能接纳。接纳就是咸卦，不接纳就失去了咸卦之所以为咸的原因。中孚卦以虚静而诚信，连豚鱼都能感应，所以有鹤鸣子和的应和。夬卦九四以刚强自决，所以听到言论不相信，而有听力不明的过失。《尚书》说：“喜欢问讯就宽裕，自以为是就狭隘。”魏征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难道是虚妄的话吗？

周易

君子以虚怀接纳他人

编修【臣】周玉章

程颐说：“君子观察山与泽气息相通的卦感，从而虚静内心以接纳他人。人内心虚静就能接纳，充实就不能进入。内心虚静，就是没有自我。心中没有私意主宰，就没有感应不通的。以气量容纳，选择相合的才接受，这不是圣人感通必应的道理。”

吴慎说：“虚静，是咸卦的正道。天地的常道，以其心普遍万物而没有私心；圣人的常道，以其情顺应万事而没有私情，这就是虚静。君子的学问，廓然大公，事物来了就顺应，这就是所说的以虚怀接纳他人。”

【臣】谨按：圣贤的学问，必须虚静内心以接纳他人的益处，然后才能日日进步没有止境。所以泰山不排斥土壤，以成就其高；河海不挑剔细流，以成就其深。君子观察山与泽气息相通的卦象，就知道能够感应是因为能够接纳，能够接纳在于能够虚静。虚静接纳，就是廓然大公，事物来了就顺应。如果有一点偏私，扰乱了静正的体性。先儒陈琛所说：“先入为主的观念，阻碍了感应的契机。虽然有所接纳，未必是应当接纳的；而应当接纳的，反而认为不合而不接纳。”《尚书》说：“有言论违背你的心意，一定要探求是否符合道；有言论顺从你的意志，一定要探求是否不符合道。”难道一定要符合心意才开始接纳？即使所接纳的确实符合道理，而其他被遗弃的必然很多。这就是程子所说的“选择相合的才接受”，不是圣人感通必应的道理。况且君子一身，圣德王功都有责任。德行无不勤勉，而陈述善言纳受教诲，更能增加宽厚严密的修养；功业无不完备，而美好的谋略，更能扩大协和恭敬的治理。只有虚静内心善于接纳，那么割草打柴的人和乐官史官都能来到面前，美好的言论就不会埋没了。只是人们来感应，真情假意不齐，是非互相显现，并且有符合天理顺应人情的事，但或许古今适宜不同，经权形势不同，在这里拒绝不可，而随意接受反而会增加累赘。然而君子因为虚静所以明察，此心像镜子一样空，像秤一样平，有感应就回应，而其中的是非

译是非曲直清晰明确而不混淆。那么广泛听取意见、集思广益，既然已经用来招纳天下的善政，而对于没有根据的言论不予采纳，未经咨询的意见不予任用，自然就不能轻易尝试。由此，从他人那里接受的道理，施行于他人身上，使得恩德广博、恩惠深厚，天下人都共同承受这份福泽。大舜喜好询问、善于考察，把握两端而取其中道，正是这个意思。

况且我认为，虚怀若谷的本质就是真诚罢了。真诚就没有私欲，没有私欲就能在静止时虚空、在行动时正直，从而获得明察、通达、公正、广博的境界。不固执己见，才能与万物之心相契合；不偏执己情，才能通达万事之情理。天地之心普遍包容万物，圣人的情感顺应万事，没有什么不在天地的覆盖承载之内，也就没有什么不在圣人的怀抱之中。用虚怀来接受，用真诚来感动罢了。

《易经》中的中孚卦讲真诚，咸卦讲虚怀。中孚卦说：“喜悦而谦逊，诚信就能教化国家。”咸卦说：“圣人感动人心，天下就和平。”程子解释它，说圣人以至诚感动亿万百姓的心，天下就和平。那么，虚怀接受的心意，与中孚卦的教化，都是同一真诚所积累并贯通的呀。

译周易

君子以虚怀接纳他人

监察御史【臣】张孝挰

程颐传注说：“君子观察山泽通气之象，常使内心虚静以接纳他人。人心中虚静就能接纳，充实就不能进入了。心中虚静，就是没有自我。心中没有私意主宰，就没有感应而不通达的。以度量来容纳，选择相合的来接受，这不是圣人有感必通的大道。”

【臣】谨按：天下的道理，只有虚静才能接纳，只有接纳才能感应，只有感应才能通达。向上蔓延向下连接，四通八达而不违背。如果不能虚静，就一定不能接纳；不能接纳，就一定不能感应，那么物与我之间的情理就阻塞了。然而所谓虚静，不是说心中没有主宰，而是说没有私意。方寸之心，一旦有私意遮蔽，那么先入为主的见解已经充实其中，虽然有所接纳，未必是应当接纳的，而应当接纳的反而因为不合而不接纳。所以仁义中正，是用来主宰我们内心的，都是实理，而空灵不昧，仍属于至虚。意必固我，是用来阻塞我们内心的，都是虚气，而沉溺遮蔽禁锢，就成为至实。坚守仁义中正之道，那么内心虚静，所以万物没有不被接纳的，凡是理义使人心喜悦，美德使人心向往，都感到怡然顺应，触动外物而感动内心。存留意必固我的私意，那么内心充实，所以万物不能进入，凡是嗜欲的纷扰，朋党的往来，反而觉得与心相习，顺从外物而忘记自身。所以能够接纳的道理，在于能够虚静；能够虚静的道理，在于无私。作为君子，也要心胸开阔而大公，事物来了就顺应，这就足够了。凡人无不有本性，本性无不发而为情感，情感中最容易显现的，没有比喜怒两端更明显的了。君子的喜悦，因为那人值得喜悦而喜悦，没有私德；君子的愤怒，因为那人值得愤怒而愤怒，没有私憾。像镜子一样空明，美丑全部映照，美的自然得到美的评价，丑的自然得到丑的评价，而镜子不参与其中。像秤一样平衡，轻重全部称量，轻的自然得到轻的评价，重的自然得到重的评价，而秤不参与其中。假使镜子有意区分美丑，秤有意区分轻重，那么一定会失去美丑轻重的本来面目，而镜子和秤都归于无用了。所以君子静时存养，动时省察，瞬间有存养，呼吸有修养，一念的偏私必须断绝，一端的奇邪必须拒绝。清明在身，常觉这心中湛然没有丝毫的遮蔽，于是无所不虚，即无所不受，像天地覆盖承载的包容，像江河的容纳。所以说：天地的常道，以其心普遍万物而没有私心；圣人的常道，以其情顺应万物而没有私情。天地以虚静感应万物，圣人以虚静感应人心。极而言之，三才之道尽在于此，哪里是拘泥于以度量容纳，选择相合来接受的呢？

周易

恒久亨通没有灾祸，利于守正，是因为长久坚守其道。天地的道理，恒久不变而不停止。

侍读学士【臣】世臣

程颐说：“恒久的道理，可以导致亨通而没有过错。但所恒守的应当得其正，失去正就不是可以恒守的道理了。所以说：‘长久坚守其道，其道是可以恒守的正道。’不恒守其德，与恒守于不正，都不能亨通而没有灾祸。天地之所以不停止，大概有恒久的道理。人能够恒守于可以恒守的道理，就符合天地的道理了。”

【臣】谨按：圣贤的学问，以持久而成就；帝王的功业，以持久而完备。所以商汤的‘日新’，周文王的‘缉熙’，学问进步没有止境。尧的‘协和时雍’，周的‘太和’，宇宙的事业都由于积累。自古以来明德、新民，没有不依靠持久而能有成就的，这就是‘恒’之所以导致亨通而没有灾祸的原因。然而人的一生中，也有情好的偏颇、私欲的遮蔽，终身沿着这条道路而不知改变的。而不能称为‘恒’的，是因为失去了正。失去了正，就不能称为道；既然没有得到道，又怎么能称为‘恒’呢？况且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其间温和肃杀的作用，生养消长的机制，没有不各有当然的道理、自然的法则。只有天地没有私心，而顺布其当然的道理，潜率其自然的法则，所以前有千古，后有万年，鼓舞运量，常如一天。圣人知道这样，以至明者决断是非，以至健者坚持始终。从自身心意知之地，以及于礼乐刑政的施行，不敢以轻心对待，害怕其浮浅而容易停止；不敢以慢心间隔，害怕其疲倦而中途受阻；不敢以骄心乘之，害怕其自满而最终松弛。从一天到百年，由一事到万事，斟酌义理，彰显其常道，‘恒’有可‘恒’之道，而没有开始勤勉最终懈怠的忧虑，那么学问日益进于高明，治理日益达到隆盛，心通造化而撰合乾坤，都是由此而来的。

