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览经史讲义卷二十一

译禹凭借台榭而实现诚信的治理，汤以圣明恭敬的德行作为九州的楷模，文王以恭敬止息为歌，武王以恭敬取胜为颂，从而永远清明。孔子说“修养自己以恭敬从而安定他人、安定百姓”，子思说“笃实恭敬而天下太平”，程子说“上下一心于恭敬，天地自然各安其位，万物自然生长”，这些都是以恭敬达到安定，前后相同的法则。至于颜回的不懈怠，曾子的每日反省，子思的戒慎恐惧，孟子的持守志向、找回放失的本心，程子以专一为敬，以无所偏倚为专一，又说整齐严肃则心自然专一。朱子在《敬箴》中说“面对事务时心存敬畏，没有其他杂念，惟精惟一，洞察万变，动静都不违背，内外交互端正”。各位儒者在恭敬上用功，各自陈述所得，实际上都与“无不恭敬”这一句话相互阐发。篇首共有四句话，而内圣外王的学问，天德王道的全体，无不全部具备，难怪朱子认为这是古代经典的言论。

译《礼记·曲礼》说：“没有不恭敬的时候，容貌庄重如同在深思，言辞安详稳定，这样才能使百姓安定。”

监察御史臣柴潮生谨按：敬，是德行的汇聚。它是内心的主宰，万事的开端。圣人的学问之所以能善始善终，就在于此。大概因为敬能使志气肃穆，志气肃穆则清明之气产生，清明之气产生则各种心志都和谐兴盛。表现为德行的仪容，便庄重如深思；表现为德行的声音，便安详稳定。以此来安定他人、安定百姓，就不难了。所以《诗经》用“思无邪”一句话概括了三百篇的全部要旨；《礼记》用“毋不敬”一句话涵盖了四十九篇的纲领，确实是有原因的。我曾经考察经史，圣王贤后之所以在身心修养上自我持守，以及古代大臣孜孜不倦地进善言给君主，千载之下仿佛还能看见。尧的圣明神武，文武之德，史臣歌颂他的德行，首先提到“钦”；舜的重华之德，辅佐帝尧，史臣叙述他的德行，详尽地提到“恭”。禹因德行而文命得以布施，汤因德行日益增进而九州得以归顺，文王敬慎止息，武王敬慎取胜，成王敬慎谨慎，创业与守成，卜问国运长久深远。由此可见，生性安舒与生性异质，本性相反与道路殊途，但德性的深厚涵养，学问的勤勉努力，存心修身，用人行政，没有不以此为本的。建元年间，董仲舒在对策中说：“尊崇所听到的道理，就会高明；践行所知道的道理，就会光大。高明光大，不在于其他，在于君王心中加以留意罢了。希望陛下在内心设立诚意并切实推行。”唐太宗说：“我上畏皇天的鉴察，下惮群臣的瞻仰，兢兢业业，还恐怕不合天意，辜负人望。”魏徵说：“这确实是达到大治的关键，希望陛下慎终如始，那就好了。”宋孝宗时，朱熹入朝应对说：“在一念之间，必须察明天理与人欲。如果是天理，就用敬来充实它，不使它稍有阻塞；如果是人欲，就用敬来克制它，不使它稍有凝滞。推而至于言语动作之间，用人处事之时，无不以此裁断，那么圣心就会洞彻，天下的事情就随心所欲，没有不称心的了。”由此看来，自古圣君贤臣同堂咨询告诫，无不以此作为修治政事、敦厚教化的根本，确实是因为看到敬与放肆不能并存，出此入彼，就是人心与道心在片刻念头中的争夺与在细微处的判分。因此，人无论多少，事无论大小，存于心中的必须谨慎小心不敢忽视，根本于自身的必须敬畏不敢疏忽。凡是出入起居，睡觉起床饮食呼吸，从最细微琐碎的，到上朝任职，理财用人治国经邦的大事，始终如一，无不以兢惕之心承载，以只惧之心处理，那么一心就有主宰，万善就共同归附。超越夏商周三代，继承唐尧虞舜，都以此为基础。又哪里值得称道汉、唐、宋呢？

《礼记》说：经过议论辩明，然后才任用他；承担事务，然后才授予他爵位；职位确定，然后才给予他俸禄。在朝廷上授予爵位，要与士人共同决定。

给事中臣程盛修谨按：君主所与天下人共享天下的，是贤才。贤才是天下的公物，而不是君主个人所能私有的，也必须符合天下的公心，而不是君主个人所能随意给予的。古代帝王对名位器物的重视，对提拔任用的审慎，那种艰难谨慎的心情，实在有如不得已。虞舜朝廷敷陈奏事以言语，明确试用以功绩，车马服饰以功劳，九官十二牧，济济一堂，师师相承，辅佐功业，兴盛政绩。以圣人为君主，又得到圣人为辅佐，有什么难的？高下在心中，取舍任意，还说知人则哲，只有帝王最难。反复咨询，期望恰当，何况那些不如圣人的君主呢？所以议论辩明后才任用，不轻易任用；承担事务后才授爵，不轻易授爵；职位确定后才给禄，不轻易给禄。之所以放宽期限，等待岁月，用盘根错节的事来考验，难道是故意这样做曲折繁重吗？不这样，人才就不会出现，而九重宫阙之上奔走；天下的豪杰不会信服，招徕天下的俊良不会鼓舞士气，没有不在刚开始进用时就兢兢业业的。授予爵位俸禄使一人喜悦，不如公开选拔使千万人喜悦；升到云霄之上而身受者超过本分，不如从同辈中提拔而远处听闻者心满意足。在朝廷上授予爵位，与士人共同决定，就是这个意思。有人说：破格的举措可以偶尔实行吗？破格，是用来对待英才的。宇宙之大，英才有几个？与其破格而助长侥幸之风，不如遵循常规而培养恬静之气。自古以来唐太宗任用马周，是破格中最善的，而不善用破格，就像三科武举，骤然升任司谏，其流弊岂可胜言？因此，一年九次升迁，四季做官，不是史册中的美谈。使贪使诈，采葑采菲（比喻用人取其所长），也是权宜之计的偶然表现。早上进用一人，天下知道进用的原因；晚上退下一人，天下知道退下的原因。进用后又退下，天下不认为退下是冤枉；退下后又进用，天下不认为进用是嫌疑。谨慎到了极点，公正到了极点。君主爵赏予夺，完全依据天命。天命有德，五服五章，不是君主个人意见所能决定的。左右近臣不可，诸大夫不可独断，要精谋及卿士，谋及庶人，以广泛听取意见来收获益处。像这样而贤才不一天天兴盛，以逐渐达到明良喜起的休美境界，是没有的。

