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览经史讲义卷十

译百姓需要生存，于是设立君主；君主代替上天来任用臣子。君主体现天道，臣子完成天职，没有不应当以敬畏上天为心的。天命难以改变，奉行它不能违背，君主敬畏上天以克服艰难来稳固其地位，这不必多说。至于作为臣子的道理，难道只是早晚不懈怠地侍奉君主一人吗？罗从彦的话说得好：“在朝廷做官的人，应当像爱父亲一样爱君主，像爱家庭一样爱国家，像爱子女一样爱百姓。”大概平时既然存有忠诚仁爱之心，面临事情自然就没有顾虑瞻顾的念头，至诚本性所发出的情感，可以对天地神明进行质证。即使到了鞠躬尽瘁的地步，还担心这颗心有所未尽，从而辜负了臣子的本分而荒废了天职，这就叫做克服艰难，这就叫做敬畏上天。大禹陈述治国谋略，勉励君主同时也自我勉励，像这样再读《益稷》中“敬承天命，只有顺应时势、审慎细微”这几句话，就更能明白了。虞舜时代的君臣，虽然相互唱和、恭敬拜谢，当时他们互相劝勉的内容，无非是克服艰难的意思，始终不懈怠。这大概就是无为而治之所以被称为极盛的原因吧？

译《尚书》说：“君主能够体认做君主的艰难，臣子能够体认做臣子的艰难，政事才能治理好，百姓才能迅速向善。”

监察御史臣刘方蔼

蔡沈说：“‘曰’字以下的，就是大禹承接帝舜话语的内容。艰，就是艰难。孔子说：‘做君主难，做臣子也不容易’，就是这个意思。乃，是语气词。敏，是迅速。大禹说：做君主不敢轻视做君主的道理，做臣子不敢轻视做臣子的职责，早晚都保持敬畏，各自致力于尽好自己应当做的事，那么政事就能修治而没有邪恶，百姓自然受到感化而迅速向善，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趋势。”

臣谨按：天下如此广大，各种政务极其繁杂，亿万百姓极其众多，一切都等待主持治理的君主和辅助治理的臣子来处理，想要做到政事无不治理好，百姓无不向善，这难道不艰难吗！然而艰难在于事情，克服艰难在于内心，艰难并不全在于事情，克服艰难仍然在于内心。克，就是能够；克，就是战胜。在开始时振奋精神，以“能够”作为克服；在结束时坚守不变，以“战胜”作为克服。从道心发出的，克服就必然能够；从人心发出的，克服就必然战胜。说做君主艰难，做臣子艰难，是说君主和臣子各自有分内无穷无尽的艰难，永远肩负在肩上，警惕激励在心中，时刻不稍加宽缓，毫不互相推诿，务必竭尽心力，一定要能够战胜它并且有余力，才不辜负赋予艰难的责任。君主克服艰难，就是不轻视民事，只感到艰难；不安于地位，只感到危险。这是慎终如始的心态。臣子克服艰难，就是对上为君主树立德行，对下为百姓造福，怀着艰难和谨慎的心态。君主因为克服艰难而英明，臣子因为克服艰难而贤良，政事因为克服艰难而完善，百姓因为克服艰难而教化。那么克服艰难是多么重要啊！即使像唐尧虞舜那样的君臣，观察天象必定恭敬，顺应时势必定敬慎，任命官员必定恭敬，考察功绩必定恭敬，慎用刑罚必定恭敬，兴办事业必定恭敬，省察成效必定恭敬，从未在内心懈怠而警戒不懈怠，从未在事务上荒废而警戒不荒废，各自竭尽股肱耳目的才能，而思考日日辅助；各自尽好辅佐明察的职责，而思考日日勤勉。元首英明了，还担心琐碎；股肱贤良了，还担心懒惰；各种事务安定了，还担心堕落。君主就早晚警惕，臣子就早晚不懈怠，因此勤政而政事治理好，那么官府修明事务治理，功绩有序而各种业绩凝聚；因此勤民而百姓教化，那么慰劳匡正，辅佐振兴德行，而风俗改变感动，自然能不疾而速。治理好政事不容易从各种政事中得来，百姓向善不容易从百姓中得来，必须君主克服艰难，臣子克服艰难，他们的政事和百姓才差不多能治理好并且向善。那么克服艰难是多么重要啊！然而在圣明的君主和贤良的臣子，不敢说政事已经治理好了，百姓已经向善了，而有时萌生一种容易的心态，无时无刻不怀着克服艰难的心态各自敬畏，无时无刻不怀着克服艰难的事情互相警戒。又想到唐尧虞舜时，政事简单百姓淳朴，君主和臣子尚且无尽地克服艰难，何况中天以后，政事日益繁杂，百姓日益浇薄，想要他们又向善，比古代更加艰难，那么君臣克服艰难比古代更加严重。想要继承唐尧虞舜的治世，而君臣应当思考的艰难，哪有尽头呢！

《尚书》

君主克服艰难做君主，臣子克服艰难做臣子

编修臣刘慥

蔡沈说：“大禹说做君主不敢轻视做君主的道理，做臣子不敢轻视为臣子的职责，早晚都保持敬畏，各自致力于尽好所应当做的事。”林之奇说：“世上的人只认为舜做君主，只是恭敬自己正南面而坐罢了，不知道舜的君臣，他们在朝堂上应答和唱和，从一句话一句话，未曾不以克服艰难为警戒。只有君臣不忘克服艰难，这才享有无为而治。”

吕祖谦说：“大禹说君臣的道理，概括为克服艰难一句话，可以说到了极致。大概认为艰难，就存有敬畏之心；认为容易，就开启骄奢安逸的志向。这是治乱安危各自分明的地方。”

臣谨按：自古君臣的德行功业无穷无尽，而事功也没有尽头。他们之所以确立本体通达应用，推究本原把握终始，以贯彻在德行功业事功之中的，总不外乎克服艰难这一颗心。大概万方极其广大，各类事物非常纷杂，上天把权力赋予君主，君主把责任分给臣子。其中安危所系，得失所关，君主和臣子肩负重任，真没有旁人可推卸，没有宽假，只能自己明白，而不能告诉别人，认为艰难，确实没有比这更艰难的了。然而艰难不仅仅知道而已，人不是平庸之才，谁不战战兢兢自我告诫？但是私欲有时夹杂其中，欲望有时分散精力，平常时忽视它，结束时轻视它。想要克服艰难的，往往很少。这必须君主和臣子以德行功业为事功，秉持这克服艰难的志向，长久不松懈。开始时精细地察知细微征兆，专一以达成决断，而在天与人之间，确实不移，那么凡是怠惰荒废安逸，本来早已断绝其萌芽了。由此经理万端，主宰众动，上顾念天命，下畏惧民意。想要兴利，只担心利益未兴而祸害就随之而来；想要除害，只担心祸害未除而祸害更加严重。早晚战战兢兢，常以辜负君主、辜负臣子的心态，时时在睡梦中敬畏，那么在克服艰难之中更觉得艰难。所以创业的艰难，似乎加倍于守成。臣独认为守成的艰难，实在加倍于创业。为什么呢？创业之初，百姓久在水火之中，一旦革故鼎新，时机到来事情兴起，君主和臣子竭尽精力，开创太平基业，而四方已定，人无不乐于重生的。只是守成之后，天下沉溺于安逸，民间习惯于奢靡

译萌芽滋长，担心其暗中爆发，所以防范困难；粮仓储备，担心其空虚损耗，所以积蓄困难；水旱灾害，担心其适时降临，所以赈济困难；嚣张欺凌，担心其逐渐滋长，所以惩治困难；欺诈狡诈，担心其日益兴盛，所以教化引导困难；规章制度，担心其逐渐松弛，所以振作整顿困难；廉耻观念，担心其日渐消亡，所以维持困难。因此，要在未乱之前治理，在未危之前安邦，过于严厉则暴虐，过于宽纵则懈怠，这确实有十倍、百倍、千万倍的艰难。只有君主不敢轻视自己的君主身份，臣子不敢轻视自己的臣子身份，端正内心，真诚意念，在朝堂上互相警戒，在事情发生之前预先谋划，在关键时机详细审慎，不急躁也不迟缓，不偏私也不结党，精神游历于千万里之外，思虑周全于千百代之后。《尚书·说命》说：“只有每件事都做好准备，有了准备就没有祸患。”君臣想要每件事都准备充分而没有祸患，那么克服艰难的决心，哪里敢片刻放松呢？从前孔子引用别人的话说：“做君主很难，做臣子也不容易。”难与不容易，原本有轻重之分，但这也是根据主导治理和辅助治理，来区别责任的大小罢了。试看皋陶、伊尹、周公旦，没有不将国家大事当作自己的私事，他们克服艰难的决心，未曾少于君主和大禹，所以统称为“克服艰难”。但是世间不缺乏英明的君主，却常常遗憾缺少贤良的臣子，夏商周三代以前，君臣德行一致，喜悦地起身应和歌声，那是多么高尚啊。即使是汉文帝、唐太宗时期，像申屠嘉、魏征这样的人，也能共同成就功业，大概是因为君主既然以天下人的心为心，众臣就应当以君主的心为心，那么用真心实行实政，同心协力互相辅助，上下共同克服艰难，德行功业成就而事功显著，这样政治就能治理好百姓，增进德行，何必担心治理不能像古代那样美好呢？臣听说意志不警惕，精神就不敬畏。古人，在盘盂上有铭文，在刀剑上有铭文，在门窗上有铭文，用来使目光触及而警醒内心。臣不自量力地固陋，恭敬地为万世御座作铭文，其辞曰：“上天生育众民，设立君主和师长，动静语默，日日监察在此。辽阔的寰宇，由一人主宰，天命无常，有德行才有福佑。伟大的君主啊要念及此！清醒灵台，敬畏胜过义理，修养才能到来。早晚战战兢兢，深宫中也保持警惕，一人失去所依，就像自己饥渴溺水。只有明察才能决断，只有虚心才能公正，刚柔相济，真正执守中道。平安不忘记危险，治理不忘记动乱，文德武功，有备无患。一日又一日，关键在于谨慎细微，恶习不可滋长，明显源于微小。理财有常法，知人则明智，明察慎用刑罚，百姓普遍受德，清心寡欲，远离奸佞任用贤能，乾纲独揽，国本才坚固。听从谏言如流水，赏罚不差错，持满戒盈，温和恭敬充实。朝堂互相警戒，上下共同修治，礼乐陶冶教化，永远安定大道。敬啊元首，承前启后，祖先神灵凭依，克服艰难啊君主。”又为万世臣陛作铭文，其辞曰：“尧舜君临百姓，引为己任，布施教化宣扬谋略，期望能胜任。早晚不懈怠，关键在于不欺骗，天威近在咫尺，岂止是四知？工是天工，位是天位，接受俸禄承受封赏，凭什么无愧？这是尽职，不论尊卑，各循本分，知无不为。恭敬产生明智，勤勉产生敏捷，处理事务图谋先机，怠惰荒废全部消除。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竭尽忠智，磨砺有加，不徇私情，不植党羽。同事协作恭敬，善类因此广大。芸芸众生，原本是我的同胞，推心置腹，转达恩泽。建立纲纪，有条有理，善行归于君主，过错归于自己。防微杜渐，不旷废众官，功业崇高广大，永远图谋治安。守常达变，慎终如始，道有当然，笃行不止。在上为德。”在下为民，敬啊圣训，克服艰难啊臣子。

译尚书

君王能够以艰难的态度对待君王的职责，臣子能够以艰难的态度对待臣子的职责。

编修臣钱琦

吕祖谦说：“‘克艰’的意思是，君王和臣子各自安守本分。君王以艰难自处，是君王的事；臣子以艰难自处，是臣子的事。思考不超出自己的职位。”

臣谨按：古今治乱安危的关键，常常相互依存潜伏，没有不是从上下互相警戒，才能达到上下和谐通达的。一天不夙兴夜寐，那么繁杂的政务就会因此被忽视；一件事不勤奋努力，那么百事的因循守旧就会由此积累。这种苗头非常细微，但关系却最为重大。没有别的，勤勉刻苦到了极点，上天也会鉴察其内心；懈怠玩忽的萌芽一现，邪僻就会乘虚而入。事情有必然到来的，道理有本来如此的。现在即使是有寻常士人百姓的家庭，他们管理的不过几个人罢了，他们处理的一天不过几件事罢了。然而父亲肯建造厅堂，儿子肯继承建造，必定有互相成就的美好，然后才可以振兴家族声誉。何况所治理和所管理的事务，比这多出万万倍呢？况且守成的君主，尤其与创业的君主不同。为什么呢？君王受命而兴起，想要将基业传承到无穷无尽，必定没有闲暇去产生安逸享乐的想法。而且当时天下刚刚安定，凡是所有的事情，只要大体规模完备，就足以可观了。如果是守成之后，风气日渐更新，文明大大开启，其间因袭变革、增减损益，随着时势变化，想要继承先王的德行，而褒扬光大他们的功业，那么那些大体完备的事情，应当必定要进升到完美善好的境界。而又因为承平的日子久了，玩忽懈怠的意志容易产生，各种事务日益繁杂，疲倦的心绪容易兴起。从前匡衡曾说：“聪明通达的人，要警惕过于明察；见识浅薄的人，要警惕被蒙蔽；勇猛刚强的人，要警惕过于暴戾；仁爱温良的人，要警惕缺乏决断；沉静安逸的人，要警惕落后于时势；心胸宽广宏大的人，要警惕遗忘。”必定要审慎自己应当警惕的地方，并用道义来规范它，然后中和的教化就会自然应验。那么保持盈满、保全安泰的心思，比起拨乱反正的意图，确实应当更加深远。至于说没有空缺的官职，上天的工作由人来代理，那么君王的艰难，也就是臣子的艰难。大臣的职责在于调和治理，小臣也应当效力宣扬谋略；在外的官员职责在于布施教化、承接流风，在朝的官员也有官职操守和言论责任。然而作为上位者有时会导致损害下属，效法古人有时容易拘泥于当下，喜欢建功的人好说振作，却未免频繁更张；回避事务的人托言镇静，却多导致废弛。纵然圣明宽大的君主，有时也会舍短取长，但这其中未能满足的忧思，能让自己心安吗？那么该怎么办呢？有人说君王与臣子总共，不如以实心实行实政。臣愚以为，政事担心它不实在，内心担心它不虚空。试看三代以后，不乏励精图治的君臣，但往往想要兴起一项利益而弊端就随之而来，刚除去一个弊端而另一个弊端又随之产生。推究其中的原因，大概是信心太过，倚仗自己心意没有别的想法，反而增加了偏执固执的危害。虚空则公正，公正则明察，明察则真诚，真诚则自然没有不实在的。所以下文就说：“考察众人的意见，舍弃自己的主张而听从别人。”这是说内心不可以不虚空。况且臣还有话说：天下的事，众人辛劳不能独自安逸，众人勤奋不能独自享乐。世上没有整个朝廷都是皋陶、稷、契那样的臣子，而不能使君王达到尧舜境界的。羡慕笙簧的音乐，而从容自得，即使是歌颂的盛况，对朝纲也没有补益。怀着早晚的诚心，而鞠躬尽瘁，即使在争论之中，也不愧于一德。《尚书·商书》也说：“作为上位者要修德，作为下位者要为民。”既然臣子的责任如此重大，那么知人善任就是智慧，君王用人之际，这是尤其应当谨慎的吧。

尚书

帝说：“好啊！确实像这样美好的言论，没有不被采用的。荒野没有遗漏的贤才，万国都安宁。”

编修臣诸锦

孔安国传解释说：“‘攸’是‘所’的意思，善言没有不被采用的，意思是必定被任用。这样贤才就在位，天下安宁。”

蔡沈集传解释说：“舜赞同禹的话认为可信，能这样就一定有办法广泛延揽众人的言论，招致所有的贤才，而天下的百姓都蒙受恩泽，没有不得到安顿的。”

臣谨按经义，知道治理天下没有比用人更重要的。用人，只在于贤能，而贤能可以看见的，首先体现在言论上。这是舜、禹孜孜不倦互相询问的原因，急于亲近贤人。用四言诗来推广其义理蕴涵，并依次铺陈，以备天子使用贤人的治理之道。国家的政事，首要在于得到人才。庄严的唐尧虞舜时代，四岳五臣辅佐明听，在四门接待宾客，都俞吁咈，喜起臣邻。谁掌管典礼音乐？防龙伯夷，禹拜受昌言，九歌不坏。地平天成，万世永远依赖。还有成汤，得到老师就能称王，用人只靠自己，设立贤人没有固定方向。你鸠你房，谊伯仲伯，司空明居，巫咸、伊陟，甘盘、傅说，武丁中兴。圣人听从谏言，正直遵循法度。难道没有大川吗？只有贤人才能渡河。难道没有美酒吗？只有贤人才能酿酒。也有盐梅不能调和羹汤，功用如何施展，鼎鼐如何成就。依靠古训，学习则多闻，确实协调成就德行，永远安抚亿万百姓。文王武王建立国家，谁辅佐他们的功业？干城兔，渭水非熊，卷阿矢音，凤凰鸣叫和谐。成周太和，国家确实荣耀怀念。吉甫作诵，宣王太平昭著，烝民韩奕，江汉崧高，到了春秋时期，强弱屈伸。晋文公称霸，三士上人，管