周易

天地的道理恒久不变而不停止

监察御史【臣】陆秩

【臣】谨按：正大，是天地的性情；贞观，是天地的道理。而天地道理体现在恒久的，就可以由长久坚守其道推知。根据本义说：天地道理之所以常久，也是因为正罢了。程传说：其道是可以恒守的道理。又说：天地之所

译因为不停息，所以有恒久之道。人若能恒守那可以恒守的道，就与天地的道理相合了。又朱子说：所谓不易，必须通过变通才能不穷尽。又徐氏几说：有不易的恒，有不止的恒。利贞，是不易的恒；利有攸往，是不止的恒。林氏希元说：正因为不易，所以不止。他们的说法如此。天地的化育，运行于自然之中。《彖传》说正，并推究到天地，大概是从观察化育的人，在五行二气中见到道之所以不易，从而推究其根本在于正。就像寒暑有往来，水流山峙有高深一样。往并不只有一种往，而又以归来济助它；高并不只有一种高，而又以深来间隔它。而往来高深的现象，则仍能在极其不一之中，得到那极其统一之道。极其不一，是朱子所说的变通不穷；极其统一，是卦所说的恒，也是《彖传》所说的贞。那么论述恒源于正，又怎么不能在天地之道中见到呢？卦象风雷，是在天上的；山泽，是在地上的。而水火则是天地都有的。恒的卦象是雷风，《本义》认为是理之常，大概只是就恒之所以得名而言。究其根本，山泽、水火，又有哪一样超出理之常之外呢？至于山泽通气，雷风相搏，水火不相射，则是恒而又正了。《程传》说天地，又涉及人与天地相合，大概是因为正是人与天地同源的根源，恒是人与天地并寿的原因。确立天的道叫阴与阳，确立地的道叫柔与刚，确立人的道叫仁与义。那么仁与义，是用来效法天地，能够体现阴阳刚柔的全部，从而成就参赞化育之功的。仁用来养育人，义用来利于物。用仁养育人，那么饮和食德的众生生生不息；用义利于物，那么因时制宜的法则，永远没有穷尽。天地的道，就是圣人久道化成的道了。《传》由天地推究到圣人，是适宜的。

译《周易》说：日月顺应天道，所以能够长久照耀；四季更替变化，所以能够长久成就万物。圣人长久地坚守其道，天下便得以教化而成。观察那恒常不变的道理，天地万物的实情就都可以看见了。

检讨臣万松龄：

臣谨按：道没有两种不同的途径。圣人治理天下的功绩，与天地化育万物的功绩是相同的，都在于恒久不息。崇高而不停止，不停止就是恒，这是天道的规律。至诚而没有停息，没有停息就是恒，这是圣人的道理。然而，恒的体性在于守常，而恒的作用往往适应于变化。太阳西去月亮升起，日月相互推移，并非固定不变，却不失其照耀的常规。寒气离去暑气到来，寒暑相互推移，并非固定不变，却不失其年度的常规。日月顺应天道，是遵循其自然之理；四季变化，也是遵循其自然之理。人们只看到日月的照耀、四季的成就，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却不知道它们之所以能长久照耀、长久成就，是因为其中固有恒久不息的道理存在。圣人继承天意确立准则，与日月合其光明，与四季合其秩序，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心志，在夙兴夜寐的辛劳中也没有丝毫懈怠。然而，治理必须运有根本，而不急于期待成效；推行必须有序，而不急切计较功劳。早晨勤勉晚上警惕，日日更新又新，不敢有一息间断来掺杂天命本源。从观察刑法而谨慎地确立五常，接待四方宾客，从《关雎》到《桃夭》，教化如麟趾般祥瑞，从自身到家庭再到国家天下，逐渐以仁德浸润，以义理磨砺，于是天下的人心得以教化。家家崇尚礼乐，户户谈论诗书，于是天下的风俗得以形成。五帝三王时代，之所以风气感动、时代和乐，以至于家家户户都可以受封，刑罚搁置不用，原因就在于此。从此以后，像汉文帝那样，十年间地方官吏修明职守，百姓安居乐业，法网宽疏，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地步。唐太宗初登帝位，连年旱灾，勤勉安抚百姓，三年之后，天下大丰收，诉讼稀少，仁义的成效显而易见。更何况以修身之功作为治国之功，长久行道、教化成功的功效，自然不是三代以下所能企及的？然而，在八卦之中，只有雷风之象，适宜于暂时，不适宜于恒常，却唯独以“恒”为名，这是为什么呢？苏轼曾说：“雷风不是天地常用的现象，而天地化育之所以能恒常，是因为有了雷风。”如果僵化固执不变，那么恒就失去了正道，不能称为恒了，这哪里足以谈论天道呢？圣人的治理，体现雷风为恒的意象，应对万变，妙用无穷，而其不易的体性，固然没有时刻会改变。长久照耀、长久成就，是天地无心而成化；天下教化成功，是圣人有心而无为。圣人的恒，是一心如一日的恒；天地的恒，是万古如一日的恒。道在圣人身上，与在天地身上，难道有什么不同吗？那么，天地万物，总不外乎恒久之道。然而，性不可见，可见的只有情。朱熹说：“性只是一个本体，事情却多种多样，或起或伏，但头面却只一般。”大概性是道的体，情是道的用。体隐微而难以窥探，用显著而可见。看见情，性也就由此可以穷尽。正因为用的变化，才构成了体的恒常。天高地低，万物分散殊异，气有参差，而其德性功用，贯穿万古而不变。善于观察天地万物实情的人，除了通过“恒”还有什么途径呢？这就是天人没有两种道理，治功与化功没有两种途径。只有圣敬日益增进，以达到无息的地步。从身心意知的细微处，通达到家国天下的广阔处。人心日益端正，风俗日益淳厚，达到风气感动、时代和乐的盛况，就不难了。又何必满足于微小的补益呢？

《周易》

圣人长久地坚守其道而天下得以教化成功

侍读臣林蒲封：

程颐说：“圣人以常久之道施行，有常道而天下受其教化，从而形成美好的风俗。”

臣谨按：天地生养人、生物，而裁成辅相的功绩，必定依赖圣人。因为圣人是体现天意、确立准则而道济天下的人。他显扬仁德、藏用智慧，既足以通达易简的本源，而纯粹不息，又合乎崇高运行的规律。因此，该动时动，该静时静，动静不失其常规；该松弛时松弛，该紧张时紧张，松弛与紧张能归于纯正统一。不贪图小利，不急于近功，不被频繁更张所迷惑，不被浮夸言论所动摇。做一件事必定寻求众情的协调，立一项法必定谋求万世的适宜。神妙地阐明它，从容地逐渐浸润它，使天下所有含生负性的生灵，都归于范围曲成的规范之内。无不有所作为以兴起维新之教化，形成荡平之风。这就是道之所以可大可久的原因。程子所说的“行之有常”，如果不是圣人，谁能做到呢？然而考察《易传》中说到“化成天下”的，共有三处。在离卦，说“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在贲卦，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这里唯独说“久于其道者”，为什么呢？大概离卦的光明而得其正，就能照耀四方，万物显现；贲卦的文明而有所止，就能辨别上下、安定民心，使大众同风，都有可以化成天下的道理。然而，如果不以长久来坚守，那么其教化也不容易达到成功。总之，这长久，不是固执一端不变的意思，也不是因循守旧不振作的意思。圣人只是一诚罢了。诚则没有偏颇，没有偏颇则没有

译然而百年必定经过三十年，没有人能够改变它的法则；真诚就没有虚妄，没有虚妄就没有止息，这样四海九州就可以通达其志向。就像日月运行、四季更替、黑夜过去白昼到来，这就是圣人静时专一而动时正直；春天温暖秋天肃杀，这就是圣人仁爱养育而义理端正；雷声震动风行不止，这就是圣人政令推行而禁令止息；云气运行雨水布施，这就是圣人德泽广博而恩惠深厚。元亨，是圣人真诚的通达；利贞，是圣人真诚的复归。圣人的道，就是天地的道。圣人长久地坚守其道，就是天地恒久不息。圣人也不过就是一个天地罢了。

