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览经史讲义卷五

译朱熹在《本义》中说：“地处在沼泽之上，是上临下之象。教化无穷尽的，是兑卦；包容无界限的，是坤卦。”

译臣谨按《天泽》篇说：履卦，履是以下位承奉上位。《地泽》篇说：临卦，临是以尊贵者莅临卑下者。万物没有不尊崇天而亲近地的，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而王者之所以崇尚效法天、卑下效法地，都是取法于此。《系辞》说：“坤，就是地，万物都在其中得到滋养。”又说：“使万物喜悦的，没有比泽更令人喜悦的了。”既然喜悦而顺从，临治百姓的道理就完备了。而《彖传》必定用刚健逐渐增长、刚健居中而得到应和来解释“临”的含义，大概是因为喜悦而顺从的道理，必须有至为刚健者在其中主持，然后才能大为亨通而端正，从而符合天的道理。这就是董仲舒所说的阳常以生育长养为职事，而阴常积聚在空虚不用的地方。那相连的泽的功效，朋友凭借它来讲习；厚载的德行，万物纳入其中而包容宏大。所以说：“喜悦，说的是兑卦；致力役使的是坤卦。”因此，教化没有穷尽，包容没有边界，都是临治百姓的人不得不做的事。然而说到教化必定联系着思虑，说到包容必定推及到保全，由此可以看出，教化不仅仅是命令的谆谆告诫，包容也不仅仅是度量上的超越。乡学党庠用来教化百姓非常详细，而琴书干羽都承载着深宫中的德意，通过周流传播从而感发百姓的性情，并深入骨髓。划定井田疆界、安排庐舍来安定他们的居所，通过比闾族党来联结情谊，制定节度、谨慎法度来丰厚他们的生活。想要的就聚集，厌恶的不施加，一定要使天下之大、九州之远，都能安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常道，从而实现上事父母、下养子孙的愿望。这就是所说的像对待婴儿一样保全他们，像对待伤者一样看待他们。孟子说圣人教化百姓：“慰劳他们、招徕他们、匡正他们、端正他们、辅助他们、扶持他们，让他们自己有所得，然后又进而振兴他们的德行。”由此可以知道圣人的心思，没有一刻不与百姓的日常饮食相流通，而他所说的保全百姓，就是把这种心加诸于百姓，从家庭到邦国，直到四海。难道还有这边那边界限的分别吗？又听说，《易》中说的君子，是指“君临上位，子爱下民”，是通指天子、诸侯，兼指公卿大夫、有封地的人而言的。然而树立后王、君公，承接着大夫、师长，必定统属于首出庶物的一人，所以必须有知人善任的能力，然后才能竭尽作君作师的职责。这就是六五爻说“知临”，是大君应有的。有知周万物的能力，必定有仁覆天下的度量，其积累极为深厚，然后运用起来就不费力。这就是上六爻说“敦临，吉，无咎”的原因。《中庸》说：“只有天下至圣，才能聪。”明智睿智足以临治，这是知临的含义。它说德行积累在内而显现在外，首先表现为宽裕温柔，这是敦临的含义。那么，教化思虑没有穷尽，包容保全百姓没有边界，如果不是知识的穷尽、仁爱的极致，以及完全具备自强不息的勇敢，谁能参与这件事呢？

《周易》

《象传》说：泽上有地，是临卦；君子因此教化思虑没有穷尽，包容保全百姓没有边界。

侍讲臣冯秉仁

胡氏炳文说：不仅仅说教化，而说教化思虑，其意思像兑泽那样深；不仅仅说保全百姓，而说包容保全，其度量像坤土那样大。臣谨按：帝王抚有寰宇，海隅归向，四方顺从，本来就是要举万民之众，登上安适之境，敦厚礼让，达到太平的福祉，而成久道化成之治。所以首出庶物，取象于乾；厚德载物，取势于坤；包容百姓、畜养民众，则师道的道理昌盛；辅助相成、裁成万物，则泰卦的爻辞显著。为养为教，《易》的说法，非常完备。而泽上有地，更取义于临卦，对于君民相接的情谊，大概有恳切言之的意思吧？如今苍天在上，是天临下，终古光明；日月临下，而没有比天更高的。日月无私照耀，承奉在下的人，往往只防备其覆盖而忘记其恩德，其象就是这样。只有地上的泽，滴滴必归，没有源头不深掘，说的是茹纳有包育的能力，说的是积渐有涵濡的力量。其气相通，其情相洽，圣人观察此象，而即以教化思虑没有穷尽、包容保全没有边界，归于君子，其取义实在宏大且真挚。大概九重之上，防远堂高，而人君以百姓疾苦为怀，则没有远方不到，所以庄严地临治、以威严临治，而实际上是以恩惠临治。所以说到教化又说到思虑，是说条教诰训的颁布如涣汗般浅显，而委曲开导的意思，实在系于天子的隐忧；说到保全又说到包容，是说蠲免租税、赈济借贷的施予是旷典，而维持调防的能力，实在发自皇心的诚恳。不然，一人不得其所，是我的罪过，百姓不知礼，未产生恭敬，将所谓无穷无疆者，与地泽之义，不是大相径庭吗？《尚书》二典的训诫说：“饮食要适时，恭敬地敷布五教。”三代以来，凛然以民为邦本，而始修人纪，视民如伤，生于其时的人，承风而动，歌乐只〇乎，尚矣。也越汉唐以后，力田有诏，学校有式，躬行至道以示四方，务兹稼穑以臻仁政，岂不是因为民犹水也？不拯其流，将无所至极，君实临之，风化之行，必由近开始。于是以教化以养育，浃髓沦肌，重熙累洽，直到百年

译经过一个世纪的久远，人们依然感戴恩泽而不曾断绝。因为教化无穷无尽，所以其思念确实深远；因为保护没有边界，所以其包容确实宏大。如果将这些道理衡量于地泽相交、阴阳二气、刚柔作用之中，确实有相符合之处。那么，作为君主的人，究竟凭借什么道理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唐代陆贽在奏疏中说：“君主治理天下的道理，是以养育百姓为心，虽然身处深宫九重，但思虑却遍及四方。就近从自身取比，就像病痛瘙痒关乎四肢一样切身；就远从万物取比，就像各类生物仰赖日月照耀一样。所以即使时有灾祸，百姓也不会流离失所，他们依赖上天必定能听到他们的声音，知道君主的恩泽正在浸润。”至今试着依据他的学说加以参验探究：百姓饥饿溺水，就是教化思念中的“思”；百姓想要自立自达，就是包容保护中的“容”。教导人行善，叫做忠。用什么来守住君位？回答说：仁。忠和仁，难道是从外部借助权术得来的吗？也只是端正于君主内心时常存有的常道罢了。如果国家道路升平，士人百姓安居乐业，而保护百姓如婴儿般的诚心，正殷切地供给需求、养育欲望，急切地补救弊端、纠正偏颇，那么上下之气就会通达，地泽之情就会融洽。凭借这些来召唤天地的祥和，从而继承唐尧、虞舜和三代的治世，有什么困难呢？

译《周易》

《象传》说：泽上有地，这是临卦的卦象；君子因此以教化思考无穷无尽，以宽容保护百姓没有边界。

编修臣张若需

蔡清说：“慰劳他们，安抚他们，匡正他们，引导他们，辅助他们，护持他们，使他们自然获得道理，又进而振奋他们的德行，由此可见君子教化思考的无穷无尽。百姓，是我的同胞，一定要让他们都享受他们的快乐，获得他们的利益，由此可见君子宽容保护百姓的没有边界。”

臣谨按：治理天下的道理，不外乎教化与养育两个方面。唐尧虞舜的时代尚且如此，任命契为司徒，就说“恭敬地敷陈五种教化”；任命弃为后稷，就说“适时地播种百谷”。用来端正道德、便利使用、丰厚生活的，功绩次序只有歌颂，使他们不要败坏。夏商周三代以来，教化百姓的道理更加详细，保护百姓的政治更加完备，而良法美意尤其没有比《周礼》一书更完备的了。我曾经考察过：“地官司徒掌管国家的教化典籍”，称为“教典”，职务称为“教职”，卦象称为“教象”，法则称为“教法”，官员称为“教官”。教官的属官，似乎专门为教化而设置。然而观察大司徒的职责，主管土地疆域的政事，通过土地会聚来辨别物产生成，通过土地适宜来辨别名物，通过土均的法度来制定土地赋税，然后施行十二种教化。兴起乡里的三物，用五礼来教化中正以防备虚伪，用六乐来教化和顺以防备情欲。其属官从乡师到比长，有考核德行、考察道艺、每月吉日宣读法令的规定；从遂人到邻长，有授予田野、教导耕种、三年兴起百姓的制度。而且师氏、保氏在上司谏诤，司救在下训导；廪人根据数目管理国家用度，司稼均衡百姓饮食；下至土壤改良的法度、蓄水排水的适宜，无不由专职官员掌管，施行禁令。然后才知道圣人对百姓，一定要先有办法尽地利，然后才可以善人心；既然有办法善人心，然后才可以恢复民性。成周时期教化养育的法度，分别体现在六官之中，而司徒独自具备其全部。虽然其条目布置先后不一，以显示教化不徒然施行，养育有兼济之效，而使百姓相生相爱的器具，实际上参差错落而同时施行。典籍所载，细微详尽，没有不是圣人精神智虑所寄托的，而运筹谋划的广大，固然恢恢乎将万物容纳于宽厚之中。因此治理之术多端，根本在于建立极则；教化无穷，系于思考；保护百姓无疆，实在于宽容。假使在出身为民之际，没有至诚恺恻之意，与之长久相伴，那么徒有法度不能自行，将有久而必败的趋势。而一切苟且迁就的治理，仅能补救于一隅，不能普遍美化利益于远近，都是君子所不说的。那么太平盛世，道德教化融洽于人心，经纶遍布于海宇，优游渐渍深入其中，旁皇周浃，遍及无外，像涵濡于兑泽，安持载于坤地，戴天履地的伦常，有几个忘记帝力于何有的？不将超越官礼的隆盛规范，而达到勋华之上的治理吗？

《周易》

《象传》说：泽上有地，这是临卦；君子因此以教化思考无穷无尽，以宽容保护百姓无疆。

监察御史臣金溶

朱熹本义说：“二者都是临下之事，教化无穷，是兑卦的特性；宽容无疆，是坤卦的特性。”

臣谨按：人君临天下，统御寰区，不是徒然拥有崇高的地位，擅专威福的权柄。其精神智虑，常关注于匹夫匹妇的隐情，而协调他们的性情，谋划他们的家室。其念之诚，有加无已；其量之宏，无远弗周。所以读《易》到兑下坤上的临卦，而感叹圣帝明王之所以为百姓谋划的，至深且远。大概天下最愚昧的，是百姓；天不忍心让他们终于愚昧，于是产生先觉的圣人，作为他们的老师，而教化由此确立。天下最涣散的，是百姓；天不忍心让他们稍有颠连，于是有继天的元首，作为他们的君主，而养育由此兴起。而《易》卦的临，具备此义。而且泽取润物，有浸润不已的意思，所以教化而深之以思考；地取载物，有含蓄无尽的意思，所以保护而深之以宽容。固不徒沾沾于教养的虚名，而确有与泽俱深，与地俱永的实际。但从来上之所施于民，民之所厚期于上，举不外乎此教养二事；而二事之中，又有先后的分别，缓急的差异，不可不察。《尚书》说：“资富能训。”孟子说：“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有了菽粟如水火，百姓哪有不好的？”是谋生之不及，那么虽有党庠术序，能驯服其耳目，终究不能融洽其心思，为什么呢？志向有分别。民生有蕃衍之势，固不能无所资而立；天地的自然之利，亦不能无所待而开。一人不耕，或受之饥；一人不织，或受之寒；而复有山川的限隔，时世的变迁，地势的广狭，风俗的厚薄，气运的盛衰，极纷纭不齐之致。要使天下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无一不在包含徧覆之中，而获得长养生全之庆，此亦事之最难区划经营也。而圣人于此，若有不敢畏其难者，急迫恳切，有其法，不徒恃其法，而法外更有运用；有其泽，不徒恃其泽，而法外更有恩勤

