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通鉴总卷十下宋沈枢撰文章门

译钦定四库全书。《通鉴总类》卷十下，宋代沈枢撰，文章门。梁代徐摛的文体被称为宫体。中大通三年，太子任命侍读徐摛为家令，兼任管记。徐摛的文章风格轻佻绮丽，东宫官属都学习这种文体，当时人称为宫体。武帝听说后很生气，召见徐摛，想加以责备。见面后，徐摛应答明敏，言辞义理也值得观赏，武帝的怒意便消解了。于是询问经史和佛教，徐摛纵横比较，随问即答。武帝非常赞叹惊异，对他的宠遇日益深厚。魏代苏绰撰写《大诰》。梁大同十一年，自晋代以来，文章竞相追求浮华。魏丞相宇文泰想革除这种弊病，魏主祭祀太庙时，宇文泰命令尚书、领著作苏绰撰写《大诰》，向群臣宣布，用政事来告诫他们。又命令从今以后文章都依照这种文体。隋代李谔说文章风格轻薄。陈至德二年，隋主不喜欢华丽辞藻，下诏天下公私文书都应当注重实际记载。治书侍御史李谔也认为当时写文章的风气崇尚轻薄，上书说：“魏代三祖崇尚文辞，江东齐、梁两代，这种弊病更加严重，竞相追求一个韵脚的奇特，争夺一个字的工巧。文章连篇累牍，写不出月亮露水之外的形态；堆满桌案、装满箱子的作品，也只是描写风云的景象。世俗把这些互相夸耀，朝廷也据此选拔士人。于是乡里的蒙童、贵族子弟，还没有读懂六甲，便先学习写五言诗。至于伏羲、黄帝、尧、舜的典籍，伊尹、傅说、周公、孔子的学说，不再放在心上，也从未听进耳中。把儒者朴素的学问指为古拙，把辞赋文章当作君子之学。因此文辞一天比一天繁杂，政事一天比一天混乱，实在是因为抛弃大圣人的法度，反而把无用之物构造成有用之物。如今朝廷虽然有这样的诏令，州县仍然沿袭弊风。亲自实行仁孝行为的人，被排斥在私人门第之外，不予录用；擅长轻薄文艺的人，却被选充吏职，推荐送入朝廷。这大概是因为县令、刺史没有遵守教化风气。请普遍加以访察，送交御史台审查弹劾。”诏令把李谔前后所奏之事颁示四方。唐代张昌龄因辞藻华丽而被黜退。贞观二十一年，太宗巡幸翠微宫。冀州进士张昌龄献上《翠微宫颂》，太宗喜爱他的文章，命令他在通事舍人中供职。当初，张昌龄和进士王公谨都善于写文章，名声震动京师。考功员外郎王师旦主持贡举，却把他们黜退。全朝廷都不知道原因。等到上报录取名次时，太宗发现没有两人的名字，便责问王师旦。王师旦答道：“这两人虽然辞藻华丽，但文体轻薄，最终不能成为有用的人才。如果把他们列入高等，恐怕后来的士人会仿效他们，损害陛下所崇尚的雅正文风。”太宗认为他说得好。刘晓说，选取士人应当把文艺放在末位。上元元年，刘晓上疏说：“礼部选取士人，专门用文章来分甲乙等第，所以天下士人都舍弃德行而趋作文艺。有的人早晨登上甲科，晚上就触犯刑法；即使每天诵读万言，又与治理国家的道理有什么关系？文章能在七步之内写成，也不足以感化人，何况把心力全用在花草树木之间，把笔力极尽于烟霞风景之中，若以此形成风俗，难道不是大错吗？人羡慕名声，就像水往低处流；上面有什么爱好，下面一定更加厉害。陛下如果选取士人以德行为先、文艺为末，那么众多士人就会像雷奔一样趋赴，四方也会像风吹草动一样响应了。” 四方上呈的表章华丽却不合典雅规范。开成元年，文宗与宰相谈话，忧虑四方上呈的表章华丽却不合典雅规范。李石回答说：“古人因事情而写文章，今人却用文章妨害事情。” 晋王王缄起草露布时不知道旧例。后梁干化三年，晋王正在宴请将领和属吏，擒获刘守光的军队恰好到了。晋王命掌书记王缄起草露布。王缄不知道旧例，便把文字写在布上，派人拖着它走。经术门。汉代隽不疑凭借经术而明白大义。始元五年，有一个男子乘坐黄牛拉的车到北阙，自称是卫太子。公车令把这件事报告上去，丞相、御史和中二千石官员中到场的人，没有谁敢发言。京兆尹隽不疑后来才到，呵斥属吏把他收捕捆绑起来。有人说：“事情的真假还不能确定，姑且先安置他吧？”隽不疑说：“诸位为什么要担心卫太子？从前蒯瞆违背君命逃走，晋国就拒绝他入境，《春秋》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卫太子得罪了先帝，逃亡而没有立即自杀，如今又自己前来投案，这是罪人。”于是把他送入诏狱。天子和大将军霍光听说后赞许他，说：“公卿大臣应当任用有经术、明白大义的人。”因此隽不疑的名声在朝廷中更加显著，在位的人都认为自己比不上他。廷尉审验治罪，最后查出这个人是什么人，果然是奸诈冒充的吗？诏令各位儒生在白虎观会集。建初四年，校书郎杨终建议说：“宣帝广泛征召群儒，在石渠阁讨论并确定五经。如今天下事情较少，学者可以完成自己的学业，但那些拘泥于章句的人却破坏了经学的大体。应当依照石渠阁的旧例，使它永远成为后世的准则。”章帝听从了他的意见，诏令太常属官、博士、郎官以及各位儒生在白虎观会集，讨论五经的异同。派五官中郎将魏应奉行皇帝的诏命提问，侍中淳于恭上奏。皇帝亲自称制裁决，编成《白虎议奏》。著名儒者丁鸿、楼望、成封、桓郁、班固、贾逵以及广平王刘羡都参加了这件事。后唐田敏刻印九经板。后周广顺三年。起初，在唐明宗时期，宰相冯道、李愚请求命国子监判监田敏校订九经，刻成木板印刷出售，朝廷听从了他们。木板刻成后，进献给朝廷。因此，即使在乱世，九经也流传得非常广。学术门。吴孙权说吕蒙不能不学习。汉建安十五年，起初，孙权对吕蒙说：“你现在掌管事务，不能不学习。”吕蒙以军中事务繁多为理由推辞。孙权说：“我难道是要你研究经书成为博士吗？只是应当广泛浏览，了解历史而已。”吕蒙于是开始学习。等到鲁肃经过寻阳，与吕蒙谈论政事和军事，大吃一惊，说：“你如今的才干谋略，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吴下的阿蒙了。”吕蒙说：“读书人分别几天，就要重新用新的眼光看待他，大哥你了解事情怎么这样晚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日〕 宋代徐傅说，言论已经不能再以学问作为长处。永初三年，任命徐羡之为司空、录尚书事。徐羡之出身平民，又没有什么学术，只是凭借志向、才干和气度，一旦身居朝廷重臣之位，朝野都推重佩服他，都认为他有宰相的希望。他曾经与傅亮、谢晦宴饮聚会，傅亮、谢晦才学广博、善于辩论，徐羡之仪态风度端庄整肃，遇到适当时机才发言。郑鲜之感叹说：“看徐羡之、傅亮的言论，已经不能再说学问是他们的长处了。” 任用儒者门。汉宣帝不听从太子的意见任用儒生。甘露元年，宣帝任用的多是精通法律条文的官吏，用刑法约束臣民。太子曾侍奉宣帝宴饮，从容地说：“陛下使用刑罚太严，应当任用儒生。”宣帝变了脸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来就是把霸王之道杂糅使用，怎么能只实行德教，采用周朝的政治呢？况且俗儒不通晓时宜，喜欢赞美古代、非难今日，使人迷惑于名分和实际，不知道应当遵守什么，哪里值得委任！”于是叹息说：“扰乱我刘氏天下的，必定是太子。” 樊准请求下诏广泛寻求隐居贤士。