译《周易》

圣人长久地坚守其道，天下便得以教化成就。

编修臣吴嗣富

臣谨按：孔子阐释恒卦的含义并由此推论：日月照耀，四季更替，固然已经穷尽了天地的大道。而“恒”的含义，必须验证于人事之后才能详尽，因此举出例子归结于圣人。大概圣人登基，想要使伟大的教化翔实融洽，就必定要宽缓地施行，使得人们能够从容地来完成其事业，起初不曾急切地期望在朝夕之间就能成功。从前尧禅让给舜，舜禅让给禹，圣人相继继承，安抚中天美好的国运，万国和谐协和，顺从意愿来治理，那些优柔宽缓、满足饱足的措施，全都渗透进肌肤，深入骨髓。这就是唐虞的治世之所以在千古中特别隆盛的原因。等到成周时期，文、武、成、康的君主，光辉伟大的功业，继承又继承，仁德浸润，义理切磋，多次兴盛，屡次融洽。所以《周书·毕命》篇中有说：“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世道变迁，风气转移，四方没有忧患，天子得以安宁。”由此说来，那么教化的关键在于长久，是确凿无疑的。为什么呢？君主治理天下，不外乎兴利和除弊。然而当兴利除弊刚开始时，虽然对天下有极大的爱护，但天下人或许反而认为不便，所以说：“非常规的根源，百姓感到恐惧。”等到沿袭既久，耳濡目染，习惯成自然，那么固有潜移默化、不知不觉改变的情况了。况且纲纪法度的建立，也没有突然颁布的。其施行有次第，其深入有浅深。如果限定日期来考核成效，就必定不能委曲周全地穷尽其道理。所以说：“想要快速反而达不到目的。”既然施行教化不能突然安定，而接受教化的人也不能突然见效，那么教化的关键在于长久，不是更加明显吗？然而臣认为，政令的有恒，尤其在于心志的不停息。后世的君主并非没有奋发有为，毅然认为三代必定可以恢复。然而开始时，励精图治，纲举目张，却不能以不懈怠的态度坚守，那么勤勉皇皇的念头久了或许会改变，振奋的气势又锐利而容易衰退。像这样来治理，即使效法尧舜，一一师法文王，又有什么益处呢？这没有别的原因，开始图谋容易，而坚持到底困难。只有圣人以至诚不息的心，施行悠久无疆的政令，开始时清心寡欲，久了依然不接近声色，不积聚货利。这是天德的恒常。开始时明察行事有功，久了依然从早到晚，来不及吃饭。这是王道的恒常。本着天德来施行王道，而总归在于恒常，这就是所说的长久坚守其道。由此而逐渐切磋达到极致，凡是五礼用来节制，六乐用来和谐，八政用来防范，八刑用来纠正，使得天下人安于它如同出入的日常，遵守它如同高祖曾祖的规矩，服从并习惯它如同饥食渴饮不可暂时离开。说到道德，道德就统一；说到风俗，风俗就相同。俗话说：“礼乐经过百年而后兴盛，说的就是这个。”

《周易》

圣人长久地坚守其道，天下便得以教化成就。

监察御史臣侯嗣达

朱子本义说：极力说明恒久之道。

程子传曰：“圣人以常久之道施行，有常道而天下受其教化，以成就美好的风俗。”

臣谨按：这是说圣人得到恒常之道而达到恒常的效果。圣人继承天道确立准则，以一心契合于清静安宁，而使心清静的常清，没有一时的混淆；安宁的常宁，没有一事的扰累。由此想要通达天下的欲望，以情类万物之情，优游渐浸，无事不恰当其秩序，无物不顺从其法则，以至于政令施行风俗美好，在天下成就教化而没有困难。而其道必定要长久坚持，长久则变化而不失其常，行动而不失其静，存于内心的存存不息，推于外部的亹亹无穷。礼乐刑政协同于法度，饮食教诲激发其良善，固然没有长久而不能得到效果的。譬如日月往来交错运行，其照耀万古如新；譬如四季春秋更替，气运万古常正。圣人以此为准则来教化引导天下，所以其契机也不在朝夕之间。大概人君承奉天理治理万物，用来教养百姓的，本来不是苟且修补之术，那么自然没有岁月奏效之功。凡其所运筹谋划，虽然不曾不化裁推行，与百姓变通，但治理原本必要于专一，至今上溯中天的治世，放勋之后，继以重华，才达到和谐协和。顺从意愿，三代的治世，盛于成康，其先则是文王开始，武王继承，浸润百年，而后有以洋溢于天下。自古帝王没有能舍弃久道以成就教化的。皋陶说：“彰显其恒常。”伊尹说：“始终专一。”无非是恒久之意。后世论治，有的专言法度，不知道致治在于道，而法用来辅助，法因时转移，而道则亘古不变。只以法为用，而本道为质。凡是劝课农桑，兴立学校，不操切以期望速效；搜剔贤才，整饬吏治不烦扰以致纷更。一日二日，就可以必世百年，四海九州不异宫阙左右，相信得到恒常之道，才有以致恒常的效果。况且恒久之道，不仅人君如此，凡是朝廷任官分职，也必要以长久，而后可以考察其成功。所以唐虞三年考绩，三次考核才实行升降；汉朝兴盛时，为吏

译有的（官员）能长久地造福子孙后代。大概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事情，贵在专心致志地推行，并且需要长时间的等待。这就是所说的每天计算起来似乎不足，但每年计算起来却有余裕。如果法令刚刚确立就立刻考核其成效，事情有了开端却不善始善终，地方长官频繁更换，那么百姓就会把官府当作旅店一样看待；高级官员屡次更替，那么下级就不知道从哪里开始遵循。选拔人才贵在精当，既然已经任用，就应当让他们任期长久。这也是以长久之道来成就教化的意义所在。臣斗胆推广这一说法，以贡献自己浅陋的意见。

译周易

圣人长久地坚守其道，天下便由此教化而成。

监察御史臣杨勲

臣谨按：王道以天德为根本，圣人效法天道来治理天下，以生生不息的心志成就可大可久的功业。其精神运作于无穷无尽之中，恩德润泽涵育于无所不包之外，这绝非追求眼前小效所能比肩的。如今天地之道，恒久运行而不停止，那么圣人教化成就天下，其道应当如何呢？谈论治理而达到教化成化的境界，也是不容易说清的。百姓的生活必定期望得以安遂，怎样使他们老有所终，幼有所长？百姓的本性必定期望得以恢复，怎样使他们道德统一，风俗相同？于是看到圣人居于上位，仁爱遍及天下，至治的宏大规划，使当世达到丰裕亨通、安乐盛大的境界，时运际遇重光盛世，德教洋溢，融洽于百姓的心术性情之中，所有沐浴和乐、食德而行的民众，都欣然顺从帝王的法则而不自知，甚至不解其所以然。圣人究竟凭借什么方法达到这样的境界呢？而且要知道，圣人难道会在朝夕之间求取成效吗？大概宏大的教化不可浅近地探求，而至高的治理无需急于求成。所以农耕桑蚕、种植畜牧，顺应百姓的利益，必须经过一番经营规划，百姓的生活才开始丰厚；礼乐诗书，兴起百姓的德行，必须经过一番慰劳匡正，百姓的道德才开始端正。从容渐进地浸润，有使其渗透肌肤、深入骨髓的作用，然后才能顺从欲望而实现治理。四方风气随之而动，生活在圣人治下的人，无不感到教化如春日般舒展悠长。在往昔成周时期，文王在前积累功德仁政，武王在后继承发扬，到了成王时期，礼制明确、乐备完备，然后教化大行，万国都称颂美好。如果不是长久坚守其道，怎能如此呢？由此可知，天地只凭一元之气的运行，周流不息，所以资助开始、资助生长，使万物性命各得其所而化育万物；圣人只凭一心的真诚，纯粹不已，所以引导养育、引导恬静，在变化中达到和谐而教化天下。观察长久坚守其道而教化天下，就相信政令贵在持之以恒，而王道必定以天德为根本。

周易

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监察御史臣周祖荣

程子说：“君子观察雷风相互交助形成恒久的卦象，自立于大中常久之道，不改变其方向准则。”

