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览经史讲义卷三

译在泰卦所象征的安泰之时，哪里还有艰难呢？然而身处安泰之境所应遵循的道理，则必须使思虑保持艰难危惧的心态，使行为端正稳固，这样才能大致避免过失。因此，每当产生一个念头，就只怕有丝毫细微之处不合于正道，从而开启奢侈放纵的端绪；每做一件事，就只怕有一点点不合于天心，有一方面不能使民心满意，从而导致悔恨吝惜的萌芽。推而广之，直到一举一动、一皱眉一笑，无不从早到晚像在薄冰深渊上行走那样谨慎，像在神明面前那样庄严敬畏，不敢有丝毫的疏忽。早晨勤勉，晚上警惕，一天如同百年那样漫长，以恭敬之心持守，以持久为要务。唐尧虞舜和周朝盛世的兴隆，古今所称颂的太平盛世，其道理大概都不出于此罢了。虽然如此，治乱安危的关键，本源于天命而治理在于人为。君子之道兴盛则为泰，小人之道兴盛则为否。小人之道消退则为泰，君子之道消退则为否。消退与兴盛的交替，是祸福的根本。自古以来，史册所载，哪里能说得完呢？人之常情，没有不喜欢安定太平而厌恶危险动乱的，也没有不喜欢君子而嫉妒小人的。然而君子多遭困厄，小人多侥幸得势，这是因为君子之道难以契合，小人之道难以识破，所以三代以后，号称小康的，大多是奸邪与正直并存，治世与乱世参半罢了。至于明镜高悬于空，美丑必定映照；日月高悬于上，鬼魅潜藏形迹。君子与小人的情状，既然已经洞察无遗且周知，那么举措之间，大公至正，君子日益进用，小人也被感化成为君子，朝廷清明，天下安居乐业。宇宙之气蒸腾为太和，小往大来的吉祥亨通，将有永垂不朽的功业了。

译《周易》

泰卦，阴气往而阳气来，吉祥，亨通。这是因为天地之气相交而万物通达，上下之情相交而意志相同。内卦为阳而外卦为阴，内卦刚健而外卦柔顺，内卦象征君子而外卦象征小人。君子之道日益增长，小人之道日益消退。

少詹事臣许王猷

孔颖达说：“之所以命名为泰，是因为天地之气相交而生养万物，万物得以大通，所以说泰。上下相交而意志相同，是用人事来象征天地之交。内阳外阴，是依据卦象；内健外顺，是阐明卦性。这是就卦爻来解释‘小往大来，吉亨’。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之道长，小人之道消，是再从人事中来解释‘小往大来，吉亨’。”

程颐说：“小往大来，是阴气往而阳气来。这是因为天地阴阳之气相交，而万物得以顺遂通达。在人，则是上下之情交通，而意志相同。阳气来居内，阴气往居外，是阳进而阴退。乾卦刚健在内，坤卦柔顺在外，就是内刚健而外柔顺，这是君子之道。君子在内，小人在外，这就是君子之道长，小人之道消，所以称为泰。”

臣谨按《易经》说：“上下相交而意志相同”，就是《尚书》中“一德一心”的意思。然而意志相同可以论及君子，却不可以一概而论小人。小人本来坚定地应当被排斥在外。邵雍说：“治世并非没有小人，只是小人难以得势；乱世并非没有君子，只是君子难以得志。关键在于君主在用人和弃人之间谨慎，默默掌握着君子与小人消长的权柄。”而之所以要谨慎用人弃人并掌握消长权柄，其道理在于光明地辨别，真诚地对待。大凡小人，言辞巧辩，行为固执，见闻广博足以超出常人所能，情态深藏足以欺骗常人无法测度，智术巧妙足以转移人的喜好而使人不觉，才艺美好足以施行常人难以做到的事而无所畏惧。想要从而辨别谁是君子、谁是小人，也非常困难了。臣曾看李德裕说：“正直的人如松柏，特立不倚；小人如藤蔓，不依附其他物体不能自己起来。”张浚说：“不偏私自身，慷慨以天下百姓为心，这是君子；谋求个人利益的计谋很周密，而天下百姓的利害我不顾，这是小人。”言语刚正不阿，无所偏曲，这是君子；言辞语气柔媚奸佞，急切地窥探君主的意思于眉目脸色之间，这是小人。君主想要知道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从这两句话中，也可以得到大概了。至于小人既已去除，那么在朝内的就都是君子了。而君主对待他们的方法，是不可以不真诚的。倚为心腹，任为股肱，如果有益于国家，不要因为专断独行而怀疑他擅权；如果有利于民生，不要因为树立恩惠而怪罪他自私。我只要没有猜忌之心，那么采纳他的良策而不嫌弃他屈从参与，独自决断而不担心他违背；我只要秉持忠信之情，那么尊以禄位而天下共同羡慕他的宠荣，即使示以裁节而天下更见其没有隔阂。君主以一心对待臣下，那么臣下也以一心报答君主了。这样知人的明察，既有以辨别君子与小人的区别，而用人弃人都恰当；对待臣下的真诚，又有以联结君臣一体的情谊，而意志交相信服。这就叫内君子而外小人，这就叫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只有到了君子道长，才可以称得上上下相交了。然而臣认为君主真诚地对待臣下，必须先真诚地爱护百姓。大凡臣子承受君主的眷顾，必将观察君主所日夜思念的来寻求称其心意。如果只是以赤诚之心对待臣下，而没有怜悯百姓的意思，那么臣子寻求报答称职的，也只是君主所想要的，而不暇顾及民生的大计。所以必须君主以实心为民，然后以实心待臣，使群臣知道君主在为民之外，别无其他欲望，而臣子在为民之外，也别无可以报答君主，那么他们的意志就相同了。意志相同，然后上下之交才信服。那虞舜朝廷有“喜起”之歌，那么舜的治理就有着“时雍”的教化，“泰交”的盛况，难道不是千古昭彰吗？

《周易》

彖辞说：泰卦，阴气往而阳气来，吉祥，亨通，这是因为天地之气相交而万物通达，上下之情相交而意志相通。内卦为阳而外卦为阴，内刚健而外柔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之道日益增长，小人之道日益消退。

右赞善臣钱本诚

臣谨按：泰卦相交的运势，开启它的是天地，主宰它的是君主。保持泰卦之道，没有别的，只在于辨别君子与小人罢了。君子的心极其公正，只愿天下治安，而不计较身家的荣利；小人的心极其自私，只图身家的利害，而不顾天下的安危。推究小人的私心，那么天下人各自不同心，而上下怎么能相交？世运之所以闭塞的原因。推究君子的公心，那么天下人都同一心，而上下怎么能不相交？世运之所以通达的原因。然而天的运行，有阳必有阴；人的生存，有君子必有小人。君主怎么能尽得君子而任用他们？又怎么能全部举出小人而摒弃他们？只有在内外之间，安置得恰当罢了。在内不一定掌握权柄，凡是君主所敬信、一德一心的，就是这样；在外不一定

译被安置在闲散职位上，这是君主为了防范、根据才能而安排使用的人，正是如此。因为君子固然有完备的德行，而小人也并非没有杰出的才能。总之，只要让君子能够驾驭小人，而小人不能乘势凌驾君子，像这样就可以了。有人说，如果小人不能全部清除，必然会导致他们与君子争斗，而小人常常处于必胜的态势。我认为，这只有在邪正混淆、混杂共处朝廷内部时，才会产生这种祸患罢了。如果让君子在朝廷内部任职，那么他们见识高明、处事得当，身为小人的人都能安身立命、心悦诚服，正忙于奔走顺从尚且来不及，又哪里会有争斗胜负之事呢？况且他们看到小人的行径在当时行不通，也会自行收敛奸诈虚伪、刻薄的手段，而努力遵从忠厚正直的风气。比如裴矩在唐太宗时期，也能直言进谏以启发君主；王钦若在宋真宗时期，也能减免赋税以惠及百姓。他们虽然是小人，却也践行君子的道理。所以说：君子之道兴盛，小人之道就消退。既然他们能够舍弃自己的邪道而追随君子，那么他们也就是君子了，君主怎么能抛弃他们呢？虽然如此，却不可以不警惕。阴气与阳气相交，阴的本质依然存在于小人身上；与君子相交，小人的本性依然存在。尧舜的时代，君主英明、臣子贤良，尚且畏惧那些花言巧语、面貌伪善的奸佞之人。大概是因为他们特别知道巧言令色的习气，必然不被恭敬明察、深邃智慧的君主所容许，所以压抑自己而不敢放肆。如果误把他们当作君子而授予百官之长和四岳那样的重任，那么他们也就有了进退君子的权力，而小人的旧伎俩就会再次萌生了。这就是保持安泰之所以不容易，而圣人小心谨慎、畏惧的原因。

译《周易》

彖辞说：泰卦，阴气往去，阳气来至，吉祥，亨通。这是因为天地之气相交而万物通畅，上下之心相交而意志相同。内卦为阳而外卦为阴，内卦刚健而外卦柔顺，内卦象征君子而外卦象征小人。君子之道日益增长，小人之道日益消退。

监察御史臣陆尹耀

邱氏在《富国》篇中说：“天地的形体不能相交，而是以气相交；气相交而万物通畅，这是天地的泰和。上下的名分不能相交，而是以心相交；心相交而意志相同，这是人事的泰和。阴阳是从气的角度而言，刚健柔顺是从德的角度而言，君子小人是从事物类别的角度而言。内外解释了往来的含义，阴阳、刚健柔顺、君子小人解释了小大的含义。”

臣谨按：阴阳相对而立而区分小大，是因为阴不敢对抗阳，所以称阴为小，称阳为大。阴应当在外，而六爻往居第四位；阳应当在内，而九爻来居第三位。往来恰好适宜，起初没有违背逆乱。在时令上正值贞元会合，世道清明，这就叫做泰。占卜得到此卦的人，阳刚之德正处亨通，阴柔退让听从，对于天运和人事，无不吉祥且亨通。这就是卦辞的含义。从自然天运来说，天以覆盖为职，地以承载为职，从而化生万物。凡是芸芸众生各类生物，没有不各自安守其常道，顺应其本性的，这是天地之气的相交。天与地以气相交，而万物各自禀受天地之气作为自身之气，气没有不通畅的。从人事来说，君主以治理为主，臣子以效能为任，从而颁布教化。凡是礼乐政刑，没有不协调于中正之道，归于至正之理的，这是上下之心的相交。上与下以心相交，而各自体察上下之心作为自己的心，心没有不相同的。泰和的运数开启于天地，泰和的和谐兴起于君臣，由此广泛观察小往大来的景象，生生不息的气弥漫充满于宇宙之内，而肃杀之意暗中消解。这是因为阳居于内，而阴自然在外了。刚毅之德在日用之间自强不息，而柔懦的习气不行。这是因为刚健主导于内，而柔顺自然在外了。君子不必全部升任朝廷，而有被起用的契机，这就是内君子。小人不能全部消除其踪迹，而有疏远的趋势，这就是外小人。君子在内以制约小人，小人在外以奉承君子。由此，福国利民之道，日益逐渐增长；蠹国害民之道，日益逐渐消减。哪里会不吉祥且亨通呢？天地的相交，是气化之本，这是确定的。而人事应当尽力，上能推诚以待下，下能尽忠以事上，以人事的泰和，能够符合天运的泰和，而君子秉持正道而立，小人改变面貌以顺从，或许泰和的治理可以成就，而气化相通，本来掌握在自己手中啊。

