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览经史讲义卷二十四

译每日在朝廷之上，有担忧君主或许会趋向安逸的，便增加告诫；懈怠荒废的告诫，就是逸乐欲望。有担忧君主或许会趋向放肆的，大禹告诫不要傲慢暴虐就是如此。可见人心惟危，自古以来就被畏惧，即使是上古圣人也不敢忘记操持存养的心功，大臣也不敢废弃规劝警示的好处，这难道不是因为只有刚强而没有苟且偷安，君主的德行才能彰显吗？

臣愚以为，想要崇尚庄重恭敬，在于以恒心坚守；而想要杜绝安逸放肆，应当从细微处防范。君主在深宫之中修饰仪容，如果有上顾天命、下畏民心的思虑，就一定会整肃自己的容貌体态，斋戒自己的精神神明，以专一为主而不改变其准则。更何况耳朵听乐，眼睛观礼，左右侍从的起居，盘盂几杖等器物，全都仿效古人用来警醒心志的器具，从而使动静作息都有所涵养。将会看到清明之气在身，而盛大的德行和伟大的事业恢弘广大，驰骋于帝王之道，没有人能够阻挡，这就是所谓进取于勤勉而恒久不止。

至于安逸放肆的苗头，固然贵在开始时就加以防范，涓涓细流汇成江河，合抱的大树生于萌芽。何况君主一心，而诱惑他的人很多，只有预先察觉其端倪而严厉地屏蔽它，不仅仅是奸邪的声音、淫靡的色彩、珍贵的货物、美好的利益混杂陈列，而不扰乱他的思虑。在宫廷屋漏之中，都体察程子关于在欲望未萌时加以防范的言论，从而涤荡其源头、弥补其缝隙。一个微小的念头，尚且忙碌于朝夕警惕而不暇，又怎么会轻视懈怠而致力于宴饮嬉戏娱乐呢？

刚强与苟且在一瞬间就分开了，而一定要用“日”来联系它。臣听说只有日运行于天，只有圣人效法天，圣人的敬慎日益增进，而有不断进步不止的意思；光明日益显赫，而有勤勉无穷的功效。这就是商汤、周文王之所以圣明而又更加圣明的原因。如果不法天行的刚健，而逐渐沾染人欲，浸淫日久，天理泯灭，不是日益进步就是日益退步，这难道可以不谨慎吗？

臣智识迂腐浅薄，敢就庄重恭敬与安逸放肆的宗旨推衍其说，以表明君主德业的消长、治理的优劣，其根本都在于此，伏惟

译圣明的君主应当深入探究其中的道理。

《礼记》中说：“君子庄重恭敬，就能日益强盛。”

监察御史臣孙宗溥谨按：《周易·象传》说：“天道的运行刚健不息，君子因此要自强不息。”大概君主继承天命来治理天下，必须效法天道来确立准则。天道运行的规律，寒暑交替、昼夜更迭，没有一刻停止，所以它的本体是恒常刚健的。君主效法天道，无论动静行事，都不能有丝毫松懈，所以它的作用应当强盛。强盛不是突然就能达到的效果，而是有逐渐积累的功效；也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做到的，其中含有努力勉强的成分。要使存于内心并付诸实践的行为，都能符合天德的刚健，以效仿天道的运行，如果不庄重恭敬，就不能成功。如今我们修身进德之初，必须要有严肃敬畏的心态来约束自己，所以外貌片刻不庄重不恭敬，轻慢随意的念头就会侵入，这样怎么能强立而不退转呢？况且身体所接触的环境，尤其容易让人趋于苟且，奸邪的声音和混乱的色彩用来迷惑耳目的情况是有的，繁盛华丽的事物用来迷惑心志的情况是有的，安逸享乐用来懈怠四肢的情况也是有的。日常交往应酬的地方，稍有疏忽不检点，那么精明强固的意志就会减少，颓废萎靡的气息就会产生，想要德行日益提升并取得巨大功效，难道不是极其困难吗？然而君子所说的庄重恭敬，又不是仅仅在外表上修饰以迎合观瞻的末节。君主一身，百官效仿他，万民仰赖他，左右亲近的人随之窥探伺察，原本就有不容不谨慎的地方，如果只是因为见闻所及才开始矫饰持守，那么他所把握的就已经疏漏了。只有君子不仅仅在朝会任职时谨慎，而且在独处暗室时也严格自律，所以嬉戏游乐的念头不会介入仪容举止，宴饮私情的表现不会流露于动静之间，内心凛然不敢自求安逸，几乎没有一刻间断。由此精神振奋而日益旺盛，愿力持守而愈发坚固，要使心中无时无刻不是天命的流行，那么道心为主宰，人心随之退听，这就是所谓中立而不偏倚的道理。这才是真正的强盛，因为根源于内心而流露于面色，自然面色温润、背部丰满，这是德行成就的验证。约束外在修养内在，然后能顺应正道践行义理，这是进德的渐进过程。只有庄重恭敬，经历长久而不衰退，那么强盛也会日新月异而不停止。刚开始时，举止动作似乎觉得拘束痛苦而难以安适，时间久了习惯与本性相合，逐渐接近自然，反而忘记了习服的劳苦，而表现出从容的快乐，这就是所谓德行修养而不觉察的原因吧？况且从义理上思考，庄重恭敬则操守行为不违背，坚守礼制了。日益强盛则能战胜私欲，有权变而接近仁德了。君子的道理，日益进步没有止境。本着正直、内方外圆的功夫，来克服尽己私，纯粹合乎天理，以此来协合刚健中正的德行，就没有困难。所以日益强盛的学问，就是效法天道的学问。

《礼记》中孔子说：“侍奉君主，首先要以言辞作为凭借，然后献上自身，以成就诚信。”

给事中臣刘方蔼说：程子说：“君子侍奉君主，只是竭尽诚心以感发君主的志向罢了。古人侍奉君主，能够推行其道的人，是因为自己的诚心上达，而君主对他信任得很笃厚罢了。”

朱子说：“现在的官员，不能尽心尽职的，是没有那种先做事而后求食的心。”

臣孙宗溥谨按：《尚书·舜典》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禹说“敷纳以言，明庶以功”。又说“乃言底可绩”。《说命》说“说乃言惟服”。《礼记》说“以德进，以事举，以言扬”。汉代取士用对策，唐代用诗赋，宋元用策论，明代则兼而用之。这是从唐虞三代以来，凡是作为父母之子出来侍奉君主，没有不以言辞作为首要凭借的。但是先以言辞作为凭借，而充实言辞的是以自身。举荐言辞和自身而统一起来，是以诚信。诚信，出自性命，成就于学问，天地鬼神以此誓其心，日星河岳以此昌其气，笃实辅佐以尽其才，敬事敬官以尽其用。大概君主所取于臣下的，以言辞为开端，而难以必然相信其言辞；以自身为实质，而难以必然相信其自身。君主能使用其言辞，而不可得而使用其出言之心；君主能使用其自身，而不可得而使用其致身之心。如果开始时不给予其心于先资，继之也不给予其心于拜献，那么他的言辞怎么能不空虚，而他的自身怎么能不虚伪？即使侥幸不至于因空虚虚伪而失败，但他隐微不信的心，君主虽然以天地包容他，终究不能逃脱天下后世的谴责。总之，成就诚信不是为了被君主信任而这样做的。先资不信，是自欺其言；拜献不信，是自欺其身。欺其言与身，即在臣子身上背负了莫大的罪过，又怎么能以诚感动而取信于君主呢？君主如果不知道他自欺而优待礼遇他，正好以优待礼遇来增加他的罪过；君主如果深知他自欺而委曲保全他，更以委曲保全来戮辱他的心。这还可以厚着脸皮侍奉君主吗？况且诚信成就于侍奉君主之后，一定要确立于侍奉君主之前。诚信确立而说话，不肯空虚，才能立言；诚信确立而自身，不肯虚伪，才能立身。然后以其言辞作为侍奉君主的先资，那么诚信成就于言辞；以其自身作为侍奉君主的拜献，那么诚信成就于自身。以其诚信作为侍奉君主之所以成始而成终的原因，才可以称其言辞为诚然先资，称其自身为诚然拜自献。