臣谨按：《易经》这本书，有交易的意义，有变易的意义，但要以不易作为宗旨。所以它谈论人事，虽然拥有通达变化的才能，游历于万变之地，但必定有不变的东西来确定其终极，这就是所说的止于其所。观察雷风相互交助，虽然变化却不失其常道，可知日常事物之间，应对纷繁复杂，无不各有应当遵循的法则。如做君主的要仁爱，做臣子的要恭敬，做父亲的要慈爱，做儿子的要孝顺，所处的时势不必完全相同，所秉持的道理却断然不可改变。譬如工匠有规矩，木材顺从墨线，随其所向，归于一定，所以称为方。然而如果不能自立，也有难以言说的困难。或者心中没有定见，遇到一件事，利害之见足以夺取是非之明，就会游移不定而失去方向；或者外面没有定力，做一件事，成败之势足以混淆邪正之趋，就会辗转反侧而不能安顿。这不是方有所拘束，而是心无所主。只有君子选择最正确的方作为依据，执守最端正的方作为归宿，操持于己，有道义而无私曲，这是立身之所以不变的原因。施用于世，有中平而无偏颇，这是致用之所以不变的原因。大概因为其智勇深沉，退藏于一物未交之初，而言行相顾，在百折不回之时保全德行，固然通晓交易变易的意义，而坚守不易的常道，这难道是浅薄拘执之学所能同日而语的！昔日明道程子与横渠张子讨论定性之学，有说：“动也是定，静也是定，不迎不拒，无内无外。”这是阐明立不易方的防范，为下学的人指出功夫。伊川程子又说：“恒不是一定的意思，一定就不能恒了。只有随时变易，才是常道。”这是由不易之理而会通于交易变易的作用，为上达的人宣示其蕴义。两种说法相互需要，而卦象立言之义无不完备，可以互相参看而见到恒道的妙处了。

周易

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给事中臣陆尹耀

俞氏琰说：“知道如何自我彰显，那么本然的明就像日出地面，其昭著之初并无增减。”《大学》所说的“明明德”，所谓的“自明”，与此义理相同。

臣谨按：此卦离火居上，坤地居上。离卦照耀文明，坤道厚重承载，阴承阳，依附于天长久照耀，柔顺进取上行，昭融显烁，如太阳升起，光彩照耀天空，是至明的象征。所以说“明”。然而明无不照，照无不遍，是明的作用。由微而著，由晦而彰，是明的渐进。而出自地上，则是抛弃黑暗走出幽暗，向着光明继续照耀，炳耀万方，光辉覆盖四方，有愈进愈明的趋势。所以其卦为晋，而象为“明出地上”。君子观察晋象而知道德在我，受之于人，赋之于天，天道行至健，效法以自强；人心至明，进取以自昭。况且明德，虚灵不昧，虚则能具备众理，灵则能应万事，本来没有不明的。如果有不明，是物欲遮蔽了它。本然的明，本来未曾停止。所以德是君子固有的德，而明也是君子的德。

译（这）是自身本有的光明。因为自身拥有这种德行，所以自我彰显的功业不依赖后起的助力；因为自身拥有这种光明德行，所以自我显扬的事迹不借助于强行拼凑。内在蕴藏于心胸之中，那么仁义中正，就极为充足；外在表现于行事作为，那么五常百行就没有邪僻。破除我的蒙蔽，澄清我的天性，在隐秘深处自我反省，在独处时保持清醒，别人看不见而能彰显的，是我自己彰显的罢了；别人能看见而彰显的，也是我自己彰显的罢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在自身彰显光明德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在天下彰显光明德行。尧的恭敬、明察、文采、思虑，能够彰显崇高的德行；舜的深邃智慧、文明光辉，重华辅佐帝位；汤的勤勉彰显、文德光明，都是自我彰显光明德行。与自身的德行相比，越进步越光明，德行的光明，一天天呈现、一天天显露，如同太阳从地平线升起。这样的德行，难道有不彰显显扬、美好流传于万古的吗？

译《周易》

上卦为火，下卦为泽，这是“暌”卦。君子观此卦象，领悟到在统一中保持差异的道理。

庶子林蒲进言：

程颐说：“上卦为火，下卦为泽，这两种事物的性质相违背，所以形成乖离不同的卦象。君子在普遍相同的大环境中观察乖离不同的卦象，从而知道应当有所区别。”臣谨按：火与泽这两种事物，它们的差异，很容易明白。然而圣人取象于“同中求异”，这是为什么呢？朱熹解释说：“这两个卦体虽然合在一起，但性质不同，只是就卦体中刚柔相应而言罢了。”程颐说“在普遍相同中知道应当有所区别”，又说：“圣贤处世，在人伦常理方面，没有不与众人相同的；如果与众人相同，那么有时就会独自不同。”这也只是泛泛论述其理，对于火与泽之所以同中求异的原因，终究没有明确说明。项安世说：“‘同’的意象是兑卦的愉悦，‘异’的意象是离卦的光明。把兑卦的愉悦作为‘同’是可以的，但把离卦的光明作为‘异’，这种说法近乎穿凿附会。”我曾考证周敦颐《通书》说：“水以阴为根而含阳，火以阳为根而含阴。”这说明火与泽这两种事物，其本源是相同的。在卦象中，离卦代表中女，兑卦代表少女。这说明火与泽这两种事物，其类别是相同的。然而一个炎上，一个润下，所以它们的卦象是“同中求异”。本卦《彖传》所说的“两个女子同居，志向不同而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至于火炎上而居于上，泽润下而居于下，各自得其位，刚柔相应，这就是它们之所以成为君子之“同”，以及君子之“异”的原因吧？臣进而推论：人情没有不喜欢相同而厌恶不同的，然而天下的事情，没有只有相同而没有不同的。汉代任延对光武帝说：“忠臣不迎合，迎合的臣子不忠，上下雷同，不是国家的福气。”光武帝深深信服他的话，他的意思似乎认为“同”是不对的，而唯独推崇“异”。却不知道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不在于相同或不同的表象，而在于公私、义利之间罢了。大概小人的心，存于私利，有私利就只图谋利益，利益共同趋向则相同，利益必然争夺则不同。君子不是这样，他们所相同的，是礼义廉耻的规范，辅佐君主、造福百姓的志向；至于立身处世，应对事物、接触他人之间，则只随义理所适宜，其心完全出于至公，往往独自坚持正确而不顾其他，所以他们的相同，没有阿谀结党的习气；他们的不同，没有分门别派、争强好胜的嫌疑。所谓“和而不同，合群而不结党”，古代的君子没有不遵循这一点的。比如禹、稷与颜回，道义相同而出处不同；伯夷与柳下惠，圣德相同而清高与随和不同；孔子在齐国和鲁国，同样是离开，但快慢不同；孟子对于兼金，同样是馈赠，但辞谢与接受不同。至于禹、皋陶、益、契，同在朝堂，而“都俞吁咈”的讨论，更加显明君臣明良一德的谋略；韩琦、范仲淹同在政府，议论多有不合，但不妨碍他们公忠体国的实质，这些都是所谓君子“同中求异”的表现。由此看来，帝王治理天下，严肃纪纲，谨慎法度，勤政爱民，任用贤才、采纳谏言，其大要都是相同的。至于百官分工，四民职业不同，文武并用，德威相反，也必然有因时制宜而不能拘泥于一处的地方。只有像离卦的光明，照耀在上；像兑卦的泽润，普及在下；使百官执事共同勉励忠诚的气节，各自尽到职分的适宜，以达到一道同风的盛况，这才是圣人运用“暌”卦的极致法则吧？

《周易》

减损而诚信，大吉，没有灾祸，可以守正。利于有所前往。用什么来祭祀？两簋祭品可以用来祭祀。两簋祭品要顺应时宜。减损刚强以增益柔顺要顺应时宜。减损与增益、盈满与空虚，都要与时偕行。

监察御史陆尹耀进言：

张清子曰：“恰当的时候叫做‘时’，应当减损时进行减损，就是‘时’；不应当减损时进行减损，就不是‘时’。”

