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览经史讲义卷十九

译没有比使父母安宁更大的事了，使父母安宁没有比使神灵安宁更大的事了，使神灵安宁没有比汇聚万国的欢心，来侍奉他们的先王更大的事了。成王早晚遵循天命，宽厚而沉静，发扬光大单一专一的诚心，使天下安定太平。他进入宗庙举行祭祀时，严肃地继承祖庭的道义，深切地怀有继承先王次序的思念，光辉地彰显周文王、周武王的美善德行，联合百官和万民的爱戴与怀念，以此凝聚涣散的人心而感通祖先。所谓盛德达到了极致，颂歌由此兴起，难道是虚妄的赞美吗？《尚书》说：“观察七代祖先的宗庙，就可以看出君主的德行。”《礼记》说：“只有仁人才能祭祀天帝，只有孝子才能祭祀祖先。”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既然如此，那么歌颂文王的德行，正是为了歌颂成王对前代圣王深仁厚泽的继承，这种恩泽浸润人心，而后世君主又能大力顺承并巩固先王的功业，这就是福泽绵延无尽的原因啊。

译诗经

不要在你的国家施行专利和奢侈，君王将会尊崇你。

编修臣张映斗

毛苌说：“封，大；靡，累；崇，立。”

郑康成说：“崇，厚。不要在你的国家造成大的祸患。意思是诸侯治理国家没有罪恶，君王就会厚待他，增加他的爵位和土地。”

朱子《诗集传》说：“封，专利以自封殖；靡，汰侈；崇，尊尚。意思是你能不在你的国家施行专利和奢侈，那么君王就应当尊崇你。”

臣谨按《诗序》说：“《烈文》，是周成王即位施政时，诸侯助祭的诗。”当时，姬姓宗庙已经安定，诸侯都来到朝廷。成王趁着他们助祭的机会训诫他们，本来就应该深切地告诫他们应当谨慎遵守诸侯的法度，以及天位没有私心。那么不专利、不奢侈，本来就是关键所在。古代具备六德才能成为诸侯，分封山川，赐予茅社，代替天子出外治理，保卫安抚四方。虽然有的如焦、陈、蓟、祝，仍是前代的封国；有的如晋、韩，是为了巩固同宗的情谊。关键只在于考察古制、尊崇德行，德行足以匹配，然后才授予爵位，难道只是不大大拖累百姓，就让他们苟且占据藩镇吗？毛苌、郑玄的解释，不如朱子的解释明白。各国各自统治自己的国家，各自把百姓当作子女，从天子看来，就像一家人一样。如果专利，就会设置弯曲的堤防、阻止粮食流通，邻国就像秦国和越国那样疏远了。划分疆界、赐予封地，收取赋税、穿着租布，天子借此来恩惠百姓。如果奢侈，就会竭泽而渔、搜刮民脂民膏，百姓就像鱼肉一样任人宰割。只有专利和奢侈，是特别损害百姓的，是王制所不容许的，是天罚所必然涉及的，难道只是不尊崇他们的地位而已吗？而且没有专利和奢侈，不仅仅是保持清廉、谨慎自身、减少过错而已。诸侯如果能救灾、防备邻国，笃厚亲情、怀念旧恩，以此引导百姓，那么和睦亲族、任用贤能、防备祸患的典范就确立了，民俗就会淳朴。如果能屏绝奇邪，清除僭越滥权，以此防范百姓，那么耗费败坏物力的根源就堵塞了，民生就能顺遂。民俗淳朴，民生顺遂，这就是诸侯的功绩得以彰显。尊崇他们，本来就很适宜。上天仁爱百姓，眷顾天命给天子来治理百姓，又生出众多人才来辅佐天子，使他们与百姓欲望相同，防备百姓的财物，教导百姓相生相养的道理，一切都是为了百姓。《诗经》《尚书》所记载的稷、契、周公、召公等大臣，都是勤劳为民的人。对自己有什么利益呢？上天生出贤圣，不仅赋予他们才能，也就赋予了他们责任，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因为本分已定。贤臣被天帝记在心中，秉承流风、宣扬教化，只深切担忧遗留的艰难和重大的责任，哪里容许有荣耀自身、肥硕家庭的念头？即使身居高位、享受美誉，拜手称颂功德，也只是庆幸自己遭遇明君，怀才得以在天下显现，不仅仅是戴着感恩的帽子来谋取私利，所以值得称述。至于计较爵位的高低，比较俸禄的厚薄，用心劳苦却日益拙劣，器量狭小容易满足，国家怎么能依靠这样的臣子呢？

诗经

上天造就了高山，太王开拓了它；太王开拓之后，文王安定了它。

右中允臣齐召南

朱子说：“这是祭祀太王的诗，说上天造就了岐山，太王开始治理它。太王治理之后，文王又安定了它。”

臣谨按：自古以来，国运的绵长，以世德的深浅为标准。大体上积累得越深厚，流布的恩泽就越光辉；发展得越迟缓，垂下的福庆就越长远。三代享国最久，首推周朝。周朝的先祖起自后稷，振兴于公刘；与商朝的先祖起自司徒，振兴于相土，没有什么不同。而武王取代商朝，与成汤取代夏朝则稍有不同。为什么呢？成汤在自身就奋起兴盛，没听说有像太王那样贤明、像文王那样圣明的先祖为他开创基业。周朝则是太王奠定基业，文王更新天命，他们的功德在取代商朝之前就已经很兴盛了，而上天眷顾周朝，也像是寸积铢累，所以慢慢展开它的势力，扩大它的规模。它从邰到豳，好像断绝又接续；从豳到岐，是因弱变强。至于走马考察居所，率领归附的民众；木防道畅通，鸣凤呈现祥瑞，努力继承和发扬传统，从而上天昌盛其后代。由此而程，而丰，而镐，而洛，于是完全抚有九州六服，以延续卜世三十、卜年八百的长久国运。这样看来，前代邰、豳的基业，如果不是岐山怎么能继承？后来程、丰、镐、洛的福庆，如果不是岐山怎么能开启？天帝迁居明德之人，赐予他们居所，并省视他们的山川；天帝怀念明德之人，厚待周朝的福佑而面对天下，难道是偶然的吗？兴王的大业，始于翦商，成于修和。夏朝大概不用等到戎衣牧野之战，就已经知道天命在周。这就是《大雅·绵》和《皇矣》两首诗详细叙述的原因，《周颂·天作》、《高山》一首诗揭示其要点的原因。《雅》《颂》的创作，难道只是为了咏唱先人的德行吗？陈述创业垂统者的缔造艰难，是为了告诫圣子神孙守成继统者，千万年继继承承，恭敬戒惧而不懈怠。周朝自从定都镐京、占卜洛邑以来，重熙累洽，一道同风，治理的隆盛在古代罕见。如果追溯其根本，那么扩大陶复陶穴的风俗，建立室家；穷尽康功、田功的勤劳，接受方国的归附。世德深厚，原本是自古所没有的。《易经》象辞说“王用享”，《左传》说“成大搜无亦周家故事”，世世代代祭祀，在岐山讲习军实，以激励他们思念祖先、修明德行的念头吗？浏览川原，肃然瞻仰宫庙，皋门应门，规制都在；洽阳渭水边，形胜长存。想象栉风沐雨之苦辛，考察拓土开疆之次第

译看到城邑，就说：“这是太王时期，开始谋划，在这里建造宫室；文王时期，勤勉努力，追念祖先孝道的时候吗？”看到井田和荒野，就说：“这是太王时期，划分疆界、整治田亩，从西向东扩展；文王时期种植谷物、桑树，只帮助百姓而不征收赋税的时候吗？”看到百姓繁盛，就说：“这是太王时期形成聚落、建成都城；文王时期礼让道路、互不侵占田界的时候吗？”看到贤才众多，就说：“这是太王时期开始设立司徒、司空；文王时期完备了辅佐、引导、奔走传达、抵御外侮的官员的时候吗？”看到版图辽阔、车马整齐，就说：“这是太王时期清除荆棘，所谓砍伐柞棫以防患并开辟道路的时候吗？文王时期威严震怒整顿军队，所谓四方不敢侵侮、没有违逆的时候吗？”想到治理荒废、使百姓康乐非常艰难，自己思考保持安定也不容易。已经治理好就谋求长治久安，已经安定就追求长久安宁，应当多么谨慎啊！《大雅》说：“遵循祖先的足迹，万年长久，承受上天的保佑。”这就是子孙保持基业的意义。

译诗经

上天有确定的旨意，文王、武王两位先君承受了它。成王不敢贪图安乐，从早到晚奠定承受天命的根基，宽厚而静密。在发扬光大方面，专一他的心志。因此能够安定天下。

侍讲【臣】张映辰

朱熹说：“这首诗大多称述成王的德行，怀疑是祭祀成王的诗。说上天赐福给周朝以天下，既然有确定的旨意，而文王、武王已经承受了它。成王继承他们，又能不敢贪图安乐，而他从早到晚积累德行来承受天命，又宏大深远而静密，能够继续发扬光大文王、武王的功业，并竭尽心力，所以如今能够安定天下，而保全他所承受的天命。”

【臣】恭敬地认为，天德与王道，由一个根本贯穿始终，而其关键总在于“敬”。纵观自古以来的帝王，尧称为钦敬明察，舜称为温和恭敬，禹称为只知承受，汤称为圣明恭敬，文王称为恭敬止息，武王称为执持竞争。心法的渊源，就是治法的统宗。成王以不敢贪图安乐的心，成就了宏大深远、静密深沉的德行；以宏大深远、静密深沉的德行，成就了继续发扬光大的功业。天命的根基建立在他不敢贪图安乐上，心志的专一也在于他不敢贪图安乐。看他念头深切地继承朝廷，不忘继承先王次序时常勤勉，访问政事时重赖担当责任，而且以《无逸》来思念百姓，依凭《立政》来告诫卿士。盛德大业，《诗经》《尚书》所载尤其详细。而深入探究其本源，则“不敢贪图安乐”这一句话概括了它。由此可知，富有且日日更新，都是没有一时懈怠的念头所积累而产生的。

【臣】还有要论述的是：文王、武王是开创基业的主君，而诗中说“成命”；成王是守成的主君，而诗中说“基命”。大概守成的主君，大承先人志向，佑助开启后人，不仅已定的规模固然是从这里要求完成，而无边的宏大功业实际上是从这里奠定其开端。周朝称王，始于后稷，经历一千多年而大命才汇聚，这是文王、武王“成命”的功效。等到后来占卜年数、世代，国运灵长，而推究天命所由奠基，则文王的明德昭然确定，武王的功烈平定，以此遗留给后人。美好的局面，难道不是成王所导致的吗？《尚书·召诰》说：“自己遗留明智的天命”、“祈求上天永久的天命”，就是“基命”的说法。“迅速恭敬地修养德行”、“君王恭敬地作为”，就是“不敢贪图安乐”的说法。后世继承帝位、遵守文治如成王这样的人，念及上天时刻监视在此，笃信前人的功业，万事待理，日夜忙碌，虽然治理已进于极盛，而内心更加深其警惕，以此来能够继承前人的美德，而奉答天命，有不是从“不敢贪图安乐”这一念头奠定其根基的吗？