译竭尽人们的思虑，神妙地规划治理，务必使土地没有废弃的资源，人们没有闲置的劳力，不局限于眼前的利益，不谋求微小的好处，从而受到恩泽的滋润而达到极大的丰饶美好。这就是所说的以仁德为根本、以养育百姓为重任，顺应天道而保有天下的人，正是如此。因此，家家户户都能得到封赏，亲近贤人而自身富足，衣食充足而礼让之风兴起，物资积蓄之后礼制才能建立，将有相互因循而逐渐达到的境界。所以，在养育之前先论述教化，是王道得以成就的关键；在教化之前先论述养育，是王道得以开始的根基。养育作为形势难以实现，且紧迫；教化作为方法容易施行，且缓慢。观察《临》卦的卦象，那么实现大治的能事就全部完成了。

译周易

君子因此教化思虑没有穷尽，包容保护百姓没有边界。

侍读臣周玉章

臣谨按：上天生育百姓并为他们设立君主，百姓拥戴君主为元首，亲近君主如父母，君主必须融合天下人的身心而陶冶教化他们，汇聚亿万家庭而使其安康治理，才能胜任治理百姓的职责。大概所谓“临”，不仅仅是以尊贵驾驭卑贱、以卑下承奉尊贵的意思，而是说君主有教化百姓的方法，有保护百姓的措施。唐尧虞舜的时代，九项功业井然有序，九项事务歌颂不绝，施行教化在于宽厚，安定百姓在于恩惠，他们用来嘉奖恩惠百姓的用心非常深厚。夏商周三代以来，法律制度非常完备，修定六礼来节制百姓的性情，阐明七教来兴起百姓的德行，整齐八政来防止淫乱，统一道德来同化风俗，奉养老人来倡导孝道，抚恤孤寡来救济不足。从司徒、司空以下，直到乐正、党正、比长、族师，都是主管教化百姓的官员。载师、闾师、遂人、均人等，都是分担保护百姓职责的官员。因此民风淳朴茂盛，诉讼案件减少停息，衣食丰饶充足，灾祸不生，和乐太平的盛世景象就是这样。教化不依赖方法的繁多，而贵在拥有这种教诲人不厌倦的心；保护固然期望恩泽的深厚，而尤其重视这种无所不包的胸怀。阅读《临》卦的象辞就可以明白了。胡氏炳文说：“不仅仅说教化，而说教化思虑，其心意如同兑泽般深沉；不仅仅说保护百姓，而说包容保护百姓，其度量如同坤土般广大。”大概推崇四种技艺，设立四种教化，党庠、术序有教化的场所，诗书礼乐有教化的文献，举荐贤能以示鼓励，鞭挞郊遂以示惩戒，教化百姓的方法已经完备。而君子勤勉恳切的心意，没有片刻停息，只希望家家都有孝悌，户户都是淳朴善良，与百姓日渐月摩，深入肌骨，教化思虑没有穷尽，这就是程子所说的“至诚无斁”。任命九种职事，确定九种赋税，农桑畜牧培育根本，山林川泽获取材料，比闾族党安定居所，兵甲车乘抵御祸患，保护百姓的制度非常详细。而君子“民胞物与”的胸怀，扩展得越来越宏大，真正觉得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必定使没有一个无辜受罪的人，天涯海角没有不被恩泽覆盖的地方，包容保护没有边界，这就是程子所说的“广大无限”。用善来教导人叫做忠，如果治理天下的人能曲成万物，连昆虫草木都能受到他的光辉照耀，那么那些有生命有性灵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一个低级的士人，留心利益万物，必定有所成就；如果治理天下的人能覆盖庇护苍生，即使历经万年，百姓仍然享受他的乐利，而当时那些饮和食德的人更是怎样呢？教化的思虑真是无穷无尽啊，包容保护的境界真是没有边界啊。《兑》卦的象辞说：“君子因此与朋友讲习。”《坤》卦的象辞说：“君子因此以厚德载物，直到兑与坤相合，而以上临下的象呈现出来。君子观察这个象，效法兑泽的意义，诚信感化群黎；体悟坤厚的德行，赐福给兆民。尧舜禹汤文武治理百姓，都遵循这条道路。

周易

君子因此教化思虑没有穷尽，包容保护百姓没有 boundary。

编修臣孙人龙

朱子说：“这两者都是治理下属的事情，教化没有穷尽的是兑泽；包容没有边界的是坤地。”

蔡清说：“慰劳他们，招抚他们，匡正他们，直导他们，辅助他们，羽翼他们，使他们自己有所得，又进而振奋他们的德行。这可以看出君子教化思虑没有穷尽。百姓，是我的同胞；以至于鳏寡孤独，都是我的兄弟中颠沛流离而无告的人，必定使他们都能享受他们的快乐，获得他们的利益。这可以看出君子包容保护百姓没有边界。”

臣谨按：先儒说泽上有地，其象为临。治理下属的方法，不外乎教化与养育两个方面。而泽以浸润深入为义，所以有教导人的意思，不仅仅说教化，而说教化思虑，是因为其意念必定像兑泽那样深沉而真诚不厌倦。地以逐渐覆盖广阔为义，所以有容受人的意思，不仅仅说包容百姓，而说包容保护百姓，是因为其度量必定像坤地那样广大而博厚无遗漏。这是君子善于体悟临卦意义的原因。我曾经思考，百姓是朝廷的赤子。所以唐代刘蕡说应该让慈爱的人亲近养育他们，像保傅一样，像哺乳一样，像老师训导一样，然后百姓对于上级，尊敬他们如神明，爱戴他们如父母。宋代欧阳修也说：“唐尧虞舜三代制定的法度，他们考虑百姓的心意非常精细，治理百姓的工具非常完备，防范百姓的方法非常周密，诱导百姓的道理非常笃实。勤勉地施行而遍及万物，逐渐浸润而深入人心。所以百姓的生活，不在南亩用力耕作，就在礼乐之间从事；不在家里，就在学校。耳闻目见，无非是仁义道德，而趋向它不知道疲倦。”这就是说治理天下的人，建立教化兴起养育，固然只有至诚不息贯穿于每日万机之中，而那些负有地方民生责任的官员，尤其必须仰承圣上的德意，辅助教化宣扬谋略。凡是制定田里制度，减轻赋税，设立学校，建立师儒，不仅仅是奉行旧例而已，务必本着实心实行实政，而开辟衣食的来源，兴起礼让的教化，逐渐浸润涵濡，用来恢复百姓本性始终不倦，广博深厚，用来成就百姓生活远近周全。这样然后风俗美好而教化施行，才能在亿万年中奏出太平盛世的治理。《周易》

君子因此教化思虑没有穷尽，包容保护百姓没有 border。

监察御史臣李清芳

朱子注说：“地临于泽

译君临臣下。这两者都是君临臣下的事。教化没有穷尽的，是兑卦；包容没有边界的，是坤卦。

译臣谨按此章地泽之象，圣人系之以辞，是以人君教养百姓为言，由此可见人君代天治理万物，必定要使天地之间无一物不能顺遂其生存，恢复其本性，从而使整个时代达到太平正直的盛世，然后才能参赞天地人三才而确立准则。为什么呢？泽水深沉而没有间隙，浸润滋润，它施加于万物，没有不繁荣生长的；大地广阔而没有边界，广博深厚，它惠及万物，没有不通达亨顺的。君子效法泽水而施行教化，就用仁德逐渐感化百姓，用义理切磋砥砺百姓，用礼制节制规范百姓，使他们都能保全本性中固有的善质，履行职分中应当做的事，这样圣人的心才安定；效法大地而包容保护，就用休养生息来养育百姓，用安守本分来安定风俗，用荒政措施来聚集百姓，使器具便利而财物丰足，家家户户充实而妇女儿童安宁，这样圣人的心才畅快。然而论其次序，则是养育先于教化，百姓富裕了才讲究道德，衣食充足了然后才知道礼义；论其极致，则是教化深于养育，百姓可以让他们遵循，不可以让他们知道所以然，自我更新必定要推广到使百姓更新，所以广泛赐予百姓道义，必定以会通极致、归向极致为最高境界。至于包容保护的实事，只是说制定田地住宅的规制，教导百姓种植畜牧，《周官》向万民颁布十二种职事，使各自尽力做到极点，没有荒废的土地，没有游荡的百姓，饮食有节制，事务合时宜，百姓都安居乐业；教化的实事，只是说设立大学以教育国人，建立庠序以教化邑人，用五礼来教化中正，用六乐来教化和谐，用六德、六行、六艺这三类事物来选拔贤能罢了。至于谋求衣食，难道要一一依赖上级供给吗？百姓生活丰厚，难道是靠在上位者的赏赐吗？然而这些职责都在于君主，大概是因为天生百姓而设立君主，君主聪明睿智足以统御天下，那么光照天下直至海边的百姓，无不寄托性命，这就是圣人之所以引为己任而恳切不懈的原因，如同泽水之深，浑然无涯的教化；如同大地之大，裁成辅助，参赞化育，以此来君临万邦，难道不盛大吗？

周易

六五，以智慧临下，是大君所适宜的。吉祥。象传说：大君所适宜的，是说实行中道。

检讨臣吕炽

程子说：“六五以柔顺中正之德，居于尊位而向下应和九二刚中之臣，这是能够倚任九二，不劳而治，以智慧临下的人。以一人之身，临御天下之广，如果区区自任，怎能周遍万事呢？自任其智的，恰恰足以成为不知。只有能取天下之善，任用天下之聪明，才无所不周。这是不自任其智，那么他的智慧就大了。六五顺应九二刚中之贤，任用他来临下，就是自己以明智临御天下，是大君所适宜的。其吉祥可知。”又说：“君臣道合，以气类相求。六五有中德，所以能倚任刚中之贤，得到大君之宜，成就知临之功。大概是由于实行其中德。”

朱子说：“以柔居中，下应九二，不自用而任用他人，这是知临的事，是大君所适宜的，吉祥之道。”

臣谨按卦的爻辞及小象都没有明确说出任人的意义，而注易者推求其义，因为六五与九二是正应，是能够虚怀以听，所以都以不自用而任人来谈论。正与《中庸》“舜其大知也与”一章意义相合。大概人君临御天下，所管辖的范围大，一人的耳目不敌众人的闻见，只有广询博采，广泛接受并施行，那么合天下之聪明，都是一己之聪明，其智慧就大了。这就是舜的好问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传又归结为行中。臣认为这有两层意义：一是君主能行中，那么居心处事没有偏私，所以能任用贤才而不二心，以成就其智慧；一是人君听取天下之言，其中过与不及也参差不齐，只有斟酌最恰当不可改变者付诸施行，那么咨询众人而决断于君主，其权衡仍在君主而不在臣下。这样然后道理没有不得到的，而各种功业都兴盛。这就是舜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程子对于后一说法似乎尚未及要而论之。临御天下者没有比智慧更珍贵的，所以《周书》说：“真正聪明作为元首，元首作为百姓父母。”《商书》则说：“看得远称为明，听得德称为聪。”《虞书》则说：“明四目，达四聪。”这些都与知临的说法相发明。而智慧没有比行中更珍贵的，《虞书》说“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商书》说“建中于民”，《周书》说“率自中，无作聪明乱旧章。”这些都与行中的说法相发明。大概临卦上卦为坤，所以取藏知之义；六五爻居中，所以取行中之义。遵循这个而不废弃，即所谓上六的敦临，是说敦厚于临，所以吉祥而无咎。难道不是保存此大知用中的德，加上至诚不息的功夫，所以能使天下达到极盛之治吗？

