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览经史讲义卷十六

译这本来是君主与百姓所共同拥有的。古代家庭设有塾，乡党设有庠，道路设有序，国家设有学，并且用循序渐进的教化润泽他们，感动人深切而深入人心，所以那时的百姓都遵循道德，欣然顺从，从而得到治理。即使到了汉唐以来，距离古代逐渐遥远，然而上面有恭敬节俭、仁爱恩惠、反省自身、引导道德的君主，百姓也有亲近谦逊、和睦融洽、和平安乐的风气。那转移教化的契机，常常像回声一样响应。这可以看出百姓有自身具备的道德，而诗人歌颂君主的行为，必定以百姓遵循道德作为验证。

所谓“质朴”是什么意思呢？有人怀疑周代崇尚文饰，这里却兢兢业业地以质朴为愿望，是为了防止流弊而补救过失。其实并非如此。孔子说：“百姓可以让他们遵循道而行，不可以让他们知道其中的道理。”孟子说：“王者的百姓和乐的样子。”而尧时街衢击壤的歌谣也说：“出来劳作，回家休息，凿井取水，耕种田地，哪里知道帝王的恩力。”那气象的浑厚朴实，大体就像这样。现在试着看看《豳风》《豳雅》《豷颂》等诗篇所记载的民风，非常详细。然而除了农业和谷物之外没有其他职业，除了鸡犬桑麻之外没有多余的东西，除了烹煮葵菜、剥食枣子之外没有珍奇美味，除了社祭祈福之外没有繁琐的礼节。如果夫妇依从士人、媚顺联结情感，通力合作、统一众人，丈量田亩、尝试防范，发挥劳力，举杯献寿、表达诚意。这些又在哪里呢？不正是日常饮食之事，并且是其中最质朴的吗？

至于民气既已淳朴，民俗更加敦厚，亲近亲人、尊敬长辈，都本着道德谦让来互相引导，遵循正道、遵循常理，都体察道德意旨来共同教化，难道没有普遍成为你的道德吗？大概在三代兴盛时期，君主没有一件事不关乎百姓，百姓没有一件事不仰视君主。甚至道德教化既已成就，风气相同、道义统一，那么民风所在的地方，就是君主道德的征验。所以不说“百姓的道德”，而说“成为你的道德”，正是与诗中所谓“没有不是你的准则”的意思相同，而《洪范》所说的“所有百姓，都顺从你的准则，赐给你保持准则”，也就是这个意思罢了。

但是【臣】认为普遍具备道德的是百姓，而谨慎道德的仍然在于君主；普遍成为你的道德的是百姓，而勉力敬重自身道德的首先在于君主。君主的道德难道容易谈论吗？《皋陶谟》说：“思考每天赞襄协助。”《说命》说：“早晚进献教诲，来辅助我的道德。”确实是用日新月异的学习，操持于皇上的心中，而以引导辅佐的功劳，存在于启发开导之中。三公九卿在上方辅助治理，众官百职在下方赞襄协助。同心协力、恭敬和谐，大小官员道德一致。明君良臣欣喜奋起的风气，显现在朝廷；端正道德、丰厚生活的恩泽，普及于百姓。纯粹福佑的赐予，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瞻仰圣明政治的人，由此在太和的宇宙中遨游吧？

译诗经

百姓质朴啊，日常饮食。

修撰【臣】金甡

【臣】恭敬地陈述：《天保》这首诗，用来颂扬君主福泽的内容不胜枚举，但其中平易切实、广大深远的，没有比“百姓质朴啊，日常饮食”这一句更好的了。百姓以质朴著称，似乎像是愚钝笨拙，不足以彰显治世的景象，难道就能达到极盛的状态而成为聚集福泽的根本吗？不知道风俗的淳厚与浇薄、教化的升降都系于此，即气运的吉凶也都系于此。大概机智日益开启，而百姓的欺诈虚伪日益盛行，只因为不安于日常饮食的常规，于是教令就有不遵从的，刑法就有难以统一的，这本来就不是吉祥善事。曾经读康衢的谣谚说：“不识不知，顺从帝王的法则。”击壤的歌谣说：“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百姓自己安于耕凿的安宁，并且泯灭了知识的见解，所以尧能够成就协和的治理，而长久享受富贵长寿的祥瑞。诗人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吧？百姓由质朴真实趋向文饰巧诈，由文饰巧诈而滋长嚣张凌犯，这也是势所必然，积习几乎难以改变。只有圣人，以人情为田地，有办法引导他们，柔顺地服化他们，使他们去除虚伪而回归真实，遵循常规而安于朴实。士人永远是士人，农夫永远是农夫，享用旧有的德行而从事先前的田业的人，都只致力于本业，没有从事其他行业的变迁，所以那时的风俗崇尚敦厚，街巷和乐，诉讼衰息，战争不兴起，上下都有美好的德行而没有违背的心意。这确实是至治的馨香，可以感动神明的了。《礼记》说：“福，就是完备。”完备，是百事顺遂的名称。无所不顺的叫做完备，而所谓的大顺，没有比风俗相同更好的了。试想气象和乐融洽，道路平坦宽阔，百姓日常使用而不知道，圣人无为而成就教化，即使国家承受上天的福佑，申赐无穷，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哪里需要等待麒麟凤凰在郊外、龟龙在池沼中饲养，然后才算是盛世的吉祥呢？百姓由雕琢变为朴实，君主的德行有办法感化他们，不一定听从冥冥中不可知的神明。只是他们顺从风向，不疾而速，顺从欲望而治理，浑然自然，好像有非人力所能做到的，就认为不是神的力量达不到这个程度，而推究他们之所以从神那里得到这个的原因，只有诚孝感通，然后暗中辅助的有神灵感应，等待回应的恢复淳朴古俗，那么所谓神的福佑，仍然根本于君主的德行罢了。

诗经

百姓质朴啊，日常饮食。

编修【臣】徐玮

【臣】恭敬地陈述：书中有说：“只有百姓生活丰厚，因为外物而有变迁，就知道上天赋予百姓的本性，本来没有不善的，而其后不能不日益浇薄。然而由丰厚趋向薄劣的，是习俗的弊病；那么革除薄劣而返回丰厚的，是教化的权柄。这必须防范心思耳目的邪僻，以培养敦厚淳朴的气象，使他们恢复到未加雕琢的天然状态，那么百姓的意志安定而民风古朴，根本稳固就可以使国家安宁了。”现在如果百姓都以智巧互相夸耀，以机心互相崇尚，这不是百姓的福泽。君王赐福给百姓，一定要使他们统一归于质朴。质朴，不是指粗野愚钝的意思。士农工商，称为四民，而都有他们所秉持的质朴：士人的质朴在于学问，忠孝廉洁，不尚空谈而亲身践行，没有虚名动众的习气；诗书六艺，修身养性，没有高谈阔论的过失；言行显扬，怀才待聘，没有游荡奔竞的弊端。这是士人的质朴。农夫的质朴在于田野，继承父业，专心种植黍稷，对懒惰游荡失业有警戒；出入互相友爱，守望互相救助，没有嚣张凌犯谩骂的声音；进献猎物，登堂祝寿，不敢先私后公。这是农夫的质朴。工匠的质朴在于作坊，制作兵器铠甲，各安其业，不从事见异思迁的行为；整治材料辨别器物，一定利于使用，粗劣不良的不进入市场；规矩准绳，全都符合法度，奇异技巧荡涤心志的有禁令。这是工匠的质朴。商人的质朴在于市场，布帛粮食，民用依靠这些，不贵重金玉珠贝；质量度量，禀承司市，欺诈伪争讼不兴起；贸易有无，只追求十分之一的利润，不从事垄断居奇的行为。这是商人的质朴。天下之大，四民就穷尽了；四民的善，一个质朴就穷尽了。现在如果进入这个国家而学中没有游荡的士人，田野中没有莠民，工匠中没有技艺淫邪，商人中没有豪富，难道不是国家的福泽吗？难道不是百姓的福泽吗？总之不外乎日常饮食而得到。事情有质朴而不可厌倦的，日常饮食就是。而人对于职业所应当做的，也应当像日常饮食一样不可去除。所以歌诵学习，是士人的日常饮食；耕耘作息，是农夫的日常饮食；范金合土，是工匠的日常饮食；通财化居，是商人的日常饮食。只有各自安于日常饮食的常规，而没有妄念，所以不争夺所没有的；没有游思，所以不被所诱惑的迷惑。在这个时候，异端邪说不兴起，淫乱非礼不作，循循然不识不知，顺从帝王的法则。荡荡然，没有偏好，遵循王者的道路；没有厌恶，遵循王者的路径。质朴没有比这更质朴的了。不然，就像程子所说：“士庶只志在尊荣，农工商贾只志在富贵奢侈，百姓意志不定而质朴浇薄了。”所以古代的圣王，一定谨慎学校之教，咨询保介之官，监管工匠司市，