译延平元年，尚书郎樊准认为儒学风气渐渐衰败，上疏说：“臣听说人君不可以不学习。光武帝受天命中兴汉室，东征西战，忙得没有闲暇休息，然而仍然放下武器讲习经艺，停下战马讨论道理。孝明帝处理众多政务，没有不留心并关注古代典籍、游心于经艺的。每次举行飨射礼结束后，他都端正坐姿亲自讲说，众儒都来听讲，四方人心欢欣。又多次征召名儒，使他们分布在朝廷，每当朝会时就反复讨论辩难，共同寻求政治教化之道。因此议论时常常称颂这是盛世，都说天下太平。如今学习的人越来越少，远方尤其严重。博士靠着坐席不讲学，儒者争相谈论浮华绮丽的言辞，忘记直言不讳的忠诚，习惯于巧言粉饰的说辞。臣愚以为，应当下达明确诏令，广泛寻求幽隐之士，尊宠提拔儒雅之人，以等待圣上讲习的时机。”太后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诏令公卿和中二千石官员各自举荐隐士大儒，务必选取品行高尚者来劝勉后进，精心选拔博士，一定要得到合适的人。灵帝诏令各位儒生订正五经文字。熹平四年，诏令各位儒生订正五经文字，命议郎蔡邕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书写，刻在石碑上，立于太学门外，使后来的儒生和晚辈学者都以此为正。石碑刚立起来时，前来观看和摹写的人每天乘车一千多辆，塞满了街道。后唐选择名儒辅导从荣。天成二年，明宗对安重诲说：“从荣身边有人假传我的命令，叫他不要接近儒生，说是担心儒生会削弱人的志气。我因为从荣年轻，身临大藩，所以选择名儒来辅导他。如今奸人竟然这样说，我想杀了他。”安重诲请求只严加告诫罢了。制科门。唐代考察制举士人。元和元年，考察制举士人，于是校书郎元稹、监察御史独孤郁、校书郎白居易、前进士萧俛、沈传师等人脱颖而出。韦贯之把牛僧孺等列为上等。元和二年，皇帝考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士人。当时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都直陈时政的过失，毫不回避。户部侍郎杨于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担任考策官，韦贯之把他们列为上等。宪宗也赞许他们，下诏命中书优厚地给予任用。李吉甫厌恶他们说话直率，哭着向宪宗申诉，并且说翰林学士裴垍、王涯复核策问，王涯是皇甫湜的舅父。王涯没有事先说明，裴垍也没有表示异议。宪宗不得已，罢免裴垍为户部侍郎，王涯为都官员外郎，韦贯之为果州刺史。后来杨于陵任岭南节度使，也因考策时没有表示异议而获罪。牛僧孺等过了很久仍没有得到调任，各自接受藩府征辟。白居易为牛僧孺等人上疏。白居易上疏，认为牛僧孺等人直言时事，本应受到恩赏而登科，却反而遭到斥责驱逐，一并被派到关外任官；杨于陵等人因为考策，敢于收取直言；裴垍等人因为复核策问时没有排斥直言，也都因此受到责罚和调任；卢坦因为多次举陈政事，被贬为庶子。这几个人都是当今的人望，天下人正看着他们的升降来预测时政的好坏。如今他们一旦无罪，却全都被疏远抛弃，上下都闭口不言，众人的心情惶恐不安。陛下也知道这些吗？况且陛下既然下诏征求直言，要求极力进谏，牛僧孺等人的回答就是这样，即使还不能立即推行，又怎么忍心治罪并斥退他们呢？” 李郃请求退还所授官职，以表彰刘蕡的直言。贤良方正科的裴休、李郃等二十二人考中，都被授予官职。考官冯宿等人看到刘蕡的策问回答，都叹服不已，只是害怕宦官，不敢录取他。诏令下达后，舆论喧嚣，都认为刘蕡受了委屈。谏官、御史想上奏论述此事，掌事者压制了他们。李郃说：“刘蕡落第，我们这些人却登科，难道能不感到脸厚吗？”于是上疏，认为刘蕡的策问回答，自汉、魏以来没有人能与之相比。如今主管官员因为刘蕡指斥切责宦官近臣，不敢把他的文章上报，恐怕忠良之路就要穷尽，纲纪也会因此断绝。况且臣的回答远远不如刘蕡，请退还臣所接受的官职，以表彰刘蕡的正直。”没有得到答复。刘蕡因此不能在朝廷做官，最终只做到使府御史。后周设置贤良方正等科。显德四年，设置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通达教化等科。贡举门。唐代由礼部侍郎考试贡举人。开元二十四年，旧制度由考功员外郎掌管考试贡举人。有个进士李权凌辱轻视员外郎李昂，议论此事的人认为员外郎地位低，不能使众人服从，于是下诏从今以后委托礼部侍郎考试贡举人。达奚珣不敢黜退杨国忠的儿子。天宝十二载，杨国忠的儿子杨暄参加明经科考试，学业荒疏浅陋，没有达到合格标准。礼部侍郎达奚珣害怕杨国忠的权势，派他的儿子、昭应县尉达奚抚先去告诉杨国忠。达奚抚等候杨国忠上朝，骑马快步走到他的马下。杨国忠以为自己的儿子一定会中选，脸上露出喜色。达奚抚说：“家父让我来告诉相公，郎君所考不合格式，但也还不敢把他黜落。”杨国忠怒道：“我的儿子还怕不能富贵吗？竟然让鼠辈互相出卖！”说完催马头也不回地离去。达奚抚慌忙写信告诉父亲说：“他倚仗贵势，令人悲惨叹息，怎么还可以同他争论是非曲直？”于是把杨暄列为上等。科举门。唐太后在洛城殿考试贡士。载初元年，太后在洛城殿考试贡士，贡士在殿上考试从此开始。选举应当选得真正有才干的人。长寿元年，补阙薛谦光上疏，认为选举人才的方法应当选得真正有才干的人，取舍之间关系到风俗教化。如今选人都称作“觅举”，争相奔走竞争，喧闹申诉而不知羞耻。至于才能足以治理国家的人，只命令他考试策问；武艺能够制服敌人的，只考验他弯弧射箭。过去汉武帝看见司马相如的赋，遗憾不能与他同时代；等到把他置于朝廷，最终只任命他为文园令，是因为知道他不能胜任公卿之职。所以吴起将要作战时，身边的人进献宝剑，吴起说：“将领应当击鼓挥槌，临危时决断疑难；拿一把剑的本领，不是将领应做的事。”既然如此，空洞的文章哪里足以辅佐时政？善于射箭，哪里足以战胜敌人？关键在于文官考察他的品行和才能，武官观察他的勇气和谋略，考核任官期间的好坏，对荐举者实行赏罚罢了。杨绾上疏请求考察实际品行。

译广德元年，杨绾上疏，认为古代选取士人一定考察实际品行，近世却专门崇尚文辞。自隋炀帝开始设置进士科，也还只是考试策问罢了。到了高宗时，刘思立才上奏，进士科增加杂文，明经科增加帖经，从此弊病逐渐累积而成为风俗。朝廷的公卿把这种办法用来对待士人，家中的长老把这种办法用来训导子弟。明经科的人就背诵帖经的括文来求取侥幸，而且所有举人都要投牒自行应试。这样还想使人返回淳朴、崇尚谦让，怎么可能呢？请命令县令察访孝廉，选取在乡里有声望、学识通晓经术的人，推荐给州。刺史考试后，把他们提升到尚书省，各人专攻一经。朝廷选择精通儒学的人，询问经义二十条，策问三道。上等立即授官，中等取得出身，下等罢归。代宗命令各部门共同讨论，李栖筠、贾至、严武都与杨绾意见相同。贾至议论说，如今考试学者把帖字写得精细看作精通，考察文章的人把声调和文辞毛病当作是非标准，文风和风俗衰败，确实应当整顿改革。然而自东晋以来，人们多寄居外地，士人居住在本乡的，百人中没有一两个。请同时扩大各地学校：留居桑梓的人由乡里举荐，流寓外地的人由学校推举。诏令礼部列出具体条目上报。” 杨绾又请求设置五经秀才科。段文昌说钱徽选取进士不公平。长庆元年，李德裕是李吉甫的儿子，因为李宗闵曾经在策问回答中讥刺指责他的父亲，便怨恨李宗闵。李宗闵又曾与元稹争夺仕进，彼此有嫌隙。杨汝士与钱徽主持贡举时，段文昌、李绅各自写信，把自己交好的进士托付给钱徽。榜单公布后，段文昌、李绅托付的人都没有被录取。