周易

六五，以智慧临下，是大君所适宜的。吉。象传说：大君所适宜的，是说实行中道

监察御史臣周祖荣

程子说：“六五有中德能倚任刚中之贤，得到大君之宜，成知临之功。大概是由于行其中德。”

臣谨按：人臣之知，居于

译偏执一端，以明白与否作为衡量标准，因此那些背负重任的长者，都能在治国上显现功效。君主的智慧，旨在达到中正，以适宜与否作为衡量标准，因此那些不能遍察万物的人，自然足以被他人任用。古代被称为大智的人，没有比得上舜的，他唯独不自我逞强而向他人取法，于是成就了把握两端而执守中道的治理。临卦的六五爻，大概就是这样吧？以柔顺中正居于尊位，有六四作为辅相，能够坚守正道而亲近贤人；有九二作为呼应，能够竭尽忠诚以侍奉君主。于是汇聚天下的智慧，来成就君主一人的智慧，又凭借君主一人的智慧，来运用天下的智慧，这难道不是聪明睿智足以统御天下的表现吗？然而所谓适宜，是指什么呢？君主确立一项政令而不能在天下推行，不能称为适宜；君主推行一项政令而不能与中道相协调，也不能称为适宜。《象传》以“行中”作为大君的适宜，是说能够践行中道，就必定虚怀若谷、任用他人，汇集众人的善行以成就统一。所以说这是适宜啊。君主的道义没有比养育百姓更优先的，而鼓励农耕、督促蚕桑，依靠他人才能治理；没有比教化百姓更重要的，而议定礼仪、端正音乐，得到合适的人才能兴盛。只有懂得临御的主君，明于简拔贤才，在政令尚未推行时，有咨询的诚意，有讨论辩驳的典章，掌握在权衡鉴察者手中，可见其选择中道的精微。等到政令将要推行时，有股肱之臣的寄托，有心腹之臣的托付，落实在委任者身上，可见其执守中道的专一。凭借这样的方式临御天下，所谓教化思虑无穷、包容保全百姓没有边界，不费辛劳而自然达成。这确实是神灵首出、左右都适宜的吗？关键在于中道而说“行”，是讲它的功用。如果论及它的本体，那必定系于君主的心吗？天命宽厚幽深，能够洞察万物变化的本源，清明存在于自身，能够建立至高无上的准则。大君为天下得到合适的人才，而天职得以显明，众事得以兴盛。所有百姓，没有不协调于中道的，如果不是我心中的权度精切无误，怎么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所以说：为政在于得人，而得人在于修身。

译周易

六五：以智慧临民，是大君所适宜的，吉祥。

给事中【臣】宫焕文

朱熹说：“以柔顺居于中位，下与九二相应，不刚愎自用而能任用他人，这是以智慧临民的事，也是大君所适宜的，是吉祥的道理。”

程颐说：“五以柔顺中正之体，居于尊位，而下与九二刚健中正的大臣相应，能够倚重并任用九二，不劳而治，以智慧临下，这是大君所适宜的。其吉祥可知。”

【臣】谨按：临卦取义，从爻的阴阳来说，是刚临柔；从卦象的地泽来说，是上临下，都是己临人的意思，这是君道。卦中的六五，居于大君之位，秉持坤卦的顺承，实现兑卦的悦乐，本应作为君主而无不吉祥。然而必须下应九二刚健中正的大臣，才称得上是“知临”，成为大君所适宜而吉祥的原因，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君主以一人之身居于巍巍之上，以一心运筹于茫茫之中，对于天下的人和事，固然都有临御的关系。但是要想以道济天下，必须先以智慧周遍万物；而要想智慧周遍万物，如果仅仅依靠一己之智去周遍，未必真的能周遍而无遗漏。《中庸》说：“至圣的聪明睿智足以临御天下”，并不是说役使我的耳目，运用我的心思，去求尽天下无穷无尽的事物。只是不刚愎自用我的聪明，而能运用天下人的耳朵作为我的聪明，那么我的聪明就没有听不到的；不刚愎自用我的明察，而能运用天下人的眼睛作为我的明察，那么我的明察就没有看不见的；不刚愎自用我的睿智，而能运用天下人的心思作为我的睿智，那么我的睿哲就没有不通达的，而我的智慧就没有不知道的。《尚书》称：“能识人就是明智，能任用官员。”又说：“辅佐的大臣在于人，刚毅的大臣在于圣明。”《诗经》说：“王有很多吉士，都是君子所任用的。”又说：“辅佐我的重任，向我展示显赫的德行。”这些都是不自用而任用他人的道理，是以智慧临民的事。因此自古圣帝哲王，没有不在求贤上辛劳而在任人上安逸的。三代以前，如尧得到舜，舜得到禹、皋陶，成汤得到伊尹，武丁得到傅说，文王武王得到周公、召公、太公望、散宜生，本来都是任用贤才没有二心，从而成就堂陛间同一德行的美善。三代以后，如汉朝得到萧何、曹参、丙吉、魏相，昭烈帝得到诸葛亮，唐朝得到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宋朝得到范文正、范希文、富弼、韩琦、欧阳修、司马光等贤臣，也都是知人善任，从而收到朝廷与官府一体的功效。这些作为大君适宜临下的吉祥，尤其彰明较著。曾经考察程子的说法说：“君主贵在明察而不贵在苛察，臣子贵在正直而不贵在权变。”现在考察临卦的刚中，如九二，是臣道的正直；柔中如六五，是君道的明察。五只以君主的明察任用臣子的正直，所以能上下交相信任，而德行合于中道。《象传》说：“大君所适宜的，说的是行中道。”是说他能以智慧行中道。只有中道所在而智慧能及，因而倚重任用，那么君臣之道就相合了。君臣之道相合，用它来临御百官，百官就治理好了；用它来临御万民，万民就明察了。由此教化思虑无穷，天下欢欣鼓舞，其教化深远莫测其用，包容保护无边无际。天下沉浸在其德行中而不知其功绩，这难道不是至圣明君的隆盛法度，元首的伟绩吗？再参看其他卦，从临卦进而为泰卦。泰卦的六五，其占辞说：“以祉元吉。”大概也是取下应九二，任用贤才而成就交泰的功业。由此可知取人为大，自用则小。明君良臣喜起，千古昭著，关键在于我手中的权衡精切不差。这样然后能收到公听并观的好处，没有偏信专任的私弊，这又在于任用他人之前的存心了。

周易

六五：以智慧临民，是大君所适宜的，吉。

监察御史【臣】张孝挰

程颐传文说：“五以柔顺中正之体，居于尊位而下与九二刚健中正的大臣相应，是能倚重并任用九二，不劳而治，是以智慧临下的人。以一人之身，临御天下之广，如果区区自任，怎能周遍万事？所以自任其智者，恰恰足以成为不知。只有能取天下之善，任用天下之聪明，则无所不周。所以不自任其智，那么他的智慧就大了。五顺应九二刚健中正的贤才，任用他来临下，这是自己以明智临御天下，是大君所适宜的。其吉祥可知。”

【臣】谨按：仲虺告诫成汤说：“好问则宽裕，自用则狭小。”孔子称舜为大智，因为他不自用而取法于人。大概天下的道理，借助于人则不劳，取自于己则有限。确实以一人之耳目心思，断不能周遍万事万物之广，所以即使明察如离娄，也必有所不能见；聪敏如师旷，也必有所不能闻；心思如尧舜，也必有所不能及。如果自恃以为无所不见，无所不闻，无所不及，那么举其一而废其百，察于近而遗于远，万事万物之广，所失有不可胜数的。大体上君主的道法有二：或者端拱无为，以希求清静之化，而所任非人，那么政事必丛脞而不举；或者励精图治，以承担天下之重，而不复任人，那么势必劳苦而无功。然而慕无为者，是中材之主；而不轻任人者，每多出自英明贤哲之后。大概其聪明神武，本乎天纵，对于天下的贤才，每多否定而少认可，而又其措置之力，恢恢有余，所以不难

译坚定地独自承担重任，而不苛求臣子必须达成目标。然而，君主终日在上面焦虑辛劳，而下属却熟视无睹不敢有所作为，更严重的是，积习已久，安逸享乐成为风气，以至于平庸懦弱而无法有所作为，那么君主这样做又有什么好处呢？因此，君主的职责在于把握纲要，臣子的职责在于处理细节。把握纲要，没有比任用人才更重要的了。从前周文王不亲自处理各种言论、各种诉讼和各种谨慎的事务，而是致力于了解三种职位中的人是否心存忠良，洞察三种职位中的人是否有俊才，确实是因为天职得以修明，上面有所承接，体制得以确立，下面有所寄托，非任用人才不可。像秦始皇那样用秤称量文书，隋文帝那样由卫士传递饮食，身处万乘之尊，却亲自处理各部门的事务，辛劳而日益拙劣，有什么值得推崇的呢？只有汇聚天下的聪明才智作为自己的聪明，视听才能广博而无遗漏；汇聚天下的心思作为自己的心思，谋虑才能周全而少有差错。大权独揽于君主，各类人才在下面奔走效力。寻求贤才虽然辛劳，但任用人才却能安逸；以仁德养育百姓，必定要以智慧驾驭。舜有五位贤臣，武王有十位乱臣（指辅佐平定祸乱的贤臣）。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的兴盛，没有不是以此为本的。

译周易

六五以智慧临下，是大君所适宜的，吉祥。

监察御史臣陈高翔

程颐说：“六五以柔顺中正的品德，居于尊位，而下与九二刚健中正的臣子相应，能够倚重信任九二，不劳而治，以智慧临下，这是大君所适宜的，其吉祥是可以预知的。”

朱熹说：“以柔顺居于中位，下应九二，不自逞己能而任用他人，这是智慧的表现，也是大君所适宜的，吉祥的道理。”

臣谨按：居上位临下位称为临，而六五以中正的德行居于尊位，所谓聪明睿智足以临下，所以取象于以智慧临下。天下如此广大，万民如此众多，如果一定要事事都去治理，物物都去考察，形势上是做不到的，所以所谓的智慧不在于遍察万物，而在于亲近贤人，亲近贤人就能遍察万物了。唐尧虞舜的时代，百官修明，政事和谐，推究他们达到这种境地的原因，说是打开四方之门，使四方之目得以明察，使四方之耳得以通达。使四方之目明察，四方之耳通达，那么天下的聪明睿智就都成为自己的聪明睿智，这就足以临下了。虽然如此，自古以来的君主谁不想任用他人，而能任用得当的，往往很少，大概是因为人不容易了解，了解人原本就不容易，有的人言行不一，有的人内心与表现不同，开始与最终截然不同，常态与变故面貌各异，奔走承顺好像恭敬，退避畏缩好像谨慎，模棱两可好像和顺，阿谀奉承好像忠诚，诸如此类，难以一一列举，这就是说了解人就是明智，连尧舜都觉得困难。细看这一爻，柔顺虚怀，具有了解人的德行，而它所应合的是刚健中正的九二，表里如一，坚守正道不变，以责难为恭敬，以不懈怠为谨慎，以不同为和顺，以无私为忠诚，六五了解并善于任用他，正如尧了解舜，舜了解禹和皋陶一样，吉祥是适宜的。所以君主想要任用他人，必须先了解他人，而了解人又不是预先猜测和暗中窥察的意思，清心寡欲那么内心虚静明澈，洞察透彻像镜子照物一样，美丑全都显现，前代儒者所说的居敬，正是了解人、任用人的根本。

