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通鉴总卷七下宋沈枢撰三省门

译邪僻，奏事官大多等到朝班退下后，在御座前屏退左右，秘密奏报。负责监察奏事的御史和待制官站在远处等候他们退下，谏官、史官都随着朝班退出，朝班退后发生的事情便不再参与听闻。武后用法令控制群臣，谏官、御史可以根据传闻议论政事，从御史大夫到监察御史，都可以互相弹劾，大多用阴险邪僻的手段互相倾轧。等到宋璟担任宰相，想要恢复贞观时期的政治制度，便上奏请求施行。明皇颁下制令：从今以后，事情不是确实必须秘密办理的，都命令当着朝班奏报，史官仍依照旧例办理。” 枢密使门。后晋刘处让担任枢密使。天福三年初，郭崇韬死后，宰相很少有人兼任枢密使。高祖即位后，桑维翰、李崧兼任枢密使。宣徽使刘处让和宦官们都不高兴。杨光远围攻广晋时，刘处让多次奉命往来处理军事事务。杨光远奏请的事情大多超过职权范围，高祖常常犹豫不决，桑维翰却独自依据法令裁断驳回。杨光远当面对刘处让说了不满执政大臣的话，刘处让说：“这些都是执政大臣的意思。”杨光远因此怨恨执政大臣。范延光投降后，杨光远秘密上表议论执政大臣的过失。高祖知道其中缘故，但迫不得已，加授桑维翰为兵部尚书、李崧为工部尚书，罢免他们的枢密使职务，任刘处让为枢密使。废除枢密院，把印信交给中书院。四年，自梁太祖以来，军国大政，天子多与崇政枢密使商议，宰相接受已经决定的命令，执行制敕，讲论典章旧事，办理文书事务罢了。高祖鉴于唐明宗时期安重诲专横，所以即位之初，只命桑维翰兼任枢密使；等到刘处让担任枢密使后，奏对多不符合皇帝的意旨。正好刘处让遭逢母丧，于是废除枢密院，把印信交给中书院，事务全部交给宰相分别裁决。给事中、舍人门。唐朝许孟容封还齐总的诏书。贞元十八年，浙东观察使裴肃因为进奉财物而得到升迁，他的判官齐总掌管后勤事务，刻薄剥削以求取裴肃欢心。齐总又做得过分，诏令提拔他为衢州刺史。给事中、长安人许孟容把诏书封还，说：“衢州没有其他忧患，齐总也没有特殊功绩，忽然这样越级奖赏，实在使众人的情绪惊骇。如果齐总确实有值得记录的功劳，希望明确写出他的劳绩和考核，然后越级升资改任官职，以消除众人的疑惑。”诏书于是留在宫中，没有下发。德宗召见许孟容，慰劳并嘉奖他。李藩批驳诏敕。元和四年，给事中李藩在门下省任职，诏制敕令中有不可以实行的地方，他就直接在黄纸背后批注。属吏请求另接白纸，李藩说：“这样就成了奏状，还叫什么批敕？”裴垍推荐李藩有宰相的才器，宪宗提拔他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藩知道的事情没有不进言的，宪宗非常器重他。段平仲请求斩杀吐突承璀。五年，吐突承璀从自行营回来，又任左卫上将军，充任左军中尉。裴垍说：“吐突承璀首先倡议用兵，使天下疲困，却最终没有成功。陛下即使因为旧日恩情不把他公开处死，难道可以完全不降职贬黜，以向天下谢罪吗？”给事中段平仲、吕元膺说：“吐突承璀可以斩杀。”李绛上奏说：“陛下如果不责罚吐突承璀，以后再有败军的将领，应当怎样处置？如果诛杀他，就是同样的罪却受到不同的惩罚，他一定不服；如果释放他，那么谁不会只求保全自身而轻忽敌寇呢？希望陛下割舍不忍之恩，执行不可改变的法典，使将帅有所惩戒和劝勉。”过了两天，罢免吐突承璀的中尉职务，降为军器使，朝廷内外相互庆贺。赞许崔群正直敢言。七年，任库部郎中、翰林学士崔群为中书舍人，仍保留学士职务。宪宗赞许崔群正直敢言，命令翰林学士从今以后奏事，必须取得崔群联署，然后才能进呈。崔群说：“翰林学士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后世的旧例，如果一定这样做，后来万一有阿谀奉承的人担任翰林学士之长，那么下属官员的直言就没有办法进呈了

译。”他坚决不奉诏，连续上奏三次，宪宗才听从了他。