《周易》

彖辞说：泰卦，阴气往去，阳氣来至，吉祥，亨通。这是因为天地之气相交而万事通畅，上下之心相交而意志相同。

给事中臣卫廷璞

臣谨按：传文解释“泰卦小往大来吉亨”的含义，并推演到天地上下之交，也是以坤卦往外卦，乾卦来内卦，一往一来有相交的含义，而万物因此通畅，意志因此相同，就有吉祥亨通的意思了。然而《系辞》说：“天尊地卑，乾坤就确定了，卑高陈列，贵贱的位次就确立了。”《序卦传》说：“有了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了君臣然后有上下。”那么天地上下其位次，本来就有截然分开且相差很大的。但我私下曾考察过，《易》有不易、变易两个含义。《乾凿度》说：“变易的是其气，不易的是其位。”那么“小往大来”似乎不是说不易的文辞，而是说变易的含义，所以说“交”。大概充盈天地之间的只是一气罢了，气有阴阳，就有升降，如果不相交则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天地闭塞，万物不通。所以卦中坤在上的，是地气上升以交于天，就是所谓的“地道卑而上行”；乾在下的，是天气下降以交于地，就是所谓的“天道下济而光明”。二气相交，氤氲化醇，流行不滞，而凡是得气而成形的，没有不资始资生，各自端正保全和谐的，在天地之内声应气求，这就是万物之所以通畅，而成为天地的泰和。濂溪周敦颐说：“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互根不就是天地相交的含义吗？又说：“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不息，变化无穷。”不就是万物通畅的含义吗？至于君主尊如天，所以乾为天，为君，都取上面的名称；臣子卑如地，所以坤称地道，称臣道，都取下面的名称。上下的位次，如此严明，而也说“交”，为什么呢？《系辞传》说：“君子上交不谄媚，下交不亵渎。”《大学》说：“与国人相交，止于诚信。”那么略去位次的差异，而言意志的相同，有什么不可以说“交”的呢？在泰卦的时运，开创泰和的人志在裁成辅相，保持泰和的人警惕于往复平陂，其感孚于日夜，默喻于隐微的，没有不上感下应，固结而不可解的。即使君主可以而臣子不行，外表看似不同，但最终为国为民的意志，可以昭示于天下，被君主的心所谅解，这不以随声附和为同，而以大公无私为同，这种相同，不就是相交吗？如今二帝之时，上下的名分不是不严明；三王之

译世道，上下尊卑的秩序并非不严肃；然而有时警戒于朝堂台阶，有时在宫廷阶前接续歌咏，有时表现出三次聘请的殷勤，有时效仿傅岩求贤的举动。有时深切关注后车所载的贤才，因此那个时代，上面没有不体恤臣下的君主，下面没有不敬重君主的大臣，共同恭敬协作，同心同德，和谐之气充盈，各种福泽完备而至，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以化育，将要见到天地的安泰，并且是由人事的安泰奠定了基础的。

译《周易》说：这就是天地相交而万物亨通，上下相交而心意相通。

编修臣赖翰颙

臣谨按：天地之间生成万物的机理，统摄于造化；而万古治理天下的根本，起源于人心。人们只看到清平宁静的景象，万物繁荣兴盛；太平盛世，天下安宁有序，便以为是气化与人事恰好逢其盛时，却不知道刚健与柔顺协调、圣君与贤臣相遇，这种感通的原因，绝非偶然。如今，天地高低位置不同，阴阳气息不同，而且覆育与承载的职责也各不相同，如果它们截然分开而不相交，那么万物数以万计，将凭借什么来神奇地生长发育呢？只有乾一阳之气下行于坤两阴之中，而资生万物的功效向上符合乾资始万物的作用，因此阴阳交感化育醇厚，从种子萌芽到破土而出，洁净整齐而显现，形形色色的万物，无不是由这静时专一、动时正直，静时收敛、动时开拓的力量鼓荡其生机。这是天地形体虽不相交而气息相交于万物之中，从而显现出泰卦的亨通。至于上下如天与泽的分别，本于伦理常道，冠履尊卑的严格，行为合乎典礼，地位相隔非常悬殊。但情感上的交流，则如咨询采纳，几乎忘记权势地位，选拔优秀者晋升，不拘泥于形式。究其之所以重视提拔引荐而推崇交相赞成的原因，只是因为时刻挂念民生，努力使各项功业都繁荣兴盛。所以欢欣拜贺、继唱颂歌，固然彰显了同德同心的雅正；即使君主有过失而臣子辅正，也可见毫无二心、毫无疑虑的诚意。这是大业崇尚富有，盛德蓄积于日日更新，全靠这上下心意相通来实现，所以称为泰。大概天地上下道理本相通，而气息则是一贯的。试看太平盛世开启，国运宏大展开，冲和之气凝聚为灵秀，圣人相继出现而贤才大量诞生，天地刚为上下而隆重其配合，行动如羽翼辅助而思虑如启发引导，上下且依赖天地来神化其志气，何况元首英明而股肱贤良，和谐庄重的境界无不在彰显其响应。所以郊祀而天神降下美景喜庆，且贡献其吉祥征兆，何止于万物畅遂？社祭而地神显现河岳，且为之效灵，岂仅见各类生物都亨通？这是天地上下也相交而成为泰。泰的意义确实无穷啊！解释经义的人取它配合为正月之卦，确实看到三才之道美善悉备，而中和位育的景象由此可知了。

《周易》说：这就是天地相交而万物亨通，上上下下相交而心意相通。

监察御史臣富德

臣谨按：《资始统天》称为乾，乾是君道；顺承天施称为坤，坤是臣道。乾坤合德称为泰，泰是时运休庆隆盛的象征。所以极尽天地之间位置养育的征兆，彰显仁德必定由于藏用，千古明君贤臣的际会，大业也本于盛德。大概在天在人，无不交相契合，那么由本体达至功用，以成就天下极致的功业，道理出于同一原理，没有两样。只是天地是万物的父母，而化生万物的。高明的本体立于上，博厚的本体立于下。当冬至之时，气机开始，声音气味无闻，而大生广生的德性发微而不可见。等到相交而成泰卦时，而天施地生的益处自然充实周遍而不可穷尽。因此天以一阳之气交于坤，地以一阴之气交于乾。由此云得以运行，雨得以施降，各类事物得以都亨通，即使极小的昆虫草木也都得见盛世的吉祥。大概这一天的气化，宇宙清宁，各类生物畅遂，其德大，其功盛。然而相交在天地，则无心而成化；而代替天工以出治的，则在上下同志而成能。人君继天立极，神化的权柄操于上，而致治保邦赞襄的功效本于下。所谓都俞吁咈，一心一德，足以彰显喜起休风的，也只是因为相交罢了。只是上下交会之际，又各有其道。自古为君难，为臣不易。圣帝明王抚御天下，以聪明睿智的德性致经纶参赞之功，尚且体道而不居功，见善如不及。当其夙夜慎密，内心自强而不息，万机所以等待治理，造诣纯粹而至精，万物所以等待命令。刚健中正而嗜欲悉除，高深易简所以合符。由此上有圣智之君，下必有贤明之臣，不只是从事扬言拜手的仪文。大概人臣事君，公正者其心，无私者其学，抒发精诚吐露情愫，忠爱发于至性，静献本于实心。体此意以临官，则竭力尽能而诚慤可以上达，体此意以任事，则嘉谋入告而志意可以上孚。因此主圣臣良，而元首的安康股肱的辅佐交相契合而无间，一天道的变化而各正保合。其理岂有二哉？观之尧舜禹汤文王之君，获稷契皋陶、伊尹、吕望之臣，明明在朝，庄严肃穆布列，聚精会神，相得益彰，这就是上下相交的明验吧？

《周易》说：这就是天地相交而万物亨通，上面下面相交而心意相通。

监察御史臣马丙

伊川程子传曰：天地阴阳之气相交，万物得以遂其通泰。在人则上下之情交通，而其志意相同。臣谨按：天尊地卑，而乾坤之位以此确定；上天下泽，而君臣之

译分别用来彰显尊卑上下的界限，界限分明而不容混乱。这怎么可以说有交往呢？然而天地的形体不可相交，却以气相交；上下的名分不可相交，却以情相交。泰卦安宁的卦象，发端于自然造化，成就于人为努力。从古至今，没有人能改变它。你所说的泰卦的吉祥亨通，不妨先从天地之间寻求验证。如今天地之间，号称万物众多，它们蓬勃生长各自得到顺畅发展的契机，这是万物的通达。这正好体现了泰卦的通达，而探究其所以能通达的原因，必定根本于天地的相交。天位于上，地位于下，清静安宁的位置，难道允许没有分辨吗？然而天道向下施予恩泽，地道向上运行，好像相互交合一样。因此天地之气氤氲交融，万物化生醇厚，从种子破壳到嫩芽初生，从洁净斋戒到相见交流，没有一样事物不体现其通达。这是天地开启一个时代的运势，来验证泰卦卦象的情形。至于极盛隆昌的运势，不仅仅是气化预兆的安顺。朝廷之上，更有道德的隆盛。曾经追溯唐尧虞舜的时代，考察夏商周三代，看到君主都、臣子俞的时代，君主圣明、臣子贤良的朝廷，在上者略去朝廷的威严，在下者与各位官员卿尹讲求朋友的情谊；在下者忘却草野之人的疏远卑贱，在上者与帝王父母笃行宾朋的友好。书写思虑应对天命，君主乐于群贤汇聚；征询访求典范亲近师臣，欣喜于一人拥有道义。一堂之上的精神没有隔阂，内外的情况会合而成安顺。这也是天地的相交。九重宫门的情意既然通达，草野百姓的好恶也能上达天听。这也是万物的通达。上下交感而意志相同，有足以相信的理由。然后才知道气数应当达到太平之日，天地固然为君臣预示了吉兆；而气运处于兴盛之时，君臣也为天地扩大了教化。阴阳和谐而万物顺遂，明君良臣兴盛而欢欣歌唱。百姓安居物资丰富，正好验证了太平的景象。一德一心，正好彰显了恒久的治理。天人相互助益，以成就泰卦的吉祥，难道不值得相信且可以验证吗？