被录取的人有郑朗、覃氏的弟弟、裴譔、裴度的儿子、苏巢、李宗闵的女婿、杨殷士以及杨汝士的弟弟。段文昌对穆宗说：“今年礼部尤其不公平，所取的进士都是没有才艺的权贵子弟，凭借关说请托得到的。”皇帝把这件事拿去询问各位学士，李德裕、元稹、李绅都说：“确实如段文昌所说。”穆宗于是命中书舍人王起等人复试，下诏黜退郑朗等十人，贬斥钱徽、李宗闵、杨汝士等人。有人劝钱徽把段文昌、李绅托请的书信上奏，皇帝一定会醒悟。钱徽说：“只要内心没有愧疚，得失都一样，怎么能上奏别人的私信？难道是士君子所做的事吗？”于是拿来烧掉。当时的人多称赞他。从此李德裕、李宗闵各自结成朋党，互相倾轧，持续了将近四十年。南唐江文蔚选取士人，专门秉持至公之心。后周广顺二年，南唐国主喜爱文学，所以韩熙载与冯延巳、冯延鲁、江文蔚、潘佑、徐铉等人都做到显要官职。当时南唐的文雅风气，在诸国中最为兴盛。然而南唐不曾设置科举，多数人是因为上书陈述政事而被授官。到这时，才命翰林学士江文蔚主持贡举，进士王克贞等三人考中。南唐国主问江文蔚：“你选取士人，与前朝相比怎么样？”江文蔚回答：“前朝通过公开考试和私下请托各占一半，臣只是完全秉持公正。”南唐国主很高兴。中书舍人张纬在前朝考中，听到这话后心怀怨恨。当时执政者都不是通过科举出身，便一起阻挠诋毁，最终停止了贡举。徐铉说贡举不应立即停止。广顺三年，南唐祠部郎中、知制诰徐铉说：贡举刚刚设置，不应立即停止，于是又恢复实行。荐举门。汉代王章被王凤举荐，却不亲近依附王凤。阳朔元年，王章一向刚强正直，敢于直言，虽然是王凤举荐的，却不因王凤专权而亲近依附他，反而上奏密封奏章，说日食的灾咎，都是王凤专权蒙蔽君主的过错。宋弘举荐桓谭，却责备他弹琴。建武二年，任命太中大夫宋弘为大司空。宋弘举荐桓谭为给事中。光武帝命桓谭弹琴，喜欢他繁复的曲调。宋弘听说后很不高兴，等桓谭从内宫出来，穿戴整齐的朝服，坐在府上，派属吏召见他。桓谭到后，宋弘不给他座位，责备他说：“你能自己改正吗？还是要让我因为举荐你而依法治罪呢？”桓谭叩头道歉，过了很久宋弘才让他离开。后来举行群臣大会，光武帝又让桓谭弹琴。桓谭见到宋弘，举止失常，光武帝觉得奇怪，询问原因。宋弘于是离开座位，脱下帽子谢罪说：“臣所以举荐桓谭，是希望他能用忠正之道引导君主，却使朝廷沉溺于喜爱郑声，这是臣的罪过。”光武帝改变脸色，向他道谢。闵仲叔辞别侯霸而离去。建武五年，侯霸任大司徒，听说太原闵仲叔的名声，便征召他。闵仲叔到了以后，侯霸不与他谈论政事，只是白白慰劳一番罢了。闵仲叔怨恨地说：“当初接到您的嘉命，又高兴又害怕；如今见到您，高兴和害怕全都没有了。难道认为我不值得询问吗？既然如此就不该征召我。征召了我却不询问，这是错失人才。”于是辞别出来，递交辞职文书离去。周举弹劾上奏左雄。永和三年，起初，尚书令左雄举荐冀州刺史周举为尚书。后来左雄任司隶校尉，周举过去在冀州任刺史时所任用的冯直担任将帅。冯直曾经因贪赃受贿获罪，周举因此弹劾上奏左雄。左雄说：“诏书只是让我选拔勇猛的人，没有让我选拔清高的人。”周举说：“诏书是让您选拔勇猛的人，没有让您选拔贪污的人。”左雄说：“提拔你，正好是自取失败。”周举说：“从前赵宣子任用韩厥为司马，韩厥按照军法杀了赵宣子的仆人。赵宣子对大夫们说：‘可以祝贺我了，我选中了韩厥，又任用他办理职事。’如今您不因为周举没有才能而误把我提升到朝廷，我不敢阿附您，是为了让您免受羞辱。您不能明白我的心意，与赵宣子不同。”左雄高兴地道谢说：“我过去侍奉冯直的父亲，又与冯直交好。如今宣光你因为这件事弹劾我，这是我的过错。”天下人因此更加认为他贤明。皇甫规举荐张奂接替自己。延熹六年，起初，张奂因为是梁冀的旧属吏而获罪，被免官并禁锢，所有旧日交游都不敢替他说话，只有皇甫规举荐他，前后上奏七次，因此张奂被授为武威太守。等到皇甫规任度辽将军，到了营中几个月后，上书称赞张奂才干谋略兼优，适合担任正式元帅，应当顺从众望。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让张奂接替皇甫规任度辽将军，改任皇甫规为使匈奴中郎将。袁涣不肯写信辱骂刘备。建安元年，刘备在豫州，举荐袁涣为茂才。袁涣被吕布留下，吕布想让他写信辱骂刘备，袁涣不肯。吕布大怒，拿兵器威胁他说：“写就活，不写就死。”袁涣笑着回答：“我只听说只有德行可以使人受到羞辱，没听说能靠辱骂使对方受辱。假如刘备确实是君子，您这些话并不能使他感到羞耻；假如他确实是小人，那么我重复将军的话，受辱的就在我这里，而不在他那里。况且我以后侍奉刘将军，就像今天侍奉将军一样。如果有一天离开这里，反过来再辱骂将军，可以吗？”吕布惭愧，于是作罢。魏代卢毓举荐管宁、韩暨、崔林、常林。

译景初二年，明帝问吏部尚书卢毓：“谁可以担任司徒？”卢毓举荐处士管宁，明帝不能任用，又问其次的人选。卢毓回答：“敦厚笃实、品行极高的，是太中大夫韩暨；明察正直、清廉方正的，是司隶校尉崔林；坚贞稳固、品德纯粹的，是太常常林。”于是任命韩暨为司徒。晋代韦忠不接受张华的征辟。元康九年，裴頠向张华举荐韦忠，张华征召他，韦忠以生病为理由推辞不出。有人问他原因，韦忠说：“张茂先华而不实；裴逸民贪欲而不知满足，抛弃典礼而依附贼后。这难道是大丈夫所做的事吗？裴逸民每当想托付我做事，我常常担心他会沉溺于深渊，余波还会波及我，何况我怎么能提起衣裳下摆去投奔他呢？” 苻秦命令牧伯、守宰举荐人才。升平五年，秦王苻坚命令牧伯、守宰各自举荐孝悌、方正、文学、政事等方面的人才，考察他们所举荐的人，举得人才的就奖赏，举荐不合适的就治罪。因此没有人敢胡乱举荐，私下请托也行不通。士人都自我勉励，即使宗室、外戚中没有才能的人，也都被弃置不用。在那个时候，内外官员大多都称职。谢安举荐兄长的儿子谢玄。太元二年，当时朝廷正把秦军入侵视为忧患，下诏寻求文武兼备、能够镇守抵御北方的人才。谢安让兄长的儿子谢玄应诏，郗超听说后感叹说：“谢安的明察，竟能违背众人的意见举荐亲属；谢玄的才干，足以不辜负这次举荐。”众人都认为不是这样。郗超说：“我曾经与谢玄一同在桓公府，看到他施展才能，即使是在处理细小事务时，也从来没有不能胜任的，因此我知道他的才干。”谢玄招募骁勇之士，得到刘牢之等几个人，任命刘牢之为参军，刘牢之常常率领精锐担当前锋，作战没有不获胜的。当时称为北府兵，敌人都害怕他们。宋代殷景仁引荐刘湛，反而形成猜疑和嫌隙。元嘉十二年，领军将军刘湛与仆射殷景仁一向友好。刘湛能够入朝任职，实际上是殷景仁引荐的。刘湛入朝后，认为殷景仁原来的地位待遇本来没有超过自己，却突然排在自己之前，心中十分愤懑。两人都受到当时的恩遇，但刘湛认为殷景仁专门掌管朝廷内任，因而把自己当作隔阂对象，猜疑和嫌隙逐渐产生。殷景仁对亲近的旧友叹息说：“我引他入朝，他一进来就要反过来伤人。”于是称病辞去职务。北魏李彪不再借重举荐他的恩人。齐建武四年，起初，北魏中尉李彪家世孤寒，朝廷中没有亲近援助他的人，因为文穆公李冲喜爱士人，便尽心依附李冲。李冲也看重他的才学，把他举荐给魏主，并且在朝廷内外替他宣扬声誉、引荐提拔。等到李彪任中尉，弹劾人时不回避贵戚，魏主认为他贤能，把他比作汲黯。李彪自以为已经结交并得到君主的知遇，便不再借重李冲，渐渐疏远他。李冲逐渐怀恨在心。魏主南伐时，李彪与李冲共同掌管留守事务。