《礼记》说：命令太师，陈列诗歌以观察

译考察民风；命令市场中的商人缴纳货物，以观察百姓的喜好与厌恶。

译编修【臣】丁一焘

汉代郑康成说：“陈诗”，是指采集百姓的诗歌来观察民情。“市典”，是指市场，所谓“市”，就是买卖，通过物品的贵贱厚薄来体现。如果崇尚质朴，那么实用之物就会显得贵重；如果崇尚淫靡，那么奢侈之物就会显得贵重。【臣】恭敬地按语：圣明的君王治理天下，在于使百姓的风俗淳厚，而风俗的淳厚与浇薄，可以从百姓的好恶中征验出来。君王独自端坐在庄严的宫殿中，在密室中洗涤心灵，制定节度、谨慎法度，这已经足以澄清社会的源头；而发布号令，各地顺承教化，陶冶百姓的性情，使风气清正、习俗美好，远近的百姓没有敢随意表现好恶的，百姓的心气必然因此变得醇厚。然而天下的真情与虚伪，了解它不能不周全，防范它不能不预先准备。《王制》中关于君王巡视守土的典章，之所以如此谆谆告诫，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建立治理秩序的初期，期望统一民风的，是教化的大纲，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宾客；礼仪的大经，即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乡饮酒礼、士相见礼；政治的大体，即饮食、衣服、行事各有区别，度量衡制度，联系着九种权柄，委任着九种职事，施行着十二种教化，用保息政策来养育百姓，用根本习俗来安定百姓，用荒政来聚集百姓。鼓励方面，用乡三物来接待贤能；惩戒方面，用乡八刑来纠察过失。这本来足以培养社会的和平，使百姓歌颂安乐，沐浴恩泽而咏叹勤勉，从而和乐地形成良好的风俗。至于将百工安置在官府，将商贾聚集在市场，而禁止伪饰的法令在于民间，商、工、贾各有十二种，其详情虽然无法详尽听闻，但像圭璧、金璋、命车、命服、牺牲、戎器等不可以在市场上买卖；用具不符合法度，布帛的精粗不符合幅宽的数量，宽窄不符合度量，都不可以在市场上买卖；奸邪的颜色扰乱正色，锦绣、珠玉制成的器物不可以在市场上买卖；五谷、果木、禽兽、鱼鳖等在市场上的买卖各有其制度。至于命夫经过市场罚一，大概命妇经过市场也罚一，这是为了防范他们趋利的苗头，所以百姓期望在市场购买的不过是用日用的常需，没有奇技淫巧来动摇他们的心志，那么好恶的邪念从哪里产生呢？然而民风是随着时代逐渐变化的，好恶是喜欢新奇而想要改变的。圣王巡视守土的时期，必定想要有所观察，所以陈诗就命令太师，纳贾就命令司市，为什么呢？古代的诸侯国都有乐官，太师是他们的长官，他们以六德为根本，以六律为音律，而教授六诗，这是他们的专职，所以该国的歌诗，从国君到卿士大夫，再到田夫野女的创作都包含在内。于是命令他们陈奏，有的赞美，有的讽刺，有的表达欣喜，有的诉说痛苦，玩味其开端，由此可以见彼，揣度其含义，由显明可以识别隐微，而寄托事物感慨时世。这些都基于风土人情，观察诗歌，民风就了然于胸，那么得失就可以据此来纠正。司市的职责，主管平抑市场物价，禁止物品浪费囤积，用信用的质剂，取予用书契。物价有时因时而上下波动，有时高低有定数，这都是稽查考校必须周全的，而且有簿籍作为依据。所以物品的质朴或奢侈，是好恶所崇尚的，那么使用的多少就随之变化；使用的多少所趋向的，那么物价的高低上下就随之变化。命令他们缴纳贾税，那么民情就可以看见。心志淫邪的人喜好必定偏颇，那么惩戒禁止的法令就在此施行。奢侈靡费的习性也因此得到节制，通过这两者来观察，就知道圣王在风俗未染时设立堤防，在淫邪未至时预先遏制，其对百姓的考虑真是深远啊。采集蕳草、驱赶野兽，其开始必定有人倡导，而积久逐渐形成国俗。锦绣覆盖墙壁，其奢侈必定有所开端，而众人情态相继以相夸耀。如果在陈诗纳贾之日刚开启时就禁止，难道会达到这种地步吗？况且【臣】观察三代之后，汉朝的治理还比较接近古制。汉史所记载，张堪守渔阳，那里的童谣说：“桑无附枝，麦秀两岐，张君为治，乐不可支。”岑熙守东郡，那里的民歌说：“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惊，足下生毛。”这也是民风在诗歌中的体现。龚遂以俭约率领渤海，带刀的让他卖刀买牛，带剑的让他卖剑买犊，从此奢侈的风俗逐渐改变，郡中有积蓄。这是转移交易，也好恶可以在市场物价中征验。那么想要观察民情的，虽然没有太师的陈诗，市司的纳贾，如果以风俗人心为先务，稗官野史必定杜绝其书，淫词艳曲必定革除其俗，省察市场上登售的物品，奇淫有禁令，僭妄有刑罚，侈靡有处罚，颁布在典礼中，统一人们的耳目，安定人们的心志，这对于淳厚风俗，端正好恶，以成就道一风同的治理，难道没有补益吗？

礼记

冢宰制定国家用度，必定在年末，五谷都收获入库，然后制定国家用度。根据土地的大小，看年成的丰歉，以三十年的通计来制定国家用度，量入以为出。

给事中【臣】马宏〇

【臣】恭敬地按语：财赋，是国家的根本，百姓的命脉，天下的治乱安危都系于它。周官太宰用九赋来征收财贿，用九式来均节财用，其下属有职内、有职岁、有职币，总之以司会掌管，以司书记录。凡是爱惜民财、经营国计，下以制约有司，使他们不能擅自取用；上以约束君王和后世子，使他们不能过度使用。而其要点不外乎量入为出这一句话。大概国家事务日益繁杂，每年的支出数目常有增加而没有减少，而年成丰歉不一，每年的收入数目常有减少而没有增加。如果不是通晓盈虚消息而为长远计，将一年的收入仅够供应一年的支出，丰年无事虽然似乎可以

译勉强能够安定，但遇到荒年就必然束手无策了。再低一等的，用度不够，征收的却越来越多，征收越多则财力枯竭、百姓困苦，国家也随之衰败了。因此，冢宰制定用度必须依据三十年收支的平均数，大概是因为他谋划得深远，不追求眼前的利益，常使三年结余一年的用度，九年结余三年的用度，积累三十年而有十年的结余，即使发生旱灾或水灾，储备也有余，可以弥补赈济和借贷的不足。这就是尧、汤时期遭遇九年水灾、七年旱灾，而田野没有饿死的人，国家没有匮乏的用度的原因。后世废除了井田制，固定了赋税额度，耗尽天下每年年底的财政收入，大半用来供养军队，而其他经费又不断增加，没有止境。于是在常规赋税之外，另外经营私财以备使用，如汉代有大司农又有少府、水衡都尉，唐代有转运使、度支使又有琼林库、大盈库，宋代有户部三司又有封桩库、内藏库，这些都是制定国家用度的权力不统一由冢宰掌握。加上连年谷物歉收，战乱纷扰，掌管财政的大臣四处张望不知所措，于是实行告缗、征收舟车税、借商税、间架税以及经总制钱，一切欺骗百姓、谋取利益的手段无所不用，而违背常理征收的钱财也违背常理地花出去了。国家在创业之初，君臣都深知物力艰难，无不节约征收、缩减用度，以期没有匮乏，太平日子久了，府库充盈，崇尚丰裕盛大的学说兴起，于是将历代多年积累的财富，不出几年就消耗殆尽。那么，依据三十年收支平均数来制定国家用度，可以作为千古以来积蓄储备、防备荒年的法则，而奢侈之心一生，收支没有标准，即使三十年经营积累的财富，也会在一朝之间化为乌有。因此，量入为出是治理国家不可改变的方法，而戒除奢侈浪费、谨慎节制用度，使冢宰能够履行其职责而没有旁人干扰，这仍然取决于君主恭谨节俭的德行。

译《礼记》

冢宰按照三十年收支相抵的总账来制定国家的用度，依据收入来确定支出。耕种三年，必定有一年的粮食储备；耕种九年，必定有三年的粮食储备。凭借三十年收支相抵的总账，即使遭遇凶年旱灾或水灾泛滥，百姓也不会面有饥色。然后天子才能进食，每日举行宴饮并奏乐。

侍讲学士【臣】任启运

郑康成说：“三十年收支相抵的比率，应当有九年的积蓄。支出是指应当供给的部分较多，但不超过礼制的规定，稍微有所削减。”

孔颖达说：“郑玄注中‘给’是指供给百官、宾客及百姓，‘为’是指制造国家的器物。”