译都有法度，使天下人都回归到质朴的本性。这是防止百姓（偏离正道）的方法。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所说的百姓的质朴，就是这样的。至于庄子所称道的：“在赫胥氏的时代，百姓居住时不知道要做什么，行走时不知道要去哪里，嘴里含着食物嬉戏，拍着肚子游玩。”质朴确实是质朴了，然而那是太古时期淳朴闭塞的社会，或许确实存在过，但不能用来谈论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盛世。

译诗经

我的战车已整治，我的战马已协调。四匹公马壮硕，驾车前往东方。田猎的车子已备好，四匹公马极高大。东方有甫田的草地，驾车前往打猎。这位君子去苗田，挑选士卒声喧哗。树立旐旗设旄旗，在敖地搏杀野兽。驾着那四匹公马，四匹公马神采奕奕。红蔽膝金鞋子，会合诸侯有秩序。决拾已配合，弓矢已调适。射手已集结，助我举起柴火。四匹公马已驾好，两匹骖马不偏斜。不偏离驰骋，射箭如破竹。马鸣萧萧，旌旗悠悠。徒御不惊惶，大庖不充盈。这位君子出征，有闻无声。确实是君子，真正有大成。

监察御史【臣】沈世枫

小序：《车攻》是赞美宣王恢复古制。

吕祖谦说：“《车攻》之所以说是恢复古制，为什么呢？因为搜狩的礼仪，可以看见王赋的恢复，可以看见军实的丰盛，可以看见师律的严明，可以看见上下之情。想要明了文武的功业，这也足以观察了。”

【臣】谨按：田猎之事，自古作为警戒，而《车攻》这首诗，先贤认为是恢复古制，确实因为宣王的田猎，不是为了逞车骑都畋游之乐。从前虞廷辑瑞班朝，四时都有巡狩，用来敷奏明试，其礼仪很严密而用意很周全。至于搜苗狝狩，详载于夏官，简阅军实，撰集车徒，于是献禽以供宗庙宾客之用，所谓借田猎来讲武事。后来这礼仪几乎废弛，到宣王之时，于是有东都之会，这诗人详述其事而赞美他能恢复古制。看那车攻马同，建旐设旄，是说有司先为戒具以待乘舆。等到税驾东都，未事田猎，先事会合，说“赤芾金舄，会同有绎”，可见天子意在柔远，所以遐迩倾心，威仪从容。会合完毕而后武事兴起，就说“既调既同，不猗不失”，看见纪律整严，不矜夸诡遇。说“悠悠斾旌，徒御不惊”，看见军容暇豫，不事奔驰。到获禽以献，就说“大庖不盈”，可知意不在于从禽，也是不嗜杀的至意。宜诗人拜手而毕其辞说“允矣君子，展也大成”。然而田猎固然是圣贤之主所不废，只是忘记典则而只以驰骋般乐是务的，即长杨、上林之类是也。如果能于率由旧章之中，存无敢怠荒之意惟借是以布招防之德，使列服输诚，明司马之法，使戎行作气，则不独銮舆所过，颂声四作，即垂之奕禩，也传为盛事了。

诗经

《鸿鴈》，赞美宣王。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苦来还定，安集之，至于矜寡，没有不得其所的。

编修【臣】王会汾

【臣】谨按：天下安危的根本，看乎生民；而生民忧乐的根源，系乎主德。没有诚心保赤而物不得其安的，也没有铺张文具而民得享其福的。文武以实心逮下，其时万物由庚兆民允殖，天下之气如一人之身，气息从脚跟达于头颅，流畅于四肢，而动荡于关节，所以无水旱昆虫之灾，凶饥札瘥之患其要无他，以诚心感生至和而已宣王即政之初，遇灾思惧，治绩蓬勃兴起，可惜其执德不坚，美业中途废止。现在其诗见于小雅的，十篇中有四篇：《六月》《采芑》，则是南征北伐之词；《车攻》《吉日》，则是搜田复古之事。这四篇都有美而无刺。到《鸿鴈》一诗，怜悯万民之失所，而能劳苦来安集之，所以序说也认为是美。宣王然哀鸣中泽，万口哀号，虽无怼怨之辞，而民困大概也可见。且其言说：“维此哲人，谓我劬劳；维彼愚人说我宣骄。”意当时朝廷士大夫及四方司牧之臣必有不能恤下，视水旱凶饥为运数的适然者，所以其后终于依樗采葍，从其婚姻而不见收容。我料想宣王之时，民困了，财殚了。人主狃于治绩的小成，典章的粗举，不再能以忠诚恳恻实致于民，所以天和不相应，民终于流亡。生理既窄，则风俗日益偷薄，古先王睦婣任防之意荡然无复存者。一变而为繁霜何足怪呢？《易》说：“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为民父母，应当常抱纳隍之虑，切引罪之思所以能使气应情通，上下交泰。现在《鸿鴈》之诗，所谓穷者欲表达其情，劳者欲歌其事，而犹抱有不信之言的忧虑，则否隔成而民气悲了。序所说的“矜寡无不得其所”，恐怕也是后儒附益之说，而不是其实吧？又按《鸿鴈》以下诸篇：《庭院燎》，则是因美致规；《沔水》，则是忧心念乱；《鹤鸣》，则是师傅敎诫之词，恐其不诚而因此不明。至于军士悲其转恤，贤人勉励你遁思，而民困遂以不拯了。终之以《斯干》《无羊》，也是因为讽喻。如果说：“闾井之流

译灭亡到如此地步，却还能安然躺在蒲席竹席上吗？穷苦的百姓连沟壑都快要填满了，哪里还有空闲去广泛繁衍后代呢？这就是孔子编订《诗经》所设下的防范。总之，周文王、周武王的恩德之所以能深深扎根于人心，在于他们全面了解百姓的疾苦，并细致地体察他们的实情。看《四牡》、《采薇》等诗篇，忠厚和乐的气息扑面而来，真是盛世的天子啊。周宣王对内修明政治，对外抵御外患，一时间的文章歌咏，灿烂可观。然而淳朴的教化未能普及，百姓的生活日益困窘，难道不是诚意未能使人信服吗？卫文公的良马母马，其根源在于《騋牝》篇的深沉幽远；鲁侯的广阔原野，其根本在于《思无邪》的纯正无邪。帝王若想致力于安抚百姓，使他们富裕并加以教化，尤其不能不真诚。

译《诗经》

仙鹤在深泽中鸣叫，声音传遍原野。鱼儿潜伏在深渊，有时又游到沙洲。喜爱那园中的景象，那里种植着檀树，树下堆积着枯叶。其他山上的石头，可以用来制作磨石。仙鹤在深泽中鸣叫，声音直达天际。鱼儿在沙洲上，有时又潜伏在深渊。喜爱那园中的景象，那里种植着檀树，树下发芽着嫩谷。其他山上的石头，可以用来琢磨玉石。

检讨【臣】张鹏翀

朱熹《诗集传》认为，这首诗的创作背景不可确知。但其产生的缘由，必定是陈述善道、规劝教诲的言辞。大概仙鹤在深泽中鸣叫，而声音传遍原野，是说真诚不可掩盖。鱼儿潜伏在深渊，而有时在沙洲，是说事理没有固定的所在。园中种植着檀树，而树下有枯叶，是说喜爱某人应当知道他的缺点。其他山上的石头，可以用来制作磨石，是说憎恶某人应当知道他的优点。由这四者，引申推演，触类旁通，天下的事理，大概就差不多了。