李彪性情刚强豪迈，多次与李冲争辩，表现在声音和脸色上。他自以为身为执法官，别人不能纠正他。李冲忍受不了愤怒，于是把李彪前后的过失罪恶积累起来，将他禁闭在尚书省，上表弹劾李彪，说：“臣与李彪相识以来，将近二十年，见他才优学博、议论刚正，臣愚昧地确实认为他是像元凯、萃公那样清正的人。后来逐渐察觉他的为人严酷急躁，自从大驾南行以来，李彪兼任尚书，臣日夜与他共事，才知道他的专横放纵。听他说话，像是自古忠诚宽厚的贤人；考察他的实际行为，却是天下谄佞凶暴的贼人。按照事情考求实际，件件都有证验。如果臣所列举的都属实，应当把李彪流放到北方荒远之地，以除掉扰乱政事的奸人；如果臣所说没有证据，应当把臣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以平息苍蝇般的诽谤。”主管官员判李彪死刑，魏主宽赦了他，只是削除名籍而已。隋代杨素多次举荐封德彝。开皇十五年，杨素倚仗权贵和才干，常常凌辱轻视别人，唯独赏识看重封德彝，经常引他来讨论宰相的职务，整天谈论也不感到疲倦。杨素于是抚摸着自己的床说：“封郎将来一定会坐到我的这个位置上。”又多次向文帝举荐他，文帝提拔封德彝为内史舍人。唐太宗命封德彝举荐贤才。贞观元年，太宗命封德彝举荐贤才，封德彝很久没有举荐任何人。太宗责问他，封德彝回答：“不是我没有尽心，只是当今没有奇才罢了。”太宗说：“君子任用人就像使用器物，各自取用他的长处。古代成就太平治理的人，难道是从别的时代借来人才的吗？只是担心自己不能识别人，怎么可以诬蔑一代人呢！”封德彝惭愧地退下。常何举荐家中的宾客马周。贞观三年，茌平人马周客居游历长安，住在中郎将常何家中。六月发生旱灾，太宗下诏令文武官员极力陈述政事得失。常何是武人，没有学习，不知道应当说些什么。马周替他陈述了二十多条便利适宜的政见。太宗惊异于他的才能，拿这件事询问常何，常何回答：“这不是臣的才能，是家中宾客马周替臣起草的。”太宗立即召见马周，马周还没有到，太宗已经多次派使者督促。等到马周拜见太宗，与他交谈后太宗十分高兴。后来马周奉命出使，能够称述政事，太宗因此认为常何善于识人。魏征因错误举荐而获罪，所撰碑文被推倒。贞观十七年，起初，魏征曾经举荐杜正伦和侯君集有宰相的才干，请求任命侯君集为仆射，并且说：“国家处于安定时也不能忘记危险，不可以没有大将，诸卫兵马应当委托侯君集专门掌管。”太宗因为侯君集喜欢夸大虚妄，没有任用他。后来杜正伦因罪被贬黜，侯君集又因谋反被杀。太宗这才怀疑魏征结党偏袒；又有人说魏征把前后进谏的言辞记录下来给起居郎褚遂良看，太宗更加不高兴，于是停止让魏征的女儿叔玊嫁给公主，并推倒魏征撰写的碑文。高宗责问侍臣为什么不举荐贤才。乾封二年，高宗多次责问侍臣不举荐贤才，众人没有谁敢回答。司列少常伯李安期回答：“天下从来不是没有贤才，也不是群臣敢于隐瞒贤才。近来公卿有所举荐引进，进谗言的人就已经指责他们结成朋党；被滞留淹没的人还没有得到伸展，在位者反而先获罪了。因此大家都只求闭口不言。陛下如果确实用至诚之心来对待他们，谁不愿意举荐自己所知道的人呢？这在陛下，不在群臣。”高宗深以为然。郭翰举荐狄仁杰。垂拱二年，狄仁杰任宁州刺史。监察御史郭翰巡视陇右，所到之处多有弹劾。进入宁州境内时，沿途唱歌称颂刺史德行美好的老人挤满道路。郭翰把狄仁杰举荐给朝廷，朝廷征召他为冬官侍郎。狄仁杰举荐自己的儿子为郎官。圣历元年，太后命宰相各自举荐一名尚书郎，狄仁杰举荐自己的儿子狄光嗣，被授为地官员外郎。不久狄光嗣任职称职，太后高兴地说：“你足以继承祁奚了。”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学多才，狄仁杰很看重他。元行冲多次规劝狄仁杰，并且说：“凡是治家的人，都必须有储蓄：肉脯肉酱用来满足口腹，参术之类用来治病。我私下盘算，明公家里的珍贵美味已经很多了。”元行冲请求再准备药物之类的储备，狄仁杰笑着说：“我是药笼中的东西，怎么能一天没有呢？” 狄仁杰举荐张柬之。

译久视元年，太后曾问狄仁杰：“我想得到一个优秀士人任用，谁可以呢？”狄仁杰说：“还不知道陛下想让他担任什么职务。”太后说：“想任用他做将相。”狄仁杰回答：“如果要选文学深厚、才思广博的人，那么苏味道、李峤本来就是合适的人选；如果一定要选拔卓越奇异的人才，那么有荆州长史张柬之。此人虽然年老，却有宰相的才干。”太后提拔张柬之为洛州司马，几天后又问狄仁杰，狄仁杰回答：“臣先前举荐张柬之，还没有任用他。”太后说：“已经升迁了。”狄仁杰回答：“臣所举荐的人，可以担任宰相，不是司马。”于是又升任秋官侍郎，过了很久终于任命他为宰相。狄仁杰又曾举荐夏官侍郎姚元崇、监察御史曲阿桓彦范、太州刺史敬晖等几十人，大多成为名臣。有人对狄仁杰说：“天下的桃李，全都在您的门下了。”狄仁杰说：“举荐贤才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私利。” 张循宪请求把自己的官职授给张嘉贞。长安二年，侍御史张循宪任河东采访使，有一件疑难事务不能决断，为此忧虑。他问属吏：“这里有没有才智出众、可以一起议论事情的人？”属吏说：“以前的平乡尉张嘉贞有非凡的才干。”张循宪召见他，询问这件事，张嘉贞分条剖析，条理清楚，使人全都明白。张循宪于是请他代写奏章，奏章内容都是张循宪意料之外的。张循宪回朝后拜见太后，太后称赞他的奏章。张循宪详细说明张嘉贞所做的事，并且请求把自己的官职授给张嘉贞。太后说：“我难道宁可少一个官职，也不愿意进用贤才吗？”于是召张嘉贞入内殿相见，与他交谈后非常高兴，立即授任他为监察御史；又提拔张循宪为司勋郎中，以奖赏他能够得到人才。韦嗣立举荐岑羲，不因他的伯父而牵累他。长安四年，太后命宰相各自举荐可以担任员外郎的人。韦嗣立举荐广武令岑羲，说：“只是遗憾他的伯父岑长倩会成为牵累。”太后说：“如果确实有才能，这有什么可牵累的？”于是授任岑羲为天官员外郎。从此那些因亲属获罪而受到牵连的人，才开始能够得到进用。唐明皇认为魏知古辜负姚崇，轻视魏知古。开元二年，黄门监魏知古本来出身小吏，因为姚崇引荐，才做到与姚崇同为宰相。姚崇心里轻视他，请魏知古代理吏部尚书，主持东都选官事务。姚崇的两个儿子分居东都，仗恃父亲对魏知古有恩，颇多招权请托。魏知古回朝后，把这些事全部上报。另一天，明皇从容地问姚崇：“你的儿子才性如何？现在担任什么官职？”姚崇揣摩出皇帝的心意，回答说：“臣有三个儿子，两个在东都，为人欲望多而不谨慎，这一定是因为有事情求托魏知古。臣还没有来得及询问他们。”明皇起初认为姚崇一定会替儿子隐瞒，等听到姚崇这样上奏，便高兴地问：“你怎么知道这些事？”姚崇回答：“魏知古当初做小吏时，臣提携并保护他。臣的儿子愚蠢地以为魏知古一定感念臣的恩德，会容忍他们做坏事，所以才敢向他求托。”明皇于是认为姚崇没有私心，反而认为魏知古辜负姚崇，想斥退他。姚崇坚决请求说：“臣的儿子行为不端，扰乱陛下的法令，陛下能够赦免他们的罪已经是幸事了。如果因为臣而驱逐魏知古，天下一定会认为陛下偏袒臣，反而损害圣明的政治。”明皇很久以后才答应，魏知古被罢为工部尚书。卢怀慎举荐宋璟等人。开元四年，黄门监卢怀慎病势危急，上表举荐宋璟、李杰、李朝隐、卢从愿，说他们都是当时重要的人才，所犯的过错很小，所被弃置的代价却很大，希望陛下垂怜并加以录用。