李觏说：“先王治理田地，挖掘沟渠来疏导，开辟遂道来均平，足以抵御凶年旱灾；设置列渠来蓄水，开浍渠来排水，足以抵御水灾泛滥；然而仍然依靠九年的积蓄，等待天灾完全过去。”

马端临说：“防备意外，是古代的好政治。凶年旱灾和水灾泛滥，是天象的变化。耕种三年，必定有一年的粮食储备，直到三十年收支相抵，这是人力的作用。人力完备，就可以应对天灾。”

陈祥道说：“君王以天下之乐为乐，以天下之忧为忧。即使遭遇水旱灾害而百姓没有饥色，天子每日举行宴饮奏乐，难道不适宜吗？”

【臣】谨按：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而粮食是百姓的天。古语说：“整年不制作衣服就会寒冷，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饥饿。”饥寒交迫于身，还能不做坏事的人，大概很少。孟子说：“没有固定产业却有固定志向的人，只有士人能做到。”所以君王如果真的想要恩惠安抚百姓，必须先于天下人担忧而担忧，后于天下人快乐而快乐，那么没有治理好所重视的事务是不行的。自古以来的君主，又何尝不把百姓的粮食看得重要，而急切地使百姓富足呢？只是不深入考察百姓富足的根本来源，而仅仅做一时的补救罢了？像汉武帝调运江南和巴蜀的粮食来救济江陵，唐朝西京收成不好，于是驾临东都，虽然在眼前稍微有些救济，然而减免赋税和赈济不能持续，随即出现溃败，那么哪里比得上按照三十年收支相抵的原则，预先使百姓富足的计划得当呢？曾经考察过，丰收和饥荒，天象自有定数，然而古代即使有不成灾的情况，确实是因为政治的预备非常详细周全。《周礼》用九种职业任用万民，农业产生九种谷物，这是首要重视的。其他如百工整治八种材料，商贾流通货物，嫔妇治理丝麻，臣妾收集粗材，闲散百姓转移从事各种事务，大概这样生财的方法才完备，而又可以避免坐吃山空的忧虑。至于祭祀、宾客的服饰，以及赏赐和日常用度，又用九种法式来确定。虽然说是君王不亲自参与，但统归于太宰，如果有不符合法式的，太宰可以调节均衡，不要有浪费。然而还担心从事九种职业的百姓不勤于职守，所以《国语》说：“春社时分配事务，冬祭时献上报功，男女效尽力气，有过失就有惩罚。”还担心他们可能在用度上奢侈，所以上下穿着不同的衣服，老少食用不同的粮食，五十岁才开始穿丝织品，七十岁才开始吃肉。《诗经》说：“采摘苦菜砍伐樗树，供养我们的农夫。”是说老人就食用甘美的食物。又说：“酿制这春酒，以祈求长寿。”《尚书》说：“他们的父母庆贺，丰盛地享用酒。”所以群饮有诛杀之罪。在那个时候，内外男女各自修习自己的职守，各自安守自己的本分，珠玉锦绣不在市场上出售，衣服饮食不在市场上出售，百姓生活中看不到靡丽之物的诱惑，而邪道扰乱政治的人被杀，没有妖淫邪诞的学说在中间蛊惑，因此太和之气洋溢，疫病不发作，自然没有水旱灾害，即使偶有水旱，荒政十二条，不过是散发财利、减轻赋税，放宽劳役、解除禁令，简化礼仪，减少哀乐，多行婚配、索求鬼神，清除盗贼罢了，起初何曾有岌岌可危、不能终日的忧虑，而孜孜不倦地议论减免和赈济呢？所以三年有余、九年有蓄，确实是根本的至计，而使百姓富足的好方法。后代的天下还是古代的天下，后代的地利还是古代的地利。然而一遇到歉收之年，百姓有时不能聊以生，为什么呢？晁错说：“土地有遗留的利益，百姓有剩余的力量，生长谷物的土地没有全部开垦，山泽的利益没有全部开发。”这在汉朝时是这样，或许不仅汉朝时是这样吧？冀州的北部土地，是唐尧、虞舜、夏、殷的都城；邠、岐、丰、镐，是周朝兴起的地方；关中被称为天府之国。而古代雍州、冀州多富农，现在山西、陕西多富商。那些名为农夫的人，耕耘收获的方法，大抵粗疏马虎，还不如江南懒惰的农夫。那里的妇女都无所事事，所以耕桑的沃土，一半被废弃成为石田了。【臣】愚以为，西北的百姓应当先让他们尽地利。古代沟洫经纬的方法，确实难以恢复。但劝勉百姓自己挖掘沟塘，所开垦的土地就免除田赋，改为塘赋。大约一亩塘，可以灌溉十亩禾苗，得利多而效仿的人多，那么沟渠完备而水旱无忧。水旱无忧，那么农事日益兴盛，而追逐末业的人将逐渐返回而从事农业。又其余荒弃的土地，听任百姓开垦种植，不征收赋税，那么百姓没有不踊跃前往的。然后选拔善于务农的人，像古代的力田科，优厚地供给役使，教导耕种有成效的，就授予官职，像古代的田畯之职。《礼记》说：“山林沼泽，百姓有能获取蔬菜食物的，野虞教导他们。”这是可以仿效实行的。至于长江以南，地利未曾不穷尽，农事未曾不精细。然而一顶帽子的费用，动辄超过一万钱；乡里的妇女必定穿着罗绮来修饰容貌。有的结婚花费百金的，有的安葬花费百余金的。十户人家的村落，一年必定

译梨园演戏，名义上是酬谢神灵，却耗尽了农夫辛勤劳作的收入，也无法抵偿。抬着一尊土木制成的神像，在田间小路和街巷中四处游荡，旗帜仪仗连绵不断，延伸数十里，这叫做香会，耗尽了十个农夫辛勤劳作的收入，也无法抵偿。遇到有人生病，巫师便趁机蛊惑人心，牺牲酒醴的费用，有时甚至耗尽几年的收成也无法抵偿。又怎么能还有多余的积蓄呢？所以凡是冠婚丧祭、服饰饮食器具，都应当制定适宜的规范，而邪说淫祀尤其应当禁止。《大学》说：“人口众多而消耗少，这是积财致富的道理，不外乎开辟财源并节制支出。”孟子说：“整治农田，减轻赋税。”又说：“饮食按时令，用度依礼制。”意思也与《大学》没有不同。臣因此反复推求，明白“三余九余”的来源，知道古今没有不同，治理百姓的方法古今也决不会有不同。况且即使只是制定国家用度这一方面，王政的大体要旨，已经概括在其中了，不仅仅是为了夸耀盛世丰足安乐的景象罢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对于收支的节制、盈余的计算，那些精心算计的人，完全能够胜任，为什么要把掌管财政的事交给冢宰，并且认为这是天子忧乐所系呢？为天下而忧，才能为天下而乐，圣人担忧百姓，不局限于眼前的利益，大概就是这样。

译《礼记》

耕种三年，必定有一年的粮食储备；耕种九年，必定有三年的粮食储备。按照三十年通盘计算，即使遇到凶年旱灾或水涝泛滥，百姓也不会面有饥色。然后天子才能进食，每日举行宴饮奏乐。