译古代的大臣，如臯陶、夔、稷、契以及伊尹那样都具备纯一之德，傅说那样开启君王心窍、滋润君王心田，周公那样作《周孚》以昭示诚信，先于诸葛亮那样鞠躬尽瘁，以及唐代的陆贽、宋代的范仲淹、司马光、李纲等人，都能凭借自身的资历与贡献来成就他们对自身的诚信。如果不是这样，只是拘泥于琐碎的廉洁和细微的谨慎，不懂得安定国家、奉献社稷的大计，不通晓治理政事的大体，不明白忠于君主的大义，虽然他们在侍奉君主方面成就了信用，也不过是小信罢了。难道这符合圣人所说的侍奉君主的诚信吗？

译《礼记》说：侍奉君主，如果重大的言论被采纳，就期望获得重大的利益；如果微小的言论被采纳，就期望获得微小的利益。

监察御史臣邹一桂：

郑康成认为“利”是君主给予的俸禄赏赐，大利小利就是下文所说的大禄小禄。吕大临则认为“利”不是利己之利，而是恩泽惠及天下、泽被万世，这是大利；进用一个小善，治理好一个官职的事务，这是小利。谏言被施行，言论被听从，利益也就随之而来了。如果说言论被采纳就随即期望得到俸禄赏赐，那就是专注于求利罢了，这是小人的行为，不是侍奉君主应有的态度。

臣谨按：这一节中的“利”字，是“义”所带来的利。义理宏大，其利自然宏大；义理微小，其利自然微小。期望应从君主、百姓、朝廷、民间整体而言，如果认为人臣期望的是俸禄，那就不是进言的正道了。吕大临的说法非常明确。大概政事无论大小，其因循变革、创建制度，都有一定的是非标准。即使有根据时势、地理条件随机变通的情况，也必须以天理人情的最恰当处为准则，才能没有遗憾。作为臣子，自然应当虚心衡量政务，保持一心纯洁，作为安邦献计的基础，不应当预设成见，曲意趋避，作为谋求荣宠的计策。近来看到内外臣工，遇到有陈奏的事件，必定窥探圣意，揣度局势，只怕不合时宜，有违逆圣意，该请求的暂缓放置，不该请求却应当执行的议论被搁置不行，这都是出于利害的私心，蔑视了是非的公理。看重身家而轻视君国。天下的是非所在，局外人容易知道，当局者也不是不明白，只是念头一转，趋避之心随之而起，即使不至于以非为是、以是为非，但规模仿佛，迎合希冀的心态，就不可以对得起君父了。何况揣摩得当的言论，或许可行但内心实在不可问；揣摩不当的，竟然把必不可行的事当作符合时局，妄加陈奏。这都是在趋避之中，又有明暗的不同。总之都不是以诚心侍奉君主。公私义利的分别，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儒者在读书辨明志向时，就应当平时讲求这些。那些揣摩的人，借急公好义之名，来谋求满足贪利的私欲，自认为是识时务的豪杰，却不知道自己已经归于谄媚的小人，这都是由期望利益的一个念头作为基础的。《易经》说：“不耕而获，不垦而熟，那么利益就有去处。”意思是前面无所作为，后面无所期望。《孟子》说：“必有事焉而勿正”，意思是行义而求效验的心尚且不可，何况求利呢？臣请求皇上严厉告诫内外臣工，凡有陈述，必须洗心涤虑，屏除旧习，各自表明纯洁之心，共同效忠公忠之义，那么是非出自其中，从违可以决定，忠诚竭尽而谋略可嘉，而且在圣明的阅览之下，能看到事情出于己见，毫无依傍吗？即使言论不恰当，也是见识不足，而此心没有别的，舍弃其言论而取其心意是可以的。看到所陈述的事情，有所规摹模仿，这就是善于观望，有意逢迎的人，即使言论可取，也是取其言论而诛其心意是可以的。臣伏见圣主在万机政务之下，事事诚心求治，而诸臣的章奏之中，多凭意揣测。

因此无所顾忌地直抒愚诚，只请圣明熟察。

《礼记》：

孔子说：“近臣保持和谐，宰相端正百官，大臣忧虑四方。”

监察御史臣张湄：

严陵方逢辰说：“保持和谐的人，过于和谐就会流于苟同，不及和谐就会乖违而异，所以关键在于能守。守则适中，而没有过与不及的祸患了。”

臣谨按：正心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以端正四方，这是君主的事。而辅助治理、承继教化，共同成就至治，则群臣都有责任。《易经》称“上下交而其志同”，《尚书》称“慎厥身修思永”，接着就说“庶明励翼”，可知有能克服艰难的臣子，就有能克服艰难的君主。只有聚精会神，两相契合而更加彰显。为什么呢？君主代表天道，臣子代表地道。想要与天地同和，必须君臣都有一德，而同源于寅协，源于恭敬，不竞争不急躁，不刚硬不柔弱。像八音能够和谐，像五味能够相济，这就是守和的说法。百官承奉法式，固然在于君主的率领作为，但日益宣扬日益严格，也厚望那些治理有家、辅佐有邦的人。所以说“百官互相效法，百工顺应时宜”，由大法而达到小廉，那么百官的端正，不是宰相端正他们又是谁呢？至于四方，距离朝廷遥远了。君主不下堂阶，而周知民间的疾苦，即使在偏远荒僻之地，也像在几席之近。这不是有通达下情的人，那么君门万里，怎么能不壅塞听闻呢？从前舜告诉禹说：“让我顺从欲望以治理四方，风气感动时你就赞美。”确实啊，忧虑四方的人只有依赖大臣了。我私下综合论述：近臣入参机密，不是疏远的人；和在献可替否，难道是迎合的意思吗？回想古代设立官职叫“三公”，公就是无私；叫“三孤”，孤就是无朋党。所以出一言，只求其理的是非，而不存偏党的私心；行一事，务必斟酌时事的适宜，而绝去畛域的偏见。禹、皋陶、伊尹、傅说，渺远不可追。如果汉代的丙吉、魏相，唐代的房玄龄、杜如晦，宋代的韩琦、范仲淹等各位，同心辅政，而议论有时各自不同，