译鲍髙治理齐国，齐桓公因此得以安定。卫国多有君子，史蘧就在其中。展禽接受使命，齐侯便撤回了军队。子产言辞得体，诸侯都依赖他。不贪财作为珍宝，贤德啊司城。秦国得到奚余，西边的边防得以增强。倚相和射父，楚国确实拥有人才。宗国的栋梁，如同新甫和徂徕的山木。七雄并立对峙，处于战国时期。用骏马的骨头买马，黄金台聚集贤才。神师出来拜将，甲士争先恐后。报答燕国乐毅的侵扰，田单收复齐国。干木成为魏国的屏障，鲁仲连退却秦军，端木赐保全鲁国，计然助越称霸。申包胥拯救楚国，张良为韩国谋划，蔺相如在渑池会盟，赵国的和氏璧得以保全。乐羊的竹筐装满，倚重中山国。那些小小的国家，以偏安一隅为屏障。得到贤才的功效，尚且无人能比。汉高祖在新丰，萧何、曹参、魏尚、丙吉辅佐；在南阳建立王业，邓禹、冯异、寇恂、耿弇效力。堂堂武乡侯，抱膝隐居隆中，率领仁义之师，是儒者的宗师。唐朝的贤臣，姚崇、宋璟、房玄龄、杜如晦，在开元年间，张九龄风度翩翩。建中年间收复失地，浑瑊、马燧在外，李晟在外，陆贽在内。宪宗恢复疆土，宰相裴度，防止昌黎之乱再次兴起，也有李德裕。中间有马周，千载难逢的奇遇，风云际会，明君良臣得以目睹。庆历年间以来，文彦博、富弼、范仲淹、韩琦，司马光担任宰相，国家如磐石般安定。连根拔起，张商英、秦桧、范纯仁、刘挚，执笔编年，著录千秋。眉山的苏轼、苏辙，庐陵的欧阳修、曾巩，长乐的两陈，南丰的二曾。追随韩愈，追随欧阳修，包容刘敞，超越嬴政。礼乐文章，如玉质金声。自濂洛学派以来，文教大成。

译圣明的君主在上，远远超过汉唐。以师礼待臣的称帝，以宾礼待臣的称王。贤人退隐则叹息，贤人进用则应允。贤人聚集则都城兴盛，贤人匮乏则需求迫切。以此来匡正辅佐百姓，不使礼仪淫乱。有林有壬，以此来供给经费，民用不匮乏。以此来慰劳百姓，百姓得以安歇。进献纳谏如沐雨露，奉常官恭敬清正。平司与廷尉，仙才聚集于蓬瀛。司寇查究奸宄，颁布祥刑。兵革无忧患，水土已平定。所有这些光荣，只有贤人才能成就。那高辛氏的八恺，天生齐圣广渊，明允笃诚。那高阳氏的八元，多有忠肃共懿，宣慈惠和。麒麟仪态万方，凤凰师法有序。黍苗茂盛，露水湛湛。四海来贺，四方无欺侮。九州统一，万邦不厌倦。不要说没有法度，有凭借有辅翼。不要说没有职事，有孝有德。没有贤人不能治理，没有君主不能进食。野鸡的膏脂等待斟酌，井水洁净等待汲取。承受上天的保佑。

一人有喜庆，心无所为。以此坚守至正，万邦安宁。群黎百姓，赞美万载保泰的盛世。臣不胜惶恐战栗之至。

《尚书》

嘉言罔攸伏

编修臣窦光鼐

臣谨按：禹只承奉于帝，说“君能艰难其君道，臣能艰难其臣道”，而舜回答禹，首先以“嘉言没有埋没”为言，这可以知道帝王致治的根本了。舜以深邃哲思、温和恭敬的德行，广泛敷奏明试的治理，难道真有埋没的嘉言吗？而还谆谆告诫于此，为什么呢？大概天下的道理，即使是圣人也不能穷尽，而日用饮食之事，即使是愚夫也可以参与知晓。现在有十件事在这里，我知道九件而不知道一件，那么一件事就废弛了。从一件积累起来，至于十百千万，那废弛的已经不可胜计了。何况所知道的还没有达到九件呢？别人知道一件而我用一件，那么一件事就举行了。从一件积累起来，至于十百千万，那举行的已经不可胜计了。何况所知道的未必只有一件呢？圣人知道这样，所以常常引导他们说话，言论好而人也好，就宣扬他的言论并举用他的人；言论好而人未必好，虽然弃用那个人也不废弃他的言论。明目达聪的朝廷，哪有以言论为忌讳的呢？况且古时候所说的言论，不像后世谏台有专官。唐虞建官只有百官，夏商官数加倍，周官三百六十，没有不能把言论上达于天子之前的，然而还担心来不及，于是又有进善的旌旗，诽谤的木牌，敢谏的鼓，史官记录过失，工匠诵读箴谏，士人传述民语，御用乐官几声之上下。因此志同道通，而嘉言不壅塞于上闻。《中庸》说：“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洪範》说：“你如果有大疑惑，谋及你的内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占卜。”《诗经》说：“询问于割草打柴的人。”这是帝王之治所以精粹纯白，没有少许瑕疵，而其流风余烈还可以为后世效法的原因。唐太宗贞观元年，制定谏官随宰相入阁议事，议论者认为这是贞观致治的根本。又曾经对萧瑀说：“我凭借弓矢平定四方，认识尚且不能穷尽，何况天下之务呢？”于是命令京官五品以上轮流在中书内省住宿，多次延见询问民间疾苦，政事得失。五品以上，那些人未必都贤能，即使说贤能了，他们的所见难道一定比太宗更好吗？而太宗孜孜以求若不及，所以那时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等人，纠正过失谬误，辅佐政事；虞世南、褚遂良、姚崇、欧阳询等人，轮流入值，商榷古今，以至于治成道洽，史书记载大有二十余年，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君子不认为这是诸臣辅治的力量，而赞美太宗听言的功夫，这不是明显的效验吗？陆贽说：“君主，以众人的智慧为智慧，以众人的心为心，常担心一个人不尽其心，一件事不得其理。”魏征说：“君主虽然圣哲，还应当虚己以受人，所以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由此说来，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尽下则兴，矜己则败史册所传，那些已事可观。那么舜阐明克艰的防备，而谆谆以“嘉言没有埋没”为言，真是万世的金鉴啊。

《尚书》

儆戒无虞

侍读学士臣金相

林之奇说：“舜的盛德，对于淫佚怠荒等事，虽然不至于此，然而儆戒之意，实在未曾敢忘，这是益之所以拳拳为舜告诫的原因。”

臣谨按：自古帝王运际艰难，经营缔造，不得安宁，有忧虑必获，有作为必成。只有常怀忧危之念，所以能烛照于未形，弥缝于未著，往往可忧之事自此而消。至于太平有象，朝野清宁，常自以为没有值得深忧的，往往可忧之机已隐伏其中，而没有人察觉。由此看来，有虞而知儆也易，无虞而知�也难。无虞而知儆者，是道德之君；有虞而知儆者，是英明之主。无教逸欲有邦，是尧舜的无虞知儆；魏征若在，不使朕有是行，是唐太宗的有虞知儆。至于有虞而并不知儆者，这又是其次的了。有虞知儆，不是材识明敏者不能

译悔恨觉悟虽然深切，但等到事情发生才做准备，祸患临头才开始防范，就会仓促紧迫，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何不趁着国家太平无事的时候，明确政治和刑罚，这样不是更好吗？口渴了才去挖井，徒劳而无成效；事先做好了准备，百姓谁敢轻侮？只有那些圣贤哲人，感知觉悟独自领先，深谋远虑，没有不周全的地方，在兴盛昌明时念及艰难危险，用一天的时间谋划百世的基业，他们爱护百姓之深，担忧百姓之切，竟然达到了这样的极致！

汉朝、唐朝以后的贤明君主，大都是只要能够安定就止步了。既然只要能够安定就止步，那么不能安定时必定不会止步，这是可以推知的。因此得失各占一半，纯粹与瑕疵相互夹杂，治理不如古人的原因，大概就在于此吧？

德行光明的舜，如果懈怠荒废、纵情享乐，难道会有这种情况吗？而禹陈述克服艰难的谋略，益重申警戒防备的措施，他们的言论没有失误：“不违背法度，不沉溺于安逸，不纵情于享乐”，这是修身方面的；“任用贤才不犹豫，去除奸邪不迟疑，可疑的计谋不施行，各种志向都发扬光大”，这是治理朝廷方面的；“不违背正道去博取百姓的赞誉，不违背百姓的意愿去顺从自己的私欲”，这是施行政教于天下的。而贯穿始终，约束内外，则是以必须警戒、必须防备的心，确立根本并掌握关键。

《易经》泰卦的上六爻辞说：“城墙倒塌到护城河里”，意思是如果不知道警戒，那么泰和就会转变为否塞；否卦的上九爻辞说：“先是否塞，后是喜悦”，意思是如果知道警戒，那么否塞就可以转变为泰和。兴盛与衰败取决于时势，补救措施在于人为，治理的主导出自君主，辅佐的依赖在于臣子。如果君主说没有忧患，臣子也说没有忧患；君主说可能有忧患，臣子反而说没有忧患，那不至于君主日益骄横、臣子日益谄媚的情况，几乎没有。

既然如此，在平安无事时加强警戒，难道只是君主的道理吗？凡是作为朝廷骨干的臣子，谁不应该共同秉持这种心态，分担各自的责任呢？

译《尚书》

任用贤才不要有贰心，去除奸邪不要有迟疑。

编修臣秦葸田

蔡沈说：“任用贤才时，因为小人的离间而产生贰心；去除奸邪时，不能果断决绝，这就叫做迟疑。”

臣谨按：治理天下的道理，首要重视用人。人的品格不同，不过是贤与邪两类罢了。任用或舍弃有定论，不过是任用与去除两种选择罢了。起初贵在具备鉴别的见识，明确清晰而不混淆；随后加上刚健的力量，坚定果断而不被夺去。大概贤与邪的分别在于心术，而心术的辨别在于公与私。心术如果确实出于公，其气度必然有光明磊落的概貌，其行为必然有公平正直的规范。难以进取容易退让，爵位俸禄不是所留恋的；纠正偏差遵循正道，不迎合世俗的议论。洁身自好独立而不借助声援，竭尽忠诚和愚诚而不躲避艰险。身居高位则以责难陈善为恭敬，而不以奔走承顺为尊敬；身处下位则以恪尽职守不懈怠为职责，而不以营求干谒为心思。在隐微幽独之中，只知道爱戴君主效忠国家，所以说是公。如果心术有时出于私，其情状必然有掩饰隐藏的姿态，其行为专以便僻侧媚为能事。起初担心得不到，最终担心失去，圆滑世俗而只取模棱两可，因循缄默而只求保住职位。侥幸凭借资历俸禄升至高位，则取悦固宠而全无建言；倘若滞留在下位，则逢迎希冀而不忌惮卑污。处心积虑，只知道自身家爵禄，所以说是私。公与私的分别，如此明显。然而任用与去除，往往有不恰当的地方，这就是贰心与迟疑的过错。贤者侍奉君主，议论政事则依据道理而不涉及揣摩，奉行职责则秉持法度而不允许假借。如果事情可行，纵然打破成例也不顾惜；如果不可行，纵然违背成命也不推辞。在唯唯诺诺之中，独有直言敢谏的气概。而奸邪之人，厌恶他们对自己不便，于是委曲隐约地中伤他们。不说他们沽名钓誉，就说他们卖弄直率；不说他们归咎过错，就说他们揽权专断。日积月累，逐渐疏远而不觉察。甚至有不论其大节，而微疵小过，指摘交加连吏议也跟随其后的。这是历来善人君子，常常不能在朝廷上久安，而施展素志，都是贰心的缘故。那些邪人保住职位的，反而以此为戒。苟且同流合污，务求弥缝，非难没有过错，指责没有刺点。当利害得失交错时，完全不把民生国计放在心上。他们辗转踌躇的，不是说违背上意，就是说碍于人情。调停之外没有其他长处，承顺之外没有其他术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贪恋营求而不离去，虽然君主清明之中，时常鉴察，但因为其小心少过，就宽大为容了；因为其任职年久，就姑且留用了。而不知道职事已经逐渐废弛，人心已经逐渐萎靡，风俗已经逐渐苟且，纪纲已经逐渐松弛。而那人享有禄位，安然自以为得计，这就是迟疑的说法。那么怎样才可以呢？也只有说真诚罢了，刚强罢了。真诚就不贰心，刚强就不迟疑。如果确实知道其贤而任用他，开诚布公，推心置腹，与他决断大事而不怀疑他擅权，与他谋划机密而不担心他自私，与他进退人才而不嫌他结党，与他赏罚事权而不顾虑他专断。有所言论而用道理裁断，没有不听从的；有所行动而用成功规劝，没有不遵从的；有所违逆而曲意体谅其心，没有不宽恕的；有所推荐而明确试用功效，没有不容纳的。光明洞达，表里如一，那么真意交相信任，融洽牢固，即使想稍微退避推诿而情有所不安，稍微欺瞒隐藏而心有所不忍。这样之后，有利的必然兴起，有害的必然去除，朝廷之上，哪里还有委靡观望的习气，等待君主焦心劳思，另外寻求挽回转移的方法呢？至于阴邪之辈，一旦觉察，就立即罢免斥退，即使没有大过，也勒令退居，不让他侥幸居位以妨碍贤路。这样贤才哪有不被任用的？奸邪哪有不被去除的？天下哪有不被治理的？这是以真诚为体，以刚强为用的效果。以大舜的德行，有虞的治理，其存心难道还有不真诚的？其立政难道还有不刚强的？而益却以此谆谆进戒，实在是看到真诚难以穷尽，而刚强不容易充足。真诚，真实无妄，而没有一念之私；刚强，不可屈挠，而没有一毫之惑。真诚是刚强的体，必定此心纯粹中正，全乎义理之公，他洞察事物如同镜子之空，而美丑必然恰当；他处理事物如同秤之平，而锱铢不差。内心不偏于喜怒好恶之情，外在屏绝笼络驾驭之术，才能有所任用而必然果断，有所去除而必然决断。刚强的作用于是施行。这就是尧舜禹授受只在此执中的关键，而兢兢业业，总不外乎人心道心之间，大概作为勿贰勿疑的根底。现在看二典所载，从分命羲和到二十二人，只以任用贤才为事，那么差不多不贰心。而尧在位日久，当咨询采纳时，驩兜、共工转相推荐。尧知道他们静言庸违，而最终未去除；四岳推荐鲧，尧知道他们方命圮族，而最终未去除。那么尧的朝廷，四凶还在身边，也可以看到勿疑

译这确实是件难事。因此《大学》在阐释“平天下”时，首先强调任用人才；而在论述任用人才时，则特别指出：“见到贤能的人不能举荐，举荐了却不能让他居于上位；见到不善的人不能斥退，斥退了却不能让他远离”，这就是不要三心二意、不要犹豫不决的道理，并最终归结于谨慎修养德行。那么，想要任用贤人、斥退奸邪以平定天下，如果不从诚意正心入手，又能从哪里着手呢？

译《尚书》说：“德行在于良好的政治，政治的关键在于养育百姓。水、火、金、木、土、谷这六府必须修治，端正德行、便利利用、丰厚生活这三件事必须和谐。”

编修臣王居正

王炎说：政治的大要，没有比养育百姓更切近的了。六府，是养育百姓的工具。端正德行，是用来养育百姓的心性；便利利用、丰厚生活，是用来养育百姓的身体。疏通沟渠、蓄水池塘，这是水的修治。钻木取火有变化，焚烧草木有禁令，这是火的修治。矿产生于大地，开采有时节；熔化铸造而成器物，这是金的修治。树木种植于山林，砍伐有时节；挑选良材而取用，这是木的修治。辨别土地的肥沃与贫瘠，观察地势的高低，来种植各种作物，这是土的修治。播种有适宜的方法，除草收割有节度，这是谷的修治。用水来制服火，用火来炼金，用金来加工木材，用木材来开垦土地，用土地来生长谷物，这是六府的顺序。六府修治好了，然后才可以端正百姓的德行，这是先使百姓富裕然后再进行教化。织布做衣，使用农具耕作，用釜甑烹饪，这些都是借助六府来便利利用。老人有供养，幼儿有抚育，鳏夫寡妇和残疾者都有赡养，这些都是借助六府来丰厚生活。六府源于天地，但修治它们在于人；三事施行于天下，但使之和谐在于人。