编修【臣】蔡新

【臣】恭敬地陈述：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不把百姓的粮食放在首位的。然而如果一定要解开衣服、推让食物，让每家每户都得到供给和赏赐，即使是尧舜也会感到力不从心。因此顺应天道，利用地利，引导民力，从夏商周三代以来未曾改变。考察《周礼》，如散发利益、减轻赋税、救济穷困、体恤百姓等政令，无不完善。然而那些取自取之不尽的府库、藏于永不枯竭的源泉的储备，没有比“余一”、“余三”的积蓄更值得依赖的了。有人说三代以前，百姓没有特别贫穷的，也没有特别富有的，终年辛勤劳作，仅够供给一家人的食用，又怎么能人人都有“余一”、“余三”的积蓄呢？【臣】恭敬地考证古代制度，对照当今的法则，大约计算一下，就知道这种说法并非虚妄。周代的制度，六尺为一步，一百步为一亩，一个成年男子受田一百亩。程子认为相当于宋代四十多亩。如果按周尺计算，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多亩，一年可收获谷物五六十石，这是收入的数量。《周礼》规定百姓每月食用从二鬴到四鬴不等，现在以八口之家计算，每天吃米不过四升，一年吃米相当于现在的十四石四斗，谷物是米的数倍，即为二十八石多，这是食用的数量。用食用的数量对照收入的数量，仅占一半，而且当时民俗俭朴，布帛取自桑树，蔬菜取自园圃，鸡猪取自家畜，冠婚丧祭、宾客宴饮各有节制，一年花费不过十石，计算下来可剩余谷物的三分之一，积累到三年，正好够一年的食用。这就是【臣】所说的以今对照古，大约计算，从而知道必定有的原因。又有人说三代时期，地广人稀，后世田地没有增加开垦，而户口日益增多，势必做不到。【臣】又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天地所产的粮食，自然足以供给天下人的食用，因为人口逐渐增多，就怀疑天地供给不足，不能成为定论。况且从尧舜到成周，一千多年，圣明的君主相继出现，休养生息，即使是夏商末年，也没听说有杀戮攻战的事情，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继承他们，分配田地制定产业，饮食使用合乎礼仪，男女关系端正，婚姻适时，不应该人口还很少。战国以后，秦、项羽、三国、六朝、五代，经历多次战乱，不应该人口较多。【臣】恭敬地查阅《王制》：方圆百里的地方，等于方圆十里的地方一百个，田地有九十亿亩，山陵、林麓、川泽、溝渠、城郭、宫室、道路街巷，占去三分之一，其余六十亿亩，这是大国方圆百里，田地一万井，减去三分之一为六千三百井，实际有五万四百户，中等国家减半，为二万五千多户，小国又减半，为一万二千多户。成周兴盛时，一千七百多个国家，户口不下三四千万。虽然有上地、中地、下地的区别，一易、不易、再易的划分，未必每块地都是一井，每井都是八家，但大致按减少的数字计算，大概也不下三千万。这是可以考证的。两汉极盛时期，民数不过一千六百七十多万户。唐天宝十三年，也仅有九百六万九千多户。即使隐匿逃亡、诡寄脱漏，全部按增加的数字计算，也不及二千万。由此看来，西周时期，民数固然不少于汉唐，而且自从汉武帝开拓疆土以来，土地实际上比古代更多。又有什么人口过多的担忧呢！如果仁圣的君主，念及耕种的艰难，思考民生的不易，努力巩固国家的根本，深谋治安，游手好闲的人如何恢复职业，贫富如何互通？田野开垦了，而谷物为什么不更加充裕？年成丰收了，而户口为什么稀少？大概是因为沟渠不修，肥沃的土地也等同于石田。吉凶宾嘉没有等级，多藏也可能导致立即匮乏。官吏只知催缴赋税而忘记安抚百姓，那么胥吏都是耕种的干扰。小民轻视粮食而重视金钱，那么膏腴之地也另图种植。应当宽厚以示教化的，就像月初颁布政令，正岁宣读法律，并不迂腐。应当严厉以示惩罚的，就像住宅不种草木的要缴纳里布，百姓没有职事的要出夫征，并不苛刻。因地制宜，随方立政，而又清心节制用度，正本清源，使旱涝无灾，百谷顺成，用一人来养活天下，这就用天下来奉养一人。玉食万方，每日举行宴饮奏乐，难道不美好吗！

《礼记》

没有荒芜的土地，没有游手好闲的百姓，饮食有节制，做事合乎时宜，百姓都安居乐业，乐于做事，勤勉工作，尊敬君主亲近上级，然后兴办学校。

左谕德【臣】嵇璜

徐师曾说：“测量土地安置居民，就没有虚旷的土地，每个成年男子受田，所以也没有游惰的百姓。做事艰难，所以饮食有节制；做事迅速，所以事情合乎时宜。”

【臣】恭敬地陈述：孟子告诫制定百姓的产业，一定要使百姓俯仰无忧，丰年凶年都足够，然后驱使他们向善，所以百姓顺从他们很容易。《礼记》这一条，实际上相互阐发。大概王者建国统治百姓，固然以教学为先，然而民生未得满足，那么教化就无法施行。因此《虞书》三件事先正德，而利用厚生次之，是遵循其重要性。《洪范》八政先食货，而宾师次之，是遵循其顺序。地

译治理百姓，必须使君民相互契合，只是先确定其基本规模罢了。至于土地之所以没有荒废，百姓之所以没有游手好闲，是因为有勤劳劝勉、互助合作的实际政令。因此，孟春时节就命令百姓到东郊耕作，从此以后，命令司空修缮堤防，命令野虞巡视田野，命令司徒巡察边远地区，用来鼓励百姓的措施如此勤勉。对于懒惰游荡的人，规定其服饰垂带只有五寸，周礼用圜土聚集并教化罢民，用来惩罚他们的措施如此周全。难道只是划分土地、分配田地，就认为事情完结了，而没有游手好闲、土地荒废的祸患吗？饮食有节制，二鬴三鬴，君主为其制定制度。做事及时，不兴大事，不起土功，君主为其统一力量。凡是百姓之所以能安居乐业，细微之处都是君主的恩赐。悲悯爱护之情，忠诚利导之教，已经自然而然地融洽于民心，乐于做事、勤勉立功，尊敬君主、亲近上级，并非靠强制就能达到的。这样之后，顺应时机而引导，依据恒常本性而安定其谋略，兴办教育就容易了。不然的话，就是孟子所说的“哪里有空闲去治理礼义”呢，学校虽然设立，教师儒生虽然任命，也只是形式上的摆设罢了，怎么能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呢？臣又认为古今情况不同，南北形势各异，裁成辅助的方法，有不能一概施行、同等看待的。比如每夫授田，是古代的好方法，井田制废除后，此法已不可行。劝勉惩罚的方法，如《月令》及《周礼》所载，似乎可以仿效实行。然而如果使官员四处奔波，而圜土中拘禁的人日益增多，又不免成为民间的扰害。沟渠通向河流，是古人农事的先决条件，现在东南的水利不免淤塞，至于西北之地，又怎能使其恢复大禹的旧迹呢？饮食按时、依礼而行，是古人保证长期充足的最好计策，现在西北的习俗虽然富裕却崇尚吝啬，东南的习俗虽然贫穷却仍追求奢华，提倡节俭、展示礼仪，难道可以没有适中的制度来推行吗？那么想要使百姓安居乐业，确实没有比足食更优先的，足食确实没有比劝农更优先的，而劝农的方法，不如责成郡县，想要责成郡县必须先放宽其负担，而加重其权力，使其不困于文书簿籍和定期汇报的繁杂。至于佐贰以下，都能各自履行其职责，以辅助长官的不足。这样之后，劝勉惩罚的方法才能得以施行，而家给人足，每户都可受封，有办法逐渐实现而没有困难了。

译《礼记》

无游民

编修臣林枝春

朱子在《大学》“生财有大道”一节注文中引用吕氏的话说：“国家如果没有游手好闲的民，那么生产财富的人就多了。”