译萧仿封还任命李燧的制书。大中十二年，任命右金吾大将军李燧为岭南节度使，已经命宦官把节赐给他。给事中萧仿把制书封还。宣宗当时正在奏乐，没有时间另外召见宦官，便派乐人追赶宦官。节送到李燧门口时又被追回。御史门。东汉灵帝任用桓典为御史，京城中流传“骢马御史”的歌谣。光和五年，桓典担任侍御史，宦官都害怕他。桓典常骑青白色相间的马，京城中因此传言说：“快走快走，暂且停步，躲开骢马御史。” 石虎任用李巨，朝廷内外肃然。东晋成帝咸康五年，后赵主石虎担心贵戚豪强肆意妄为，于是提拔殿中御史李巨为御史中丞，特别加以亲信任用，朝廷内外都肃然。石虎说：“我听说贤良的臣子如同猛虎，在旷野上阔步而行，豺狼便会躲避道路，确实如此啊！” 东魏崔暹很有些挟持机巧、玩弄诈术。梁武帝大同十一年，东魏丞相高欢到邺城朝见，百官在紫陌迎接。高欢握着崔暹的手慰劳他说：“过去朝廷难道没有执掌法令的官员吗？只是没有人肯纠察弹劾。中尉尽心奉国，不避豪强，于是使远近肃清。像冲锋陷阵这样的人，大有人在。”于是赐给崔暹良马。东魏主在华林园设宴，让高欢选择朝廷中公正正直的人劝酒。高欢走下台阶跪下说：“只有崔暹一人可以劝酒，并请把臣所射得的赐物一千段也赐给他。”东魏主便赐给他。然而崔暹内心很有些机巧欺诈。当初，魏高阳王元斌有一个庶出的妹妹玉仪，不被她家族的人看重。高澄在路上遇见她，喜欢她而纳为妾，于是受到特别宠爱，封为琅邪公主。高澄对崔季舒说：“崔暹一定会来直谏，我也有办法对付他。”等到崔暹来议事，高澄不再给他好脸色。过了三天，崔暹把名帖掉在高澄面前。高澄问：“拿这个做什么？”崔暹惊慌地说：“还没有能够通报求见公主。”高澄大喜，挽着崔暹的手臂带他进去见公主。崔季舒对人说：“崔暹常常恼恨我谄媚，在大将军面前常说‘叔父可以杀掉’。等到他自己这样做时，竟然比我更加过分。” 陈朝徐陵上奏弹劾安成王陈顼。天嘉六年，安成王陈顼凭借皇帝弟弟的尊贵身份，权势压倒朝廷内外。他的直兵鲍僧叡倚仗陈顼的势力违法行事，御史中丞徐陵上奏弹劾他。徐陵率领南台官属，带着奏案进入朝堂。文帝看见徐陵，见他章服整齐严肃，便收敛容色，端正坐姿。徐陵上前宣读奏版，当时陈顼正在殿上侍立，抬头看皇帝，吓得流汗、脸色改变。徐陵派殿中御史把陈顼带下殿。文帝因此免去陈顼的侍中、中书监职务，朝廷上下肃然。唐朝杜淹心悦诚服于封德彝的答复。贞观元年，御史大夫杜淹上奏：“各部门的文书案卷，恐怕有积压和遗漏，请命令御史到各部门检查。”太宗把这件事拿去询问封德彝，封德彝回答：“设置官职、划分职责，各有主管部门；如果果真有过失，御史自然应当纠察弹劾。如果遍历各部门，搜寻挑剔细小的缺失，就太过烦琐了。”杜淹默然不语。太宗问杜淹：“为什么不再争辩坚持？”杜淹回答：“天下的事务，应当完全出于公正；意见正确就听从它。封德彝所说的确实抓住了大体，臣诚心佩服，不敢再坚持错误。”太宗高兴地说：“你们都能这样，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韦思谦弹劾褚遂良压价购买译语人的土地。永徽元年，监察御史、阳武人韦思谦弹劾中书令褚遂良压低价格购买中书译语人的土地，大理少卿张叡册却把这件事按标准估价办理，认为褚遂良无罪。韦思谦上奏说：“设置估价制度，是国家所需要的；臣下之间的交易，怎么能把标准估价作为定价？张叡册玩弄文书、依附下属、欺骗皇上，罪当诛杀。”高宗于是把褚遂良降为同州刺史，把张叡册降为循州刺史。韦思谦名为韦仁约，按字行世。王义方在朝班前斥责李义府。显庆元年，李义府倚仗宠信掌权，洛州有个妇人淳于氏容貌美丽，被关在大理寺狱中，李义府嘱托大理寺丞毕正义违法把她释放，准备纳为妾。大理卿段宝玄对此怀疑而上奏，高宗命给事中刘仁轨等审讯此事。李义府害怕事情败露，逼迫毕正义在狱中自缢。高宗知道后，却赦免李义府的罪，不再追问。侍御史、涟水人王义方想上奏弹劾李义府，先告诉母亲说：“我担任御史，看到奸臣而不纠察就是不忠；纠察他又会危及自身并使母亲忧虑，就是不孝。这两件事不能自己决定，怎么办？”母亲说：“从前王陵的母亲牺牲自己来成就儿子的名声，你如果能够尽忠侍奉君主，我死也没有遗憾。”王义方于是上奏说：“李义府在皇帝车驾所在的京城之下，擅自杀死六品寺丞；即使说毕正义是自杀，也是因为害怕李义府的威势，杀身来灭口。这样一来，生杀之权就不是由皇上发出，逐渐发展下去便不可收拾，请再加以审查处理。”于是王义方在朝班前斥责李义府，命令他退下，李义府回头张望而不离开。王义方斥责了三次，高宗既不说话，李义府才快步退出。王义方于是宣读弹劾文书，高宗释放李义府而不追究，却说王义方毁辱大臣，言辞不恭，贬他为莱州司户。狄仁杰弹劾韦弘机、王本立。调露元年春正月己酉，高宗巡幸东都。司农卿韦弘机营造宿羽宫、嵩山宫、上阳宫等宫殿，制度宏大华丽。上阳宫临近洛水，建有绵延一里的长廊。宫殿建成后，高宗移居其中。侍御史狄仁杰弹劾说：“韦弘机引导皇上追求奢侈。”韦弘机因此获罪免官。左司郎中王本立倚仗恩宠掌权，朝廷都害怕他。狄仁杰上奏揭发他的奸恶，请求交付司法部门审理。高宗特意赦免了王本立。狄仁杰说：“国家即使缺少英才，难道还少王本立这样的人吗？陛下为什么吝惜罪人而损害王法？如果一定要曲意赦免王本立，请把臣放逐到无人之地，作为对后世忠贞之臣的告诫。”王本立最终获罪，从此朝廷上下肃然。郭霸曾经尝魏元忠的粪便。长寿元年，宁陵县丞、庐江人郭霸因为向太后谄媚奉承而被任为监察御史。中丞魏元忠生病，郭霸前去探问，趁机尝了他的粪便，欣喜地说：“大夫的粪便如果甘甜就值得忧虑，如今是苦的，没有妨碍。”魏元忠非常厌恶他，遇到人就把这件事告诉对方。

