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览经史讲义卷二十三

译孟子说：耳、目、鼻、口对于声、色、臭、味的喜好，四肢对于安逸舒适的追求，虽然是人的本性，但也受命运的限制。君子不把这些归结为纯粹的本性。确实，这些都属于“人心惟危”的范畴，稍加不加节制，物欲就会日益滋长，必定会追求精美华丽、竞相奢靡，引进奇技淫巧，以至于沉溺于宴饮游乐和打猎，逐渐相互引诱而不自知。如果不是用不滞留、不接触、不设想的修养功夫，努力克制整治，将会使外在的诱惑扰乱视听，内在的邪念混淆心术。所以虞舜朝廷在权力传承时，在“危微精一”之间反复叮咛，只有审慎和安康，才能制约事务和心念，历代圣君的标准相同，无不兢兢业业以达到谨慎。唐太宗是三代以后贤明的君主，也曾说：君主只有一颗心，但攻击它的人很多。有的凭借勇力，有的凭借辩才，有的凭借谄媚阿谀，有的凭借奸诈，有的凭借嗜欲，像车辐集中于车毂一样围攻它，各自寻求自我表现，以获取宠信和俸禄，这就是为君之难的原因。然而唐太宗曾经想去南山，严整的装备已经准备好，最终却没有去。魏征询问原因，他笑着说：起初确实有这个念头，但怕你生气，所以中途停止了。唐太宗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这正是贞观之治之所以特别兴盛的原因吗？情感的淡薄，本性中的嗜欲最容易使人沉溺，而外物感应所导致的意志动摇，声色淫邪最为容易使人堕落。君主修养自身以安抚百姓，也只有用恭敬和道义相互支撑，内外共同勉励，使道心常常显明，人心退居听从罢了。

译奸邪的声音和混乱的色彩，不留在耳目的感知中；淫靡的音乐和邪恶的礼仪，不接触内心的思虑；懒惰怠慢、邪僻不正的气息，不施加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智以及全身肢体，都顺着正道去践行其应有的义理。

监察御史臣傅为詝

真德秀说：“君子自我修养的方法，没有别的，不过是内外同时下功夫罢了。所以，奸邪的声音和混乱的色彩不留在耳目中，是用来修养外在的；淫靡的音乐和邪恶的礼仪不接触内心，是用来修养内在的。外在没有声色的诱惑，那么内在也就端正了；内在没有淫邪的迷惑，那么外在也就端正了。懒惰怠慢的气息，是从内部产生的；邪僻不正的气息，是从外部侵入的。这两者都不施加于身体，这样那么外在的耳、目、鼻、口、四肢百体，内在的心智，都顺着正道去践行其应有的义理，自我修养的功夫就完备了。颜回‘非礼勿视、听、言、动’的功夫，大概可以接近这种境界了。”

臣谨按：作为君主，治理天下并不难，难的是治理自身。君主虽然只是一人，但天下本来就有无穷的声音、无穷的色彩，窥探其空隙而投其所好，使人沉溺其中而不自知，并且说‘这本来就是快乐的，符合礼仪的’，却不知道它们已经是奸邪的、混乱的、淫靡的、邪恶的了。于是听觉日益混淆，视觉日益遮蔽，而心智日益昏昧。心智既然日益昏昧，那么一身耳目鼻口，即使想要强行保持端庄，勉强保持坚定，也有所不能做到，为什么呢？因为失去了顺从的缘故，失去了端正的缘故。而推广到天下，又怎么能随时施行都适宜，而都符合义理呢？圣王知道是这样，所以将要制定礼仪、创作音乐，以使天下达到中和的境界，必定先在自身上谨慎对待。以圣人践行中庸、遵循和谐的道，难道会有奸邪混乱的声音色彩到达耳目吗？然而圣人不敢依赖这一点，如果有一点声音接近奸邪，色彩接近混乱，就必定排斥并远离它们。难道还会有淫靡邪恶的礼乐沉溺其心智吗？然而圣人不敢忽视这一点，如果有一点音乐接近淫靡，礼仪接近邪恶，就必定屏除并远离它们。至于懒惰怠慢、邪僻不正的气息，这些都是声色乘虚而入、礼乐败坏的原因。所以圣人仍然必须谨慎，使在周旋动作之间，有庄重恭敬的仪容，而没有安逸放纵的态度。像这样，外在有修养身体的方法，而耳目鼻口这些小的肢体没有不恭敬的；内在有端正心智的方法，而心智这个大的主体没有不敬重的。像这样的人，都是天地的常道，而百姓万物的准则。这就是所谓的义。义的作用，用顺从来治理自己，而天下的百姓没有不顺从的；义的本体，用端正来持守自身，而天下的事务没有不端正的。这难道不是礼乐的根源，而与天地同样和谐有节律的吗？虽然如此，形体有大有小，心是身体的主宰。圣王先使心清明，以确立万物变化的原则，耳目口体自然不用言语就服从命令。大概心端正了，身体自然端正；身体端正了，天下就没有不端正的了。

礼记

古代天地顺遂而四季适宜，百姓有德行而五谷兴旺，疾病不发作而没有灾异，这叫做大治。然后圣人确立父子君臣的关系，作为纲纪。纲纪既然端正，天下就大大安定。天下大大安定，然后校正六律，调和五声，用琴瑟伴奏歌唱诗颂，这叫做德音。德音就是乐。