译天地相交，万物便通达；君臣上下相交，他们的意志便相同。

监察御史臣周祖荣

臣谨按：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上下是尊卑等级的威严。有了天地，然后才有万物；有了君臣，然后才有上下。那井然有序不可逾越的，是名分的不同；那和睦融洽不容隔阂的，是天理的一致。正因为名分不同，所以防范维系得以区别；正因为天理一致，所以意气情谊得以相互资助。自古以来，天与人交替作为经纬，以成就世运；那清静安宁的契合，共同享有的福祉，固然悠然可以想象。天地排列而乾坤得以确定，卑高陈列而贵贱得以定位。两大之所以确立，三才之所以形成，都要相互协助以治理，而相互衬托以彰显。所以天地还是这样，上下也是这样。在太平治世，清和和睦，俯仰之间都宽裕，无不乐于和煦日光的舒展，而庆幸遭遇盛世，这就是它之所以称为“泰”的原因。“泰”通过相交而显现，而相交的道理，实际上寄托始于天地大造和同贞元，以此来会合。刚健柔顺有常道，阴阳交感所以化育醇厚。从此开始屯难防止开辟，从此开始族类滋生。源于天的亲近上方，源于地的亲近下方。其间刚柔强弱，性质不同；灵蠢偏全，本性不同；温凉寒燠，气息不同；方圆巨细，形状不同。而当云行雨施，万物流动成形的时候，则固然有一通而无不通的。试看金木水火土谷的繁多，以及动物植物飞禽潜兽变化的深奥，哪一个不是气机的鼓舞呢？天地如此，而上下就可以知道了。上下的统属在于权势地位，上下的联合在于精神。担忧它们不同，所珍贵的只有相同。然而表面相同而内心不同，欲望相同而道义不同，亲近相同而恭敬不同，都不能说是相同。这其中有意志，意志相同则情感相同，情感相同则举措行为没有不相同的。政教的颁布，不过是末节罢了。殿堂之上，不异于家人父子，而政教的根本已经确立；礼乐的设立，不过是外在的表现罢了。君臣之间，直如头与四肢，而礼乐的源头已经贯通。大概上下的相交，就如同天地的相交。确实这是休明之象，和乐之风啊。也曾思考，天地与上下的相交，有天运，有人事。天地相交而上下顺从，这主持在于造化；上下相交而天地顺从，这权衡在于君相。从来世运的升降，固然随着气数而转移；而人力的匡扶，能以中和来安顿养育。因此有同心之美，则必有太和之应；有一德之协调，则必有纯佑之福；有明良喜起的君臣，则必有光华复明的天地。人定胜天，就是这个道理。虽然，乾元资始，坤道顺承；君主深明知人，众臣明察勉励辅佐。天地的相交，由天向下作用于地；上下的相交，由君向下作用于臣。所以说：“天道向下济助而光明，地道卑微而向上运行。”又说：“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其中的义理值得思考。那么泰运的成就，大概所系尤其在于君德啊。

周易

上下相交而他们的意志相同

监察御史臣葛峻起

臣谨按：中天之世，明君良臣欣喜起舞，在朝堂上唱和诗歌，私下感叹当时的君臣，为何略分言情如此？等到深入考察达到大治的原因，那时的太平，在于天地间的修和，在于各项政务的有序，在于百姓；而他们之所以相互需要而有所成就，实际上源于明堂中交相警戒的一颗心。于是知道君主在上辛劳，臣子在下勤勉，用来达到泰运的兴盛，固有与造化同功的了。这就可以从《泰卦彖传》所说的“小往大来”中，得到其意旨。自从乾坤确定，而卑高陈列，贵贱定位，上下是用来继承天地而成就泰道的。然而殿堂高而台阶远，等级分明，在上者咫尺之间就见到天威，在下者毫发之间不容放纵，本来不容易做到诚信相交，而称为同心同德。如果忘记权势名分的悬殊，而不异于家人父子；放置礼仪文辞的末节，而引为头与四肢，那么吟咏《鹿鸣》，欢快地像嘉宾相接；唱歌谈笑，和蔼地像美誉相处那样可亲。上交不谄媚，下交不亵渎，难道不是泰之所以配得上天地吗？况且虎啸而风生，龙兴而云合，是因为平时有所投合；不遍视而看已明，不竭尽倾听而听已聪，是因为细微有所感应。现在上下之间，气志之地，有诚信美好而没有隔阂，有联合而没有背离，那么臣子而邻近皇心，时常通达于众人；尊贵者而亲近下情，全部达于九重天。这时，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会气，相得益彰。多么美好啊！如果不是君臣一德，怎么能合志同道如此呢？由此朝廷清明而万事都治理，群邪被罢黜而众正日渐上升，以此来感召天和，吉祥全部到来。私下认为《卷阿》何必发出其声音，《天保》不足以宣扬其盛况。总之泰阶既平，那么保持泰道的人应当更加至上，不要因为有日赞之人而忘记日夜的兢业；下臣不要因为有主知之人而放松夙夜的靖共。所以为都为俞，是相同；曰吁曰咈，也是相同。正因为这样而“明良喜起

译这种风气，简直可以与鼎盛时期的美好相媲美。太平盛世的兴盛，在上下之间相互酝酿，随即洋溢于天地之间，这难道是容易达到的吗？

译《周易》说：亲近君子而疏远小人，君子的正道就会兴盛，小人的邪道就会消亡。

监察御史臣陈仁谨按：君子与小人的区别，自古以来辨析得非常详尽。然而能够明察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并且在任用或罢免时不混淆不清的，大概是非常困难吧？为什么呢？因为君子指责小人是邪恶的，小人也指责君子是邪恶的。况且有表面看似君子而内心实为小人的，有言语看似君子而行为实为小人的。君主辨别他们，也在于掌握其中的方法罢了。香草和臭草不能同放一个容器而保持芬芳，禾苗和杂草不能同长一块田地而茂盛。这两者内心不相容，形势上也不可以共存。大抵君子像苍松古柏，挺拔独立，种植很难，去除很容易；小人像藤萝蔓草，必定依附他物，不种自生，铲除后又繁茂。所以《周易》以阳象征君子，以阴象征小人。凡是阳必定刚强，刚强就不屈服；凡是阴必定柔弱，柔弱就难以测度。光明磊落像青天白日，没有丝毫可疑之处的，是君子。闪烁狡诈像蜮狐蛊毒，无法辨认其真面目的，是小人。不偏私自身而慷慨以天下百姓为心的，是君子。只知利己而不顾国家安危的，是小人。志在推行正道，进用合乎礼制而退隐合乎道义的，是君子。志在谋取私利，有利可图就亲近，利尽则互相残杀的，是小人。言论庄重正直，逆耳拂意，为国尽忠而不迎合君主的，是君子。言辞委婉顺从，小心翼翼地窥探君主眉目脸色之间的意图的，是小人。隐藏恶行宣扬善行，以揭发别人的隐私作为直率的，是君子。嫉妒别人的善行，庆幸别人的恶行，掩盖别人的长处而暴露其短处的，是小人。然而君子治理国家，国家却常常疏远他；小人危害国家，国家却常常亲近他。为什么呢？忠义之士，见识高超而目光敏锐，思虑深远而忧患重大。当世间没有忧患，似乎可以稍微安定时，他却痛哭流涕，以此引发天下大难的端倪。皇帝没有严重的失德，还可以保持安定，他却直言极谏，甚至将君主比作周幽王、周厉王、汉桓帝、汉灵帝那样的昏君。百官尽职，也没有大的奸邪未清除，他却深深恐惧指鹿为马的祸患，在朝夕之间发生。祥瑞吉兆，是君主罕见而珍奇的，他却视之为不值得相信。至于日食月食，雨水晴天的异常，就随之归咎于君主，说这是政治弊端的招致。射猎巡游，歌舞娱乐，似乎对治理没有妨害，他却禁止并压制这些。他在朝廷之上，使天子感到局促不安而产生敬畏，士大夫不敢在其中安闲放纵懈怠。虽然未必立刻陷入孤立危险的境地，但君子日渐被排挤替代，这是确定的。如果奸臣则不然，小忠小信，足以巩固君主的心意；逢迎君主，又有办法顺适君主的意图。当他尚未得志时，有的以谄媚进身，有的以利禄结合，有的勾结亲近宠幸的人来制造赞誉，有的阿谀权贵来博取欢心，卑鄙下贱，无所不至。等到他得到君主的信任后，弥缝左右，愚弄上下，使君主欢喜爱悦，暗中将国家大权授予他而君主自己却不知道。而公卿大夫及各级官员，无不奔走归附，争相成为他的心腹。于是内外勾结盘根错节，就像盲人眼疾，药力不能到达；像附着咽喉的瘿瘤，靠近要害而不可割除。现在的君子，没有不公正而宽恕的；小人，没有不偏私而刻薄的。从前蜀汉兴起时，诸葛亮、蒋琬等贤臣在朝廷汇聚，同心协力扶持王室，而李严、魏延之流混杂其中，即使有微小的功劳才能，没有不录用的；即使有小的过错瑕疵，没有不容忍的。大抵君子存心仁厚，必定不肯以不贤之人对待他们。即使他们放纵欲望败坏法度，君子也不过排斥他们罢了，未曾断绝他们自新的道路。而章惇在宋朝时，自知背负天下怨恨，而各位贤臣不会宽恕自己。于是假借“绍述”（继承先帝遗志）的名义，想有所报复。然而排斥一个而众多君子尚存，还不足以发泄自己的愤怒，想赶尽杀绝而君子谨慎修身少有过失，没有空隙可乘。只有国家结党，是君主最忌讳的，所以需要这个说法才可以倾覆他们。又恐怕他们被罢黜后再次被任用，于是将他们编管到穷荒边远之地，置于死地而后安心。虽然如此，天下难道都是君子吗？难道也都是小人吗？假如朝廷之上，作为股肱心腹的重任，能交给两三个君子承担，上能契合君主的心意，下能作为百官的楷模，那么小人将为我们所用尚且来不及，又哪里会有奸邪萌发呢？最终，他们也都不得不勉力成为君子了。况且小人的才能，也不是不足以任用，只是他们内心惶恐不安，担心得到，又担心失去，所以一切只奉行君主的意旨，而没有闲暇为国家忠诚谋划。他们起初本是为了巩固宠信，援引同类，内外交相煽动而不觉，养成了祸患的根源。那么，在任用或罢免之际，君主能不谨慎吗？贤臣进用，是治世的表征；邪臣进用，是动乱的契机。如果让贤臣与奸臣并立于朝廷之内，而天下可以长治久安，那么古代的圣王为什么拥有天下之大，却不能容纳两三个小人呢？虽然知人善任是明智，尧舜也难以做到；听言观行，是孔子所告诫的。拥有天下的人，如果能清心寡欲，兼听并观，那么邪正虽然难以辨别，但也怎能逃脱呢？如果持犹豫不决的态度，对贤臣处于想亲近又想疏远之间，对邪臣处于想退斥又想不退斥之际，那么邪臣常能凭借计谋取胜，而贤臣不能施展忠诚，天下不可一天治理。所以君主又