周易

大君所适宜的，说的是践行中正之道。

监察御史臣沈世枫

程颐传文说：“君臣之道相合，大概是因为气质同类相求。六五有中正的德行，所以能够倚重信任刚健中正的贤才，得到大君所适宜的，成就以智慧临下的功业。大概是因为践行其中正的德行。君主对于贤才，如果不是道义相同、德行相合，怎么能任用呢？”臣谨按：周公的爻辞认为以智慧临下是大君所适宜的，而孔子的象传则认为这是践行中正之道的意思，并不是在智慧之外另外有一个中正，而是想要以中正来成就智慧。像舜那样有大智慧，还要询问考察隐微之事，以归于运用中正，由此可知没有中正不足以谈论智慧。人的智慧，有的放任聪明而超越法度规范，有的追求精密反而导致迟疑，那么因为智慧而失去中正，难道只是任用人才很少得当吗？凡是发布政令，恐怕也无法妥善发挥天赋的作用了。中正没有固定的形体，随时而存在，只看君主内心的操守取舍。凡是在朝堂上众人所见所闻的，是共见共闻的；而在深宫密室中谨慎持守的，是独知独觉的。一定要在深宫静处之地，节制嗜好欲望，谨慎情感喜好，不固执于成见，不被旁门左道迷惑，像明镜空灵、秤杆平衡一样，来审察至善所在，然后任用人才而权衡全都得当，处理事务而偏颇全都消除。他所践行的就没有不适宜的。就像治理百姓的事务，不外乎教化、思考、宽容、保护这四大端。教化一定要用深思来深化，不只是固守教条的陈规；保护一定要用宽容来扩大，不是为了博取广施救济的虚名。其间因地制宜，随时变法，斟酌尽善，都符合中正，然后以智慧临下的作用，一时防止其弊害，万世享受其福泽。智慧是贞固的，中正贵在真诚持守，中正固然贯彻在智慧之内，而有所相辅相成。然而没有真诚就无法坚守它，坚固而要求长久。文王著临卦的意义，一定要以利贞为训诫，树立真诚来达到中正，以中正来了解智慧，确实是大君所适宜的，而天下都仰望。这是真正聪明之后的境界。

周易

观看洗手而不观看进献祭品，有诚信而庄严的样子。彖传说：伟大的观察在上位，顺从而谦逊，以中正观察天下。观看洗手而不观看进献祭品，有诚信而庄严。下位者观察而感化。观察天的神妙之道，而四季没有差错。圣人以神妙之道设立教化，而天下信服了。

少詹事臣福十宝

朱熹说：“观，是有中正之道示人，而被人所仰望。盥，是将要祭祀而洗手。荐，是捧着酒食祭祀。颙然，是尊敬的样子。说达到洁净而不轻率自用，那么诚信在心中，而庄严可仰望。四季没有差错，是天之所以为观。神道设教，是圣人之所以为观。”

臣谨按：君主一身，天下的观瞻系于其上。言行举止，不可以不谨慎。如果君主的准则不确立，那么君道不尊贵，而天下失去所仰望的。难道是伟大的观察吗？所以一定要有顺从谦逊的德行在内，在理上没有违背，在外在事上没有违逆。从自身到各项政务，没有一件事是制度文饰的末节，全都是大中至正的规范。然后端正地坐在九五之位，一人垂衣拱手，而万邦作为法式，有不期然而然的情况了。然而这难道是仅仅崇尚淡漠无为之治吗？观卦的卦辞，取义于祭祀，接着说：“盥而不荐，有孚颙若”。是以存诚

译主敬是《大观》的根本。君主如果真的能像洗手而未进献祭品时那样，诚意完整，敬心纯洁，以精纯专一、凝聚不变的精神，立于臣民百姓之上。这时即使有政令施行，也看不到经营安排的辛劳；即使有变革通融，也看不到频繁更改、粉饰太平的痕迹。因为内心所存的是神妙，所经过的地方自然感化。天下的人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地顺应天帝的法则，这种感应的微妙之处，哪里还能找到踪迹呢？《传》说：“看它却看不见，听它却听不到，体现于万物而不可遗漏”，这是在说天的神妙之道。《诗》说：“不显耀的德行，诸侯们都效法它”，这是在说圣人设立教化。《大观》所说的物化，就是指圣人以神道设立教化，也是适宜的。从前虞舜恭敬地端正自己面向南方，天下就自然治理好了；文王不靠严厉的声音和脸色，万邦都信服。都是这个意思啊。

译周易

有孚颙若

监察御史臣倪国琏

朱熹说：“颙然，是恭敬的样子。说的是保持内心的洁净清静而不轻率自用，那么诚信就会存于内心，而外表恭敬可仰。”

臣谨按：这是承接上文，论述作为观察对象的道理。就像祭祀者洗手而未进献祭品的时候，精诚专一，凝聚而不散乱，诚信的念头存于内心，恭敬的仪容显于外表。这总不外乎是主敬的学问。观察的德行虽然在于民众，但作为观察对象的关键在于自身。如果处于被广泛观察的地位，想要确立作为观察对象的根本，不仅仅在于使号令文章严谨而已，必须做到惟精惟一，坚守中道，不敢有一毫懈怠荒废的念头；无思无为，持守正道，不敢有一毫轻率的事情。就如同承祭者洗手而未进献，内心纯粹是一团诚敬，将斋戒的精神凝聚于一天之内，在馨香未达之前致爱致诚，将万人的仁孝之心汇聚于一心，在祼献未开始之时凝聚于感通。此时精意潜藏而诚信，诚心默契，对越感通的微妙，没有比这更甚的了，这就是所谓的“有孚”。由此道理积累而气流涌动，诚信便显现在表象上。只觉得威仪容止之间，无不向人展示可尊可敬，对上足以感召如在的神明，使其充满昭著，无不歆享；对下足以震慑奔走之众，使其精微恻怆，无不顺从这恭敬可仰的样子，正是因为这未涣散未消散的诚意，凝聚于内而征验于外。在庙中存此心意，那么不显赫的笃实恭敬，就是昭示感通神明的根本；将此心意形于民物，那么临朝时的渊深庄重，就是稳固天下的本源。程子所说的“上下一于恭敬，那么天地自然各安其位，万物自然生长，气没有不和的，而四灵都到了”。大观真是伟大啊！实德在内心，那么有感必应，这就是下观而化，所以无不触动其敬顺之心，共同仰慕那建立中道、作为表率的盛治。

周易

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其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差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信服。

编修臣观保

程颐说：“五爻居于尊位，以阳刚中正的德行被下面所观察，其德行很大，所以说‘大观在上’。下卦为坤而上卦为巽，是能够顺从而谦逊。五爻居于中正，以谦逊中正的德行作为天下的观察对象，也是作为观察对象的道理。严敬如同开始洗手的时候，那么下民至诚瞻仰而从化。天道至为神妙，所以说‘神道’。观察天的运行，四时没有差错，就见到其神妙。圣人见到天道的神妙，体悟神道来设立教化，所以天下没有不服从的。”

臣谨按：人君继承天意确立准则，知道临九五之尊，首出万物之上，以顺从安顿内心，如尧舜的温和恭敬克己谦让，文王的柔美懿恭，尤其根本在于以谦逊来制事。因为巽是德行的节制。以类推天下之情，以通达万物之理，所以因时而制宜。然而顺从谦逊都是从自身来说的，是天德。从自身推广到各项政务，百事兴起而期望回应，纪纲整饬而号令明确，本着大中至正之道，作为协中归正的基础，所以作为他人的观察对象，这是王道。至于洗手而未进献，有诚信而恭敬，那么以专一的精神，表现为恭敬的仪容，就是建立其准则的意思。不动而敬，不言而信，下观其化，就是归附其准则的意思。如果那妙不可测的称为圣，圣不可知的称为神，那么上天的承载，无声无臭，而日月运行，一寒一署，四时在其中更替，从古至今，没有丝毫差错。其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往来无穷，变化不止。天何须言语而四时运行呢？这就是天的神道。圣人，居于天的位置，具备天的德行，心与天合，道与天契，凡是警惕细微感应万物，无非是体悟天的妙用。所以说：圣人以神道设教。哪里像后世谬误地谈论谶纬祥瑞之说，托辞为荒远无稽的谈论，并且假借河图洛书来证实其说，说这是圣人的神道设教呢？因此圣人端拱于穆清之上，广大地教化裁制，推行实施，神妙而明察，默默成就，不可形容。于是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行而不知其功劳，鼓舞其教化而莫测其功用，忘记帝力有何作用，日渐向善而不知，所谓诚于此而动于彼存者，神过者化。然而圣人的神道，并非神奇，就是民彝物则，日用寻常，大中至正之道。因此大观在上，而天下信服。

周易

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

监察御史臣马丙

宋代徐几说：下观而化，是以四阴爻观察二阳爻而言。谓上面有精洁诚敬的德行，恭敬可仰，那么天下有所观察感化。如舜恭己正南面，而天下自治；文王不大声色，而万邦信服。自然的感化，本来就是这样。

臣谨按：君民之间，通乎性情，感应的机微在于影响上，上面有显示的楷模，那么下面有潜移默化的效果。自古至今，没有改变。大概统治天下的人，首出万物而成为观察对象，垂衣裳而治理天下，志

译气度神明，都与百姓的心意相通；衣冠仪态，常与万民的耳目相周遍。教化的本源，确实由此产生。因此，诚敬积累于一心，而德行的光辉畅达于四肢；不忧虑不欺诈，内心不掺杂虚伪妄念的端倪；如圭如璋般端正，外在自然显现出庄严宏大的气象；深沉静默的内心，彰显于王者的法度；崇高仰慕的声望，显耀于明堂。思虑本来就不存在，而修饰也本来就不从事。矜持本来就不做作，而镇静也本来就不刻意。由此，从朝廷到百官，从百官到万民，聚集在一起观看，共同敬畏天子的容颜；环绕着效法它，因而成为风俗。不需要发布命令、悬挂文书，瞻仰圣主的清辉，自然潜移默化地消除积习的沾染。不需要烦劳令行禁止，面对明王的德宇，自然暗中触动乐于向善的心思。这种观察而受感化的效果，如果不是上位者有诚信、令人仰慕的样子足以感动他们，怎么能达到这个境界呢？所以徐氏列举舜和文王来阐发这个道理，大概是因为帝舜以温和恭敬、充实完美的精心，垂挂旒冕、手持玉笏，施行于山龙藻火等华丽服饰之上，而天下和谐、风气感动的休美，因此得以兴起；四海之内的百姓，没有不钦敬承奉帝德的，这就是证据。文王以美好柔和、美德恭敬的至诚心意，端正静坐、深居简出，发展为临朝保护、严肃和顺的盛况，而乔木甘棠的教化，因此得以形成；小者怀恋、大者敬畏，没有不乐于顺从王风的，这也是证据。由此可知，深宫中的作为，并不是想要结交这些人，但默默召唤的神势难以遏制；即使是愚昧的百姓，能不闻风而趋向正道；乡里的归附，并不是想要讨好天子，但观察感动的深心难以停止；平民虽然浅陋，能不改变面貌而回转心意。所以上面所显示的，下面就响应它，事情有必然到达的，机兆有必然如此的。帝王表率端正万邦的道理，难道超出这个范围吗？