臣谨按，古代帝王治理天下，有纲有目。纲只有一个，古今没有差异，所谓圣人的德行修治而万民感化。目则有万千种，补救偏颇、挽救弊病，兴办有利之事、消除有害之事，随时势而变化，因地理而不同。然而综合其大体，只有一个，就是养育百姓。养育百姓有三方面，即端正德行、便利利用、丰厚生活。而用来便利利用、丰厚生活的，又有六项，即水、火、金、木、土、谷。宋代儒者吕祖谦曾说：“即使经历万世的久远，也不能脱离天地而生存，脱离六府三事而治理。”这说明大禹的功绩与天地一样始终存在。审视这句话，那么后世的六府三事不能超出大禹的六府三事，而修治它们、使之和谐的方法，也不过是期望便利百姓罢了，不必不同，也不必相同，不必沿袭，也不必拘泥。因此，耕种而食，凿井而饮，织布而衣，用釜甑烹饪，以至于钻木取火有变化，焚烧草木有禁令，兵器农具都有制度，舟车宫室都有适宜之处。古代圣王有的相互制约以消除过失，有的相互辅助以弥补不足，既成的法度确立后，坚守而不丢失。那些经历古今而没有改变的事物，固然不用说了。其他如治理黄河、漕运、钱币、田赋、储备等重大政事，从汉唐以来，增减不同，因循变革不一，典籍都在，可以考证而知。就像大禹时代，六府中最紧急的，莫过于水。八年随山刊木已奏效平定，但仍致力于沟渠，正是为了削减九河的支流，防止助长黄河的霖潦，从而永远奠定平定。所以那时没有堤坝堰塞，却享受安澜之福的几乎长达八百年。殷周以后，代代都有决口改道，然而前代黄河决口不过担心毁坏百姓的田舍罢了，近代则兼担心漕运夫役。古代只去除其害，顺势收取其利，天下尚且苦于争利而不胜其害。如果去除其害与兴办其利一并谋划，那么想去除其害就难以兴利，想保留其利就难以除害。过去治理黄河的人说：“堤防节省而水患衰退。”现在治理黄河的人说：“筑堤以束水，则水流迅疾而自然宣泄，河床不疏浚而自然加深。”这也只是讲求利导宣泄的方法，兼察其冲击的来源，而预先做准备，稍有可担忧之处，不及时修治，大概对国家计策和民生都有依赖吧？这是古今水政的异同。至于金的类别有五种，其中重量轻重，能通晓贫富而可以通行的，只有铜罢了。然而三代以前以谷粟为本，以泉布为权，所以鼓铸之法未详。考察《管子》说：“大禹铸造历山的金，以救百姓的困窘；商汤铸造庄山的金，以赎回百姓中卖子者。这只是因为百姓所利，作为贸易有无的借贷罢了。”自从太公确立九府圜法，国家的经用就依靠它了。后来有轻重之制，有直当之法，法制更替，得失参半。宋元以来，钱币的流衍最盛，而钱币滋生的弊端越多。大略有钱币不流通的祸患，有钱币不接续的祸患，有伪钱错行的祸患。而究其弊窦有二，即私铸，即私销。于是救弊之道，也有数策。一如刘秩所言：“重铜禁，则铜不他用，而鼓铸的用度充足。铜不散布，则盗铸者无因，而公钱不破损。”这与贾谊的论述相合。一如孔顗论铸钱不可以爱惜铜料、吝惜人工，大概不爱惜铜料则鼓铸无利，若不得利，则私铸不敢兴起。私铸不兴起，则敛散归于公上，鼓铸权不下分。这都是鼓铸的良法，可以参酌而实行的吧。这又是古今金政的一个方面。至于大禹之时，水土刚平定，田政非常紧急，于是根据三种土壤制定赋税，使邦国赋税适中，而地利尽出。等到法度经历三代，井田之制才大备。后世谈论田赋的人，必定推崇它。大概那时土地空旷而人口少，而且田地都在官府，而没有在百姓手中的田地，所以其法行之久而无弊。自从井田废除，田地就不在官府而在百姓手中了。于是随着田地在百姓手中而征税，不再问其多寡，这是从秦朝开始。随着百姓有田地而征税，不再视其下中，这是从

译唐朝两税法开始实施。复古派人士常常想要改变这种制度，结果反而导致繁琐扰民、毫无根据，国家和百姓都因此遭受祸害。这是因为古今情况不同，适宜的做法也不同。然而，田赋的好政策，只在于减轻赋税以体恤百姓，起初并不关乎田地是否实行井田制。如果不是这样，代田、限田、均田、永田等各种制度，古人实行起来往往不便，这难道不是明显的证据吗？这又是古今田政的权变与本源。至于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所以六府谈论土地时必定兼及粮食，正是为了表明百姓所重视的在于此。考察《王制》，记载虞、夏、殷、周四代的制度，说道：“国家没有九年的储备，叫做不足；没有六年的储备，叫做危急；没有三年的储备，叫做国家不成其为国家。”那么，古人所说的九年、六年的储备，大概是将全国臣民共同计算在内的。本来就不是只让公家的粮仓丰盈而不及平民百姓，《王制》所说即使有防备荒年水灾，百姓也没有饥色，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王制衰败之后，掺杂了权术，魏国使用平籴法，汉朝设置常平仓，公私利益兼顾，颇为便利。后来有和籴、义仓、社仓，有的由上级谨慎地管理征收与发放，有的由百姓专门负责出纳，奉行实行，都有成效。起初是为了储备，后来则专门用于军国需求。起初设置在乡社，后来社仓变为县仓，县仓又变为郡仓。窥探立法的本意，已经不相符合，更何况胥吏上下其手，小民暗中遭受拖累，法令长久弊端丛生，能不慎重吗？总之，积贮是天下的重大命脉，如果法令已经产生弊端，就应当穷究导致弊端的缘由，时弊就只治理当时的弊端，法弊就彻底革除该法令，贵贱的比例、征收与发放的适宜，关键在于根据时势、地点和形势来变通，不可固执一端而论。从这几点来看，大禹所修治的六府三事，不一定完全符合今天；而后世所修治的，也不一定完全违背古代。变化裁制，在于其人；神妙明察，在于其心。如果执着于古人固定的法令，说必须这样然后才能修治六府、调和三事，这与大禹修治调和的防备，难道有相符合的吗？

译《尚书》说：水、火、金、木、土、谷，只有修治；正德、利用、厚生，只有和谐。

编修【臣】路斯道

蔡沈《集传》说：“水、火、金、木、土、谷只有修治，是因为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生土，从而生出五谷。有的相互制约以宣泄其过度，有的相互辅助以弥补其不足，这样六者就没有不修治的了。”正德，是指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恭敬，丈夫义气、妻子顺从，以此来端正百姓的道德。利用，是指制作各种器具，商人流通货物钱财之类，以此来便利百姓的使用。厚生，是指穿丝绸吃肉类，不挨饿不受冻之类，以此来丰厚百姓的生活。六者既已修治，百姓的生活才开始顺遂，不能让他们安逸居住而没有教化，所以要为他们敦厚常道、广施教化，以端正他们的道德；互通功效、交换事务，以便利他们的使用；节制费用、谨慎法度，以丰厚他们的生活，使他们都符合道理而没有违背，那么就没有不和谐的了。【臣】谨按：上天生育这些百姓，必定有用来养育他们的，生活才开始顺遂；必定有用来教化他们的，本性才得以恢复。而养育和教化的责任，总归归属于圣人。《洪范》五行说：“第一是水，第二是火，第三是木，第四是金，第五是土。”这五行，是百姓赖以生存的基础，也就是百姓借以养育自身的凭借。大概天有四季，以配合元亨利贞的德行，而五行之气顺利分布，一年的功业就成就了；地有四方，以确定东、西、南、北的位置，而五行的次序分别归属于民居，安定下来了。它们的数目则源于河图洛书，在河图中，一六居北，是水滋润向下的特性；二七居南，是火炎热向上的特性；三八居东，是木弯曲直伸的特性；四九居西，是金顺从变革的特性；五十居中，是土适宜耕种收获的特性。在洛书中，水和木不改变其方位，金和火互换其位置，而偶数奠定在四个角落，也就是土在四季中分别旺盛的意思。从它们流行的次序来说，水生木而木生火，火又生土，土生金而金生水，水又生木，这是天命之所以默默运行而不停止的原因。从它们对待的体位来说，南北为经，水和火的阴阳互根；东西为纬，金和木的收敛发散各不相同；土没有固定的位置，冲和之气居中，而寄托在坤、艮两个维度，这是地道之所以相互合作而有所成就的原因。相生本于河图，相克本于洛书。**《尚书》**说六府以相克为次序，大概是效法洛书入用所说的地道。孔颖达说：“这里说的五行与《洪范》不同，那里以相生为次序，这里以相克为次序。”蔡沈宗奉朱熹说：“水如同堤防灌溉，金如同五种兵器和田间器具，火如同出火纳火禁止焚烧草木，木如同按时使用斧斤之类。”古人设置官职掌管这六府就是这样，那么依次相克而生出五谷的说法不必拘泥。古代圣人首先出现，仰观天象俯察地理，以开物成务。他们任命官员分担职事，多取义于五行，所以勾芒为木正，祝融为火正，蓟收为金正，玄冥为水正，后土为土正。虽然历代因袭变革不同，但龙、火、云、鸟，也假借五行的方位颜色来区别职守，那么五行各有名称，作为府职由来已久。后世五行专职的官员不再出现，而六官取象于天地四季，这是遗留的意思。虞朝虽然有六府的称号，但其官员在二十二人之中，已经无所不备。如果禹平定水土，这是司空的职事，水和土的府职兼修了。后稷教导耕种，这是司农的职事，谷府的修治有专门的责任。益掌管火，那么通过虞衡明确火禁，而火的府职修治。夷担任秩宗，那么通过春官传达木德，而木的府职修治。至于皋陶明辨刑罚辅助教化，实际上是秋官金行的府职，不依靠他来修治吗？如果一定要像陈师凯那样解释：水克火为烹饪，火克金为冶炼，金克木为制成器具，是相互制约以宣泄其过度。砍木做耜，揉木做耒，耒耨的便利，以生出五谷，是相互辅助以弥补其不足。共工的职事，足以兼管这些。六府的修治，不像这样容易，却唯独归功于禹，是因为禹担任百揆的缘故。这也可见财成辅相的道理，不是圣人不能做到。六府既已修治，而有用来养育百姓身体的方法。三事不治理，就没有用来养育百姓心灵的方法。养育百姓的政策还不完备。当时恭敬地广施五教，那么有契担任司徒，而正德的事就和谐了。制作器具聚集工匠，那么有倕担任共工，而利用的事就和谐了。只见礼制明确乐备齐全，而百姓俯仰有所依靠，法制修明，百姓安乐得利，厚生的事虽然没有专门官员，但也无不和谐了。这不仅是养育百姓的身体，而且有用来养育百姓的心灵，善政不就已经完备了吗？那么君主如果想要讲求府职的修治和谐，也就不必拘泥何者为水火，何者为金木与土谷。各种职事都修治而没有不修治的了，也不必专门指何者为正德，何者为利用与厚生。万事都和谐而没有不和谐的了。而其关键则掌握在一人身上。《洪范》五事说：容貌说恭敬，恭敬就产生肃穆，其吉兆就是及时雨顺。言语说顺从，顺从就产生治理，其吉兆就是及时晴顺。视觉说明亮，明亮就产生智慧，其吉兆就是及时温暖顺。听觉说聪敏，聪敏就产生谋略，其吉兆就是及时寒冷顺。思维说睿智，睿智就产生圣明，其吉兆就是及时风顺。容貌润泽是水，言语发扬是火，视觉发散是木，听觉收敛是金，思维通达是土。这五者如果都具备，各自按照次序，那么百谷就能成功，而

译百姓的衣食自然丰足。这是六府的职事，由一人来修治的。《诗经》说：“万千百姓，都感念你的恩德。”那么他自身端正，不发布命令也能推行。难道还有德行不端正的情况吗？《月令》说：“命令工师考核功效，按照法度衡量，禁止过度精巧，那么就不会出现做无益之事、损害有益之事、使用不利之物等情况吗？”《诗经》又说：“养育我众民，没有不遵循你的准则。天命普遍养育，陈设常道与时令。”夏天则亲自节俭节约，以此教导百姓，而在饮食时令上遵循礼制，无论宽缓还是紧急都有资财依靠，百姓的生活难道不是极其优厚吗？这是三事的和谐，由一人来调和的。六府修治、三事和谐，都系于一人之身。《易经》说：“君主以此裁成天地的规律，辅助天地适宜的运行，从而左右百姓。”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译尚书

没有根据的话不要听，不经过咨询的谋划不要采用。

侍讲臣鄂容安

蔡沈说：“无稽，是不考察古代；弗询，是不咨询众人。言论没有依据，谋划独断专行，这都是个人的私心，必定不是天下的公论，都是妨害政治、危害治理的大害。”言论，指泛泛而谈，不听就可以了；谋划，指筹划事务，所以又告诫不要采用。

臣谨按：有精一执中的学问，就一定有执两用中的治理，帝王之道，同属一条脉络，相互贯通，对照它而没有错误，公平广大，建立它而不违背，旷达地出于无私罢了。无稽之言，是私人的言论；弗询之谋，是私人的谋划，不听、不采用，是为了期望符合中道。大禹禀赋上圣，屈己接受言论，几乎像二帝那样舍弃己见听从他人，乐于取法善行，对于这两点本应不必忧虑。然而心法的传授，反复告诫，确实是因为戴着垂旒的冠冕，偏听容易阻塞，保持盈满持守安泰，集思广益应当广泛。自古以来，邪正的区别在于心的公私，只有那人追求多闻，事情不独自决断。所以古话说：“在昔”，昔人说：“先民”，而浮游无根的言论就断绝了。广泛咨询，广泛询问，而美好谋划进献的益处就更宏大了。至于那些私言和私谋，难道仅仅是不考察古代，不咨询众人，独断专行自以为是吗？有的援引附会，考察起来不适于实用；有的排斥异己、结党营私，固执己见不顾安危。支离破碎的言论，自恃聪明而逞强，逐渐发展到用六艺来掩饰奸邪，认为别人的话不值得顾虑。周公所说的“诪张为幻”，仲虺所说的“自用则小”，他们妨害政治、危害治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圣王知道是这样，所以师氏教导美德，保氏规劝恶行，设置鼗鼓来招引，悬挂铎铃来征求，蒙瞍也进献箴言，龟筮也效验占卜，凡是使美好的言论不埋没，而咨询谋划全都一致，希望无稽弗询，不扰乱我符合中道的治理。况且《洪范》篇章，第五项说“建用皇极”，就说：“没有喜好，没有厌恶”；第七项说“明用稽疑”，就说：“谋划及于内心，谋划及于卿士，谋划及于庶人。”大概君主先澄清是非可否的源头，然后慢慢发挥明目达聪的作用。皇极就是中，私言私谋都不符合极。其中的道理大概有互相阐发的。那么用执中的学问，推行用中的治理，内外相互依赖，尤其在于穷究事理、居敬慎独的预备，这就是它的功效吧？

尚书

禹拜谢美好的言论。

监察御史臣吴炜

臣谨按：古人所说的美好言论，难道只是琐碎地作为无足轻重的议论，与国家大计民生利益无关，只是空谈以应付形式吗？《君陈篇》说：“你有美好的谋划和美好的道术。”蔡沈《集传》解释其义说：“切合事务的话叫做谟，符合道义的话叫做猷。”那么凡是不切合事务而迂阔难行的话，不符合道义而操切苟且的方法，都不能称为美好言论。何况怀着阴险难测的心，进行告发以求取直名的行为，有害于人心风俗的，又是更下等的呢！现在进言的人，也是实行心中所发出的罢了。他的心卑鄙而没有远大的见识，那么他的话一定出于琐碎世俗，不可以作为治理国家的谋划；他的心拘泥于文义，拘守古代而不通达当今，那么他的话一定暗于事势，不可以付诸实行；他的心蔑视古代、荒废经典，只图一时的苟安，而忘记帝王远大的规则，那么他的话一定多无根据的议论，不可以相信现在而传之后世；他的心险僻徇私，而不是光明正大的体统，那么他的话一定违背大义，不可以对人，甚至不可以对自己。所以他的话，都是他心的声音。听言的人，也是观察他心中所存的罢了。臣仔细推绎古人美好言论的含义，“昌”的意思是广大，“谟”则宏大而“猷”则深远，可以确定命运，可以按时告诫，所谓“明征定保”，而不只是一时的计策，区区补漏塞缺而已。“昌”的意思是光明，其义在幽独中无愧，宣扬于朝野无愧，可以在大庭广众之前明目张胆，而不致像徇私隐射那样开启告密之门。而推究进言的根本，必须先端正心。开始端正心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以端正万民，都源于一个心为基础。而所谓正心的关键，必定从存诚开始。他的心果然至诚无私，那么他的心就是忠君爱国的心，他的话就是忠君爱国之言。即使有时出于愤激的言论，而他诚意所积累，可以贯穿金石而不磨灭，也可以体谅他心中没有别的意图。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事君勿欺”的议论，“信而后谏”的至理。所以说美好言论，也可以拜谢。否则沽名钓誉，作为苟且功名之计，甚至冒险藏奸，作为报复私仇的借口，这心已经不可以自问，又怎么让君主了解？又怎么面对天下？这与古人所说的美好言论，不是大相径庭吗？又有什么可拜谢的呢？