诗经

上天有确定的旨意，文王、武王两位先君子承受了它。成王不敢贪图安乐，从早到晚奠定基础承受天命，宽厚而静密。在发扬光大方面，单他的心志。因此能够安定天下。

洗马【臣】佟保

晋国叔向说：“《昊天有成命》，是颂扬盛德的。它的诗说：‘上天有确定的旨意，文王、武王承受了它。成王不敢贪图安乐，从早晚奠定基础承受天命，宽厚而静密。发扬光大，专一他的心志，因此能够安定天下。’这是称述成王的德行。成王能够阐明文王的昭定，发扬武王的功烈。称述天命而称昊天，是敬畏上天。二后承受它，是谦让于德行。成王不敢贪图安乐，是敬重百姓。夙夜，是恭敬。基，是开始。命，是信实。宥，是宽厚。密，是安宁。缉，是明察。熙，是广大。单，是厚道。肆，是坚固。靖，是和谐。其开始时，敬畏上天、谦让德行而敬重百姓；其中间，恭敬节俭、信实宽厚以归于安宁；其结束时，广大厚道其心志以坚固和谐。始于德行谦让，中于信实宽厚，终于坚固和谐。所以说成【臣】恭敬地认为：古今以来拥有天下的人，在祖宗缔造基业时，往往艰难困苦以成就带砺般的根基。等到后代子孙享受丰裕、处于盛世，蒙受基业而安逸，而敬天勤民的心志荒废了，都是“安乐”这一念头误导了他们。周朝的成王，是千古以来守成的贤明君主。他年少即位，平定三监，上承十五王的传统，下传八百年的基业，功劳多么伟大啊！要他所以奠定根基的原因，则只有这首诗“不敢贪图安乐”这一句话概括尽了。大概“安乐”则其气势盈满，盈满则不宽厚了。“安乐”则其心志浮躁，浮躁则不静密了。“安乐”则外物得以离间，离间则不明察了。“安乐”则私欲得以遮蔽，遮蔽则不广大了。又怎能期望王心能够专一，而四海能够绥靖呢？成王的心，是不敢贪图安乐。成王的心，是文王、武王的心。是昊天的心。是昊天赋予天命的心。就是文王、武王承受天命的心。哀怜我这小子，则不敢贪图安乐者，在于一身遭遇家难；则不敢贪图安乐者，在于一家暑雨祈寒；则不敢贪图安乐者，在于下土多方多士；则不敢贪图安乐者，在于万邦。显赫明亮，昊天有命。文王有大德而功业未集，武王有大功而治理未成。成王毅然从早到晚奠定其基，只见其心宏大且深远，多么宽厚啊？静且严，多么静密啊？于哉，其心之明察，诚一绵绵不绝，没有少许间断。于哉，其心之广大，光明洞达昭昭，毫无掩饰。大概他所以笃信二后的福佑，是此心；所以凝聚上天的眷顾，也是此心。美好啊！成王圣子神孙，垂裕未尽，占卜年数世代，反侧潜消，因此能够安定天下。难道不是这“不敢贪图安乐”的心所导致的吗？此心是什么心？是陟降左右主敬的心。是所其无逸，克勤的心。要他觐见文光，发扬武

译所谓“烈”，无一不是仁人孝子的心意。那么成王不敢安逸享乐，正是为了子孙千亿能够适宜地做君主、做王者，将这种安逸的福气延续到无穷无尽。后世的守成之君，还应当以成王作为前事之师啊？

译诗经

上天有确定的旨意，两位先王接受了它。成王不敢安逸享乐，早晚都在奠定天命，宽厚而静密。在光明中，专一他的心志，于是使天下安定。

编修臣李龙官

臣谨按：这是说祖宗承受上天的大命，而继承者能够勉力修德，以安靖四方，从而保住所受的天命。上天的运行，无声无息，其心意本来是以生民的性命为根本的。它监察四方，寻求百姓的安宁，每天不厌倦地探究和谋划，以求达到目的，直到眷顾，而获得深厚的福佑。面对上天，它的心意也因此而稍得安慰。为什么呢？因为在宫中和谐，在宗庙肃穆，即使不显赫也临照，即使不厌倦也保佑，这种光明而恭敬的德行，使万邦信服，本来就已经昭示于天。因此，上天升降左右，虽然天命不易，但也能凝聚而不废止。人们看到保佑受命如此，观察成就而配享京邑。然而要知道，小心翼翼，敬畏天威而时时保持的，早已将四方日日安定了，难道会有丝毫嬉戏、改变、驰骋的念头吗？虽然如此，上天在混沌初开时，在云雷交加之际进行治理，这是祖宗的功劳。日渐月就，在涣散之间继承庭训，这是子孙的事业。祖宗积累功德和仁德，艰难地开创基业，经过多年才得到；子孙优游逸乐，视百姓为不足道，想到天命无常，凝聚在你身上的，也将遏制在你身上了。况且天下是大的器物，尊崇于上的，必定要巩固其基础于下。因此，奠定天命不在于显赫，而在于静密。我寻求美德，施行于夏朝，这是显赫的功业。广泛地思考，我前往只求安定，这是早晚的心志。然而修养心性的道理，也难以言说。孔子说：“操持则存在，舍弃则消亡，出入没有定时，不知道它的方向。”说的是心的神明不可测度，而操持它应当静密。所以心是一个，但用来间隔和迷惑它的，且不可胜数。低下的或许用声色犬马的娱乐来引诱，高远的或许用封禅甲兵的盛大来耸动，或许用土木来诱惑，或许用货利来动摇，在外面的百出以相诱，在内面的四应以交酬，心存在的就少了。古人之所以祈求上天永命而增加其规模，难道有其他原因吗？也只是说在光明中专一他的心志罢了。心的运行不息，而有一念的间隔，就不光明；心的本体无私，而有一念的混杂，就不光明。圣人知道这样，兢兢业业，持守此心，即使在纷华波荡之中，幽独宴闲之地，所以精一它，克制它，恢复它，如同面对神明，如同面临深渊。凡是饮食酒浆，衣服次舍，器用财贿，以及宦官宫妾的政令，无不制约于一定的法度，所以这些事都足以与天下共见，而其心在屋漏中警惕的只有神明可以质证，百姓每日接受教养的恩泽，赐福而不自知，而圣人之所以钦崇天道的，到这里就没有遗憾了。百姓如同水，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因此，百姓的性情容易动摇，动摇就想着有办法安靖他们。自古以来有国家的，他们的深谋远虑，难道不是也致力于礼乐的修饰，严肃其政刑吗？而终究不能明作而大有功的，是因为他们的心不是光明的，而藏在静密中的，本来与上天的成命抵触而不相接受。周朝积累仁德善行，到成王时最为兴盛，而在郊祀天地时，凛然叙述祖德而严惩谨慎，大概是处于极盛之时而深加戒惧，明之至诚的尽善尽美。臣私下认为成王，是万世继体守文之君的极致准则吗？

诗经

成王不敢安逸享乐，早晚都在奠定天命，宽厚静密。在光明中，专一他的心志，从而安靖天下。

编修臣王居正

臣谨按：圣人作为天下的君主，承受上天的眷顾，就是帝心所鉴观的；继承先烈的功业，就是王业所凭借的；厚植国家的根本，就是民情所瞻仰依赖的。因此，谈论君德的人，必定说敬天，说尊祖，说勤民，而贯穿这三者之中，从始至终没有改变，只看人主的一颗心罢了。大概君心端正，然后君德修养，而帝命的兴隆，祖业的昌盛，天下的治理，且安端必定由此而来。然而开创的君主，缔造艰难，往往知道天命的艰难，体察民心的难得，而兢兢业业。至于王业已经成就，太平有象，那么丰亨豫大的形势，日日习见于目，而戒谨恐惧的意思，渐渐松弛于心，这守成的艰难，同于创业，而三代令主之所以首推成王吗？《周颂》昊天之诗，解释者不一，朱子认为多道成王之德。现在考察其词说：“成王不敢安逸享乐，早晚都在奠定天命，宽厚安静。在光明中专一他的心志，从而安靖天下。”这就是《书》所说的“恭敬勤于德，早晚不怠，继承守文武大训，不敢昏乱逾越”的意思吗？那么它是成王的诗无疑。只是说“不敢安逸”了，又说“早晚奠定天命，宽厚静密”，其义理何在？朱子说：“宥，宏深也；密，静密也。”辅氏广说：“不宏则体不尽，不深则见不彻，不能到冲漠无眹处，不能到万象森具处。宏深，阳之德；静密，阴之德。”我尝由二说而推论：人君一天也，体天之心以为心，即法天之德

译以此作为德行。因此，在天德方面表现为元、亨、利、贞，而在君主德行方面则表现为仁、义、礼、智。仁德不足，则立体的格局不宏大；义德不足，则致用的效果不深远。能够宏大且宽裕温柔，足以包容万物，就在于仁德；能够深远且发强刚毅，足以坚持操守，就在于义德。这与天的元、亨相契合，所谓阳的德行就是如此。况且，礼德不足，则精神不能宁静；智德不足，则识见不能精密。能够宁静且齐庄中正，足以表达敬意，就在于礼德；能够精密且条理分明、观察细致，足以辨别是非，就在于智德。这与天的利、贞相契合，所谓阴的德行就是如此。具备这些德行，并以“不敢懈怠安乐”的心态为基础，加上“早晚不间断”的修养功夫，那么成王之所以能够汇聚上天眷顾的明命，延续两位先王遗留的显赫功业，从而能够尽到君主的道义，深深培植国家的元气，成就周朝八百年王业的兴盛，就在于此。不只是成王具备缉熙光明、基命宥密的德行，而之所以能够成就这种德行，周公则有《无逸》的训诫，召公则有《卷阿》的歌颂，反复其中的意旨，不过是始终希望成王不要安逸罢了。所以说：君主的心，是君主德行的基础，而敬天尊祖、勤政爱民的根本开端，必定由此出发。如果不这样，只侧重君主德行而言论治国之术，那么即使没有《关雎》《麟趾》那样的德意，也可以施行《周官》《周礼》那样的政治，这岂不是失去了根本吗？过去司马光说，王安石有“三不足”的说法，大概认为天变不足畏惧，人言不足顾虑，祖法不足遵守，这直接与《诗经》所阐述的道理明显违背。所以宋神宗具备大有作为的志向，却不能亲身实现太平盛世，这是谁的过错呢？那么，君主想要效法唐尧虞舜和三代的治理，而臣子想要辅佐君主达到尧舜那样的境界，难道不应当以《诗经》的言论作为借鉴吗？

译诗经

夙夜基命宥密于缉熙单厥心的检讨【臣】叶一栋

朱熹说：“这是说成王能够早晚积累德行以承受天命，又宏大深远而宁静细密，因此能继续光大文武的功业而竭尽他的诚心。”朱善说：“‘不敢康’是从心来说的，‘宥密’是从德来说的。用不敢安逸的心，成就宏大深远、宁静细密的德行；用宏大深远、宁静细密的德行，成就继续光大的功业。那么，奠定上天命运的根本就在这里，继承先王功业的根本也在这里，而都不超出这颗心。所以最后用‘单厥心’来总结。”