译周易

六四：观察国家的光华，利于作为宾客侍奉君王。

监察御史【臣】倪国琏

程颐说：“圣明的君主在上位，那么怀抱才德的人都愿意进入朝廷，辅佐拥戴君主以匡正济世天下。六四既已观察到君主的德行、国家的治理，光华盛美，适宜作为宾客侍奉王朝，贡献自己的智力，在上辅佐君主，以施恩泽于天下。所以说‘利于作为宾客侍奉君王’。”

【臣】谨按，这是说观察大道的极盛状态。九五以中正的德行，在上位展现大观，而最近的一爻莫过于六四，所以观察得最为真切。大概此时在上位的人本身，作为施政者，谋略功业显赫继承，光辉地成为国家的治理，文章礼乐，蔚然成为国家的华美。其盛德的光辉，不仅体现在一人身上，而且彰显于天下。只有六四得以仰瞻日月，亲身目睹休美光明，如同唐尧虞舜之时，制定典礼，广布文德，传播干羽之舞，国家光华的发扬非常隆盛，而禹、稷、皋陶等辅佐大臣，都能就日瞻云。又如成周之时，显扬懿德，传布美好名声，是雅颂所宣昭的国家光华非常深远，而周公、召公、毕公、散宜生等臣子，都能觐见光华而弘扬功烈。明君贤臣相遇的日子，自古难得，而声明文物昌盛的朝代也不多见。占到此爻的人，因此奋然兴起，庆幸际遇盛明之时，愿意依附末光，以景仰大治。然而这些有才有德的人士，原本是由朝廷数十百年的培植而成。满朝人才济济，所以在《尚书》中志美；棫朴菁莪，所以在《雅》诗中兴起歌颂。国家对于朝觐的臣子，则以宾客之礼相待；对于草野之士，则以宾客之礼征召。因此，对于授予旗帜章服、衮衣舄鞋的人，以礼赐予，敷布湛露般的深恩，而修治方物，以其介圭，用来对越天威。那么在宴饮笑乐之余，煌煌乎可见恺乐之龙光。而且承筐鼓瑟，以音乐相配，举行鹿鸣的盛典，而进于司徒，升于司马，用来在彤庭献贽。那么在书写思虑、应对君命之际，奕奕乎可见令德之休光。作为宾客侍奉君王，其利益如此。上下交感而意志相同，合力贡献而政事举行。大观之主在上，难道只是六四一爻的幸运吗？《诗经》说：“凤凰鸣叫，在那高冈；梧桐生长，在那朝阳。菶菶萋萋，雍雍喈喈。”只有菶萋的嘉木，因而导致雍喈的和鸣。那么六四的观光而得以参与宾客之礼，终究是因为九五的中正足以在上为观，而下者观而化之。

周易

观察人文以教化天下

编修【臣】窦光鼐

【臣】谨按，《贲》卦的彖辞说：“文明以止，是人文。”朱熹《本义》说：“以卦德而言，止是指各得其分。”吕温说：“文，是说错综各种功绩，藻绘人情，如同成文一样，以达其理。”那么《易》所说的文，就是说万物各得其理罢了。怎么证明它是这样的呢？人生在世，离居不相依赖，就会穷困群居而无分别则争，这两者是天下的大患。因此，君臣父子之间，兄弟夫妇之际，是文产生的原因。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兄像兄、弟像弟，夫像夫、妇像妇，是文形成的原因。如果这样，那么文在天下，也是人自我端正的工具罢了，却说“观察人文以教化天下”，为什么呢？道率性于本性而修于教化。荀子说：“圣人，是尽伦常的人；王者，是尽制度的人。”古代的圣王观察人有君臣，而明确朝觐燕飨以止于义；观察人有父子，而明确寝膳问省以止于亲；观察人有兄弟，而明确奉几执醤以止于序；观察人有夫妇，而明确亲迎合�以止于别。认为这足以满足天下人的心而观察我教化的成就了。然而还担心不足以满足天下人的心而观察我教化的成就，于是又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来装饰其目；为之疏房檖�，越席牀第来装饰其体；为之钟鼓管磬，羽籥�戚来装饰其乐；为之寝兕持虎，蛟�弥龙来装饰其威；为之笾豆樽俎，毛�胾�来装饰其爱敬之情；为之�主介绍，筐�玉帛来装饰其交会之节。使天下的人得其养而好其别，安其身而深思其意。至于步骤驰骋，方皇周浃，鼓舞而不倦，日用而不知。所以说：“想要观察圣王的遗迹，就在那粲然可见的地方。”苏辙说：“纵观唐尧虞舜直到商周，没有一天不趋向于文。”由现在考察，明俊德，亲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是陶唐氏的文；徽五典，叙百揆，�四门，命九官，是有虞氏的文；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台德先，不距朕行，是夏后氏的文；率民事神，先罚后赏，是商的文；尊礼尚施，赏罚用爵列，是周的文。孔子说：“周借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大概也认为王道之盛，其文理应当极于此。至于后世，文久而息，节奏久而绝，而议论者却认为是用文的弊端。假如古代圣王不用文，那么万物不得其理已经很久了。而且以�

译从卦象来论述，六五是贲卦的主爻，因敦厚根本而最终吉祥；上九处于贲卦的终极，因回归本真而没有灾祸。这就是所谓的以文明来节制的人文精神。后世的人不思考通过修饰质朴来形成文采，反而毁灭质朴来追求文采，以至于有的人推崇盛大的威仪来探求至理，追求繁复的礼节来等待太平盛世。等到这些做法没有效果时，却把过错归咎于文采，这难道不是迷惑吗？《易经》说：“事物不能苟且相合，所以接着是贲卦。”极尽修饰然后才能亨通，这就到了尽头。所以接着是剥卦。这才是真正善于论述文采的人啊！

译周易

观察人文以教化天下

编修【臣】钱琦

【臣】恭敬地陈述：一个时代的文章，由一个时代的气运所造就，也由一个时代的学问所主导。虞夏时期的书籍浑厚质朴，商代的书籍浩大广博，周代的书籍庄严正大，因为当时际遇昌盛，德行极其崇高，所以文章于是光彩夺目、辉煌灿烂。自从辞藻日益炽盛，道义开始被侵蚀；华丽辞藻胜过而理义的界限变得微妙，芜杂浅陋滋生而典雅纯正的言辞就少了。这不仅仅是文章的弊病，也是世道人心的忧虑。《易经》贲卦说：“观察人文，以教化天下。”大概是说风气的形成，都是教化的结果。那么，用来阻挡学海狂澜、作为世教砥柱的，不可不加以讲求。臣概括其要点，大抵人文中容易犯的毛病有六种，而用来教化的关键也有六点：一是艳丽辞藻逞强辩才，穷极瑰丽，拾取以取悦聪明，典雅而不确切；寻讨以矜夸渊博，华丽而不合常理，这叫夸饰。二是挖掘隐微推崇本源，过于诡异荒诞，竞逐今人摒弃古人，旁征博引不合常理，如李长吉呕心沥血，扬雄集字成篇，这叫怪诞。三是钻研蛀虫洞穴，墨守陈规，芜秽而不切于情理，拘泥而不通达事理，如同土羹尘饭，糟粕唾余，这叫腐朽。四是纤弱轻佻缺乏骨力，涂饰而无神采，只求对仗工整，不嫌牵强附会；竭尽雕琢之巧，终失大方，这叫穿凿。五是义理贫乏辞藻肥硕，繁杂失去统绪，连篇累牍，神气不连贯，未免支离破碎，或致重复累赘，这叫冗长。六是内心孤独情感恐惧，容貌憔悴精神悲伤，言辞不能表达心意，兴致特别冷落，才力不足以匹配体裁，篇幅也寥寥无几，这叫枯槁。言语用来彰显心意，文章原本承载道义，经史的范畴，荟萃百家；孔孟的书籍，包涵万象，不必另外寻求奇异。因此，贵在正本。根本稳固则枝叶茂盛，源头深远则水流长远。古代的创作者，胸中罗列星斗，书袋里充满典籍，所以挥毫则珠玑并集，落纸亦风雨争飞，不是空腹所能办到的。因此，贵在储学。井底之蛙不可与它谈论大海，因为它受限于井底；夏虫不可与它谈论冰，因为它受限于季节。学者见识少就会多怪异。上下千年，纵横万里，然后著书，不是自成一家之言，立论不是强作解事之论，因此，贵在广识。水蓄积则盛大，火停留则壮烈，风积聚则深厚，气涵养则充沛。如同江河决口，曲折皆流；声响如同宫羽之调，长短悉协，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因此，贵在养气。至于议论的辞藻，不可用于记事；草野的言语，不可上达明堂。如果不明辨以清晰，这就如同羡慕规的圆，却用规去画方的圭；既不符合体裁，拘泥古言，而违背时制，必定违背事理。因此，贵在辨体。至于食古宜化，下笔有神，深奥义理可以自行抒发，心裁务必期待独出；不然，仅工于獭祭，或见于优孟之衣冠；即使解虫镌，也有类于东施之颦笑。因此，贵在神解。根本端正则俗说不混淆，学问广博则考证有据，见识广博则无固陋之失，气充盈则无浅薄之虞。文章有体裁，则靡巧之弊革除；学问能神解，则模拟之习去除。由此离离蔚蔚，矞矞皇皇，文日渐兴盛，气运日渐隆盛，直接与唐虞三代比美。如果不是在上位者有以教化之，怎么能达到这个境界？这就是圣人运用贲卦的道理。

周易

观察人文以教化天下

监察御史【臣】王显绪

【臣】恭敬地陈述贲卦，离下艮上。离卦本卦彖辞说：“重明以附丽于正，于是教化天下。”艮卦本卦彖辞说：“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这是离自离而艮自艮。至于贲卦，离处于下，火的性质炎上而不可遏制；艮居于上，山的体势峙立而不迁移。约束离于艮而光辉愈见凝聚，装饰艮于离而行藏悉寓中庸。离得到至善，其明不流于浮泛；艮得到至明，所止不囿于浅陋。贲道之大，真是厉害啊。它的文在人间，不可取而观乎？天下，是一个人文化的区域。举凡伦常的大纲，纪的繁复，以及礼乐文章的细节，悬挂于象魏之间而无所更易，达于山海之远而无所违背。声溢八荒，光被四表。历代圣帝明王所以张弛损益的，治美当时，功垂后世。人文的兴盛，也各自成其教化。而谁不是由贲卦的文明以止而致之呢？因此，观察贲卦的明以经纶天下，而典礼敦庸都焕然不容掩盖；观察贲卦的止以节文天下，而等威度数都确然不可逾越。典礼敦庸所布于天下，渐被于熙熙皥皥的风气；等威度数所齐于天下，甄陶于荡荡平平的治理。那么化成于恩明谊美的，是贲卦离明之德所致；化成于道一风同的，是贲卦艮止之德所致。在王者乘时出治，且未有不法天的。天文人文，一而二，二而一。天文的温肃寒暑，日风雷雨，其各有节次的，与人文的各有条理无以异；其各有气数的，与人文的各有分量无以异。王者的