尚书

皋陶说：“唉！谨慎修养自身，思虑长远；敦厚有序地治理九族，使众人贤明并激励辅佐。近处可以推及远处，在于

译这样。」禹对昌言拜谢说：「好。」

译少詹事臣张鹏翀

宋代蔡沈在《集传》中说：“自身修养完善，就不会有言语行为的过失；思虑长远，就不会是浅近短视的谋划；厚待叙理九族，那么亲近亲属的恩情就会深厚，家庭就能整齐；使众多贤明之人勉励辅佐，那么群哲就会尽力辅助，国家就能治理好；近处的道理可以推及远处，大概自身修养完善、家庭整齐、国家治理好，天下也就太平了。”

臣谨按：唐尧虞舜的时代，君臣互相警惕，所以能够不懈怠不荒废，从而成就了风化感动、时世和乐的治理。而《皋谟》中所说的“慎修思永”，尤其是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关键。九族的和睦，众多贤明之人的勉励辅佐，都是从谨慎修养自身达到的。近处的道理可以推及远处，这就是修养自己、治理他人长久之道。大禹赞美他的话，拜谢是适宜的。大禹进言给帝王说：“谨慎你所在的职位，安定你的举止，只注意细微之处，只追求安康。”这就是谨慎修养自身的含义。只有行动宏大回应，等待志向，以显明承受上天的意旨，上天才会再次降下命令，用美好来保佑。那么所谓思虑长久而适宜远近的，也不外乎这些。大禹和皋陶的话，如同符节相合，总归是期望能够谨慎罢了。兢兢业业，一天两天都有万般细微之事，这是君主所为谨慎细微之处、防范放纵欲望的，实在是四海人民所寄托性命、万年基业所系属的，哪里能有一时一事的大意疏忽呢？臣私下仿效前人十思九德的意思，简要列举大端，分条列为十项，以备

圣主省察的辅助

一曰谨慎起居。古代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一言一行，没有不记录的。用来警惕君主，使有所敬重忌惮，而不敢疏忽。现在起居注的职务，还保留着左右史的遗风。然而所记录的，是上朝临政的大端，而深宫闲居，不是所能知道的。左右侍奉，又未必像古代那样一定选择正直之士。起居不按时，行动停止没有节制，谁敢告知？防范只在于君主自我检束罢了。念及此身为天地民物的主宰，应当保护爱惜，以凝聚天命于幽深之处。即使在深宫闲居，无时不畏惧天命，畏惧民怨，而防范轻慢无益的嬉戏，必定有所不做的了。程子说：“亲近贤士大夫的时候多，接近宦官宫妾的时候少，这也是谨慎起居的要领。”

二曰谨慎玩好。《尚书》说：“玩弄人妨害德行，玩弄物妨害意志。”大概有所玩弄，必定有所遗忘。所玩弄的小，所遗忘的大。君主一心，窥伺的人万端。偶尔有所喜好，来不及自我防范，久而沉溺其中，那么心就被物所浸染。开始明知不对，而不能自我停止，逐渐与之同化，那么并不知其不对，即使有谏诤，也没有办法进入了。所以漆器制造出来，劝谏的人有十个；玉杯兴起，贤臣叹息三次，这是古代的明戒。即使琴书钓弋，足以养性怡情，但以德性为本，自然没有沉溺的过失。如果失去根本，而专门从事末节，那玩物妨害意志，相差无几了？况且君主一旦有玩好，那么迎合的人必定乘虚而入。玩好，是贡献的媒介；贡献，是贿赂的开端，能不谨慎吗？

三曰谨慎骄矜。《易经》说：“崇高没有比富贵更大的。”人君为四海臣民所仰戴，尊贵没有能并列的，权势没有能隆盛的。所谓“地位不期望骄傲，俸禄不期望奢侈”，大概不足以形容了。然而骄矜的来源，大端有二：一是享受太平的盛世，自恃富强，认为金瓯无缺，那么放纵心意，萌发于此；一是承受睿智的资质，自恃聪明，认为举世莫及，那么谗言谄媚，进献于此。二者都记载在前史，为世人炯鉴。然而臣私下认为：自恃富强的，一经放纵，随即衰耗，恐惧而修备，或许可以改图；自恃聪明的，自以为是，即使经过摧折，不能改悔，往往至于沦亡。德行日新，万邦只怀；志气自满，九族就离散。想要求得厚待叙理、勉励辅佐的功效，能不戒慎吗？

四曰谨慎喜怒。人，大喜偏向于阳，大怒偏向于阴。阴阳都偏向，百病交至。说喜怒不可以过度。然而喜是顺境，或许能勉强保持，所伤的还少。一发而难制的，只有怒最甚。所以圣贤的学问，必定在怒时放置其怒，而观察理的是非，那么在物上的可怒，自己就没有关系了。这是治怒的方法。况且帝王的喜怒，有异常情。喜就不免僭越赏赐，怒就不免滥施刑罚。僭越赏赐就多侥幸，滥施刑罚就难堪。况且盛怒之下，不能自制，如唐太宗怒杀张蕴含，后虽后悔，也何所及。这是喜怒不可以不谨慎的。

五曰谨慎观听。帝王明目达聪，以广观听。大概一人的聪明有尽，天下的闻见无穷。兼听并观，期望集思广益，而迷惑聪明的人很多。不穷理尽性，独自观察昭旷的原则，那么观听必定有所遮蔽，而猜疑因此而起，诈伪乘虚而入。所以观听不可以不谨慎。而且观人的方法，必定从听言而详细。而言非一端，有似私而实公的，有假公以济私的，有自为谋则过，而为国谋则忠的。如果廓然大公，虚中听受，那么诈伪自然消沮。一存逆亿之见，那么无适非私。众人进言就怀疑其党同，独自陈述就怀疑其立异。自矜明察，反而导致欺诬。虚词惑听，那么幻蜃成楼。密奏伤人，那么含沙射影。这就事无定准，人挟嫌疑。大臣

译如果因为避嫌，那么在举荐和弹劾时就不敢完全出于公心。如果小臣因为避嫌，那么各种政务就会经常受到阻碍。我曾经认为，听取言论的人，只应当考察其道理是否正确，不必追究其动机是公是私。如果对国家没有益处，对百姓没有帮助，即使是出于公心又有什么补益呢？如果确实有利于国家大计和百姓生计，即使是出于私心又有什么妨害呢？一个人谋取私利的限度是有限的，而天下万世的利益却是无穷的。我私下认为，如果这样听取言论，那么汇集的益处就会宏大而众多。广泛听取并观察，没有哪一方面不是对君主英明智慧的辅助。何必一定要像皋陶谋议、大禹拜谢那样呢？这五点都是修养自身的要点，而治理他人之道也包含在其中。所谓谨慎修养、思考长远，思考到这里，就已经超过一半了。

译六、慎重财用。国家以理财为首要任务，量入为出，是政治的常规准则。奢侈无益的耗费，兴办不急迫的工程，放纵心志的欲望，穷尽耳目的观赏，这些都是耗损财用的原因。臣观察历代奢侈浪费的君主，陈、隋两朝荒淫无度，不值一提。汉武帝、唐明皇，都是英明的君主。一个对外穷兵黩武，对内追求神仙；一个沉溺声色娱乐，迷惑心志，都奢侈浪费没有止境，劳役频繁兴起，眼看着富强的基业立刻耗尽，覆灭的轨迹相继出现，实在令人痛心。况且滥用钱财的人必定滥收赋税，搜刮盈余，网罗市井货物，用来充实私用的情况是有的；喜好奢侈的人必定吝啬给予，恩泽不能下达，赏赐不能施行的情况也是有的。这就是财用不可不慎重对待的原因。

七、慎重举用与罢黜。君主最大的权力，没有比举用和罢黜更重要的了。举用正直的人，罢黜奸邪的人，百姓就信服；举用奸邪的人，罢黜正直的人，百姓就不信服。圣人的话，是万世的准则。古代在朝廷上封爵授官，与大众共同评议。所以用人一定要采纳公众舆论，即使是乡野最愚昧的人，贤与不贤也明显不可欺骗。假如有一两个名声与实际不符的人，即使国人都说他是贤才，也一定要加以考察。从来没有公众舆论共同指责的人，却可以安置在高位上的。孟子说：“国君进用贤才，好像不得已一样。”大概稍微有不慎重，必定导致贤与不贤混淆，尊卑颠倒，使天下人失望。即使早点觉悟，随即罢免斥退，但在转变之际，造成的伤害实在很多。这就是举用与罢黜不可不慎重对待的原因。

八、慎重刑狱。刑狱，是天下的大事，一旦定罪就不可更改，所以君子尤其加以慎重。当今刑狱之事，可以说极其详细谨慎，没有遗留的议论了。然而臣还想献上我的愚虑：每年审阅秋审册，罪至死者的不下数千人，其中情罪属实而勾决的，十人中不过一二人。如果有一线可生的机会，无不仰赖天地覆载的仁德，本来希望这些人迁善远罪，逐渐达到监狱空虚、刑罚搁置的盛世。然而监狱之中，囚犯日积月累，势必填满牢房。审理案件的官吏，难免有锻炼周内（罗织罪名）的情况，怎能完全洗雪冤屈？臣私下认为，多次赦免既不是美好的政治，应当命令一两位公正的大臣、清廉强干的御史，亲自到各地，清理刑狱，斟酌情罪后上报，以施行法外之仁，以推行维新之化，用来彰明国家法度，扶植人伦道德，未必不是教化转变的一种方法。至于抢劫、盗窃等类，古人所说的不待教化就诛杀的人，现在往往首恶长期逃脱惩罚，从犯却从宽减刑，这又怎能足以惩治奸宄而警戒凶顽呢？所以好生的德行，宁可失之宽纵，而除暴安良，正不是姑息养奸的意思。这就是在极其慎重的基础上，又要更加慎重的原因。

九、慎重治忽。《尚书》说：“与治同道，无不兴盛；与乱同道，无不灭亡。”治忽的意义，有明显的征验了。君主谁不想治安，而往往陷入危殆，是因为祸患产生于所忽视的地方，而忧患之气积累而成。今天下休养百年，仁义渐摩，战争停息，确实可以说是治理且安定了。然而臣私下有忧虑：人口日益繁多，费用日益广泛，从公卿到士庶，很少有不担心贫困的。在久安长治、太平无事的时候，而天下没有宽裕有余的景象。幸好年成丰收，粮食充足，勉强达到小康；偶尔遇到水旱不时，就劳苦补救，这怎么能作为万年的长久之计呢？《尚书》所说的“谨慎修治而思虑长远”，可以警惕地深思了。事变的发生，往往积累于细微之处，而乘人不备而来。饥寒、盗贼，天下的祸患，常常由此产生。想到未雨绸缪，防备祸乱于未萌之时，这就是治忽的防备，不可不慎重对待的原因。

十、慎重怠逸。《尚书》说：“君子所求，不要安逸。”古语说：“战战兢兢，一天比一天谨慎。”大概是担心起初勤勉的人不免后来懈怠。近代政治的美好，没有比得上唐太宗的，还有十渐不终的忧虑。他听言纳谏，为后世所羡慕。然而起初奖赏进谏，后来还乐于进谏，最终则勉强听从进谏。由此可知始终如一很难。又说：“爱民的话不绝于口，适己的事不忘于心。”这就是表里如一更难了。我皇上天纵圣明，孜孜求治，日夜忧勤，必定期望追踪唐虞三代的盛轨，汉祖、唐宗，哪里足以相比？然而臣私下观察当今治象，不知道比起贞观时是否远远超过，因此以区区之诚，希望更加勉励而不怠惰。修己的要领，治人的方法，虽然不是我固陋所能知道的，或许足以作为观省慎思的一点帮助，伏望圣主念及微臣诚恳的愚衷，俯赐采纳。

《书经》

在知人在安民

侍读臣李清植

傅氏元初说：知人安民，千古致治，尽在这四个字。臣谨按：君主所治理的，是百姓；与君主共同治理百姓的，是臣子。治理百姓的方法，有养育有教化，很多方面，但必定以“安”这一个字为要领。比如厚养百姓的生活，就顺着他们所利的而利之，而不以繁多的科禁妨碍民间的作息，这就是耕田凿井而忘记帝王力量的原因。又如端正百姓的道德，就顺着他们的本性而引导，而不以峻密的文法开启官吏的苛刻绳墨，这就是不识不知而顺从帝则的原因。如果后世的均输、和买等法，以及一切的钩核约束，其初意本欲以便民，却正好扰民。

译如果这样，就与安定百姓的本意相违背了。《诗经》中说：“谁能煮鱼，用沸水浇在釜鬵中？谁将西归，怀带着美好的音信？”解说的人说：凡是烹煮食物，水火调和之后，就不希望多用勺子筷子去搅动它，而鱼尤其如此，因为鱼质地脆嫩疏松，容易散碎。所以老子说：“治理大国就像烹煮小鱼一样。”西周时期的治理，大概就是这样，因此诗人怀念它。其后如汉文帝、宋仁宗，大体上都秉持清静无为的政风，百姓因此安宁统一，这大概是得到了安定百姓的遗意吧？虽然如此，安定百姓的政治，必须得到合适的人才能施行。如果奉行不善，纵然有良法美意，百姓也不能蒙受其恩泽，这就是皋陶之所以必须先深切关注于知人的原因。人不容易了解，了解人也不容易。然而考察皋陶的话说：“也有九种德行，也说他这个人有德行，于是说‘载采采’。”大概是说人必须有德行，然后才可以让他尝试处理事务，来验证他的才能。由此说来，就知道德行是根本，而才能是末节，古人之所以有“宁可德行胜过才能，不要让才能胜过德行”的议论。现在竹子有本性，然后即使被烧焦也不改变它的节操；玉有本质，然后即使破碎也不改变它的纯洁。物品尚且如此，何况人呢？所以脊梁不挺直的人，一定不足以承担重任；脚跟不牢固的人，一定不足以走远路。那么评论人的人，如果不先推究他的居心，考察他的行为，而只根据他办事的能力作为衡量标准，必定会把阿谀奉承、巧言令色的人当作佳士，把骄傲嚣张、武断专横的人当作干练官员，把运用智巧、揣摩上意的人当作通达见识，把玩弄文字、迁就迎合的人当作通才。风气所驱使，于是使人人把圆滑世故当作灵活的方法，把软弱顺从当作时宜，这就是人才逐渐衰微、风俗日益败坏的原因。臣曾反复推究皋陶的两句话，私下认为安定百姓的道理，固然必须以知人为先，然后政治才能施行；而知人的道理，尤其必须以安定百姓的标准来考核。然后那个人才能被得到。为什么呢？天地的大德叫做生，圣明君主的大德叫做仁。本着天地的生养之道，施行君主的仁爱之心，并将其施予百姓的，就是臣子。所以程子把“视民如伤”作为治理百姓的要诀，王旦把“民力既竭”作为救时的名言，陆贽把“散小储成大储”作为经国的至计，诸葛亮把“一夫失所，皆亮之罪”作为鞠躬尽瘁的忠谋。那几位先生，都是三代以下的英杰，因为能存有这种心意，卓然成为一时的名臣。那么衡量人的人，应当知道什么才是重要的了。所以有能够以巩固国家根本为自己的忧虑，以培育国家命脉为自己的责任，而才能谋略又足以符合这些要求的人，是上等的。即使才能谋略虽然短浅，但以仁心为本质，以正道为规范的人，还是次一等的。那些随大流进退，而以曲意谨慎来自我保全，以小处谨慎来效命的人，又次一等。如果心存剥削，斤斤计较于锱铢之利，而不顾大体，不思长远谋略，必定不是杰出人才的选择了。唐尧虞舜时期，他们的官员牧守都是圣贤的伴侣，而百官互相效法，百工顺应时宜，因此康衢的谣谚，击壤的歌曲，和乐融融，可以说是百姓安宁的极致了。而皋陶陈述谋略，还谆谆以此作为说辞，实在是因为人在则政举，朝廷正则天下治。为国的道理，除了这个应该没有更大的了。