【臣】恭敬地认为：天下的治理，治理在于君主一身，实际上在于君主忧劳勤勉、警惕戒惧的一颗心。君主的心不自求安逸，天下百姓才能长久享受安逸；君主的心不自求安适，天下百姓才能长久享受安适。所以圣明的君王和贤哲的后代，必定早晚警惕，探究极深的道理，研究细微的征兆，耗尽精力，用尽思虑，来承受上天美好的命运，来光大前代君王的伟大功业，从而竭尽他们兢兢业业、继承先业的心意而没有遗憾。《昊天有成命》这首诗，它颂扬成王奠定命运根基的意思，是可以推究明白的。说：“夙夜”是说没有间断；说：“宥密”是说没有虚假；说：“于缉熙”是说继承次序而不忘，使伟大的功业在富有中绵延，使盛大的德行在日日更新中彰显。这都是为了竭尽不敢安逸的心，来奉答上天的命运。所以重申说：“单厥心”。成王当时，作为文王的子孙建立政事，文武的谋略功业还没有远去，周公、召公在左右辅助勤勉，本来已经礼乐完备、教化施行、风俗美好，却仍然早起晚睡，奠定伟大的基业。既然日夜操劳无暇顾及休息，又在隐微之处互相告诫，扩大奠定基业的本体，使它包容一切而没有遗漏；精研奠定基业的见识，使它普遍照亮而没有遗漏。浮躁不足以进入德行，就用宁静来持守；疏略不足以凝聚大道，就用细密来藏纳。而且继承朝廷上下，日积月累，达到大治的馨香，显扬光辉和功业。像这样严肃恭敬，不敢自求安逸安适，难道不是因为所承受的上天命运无边无际的美好，也无边无际的忧患吗？况且成王所承受的命运，就是文王、武王所承受的命运；成王所专一的诚心，就是文王、武王所专一的诚心。小心翼翼，显明地侍奉上帝，这是文王专一诚心以更新命运的原因。我们要早晚畏惧上天的威严，这是武王专一诚心以聚集命运的原因。成王想要奠定命运，怎敢不专一文武的诚心呢？然而不只是成王专一文武的诚心，就是在朝的大臣，没有不专一成王的诚心，来共同专一文武的诚心。周公曾经告诫成王说：“君子所应做的，就是不要安逸”；召公也说：“君王要恭敬地做事，不可不敬重德行”。史佚也曾对成王说：“要像面临深渊，像踩在薄冰上”。当时的君臣，又互相严肃恭敬、敬畏戒慎，恭敬警戒而不懈怠，来祈求上天而永保命运。这就是所以继承显赫伟大的基业，恭敬地止息并胜过美好的学问，达到光明的功业，臻于长久伟大的境界，绵延世代和平的福分，享受万年有道的长治久安。教化的兴隆，守成的盛大，独自勤勉于千古的，都基于此。【臣】所以说：天下的治理，在于君主忧劳勤勉、警惕戒惧的一颗心。

诗经

夙夜基命宥密的编修【臣】路斯道

《国语》说：“夙夜”是恭敬的意思。毛亨传解说：“基”是开始，“命”是信，“宥”是宽，“密”是宁。郑玄笺解说：“早晚开始顺从天命，不敢懈怠疲倦，施行宽仁安静的政治，来安定天下。”

朱熹《诗集传》说：“基”是在下面积累，以承受上面的东西。“宥”是宏大深远；“密”是宁静细密。

辅广说：“宏大深远，是阳的德行；宁静细密，是阴的德行。结合这两种德行，就能承受上天赋予我的命运了。“夙夜”，是没有间断的意思。【臣】恭敬地认为：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其防范细微之处是很微妙的。大概上天仁爱爱护君主，常常在看不见听不到的地方隐藏声色；而君主承受天命，只有在细微之处戒除安逸，在面临和保有天命之内谨慎行事。所以《易经》强调乾卦的警惕，《尚书》以钦若开头，《诗经》告诫不要驰骋，《礼记》说要主敬，无非都是本着昭明侍奉的小心，来敬畏早晚的明威，从而承受上天的庇护，垂统于世代而已。只是天道遥远，人事切近。善于谈论天道的人，一定在人事上有验证。说那深邃的命运，渺茫而难以知晓；修养反省的德行，切实而可以依据。所以不向高高在上的地方寻求，而常在早晚之间寻求。因此，一心原本于太极，静时表现为五常，动时表现为五事，而吉凶的征兆，常常必定由此产生。那么天与人，又好像呼吸可以相通，而不只是谆谆告诫罢了。因为提挈而面向命运的，所以说“太阳监视在这里”。然而圣人效法天，是以心效法；格致天，是以心格致。而他所以承受天命，也是以心为基础。而在早晚之间，就是暗室屋漏的意义，恭敬存于心中，而万理具足，多么宏大啊！湛然太虚，多么深远啊！恭敬要持久，而一私不扰，是宁静的极致；浑然无间，是细密的极致。这就是守约施博的道理，而前代儒者用事功来对应，说宽仁用来制止苛刻，安静用来平息暴乱，这还是浅薄地谈论《诗经》了。所以朱熹不采纳郑康成的说法。或许有人说，君王得天是以实不以虚，仅仅存敬畏之意，不如验证于政治，发乎近处，见于远处，出乎自身，加于百姓，那样更为深切明显。然而圣王的治理，体用同源，有主宰

译恭敬地存养诚敬的功夫，必定有依据本心确立准则的事迹；而视民如胞、视物如与，和谐地接纳众生于宽厚包容之中，这就如同阳德的广博包容，使智慧周遍、恩泽普及，万物各得其成全而无遗漏。拥有经天纬地的功业，必定有斋戒清净、神明内守的德行；而摒弃感官的聪明、遮蔽外在的光耀，敬畏地将万有藏于极深密之处，这就如同阴德的静谧涵养，使万物保持和谐、各正性命，如同黄色裙裳般大吉大利。由此可知，帝王的德行与功业，起初并无两样；人事与天道，并非殊途。传注中说：“一人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这就是一人的心，以天地之心作为自己的心。心正了，气也就顺了，所以又说：“一人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这就是一人的身体，以天地之本体作为自己的本体。推究到极致，阴阳调和而风雨应时。简约来说，主宰的“天君”安泰，而肢体便通达明白。由此而获得的福祿康宁，上天的保佑与申命，哪不是在这早晚之间有所奠定，并以此宏大、深邃、静谧、精微为基础的呢？

译诗经

夙夜基命宥密

编修臣欧阳正焕

臣谨按：圣人首先出现，安抚天下，承受天命以接受伟大的基业。他的功业在于继承祖先，他的道统在于承奉上天，而他的根本原则在于勉力修德。德行具备于心，廓清一心之全部容量，以安顿万理，那么本体与功用便宏大完备，美好的征兆便向上感应。而皇天所眷顾保佑的，正是祖宗所效法凭借的。所以万世无尽的基业，总寄托于那片刻不间断的真诚之中。姬周的事业，由文王开创，由武王完成。文王的诗，所谓“天命维新”；武王的诗，所谓“继承武王受命”，就是如此。至于世世代代修德以求福，永远配合天命，则是成王实际居于此位了。如今那百年必成一世的规模，是一朝一夕积累而成的。天下之广阔，政务之繁杂，百姓万物之殷实且富足，都是由宽厚沉静所统摄承载的。作为统治者，虽然想让自己安逸，难道可以吗？上天保佑下民，设立君主，设立师长，拿着神器授予他，只有那建立至极准则的一人。《尚书》说：“拥有四海成为天下君主”，大概是说这是天命所授。然而他的事业广大，其道理又分散体现在动静语默之间，流行于礼乐刑政之中。如果不在宽厚沉静中把握此心，那么所接受的就不广博，而所遗漏的已经很多。接受的不广博，就会产生偏颇的见解；所遗漏的很多，就会开启疏漏的端绪。在近处精细，而远处或许遗漏；在勤勉时张弛有度，而在闲暇时或许松懈。因此必须在一朝一夕都兢兢业业，然后全体才能完全涵盖。况且天人相互感应的时刻，微妙啊。董仲舒有言：“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从天那里寻求开端。”上天未曾有过言语。从天命去审视，天命不可得而看见。从内心去占卜，君主的精气神志，独自超出于万物之上，所以气息与上天相通。起初，严肃恭敬敬畏；君主对于上天，尊敬而不敢懈怠。既然后来，笃实真挚缠绵；上天对于君主，也眷顾而不忍舍弃。就像种植树木一样，根深则枝叶日益茂盛；就像建造厅堂一样，地基稳固则梁柱相互支撑。这就是“基”的说法。臣观察成王侍奉上天的事情，衡量前两位君主，没有两样。本着朝乾夕惕的诚心，成就日积月累的学问，以瞻仰光明的德行，那么美好的名声就不会停止；依然遵循修明光明的法度，以发扬伟大的功业，那么没有竞争的就是伟大的功业；依然保持恭敬胜过一切的模范。像这样才可以称为宽厚沉静了。只有宽厚，所以宏大的度量，众理深涵，而万物不能穷尽；只有沉静，所以宁静的内心，万象森然，而私欲不能混淆。盛大的德行伟大的事业，富有且日日更新，下可以报答百姓，上可以对祖宗而无惭愧；明处可以顺应人情，幽处可以赞助天道而不违背，皇天自会敬重德行；帝命不违背，像成王这样的人，确实是善于承奉天眷啊？

诗经

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助之。效法文王的典章，每日安定四方。伟大的文王，已经右助并享用祭品了。我早晚敬畏上天的威严，以此来保持它。

编修臣朱佩莲

臣谨按《周颂》三十一篇，多是周公所制定。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享上天，就唱《思文》；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享上帝，就唱《我将》。成就万物的是上帝，成就王业的是文王，有相同的功绩所以有相同的祭祀。所以郊祀，是古礼；明堂，是周制。供奉昊天上帝的主位，居于中间，迎接文王的主位配享。凡是听朔以特牲告至，季秋才大享，以报答其成功。其诗说：“我将我享，维羊维牛。”毛传说：“将，大也。”是说大享。大享的礼仪，帝用一头牛，文王用一头骍牛，养兽的官员选择其毛色并占卜，吉利，帝的牛必须在涤三月，文王的牛只具备，不及于羊。这先以羊者，羊人供给羊牲以衅积柴。说：“维天其右助之。”郑笺以右为助，说牛羊得到天气的助；朱传以右为尊，说天降在牛羊之右。按《仪礼·少馈食》之礼，“右之”凡三见，都以席东面近南为右，以便食。则此句为布陈神坐，以等待天的降鉴。天冲穆无朕，文王纪纲为宪，想要克享天心，不如效法文王。文王的典章，布在方防，不善效法，必说文王以文治，不以武功。《多士》《多》屡不靖，也有难歆其祀者。仪式刑善，是用法。善用法，文王勤施四方，或以文令,或以武竞，期于绥靖而后已。我赐福的文王，既然在右而坐享之，如将见之。夫如是，谁不说宗庙享之，子孙保之者然？于天则说：“其右助之。”盖不敢必享也；于文王则说：“既右享之。”盖能必享。于文终不敢必享于天也，未必尽享之，又安必尽保之？然则为奈何？曰：是诚在我。我惟知皇天无私，神无常，享福不幸邀威则可畏。夙兴夜寐,小心翼翼，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庶几默为呵防，以能保我子孙乎？祈天永命的道，不外于此。《祭义》说：“惟仁人能享帝，孝子能享亲。”享者，向也。向之，然后能享焉。是故配