臣谨按：减损与增益这两种道理，不能偏废。减损必须用增益来补救，增益必须用减损来补救。减损与增益，都是治理世道的开端，筹划时机的良策。然而增益的作用，是从上施予下，恩泽深厚，遍及万方，自然能使百姓无限喜悦，而且其道光明伟大。如果是减损下面以增益上面，减损内部以增益外部，这是取之于民以奉养君主，虽然急公奉上，小百姓本来分内应当如此，在道义上确实无可推辞。然而如果心意主于减损，那么就会减损不应当减损的东西，而且减损违背了时机，必然导致剥削百姓以自肥，这是慕义强仁的人所不做的，何况是圣人为天子呢？于是又在此卦的《彖辞》中反复叮咛其义，并不是想要残害百姓以自养，也是说要使众人信服，观察教化于无心之间，随时调节，善于运用减损，善于成就增益。大概减损本是违背情理的举动，或者是迫于时势不得已，而计策出于此，应当使此心大白于天下：如果年成丰收就随之丰裕，年成歉收就随之节俭。减损百姓原本是为了百姓，天下后世确实共同看到其不得已的心意，这就是“减损而有诚信”了。于是众人的意志响应，国家大事得以成功，这就是“大吉”了。本来不是残害百姓，有什么灾祸呢？虽然是一时救变的权宜之计，实在是万世救时的法则，不可以守正吗？不仅可施于一方，而且可达于天下，不利于有所前往吗？既然因为不得已而减损，必然因为不得已而使用。即使是祭祀天帝、祖先，只要以诚心相通，那么蘋蘩蕰藻也可以献祭馨香，潢污行潦也可以昭示敬意，这就是“两簋祭品可以用来祭祀”的意思。祭祀尚且从简，那么凡是减损过度以求适中，减损文饰以求质朴的，都以此为例了。这是一次减损而

译国家财政充裕，百姓财富丰足，不仅从百姓那里索取称为“损”，使百姓富裕也称为“损”。“损”的作用就是这样。然而如果固执己见，专门使用“损”的方法，就不是顺应时势的制宜了。祭祀本该备齐物品，而两簋就可以使用，只是因时势所迫不得不如此罢了。由此看来，卦象过于刚强就会亢奋，过于柔弱就会屈服。减损刚强的多余部分，来补益柔弱的不足之处，刚强自然不至于始终亢奋，柔弱也不至于始终屈服，时势如此，便如此行事。由此验证，事物之理，气盛则盈满，气竭则空虚。减损盈满的过度，来补益空虚的不足，盈满不得不减损，与时势一同减损；补益不得不补益，与时势一同补益，时势如此，便如此行事。“损”与“益”，都出于理势的自然，起初并非人力所能干预，这才可以称为善于运用“损”的人。于是明白，解衣推食，小恩小惠未能遍及，是“益”，却不是真正的“益”；厚敛取盈，民生日益窘迫，是“损”，却不是应有的“损”。审察损益的必然规律，顺应时势而行，人事与造化相互维系，君心与民情相互契合。什么样的“损”不是“益”呢？善于运用“损”，正是善于成就“益”啊。

译周易

益卦，利于有所前往，利于渡过大江大河。彖传说：益，减损上层以增益下层，百姓喜悦没有边际。从上层向下层施予，其道大光明。利于有所前往，居中守正而有福庆。利于渡过大江大河，木舟之道得以施行。

监察御史【臣】陈大玠

【臣】谨按：卦以“益”命名，而彖传通过卦体来解释卦名含义，那么取义于“损上益下”的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震卦居下，巽卦居上，减损上卦乾体初爻的阳爻，增益下卦坤体初爻的阴爻，从上卦降下于下卦之下，所以称为益。上代表君主，下代表百姓，君主对于百姓，百姓饥饿是由于君主，百姓溺水是由于君主，解开衣服给他们穿，推出食物给他们吃，平日除了制定产业、授予田地之外，如山林川泽的利益，减损下来给予百姓，一旦偶然遭受灾害，就免除租税赋役，打开粮仓府库，饥饿就赈济粮食，寒冷就供给衣物，务必使百姓不受冻馁，其道足以昭示感通天下而没有例外，这就是百姓喜悦没有边际的原因，而益道因此大为光显。由此看来，益下下下，是小民的利益；百姓喜悦、道大光显，是大君的利益。《礼记》说：“君王心中无为，以守住至正。”如今益卦的九五爻，君主以中正而有诚信恩惠之心，六二爻则臣子以中正而永远守正导吉，其无往不利而大有福庆，是适宜的。又听说，君主如同船，百姓如同水，君主能增益百姓，这就是利于渡河的原因吗？虽然水患频繁，但能将百姓从沉溺中救出，使他们登上安适之地，又何必担心大江大河的险阻呢？只是上面有诚信恩惠之心的君主，下面必有能利用大作与诚信中行的臣子，能够奉行宣扬德意，与其囤积财富，宁可像汗出一样散施，那么就有诚信恩惠我的德行，上面以诚信恩惠下面，下面也以诚信恩惠上面，如九五爻的象辞说：“恩惠我的德行，大得志也。”正是指这个。卦中二爻有说：“君王用于祭祀天帝，吉祥。”民心所爱戴的，就是天命所眷顾的。百姓受益于君主，君主受益于上天，大禹说：“只有行动宏大响应期待之心，以昭示承受上帝。”上天再次命令用美好治理，是有必然道理的。至于百官众职，拿着算筹计算，只谋划国家财政的增减，不图谋百姓生活的安定，计较锱铢，吝于出纳，这是爱国而不知爱民。《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安宁。”有子说：“百姓富足，君王怎么会不富足。”圣贤的垂训，都得益于损上益下、百姓喜悦没有边际的道理。夫《周易》

益卦，减损上层，增益下层，百姓喜悦没有边际。从上面，向下下，其道大光明。

侍读【臣】李清植

程子说：“卦之所以为益，是因为它减损上层以增益下层。减损上层而增益下层，那么百姓就喜悦。从上面而降下，自己以下下，其道的大为光显。”

【臣】谨按：理财之道，没有比损益二卦更好的了。圣人以损上益下为益，而以损下益上为损，并非仅仅空谈其理，衡量人事的实际，确实如此。现在且以农民为例：一百亩田地，收入也就是一百亩，这是常额。然而种子好的庄稼美，肥料多的田地肥沃，所以同样是一百亩，上等的农民耕种则收入必定盈余，而贫弱的农民耕种则收入必定损耗。损上益下的时代，农民优裕，所以耕种者多盈余，合天下之农都盈余，所盈余的不能以数计算，难道不是益吗？如果损下益上，那么农民缺乏资金而耕种者多损耗，合天下之农都损耗，所损耗的也不能以数计算，难道不是损吗？推及工商，无不如此。王者以天下为家，凡是民间的储藏，都是外府的储备。因此损上益下，正是为了藏富于民，而充裕不匮乏的源泉。孟子说：“圣人治理天下，使菽粟像水火一样多。”陆贽说：“散小储以成大储，”都是这个意思。又说：“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者，朝廷推恩虽然极其宽厚，但或许被舆论所格拒，或许中饱私囊，或许宣布不及时，或许奉行无状，那么恩泽不能下达到底，而隔阂蒙蔽的祸患产生，必须使实惠均匀沾润，黎民普遍蒙受恩德，才算是自上下下，而益道于是大为光显。

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俱行。

顾象德说：“既奋发，又沉潜学习，所以日新；天下施，地上生化，所以不止。这都是时的自然，所以说：‘凡益之道，与时俱行。’”

【臣】谨按：益动而巽，这两句本图义以发挥圣学。后天图首震，次巽。震是奋，在人心就是立志的锐利。又惕，在人心就是持敬的严密。巽是入，在人心就是省察的精微。又制，在人心就是克治的勇气。文王之德的纯，实在于此图可见。先儒论学说：立志以端正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又必须省察以审其几，克治以践其实。其与图义，若合符契。此卦震巽合为一体，所以夫子发挥其蕴。天施地生，这两句本天道以概括王事。天以无心为施，所以文言传说：“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王者之损己，初无市德于民之心，是亦