右庶子臣金相

陈澔说：“四季适宜，是指不失去其顺序。妖祥，祥也是妖的意思。大，指大化均调。确立父子君臣，作为纲纪。是说圣人确立父子君臣的礼仪，作为三纲六纪的项目。三纲，是指君为臣的纲，父为子的纲，夫为妻的纲。六纪，是指诸父有善，诸舅有义，族人有次序，兄弟有亲情，师长有尊严，朋友有旧谊。先用礼仪来排序，然后可以用音乐来调和，然后才有校正六律以下的事情。”

臣谨按：古今是时间；盛衰是气运。礼仪用来节制百姓的本性，音乐用来调和百姓的声音，这取决于圣人的德行。当古代盛世，草昧初开，文明乍启，百姓生活在其中，耕种凿井之外，别无嗜欲；老弱残疾，没有这种人；昆虫草木，没有异常。这大概是乘着天地五行最清之气，生人生物，独自处于其鼎盛时期。圣人出现，担心他们没有区别，就制定三纲六纪来教导他们，使百姓明白父子的亲情，认识君臣的道义，严辨男女的区别，而大经大法由此确立。这就是所谓的礼仪用来节制百姓的本性。而还担心他们或许会背离，就取用六律来校正它，使长短轻重没有差错；取用五声来调和它，使清浊高低均匀适宜。用琴瑟伴奏就是〇，长声咏叹就是歌，触物感动，见于比兴就是诗，宗庙祭祀，形容盛德就是颂。凡这些，都是用来教化其心智，知晓血气的偏颇，消除其亢奋暴戾粗厉的习气，使风俗改变，天下和平。这就是所谓的音乐用来调和百姓的声音。礼仪，就是理；音乐，就是和。事物得到理然后和谐，得不到理，那么其本分就不安；本分不安，那么其情感就不顺遂；情感不顺遂，那么其气就不平。这是圣人制作音乐必定等待在纲纪已经端正、天下大大安定之后的原因。所以樽爼筵席，是礼仪，而不是礼仪的根本；羽旄干戚，是音乐，而不是音乐的根本。圣人德行盛于中，文采见于外，想要百姓纳入规范

译孝慈之德，积累于自身，而礼制并非虚设；为了使百姓的血气平和，那么喜怒哀乐，抒发都合乎法度，而音乐并非虚伪造作。所以说：德音称为乐。那远古盛世之时，阴阳没有差错，灾异之气未曾听闻，风雨顺应时节，百谷顺利成熟，难道不是气运特别兴盛吗？然而臣愚昧地认为：时代没有古今之分，气运没有升降之别，也在于君主修养德行罢了。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宁夏发生地震，兵营房屋全部坍塌，那么对百姓的伤害，哪里忍心说出口！我

译皇上在深宫中修身反省，降下

明防

特意派遣大臣前往巡视，发放库银抚恤灾民，使百姓不至于流离失所。尧舜爱民之深，忧民之迫切，哪里能超过这个呢？【臣】听说天道与人事相关联，灾祸绝不会无故发生。尧时的洪水、汤时的旱灾，圣人不忌讳谈论灾害，也不将其归咎于命运，只是反省自身、克制私欲，深谋远虑，做未雨绸缪的准备。尧帝任命官员咨询四岳，其忧虑勤勉体现在言辞中；汤帝从六件事上自责，剪去头发作为牺牲。周宣王遇到灾祸而恐惧，端正自身修养德行，所以诗人赞美他。那么，圣明的君王并非因为灾祸才开始恐惧，正是因为灾祸而恐惧得更加深切，这也可见一斑了。父母疼爱子女，没有不为其长远打算的，稍有不安，就殷勤告诫，不遗余力。因为爱得深，所以忧虑得远；忧虑得远，所以告诫得急切。推想上天作为万物的父母，仁爱下民的心，也是这样的。何况人君本来就是天地的长子呢？所以日月星辰依附于天，山川草木依附于地，凡是反常变为怪异的现象，都是上天垂示形象以警示的意思，正是为了成就圣贤的心志。所以说：只有上天是聪明睿智的，只有圣人能适时效法。恳愿我

皇上想到政事已经勤勉，就说：“难道没有稍微懈怠的地方吗？”想到游猎已经远离，就说：“难道心中没有留恋吗？”想到直言进谏已经开启，就说：“难道还有被堵塞蒙蔽的情况吗？”想到阿谀奉承之人都已屏退，就说：“难道还有隐藏潜伏的奸邪吗？”想到民力艰难，就说：“难道还有无衣无食的人吗？”想到礼让应当提倡，就说：“难道还有互相欺骗欺诈的人吗？”想到谨小慎微难以做到，就说：“难道没有积小成大，由细微导致显著的问题吗？”想到边防武备重要，就说：“难道偶尔出现疏忽，逐渐走向废弛吗？”所有这些，我

皇上

圣德修养纯粹

睿思周详，已经无微不入，不是【臣】下浅见陋识所能窥测的。然而古人说：“不是知道艰难，而是实行艰难；不是实行艰难，而是坚持到底艰难。”那么思考艰难、图谋善终，应当有更加谨慎的地方。《尚书》说：“只有德行能感动上天，没有远达不到的地方。”骄傲自满招致损失，谦虚谨慎得到益处，这是天道的规律。由此看来，修养德行以消除灾祸，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恳愿我