译阳峤不喜欢弹劾纠察的职务，于是被提拔为御史。长安四年，左台中丞桓彦范、右台中丞东光人袁恕己共同推荐詹事司直阳峤担任御史。杨再思说：“阳峤不喜欢弹劾纠察的职务，怎么可以呢？”桓彦范说：“任用官员要选择人才，难道一定要等到他想做的职位吗？越是不想做的职位，越应当给他。这样可以助长难以进用的风气，压制急于求取职位的道路。”于是提拔阳峤为右台侍御史。在此以前，李峤、崔玄暐上奏说：“从前正值改朝换代之时，许多人有违逆的行为，于是导致刻薄的官吏任意施行酷法。像周兴等人弹劾而使人家破产的案件，都请求予以昭雪免除。”司刑少卿桓彦范又上奏陈述此事，前后上表十次，太后才听从了。崔琬弹劾宗楚客、纪处讷接受戎狄的财物贿赂。景龙三年，监察御史崔琬在朝班前弹劾宗楚客、纪处讷暗中与戎狄勾通，接受他们的财物贿赂，导致边境祸患发生。按照旧例，大臣被弹劾后，应当弯腰快步退出，站在朝堂等待治罪。到这时，宗楚客反而更加愤怒，变了脸色，自我辩解说自己忠诚正直，是被崔琬诬陷。中宗最终没有彻底追问，只命令崔琬和宗楚客结为兄弟来调解此事。当时人称中宗为“和事天子”。杨孚弹劾纠察时不回避权贵。景云元年，侍御史杨孚弹劾纠察时不回避权贵，权贵们便诋毁他。睿宗说：“鹰搏击狡兔时，必须赶紧救援；否则鹰反而一定会被兔子咬伤。御史纠察奸邪，也是这样。假如不是君主保护他们，他们也会被奸邪之人反过来伤害。” 杨玚在朝廷上奏说：“李杰谋反，是被崔日知构陷的。” 开元三年，京兆尹崔日知贪婪暴虐、违法乱纪，御史大夫李杰将要弹劾他，崔日知反而构陷李杰有罪。十二月，侍御史杨玚在朝廷上奏说：“如果负责弹劾纠察的官员反而使奸人能够恐吓劫持，那么御史台就可以废除了。”明皇立即命李杰照常办理政事，把崔日知贬为歙县丞。长孙昕殴打李杰。皇后的妹夫、尚衣奉御长孙昕因为一点小事与御史大夫李杰不和。四年春正月，长孙昕和他的妹夫杨仙玉在里巷埋伏等候李杰，把他殴打了一顿。李杰上表自诉说：“头发和肌肤受到损伤，虽然使我痛心；官服冠冕受到凌辱，实在是有辱国体。”明皇大怒，命令在朝堂上杖杀长孙昕，以向百官谢罪。又下敕书安慰李杰说：“长孙昕等人是我的近亲，我不能教导他们，使他们凌辱侵犯朝廷官员，即使处以极刑，也不足以谢罪。你应当凭刚正的心肠痛恨邪恶，不要把凶恶之人放在心上。” 宇文融指使御史弹劾他人，事情泄露后获罪被贬。十七年，宇文融性情精明敏捷，应答善辩，因为治理财赋而受到明皇宠幸。他开始广泛设置各种使职，争相聚敛钱财，因此百官逐渐失去职权，而皇上的心意更加奢侈，百姓都怨恨困苦。宇文融为人疏阔急躁、话多，喜欢自我夸耀。他在宰相职位上时，对人说：“假如让我处在这个职位几个月，那么天下就没有事情了。”信安王李祎凭军功受到明皇宠爱，宇文融嫉恨他。李祎入朝时，宇文融指使御史李寅弹劾他，事情泄露给了李祎的亲近之人。李祎听说后，先把这件事告诉皇上。第二天，李寅的奏章果然送入。明皇大怒，宇文融因此获罪，被贬为汝州刺史。他担任宰相总共一百天就被罢免了。此后凡是靠谈论财利来取得显贵职位的人，都以宇文融为祖师。” 周子谅弹劾牛仙客没有才能，在朝堂上受到杖刑。二十五年，监察御史周子谅弹劾牛仙客没有才能，并引用防书作为证据。明皇非常愤怒，命左右在殿庭上用弓弦勒他，周子谅气绝后又苏醒，仍在朝堂上杖打他，并把他流放到瀼州；他走到蓝田就死了。李林甫说周子谅是张九龄推荐的，于是把张九龄贬为荆州长史。李勉弹劾管崇嗣背对宫阙而坐，因此获罪。至德元载，当时塞上的精锐士兵都被选入内地讨伐叛贼，只剩老弱士兵守边，文武官员不到三十人。他们披荆斩草，草创朝廷制度，武人因而骄横傲慢。大将管崇嗣在朝堂上背对宫阙坐着，谈笑自若。监察御史李勉上奏弹劾他，把他交给有关部门拘禁。肃宗特意赦免了他，感叹说：“我有了李勉，朝廷才开始尊严。” 代宗想找到不阿谀依附元载的人，于是任用李栖筠为御史大夫。