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通鉴总卷八下宋沈枢撰儒将门

译钦定四库全书。《通鉴总类》卷八下，宋沈枢撰，儒将门。晋代杜预不骑马，却善于用兵。世祖太康元年，杜预本人不骑马，射箭也不能穿透铠甲札片，但用兵作战却能取胜，诸将没有人比得上他。陆机与惠帝交战，大败。太安二年，河间王颙起兵讨伐长沙王乂。大将军颖与河间王颙共同进攻长沙王乂。惠帝下诏说：“河间王颙竟敢发动大军进逼京城，我将亲自率领六军诛灭奸逆。任命长沙王乂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以抵御河间王颙。”颖率军驻扎在朝歌，任命平原内史陆机为前将军，统率王粹等二十多万军队，向南进军洛阳。陆机以寄居之身侍奉颖，一旦之间位居诸将之上，王粹等人心中都不服。白沙督孙惠与陆机亲厚，劝陆机把都督之职让给王粹。陆机说：“他将会认为我首鼠两端，这只会加速灾祸。”于是继续前进。太尉乂奉惠帝与陆机在建春门交战，陆机军大败，逃到七里涧，死者堆积如山，河水也因此不能流通。孟玖诬陷陆机。起初，宦官孟玖受到颖的宠信。孟玖想任用自己的父亲做邯郸令，陆云坚决执意不准，说：“这个县是公府的要职，怎么能让黄门的父亲担任呢？”孟玖的弟弟孟超率领万人担任小督，尚未交战就放纵士兵大肆抢掠。陆机逮捕了主使者，起兵一百多名铁骑，直接冲入陆机部下夺走那人，回头对陆机说：“貉奴也能做督吗？”孙拯劝陆机杀掉孟超，陆机没有采纳。孟超向众人宣扬说：“陆机将要谋反。”又写信给孟玖，说陆机首鼠两端，所以军队不能迅速决战。交战时，孟超不接受陆机的节制，单独率轻兵前进，结果战败身亡。孟玖怀疑陆机杀了孟超，便向颖诬陷陆机说：“陆机对长沙王怀有二心。”颖大怒，派牵秀率兵逮捕陆机。参军事王彰劝谏说：“今天的行动，双方强弱悬殊，即使庸人也知道一定能取胜，何况陆机明达呢？只是陆机是吴人，殿下对他的任用太过分，北方旧将都嫉恨他罢了。”颖不听。陆机听说牵秀到来，脱下戎装，穿上白帢，与牵秀相见，并写奏牍向颖辞别。随后叹息说：“华亭的鹤鸣，还能再听到吗？”牵秀于是杀了他。颖又逮捕陆机的弟弟陆云和孙拯，把他们都投入狱中。颖对此感到悲伤，显露出想宽赦陆云的意思。孟玖扶着颖进入狱中，催促他下令杀死陆云，并诛灭陆机三族。狱吏拷打孙拯数百下，打得两踝骨都露了出来，但他始终说陆机是冤枉的。狱吏知道孙拯义烈，对他说：“陆氏兄弟被冤枉，谁不知道？您难道不能爱惜自己的身体吗？”孙拯仰天叹息说：“陆氏兄弟是世间奇才，我蒙受他们的知遇而爱护他们。如今既然不能救他们免死，难道忍心再跟着诬陷他们吗？”孟玖等人知道孙拯不可屈服，于是让狱吏假冒孙拯的口供。颖杀死陆机以后，心中常常后悔。等看到伪造的孙拯口供，大喜，对孟玖等人说：“如果不是你们的忠诚，就不能彻底揭露这个奸贼。”于是诛灭孙拯三族。孙拯的门人费慈、宰意两人到狱中申明孙拯的冤屈。孙拯斥遣他们说：“我按道义不能辜负陆氏兄弟，死是我应有的命运，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两人说：“您既然没有辜负陆氏兄弟，我们又怎么能辜负您呢？”坚持申说孙拯的冤屈。孟玖又把他们杀死。唐代柳公绰自请讨伐蔡州。元和十年，宪宗下诏命鄂岳观察使柳公绰率兵五千，交给安州刺史李听，讨伐吴元济。柳公绰说：“朝廷认为我是书生，不懂军事吗？”立即上奏请求亲自前往，获准。柳公绰号令整齐严肃，安排处理军事事务，诸将无不服从。士卒在行营时，他们的家属有疾病、死亡、丧事，柳公绰都给予优厚的供给。士卒都高兴地说：“中丞替我们料理家庭，我们怎么能不向前拼死作战呢？”所以每次交战都获胜。柳公绰所骑的马踢死了养马人，柳公绰命令杀死这匹马来祭奠养马人。有人说：“养马人自己没有防备罢了，这是一匹良马，杀掉太可惜。”柳公绰说：“才能虽好，性情却驽劣，有什么值得可惜的？”最终还是杀了它。没想到颇、牧这样的人近在禁廷。大中六年，党项再次侵扰边境。宣宗想选择可以担任邠宁帅的人，却苦于难以找到合适人选。他从容地与翰林学士毕諴谈论边疆事务，毕諴援引古事、根据今情，详细陈述策略。皇帝高兴地说：“我正在选择将帅，没想到颇、牧这样的贤将近在禁廷，你愿意替朕出征吗？”毕諴欣然接受命令。材兼文武门。晋代刘渊兼具文才和武略。咸宁五年，单于刘渊年幼时就俊秀奇异，广泛学习经史，曾说：“我常以随何、陆贾没有武略，绛侯、灌婴没有文才为耻。随何、陆贾遇到高帝，却不能建立封侯的功业；绛侯、灌婴遇到文帝，却不能兴办庠序教育，难道不可惜吗？”于是兼学军事。长大后，他臂长如猿，善于射箭，体力超过常人，容貌魁梧伟岸。