译尚书

在于知人，在于安民

监察御史臣王兴吾

上疏说：君主在于了解人的善恶，选择善良的人加以信任。在于能够安抚百姓，通过施政来使他们安定。

臣谨按：皋陶所说的话，是古今治理国家的要领，而“在于知人，在于安民”，又是这一篇的要领。大概树立后王君公，承继以大夫师长，原本是为了治理百姓，所以安民是建立政事的基础，而安民的政事，必须依靠人来执行，所以知人又是安民的基础。等到禹听了这话感叹事情很难，赞美这话恰当，所以皋陶接着又说九德，作为求取贤才的标准，认为必须得到这样的人，然后才可以施行安民的政事。自从陶唐以来，贤明的君主，历代常有，他们的治理功业显赫可传后世，没有不是由于用人得当，而人才不同，有的以德行闻名，有的以才能著称，看君主所用的是什么样的人，治理的功业也就随之不同。臣私下考察前代事迹，大致仁德的君主用人，先德行而后才能；英明的君主用人，先才能而后德行。先德行而后才能，如汉文帝以厚重少文为主，不喜欢更张喜事的人；宋仁宗裁抑侥幸，朝廷多好人，然而其弊病有时导致安静有余，振兴不足，所以贾谊有可叹息的话，包拯有无肯出身任事的言语。先才能而后德行，如汉武帝认为建立非常之功，必须等待非常之人，而其弊病则是急功近利而后仁义，以至于四海骚乱，民生不安的情况也有。只有圣明的君主用人，则重视德行而必定辅以才能，选取才能而必定以德行为本，务必使二者相互需要以成就，而不使有所偏重。因此得以得到人才而成就三代的盛世。然而知人就是明智，只有帝尧才难做到，上面以实情求取，下面以名声应对，如果没有实际的方法来考核验证，而想要他们真实无伪，很难啊。所以皋陶不说用人，而直接说知人。臣认为安民的要领，在于举荐贤能，而知人的法则在于精细详实的考核。试看《尚书》，尧的询问事务考察言语，舜的陈述奏对以言语，明确试用以功绩，禹的于是言语达成可考的功绩，皋陶的于是言语记载采择，这就是上古的考核。商汤的德行勤勉就加官，功绩勤勉就重赏，周武王的设置官职只选贤人，安排事务只选能人，《尚书》虽然没说不商汤考核的方法，而周制司马评定官职，辨别才能论定，然后授官，任用官员然后封爵，职位确定然后给俸禄，那么其考核辨别的严格就可以知道了。到了三代以后，雄才大略的君主，以信赏必罚驱使群才，以成就大业，史书不绝记载，然而也没有不考核其实，得其真然后任用。其中，如唐太宗，宋太祖，亲身致太平，人才辈出。史称太宗对魏征说，用人更加需要慎重选择；宋太祖对于州郡长官以下，都亲自引见对答，那么他对人也是非常审慎考察了。而明洪武，则垂于宝训说：“任命职务，试用事务，而人的贤否自然显现。”这是舍弃核实的方法，而想要知人，其道无由啊。然而大臣与小臣，地位不同而职责也不同。小臣智慧效用于一官，能力效用于一职，其官职治理，其职责修明，就是其有能力；其官职荒废，其职责废弃，就是其无能力。这可以用职事来考核的。大臣则统领群有司，以宣布德意，有表率的责任，有举劾的权力，就应当以察吏为职责。举荐能胜任其官职的人，只有你能举荐；不是合适的人，只有你不任用。所以大臣的贤否，应当从他所举荐的人来考核。况且官吏有才能而不举荐，那么良吏没有理由激励劝勉；或者所举荐的不是贤人，那么不肖之人得以侥幸进用。这是大臣举劾的当否，关系到贤才的进退；而贤才的进退，又关系到治功的兴衰，能不重视吗？所以知人必须先考核，而考核必须从大臣的举劾开始。

尚书

知人就是明智，能任用官员，安民就是恩惠，百姓怀念他。

编修臣曹秀先

孔安国说：“哲是智，无所不知，所以能任用官员。惠是爱，爱则民归附他。”

臣谨按：帝王的用心，以天下为性命。立于亿万臣民之上，而政教颁布，赏罚施行，恩威并行。必须有仁智合一的德行，而后其权柄肃然，其恩泽遍及，而其治理彰显。知人安民，所崇尚的正是这个。大禹说：“知人就是明智，能任用官员。”大概人固然不容易了解，知人也是不容易的。人类至繁，而人性皆善，然而善恶有别，习性始终有不同的趋向，内外有不同的表现，如下文皋陶所说的九德条目，其形迹容易防范，而真性难以掩盖，都是这样。在这里如果不了解，就多偏听独任的私心；在这里如果灼知，就广泛明目达聪的作用。这就是所谓日月出来而万物没有遗漏照耀，权衡审察而万物没有遗漏计算。多么明智啊！由此岳牧卿贰任用他们而称职，使用他们而尽其材。虽然门第有所不拘，虽然资格有所不限，而官得其人。反是而惩罚责备及之，而贬斥随之，而没有匪人，即无幸位。至于地势疏远，爵秩卑微，或者也不能自达，但择所知之人，其荐举而纠罚者，

译既然已经知道了，难道还会有私心夹杂其中吗？大禹说：“使百姓安定就是恩惠，百姓就会怀念他。”这难道不是因为百姓没有固定的怀念对象，只怀念有仁德的人吗？天子作为百姓的父母，天下的百姓，都是君主的子女。君主一人承受辛劳，那么万民就能享受安逸。上天赋予的使命，以民心为主，正如后文皋陶所说的“聪明敬畏的防范”，值得深思啊。君主奉行天命来养育百姓，如果有一人不得其所，那就是我的罪过。凡是像家人妇孺一样，日常饮食，乃至病痛瘙痒，忧愁喜悦悲伤快乐的原因，都与圣明的君主息息相关，牢固地结合在一起而不可分离。那么用来尽力做好安民之事的方法，就不仅仅是一种了。对于臣子来说，有不能完全理解的君主深意；对于百姓来说，有超出期望的恩泽，而对于受伤的人关怀更加殷切，对于病痛的人同情更加深切。那些百姓，尊敬亲近君主，同心同德，到了含哺鼓腹、安居乐业的程度，却不能一天离开君主的怀抱，几乎到了想歌唱又想哭泣的地步。“恩惠”这一概念的时代意义，真是伟大啊！至于像唐尧之后，他的仁德像天一样广阔，他的智慧像神一样高明。对于明智的恩惠来说，有什么困难呢？禹认为只有尧觉得困难，这是从内心来说的，不是从事务上来说的。从事务上来说，也已经做到了极致。孟子说：“尧舜的智慧不能遍及万物，是因为急于处理首要事务；尧舜的仁德不能遍及所有人，是因为急于亲近贤人。”千古帝王的治国法则，确实是仁与智合为一体，不同时代却遵循同样的准则吗？

译尚书

安定百姓，百姓就会感念恩惠。

检讨郭肇鐄

臣谨按：国家能够长久安定、长治久安，成就如磐石般稳固的基业，固然依赖上天心意的眷顾保佑、祖宗德泽的灵验长久，但尤其依赖人心的凝聚团结。圣明的君王深知这一点，将天下视为一家，对万物都心存挂念，兢兢业业地致力于使每一个平民百姓都能各得其所，然后自己才安心。因此，恩泽随着祥和的风气翱翔，德政与和顺的气象一同照耀在天空之下，直到海边的百姓都仰首期盼，从而达成他们尊奉亲爱君主的意愿。这就是国家基业得以巩固、宏大教化得以兴盛的原因。如今，人之常情没有不想安定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丰收年景听凭上天，肥沃土地依赖大地，和顺甘甜等待时机。至于招引美好而去除邪恶，图谋平易而思虑艰难，则完全取决于君主。由此可知，君主是天下人寄托性命的依靠。在此寻求安定百姓的方法，或者在酷暑严寒中不无怨言叹息，或者在金穰木饥之年不无偏颇遭遇。那些伸长脖子、踮起脚跟期盼的百姓，正不胜担忧君主远离高居的忧虑，而圣人却深切地为此谋划。大的方面，则裁成天地的道理，辅助天地适宜的运行，以此来左右百姓；次一等的，则兴办井田牧养，谨慎管理疆界，增加财富，寻求精良的器具。凡是从发布号令，到分派职事任用官员，筹划经营，无不与百姓的身家性命暗中关切。追求极其真诚，施行得当适宜，推行希望永远且可遵循。等到恩泽滋润，人人充满喜悦，而圣人谋求安宁、谋求止息的心愿，仍然殷切地萦绕在心怀。由此说来，恩惠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像这样，大概是仰体上天生育百姓、设立君主的意旨，以符合做百姓父母的心意，使他们免于危险，而登上安适的床席。并不是说那些期望恩泽的人可以借此博取声誉、沽名钓誉。然而百姓亲身蒙受恩惠而产生感激之情，又何必费力去招致呢？沐浴在恩泽之中，歌颂君主的辛劳，这是百世的仁德；教化洋溢四方，横贯无穷，这是覆盖露养的德泽；万物和乐，怀念而思慕，这是颂歌产生的原因。《礼记·缁衣》篇说：“统治百姓的人，用爱心对待他们，百姓就会亲近他。”《易经》益卦九五爻辞：“有诚信的恩惠之心，不必问就大吉，有诚信恩惠我的德行。”象传说：“有诚信的恩惠之心，不必问了，恩惠我的德行，是大得志的表现。”上下感应之机，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由此看来，众百姓不难普遍体现德性、体悟仁道，以此来长久地统领众人。因此圣王在上位时，勤于体恤百姓的隐情，顾念畏惧百姓的疾苦，让他们登上春台，承受如天幕般的庇护。等到仁爱融洽、道义丰盛，天下昌盛，从有声有色的人类到爬行飞走的动物，无不浸润在圣人的恩泽中，优游于太平盛世。当时那些践行德义、歌颂仁爱的人，正被采入风诗，谱上琴管。这难道不是宏大教化的极致规范吗？那么禹所说的“安定百姓，百姓就会感念恩惠”，也可以用来认识治理国家的枢纽了。

尚书

宽厚而庄重，柔和而刚立，谨慎而恭敬，治事而敬畏，顺从而坚毅，正直而温和，简约而周密，刚强而充实，强健而合乎道义，彰显这些恒常的德行，吉祥啊。

监察御史赵青藜

臣谨按：人承受天地的中正之气，没有不善的，没有不完整的，没有稍许间隙，与生命一同产生。然而被气质禀赋所拘束，被习俗所沾染，于是不能没有偏向阴或偏向阳的差异。这就是南方以含忍为强，北方以果敢为强，《易经》所说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百姓日常使用却不知道的原因。圣人知道是这样，为他们建立学校设立老师，用阳刚来舒展他们，用阴柔来收敛他们，柔能克刚，刚能克柔，以此来长养造就他们，使他们矫正偏颇，回归大中至正，那么范围曲成的道理就不苟且了。蔡沈《集传》认为皋陶列举九德的条目，所以说九者都是指成德的自然状态，不是用彼来补救此的意思。但要考察成德的开始，难道没有用力之处吗？假如没有用力，而任凭资质的一偏，一去不返，那么宽厚就会失之于放纵，柔和就会失之于懦弱，谨慎就会失之于粗野，治事就会失之于过度，轻率顺从就会失之于无决断，正直就会失之于不能包容，简约就会失之于多有疏漏，刚强就会失之于盛气凌人而好争斗，强健就会失之于固执己见而不化，资质的美好，恰恰增加了它的弊病。这怎么能成就他的德行呢？所以朱子《语类》说“宽厚而庄重，柔和而刚立”，就是教导人变化气质的地方。大概原始的论述与《集传》，几乎互相阐发吧。然而这九德具备了，没有偏倚了，但有时做有时停，还不足以称为吉祥。所以君子做学问，必定期望达到深造，而国君进用贤才，必定谨慎到如同不得已的地步。《学记》说：一年看离经辨志，三年看敬业乐群，五年看博习亲师，七年看论学取友，九年看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这就是深造的意思。”不反就有恒常了。《王制》说：“命令乡里评定秀士，升荐给司徒；司徒评定选士中的优秀者而升荐给学校；大乐正评定造士中的优秀者，报告给君王，而升荐给司马；司马辨别评定官材，评定进士中的贤者，报告给君王，而确定他的议论。议论确定然后授官，授官然后封爵，爵位确定然后给禄。”这拖延很久又很久，为什么如此不得已呢？而人凭借情感修饰面貌，得以侥幸进身的，也已经很少了。因此九德，是知人的条目而有恒常，又是知人的关键。林氏之奇说

译像霍光可以说是有治理乱世的人才，而他在皇帝身边，小心谨慎地修养德行，不曾有过错，这是他能够治理乱世而又恭敬的表现；他进出宫殿门，进退都有常规，担任郎中仆射时，暗中观察他，二十多年没有失掉分寸，这是他治理乱世而又恭敬的常规。武帝因此知道他可以任用，最终能够拥立昭帝、宣帝，不辜负社稷的重托。他在九德中的一项，能够坚守常规，他的成效已经像这样。那么九德本来不必要求具备全部，只要求他有常规就可以了。唐尧虞舜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升降官吏，大概九年用来观察他的深厚了。至于在片刻间选取，而不按次序提拔他，说我用他来驾驭杰出的人才，这是英明君主的雄才大略，或许如此但不是古法。

译尚书

兢兢业业，一天两天就有万事的细微征兆。

编修臣杭世骏

臣谨按：治道有污浊与隆盛，王化的影响有远近，都取决于君王心思的疏密罢了。《易经》说：“几，是动机的细微之处，是枢纽机关发动的地方，是善恶分别的地方，是吉凶萌芽的地方，没有不遵循这个而走向彰显的。”所以说：“知道远从近开始，知道风从哪里来，知道细微的会显明，就可以进入道德的境界。”这大概说的就是“几”啊。后世谈论治国的人，对“几”这个细微之处不明察，只是说“有万就有万”，“几”这两个字似乎成了拥有天下者的常谈，却不知道君王在这里不能不明察其细微，谨慎把握其缝隙。大概“几”有万种，那么其彰显出来的就不止于万种，这是可以知道的。一天两天就有万种“几”，那么一个月十天之间，不止于万种“几”，又可以知道了。一个“几”不谨慎，那么一件事就会聚集混乱，一方就会遭受祸害，突然到来杂乱投掷其疏忽，来不及谋划的人一定很多。等到来不及谋划而想着补救，哪里比得上在它还没有发生之前就预先筹划呢？我皇上秉承神圣的资质，励精图治，早晨勤奋晚上警惕，以此来希望追随三代盛王的踪迹，难道会有不及的吗？然而臣私下观察今天的治理，其美好的仅仅像汉代的文景、唐代的贞观开元、宋代的淳化嘉祐那样罢了，甚至还有不及的地方。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有仁心仁闻，能够设立诚意并付诸实行的人很难啊。有仁心仁闻，却苦于设立诚意并付诸实行的难，这其中就有“几”啊。大概辨别它不能不早辨别。臣听说上天生出圣人的资质很吝啬，而人遇到圣人的时代很难。圣人以天地父母为心，愚臣就以尧舜为我的君主作为责任。伏愿皇上在深居静默的时候，随着事情审察其细微，行政或许担心不符合天心，用人或许担心不满足众望，谗佞之人和女宠，未必有内宠近侍的恩泽，或许担心其逾越制度，琼宫璇室，未必盛于岩居川观，巡游或许担心其过时，穷边征戍，应该时常体恤其饥寒，闾巷孤寡，应该周知他们的疾苦，有一个百姓不得其所，就像自己陷入困境的心情，有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的念头，这样然后坐在明堂而施行治理，风动从欲的美好，不难再见于今日了。

尚书

天工，人应该代替它。

检讨臣齐召南

孔安国说：“人代替天治理官职，不可以把天的官职私自给不适当的人。”王肃说：“天不亲自下来治理，所以人代替天居其位，不能不得到适当的人。”

臣谨按：自古帝王代替天治理万物，没有不奉行天道而兢兢业业的。只有天是聪明的，只有圣人能随时效法。凡是天的事，都是君王的事。只是事情不是一端，君王不能独自治理。于是设立百官来掌管其职责，选拔众贤来担任其官职，简拔他们提升他们，命令他们纠察他们，告诫他们，督促纠正他们，使人不荒废官职，官不荒废事务，以共同收获功效。像天积累三十天而成月，积累三个月而成季，积累四季十二个月而成岁。这样然后才可以对天没有辜负。考察上古，建立云、龙、火、鸟的名号，颛顼帝设立重、黎南北的正位，无不直接以四时的官吏，五行的辅佐，看待其群臣。这就是帝尧咨询羲和以光大众功，帝舜命令二十二人以辅佐天工，所谆谆致意的原因。后世谈论天官的人，从垣阶将相，左右丞辅，以及中外分布，都直接用人的官职向上命名星辰。而史官所传的，如郎官上应列宿，尚书为天北斗，宰相辅佐三台，也都确实有其道理，而不可诬蔑。那么上古的时候，水官修明而龙可以驯服，火官修明而凤凰可以招致，极至于五行顺序，万物顺利生长，人气和平，风雨时节，灾害不作，吉祥凝聚，都是自然的验证，必然的符应，难道是虚语吗？周官以阴阳归三公，以天地春夏秋冬配六卿。洪范将岁月日分属于王及卿士师尹。君王是代替天而总领百工的臣子。臣子是代替天而分理百工事务的人。臣子的爵禄虽然由君王诏令，但位叫天位，职叫天职，明确位与职都出于天，不是帝王所能私有的。所以所用的人必定都是足以代替天的人，所图的必定都是有以代替天的实绩。人不是俊乂，虽然亲近也不授予官职；人果真是贤才，虽然疏远也必定任职。凡是为官择人，以充实朝廷，以亲近百姓，至公至严，至重至慎，只求不违背天的聪明罢了。皋陶告诉禹说：“天工，人代替，而首先不要荒废众官。”多么精妙的言论啊！众官的荒废，不是官职不备其数，也不是众官都纵欲败度，置其职于不问。只是人不是六德三德的选择，德不是彰显其有常的吉，容身持禄，小大相师，把趋承唯诺当作协恭，把引嫌推避当作和衷。官有人而像无人，人在职而且废职，这是皋陶所深深告诫的。伊尹有话说：“任用官职只选贤才，左右只选其人。”傅说有话说：“官职不及私昵，只选其能；爵位不及恶德，只选其贤。”这就是“无旷庶官”的说法。周公说“三宅三俊”的克