译尊贵者有决断的依据。

译周易

天地交泰，君王以此裁成天地的规律，辅助天地适宜的运行，来引导百姓。

编修【臣】甄〇

朱熹说：“裁成是为了制约其过度，辅助是为了弥补其不足。”

【臣】恭敬地陈述：自然造化与人类事务，相互感应相通，而百姓，是生成于天地，教养于君王的。天地仁爱之心，起初没有片刻的停息，而当时候处于泰卦之时，则阳气正在滋生，阳德正在亨通，上行下济，万物生长尤其旺盛，这就是卦辞所说的“小往大来”。然而开启泰运的，是天地；达成泰运的，是君臣。君臣之间，同心同德，共同有所成就，而其权柄完全掌握在君王手中。因为君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而以万民为子，所以顺应时势来穷尽大道，而依据大道来适宜时势，他的精神所凝聚之处，直接贯通于元、会、运、世的全体，而纪纲法度，又足以相互维系而不败坏。因此，泰运存在于天地之间，气运尚有推移变迁，而泰运存在于君王之中，固然百年如一日。我私下就裁成辅助的说法，而推广其义理。大概化育的自然规律叫做道，依据其道而裁制它，如同明确四季，确定八方，垂示五常之教。道的当然准则叫做宜，依据其宜而赞助它，如同四季调和而三农必须分辨，疆界划分而土地适宜必须协调，纲常确立而训诫必须周全。这是裁成辅助的大经大法，百代君王不能改变的。而推究其根本，详察其末节，人事繁多，总之不出君王的一心。因为历来圣帝明王，学问渊深，恭敬不显，而每日的明察与呼吸，行动与天地相流通。至于他以心来行政，本着覆载无私的气量，而运用精明刚断的德行，吏治为何能澄清，民风为何能淳朴，庆赏刑威，蠲免兴作之事，为何能有利无害，有得无失？没有不以太道本体作为权衡，随时适宜而补救，化解其过度与不足的偏差，而统一归于大中至正，那么四海九州，没有不是受德泽的地方，而实际上没有藏奸的渊薮。由此善气流行，祥瑞相应，天地太和，而百姓受福于无穷。汉代儒者董仲舒说：“作为君王，端正一心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来端正万民，远近四方，没有敢不出于正道，而没有邪气奸佞夹杂其间，因此阴阳和顺而风雨适时，众生物遂生而万民繁殖。”这可见裁成辅助的实质，而泰卦之所以吉祥亨通，确实不是没有原因的。况且泰，是逐渐积累而趋向兴盛，也是极盛而警戒其盈满，所以泰卦的初爻，庆幸贤类一同升进，泰卦的二爻，看见中道之德值得崇尚，而后则在平陂往复的道理上，申言以示警诫。君王体察交泰的卦象，深怀保泰的心思，进用君子，退斥小人，扶阳抑阴，以刚健驾驭柔顺，那么君主德行清明，百事振作，自然足以赞化育，参天地，为生民立命，垂休于万世，而泰运长新了。

周易

天地交泰，君王以此裁成天地的规律，辅助天地的适宜，来引导百姓。

编修【臣】曹经

【臣】恭敬地陈述，善于谈论治理的人，没有不求其开端于天的。天的规律，统于一元，而作为气的开始；天的运行，始于一春，而作为时的开始。君王上奉天时，下勤民事，政教号令的实施，必定始于正月，都是所以本于天而正天下罢了。审视这一点，而《易》泰卦的卦象可以取来解释了。因为天地交泰而阴阳和顺，履端于始，而分至启闭的〇依次推演；寒暑往来的次序，逐渐积累。《月令》说：“立春之日，天子命令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这是天道运行于上，而时序昭明；人事兴起于下，而圣化彰显，相应而至的。怎样证明它是裁成呢？君王体察天地交泰的道理，凡是偏离阴阳的，限于时数的偏差，而用政令引导；偏离刚柔的，阻于风土的差异，而用礼制平定。朱熹所说的“制约其过度”，就是这个。蔡渊说：“气化流行，分为春夏秋冬的节气；地形广远，分为东西南北的界限。”而裁成的意义，从此可以认识了。至于辅助，是继裁成而有事的。朱熹说：“辅助以弥补其不足。”程颐说：“使民利用天时，因循地利，辅助化育之功，成就其丰美之利。”如时运有温肃，当春而耕，当秋的敛，以及盖藏卒岁的必须谨慎；地势有高下，燥者种黍，湿者种谷，以及〇樗葵枣的咸周。这是圣人的辅助。又说：“以左右百姓，其道不外于裁成辅助的大要，而实本于我君王钦若敬授的深衷。”因为天地以生物为心，圣人即以天地之心为心。家为富之人，为寿之此治之布于大经大法者也。兢兢业业持之，时几勅之，此德之裕于不睹不闻者也。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其道不有同揆者么？由卦象而推之，乾阳也，君道也；坤阴也，臣道。象独言后而略于臣者，君为君纲，犹阳之可以统阴也。圣人首出庶物，奉若天道

译恩泽屡次布施，仍警戒不要安逸；下至公卿大夫以及众官员，应当勉励早晚勤于公务的勤勉与恭敬。君主的事务，就是代替上天施行教化，共同保全那富足亨通、安泰盛大的治世，那么能够相继保持君明臣良的，就符合泰卦上下交泰的卦象，而治世的法则也就隆盛了。

译周易

天地交泰，君王因此裁成天地的规律，辅助顺应天地的适宜，以此来辅佐百姓。

检讨【臣】韩彦曾

蔡渊说：“气化的流行，浑然一体地连续不断，圣人为其加以裁制，以区分春夏秋冬的节令。地形广阔遥远，经纬交错，圣人为其加以裁制，以划分东西南北的界限。这就是裁成天地的规律。春天生长秋天肃杀，这是时令运行的自然；高地种黍低地种稻，也是地势所适宜。圣人则加以辅助，使在春天耕作，在秋天收获，高地种植黍，低地种植稻。这就是辅助顺应天地的适宜。”

【臣】谨按：乾称为父，坤称为母。人君以天为父，以地为母，而将万民视为子女。所以《诗经》说：“快乐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尚书》说：“元首作为百姓的父母。”这都是因为天地的化育，不可能没有过头或不足的地方，依赖圣人在其中维持补救，为其划定范围而不逾越，曲折成就而不遗漏，参赞天地而辅助化育，使百姓在天地之间相生相养，而实际上是在圣人的一心之中相生相养。大概世运正当兴盛，天地先于圣人而开启其始；治功特别盛大，圣人后于天地而成就其能。因此成为天地的宗子，能够胜任养育百姓的责任而有余力。天地不外乎阴与阳而已。一阳生而为复卦，复是天地的心，而不是天地的交合；一阴生而为姤卦，姤是天地的相遇，而不是天地的交合。只有三阳向下济助而天与地交合，三阴向上行进而地与天交合，这才是天地的交合，而泰卦由此开启了。泰，就是通达。天地交合而二气通达，是正月的卦象。此时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谐，草木萌动，月令所记载的，因此归属于孟春。人君效法天地的法则，如设立四时以区分天时，划定四方以确定地利，这就是裁成的说法。顺应天时而教导百姓春耕夏耘，利用地利而教导百姓高地种黍低地种稻，这就是辅助的说法。然而天地的气化，在那边有余就在这边不足，帝王的经纶治理，在那边减损其有余，就在这边增益其不足。所以有裁成就统摄着辅助，而辅助就蕴含在裁成之中。比如人才是天地所生，而建立官职只任用贤能，安排事务只任用有才能的人，这就是用人中的裁成辅助。货财也是天地所产，而取用有度，使用有节，这就是理财中的裁成辅助。建立教化以造就人才，而春秋讲礼乐，冬夏读诗书，这就是立教中的裁成辅助。严明刑罚以辅助教化，而宽恕过失无论多大，惩罚故意无论多小，这就是明刑中的裁成辅助。至于积蓄储备以应对缺乏，而不使谷价高伤民，谷价低伤农；修筑沟渠以端正疆界，而务必使旱时能蓄水，水时能泄洪，哪一件事不是同时兼具裁成与辅助的呢？所以朱子说：“天与人所为，各自有分，裁成辅助，必须是人来做。”又说：“裁成，是用来辅助的。”虽然如此，主导泰运的是君主，辅翼泰运的是臣子。人君以天地之心为心，人臣就应当以君主之心为心。大概所谓的泰，是地交于天而成就其泰。这是天地交合而万物通达。也是下交于上而成就其泰。这是上下交合而其志向相同。君明臣良，德行一致，各种功业都兴盛。唐尧虞舜三代朝廷，之所以成就泰交的治世，就是因为这个。

周易

象辞说：天地交合，泰。君王因此裁成天地的规律，辅助顺应天地的适宜。

监察御史【臣】陆尹耀

王氏申子说：“天地交合而阴阳和谐，万物顺利，所以称为泰。人君效法它，裁成其规律，辅助其适宜。这就是天地之间，所以没有一物不泰的原因。”