译这就是说不言说所获的利益的意思。大地以共同养育万物为生机，所以庾信说：“万物从上天那里获得生命，并不感谢。”百姓所受到的恩惠，实际上有帝王的功力，那种“何有之”的景象，也属于对上天不感谢的一类。这一卦第五爻的爻辞说：“有孚惠心，勿问元吉。”吕祖谦解释说：君主只要诚心恩惠百姓，不必询问百姓是否感激，然后才能大吉。如果去询问百姓是否感激，那就是计算功利，不是诚心恩惠百姓的做法。这种格局气象，难道是那些只图欢愉、小补小救的人所能比拟的？所以说：“它的增益没有定法。”又说：“凡是增益的道理，是随着时间一起运行的，上天运行的刚健，万古常运，没有一刻停息。”这就是所谓的“于穆不已”，上天之所以成为上天的原因。圣人仰慕上天，王者效法上天，所以圣人的学问没有间断，没有停歇，不因为小小的成就而自安。尧舜的顺应时势、把握几微，禹的珍惜光阴，汤的日日更新，文王的望道未见，都是这个道理。像子夏的“日月一至”，冉求的“中道而画”，那么他们不能坚持的时候就多了。王者的政治，不断追求安定，越追求安定，不因为小康而自足。尧舜的兢兢业业，禹的孜孜不倦，汤的战战兢兢，文王的视民如伤，都是这个道理。像齐桓公在葵丘会盟之后露出骄傲的神色，唐太宗在贞观末年产生松懈的意志，那么他们不能坚持的时候就多了。大抵损益的关键，间不容发，没有中立的可能。一天不增益，那么损害就来了。所以《中庸》一书，对于全体大用，灿烂纯粹完备，而用一句话概括它说：“至诚无息罢了。”至诚无息，就与“于穆不已”的运行同流。圣人之所以仰慕上天，王者之所以效法上天，难道还有比这更增加的吗？

译《周易》

益卦，减损在上者以增益在下者，民众喜悦没有穷尽。

监察御史【臣】沈廷芳

程子说：“卦名为益，是因为它减损在上者以增益在下者。减损在上者而增益在下者，那么民众就会没有穷尽地喜悦，意为无穷无尽。”

【臣】恭敬地陈述：君王祈求上天长久命脉的道理，在于爱护和养育百姓。而爱护和养育百姓的实质，在于使天下人的衣食丰足。只顺着百姓有利的地方去使他们得利，而不独占利益。在上者不独占利益，而用来像对待子女一样对待在下者，那么在下者就会蒙受福泽而承受恩惠。人心和乐，尊奉君王为首领，爱戴君王如同父母。召康公所说的“君王的位置在于德行，主要用来供养君王，能够祈求上天长久命脉的，道理不超过这些”，这种说法，与《周易》的彖传相通。其中有说：“益卦，减损在上者以增益在下者，民众的喜悦没有穷尽。”【臣】请求得以陈述它。益卦的卦体，下卦为震，上卦为巽。巽、震这两个卦，都是由下位变化而成的。阳变为阴，是减损；阴变为阳，是增益。减损在上者以增益在下者，所以称为益。【臣】详细推绎它的含义，这大概是为君王施行庆赏、施予恩惠给百姓而言的。在上者向下取用，有常规的法则；在下者向上供奉，有固定的本分。《禹贡》中六府非常修治，各种土地交错公正，谨慎地征收财赋，都依据三种土壤的等级来征收赋税以充实国家。《周礼》中太宰用九种赋税来征收财货。《毛诗》说：“那广阔的甫田，每年征收一万。”凡此都是长久的法则，用来准备军国俸禄和粮食的需要，不允许过度索取，而正当的不可不取。过度向百姓索取，就难以做百姓的父母，而对在下者有损害；不向百姓索取，就难以治理国家，而对在上者有损害。因此统治天下的人，代替上天来治理百姓，查看天下的开垦田地，确定天下的赋税，每年有正常的供给，每家有一定的数额，额外没有苛刻的征收，豪强的官吏没有超额的索取，百姓得到的益处已经无穷无尽，哪里敢期望格外浩荡的恩惠呢？这就是说增益在下者的道理，本来不一定都通过减损在上者来实现。然而《易传》所说的“减损在上者以增益在下者，民众的喜悦没有穷限”，【臣】认为这是为君王施行庆赏、施予恩惠给百姓而言的，为什么呢？因为君王和百姓是一个整体，应该由一个人辛劳来造福天下，不应该由天下人来奉养一个人。致力于聚敛而积累丰厚的国库，那是普通人的富有；致力于散施恩惠而收服亿万百姓的心，那是天子的富有。夏商周三代兴盛时期，考虑艰难而图谋安逸，节省耕种和收获来施行补助，他们的恩德和恩惠，虽然史书没有详细记载，大概也常常施行。汉文帝在位，休养生息，太平祥和，民情乐于归附，所以歌颂称颂德政的声音不衰。《豳风》的诗说：“万寿无疆”；《雅》的诗说：“群黎百姓，都感念你的恩德。”《汉书》赞语说：“海内殷实富足，兴起于礼让，判决的刑狱只有数百件，几乎达到了刑罚搁置不用的地步。”这难道不是减损在上者以增益在下者的明显效验吗？大概减损在上者的时候，一心以减损自己为念，原本不问民心是否感动，然而顺着百姓有利的地方去使他们得利，穷尽事物的愿望，那么至诚有益于天下。天下的人，也没有不以至诚爱戴，把君王至诚的德泽当作恩惠的。这就是九五这一爻，所以又有“有诚信的恩惠之心，不用问就大吉，有诚信的恩惠我的德行”这样的话。虽然如此，国家的用度，都出自百姓，能够节制就少取而有余，过度奢侈就尽取而不足。谨慎地保持节俭的德行，只怀有长远的谋划，时常让有关部门计算国家储备的多寡，根据年成的丰歉，屡次救济农民的困境，那么减损在上者以增益在下者，正是用来团结人心，凝聚天命，从而培养千万年不可倾覆的根基。

《周易》

益卦，行动而谦逊，每天进步没有穷尽。上天施予，大地化生，它的增益没有定方。大凡增益的道理，与时代一起前行。

谕德【臣】觉罗苏岱

孔颖达说：“益卦，行动而谦逊，每天进步没有穷限，从这里以下，广泛阐明益卦的意义。如果行动而骄傲自满，就会遭受损害没有止息；如果行动而谦卑顺从，那么进步增益就没有穷限。所以说：‘益卦，行动而谦逊，每天进步没有穷限。’上天施予，大地化生，它的增益没有定处，这是就天地来广泛阐明益卦的大义。上天施予气给大地，大地接受气而化生万物，这也是减损在上者以增益在下者的意义。它施予化生的增益，没有固定的处所，所以说：‘上天施予，大地化生，它的增益没有定限。’虽然施予增益没有定处，不可以恒常使用，应当顺应时势来施行，所以说：‘大凡增益的道理，与时代一起前行。’”

【臣】恭敬地陈述：彖传极力说明益卦道理的伟大在于卦德，从而显现圣学的增益。大概功业不可缺失，次序不可紊乱。震动而巽入，这是既奋发而有作为，又沉潜而深入。精神每天振奋，所得每天加深；优游日久，涵养每天纯正。所以德行崇高、事业广大，每天增益而不可限量。从卦体又可以看出造化的增益。乾卦的一阳从上向下，是上天的施予，而万物于是开始资生；坤卦的一阴从下向上，是大地的化生，而万物于是形成形体。一施一生，合同而运行，万物相通。这是上天的施予，而不说它施予的恩德；大地的化生，而不说它化生的功德；万物的养育，而不自知施予化生的原因。这生生化化的增益，无以复加了。哪里有定方可以测度呢？凡此都是益，也就是道；都是道也就是时。所以人事的困穷而通达，失去而得到；造化的空虚而充盈，消减而生长，都与时势一起前行。时势应当增益的，没有不增益的。因此圣人体会自然的道理，神道设教，必定顺应时势来厚待民生；制作器物崇尚卦象

译一定要顺应时势来便利百姓的生活。这样天下就没有人不受到它的恩惠。造化运行着自然的法则，宏大与细微、高与低，都顺应时势而不偏颇；飞翔潜游、动物植物，都顺应时势而不错失。这样万物就没有不受到它的恩惠的。圣人与天地拥有同样至公至仁的心，天就是圣人，圣人就是天。这就是益卦之道之所以伟大的原因。

译周易

益卦，下震上巽，动而顺，每日进步没有止境。天施予地生成，它的增益没有定所。大凡增益的道理，都与时势一同前行。

编修【臣】冯秉仁

程子说：“卦象下动上顺，动而顺是增益的道理。其动顺从于理，那么增益每日进步广大，没有界限。动而不顺从于理，怎能成就大益呢？以天地的功用来讲，增益道理的伟大，圣人体会它来增益天下。天道资助开始，地道生成万物，天施予地生成，化育万物，各自端正性命，它的增益可以说没有定所了。定所就是有限量；没有定所是说广大无穷尽。天地增益万物，哪里有穷尽呢？天地增益无穷的原因，只是理罢了。圣人利益天下的道理，顺应时势顺从理，与天地相合，与时势一同前行。”