他作为任子住在洛阳，王浑和他的儿子王济都很器重他，多次向武帝推荐。武帝召见他交谈，对他很满意。王济说：“刘渊有文武两方面的卓越才能，陛下如果任用他处理东南事务，吴国不难平定。”孔恂、杨珧说：“不是我族类的人，内心必然与我们不同。刘渊的才干器识确实少有人比得上，但不能委以重任。”等到凉州失陷，武帝向李憙询问将领人选。李憙回答说：“陛下如果能调发匈奴五部的军队，授予刘渊一个将军名号，让他统率军队向西进发，树机能的首级指日可待，就可以斩下示众。”孔恂说：“刘渊如果果真斩下树机能的首级，那么凉州的祸患反而会更加深重。”武帝于是作罢。傅永上马能够击贼，下马能够撰写露板。齐明帝建武四年，傅永有勇力，喜爱学习，能够作文。魏主常常感叹说：“上马能够击贼，下马能够撰写露板，只有傅脩期罢了。” 唐代裴行俭文武兼备。调露元年，高宗宴请裴行俭，对他说：“你兼有文才和武略，如今授予你两个职务。”于是任命他为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娄师德具有文武才能。永淳元年，吐蕃入侵河源军，军使娄师德在白水涧率兵攻击他们，八战八胜。皇帝任命娄师德为比部员外郎、河源军经略副使，说：“你有文武两方面的才能，不要推辞。” 掌管军事的人必须是圣贤、才德兼备的人。

译文宗太和七年，杜牧又为《孙子》作注，并为它写序，认为军事就是刑法，刑法就是政事。作为孔子门徒，军事实际上是仲由、冉有所从事的事情。不知从哪个朝代、哪个人开始，把它分成两条道路，说文事和武事分开而各自施行，于是使缙绅士大夫不敢谈军事，有的人甚至以谈军事为耻。只要有人谈论军事，世人就认为他粗暴、与众不同，不把他列入正常人物之中。唉！丧失根本，这件事最为严重。《礼》说：“四郊多有堡垒，这是卿大夫的耻辱。”纵观古代，建立国家、使国家灭亡，没有一次不是由军事造成的。掌管军事的人，必须是圣贤、才德兼备、见闻广博的人，这样才能在朝廷上参与谋议；等到战争形势已经形成，然后再把军队交给将领。汉高祖说：“发号施令、指挥军队的是人，捕获兔子的是狗。”这话就是这个道理。那些担任宰相的人却说：“军事不是我的事情，我不应当知道。”君子说：“白白占据那个职位，可以吗？” 省官门。东汉光武帝合并裁省四百多个县。建武六年，诏书说：“设置官职、任用官吏，是为了百姓。如今百姓遭受灾难，户口损耗减少，而县官所设置的官吏职位仍然繁多。命令司隶校尉、州牧分别核实所属地区的情况，裁减官吏员额。县、国不足以设置长吏的，就合并它们。”于是合并裁省四百多个县，官吏职位大为减少，十个职位只保留一个。晋代傅咸、荀勖议论裁省官员。武帝咸宁五年，皇帝下诏询问朝臣政事的得失。司徒左长史傅咸上书，认为公家和私人都困乏，是因为设置的官员太多。过去都督只有四人，如今加上监军，超过十人。大禹划分九州，如今的刺史几乎增加了一倍。户口只有汉代的十分之一，设置的郡县却更多。空设军府，动辄有几百处，却没有益处。宿卫的五等诸侯，闲置官属；各种俸禄供给，都出自百姓。这就是百姓困乏的原因。当今最急迫的事情，在于合并官职、停止劳役，上下都致力于农业罢了。当时又议论裁减州、郡、县一半的属吏，使他们从事农业。中书监荀勖认为：裁减属吏不如裁减官职，裁减官职不如减少政事，减少政事不如使内心清静。过去萧何、曹参辅佐汉朝，史书记载他们清静无为，百姓因此安宁统一，这就是所谓清心。抑制浮夸的言论，简化文书案牍，略去琐碎苛细，宽赦小过；对于喜欢改变常法以求取利益的人，一定施行诛罚，这就是所谓省事。把九寺合并到尚书省，把兰台交给三府，这就是所谓省官。如果只制定一个笼统的原则，把天下官吏一律减去一半，恐怕文武各官、郡国职务，繁简不同，不能一概施行。如果出现职位空缺，都必须重新设置；有的还可能因此激发矛盾，使官职更加繁多，也不能不慎重。” 唐代韦玢上奏请求裁汰郎官。玄宗开元三年，尚书左丞韦玢上奏：“郎官大多不能履行职务，请求裁汰他们，改授其他官职。”韦玢不久出任刺史，宰相上奏拟任他为冀州刺史，诏令却改授小州刺史。姚崇上奏说：“台郎宽纵懈怠以及不称职的人，韦玢请求裁汰，是奉行公事。台郎刚刚改任官职，韦玢就被贬到外地。”议论的人都认为，郎官诽谤伤害大臣，恐怕后来左右丞会以此为戒，那么省事的政令从何处推行呢？于是任命韦玢为冀州刺史。德宗大规模裁减州县官员。贞元三年，大规模裁减州县官员，把收回的俸禄用来供给战士，这是张延赏的谋划。当时新任命的官员有一千五百人，而应当裁减的有一千多人，怨恨叹息声充满道路。李泌请求恢复被裁减的州县官员。李泌请求恢复被裁减的州县官员，德宗说：“设置官吏是为了治理百姓，如今户口比承平时期减少了三分之二，而官吏员额反而增加，怎么可以呢？”