明皇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卢怀慎去世后，家中没有剩余财物，只有一个年老的苍头，请求把自己卖掉来办理丧事。陈少游靠纳贿换取官职。大历元年，任命陈少游为桂管观察使。陈少游做官精强敏捷，却喜欢受贿，善于结交权贵，因此得到升迁。到桂州后，嫌弃那里道路遥远，又有很多瘴疠。宦官董秀掌管枢密，陈少游请求每年进献五万缗，又向元载的儿子元仲武纳贿，通过内外援引举荐，几天后改任宣歙观察使。杨绾举荐颜真卿和关播。大历十二年，杨绾、常衮举荐湖州刺史颜真卿，代宗当天就召他回朝，任命为刑部尚书。又举荐淮南判官关播，提拔为都官员外郎。贤人哪里肯随着文书参加选举。大历十四年，湖南人王国良成为盗贼，代宗派关播去招抚他。关播辞行时，代宗问他治理政事的要领，关播回答：“治理政事的根本，一定要寻求有道德的贤人，与他们共同治理。”代宗说：“朕近来已经下诏求贤，又派使者广泛搜访，差不多可以用来共同治理了吧？”关播回答：“诏令所求以及使者所举荐的，只能得到靠文辞求取进用的士人罢了，哪里有有道德的贤人肯随着文书参加选举呢？”代宗很高兴。陆贽请求台省长官各自举荐自己的属官。贞元八年，陆贽请求命令台省长官各自举荐属官，把被举荐人的姓名写在诏书中，日后考核他们的优劣，并据此升降官职。举荐还没有实行多久，有人对德宗说：“各部门所举荐的人都有私情关系，有的还收受货物贿赂，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德宗秘密告诉陆贽：“从今以后任免官员，应当由你自己选择，不要听任各部门举荐。”陆贽上奏，大意说：“诏令宣布以来，才举荐了十几个人，考察他们的资历声望，并没有在官员行列中感到惭愧；考察他们的品行才能，也没有听说有明显过失。然而议论者突然散布谣言，使圣上烦劳耳目。请让那些有所指责的人，明确陈述事实：某人收受贿赂，某次举荐有私情，把事情交给主管官员考核虚实。错误举荐的人一定施行惩罚，诬陷善人的人也应当反受其罪。为什么要宽纵那些奸诈贪赃的人，不加以辨明诘问；又把公议变成私下议论而不说出主名，使无罪的人受到怀疑，有罪的人得到放纵，是非曲直混在一起，百姓还能依靠什么呢？”他又说：“如今的宰相，就是过去的台省长官；如今的台省长官，就是将来的宰相。只是官职名称暂时不同，本来并不是举荐的行为就完全不同。难道担任长官时，就不能举荐一两个属官；身居宰相之位，就可以选择数百上千名属官吗？众人的议论如此悠然不定，这种迷惑实在太严重了。” 大概是地位尊贵的人掌握要领，地位卑下的人负责具体事务。因此君主选择辅佐大臣，辅佐大臣选择各部门长官，各部门长官选择属官僚佐，务必要得到人才，没有比这样更容易做到的了。”他又说：“武则天选用人才的办法，过于简易却能得到人才；陛下慎重选择的规矩，过于精细反而失去了士人。”德宗最终追回原先的诏令，不再实行。郑注举荐李款接替自己。太和九年，任命郑注兼任御史大夫。郑注刚刚接受任命，就举荐仓部员外郎李款来接替自己，说：“加在臣身上的罪名，虽然合乎道理，却使无罪的人受到牵连；李款的忠诚，则是侍奉君主而竭尽节操。”当时的人都嘲笑他。文宗对宰相说，举荐人才不要问亲疏。开成二年，文宗对宰相说：“举荐人才，不要问亲疏。我听说窦易直担任宰相时，从来没有任用亲近旧交。如果亲近旧交果真有才能，却因为避嫌而弃置不用，这也不是最公正的做法。” 韩偓举荐赵崇、王赞接替自己。

译天复三年年初，翰林学士承旨韩偓考中进士，御史大夫赵崇主持贡举。昭宗从凤翔回来，想任用韩偓为宰相，韩偓推荐赵崇和兵部侍郎王赞代替自己。昭宗想听从他的建议，崔胤却厌恶他们分去自己的权力，便让朱全忠入朝争辩。朱全忠见昭宗说：“赵崇是轻薄之徒中的魁首，王赞没有才干可用，韩偓怎么能妄自推荐他们为宰相？”昭宗见朱全忠怒气很盛，不得已将韩偓贬为濮州司马。昭宗秘密与韩偓哭泣道别，韩偓说：“这个人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了，臣能被远远贬谪，甚至死去，就已经是幸运；我不忍看见篡位弑君的耻辱。” 后周严厉实行连坐法 显德二年，开始命令翰林学士、两省官员推举县令、县录等任官人选时，仍须署上推荐者的姓名。如果被推荐的人贪污违法而败坏官职，推荐者也要一同承担连坐之罪。铨选门 北魏因选举失去人才始于崔亮 梁天监十八年，北魏官员已经很少，而应选任的人很多，吏部尚书李韶无法办理铨选任注，众人十分怨恨，于是又任命崔亮为吏部尚书。崔亮上奏制定选格，不问士人的贤能愚劣，只以停职、解职的年月作为标准，长期滞留的人都称赞这种做法有才能。崔亮的外甥、司空谘议刘景安写信给他说：“殷、周时代通过乡校推荐士人，两汉由州郡推荐人才，魏、晋沿袭旧制，又设置中正官。虽然不能说十分完美，但大约还能选得十之六七。如今朝廷选拔人才，只求文章，不取决于其中的道理；考察孝廉，只讲章句，不涉及治理国家的道理；设置中正官，不考察才能品行，只空谈门第姓氏。选取士人的途径不够广，淘汰选拔的标准也不精密。舅舅正当掌管铨衡，应当有所改革，为什么不改变旧调，反而制定按年资排队的选格来限制他们？天下士人，谁还会修养品行、磨炼名节呢？”薛琡又上书说：“百姓的命运，取决于地方长官。如果选曹只取年资劳绩，不辨贤能与否，那么按义理来说，就像排列飞雁；按次序来说，就像贯穿游鱼；拿着簿册点名，一个小吏就足够了。既然只须按年资任用，何必还要铨衡？”奏书上报后没有得到答复。后来刘景安因请求召见，又上奏请求命令王公贵臣推荐贤才，以补任郡县官员；诏令公卿商议此事，但后来事情也搁置了。甄琛等人接替崔亮担任吏部尚书，认为这种做法对自己有利，便接着实行。北魏选举失去人才，是从崔亮开始的。北齐辛术选拔士人一定以才能器识为标准 承圣元年，北齐辛术升任吏部尚书。自从北魏迁都邺城以来，掌管大选的官员中，知名的有好几人，各自都有得失。袁叔德深沉缜密、谨慎厚重，缺点只是过于细小谨慎；杨愔风流善辩，选取士人却失于浮华。只有辛术性情崇尚正直明察，选拔士人一定以才能器识为标准，依据名声考察实际，兼顾新旧资历，即使管理仓库的吏员也一定提拔，门阀子弟也不遗漏。综合考察前后各人，他最为公允折中。唐代刘祥道、杜正伦想整顿入流制度 显庆二年，任命吏部侍郎刘祥道掌管吏部选任事务。刘祥道认为如今选司取士过于泛滥，每年进入流内任官的超过一千四百人，杂色入流的人却从不加以铨选。现在内外文武官员从一品到九品，共有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人；如果按三十年计算，就是一万三千多人，职位大致就会用尽。如果每年另有五百人入流，就足以满足所需，希望能够加以改革。不久杜正伦也说入流人员太多，高宗命杜正伦与刘祥道详细商议，但大臣们害怕改革，事情于是搁置。裴行俭、张仁祎制定铨选法 总章二年，当时太平日久，应选人员越来越多。这一年，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开始与员外郎张仁祎设置长名姓历榜，采用引铨注的办法；又确定州县官的升降、官资的高低。此后遂成为永久制度，再没有人能够改革。