大历六年，代宗越来越厌恶元载的所作所为，想找到不阿谀依附他的士大夫作为心腹，逐渐收回元载的权力。皇帝从宫中发出制书，任命浙西观察使李栖筠为御史大夫，宰相事先并不知道，元载因此稍稍失势。赵计上奏说苖不损与县令说法相同，但并不真实，两人都因此获罪被贬。十二年，京兆尹黎干上奏说秋雨损害庄稼，韩滉上奏说黎干所报不实。代宗命御史前往察看，御史回来奏报，受损田地总计二万多顷。渭南县令刘澡阿附度支，声称县境内的禾苗唯独没有受损。御史赵计的奏报与刘澡相同。代宗说：“雨水广大普遍，怎么会只有渭南没有受灾？”又命御史朱敖察看，查出受损三千多顷。代宗叹息了很久，说：“县令是养育百姓的官，即使没有受损，也应当说有损伤，竟然能这样不仁吗？”于是把刘澡贬为南浦尉，把赵计贬为澧州司户，却没有追究韩滉。崔防进入北军巡察囚犯，受到杖刑并被流放。贞元十九年，建中初年，敕令京城各使以及府县拘押的囚犯，每季末委派御史巡察，有冤屈滥捕的就上报。近年却只是由北军移送文书而已。监察御史崔防遇到下属后，严厉察看下级官吏，想陷害他，便引他进入右神防军。军使以下的人都惊惧害怕，把事情经过全部上奏。德宗大怒，杖打崔防四十下，把他流放到崖州。武元衡、窦群不依附王叔文的党羽。永贞元年，任命御史中丞武元衡为左庶子。德宗末年，王叔文的党羽多担任御史，武元衡轻视他们的为人，对待他们粗疏无礼。武元衡担任山陵仪仗使时，刘禹锡请求担任判官，武元衡没有答应。王叔文因为武元衡身在风宪之职，想让他依附自己，便让党羽用权势利益诱惑他，武元衡不肯听从，因此被降为侍御史。窦群上奏说屯田员外郎刘禹锡怀挟邪念、扰乱政事，不宜留在朝廷。他又曾拜访王叔文，向他作揖说：“事情本来就有不可预料的地方。”王叔文问：“说的是什么意思？”窦群说：“去年李实倚仗恩宠、挟持权贵，气势压倒一时；您在那时还在路旁徘徊，不过是江南的一名小吏罢了。如今您一旦重新占据这个位置，怎么知道路旁没有像您当初那样的人呢？”王叔文的党羽想驱逐窦群，韦执谊因为窦群一向有强直的声名，阻止了他们。卢坦弹劾柳晟、阎济美违反赦令进献财物。元和三年，御史中丞卢坦上奏弹劾前山南西道节度使柳晟、前浙东观察使阎济美违反赦令进献财物。宪宗召见卢坦并褒奖安慰他说：“朕已经赦免了他们的罪，不可以失信。”卢坦说：“赦令宣告天下，是陛下的大信。柳晟等人不畏惧陛下的法令，怎么能保全小信而丢弃大信呢？”宪宗于是命令把他们进献的财物退还给有关部门。卢坦作揖，让裴均退回自己的位置。

译任命荆南节度使裴均为右仆射。裴均一向依附宦官，因而得到显贵地位；担任仆射后更加自负傲慢，曾经入朝时越过自己的位置站立。中丞卢坦作揖请他退回去，裴均不听。卢坦说：“从前姚南仲担任仆射时，位置就在这里。”裴均说：“姚南仲是什么人？”卢坦说：“就是那个守正而不结交权幸之人的人。” 李夷简弹劾杨凭贪污，因为徐晦没有辜负杨凭，便推荐他担任御史。四年，御史中丞李夷简弹劾京兆尹杨凭。杨凭先前担任江西观察使时贪污、僭越而且奢侈，被贬为临贺尉。宪宗命令把杨凭的全部财产登记没收，李绛进谏说：“旧制规定，不是谋反叛逆，不能没收其家产。”宪宗于是停止了这件事。杨凭的亲友没有人敢去送行，栎阳县尉徐晦独自到蓝田与他告别。太常卿权德舆一向与徐晦友善，对他说：“你为杨临贺送行，实在很厚道，只是恐怕会给自己带来牵累吧？”徐晦回答：“我从平民时起，就承蒙杨公了解、奖掖；如今他被远远贬谪，难道能不与他告别吗？假如将来明公被谗人驱逐，我徐晦难道敢把自己当作路人吗？”权德舆感叹不已，在朝廷上称赞他。几天后，李夷简上奏推荐徐晦为监察御史。徐晦道谢说：“我平生从未有机会瞻望您的容貌，您从哪里了解并选用了我呢？”李夷简说：“你没有辜负杨临贺，难道会辜负国家吗？” 温造弹劾李祐违反敕令进献马匹，李祐因此胆战心惊。长庆四年夏，绥节度使李祐入朝担任左金吾大将军，进献马一百五十匹。敬宗退还了这些马。侍御史温造在阁内上奏弹劾李祐违反敕令进献财物，请求依法论罪。诏令赦免了李祐。李祐对人说：“我半夜进入蔡州城擒取吴元济时，心都没有动摇；今天却被温御史吓得胆落了！” 南唐江文蔚弹劾冯廷巳等人，因此获罪被贬。后晋天福十二年，唐主认为假传诏令、导致军队失败，都是陈觉、冯延鲁的罪过，于是下诏赦免诸将，商议斩杀这两人，以向朝廷内外谢罪。御史中丞江文蔚当着朝廷百官弹劾冯延巳、魏岑说：“陛下即位以来，所信任的只有延巳、延鲁、岑、觉四人。他们都阴险狡诈、玩弄权力，蒙蔽陛下的听察，排斥忠良，援引群小。进谏争辩的人被驱逐，私下议论的人受刑，上下互相蒙骗，行路的人只能以眼神示意。如今陈觉、冯延鲁虽然已经伏法，但冯延巳、魏岑还在，本根没有铲除，枝干还会再生；同样的罪行却受到不同的诛罚，人心必然疑惑。”唐主认为江文蔚所说过分，愤怒地把他贬为江州司士参军。陈觉被处置在蕲州，冯延鲁被处置在舒州。史官门。