【臣】谨按：《鹤鸣》这首诗，《毛诗序》认为是规劝周宣王，郑玄笺注说是教导君王寻求尚未出仕的贤人，朱熹才确定它是陈述善道、规劝教诲的言辞。【臣】曾经反复吟咏并推究其意，觉得义理蕴藏无穷。君主如果能时时玩味并融入内心，那么居敬穷理、通晓道德、类比人情、内圣外王的道理，无所不包。而关键在于慎独以存养真诚，那么所谓真诚不可掩盖，尤其根本。圣人的道理，动静同源，密室显地，起初没有两样。然而上朝任职之时，庄重恭敬容易保持，而在深宫闲居之间，懈怠放纵容易滋生。所以祸患常产生于细微之处，而意志也警戒于逐渐形成的习惯。古代圣王虽然从容闲居，必定有诵读训诫、规劝谏言，而左右前后没有不是正直的人，所以防范未萌发的欲望非常严格。大概知道细微幽独之处的偶尔放纵，比公开场合难以掩盖的行为更严重。后来的君王安逸享乐，常视为宫闱秘事，外人不知。宦官宫妾，巧于迎合，声色货利，日渐浸染。一旦被其引诱，势如顺流而下。明知不是正道，但被所爱牵制，习惯于所便，已经沉溺而难以挽回了。即使有正直的言论，也多方拒绝掩饰。佳鹞毙于袖中，美人离开辇侧的，有几人呢？汉唐的往事，鲜明的鉴戒依然存在。当时所倚仗为秘密而罕知的事，大的正史记载，小的野史记录。起于一念的细微，而不能掩盖天下万世的指责，实在不可以不畏惧。如果能谨小慎微，即使处在幽独可放纵的地方，凛然如同天帝鉴临，那么清明在身，气志如神。奸邪的声音、混乱的颜色不留在耳目，淫乐邪礼不接触心术。惰慢邪僻之气不施加于身体，而中和位育的功效，都来自见闻不及的地方。操守正直，如同在野在天，鸣声远闻，遍及四方，感通上下，真诚不可掩盖如此。至于事理没有固定所在，那么穷究事理的功夫尤为切要。大概存养真诚在于主敬，而穷究事理在于集义。【臣】曾经反复研读程朱的著作，提纲举要，不外乎敬义夹持，所谓直接上达天德的就是这个。敬用来涵养此心，心不放纵，才能穷究事理。事理无处不在，所以没有固定所在，在渊在渚，就是随时处中的意思。中道没有固定见解，就会游移两可；中道有成见，就会执滞难通。这是程朱即物穷理的功夫，不可缺少的。如果能谨慎选择名儒，广泛延请俊彦，使他们每日亲近便坐。研究道义，讲习磨砺治国之道，那么智慧更加明达，王道充实，辅养君德，还有什么比这更急迫呢？而且知言是穷理的关键，广泛咨询众人意见，固然可以集思广益，然而心中没有权衡，大公无私，怎么能执两用中？所以有同一句话，此话为公，彼话为私的；有同一句话，为国说则为公，为身说则为私的。因此知道的人有时不敢说，说的人有时未必知道，是非疑似混淆实在很多，这是知言难的原因。【臣】私下认为，进言的人只应当计较事理的是非，不应当计较自身的利害；听言的人只应当询问事理是否恰当，不必询问意图的公私。对国计民生没有补益，即使为公有什么益处？对国计民生有补益，即使为私有什么损害？一扫拘挛牵制的习气，然后是非疑似的界限不因两在而混淆。在渊在渚，虚心察理，活泼泼地，体察事物不遗漏。诗人的规劝，引导君主走向正道，至极了。至于爱憎的运用，又是贤否去留，众人情感向背所系，不可不深察的。檀树与枯叶，玉石与石头，明智的人都能辨别。至于爱憎之心偏向一方，那么喜爱而不知其恶，憎恶而不知其善的人就多了。加上左右近习的迷惑，那么檀谷倒置，玉石不分的人就更多了。所以诗人认为园中的檀树可爱，但不要连带喜爱枯叶，那么选择能人而任用，舍弃其短而取其长，引类提升，举其直而矫正其枉，不被私爱牵制，而宠禄不过度了。至于其他山上的石头，既粗矿，又疏远，似乎不值得留意。然而用来琢磨玉石，就可以发挥磨砺之功，成就温润坚栗的质地，难道是修养德行的人所应当废弃的吗？大概说没有人违背，只觉顺从可乐，而暗中滋长骄逸之心，哪里比得上亲近正士，听闻正言，有所敬畏，切磋以助成德业的美好？即使那人果真有可憎之处，也应当考察其平日品行，不因一事掩盖其德，才能收到攻

译这不过是错误的增益罢了。喜爱一个人能知道他的恶行，憎恶一个人能知道他的善举，那么皱眉与微笑就不会随意施加，奖赏与惩罚就不会泛滥波及，不动声色就能成就顺应法则的治理了。这是诗人陈述善道、接受教诲的志向。朱熹所说的触类旁通、引申推广，【臣】请诵读古语来推演阐述。

古语说：“战战兢兢，一天比一天谨慎，人不会在山崖上跌倒，却会在小土堆上绊倒。”这是说人的情性往往能在艰难处谨慎，却难免在容易处疏忽。

古语说：“走一百里路的人，走到九十里才算走了一半。”这是说：“在开始时勤勉的人，往往在结束时懈怠。”

古语说：“身处安乐一定要恭敬，不要做令人后悔的事。”这是说安逸享乐容易使人沉溺，覆车的教训应当引以为戒。

古语说：“不要说‘怎么会受伤’，灾祸将会延长；不要说‘怎么会受害’，灾祸将会扩大。”这是说不注重细微的品行，最终会损害大的德行。

古语说：“用镜子照自己，能看到容貌；用人来照自己，能看到吉凶。”这是说君主应当以正直的人为鉴戒，不要亲近邪恶偏颇的人。

古语说：“屋顶漏雨在上面，知道的人却在下面。”这是说考察百姓的忧喜，可以验证政治的好坏。

古语说：“马不能过度驱使，民力不能过度役使。”这是说民力容易枯竭，追求利益的倾向不可助长。

古语说：“离开山十里远，蝉的叫声还在耳边回响。”这是说执政喜欢清静而厌恶喧哗，不要让俗吏滋扰百姓。

大致列举这几条，以表达我的一点浅见，这大概就是诗人引申不尽的深意吧。【臣】充任侍从之职，掌管文书笔墨，虽然不专门承担进谏的责任，但私下认为，当面驳斥、在朝廷上争辩，直言事情可行与否，是谏臣的职责；从容委婉地劝谕，陈述善道、要求君主克服缺点，是文学侍从之臣的职责。所以虽然不敢早晚进献意见，但每当讲解经书的时候，就表达我诚恳的愚拙心意。

译《诗经》

鹤鸣在深泽，声音传遍原野。鱼潜藏在深渊，有时也出现在水中小洲。

监察御史臣高景蕃

朱子《集传》说：真诚是不可掩盖的，真理是没有固定所在处的。臣谨按：君子的学问，不外乎真诚自身、彰明善道罢了。真诚自身，则纯一无妄，从而确立万事万物的本源；彰明善道，则如烛照先机，从而穷尽无所不在、无形无体的作用。自从人们用虚饰之心去对待它，就会表面上节操昭昭，行动上却懈怠懒惰，却不知道细微与显著之间有着必然一致的符验；或者用固执僵化的见解去对待它，就会固守一方而遗漏变化，却不知道随处都是同一真理的贯通。《鹤鸣》这首诗，之所以善于比喻，是因为这首诗是为劝诫而作，必将向上考察天命，向下体察人心，中间参酌各种事务，以此来验证顺逆没有差错，辨析至理的精微，希望返观内照而不忽视诚于中形于外的细微迹象，务必揣度时势而不拘泥于界限偏私的见解，这是劝诫的常道。而诗不直接说明其中的原因，而是用罕见的比喻来阐明，让人深思而自得，所以不说真诚不可掩盖，而说“鹤鸣在深泽，声音传遍原野”；不说真理没有固定所在，而说“鱼潜藏在深渊，有时也出现在水中小洲”。大概鹤是微小的生物，立足在深泽，似乎极其幽深遥远，但它引颈长鸣，声音却传遍原野，它那嘹亮的声音，虽然想掩盖它却绝对不可能掩盖。像这样，鱼也不过是一种生物，在深渊中自得，似乎有固定的处所，但在水流分岔的小洲，它又未曾不在那里，它游泳的情态，想要执着一个固定的地方去寻找却找不到，又像这样。由此推论，暗室屋漏的地方，不比深泽更加深邃隐秘；发近见远的征兆，不比原野的声音传得更远；事情虽然防范于广远，道理却近在咫尺而存在，不比在深渊的鱼，而又像在洲渚的鱼。所以天地并不宏大，我的身体并不渺小，千古并不遥远，一念并不亲近，几微所着之处，没有能够掩盖的。事情有精粗，道理没有精粗；事情有大小，道理没有大小；在那边在这边，没有可以执着的。如果他在幽独之中自欺，却认为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矫饰，用一己有限的见解，想要穷尽千变万化的无穷，这是绝对不可能得到的结果。因此君子务必戒惧慎独，以真诚自身；格物穷理，以彰明善道。推而广之，刀剑上有铭文，盘盂上有警戒，不敢因细微而放松自己的真诚；直言进谏必定拜谢，近臣之言必定考察，不敢因自满虚假而狭隘自己的明智。真诚达到极致，所以能参赞天地，感动神明，而无往不利；明智达到极致，所以能精妙于各种行为，通达于万事而无不当。知行并进，明诚两立，修养自己治理他人，一以贯之了。这大概是诗人劝诫的意思吧？