大致说来，唐朝的选官制度，依据人的体貌、言语、书法和判词来取士，再计算资历、衡量劳绩来拟定官职。开始集中应选者加以考试，考察他们的书判；考试之后进行铨选，考察他们的体貌和言语；铨选之后进行任注，询问他们是否便利适合；任注之后唱名，召集众人宣布，然后将他们分类列为甲等。先由仆射审查，才上报；门下省给事中宣读，侍郎复核，侍中审定，不合适的驳回。审定以后，才上报皇帝。主管官员接受诏敕，奉行任命，各自发给凭证，称为告身。兵部的武官选任也是如此。考核考试的方法，是骑射和举重负米；有的人尚未达到规定的资格，却能试作三篇文章，称为宏词；试作三条判词，称为拔萃。考取合格的人，可以不受限制地授任黔中、岭南、闽中各州县的官职，不经过吏部委派，由都督选取当地人补授。凡是任官，都按年限考核；六品以下官员，经过四次考核才算任期届满。当时人称之为南选 仪凤元年，诏令桂州、广州、黔州等都督府说，近来任用当地人时，选择不够精细；从今以后每四年派遣五品以上清正官员充任使者，并命御史一同前往办理任注。当时人称之为南选。魏玄同谈论铨选的弊端 永淳元年，魏玄同任吏部侍郎，上书谈论铨选的弊端，认为君主应当委任官员并责成他们取得成效；所委任的人得当，所任用的人自然就精良。所以周穆王命伯冏担任太仆，太仆正说：“谨慎地选择你的属官。”这就是说，各部门官员自行寻求适合自己的属官，而天子只任命其中重要的官员。到了汉代，能够得到人才，也都是由州县补任署理，再由五府征召，然后才升入朝廷。自魏、晋以来，才专门把选官之事委托给选部。天下如此广大，士人如此众多，却把他们交给几个人，用刀笔来衡量才能，查阅簿书来考察品行。即使他们像秤一样公平、像水镜一样明察，力量也仍有极限，照察也总有穷尽，何况所委任的人不合适，还会有愚昧昏暗、阿谀徇私的弊端呢？希望大略依照周、汉的制度，挽救魏、晋以来的过失。奏疏上报后没有被采纳。各级官员都由尚书省奏请拟定 景云元年，旧制规定：三品以上官员由皇帝册授，五品以上由皇帝制授，六品以下由皇帝敕授，都交由尚书省奏请拟定；文官归吏部，武官归兵部。尚书主持中铨，侍郎主持东西铨。中宗末年，受宠幸的人掌权，选举混乱，再也没有纲纪。到这时，任命宋璟为吏部尚书，李乂、卢从愿为侍郎，他们都不畏惧权势，求见请托的道路断绝。参加选任的人有一万多人，三铨最终留下的不过两千人，众人都佩服他们的公正。吏部从前有马戴、裴行俭，后来有卢从愿、李朝隐 开元四年，有人对明皇说：“今年选官授职太过泛滥，县令都没有才能。”到应选官员入朝谢恩时，明皇把县令全部召到宣政殿庭院，亲自考试治理百姓的道理。只有鄄城令韦济的文辞义理为第一，提升为醴泉令。其余二百多人没有考中；将要授官的四十五人也被放回去学习。吏部侍郎卢从愿、李朝隐都被降为刺史。卢从愿掌管选官六年，与李朝隐都以称职闻名。当初，高宗时期，马戴、裴行俭在吏部最有名，当时人称说：“吏部从前有马、裴，后来有卢、李。” 吴兢说选人的书判应当交给主管官员

译开元十三年，明皇怀疑吏部选试不公，当时选官日期已经临近，御史中丞宇文融秘密上奏，请求把吏部选试分为十铨，任命礼部尚书苏颋等十人掌管吏部选试。判词即将评定完毕时，明皇突然把他们召入禁中，亲自裁决。吏部尚书、侍郎都不得参与。吴兢上表认为，万乘之君怎么能亲自办理铨选之事？凡选人的书判，都请交给主管官员办理，停止设置这十铨。明皇虽然没有立即听从，第二年还是恢复了旧制。裴光庭奏请采用循资格制度 开元十八年，任命裴光庭兼任吏部尚书。在此以前，选司任官，只看这个人能干不能干，有时不按次序破格升迁，有时有人老死于低位；有的人出身二十多年仍得不到俸禄。州县官职也没有等级，有时从大官调入小官，有时先任近地后任远地，都没有固定制度。裴光庭开始上奏请求实行循资格制度，官员各自按罢官后经过若干次选任来集中候选；官职高的所需选数少，官职低的所需选数多，不问才能高低，选数满了就任注，按年限逐级晋升，不得越级。不是因获罪被贬的官员，都只能升不能降。庸碌愚钝、长期滞留的人都很高兴，称这种制度为“圣书”，而有才干的人无不怨恨叹息。宋璟据理争论，却不能改变。裴光庭又命令流外官的行署，也必须经过门下省审核。官吏入仕的途径很多 开元二十一年，诏令说：“从今以后，选人中有才干学业和操守品行的，委托吏部临时提拔任用。流外官奏报甲等的，不再引送门下省。”虽然有这样的制度，有司却认为循资格制度对自己方便，仍然沿袭实行。当时官吏入仕的途径非常多，无法一一记载。张奭当面考试交白卷 天宝二年，李林甫兼领吏部尚书，每天在政事堂，选官事务全部交给侍郎宋遥、苗晋卿和御史中丞张倚。张倚新近得到明皇宠幸，宋遥、苗晋卿想要依附他。当时参加选官集会的人以万计，考取合格的有六十四人，张倚的儿子张奭名列第一。众人议论沸腾，安禄山入朝向明皇说明此事。明皇把所有考取合格的人都召来当面考试，张奭手里拿着试纸，整天写不成一个字，当时人称之为“曳白”。宋遥、苗晋卿、张倚都被贬为太守，共同考判的官员、礼部郎中裴朏等也都被贬到岭南任官。杨国忠迎合当时人的愿望 天宝十一载，杨国忠想收取众人的声望，向文部提出建议：选人不论贤能还是不肖，只要选任时间较长就留下，依照资历、根据空缺任官，长期滞留的人都一致称赞他。杨国忠所作的一切安排，都曲意迎合当时人的愿望，所以颇得众人称誉。刘乃认为选官方法不完善 天宝十二载，中书舍人宋昱掌管选官事务，前进士刘乃认为选官制度不完善，便写信给宋昱说：“禹、稷、皋陶同时在舜朝任职，尚且说要根据九种德行来考察，经过九年才考核成绩。近代主管选官的人，只凭一纸判词考察言辞，只在一次作揖之间观察举止，古今迟速不相称，为什么差别这样大呢？假使周公、孔子今天处在铨选机构，考察他们辞藻文采，恐怕比不上徐陵、庾信；看他们口才锋利，又比不上啬夫。哪里还有时间谈论圣贤的事业呢？” 沈既济上奏《选举议》大历十四年，协律郎沈既济上奏《选举议》，认为选用人才的方法不过三类，即德行、才能和劳绩。如今选曹都没有做到这些，考察的方法只是看书判、簿历、言辞和举止。行动安详、说话缓慢，并不等于有德；辞藻华丽、书法优美，并不等于有才；累积资历、增加考绩，也不等于有劳。拿这些来求取天下士人，本来就不能周全。如今人们不一定世代居住一地，不能以乡里为根本；鉴察的人不能独自明察，也不能专门依靠吏部。臣谨慎斟酌古今制度，认为五品以上官员及各部门长官，应当命宰臣推荐叙用，吏部、兵部可以参与商议。六品以下官员以及属官，可以允许州府自行征召任用。郡守、将帅如果选用不公，吏部、兵部就可以考察并举发。对于徇私冒进、举荐不慎的人，轻则加以谴责贬黜，重则依法严惩；既然责成他们授任，谁敢不尽力？如今的选官制度，都是在吏部选择人才，在州郡试用职务。如果才干与职务不相称，政务紊乱、不能任事，责问刺史，他就说：‘任命官员出自吏部，我不敢废弃。’责问侍郎，他就说：‘我是根据书判、资历和考绩授官的，不能保证他后来怎样。’责问令史，他就说：‘我是按出身履历办理的，不知道其他情况。’ 百姓白白受害，谁来承担责任？如今各道节度使、都团练使、观察使、租庸使，从判官、副将以下的属官，都由使府自行选择。即使其中有些因私情故旧而任用的人，按总体情形看，十人中仍有七人是合适的。那么征召属吏的办法已经在今天得到验证，只是还没有推广到州县罢了。利弊的道理，清楚得可以看见。假如过去各使的属官全都由选曹授予，他们怎么能够镇守边方重地、管理繁重的财赋呢？” 