顾象德说：“既奋发，又沉潜，学问因此每日更新，所以每日进步没有止境。天下施予地，上行化育，因此不停止，所以它的增益没有定所。这都是时势的自然表现，所以说：‘大凡增益的道理，与时势一同前行。’”

【臣】恭敬地陈述：圣人崇尚效法天，谦卑效法地，对内修养德行于一身，对外施予利益于天下，无非是体会造化自然的道理罢了。这个道理在益卦中最为显著。卦象下动上顺，动则鼓舞奋发有为的气概，顺则深沉潜思观察道理。修养德行的人震动恭敬，笃行不懈怠，而又从容涵养，深造自得，那么每日更新又更新，有层层积累而日益上升的态势。商汤的圣敬日益增进，成王的日益成就每月提升，学问有光明相继，都是这个意思。【臣】又说：震卦得到乾卦的初爻，有自强不息的意义；巽卦得到坤卦的初爻，有柔顺利贞的意义。那么动和顺都是为了效法天地，所以它的增益每日进步没有止境。无疆，是天地的词语。坤卦的彖辞说：‘德行合于无疆’；《中庸》说：‘悠久无疆’。圣人效法天地来建立功业，那么也与天地同享无疆。增益在一身的人是这样，增益在天下的人也是这样。天地生成万物，圣人养育万民，道理是一样的。天道高而向下济助，地道卑而向上行化。乾则资助开始，坤则成就万物，一施予一生成，而品类流动成形，各自端正性命，它增益万物，确实没有限量。然而春生夏长，秋敛冬藏，天地的增益万物，只在于时势罢了。假如在冰坚木落的时候，却有草木破土萌芽的景象，难道能说阴阳和合而万物生长吗？圣人效法天地的增益，正是效法天地的时势。《尚书》说：‘只有谦逊的志向，务必及时敏捷，他的修养才会到来。’乾卦的九三爻说：‘君子增进德行修习事业，想要及时。’增益在学问方面，必定要取用时势的意义，何况恩泽遍布四海，利益救济百姓，有不与时势一同前行的吗？曾经考察《月令》所载，凡是行庆施惠等事，都乘时颁布命令，不超越节度，不滥施恩惠，这是时势的大概。而它的道理有应当及时的，有应当顺时的。遇到水旱灾害而免除赈济，因流离失所而安顿聚集，稍微落后时势，百姓就无法生活。如同天地降下及时雨，润泽枯槁而成为丰收，这是及时的增益。至于政令按时修治，事务按时举荐，遵循《易经》的次序，垂示耕桑畜牧的常道，休养生息，食德饮和，未曾有格外恩膏，而百姓受福无穷。这如同戴天而忘记它的高，履地而忘记它的厚，这是顺时的增益。总之，尽性以尽人物之性，赞助化育，位居三才，都有与天地合德之处，观察益卦的道理就知道它了。

周易

益卦，动而顺，每日进步没有止境。天施，地主，它的增益没有定所。大凡增益的道理，与时势一同前行。

给事中【臣】朱凤英

宋儒朱子说：“动、顺两卦的德行，乾下施，坤上生，也是上文卦体的意义。又以此极力称赞增益的伟大。”

【臣】恭敬地陈述这一节是说圣人体会益卦的道理来增益天下，准绳于人事天道而没有不这样的，因而彰显时中的运用。大概物我同体，天人同源，朝野上下原本没有彼此的隔阂，而感应施受的情理，几乎立于此，诚验于彼，往来交替使用而不穷尽的，无不有当然的节度，主宰其中，也不过说是时势罢了。时势，是天地的枢机，默默运行而常隐于不言，圣心的因应无方，而常征验于有象。试着以益卦在德业方面来讲，动以激励进修的志向，而健行者自强，顺以深入研究喜悦的功夫，而光明相继不止，动以开启顺，顺以完善动，而每日更新的机枢愈引而不自知。再以益卦在造化方面来讲，天道下济，乾元开启资助开始之功，地道上行，坤元广展资助生发之用，施因生而不穷，生以施而不匮乏，而品类之盛，普遍而不可极，伟大啊时势！准绳于天人而没有差异的吗？然而就其一时各至的情况来看，一动一顺互为其根，一施一生旋相为质，而时代固然万变而难以拘束；就其一时合至的情况来看，即动即顺，谦逊敏捷交相致用，即施即生，简易相同符合，而时代又一定而不易，那么天下谁不是时势呢？大凡增益的道理可以类推了。盈虚消长的缘故，圣人辨别得最为精微，所以极深研几而交替运行

译关键在于神明，而不在于迹象；对于变化裁度、通达变通的适宜之处，圣人将其协调得极为统一，因此以心为准则而推演变迁，既在幽微之中，也在流行之际，与时代一同前行，这样圣人体现益卦之道的道理就完备了。我曾思考过，圣人看待天下如同一个家庭，看待中原地区如同一个人，行动与谦逊相互依存，恭敬胜过与光明并进，施行生养与互相作用，恩惠与爱戴都忘却了私心，由此斟酌满溢以救济空虚，减少多的以增益少的，使天下没有不被其益处所覆盖的人，这正是益道的广大均平，与天地的德行相合。那么，时这个概念，是圣人心意中唯一的准则，是用来统摄天与人、上与下而没有间隔的原因啊。

译《周易》

益卦，下动而上顺，每日进步没有止境。

编修【臣】秦勇均

朱熹《本义》说：“动、顺是这两个卦的德性。”

程颐《程传》说：“从上下两个卦体来说，下卦为动，上卦为顺，这就是动而顺，是增益的道理。它的动与顺都合乎道理，那么它的增益就会每日进步、广大，没有边界限制。”

【臣】恭敬地认为：圣贤的学问，之所以能够日日更新不停止，而达到广大高明的境界，起初并不是因为顺应自然就可以坐享成效，也不是因为勉强从事而以拔苗助长作为功效。他们振奋有为，常常足以迅速把握事物的契机；而他们从容不迫，又有办法紧密地遵循事物的道理。因此，他们终身没有止境，而功夫所达到的成就特别崇高。观察《大易》中下动上顺的卦，命名为“益”。益，就是无不增加的意思，是进步的道理。然而，如果不行动，就无法激发进步的动力；如果不顺从，就无法获得进步的次序。譬如走远路，裹足不前，固然自我限制了进步；幸好奋起脚步，以为可以计算路程到达，然而如果不遵循次序，想一步登天，像跌倒的人、奔跑的人，不过一个早晨就会疲惫不堪。甚至走小路而困窘脚步，追求广阔而自我荒废，那些不遇到阻碍和困难的人，几乎没有。所以，学问每日进步没有止境，决不能不是动而顺。大概精神以奋发为先，而理义不深入探究就无法进入。奋发则懈怠之气无从乘虚而入，常常以勇往直前去达成决断，所谓刚强有力的人，能够战胜果断而坚定，没有困难。沉潜则轻浮之心不敢放肆，常常以详细审慎去获得安心，所谓优柔地引导他使他自得，饱足地喂养他使他自趋。刚强能克服，柔顺能克服，日复一日，《说命》中所说的“他的修养才到来，德行修养不知不觉”的效果，都由此而来。现在观察雷风相激的卦象，迅猛的打击起于下，而草木破壳发芽，是雷的功劳；它宣通幽暗、通达阻滞，在天地间披拂荡涤，使万物之情无不顺畅如意，则是风的力量。雷动而风顺，清宁的宇宙景象赖以常新。通过卦象来验证卦德，每日进步没有止境的含义，更加清楚了。因此，学习《易经》的君子，没有因循守旧的过失，也没有超越次序的担忧，有淬炼磨砺的功夫，又有安详的度量，积累不疏忽于一息，谁能测知它的端倪？功夫修养终身不替，谁能穷尽它的究竟？没有别的，是因为动而顺。而动顺以每日进步，其要点不外乎迁善改过而已。大概对于应当迁移的善，如果行动而不顺从以遵循路径奔赴，终究不能精通义理以入神；对于应当改正的过错，如果行动而不顺从以作为敦复的基础，又怎么能洗涤心灵而隐藏奥秘？只有奋迅激昂的作用，就寓于优游涵泳之中，这样迁善就自然融合其痕迹，改过就不觉得困难。仰慕贤人、仰慕圣人、仰慕天道，将会有不知不觉而自然如此的情况，它的增益，难道不伟大吗！