译不能说不属于坚守和谐之道的人。水与火性质不相容却相互依存，琴与瑟音色不相同却能协调合拍。晏子关于“和”与“同”的比喻，本来就已经辨析得很透彻了。百官的升降任免，不是臣下所能掌握权柄的，关键在于激浊扬清，引进善良之人，抑制侥幸之徒，这取决于执政者树立榜样。纵观前代史书，宰相把迎合自己心意的人视为贤才，就把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视为不肖；把姑息养奸当作安稳，那么忠言就会受阻；把避免诽谤当作明智，那么正直之道就会废弃。一位君子被任用，众多君子就会聚集；一个小人得势，众多小人就会跟随。所谓“准绳正了影子就正，准绳不正影子就斜”，百官的命运系于宰相，难道不重大吗？各地的水旱灾害和盗贼，那些显露在表面的容易察觉，那些隐藏在无形的难以知晓。大臣如果只是粉饰太平，就能使有形之患常像无形；大臣如果愿意未雨绸缪，就能使无形之患常像有形。大概是因为居安思危，有准备就没有祸患，治理国家、保卫社稷的关键，只有那些能预先考虑的大臣才能做到。这样作为近臣、宰相、大臣，他们所居的地位、职业或许不同，但他们与君主共同承担天下国家的事务，则是一样的。像这样的臣子，必定先在细微隐晦之处积累诚意的学问，时常在安定献纳中践行不避艰险的节操，而且名声不必出自自己，功劳不必由自己成就。这样之后，谋略明智、辅佐和谐，可以成为百官的统领，可以成为四方的纲纪，而太和之气也就充盈洋溢在宇宙之间了。所以刘更生说：“众臣在朝廷和谐，万物在田野和谐。像这样，百官、四方各自得其条理，难道不都是从坚守和谐开始的吗！”

译礼记

孔子说：“在上位的人容易侍奉，在下位的人容易了解，那么刑罚就不会烦苛了。”

编修臣蔡新

臣谨按：《乐记》说：“最盛大的音乐必定平易，最隆重的礼仪必定简省。音乐达到极致就没有怨恨，礼仪达到极致就没有争竞。”这是说平易简省是礼乐的开端，而礼乐是刑罚的根本。《易经》系辞说：“乾卦以平易让人知晓，坤卦以简省发挥功能。天地因为平易简省，所以五行之吏、四时之官，各自履行职守，寒暑昼夜的长养收藏，都依循这个原则。”圣人因为平易简省，所以任命官员、分配职事，选拔贤能，各自承担事务，从而有亲族有功业，可以长久可以宏大，都是依循这个原则。这就是政令简省、刑罚清明，治道之所以隆盛的原因。后世的人力不足而求助于法律，法律不足而用刑罚来补救，上位者怀疑下位者难以了解，所以故意制造不可测度来神化自己的权术，多设防范来安定他们的志向；下位者怀疑上位者难以侍奉，所以争相揣摩以迎合其心意，巧于隐瞒逃避以逃脱罪责。起初，起于上下互相猜忌；最终，必然导致上下互相防范。容易侍奉、容易了解，两方面都不恰当了。法制禁令，圣王并不废弃，所以说：“仅有善心不足以治理政事。”但关键都在于用人来执行法律，而不是用法律来驾驭人。用法律来驾驭人，不论法律未必能全部施行，即使令行禁止，商鞅终究不能治理好秦国；不论法律未必合乎情理，即使引经据古，王安石终究不足以治理好宋朝。没有别的原因，弊端常产生在防范之外，而人情每每被压抑在用法之中。从前汲黯奉命出使，凭借便宜行事持节，发放河南的粮食赈济贫民；寇准想提拔指挥使的属吏，按惯例应登记上报，寇准说：“任用牙官尚且需要查验惯例，还需要我们这些人吗？”下位者不因此自我怀疑，上位者不因此治罪，这确实领会了“容易侍奉、容易了解”的意旨。如果一定要把天下都纳入科条律例之中，那么调和治理的职权，掌握在多少官吏胥吏手中，而学士大夫的约束，也将自同于车夫马卒。政体有亏损，而廉洁的棱角日渐磨平，这正是苏洵所说的“以天下之大而没有可信任的人，国家不足以成为国家”啊。因此君主在这一章中喜好谨慎厌恶轻率，奖赏必信刑罚必行，使爵位不滥授而百姓向善，刑罚不施行而百姓都信服。大概急于辨别人才，而不急于讲求法令，这就是《缁衣》篇命名的意旨啊。

礼记

孔子说：“下位者侍奉上位者，不听从他的命令，而跟随他的行为。上位者喜好某种事物，下位者必定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上位者的喜好和厌恶，不可不谨慎。这是百姓的表率。”

监察御史臣熊学鹏

臣谨按：君民感应的契机，上下顺从违背的原因，而知道言语是君主的难点，确实如此深奥可畏。从来君主代替天子治理百姓，没有不想禁止奸邪的，但有时奸邪的风气日益炽盛；没有不想兴起仁义讲让的，但有时仁让的习俗听不到。这难道没有法令来防范百姓吗？总之，法令是治理的工具，而不是制定治理清浊的根源。百姓与君主，名分虽然有尊卑，但此身此心所赋予的天理，则是一样的。上位者尊敬老人而百姓兴起孝道，上位者尊敬长辈而百姓兴起悌道，尧舜之道不外乎孝悌，因为其理根植于至性，所以上行下效，防于影响之间。间有资质禀赋气质不齐的，于是用教化来统一。教化所不及的，又有刑罚来辅助。教化与刑罚都是法令，而端正教化与刑罚的根本，则必须先于上位者的好恶，谨慎其萌芽而端正其开始，然后令行禁止，百姓自然必定信任而必定顺从。至于不善的感应，其验证既神奇，其弊端更严重。上位者的心稍自放纵安逸，则下位者群习于宴安；上位者的心稍务奢侈靡费，则下位者竞尚淫巧。上位者的好恶发端很微小，而一念所昭示，下位者就有办法知道其意指，而私下相仿效。所以《易经》说：“君子知道细微知道显著，知道柔知道刚，是万人的期望。”《诗经》说：“敬慎威仪，是百姓的法则。”即使唐太宗也说：“安定天下，必须先端正自身。没有自身端正而影子弯曲，上位治理而下位混乱的。”可见君主是百姓的表率，平天下的君子，应当有正心诚意的学问，以先谨慎其好恶。然而谨慎这一字，在上位者更难。好恶没有定准，则天下不知从何顺从；好容易窥探，又让奸人得以附会防范。况且位居九五，身处至尊，纷华靡丽杂陈于前，生杀与夺悉操于手，左右前后的人，畏惧其威权而期望其宠任，迎合旨意顺从心意者多，犯颜敢谏者少。如果没有一定的学识来处置，那么即使不好声色，也无往不可被声色所侵；即使不好货利，也无往不可被货利所引。从前唐开元的治理，很少能善终，而千古传为鉴戒，能不谨慎吗！为人君者，确实知道此心的好恶关系于生民很重，兢兢业业省察必定严格，而克制治理必定谨慎，谦逊志向时常敏捷，勤勉早晚的修养，舍己从人，广泛聚集忠正之益，宦官宫妾的巧伪必定杜绝其微，闾阎妇子的艰难常思其状，主敬以立身，内有以清好恶之源，随时而处内外，有以善好恶之用，将见表率端正于上，等待感应于下，君主建立准则而百姓归向准则，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