臣谨按：天子不说有无，诸侯不说多寡。君主富有四海，难道会有缺乏财物的忧患吗？然而聚集百姓、治理财政，容易显露其训诫，由此可知所谓理财，不过是治理百姓手中的财物罢了。想要治理百姓的财物，必须让百姓生产财富。国家有游民，是耗费财物的最大因素。《周礼》中冢宰用九种职事来任用万民，其中第九种是闲民，没有固定的职事，随需要转移从事各种事务。既然以转移职事为务，那么他们的职责就在于随时调动，并非说先王时代风俗淳厚，还有闲居无事的人。如果近代的游民就不是这样，穿着华丽的衣服，吃着精美的食物，安逸放纵，这是国家的一大祸害。即使衣食不必华美，但日常所需，计算起来不得不饿了就吃，冷了才穿。农夫和织女竭尽终年的劳力，尚且不足以供给，而那些安坐耗费的人，花费却是他们的数倍，日积月累地侵蚀削减，能不导致双方都陷入困境的情况是很少的。所以说：国家有游民，是耗费财物的最大因素，应当严加禁止防范。

此外还有另一种说法：太平盛世久了，人口日益繁多，赖以生存的资源利益也稍微匮乏。计算农工商贾在自食其力之外，势必不能人人增加收入。田地住宅每户给予资本，那些愚昧无能的人，坐受穷困，虽然行为看似苟且偷安，但情势所迫不得已，那么筹划到细微之处，引导其关键要害，使他们得以自养而不致成为游民，又有在禁止管制之前就要考虑的措施了。现在国家疆域广阔，休养生息日益兴盛，各省内外分设官员安抚，可谓抓住了要害。然而粮食财物的数量，大致合并一省来比较其收支，至于郡县之中，风气迥然不同，情形各不相同，顺应其趋势而加以引导，使彼此不谋而合，却未曾听说随地分析而能看清利弊根源的。大吏统辖，或许千里数千里，地远而难以周全。如果布政使、按察使作为钱粮刑名的总汇，又不能亲自遍历田野，那么考察土地的肥沃贫瘠，审察民力的勤勉懒惰，斟酌风俗的奢侈节俭，权衡物产的盈亏，本是知府、知县的职责。如果让各知府、知县咨询访求百姓的依靠，而委任县令专门负责，凡县有多少乡多少里，田地分几等，谷物有几种，适宜种桑与否，沼泽山林共有几处，渔猎畜牧的利益有几，麻类果实的利益有几，邻里习尚做什么，妇女纺织制作何种，向外贸易的占几成，其他县来此取给占几成，全都亲自目睹，不草率不遗漏，记录在册，知府、知县稽查虚实，斟酌缓急轻重的次序，分别提出适宜施行或罢免的议论。列在简册开头，每一郡州为一册，送达司农寺，司农寺上呈朝廷。凡是册籍必须精详而简要，原委清晰，便于省览。这样那么贫富的等级，盈亏的差异，可以查阅册籍来寻求，从而慢慢商议筹划的方法。自古至今，民情土俗的不一致，几十里就不同，几百里就大不相同，不区分界限，怎么能洞察精微而把握要领？只要要领既得，那么筹划就容易施行。《王制》说：修明教化，不改变其风俗；统一政令，不改变其适宜。简便易行的道理，只是让百姓得到供养，而没有其他滋扰罢了。知府、知县的官吏，知道所上的册籍都是朝廷想要讲求而施行的，都将尽心以求百姓疾苦，而不敢苟且从事。知道上级考核不外乎册中论述的几件事，必定率领县令以实力劝勉勤劳，而不敢饰诈以求名。数年之内，根据他们的政绩评定优劣，而考察官吏的方法也完备了。古代的圣王，垂拱岩廊，思虑周全。如《周礼》职方氏所掌管的，辨别人民财用、九谷六畜的数量，要周全地知道其利害，使贯通利益，都是这个道理。我私下曾思考，知府、知县是亲近百姓的官吏，知府、知县与百姓不亲近，那么百姓的隐情就不能通达；君主不与知府、知县亲近，那么就无法宣达上意而施予实德于百姓。如果定为章程，凡是知府、知县所管辖的土地，有利益得以听闻，有设施得以报告，这样情意相通，恩泽下究，而游惰失业的人就少了。大吏操持表率之权，地方官奏报循良之绩，上有实政，那么下有淳风，这是迅速见效的效果。如果放纵淫邪、违背常理，舍弃本业而坐耗民财的人，刑罚必定加于他们，劝惩并行，驱使引导有道，然后财用日益充足，礼教可以兴起了。

《礼记》

司徒修明六礼以节制百姓的情性，彰明七教以兴起百姓的德行，整齐八政以防止淫邪，统一道德以同化风俗。

给事中臣邹一桂

陈澔说：“这是乡学教化百姓的方法，而大司徒则总领其政令。六礼、七教、八政，都是道德的应用。道德则是其本体。本体既统一，那么风俗没有不相同的了。”篇末详细列举六礼：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乡礼、相见礼；七教：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八政：饮食、衣服、事为、异别（男女之别）、度量、数制。

臣谨按：六礼即五礼。冠礼、婚礼为嘉礼，丧礼为凶礼，祭礼为吉礼，乡礼指乡饮、乡射、乡举等事，相见礼如士相见礼，都属于宾礼。没有提到军礼，是因为有战事则征召于乡司

译如果百姓只从事耕作，而用战车铠甲来教导他们，那么军礼就本来存在于乡里之中了。七种教化即五种教化：长幼有序，是兄弟之道的推广；接待宾客，是朋友之道的类推。八种政事即礼教中的等级差别与增减。虞舜帝时统一律度量衡，修治五礼如同五器一样，大略相似。所谓“事为”，是指百工的技艺，有正道也有邪道；所谓“异别”，是指五方的器械，有相同也有不同。度量有长短、大小之分，数制有多寡、广狭之别，统一它们而不使有僭越模仿、怪异不正的苗头。大概帝王治理天下，必定期望于道统一、风俗相同，而风俗的相同，源于道德的统一；道德的统一，源于教化百姓的方法详尽而且切实。五方的风气虽然说是因地制宜，习俗的潜移默化虽然说是各不相同，如果教化得得其人且有其法，没有不顺应民心而得到治理的。《周礼》中司徒掌管国家的教化，而九州六服则责成乡大夫负责。乡大夫之下，有州长、党正、族师、闾胥比长，各自掌管其教化治理政令，每三年进行一次大考核，选拔其中优秀者而推荐任用。道德统一，风俗相同，贤才涌现，所以观察乡里就知道王道是容易施行的。现在的州县官就像古代的乡大夫，而能教化百姓的又是谁呢？民间自我教化，儿童刚入私塾，就读四书，却不学习洒扫应对的礼节；稍大学习科举文章，却不讲求孝悌友爱和睦亲族的事。学校之内，每月吉日诵读法令，每月初一纠察警戒的命令缺失而无人知晓。现在所谓的教官，大多是寒酸糊涂之人，尚且不能每月考核其弟子，而学政这一官职也仅以岁科文章相互比较，即使偶尔有训诫教诲，也不能普及到百姓，又怎么能期望他们能教化百姓呢？汉代的诏书说：“与我共同治理百姓的，大概是那些优秀的二千石官员吧？”亲近百姓的官员，百姓的衣食依赖于此，礼义也由此兴起。那些不能教化百姓的，必定也是不能养育百姓的。但是教化的方法不可不详尽，泛泛地教化百姓说：“你要行善”，百姓不知道如何才算善；说：“你不要奢侈”，百姓不知道如何才算节俭。大抵百姓日常所用相同的不过几个大端：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乡里相见之礼是也。他们伦常相处不外乎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而日常最切近的是饮食衣服，以及事为异别、度量数制。这些各有贵贱的不同，所以六礼不修，则民性放纵而不节制；七教不明，则民德背离而不兴起；八政不齐，则僭越差错而陷入淫乱。而所有用来修治、阐明、整齐这些的，都是为了统一道德而相同风俗。礼是道德的体现，教化与政令合起来就是道德，精细地说叫道德，广泛地说就是风俗。道德是本体，礼教政令是作用，风俗是效果，其归宿是一致的罢了。后世人口日益繁多，财用日益匮乏，而风俗日益竞相奢靡。就像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富人用钱财互相夸耀，穷人没钱就坐视废弃，能合乎礼制的很少了。而且贫穷的百姓，衣食不足，无所事事，百工技艺喜好奇异淫邪，度量广狭，数制僭越差错，管理百姓的人路过而不问，看见了也像没看见一样。他们看待民风的好坏，就像越国人看秦国人胖瘦一样，漠然不动于心，以至于喧嚣凌辱、辱骂争吵，骨肉相残，犯上作乱的事，往往发生，这是谁的责任呢？《王制》一篇虽然是汉儒所作，但历数三代的制度，可以说是后世的法度，与《周礼》六官、《尚书》、《尚书·周官》相互阐发。即使其教化百姓这一节，如果仿效施行，大治可期，并且作为三年考核政绩的依据，不也是可信而可验证的吗？