皇上效法大舜感通上天，师法成汤日日更新，以至诚感召，如同影子随形、回声应声，天气在上和谐，地气在下和谐，人气在中间和谐，五行顺遂，四时正常，风雨适时，寒暑合度，百谷丰收，百姓平安健康，这难道不是天下万世臣民的福气吗？

《礼记》

只拉紧弓弦而不放松，文王武王也做不到；只放松弓弦而不拉紧，文王武王也不做。一张一弛，这是文王武王的治国之道。

赞善【臣】罗源汉

【臣】谨按：帝王凭借操纵万物的权力来治理天下，必须根据天下的缓急情况来妥善实施。为什么呢？万物的气运，长久容易充盈，也长久容易耗损。充盈就会日益骄纵，耗损就会日益急促。所以治理天下的人，操持太严，就难以让下属承受；养护太宽，就难以让上级信服。宽与严相互调剂，张弛适中，这是文王武王的治国之道，可以治理万世而没有弊端。现在驾车的人对待马匹，必须调节它的呼吸，均衡它的步伐。缓慢时鞭策它，急促时控制它，然后走险路如同走平地，六根缰绳如同弹琴般美妙。假使驾车的人驱使马匹像追风踏电一样奔跑，不惜它的力气，时常加以鞭打，久而久之马力耗尽，必然跌倒而不能前进；否则狂奔四散，冲破车轮毁坏车辕而无法控制。而反过来使用的人，习惯于平坦大道，不设堤防，一旦马具发生变化，在不知不觉间跌倒坠落，在来不及察觉时压覆，这又是势所必然的。治理天下的道理，有什么不同呢？人情没有不喜好安逸而厌恶拘束的。古代圣人担心人们因安逸而流于放纵，所以制定政令来制约他们，用刑罚来威慑他们，使他们敬畏地束缚在规矩之中，不敢放纵；又担心人们因拘束而无法自适，所以饮食方面通达他们的性情，男女方面顺从他们的欲望，使人人有生人的快乐，而没有自苦之心。用张来维持弛，用弛来补救张，缺一不可。试着综合古今得失来论述，文王武王的治理，没有可超越的。到了末期，天子固守府库，纲纪废弛，于是颓弱而不可恢复。秦国采用商鞅的智谋，驱使法术役使百姓，迅速达到富强。秦始皇继承它，严刑峻法，百姓不堪忍受。评论者说周朝失之于弱，秦朝失之于强，确实不假。汉高祖废除秦朝苛政，约法三章。文帝景帝继承他，恭俭仁惠，还有三代遗风。到了汉武帝，强才远略，好大喜功，最终导致轮台之悔，难道不是过度紧张的过失吗？而元帝成帝以后，则是威福下移，优柔寡断，这是过度松弛的明鉴。至于唐朝的贞观，宋朝的开宝、雍熙，大都是因时补救，宽猛适中，能使一世太平，但后来每每不能没有过失：有的委任酷吏而在法外施行残暴，有的政事决断于北司而君主袖手旁观，有的东封西祀而忽视忧勤，有的青苗均输而纷纷操切。自古以来，只张不弛，只弛不张，其弊端何止说得完？阴阳是天地的化育，张弛是帝王的权柄。一阴一阳而岁功成就，一张一弛而治道显著。那些黄老之学，高谈清静；申、韩之学，只从事

译刑名之治，是文治与武功所不能做到的，也是文治与武功所不愿去做的。况且如果张弛中的“张”过度，就会进取迅猛而退却迅速，如同强弩射出的箭到了尽头，力量连薄绢都穿不透，其势头反而归于松弛。而如果“弛”过度，天下人就会放纵自便，此时突然兴起而重新整顿，势必如同救火时扬水浇沸，非用刚武严厉的手段不能胜任。这又是祸害相互因果而导致的。《诗经》说：“不竞争也不急躁，不刚硬也不柔弱，施政宽和从容，各种福禄自然聚集。”领会了这种意旨，就可以神妙地运用张弛之道，可以恢复文治武功的休美，难道仅仅是可以与之观看蜡祭吗？