译宅克俊，在有夏时就说：“吁俊尊上帝。”在成汤时就说：“陟丕厘上帝之耿命。”在文王、武王时就说：“敬事上帝。”这就是“天工人代”的说法。夫

译尚书

我疏通九条大河，使其通达四海；深挖田间沟渠，使其汇入大河。

右中允【臣】任启运

司马迁说：“九条大河，是弱水、黑水、黄河、汉水、长江、沇水、淮河、渭水、洛水。”蔡沈说：“九条大河，是九州的大河。”

孔颖达说：“大河既已流入大海，然后沟渠才能流入大河。”

林之奇说：“从田间小沟到田间大道，从田间大道到沟，从沟到洫，从洫到浍，从浍到大河，从大河到大海。”

申时行说：“先疏通大河而后疏通田间沟渠，消除天下的水患，是先治理大的而后治理小的。”

王樵说：“畎浍，是田间的水道。干旱时借助它容纳雨水，涝灾时希望它排泄积水。畎浍以大河为脉络，大河以大海为归宿。干旱时大河不流入海，涝灾时畎浍不排出水，都是农田的祸患。而大河不通达大海，就有侵占畎浍的界限，侵犯高地位置的情况了。”

【臣】谨按：自古以来，治水的功绩，没有比大禹更高的；概括治水的要领，也没有比大禹更全面的。大禹说：“疏通九条大河通达大海，深挖田间沟渠汇入大河。”没有比畎浍更细微的，没有比大海更宏大的。畎浍通过分流来容纳雨水，大海通过汇合来排泄洪水，这是古今治水的根本大法，贯通大小而使之统一的。后人治水，只治理大河罢了。天下的大河有九条，而荆州、扬州没有比长江更大的，冀州、兖州没有比黄河更大的。荆州、扬州本是水乡，支流分散的多，所以历朝治水，不治理长江而专治黄河。现在的河道虽然与古代不同，然而自从黄河决口向南流，而永定河合恒水、卫水等众水，仍是古代的北河。谋划治理黄河而不考虑大海，谋划如何排泄，那么黄河就治理不好；不考虑畎浍如何容纳，那么黄河也治理不好。现在谋划如何排泄和容纳的人，也有。有人说：“这应当疏通海口以便排泄。”有人又阻止说：“我曾查看海口，水流没有不迅疾的，何必等待疏通？”有人说：“这应当选择低洼之地开凿一条渠道以便容纳。”有人又阻止说：“所开凿之地不过方圆一二十里，怎能容纳？”这几种说法，只是徒然像道旁筑墙一样，而河道官员又时去时来，不能坚持一种说法以看到成效。【臣】认为这都是他们的职责不专一，见解不确切的原因。而寻求见解确切，又不如职责专一。唐尧虞舜时代治水，不能胜任则鲧被杀，能胜任则禹兴起，这是职责专一。大禹治水，先疏导山势，亲自经历那些地方，使水源和河流分合的缘故，都在心里明白，然后疏导河流顺从它，这是见解确切。现在考察《禹贡》，冀州与兖州接壤，而冀州的赋税是上等，兖州的赋税是下等，如此悬殊，大概是因为兖州是黄河的下游，海口的排泄在这里，所以多空虚土地以给水，因此出赋税的少；冀州是帝都的区域，畎浍的尽力都在这里，所以田地治理好而民众出赋税的多，这是排泄广阔而容纳众多的明显证据。至于治水的办法，之所以曲折而详细完备的，没有比“深挖田间沟渠汇入大河”这一句话更好的了。大概畎浍必须深挖，有定论；而畎浍因地形而定，没有固定的形状。后世拘泥于古人的儒生，不明白地势，画成沟洫的图，整齐如棋盘，说：“这是古代的沟洫法。”然而天下必然没有千里正方形的土地，这沟洫法不仅现在不可行，即使古代也不可行。迎合今人的人说：“现在的北方土地松软容易崩塌，而沙土昏暗容易淤塞，必然不能修筑沟洫。”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冀州是唐尧虞舜、夏、商王畿之地，大禹在沟洫上尽力，没有比这里更完备的，却说不能修筑沟洫，难道古代圣人的书都是妄说吗？【臣】私下认为，论述水的排泄、容纳，都应当衡量河流的长短大小而为之谋划。河流所容纳的积水达数千里，那么不是百里的海口不足以排泄；所容纳的积水达数百里，也不是数十里的海口不足以排泄。现在的海口果真足以排泄吗？平时无事时前往经过，确实是水流迅疾；水涝突然到来，百川沸腾，那么不足以排泄而向内溃决了。知道小小的海口不足以排泄，那么开凿一二十里的渠道不能容纳，也必然可以知道了。古人畎浍的制度，大略上对南方简略而对北方详细，不是简略南方。南方是水乡，没有土地不足以容纳，所以没有大的溃决。即使现在江南的围田，四周之外都是大河，田地本来与水平齐，农民筑土做成堤埂，其基址宽五六丈，其高可六七尺。小水到来，其堤埂足以抵御；而年成丰盛大水到来，其堤埂不足以抵御，而破败的有一半，非常大的水高于堤埂，田地就全部淹没。然而还是有淹没田地而没有溺死民众，因为其堤埂还足以支撑。我不能一天之内全部破败而迁移到高地以相互保全。那最高的地方，或数里、数十里，河流沼泽的灌溉所不及，民众自己用工力开凿土地做成池塘。开凿土地做成池塘，其粮食历年赔偿缴纳，而民众甘心去做，而且费财费力去做的原因，是一亩的池塘足以救济五亩的庄稼，大旱有准备而不致全部荒废，那么所赔偿的少而所救济的多。现在应当略微仿效这种制度，招募江南精通农事的人，听任他们自己做，而借此教导他人。那土地低洼的，让他们仿效围田法，挖掘土地做成沟渠，所挖掘的土就用来做成四周的堤埂；那土地高旱的，让他们像开塘法，凡所开的沟塘，都永久免除其赋税，即使其中有鱼、蒲

译莲藕、芡实等作物的收益，也任由百姓自行获取，官府不再征收。凡是沟渠的宽窄、连通与断开、田埂围堰的大小高低，都听任百姓自行决定，而不以固定的法规加以限制。百姓所开垦形成的田地，赐予他们作为世代相传的产业，即使后来产量加倍，也只按照原定赋税征收，不再增加。人们看到沟渠池塘带来的利益，就会争相效仿，效仿的人必然逐渐增多，南方治理农田的方法也就逐渐推广到北方。大禹所说的“疏通田间小沟，使之通向大河”，古人治理河流的方法如今也得以实行了。像这样，对国家财政没有巨大的耗费，这是可行的第一点；百姓的生计必定日益富足，这是可行的第二点；河流永远没有溃决的危害，这是可行的第三点。这是治理河流的大计，也是治理国家的大计。然而，如果不是真心为民为国、不畏惧诽谤、不躲避艰难、历经长久且深知地理的人，就不能总揽全局。这又取决于朝廷的专任，不设置兼职官员，不从中掣肘，使他每日巡视各地，与农夫老农反复商议咨询，将纵横数千万里的地势都了然于心，然后着手实施，百年才能完成的功业就可以立刻成就了。

译《尚书》

禹说：“啊！陛下要谨慎地对待您的天子之位。”帝说：“是的。”禹说：“使您的心志安定于至善之处，要审慎地考察事务的萌发，要省察事务的安定。那些辅佐您的大臣，都要正直无私，这样您的一举一动，天下人都会盛大响应，并且怀着期待之心，以此来显著地承受上天的意旨。上天将会重新降下命令，以彰显美好的德行。”帝说：“唉！做臣子的，就是做邻居的；做邻居的，就是做臣子的。”禹说：“是的。”

给事中【臣】马宏琦

蔡沈注释说：“禹在赞叹赞美之后，又特意称呼‘帝’，以此告知，是为了引起帝的倾听。‘慎乃在位’，就是谨慎地对待处于天子之位这件事。天子的位置非常艰难，一个念头不谨慎，或许会给四海带来忧患；一天不谨慎，或许会导致千百年的祸患。帝深深认同这一点，而禹又推演了谨慎对待在位之意的道理，如下文所说。‘止’，是心志所安定的地方。人心的灵明，对于万事万物，没有不各自有其至善的归宿，且不可改变的。人只是因为私欲的念头在内心动摇，才开始蒙蔽于天理，而不能得到心志所安定的地方。所谓‘安’，就是顺适于心性的正道，而不陷入人欲的危险，无论动静言行，都各得其宜，没有心志想要安定却不得安定的情况。‘惟几’是用来审慎地考察事务的萌发，‘惟康’是用来省察事务的安定。至于左右辅佐的大臣，也都尽到纠正过失的职责，内外共同修养，没有不周全的。像这样，那么只要不轻举妄动，一旦有所行动，天下就没有不盛大响应的。自然会有预先揣度心意而期待我的人，以此来显著地承受上天，上天难道不会重新降命而彰显美好吗？帝深深感动于禹关于辅佐正直的话，所以说：‘唉！做臣子的，就是做邻居的；做邻居，就是做臣子的！’反复感叹吟咏，以显示辅佐正直的意义如此重大，不可忽视。禹随即应允并认同。”

【臣】谨按：唐尧虞舜的治理，自古以来谈论政治极盛的人，都首先推崇它。等到阅读《尚书》，才知道当时君臣之间神色庄重地互相告诫，如此真诚恳切而直率。因为天理与人欲的存留，心术由此辨别真诚与虚伪，而政事由此区分治理与怠忽。天理容易消亡而难以保存，人欲容易滋生而难以遏制。有时因循于积习，有时萌动于隐微之处，有时惑乱于听闻，有时牵制于情爱。所存守所发出的，违背了至善。对内不能修身齐家，对外就无法治国平天下。因此心志的安定不可以不稳固。然而心志安定的所在，如果不是辨别得极其明白，就不能折中于最恰当的地方；如果不是实行得极其刚健，就不能坚定地守持而不改变。又必须从勉强做到近乎纯熟，从仓促积累到从容不迫。直到动静言行，都符合天理，而没有心志想要安定却不得安定的情况，这才叫做安定。心志安定则稳固，心志安定是最难的。所以禹没有先说“安汝止”，而是先说“慎乃在位”，这是由谨慎而获得安定。没有不基于谨慎而能安定的。注释说：一个念头不谨慎，或许会给四海带来忧患；一天不谨，或许会导致千百年的祸患。一个念头极其细微却关乎四海，一天极其短暂却关乎千百年。它阐发不可不谨慎的意义，确实令人震惊警切。如果不是事情不分大小，时间不分久暂，都如同面临深渊，如同脚踏薄冰，如同用腐朽的绳索驾驭六匹马，怎么能做到万事万物都顺适于心性的正道，而不防范于人欲的危险呢？皋陶说：“兢兢业业，一天两天都有万种细微的事务。”正与此意互相阐发。禹既说“安汝止，惟几惟康”，接着就说“其弼直”，这是有圣明的君主在上，确实依赖良臣的光明辅佐。因为君主统治天下，用人行政，机要事务极其繁多，必定要求臣子本着纯良的修养，笃行公忠的志向，左右赞襄，随时启发开导，以匡正君主所不及的地方。而君主也必须坦荡胸怀地任用他们，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才能整顿百官而繁荣各种功绩。大概自古以来，没有听说过上有敬慎的君主，下无正直辅佐的臣子，却能成就盛世治理的。孟子说：“对君主提出高要求叫做恭敬，陈述善道堵塞邪路叫做敬重。”看禹向帝陈述善道并提出高要求就是这样。帝随即深深感动于他的话，而发出“臣邻”的议论。君臣互相警戒，直言不讳而不违逆。这就是中天盛世，所以敬天勤民的根本端绪，在于此。而百姓的盛大响应与期待之心，上天的重新降命与彰显美好，难道是侥幸得到的吗？

《尚书》

禹说：“啊！陛下要谨慎地对待您的天子之位。帝说：“是的。”禹说：“使您的心志安定，要审慎地考察事务的萌发，要省察事物的安定。那些辅佐您的大臣，都要正直，这样您的一举一动，天下人都会盛大响应并怀着期待之心，以此来显著地承受上天的意旨，上天将会重新降命以彰显美好。”

检讨【臣】陈兆仑

蔡沈说：“‘止’，是心志所安定的地方。人心灵明，万事万物，没有不各自有其至善的归宿且不可改变的。人只是因为私欲的念头在内心动摇，才蒙蔽于天理而不能得到心志安定的地方。所谓‘安’，就是顺适心性的正道，而不陷入人欲的危险，动静言行，各得其宜，没有心志想要安定却不得安定的。‘惟几’是用来审慎地考察事务的萌发，惟康是用来省察事务的安定。至于左右辅佐的大臣也都尽到纠正过失的职责，内外共同修养，无有不周全的。像这样，那么只要不轻举妄动一旦有所行动，天下就没有不盛大响应的。自然有预先揣度心意而期待我的人，以此来显著承受上天，难道不会重新降命而彰显美好吗？【臣】谨按：这是禹陈述保持治理之道的言论，极其深切。说‘止’说‘安’，‘止’可以说是极其简约了，而天人的感应都在于此。那么一天两天有万种细微事务，必须得到那极其简约的道理而坚守它，然后才能慎始虑终。”

译进而达到治理的极致。蔡氏解释“安止”，说是顺应并契合道心的正理，而不陷入人欲的危险，这是对的。然而这只是学者们熟稔的常谈，况且帝王之道更应当推演扩展，以探求其宏大的根本，如果泛泛地当作道学的寻常议论，恐怕未能抓住要领。因为这里的“安止”是承接“慎乃在位”而言的，必须紧扣“在位”来讲解。只有在位，才知道做君主的艰难；只有知道做君主的艰难，才知道“安止”的艰难。为什么呢？比如平时想要施行仁义，对道的认识极其明确，但面临具体事务时或许不免迟疑；平时想要效法尧舜，取法的标准极其端正，但面临具体事务时或许不免迁就。这并不是他们初心的意愿，而是被事势所逼迫。什么叫事势逼迫？因为在位就会知道时势地点不同，古代的制度有不能施行于今天的，于是就说应当参用功利来补救。在位就会知道人情真伪不一，古代的道德有不能施行于今天的，于是就说应当杂用权谋机变来驾驭。像这样，时务的见解在心中纷扰，而初心所持守的信念就不稳固。汉唐以下，历代都有英明的君主，但治理未能达到唐虞三代的隆盛，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难道只是陷入人欲的危险值得警戒吗？事物的变化，古今都是常有的；天下的公理，帝王也不能改变。三代的治理，虽然有变通，但也相继沿袭，贵在持守其大端，效法其美好的意旨，没有可以舍此取彼的。至于功利之效，比起仁义来得快，但其最终会导致争夺百姓、施行掠夺；机权之用，比起尧舜来得省力，但其最终会导致上下互相防范。圣人知道做君主的艰难以及容易动摇迷惑，所以说“安汝止”，说“敬作所”，这些都是忧虑警惕的言辞，坚贞稳固的意思。况且“止”，是人心不言而自然认同的。人心的自然认同，就是天下的公理，也就是上天赋予我们的，所以说“徯志”，说“申命”，得到了这共同认可的准则，那么天与人就都相应了。明白了这“止”并非迂阔而必然有验证，明白了这“安止”并非一切苟且之计，而是长久安定、长治久安的根本。所以臣愚以为，保持治道的关键，只有这一点最为深切。然而既然说“安止”，又说“其弼直者”，为什么呢？辅弼的大臣，是君主心中依赖以决断疑惑、建立信任的。刚直光明的节操，是天下人依赖以陈述疾苦的。能够坚定君主所信任的，并借此宣扬上德、通达下情，这就是禹自我期许的原因。上天降生圣人，不是偶然的。天生圣人而得到良佐，也不是偶然的。那君主和臣子，也自己知道这不是偶然的，因此慎始虑终，互相警戒勉励，以成就重华协和帝业的治理。多么盛大啊！明白了安止的意义，即便是舜禹那样的境界也是可以学习而达到的。

译《尚书》

禹说：“好啊！帝王要谨慎地对待自己的职位。”帝王说：“是的。”禹说：“使你的心志安定，要审慎于细微之处，要谋求安宁。”