译教化变动与天文现象相契合，即所谓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卿云出现、甘露降下，这些也未尝不可以人文化的成就来感召。孔颖达说：“文明，对应离卦；以止，对应艮卦。”胡允说：“鲜明有礼以相互交接的，是文的明；截然有界限以相互坚守的，是文的止。”何楷说：“一个‘文’字加上一个‘止’字，便构成了‘文成’。”这三种说法小有异同，但在阐明离卦之德为明、艮卦之德为止，并将明与止结合以成就人文教化方面，则都阐发得精辟切要。程颐传注说：“人文，是人伦道理的秩序。观察人文来教化天下，天下成就其礼俗，这就是圣人运用贲卦的道理。”由此可见，贲之为贲，既是圣人推行教化的准则，又是圣人兴起教化的验证，贲所成就的功业，难道不伟大吗？

译周易

上九：硕大的果实不被食用，君子得到车舆。

监察御史臣沈懋华

王弼说：“处于卦的终结，独自保全而不坠落，所以果实大到硕大，却不被食用。”

厚斋冯氏说：“阳为大，所以称为硕果。”

臣谨按：硕大，不食，是指不可得而食用。道义宏大而无人能容纳，才能宏大而难以被任用，这就是不食的义理吗？东汉中后期，申屠蟠断绝踪迹于芒砀山之间，依靠树木建造房屋，自同于佣人。袁闳多次征召都不应命，在土室中潜身隐居，长达十八年，这两人可以说是不食者了。不仅如此，郭林宗操持人伦的鉴察，起初被征召为有道之士而不赴任。等到他去世时，从华阴、函谷关以西，河内、汤阴以北，方圆二千里内，背着书箱、挑着担子的人遍布道路，柴车苇装塞满了道路，大概有数以万计的人前来吊唁，这大概就是所说的君子德舆吧？至于张俭作为党魁，起初位列八及之首，后来因为同乡朱并迎合中常侍侯览的意图，告发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另外署号，共同结为部党，于是张俭又位列八俊之首。等到朝廷发布通缉文书，逃亡所到之处牵连甚广，几乎数百家，没有不看重他的名节品行，破家相容的，这也是得舆的象。党锢之祸解除后，他不接受征召辟除。建安初年，他八十多岁，曹氏掌权的势力已经形成，起用他担任卫尉，他不得已才闭门悬车，不参与世事。在这个时候，不用说侯览、朱并等人，尸骨早已腐朽，即使李膺、范滂名垂天地，而昔日那些掀起洪波、鼓动烈焰的人，都已经消散归于平静，哪里还有张俭在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党人的面目了？回顾过去那些刻石立碑，与小人、刑徒争夺一日性命的人，连一声叹息都不值。大概汉魏交替之际，巍然屹立的一位老人，上天大概留下这颗硕果，以终结东汉节义的局面，这就是张俭罢了。蛊卦的上九说：“不侍奉王侯，高尚其事”，也是取象于艮止的义理。然而武王兴起周朝，光武帝复兴汉朝，上九这一爻，是伯夷、严光所做的事，又不是张俭等人所敢企望的。

周易

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于有所前往。

监察御史臣沈懋华

节斋蔡氏说：“阳自建午之月逐渐消减剥落，至建子之月而为复卦。在卦中，经过七爻；在时间上，经过七月。所以说：‘七日来复’。”

郑氏刚中说：“七是阳数，日是阳，所以在阳长时说日；八是阴数，月是阴，临卦刚长，以阴为戒，所以说月。”

臣谨按：先儒解释此卦，都说五月一阴生，至十一月一阳生，共七月，不说月，是想显示阳长须快，所以变文说日，程朱说《易》都是这样。唯独郑注则说：阳气开始剥尽，至来复时，共七日。王辅嗣宗奉此说，说：剥尽至来复，经过七日。如果从五月说起，怎么能说开始尽呢？郑注本于《易纬·稽览图》说卦气起于中孚，离、坎、震、兑各主一方其余六十卦一爻主一日，每卦得六天七分。从剥卦阳气之尽，至复卦阳气来，中间隔着坤卦的一卦六天七分。辅嗣举成数说，所以说共经过七日。康成以纬书扰乱经典，他的说法荒谬悠远而不可作为准则。辅嗣宗奉此说，是不对的。所谓七日，犹言七变。这样说，以卦数计算，则自姤而遯而否而观而剥离而坤而复，为七卦；以爻数计算，则自姤之一阴，遯之二阴，否之三阴，观之四阴，剥之五阴，坤之六阴，至复之一阳，为七爻；以月计算，则自五月建午，六月建未，七月建酉，八月建酉，九月建戌，十月建亥至十一月建子，为七月，都经过七次变更。阳气始复，变月说日，也如《豳诗》所谓“一之日”“二之日”一样，这样说。圣人在《临》卦则说：“至于八月，阳消而数月者，庆幸其消减之迟缓，所以抑制阴。”在《复》卦则说：“七日来复，阳长而数日者，欢喜其生长之迅速，所以扶持阳。”那么“七日来复”应当从姤卦数起，而不应当从剥卦数起，是明显的。康成的说法有什么依据呢？再进一步说，经典多言日，少言月，复卦言日而姤卦不言月，那么姤卦为月可知。《诗》说：“一之日”，日是月，不称月，是嫌于无阳。复卦则急言日，以主乎月，犹如《坤》之上六称“龙”一样，重阳而轻阴，不称月而称日，其义理如此。

周易

七日来复，是天道的运行。利于有所前往，是刚健在生长。复卦，可以看到天地的心吗？

编修臣朱佩莲

臣谨按：复卦内震外坤，一阳始生于五阴之下，与姤卦相反复。姤卦一阴生，依次生而上为遯、为否、为观、剥离、为坤，穷乎上而反乎下，经历七爻而一阳旋复，所以为七日来复。姤卦是五月，复卦是十一月，相距七月。诸儒于是有以七日为七月者，难道没有思考临卦言八月，复卦言七日，义理各有恰当，怎么能援引豳

译风（指《诗经》中）“一之日”“二之日”是说可变月为日吗？孔颖达的疏也认为以七日而言，只是引用《易纬》中“六日七分”配一卦的说法，认为剥卦阳气在九月末耗尽，十月纯坤用事，经过坤卦六日七分后复卦阳气到来，这就未免有些牵强附会。臣愚以为，经历春夏秋冬而成一年，经历晦朔弦望而成一月，晦朔是阴阳消长，弦望是虚盈变化，消长盈虚，是天道的运行。从朔到上弦，从上弦到望，从既望到下弦，从下弦到晦，大约积累七天就有一个变化，所以三个月是一年的小变化节点，七天是一个月的小变化节点。人性本善，远而言三月不违背仁，近而言七天回归仁，这是天人相应的节律。况且《易经》中也有提到七日的：“妇人丢失车饰，不要追逐，七天后会找回”，这明确说了七日；蛊卦中“先甲三日为辛，后甲三日为丁”，从辛到丁共七天；巽卦中“先庚三日为丁，后庚三日为癸”，从丁到癸共七天。无初有终，终则有始，无不体现七日来复的意义。利于有所前往，是因为刚健的德行正在增长，自下而上发展为临、泰、大壮、夬、乾，君子之道日益昌盛，前往没有不利，所以利于有所前往。复卦以初爻为卦主，“不远复”就是七日来复，“无祗悔，元吉”就是利于有所前往，这不是互相阐发吗？咸、恒、大壮都讲天地之情，唯独复卦讲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以静而休息，以动而生长，一动一静，互为根本。先儒都主张静，只有伊川主张动，其实圣人看到剥卦反转为复卦，动中包含静，虽然尚未出生但已有生物之心，这就是所谓的仁。动不离静，所以能生生不息。人身是一个小天地，在一年中子月为复，在一天中子时为复。子月冬至之时，闭关安静，君子因此斋戒掩身以等待阴阳的安定。子时平旦之气好。恶！清明，君子因此滋息培养，常存仁义的良心。商汤昧爽丕显，周成王基命宥密，都懂得这个道理。我。

译皇上讲论《易经》，难道没有默然领悟天心吗？天命流行之始，造化发育之初，生生不息，自有与天心相印合之处，这不是臣下管中窥豹所能见到的。

《周易》

复卦难道体现了天地的心吗？

编修臣吴兆雯

朱熹《本义》说：“在积聚的阴气之下，一阳重新生起，天地生物的心，几乎要熄灭，到了这里才重新显现。在人身上，就是静极而动，恶极而善，本心几乎熄灭而重新显现的端倪。”

吴慎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这就是所谓的仁。复卦的一阳初动，就是仁。”

臣谨按：天下有并列的名目，却没有相悖的道理。阴阳是最大的名目。阳生物，而阴辅助它。阳的道理通畅，而阴的道理更加完备。并非表现在两者上的不悖，而是坚守于一个的最为神妙。不二的叫做一，不变的叫做贞，运行而不可测度的叫做神。如果只看到春夏生长养育，秋冬凋零剥落，就认为阴阳相偶，各自有盛衰，在一气之中，自己隔绝，那么阳的复归，又为了什么呢？难道是风箱吗？儒者推明盈虚消长的意义，有人说如果不收敛聚集就不能发散，如果不肃杀就不能长养。究其根本，聚散杀养，不是两个心。如果有两个心，那么天地万物就会相悖相害，心的不仁，更加严重。又怎么能在天地之间昭然若揭、和蔼可亲地共同显现呢？只有从至一的地方去寻求。造化茫茫，枢纽存在其中。各类事物芸芸，根柢隐藏其中。先天后天，自己作为终始的，只是这个心罢了。元气转运，几乎没有停歇等待，生生不息，充满遍布。阳的退去，就是阴的产生，不是在阳之外有阴。阴的兴盛，正是阳的积蓄，不是阴显现而阳断绝。假如阳之外另外有所谓阴，必然锢闭衰落，像枯木一样，这个心寄托在哪里呢？大概天地对于万物，单独阳不能生，单独阴不能成。春天发育，是阳的施予，是天地之心的喜好。夏天长养变化，是阳的极致，是天地之心的忧虑。既然积蓄了它好生的器具，又担忧它的匮乏，天地怎么能不剥落？又怎么能不复归？复归就是仁，剥落也是仁，所以说显现。但是人所见到的是阳的阳，所不见的是阳的阴，而天地的心原本没有断续，所以阳自然显现，阴也自然显现。那雷能奋起，虫能蠕动，鸟能鸣叫，到了冬至雷就蛰伏了，虫就封藏了，鸟就潜伏了。如果说没有雷、没有虫、没有鸟，那么后来轰鸣的、爬行的、鸣叫的，是什么东西呢？得到天地之气的尚且如此，何况绵绵若存，作为天地根本的呢？而且天地的心，就像人心。人心寂然不动，感应而随即通达。寂然的，是阴的象。怎么能说通达呢？因为它把天地万物实有的道理，收敛为寂然，所以湛然不动，中间触动就随即回应。未感应不是本来没有，已感应不是才开始有。动而能屈，静而善因，都是心。到了这里就更能看见了。在可以看见的地方看见，天地的心在；在不可看见的地方看见，天地的心也在。只是复归就显现。不复归，从哪里看见呢？而且复归，也很难说。阴的极致，龙就战斗了。然而没有不战斗而能复归的。战斗，不是战胜别人，是战胜自己罢了。克己复礼，是战胜自己的道路。天下归仁，心才开始显现。对于天地，又有什么怀疑呢？确实，坚守于一个的最为神妙；并非表现在两者上的不悖。因为复归所以一，因为一所以显现。凡是摩荡絪緼在生生之际的，只有圣人能通晓盈虚消长的大原。