【臣】谨按：两间的气运，由天地开启，而由大君普及。这三极并尊，万物因此都顺从。大概隤确之神，虽然以妙合而成化，但所统辖的不过元气、元形而已。如果不是有统辖元功的人，调节其有余不足的数目，那么出入也不灵验；确定其无过不及的平衡，那么施生也不显著。怎能使得众百姓称颂机缄如同奉行律令而不违背，亿万百姓承受生成如同接受陶钧塑造而没有差错呢？所以知道一施一济，各自没有阻隔，以此奠定这泰局的是两大之心；或节制或宣发，交替经纬，以此宏扬这泰局的是一个人的责任。裁成辅助，确实断断乎不可推诿。只是天地的规律，都是天地之神所凝结；天地的适宜，就是天地之气所呈现。这又何尝不处于极致？不适于时节的，如果泛泛地执着于继起的弥纶，比拟先机的发育，意念不精切，就恐怕流于肤浅浮泛；格局不宏大深远，就顾虑伤害于浅薄草率。寻求能够斟酌天地的度量，更在于善于成就天地的终结。所谓虚的使之实，微的使之彰，依据其自然的精理，著为当然的实事而已。比如气机流行，浑沦无迹，君王就为之纪以日月星辰，统以作讹成易（指制定历法），而后春夏秋冬的节令具备；山川坟衍，广阔无端，君王就为之辨以疆理戎索，制以井牧师田（指划分田界），而后东西南北的界限明确。这就是所谓的裁成其规律。春生夏长，秋敛冬藏，是天地的适宜。唯

译后来者遵循前人的做法，因此有了成就功业的要领、疏通阻塞的准则，从而在朝夕之间，都能与大自然的运行相契合。高处种黍，低处种稻，干燥贫瘠或湿润肥沃，这是土地的适宜特性。只有后来者继承它，因此有了改变的方向、背离常规的方法，从而在尺寸毫厘之间，都能为大地确立其常道。这就是所说的辅助和成就其适宜之处。其他如根据时节建立政令，衡量土地安置百姓，制定节制谨慎的法度，使行为不超越准则；疏通幽暗，排出停滞，使事物不阻塞于关键之处。无论大事小事，或缓或急，有变化有常态，有时行动有时停止，事情并非单一，但总归结于掌握权位者的能力。凡是依据道理运行的，道理到了，形势便无法再增加；依据事务推行的，事务存在，责任便难以推卸。发动防范，通达困顿，使一代人达到和谐，只有君主应当探究其谋划罢了。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百姓。百姓的智慧能力，虽然足以通达天地，但常常受制于权变；百姓的手脚，虽然可以应对天地，但有时不明晓法度。只有裁成辅相，立于无可增减的地位，这样紧迫的就可以舒缓，阻塞的就可以疏通，百姓在不知不觉中安享饮食，沐浴在顺应自然的宏大教化之中，而没有一个人不顺应其天性。确实，太平盛世的成就，没有君主就不能成功，然而如果不能确立中和的准则，先前没有培养其全能，最终就无法赞颂化育而参赞天地。大概穷尽本性以至于天命，更是作为元首的君主所应当急切追求的吧？

译周易

天地交泰，君王因此裁成天地的规律，辅助顺应天地的适宜，来左右百姓。

监察御史臣刘永泰

朱熹说：“裁成，是裁断；辅相，是佐助。”

王申之说：“天地交泰而阴阳和谐，万物顺遂，所以称为泰。君王效法它，裁成其规律，辅助其适宜。这就是天地之间，没有一样事物不泰和的原因。”

臣谨按：泰治的兴盛，天地与圣人实际上共同参与。然而天地的事，等待圣人而完成便退让其权柄；圣人的事，善于承继天地而不敢推辞其责任。所以当处于美好吉祥的际会时，人们知道天地给予圣人极大的安逸，却不知道圣人则代替天地承受极大的辛劳。只有圣人不敢存有一丝自恃之心，萌发一分图安之念，对于天地所不能做与来不及做的事，没有不全面规划、周密安排，而区划得当的，从而安定三才以富庶百姓，于是独自归于至为聪慧，作为君主一人。大概君主，本来就是天地所厚生的，作为百姓的共同主宰。秉持神明的资质，履行君师的位置，具备仰观俯察的能力，尽善尽美地制定人伦物用的制度。天地有自然的规律，百姓不知道如何节制它，而显得过度的，君王于是为之裁成；天地有当然的适宜，百姓不知道如何利用它，而显得不足的，君王于是为之辅相。比如春夏秋冬区分其顺序，南北东西辨别其方位，耕耘收获跟随其时节，黍稷稻粱顺应其本性。凡是用来丰厚百姓生活、便利百姓使用、端正百姓道德的，都使之截然有条理，井然有序地归于治理，而天地想要给予百姓的，百姓向天地所求的，就没有丝毫遗憾了。在这个时候，宇宙彰显其光明昌盛，亿万百姓游于和乐之中，仁风翔舞融洽，太和之气洋溢，人们无不说道：“泰治的兴盛，怎么像这样盛大呢！”然而又知道那裁成辅相以左右百姓的，都是我们君王的功劳啊！即使以《易》《书》来说，龙马背负河图，不过是从一到十的数字罢了。只有伏羲圣人画阴阳的卦象，文王周公圣人系连彖爻的文辞，然后百姓观察变化而玩味占卜的，志向由此通达，事业由此安定，无不推行以尽利，而鼓舞以尽神，这也是赞化开导百姓的大端啊。

周易

天地交泰，君王因此裁成天地的规律，辅助天地的适宜，来左右百姓。

监察御史臣史积琦

臣谨按：一代之治，运数开启于造化的相互成就；而一世之治功，根本在于帝王的经纶。大概圣人首出，身处运数的兴盛，常有不敢自恃之心。对于天地所不能做与来不及做的事，起初没有可以推卸的责任。本来知道统合三才以确立准则，不是治理者不能成功。《易》在内乾外坤的卦而命名为泰，这个时候，天道下济，地道上行，宇宙彰显太和的景象，朝廷有统一的德风。群贤类聚，正道光昌，众多士人汇聚征召，人才蔚然兴起。百姓生活其中，能不说是和乐吗？然而有天地就有天地自然的化育，这就是道；有天地就有天地当然的节制，这就是宜。这其中的功劳不在天地，而在参赞化育、作为百姓父母的君主。君主并非一定要加于天地之上，人类未兴起时清宁奠定位置，天地未曾求助于至人。然而天地固然不可以没有君主。气化虽然兴盛，而经纶等待兴起，一人确实能在造物上立功。所以他裁成天地的规律，确定四时的顺序，经营九野的划分，建立五常的准则，执守中道来运转，而覆载不担心其偏颇；他辅助天地的适宜，恭敬授人以顺应时节，辨别方位以尽利，鼓舞以成就能力，调和有权，而生成不留其遗憾。像这样，过度的有所节制而各自得其道，不足的有所增益而恰好适宜，以便利百姓使用则使用无不周全，以丰厚百姓生活则生活无不顺遂，以端正百姓道德则道德无不恢复。君主之所以左右百姓，不是很详尽且深远吗？总之，天地什么道，百姓所作为道的，就是它的道；天地什么宜，百姓所作为宜的，就是它的宜。只有天地是万物父母，统率亿万民众而设立君主，只有皇天建立其准则，而崇高者效法，卑下者取法，广泛施予生养的利益以惠及百姓。这就是它之所以在一时开启泰治，而和平成就功绩；在万世保持泰治，而快乐利益防止休止的原因。君主的功劳，难道不伟大吗！

周易

君王因此裁成天地的规律，辅助天地的适宜，以左右百姓。

编修臣陈顾防

臣谨按：古今最隆盛的治理，其开端开启于天地之间，其利益受于万姓；而其中参合三才而确立准则的，不是圣人不能。功盖天地，为百姓而开启运数，不得不将权柄归于圣人。圣人为百姓而建立大功勋，又怎么敢推卸责任给天地呢？所以泰交的时候，絪缊的是其气，感通的是其神，下济而上行的是其道，阳德方亨，群生毕达。我私下认为天地在这里，既然取物类而化生它们，怎么难取百姓而经理他们呢？不知道万物化醇的气，两仪确实因任乎自然；节宣宰制的权，二气也有借于参赞。如果不是至为聪慧而作为君主的出现，又

译怎么能够斟酌天地的中正之道来确立百姓的性命呢？大概化育万物虽然显明，却不能为天下各方详细地规划；尊卑虽然确定，却不能为亿万民众实现他们的生长成就。因此，天道有时会有所过度，适宜有时会有所不及，这也是天地无可奈何的。只有君主能够加以裁成和辅助，在上阐明天道，使往来运行没有差错；在下考察地道，使疆域界限有所区别。参差不齐的数目，都受到君王的教化裁制，而没有过度之处。奉行天命而恭敬地顺应五行，全都与时令相协调；奠定地德而平治四海，完全尽其地利。开辟以来未曾有的奇迹，都等待圣人的补救，而没有不及之处。像这样，圣人难道只是追求调和阴阳，而思考参赞天地吗？也是为了让百姓，向上能认识风雨露雷的缘由，向下能辨别刚柔燥湿的不同；夏天穿葛布，冬天穿皮裘，渴了喝水，饿了吃饭；通过孝悌友爱和睦亲族来厚植人伦，通过休养生息来达成仁德长寿。百姓在天地那里不能得到的，有办法让他们得以生存；天地不能顾及到百姓的地方，有办法消除他们的遗憾，以此来引导百姓罢了。那么，造化的隆盛，不能说不是由人事决定的。人们只见圣王统治天下，阴阳和谐，百姓万物安宁和乐，美好的利益普及于不言之中，伟大的教化形成于可见之象，认为百姓是何等幸运而亲身遭遇太平盛世？哪里知道那秉承天命而养育万物的，本来就有这样的范围不过度、曲成万物而不遗漏的道理呢？那么确实可以说，功业参与天地两大，恩泽遍及众生，关键在于顺应时势而施行治理之后啊。