译和乐融洽，教化施行，风俗美好，天下共同达到道德一致、风俗相同的盛世。

译《礼记》

孔子说：“在上位的人喜好仁德，那么在下位的人践行仁德就会争先恐后。因此，治理百姓的人，要彰显心志、端正教化，尊崇仁德并以父母爱护子女般的心意去爱护百姓，百姓就会致力于修养自身来取悦他们的君主。”

编修臣张为仪

元朝陈澔说：“彰显心志，就是明确自己喜好与厌恶的所在。端正教化，就是以身作则来匡正。所彰显的心志和所施行的教化，没有不是尊崇仁德的事情。把这作为爱护百姓的方法，因此百姓都感激这种如父母般爱护子女的心意，致力于修养自身的善行，从而取悦君主，就像子女顺从父母的命令一样。”

臣谨按：君主秉承天命来治理天下，理应无不把体察仁德、养育百姓作为自己的责任。然而天下归向仁德的效果却不能多见，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以仁德为心志，但心志未能光大；以仁德为教化，但教化未能使人信服。那么喜好仁德却不笃实，就和不好仁德一样。所以《礼经》说：“治理百姓的人一定要彰显心志、端正教化，以此来尊崇仁德，这才算是能够喜好仁德的人。”因为天下的趋向，常常取决于君主一人的意旨。如果作为上位者，他的喜好与厌恶稍微顺从一己的私欲，而在仁爱百姓的心意上有所未尽，那么天下的人都会窥探他的隐衷而投其所好。因此古代的圣王敬奉上天的命令，随时警惕细微之处，不违背道义去谋求百姓的赞誉，不违背百姓的意愿去顺从自己的欲望。要使朝廷的心意，确实能够明白地昭示于天下，这样大大小小的臣子那些承继政令而推行教化的人，自然会争先恐后地奔赴。所谓表率端正则影子端正，源头清澈则水流洁净，这是自然的道理。至于条令教化，则是君主驾驭世道的大权所在。所谓端正教化，固然不仅仅是以身作则来匡正而已。《易经》说：“重巽以申命。”这是说教化人的道理，必须反复叮咛，应当在发布命令之前详细审慎，更应当在发布命令之后强力坚持。审慎得详细，那么教化就端正；坚持得有力，那么教化就稳固。能够端正且稳固，这才足以尽到端正教化的含义。如果开始或许失于详细审慎，轻率地发布通告，等到实行之后，假设有牵制阻碍而不能最终实行，那么诏令所及之处，只是成为具文，有其言而无其事，有其事而无其效果。那么仁心仁政怎么能在天下普及呢？所以《尚书·商书·仲虺之诰》说：“能够宽厚能够仁爱，向亿万百姓彰显诚信。”这是在说彰显心志。《诗经·大雅·抑》篇说：“宏大的谋略确定政令，长远的规划按时宣告。”这是在说端正教化。即使是汉朝儒生董仲舒的话说：“作为君主，端正内心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来端正万民。”贾谊的话说：“先王执掌这样的政事，坚定如金石；施行这样的命令，守信如四季。依据这样的公正无私，如同天地。”都可以与彰显心志、端正教化的含义相互阐发。大概一定要像这样来尊崇仁德，然后才可以称为喜好仁德；一定要像这样来喜好仁德，然后百姓才会修养自身来取悦君主。所谓以不忍心伤害别人的心，施行不忍心伤害别人的政治，而治理天下可以运诸手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礼记》

孔子说：“在上位的人，可以通过观察而了解；在下位的人，可以通过陈述而记取。那么君主就不会怀疑他的臣子，臣子也不会迷惑于君主。”

修撰臣庄有恭

陈澔说：“君主对待臣子，表里如一，所以说可以通过观察而了解。臣子侍奉君主，一律出于忠诚，他们的职守都可以称述而记取。这就是上下之间不怀疑不迷惑的原因。”

臣谨按：君臣聚合，虽然有上下的区别，但对于天下国家，都有不可松懈的责任，所以必须他们的心意都可以共同看见，然后才能追求太平盛世的和谐。臣观察上古时代，君主没有不吐露腹心的，臣子没有不披肝沥胆的。在九重宫阙之上，端正内心、真诚意念来端正根本，敬奉上天、勤勉爱民来规划大举，凡是刑罚赏赐、升降官员，喜怒威福，都符合天理的公正、人情的正道，所以作为臣子的，也没有不精诚自誓、恭敬谨慎的。三公则议论治国大道，三孤则辅佐三公弘扬教化，六卿则分任职务率领下属，以倡导九州，使亿万百姓富足成就。像这样，所以事情没有不建立的，功业没有不成功的。降及末世，猜忌刻薄，不合公正，君主既然因为不明而喜欢察究，不信而喜欢怀疑，产生了逆诈虚伪之心，臣子也因为互相逃避于文法，互相炫耀机巧，作为苟且侥幸的计谋，臣子的罪过固然不可推卸。但是君主确实有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所以君主与臣子，有各自尽力的道理，也有互相勉励的情谊。什么叫各自尽力的道理？君主的人，殿堂廉洁高远，尊严如同神明，常常容易引发人的疑惧，如果不是诚意通达，宫内宫外如同一体，内外没有异心，那么稍有瞻望顾惜的人，谁肯轻易尝试而辄试。过去唐太宗有话说：“我用至诚治理天下，看见前世帝王喜欢用权术诡诈的小手段驾驭臣下的，常常私下感到羞耻。”宋太祖坐在寝殿，命令打开重重宫门，都端正开阔，对左右说：“这就像我的心，如果有邪曲，人们都能看见。”这两位君主，都是开创英明，他们的行事虽然未能完全纯厚而无瑕疵，但是品味他们的话，那么在可望而知这个含义上是符合的。至于臣子，吃着君主的俸禄，应当想着献出自己的身心，天下原本没有分外之事，也原本没有可自恃的功劳，虽然划定大防，决断大疑，安定饥寒交迫的民众，维系社稷的安宁，议论的人认为功勋震动天地，功烈光照前哲，而纯臣用心，还恐怕托付没有成效，职守多有亏缺，辜负圣明而损伤高厚的恩德。

译如果上天的心意未能体谅，臣子的志向未能显明，但我仍鞠躬尽瘁，不敢安居自适，实在是因为臣子侍奉君主，就像儿子侍奉父亲一样。人子不会因为父母不爱护自己，就懈怠对父母的孝心；那么人臣又怎会因君主的心意不归属于自己，就荒废自己的职守呢？从前唐太宗想让魏征保持表面的顺从，魏征却不遵诏令；宋仁宗奖赏富弼拯救河朔的灾祸，富弼却不接受爵位。人臣若能常怀此心，或许就能知道如何自我勉励，从而有值得称述的志向了。所以我说：贵在各有尽其本分的道理。