译后稷配享于郊祀，体现的是尊尊的原则；文王配享于明堂，体现的是亲亲的原则。尊尊与亲亲，都源于内心敬畏之心的存留。敬畏之心真是伟大啊！万事的变乱产生于无所畏惧，万般的福泽汇聚于有所敬畏。君臣应当共同勉励：君主以天为天，就敬畏上天的威严，早晚谋划治理国家罢了；臣子以君主为天，就敬畏君主的威严，早晚尽忠职守罢了。这就是周公的心法。司马迁撰写《鲁世家》，记载周公面向北方就任臣子的位置，恭敬谨慎的样子如同充满敬畏，可以说把握住了周公制定礼乐的根本。

译诗经

我早晚都畏惧上天的威严，因此得以保全天命。

编修臣秦蕙田

朱熹说：早晚畏惧上天的威严，然后天命才可以长久保有。臣谨按：圣贤学问的道理虽然繁多，但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畏惧上天罢了。为什么呢？因为上天的道理是真诚无妄的，真诚就是没有欺骗的意思。被人欺骗，是人们所不愿意接受的，然而人们往往陷入其中而不知道，这是因为内心没有所畏惧的缘故。所以一定要让内心知道有所畏惧，然后才能端正内心而不敢欺骗。那么值得畏惧而又不可欺骗的，没有比上天更甚的了。小人不知道畏惧上天，所以自欺欺人，最终导致猖狂溃败而不可收拾。君子只知道畏惧上天，所以警戒欺骗、追求心安，在细微处谨慎，在独处时慎重，没有一时一事是苟且敷衍的。但是想要畏惧上天，必须先认识上天。朱熹说：儒者以穷究事理为优先，理就是天理。天是自然而然，不假勉强，不差毫厘的。有一点谬误乖戾，就是违背上天；有一点人为造作，就是背离上天；有一点疏忽放纵，就是轻慢上天、防备上天而抛弃上天。所以儒者对于天理，一定要深入探究细微之处，直到有一天豁然开朗才停止，这也只是为了认识上天罢了。认识了上天所以畏惧上天。既然说畏惧上天，那么不仅仅是明白它的道理，它那威严灵验、显赫盛大而仿佛有所依托的样子，尤其显著而不可掩盖。程颐说：上天的运行，无声无息。它的本体叫做易，它的道理叫做道，它的作用叫做神。所以说神好像就在上面，好像就在左右，而只是说真诚是不可掩盖的。贯通上下，不过如此。《诗经》说：升降于神位，日日鉴察在此。又说：神的降临，不可揣度，何况可以厌弃呢？孔子说：我能欺骗谁呢？欺骗上天吗？那些古代的圣明贤人，他们的性情纯粹，学问渊深，必定比普通人高出百倍，而在处心积虑、谋划行事的时候，即使欺骗的情况也很少了。然而看他们早晚之间，神色相戒，兢兢业业，恐惧战栗而不敢疏忽，难道不是上天昭示降临鉴察，确实有不得不畏惧的地方吗？况且威严的可畏，它的感应实在与呼吸相通。《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尚书》说：上天没有亲疏，只辅助有德之人。大概上天不仅仅是苍茫在上的意思，它从九天之上到九地之下，从我的皮毛骨髓到六合内外，没有不是上天的。所以动一个善念上天就知道，动一个不善念上天也知道。善就降下祥瑞回应，不善就降下灾祸回应。没有其他原因，是自己感应自己回应。自己感应自己回应，所以叫做真诚。所以叫做上天。那么学者畏惧上天，应该怎么做呢？回答说：不要自欺罢了。不要自欺，就是慎独罢了。在隐微的地方，念头刚起，它是善的，谁知道呢？它是不善的，谁知道呢？然而别人不知道而自己独自知道，而且最真实最迫切，最明显最显著，没有超过这个的，这就是所说的上天。在这里能够谨慎，就是去伪存真，不欺骗上天，只是不欺骗自己的独处。不谨慎，就是私欲横行，天理微弱灭绝，欺骗自己的独处，实际上是欺骗上天。儒者的学问，作为舜和跖的分界，人与禽兽的区别，明白义与利的分别，为己与为人的区分，没有比这里更切近的了。所以古代圣王严格防范敬畏天命，自我约束自我节制，无论是休息游玩还是上朝理政，总是用敬畏之心来面对，上天在上方鉴察，在旁边默然感化信服，没有间隙，所以阴阳调和而风雨适时，五谷成熟而万民顺从，长久保有天命，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吧？而儒生用来立身处世侍奉君主的方法，没有比不欺骗更切近的，在屋漏衾影、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时刻以畏惧上天为事，朴实真诚自我勉励，而虚饰的念头不产生，那么差不多就能自主而不陷入小人的道路，从而追求圣贤之道就不远了。

诗经

唉唉！众位臣工，恭敬地对待你们的公务。君王赐给你们成功的法则，你们应当来咨询、来思考。

编修臣沈昌宇

朱熹说：“这是告诫农官的诗，先说君王有成法赐给你们，你们应当来咨询思考。”

辅广说：“任命其他官员都没有诗，而特别任命农官却有诗，是因为周人靠农事开国，所以成王、周公特别作诗来告诫勉励他们，以重视这件事。”

臣谨按：农业是衣食的根本。圣人深知百姓的仁爱，起源于豆麦粮食，所以农事常常列为天下政务的首位。告诫农官而统率整顿臣工，是因为国家的重大事务在于农业，臣下都有共同的责任。周朝自从后稷以来，靠农事开国，种植的方法讲求完备了。然而耕种的艰难，不是一天积累的。它观察天时，利用地利，从浸种到发芽，从发芽到抽穗，从抽穗到结实，从结实到成熟，有它的节次，都依赖人力来辅助。这就是《生民》这首诗所说的有辅助的道理，而来咨询来思考，不可不恭敬地奉行。臣曾经考察《周官》大司徒以下的官员，不一定以农命名，但涉及农事的几乎占一半。制定沟渠，规划道路田界，田界端正而旱涝有备。而蓄水、止水、均水的方法，又见于稻人。不易、一易、再易，已经区别在上中下等地了。而改良土壤的方法，又见于草人。十二种土壤的物产，辨别了土壤的适宜性。而春种秋种的种子，周

译知道农作物的名称，以及它们适宜生长的土地，以此作为法规，悬挂在乡邑的里巷中，这是司稼官的职责。到了每年农时配合耦耕的时候，已经有办法来治理农事了。而检查农具、整顿农政，则是遂大夫的职责。年成有丰歉之分，就巡视田野来观察。耕作有勤惰之别，就动员百姓来劝勉。承担这些责任的，不是单一职位；管理这些事务的，也不是单一个人。在上位者制定的法规，细致完备，而所设置的官员，也早晚与百姓亲近。民间种植收获的适宜方法，每天都能通过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得知，并悬挂法规条文，把握农时变化，以此来教导百姓。君臣上下之间，把这作为首要急务，由来已久了。诗人叙述告诫农官的诗句，必定反复感叹并深切告诫，希望他们震动警惕、谨慎防范，从而率领当时的农夫。上位者赐予的既定法规，是经过讲求审度后才推行的，不能草率行事，侥幸求成。在那时，风俗淳朴敦厚，致力于根本的人很多，农夫没有不熟悉耕作的。上位者又修明这些法规，任命官员来辅助执行，他们根据天时、地利、土壤的适宜情况来推广利益，考虑没有不详细周全的。而对于努力从事农事的人，又给予崇高的奖赏和勉励，所以百姓在其中从事劳作，勤勉敏捷、和乐喜悦的气氛渗透于上下，忘记了服田力穑的辛劳。主伯、亚旅等各级官员各自勤勉于职守，等到庄稼成熟时，高大的城墙排列整齐，百室充盈，妇女和孩子安宁。这就是圣人引导利益并布施于下民的做法，确实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译诗经

宣明智慧的是人，文治武功的是君主。安宁并惠及皇天，能够昌盛他的后代。

侍读吕炽

朱熹说：“这是赞美文王的德行，宣明智慧就是尽到了做人的道理，文治武功就是具备了君主的德行，所以能够安定百姓并上达于天，从而能够昌盛他的后代。”辅广说：“人是万物的灵长，只有通达与明智，才能尽到做人的道理。文武的德行所涵盖的很广，尧的德行广博运行，也不过说是既有武德又有文德罢了。人道确立了天道就成就了，所以能够安定百姓就能安宁并惠及上天。上天保佑君主，没有比赐予贤能的子孙更大的了，因此能够安宁并惠及上天，就能昌盛我们的后代。”

臣谨按，历来谈论君主德行的人，必定说聪明睿智。所以《诗经》颂扬文德，首先以宣明智慧来说。大概君主身居九五之尊，必定有能够明晰事理的精微，穷尽万物情态的变化，光明没有不照亮的，幽暗没有不通晓的，然后推行并施之于天下，没有不是出于本性的德行。所以说智慧而仁义礼信都包含在其中了，这就是能够尽到人道的缘故。宣明智慧说的是他的内心，文治武功说的是他的政事。文不仅仅是粉饰太平而已，根本在于内心灿烂而有章法，表现在事情上井然有序而有条理。大概礼乐是它的大端，而凡是张弛处置之间有经有纬的，都是文。武不仅仅是发扬威烈而已，根本在于内心坚定而不偏颇，表现在事情上毅然有所作为。大概兵刑是它的大端，而凡是政教号令之间能决断能坚持的，都是武。这只有宣明智慧的人能做到。文能够文，人们都知道；文能够武，所谓一怒而安定天下百姓的，诗人兼而言之，以显示君主德行的完备。三代以后，像汉代的文帝，专门致力于以德化民，可以说是仁厚的君主。然而匈奴侵犯边境，就想要亲自率领军队出征，法纪所在，未曾过度放纵，所以成为汉代的贤明君主，而得到不争不急躁、不刚硬不柔弱之道的缘故。上天的视听，就是百姓的视听。文武德行完备而百姓安定，那么阴阳和谐，风雨适时，天下清平安宁，灾害不作，这就是所说的天地位正。安宁并惠及皇天，治理能够宏大就是这样。由此留下谋划作为榜样，谋略功业显赫地继承，延及子孙，伟大的基业永远巩固，文武之道，永远不废。能够昌盛他的后代，治理能够长久就是这样。秉持聪明睿智的资质，而充裕经邦定乱的谋略，至治的馨香感通于天，德泽的涵育充裕于后代，不是大圣谁能担当这个呢。

诗经

敬畏啊！敬畏啊！天道显明，天命不容易保持啊。不要说高高在上，上天升降于他的臣工，每日都在此监察。

侍讲双庆

朱熹说：“成王接受群臣的告诫，而叙述他们的话说：‘敬畏啊！敬畏啊！天道非常显明，天命不容易保持啊。不要以为它高而不察看我，应当知道它聪明可畏，常常好像升降于我的所作所为之中，而没有一天不临视监察于此的，不可以不敬畏啊。’”