译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来左右百姓。

监察御史臣戴章甫：

臣谨按：亿万民众的众多，天地能够生养他们，却不能使他们各自满足其本分，顺从意愿而养其欲望，供给需求使之满足，因此将治理的权柄寄托于代天理物的一人。然而圣人对待百姓，也未曾违背造化的自然，所以体现元始、建立制度而使他们恰当地得到公平，起初不外乎顺应天时、依据地利，与百姓共同安处于顺从法则的常态，于是四海之内，已经共享太平的福泽。《泰卦》的象辞说：“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用来左右百姓。”这确实是体现天地的安泰，而协调于政治，使人人各自顺遂其生养吗？如今化育的机运相续流行不息，如果没有用来调节宣导，那么阴阳二气怎能均衡调和？广袤地域交错形势各异，如果没有用来区划治理，那么四方怎能统一？那么有待于裁成的情况就是这样。况且春耕秋收，节气自有一定，高地种黍低地种稻，燥湿没有不同的适宜，如果没有用来经营管理，那么万物生长怎能顺次分布？那么有待于辅相的情况又就是这样。王者为之制定历法以定分；至为之辨明方向、端正位置，以统一版图；为之颁布政令顺应时节，以兴办年岁之功；为之测量土地、估量适宜，以顺从物性。由此五行布列，四时和谐，六府修治，三事治理。所谓裁成以制约其过度，辅相以补充其不足，而教导率领、辅助翼护来左右百姓，使人人共享其乐利，那么天地间难道还有一物不安泰吗？大概阴阳和合而万物顺遂，这是气化之所以舒展的原因；法度完备而民心安乐，这是治功之所以盛大的原因。《尚书》陈述洪范，《诗经》咏唱豳风，《礼记》记载王制、月令，其调和的手段不止一端，经纬的事务非止一事。敬天勤民，顺应时运凝聚功绩，各种政务只有和谐，万国才能安宁。那么自尧舜禹汤文武以来，之所以成就泰运的隆盛，不确实有先后相同的准则吗？

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

编修臣王觉莲：

程子说：“裁成，是说体现天地交泰之道，而裁制成其施行的方法。辅相天地之宜，天地通泰，那么万物茂盛顺遂。人君体现它而制定法制，使百姓利用天时，依据地利，辅助化育之功，成就其丰美的利益。”

臣谨按：自乾坤到履卦，阳爻三十画，阴爻三十画，阴阳的数量相等，然后成为三阴三阳的泰时。到了泰卦，那么上下清明，人物恬静和乐，哪里还有过度与不足的祸患呢？但是开创一时的泰运而没有过度不足的，是天地；保持万世的泰运而常使之没有过度不足的，是圣人。那么用来赞助化育而参赞天地的，确实有赖于真正聪明的君主了。为什么呢？天地有自然的道，有当然的适宜。所谓自然的，天地虽然井然有序地分别，却从未不是浑然运行的。所谓当然的，天地虽然有它的理，但不一定有它的事。就像四时循环没有尽头，四方广远没有边际，如果没有用来裁成，那么阴阳不能确定其顺序，刚柔不能确定其位置，而天地的道或许会至于过度。万事各有所宜，万物各有所适，如果没有用来辅相，那么冷暖不能顺从其本性，燥湿不能顺从其性情，而天地的适宜或许会至于不足。所以古代的贤明君主，尊崇效法上天，卑下效法大地，俯察仰观，确定春夏秋冬的节令，而节气不至于参差不齐；辨别东西南北的区域，而疆域不至于混同无别。依据天时而耕耘收获，顺乎生长收藏的机运；凭借地利而种植黍稷稻粱，协乎土壤性质的本性。推而广之，君尊臣卑，父坐子立，确定尊卑秩序的常经；礼乐象征阳，刑罚象征阴，符合舒缓惨烈的妙用。夏穿葛布冬穿皮衣，饿了吃饭渴了喝水，依据人性的当然；服牛乘马，结网捕鱼打猎，随顺物性的适宜。然而哪一件不是君主的裁成辅相，为天地立功的呢？信然，开创泰运的是天地，保持泰运的是圣人，而凡是有统治天下责任的，应当尽裁成辅相之功，使天下后世没有一物不安泰。

辅相天地之宜

给事中臣倪国琏：

程子说：“天地通泰，那么万物茂盛顺遂。人君体现他，而制定法制，使百姓利用天时，依据地利，辅助造化之功，成就其丰美的利益。”

臣谨按：这是圣王赞助天地全部功用的地方。大概天地自然的化育为道，而道中当然的叫做宜。天地有它的适宜，而不能自己适应它的适宜，那么必定有赖于君王的帮助赞导，来补充造化所不及的地方。这辅相的功用，圣人是不能停止的。辅相没有比利用天时更大的，圣人明察阴阳寒暑的适宜，而春耕秋收，南夏北冬，无不本着钦敬顺从的心，而行其敬授民时的事情。由此生长收藏，各自顺从其顺序，而百工得以治理，各种功绩都兴盛了。辅相没有比依据地利更大的，圣人察其高下燥湿的适宜，而红土青土黑土，泥涂白壤，无不辨别其刚柔的性质，而作出稼穑的甘美。由此黍稷稻粱，各自繁茂其种植，而各种土地

译交正，三壤咸则矣。

阴阳交感而正道确立，三种土壤都符合其法则了。

辅相又莫大于秩人伦，

辅助和调和没有比整顿人伦关系更重要的了，

圣人观其恩义序别信之宜，

圣人观察恩情、道义、次序、分别、诚信的适宜之处，

而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

从而使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

既正五典而使之敦，

在端正五种常道后使他们关系笃厚，

又用五礼而俾有常。

又运用五种礼仪使他们行为有常度。

由是经纶条贯，各若其则，

由此治理条理贯通，各自符合其规范，

而百姓无不亲，五品无不逊矣。

于是百姓没有不亲近的，五伦没有不顺从的了。

是故辅则有匡勷之术，

因此辅助就有纠正和扶持的方法，

相则有承弼之方。

相佐就有承接和辅佐的方略。

天地无心而成化，

天地没有意志却成就化育，

圣人有心而无为，

圣人有意志却顺应自然无为，

所以燮理寅亮，不惮其劳，

所以调和治理、恭敬辅佐，不畏惧辛劳，

经纬措置，曲尽其道。

规划安排，详尽地践行其道。

凡物或有憾于天地，

凡是万物对天地有所遗憾，

圣人皆引以为己责，

圣人都将其引为自己的责任，

而必使之咸有以遂其生，

一定要让它们都能顺利生存，

皆有以复其性，而后已。

都能恢复其本性，然后才罢休。

是故以父母天下为王道，

因此以像父母对待天下那样作为王道，

尤必以万物得所为极功，

尤其必须以万物各得其所作为最高功绩，

而有天地必赖有圣人也。

天地存在必然依赖圣人的存在。

虽然，元后亦岂于天地有所加哉？

虽然如此，君主难道对天地有什么增益吗？

所为辅之相之者，

所谓辅助和相佐，

亦因其时与势之所趋，

也是顺应时势的趋势，

理应如是之补救，

理当如此进行补救，

随时处中，通权达变，

随时保持中道，通晓权变，

是以泰运一开，遂无一物之不泰，

因此太平运势一旦开启，就没有任何事物不得太平，

而且能使万世之长保其泰也。

而且能使万世长久保持太平。

然则王者之辅相天地，信无愧于天之宗子。

那么王者辅助相佐天地，确实无愧于上天嫡长子的身份，

而即与天地参矣。

也就与天地并列为三了。

故曰：天地设位，圣人成能。

所以说：天地确立位置，圣人成就功能。

凡赞化育之事，何莫非左右斯民之事哉！

凡是赞颂化育的事情，哪一件不是辅佐百姓的事情呢！

译周易

初九：拔起茅草，根须相连，因其同类而进，出征吉祥。

监察御史【臣】李防

朱熹《本义》说：“三个阳爻在下位，相连而进，这是拔茅连茹的卦象，出征行进是吉祥的。”

【臣】谨按：国家命运的兴盛与衰败，往往以贤才的进退作为衡量标准。因此，贤才如同舟楫、如同盐梅、如同股肱、如同心膂，前人对此论述得很详细。然而，贤才的产生有特定的时机，聚集有特定的机缘，分类有特定的类别，招致有特定的端绪。《泰》卦初九爻，对此论述得尤为显著吗？它说“拔茅连茹，因其同类，出征吉祥”，【臣】顺着这句话思考：它说贤才必定依附于《泰》卦，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贤才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他们的出仕也不是随意的。上等的人固然志在道德，次一等的人也意在功名。所以，他们衡量已经度量的君主，进而衡量天与人相会的时机、时势的关键。虽然安定还没有奏效，但君民和睦，治平已经有了端绪；虽然灾害还没有消除，但上下警惕勉励，治理成效可以预期。这本来就是《泰》卦的契机。出仕跟随君主，来辅佐我们的君主，来恩泽我们的百姓，来施展所学，来酬报平素的志向。磻溪的老者，望着西岐而来归顺；莘野的农夫，等待三次聘请而后起用。这就是贤才的产生，因为《泰》卦而招致的原因。它说《泰》卦必定首先举出贤才，是为什么呢？大概天下的混乱，必定有产生的原因；而它的治理，也必定有开始的源头。所以有时正值鼎盛，君臣群臣习惯于固守，然而国家没有老成持重之人，观察的人已经预测它将衰败，根本已经动摇。也有偏安一隅，内外日渐忧虑，而朝廷多有大德之士，有识之士预先知道它将兴盛，正道可以长久。夏朝有遗老，一支军队就可以恢复旧业；周朝有世臣，年幼的君主可以实现中兴。有胼手胝足的圣人，昏乱沉溺还担心什么成为灾害；有深思文治的后代，百姓自然遵循养育之道。这就是开创《泰》卦的功业，因为贤才而成就的原因。它说贤才的进用而用拔茅连茹作比喻，是为什么呢？大概天下的事物各有其类别。一个小人得用，众多小人从而依附，是神意相契合；一个君子得用，众多君子从而进用，是功效又相互资助。所以四岳在位，夔、龙、罴、虎济济一堂被任用；周公、召公分治陕地，疏附、先后等纷纷大力进用；房玄龄、杜如晦执掌政权，郑、宋、英、卫无不称职；韩琦、范仲淹立于朝廷，欧阳修、蔡襄、尹洙、余靖无不竭尽才技。大概因为时运正值昌明时期，那么应运而生的人才众多；而时势可以有所作为，那么善类被汲引而升迁的更加迫切。《诗经》说：“众多吉士和蔼可亲，都是君子使来取悦天子。”又说：“思慕皇天众多士人，诞生在这王国。”这也正是《泰》卦初九“拔茅连茹”的意思。虽然如此，世间不可能只有《泰》而没有《否》。君子也不可能永远聚集而不分散，他们之所以勤于延揽、广泛登进以培植国家根本、承受美好天命，共同保持《泰》卦于无穷，《易经》虽然没有明说，但意义是可以思考的。

周易

拔茅出征吉祥，是因为志向在外。

检讨【臣】周焘

杨万里说：“君子的志向，在于天下，不在于自身，所以说志向在外。”