什么叫相互勉励的情谊？《易经》说：“诚信于美好则吉祥。”《尚书》说：“都拥有一种德行。”说的是君臣相互契合，大概就是这样极致了。舜说：“大臣们高兴啊，君主就兴起啊。”皋陶说：“君主英明啊，大臣们贤良啊。”君臣之间相互责难，又就是这样恳切了。只有君主以不结党、不偏私的态度向臣子展示如上天怀抱般的坦荡，臣子以有德为民的态度，用忠诚尽责的诚意回报君主，上下不互相防备而共同渡过艰难，身心可以完全表白而猜忌暗中消除。即使有时意见不能协调，而进献可以去除不可行、替代不可行以成就可行的方案，都有牢固不可解的情谊维系其间，这才不违背相互勉励的情谊。否则，既不知道如何各尽其分，又不知道如何相互勉励，就会隔绝上下的交往而形成背离的趋势，损害天泽般的君臣大义而开启壅塞蔽塞的端绪，想要以此达到天下国家的治理并追慕盛世的和谐，就难了。

译《礼记》

孔子说：“拥有国家的君主，表彰善行，憎恶恶行，以此向百姓展示宽厚，那么百姓的心意就不会有二心。”《诗经》说：“恭敬地对待你的职位，喜爱正直的人。”

给事中【臣】马宏〇

【臣】恭敬地陈述：治理天下的根本权柄，不过是赏罚这两件事罢了。奖赏不恰当于善行，即使奖赏也不能起到鼓励作用；惩罚不恰当于罪行，即使惩罚也不能起到惩戒作用。《尚书》说：“上天任命有德行的人，五种礼服各有其章纹；上天讨伐有罪的人，五种刑罚各有其用法。”这是说君主的赏罚，必定以天意为根本。而上天的视听，寄托在百姓身上。百姓本性中只有善而没有恶；喜爱善、憎恶恶，是他们的常情。如今要想让天下如此之大，万民如此之多，所有的善行都能被表彰，所有的恶行都能被憎恶，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但只要看到一件善行，就随之加以奖励，进而将其视为股肱耳目般倚重；看到一件恶行，就随之加以教诫，进而将其放逐诛杀。表彰善行，人们就知道善是应当做的；憎恶恶行，人们就知道恶是应当远离的。标准确立在上位，教化宏扬在下位，移风易俗，不也是可以的吗？或许有人认为：“喜爱善行长久而憎恶恶行短暂，表彰善行是盛德之事；憎恶恶行恐怕是崇尚刑威而损害了宽厚吧？”这是不对的。因为上天以阳气生发，必定以阴气成就；王者以仁德养育，必定以义理匡正。张载说：“如果考察恶行不彻底，即使是善行也必定粗疏。”又说：“只喜好仁德而不憎恶不仁，那么习惯就不明察，行为就不显著。”所以，表彰善行而人们都劝勉为善，这是向天下展示为善的道路，是宽厚；憎恶恶行而人们都警惕恶行，这是向天下展示远离恶行的途径，也是宽厚。所以说：刑罚和奖赏都是忠厚的极致。虽然如此，君主没有不掌握表彰和憎恶的权力的，却往往苦于善恶分辨不清。大禹说：“能了解人就是明智，连尧帝都以此为难。”程颐说：“圣人的心，好比明亮的镜子，好东西来时便看见是好的，坏东西来时便看见是坏的。镜子何曾有好恶呢？”由此说来，如果不能穷究事理以精纯自己的见识，喜好询问以去除自己的蔽塞，固然无法辨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从而亲近喜爱的人而避开他们，轻视厌恶的人而避开他们。内心有所偏执，好恶已经乖谬，因此通过明察来升降官员，使天下人每天向善远离罪过而不自知，这是君主鼓舞世人的大权柄，但其实质必须以端正内心、修养身性为根本。

《礼记》

统治百姓的君主，表彰喜好以向百姓展示风俗，慎重对待恶行以防范百姓的淫乱，那么百姓就不会迷惑了。

监察御史【臣】张湄

【臣】恭敬地陈述：百姓对于上位者，不听从他的命令，而是跟随他所喜好的人。上位者喜好某种事物，下面必定有更加过分的人。所以，要想敦厚风俗、济世安民，在上位者必须谨慎自己的好恶，以此树立表率，使天下人清楚地知道我的意图所在，那么就有应当急务之事了。《易经》说：“天地有节度而四季形成，用制度来节制，不浪费财物，不伤害百姓。”《礼记》说：“国家奢侈就向百姓展示节俭。”统治百姓的君主，如果真的想教化民俗而防范百姓淫乱，除了节俭还有什么办法呢？上天所生、大地所长、人力所产，其产生的资源是有限的，而日常消耗的却是无穷的。即使是饮食衣服这样微小的事情，布帛与锦绮、粗食与美味，其差别何止数十倍、百倍、千万倍。如果没有限制，又会达到什么地步呢？那些富贵人家，积蓄充裕，已经放纵地夸耀奢靡，辗转效仿；而贫贱子弟，也不自量力，勉强攀比，耗尽家财来装饰，只求避免耻辱。由此导致资财向外耗散，积蓄向内空虚，富人变穷，穷人盗窃，矫饰防范争夺的风气日益竞争，而贪婪残忍悖逆的祸患更加繁多，这都是因为风俗奢侈靡费使之如此。从前贾谊曾说：“绣有花纹的礼服，古代用来供奉一位皇帝一位皇后，而节制适度；如今平民百姓的房屋墙壁都能制作帝王的服饰，倡优下贱之人都能使用皇后的装饰，然而天下不因此屈服的情况，是没有的。”自从汉代以来，世间穿锦缎拖绮罗、戴貂皮穿狐裘的人，横行堵塞道路；王侯士大夫与工匠商贾倡优，混杂不清，冒犯上级没有等级，又岂止是长沙王那样呢？像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开创基业的君主，备尝艰苦，洞悉民情，所以能鉴察衰世的流弊，而极力挽回，使颓废的风气一旦回归淳朴古朴。如果是继位的君主，承平日子久了，忘记了祖宗创业的艰难，穷奢极丽，狭隘地看待前代的规矩，一时左右大小臣工，于是争相豪华炫耀，来迎合他。加上妇女宦官的忠诚，别无其他效忠之处，只知道顺从引导君主的欲望，凡是悦耳目、娱心志的东西，无不竭尽全力从远方获取，以求取一人的宠幸。那么好尚已经乖谬，取舍更加低下，贿赂公然盛行，贪污更加炽烈。那些小百姓，又取法于谁，而知道谨慎自身节约用度，以使自己免于罪过呢？史书记载汉文帝亲身实行节俭，身穿黑色粗绸，后宫不穿罗绮，所宠爱的慎夫人衣服不拖地，曾经想建造露台，因为花费相当于中等人家十户的财产而停止。所以在位二十多年，全部免除百姓租税，而太府的钱串朽烂无法计算，太仓的粮食陈陈相因腐烂得无法食用。唐太宗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依靠百姓，剥削百姓来奉养君主，犹如割肉来填充肚子。我因此思考，所以不敢放纵欲望。”又说：“治安则骄奢容易滋生，骄奢则危亡立刻到来。所以贞观之治得以媲美成康之治，而内外安定，连年丰收，都由于此。”况且不只是君主如此。