《周易》

复卦难道体现了天地的心吗？

编修臣储麟趾

臣谨按《乾卦的彖辞》说：“乾元统天。”《坤卦的彖辞》说：“坤元承天。”元的意义，在德为仁，在时为春。元，是大，是始。一元大始，而四时作为枢纽来消长，各类事物作为根柢来生成。这是天地固然无心以成化，而也好像有心，可以约略看见的，这就是复卦之所以有“复见天地之心”的说法。《易经》上下经六十四卦，尽于乾坤、姤复四卦，又以复卦为主。复卦又以初爻为主。姤卦，是坤的始；复卦，是乾的始。圣人在阳气根荄之初，特别着重地说“天地之心”，大概以其主宰称为帝，以其不测称为神，以其性情称为乾，以其形气称为天。天包乎地，天以大生，地以广大生，这就是它生生不息的意思。剥尽为坤，而十月称为阳月，阳没有可尽的道理。正在上面剥落，已经在下面胚胎，积累一个月，而一阳的形体才开始形成，所以称为复。坤变为震，震不是乾，而得到乾的初爻，一阳在五阴之下动，顺次上行，接着是临卦、泰卦，天地交而上下通，都从这里开始。圣人重视阳，所以在其始时说“这是天地之心”，确实因为阳是万物所从生，而一是万物所从始。元统四德而常存，春贯四时而常在，验证邵雍“天根月窟闲来往，三十六宫都是春”的说法，不是更加可信吗？

译大概所谓“复”，是在子月的中间，可以推演而知。邵雍又说：“冬至是子月的中间，天道的中心没有改变和移动。”正因为没有改变和移动，所以明显可见。六爻全阳而一阴初生，是天风姤卦，对应夏至；六爻全阴而一阳初生，是地雷复卦，对应冬至。姤卦与复卦循环往复，没有开端，而“元酒味道清淡，太音声音稀疏”的比喻，尤其可以推演验证。就像律管隔八相生，用黄钟生出林钟作为律，娶妻；用林钟生出太蔟作为吕，生子；推演到其他律吕，轮流作为宫音，生生不息，这就是月律中的黄钟之所以独自成为万事根本的原因。所以说：“动静没有开端，阴阳没有起始。”一天如此，千年也如此，所谓“天道的中心没有改变和移动”的说法，尤其可信了。至于复卦与姤卦，本质是一样的。圣人对阳气则将其置于内，所以称之为“复”。复，就是返回。刚健的德行正在生长，庆幸它有日渐进步的趋势。对阴气则将其置于外，所以称之为“姤”。姤，就是遭遇。本来不是所期望的，却突然遇到。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又可见天地之心，任用阳气而不任用阴气。乾元、坤元，总括了“生生不息”的意思，充满周遍于六十四卦之中。而体现天道、遵循扶阳抑阴原则的圣人，将君子置于内而将小人置于外，培养那细微萌芽，防范消长变化的渐变。这又怎么能够停止呢！

译周易

复卦，难道不是显现了天地的心吗？

检讨臣万松龄

臣谨按：六十四卦的彖传大多谈论天地的情状，唯独复卦谈论天地的心。王弼说：“复，就是返回本原的意思。大概子是十二地支之首，黄钟是万事的根本，大化无穷，都发端于此。”他的说法固然极为精善，但他认为天地以本原为心，雷息于地中，就是天地的心，并且说动息则静，静并不是与动相对立的。孔颖达的疏因此解释说：“天地的动静，以动为本，以静为末，暂时而动，止息则归于静。”他的说法专门侧重于静，而先儒大多主张这种观点，认为静就是显现天地的心。然而复卦，内卦为震，外卦为坤，初九这一爻是卦的主爻，阳气在下发动，并顺势向上运行，阴气逐渐消减，阳气默默转化，天地生生不息的机括正在于动。而且彖传说：“刚健返回，叫做刚健增长。”复卦正是以阳气开始生长而得名。却把寂然至无当作复，这与卦体不是不相符合吗？天地没有心，以生物作为心。朱熹《本义》说：“在积聚的阴气之下，一阳复生，天地生物的心，几乎断绝而到了这里，于是复卦可以看见。”这是天命流行的初始，造化发育的开始。邵雍所说的“天心没有改变”，正在于此。而程颐说“动的开端就是天地的心”，不深体悟道的人不足以与此相提并论。大概天以动为体，地以静为体，地被天统辖，所以静不能涵盖动；天包容地，所以动常常足以涵盖静。而乾元坤元实际上统辖了亨利贞三德，所以当它静的时候，生理蕴含其中，太和之气保持和谐，此时生物的心并非没有，只是征兆隐于不可见；等到它动的时候，声音稀少味道清淡，阳气回归子时过半，生物的心也不是到了这时才有的，而是几微之动有了可以窥探的迹象。过了这个阶段以后，那么资助开始的逐渐显现形体，资助生长的日益光大，那么观察化育本源的人就直接认为看见了其情状的显露，而不说看见了其心了。推而广之，天地有复，人心也有复。分开来说，众人有复，贤人有复，圣人也有复。众人的心复归于善，贤人的心善不能没有间断，而其复归也不远。只有圣人的心纯粹而且不停息，不需要接续，似乎不可以用复来命名。然而其理浑然一体，流行没有滞碍，至静之中寓含至动的意象，就像天的运行刚健，本来没有什么时候不是复的。所以静就退藏于幽深，寂然不动，就像天地的阴与静专静翕一样。动就圆通神妙莫测，感应而随即通达，就像天地的阳与动直动辟一样。而其由静而到动，就与贞元之交、亥子之界相似，从而可以看见天地的心，也就看见了圣人的心。再观察伏羲的大圆图，乾上坤下，实际上居于子午之中。复卦次于坤而在下，大概圣神功化的极致，没有不是从下学立心开始的。而造化分于中，经纶起于心。易学之所以广大，所以成为万世圣人的心法，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吗？

周易

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

编修臣钱琦

程颐说：“这是从卦的才德来说的。乾体刚健，艮体笃实。人的才德刚健笃实，那么所蓄养的就能广大，充实而有辉光。蓄养不停止，那么他的德行就日益更新。”

臣谨按：天下没有无本之学，也没有一蹴而就的功夫。自古圣贤所达到的境界，或许不同，但没有不是从暗处修养而逐渐达到精纯境界的。《尚书》颂扬尧，说“钦明文思安安”，而必定说“克明峻德”；颂扬舜，说“重华协于帝”，而必定说“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禹的文命已经敷布四海，而皋陶说“慎厥身修思永”；汤的德行日益更新，而仲虺说“慎厥终惟其始”。也可以知道学问的功夫，积累而更加有得，所以致力之处，不能不精专。大畜卦，内卦为乾而外卦为艮。乾有天德的刚，自有天行的健；艮有成始成终的敦厚，自有时止时行的光明。彖传说：“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其意义值得深思。现在理欲的界限，不是委靡所能决定的；知行的功夫，不是浮华所能穷尽的。水蓄积则盛大，火宿留则壮盛，风积聚则深厚。所以柔情顺志，也足以自安而存理；遏欲断绝，持之以果决确切，而后德行可以日益进入无疆。雄才大略，也足以致用而去浮绝嚣；断绝必出之以安敦，而后德行可以日益达到光大。袭取者，外强而中干；浮泛羡慕者，貌合而神离。都对德行没有补益。那么蓄养德行的君子怎么样呢？《周易》以乾为首，因为其卦德的刚健。其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那么他所蓄养的，也就是体认乾道以存心罢了。夏代有连山，其卦以艮为首，因为其卦德的笃实辉光。其象传说：“敦艮之吉，以厚终也。”那么他所蓄养的，也就是体认艮道以制事罢了。体认乾道以存心，那么不屈从于人欲，不夹杂于己私，而我之所以自我修养的有主见；体认艮道以制事，那么不涉足于浮

译游历而不沉溺于虚妄，我践行大道的原则是有方法的。凭借卓越的资质振奋激励，已经在先前奋发起来；而凭借质朴笃实的品行，又在后来得到验证。就像堆山，积累久了就高了；就像挖井，经历久了就深了；就像雕琢玉石，打磨久了瑕疵就洁净，光华向外显露了；就像种植树木，培育久了根本就稳固，枝叶日益繁茂了。过去所拥有的一切，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成为了陈旧的痕迹；现在所获得的一切，处处都充满了新的生机。虽然天道运行，循环不止，而进修没有尽头；机运，也是积累没有止境。所谓“日日更新叫做盛大的德行”，就是这个意思。即使是古代的尧、舜、禹、汤，之所以在千古间确立准则，又哪里能超过这个呢？《象传》的词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养他的德行。”大概他运用才能的方法，确实不可不审慎啊。

译周易

刚健笃实，光辉灿烂，日日更新其德行。

监察御史臣周祖荣

程子说：“乾卦的卦体刚健，艮卦的卦体笃实。人的才德如果刚健笃实，那么所积蓄的就能宏大，充实而有光辉。积蓄不停止，那么他的德行就会日日更新。”

郑汝谐说：这是积蓄中最大的。

臣谨按：穷尽本性的学问，首要在于彰明德行。德行赋予于天，是我本性中固有的。如果自我修养浅薄，就无法积蓄，德行也就不能彰明了。圣人观察乾卦以宏大开始，艮卦以厚重终结，终始相互推演，大畜卦的意义就显著了。大概乾卦的德行，纯粹符合天体，而没有所屈挠，这就是它的刚；周遍于天道的运行，而没有所停息，这就是它的健。圣人效法刚健来存养内心，那么道心就伸张而人心就退却。这种听从此种自强之学的做法，是用来确立本性的体质的。艮卦的德行，两个阴爻在内停止，而气息不喧嚣，这就是它的笃实；一个阳爻在外显现，而光明不被掩盖，这就是它的光辉。圣人用笃实来修养自身，涵泳光辉来应对事务，那么心境安定而天光自然发散。这种安止的学问，是用来通达本性功用的。在赋予本性的开始，它的体质未曾不宏大，它的功用未曾不宽裕。然而没有学问来继承它，那么人事的私欲，就用来战胜天理；物情的虚伪，就用来混淆真实。难免心体逐渐狭隘，处事失当。积蓄既然不大，德行如何能更新？德行既然不更新，本性如何能恢复？现在从刚健进而达到笃实，从笃实进而达到光辉，那么精进的深度，岁月不停息；积累的长久，新的生机自然产生。如同泉水本来清澈，有东西去疏通它，它的源头就更加洁净；镜子本来明亮，有东西去擦拭它，它的光芒就更加明亮。从它进而有所得的角度来说，就称之为新；从它新而不停止的角度来说，就称之为日日新。大概内外互相滋养，身心互相作用，确实稳固而不防备，幽暗之中却日益彰显。穷尽本性的功夫，没有比这更完备的了，这难道不是积蓄中最大的吗？总之，圣人的学问，起初没有两种道理。孔子在乾卦的文言中，曾经阐发进修的要旨，而文王在系辞艮卦的彖辞中，对于主静立极的意义，尤为亲切。大畜卦，则兼备了乾和艮。大概从下学立心的开始，一直到达天知命的境界，古代圣人用来致力功夫的，本来就有先后相同的准则。如同《大学》所说的“缉熙敬止”，《中庸》所说的“纯亦不已，笃恭不显”，它们也与大畜卦彖传的意思，有相互阐发的作用吧？