《诗经》

没有比山更高的，没有比泉水更深的。君子不要轻易说话，因为有人贴墙偷听。

监察御史臣陈仁

朱子说：“山极高了，但有人登上它的顶峰；泉水极深了，但有人潜入它的底部。所以君子不可轻视自己的言语，恐怕有贴墙偷听的人，观望左右，从而产生谗言诬陷。”

臣谨按：诗中的话，恰当而切中要害。大概因为君主的施为举动，都应当在细微萌芽之前谨慎，不可轻易流露心意，使他人得以窥测。如果一旦流露了端倪，不仅听我说话的人会观望而生出谗言诬陷，而且会窥伺我的心意所向而有所窃取。然而这些暂且不详细论述，请就谗言诬陷这一端来深入探讨。树木高了，风必定摇撼它；石头峻峭了，水必定冲击它。贤人，是庸人所深深不喜欢的。因此积累贤能产生美德，积累美德产生声誉，积累声誉产生嫉妒，积累嫉妒产生谗言。进谗言的人，必定是小人；被小人进谗言的，必定是君子。君子被小人进谗言，真是可悲啊！忠臣不能最终得到君主的宠信，孝子不能始终得到父亲的喜爱，贞女不能显露志向给丈夫，良士不能保全与朋友的交往。自古以来遭受这种祸患的，大概不少。楚国的屈原，可谓忠诚了，沉入汨罗江，至今令人悲叹；吴国的伍子胥，他的功绩显赫了，尸体装在皮袋里漂浮，悲惨到了极点。不仅这些，西伯是圣人，却免不了被囚禁在羑里；申生献祭肉，父子至亲，却遭受被烹杀的灾祸，为什么会这样呢？《诗经》说：“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叙述谗言的奸诈；“谗人罔极，交乱四国。”彰显谗言的危害；“投畀豺虎，豺虎不食。”厌恶谗言的严厉，已经很久了。谗言造成的祸患，不可不辨别。泰山的滴水，可以穿透石头；洪炉的烈火，可以熔化金属；深谷的雾气，可以遮蔽天空；层山的云雾，可以遮挡太阳。贤人的品行，不如金石坚固，而巧言的毒害，比水火更厉害；我们心中的明智，不如天日皎洁，而壅蔽的祸患，比云雾更多。那么谗言难以辨别，哪里说得完呢？因此知道我有善行，就窥伺我的破绽来怀疑我；知道我有厌恶之处，就夸大我的过错来加重它。像这样的，不可以不考察。不了解我的心意，就用隐晦的言辞来试探；未必我会听从，就用其他事情来探听。像这样的，不可以不考察。或者势力达不到，就利用宠幸的人来达到目的；言语所不在的地方，就迂回他的说法来波及。像这样的，不可以不考察。贬低我的事情而假装不知道

译那个人，复述他的话却故意装作不明白他的意思。像这样的情况，不能不仔细考察。担心事情被核实，就推托说是听来的；害怕君主发怒，就触动君主所忌讳的事。像这样的情况，不能不仔细考察。用反话多加赞誉，实际上却暴露他的短处；借事深加厌恶，借此来揭发他的隐私。像这样的情况，不能不仔细考察。假托误泄机密，最终却讳莫如深，等到急切追问时才肯说，顺着大概的议论泛泛提及，好像缓缓地说却切中要害，像这样的情况不能不仔细考察。为什么呢？没有缘故却这样，其中必定有缘故。大抵进谗言的人，必定先窥探君主的意旨，君主意旨所向，进谗言的人也趋向那里；君主意旨所背，进谗言的人也背离那里。在进谗言的初期，君主容忍而不拒绝，祸乱就产生；等到谗言进献，又相信而不辨明，祸乱就形成。一定要听到谗言就考察，知道是谗言就摒弃，好恶分明，决断不犹豫，祸乱就会停止。所以君主杜绝谗邪的方法，一是明察，二是果断。明察则视听不迷惑，果断则排除奸佞必定有力。况且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听取言论的人如果不是心像明镜一样，事物没有隐藏的情状，受奉承而不喜，受激怒而不怒，没有不落入他们圈套的。从前周成王刚即位时，周公以叔父至亲的身份，担任冢宰的职务，而管叔、蔡叔散布流言，成王几乎对周公产生猜忌，幸亏上天显威，成王后来才后悔。像成王这样慈祥乐易的君主，一听到谗言，尚且不能不对周公产生怀疑，何况其他人呢？所以说：“和乐平易的君子，不要相信谗言。”假使做君主的人心正意诚，私邪不能遮蔽，公正听取各方意见，信任不偏倚，那么鬼怪在雷霆下震慑，雨雪在阳光中消融，即使有善于进谗言的人，也不敢进谗言了，即使进谗言，也没有人听信。这又是君主坚守简约方法的道理。臣因为朱熹对“谗谮”二字的注解，而引申论述谗言的危害与谗言难以辨别的情况如上。

译诗经

靖共尔位正直是与

监察御史臣张湄

臣谨按：天的道是动而直，地的道是直而方。人承受天地的正气而生，因而具备刚健的德行。所以正直是人的生存根本，不正直就不能做人。观察婴儿的啼哭欢笑，其端倪没有偏离中和；普通人的是非判断，其议论不违背贤圣。那么正直本根于天性的自然，并因此合乎人心的共识。孔子说：“这样的百姓，是夏商周三代能够以直道行事的原因。”又说：“提拔正直的人置于邪曲的人之上，百姓就信服；提拔邪曲的人置于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不信服。”那愚昧的百姓，没有私心曲意，尚且如此，何况在位的臣工，怎忍心用不正直的态度侍奉君主呢？因此，恭敬谨慎的道理，不止一端，而引导君主走上正道，务必以正直为主。《尚书》所说的“安定你的位置，那些辅佐正直的人”，就是这个意思。然而正直必须兼论正，因为正就没有不直的；但直的未必正。三代以后，人臣招引君主的过错来沽名钓誉，这是挟带私心妄上，是无礼之人的行为。君子曾经深恶痛绝，并称之为讪谤、攻讦、刻薄，这是太不正了。怎么能算是正直呢？正直的人，没有一个念头稍微涉及虚伪，没有一件事顾及私利。《易经》说“以敬来使内心正直”，《尚书》说“正直啊，只有清廉”。大概正直而又能恭敬且清廉，这才可以说是正直的极致了。况且正直必然刚强，刚强是阳的象征；不正直必然柔弱，柔弱是阴的象征。阳刚的象征不容易见到，而在廷争的时候偶尔见到；阴柔的象征不可遭遇，而在当面谄媚的时候屡次见到。然而不容易见到的，常常是君主所不乐意见到的；不可遭遇的，偏偏是君主最想要遭遇的。这就是正直的臣子不世出，如果不是神圣的朝廷，那么他们的道路很危险，他们的同类也很混杂。为什么呢？上面有纳谏的君主，下面才有敢谏的臣子。从来君主骄傲则臣子谄媚，君主圣明则臣子正直。人们只见那些拉扯衣襟、折断栏杆的臣子刚直自守，直言不屈，以为古人的臣子为何风采可畏爱如此？却不知道实际上是由于圣君的宽容大度才能共同成就。所以说：“与正直的人在一起。”我私下曾综览前代史书，感叹臣子的正直，没有超过汉代的汲黯、唐代的魏征。然而汉武帝知道汲黯的贤能却不能任用，唐太宗知道魏征的贤能却几乎要杀他。这就是好谀恶直，即使是哲王也不能免吗？总之，不只是君主的过错。正士在朝，群邪所忌。大概没有既触犯众人所忌，还能得到一人独知的。所以诗人用靖共来责备同僚，一说是“正直是与”，再说是“好是正直”，明白邪佞的臣子，他们的势力聚集；聚集的，必然有结党营私的伤害。正直的臣子，他们的志向孤独；孤独的，贵在有助相的道理。善于侍奉君主的人，在这里维持他们，辅佐他们。这是兆民的公心，万世的常道，也是天地间的正气。