【臣】进一步推论：君主秉持刚中之德，以效法天行的刚健，所谓自强不息，固然主要在于动而言。《诗经》说“专一其心”，《尚书》说“疾速敬德”，《春秋》之义“树立德行没有比滋长更好的”，《礼记》的文字“庄重恭敬则每日强大”，这些固然都是以动为益。然而，朝夕的警惕维殷，而德性的充养有素，如尧的安安静静，舜的温和恭敬，汤的宽厚仁爱，文王的徽美懿德，则都是以顺为益。大概动则能运四海于一心，顺则能洽众心于一己，日日更新而化理俱新，没有边界而皇图永固，那么天德王道就一以贯之了。益卦的时义，伟大啊！

《周易》

益卦，下动而上顺，每日进步没有止境

监察御史【臣】吴文焕

【臣】恭敬地认为：圣人的学问，必须每日进步才可以说是益。然而，如果没有相互资助，就不能成功。如果得不到正确的方法来加以勉励，想要身心之间交相修养而奏效，怎么可能呢？只有观察益卦的卦德，才可以知道圣人的学问。益有追求其益以为益的，勇往直前的力量应当在早晨奋发，而不应当拘泥于旧习。益有忘记其益以为益的，积累的功效应当以终身为要，而不应当骤然期望其成功。现在观察内卦，固然是动的。古今艰难伟大的事业，如果没有振迅的才力来勉励，即使有神圣的资质，安坐而不前，几乎与愚钝无异。学问之所以贵在能动。神动则敏锐，志气发扬而精神生发；形动则勤奋，勉强深入而才分显露。我既然以圣贤自期，哪里容得优游而坐废？所谓追求其益以为益，就是动。观察外卦，则是顺的。古今精微的奥妙，如果没有沉潜的志向去深入，即使有雄毅的姿态，一往而莫返，也终究失之浅尝。学问之所以贵在能顺。心顺则能密，意气收敛而静中之所得乃至理；顺则不浮，功力舒缓而迟久之所悟乃真。我既然以粹精为务，自然不惜逊心以相求。所谓忘记其益以为益，就是顺。每日进步没有止境，由此可知。我学问的进退，原本没有中立的契机。顺而先之以动，今日的进步迟缓于异日，而不敢认为能动就能进。假使缓慢而奔赴，则将无以图始。学问毁于怠弛的，固然不少，而进步又在哪里期望呢？我学问的进境，没有中止的定数。动而继之以顺，一日的益

译深入钻研，日日以此作为功夫。只有能够谦逊，才能更加进取。假如强迫自己来谋划，就难以持久。求学因急于求成而荒废的人，尤其不少，那么进步又从哪里得来呢？因此，有震动敬畏、恭敬谨慎的心意，就可以立刻实现太平；有平和宽厚的心怀，就可以教化形成长久的治道。圣人的学问，就是圣人的治理，只是用一个根本道理贯穿始终罢了。

译周易

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监察御史【臣】杨勲

【臣】谨按：《易》下经中的益卦，犹如上经中的泰卦。乾坤相交，小往大来，可以征验万物之通达；巽震相协，阳变阴合，可以观察万物之增益。所以这两卦都有惠及万物的功绩，而万物生生不息、变化无穷的妙理，在益卦中尤为显著。大抵益卦，上卦为巽，下卦为震，巽和震都是从乾坤之初衍生出来的。乾以初爻之阳下交于坤，这是天道向下施济；坤以初爻之阴上交于乾，这是地道向上运行。这样一施一生，确立了其本体；而且上卦为风，风从天降，这就是天的施予；下卦为雷，雷自地出，这就是地的生成。这样一施一生，显现了其形象。如今两仪定位，是天地之体，所以能够确立；二气交感，是天地之用，所以能够运行。自从太极掌握了动静的枢纽，阴阳就有了互相蕴藏的居所，静则专一而动则直遂，静则收敛而动则发散。其施予时，气刚开始运行而征兆难以窥测，万物由此获得起始；其生成时，气已经凝聚而胚胎有了实质，万物由此获得生命。由此雷霆风雨，六子各自赞襄施生之功；水火木金，四时各自承担施生之职。乾道成就男，坤道成就女，而生命繁衍不息，显现出来称为象，形成形体称为器，而纷繁万物无穷无尽。这种增益，是多么宏大啊！所以天职在于施予，而后生成者有所凭借；地职在于生成，而后施予者皆得充实，这就是天地相互成就而成为益卦。而且富有且日日更新，于是充盈周遍而没有外在限制。况且天施无形，而在流布成形之后，仍然各自端正其性命；地生有象，而在形成形象之后，仍然保持和合其太和之气。这就是天地善于留存其增益，而显发仁德、藏用功能，于是循环不已。要说它的增益，难道有定规吗？至于继承天地的意志，陈述天地的事迹，体察乾父坤母的心意，以裁成其道，辅助其适宜。施生不依赖人的，为天地因其功；施生依赖人的，为天地平其憾。尽万物而温暖养育，那么天地间无定规的增益，又归属于圣人了。这就是圣人首出，所以能参赞三才而确立准则，与天地两大而合德的原因。

御览经史讲义卷六

<子部,儒家类,御览经史讲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览经史讲义卷七

周易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编修【臣】徐玮

朱子本义说：“初爻虽然居下，但正值益下之时，是承受上面增益的人。不可徒然无所报效，所以利于做大事业。必须大吉，然后才能没有灾祸。”

【臣】谨按：圣人这句话，是用来阐明臣子的职责不容易尽善尽美的。君主设置官职，用爵禄来驾驭其富贵，难道仅仅是为了宠幸荣耀吗？臣子大概将被要求宣扬谋略、效力尽职，分担君主一人的忧虑，而承担天下的重任。人臣委身侍奉君主，承受教养之恩，难道仅仅是为了向君主邀功求利，也将期望竭尽才智，对上有利于国家大计，对下有利于百姓生活。初爻居下，是臣子的道，既然承受了上面的增益，如果让他无所报效，那就是苟且食禄，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国家有道就吃俸禄”的人，怎么可以呢！人臣所担心的，没有比退避以为明智，以及苟且塞责更大的了。退避以为明智，就会以不动作为大，而因循苟且的风气产生；苟且塞责，就只是综核细务，而远大的谋略丧失。所以必须有鞠躬尽瘁的节操，忠直不避艰险的心意，然后才可以承担艰巨而不推辞，这就是利于做大事业。然而有不担当事务的祸患，有过于喜功的祸患。有的就自己的一己之见，不曾广泛咨询，执意实行，而后不能胜任其事的；有的乘着时机的锐气，不曾慎始虑终，率意为之，而后不能承受其悔恨的。才高而思虑粗疏，就不能成就事业；志大而见识昏暗，就不能与他图谋成功。变法以救弊，而弊端反而比不变之初更严重；动众以邀功，而功劳最终毁于妄动之后。所以力图振作而无补于时局，一意担当而最终成为罪过。他们的心纵然没有别的，无奈方法已经不善，难道不是做事艰难，而不可不谋划到最恰当的地步吗？举事一旦不当，悔恨已经来不及，有的人却不责怪自己思虑不周详，反而鉴于任事的危害，于是像喝粥吹凉、因噎废食那样，就一切不敢有所举行，相继导致玩忽职守、荒废田地，这就更加过错了。所以圣人又郑重告诫说：“必须大吉然后才能没有灾祸。”大概是既担心人畏事，又担心人轻率行事。畏事那么谁来做任事的人？轻率行事那么一定有败事的祸患。圣人为人臣考虑得深远极了。大凡纯臣，不敢不以身任事，也不敢轻率尝试而漫无目的有所作为，必须思考其开始，思考其终结，周详慎重，确切见到应当实行而我去实行，又可以尽善无缺，然后以其美好的谋略入告于我们的君主，而以一身承担其成功。所以一件事的举措，一项政令的施行，当时的家国天下蒙受其福荫。百世的子孙黎民，防备其福泽，其增益是很大的。然而圣人还仅仅以无灾祸给予评价，不曾有夸大的言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