监察御史臣张孝挰

宋代蔡沈说：“天子的职位非常艰难，一个念头如果不谨慎，或许会给天下带来忧虑；一天如果不谨慎，或许会造成千百年的祸患。”帝王非常认同这个观点。而禹又推究他谨慎在位的原因说：“使你的心志安定。‘止’，就是心所安定的地方。所谓‘安’，就是顺应道心的正理，而不陷入人欲的危险之中。‘惟几’，是用来审慎事情的发生；‘惟康’，是用来省察事情的安宁。”

臣谨按，这正是勤勉保持治世的事情。禹最终阐述了勤勉的意思，并赞叹赞美它，又推究他保守天位的根本，在于谨慎。谨慎，就是恭敬的意思。必须用恭敬来端正内心，然后事情没有不适宜的；必须用恭敬来保持内心的宁静，然后行动没有不恰当的。那么“安汝止”，正是谨慎在位的事情，而“惟几惟康”，又是心志能够安定的原因。“几”，是动机的细微之处；“动”，是细微之处的显现。当它静止而未发动时，还没有“几”。细微之处一旦发动，事情开始萌芽，由此逐渐显现出形象，事情就形成了。如果在细微之初，不知道审慎，而想要事情显现后没有过错，就难了。由此说来，“惟几”，又是“惟康”的根本。君主谨慎在位，而一定想要得到万事的安宁，如果不审慎于事情发动之初，从哪里能得到呢？臣曾经反复思考圣学相传、帝王传授的准则，知道言语虽然不同，推究其义理，则都归结于恭敬罢了。为什么呢？所谓“几康”，是说念头必须谨慎其发动，事情必须谋求其安宁，不主宰于恭敬，能这样吗？即使唐尧虞舜的执守中道，也必须先辨别人心、道心的界限，而人心、道心，不靠恭敬就不能确定其平衡。伊尹所说的“一德”，是心专一于善而没有其他念头掺杂其中，就是朱熹所说的“不贰以二，不参以三”。这是因为恭敬的缘故。孔子存诚的学说，大体就是一德的义理，而其功夫不离于慎独，也是恭敬。夏启继承帝位，能够恭敬地继承禹的道；殷王中宗，严肃恭敬、敬畏；到了高宗，恭敬沉默、思考道；成王不敢安逸，早晚遵循天命、宽厚密静。凡此都是恭敬。所以丹书的训诫，首先说“敬胜”；《尚书》开篇，就用“钦”这个字；《易经》在乾卦九三爻辞中说“白天勤奋、晚上警惕”；《礼经》全书，特别以“毋不敬”冠首。可见，千古圣学没有不同归于恭敬的。那么，谨慎在位、审慎细微而谋求安宁的说法，禹是直接上承二帝传心的典法，而开启后世帝王修身治人的要道吗？

《尚书》

禹说：好啊！帝王要谨慎地对待自己的职位。

侍讲学士臣龚渤

蔡沈说：“禹既赞叹赞美，又特别称呼帝王，以告知他，从而引起他的注意。谨慎在位，就是谨慎地对待天子之位。天子的职位非常艰难，一个念头如果不谨慎，或许会给四海带来忧虑；一天如果不谨慎，或许会造成千百年的祸患。

臣谨按：天子，是承受天命的人。承受天命而在位，这个位置就是天位。当他具备真正的聪明，赐予智勇，圣神文武兼备于一身。当他施行政教，统领臣民，治乱安危，基于宽厚密静。所以虽然极尽保佑申命的隆重，但凡是职位中应当做、应当尽的，天已经将其权力授予天子而不参与。这是天设立这个位置等待君主，原本不是让他处于至尊之位，听任其悠闲玩乐，而是想要以极重的责任要求他，让他警惕勉励、忧虑勤勉，在位不可不谨慎，这是明显的。所以眷顾的命令越厚重，则劳苦疲顿没有穷尽；笃实的福佑越深，则责望越急切。天虽然不说话，但不亚于明确地说：职位有所归属，政事没有旁贷。只有谨慎而不忽视，恭敬聪明，也凛然明畏谨慎。清晨尤其警惕时机，一个念头将要萌发，严格理清人欲与天理的界限，一个行为尚未显现，谨慎邪正的防范，不敢越位以求，收敛再收敛，只期望在位而处，存养再存养。所以道心为主宰，而人心退居听从；天理没有间隙，而私欲逐渐消亡。内在厚重的人外在自然轻浮，源头清澈的人水流自然洁净。永远保持天命，长久承受天恩。居于天位而地位尊贵，治理天事而事情治理好，作为天民的子民而百姓安宁，其理理不隔阂而信服了。臣本庸俗愚笨，就在谨慎在位中，提出十件恭敬的箴言：关于敬天说：不要说天高，升降就在此。严峻的命令不容易，永远言语配合它。钦崇奉若，战兢自持。说明亮说早晨，惟几惟时，君心主敬，作为圣人的基础。关于效法古代说：尧彰显峻德，舜执守中道，禹汤文武，圣敬都相同。查考典籍，垂训无穷。不效法古代，何所折衷？君主说：念哉，责任在我身上。关于勤政说：《尚书》陈述无逸，吃饭也不暇。天道运行至健，庄重恭敬日益强大。兢兢业业，还担心或许荒废，何况敢自暇而为？其亡体天之道，作为极点只有皇。关于用贤说：只有贤能辅助治理，想要治理就求贤。开门呼唤俊才，典籍昭然。三德六德，日益严格日益宣扬。其难其慎，无颇无偏。能够知道灼见，审慎选择居先。关于求言说：天子穆穆，高拱深宫。安危利病，没有言论就不通。在昔古帝，明达为公。只有耳朵司听，只有听思聪。

译广泛搜集，多方采纳，以彰显上天的造化之功。他关于纳谏说：言语如果不刺耳，就不能打动听者的心。言语虽然刺耳，但希望被明智的朝廷采纳。有利的措施和有害的弊病，都陈列在几案屏风之上。因此大禹拜受天命至今成为典范，难道是因为进言的人蒙蔽了虚灵的本性吗？他关于防范私欲说：不亲近邪僻，不滋生贪念，伟大的德行才能显著彰显。端正内心，真诚意念，私欲就会逐渐消亡。危险从安逸中产生，亏损来自自满，道理在于克制自己、保持盈满，在骄纵尚未萌发时就加以警惕，永远断绝其根源。他关于警戒自满说：就像那大海容纳百川，却看不出盈溢；就像那天地覆盖承载万物，难以称量。长久地坚守正道，天下自然教化成功，哪里容得下自满？假如骄奢泰侈之心产生，就要使光明日益显扬，恭敬地止于至善，圣人的学问才能光明。他关于保持治世说：考察帝王的时代，喜起明良之臣，于是相继载歌载舞，互相警戒，没有遗忘。元首发布命令，股肱之臣辅助襄理，日日勤勉不懈，保持治世才能长久。顺从欲望如风动般迅速，自古以来更加光辉。他关于谨慎终始说：谨慎地对待终局如同开始，才能做到有始有终。至诚没有停息，与天同功，纯粹而且永不停止。广阔的运行源于深邃的内心，纯粹而达到至善，万事万理流通无碍，坚持得越久，清明就体现在自身。

译《尚书》

禹说：“安定你的止境，要审慎细微，要安详稳妥。那些辅佐你的正直大臣，只要有所行动，就会得到宏大的响应。等待心意彰显，承受上天的天命，上天会再次降下美好的命令。”

监察御史臣陈髙翔

蔡氏沈说：“止，是心所安定的地方。所谓安定，就是顺应道心的正理，而不陷入人欲的危险，无论是静是动，言语行为，都各得其宜，没有停止却不得其所的情况。只有审慎细微，才能考察事物的发端；只有安详稳妥，才能省察事物的安定。至于左右辅佐的大臣，也都尽到纠正过失、匡正错误的职责，内外共同修养，没有不到位的。像这样，那么只要不妄动，一旦行动，天下就没有不宏大响应的。本来就有预先揣度而等待我的人，因此能明显地承受天命，难道不是重新降下命令而带来美好吗？”

臣谨按：天道流行，赋予万物，无不有其一定而不可改变的准则，这就叫做止。自古以来的圣贤，顺应事物而处置事物，事情尚未到来，没有迎合的私心；事情已经过去，没有牵累的弊病。所以说：“艮卦的止，是止于其所。”止于其所，那么内不看见自己，外不看见他人，动静如一而本性安定，这就是安止的道理。但是论其本体，以主静为功夫；而论其作用，以慎动为关键。几，是动机的细微之处，是善恶吉凶的先兆。所以必须在这里谨慎，并由此精研，以至于应对事物时，没有微小的差错，这就叫做康。康，是道理得宜而内心安定，大概是事情适宜，而万物符合法则。像这样，那么在我方面的已经无不尽力了，但求道而未得的心，还恐怕有所失误，所以广泛咨询左右，博采群臣的意见，一定要让他们各自陈述见解才罢休。像这样，所以处理政务时揣度细微，发布号令，都符合民心，而百姓没有不响应的。而且符合民心，就能承受天心，而由上天再次降命，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只是君主如果安于止境，又何必借助臣下的辅佐正直呢？而禹一定谨慎地这样说，实在是因为中正没有固定的形体，善没有恒常的主宰，不审察差异就无法达到同一，不执守两端就无法运用中道。一定要符合人心所共同认可的，才能得到天理的本然。这就是像尧舜这样的圣人，所以咨询四岳、询问牧官，希望他们纠正过失、匡正错误，而舍弃自己的意见以顺从他人的原因。三代以后，君主不一定都能安于止境，但如果虚心谦下，听从劝谏如流水般顺畅，那么当时的政事，一定会有可观之处。比如汉文帝，天资谦让，郎官上书，他停下辇车听取意见；唐太宗，赞赏魏征的忠诚正直，马周的刚直亮节，孜孜不倦地延请访求，常常好像来不及。所以后来评论治世的人，每每推崇汉唐而首推这两位君主，难道不是因为能接受劝谏的缘故吗？更何况大有作为的君主，清明在身，仁心为质，推诚驾驭下属，端正自己以率领众人，又广泛开辟言路，奖赏正直，当面谄媚的话虽然悦耳但一定摒弃，苦口良药的话虽然逆耳但一定采纳，又何必担心做事不能下合民情，而上应天心呢？

《尚书》

安定你的止境，要审慎细微，要安详稳妥，那些辅佐你的正直大臣，只要有所行动就会得到宏大的响应，等待心意彰显以承受，上天的天命，上天会再次降下美好的命令。

监察御史臣周人骥

林氏之奇说：“《大学》说：知道止境而后有定。人如果能安于他所应止的地方，那么意念真诚，心志端正。举天下之物，不足以动摇他的心。像这样，那么寂然不动，感应而通晓天下的事理。惟几惟康，其弼直，是说能够安于止境了。又尽到这三者，然后才能尽到谨慎，这才是在位者的道理。”

陈氏栎说：“安于你应当止的地方，这是静。几，是动机的细微；动，是几的显著。静而知道几，以谋求康。又得到正直大臣的辅佐，那么下应人心，上当天心。”

臣谨按：君主以一身系着天人的重任，所以下能取信民情，上能通达帝意，在于心；而所以经纬万端，主宰群动，依靠的是理。凡是理最恰当合适，无过无不及的地方，这就叫做止。但是理分散体现在事物中，而实际上以心为枢纽。必须心纯粹于理，当万感俱寂时，此心像镜子一样空明，像秤一样平衡，浑然清醒，一无偏倚，然后事情到来，事物来临，能灼见理之所在，而顺应事物以处置，自然顺应，无不各得其宜。像这样叫做安然，那么止，就是尧舜相传的中道。安，也就是所谓的危微精一的道理。安汝止三个字，固然合内外、贯动静、彻始终而言，对于圣功王道，已经总括无遗了。而下文又说惟几惟康，其弼直三层，大概天下事理万变无穷，事情未发生之前，固然需要时时体认；而事情刚来，必须审察而后，是非可否不致误于所从，所以说惟几。事情既至，必须省察而后，委婉曲折，细密周到，不留细微的遗憾，所以说惟康。而又恐怕一人所见有偏，所处不当，必须有左右大臣在关键时刻纠绳匡救，政治才能尽善而无缺，所以说其弼直。凡此都是为了申明安汝止三个字的意义。林氏的说法与集传意义吻合。陈氏说安汝止是静，圣学动静合一，不偏言静，而且静而知几以图康，这一句话对于经文的界限划分也不够清楚，似乎不可采纳。至于丕应昭受的原因，大概天人上下总是一理，至理所在，民

译内心顺应民心，民心所归，天意便随之而定。上有兢兢业业的君主，下有勤勉赞美的臣子，上下同心同德，清明和谐，万事皆得其理，那么四海之内就会呈现太平盛世的风貌，上天所赐予的福泽也将无穷无尽，这其中的道理本来确实是真实可信且有据可查的。

译尚书

安汝止惟几惟康其弼直

编修臣刘慥

蔡沈说：“‘止’，是心所安住的地方。人心的灵明，万事万物，无不各自有至善的归宿，而不可改变。人只因私欲的念头动摇其中，才开始对天理昏昧而不得其所安住。所谓‘安’，就是顺适道心的正理，而不陷入人欲的危险，动静言行，各得其宜。‘惟几’是用来审察事物的发端，‘惟康’是用来省察事物的安定。至于左右辅佐的大臣，又都尽到纠正过失、纠举错误的职责，内外共同修治，没有不周全的。”

臣谨按：君主君临天下，所依靠作为治理根本的，只是心罢了。纯粹是道心，那么天理就在其中存在，凡是应对事务、接触外物，无不合乎当然的准则。如果混杂了人欲，那么私意就在心中纷扰，用它来揣度细微、衡量事务，必定有过与不及的偏差，而不得其所安住。《大学》说“明德”“新民”，都应当止于至善，确实因为天德王道本来有至当不易的标准，必须精细地察其发端，专一以达成决断，而又操持存养，使天理浑然无间，那么清明在身，志气如神，从动静言行，到纪纲百事，全都从容合乎中道，因应自然，顺适天命之正，无往而不是安其所止。至于每日万般事务，必须审察其发端。《易经》说：“几，是动之微。”周敦颐说：“诚是无为，几是善恶”，大概因为志虑刚刚萌发，其端绪极其细微，其发展却很大，一念不谨慎，或许留下四海的忧患；一时不谨慎，或许导致百年的祸患。古代帝王早起夜思，朝乾夕惕，每出一道命令，施行一项政令，必定兢兢业业，先在隐微之处严格谨慎，然后对于事物的到来，洞察其利弊，详尽其源流，审度张弛的适宜，权衡轻重的形势，举而施之于天下，没有不是善俗宜民的政令，而万事都得到其所安定了。唯独治理的是君主，辅助治理的是臣子，一人精勤于上，必定有臣子在左右赞襄，满朝警戒，竭尽思虑，各尽纠正过失的职责，能够符合耳目腹心的寄托，然后对上有助于君德，对下有助于治道，有以成就泰交之风，奏效郅隆之治。所以又接着说“弼直”，大概当面顺从背后议论，是盛世所用来警戒的；而责难陈善，更是人臣所奉行的职责。由此看来，治道的得失，君与臣共同承担责任，只有君主主敬存诚，谨几慎独，以涵养义理之心，而安其所止，又在临事之时，周详审慎，出以精明，断以果决。那么君德纯粹，既有以端正教化之源，而在廷诸臣又能和衷共济，效职宣猷，将堂上下一德，内外交修，元首明而股肱良，机务理而庶事康，百姓有不盛大响应期待之志，上天有不申命用休的吗？

尚书

安汝止惟几惟康其弼直

监察御史臣廖必琦

程颐说：“万事万物，各有其所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违背。圣人之所以能使天下顺治，不是能为事物制定法则，只是使它们各自止于其所罢了。”又说：“安危的根本，在于人情；治乱的机微，系于事物的开始。”又说：“为宗社生灵长久之计，只有辅助涵养君德；而辅助涵养的方法，不只是涉猎书史、阅览古今而已，要使每一步不离正人，才可以涵养熏陶，成就圣德。”

臣谨按蔡沈注说：“所谓‘安’，就是顺适道心的正理，而不至于陷入人欲的危险，动静言行，各得其宜，而没有止而不得其所止的情况。大概‘止’就是止于至善的意思，顺理则宽裕，从欲则危险。人君心安所止，所以能成为万事的枢纽。然而存之于静，或许不能不失之于动。事物方将发生的，是‘几’，只有审察其合乎‘止’而后发；事物将成的，是‘康’，只有省察其合乎‘止’而后安。这样就是审于己以修于内了。至于左右辅弼的大臣，又都尽直言以匡正，以夹辅安止之道。这样就是审于人以修于外了。内外交修，而慎位之道已尽。将会看到君心惬适之处，就是民心同然之愿；民心恬愉之处，就是上帝引翼之机。人心归附而天命眷顾保全，治道都基于此。总之，安止正慎位之功，几康也是止完得。安止工夫，弼直即在君止未安、几康未审者，直以夹辅之，那么君心所系极其重要了。”真德秀有云：“只有学习可以涵养此心，只有恭敬可以存养此心，只有亲近君子可以维持此心。三者交致其力，那么圣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义理为之主，而物欲不能夺了。”此语正与禹意互相阐发。在昔舜告诫禹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执厥中。”而又接着说：“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用。”这禹之所以谆谆告诫帝王的，就是帝王之所以告诫禹的。主臣一德，内外交修，有虞之治所以亘古而独隆吗？而