周易

君子因此多识前言往行，来积蓄他的德行。

侍读臣周玉章

臣谨按：《易经》的卦象，小畜、大畜都以积蓄德行来说。美化文德，是积蓄中的小的；多识前言往行来积蓄德行，是积蓄中的大的。文德，或者指某一节的美好，或者总括其大概而规模小，就有斐然成章的意思；如果是积蓄中的大的，体无不备，用无不周，本来就不是专长浅薄所能谈论的。然而一定要多识前言往行的，为什么呢？古代修养德行的人，说存心养性，说迁善改过，说主敬存诚，不可胜数，而理欲辨晰的界限与功夫入门的途径，先圣先贤留下明确的训诫，来昭示后来的学者，并且身体力行，各自有显著的效验，这就是前言往行所以像日星一样光明的原因。《诗经》说先民是法度，大道是规范；《尚书》说学习古训才有收获。朱子说：要妙精微，各有恰当之处，只有古代的圣人才能穷尽它，他们所说所做的没有不可以作为天下后世法则的。又说：用圣贤的学问来看圣贤的书，人如果凭私意自己去求理，离圣贤的心还远。那么想要积蓄德行而不取资于前言往行，就是倒退着走却想追上前面的人。而识之又贵在多的，是因为本性安执复归的不一致，经权常变的各不相同，观察它们的会通而可以得到它们的共通，百种思虑而仍然统一其致，所说的道理没有遗漏而源流洞彻，所行的道理没有遗漏而同异互参，以此来疏通其灵明而扩充其造诣能力，使我的德行不至于有偏颇而不全面与混杂而不纯正的地方，那么它的积蓄就是大的了。曾子说：尊重所听到的就高明，实行所知道的就光大。所听到所知道的难道有超出前言往行的吗？尊重它实行它，又不是仅仅博闻强记而已，大概荟萃古代圣贤的言行，审慎开端选择方法，设立诚意而致力实行，以逐渐达到高明光大的境界，那么德行的积蓄会怎么样呢？至于天在山中，没有这样的事也没有这样的理，只是取卦象来极力说明积蓄的大罢了。至于多识来积蓄德行，则是学问切要的功夫，上自圣帝明王，下到修身砥砺行为的士人，都应当从事于此。

周易

天地养育万物，圣人养育贤人，以及万民。

编修臣喻炜

臣谨按：颐卦的意义，取之于养育，不仅仅是养育自身而已。天地以无心而成化，帝王以得人而建功，都基于这至公无私的原则，广泛敷布下逮，而民与物都寄托生命于此。本来有合三才而一致的。自从两仪定位，覆载各司其职，物类负阴抱阳，万有不齐，难道是物类能自己养育自己吗？风雷动散，六子效其能；寒暑往来，五气顺布。没有不是为天地彰显其化育的施予？所以在天形成象，在地形成形，刚柔安于其性，而灵蠢殊于其施。本天亲上，本

译地亲近下方，洪大与细微都顺应其本性，而高低各得其宜。天地资助万物起始与生长，不言说而美好的利益广布。天地化育万物的功业，哪里有不达到的地方呢？虽然天地确立了位置，而圣人成就其功能，所以天地的大德尚且有所遗憾，而圣人的德行加被于四海。总之，圣人日夜谋划，所念念不忘的，没有比养育贤才更优先的了。圣人在上位，三纲端正，九畴有序，五礼修明，六乐完备，在郊外祭祀而神明降临，在宗庙祭祀而祖先享祭，本来已经使百姓太和，万物顺从了。而必定急切于养育贤才，其用意究竟是什么呢？实在是因为四海极其广阔，百姓极其众多。广泛施予则力量有所穷尽，单独施予则恩惠有所未遍。如果不得到贤才共同治理，即使焦心劳思，终究不足以谈论光天化日的治世。况且上者效法下者遵循，这是王者所奉行而不违背的。温和与肃杀区分其作用，而仁育义正同时施行；干燥与湿润适宜不同，而辨别万物、各居其位。天地养育万物，确实依赖有作为的人承续流风而宣扬教化，贤才对于圣人有什么不同呢？况且贤才安居谋划，对于安济小民的计策，无不预先筹划。只要以诚心对待他们，以恩泽推及他们，衡量才能、估量德行而授予治理百姓的职务，那么贤才中地位高的自然能调和治理以彰显天工，贤才中地位低的也能分担谋略、服从采择以兴盛各项事业。将会看到他们对于百姓，不仅养育其身体更顾及人心，而授田制产有法度，重农积粟有规划，建立学校阐明伦理，树立仁德讲求谦让，这样百姓出作入息，无不击壤歌咏于街巷，都感戴君王的恩赐。看《尚书》说：“野外没有遗漏的贤才，万国安宁。”《诗经》说：“王有很多吉善之人，是天子的命令，取悦于百姓。”《周礼》说“大司徒用保息六法养育万民”，可知古代帝王爱民的政治，不外乎选拔俊才并任命为官，这就是长久安定而长治久安的原因。与后世庸碌之辈居官窃取俸禄、才德不足而致败坏，给朝廷留下讥讽。以体恤百姓为心，而施惠者不免有中饱私囊的顾虑；百姓以期望恩惠为念，而请命者或有内部壅塞的担忧。所养育的不是贤才，想要其养育遍及万民，必定没有这样的事。因此圣王在上位，谨慎修养其德行，本着至公至明的见识，来招揽贤士，兼收并蓄，随才任用。人逐渐使用，而出类拔萃的人才，则不逐渐使用；官职按次序升迁，而切要之职，则不按次序。这样那么所谓利民、所谓休美的事，将无所不举；所谓病民、所谓忧戚的事，将无所不除。众多俊士，不就是用来惠及我的良师吗？总之，乾坤是万物的父母，圣人是其合德，贤人是其秀出。所以圣人是继承道统的宗子，而贤人是辅助治理的家相。只有圣人体会天施地生的心意，扩充民胞物与的胸襟，自然有办法挽回气化的过失，而合撰于清宁。九州之内，六合之外一道而同风，全都基于这养育贤才的典制，只是特别急于其先务罢了。有平天下责任的人，如果能深深明白颐养的意义，而得到养道的正道，那么裁成辅相，立贤无方，而恩泽就遍及苍生了。

译周易

圣人供养贤人，进而恩及万民。

编修臣储麟趾

臣谨按：圣人超越众物而出，必定以天地的心意作为自己的心意。天地以养育万物为心意，所以圣人不仅仅为了自我供养而治理天下，而是必定把养育天下百姓作为急务。如果说是为了自我供养，那么君王享用四方贡赋也不算是过分；如果说是把养育天下百姓作为急务，那么没有一个人不蒙受恩泽，这也不算辛劳。这难道一定要挨家挨户赠送衣服、人人施舍粮食吗？裁成天地的法则，辅助天地适宜的运行，以此左右百姓，顺应时势而施行，有其秩序；普遍而广泛地推行，没有遗漏。大概必须达到参与天地化育、赞颂造化生长的境界，而后才是养育之道的极致功效。《易经》中的《大有》、《大畜》、《鼎》卦都有供养贤人的含义，《师》、《益》、《井》卦都有养育百姓的含义，而《颐》卦则兼而言之，说：“圣人供养贤人，进而恩及万民。”程明道的话说得好：“圣人设立供养贤才的制度，与他们共享天位，让他们享用天禄，使他们将恩泽施予天下。供养贤人正是为了养育万民。”百姓初生之时，愚昧无知如同鸟兽，虽然有相生相养的道理，但不能为自己谋划。有圣人出现，然后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网罟、耒耜、舟楫、牛车、宫室、烹饪等便利，依次兴起。又担心山隅海角，人群聚居之处，不能靠一个人的耳目遍知，于是选拔人才提升他们，用等级威仪来区分他们，用优厚的俸禄来优待他们，期望他们引导宣扬德化，安抚百姓，使恩泽深广，没有一民一物流离失所，而后百姓才能安居。所以有忧劳不倦的尧舜，而后有视人溺己溺、视人饥己饥的禹稷，而后有每日勤勉赞襄的皋陶、后夔。这本来就是财富得以丰裕、怨愤得以化解，而万民得以和乐安康的原因。虽然如此，反过来看，贤人能够辅佐治理以养育百姓，不贤的人就会欺瞒上级以祸害百姓。圣人在此公正听取意见并观察，见到贤人就提拔任用，见到不贤的人就摒弃斥退，流放诛杀的条例与任命官员分定等级的典制，常常并行而不相违背。所以《颐》卦，与《噬嗑》卦互为表里。《颐》卦口中虚空，九四的一阳爻夹在中间，必须咬合而后才能闭合。先王治理狱讼的道理就蕴含其中。那么圣人的仁爱养育，必定接着以义理匡正而后才完备，就像天地的春生，必定辅以秋杀而后才完备。后世只有萧何说养育百姓、招致贤人以图谋天下，意思也与此类似，但大小不同，公私截然不同。那是就蜀汉一隅而言，这是就普天之下而言。从萧何的话，可以知道霸业的胜算；从《颐》卦的彖辞，可以认识王道的全面。意义大致相似，但体用各不相同，本来不可以相提并论。

周易

象辞说：水流相继而至，是习坎之象；君子因此保持德行恒常，反复练习教化之事。

监察御史臣周祖荣

朱熹说：修养自己、治理他人，都必须重视反复练习，然后才能熟练而安适。程颐说：德行应当像水一样有常道，教化之事应当像水一样反复练习。臣谨按：水动是机变，前进必定循序渐进，流动而不停息，坎是劳卦。象辞取重习之义，在于克勤。观察内外都是坎，得到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道理，由内逐渐推及于外，是前进的循序渐进而有秩序。修养自己兼及他人，是功夫的反复练习而不停止。自身具备的，称为德；施行于自身的，称为行。以德为本作为行，体验者有依据了，但担心可能会有间断。君子以恒常的心意专注，平时以敬和义夹持，能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力争绝续之交，虽然本体自觉清醒而日日更新，检点自身还觉得来不及，那么缉熙光明的学问就得到了。而德是人人都具备的，修养德行人人也有同心。圣贤成就万物的度量，原本就在成就自身之中，我不能教化别人，就是德行中有亏欠之处。所以以自身树立教化，起初劳来匡正，接着辅助翼赞，事情详细了，又从而振奋德行，那么功效更加紧密。凡是无所遗漏的，都是无所不习的。这内外没有间隔而恰好符合水相继而至的意义。又曾经思考，六十四卦中都讲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方法，为什么唯独在坎卦的象辞中并举其义呢？我私下认为坎卦中实中实是诚，诚则没有停息，而成己成物的道理一以贯之。观察彖辞“有孚心亨”一语，首先重视立诚，就知道圣人取象大概基于此。有人说常德行、习教事是处险的方法，似乎还执着于一偏，而没有领会立象的根本宗旨。

御览经史讲义卷五

<子部,儒家类,御览经史讲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览经史讲义卷六

周易

咸，亨，利贞。

编修臣万承苍

程颐说：“君臣上下，以至万物，都有相互感应的道理。事物相互感应，就有亨通的理。君臣能相互感应，那么君臣之道就通达；上下能相互感应，那么上下的意志就通达。以至父子、夫妇、亲戚、朋友，都情意相互感应，那么和顺而亨通。事物都是这样，所以‘咸’有亨通的理。利贞，相互感应的道理，利于正。”

臣谨按：上经讲天道，所以首列《乾》；下经讲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