臣谨按：成王叙述群臣的话来作歌，深得君主大道的要领。在当时，国家重熙累洽，而在庙堂之上兢兢业业共同修省的，只是向天寻求端正，以不辜负对越天道的义理。这就是能够达成守成盛世的缘故，而成为后世致治者的法则。大概敬畏，是天德，是王道的根本。君主抚驭万方，他的地位最高，他的责任最重。自公孤卿尹以下，直到百官众职，没有不禀承意旨，奔走赞襄而来不及的。而在上面临视的，就是天。况且君主敬畏上天，难道一定要在苍穹之外寻求，而只是修饰升降献祭的文饰吗？雨旸寒燠，在一身中征验；风霆流形，在一念中通达。这是举动都是天。天叙天秩，只有君主操持；天命天讨，只有君主奉行。这是政事都是天。所以敬畏上天的道理，不出君主自身。而得之一言的精微，一行的细小，无愧于心，就无愧于天了。一个贤否的黜陟，一个赏罚的荣辱，不愧于人，也就无愧于天了。曾经观看《周书》《召诰》《洛诰等篇，一时明君良臣互相警戒，反复于天人之际的，深切着明，与这首诗足以互为表里。宋儒真德秀纂辑《大学衍义》，在崇敬畏一条，历引古帝王敬畏上天修养自身的事来证明它。大概确实有见于天人一理，通达无间，所以备述以感动御座的省览。况且成王的诗，是为君主说的。孔子说“侍奉君主敬畏他的事，就是臣道的要领”，又哪里离开一个敬字呢？诚然使君主以敬畏上天的心率领他的臣子，臣子以敬畏君主的心面对上天，那么君臣一心，而国家就收到久安长治的效果了。

诗经

敬畏啊！敬畏啊！天道显明，天命不容易保持。不要说高高在上，上天升降于他的臣工，日都在此监察。

侍讲双庆

朱熹说：“成王接受群臣的告诫，叙述他们的话说：‘敬畏啊！敬畏啊！天道很显明，天命不容易保持。不要以为它高而不察看我，应当知道它聪明明畏，常像升降于我的所作所为，而没有一天不临视监察于此的，不可以不敬啊。’”

臣谨按：君主受天命为天子，那么天与君主息息相关之际，它的临视更加严厉，而昭视更加显明。如果不是敬畏，怎么能够善承天心呢？大概天以万方臣民

译如果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个人身上，那么天下的人都要等待这个人的命令。上天爱护天下的人，必定会格外重视爱护这一个人。爱护得越深重，对他的要求就越周全；考察得越严密，就不只是说上天高远而能听到卑微者的声音罢了。从呼吸言语的细微之处，到日常交往的各种事务，真正没有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哪件事不与这个人紧密相连。上天对他感应通达、明察秋毫，如同影子和回声一样迅速，又暗中掌握着给予或剥夺的权力、得失的关键，深深地使他警惕畏惧。那么，这个人之所以畏惧上天、效法上天，他的恭敬之心可以稍微松懈吗？朱熹解释“敬”说：“专一而不旁骛”，又说：“心有了主宰，自我约束就会严格”。君主只有常存这颗心，恭敬严肃，时间久了更加纯粹，这样才能与上天毫无间隙地契合。然而自古以来的帝王，并非不在前期刻苦勉励，却往往在后期懈怠荒废，难道不是因为心不能保持主宰，从而导致恭敬不能坚持到底吗？从前唐太宗对近臣说：“君主只有一颗心，但攻击它的人很多。有的用勇力，有的用辩才，有的用谄媚，有的用奸诈，有的用嗜欲，像车轮辐条一样聚集来攻击它，各自谋求自我表现，以获取宠信和俸禄。君主稍微松懈而接受其中一种，危险和灭亡就会随之而来。”这就是君主修持的困难所在。看太宗这番话，就知道恭敬对于君主来说尤其容易丧失，也容易懈怠。那一瞬间的失误，百种德行都无法弥补；那一念头的懈怠，终身都无法赎回。即使积累了从前兢兢业业的功夫，也会在一瞬间全部毁掉，而天命是否离去，就暗中系于此，君主反省内心，能不思考如何坚定自己的意志吗？君主的道理，就是天的道理。只有体察天的刚健来持守恭敬，那么无论时间长短、地点远近、事情大小，都常常凛然怀着“上天升降于群臣之间，每日都在监视这里”的心情，时刻戒惧。凡是每一个动作、每一次静止，都清醒地觉察。时间久了，内心的杂念不起，外来的诱惑不生，那些细微的邪念也就没有产生的根源了。因此，用人行政，都体现上天确立职位、赋予职责的意思，参与治理，无论是举荐还是罢免，必定符合适宜；无论是紧张还是松弛，必定追求恰当。不固执于一己之见，不顺从一念之偏，不随意苟且权宜，不随波逐流因循迁就。那么私欲就会完全清除，天理自然流行，这颗心宽广公正，事物来了就顺应处理。用人得当，朝廷都是好人；行政清明，民间没有坏风气，这样天命大概就能永远保住了吧？不要说上天高高在上，因为君主如果视天为遥远，妄念必定乘虚而入。不知道妄念之所以能乘虚而入，正是细微邪念完全暴露的时候，不仅纷繁扰攘，大大违背天意。即使是过分依赖聪明，自以为圣明，也都是背离上天、防备上天的萌芽，所以即使匹夫也能胜过他，内心感到不足。虽然驾驭左右侍从，在闲暇片刻，也没有什么时候不是有敬畏上天的念头，警惕地伴随在侧。《易经》说：“用敬来端正内心，只有内心端正，偏颇邪恶才会全部消失。”这样清明就在自身，政治教化都能治理好，五行不相冲突，四季按顺序运行。即使是景物山川，都可以证明敬德的洋溢。而且上天仁爱之心，人君董仲舒曾经论述过。国家偶尔有灾难祸患，或许也是气数恰好如此，但君主不能推托给气数。上天既然已经用天象明确告知，那么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必定有它的开端，因而加倍修身反省，更加深切地祈祷警惕，这样灾难消除祸患解除，转危为安。由此思考，那么天道的显现，不是更加明显如高举明灯吗？成王继承文王武王的心志，传承恭敬，恭敬胜过，家法值得效法。而且宽厚隐密奠定命脉，那至德深奥微妙，有不是臣下所能窥探的。至于群臣的告诫，也属于常说的话，却一并转述其言辞，更加切中要害，令人谨慎畏惧。大概是因为没有念头不恭敬，即使偶尔有所触动，都当作箴言铭记，不敢因为习见熟闻而忽视不察。这也如同殷商昭事上帝、拜受丹书的心情，所以继承先王升降之道，发扬光大君主德行，成就圣明治理完备，周朝的道路因此永远昌盛。

译诗经

要敬慎啊！要敬慎啊！天道是显明的，天命是不容易的。不要说天高高在上，它升降于人间，每日都在监察这里。

编修臣赵青藜

朱子《集传》说：“显是显明，思是语助词，士是事。”

臣谨按《集传》，认为这首诗是成王叙述群臣进谏告诫的话，而成王效法上天的实质就具备在这里。天命流行，万物没有虚妄，这是诚之所以刚健运行而不停息的原因。终日勤勉，对上天的敬畏，这是敬之所以贞正取胜而有常的原因。程子说：“诚则无不敬，敬则可以至于诚。”所以敬，是历代圣人的心法传承，百代君王的大法，是承受天命、巩固基业，用来侍奉上天的实际功夫。人们都说：“高高在上的就是天，在浩渺的表象之外，不知道它是显明的。”又哪里能认识所谓天命的不易呢？只认为浩渺的天遥远，认为升降的天亲近；认为浩渺的天隐蔽，认为监察此处的天显著。况且这升降而监察此处的，难道是在浩渺中真见上帝降临你吗？也是此心自具的天，不可掩盖的。不可掩盖的，就是诚。《诗经》说：“昊天说明亮，伴随你出行；昊天说天亮，伴随你游乐。”出行啊，游乐啊，谁知道的？又谁知道它伴随你呢？所以善于谈论天的人，一定在人事上有验证；善于谈论人的人，一定在内心上有体现。《易经》列举阴阳柔刚，而推究本源于元亨利贞。凡人性中的仁义礼智，与人情中的喜怒哀乐，都根源于此。它谈论天，精微而细致；推演水火木金，而依次涉及貌言视听。凡建立极道的肃乂哲谋，与辅助化育的雨旸燠寒，都统摄于此。它谈论天，广大而宏大。广大不是遥远，精微不是隐蔽，这都是天的升降监察此处，这都是人心的敬，不可片刻离开。何况在上之天与在心之天，正不相远。如果认为浩渺而忽视它，为什么说“天视天听”？又为什么说“帝省帝谓”？并且说“乃眷西顾”呢？所以《尚书》说：“天有显明的道，其类别是显著的。”因为此心自具的天，不可掩盖，所以动而有为，是天机的触发；静而寂处，是天理的默成。人没有一件事不依于心，即没有一件事不依于天。天固然没有一件事不升降。人没有一时不运于心，即没有一时不运于天。天固然没有一时不监察此处。没有一件事不升降，因此即使有可以自便的事，也有所不为。没有一时不监察，因此即使有可以自安的时候，也有所不放纵。兢兢业业，贯穿始终，通达内外，惰慢之气不设在身体，邪僻之私不形于动静。确实知道天命不假容易，而庄重恭敬日益增强，以尽侍奉上天的实际功夫。所以在成王的时候，嘉禾来归，四海安定，难道不可以优游而达到上理，修饰而享受太平吗？况且天命周朝，周承受天命，从后稷到文武，共同经历十数位君王至今。天命有常，诚没有比周更显著的。而其臣进谏告诫，与其君叙述以自警于天命，真像有难以相信的。大概天命与这颗心相互呼吸，而这颗心以敬肆争去留。敬有时或许间断，而取必于在天之命，是成王不敢做的。所以说：“成王不敢安逸，早晚基命宥密。”他成为周朝的明君，是适宜的。

诗经

要敬慎啊！要敬慎啊！天道是显明，天命是不容易的。不要说天高高在上，它降升于人间，每日都在监察这里。

检讨臣陆宗楷

朱子《集传》：“成王接受群臣的告诫，而叙述他们的话说：‘要敬慎啊！天道非常显明，不要认为它高而不察看我。应当知道它聪明敬畏，常像降升于我的所作所为，而没有一天不临监于此的，不可以不敬慎。’”

臣谨按：圣人承受图箓而抚驭天下，继天立极，是宠绥的责任；代天理物，是君师的职责。其实天人相与之际，流通没有间隔，息息相关，必须念念深戒无逸，而后才能享有天心。那么敬，是圣功的根本，王道的全体，出政临民的大原，而保防持盈的至计。所以古代的帝王，没有不兢兢业业以亮天工。尧说“钦若昊天”，舜说“勅天之命”，惟时惟几，汤则顾諟明命，文武则小心翼翼以昭事，执竞无竞以对越，都是这个意思。至于成王承继奕叶的积功累仁，继承再传的耿光大烈，而君臣相互儆惕于天命之不易，而重言以表达敬慎，不是没有原因的。大概守成之君处于丰履厚，其经营缔造不必像开创那样艰难，那么晏安容易兴起。况且成王的时候，天下太平很久了，声教四讫，兵革不兴，年庆屡丰，俗称刑措，已治已安，而自己闲暇自己安逸，也是贤哲所不免的。况且以冲龄践阼，虽然有疑丞保传，在青宫毓德，养成睿质，而干惕的偶尔松弛，不能要诸久道，尤其应当随时加警。所以君歌臣拜而作诗以告诫，凛凛于天有显道，惕惕于天高地卑，念陟降之非遥，