李泌回答说：“户口虽然减少了，但政务比承平时期多了将近十倍，官吏难道能不增加吗？况且被裁减的都是有职事的官员，而冗官却没有减少，这正是不恰当的地方。至德以来，设置的额外官员相当于正式官员的三分之一；如果允许他们任职满一定日数取得资历，然后停止增加两次选任，授予同类的正式官职，这样不但不会怨恨，反而会使他们高兴。”他又请求诸王尚未出阁的，不要任命府官，皇帝全都听从了。诏令说，先前裁减的官员都应恢复原职。李吉甫请求命有关部门详细确定官职的废置。宪宗元和六年，李吉甫上奏：“从汉代到隋代，共有十三个朝代，设置官职之多，没有一个比得上本朝。天宝以后，中原现有的驻军可以计算的有八十多万。其余人中，做商贾、僧人、道士而不从事农业的，占十分之五六。这就是说，常常由三成辛劳劳作的人，供养七成等待衣食、坐享其成的人。如今内外官员中由税钱供给俸禄的，不下于一万人。天下三百多个县，有的把一个县的地方扩大设置为州，有的把一个乡的民众设置为县，这种情况很多。请下令有关部门详细确定官吏的废置，可以裁省的就裁省，州县可以合并的就合并，入仕的途径可以减少的就减少。” 李吉甫请求酌量确定俸禄供给。吉甫又说：“国家原有的制度，是按照品级制定俸禄。一品官每月俸钱三十缗；职田所出的禄米，不过一千斛。自从国家处于艰难时期以来，增加设置使职的名额，优厚地发给俸钱。太历年间，权臣每月俸钱多到九千缗；州无论大小，刺史都给一千缗。常衮任宰相时，才开始规定限额。李泌又根据职务的闲忙繁简，随事增加俸禄，当时称为通济，按理很难再削减。然而仍有名义上保留而职务废除的，或者名额取消而俸禄仍在的；在职务闲忙繁简之间，俸禄厚薄突然相差很大。请下令有关部门详细考察俸料及各种补给，酌量确定后上奏。”于是任命给事中▯平仲等人共同详议制定。吏部上奏请求合并裁省内外官职。吏部上奏说，奉诏合并裁省内外官职，共裁八百零八员，各部门流外官一千七百六十九人。后汉杨邠上奏，要求让前资官分居两京。隐帝干祐二年，杨邠上奏说：“各位前资官喜欢煽动藩镇大臣，应该全部遣送到京师。”不久，四面八方的人云集而来，每天都围着宰相请求任官。马求官，杨邠又上奏说：“前资官应当分居两京，等待有职位空缺时再补授。”因而漂泊无所归的人很多，杨邠又上奏说：“凡是往来行路的人，都发给过所。”不久，官府道路拥塞，民情大为扰乱，于是停止了这项措施。李德裕认为，裁减事务不如裁减官员。李德裕曾说：“减少政务，不如减少官员；减少官员，不如减少吏员。能够裁减冗官，确实是治理的根本。”于是上奏裁撤郡县吏员共二千人，失去官职的士人都怨恨他。信任之道 东汉光武帝下诏告诫冯异不要心怀疑惧。建武五年，冯异治理关中，出入关中三年。上林、成都人中有人上书，说冯异威权极重，百姓归心，号称他为咸阳王。光武帝把奏章给冯异看，冯异惶恐害怕，上书陈谢。光武帝下诏答复说：“将军对于国家，义理上是君臣，恩情上如同父子，有什么可嫌疑、可猜疑的，却产生了恐惧之意呢？” 我和将军如同左右手。

译建武八年，窦融因为长期专任一方，害怕不能自安，多次上书请求有人代替自己。光武帝下诏答复说：“我和将军如同左右手罢了。你屡次表示谦退，为什么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勉力安抚士民，不要擅自离开你的部属。” 蜀汉主告诫太子要敬重丞相。魏文帝黄初四年，汉主病重，命令丞相诸葛亮辅佐太子，以尚书令李严为副。汉主对诸葛亮说：“您的才干超过曹丕十倍，一定能够安定国家，最终成就大事。如果嗣子可以辅佐，就辅佐他；如果他没有才能，您可以自行取而代之。”诸葛亮流着眼泪说：“臣怎敢不竭尽辅佐之力，效法忠贞的节操，直到以死相继。”汉主又写诏书告诫太子说：“人到了五十岁，不能算夭折；我已经六十多岁了，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只是挂念你们兄弟罢了。要努力，要努力！不要因为坏事小就去做，也不要因为好事小就不去做。只有贤能和有德，才能使人信服。你的父亲德行浅薄，不值得你效法。你要跟随丞相办事，侍奉他如同父亲。” 吴王所写的书信都给陆逊看。建兴五年，吴、蜀之间的使者往来不断。对于当时政务上应当采取的措施，吴王常让陆逊转告诸葛亮，并且刻制印章放在陆逊那里。吴王每次给汉主和诸葛亮写信，常常先拿给陆逊看；凡是轻重措辞、可否取舍有不妥之处，就让陆逊修改定稿，再盖印封发。晋元帝命王导登上御座与自己同坐。建武元年，王即皇帝位，百官都陪列在朝。元帝命王导登上御床，与自己同坐。王导坚决推辞说：“如果太阳也同万物一起处在下面，百姓凭什么仰望它的照耀呢？”元帝才作罢。