译礼记

只有圣人能够祭祀天帝，只有孝子能够祭祀双亲。

检讨臣韩彦曾

臣谨按：万物以天为本，人以祖先为本。看似人与物各有其本源，而祖先是父母的父母，天地是祖先的父母。实际上是一个本源，并非有两个本源。报答本源的重大典礼，没有比郊祀、社祭、禘祭、尝祭更大的了。郊祀用以阐明天道，以对待父亲的态度侍奉天；社祭用以神化地道，以对待母亲的态度侍奉地。阐明万物以天为本的意义，将天施地生合为同一元气，也就是将明察天与地合为同一道理。这颗心就是天地之心。每五年举行一次禘祭，是义理遵循祖先；每四季举行一次尝祭，是仁爱遵循亲人。阐明人以祖先为本的意义，将祖先的功绩与宗庙的德行合为同一脉络，也就是将尊崇祖先与敬奉宗庙合为同一诚意。这颗心就是祖先之心。侍奉天如同侍奉亲人，追求其感应降临；侍奉亲人如同侍奉天，极尽尊崇之意。阐明人与物同源一气的意义，将祭祀天帝与祭祀亲人合为同一念头，也就是将圣人与孝子合为同一人格。这颗心就是天地与祖先融合化育的心。因此成周制定礼制，在郊祀时以后稷配享上天。后稷年代久远，在郊祀中配享后稷，不仅仅是为了尊崇后稷，而是因为冬至是阳气开始的时候，祖先是人的开始，所以在冬至祭天时以祖先配享。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享上帝。文王年代较近，在明堂配享文王，不仅仅是为了亲近文王，而是因为万物在秋天成就形体，人在父亲那里形成形体，所以在季秋祭祀天帝时以父亲配享。这就是成周的礼制之所以独自隆盛于千古的原因。只有圣人和孝子以天地祖先的心为自己的心，知道我的身体之上还有父母，兄弟是父母所生的，那么友爱兄弟，就是从孝敬父母推演出来的。知道父母之上还有祖先，同族同姓是祖先所生的，那么和睦同族同姓，就是从孝敬祖先推演出来的。知道祖先之上还有天地，百姓万物是天地所生的，那么仁爱百姓、爱护万物，就是从孝敬天地推演出来的。上面通达得越高，下面扩展得就越广；下面扩展得越广，上面覆盖得就越周全。曾子所说的“把它安置在那里就充满天地，把它推广开来就横贯四海，施之于后世而没有早晚之分”，说的不就是这个吗？至于言行共同修养以守护宗庙，这是卿大夫的孝道；忠诚顺从不失误以守护祭祀，这是士人的孝道；谨慎自身、节约用度以奉养父母，这是平民的孝道。凡是作为臣民的人，没有不体会天子以孝道治理天下的心意并以此为心的。这就是四海之内安宁，百姓和乐，百谷成熟，众草繁茂，从而达到大顺盛世的原因啊。

礼记

至孝近乎王道，至悌近乎霸道

监察御史臣沈懋华

臣谨按：孝与悌是同一个道理。做孝子的人，一定也能做到悌。王道与霸道是两条不同的道路。谈论王道的人，不一定谈论霸功。为什么呢？天下的平常行为，没有比孝悌更基本的；天下的最高德行，也没有比孝悌更高的。这种道，在朝廷中发扬，在道路上实行，直到州里街巷，推广到田猎之中，修明于军队之中。它的事情是家庭爱敬的常道，它的功用在经纬治理百姓万物的宏大事业。禹、汤、文、武的时代，之所以声威教化遍及四方，安定万邦，就是由此选定的。举出孝悌这一条，王道就尽在其中了，哪里仅仅是接近而已呢？至于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这些人，就不是这样了。挟持天子以号令诸侯，强凌弱，众暴寡，名义上说是假借仁义，实际上却是三王的罪人罢了。因此孔子的门徒，五尺高的童子都羞于称道管仲、晏婴，轻视他们。《祭义》却说：“至孝近乎王道，至悌近乎霸道。”这是想要将孝与悌分为两样，并且想要将王道与霸道合为一谈。这难道是孔子的遗书吗？大概战国时期，微言大义灭绝无闻，所以纵横家的言论往往艳称五霸。汉代儒生沿袭这种流风，体现在议论中，于是将王与霸并列谈论罢了。这不是孔子的遗书。《表记》说：“道有至道，有义道，有考道。至道用来成就王道，义道用来成就霸道，考道用来做到无过失。”《经解》说：“义与信，和与仁，是霸王的器具。”与《祭义》所说的如出一口，几乎是将王道与霸道混为一谈了。吴氏曲为之解释说：“霸主，是诸侯的领袖；王者，是天子的称号。霸王犹言侯王，不是五霸的霸。”如果是这样，那么《表记》为什么不说是“义道以侯”，而说是“义道以霸”呢？《经解》为什么不说是“侯王的器具”，而说是“霸王的器具”呢？凡是持这种说法的人，完全不知道王道的尊贵，完全不知道霸功的低贱，并且不知道孝悌合一的道理，进于王道则广大，远离霸道。如果不加以堵塞，那么学术就会大坏，而王道终究无法恢复了。这是不可以不辨明的。

礼记

孔子说：“确立爱心从亲近亲人开始，这是教导百姓和睦。确立敬意从尊敬长辈开始，这是教导百姓顺从。用慈爱和睦来教导，百姓就看重有亲人；用尊敬长辈来教导，百姓就看重听从命令。用孝道侍奉亲人，用顺从听从命令，推行到天下，没有不能实行的。”

编修臣佟保

郑康成说：“亲，指父兄；睦，指和厚。”发出教令的尊长，孔颖达说：“这一节阐明爱敬的道理。君主想要在天下确立爱心，从亲人开始，意思是先爱亲人。自己先爱亲人，别人也爱亲人，这就是教导百姓和睦。”

译在天下兴起恭敬之风，应从尊敬长辈开始，这是说首先要尊敬长辈。自己能够尊敬长辈，百姓也会尊敬长辈，这就是教化百姓顺从。和睦则充满恩爱与慈惠，所以说慈爱和睦。百姓既然慈爱和睦，各自珍视自己的亲人，通过教化他们尊敬长辈，民心就会和顺，没有悖逆之心，因此重视在上位者的教令。将这两种德行施行于天下，没有不能推行的。