译汉代蔡邕希望续成汉史。初平三年，董卓死了。左中郎将、高阳侯蔡邕当时在王允的座席上，听到消息后惊讶叹息。王允勃然大怒，斥责他说：“董卓是国家的大贼，几乎使汉室灭亡。你作为王朝的臣子，本应与大家共同痛恨他，却因为怀念他私下对你的恩遇，反而为他悲伤，难道不是要和他一同成为逆臣吗？”随即把蔡邕收捕，交给廷尉。蔡邕谢罪说：“我的行为虽然不忠，但只是感于古今的大义罢了。我所厌恶听到的事情、口中常常谈论的事情，难道是要背叛国家而归向董卓吗？我愿意接受黥面、砍脚的刑罚，只求继续完成汉史。”士大夫多怜悯并设法救他，却没有成功。太尉马日磾对王允说：“伯喈是举世少有的杰出人才，熟悉汉朝的事情，应当续成后世的史书，成为一代大典。如今他所获的罪竟至于被处死，恐怕会失去人望吧？”王允说：“从前武帝没有杀司马迁，使他写成诽谤之书，流传后世。现在国运中途衰落，战马已经临近郊外，不能让奸佞之臣在幼主身边执掌笔墨。这样既不能增益圣德，反而会使我们这些人蒙受他的讥议。”马日磾退下后对人说：“王公恐怕没有后代吧？善人是国家的纲纪，著述是国家的典章。毁灭纲纪、废弃典章，国家怎么能长久呢？”蔡邕最终死在狱中。晋代孙盛撰写《晋春秋》。太和四年，大司马桓温征发徐州、兖州百姓修筑广陵城，并把军镇迁到那里。当时徭役已经频繁，加上疫病，死亡的人有十分之四五，百姓叹息怨恨。秘书监、太原人孙盛撰写《晋春秋》，如实记载当时的事情。大司马桓温看到了，十分愤怒，对孙盛的儿子说：“枋头确实是一次失利，何至于像令尊所写的那样？”又说：“如果这部史书流传出去，就是要连累你们全家的事了。”孙盛的儿子立即下拜道歉，请求改动史书。当时孙盛年老居家，性情方正严厉，行为有法度；子孙即使已经头发花白，他对待他们仍然更加严厉。到了这时，几个儿子一起号哭叩头，请求为全家人的性命作打算，孙盛大怒，不答应。几个儿子于是私下把史书改了。孙盛此前已经另写了一份副本，送到国外流传。后来孝武帝搜求异书，在辽东得到这份副本，发现它与现存的本子不同，于是两种版本都保存下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桓玄自己撰写起居注。元兴三年，桓玄到达寻阳，郭昶之供给他器物和兵力。桓玄逼迫皇帝向西进发，刘毅率领何无忌、刘道规等各路军队追赶他。桓玄留下龙骧将军何澹之、前将军郭铨和郭昶之守卫湓口。桓玄在途中亲自撰写起居注，叙述讨伐刘裕的事情，自称谋划经营没有遗漏，诸军违背节度才导致奔逃失败。他专心思考著述，没有时间与群臣商议时事。起居注写成后，向远近的人宣布。北魏崔浩把国史刻在石碑上，因此被诛杀。宋元嘉二十七年，魏主命崔浩掌管秘书事务，让他与高允等人共同编撰国记，并说：“务必按照实录来写。”著作令史闵湛、郗标性情机巧谄媚，受到崔浩宠信，便劝崔浩把所撰国史刻在石碑上，以彰显直笔。崔浩最终采纳了闵湛、郗标的意见，把史文刻在石碑上，立于郊坛东方；其中记载魏国先世的事情，都详细真实地列在通衢旁。来往看见的人全都谈论此事。北方人没有不愤怒的，纷纷向魏主诬告崔浩，说他公开宣扬国家的丑事。魏主大怒，命有关部门查究崔浩及秘书郎属吏的罪状。魏主召见高允，问道：“国书都是崔浩写的吗？”高允回答：“太祖本纪是前著作郎邓渊写的；先帝本纪和今上的记载，是臣与崔浩共同写的。不过崔浩所负责的事情大多只是总领裁定，至于具体撰述，臣做得比崔浩多。”魏主回头对太子说：“这个人真直率啊！在感情上难以说出的话，高允却能说出来。他到临死也不改变供词，这确实可信。作为臣子不欺骗君主，这是贞正。”于是赦免了高允。魏主下诏诛杀崔浩以及他的僚属宗钦、段承根等人，下至童仆小吏，共一百二十八人，全都夷灭五族。崔浩被捆绑放在囚车里，送往城南，几十名卫士在他身上撒尿；他的呼喊声凄惨悲痛，路人都能听见。魏主诛杀崔浩以后又后悔了。适逢比部尚书、宣城公李孝伯病重，有人传说他已经死了。魏主哀悼他说：“李宣城真可惜。”随即又说：“朕失言了，应该说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 齐代沈约撰写《宋书》，其中大量记载宋世祖、太宗的鄙俗之事。