【臣】谨按：《泰》卦初九，有拔茅连茹的卦象，其占卜为出征吉祥。孔子担心后世占卜得到此爻的人，或许仅仅把出征吉祥作为荣禄的阶梯，甚至把拔茅连茹当作结党营私的助力，所以为他端正根本在于志向。大概志向所向，不过是在义与利、公与私之间，起初是毫厘之差，后来就有千里之隔。人品的邪正，功业的污浊与崇高，没有不是由此决定的。现在朝廷用人，不仅仅是说使他们富贵而已，而是说我为天下求贤；贤人用于世间，尤其不是厚着脸皮苟且求取富贵而已，而是说我为天下推行大道。志向在天下，那么自身不是所计较的，而富贵不足以改变他的操守；志向在自身，那么舍弃富贵没有别的图谋，而天下的利弊都可以漠然视之。人臣如果漠视天下，即使有不世出的君主，处于可以有所作为的时机，那么天下大事谁与他共同治理呢？那么所谓志向在天下，应当怎么样呢？朱熹说：“古代的君子，一天立于其位，就一天从事其官职，对上不敢怠慢君主，认为不值得与他谈论仁义，对下不敢鄙视百姓，认为不足以兴起教化，屹立中立，没有一丝私情的牵累，而只知道职责所应当做的。”罗从彦说：“爱君主如同爱父亲，爱国家如同爱家庭，爱百姓如同爱子女，这些都是善于谈论古代大臣志向的话。”虽然如此，不可以没有根本。孔子说：“隐居以求其志。”陆九渊讲义也说：“君子明白义，小人明白利。人所明白的，由其所习染；所习染的由其所志向。志向于义，那么所习染在义，这就明白义了；志向于利，那么所习染在利，这就明白利了。”如果真能深思自身不可成为小人的归宿，对于利欲的习染，常常痛心疾首，专心志向于义而每日勉励。由此而进入考场，他的文章必定都阐述平日的学问，胸中的蕴藏而不违背圣人；由此而出仕，必定都供其职，勤勉其事，心系国家，心系百姓，而不为自身打算。所以《学记》说：“凡是学习，官员先于事，士人先于志。”那么志向所向，尤其存在于策名释褐之前，实在不是仓促旦暮间可以强行树立的。

译《周易》

九二爻辞：包容荒远，能涉险渡河，不遗漏疏远之人，不结党营私，得以崇尚中正之道。

《象传》说：包容荒远，得以崇尚中正之道，是因为德行广大光明。

译监察御史臣王兴吾上疏陈述正义说：“‘包荒’和‘用冯河’，是因为九二爻具备刚健之德且居于下卦中位，从而作用于泰卦，能够包容荒秽之物，所以说‘包荒’。‘用冯河’，是指没有船只渡水，凭借勇气涉水过河。‘不遐遗’，‘遐’是远，‘遗’是遗弃。用心宏大，对万物没有疏远遗弃。‘朋亡’，是指得中而无偏私，无论何处都予以接纳，在朋党之事上无私心，‘亡’即无，所以说‘朋亡’。‘得尚于中行’，是因为九二爻的行为如此，得以配合作为六五爻的中道。之所以说‘包荒’能配合作为六五的中道，是因为无私无偏，存在于光大的道理之中。”

臣谨按：泰卦所讲的，都是保持安泰的道理，而在初九爻说“拔茅征吉”，在九三爻说“艰贞无咎”，大概是因为阳刚是保持安泰的根本，所以在乾卦的三个阳爻上充分表达其意。而九二又是乾卦的中爻，所以它讲述保持安泰的道理特别详细。它说“包荒”，是讲含宏的度量，无所不包；说“用冯河”，是讲涉水过河的事，必须始终用力才能成功渡河，大概是说保持安泰的道理应当运用涉水过河那样的力量。说“不遐遗”，就是不忘远方；说“朋亡”，就是不忽视近处；说“得尚于中行”，就是建立准则并运用中道。说“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大概是只有光大才能得中，而只有“不遐遗”“朋亡”才能光大，那么“不遐遗”“朋亡”，又是这一爻的关键。而其含义则包含君道和臣道。因为九二是乾卦的中位，所以有君道；九二是臣子的位置，所以有臣道。从君道来说，君主能以宽大的度量，切切谨慎敬业的心态，不把四海之远视为遥远而遗弃，不把殿陛之近视为亲近而忽视，那么就能建立中正的表率，成为保持安泰的君主。从臣道来说，臣子能以深谋远虑为心，并以始终如一的气节自我激励，立志在于为国为民，起念在于无私无党，那么就能大公至正，成为保持安泰的臣子。因为祸患潜伏于隐微之处，而常产生于被忽视的地方，君主能做到“不遐遗”“朋亡”，那么从外到内，从大到小，没有一处不是精神所贯注的，哪里会有祸患的萌芽？臣子能做到“不遐遗”“朋亡”，就不会做眼前的苟且之计，而是为国家做长远的谋划，不被偏私党援所拖累，而是做公而忘私的事。天下哪有不能长久安定、长治久安的呢？保持安泰，是君主的心意，而辅佐君主保持安泰，是臣子的事。圣人将保持安泰的道理写在臣位的爻辞中，而《象传》说“包荒得尚于中行”，更加表明上位者以此要求下位者，以此应和下位者，上下同心，君臣一心，这就是《彖传》所说的“上下交而其志同”。大概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是保持安泰的事；而“不遐遗”“朋亡”，是保持安泰的道理。只有具备“不遐遗”“朋亡”的心，然后才能施行裁成辅相的事，所以臣认为泰卦所讲的保持安泰的道理，只有这一爻最为深切明显。

周易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监察御史臣陶正靖

臣谨按：包荒，是仁的德行；用冯河，是勇的德行。仁必须兼有智，所以不遐遗；有勇且义，所以朋亡。此卦专门讲述保持安泰的事。此爻从臣位来说，而其解说没有比程子更详细的。伏惟皇上处于安泰宁静的时运，正当勤于求贤的时候，臣请求就程子的学说逐条列举并核实。程子说：九二以阳刚得中，上应六五；六五以柔顺得中，下应九二。君德本刚，而取用柔顺，是因为不柔顺就无法尽到臣下的心意。臣道宜柔，而取用刚强，是因为不刚强就无法承担天下的重任。类似刚强，而不一定得中，担心成为申枨那样的欲望。接近中道，而不本于刚强，又担心成为胡广那样的中庸。如果这样而一味用柔道来驾驭，就像用水加水，必定无法成就泰卦的功业。伏惟皇上在纪元之初，曾举出韩愈“感激媕阿”的诗句，来劝勉群臣。到现在三年了，群臣果真已经感激思奋了吗？还是蹈常袭故而没有能够改变呢？臣听说王者以仁养育万物，必以义端正万民。民比物尊贵，那么就知道义行的推行应当从尊贵者开始。义行于尊贵者，那么仁就普及于万物了。这就是所说的百官端正而万民没有谁敢不归于端正。不然，那么壅遏沮格的祸患岂可胜言！程子说：“人情安肆，那么政令舒缓而法度废弛，万事没有节制。治理的方法，必须有包含荒秽的度量，那么其施为宽裕详密，弊端革除事理而人心安定。”又说：“安泰宁静的时代，人情习惯于久安，安于守常，怠于因循，惮于更变，没有冯河的勇气，不能在这个时候有所作为。”凡是程子所指的这两种弊端，从三代直到汉、唐、宋、元、明，兴盛到极点而衰败，防范不从此处着手。臣观察今日朝廷的意向，大概包含的意思居多。其表现在施为上的，似乎宽裕，而实际是纵弛；似乎详密，而没有关系体要。至于乐于因循而惮于更变，则尤为切中要害。况且如群臣条奏下部议的，其说法在可否之间，实行固然属于无

译况且，不实行也并无害处，而一纸空文就可以敷衍塞责，那么暂且商议实行它，以符合名义。

译皇上求取言论的用心，是为了显示不拒绝他人意见的态度，但其他时候却认为难以施行而搁置一旁的情况也有。臣私下认为，事情应当论断是非，不应当论断难易，如果是正确的，虽然困难也应当施行；如果是不正确的，虽然容易也绝对不可施行。过去所谓难以施行的事情，比如暨〇想要在吴地澄清流品，杜弼想要在魏地惩治勋贵，以至于唐朝末年，在太原、邠岐用兵，这大概是因为处于分裂的朝代，面对积弱的局势，确实有非常困难的地方。如今天下统一，海内的局势，本来就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一样，而皇上至仁的德行又已经深入人心，必定没有惊骇物议的顾虑，有什么嫌隙和疑虑，而一切以难以施行为由搁置呢？治病的人务必探究根本，疏通井水的人务必通达源头，想要革除弊端、端正风俗，不从本源治理，而只是在末流中勉强维持，这就是朱子所说的“架漏牵补，苟且度过时日”。作为臣子害怕失去人情，不肯承担怨恨，这是方便行事、谋求私利的计策，不是程子所说的英烈之辅足以承担天下重任的人。程子解释“朋亡”的含义，说如果禁止奢侈就会损害近亲，限制田产就会妨碍权贵，不能以大公断事，就一定会被朋党牵制。龚焕说：“九二的大臣之所以进退人才，只有消亡了朋党，才能任用天下的贤才。”两种说法相比，龚焕的说法更优。推究到底，难道只是大臣如此吗？如果处理文书的人，以律令作为判断标准，而不被请托牵制，那么各种事务没有不治理好的。负责纠察的人，以义理作为权衡标准，而不被朋友左右，那么奸邪小人就没有容身之地了。这就是“朋亡”的极致，即使是屯卦也可以变为泰卦，哪里会有起伏反复的忧虑呢？朱子说：“包荒不是混同而没有区别的意思，所以务必果断地施行，明察地周全，公正地处理，然后任用和舍弃、举措和安排没有不符合中道的。”大概孟子所说的“作为君主尽到君道，作为臣子尽到臣道”，似乎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即使是成康、文景之治也会感到惭愧，只有皇上的仁爱明智，确实能够比肩前代圣人。臣敢于以责难的意义，效法狂瞽之言。