译臣谨按：此言爱与敬这两端，是齐家、治国、均平天下的根本。百姓的爱与敬，源于天赋的本性，然而往往被人遗忘，并非上天赋予的才能不同，而是没有东西来感发他们善的萌芽，鼓动他们纯真的本性罢了。要知道，亲爱亲人，是仁；尊敬长辈，是义。仁与义宣扬于道德教化，通行于四海，而它们的推行，必定有一个起始之处。仁起始于爱自己的亲人，进而爱他人的亲人，所以说“从亲爱亲人开始”；义起始于尊敬自己的长辈，进而尊敬他人的长辈，所以说“从尊敬长辈开始”。不违背和睦叫做睦，不违背顺从叫做顺。《尧典》说：“通过亲爱来使九族和睦，九族既已和睦，那么教化百姓和睦，就是爱亲之道。”《孝经》说：“通过尊敬来侍奉长辈，从而顺从，那么教化百姓顺从，就是敬长之道。”爱起始于亲人，而教化天下和睦，凡是有亲人的人，没有不敦厚那源自根本的恩情，连剥枣煮葵这样的琐事，都彰显着赤子般的至诚，所以说“用慈爱和睦来教化，百姓就重视有亲人”。敬起始于长辈，而教化天下顺从，凡是有命令的人，没有不奉行长辈的命令，连修整矛戟、手持盾牌，也不忘记同仇敌忾的壮志，所以说“用尊敬长辈来教化，百姓就重视服从命令”。亲爱亲人、尊敬长辈，是君子自我确立的根本，用孝道来侍奉亲人，用顺从来听从命令，爱与敬发端于家庭，而道德教化施加于百姓，不必等到家喻户晓，而在光天化日之下，天下人共同爱戴、共同尊敬，所以说“施行于天下，没有行不通的地方”。《尚书》说：“确立爱从亲人开始，确立敬从长辈开始，起始于家邦，最终遍及四海。”孟子说：“仁的实质，就是侍奉亲人；义的实质，就是顺从兄长。”又说：“人人都亲爱自己的亲人，尊敬自己的长辈，天下就太平了。”由此可知，爱与敬的道理，上下同心，治理太平的契机，古今一致，倡导它立刻就有回应，感化它随即就通达，其效果就是这样。虽然如此，确立它的方法，也难以言说。奠定根基叫做立，种植根苗叫做立，栽培并好好养育叫做立，深固而不可动摇叫做立。确立了之后，才能尽到那不学不虑的良知良能，确立了之后，才能扩大那明察天地的作用，确立了之后，才能见到仁人孝子保持和谐的最高功效。爱与敬可以轻易地说确立吗？

《礼记》

言语并付诸实践就是礼，行动并感到快乐就是乐

给事中臣宫焕文

臣谨按：礼和乐是片刻也不能离开身体的，因此君子致力于礼来修养自身，从而庄重恭敬、威严，以此来树立天下的肃穆；致力于乐来修养内心，从而平易正直、慈爱诚信，以此来引导天下的和谐。然而人心的仁德，根植于内而通达于外，那有条理而有序的，就是礼；那和乐而至和的，就是乐。所以礼乐的根本，在于心；而礼乐的实质，体现于身体，大概不超过言语和行为这两端。言语和行为符合正道，那么礼的施行，就不仅仅在于升降、酌酒献祭、应酬应对的仪节；而乐的通达，也不仅仅在于舞位、羽籥、钟鼓的仪文。孔子在《易经》的履卦中说：“君子以此辨别上下，安定民心”；在豫卦中说：“先王以此制作音乐，崇尚德行”。这是礼以践履为本，乐以和乐为义的大纲。《系辞传》又说圣人之所以广开事业的，而说“礼卑法地”。朱熹的本义解释说：“遵循理则礼像地一样卑下，而事业广开。”大概人的步履，没有凭空而能致远的，所以行远必定从近处开始，登高必定从低处开始。《中庸》所说的“笃实”与“修辞立诚”用来居守事业的，意义相同。圣人的言语，是一以贯之的。周敦颐《易通》论述乐的三篇而冠于首篇说：“圣王制定礼法，修明教化，三纲端正，九畴有序，百姓太和，万物顺遂，于是制作音乐来宣通八风之气，以平定天下的情感。”大概乐是调和民声的，却从百姓太和开始。至于太和之所以形成，又只在于圣王端正三纲而有序九畴，那么行为出自自身，而天下人乐从。乐的实质，都在这里了。由此看来，言语就是礼，而行动就是乐。君子的作为，明晓礼乐，也就是明晓言语和行为的道理罢了，难道要等到讲求礼的仪节、习练乐的仪文，才叫做礼乐吗？再推而广之，行动是用来践行言语的，言语并付诸实践，就是行动。行动得其秩序，而天下人乐从，那么乐的和谐，固然由于礼的秩序而达到。孔子说：“履，是德行的基础。”又说：“履用以调和行动。”《乾卦》文言也说：“利于万物足以和合道义。”大概言语并付诸实践，敦厚平常、有条理，各得其宜，那么百行具备，施行于自身而自身安宁，施行于政治而政治清明，施加于百姓而百姓和谐。子思所说的“出现而百姓没有不尊敬的，言语而百姓没有不信任的，行动而百姓没有不喜悦的”，必定源自圣人出言作为经典，举足作为法则。礼与乐交相而至，从而逐渐达到太和的美好，而圣人用来通达乐的情感的，必定基于明晓礼的节制。至于秉持礼来制定乐，是王者治理天下的大经；而移风易俗，必定由此而来。那么升降的仪节，舞位的仪文，又未尝不明且完备。这就是所谓的礼乐之全。