译杨绾清廉简朴，等到被任命为宰相，诏书刚下达，郭子仪就立刻削减了五分之四的歌舞音乐。京兆尹黎干随从众多，他加以裁减，只留下十名骑兵。中丞崔宽的宅第宏大奢侈，他急忙将其拆毁。所谓“上行下效”，百姓不轻浮，官员就效仿，这难道不确实吗？君主如果效法汉帝唐宗的行事，在上方进行观察感化，而在朝中的大臣，又有杨绾那样清廉的操守，在下方进行风气激励，然后以此辨别上下，确定尊卑，区分贵贱，使服饰有常规，宴饮有节制，居住有法度，以至于冠礼、婚礼、丧礼、祭祀，无不有制度。凡是所有淫靡的音乐、艳丽的色彩，珍奇的禽鸟、异样的野兽，雕刻镂刻、编织刺绣，金玉锦绣之类的器具，全部严厉清除并严格禁止，或许百姓的意志就不会苟且偷安，而近代浮华奢靡的风气就可以改变。

臣听说汉章帝时，马廖上疏说：“从前元帝废除服官，成帝穿着洗过的衣服，哀帝撤去乐府，然而奢侈浪费没有停止，以至于衰败混乱，这是因为百姓跟随的是行为而不是言语。改变政治、移风易俗，一定有它的根本。先前颁布的制度不久，后来逐渐不执行，虽然是因为官吏不奉行法律，实在是因为怠慢从京师开始。”又第五伦对章帝说：“各位王侯、公主、贵戚骄横奢侈超过制度，京师尚且如此，拿什么来昭示远方？”由此看来，用自身行为教导的人，百姓会顺从；用言语教导的人，百姓会争辩。君主一个人，确实是风化本源，而京师，又是风化开始的地方。君主如果真的能端正自身、修养德行，崇尚节俭，为天下做出表率，从君主一个人的起居饮食，到身边的妃嫔之类，宗室贵戚之流，都严格遵守祖先的规矩法度，百官以下，又怎敢有放纵欲望、败坏法度，依仗奢侈、泯灭道义，从而违背先王教化的人呢？像这样，那么小民的劳力就不会消耗在无益的事情上，天下的财用自然会积累到有余，衣食逐渐充足，礼义可以兴起，使浅薄的习俗变得醇厚善良，使喧嚣的风气变得朴实茂盛，这大概就是振兴太平盛世的先决事务，以及万世不败的长远谋划吧？

译《礼记》

百姓把君主当作心，君主把百姓当作身体。心庄重，身体就舒展；心严肃，容貌就恭敬。心喜欢什么，身体必定安适；君主喜欢什么，百姓必定想要。

侍讲学士【臣】蒋溥

马睎孟说：心是身体的主宰，而身体则顺从于心。所以心庄重，身体就舒展；心严肃，容貌就恭敬；心喜欢什么，身体必定安适。君主是百姓的心，而百姓则顺从于君主。所以君主喜欢什么，百姓必定想要。【臣】恭敬地认为：天上的君主（指心）安泰，而全身各部分听从命令，这就是心之所以成为一身主宰的原因。只有君主建立准则，万国才能表率端正，这就是大君之所以成为亿万百姓主宰的原因。人的一具身体，五官役使于外物，全身各部分发挥其功能，也纷繁杂乱而没有定准。关键在于虚灵之处，隐约地作为主宰，那么四肢百骸，坚定地有所秉承接受，而行动出于不由自主，动作出于不自觉，没有其他原因，是气息相互感应，天性相互通达的缘故。人君居于天位，以统治天下，从朝廷到百官，从百官到万民，其贵贱的等级，层层累积而不可胜数。然而发布号令，沟通欲望与情感，从上到下，由近及远，就像身体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呼吸感应相通，快如影随形，意念所指向的地方，不命令而自行，不禁止而自止，有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的，没有其他原因，是性情相融洽，情感相归属的缘故。所以君主就像心，百姓就像身体。心是身体的主宰，身体是心的辅助，心没有身体就无法发挥役使属下的作用，身体没有心就无法掌握统御的权力。主宰得到辅助而尊贵，辅助得到主宰而顺从，尊贵与顺从不丧失，大体和小体就各自安守本分。心既然庄重，就不必有意让身体舒展，而身体自然无不舒展。心既然严肃，就不必有意让容貌恭敬，而容貌自然无不恭敬。所以说：心喜欢什么，身体必定安适，这是自然的道理。君主对于百姓，也是如此。百姓必定依靠衣食来生存，百姓的衣食，就是君主所施予的。倘若不能免于饥寒，这与病痛切肤有什么不同，而内心早就为此惊惧。百姓必定依靠礼义来立身，百姓的礼义，就是君主所表彰建立的。倘若不能免于邪僻，这与跌倒有什么不同，而此心已经为此震撼。饥寒邪僻逼迫身心，那么没有不怜悯而为之想办法的。因此圣王对于百姓，用农桑畜牧来养育他们，用赈济周济来体恤他们，就像身体饥饿想要食物，寒冷想要衣服，而不能片刻迟缓。修明六礼来节制百姓的性情，阐明七教来兴起百姓的德行，就像身体行走想要合乎圆规，转折想要合乎方矩，而不能丝毫差错。因此心得到职分，而下属顺从上级的，不像眼睛看、耳朵听、手脚持行那样，没有不好的。所以孝悌在宫闱中实行，百姓都知道尊敬父亲和爱护兄长。礼让在治国之术上隆重，百姓都知道兴起廉洁和崇尚羞耻。节俭在权贵近臣中实行，百姓都知道按时吃饭和依礼使用。政刑在官府中严肃，百姓都知道遵循法律和遵守纪律。上级所喜欢的，百姓必定想要。就像百川归海，像正午时人们趋向市场。风吹草伏，不足以比喻其机微。树立标杆影子跟随，不足以比喻其迅速。难道不是心与身体，精气融洽，血脉贯通，真有神动天随的境界吗？所以君主通过百姓来检验自己的德化，就像心通过身体来检验自己的出入。百姓通过君主来决定顺从或违背，就像身体通过心来决定动静。身心没有间隔，君民也没有间隔。推广到百官，称为股肱，称为奔走奏事，他们各自陈述职责，事奉上级而统御下级，又与这有什么不同呢？从前唐太宗有君主像船，百姓像水的比喻，私下认为警策深切而深远。如果观察连属的形象，考察感应的机微，心体的说法，尤其不能不加以注意。

《礼记》

孔子说：百姓把君主当作心，君主把百姓当作身体

监察御史【臣】刘方蔼

陈澔集说：“百姓把君主当作心，是说好恶顺从君主；君主把百姓当作身体，是说休戚与百姓相同。”