后唐郭崇韬想改革选人伪滥的弊端 同光二年，自唐末发生丧乱以来，选人中伪冒、泛滥的很多，郭崇韬想革除这种弊端，请求命令铨司精心加以考核。当时参加南郊事务的官员有一千二百人，能够得到任官的才几十人；告身被涂改毁坏的占十分之九。选人有的在道路上号哭，有的饿死在旅店。考课门 晋代杜预论黜陟制度 泰始四年，诏令河南尹杜预制定黜陟考课制度。杜预上奏说：“古代实行黜陟，先在心中评议，不拘泥于成法。后世不能考察长远，只专求严密防范；既怀疑人，又相信耳目；既怀疑耳目，又相信文书。文书越繁复，官场越虚伪。魏氏的考课制度，就是京房遗留下来的主张，条文可以说极其严密，但失于苛细，违背了根本原则，所以历代都不能贯通实行。哪里如同申明唐尧的旧制，取大舍小，去除繁密而趋于简约，使人容易遵行呢？把事物的道理完全弄清楚，能够神明地加以判断，在于用人。舍弃用人而只任法律，就会因拘泥文书而损害事理。不如委任通达的官员，各自考察所属官员，每年评定其等次，说明优劣。这样实行六年后，主管官员总合各方面情况，采纳案牍中记载的评语：六次评为优等的升职，六次评为劣等的废免；优等多、劣等少的平级叙用；劣等多、优等少的降职。其间所任事务有难有易，考绩不相等，主管官员本来应当衡量轻重，适当增减升降，不必曲意拘泥于法令而面面俱到。若有人因徇私而评定优劣，不符合公论，应当交给监察部门，随时加以弹劾。如果上下官员互相包庇，使过失超过这种程度，清议就会大为衰败；即使有考课制度，也没有益处。”事情最终没有实行。北魏广陵王元羽奏请实行三年考绩制度 齐建武元年，魏国录尚书事广陵王元羽上奏，请求规定：每年年终，州镇把属官的治理情况列报上来，经过两次考核后便实行黜陟。过去十五年，京官都已经经过考核，分为三等，如今已经三年了。臣擅自依照对外官的考核办法，来评定京官的治理和品行。”魏主说：“考绩是重大事情，应当关系到我的听闻和裁决，不能轻率发布，暂且等到秋天。” 魏主亲自考核公卿的善恶

译魏国下诏说：“三年考核成绩，三年进行黜陟。应当贬黜的人不值得拖延，应当升迁的人却被大大耽搁。我现在改为三年考核一次，随即实行黜陟，是想让愚钝迟滞的人不妨碍贤能者，让有才能的人不被困在低位。命各主管部门考察所属官员的优劣，分为三等。上下两等再各分为三等。六品以下官员，由尚书重新审问；五品以上官员，朕将亲自与公卿评议他们的善恶。上上等的升迁，下下等的贬黜，中等的保留原职。”魏主北巡时，留下任城王元澄铨选旧臣。从公侯以下有官职的人，以万计。元澄把他们的优劣和能否分为三等，没有人怨恨。魏主临朝堂黜陟百官，对录尚书事广陵王元羽说：“你是我的弟弟，处在机要权衡的重要位置上，却没有勤勉谨慎的声誉，反而有结党营私的迹象。现在贬夺你录尚书之职。”又对尚书令陆叡说：“叔翻刚到尚书省时，很有善政的声誉；近来却偏颇懈怠，是因为你不能用义理引导他。现在夺去你一年的俸禄。”又对左仆射拓跋赞说：“叔翻受到贬黜，你应当判处大辟。现在解除你的少师职务，削去一年的俸禄。”又对左丞公孙良、右丞乞伏义受说：“你们也应当判处大辟，现在可以穿白衣保留原官，但冠服和俸禄一并削夺。” 又对尚书任城王元澄说：“叔翻志意骄傲，可以解除少保之职。”又对长兼尚书于果说：“你不勤于职事，多次以疾病为由辞职，可以解除长兼尚书，削去一年的俸禄。”其余守尚书尉羽、卢渊等人，也都因不称职，有的解除职务，有的贬官，有的夺去俸禄；魏主都当面数说他们的过错并执行处罚。务农门 北魏韩麒麟请求劝勉督促农桑 齐永明五年，魏国春夏大旱，代地尤其严重，诏令内外群臣尽量直言，不得隐瞒。齐州刺史韩麒麟上表说：“古代贤明的君王，储积足够九年使用的粮食；到了中世，也仍然重视这项事业。缴纳粮食的人与斩杀敌人的人享有同等爵位，努力耕田的人与孝子悌弟获得同等奖赏。如今京师百姓中不务农的人很多，靠游荡吃饭的人口占三分之二。自从太平日久、连年丰收以来，人们竞相夸耀，终于形成奢侈的风俗。富贵之家，童仆婢妾都穿着华服；工商之家，奴仆也吃精美食物；而农夫缺少糟糠，养蚕妇女没有粗布短衣。因此耕田的人一天比一天少，田地有的荒芜；粮食和布帛在府库中耗尽，珍宝货物却充满市场；家中衣食匮乏，华丽服装却充斥道路。饥寒的根源，确实就在这里。臣愚以为，应当劝勉督促农桑，严格实行赏罚，几年之内一定会有富余。往年核定户籍，租赋很轻，臣所管辖的齐州，租粮仅够发放俸禄，几乎没有粮食收入仓库。这样虽然对百姓有利，却不能长久。假如发生战争或遭遇天灾，恐怕供应的办法就无从取得补济。可以减少绢布，增加粮租；丰年多积储粮，歉年拿出来赈济。这就是所谓把百姓的粮食寄存在官府，官府有了长期积储，百姓就不会遭遇荒年。” 诏令有关部门打开仓库赈济借贷，允许百姓出关到别处求食。后唐李琪谈论以农税养兵的弊端 同光三年，庄宗因为军队储粮不足，向群臣谋划。吏部尚书李琪上疏认为，古人根据收入来安排支出，计算农民的生产来发动军队，所以即使有水旱灾害，也没有物资匮乏的忧虑。近代以来向农民征税来养兵，从未有农民富足而军队供应不足的，也没有农民贫困瘦弱而军队丰衣足食的。如今即使不能减免省除租税，假如取消折纳、纽配的办法，农民也可以稍稍得到休息。庄宗随即命令有关部门按照李琪所说办理，但最终还是不能实行。冯道吟诵聂夷中的诗 天成四年，明宗问冯道：“今年虽然丰收，百姓是否富足？”冯道说：“农家遇到荒年就死于流离饿殍，遇到丰年又因粮价低贱而受损；丰年、荒年都受苦的，只有农家如此。臣记得进士聂夷中的诗说：‘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诗句虽然浅俗，却完全写出了农家的处境。农民在士农工商四类人中最为辛苦，君主不能不知道。”明宗很高兴，命左右近臣记录这首诗，常常吟诵。吴越王不向垦荒田地征税 后汉乾祐二年，吴越王钱弘俶招募能够开垦荒田的百姓，免收他们的税，因此境内没有荒废的田地。有人请求查出隐匿的成年男子以增加赋税，并且想亲自掌管此事，钱弘俶却在国门处杖责了他，国人都很高兴。后周窦俨上疏劝谏增加按田亩征收的税额 显德四年，窦俨上疏说：“历朝以来，多次下诏，允许百姓多种田，只按旧税额征收。等到百姓已经耕种，主管官员却亲自丈量田亩并增加税额，所以百姓都疑虑恐惧，田地也不能因此增加开垦。治理政事的首要原则，没有比敦厚守信更重要的了。信用一旦彰明，田地就没有不扩大的；田地扩大，粮食就多；粮食多了，储藏在百姓手中，也就等于储藏在官府手中。” 世宗留心农事 显德五年，诏令左散骑常侍艾颍等三十四人分赴各州，均衡确定田租。诏令各州把乡村编制起来，每一百户为一团，每团设置三名耆长。世宗留心农事，常常刻制木雕的耕夫、蚕妇，放置在宫殿庭院中。税赋门 隋代苏威奏请减轻赋役 陈大建十三年，隋朝任命苏威兼任度支尚书。当初，苏绰在西魏时，因为国家用度不足，制定的征税法很重。后来他叹息说：“现在的做法正像拉满的弓，不是太平时代的制度。后来的君子，谁能把它放松呢？”苏威听到这话，常常把它作为自己的责任。到这时，他上奏请求减轻赋税和劳役，务求从轻从简。隋主全部听从了他的建议。唐代杨炎制定两税法 建中元年，赦免天下，开始采用杨炎的建议，命黜陟使与观察使、刺史共同核定百姓的丁口和财产，确定等级，制定两税法。近来新旧征税科目的名目，一律废除。两税以外，擅自征收一文钱的，按枉法论罪。唐初征收赋税的制度叫作租庸调：有田就征租，有人身就征庸，有户籍就征调。玄宗末年，户籍逐渐毁坏，很多已经不符合实际。到了至德年间兵乱发生，各地征税催逼，已经不再有固定标准。负责征税的部门增加，而且彼此没有统属，往往任意征收，自立名目，新旧相继，没有穷尽。富户因成年男子多，往往投身官府或寺院，以逃避课役；贫户成年男子多，却没有地方躲藏，所以富户优闲而贫户劳苦。官吏趁机侵吞，百姓十日缴纳、每月输送，困苦不堪，大多逃亡迁徙成为流动户，原来定居的百姓百家中只剩四五家。到这时，杨炎建议制定两税法，先计算州县每年应有的费用和上供数额，然后向百姓征收，按照支出来确定收入。户籍不分本地人和外来人，以现居地登记；人口不分丁、中，以贫富为差等。行商在经商所在地的州县按三十分之一纳税，使其与定居者负担相同，不得侥幸获利。