孔坦劝成帝不要把政权委托给王导。咸康元年，司徒王导因身体衰弱多病，不能参加朝会。成帝到他的府第，在内室与群臣宴饮，向王导行拜礼，也向他的妻子曹氏行拜礼。侍中孔坦秘密上表恳切劝谏，认为皇帝刚刚加冠，举动应当顾及礼法。成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孔坦又认为成帝把政权委托给王导不妥，便从容说道：“陛下年岁已经增长，圣明恭敬的德行日益提高，应当广泛接纳朝臣，询问采纳良策。”王导听说后很厌恶他。苻坚杀樊世而任用王猛。穆帝升平二年，秦王苻坚日益亲近王猛并任用他，宗室亲属和有功旧臣大多嫉恨王猛。特进、姑臧侯樊世本是氐族豪强，曾辅佐秦王苻健平定关中，他对王猛说：“我们这些人耕种土地，难道你来享受收成吗？”王猛说：“不只是要让您耕种，还要让您替我烧饭。”樊世大怒说：“我一定要把你的头悬挂在长安城门上，否则我绝不甘心！”王猛把这件事告诉苻坚，苻坚说：“一定要杀掉这个老氐人，这样以后百官才可以整肃。”正好樊世入朝议事，在苻坚面前与王猛争论。樊世想起身打王猛，苻坚发怒，把他杀了。于是群臣见到王猛，都屏住呼吸，不敢出声。群臣没有人敢诋毁王猛。三年，秦王苻坚任命王猛为司隶校尉，让他居于宫中值宿护卫。王猛上疏推辞，并推荐散骑常侍、阳平公苻融，光禄散骑任群，处士朱彤代替自己。苻坚不准许。王猛当时三十六岁，在一年之中五次升迁，权势倾动朝廷内外。有人诋毁他，苻坚就治那人的罪。于是群臣再也没有人敢说王猛的坏话。苻坚对王猛的亲近超过骨肉之亲。文帝咸安元年，秦国车骑大将军王猛认为自己统辖六州，责任太重，便对秦王苻坚说，请求改授给亲近贤能的人；至于府中选任官属的便利，也已被搁置不办，请求另给自己一州，让自己效力。苻坚答复说：“朕对于你，义理上是君臣，亲近程度超过骨肉。即使桓公、昭公有管仲、乐毅，玄德有诸葛孔明，朕自认为也超过他们。君主劳苦在于求取人才，安逸在于得到贤士。既然已经把六州托付给你，朕就没有向东顾虑的忧患了；这不是为了优厚尊崇你，而是朕自己求得安逸。取得天下不容易，守住天下也困难。如果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祸患就会在意料之外发生，难道只是朕的忧虑，也是你的责任。因此，朕空置三公之位，而把分陕任职放在优先位置。你没有体察朕的心意，实在违背了朕一向的期望。新政等待人才，应当赶快选补；等东方教化洽行之后，朕当穿着衮衣西归，并且派侍中梁谠到邺城去告诉并防备你。”王猛于是像原来一样处理政务。刘裕把关中交给王镇恶，又留下沈田子牵制他。安帝义熙十三年，刘裕攻克长安，王镇恶的功劳最大，因此南方人都嫉妒他。沈田子自认为凭借峣柳之战的胜利，与王镇恶争功，心中不平。刘裕将要回去时，沈田子和傅弘之多次对刘裕说：“王镇恶的家在关中，不能保证他可靠。”刘裕说：“现在我留下你们文武将士和精兵一万人，他如果想做坏事，正好足以自取灭亡，不要再多说了。”刘裕私下对沈田子说：“钟会不能实现叛乱，是因为有卫瓘的缘故。俗话说：‘一只猛兽还不如一群豺狼。’你们十多人，难道还怕王镇恶吗？”臣司马光说：“古人有言，既然怀疑就不要任用，既然任用就不要怀疑。”刘裕既然把关中委托给王镇恶，却又对沈田子说了后面这些话，这是在挑拨他们，使他们作乱啊。可惜！百年形成的祸患、千里土地，取得它们十分艰难，失去它们却在仓促之间，使丰、镐这样的都城，又落入敌人手中。荀子说：“兼并土地容易做到，稳固守成却很困难。”确实如此！北魏李冲忠诚勤勉，明察决断。齐武帝永明九年，魏王在东明观重新制定律令，亲自审决疑难案件，命李冲议定刑罚轻重，修饰条文。魏主亲自执笔书写。李冲忠诚勤勉，明察决断，又谨慎持重，深得皇帝信任，君臣情义没有隔阂。旧臣和贵戚无不心悦诚服，朝廷内外都推重他。薛聪劝谏政事，多被听从采纳。明帝建武二年，魏高祖在位时，治书侍御史薛聪弹劾官员，从不回避强权。皇帝有时想宽免某人，薛聪总要据理力争。皇帝常说：“我见到薛聪都不能不害怕，何况其他人呢？”从此贵戚都收敛行迹。皇帝表面上以德行器识对待他，内心把他当作心腹重臣托付，连亲卫禁兵也交给薛聪统领。因此直到太和年间结束，他一直兼任直阁将军。群臣退朝以后，薛聪还常常陪侍在帷幄之中，谈论有时从白天持续到夜晚。对于时政的得失，他动辄匡正劝谏，皇帝多半听从采纳。但他为人厚重深沉，外人无法窥见他的内心。皇帝想提升他的名位，他总是苦苦推辞，不肯接受。皇帝也一向体察他的心意，对他说：“你的天爵本来就高，当然不是人爵所能使你荣耀的。” 魏王一向知道李崇不会受反间计影响。梁武帝天监十二年，李崇镇守寿春，十年来常常养育壮士数千人，敌人来犯无不被击破，邻近敌国称他为“卧虎”。梁武帝多次施行反间计来使魏主怀疑李崇，又授予李崇万户郡公的爵位，他的几个儿子也都封为县侯。但魏主一向知道李崇忠诚笃实，委以信任而不怀疑。隋文帝不听御史弹劾苏威。陈后主大建十三年，隋朝侍御史梁毗认为苏威兼任五种职务，安于繁忙、留恋权位，没有举荐贤能来代替自己的打算，便抗表弹劾苏威。文帝说：“苏威从早到晚勤勉不懈，志向在于远大，为什么突然逼迫他呢？”于是对朝臣说：“如果没有苏威，我就无法施展自己的主张；如果没有得到苏威，我凭什么推行自己的治道？”