永明十年，武帝命太子家令沈约撰写《宋书》。沈约对是否为袁粲立传有所疑惑，便向武帝请示。武帝说：“袁粲本来就是宋室的忠臣。”沈约又大量记载宋世祖、太宗的许多鄙陋猥亵之事。武帝说：“孝武帝的事迹，不能一下子这样写尽。我过去曾侍奉明帝，你可以思考为尊者讳、隐恶扬善的道理。”于是删除了很多内容。北齐魏收撰写《魏书》，当时人称它为“秽史”。梁承圣三年，齐国中书令魏收撰写《魏书》，很是凭个人爱憎来决定褒贬，常常对人说：“什么东西一样的小子，竟敢对魏收摆脸色！我提拔他，就能让他升上天；我压制他，就能让他坠入地。”史书完成后，卢潜上奏说魏收诬蔑歪曲一代历史，罪应处死。卢斐、顿丘人李庶也都说《魏史》不公正。魏收向齐主上表说：“臣已经与强宗结怨，将要被刺客杀死。”齐主大怒，于是卢斐、李庶和王松年都因诽谤史书获罪，被鞭打二百下，发配到甲坊。卢斐、李庶死在狱中，卢潜也因获罪被关进监狱。然而当时人最终还是不服，称这部书为“秽史”。唐太宗想看褚遂良所写的起居注。贞观十六年，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你还知道起居注所记的内容，能让我看看吗？”褚遂良回答：“史官记载君主的言语行动，把善恶都详细记录下来，希望君主因此不敢做错事；我从未听说君主亲自取来看它。”太宗说：“朕如果有不好的事情，你也记录吗？”褚遂良回答：“臣的职责就是执笔记载，不敢不记录。”黄门侍郎刘洎说：“即使褚遂良不记，天下人也都会记下来的。”太宗说：“确实如此。” 又命令房玄龄等人编撰整理实录，进呈给皇帝。

译十七年，起初，太宗对监修国史房玄龄说：“前代史官所记的史书，都不让君主看，为什么呢？”房玄龄回答：“史官不虚假赞美，也不隐瞒过错；如果君主看见了，必然会发怒，所以不敢进呈。”太宗说：“朕的心意与前代帝王不同，想亲自看看国史，知道从前的过错，作为后世的鉴戒。你可以编撰整理后进呈。”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言说：“陛下圣德在身，所作所为没有过错，史官所写按道理都应当尽善尽美；陛下即使亲自查看起居注，也没有什么不妥。如果把这种做法传给子孙，臣私下恐怕几代以后，子孙中或许会有不够聪明的，掩饰过错、维护短处，史官必然免不了遭受刑诛。这样一来，史官都会迎合风向、顺从禁忌，以保全自身、远离祸害；悠悠千年之后，还有什么可以相信呢？前代不让君主观看史书，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太宗没有听从。房玄龄于是与给事中许敬宗等人删定，编成《高祖今上实录》。书写成后，进呈给太宗。太宗看到书中记载六月四日的事情，言语多有避讳隐饰，便对房玄龄说：“从前周公诛杀管叔、蔡叔来安定周室，季友毒死叔牙来保全鲁国，朕所做的事也类似于此，史官有什么可讳言的？”立即命令删去浮饰之词，直截了当地记载事实。诏令刘仁轨改修许敬宗所撰的国史。咸亨四年，诏令刘仁轨等人改修国史，因为许敬宗等人所记载的内容有很多不真实之处。吴兢没有听从张说的请求。开元九年，安州别驾刘子玄去世。刘子玄就是刘知几，因为避开明皇的嫌名，所以以字行世。著作郎吴兢撰写《则天实录》，说宋璟激使张说作证魏元忠的事情。张说修史时看到了这段记载，知道吴兢所写有错误，便说：“刘五实在太不顾念我了。”吴兢起身回答：“这正是我写的，史稿都还在，不能让明公无端怨恨死者。”同僚们都变了脸色。后来张说暗中请求吴兢改动几个字，吴兢始终不答应，说：“如果依从您的请求，那么这部史书就不是直笔，将来凭什么取得信任呢？” 魏谟劝谏文宗不要观看起居注。开成四年，文宗到起居舍人魏谟那里取记注观看。魏谟不肯，说：“记注兼记善恶，是用来警戒君主的。陛下只需努力行善，不必观看史书。”文宗说：“朕从前曾经看过。”魏谟回答：“这是从前史官的罪过。如果陛下亲自观看史书，史官一定会有所避讳，后世凭什么相信史书呢？”文宗于是停止了这件事。京兆门。西汉张敞任职京兆尹只有五天。甘露元年，杨恽被诛杀时，公卿上奏说京兆尹张敞是杨恽的党羽和朋友，不应继续任职。宣帝爱惜张敞的才能，唯独把这份奏章压下不发。张敞派属吏絮舜去查办验证一件事情，絮舜私自回到家里说：“我这个京兆尹只剩五天任期了，哪里还能再查办事情？”张敞听到这句话，立即部署官吏逮捕絮舜，把他关进狱中，昼夜审讯拷问，终于使他死去。依法论罪，絮舜本应免死，张敞却让主簿拿着教令告诉絮舜：“说我只做五天京兆尹，现在结果怎么样？