仰望恳请

垂神察纳，天下幸甚

周易

九三，没有平坦而不倾斜的，没有前往而不返回的。艰难守正，没有灾祸。不要忧虑诚信，在饮食方面有福。

编修臣蔡新

臣谨按：天人治乱的关键，非常微妙啊！想要治理而不混乱，是天心的仁爱；不能只有治理而没有混乱，是气数的消长。害怕混乱而保持治理，是人事用来维系气数而体现天心的原因。从盈虚消长来说，天心有时不能胜过气数的权变，以制定治理、保护国家；从人事来说，人事有时也符合天心的准则。说气数不可逃避，《六月》、《云汉》的诗篇，为什么能光复旧物？说时运可以依赖，元狩、天宝之治，为什么不能善终？明白这个意思的，在《泰》卦的第三爻中可以看到。泰，是极盛的时候；三，也是阳气增长的阶段。圣人在《否》卦到第四爻之后才有喜悦，而在《泰》卦当第三爻时就多有戒惧忧虑的意思，深意啊。大概天下的混乱，不是产生于混乱的时候，而是产生于极治的时候，为什么呢？开创之初，国势正在兴起，人心尚未稳固，君主和臣子早晚孜孜不倦，无非是为天下谋划治安，为子孙奠定稳固的基础，他们的精神所贯通的天人，确实依赖于此。进入泰卦之后，上面安逸下面嬉戏，逐渐忘记旧日的情形，君主认为声色逸乐无害，臣子认为持禄养交是安享太平，进谏的人被称为沽名钓誉，深谋远虑的人被称为狂妄愚蠢，上下的精神谋划，无不拘泥于眼前的安定，而图谋一己的利益。图谋一己利益的人，没有不遗害天下的；拘泥于眼前安定的人，没有不带来日后悔恨的。那么殿堂阶陛的懈怠，是其一。开国之初，节度简略，法网疏漏，连吞舟的大鱼都能漏网，而吏治蒸蒸日上，不依赖法律；承平之后，巧伪逐渐滋生，那么法网更加严密，以繁文缛节为足以装饰太平，以科条律例为足以清除奸恶。因此百里的政令可以委托，而颗粒铢两的出入不敢专断；钧衡的官职可以执掌，而是非轻重的权宜不敢过问。使得君子没有依靠来大展宏图，小人有所援引来施展奸诈之术，施行久了，人人只把簿书期会当作尽职，而立法的初心，设官的本意，茫然无法分辨了。那么政令的烦琐，是其一。国家以百姓为命脉，百姓以粮食为天。在泰卦的时候，百姓和物资丰富，而百姓的游手好闲消耗它，风俗的奢侈浪费消耗它，朝廷的征收更加严密，经费日益增加消耗它。古代因为人口众多而致富，后世却因为人口众多而更加贫困；古代在民间论断贫富，后世却在内府计算盈亏；古代制定国家制度以收入决定支出，后世筹划度支则根据支出来安排收入，因此虽然有体恤百姓的命令但百姓没有看到益处，徒有充实国家的计策但用度不更加宽裕，那么物力的匮乏，是其一。人才是国家的元气，拨乱反正的时代崇尚功业，致治之初崇尚文治，都有经世的远大谋略。泰运既开，承平日久，朝廷听不到正直的言论，士大夫不谈名节，拘泥于文义作为学问，熟习圆滑作为才能，卑顺柔脆作为德行，靡曼繁缛

译（世人）把文章当作世俗所崇尚的东西，家庭把它作为教育的准则，无不逐渐沾染成风，揣摩迎合以谋求进身，这是尊贵者所向往、卑贱者所趋附的。幼年所学，就是成年后所行的。朝廷中没有刚直不阿的臣子，那么民间读书人的心态就都变得市侩了；乡里没有廉洁方正的磨砺，那么仕途上的功名就都变得苟且了。这是人才萎靡不振的原因之一。风俗是国家盛衰的根本。在太平时期的初期，家庭邻里之间，多有敦厚朴实、安定和睦的心思。后来人口繁衍增多，家庭中的争吵便日益频繁；生计紧迫，邻里间的信任防范便逐渐衰退。商人的豪奢超过了官员，狡诈凶狠的人欺压善良的人。朝廷推行宽大的政策，但法律只施行于愚钝之人，而对奸民却疏于约束，这是助长了他们桀骜不驯的气焰。吏治追求安定的名声，但胥吏的弊端日益开启，诉讼案件常常积压，这是酿成了刁蛮强悍的习气。这是风俗浇薄的原因之一。这几方面，有的可能是因为矫枉过正，有的可能是因为时势变迁，都是人事与气数相互影响而造成的。圣人知道是这样，所以在泰卦的第三爻，就告诫说没有平坦而不倾斜的，没有前往而不返回的，霜虽然还未结冰，月亮已经接近满月，确实非常担心其诚信的保持。然而可以说这是气数与人事，但不能说这是天心。因为天心的仁爱非常深厚，自古以来即使处于衰乱之时，君臣若能恭敬谨慎地遵循天戒，端正自身修养，上天还没有不给予治理的机会的，何况是在未雨绸缪之时呢？如果做君主的，怀着战战兢兢的小心，存有无忧虑的警戒，念及《六月》《云汉》的诗篇，借鉴元狩年间天子的治理，在庙堂之上恭敬谨慎，众臣工只怀长远之计，不敢懈怠以迎接上天的福佑，然后崇尚简易，注重大体，严格责任，戒除琐碎，那么政令就不烦杂了；节省浮费，戒除囤积，开发地利，减轻赋税，那么财用就不匮乏了；审察喜好风尚，公正赏罚，奖励忠直，斥退浮靡，那么人才就都振奋了；敦厚孝悌，重视农桑，严惩豪强，清理狱讼，那么风俗就回归淳朴了。保持大业，安定功业，和睦众人，丰富财物，有苞桑般的稳固，没有覆亡的忧虑。这难道不是在饮食中有福吗？而这必须从君主心中没有懈怠开始。那么想要尽人事以体察天心，从而维系气数的，确实不外乎艰难贞正的训诫吧？

译《御览经史讲义》卷三

（子部，儒家类，《御览经史讲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览经史讲义》卷四

周易

同人卦：在旷野上与人和同，亨通。利于涉渡大川，利于君子守正。

监察御史臣周祖荣

孔颖达说：“同人，是指与人和同。野，比喻宽广遥远。意思是说，与人和同，必须胸怀宽广，无所不同，用心无私，才能亨通。所以说‘同人于野，亨’。与人同心，足以涉越艰难，所以说‘利涉大川’。与人和同，容易陷入邪僻，所以利于君子守正。”

胡炳文说：同人于野，其和同的范围广大；利于君子守正，其和同的原则端正。臣谨按：天下的人，可以身体相接，可以心意相通，但绝不能以私情相勾结。因为情感所契合的，如果不合乎义理，就不端正。伏羲设立天火同人这一卦，命名为同人，用意是很深的！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万物都仰赖它的覆盖；火之所以光明，是因为万物都沐浴它的光辉。像这样，是因为和同的缘故。圣人对待人，也不过如此罢了。我曾见圣人之道具备中和，心中包容万物，视天下一家，视中国一人。走出家门庭院就知道天地之大，观察万象就知道心理之同。那宽广的胸怀，廓然无我，就像广袤的旷野，浩渺无边。同人像这样，其度量就深远了。所以有亨通之道，说利于涉渡大川，就是亨通可以济渡险难的意思。那千尺深的溪流，壮士不能游渡，有了船只就能像走平地一样；艰巨的任务，豪士不能胜任，人力齐一就能尝试而没有盘根错节的困难。同人的益处像这样，难道不是有益而没有弊病吗？然而我曾观察往古衰微的时代，在朝廷做官的人，有的内臣倚仗藩镇的力量，有的外臣勾结近侍的援助，有的大臣博取吏民的赞誉。门户之害由此产生，最终祸及家国。处于下位的人，有的异端学者聚集门徒以壮大声势，有的名流高举标榜的风气，有的英雄结交豪侠的伙伴。朋党的习气由此确立，最终毒害人心。这是小人的作为，是苟且的和同，而不是君子的大同。如果君子的和同，则必定出于正道。圣人在系辞最后说：利于君子守正。意思是说，亨通固然能带来利益，但守正才是利益的根本。所谓守正，就是用义理来制约行事，用礼法来制约内心，学问文章，淡然超脱于形气之外；是非邪正，在见闻之间鲜明可辨。所建立的是道义之交，而比附匪类不能侵犯；所发扬的是公忠之气，而侠烈之辈不是其同类。这就是君子的守正，也是同人之所以有利的地方？所谓和而不随波逐流，合群而不结党营私，就是这个意思。至于圣人将同人卦排在否卦之后，又有深意。因为否卦以扰乱群体为戒，所以系辞说：不利于君子守正。担心君子苟且和同而失去其正。同人卦以出门为义，所以系辞说：利于君子守正。担心和同违背正道而冒称君子。仔细推敲其意，乾卦离卦合而成体，中间有阳明的意象，所以和同必定归于君子。地水变而定位，仍有柔险的嫌疑，所以君子必定以正为本。在成卦之初，其精微的蕴意已经具备。反复玩味之下，更见易学之渊深微妙，无穷无尽。

周易

同人于野

编修臣徐以烜

程颐说：同人，是以天下大同之道，体现圣贤大公之心。常人的和同，是因为私意相合，乃是亲近偏私的情感罢了。所以必须在野，意思是不因亲近偏私的情感，而在郊野旷远之地，既不系于私情，乃至公大同之道，无论远近都能和同。臣谨按：天下事以正道持之，则情感没有不通达的；以中道守之，则道理没有不融洽的。天下的人不同而志向相同，天下的志向不同而道理相同。只有君子能够通达天下的志向，通达的是大中至正的道理。同人这一卦，只有二爻是阴爻，而上下五个阳爻都和它和同，所以叫同人。玩味其爻辞，就说“同人于门”，又说“同人于宗”。同人而说在门，是极近的了，局限于一隅，拘泥于所见，其狭隘本来就不值得谈论。至于宗，则比门稍远一些。然而只是因情感相亲而亲近，形体上没有隔阂，因习俗相近而没有界限，其所谓的和同，也是狭隘而不宽广的。哪里比得上同人于野的旷远无私，可以与天下共同看见的呢？大概同人的道理没有别的，区别在于公私之间罢了。如果是公，那么特立独行固然不是标榜清高，即使从众也不是苟且迎合，光明磊落的胸怀，天下得以共同看见。如果是私，那么和光同尘，固然全出于诡随，负气矜情，也可能过于激烈，只要存有私见，门户从此开启；稍近声名，标榜从此兴起。衡量圣贤大公之道，又在哪里呢？因此其和同，有以同为同的，有以不同为同的。如果事情没有歧途，道理只有一个，顺理而行，不立异以标榜清高，不矫情以博取声誉，这就是以同为同的。至于面临大事，决断大疑，奠定大业，当议论纷纭之际，而估量事情适宜，无所依违，也无所瞻顾，总期望合乎天理之公，人心之正。所以人们认为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