译思虑上天监察的显赫威严，因而将一切归结为一个“敬”字，以此作为战战兢兢的准则。况且所谓天，并非指虚无缥缈之物，有存在于我内心的天，有存在于上天本身的天。追求内心之天的人，身处深宫之中，也如同帝王的明镜照耀般清晰自觉；面对朝廷大典，也如同在帝王身边一样恭敬谨慎。保持内心清净、减少私欲，务必追求不违背天理；发布号令、施行政令，务必思考不违背天心。追求上天之天的人，严肃地进行对越祭礼时，必定收敛意志、凝聚精神；隆重地进行大祭时，必定竭尽诚心、备齐祭品。祥瑞的征兆显现，不敢自我夸耀，反而更加勉励德行以符合天心；灾异的征兆出现，不敢自我推诿，必定反省自身以挽回天意。万事万物没有不治理好的，片刻不敢安逸享乐，这样才可以祈求上天永保天命而不感到羞愧。虽然如此，天道遥远，人道切近，谈论天道的人必定要在人事中得到验证。《尚书》说：“上天看，通过我的百姓来看；上天听，通过我的百姓来听。”又说：“上天的聪明，通过我的百姓的聪明来体现；上天的明察与威严，通过我的百姓的明察与威严来体现。”天心的仁爱，完全体现在这些人身上；圣明君主敬重上天，关键在于勤于爱民罢了。大概因为下能体察百姓的疾苦，上就能契合天心，这种感应不会差错，就像鼓槌敲击鼓面产生回响一样，其界限无法比喻。这就是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治理之道，万古长明。成王虽然身处清明兴盛的时代，穷尽光明盛大的学问，却不怕反复申明，以表达他的心意。俗话说：“做君主很难，不确实是这样吗！”

译诗经

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

监察御史臣李文驹

臣谨按：圣人的本性，是生来就知道并能安然践行的。他天生极其聪慧，原本就超群出众。用各类事物来衡量，圣人恭敬慎重的思虑，则勤勉不懈，与时代共同进步。大概普通人以学习为学习，圣人则以天道为学习。所谓刚健运行永不停息，与日月共同彰显其光明。《周颂》说：“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这是周成王自述他的学问。圣人的学问，在于追求广博的见闻以建立功业，效法古人的训诫而有所收获，穷尽事理并持守恭敬，早晚不敢安逸。曾子说：“尊重所听到的道理，就能达到高明的境界；践行所知晓的道理，就能使德行光大。”董仲舒说：“勉强自己勤奋学问，那么见闻就会广博而知识更加明晰；勉强自己努力行道，那么德行就会日益增长而大有功效。”由此说来，学问是圣功的根本。朱子说：“考察事物的显著表现，体察念虑的细微之处，探求文字的内涵，搜寻讲论的契机，从每一事物之中，没有不让人看到其理所当然且不容已止，以及其所以然且不可改变的道理。”大概圣人以刚健为心，努力彰显其德行，每日有所成就，则念念在此，放下也在此；每月有所推进，则前往而不停息，进取而无边界。《说命》有云：“唯有学习谦逊意志，务必及时勤勉。”不正是指日就月将的意思吗？由此学问与学问相继，有“缉”（接续）的意象；学问与学问相融，有“熙”（光明）的意象。时序更替，而绵延不断。文王之德纯粹，时时加以洗涤，即时时进于昭融。成汤日日更新又更新，推致的功夫既已达到，不息的作用便彰显。存养则悠远，发挥则高明，有不从日就月将中得来的吗？《易经》说：“刚健笃实，光辉日日更新其德行。”又说：“其德行刚健而文明，顺应天道而按时运行。”居于九重宫阙之上，而光照四海九州之遥远；确立一时的法度，而明见百年乃至世代之长远。这是圣人效法天道的学问，与日月同运并行，而与天道不息的吗？

诗经

自今以始，岁其有。君子有谷，诒孙子。

监察御史臣陆秩

臣谨按《诗经传》说：“有”是有年成，“谷”是善，或说是福禄，“诒”是遗留。郑康成说：君民相互安乐，则阴阳调和而有丰收之年。其善道则可以遗留子孙。何楷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使年年丰收，家家富足，这就是君子享有天禄。曹粹中说：治国之道得当，从此年年丰收，子孙相承，致力于行善。黄佐说：丰收之年延续于后代，则常有以供给国家用度而赡养民生；善道传承于后代，则常有以稳固人心而承继天命。大概古代天子以多福安抚诸侯，使他们致力于纯美的福祉，而诸侯也将福泽均分给万民。所谓福，就是完备、顺遂，无所不顺称为完备。《诗经》中勤于民事的诗句说：“率领那些农夫”、“说耕种不可懈怠”，顺应劳作则讹误可成，适宜准备雨晴冷暖的顺序，这些都是讲人事。至于百谷顺遂成熟，不是人力所能为的，是天意。帝命养育万物，于是遗赠我小麦大麦，以及众多黍稷，万亿及秭，妇女孩子得以安宁，百家仓廪得以充盈，这就是所谓的福。所以臣子称颂祝愿其君主，不曾夸耀祥瑞应验，只以安抚万邦、屡获丰年作为自天降下的安康，作为农夫的喜庆，那么赐予这福祉的就在这里，惠及我们无疆的就在这里，而子孙得以保全了。《春秋》对于有年、大有年必定记载，公羊传认为这是以喜事记载，难道不确实如此吗？汉代《食货志》说：“余粮三年叫登，再登叫平，三登叫太平。”又说：“一年有上中下三种收成，上熟其收成自四百余石，中熟自三百余石，下熟自百余石。”《韩诗外传》说：“百姓内不缺乏食物，外不担忧寒冷，就可以用礼义来教导驾驭他们了。”《诗经》说：“以调和百礼。”百礼调和则百意顺遂，百意顺遂则阴阳协调，阴阳协调则寒暑均匀而日月星清明，风雨适时而群生顺遂。刘向的话又说：“朝臣在内和睦，万国在外欢悦，上天在上回应，以和致和则获得天助。”如今《诗经》中君臣宴乐而相互期许以助长我的黍稷，以养育我的士女，垂裕后昆，不要废弃而引伸它，可谓和了。所以邓元锡说：“有駜”属于《小雅》，有慈惠之心，上下交感则和而安。何况臣得以推广其说：春是一年的开始，寅是春的开始，衡量《诗经》诗人颂扬君子，有百度维新的意象。况且君子以谷禄遗留孙子固然如此，而天下的臣民都是君子的孙子，万世的臣民，都是君子的孙子。天下为家，万世永赖。那君子无所不宜，承受天百禄的深意啊！

诗经

圣敬日跻

侍读学士臣齐召南

臣谨按：自古帝王的治理，都本于道。帝王之道，都本于心。治理的方法或许随时代而变通，心的法则确实贯穿万古而不改变。《诗经》《尚书》记载唐虞三代的治理，详细了，并且其致治

译审视内心并详细探究它，如果揭示其核心归宿，就没有超出“敬”这一字的。《商颂》赞美成汤说：“圣敬日益增进”，这话真是至极啊！心只有一个，但人心与道心却截然不同，区别就在于敬与怠。从敬日益流于怠非常容易，从怠日益趋向敬却非常困难。善于学习的人，正因为不满足于容易的事，而必定去做困难的事，使志向常常足以统帅意气，天理常常足以战胜私欲。就像登高的人鼓起勇气一直向前，像远行的人积累长久不停息，那么仰慕贤人、仰慕圣人，自然会逐步前进而自己不觉察。那些德行达到圣人境界的人，圣人以上难道还能再增加吗？然而他们自我强勉必定与天道刚健运行的规律相符合，因为他们勤勉积累从而变得安适，何曾有一天不使用振奋严厉、恭敬谨慎的精神呢！即使是成汤，上天赐予他智慧勇敢，本来生来就具备圣人的品德。而他之所以成为圣人，实际上正是由于这种“圣人不以圣自居”的心态。因此，不亲近女色、不积聚财货，是澄清敬的源头；规范事务、规范内心，是践行敬的实质；日日更新、又日新，是长久保持敬；能够宽厚、能够仁爱，是扩大敬的施予。以敬侍奉上天，那么天命就会眷顾；以敬治理百姓，那么人伦纲纪就会开始修明；以敬建立政事，那么秉持中道、建立中道，竞争与懈怠、刚强与柔弱，全都转化；以敬任用人才，那么能够安置、能够选拔，贤德忠良全都进用。甚至自身没有可检点之处，还说“检点自身唯恐不及”；自身本来没有过错，还说“改正过错毫不吝惜”；国家已经安宁了，战战兢兢、恐惧警惕，还不足以表达他的叹息；百姓已经诚心归附了，体恤恩惠困穷之人，还未能释怀他的隐忧。作为表率端正万方的人，应当遵守常道，所以“不违背常道、不沉溺淫乐”的告诫，在建国之初必定谆谆恳切；为后代留下福泽的人，首先防止安逸享乐，所以“三风十愆”的刑罚，在位者必定完备地警戒。喜欢问政就宽裕，自以为是就狭隘，所以“听从劝谏不要违背”，就是前世悬挂鼗鼓、设置铎铃以听取意见的心态；“不忧虑如何获得，不妄为如何成功”，所以“天未亮就等待天明”，就是古代帝王兢兢业业处理万机、一天比一天谨慎的心态。成汤的圣德日益增进到高明境界，本来就是由于他的敬德日益增进到纯粹笃实所致吧。《典》《谟》以“钦”开始，以“钦”结束。舜告诫禹说：“恭敬修治那些值得向往的德行。”《诗经》称颂文王说：“光明正大，恭敬止息。”武王接受丹书时说：“敬胜过怠则吉利。”帝王以心法作为治法，本来千载一贯。

译诗经

圣敬日跻

检讨【臣】德保

严粲说：“‘敬’是圣人的敬，说的是至诚。‘日跻’，说的是至诚没有停息。德行日日更新，又日日更新，这就是‘圣敬日跻’的实质，也就是文王的‘纯粹而不停止’。”