译《礼记》记载：

乡大夫评定秀士，将其推荐给司徒。称为选士。司徒评定选士中的优秀者，将其送入学校，称为俊士。被司徒选拔的人，不再由乡里征召；被送入学校的人，不再由司徒征召。称为造士。

乐正推崇四种技艺，确立四种教化，遵循先王的诗、书、礼、乐来造就士人。春秋两季用礼乐来教导，冬夏两季用诗书来教导。

大乐正评定造士中的优秀者，报告给君王，并推荐给司马，说：“这是进士。”司马辨别官员的才能，评定进士中的贤者，报告给君王，从而确定评定结果。评定结果确定后，才授予官职；担任官职后，才授予爵位；爵位确定后，才给予俸禄。

检讨【臣】张鹏翀

【臣】恭敬地按察：《王制》所列举的，就是《周礼》中司徒以三物宾兴、司马论秀、书写升迁的法度，其从乡里举荐选拔，直到评定官职授予爵位，没有不全面完备的。这是成周时期得士兴盛，之所以超越古代独自隆盛的原因。大概治理天下以得到人才为先，得到人才以培养士人为根本。士人的习俗，是民风的倡导者；教化，是廉洁知耻的源头。士人必须有羞耻心然后才可用，那么人才所从出的地方，必定要看教化是否已经深入而廉洁知耻是否一向严厉。如今天下学校林立，教导士人的官员，选拔士人的法度，比起古代非常完备，而士人的习俗不如古代的原因，是文书仪节繁多而达到实效的少，名声盛大而行为实在疏略。科举的学问，前人曾经议论其浅陋，想要废除它而恢复乡举里选。然而【臣】私下认为乡举里选的人，未必果然优于科举科目。古代的人才都兴起于学校，其品节次第的详细规定，潜移默化引导的方法，如《王制》所列举的，从选拔造就直到授予官职，都有确定的评定，而没有可以侥幸的机会，所以浮华矫饰的士人不敢在其中立足。德行文学的美好，都明显地表现在平时，而不等待一天的考核，一个人的察举。汉、唐以来，不致力于根本而追求末节，有的从选举中选取，有的从制科中选取，虽然德行才杰之士未曾不出自其中，但说可以明显有得而无失的，举荐都不可信。没有其他原因，是因为教养没有预先准备，而评定士人于一天的优劣，选取士人于一人的察举。然而说考核察举不可信，而想要向乡举里寻求，那么草野间悠悠的议论，就足以胜过朝廷的荐举、选拔人才的重大典制吗？浮华矫饰，随声附和，而且不胜其弊了。所以说：乡举里选未必优于科举科目，古今的形势不同。那么在学校培养士人，而在科举中选取士人，本来是确定不可更改的制度，而士人的习俗不如古代的原因，只是教养没有尽到实际罢了。《王制》中升于司徒的人，不在乡里征召；升于学校的人，不在司徒征召。大概是免除他们的徭役而让他们在学校学习，评定优秀而升迁，没有很多人。现在学校中的士人，多的有数百人，怎么能全部供养？然而补充他们的膳食，本来已经在乡学中供养了；贡入太学，就已经在国学中供养了。其余应当考察那些非常贫困的，稍微资助他们的学业，如学田、学防之类，有的酌情增加，没有的酌情给予，也不致大大损害经费。稍有产业的人，另立为衿户，免除他们的杂泛差役，不让有司折辱他们，培养他们廉洁知耻的源头，又选择其中的优秀者供养他们，书院供给他们，义塾不让他们滥竽充数，那么供养有素而教化就可以施行了。教导士人的官员，古代最重视，现在有的视同吏隐，无所短长，有的老迈龙钟，不能倡导表率，推究其来源，确实有原因。古人四十岁强仕，五十岁服官，现在廪生贡举大约三十年，又十余年才得到教职，虽然有强力，也已经衰老了。任职十余年才得到俸禄期满，也没有立即得到升迁荣进的希望，既耽误了桑榆晚景，又逼迫能不视防懈怠的人有几个？用人违背了时机，实在可悯。似乎应当酌情减少出贡受职的年龄，使不至于等到年老，让学臣时常加以体察，年老不能任职的用章服荣耀他们，才德出众的立即荐扬，那么人们知道自我奋发而教职就修明了。昔人有言：学校不是爱老怜贫的地方，教官是正己率物的人，诸生是世道民生的依靠。如果能一洗积习，大弘教育之规，明经学，正伦理，与书院义学的长处交相引掖，而学臣提挈纲领，熏陶既久，学业渐醇。用文艺来测试，必定不会写出浮游无实的词句；用行能来考察，必定不会成为空疏无用的学问，可以承受选举，可以光耀制科，何必担心没有实学真才供国家公卿岳牧使用呢？而且制科之中，未曾不备选举之法，只是积久而逐渐失去实际罢了。现在从童子试以上，例取廪生，保结两个邻居，甘结五个童子互结，近来又设五个生员互结。其结文说：身家并无违碍，并无刑丧过犯，没有违碍没有过犯，然后才能参与考试，那么行检不修，乡里指摘的人，其不能参与考试是明显的。如果乡党有公议，学校有公评，违反教条，罪及保结，谁敢不濯磨砥砺，自进于功名之路呢？至于试士条例，先以经书，想要其根柢实学；次以表判策问，想要其通达古今核实学以辨真才，原本可以万世无弊。科举的弊病，不是法度的弊病，是文具而有时失去实际。保结虽然具备，只是浪费纸墨而已；

译考题虽然很多，但真正看重的不过两三条，其余的都可以靠预先准备和抄袭来应付。比如《春秋》这一部经书，把题目准备得满满上百条，已经没有什么遗漏了，这属于经义考试，怎么会有这么容易的呢？如果真能彻底洗去拘泥板滞的习气，而致力于探求实际内容，用宽厚的态度来培养士人，用严格的标准来考核人才，或许实学就能振兴，真正的人才就会大量涌现了。至于

译殿试对策，是臣子步入仕途的开始。前代大多崇尚直言，近来却拘泥于固定格式，受限于字数，共同习染为对偶圆熟的文风。臣私下认为这很鄙陋，应当恢复汉唐对策的体制，不要拘泥于长短对偶、字数多少以及字画工整拙劣，使臣子能够直接抒发内心的蕴藏，呈递上去。

由皇上亲自阅览并评定甲乙等第，以弘扬忠诚正直的风气，这就是虞朝朝廷敷陈奏事以言，周朝官员论辩以选拔人才的实际做法。

我朝政治清明，社会安定，正当人文极盛的时期，人才像拔茅草一样接连涌现，朝廷和民间共同庆贺。臣私下认为，风气在极盛之际，不可不防止其流弊，那么科举学校的法规，务必加以整顿刷新，以杜绝侥幸之门，选拔贤明公正，或许可以万世无忧，培养贤才的成效，就是治理国家的实质。