《礼记》

奉行三无私以慰劳天下

编修臣窦光鼐

臣谨按：天地，是生命的开始；人，是治理的开始。天地生

译人能够治理天地，所以人是天地三才之一。然而天地无时无刻不在化生万物，而人却有时不能治理好，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人局限于片面，而蒙蔽于根本的大理。荀子说：万物只是“道”的一个方面，一个事物又是万物的一个方面，愚昧的人则只执着于一个事物的一个方面。那一个方面不足以治理万物，这是很清楚的。所以想要观察三王的德行，就在于做到无私和穷尽。《易经》说：效法取象没有比天地更大的，高悬的星象明亮，没有比日月更大的。天作为覆盖，地作为承载，日月作为照耀，人们都知道。但是指着某一具体事物说：这是被覆盖、被承载、被照耀的对象，是说不通的。这就叫做无私。因为无私，所以万物不能将其据为私有，因此它化生万物而不求感谢，杀戮万物而不求报复。君王遵循这个道理并全面运用它，所以他的德行与天地成为准则。《易经》说：首出于众物之上，万国都安宁，这是无私的覆盖；又说：君子以厚德承载万物，这是无私的承载；又说：大人继承光明照耀四方，这是无私的照耀。大自然无心而成化育，圣人有志而却无为，这是同样的运行且并行不悖。为什么不说是“准则”而说是“奉行”呢？“奉行”这个词，是说有所承受的意思。《易经》说：顺应天时而奉行天道，说的就是这个。那么奉行的事情是怎样的呢？《礼记》说：天有四季，春夏秋冬，风雨霜露，无不是教化；大地承载神气，神气化为风雷，风雷形成万物形态，众物显露生长，无不是教化。天地垂示形象，圣人效法它，仁义礼乐刑政，都是它的体现。王道广阔平坦，不偏私不结党，天下归附，如影随形，如响应声。《易经》说：显明的亲比，君王用三面驱赶，放走前面的禽兽，邑人不加戒备，吉祥，这是无私的诚信。虽然如此，三王之所以奉行这些，还有根本所在。不寻求根本而追逐末节，没有不背离正道且日益严重的。我曾概括其弊端论述说：深、察、惠、猛。为什么呢？在上位者，是下位者的表率。上位者容易了解，下位者就亲近他；上位者难以揣测，下位者就畏惧他。亲近就顺从，畏惧就逃避。所以说：君主的道理利于光明，不利于幽暗；利于宣达，不利于周密。不然的话，君主就会像穿透太阳那样去治理，详细地罗列每一天的事务。俗话说：墙外，眼睛看不见；里巷之前，耳朵听不到；何况天下之大呢？所以说：君主喜好抓住要领，百事就详尽；喜好详尽，百事就荒废。不然的话，君主就会抚循天下，嘘寒问暖，这好比泉水干涸时鱼儿互相呼出湿气，互相沾湿泡沫，怎么能够长久呢？不然的话，君主就会匆忙地迎合时机推进事务。追求功绩而忘记百姓，这好比琴瑟，弦太紧而不重新调音，谁能听得下去呢？所以说：违背正道以博取百姓的赞誉，又说：违背百姓以顺从自己的欲望。圣明的君王知道这样不行，所以常常反过来寻求根本。什么是根本？回答说：只是恭敬罢了。恭敬就安静，安静就虚空，虚空就公正，公正就能以无私治理天下而自己无所事事了。《礼记》称颂商汤德行的无私，并引用《诗经》说：圣人的恭敬日益增进，光明缓慢地显现，上帝是所敬奉的，帝命在九州施行。恭敬，是德行的汇聚，是三王共同的地方。这就是奉行无私而参赞天地的原因吗？

译《礼记》

天有四季，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没有不是教化的。大地承载神妙之气，神妙之气化为风雷，风雷流动形成万物，众物显露生长，没有不是教化的。