译唐高祖委任裴寂、萧瑀。武德元年，高祖对裴寂特别优厚，群臣没有人能与他相比；赏赐的服饰、玩物多得无法记数，命尚书每天把御膳赐给裴寂。高祖临朝听政时一定引他来同坐，进入内阁便请他到寝内，裴寂所说的话没有不听从的；称他为“裴监”而不直呼其名。高祖把各种政务委托给萧瑀，无论事情大小，没有不由萧瑀参与掌管的。萧瑀也勤勉尽力，纠正违法、检举过失，人们都害怕他；诋毁他的人很多，但他始终不为自己辩解。太宗不听信谗言而伤害忠良。武德三年，刘武周的降将寻相等人多有叛逃。诸将怀疑尉迟敬德，把他囚禁在军中。左仆射屈突通对李世民说：“尉迟敬德骁勇无比，如今既然囚禁了他，他心中一定怨恨不满。留下他恐怕成为后患，不如干脆杀掉他。”李世民说：“不是这样。尉迟敬德如果要叛逃，难道会在寻相之后吗？”立即命令释放他，把他引入内室，赐给他金钱说：“大丈夫凭意气相互信任，不要因为一点小嫌隙而介意。我最终不会听信谗言来伤害忠良，您应当体谅这一点。” 君主兼听各方意见就会明察，偏听偏信就会昏暗。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征：“君主怎样做才会明察，怎样做才会昏暗？”魏征回答说：“兼听各方意见就会明察，偏听偏信就会昏暗。从前尧清楚地听取百姓意见，所以有苗的罪恶能够上达；舜使四方的眼睛都明亮，使四方的耳朵都通达，所以共、鲧、驩兜不能蒙蔽他。秦二世偏信赵高，因此造成望夷宫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因此遭受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因此导致彭城阁之变。所以君主兼听并广泛采纳意见，权贵大臣就不能蒙蔽君主，下面的情况也能够上达。”皇帝说：“好。” 魏征上疏说，君主信任小臣而怀疑大臣。贞观十四年，魏征上疏认为，朝廷群臣中承担机要职责的人，君主对他们任用虽然很重，信任却不深，因此有人会自我怀疑，内心只求敷衍。陛下对大事宽缓，对小罪急切，临事时发怒责罚，难免夹杂个人的爱憎。把大体托付给大臣，把小事责成小臣，这是治理国家的道理。如今授予官职时，重视大臣而轻视小臣；到了发生事情时，却信任小臣而怀疑大臣。相信所轻视的人，怀疑所重视的人，想要达到太平，怎么可能呢？如果授予大臣高官，却专门追究他的细小过失，刀笔吏就会顺着风向、迎合旨意，舞弄文书、曲解法律，把他的罪行罗织出来。他自行申辩，便认为他内心不服罪；他不申辩，又认为他所犯的罪都是真实的。他进退两难，无法自我申明，只好苟且求得免祸，弄虚作假便会成为风气。”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太宗不听萧瑀诋毁房玄龄。贞观二十年，宋公萧瑀性情孤高耿介，与同僚多不合，曾对太宗说：“房玄龄和中书、门下省的众臣结成朋党，不忠于陛下，牢牢把持权力。陛下没有详细了解，只是还没有反叛罢了。”太宗说：“您说这话未免太过分了吧？君主选拔贤能的人作为自己的股肱心腹，应当推诚相待、信任他们。人不可能样样完美，必须舍弃他的短处而取用他的长处。朕虽然不能算聪明，难道会昏惑到连是非善恶都分辨不清，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 斩杀诬告长孙无忌谋反的李弘泰。永徽元年，洛阳人李弘泰诬告长孙无忌谋反，高宗立即下令将他斩杀。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同心辅政，高宗也尊敬礼待二人，自己恭谨守职而听从他们。因此永徽年间的政治清明，百姓富足安定，有贞观年间遗留下来的风气。天后信任重用狄仁杰。久视元年，太后信任重用内史狄仁杰，群臣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太后常称他为“国老”而不直呼其名。狄仁杰喜欢当面引据事理，在朝廷上据理力争，太后常常委曲自己听从他。狄仁杰多次以年老多病请求退休，太后不准许。