诗经

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畁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里，南东其亩。

给事中臣卫廷璞

臣谨按：周家以农事开创基业，制定土地的方法，大概没有比周朝更好的了。然而这首诗首章不归美于本朝，而是远溯大禹，大概是因为看到南东的田亩，而静心思考其来源。《尚书》称文王穿卑服，即康功田功。现在考证《司马法》的制度，大概极其精详，但实际上是沿袭夏禹的遗事。怎么知道的呢？《周礼》遂人的方法，大概同于匠人。先儒对于遂人治地，说是成周的制度；对于匠人为沟洫，说是前代的制度。他们所谓的前代，虽然没有确切指为禹，但用《虞书》“濬畎浍川”的话来看，则有明文。有利于生民的事，前圣做了而有开端，那么这件事可以继承；后圣遵循而有头绪，那么其功业容易成功。只有后圣有可见的功业，那么前圣更有难忘的德行。所说的南山，传云就是终南山。曾经考证禹功所在，尤其详细于西北。现在西北一带平原多而川泽少，似乎禹的治理难以施行。不知道西方属金，本来就是水所由生的；北为亥子之方，又是水的本位。看西北夏秋之交，泉水随地涌出，这正是沟遂所宜用的，而蓄泄有兼资。自从水道通而地利尽，高的地方不旱，低的地方不涝，而畇畇原隰，子孙得以耕种了。所说的“我疆我里，南东其亩”，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自高趋下，田亩的方向，沟遂随之，或南或东，大致如此。有沟遂之类，则有径畛之属，从径到畛，以达于川上的路，其为不田之土多矣。圣人不是不知道爱惜，作为道路，实借以堤防，所以田地不污莱，而耕余三九，而且从郊到野，田庐在内，沟洫在外，地势高下参错，有以限制戎马之足。在《易经》“地中有水”，伏至险于大顺，取象于师，而且昔人所云“以水佐耕者丰，以水佐守者固”，也是这个意思。又《周礼》有曰：“凡行停水，磬折以参伍。”郑注谓“坎为弓轮，水行欲纡曲也。”南东其亩

译”那么，有的地方是纵向的沟渠纵横交错，有的地方是横向的洫渠纵横交错，这既能够削减水流的势头，又能够顺应水流的特性，这又是圣人制定制度的精妙之处。《春秋左传》中记载的国侨划分田畴，前后《汉书》中记载的召信臣、杜诗等人开辟陂塘沼泽，他们的功绩哪里敢与圣人相比，但百姓仍然歌颂他们，那么这首诗因为赞美曾孙，而上溯追念神禹，难道能够停止吗？

译诗经

我划定疆界，我治理沟涂，使田亩的垄背朝南或朝东。

编修臣汤大绅

朱熹说：“疆，是划定大的边界。理，是确定沟渠道路。亩，指田垄。如果田间小沟的水向东流入大沟，那么田垄就朝南；如果田间小沟的水向南流入大沟，那么田垄就朝东。”

臣谨按：从《信南山》这首诗的诗意中，可知农田与水利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大凡帝王的治理，以重视粮食、重视农业为根本，而百亩的田制，以划分田地、种植谷物为首要。田地如何划分？必须依靠沟、洫、浍、川来端正界限，农夫才不会越过田界的担忧。谷物如何种植？必须根据干燥潮湿、高低不同的情况来区分适宜种植的作物，从而收取肥沃土壤和广袤田亩的利益。所以想要努力耕田，必须先计算田亩；想要计算田亩，必须先明确疆界和治理。自古以来，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关心民间疾苦，没有不极力讲求农田功业的。后代的天下，如同古代的天下；后代的地利，如同古代的地利。人口日益繁多，人力应当日益广泛。然而一旦遇到荒年，百姓有时不能聊以生息，难道不是土地还有剩余的利益，百姓还有剩余的人力，生产谷物的土地没有全部开垦，山泽的物产没有全部开发出来吗？曾经考察《禹贡》所载，冀州的土壤是白壤，田地是中上等；扬州的土壤是涂泥，田地是下下等。这种土壤适宜性和地脉相差悬殊，不用等聪明人就知道。然而江淮之间每年收获稻米，足以供应东南地区的粮食，而北方种植的不过高粱小米，收获又不多，不得不依赖吴楚地区的供给。没有其他原因，只是疆界治理的方法长久湮没，而眼前的耕作都类似于漫田（无垄沟的平田）。既然这样，疆界治理的方法，难道可以不加以重视吗？世俗儒生的议论，动辄说井田制必定可以恢复，这种说法确实迂阔而难以实行。然而井田制虽然不能恢复，但代田法仍然值得参考。《汉书·食货志》记载：“汉武帝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赵过能实行代田法，一亩地有三条垄沟，每年轮换位置，所以叫代田。”这是古代的方法。又说：“一年的收成常常比漫田每亩多一斛以上，好的加倍。”这就是说代田收获的粮食，是漫田收获粮食的数倍。从一亩推广到一顷，从一顷推广到一乡，从一乡推广到一县一府，乃至全省，田地日益开垦，粮食日益丰富。平原的土地，其类似分畦筑垄的方法，大概就是这样。至于水边的土地，尤其需要堤坝的功效。《周礼》不是说：“稻人掌管低洼地的耕作，用潴来蓄水，用防来阻水，用沟来荡水，用遂来均水，用列来舍水，用浍来防水吗？”如果水利已经兴修，再详细寻求疆界治理的方法，使经界确定，按时播种，将会风调雨顺、年成丰收，家家衣食充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含哺鼓腹的景象，有什么难在今天再次见到呢？

诗经

我划定疆界，我治理沟涂，使田亩垄背朝南或朝东。

给事中臣汪榯

臣谨按：划分土壤首先详细记载于《禹贡》的地制，在《周官》中最为完备。自古以来努力务农的人，必须先治理田地；而治理田地的人，必须通晓水利。疆界治理确定后，田亩的制度又很详细。使土地发挥其功效，水流归入沟壑，水向下润湿的本性得以顺从，产生甘甜谷物的气息于是上升。其为农田所做的打算，周到且严密。《诗经》所说的“我划定疆界”，是根据地势来确定井田的法则，分合不能不辨别。所说的“南东其亩”，是根据水势来治理田地，利害不能不明确。疆，是区别大的方面，提封百井，规模贵在整肃。依据匠人的制度，起来划定疆界。小路外面有田界，田界外面有道路，道路外面有大路，再有大路。即使是一成之地，不亚于画地为牢而划分疆界。理，是分析细微的方面，甫田九万，节目容易纷纭。修习遂人的方法，起来治理它。河流中有浍，浍中有洫，洫中有勾，再有小沟。即使是千里之内，无不有条理。疆界治理确定了，土地不能没有水。五行有相互资用的作用，水更不能没有土。两者有相互救济的权宜。于是更加详细地规定田亩的制度。比如小沟的水从西向东注入大沟，如果不把田垄筑在南面，水就不进入大沟而进入田地。只有把田垄朝南，小沟的水不溢出到田地，田地也可以适时从大沟获取水。举出一个“南”，凡是纵横变化的，都以此为准则。比如小沟的水从北向南注入大沟，如果不把田垄筑在东面，水就在田里而不在大沟。只有把田垄朝东，小沟的水归于大沟，大沟也可以适时引水到田地。举出一个“东”，凡是经纬完善的，都以此为参照。总之，疆界治理，是顺应地势的适宜；“南东其亩”，是顺应水势的适宜。而沟洫不混淆，经界更加端正。从前大禹疏通九条大河，距离四海必须疏通小沟。距离河流，小水治理好了大水也就治理好了，这不仅是因为河渠水利本相通，而且治水明农实际上是一体的。三代以后，不必全部实行井田制来耕作。如果真能通晓沟洫的制度，根据高低，因地制宜，使蓄泄有方法，旱涝有准备，那么原野开垦，黍稷生长，土地没有遗漏的利益，每年都有大丰收。《尚书》说“疆理南东”，确实是努力耕田的要务啊。