臣谨在解说经文的次序中，彻底陈述这些观点，恳请圣明的陛下俯赐裁断选择。

《礼记》

乐正推崇四种学术，建立四种教化，顺应先王的诗、书、礼、乐来培养人才。春秋两季用礼乐来教化，冬夏两季用诗书来教化。

编修臣冯秉仁

臣谨按：太学的教育，按时令施教必定有正当的学业，所以古代的教育，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的学。太学的制度，由来已久了。考察虞朝，太学称为上庠，小学称为下庠；夏朝，太学称为东序，小学称为西序；殷朝则有左学、右学的分别；周朝则有东胶、虞庠的区别。各代的命名不同，但其中承师问道的法则，总以推崇孝悌的风气，鼓舞文明的教化，引导民众形成风俗，以为国家储备有用的人才。诗、书、礼、乐，古代先哲王，本着精一执中的义理，依据阴阳二气的符应，作为纲领，分析类别以确立不可磨灭的典章。对于人来说，无论贵贱，都有一天不可偏废的。所以诗用来表达志向，书用来通达政事，礼乐用来节制性情而陶冶情感。学者自从离开经典辨析志向，然后由小成达到大成，不能舍弃这些而另求他途。范围也不能超越教育，而希望越级晋升，那么乐正所关系的不非常重大吗？因此就入德而言，命名为四术；就垂训而言，著为四教；而在培养人才的作用上，称之为顺的，就是春夏秋冬的顺序所用来秉承天道以养育万物吧？然而秋天主收敛，而礼用来确立体统；春天主发散，而乐用来引导和谐；夏天适宜条畅，而诗用来灿烂其精华；冬天主严凝，而书用来核实其实质。四术四教配合四时，本来就是这样。而《文王世子》不也说“春诵夏弦”吗？在这里可以看出四者并行不悖，原本没有舍弃这个学习那个的说法。而设立教化的人担心越级而无序，而且倚重而偏轻，所以标出并记下，用来给努力求学的人指示的。臣曾经考察其制度并论述：《周礼》大司乐职掌成均，大司成论说在东序，保氏有六艺的教育，师氏有三德三行的职司，培养人才的方法远在上古了。降及后世，良法代代更新，而各自重视其典章。教育的寄托，汉朝兴起来不及顾及庠序之事，武帝立赵绾、王臦，首先明确儒学，等到太乙之校，石渠建武之拜，桓荣光当时论盛的。到唐贞观初，举太学，设宏文馆崇文馆，一时就学的以及外裔的子弟，直到龙朔、开元之间，休风未坠。然而典教的人如瀛洲学士之选，以及马、褚等人相继而作，其资格可说不严吗？到宋朝如安定的经义治事，汝南的昌明洛学，新安的正心诚意，百世之下奉为典则。典教的人得到人才，其所关系为何如？郅隆之世，彬彬文物，海宇向风万邦黎献，都挟带着观光，以遂其学古入官之志，谁不是诗书礼乐之化所感奋而兴起的？而正担心学校之制相延日久，渐至奔竞之风胜过忠信之俗，徒为雕篆之文，无复进修之志，这都是典教者的过失。善歌而后可以使人继声，善教而后足以使人继承志向。只用司马三升之法，即用来定乐正课最之程，那么勤惰判而优劣分，是非公而劝惩著，将善人多而师道益立矣。行将见诗书礼乐之风渐被暨讫，其所用来绍唐虞三代之隆而驾乎汉唐宋之上的，就在其中吧？

《礼记》

乐正推崇四种学术，建立四种教化，顺应先王诗书礼乐来培养人才。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监察御史臣钟衡

郑康成说：“乐正，乐官之长，掌国子之教。”“崇”是高尚的意思，高尚其术以作教也。春夏是阳，诗乐者声，声亦阳也。秋冬是阴，书礼者事，事亦阴也。互言之者，皆以其术相成。”

孔颖达说：“术者，道路之名。诗书礼乐是先王之道，谓之术。郑以经言，春秋教以礼乐，则秋教礼，春教乐；冬夏教以诗书，则冬教书，夏教诗。互言之者，春教乐兼有礼，秋教礼兼有乐，夏教诗兼有书，冬教书兼有诗。故云皆以其术相成，但遂其阴阳以为偏主耳。”

陈澔说：“《文王世子》言春诵夏弦，与此不同者，古人之教虽曰四时各有

译其实也未必是截然抛弃那边而学习这边，恐怕只是互相说说罢了，并不是春天秋天不可以教《诗》《书》，冬天夏天不可以教《礼》《乐》。

译臣谨按：先王时代之所以能造就众多贤才，是因为有合适的人选，有恰当的方法，还有适宜的时机。所谓“人”，是指谁呢？就是乐正。《周礼》记载，大司乐掌管成均的教育法则，用来教导国子，从王子、公卿大夫的嫡长子，到国家选拔的优秀人才，都参与其中。《尚书》传文说：“嫡长子十五岁进入小学，二十岁进入大学；庶子十三岁进入小学，十八岁进入大学。”乡里的子弟应当与庶子相同，这方面的说法已经很完备了。所谓“术”，是指什么？就是诗、书、礼、乐。诗用来调理性情，书用来阐述政事，礼用来谨守节度文饰，乐用来完备声乐歌唱。这四者缺一不可，是人人共同遵循的道路，也就是所说的“藏焉、修焉、息焉、游焉”的地方。所谓“时”，是指什么？就是春、秋、冬、夏。凡是学习学业，都要看时节是否适宜。春夏属阳，阳气发散舒展，春天教乐，乐是和平之音；夏天教诗，诗有温厚之效，都主于发散舒展。秋冬属阴，阴气收敛藏匿，秋天教礼，礼是严整凝重的体制；冬天教书，书有骏肃之意，都主于收敛藏匿。《文王世子》篇说：“春夏学习干戈，秋冬学习羽籥。”郑玄注解说：“干戈在动作之时学习，羽籥在安静之时学习。”其意义正与此相同。又说“春诵、夏弦”，注解说：“诵指歌乐，弦指以声播诗。阳气主事时就用声音学习，阴气主事时就用事务学习。”四季分别学习，其说法是一致的。先王制定制度，必定这样区分类别，是因为学业专一才能精通，功夫分散就会杂乱。再查《内则》篇：“十三岁学乐诵诗，二十岁学礼。”可见初学入门之初，正是按照年龄长幼来确定学习的次序，难道有乐正教导国子却不随时节设立教育的吗？有人或许说，诗、书、执礼，是圣人雅言的教育，断没有四季各学一经的道理。他们不知道，圣门弟子学业成就，圣人尚且必须时时提醒督促，是想让他们学而不厌。总之，四术兼习的，是学业大成之时；四术分习的，是小学之年。有合适的人，有恰当的方法，又有适宜的时机，这样造就人才就有方，贤才就会涌现，辨别官员才能的方法就完备了。那么乐正用来教导士人的责任，难道不非常重大吗？

《礼记》

竭尽他们的聪明才智，致其忠爱之心以尽职责

监察御史臣孙灏

陈澔说：“明视聪听，而在言辞神色之间察验；忠爱恻怛，而在言语意图之外体察。大概这样就可以完全了解实情了。”