【臣】恭敬地陈述：圣人的学问统摄于主敬。自古帝王建立准则、安抚谋略，其道不超出这个范围。考察成汤，凭借上天赐予的勇智，表率端正万邦，他的功业非常隆盛。汤的子孙之所以歌颂他，按理应当是宣扬功绩，形容盛美，却一定要以“圣敬日跻”作为昭告上帝的缘由，为什么呢？我曾反复推敲其中的道理，知道诗人不仅善于赞美汤，而且对圣学的渊源有深刻的见解。从前尧舜以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的圣人，开创精一执中的传承。尧的德行以钦明著称，舜的德行以温恭著称，都不外乎一个“敬”字。后来禹的只德，文王的缉熙，武王的执竞，也唯有这个主敬的念头，来继承前圣的道统。《易经·乾卦》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只有以乾惕之心，自强不息，然后才可以效法天行健。《坤卦》六二说：“敬以直内。”大概人的一颗心，至虚至灵，具备众理而应对万事，必须专一而不旁骛，以保全其无妄的本体，而后虚灵不昧者可以重新存留。这颗心是一身的主宰，敬又是一心的根本。《洪范》说：“敬用五事。”貌、言、视、听、思，必须以敬为纲维，妄念才得以不互相侵乘，所以有“恭从明聪睿”的德行。礼有三百三千，其要领统摄于无不敬。大概敬的话，玉帛仪文，就不是虚设的器物。《礼记》说：“敬是德的车辆。”有敬才可以承载德行而行，不然就是空车罢了。周敦颐《通书·圣学章》说：“一就是无欲。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无欲的心，就是主敬的心。主敬而没有一息的间断，就纯粹是天理而无欲。无欲则明通公溥，从容有余了。程子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又说：“没有致知而不在敬的。”朱子则说：“知是学的开始，行是学的终结，敬是学所以成就的原因。”始成终，可知“敬”这一个字，是致知力行的根本。存心以敬，那么致知自然能默会事理之当然，力行自然能刚健笃实，以回归本性之本然。文王“小心翼翼”，孔子告诉仲弓“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大概深知敬是彻上彻下的圣功。《中庸》说“戒慎恐惧，慎独”，就是敬，而中和位育都由此而来。可见从下学立心的开始，以至于参赞化育，笃恭而天下平，总不外乎一个敬。所以汤的不近声色，不聚货利，以义制事，以礼制心，都是一个敬的充积。只有圣敬达到日跻，那么德行日日新又新。凡是用来昭告上帝的，都靠这个；也就是用来彰显大德，在民众中建立中道的，也无不靠这个。那么敬这一个字，确实是圣学的渊源，而帝王建立准则、安抚谋略的根本。

诗经

不竞不絿，不刚不柔，敷政宽宽，百禄是聚。

侍讲学士【臣】邹升恒

朱子说：“竞是强，絿是缓；优优是宽裕的意思，遒是聚的意思。”辅广说：“汤承受天福，没有别的。根本在于他的圣敬只在中道上施行，更没有偏倚，所以他的为政不强不弱，不刚不柔，宽裕从容，这本来就是百福所聚集的地方。”

【臣】恭敬地陈述，这是说汤的为政，能运用中道，所以能凝聚承受天命。自古议论政事的人，不出宽严两条途径，【臣】认为政事只以中为主，宽严两个字都可以不用。为什么呢？理应当宽，就顺从它的宽，而不能称之为宽，这是中。理应当严，就顺从它的严，也不能称之为严，这也是中。只有承接积弊玩忽之后，不得不用法度来约束，有人或许称之为严，而实际上也不是严，这是中。承接积威之余，不可不用恩惠来抚慰，有人或许称之为宽，而实际上也不是宽，这也是中。《吕刑》“世轻世重”，《周礼》“轻典重典”的文字，是说随时纠正其偏颇，以适应中道罢了。不这样的话，心一旦有所偏颇，那么轻重都失去中道，而宽严都有弊病。而中又不是在宽严之间调停，而各用其一半。有极其严而也是中的，有极其宽而也是中的，只权衡事理所适宜罢了。《诗经》说：“不竞不絿，不刚不柔。”是说汤在民众中建立中道，宽严都不足以命名它。有人说：“君道以宽为本，所以《虞书》歌颂帝尧说：‘御众以宽。’过于宽，就像过于仁，不失为君子。”回答说：这固然如此，难道不说“宽的过度且流于忍”吗？比如太叔为政，不忍用猛而用宽，其后郑国多盗贼，兴起徒兵去攻打萑蒲之泽，全部杀了他们，那么至慈就变为至忍了。子产说“火烈，民畏，卒称惠人”。诸葛亮治理蜀地，用法尚严，而

译国家大治。王猛治理苻秦时，也是如此。这都是在严明刑罚、整饬法纪之中，蕴含着慈祥友善的意旨，正是用来成就仁德，而也无不合乎中道。如果只松弛而不紧张，文武之道就无法施行；如果宽厚而有节制，政治因此和谐，怎么能借口宽容而逐渐流于放纵废弛呢？古人称商朝的政治严厉肃穆，而臣子颂扬其君主却说：“能够宽厚能够仁爱，值得深思啊。”“施政宽和从容，各种福禄就会聚集。”这是因为刚柔相济、彼此消解，那么上面就没有苛刻繁琐的烦扰，也没有懈怠纵弛的祸患。下达命令而百姓服从，有所作为而必定成功，从容自在、端正拱手，做起来游刃有余，而各种福禄的安宁，永远汇聚在秉持中道的君主身上了。总之，商汤政治的善美，又根本于圣明的敬畏日益增进。敬畏就不亲近不滋生，志气清明，而偏颇好恶就不会产生。敬畏就规范事务规范内心，交互修治毫不懈怠，而唯有和谐统一的教化得以形成。这个“敬”字，尤为中道所由产生。日日更新又更新，这大概就是施政安民的根本吧。

译诗经

不争先不急躁，不刚硬不软弱，施政宽和从容，各种福泽自然汇聚。

侍讲学士【臣】陈悳华

先儒辅广在义疏中说：“这是说成汤本于圣明恭敬，只遵循中道行事，没有偏颇倚斜，所以他治理政事不强不弱，不刚不柔，宽和从容，这本来就是各种福泽汇聚的原因。”

【臣】谨按：施政得当，是帝王获得人心、巩固天命的关键。而政务要纠正偏颇，归于最恰当的状态。王道平坦，王道宽广，圣人都崇尚它。所以政事有失于好胜求速的，就叫做“竞”；有失于因循苟安的，就叫做“絿”；有失于决断严厉不平与软弱犹豫不决的，就叫做“刚”与“柔”。而成汤都没有这些毛病。像这样，就是所谓的“中”。孟子说：“成汤执守中道”，这就是其实质。古人中有董安于，性格迟缓，佩戴弓弦来督促自己急切；有西门豹，性格急躁，佩戴韦革来缓和自己。这两个人，都自知自己的毛病，而想着有所调节。像这样，如果成汤则是自然合乎中节的。又子产论政说：“火猛烈，百姓望而生畏；水柔弱，百姓轻慢而玩弄它。”在宽猛之间权衡，而以二者兼用为最难。成汤则二者都恰当地施行了。孔子说：“用宽和来补救严厉，用严厉来补救宽和，政事因此和谐。”“优优”说的，就是和谐的极致。这是中道的运用。大概中道就没有不和谐的。顺应天道而动，所以天地效法它。四季调和，星辰有序，万物生长。这是中和在天地间的感应。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安居之所。君子乐于得到其道，小人乐于得到其欲。这是中和在人心中的感应。这就是“百禄是遒”的说法。成汤以圣明恭敬的德行，上接尧舜的心志，传承而建立商朝的天下，就是这样。又曾考证《尚书·仲虺之诰》，其中有说：“君王努力彰显大德，在百姓中建立中道，用义理来制约事务，用礼制来制约内心。”那“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就是所谓的在百姓中建立中道，也就是用义理制约事务、用礼制制约内心的实际应用。但其义理没有两样，只是言辞不同。诗人的言辞，是本着已然的事实来推美它；诰辞则还是勉励的话。成汤是圣人，难道在这方面不足吗？一定要等到勉励他然后才这样。然而如果成汤自恃说我已经能做到了，这就不是圣人了。况且仲虺不把这是成汤已经做到的而仍然陈述告诫，这才是真正恳切忠于君主的人。这就是他们成为圣君贤相的原因吧？《诗经》

不竞不絿不刚不柔敷政优优

监察御史【臣】周人骥

庆源辅氏说：“成汤承受上天福佑的原因，没有别的。本于圣明恭敬，只遵循中道行事，更没有偏颇倚斜。所以他治理政事，不强不弱，不刚不柔，从容宽裕。”

【臣】谨按天下事理，不超过一个“中”字。所谓“中”，就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意思。像“竞”、“刚”，是失于过度的；“絿”、“柔”，是失于不足的。而总归是因为心的偏颇倚斜导致的。只有心主于敬，那么偏颇倚斜的念头就不产生，过度与不足的弊端自然消亡。辅氏阐明中道，推究本源在于圣敬，确实领悟了天德王道的奥秘。【臣】请推论论述它。自古英明敏锐的君主，往往多好大喜功，他们的政事失于“竞”与“刚”的居多；宽大的朝廷，容易致于优柔寡断，他们的政事失于“絿”与“柔”的居多。英明敏锐以才能胜，宽大以气量胜。如果收敛其才能而用气量来宽裕它，扩大其气量而用才能来济助它，对于中道大概差不多了吧？然而如果明理不够透彻，那么以好大喜功为戒，必定导致因苟且而生废弛；以优柔寡断为惩，必定导致因急遽而开启苛察。将避免“竞”与“刚”的弊端，而“絿”与“柔”已经中了；避免“絿”与“柔”的弊端，而“竞”与“刚”又中了。虽然孜孜以求治理，但遇事周章，正忙于补偏救弊都不暇，哪里能看到所谓的“优优”呢？朱子说：“中道没有固定的形体，随时而在。凡事到来，以成见去应对，就偏颇。只有顺其自然之理去处理，可行就行，可止就止，可急就急，可缓就缓。将会看到明察作为所以有功，不能称之为‘竞’与‘刚’；敦厚宏大所以成就宽裕，不能称之为‘絿’与‘柔’。”唯独事物之理，是非介于毫发之间，顺逆判于细微之处。况且人君每天处理万机，如果不是此心极度虚静公正，怎么能坐照无遗，权衡不差？由此可知致治之道，不仅仅看才能与气量，而只看人君的一颗心。《尚书》说：“开启你的心，滋润我的心。”董仲舒说：“端正一心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以端正万民。”确实因为君心固然是天下万事的枢纽。历来锐意图治的君主，早晚忧劳，哪敢一息自逸？只是恐怕精勤久了，或许自认为已经治理安定，而左右近习窥探意图，竞相以声色宴游之乐杂然并进，君心因此稍微懈怠，众事必然因此逐渐败坏。纵观史册，警戒昭然。《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只有在谨守喜好，远离嬖幸，在深宫中矢言兢业，防备怠荒潜伏，大概志气清明，措施都恰当。这是圣学的极致准则，也就是政治的源流。考证《尚书》称颂成汤有说：“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货利。”