他入朝觐见时，太后常常只让他站着，不必行拜礼，并且免除他值夜。太后告诫他的同僚说：“除非是军国大事，不要拿事情烦劳狄公。”狄仁杰去世后，太后哭着说：“朝廷空了。”从此朝廷遇到大事，众人有时不能决断，太后就叹息说：“上天夺走我的国老，为什么这样早呢？” 唐明皇把政事委托给李林甫。天宝三载，唐明皇从容地对高力士说：“朕近十年没有走出长安，天下也没有事情，朕想高居宫中，无为而治，把全部政事都委托给李林甫，怎么样？”高力士回答说：“天子巡狩，是古代的制度。况且天下的权柄不能假手于人。他一旦形成威势，谁还敢再议论他呢？”明皇听了不高兴。武宗不准许李德裕请求退职。会昌三年，李德裕请求退职闲居。武宗对他说：“您每次辞去职位，都使我好几天不得安宁。如今大事都还没有完成，您怎么能请求离去呢？” 长期任职 西汉黄霸不想频繁更换长吏。宣帝元康元年，长吏许丞年老有病，耳朵聋了，督邮报告说想罢免他。黄霸说：“许丞是廉洁的官吏，虽然年老，还能起身行礼、送往迎来，只是耳朵很重听罢了，这有什么妨害呢？”有人问他这样做的原因，黄霸说：“频繁更换长吏，送旧迎新的费用，以及奸吏借机毁坏簿书、盗取财物，公私方面的耗费非常多，这些最终都要由百姓承担。新换的官吏又未必贤能，有时还不如原来的，只是白白增加混乱罢了。大凡治理之道，只需除去过分严重的弊病而已。” 王嘉说明频繁更换官吏的弊端。哀帝建平三年，王嘉上疏说：“孝文帝时，任官的吏员有的长期任职，甚至子孙相继，把官职作为姓氏；仓氏、库氏，就是仓库吏的后代。那些二千石和长吏，也都安于官位、乐于职守，于是上下相互观望，没有苟且应付的念头。后来制度逐渐改变，公卿以下相互传令催逼，又屡次更改政事；司隶、部刺史举劾官吏，专门苛察细节，揭发隐私。官吏有的任职几个月就被罢退，送旧迎新的人在道路上交错往来。中等才能的人苟且求容、只想保全自己，下等才能的人心怀危惧、暗中顾念私利，各种营求私利的事情越来越多。二千石官员更加被轻视，吏民轻慢他们，有的抓住他们的过失，添油加醋地编成罪状，向刺史、司隶告发，或者上书皇帝控告他们。百姓知道他们容易获罪、容易失势，稍有不满就产生离心叛离的念头。” 东汉朱浮说，太守、县令不应频繁更换。建武六年，朱浮上疏说：“从前尧、舜盛明之时，尚且要经过三次考核；大汉兴起之后，也要累计功劳，官吏都长期任职，直到子孙相继。当时的官职，怎么可能全都治理得好？议论的人难道不喧哗吗？只是因为他们认为，天地造化的功业不能仓促完成，艰难的事业应当经过长久岁月。近来太守、县令屡次被更换，新旧官员相互迎送替代，疲惫奔波在道路上。考察他们任职的时间很短，还不足以显现他们的政绩；一旦加以严厉督责，人们就无法自保；迫于举劾，害怕刺讥，所以争相修饰虚假行为，以求虚名。希望陛下把目光放在多年以后，在一代人之后期待治理成效，这对天下来说是极大的幸事。”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从此州牧、太守更换交接大为减少。三年为小满。

译齐武帝永明元年，宋朝末年认为治理百姓的官员任职六年太久，约定以三年为限，称为“小满”，届满便迁调更换；但后来官员的离任和接任又不能依照三年制度，于是下诏说，从今以后一律以“小满”为期限。内外任职 唐朝从选台阁官员中分派人掌管大州。则天长安三年，太后曾与宰相议论刺史、县令之事。李峤、唐休璟等上奏说：“我们私下看到，朝廷中的舆论以及远近人情，无不重视京官而轻视外任官。每次授任州牧，都有人再三申诉。这次派往外任的，多是受到贬斥牵连的人，风俗不能澄清，实在是由于这个原因。希望从台阁、寺监中精心选拔贤能的人，分派他们掌管大州，共同治理各项政务。”臣等请求停止任用近侍，率先充任外官。太后命人写下姓名抽取，抽得韦嗣立、御史大夫杨再思等二十人。于是下制令他们各以本官身份检校刺史，韦嗣立任汴州刺史。后来政绩值得称道的，只有常州刺史薛谦光和徐州刺史司马锽罢了。京官与刺史出入任职应当经常保持均衡。玄宗开元二年，下制选拔有才干见识的京官，授任都督、刺史；对有政绩的都督、刺史，授任京官，使京官与外官经常交替任职，永远作为固定制度。班生这次出行，和登仙有什么不同？开元四年，任命尚书右丞倪若水为汴州刺史，兼任河南采访使。玄宗虽然想提高都督、刺史的地位，选拔有才干声望的京官担任这些职务，但当时士大夫仍然轻视外任。扬州采访使班景倩入朝任大理少卿，经过大梁时，倪若水为他饯行。班景倩出发后，倪若水站在那里望着他的车尘，过了很久才返回，对属官说：“班生这次出行，和登仙有什么不同！” 源乾曜请求让自己的儿子出任外官。开元七年，源乾曜上奏说：“权贵显要之家大多任用京官，使有才德的人沉沦废弃在外地。