译臣因此又有进一步的进言。《大学》说：“知道应止于何处，然后志向才能坚定。”那么想要安定所止之处，其方法没有比推究知识更重要的了。一定要在理与欲细微之处及早辨别，才能顺从理而不被欲所危害，安稳坚固不动摇，如同天性一般。《中庸》说道不可须臾离，而静时存养、动时省察的功夫，都不能偏废。在视听未起之前，戒惧要严密；在念虑刚萌之际，慎独要谨慎。由此而在处理事务时，详细审慎、精密周到，自然没有不得当的。又孔子告诉晋平公说：“选拔人才要以自身为准则。”君主必定能在上位修养德行，臣下才能尽到直言规劝、陈述善道的诚意，竭尽纠正过失、匡正谬误的职责，常常希望君主的身体强健稳固，君主的德行清明。所以对于天下的事，有可行与否，就依据公道决断而不被一己私心牵制；对于天下的议论，有顺从或违背，就以诚心开导而不夹杂犹豫不决的看法。启开心意、浸润心意，都源于此。这就是至德之所以日益兴盛，而圣治之所以更加巩固的原因。虞舜感化天下的美好政绩，至今仍然存在也是可以的。

译《尚书》

安汝止惟几惟康

编修臣张九镒

臣谨按：帝王遵循天道，以此来统合各类事物并规范各种行为，其治理越兴盛，其道就越完备。然而，没有不审慎于至极之境，而能随其所施而恰如其分的。大概众善的归宿，得其所止就是天理，失其所止就是人欲。是非邪正的界限，出入消长的机微，有极其严密的操作，而几微之处应当及早辨别。大禹告诫虞帝说：“安汝止，惟几惟康。”这确实是得到了慎守其位的本源了。如今人君每天处理万般事务，倘若放纵自己以自恣，那也可以只求舒适安逸，而不是所说的“止”了。大概在外表现出凛然渊默的仪容，而内心念头稍有松懈，或许就会流于安逸；遇事力求精详之意，而一端偶尔间断，久而久之就会陷入懒惰邪僻。安逸之气，懒惰邪僻之萌芽，是私欲聚集的地方。私欲有所禁锢，而天理就越疏远；欲望有所乘虚而入，而大道就日益远离。像这样却想要得其所止，这就好比堵水的人决堤使其泛滥，扑火的人点火使其燃烧，其势头将日渐侵扰炽盛而不可停止。所谓安止，不是过分地设定范围，而是能够适中而已，不是另外设立规矩，而是只协合于极致而已。心有所专一，就像射箭百步的人不中靶心不止；意有所必赴，就像行走千里的人不到达目的地不止。起初必定选择所止之处而不迁移，最终将得其所安而非常舒适。《大学》说“止于至善”，又说“知止而后有定”，确实与经义互相阐发。然而古代的圣人在安止之中，又必定再三省察，为什么呢？事情机微的发生极其细微，明智的人审慎于极其细微之处而谨慎守之；义理的适宜极其顺畅，智慧的人践行于极其顺畅之处而详细考量。大概切实见到我心不可忘记兢业的情怀，而决不以天下兴起昏乱渝变的渐端。由此而防范严密，措施纲维，百官得其宜，万事得其序，自然有随其所止而皆安的。然而究其端始在于存诚，其功效归于主敬，从身心根本上来清除其源头，通达于事物来穷尽其义理。圣贤之学，就是帝王之学。于是对唐虞三代的治理肃然起敬，大概没有不先确立其极致，作为万世法则的。

《尚书》

安汝止惟几惟康

检讨臣陈世烈

蔡沈说：“止是心所止的地方。人心的灵明，事事物物，没有不各自有至善之所，而不可迁移。人只有私欲的念头动摇其中，才开始蒙昧于理，而不得其所止。所谓安，是顺适乎道心的正，而不陷于人欲的危险，动静云为，各得其当，没有止而不得其所止的。惟几是用来审察事情的发生，惟康是用来省察事情的安定，即下文‘庶事康哉’的意义。”

臣谨按：禹陈述保治之道，既然以慎守其位来说，那么他所做的干惕兢业，更加无不至，而这里推演慎位的意思，又说“安汝止惟几惟康”，正是想要帝王审慎于理欲之交，辨别于天人之际，而不失此心所当止的地方。大概人君治理天下，总在一心，心如果蒙昧于所止，将泛然没有归宿之地，而私意因此淆惑于中，嗜欲因此引诱于外，既然无法确立事物的主宰，那么事至物来，机微未能审察，又怎能安定？纷纭憧扰，很少有不失其当的。所谓止，是心所止的地方。天下一事一物，没有不各自有当止之所能止，其所则意诚心正，缘感无从纷引其间，这就足以掌握万化的枢纽，一如北辰安其居，而为众星的纲维。然而如果勉强操持，就涉及意见的偏颇，终究违背至当的准则。关键只在于此心至虚至灵，既廓然而大公，也油然以顺应，那么无时不是天理的周流，而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凡是动静云为，都至当恰好，臻于纯粹至善之地，所以顺适其所自然，浑协其所当然，这就是“安汝止”的意义。虽然，安止在心，而心见于事，事有其几，贵在审察于将发之初，事图可安，适宜省察于将成之际。“惟几”之说，正是在将发之初，倍加审慎，务必使措施悉得其宜，不致有几微未协而停止。“惟康”之说，正是在将成之际，倍加省察，务必使应接悉得其当，不致有纤毫遗憾而快意。大概安止在于平时，而几康在于临事，只有临事不懈于几康，那么平时的安止就不是寂守，而内修更加纯粹了。总之，帝王相传不过一心，而传心的关键不过一敬，只有敬才能凛然于道心的微，自然不陷于人心的危险，这就是止之所以安的原因，而惟几惟康，又必定惕惕于事几之际，难道不是因为这心不可一时不敬吗？试看伊尹说“钦厥止”，文王咏“缉熙敬止”，孔门说“知止而后有定”，这止，就是这敬。圣学师承，原本没有殊异，而且敬之至，慎之愈至，那么安汝止。惟几惟康，正是慎乃在位的根本，而禹言保治之道，不在此更为切要吗？

译《尚书》

安定你的举止，只有洞察细微，才能安康。

译给事中臣程钟彦谨按：君主承奉天命、确立准则，使万物兴盛在于各项政绩，严密持守的只有一颗心。所以在早晚之前加以涵养，使心寂静不动，不失去静虚的本体；在事物交接之时加以审察，使心感应而通达，恰当地发挥动直的作用。这样内外交互修养，显隐之间没有间隙，古代帝王养心的关键要点，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心本于天而为中正，具于人而为心，万理因此完备，万事因此裁决，湛然存于中，全体无所不具，大用无所不周。天下如此广大，事物如此繁杂，哪一件不依赖君主的一颗心来治理？必须不因为繁华而动心，不因为嗜好而驰骋，天理浑然一体，人欲退而听命，这样操持才有主宰，天君才能常安。这就是大禹所说的“安汝止”的防范。由此达到极静而蕴含极动的机枢，极虚而妙用极实的作用，事情到来能够揣度，事物来临能够应对，在念虑刚刚发动之时加以审察，把握细微之处而善于引导其发动；在事情即将完成之际加以反省，把握安稳之处而善于促成其完成。这样处事的道理就获得了，安止的功夫就严密了。人心、道心的传承来自虞舜朝廷，而大禹陈述谋略，又以“安止”作为养心的关键，确实如此！上承虞帝的心传，下开历代圣人的心法。那仲虺告诫商汤说：“用义来节制事务，用礼来节制心”，这样执持就有要领，物欲就不会扰乱；傅说告诫高宗说：“只有他所居守的，政事才能纯正”，这样居守内心就有根本，措施就都适宜。像文王的光明敬止，武王的敬胜义胜，总以治心为谨慎，而经典以正心作为修身的根本，难道没有根据吗？在宋代，程子对君主说：“先圣后圣，传道传心，人心广大无边，万善都具备。想要传承圣人之道，不过是扩充这颗心。”胡安国入奏说：“圣学以正心为关键，心是事物的宗主，正心是衡量事物、主宰万物的权柄。”朱子具封事说：“古代圣王持守这颗心，兢兢业业，精一克复，如同面对神明，可见君心是治理教化的本源，遏制欲望、存养天理，是人臣的根本。”这是为了赞襄吗？总之，最灵妙的是心，容易放纵的也是心，涵养稍有疏忽，主宰就失去权力，所以必须主敬存诚，以谨慎其修养，戒慎恐惧，以谨守其独处，防范外在诱惑，严密内在存养，这样清明就在自身，志气如同神明，皇上的心意没有差错，四方百姓难道有不顺从而得以治理的吗？

《尚书》说：把握细微，把握安稳，辅佐正直；只要行动，就有宏大回应，等待意志以昭示承受。上帝上天，再次命令以美好。

检讨臣吴泰谨按：朱子说：惟几是用来审察万事的细微，惟康应当寻求一个安稳处。弼直是用直道来辅佐，应之不只是人回应，天也回应。臣谨按：君主承受上天明命，作为天下臣民的君主。上天的眷顾也很深厚了。只是上天寄托以视听的，是百姓；百姓仰望为父母的，是君主。而君主依靠以上凝聚、下和谐的，是心。所以德行在于善政，心是枢纽；为政在于人心，确立主宰。天下的治乱，天人的应验违背，都系于此。这不可不谨慎。然而心在发动时，有猝不及防的隐患；心在静存时，又寂静没有用力的地方。谨慎持守，关键在于细微之处吗？精微我们心的细微，以与万事的细微相接触而审察，又审察，差不多没有毫厘的差错了。由此而发动，可以安稳了，而正不敢安逸。君子做事谋始，一念求安稳而事情反而不得安宁；一念不敢安逸而事情才慢慢得到安宁。禹告诫舜说：“惟几惟康，这大概是精一执中，顺适道心的正，而不随从人心的危，所以能履帝位而不愧疚的原因吧！”在深宫中严肃，在早晚凛然，不仅天下的百姓不能窥探洗心的秘密，即在朝的诸臣也难以理解基命的微妙。而禹又说：“其弼直为什么呢？”大概臣子侍奉君主，不以奔走承顺为恭敬，而以责难陈善为尊敬。《说命》说：“只有和你的僚属同心，以匡正你的君主。”孟子说：“只有大人能够纠正君心的错误。”贾谊说：“为主忘身，为国忘家，为公忘私。”所以仲虺赞美成汤不说无过而说改过，吉甫歌颂周宣不说无缺而说补阙。盛明之朝，君主固然兢兢业业以自强，而臣子尤其孜孜不倦，只怕君主一念不纯，一事不当，以为大德累赘的，都是为了尽辅弼之义罢了。何况舜是大圣人，难道还有未审的细微，违背至当，等待百官的纠绳吗？而一堂如此咨儆，是谨慎到了极点。为君主大概如此艰难。然而能如此，人心喜悦，人心喜悦而天意顺从了。积累忧勤惕厉的衷情，全部倾注于民间，所以亿万百姓的悲愉欣戚，都进入宵旰图维。汇聚远近感孚的诚意，以潜通于帝谓，所以防漠中的诰诫丁宁，都自王心昭格。这是只要不动，动就有宏大回应等待意志了。由此使弥尔性。茀禄尔，康纯嘏你，常休之至也。诗说：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其昭受，谓欤？知天之

译安抚百姓在于君主，那么上天震怒、上天变易，就应当恭敬。知道上天将责任托付于百姓，那么百姓的事务、百姓的依靠，就应当勤勉。知道上天与百姓的贯通在于心，那么瞬间的存养、呼吸间的修养，就应当严密。尧、舜、禹、汤、文、武，历代圣君相继传承，没有不以心法作为治法的。所以说：王道根本于天德。又说：王道根本于慎独。此后，唐太宗说：君主只有一颗心，而攻伐它的因素却很多，可以说能够体会“人心惟危”的训诫，又得到魏征、王珪等大臣的辅佐，正因为这样，贞观之治才几乎达到三代的水平。治理天下的人，如果想要媲美三代的兴盛，继承唐虞的美好，修养心性确实是根本啊。

译尚书

惟几惟康

监察御史臣李防

蔡沈集注说：“惟几是用来审察事务的萌发，惟康是用来省察事务的安定。”

臣谨按：君主的德行，只在于一心。心不可以放纵，也不可以懈怠。那么顺应时势谋求治理，是很高的境界。但其中有关键所在。抓住关键来谋求，那么放纵的就会收敛，懈怠的就会勉励。万事的来临，随着事务详尽处理，而在我心中的至理，自然没有不各安其位且不可改变的。我仔细考察《益稷》篇，禹用来告诫帝舜的话，既说“安汝止”，又说“惟几惟康”。那“止”，是道体的无为；“康”，是至理的显著；而“几”，则是天理细微显现的地方。在此之前的未兆，则冲淡无端，想要致力却没有途径；在此之后的已形，则物感纷繁，想要补救也来不及。只有这由寂静到感应，由细微到显著，邪正在这里分开，是非在这里判定，众务的得失在这里区别途径，即使国家的治乱，也在这里不同趋向。由此而谨慎对待，在深宫静默之中澄澈思虑，在万感萌发的之际慎重审察，无需等待行动，而内在的应对已经明亮而不昏昧；虽然尚未措施，而外在的突然投来的事情已经有条理。几既得到了，从容而顺适，危险的去而安定的存，偏颇的改而全面的举，平康正直的道理，有不在于极深研几之中吗？所以人们认为“几康”是安止的根本，而我认为只有“几”，才是“康”的源头。《易经》说：“几，是动之微。”周敦颐说：“几善恶。”确实因为几所关系重大，本来是圣功的根本，而万化的基础啊。以帝舜的深明文明，烛照几先，事务的投来没有困难，坐照而大禹入告说：“惟几惟康”，兢兢业业慎之又慎，其谨小辨微的惕厉如此，较倍于常人。即使日后帝舜告诫臣下，也说：“勅天之命，惟时惟几，克艰厥後，克艰厥臣。”帝治之所以光昭，而天命因此凝聚啊。

御览经史讲义卷十

<子部,儒家类,御览经史讲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览经史讲义卷十一

尚书

臣哉邻哉邻哉臣哉

侍读臣蔡扬宗

臣谨按：天降下民，设立君主来统领他们，而六合之广，亿兆之繁，君主不能以端拱九重之身，兼综而遥制他们。于是设立众多官员，来分理他们。所以南面而听天下之所托，重而恃力的，只有这公孤以及百执事罢了。相须甚殷，责成甚大。大概自有君臣以来，明良防合，类如此矣。考察古代帝舜，听到禹弼直之谟，有感于臣邻之義，慨然形诸咏叹，抑何言有尽而意无穷也？现在国家设官分职，所为内外不一，其人大小各异其等，难道只是以纡青拖紫，矜名位之榮已哉？固将谓时亮天功，咸熙众绩，用佐乃辟，永康兆民。大概百尔非徒具位，一人实嘉赖之也。所以说：“臣哉，邻哉也。”人臣筮仕登朝，所为上不负吾君下不负吾学者，岂徒垂绅委佩周旋堂陛之仪文已乎？亦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防共尔位以事一人。大概夹辅不遗余力，斯夙夜无旷厥职也。所以说：“邻哉，臣哉也。”臣窃由是而伏思之：夫相临谓臣，而尊卑之分定矣。相亲谓邻，而上下之气交矣。尊卑定则百僚庶尹凛然于义之无所逃；上下交则宫中府中肫然于情之不可解。体统显维维持，精神黙相契合，将大顺大化始于堂亷达于四海矣。夫天泽日履，盖言分也；地天日泰，盖言交也。而帝舜一二言中间，固已包举靡遗。岂独危微十六字之心传足为帝王之大法哉？当是时水土平九功叙禹臯稷契陈谟交赞师济盈庭矣。乃犹情殷交泰倚重臣邻言之不足往复流连。千百世之下犹将如闻其声企中天而生忾慕而尔。日在廷之亲承德音者其感激思奋之忱又当何如耶？盖圣人在上兢兢业业勅天命代天工都俞吁咈欢然无间。故一矢口间而推心置腹之诚积极而彰反覆难罄真有出于不自知动于不容己者。此君臣相与之际所以光昭典册也与。

尚书

臣哉邻哉邻哉臣哉

检讨臣陈世烈

蔡沈说：“邻，左右辅弼也。臣以人言邻以职言。”臣谨按上文禹言“弼直”，其所归重在君。舜此言“臣哉，邻哉！邻哉，臣哉！”正有感于“弼直”之语，而其所倚重在臣。故有其臣斯有其职。必能无惭于职然后无愧于臣。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