【臣】恭敬地认为：一个道理贯彻而没有精粗之分，一口气呼吸而没有表里之别，一个形体周遍而没有间隔的，人们只知道心与身体是这样。圣人则认为君主与百姓，其亲切本来就是这样。以百姓看待君主，就是主宰身体的心；以君主看待百姓，就是承载心的身体。所以朝廷，是万民的灵府；兆民，是大君的全躯。身体的主宰在心，百姓没有君主，所以无所事事；心的运动在身体，君主没有百姓，所以无所使唤。天子把财富藏于天下而吃租税穿衣税，是百姓养育君主。这就是汇聚充满身体的血气来养心；天子不说有无而施行庆赏恩惠，是君主养育百姓。这就是运用心统的血气来养身体。百姓苦于饥寒而君主忧虑体恤，是身体处于危险而心惊惧；百姓遭受刑罚而君主哀怜，是身体伤残而心痛；百姓畏惧寇盗而君主武力保卫，是身体患难而心为之预防。身体安适舒展而心才自得快乐，是百姓的快乐；身体劳苦而心就不安宁，是忧虑百姓的忧虑。千里万里之下，没有不达到的情感，身体有触动就感觉，是心对身体的管摄，没有间隙可容；一日二日之上，凛然兢兢业业的胸怀，心无时不谨慎，是身体对心的系属，没有细微可忽视。穷尽筋骨，饿损体肤，而正所以打动其心，所以天下饥溺，仁君必定归咎于

译己；看却看不见，听却听不到，这都是因为心思不在，所以百姓有过错，圣明的君主必定反求诸己。不合礼制的视听言动，心里不想要，身体却顺从；合乎节度的喜怒哀乐，心里想要，身体就顺从。这是把仁义当作性命，把中和当作元气，把敬畏当作精神，把法度当作筋脉，把教化养育当作荣卫，而以元首统领，以股肱辅佐，以耳目济助。心胸宽广则身体安泰，面色润泽而背部丰满，四肢无需言语就能明白。君主英明臣子贤良，从而移风易俗，万民不用命令就顺从。天下的丰足，身体的丰足，其道理是一样的罢了。《礼运》说圣人把中国看作一个人，程子说仁者把万物看作一个整体，这就是心为君主、身为百姓的意思。完全遵循道心，那么百体都安宁；顺从人心，那么百体都危险。必定是尧舜那样的君民，才可以成为道德的心体吧。

译礼记

近文章砥厉廉隅

编修臣张九镒

臣谨按：夏商周三代以前的儒家学者，彼此之间并不相差太远。他们能够自我振奋防范，不敢在行为上苟且敷衍，鄙薄那些文辞不够典雅驯顺的作品，从而急切地追随古人。他们担忧自己的造诣不够端正方正，因此耿介地坚守而不损害自己的节操，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平素所树立的品格就是如此。否则就会变得浮夸虚伪而放纵，任意妄为，将不免被君子所抛弃，而被小人所归附，哪里还能称之为真正的儒者呢？如今所谓真正的儒者，知道文章是用来承载大道的，从而为圣贤阐发精微的义理；知道廉隅是用来检点身心的，从而为古今树立名节。然而他们实际上是为自己谋取私利，这与末世的流俗行为相去不远啊？末世的流俗行为，遵循名目则是对的，追究实质则是错的，有见识的人知道他们的学问和操守都败坏了。他们竞相从事文章写作，也曾博览群书，肆意发表议论，他们的作品，不是失之于粗野，就是失之于浮夸。洋洋自得地追求文采鲜明耀眼，修饰辞藻色彩，夸耀声律音韵，并以此自认为有才能，然而距离大道却多么遥远啊？良玉虽然珍贵，必定要加以雕琢；美锦作为质地，也不废弃编织装饰，何况文章呢？韩愈说：“养护它的根而等待它的果实，增加它的油脂而希望它的光亮。”这并不是说借以彰显自身，而是说沉潜于仁义，涵泳于诗书，那么根就深而油脂就润泽，他们写出的文章，都是纯正而后奔放。以此作为传道的书籍，经世的言论，古人所称颂的不朽之作，不就在于此吗？虽然如此，儒者既然苦于立言没有根本，尤其担忧持身没有方法，那么廉隅就是大要了。用圆滑的手段来求取便利，用凿枘的方式以求通达，这是自我逾越了界限。逾越界限的人，起初就屈节顺从他人，接着就会放纵超越礼法，而不可制止。所以想要谨慎地操持操守，不是要自我拔高以隔绝他人，而是认为如果廉耻之道不存，那么志向和行为必定背离；如果是非的界限不明，那么名义就容易败坏。厅堂有廉，房屋有隅，是因为等级出入有限制。君子严正刚直，宁可保持巍峨怀方的声望，也不做碌碌因循他人的行为，所以内心正直而外表方正，不敢自我懈怠功夫，这也就像磨刀石那样磨砺，像磨刀石那样砥砺罢了。不然的话，坚硬的东西容易缺损，洁白的东西容易污染，因为正直难以与人相合，而像瓦片一样方正反而自我毁坏，还能算是得道之士吗？有人或许说：“淹雅则缺乏质朴，峻厉则伤害和谐，似乎不是儒者所崇尚的。”却不知道不是先王的法言不敢说，不是先王的德行不敢做，他们自我反省学问操守而无愧于心，大概是严正而缜密的。等到后来声华不敢袭取，而必定本于淳粹的源头，圭角所不存，而一归于浑融的境界不久，而且优游渐渍于圣域，而不辱没三代以上的儒者吗？

礼记

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侍讲学士臣熊晖吉

臣谨按：财富，产生于天地而流布于人间。君主凭借崇高显赫的权势，并非不知道放纵欲望的人没有什么得不到的，认为专取利益而招致怨恨，行德政的人必定没有侥幸。竭泽而渔，必定没有鱼；焚林而猎，必定没有兽。所以损害下层而增益上层，称为损；损害上层而增益下层，称为益。损益，就是聚散的意思。古代的王者，九赋九式，定为国家的常法，崇尚道义尊重仁爱，施予丰厚而征收微薄。他们恳切地联结亿万百姓如同一个身体，就像元首和肢体相互关联；他们殷殷地念及匹夫匹妇不得其所，就像慈母温暖抚育她的婴儿，而惟恐伤害他们。况且承继先业，世道清平宁静，真是前所未有的伟业，上世治世的规模。然而圣人静观推究消长，每每不胜日中时的恐惧呢？为什么呢？衣食的来源，百姓的根本，自从升平长久而人口日益众多，耕桑没有产业而资生没有保障。而且阴阳失调，天时不齐，山林川泽的生殖取精过多，地力也不能不枯竭。如果以鱼盐薪蒸漆枲絺纻金竹木一切征税，由后溯前代，增加而没有减少。环顾天下，众多密集，富人日益贫困，穷人更加紧迫。譬如少壮的人，并非不魁然大也，而元气实在内中枯竭。即使加意保养，还忧虑有其他变故。所以圣人在朝夕警惕，而庸人习惯于丰裕。纵观秦汉以来的中世君主，也并非都没有才能，而利心一动，好像有物凭附，而且凿空起事，攘夺多端，搜括山海的宝藏，竞逐锥刀的利益，而怨愤所郁积，遂使全盛的朝廷一朝瓦解，这可以为之太息啊！利，是害的府库。匹夫放纵利益，尚且共同厌恶，何况君主呢？血脉的结涩，溃烂必定成为痈痤；河流的壅塞，一旦决口而泛滥不可救药。司马光的话好啊！说：天地所生的财赋百物，不在民间就在官府，国家充实而百姓空虚，所谓夏涝而秋必旱。所以经制之外，哪里有羡余？公府已经储藏，何必从事私蓄？生息者终究担忧剥削，进奉者大抵侵夺。与其取之以积累而不用，不如给予而化为有用。而且既然不忍听任他们取以饱贪吏的口袋，何不沛然竟多给予，以惠恤颠连无告的穷人呢？所以说：上以厚下，安宅；所以说：本固邦宁。此物此志也。拥有天下的人，没有不想自身尊贵名声显赫，中外