我的三个儿子都在京城，请求让其中两人出任外官。”玄宗听从了他的意见，因而下制称赞源乾曜的公心，命文武官员效法他，于是出任外官的有一百多人。自行选拔有声望的人担任刺史。开元十三年，玄宗亲自从各部门长官中选拔有声望的人：大理卿源光裕、尚书左丞杨承令、兵部侍郎寇泚等十一人，任命为刺史。命宰相、诸王以及各部门长官、台郎、御史到洛水边为他们饯行。供帐陈设十分盛大，赐给他们御膳。太常准备乐队，内坊安排歌妓。皇帝亲自写下十韵诗，命将军高力士赐给他们。杨承令不想出任外官。汾州刺史杨承令不想出任外官，心情怏怏不乐，自己说：“我出任外守是有原因的。”玄宗听到后发怒，把他贬为睦州别驾。杨绾上奏请求增加京官俸禄。代宗大历十二年，元载因为做官求进的人大多喜欢京城，厌恶他们逼近自己的权势，于是制定厚待外官俸禄、薄待京官俸禄的制度。京官不能养活自己，常常向外官借贷。杨绾、常衮上奏说京官俸禄太薄，诏令增加京官俸禄，每年大约增加十五万六千多缗。同僚相处 唐代狄仁杰请求代替郑崇质出使绝域。仪凤元年，狄仁杰任并州法曹，同僚郑崇质应当出使绝域。郑崇质的母亲年老而且有病，狄仁杰说：“他的母亲这样，怎么能再让他承受万里之外的忧虑呢？”于是到长史蔺仁基那里，请求代替郑崇质出使。蔺仁基平素与司马李孝廉不和，因而相互说道：“我们难道不应该感到惭愧吗？”于是两人彼此和睦相处。杜肃告发张德私下杀羊。长寿元年五月，天下禁止屠杀。右拾遗张德的儿子出生三天，他私下杀羊宴请同僚。补阙杜肃怀里藏着一块肉，上表告发张德。第二天，太后临朝面对百官仪仗，对张德说：“听说你生了儿子，我很高兴。”张德拜谢。太后说：“肉是从哪里得到的？”张德叩头认罪。太后说：“朕禁止屠宰，吉凶之事并不在禁限之内；然而你自己下令请客，也应当选择客人。”太后拿出杜肃的奏表给张德看，杜肃非常惭愧，满朝官员都想向他的脸上吐唾沫。沈行思用锤子打死同僚陈瓌。后梁开平四年，吴越王钱镠巡行湖州时，留下沈行思担任巡检使，让他与盛师友一同返回。沈行思对同僚陈瓌说：“大王如果任命盛师友为刺史，将把我安排在哪里？”当时陈瓌已经得到钱镠的密令，便派沈行思到府中去，欺骗他说：“为什么不亲自到大王那里说明这件事呢？”沈行思听从了他。到达府中几天后，陈瓌还把沈行思的家属送来了。沈行思恨陈瓌出卖自己。钱镠穿着锦军服装回来时，文武官吏迎接拜见；沈行思拿起锤子击打陈瓌，把他杀死，接着到钱镠那里与盛师友争论功劳，又夺过身边人的长矛想刺杀盛师友，众人把他抓住。钱镠杀了沈行思，任命盛师友为婺州刺史。僚属 晋代郗超、王珣能够使桓温喜怒。兴宁元年，桓温任命抚军司马王坦之为长史，又任命郗超为参军，王珣为主簿。每件事情都一定同这两个人商议。府中流传着一句话：“长胡子的参军，矮个子的主簿，能使桓公高兴，也能使桓公发怒。”桓温气概高迈，很少推重别人；但与郗超谈话时，常常自认为不能揣测他的深浅，竭力礼待他。郗超也深深地与他结交。王珣和谢玄都担任桓温的属官，桓温同样看重他们，说：“谢掾到了四十岁，一定会掌握旌旗、持节出镇；王掾将会成为黑头公，他们都是不易得到的人才。” 刘裕任命谢晦为参军。义熙七年，刘裕任命刘穆之为太尉司马。刘裕问刘穆之：“孟昶的属官中，谁能够进入我的府中任职？”刘穆之推荐参军谢晦，刘裕立即任命他为参军。刘裕曾经审讯囚犯，那天掌管刑狱的参军生病，便让谢晦代替。谢晦在车中看了一遍审讯文书，催促之下立即作出判决。相府事务很多，积压的狱讼案件很多，谢晦随着提问一一应答辨析，从没有差错。刘裕因此认为他非同寻常，当天就署任他为刑狱贼曹。谢晦仪表俊美，善于谈笑，学识广博、见闻通达，刘裕更加赞赏喜爱他。宋代谢述只劝刘义康退让。元嘉十七年，彭城王刘义康停止入省十多天，进见文帝告辞，便下到水洲。文帝只是对着他痛哭，此外没有说什么。当初，吴郡太守谢述多次辅佐刘义康，常常提出规劝和有益的意见，不久便去世了。刘义康将要南下时，叹息说：“从前谢述只劝我退让，刘班只劝我进取；如今刘班还在而谢述已死，我失败也是应该的。”文帝也说：“如果谢述还活着，刘义康一定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译典籖的权力超过刺史。孝建三年，任命宗悫为豫州刺史。按照旧例，府州辖境内上报事务，都由典籖在前面直接叙述所要报告的事情，设置典籖来主管。宋朝各位皇子出镇地方时，大多还年幼，君主都让亲近的左右担任典籖。典籖的权力逐渐加重。到这时，即使成年亲王出镇，或者寒门出身的人出任镇将，典籖也都负责传达诏令、掌握关键事务，刺史不能专权行使职任。宗悫任豫州刺史时，临安人吴喜任典籖。宗悫所施行的刑政，吴喜常常多方违抗。宗悫大怒说：“我宗悫年将六十，为国竭尽生命，正好得到一个斗大般的州，却不能再与典籖共同治理它。”