诗经

我划定疆界，我治理沟涂，使田垄朝南或朝东。

监察御史臣马燝

朱熹《诗集传》：“疆，是划定大的边界。理，是确定

译这是沟渠的情况。如果田间小渠向东流入大沟，那么田块就在南面；如果田间小渠向南流入大沟，那么田块就在东面。

译臣谨按：帝王治理天下，根据土地的适宜性来分布其利益，之所以详细进行规划，是因为田界和沟渠，是治理土地的良好规范，确实是万世所永远依赖的。所以那时不仅耕种者灌溉有资源，都勤于农事，即使公卿大夫，也没有不以农事为第一要务的。这正是《信南山》这首诗，追溯大禹治水而详细讲述田界治理的原因。田界以治理外部为交错土地的经线，千夫之地有浍渠，浍渠上有道路；万夫之地有河流，河流上有大路。这是大体形势上应当端正的。治理以内部为平坦田野的纬线，一夫之地有遂沟，遂沟上有小路；十夫之地有沟渠，沟渠上有田埂。这是细节上应当详备的。由此，遂沟从西向东，流入沟渠的，就把田垄向南；遂沟从北向南，流入沟渠的，就把田垄向东。干旱时接受其输送，遇到涝灾时排泄它，也就没有泛滥成灾的担忧了。考察《周官》中开沟行水的制度，职责在于匠人；止水蓄水的法令，职责在于稻人。疏浚引导的功效，蓄水积存的事务，即使有旱涝，还可以用人力弥补天时的不足，方法非常完善。后世断然不能遵循古制，恢复井田，但如果在平时讲求治理，以期望水旱无忧，自然可以通晓古人的意图来治理。大概大川巨湖，方略则寄托于重臣，疏浚也自有专职。至于田间水道，分条缕析，作为灌溉所依赖的，实在是地方长官的责任。因此汉朝的循吏，无不以此上报政绩，而唐宋以来经世济民的臣子，记载功绩尤其多。如果治理百姓社稷的人，时常留意于沟渠小水，考察其源流，观察其通塞，督促他们疏凿的方法，教导他们开启关闭的节制，自然不至于一旦遇到雨水失期，就听任其荒芜而不去救助。况且田地并非不广阔，而水泉自有富余。所担忧的，是听任其自然，多年不进行整治，堵塞的任其堵塞，通畅的不再通畅。得到雨水就互相庆贺，遇到旱灾就束手无策罢了。百姓劳苦就会思考，思考就会产生善心。如果在农忙时让他们努力耕种，而在闲暇时又教导他们勤于治理沟渠，那么习惯于劳苦不仅可以拓宽生养的路径，还可以杜绝游手好闲的倾向。从诗中看，田界治理有常法，所以屡次丰收有喜庆，因此接着说：“加上细雨绵绵，既充足又湿润。”又接着说：“田界整齐有序，黍稷茂盛繁多。”这就是承受上天福佑而回报以大福的原因。朱子说：“赈济没有奇策，不如讲求水利，这在于好的官吏了。”

诗经

那广阔的甫田，每年收获万钟。我取那陈粮，供养我的农人。自古就有丰年，如今来到南亩。有的除草有的培土，黍稷茂盛繁多。聚集休息，供养我的俊才。

监察御史臣马燝

臣谨按：这是公卿有田禄的人，努力从事农事，以供奉方社田祖的诗。而周朝以耕种开基，重视农业珍惜粮食，上行下效，从中可以看到井田的法度，可以看到节用的道理，可以看到用力的勤勉，风俗的养成。诗中说：“那广阔的甫田，每年收获万钟。”万钟说的是，一成之地的田。地方十里为田九万亩，而将其中的万亩作为公田，是十份中取其一。从天子到公卿，没有不同的制度，这就是井田的法度。用力既然勤勉，收获必然广阔，每年收获万钟，那么他们所获得的就广阔了。虽然如此，使用不可不合宜，也不可没有次序。假如在千仓万箱的时候，就立刻产生奢侈浪费的心，导致费用无度，把丰盈变成匮乏，本来就不可以。即使心存节俭，只担心陷入骄盈矜夸的习气，而出入吝啬，升斗爱惜，看待主伯亚旅这类人，没有一体相关的道义，而农夫不足的不知道补充，不够的不知道帮助，那么恐怕太仓的粮食，陈陈相因，甚至有红腐而不能吃的，这不就是重物而轻人，把有用的变成无用的，与奢侈的人相比，得失相距，难道很远吗？诗中说：“我取那陈粮，供养我的农人。”自古就有丰年，那么新的已经积蓄，而陈的不至于无用，而且供养农人，那么使用就合宜了。取陈粮，那么使用就有次序了。不是丰年不能每年取陈粮，然而丰年的喜庆，也只有这食用时合乎礼仪的人，才能招致罢了。这就是所谓的节用之道。传中说：“一人不耕，有人就会挨饿。”又说：“人情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饿。”这是说食物关乎民生很重，而耕种之事不可不勤勉。诗中说：“如今来到南亩，有的除草有的培土，黍稷茂盛繁多。”不可以看到在屡次丰收之后，而不敢闲暇安逸，像这样吗？一亩三亩，宽一尺深一尺，播种在其中，稍微锄去垄上的草，顺着土堆培土，以附着苗根，垄尽畎平，那么苗根深而能抵御风和旱。这就是所谓的用力勤勉。古代士农商贾各执一业，农民的儿子恒为农民，那些野外居住而不亲近的，是秀民中能成为士的人。商贾不参与。诗中说：“聚集休息，供养我的俊才。”俊才就是农民中杰出的人罢了。公卿大夫努力耕田供奉祭祀，也只是稼穑的常事，然而土物心臧既富，方谷机之相引，固有自然而致者。大概他们平日承化于上，沦浃既深，耕耘馌饷之余，父与父言慈，子

译灾祸消除，那么诗书礼乐的教化便逐渐开启。因此曾孙前来居住，得以提拔俊才并考察德行、询问学业，这难道不是风俗形成的结果吗？然而那些或除草或培土，每年收获万石粮食的，是农夫的劳力。我取用陈旧的粮食，让农夫得以饱食，这是曾孙的福庆。上天降下丰收之庆，下层汇聚俊才之士，这是曾孙与农夫共同因致力于农耕而获得的回报。归结起来，重视根本、崇尚节俭，爱护百姓、培养士人，这是周代先王用来滋润养育万民的方式，其影响至深且远啊。