臣谨按《王制》说：“听取五刑的诉讼，而说‘悉其聪明’，就是辞听、色听之类；‘致其忠爱’，就是哀矜勿喜的意思。”自古以来，明慎明刑的根本，没有比这两句话更曲折详尽的了。确实因为凡是狱案的形成，必定有其实情；实情隐藏而难以窥探的，可以察验而知晓；实情委屈而自我显露的，必定要以仁爱感化。没有聪明就无法洞察欺诈虚伪的变化，而击断的能力也不在其中；没有忠爱就无法存留恻隐的公心，而姑息之恩也不在其中。聪明，是明察；忠爱则是真诚罢了。明察则事物没有遁形的实情，而真诚则可以感动他人。像这样狱案的实情就穷尽了，治狱的道理也就穷尽了。况且这两者尤其以忠爱为根本吗？明察不出于真诚，那么明察就不是真正的明察了。至于真诚，则没有不明察的。这可以看出忠信之长，慈惠之师，他们决断狱案必定神妙。又可以看出诪张为幻，终究不能在仁人君子面前得逞，而俗吏不察，反而用一切之法来操持，这是错误的。况且狱案必定在初情时确定，而法律没有比开始审理时更详细的。他们先前不明不诚，已经增加言辞掩饰是非来定其罪，后来虽然有明察宽恕的才能，谁又能去辩白呢？汉景帝诏书说：“狱案有疑问的，向有关官员谳问，有关官员不能决断的，移送廷尉谳问。”向廷尉谳问的，只是狱辞罢了，其中析律不当，用法不平，固然有从言辞中察验而得到疑问的，但必定不能从无疑问的言辞中察验而得到实情。如果从无疑问的言辞中察验而得不到疑问，这狱案就确定了。然而又怎么知道没有像路温舒所说的：“在捶楚之下，何求不得呢。”成炼者众多，文致之罪明显。奏当之成，即使皋陶来听审，也有余辜。这最足以痛惜。天下每年断狱千百，廷平之官不过数人，而有司的贤不肖，纷然不齐。所以“悉其聪明，致其忠爱”等等，大小官吏应当如何尽心呢？虞舜命令刑官说：“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周书立政说：“太史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此式有慎，以列用中罚。”说“钦恤”，说“敬慎”，而至诚恻怛之隐，自然流贯其中，这又是忠爱的根本，而聪明的作用所从出的地方。

《礼记》

有圭璧、金璋不卖于市，命服、命车不卖于市，宗庙之器不卖于市，牺牲不卖于市，戎器不卖于市，用器不中度不卖于市，兵车不中度不卖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宽狭不中量不卖于市，奸色乱正色不卖于市，锦文、珠玉成器不卖于市，衣服、饮食不卖于市，五谷不

译当时，果实没有成熟不在市场上出售，树木不符合砍伐标准不在市场上出售，禽兽、鱼鳖不符合捕杀标准不在市场上出售。

译给事中吴元安上言：

我谨查考《周礼》，司市掌管市场的治理、教化、政令，用以调节财物流通。凡是市场上禁止虚假装饰的规定，针对百姓的有十二条，针对商人的有十二条，针对行商的有十二条，针对工匠的有十二条。起初我私下怀疑这些规定繁琐曲折，对治理国家并无益处。直到如今思考，才明白这是为了杜绝奢侈僭越，防止败坏世风，大力维持教化，使百姓每日节省爱惜资源而不自知。大概习俗的敦厚淳朴，形成于人心的朴素；人心的朴素，源于淫靡巧诈之风的未滋生；淫靡巧诈之风的未滋生，在于务本务农而崇尚节俭。而那些荡涤节俭本源、开启淫巧端倪、凿破朴素之心、败坏敦厚教化的祸端，一旦开启，便始于市场。况且市场日益趋向虚伪，也是其势不得不然。为什么呢？五大都市的市场，百货纷繁陈列，有一种不齐全的就不卖；有一种不精良的就不卖。齐全了，精良了，有一种不奇异、不新颖的就不卖。所以奸商蛀贾，穷尽其耳目心思，争夺万物之先，作为必定能卖出的手段。他们只知道利益所在，所以趋之若鹜，哪里还顾及其他呢！圣王预先洞察流弊的极致，所以设立严厉禁令来防范。想要百姓崇尚朴素，所以有禁止金、璧、圭、璋、锦、文、珠玉的规定；想要百姓安守本分，所以有禁止兵器、兵车的规定；想要百姓不追逐邪道，所以有禁止奸色、扰乱正色的规定。至于命服、命车、宗庙的器物，原本就不是士人百姓家庭所应有的，禁止它们，理所当然。至于布帛、五谷、果实、林木、禽兽鱼鳖之类，这固然是民间日常所需。其精粗、长短、大小、宽窄的区别，似乎可以听任百姓自便，却一定要斤斤计较于符合中度、中数、中量、中伐、中杀的规范，为什么呢？圣王说：“天地生产财物有定数，各种生物攻取日益频繁，如果不严格设立禁令来防范，我担心会滋长人们的嗜好，从而严重损害天然物产。”我观察圣王时代，有一个人必定责成他做一个人的事，治理一件事，才开始享受一件事的报酬。所以闾师的职责说：“凡是不蓄养牲畜的，祭祀没有牺牲；不耕种的，祭祀没有盛黍稷的祭品；不养蚕的，没有丝帛；不纺绩的，没有衰麻。”这都是为了羞耻那些不勤勉的人。而那些闲散百姓属于游手好闲、饮食于市，哪一项不是司虣所禁止的？如果让游手好闲无业的人，带着钱财进入市场，就可以免于饥寒，百姓又何苦不趋向安逸享乐呢？这就是“衣服饮食不粥”这一细微含义，而也就是谨慎管理民财的一个方面吧？虽然如此，这不过是末节罢了。董仲舒说：上位者教化下位者，下位者顺从上位者，就像泥土在陶轮上，全凭陶工塑造；就像金属在熔炉中，全凭冶工铸造。如果真能使君主亲身践行节俭，以激励天下，焚烧雉头裘，拒绝千里马，珍惜中等百姓十家的财产。不珍视奇异之物而珍视实用之物，不宝贵金玉而宝贵豆粟。下至三公九卿，时常凛然保持素丝般的廉洁；世家贵族，严格遵守合乎礼制的风气。难道一定要等到命令市场缴纳价格，才知道百姓的好恶没有偏颇吗？像这样如果奇异华丽的源头不断绝，淫靡巧诈的风气不熄灭，奢侈僭越的习气不革除，朴素的风俗不形成，那么我不敢相信。古代前朝后市，确实是重视这件事。难道只有王制是这样吗？

《御览经史讲义》卷二十一

《子部·儒家类·御览经史讲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览经史讲义》卷二十二

《礼记》

盛德在木

编修陆嘉颖上言：

孔颖达说：“天以覆盖养育百姓为德，春天则是天生育万物，盛德在于木位。”

我谨查考：造化的运行循环旋转，只有春天在寅月，是一年的开始，天道发育的意旨，在这里泄露其奥秘，而五行的次序符合生物之心。这就是《月令》中天子迎春一事，有“盛德在木”的说法。如今上天的德，广大啊，天运四时，总以生成万物为功劳。生物的开始叫元，在时令就是春；生物的通达叫亨，在时令就是夏；生物的顺利叫利，在时令就是秋；生物的成就叫贞，在时令就是冬。四时的推移，各自运行而没有错杂，而唯独春的德，与冬相交接，贞下起元，天地相交而二气相通，在卦象为泰。从子到寅，三阳生而三才之道都具备。然后夏长、秋收、冬藏，依次乘除，而万物生息无穷。这是天有元亨利贞四德，而元无不统摄，因此有春夏秋冬四序，而春生之气无不统摄。其为盛德，本来就是这样。至于仁主春生，东方属木。《易·系辞》说：“万物出乎震。”《公羊传》疏说：“阳气施生，是爱利之道。”这就是春是养生的首要，木在这里畅茂。曾经用五行来论述，有用水火木金土说的，这是运行的次序；有用木火土金水说的，这是生成的次序。大概木生于河图天三之位，专属于阳，而它运行于春，也是阳。阳的发达在木，有定质。《月令》所说的盛德，固然是取其相生，以彰显春令的发生罢了。况且天运四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