监察御史 葛德润

【臣】谨按：天地之间，万物各有其理，穷究事理才是做学问的目的。天地变化，在覆载万物之间昭然示人，人们没有看不见的，然而未能穷究其理，习以为常而不察觉，视其为陈旧迹象，谁能从中感发呢？只有熟玩众理，用见闻来验证，融会贯通久了，一旦豁然开朗，左右逢源，然后才知道造化的痕迹，无非是至理，而显现洋溢，都是取之不尽的。大概天有四季，运行于上；地承载神气，动作于下。春秋掌握生杀的关键，冬夏极尽阴阳的作用，风雨的散布滋润，霜露的凝结，它们施加于众物的，无非是天道至公的教化。风的动荡，雷的震耀，流动成形于下，化育众物，使它们都显露发生，无非是地道至公的教化。所谓神气，是天气；风雷，是天地所共有的。它们偏系于地的原因，是因为天降神气，而地承载它，风附着于土，雷出于地。至于雨露所滋润的，没有不依赖它们生长的，而独说风雷，是因为风雷没有定方而难以测度，尤为气之神奇。这是天地的贞正观照，随时必察，而流行变化，都是不得已而然的。张载正蒙说：“气聚则离，明得施而有形，充满天地之间的，只是法象而已。文理的明察，不分离就不能看见。”又说：“浮而向上的，是阳之清；降而向下的，是阴之浊。它们的感应聚散，成为风雨，成为雪霜，万品的流动成形，山川的融合凝结，糟粕煨烬，没有不是教化的。”朱熹说：“天道至教，圣人至德，与孔子‘予欲无言’，天与圣人是一体的罢了。”那么圣人的修道立教，可以知道了。在《易经》中：“上天下泽，观履而制礼；雷出地动，体豫而作乐；巽风行而申令行事；雷雨作而赦过宥罪，都是效法天地的义理。”郑太叔论礼，而引用子产的话，略说：“礼，是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效法天的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为君臣上下，以效法地义；为夫妇内外，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姐甥舅、婚姻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勤务，以顺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惧，以类其震耀杀戮；为温慈惠和，以效法天的生殖长育。民有好恶、喜怒、哀乐，产生于六气，所以要审慎法则适宜类别，以制约六志，哀乐不失才能协调于天地之性。”汉儒董仲舒也说：“明王正喜以当春，正怒以当秋正乐以当夏，正哀以当冬。”上下效法这个，以取天之道。由此看来，圣人体天地之心以为心，即体天地之教为教。天地无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无为，都是一大公无私罢了。所以说：“圣人与天地合其德。”

《礼记》

清明在躬气志如神

侍读【臣】涂逢震

陈澔说：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就是至诚前知的意思。【臣】谨按：圣人在上位，奉行三无私以劳天下，所以他的德与天地参，这是三王所相同的。成周之世，耿光大烈，盛于文王武王，而其清明之全体如神之妙用，则有所预于深宫斋祓之地，而周于一日万机之中，所以盛德获福，机非适逢，而事非强求。孔子之所以深溯本原，以明奉若之实。人主以一身立于亿兆臣民之上，宗庙所式凭，社稷所依赖，公孤卿尹，百司庶职，用人都必当其才，礼乐兵刑，工虞水火立政必合其宜。近而侯甸，远而要荒，有易匿之情形，散如星棋，异如箕毕，有难齐之好恶。这些难道不是环向交至，以待理于一人的吗？而九重之上，凝旒黈纓以塞聪明，警跸传呼以慎举动。虽然忧勤惕厉，夙夜不暇，而有意以迎之，则邻于逆亿，无心以置之，又惧其废弛。这是从心之所以难，先觉之所为贵的原因。没有如神的气志，怎么能使物来顺应，时措咸宜呢？虽然，天无所不覆，不是有心于覆；地无所不载，不是有心于载；日月无所不照，不是有心于照。其无心者，其无私者也。所以皇极之施，神其变化，而王心的一约于清明，人主之德侔天地，明并日月者，也是本之以无私罢了。圣人无欲，无欲则静，静则清。圣人无偏，无偏则正，正则明。清了则淡泊无为，万物不能乘之以喜怒，而淆之者息。明了则条理毕照，万物不能引之以好恶，而蔽之者消。所以不近声色，不殖货利，以义制事，以

译而万物变化的主宰，早已确立在无形无声之前；它的运动，是顺应事物而赋予事物，那探究微妙之理的智者，恰如那无所思虑的天然本性。大概因为无私所以天理完备，天理完备所以以自身接触外物，都是以理接触理，因此过去可以推究，未来可以预知，近处不泄露，远处不遗忘，万物的命运，百代的福祉，都由此奠定基础。天道无心却能成就化育，而万物的气息无不和谐，万物的意志无不顺遂；圣人有心却无为，顺应天地之气来推行天理，继承天地的意志以达成化育，关键在于其清明的本体是一致的，所以其如神妙般的功用也是一致的。由此看来，有无私的美德，就必然有去除私欲的学问。古代的圣明君王，彰明美德并怀有仁爱，不停止修养光明智慧，确实不忘坚持正道，那么那种只凭自然本性的说法，本来就不是圣王所敢提出的。《易经》说：“穷究神妙，通晓变化，是道德的盛大。”《通书》说：“真诚精纯所以明察，这是在说无私的美德。”《尚书·商书》说：“修养自身，诚信的德行与百姓相协调，只有英明的君主，这是在说去除私欲的学问。”盛大的德行获得福报，难道是偶然的吗？

译《礼记》

子云：在上位者斟酌采纳民众的意见，那么在下位者就会像尊崇上天那样尊崇君主的施予。

监察御史【臣】刘方蔼

陈澔说：“‘上酌民言’，是说君主将要施行政教，一定要斟酌权衡舆论的可行与否，这样政教所施加于民，民众就会像尊崇上天降下的恩泽那样尊崇它。”