译诗经

我取出陈年的粮食来喂养我的农夫，自古以来就有丰年。

编修【臣】冯祁

朱子《集传》说：在这里，大田每年收取万亩的收成作为俸禄粮食，等到积蓄久了而有剩余，就保留新粮而散发旧粮来喂养农夫，补充不足，帮助匮乏的人。大概因为自古以来就有丰年，所以陈粮逐年积累，积蓄像这样多。然而使用它的节制又适宜而有序像这样，所以粮食虽然很多却没有腐烂变质不能吃的祸患。【臣】谨按，这首诗是公卿中有田禄的人致力于农事以供奉祭祀的诗。公卿的田禄都取自于农夫，而这里说取陈粮来喂养农夫，可见公卿体察天子惠养百姓的意图，施行赈济体恤的仁政，以此来鼓励耕耘的力量，所以家家供给充足人人富足，时节和顺年年丰收。实行十分之一的赋税，粮食进入私家的很多，供奉公家的有限，哪里一定要等待赈济体恤才开始充足呢？只是百亩田地，一年的收成，供给八口之家的使用，饮食依靠它，衣被依靠它，农防农具依靠它，一切吉凶费用的开支都包含在其中。即使遇到丰年，到了来年耕耘的时候，积蓄已经耗尽的情况比比皆是。积蓄已经耗尽，没有作为农业的根本，正且每天谋划口粮的不充足，他们从事农业必定不尽力，但这并不是懒惰农夫的罪过。所依赖的，在于上面有补助的法令。《周礼》地官旅师说：“凡是使用粟米，春天发放而秋天收敛。”《王制》说：“耕种三年，必定有一年的粮食；耕种九年，必定有三年的粮食。”国家的积蓄都是为了百姓。百姓用来供奉上级，上级用来恩惠下级，上下相通，和气交融，天地感应，而雨旱适时，三农之所以都庆幸，八蜡之所以常通，诗经所说的“自古以来就有丰年”，未必不是由于这个原因。况且丰年不可以常常依赖，水旱灾荒即使在盛世也有。以自古以来有丰年的时尚不免于补助，那么偶尔遇到歉收之年，赈济借贷更应当如何呢？公家有限的粮食，怎么能供给这无穷的使用呢？由此可见公卿大夫虽然有田禄，无不崇尚节俭，戒除奢侈，存有稼穑艰难的思虑，无日不把敦本力农作为重要，而又进献馨香，祭祀方社，以迎接神的庇佑。他们兢兢业业为民，是多么好啊！国家探求民间疾苦而树立公卿大夫，公卿大夫秉承君主德行而施惠于民，以扩大君主的恩惠，是最忠的；以符合百姓的请求，是最仁的；以感通神祇，是最顺的。合君臣上下神人以勉力农功，而谋划穑事，自古以来就有丰年，不也是适宜的吗？

诗经

曾孙来了，带着他的妻子儿女到南边的田里送饭。田官到了很高兴，驱赶左右的人，品尝饭菜的咸淡。禾苗容易在田亩里生长，最终美好而且多。曾孙不生气，农夫能够勤勉。

给事中【臣】罗鳯彩

眞德秀说：“当时农夫所耕种的，是自己所有的田地，而上面的人又从而推崇奖励勉励他们，所以这些人也以此为生活的快乐，而勤敏和悦的气氛弥漫于上下。后世的农夫所耕种的，是别人的田地，作为官吏的，哪里还有推崇奖励勉励的意思呢？所以数着米粒做饭，合并两天吃一顿饭，乃是常事。农事既已兴起，壮丁的粮饷与牛的草料无处供给，预先指着收获的入来作为借贷的资本，粗饭藜羹尚且不能吃饱，敢希望有盐酪的味道吗？晓霜未消，忍饥扶犁，冻裂的皮肤难以忍受，就烧草火来自我温暖，这是开始耕种之苦。热气将炎，早晨起来出去，弯腰如啄，到晚上才休息，泥涂满身，热烁湿蒸，百亩田苗转青而形容变化不可再认识了，这是立苗之苦。暑日流金，田水如沸，尽力耘耔，除去稂莠，爬沙而手指为之弯曲，弯腰而腰部为之折断，这是耘苗之苦。等到禾穗下垂而坚硬，惧怕人畜的伤残，在田中搭草棚作为守舍，几尺容膝，仅足以蔽雨，寒夜无眠，风霜刺骨，这是守禾之苦。收割归来，妻子儿女都高兴，舂揄簸揉，竞相勤勉其事，似乎可乐了，而一饱之欢曾无旬月，粮食进入主家的粮仓，利益归于质贷之人，那么家里又空虚了。自此之外，只在茅草中采薪，贩卖易粟以苟活而已，岂不重可怜呢！”

【臣】谨按：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自古圣王没有不周知稼穑的艰难与小民的依靠，作为敬天勤民的根本的。三代兴盛时，有任土的法令，而天下没有不耕种的土地；有任民的法令，而天下没有不耕种的人。大概朝廷所嘉惠的只有农夫，官府所分派的也是农夫，所以歌颂的臣工，君主以此来告诫他的臣子；讽喻的《七月》，臣子以此来进谏他的君主。君民上下相互勉励以农事，不仅有父兄子弟的关系。现在读《甫田》的诗说：“曾孙来了，带着他的妻子儿女到南边的田里送粮，以君上的尊贵出入田亩而不以为屈辱。田官到了很高兴，驱赶左右的人，品尝饭菜，以田官的身份相忘于豆觞而不以为耻。”禾苗容易在田亩里生长，最终美好而且多，用力勤勉者其效果必定显著。曾孙不生气，农夫能够勤勉，感情亲近者其功效更加努力。曾孙的到来，是为了劝农而来；田官的到来，是为了慰劳农夫而至。劝劳之道得当，而百姓有不熟悉耒耜而服勤田亩的吗？

译因此能迅速开发你的私田，直至三十里之远。君主爱护臣下，有先私后公的心意；雨水先滋润我的公田，随后才惠及我的私田。臣下忠于君主，有先公后私的意念。春耕秋收，辅助农时的政令时常听闻。酷暑大雨、严寒冰冻，百姓没有怨恨叹息之声。这大概就是民气和谐安乐，而天心也顺应效应的缘故吧？

译诗经

大田里庄稼众多，已经选好种子，已经整顿农具，各项准备妥当，才着手农事。用我深长的耜，开始在南亩耕作，播种各种谷物。庄稼长得整齐且硕大，曾孙的意愿得以顺遂。

检讨【臣】吴泰

朱公迁说：“曾孙所期望的，不过是丰收之年罢了，所以尽力促成这些黍稷的丰收，以顺应他的意愿。”

辅广说：“各项准备妥当才着手农事，凡事预先准备就能成功。播种各种谷物，可见种子之多。农夫以百谷长得整齐硕大为顺遂，曾孙的意愿，则是上级的意旨被下级信服，而下级的意愿顺从上级。”

【臣】谨按：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生存之本。所以善政没有比养育百姓更大的，养育百姓没有比重视农业更优先的。《洪范》八政，第一就是食。《周礼》太宰以九种职事任用万民，第一就是三农生产九种谷物。确实因为谷物这种东西，生长靠天，成熟靠地，耕作靠人，而顺应天时、利用地利，继承先人基业，依靠股肱之臣，从而获得秋季丰收的，并不是人能够独自做到的。《大田》这首诗之所以歌颂曾孙，就是因此吧？曾孙是谁？是主持重视农业政令的人。大概曾孙的心意，是想让土地没有遗留的利源，让人力没有遗留的劳力，想让时和年丰、家家衣食充足。况且曾孙关爱我们农人非常深切，为我们农人的饮食考虑得非常周全。孟春时节就在上帝面前祈求谷物丰收，季春时节就为麦子祈求结实。孟夏时节就命令野虞慰劳农人、劝勉百姓，不要误了农时。季秋时节就举荐五谷的要务。季冬时节就命令百姓拿出五种种子，修理耒耜，备齐农具。计算一年之中，没有什么时候不把农业挂在心上。放眼四海九州之远，亿万百姓沾体涂足的辛苦，筑场纳稼的勤劳，高墙比邻的快乐，妇孺安宁的休养生息，都清晰地呈现在他的心目之间。因此当时的农夫，创作诗歌，以表达感激之情、忠爱之意，而不直接歌颂曾孙。他们歌颂绣壤交错之美叫《大田》，庆祝公私都充足叫《多稼》，记载种子没有不好的、器具没有不备齐的叫“既种既戒”，所以在事情发生之前就谋划得如此充分。又一定要形容东方耕作刚开始兴起叫“以我覃耜，俶载南亩，播厥西谷”，又一定要描绘西方收成在望叫“既庭且硕，以为是帝命之率育”，这是曾孙赐福以谷物养活士女。于是歌颂赞美说“曾孙是若”，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安慰曾孙的心，才能满足曾孙的愿望。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感受到的恩惠很深，爱戴之情很切，甚至忘记了胼手胝足的勤苦，而只有君上宵衣旰食的辛劳往来于梦寐之间吗？考察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不把农事作为首要任务的。《尧典》首先记载羲和的任命，《虞书》记载咨询后稷的话，夏代勤于疏通沟渠，商代授予七十亩的土地，周代则康功田功使万民和谐。不仅是君主如此，就是臣子也作《无逸》以陈述小民的依赖，作《豳风》以显示稼穑的艰难。至于《周官》的设置，为农事规划的人占了一半。不仅是二帝三王如此，汉代的文景二帝，唐代的太宗，宋代的仁宗，劝农贵粟的诏书时常下达，减免租税、赐予复除的典制频繁颁布，也能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称他们为有道的曾孙，谁说不合适呢？那么治理天下的人，扩展自己饥饿时的体会，实行保护百姓的政令，将会看到主伯亚旅等官员，在南亩之上从事本业，稻粱黍稷，在多稼之秋回报大福，百谷成熟，每年收获十千，这是天下的肥沃。这就是所谓大顺久安而长治久安的原因吧。