吴喜叩头至流血，宗悫才停止。各州只听说有典籖帅，没有听说有刺史。齐建武元年，当初，各位亲王出镇地方，都设置典籖。地方主帅一方的事务，全都交给典籖处理。典籖当时入朝奏事，一年往返数次。皇帝常常同他闲谈，询问州中的事务。刺史的好坏，完全取决于典籖的一句话。从刺史以下，没有人不屈身奉承他，常常担心赶不上讨好他。于是典籖的威势遍行州部，大肆谋取奸利。武陵王萧华任江州刺史，性情刚直，不可干犯。典籖赵渥之对人说：“如今出都任职，换掉刺史，等见到世祖后尽力诋毁他，我就可以免职回到南海了。”王子罕戍守琅邪，想暂时到东堂游玩，典籖姜秀不准许。子罕回来后哭着对母亲说：“我想移动五步都不行，和囚犯有什么区别？”邵陵王子贞曾请求熊白，厨人回答说：“典籖不在，不敢给。”永明年间，巴东王子响杀死刘寅等人，世祖听说后对群臣说：“子响竟然反叛了。”戴僧静大声说：“各位亲王本来都应该反叛，难道只有巴东王吗？”明帝问他原因，他回答说：“亲王无罪，却一时之间被囚禁；要取一节藕、一杯浆水，都要请示典籖帅。典籖帅不在，就只能整天忍渴。各州只听说有典籖帅，没听说有刺史，怎么能不反叛呢？” 竟陵王萧子良曾问众人：“士大夫为什么要去拜访典籖帅？”参军范云说：“拜访长史以下的官员，都没有好处；拜访典籖帅，立即就能得到超过本金一倍的利益。不去拜访，还能说什么呢？”萧子良面露惭愧之色。等到宣城王被诛杀时，各位亲王都被命令让典籖杀死，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抗拒。孔珪听说后流泪说：“齐朝的衡阳王、江夏王，最有志向，却又杀害了他们。如果不设置典籖帅，本来就不会到这种地步。”宣城王也深知典籖制度的弊端，于是下诏说：“从今以后，各州有紧急事情，应当秘密上奏，不要再派典籖进入京城。”从此典籖的职权逐渐减轻。郭子仪贬斥高郢，属官多请求离去。大历十三年，郭子仪因为朔方节度副使张昙性情刚直率意，认为张昙凭武人身份轻视自己，便怀恨在心。孔目官吴曜是郭子仪所任用的人，于是趁机构陷张昙。郭子仪发怒，诬奏张昙煽动军众，把他杀了。掌书记高郢极力争辩，郭子仪不听，上奏把高郢贬为猗氏丞。不久，属官大多以生病为由请求离职，郭子仪后悔了，便把他们全部推荐给朝廷，说：“吴曜误了我。”于是驱逐了吴曜。郑从谠自行选择参佐，人们称为“小朝廷”。广明元年，任命郑从谠为同平章事，充任河东节度使。康傅圭死后，河东军队更加骄横，所以让宰相镇守河东，并允许他自行选择参佐。郑从谠上奏任命长安令王调为副使，前史馆修撰刘崇龟为节度判官，赵崇为观察判官，前进士刘崇鲁为推官。当时人称他们为“小朝廷”，说的是其中名士很多。李克用用使者引导并征询幕府意见。天复二年，李克用让使者引导并征询幕府意见，说：“不储备军粮，凭什么聚集军队？不置办兵器铠甲，凭什么战胜敌人？不修整城池，凭什么抵御敌人？关于这些利害关系，请各位提出意见并加以筹划。”掌书记李袭吉献策大略说：“国家富足不在于仓库储粮，军队强大不取决于人数多少。人心归附是因为有德，神灵也必然厌恶盈满。聚敛财物，难道不会产生盗臣；苛酷的政令，就像有猛虎一样。所以鹿台将要散尽时，周武王因此兴起；齐国府库被焚之后，晏婴反而入朝祝贺。又说：我以为改变法令不如养护百姓，另行改制不如遵循旧规。韩建积蓄财物无数，首先侍奉朱温；王珂频繁变法，一朝便向贼人投降。中山的城墙并非不高，蔡州的军队并非不多。前面的事情已经十分明白，可以作为警戒。” 同年关系 唐代李绛回答宪宗关于同年关系的询问。元和七年，任命京兆尹元义方为鄜坊观察使。李绛厌恶元义方的为人，所以把他调出京城。元义方入朝谢恩，乘机说李绛偏袒同年许季同，授任他为京兆少尹，却把自己调往鄜坊，独自作威作福，欺骗蒙蔽陛下的明察。宪宗说：“朕了解李绛，他不会这样。”第二天将要询问李绛时，元义方惶恐惭愧地出去了。第二天，宪宗把这件事拿来责问李绛说：“人与同年之间，确实会有私情吗？”李绛回答说：“同年是四海九州的人，偶然同科及第，有的及第以后才相识，哪里会有什么私情？况且陛下不以臣愚昧，任命臣为宰相；宰相的职责在于衡量人才、授予职任。如果那个人确实有才能，即使在兄弟子侄之中，也应当任用，何况是同年呢？因为避嫌而抛弃人才，这是便利自身，并不是奉行公道。”宪宗说：“说得好，朕知道你一定不会这样。”于是催促元义方赴任。皇甫镈援引同年令狐楚为宰相。元和十四年，任命河阳节度使令狐楚为同平章事。令狐楚与皇甫镈是同年进士，所以皇甫镈援引他担任宰相。《通鉴总类》卷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