译又说：“用道义来规范行事，用礼制来约束内心。”这种说法，难道不可以与《商颂》相互参照印证吗？

译诗经

不急躁不迟缓，不刚硬不柔和，施政从容宽和。

监察御史臣宫焕文

臣谨按：治理政事的道理，贵在权衡缓急的运用而施行，全都适宜；斟酌宽猛的原则而处置，各自恰当。大概竞、絿、刚、柔这四种，推演到政体上，不可以缺少任何一种；但它们的运用不可以偏颇胜过。为什么呢？事情有先后次序，顺应道理而不可以操切，弊病在于严厉；平易近民而不可以英明，弊病在于苛刻。如果一味地竞且刚，那就太过；也有早晨计划晚上就执行而不可迟疑，以免失去事机的会合；专断立决而不可隐忍，以免开启姑息纵容的根源。如果一味地絿且柔，那就不足。过分的偏向阳，不足的偏向阴；偏向阳的妨碍仁，偏向阴的妨碍义，都不是从容宽和施政的道理。《易经》说：“该停止时就停止，该行动时就行动”，动静不失去时机；又说：“懂得柔懂得刚，是万众所仰望的。”君主如果真正明白时机的意义，那么竞、絿、刚、柔的运用，左右适宜，而都不超出一个中道。执守中道来施政，这四种不仅不互相妨碍，而且互相补救；不仅不互相胜过，而且互相成就。所以《诗经》说：“不竞不絿，并不是政事没有竞和絿。”竞和絿都符合中道，而竞和絿的痕迹都消失；《诗经》说：“不刚不柔，并不是政事没有刚和柔。”刚和柔都契合中道，而刚和柔的痕迹都转化。由此来施政，就有本末，处置就有常道和权变。出自上面的纪纲法度，能松弛能紧张，而不担心它有时迟缓有时急躁；施加于下面的庆赏刑威，能收敛能展开，而恰好成就其有坚持有包容。将要万事得其理，百物顺其则，朝野上下安居其常，那么王政的从容宽和，难道不是在从容施政之日可以想象见到的吗？臣观察成汤作为君主，听从劝谏不违背，顺应民心及时行动，他的政事可以说是不苛刻；然而昧爽丕显，又何曾有过因循不振的气象，以致毁坏他明作的才能？这就是不竞也不絿的明显证据。能够宽厚能够仁爱，昭示诚信给亿万民众，他的政事可以说是不猛烈；然而布昭圣武，又何曾有过牵制不断的行为，以致亏损他沉毅的气度？这就是不刚也不柔的明显征兆。总之，竞、絿、刚、柔的运用，不消除它们的偏颇就无法使政事平正；而不偏竞、絿，不偏刚、柔的政事，不主持恭敬就无法获得中道。汤只有日益增进的敬德作为根本，所以他表现在政事上既无太过也无不及，当世仰望他表正之功不替，后世仍然歌颂他昭假之烈不衰。臣曾因此思考，王者所存的心，就是天心；他所行的道，就是天道。现在天道，随着时机消长，而日月寒暑，自然在屈伸中相互感应；随着时机惨舒，而雨露雷霆并且彰显其温肃。王者效法天来施政，那么缓急一律看待轻重，在不疾不徐之中，有自然的变化；宽猛全都依据中正，在不纵不弛之内，有互相补救的权衡。如果事情适宜，姑且等待吗？如果像饮食宴乐那样需要，可以；如果不这样，那么施禄给下面，义理上取之于夬卦。如果道适宜驯致吗？如果像坤卦的厚德载物，可以；如果不这样，那么健行不息，义理上取之于乾卦。大概百年必世的风范，固然不容不出以整暇；而一日二日的综理机务，则又必须在怠荒之前预先警戒。群臣百姓的安抚治理，固然不容不抚慰以温仁；而一予一夺的决断出自宸衷，则又必须使威命常伸。那么根本在于敬以用中，由中而出政，只有纯王之心，才有纯王之业啊。

诗经

天命降临监察，下民有威严，不僭越不泛滥，不敢怠慢慌忙，命令下达给下国，封建其福。

侍读学士臣汪由敦

朱子集传：封，大也。

辅氏广说：“天虽然高，但实际降低视线监视，非常可畏。民虽然卑微，但天实际以他们为视听，不可忽视。只有高宗上畏天，下敬民，而在刑赏上，未曾有僭越泛滥的过失；存于心中，不敢有怠荒的意思。所以天命给他天下，而大建其福。”

臣谨按《殷武》一诗，歌颂高宗的功绩，而这一章讲他基命之本。圣王行事，必求其端于天，确实因为天命不易，日监在兹。君心的敬肆，无一息不与天地相流通，而往来相应仁人事天如事亲，不显亦临，无厌亦保，职是故也。天无心，以民心为心，民心之所向，即天意之所归，所以说“天聪明，自我民聪；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人君顾畏于民碞，这样才能以小民受天永命。天人一理，通达无间，求端于天者，亦于民乎求而已。应天以实，不以文；动民以

译彝道，这就叫做不泛滥。然而如果有一丝念头不谨慎，那么懈怠之气就会乘虚而入，僭越泛滥的开端就不能自我控制。所以皋陶陈述治国方略说：“上天赐予有德之人，五等爵位各有其章法；上天讨伐有罪之人，五种刑罚各有其用法。”紧接着又说：“政事要勤勉啊，勤勉啊。”这就是所说的不要放纵逸乐欲望，治理国家要兢兢业业，确实害怕稍微违背了天命讨伐的公正，而偶然违反了不怠惰不荒废的告诫。如果真的能不僭越不泛滥，不敢懈怠疏忽，那么朝廷就没有侥幸得位的人，国家就没有受冤屈的百姓，平庸的人、谨小慎微的人、威严的人各自得到应有的对待。于是各种法度都纯正，万事都合乎条理，朝廷清明，民气和谐安乐，上天之心明显感应，难道不会赐福给他们吗？《诗经》说：“光明地侍奉上帝，于是怀想众多福泽。”君主将福气普及于四海，并且就把四海的福气当作自己的福气，这就是福气之所以伟大的原因。《尚书》称颂高宗使殷国安定，以至于在位五十九年。颂诗也说：“长寿且安宁，以保护我们的后代。”他的福气难道不伟大吗？“永远言语配合天命，自己求得众多福泽。”这必定要在刑罚、赏赐和政事上加以用心啊。

译《诗经》

天命降下监察，下民对此怀有敬畏，不僭越不滥施，不敢懈怠疏忽，将天命下达于下国，从而建立其福泽。

编修【臣】夏廷芝

朱熹说：“天命降下监察，不在于其他，全在于民众的视听。那么下民也怀有敬畏。只要赏赐不僭越，刑罚不滥施，并且不敢懈怠疏忽，那么上天就会将天下授予君主，从而大大建立其福泽。”

邱濬说：“君主的刑罚与赏赐，不是君主个人的刑罚与赏赐，而是上天的刑罚与赏赐。不是上天的刑罚与赏赐，而是民心的刑罚与赏赐。赏赐一人，必定是众心共同欢喜的；刑罚一人，必定是众心共同愤怒的。民心所共同认同的，就是天意所在。”

【臣】恭敬地陈述：君主安抚驾驭万方，臣民等待命令而受到鼓舞激励，所以在天下建立准则的，大权只有两项，即赏赐和惩罚罢了。赏罚的大权，由君主掌握，但君主未曾私自专断，必定以天道为根本，这就是所谓的天命天讨。上天的命令与讨伐，也不是可以主观揣测的，必定与民心相协调，这就是所谓的公好公恶。民心协调，那么天意就会顺从，君主的刑罚与赏赐就完全符合权衡的标准，以永远消除僭越与滥施的过失。唐尧虞舜的时代，五等服制与五等章服，五等刑罚与五种用法，君主咨询，臣子警戒，战战兢兢不敢忽视。周成王时代用八则治理都城与边邑，用八柄驾驭群臣，而在爵位赏赐的事情上，详细剖析条理分明，详尽其规制。唐太宗说：“有功就赏赐，有罪就惩罚，谁敢不竭尽诚心以修习职分？”确实因为赏罚是国家的纲纪，朝廷的劝善惩恶，臣子的法度守则，百姓的遵从或违背，都与此相关。纲纪确立，那么劝善惩恶就能施行；劝善惩恶施行，那么法度守则就能确定；法度守则确定，那么遵从或违背就有标准。君子知道赏赐不可侥幸求得，更加勉励自己成为君子；而小人知道一旦防范不义，放逐诛杀，不容许稍有宽贷，将会恐惧战栗，转化其邪恶之心，趋向中正的道路，这难道不是鼓舞一世人心，激励天下志气，全靠这个吗？又进一步思考，赏罚的大权固然在于持守不易，而应当赏赐应当惩罚的道理尤其在于审查必定真实。只有圣人的心，像明镜般空灵，像秤般公平，本来没有偏倚，在未与外物接触时，以诚存养，以敬主宰，无时无刻不敬畏上天的监察；等到与外物接触时，又能随感而应，剖断是非，权衡得失，赏赐应当赏赐的，惩罚应当惩罚的，那么恩泽所加，就像天上的雨露，滋润万物而没有私心；惩创所及，就像天上的雷霆，震动万物而不稍加宽贷。任用与舍弃都符合道理，好恶都与民众相同，那么天下的臣民没有不遵道循路的，共同安处于规范与成就之中，而大君之所以建立准则，以赐福于民众的，也就永远没有厌倦了。

《御览经史讲义》卷十九

<子部,儒家类,《御览经史讲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览经史讲义》卷二十

《春秋》【隐公元年】

春王正月

监察御史【臣】刘方蔼

《左传》：春，周历的正月。

《公羊传》：“春，是一年的开始。王者是指谁？是指天王。为什么先说王而后说正月？是王历的正月。为什么说王历的正月？是为了彰显大一统。”

《谷梁传》：即使没有大事，也必定记载正月，是为了慎重开始。

胡安国说：“根据《左传》说：‘王历周历的正月，周人以建子之月为岁首，那么冬十一月就是正月。’在周朝之前，以建丑之月为正，其记载即位说‘惟元祀十有二月’，就知道月份没有改变。在周朝之后，以建亥之月为正，其记载始建国说‘元年冬十月’，就知道时节没有改变。建子之月不是春季，也很明显了。那么用夏历的春季冠于周历的月份之上，为什么呢？圣人告诉颜回治理国家，就说‘实行夏历’；作《春秋》以经世致用，就说‘春王正月’。这是见于行事的确证。用夏历的春季冠于月份之上，为后世留下法则；用周历的正月记载事件，表示没有那个位置，不敢独自专断。这防范细微之处啊。”

【臣】恭敬地陈述：春王正月，胡安国的传注说用夏历的春季冠于周历的月份。那么以遵从周礼的圣人，作《春秋》经世致用，章首就背离当时的王历，怎么表示尊崇奖赏？怎么惩戒僭越窃取？况且周朝以建子之月为岁首，所以以十一月为正月。周朝原本在正月之前冠以冬，圣人强行冠以春。这是周朝原本实行夏历，而圣人反而将冬改为春，不仅不遵从周礼，也不是为了实行夏历。尊崇王权留下法则，两者都失去了。胡安国的说法似乎不恰当。商朝以建丑之月为正，所以以夏历的十二月为岁首。其记载即位不说，惟元祀正月，而说惟元祀十有二月，又说惟三祀十有二月朔。那么商朝改正朔而不改变夏历的月数，很明显了。《豳风》是周朝的诗，《月令》是周朝的制度，都与夏历相符。有人怀疑《月令》出于秦朝，不足以证明周朝。但《豳风》所记载的都遵从夏历，夏月。有人怀疑公刘建国于豳，正当夏代，《豳风》是周公追述前事，应当遵从夏历。但十月蟋蟀之下而说“为改岁”，那么十月之后的改岁明显属于十一月。这是《豳风》记载月份都遵从夏月，而将改岁寓于其中。周朝虽然改正朔，但未曾改变月份和时节，很明显了。况且周诗说“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