诗经

大田多稼既种既戒既备乃事

监察御史【臣】马燝

朱子说：“种，是选择种子；戒，是整顿农具。”

【臣】谨按：盛明君王的时代，必定以重视农业、珍视粮食为首要任务，而做事不可以不勤勉，尤其不可以不预先准备。上面的人率领百姓兴办事务，既勤勉又预先准备了，那么下面的人也必定沐浴恩泽，在欢欣颂祝中咏叹勤苦，而寄托震动恪恭之意。现在看《大田》这首诗，先儒认为是农夫歌颂上级而作，而自述今年冬天，为来年之事做准备，必定先选择种子，整顿农具，大概田地大则种子必须备齐，庄稼多则事务繁杂。我曾考察过，诗歌所载，多有讲述田家劳作辛苦、稼穑艰难的篇章，而预先谋划的，一则见于《豳风》“亟其乘屋”的一句话，一则如此诗“既种既戒”的两句话。说“亟其乘屋”，是担心其他事情妨碍农事；说“既种既戒既备乃事”，则是在事情发生之前预先准备。现在就此诗推究，《月令》季冬命令告知百姓拿出五种种子，就是“既种”的意思；命令农人计算耦耕之事，修理耒耜，备齐农具，就是“既戒”的意思。说“既备”，就是《周官》所说的修治稼政；说“乃事”，就是《周官》所说的催促稼事。上级以每年收获“十千”的咏唱来祝愿，农人以或耘或耔的劳作来回报，曾孙以“既庭且硕”作为缘由，农事既已完毕，岁末事务清闲，还如此兢兢业业不自暇逸，而其民俗的勤勉，民风的淳厚，往往在言外可见。朱子以《楚茨》以下四首诗为《豳雅》，说它们与《七月》《载芟》《良耜》……

译这与前文所述篇章相类似，确实不是没有道理的。然而评论者认为，周朝凭借农业立国，所以关于耕种收获的事情，比前代记载得更为详细，这种说法似乎有理，但并不完全如此。利用农具耕作的益处来教化天下，从神农氏时代就已经如此了。在上位的人如果真心关注重视农业、珍视粮食，那么普通百姓又怎会舍弃根本的职业去嬉戏玩乐，而不事先谋划生计呢？详细遵循《周官》中的典章制度，并修治《月令》中的政令，在上位者以勤勉引导在下位者，在下位者以勤勉回报在上位者，这难道仅仅是周朝百姓擅长歌颂祈祷吗？

译《诗经》

云气浓密又茂盛，细雨缓缓降不停。雨水先润公家田，随后才及私田中。那边有未收割的嫩苗，这边有未捆扎的禾束。那边有遗漏的禾把，这边有残留的穗子。这都是寡妇们的利益。

编修臣王锦

辅广说：“雨水先润公田，这是尊崇君主的道义。利益惠及寡妇，这是关爱众人的仁爱。”

陈栎说：“想要下雨，却只想到公田而不顾私田；知道自己而不知道君主。利益惠及寡妇，却只想到自己而不顾他人。忠厚到了这种地步，这大概就是《豳风》所展现的气象吧？”

臣谨按：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生存之天。上天降下优良的种子，阴阳调和而风雨适时，这是自然的规律。重视农业、珍惜粮食，划定井田界限并咨询农官，这是君主的事务。致力于根本、努力耕种，谋划储备并互通有无，这是百姓的本性。周朝自从后稷以农事开创基业，圣王代代相传，《豳风·七月》一章称颂其极盛。《周礼》中“吹奏豳雅”来娱乐农官，先儒认为《楚茨》《甫田》《大田》就是这些诗。朱熹说《大田》是农夫的歌辞，用来颂扬赞美上级，如同回答《甫田》中归美于农夫的意思。就这一章而言，农事修整，杂草已除，虫蝗不害，所盼望的只是雨水，却先公后私，这是因为三代盛世，君主爱民没有不竭尽全力的，百姓爱君也没有不竭尽全力的。虽然在瞻望云雨之时，只希望公田得到充足雨水而后波及私田。等到雨水普降，丰年遂现，而嫩苗有未收割的，禾束有未捆扎的，遗漏的禾把和残留的穗子，留下未尽的利益，用来供养鳏寡孤独，开始出于尊君亲上的心意，最终出于体恤贫困救济匮乏的善意。谢枋得说“君主崇尚仁德而臣下崇尚道义”在这首诗中得以体现。至于所说的公田，考查《汉书·食货志》：“建立步亩，六尺为一步，百步为一亩，百亩为一夫，三夫为一屋，三屋为一井，一井方圆一里，这是九夫之地，八家共同耕种，各自受领私田百亩，公田十亩，剩余二十亩作为房舍。”《孟子》说：“乡间田地同属一井，出入互相友好，守望互相帮助，疾病互相扶持，那么百姓就亲近和睦。”这是衣食充足而风俗淳厚的表现。后世井田制废除，富人连片拥有田地，穷人没有立足之地，储备的计划疏漏，轻薄的风气肆意横行。而古今情况不同，井田制度断难恢复。汉唐以后，限田均田法似乎接近古制，但最终未见其利，反而百姓受其害，这是井田不可恢复的明显证据。总之，法制不必效法古代，但君主爱民，百姓爱君，则是万世不变的。君主深切关怀百姓依靠，思虑艰难图谋容易，凡是用来为百姓谋划的，周到且完备，而百姓沐浴恩泽，感戴君王的仁德，尊崇他如天，亲近他如父母，情感缠绵牢固而不可解脱。《易经》说：“有诚信惠爱之心”，说的是君主真心利于百姓。又说：“有诚信惠爱我德”，说的是百姓以真心拥戴君主的德行。君民一体，感召天和，风雨晴旱适时，丰收频繁记载，豆粟像水火一样丰富，而百姓哪有不仁爱的呢？这时急公好义、奉公守法的道义与和睦邻里、敦厚宗族的友谊，一时并盛。哪里仅仅是询问晴雨？君主念及公家遗留的禾把、残留的穗子，旁及寡妇罢了！

《御览经史讲义》卷十六

<子部,儒家类,御览经史讲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览经史讲义》卷十七

《诗经》

银河明亮又广阔，在天际彰显光辉。周王长寿安康，怎能不造就人才？

检讨臣出科联

臣谨按：这是歌颂文王的德行，而指出圣德惠及他人。人的智愚贤不肖，千差万别，怎能一一启发他们的聪明，改变他们的心志呢？然而圣人不以自身的德行为德，而一定要使天下的人才得到成就，那么三德六德，合起来都足以体现圣德。这就是歌颂文德之所以称为“作人”的原因。现在天上有银河积气，在箕斗二星之间，天文以此昭示圣人享国长久，积德于光明敬止之中，而人文以此汇聚其极致，道理是一样的。考查文王当时三分天下，才占有其二，风声则是仁暴杂施，习俗则是善恶异路，我怀疑其教化多有抵触。然而文王以勤勉不懈的德行，熏陶浸润，所以一时疏附、先后、奔走、御侮，无不各得其人。虽然肃肃众多，都是捍卫国家的良将。何况以圣人的德行居于九五之位，其造就人才的盛况，不就像天上的银河那样彰明显著吗？我曾经由此探求，天下未曾没有人才。只有君主有方法去造就他们：盘圆则水圆，盂方则水方，这是通过观感来造就。洗金必用咸卤，刻玉必用酥油，这是通过造就来培养。马中蹄齿锋利的必善于奔跑，其不善奔跑的必驯服，造就在于驾驭。贞观之朝励精图治，当时君主英明臣子贤良，而裴矩在隋朝奸佞，在唐朝却忠诚。祥符之世崇信邪说，当时一倡百和，即使王旦先前刚直敢言，随后也依附迎合。宋臣杨时有言：战国之士追求奇谋而不遵循正道，西汉之士喜好功名而不追求奇节，东汉之士重视节义而不通晓时变，东晋之士乐于恬淡旷达而不符合实用。难道仅仅是时代使然吗？恐怕也是君主造就他们的方法不同罢了。至于造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