译环绕拱卫，是为了使国运绵长、没有穷尽。然而得失相反的原因，是什么呢？一方面担忧奢侈，另一方面担忧吝啬。奢侈就会挥霍浪费，使天下百姓贫困，而君主最终也会贫困；吝啬就会囤积财富，使天下百姓贫困，而君主最终又怎么能独自富裕呢？史书称汉文帝亲身践行节俭朴素，以敦厚朴实为天下表率，同时免除租税、减轻赋税，诏令频繁下达。节俭朴素并非奢侈，频繁免除租税也并非吝啬。世间有德行光明的君主，欲望少、心境清静，恩泽广大，本来就是要成全万物的生长，顺应万物的本性，引导上下获利，从而更加彰显光明。关键在于甜言蜜语容易让人听进去，我私下担心那些窥探时机的小人，擅长用谄媚迷惑君主，使君主的意志不知不觉就发生了改变。所以桑弘羊、孔仅进用，汉朝的基业就衰落了；延龄担任宰相，唐朝的社稷就危殆了。如果不是果断而不迷惑，怎么可以依赖呢？圣人知道是这样，所以对聚敛财物的臣子轻视他们，把他们等同于鸡猪牛羊一样厌恶，甚至超过了对盗贼的厌恶。这是堵塞祸源的理论，用来治疗膏肓之疾，警示鸩毒之害。

译《御览经史讲义》卷二十四

（子部，儒家类，《御览经史讲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览经史讲义》卷二十五

《周礼》

于是设立天官冢宰，让他率领他的属官掌管国家的治理，以辅佐君王均衡治理邦国。

监察御史【臣】赵青藜

【臣】恭敬地按察：《尚书》《周官》将三公列于首位，而《周礼》六官中却缺少三公。议论的人说，三公道德尊贵，所以不列在六曹之下，但如果不是合适的人担任这个职位，那么三公的官职虽然存在，三公的意义却丧失了。这还不如不设三公。这种说法似乎有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所谓“道”的教导训诫称为师傅，其道德义理称为傅，保护其身体称为保。详细探究其中的意义，在《天官》冢宰的职掌中已经具备。帝王的学问与师儒不同，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国家事务的治理或败坏，一个念头都关系到百姓的安危祸福。所以，进行道德教导训诫的，不是为了博通典故、以多闻为富；传授道德义理的，不是为了追求高洁清净、沉默自守；保护其身体的，也不是为了取悦耳目、娱乐心志、姑息迁就以示爱护。现在考察太宰的职掌，掌管建立国家的六典，泛泛而言是一项职掌，专一而言则包含六项职掌。《尔雅》说“冡，大也”，因此称他为冡宰。用八法治理官府，用八则治理都鄙，从而使规划国家、治理田野的制度确定；用九职任用万民，用九赋征收财物，用九式均衡财用，从而使开源节流的根本道理明确；用九贡供给邦国的用度，用九两维系邦国的百姓，从而使甸、卫、要、荒的经制详尽。八柄驾驭群臣，君王有废置之事，太宰宣告执行；八统驾驭万民，君王视察治朝，太宰赞襄协助。以至于祭祀、宴飨、朝觐、会同，都一一辅佐君王成就美好的礼仪，内外相互维系，神人共同喜悦。国家事务与百姓生活，无非都是为了尽到辅导的实际责任。至于治理与败坏的防范，取决于内心志向的清明；安危祸福的缘故，切近于至诚的悲悯，那么保护身体又是根本所在。宋代的彭龟年说：“后世的宰相兼具三公的尊贵，却不承担三公的责任，道德教导、义理传授，仅仅委托给经筵，至于保护身体的事情，即使是世间的贤者也没有留意。”程子说：“大抵一天之中，亲近贤士大夫的时候多，亲近宦官宫妾的时候少，那么自然气质发生变化，德行器量得以成就。”这两位大臣，都是懂得根本的论述。现在看《天官》所率领的属官，既有内宰用阴礼教导九嫔，用妇职教导九御，而掌管妇学法规的，又重用九嫔；记载内令的，又详备女史。那么即使是在宫寝内室，也森严如同堂陛的尊严；宦官宫妾，也俨然如同士君子受到熏陶教化。安逸私欲不显露，情欲之感有节制，整饬情感以端正本性，谨慎独处以纯化修养。其在内部保护的措施极其严格且谨慎。至于侍卫以防备身体，有宫正、宫伯等属官；饮食以滋养身体，有膳夫、酒正等属官；行走休息以安顿身体，有掌舍、掌次等属官；衣裳以彰显身体，有司裘、司服、缝人、染人等属官。其在外部保护的措施，又极其详尽且完备。既然如此，那么位居冢宰，兼领三公，其责任确实重大；担任此职的人，必须专一且长久；承受此任的人，必须公正且忠诚。因此广泛宣扬帝王的德行，广泛运用恩泽，使万民和谐，君臣一心，宫廷与官府一体，从而实现长治久安啊！如果缺少三公的官职，并且丧失其意义，这非常不利于辅佐成就君王的德行。在成周盛世，周公以太师兼任冢宰，召公以太保兼任宗伯，陈说《无逸》以警戒异物，关于师傅保的意义，也大致可以看到了。将三公的意义包含在冢宰之中，这大概是周公的志向吧。

《周礼》

用九职任用万民，第一是三农，生产九种谷物。

检讨【臣】周长发

郑司农说：“三农，是指山、泽、平地三种地方的农民。”

郑𬀩说：“原野、低湿之地和平地，农民可以在这三处经营种植。”

【臣】恭敬地按察：虞帝咨询牧官时说：“饮食啊，关键在于适时。”《洪范》八政以食为首，与《豳风》中“自于耜举趾，以及筑场纳稼”，其论述农事尤为详尽。大概民间劳作辛苦，耕种艰难，这与至治的关系不是极其重大吗！先王规划国家、治理田野，其制度完备，在于周官太宰用九职任用万民，第一是三农生产九谷。郑司农认为山、泽、平地是三农，郑𬀩则说：“原野、低湿之地和平地，农民可在三处营种。”这都是以土地来区分的。而有人认为是上农、中农、下农为等级，那么农是以人来区分的，这种说法大概并不完善。考察《禹贡》则以三种土壤来确定赋税，雍州是黄壤，田地等级为上上；冀州是白壤，田地等级为中中；扬州是涂泥，所以列为下下；其他州都以此为准。孔颖达认为九州之内，视土地肥瘠，区分为上、中、下三等，以完成贡赋之法，其实一州之内，大致也有这三等。区田之法，始于伊尹，田地长十八丈，分为十五町，中间有十四道。其法有三等，以上农、中农下农为区别，这就是以人来区分三农的说法所由来的原因。不知道区田之法本源于代田，代田之法创于后稷，沟长终亩，一亩三沟，一夫三百沟，而播种于沟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