【臣】谨按：君主是民众的天；言论是民众的心。民众心中各自有其天，君主只致力于使民心融洽。君主之所以能成为民众的天，必定是顺从民众的言论；民众之所以将君主视为天，是通过君主所施行的政教而显现的。既然天下民众的言论纷繁复杂、歧出各异，怎样能全部通达于上位者并加以斟酌呢？古代圣明的君主耳聪目明，喜好询问、考察，设有纳谏的官员，有采集风俗的史官，有让平民传达话语的制度。实在是因为平民百姓无法自行充分表达，需要君主防范弊端并成就功业，所以广泛采纳民众的意见，没有遥远而不到的，没有细微而不彰显的。将民众心中忧虑、口中宣说的内容，斟酌事理以求得当，斟酌人情以求公平，斟酌时势以求适宜，斟酌形势以求顺遂。好的就施行，有弊端的就防备；施行后出现弊端的就变通，施行后出现疏漏的就修补。通过言论来考察风俗，对心浮气躁的予以贬黜，对奢侈的予以节制，对刻薄的予以革除，对颓废的予以振作，对质朴的予以文饰，对善良的予以表彰。并且修明教化，不改变当地的风俗；统一政令，不改变当地的适宜做法。朝廷之上，四海之远，通过言论来施行，上位者的施予通过下位者的言论来契合，将亿万民众内心隐微幽独的想法，详尽陈说于天子的耳目之中，并且一一按照他们心中的忧虑、口中的言论，加以权衡斟酌，纳入生成教化的体系中，使没有一个人不得其所。这就是君主体恤民众，如同上天体恤万物，春夏秋冬不违背时节，雨水霜雪寒暑一定顺应时令，曲成万物而不遗漏，覆盖包容而没有私心。也不过是这样罢了。所以用礼来规范民众，就称为‘天秩’；用爵位来劝勉民众，就称为‘天命’；用刑罚来威慑民众，就称为‘天讨’；用事务来治理民众，就称为‘天功’。上天以生生不息为其本心，君主以好生之德为其品德，政事使民众保全身家，教化使民众保全性命，也如同民众所希望的，上天必定顺从。所以民众将君主的施予视为上天的施予，天下没有不尊崇上天如天的民众，也就是没有不尊崇君主如天的民众。而君主之所以能从民众那里得到这种尊崇，只在于斟酌民众的意见，民众的意见不可轻视，就是这样啊。

《御览经史讲义》卷二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御览经史讲义》卷二十四

《礼记》

君子庄重恭敬则日益强盛，安逸放纵则日益懈怠。

编修【臣】龚学海

方慤说：“‘庄重恭敬日益强盛’，是说进取于勤勉；‘安逸放纵日益懈怠’，是说趋于怠惰。”

周谞说：“‘庄重恭敬日益强盛’，可以称为君子；‘安逸放纵日益懈怠’，也是说君子。意思是即使是君子，如果庄重恭敬就会日益强盛，如果安逸放纵就会日益懈怠。”

【臣】谨按：君子做学问，必定期望在德行上进步，如果不以恭敬为主持，那么功夫就会泛泛而谈，也没有坚实的根基可以依据。所以这两句话，切中指出了恭敬与放纵得失的关键，以阐明其要领。‘日益强盛’和‘日益懈怠’，都是就心志而言。心志果决奋发的地方，就是强盛；心志被牵制沉溺的地方，就是懈怠。两者互为依存转化，像水火一样，这一方兴盛那一方就衰败。大概庄重是用来约束身体的，恭敬是用来修养内心的。身心作用不同，似乎各有其功夫，然而恭敬是德行的凝聚，可以融合内外，贯通上下。所以天下没有恭敬而不表现为庄重的，威严仪态显著，就昭示了安定命运的符验；敬畏之心深厚，就早早充裕了恭敬严肃的根本。这样就能通过约束外在来涵养内在，凭借意志来驾驭气魄，尊重所听闻的而达到高明，践行所知道的而发扬光大，由仰慕贤人、圣人而通达于天道，没有悠忽懈怠的情态，而有谦逊敏捷的成效。这样还想不日益强盛，可能吗？至于懒惰轻慢的气息，存在于身体，而丝毫不知道检点，这就叫做安逸。天下也没有安逸而不导致放纵的。镜子本来明亮，遮蔽它就昏暗；玉石本来洁净，玷污它就脏污。将有用之心，置于无用之地，那么茫然昏暗的内心，就被禁锢而不能开启。嗜欲攻取的端绪，必定会环伺着有瑕疵可指的空隙，而相继兴起造成扰乱。缰绳松弛而气魄决堤狂奔，溢出奔驰的马车；堤防失守而情感横溢放纵，胜过溃决的河流。形势本来就是这样的。世上的人只以为安逸放纵罢了，却不知道一旦尝到这种滋味，就相互煽动牵引，逐渐加深沉溺，志气的浮华靡费，神思的流荡，有暗中滋长而不觉察的。有的人想要去除懈怠，却不明白通过庄重恭敬而日益强盛的道理，于是胡乱从事于跪拜曲拳、正坐拱手沉默之类的事情，就认为这样可以平息朋辈交往的扰乱，而安定内心的居所。这好比走在周行的道路上，却故意岔开路径来困窘步伐，错误不是太严重了吗！臣曾经伏案思考，天与人有相互胜败的情形，善与恶没有中立的地界。即使是君子，如果庄重恭敬就强盛，如果安逸放纵就懈怠，确实像周谞所说的那样。【臣】认为不只是君子增进德行如此，君主洗涤身心修养德行，必须先有纲维的工具，然后才能掌握主宰的根本。朱熹说：“尧是初始治理天下的第一个圣人，《尚书·尧典》说尧的德行，‘钦’是第一个字，‘钦’就是恭敬。”而所说的‘允恭’，不是庄重又是什么？元德如舜，难道还有应当警戒的事情吗？而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