冬月已经结束了，你的命还能延长吗？”于是把絮舜弃尸于市。前面有赵广汉、张敞，后面有三位王氏人物。成帝阳朔四年，少府王骏担任京兆尹。王骏是王吉的儿子。在此以前，京兆尹中有赵广汉、张敞、王尊、王章；到王骏时，他们都有能干的名声。所以京城中称道说：“前面有赵、张，后面有三王。” 唐代许孟容肃清京城。元和四年，左神防军官吏李昱借了长安富人八千缗钱，满三年仍不偿还。京兆尹许孟容把他逮捕、戴上刑具拘禁，限定日期让他偿还，说：“期限到了还不能还清，就处死。”全军都大为惊惧，中尉向宪宗诉说此事。宪宗派宦官出使传诏，命许孟容把李昱送回本军，许孟容不肯遣送。宦官再次来到，许孟容说：“臣不奉诏，当然应当处死；但是臣替陛下治理京畿，如果不压制豪强，怎么能肃清皇帝车驾所到之处？钱没有还清，李昱就不能交还。”皇上赞许他的刚直，同意了他的做法，京城因此震动恐惧。柳公绰杖杀神防军将领。十一年，任命给事中柳公绰为京兆尹。柳公绰刚到府署，有一名神防军小将骑马横冲直撞，在前面开道；柳公绰停下马来，杖杀了他。第二天，柳公绰入延英殿应对，皇上脸色十分愤怒，责问他擅自杀人的情况。柳公绰回答：“陛下不认为臣没有才能，让臣主管京兆。京兆是皇帝车驾所在之地的表率，如今臣刚开始处理政事，小将就敢这样冒犯，这正是轻视陛下的诏命，不只是怠慢臣。臣只知道杖责无礼之人，不知道他是神防军将领。”宪宗说：“为什么不上奏？”柳公绰回答：“臣的职责就是杖责他，不是上奏。”皇上说：“谁应当上奏？”柳公绰回答：“本军应当上奏。如果他死在街道上，金吾街使应当上奏；如果死在坊内，左右巡使应当上奏。”皇上没有办法治他的罪，退朝后对左右说：“你们一定要留意这个人，朕也害怕他。” 韩愈任京兆尹时，六军不敢犯法。长庆三年，任命吏部侍郎韩愈为京兆尹，六军都不敢犯法，私下相互说：“这个人还想焚烧佛骨，怎么能去冒犯他呢！” 薛元赏杖杀禁军将领。文宗太和八年，当时禁军暴虐横行，京兆尹张仲方不敢责问；宰相认为他不能胜任，便用司农卿薛元赏代替他。薛元赏曾到李石府第，听见李石正坐在听事堂里，和一个人争辩得非常喧闹。薛元赏派人察看，回报说有神防军将领来申诉事情。薛元赏快步进入，对李石责备说：“相公辅佐天子，统理天下纲纪，如今连身边一个军将都不能制伏，使他无礼到这种程度，凭什么镇服四夷？”于是命左右把那名军将擒住，等候在下马桥。军将的党羽向仇士良申诉，仇士良派宦官召薛元赏，说：“中尉请大尹过去。”薛元赏说：“我这里有公事，办完就会接着前往。”于是杖杀了那名军将，然后穿着白服去见仇士良。仇士良说：“你这个糊涂书生，怎么敢杖杀禁军大将？”薛元赏说：“中尉是大臣，宰相也是大臣。宰相的属下如果对中尉无礼，该怎么办？中尉的属下对宰相无礼，难道可以宽恕吗？中尉与国家同为一体，应当替国家爱惜法令。”薛元赏已经穿着囚服前来，只听凭中尉决定他的生死。仇士良知道军将已经死了，也没有办法，于是叫人拿酒来，与薛元赏欢饮后结束。韦澳治理郑光的庄吏。

译大中十年，宣宗认为京兆长期治理不好，便任命翰林学士韦澳为京兆尹。韦澳为人公正刚直，接任职务后，豪强贵戚都收敛了。郑光的庄吏肆意横行，成为乡里的祸患，多年不缴纳租税。韦澳把他抓住，戴上刑具，准备依法处置。皇上说：“郑光很爱护这个人，怎么办？”韦澳回答：“陛下从内廷任用臣为京兆尹，是想清理京畿积累的弊病。如果郑光的庄吏多年成为蠹虫，却因为得到宽免而逃脱重罪，那就会变成陛下的法令只在贫苦人家实行，臣不敢奉行这样的诏令。”皇上说：“确实如此，只是你给他狠狠杖打，免除死罪，可以吗？”韦澳回答：“臣不敢不奉诏，愿意听凭臣暂且把他拘押，等租税征足后再释放他。”皇上说：“这样最为妥当。朕因为郑光而扰乱你的法令，实在感到惭愧。”韦澳回到府署，立即杖打那名庄吏，督促他缴足数百斛租税，然后才把庄吏交还给郑光。郡守门。西汉何并接替严诩，刚柔作风各不相同。平帝元始三年，颍川太守、陵阳人严诩原本凭孝行做官，把属官当作老师和朋友；属官有过错，他就关闭官署独自责备自己，始终不严厉斥责。郡中发生动乱，王莽派使者征召严诩，属官数百人为他设宴饯行。严诩坐在地上哭泣，属官说：“明府是吉祥地被征召，不应当这样。”严诩说：“我是为颍川的士人悲哀，自己难道有什么忧愁吗？我是因为柔弱而被征召，接替我的一定是刚猛之人；等他到任，恐怕会有僵卧倒毙的人，所以我是在为你们相互哀悼。”严诩到任后，被任命为美俗使者，又调任陇西太守。平陵人何并担任颍川太守，到郡后便逮捕钟元的弟弟钟威等人，把他们全都杀了，郡中震动恐惧。颍川百姓希望借用寇君一年。东汉建武八年，光武帝对执金吾寇恂说：“颍川逼近京师，应当及时平定。我只是想到只有你能够平定它。你从九卿职位再次出任地方官，也是为了忧虑国家，可以这样做。”寇恂回答：“颍川听说陛下正在处理陇、蜀的事情，所以狂妄狡猾之徒乘机相互欺骗误导。假如听说皇帝车驾向南进发，贼寇一定会惊惶恐惧，归降求死。臣愿意手执锐兵在前面开路。”皇帝同意了，车驾向南征讨。颍川盗贼全部投降，寇恂最终没有赴任郡守。百姓拦住道路说：“希望跟随陛下再次借用寇君一年。”于是把寇恂留在长社，镇守安抚官民，接收安置其余投降者。唐代马周说朝廷内重而地方轻。贞观十一年，马周上疏说：“百姓能够得到治理安定，关键只在刺史、县令。如果选用的都是合适的人，那么陛下就可以端坐而无为而治。如今朝廷只重视京官，却轻视州县官的选任；刺史多任用武人，或者等京官不称职了，才补任外地官职。边远地区，用人就更加轻率，所以百姓不能安定，大概就是由此造成的。”奏疏送上后，太宗称赞说好。过了很久，太宗对侍臣说：“刺史由朕亲自选任；县令应当下诏，让京官五品以上各自推荐一人。” 县令门。东汉卓茂用礼教治理，不用法律严治。建武元年，起初，宛人卓茂宽厚仁慈、恭敬亲爱，淡泊旷达而以遵行道义为乐，质朴真实，不追求华丽的外表，行为处在清廉与世俗之间。哀帝、平帝年间，他担任密县县令，把百姓看得像自己的孩子，表扬善行并加以教导，口中从不说恶言，官吏百姓都亲近爱戴他，不忍心欺骗他。百姓曾经有人说部亭长接受了他赠送的米肉，卓茂问：“亭长是向你索取的吗？还是因为你有事情托付给他，他才接受的吗？或者是平常自愿怀着好意赠送给他的呢？”百姓说：“只是过去赠送给他罢了。”卓茂说：“既然是赠送，他接受了，你为什么还要来告发呢？”百姓说：“我私下听说贤明的君主使百姓不害怕官吏，官吏也不取用百姓的财物。如今我害怕官吏，所以才赠送给他；官吏既然最终接受了，所以我来告诉您。”卓茂说：“你已经成为一个坏百姓了。凡人聚居而不混乱，区别于禽兽，是因为有仁爱礼义，知道相互尊敬侍奉。你偏偏不愿意修行这些，难道还能高飞远走，不在人世间生活吗？只是不应当凭借威势强行索取罢了。亭长一向是好官吏，这是你按时节赠送礼物给他的。”百姓说：“如果这样，法律为什么还要禁止呢？”卓茂笑着说：“法律制定的是大原则，礼顺应的是人情。现在我用礼来教导你，你一定不会怨恨；如果用法律来治你的罪，你将把手脚放在哪里呢？” “在一个家庭之内，小的过错可以论罪，大的过错就可以处死。你暂且回去好好想想。”起初，卓茂到县任职后有所废除和设置，官吏百姓都嘲笑他。邻近城邑听说后，也都讥笑他没有能力。河南郡因此设置郡守来监督他，卓茂并不因此嫌怨，仍然像平常一样处理政事。几年以后，教化大为盛行，路不拾遗。他升任京部丞时，密县的老少都流着眼泪跟随送行。陈寔不禁止百姓诉讼。桓帝建和三年，陈寔担任太丘长，修养德行，清静治理，百姓因此安定。邻县前来归附的百姓，陈寔总是训导他们、为他们解释明白，并遣送他们各自回到本乡。司官巡行部属时，属吏担心百姓中有人要诉讼，报告说想禁止此事。陈寔说：“诉讼是为了寻求公道，禁止诉讼，公道将从哪里申明呢？”不要拘禁他们。司官听后叹息说：“陈君所说如果是这样，哪里还会有人受到冤屈呢？”最终也没有人来诉讼。贾彪严格实行养育子女的制度。延熹九年，贾彪曾担任新息长。百姓贫困，多数人不愿养育孩子，贾彪严厉制定规定，把这种行为与杀人同罪。城南有盗贼抢劫杀人，城北有妇人杀死自己的孩子，贾彪出发查验，属吏想先去城南，贾彪愤怒地说：“盗贼杀人，这是通常的犯罪；母子相互残害，是违逆上天、违背人道。”于是驱车向北行进，查明并判定了妇人的罪。城南的盗贼听说后，也把双手反绑，前来投案自首。几年之间，养育孩子的人数以千计，都说：“这是贾父使他得以出生的。”于是都给孩子取名为“贾”。李君奭有不同寻常的政绩。大中九年初，宣宗在渭水边校猎，有十几个父老聚集在佛寺里。皇上问他们原因，他们回答：“我们是醴泉县百姓。县令李君奭有不同寻常的政绩，任期考核期满后应当离任，我们到府署请求把他留下，所以在这里向佛祈祷，希望愿望能够实现。”后来怀州刺史职位空缺，皇上亲笔任命李君奭，宰相们都猜不透其中原因。李君奭入朝谢恩时，皇上把这件事告诉他，以此勉励；众人才知道其中缘故。《通鉴总类》卷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