译定居百姓的税，在秋、夏两季征收；租、庸、调和各种杂徭全部省除，都由度支统一掌管。德宗采用杨炎的建议，借赦令推行。赵赞奏请实行间架税和除陌钱法 建中四年，开始实行间架税、除陌钱法。当时河东、泽潞、河阳、朔方四军驻扎在魏县，各道军队环绕淮宁境内。旧制规定，各道军队出境就由度支供给。德宗优待抚恤士卒，每次出境还增加酒肉供给；本军粮食照给，并且给他们的家属一人兼领三人的供给，所以将士都以此为利，纷纷出军，才越过边界就停下来。每月费用达一百三十多万缗，正常赋税无法供应。判度支赵赞于是上奏实行两项制度：所谓间架税，就是每两架屋算一间，上等房屋每间纳钱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官吏拿着笔和尺进入百姓住宅，计算房屋间数。有的人房屋多而没有其他财产，一次要交几百缗钱；敢隐瞒一间的，杖责六十，告发者赏钱五十缗。所谓除陌钱，就是公私之间给予、支付、买卖，每一缗钱官府留取五十钱；交付其他物品或相互交易的，也按钱数折算。敢隐瞒一百钱的，杖责六十，罚钱二千，告发者赏钱十缗。赏钱都从获罪人家中出，于是远近充满了愁苦怨恨的声音。吴国徐知诰免除丁口钱，改征谷帛 后梁贞明四年，吴国徐温回镇金陵，总揽吴朝大政，其余各种政务都由徐知诰决定。徐知诰奉吴王之命，全部免除天祐十三年以前拖欠的税款，其余税款等到丰年再缴纳。当时以宋齐丘为谋主。此前吴国有丁口钱，又按田亩征钱；钱价重而物价轻，百姓非常困苦。宋齐丘劝徐知诰说：“钱不是耕田养蚕所得，如今让百姓缴钱，这是教百姓放弃根本而追逐末业。请免除丁口钱，其余税都缴纳谷物和布帛，绢也可以；每匹价值一千钱的，作为税缴纳三千钱。”有人说：“这样做，县官每年会损失数以亿万计的钱。”宋齐丘说：“哪有百姓富裕而国家反而贫穷的道理呢？”徐知诰听从了他，因此江淮之间的荒地全部开垦，桑树柘树遍布原野，国家因而富强。楚王不向商旅征税 后唐同光三年，当初楚王马殷得到湖南后，不向商旅征税，因此四方商旅像车轮辐条汇聚车毂一样聚集到湖南。当地铅铁很多，马殷采用军都判官高郁的建议，铸造铅铁钱。商旅出了境就没有地方使用这种钱，于是都把它换成其他货物再离去；所以楚国能够用境内多余的物产换取天下各种货物，国家因而富饶。湖南百姓不从事养蚕织帛，高郁命令纳税的百姓都用帛代替钱。不久，民间织机大为兴盛。催科门 唐代陆贽奏请确定征税期限 贞元十年，陆贽论述征税期限过于急迫，大意说：“设置官府、建立国家，是为了养活百姓；向百姓征赋、取得财物，是为了供给国家。贤明的君主不会加重国家所需的资财，却损害养活百姓的根本，所以一定先办理百姓的事务，借用他们的空闲力量；先让家庭富足，再征收多余的财物。”又说：“养蚕的事务刚刚开始，已经缴纳绢税；农事还没有结束，便仓促征收粮租。上级官府的催责既严，下级官吏的威逼暴虐更加急迫。有财物的人急忙低价出售，损失一半价值；没有财物的人借贷缴纳，所付利息加倍。”希望重新详细确定征税期限。阳城抚恤百姓尽心，征税政绩却差 贞元十四年，阳城被贬为道州刺史。阳城治理百姓就像治理自己的家。道州赋税不能按数额缴足，观察使多次加以责备。阳城亲自写下自己的考语：“抚恤教养百姓尽了心，征收赋税的政绩很差，考评下下等。”观察使派判官督促他的赋税，判官到州后，阳城先把自己囚禁在狱中。判官大为惊愕，急忙进狱拜见阳城，说：“使君有什么罪？我奉命来问候您的安否罢了。”判官停留了一两天仍未离去，阳城不再回到馆舍。门外有一扇旧门板横在地上，阳城日夜坐卧在上面。判官心中不安，只得辞去。后来观察使又派另一个判官前往查办，那名判官带着妻子儿女，在半路上逃走了。李渤反对度支征收远年拖欠的赋款 长庆二年，判度支张平叔上奏请求征收多年拖欠的赋款。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要征收本州贞元二年逃户所欠的钱四千多缗。本州今年遭受旱灾，田地损失十分之九。陛下为什么要在大旱之中征收三十六年前的欠款？”穆宗诏令全部免除。卢携请求停止征收残余税款 乾符元年，翰林学士卢携上言，认为陛下刚即位，应当深切体念百姓。国家拥有百姓，就像草木拥有根柢；如果在秋冬培土灌溉，到了春夏就会滋长繁茂。臣私下看见关东去年遭受旱灾，从虢州直到海边，麦子只收了一半，秋季庄稼几乎没有，冬菜极少；贫困的人把藜蒿、蓬草的果实磨成面，把槐树叶储存起来做菜，有的更加衰弱消瘦，连这些也难以采到。往年歉收时，百姓还可以逃散到邻近地区；如今各处都在饥荒中，没有地方可以投奔，只能坐守乡里，等待死在沟壑之中。即使朝廷已经免除余下的税款，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征收的，但州县因为有上供和三司的钱要缴，催逼得非常急，动辄加以鞭打；即使拆房砍木、雇妻卖子，也只能供给押送者的酒食费用，还没有能够送到府库。有的地方在租税之外，还有其他徭役。朝廷如果不抚恤保全百姓，百姓实在没有生计。请下诏州县，凡是所欠的残余税款，一律停止征收，等到蚕事和麦收之后再说；同时发放各地义仓粮食，赶快加以赈济。僖宗听从了他的话，但有关部门最终不能实行，徒然成为一纸空文。晋代赵季良劝晋王爱护百姓 后梁龙德二年，魏州拖欠的税很多。晋王因此责备司录赵季良。赵季良说：“殿下什么时候应当平定河南？”晋王怒道：“你的职务是督促赋税，职责尚且没有履行，怎么敢干预我的军事？”赵季良回答：“殿下正谋划攻取河南，却不爱护百姓；一旦百姓离心，恐怕河北也不再属于殿下，何况河南呢？”晋王很高兴，向他道谢。后唐刘昫奏请免除拖欠的租税 清泰元年，当初，潞王因为王玫的回答，认为左藏库现有财物的登记不符合实际，所以让刘昫代任判三司。刘昫命判官高延赏逐项查考、彻底核实，结果都是多年拖欠的数额。奸吏以催征为利，想方设法保存这些欠额以便索取。刘昫详细上奏说明情况，并请求查察其中可以征收的，赶快催缴；确实无法偿还的，全部免除。韩昭胤极力说明这样做的便利，诏令长兴年以前户部和各道拖欠的租税三百三十八万，既然只是徒然烦扰簿籍，全部免除，不再向贫民征收。百姓非常高兴，而三司的吏员却怨恨。后晋张铸请求延缓开垦田地的税役 天福三年，金部郎中张铸上奏：“臣私下看见乡村的流动户，并不是不勤劳耕种，也不是不愿安居，只是因为种植树木还不到十年，开垦的田地还不到三顷，刚刚形成产业，县府就已经向他们征收供给和徭役，又以重税责罚、用严刑威逼，所以他们不得不放弃功业、舍弃产业，另想迁往别处。请求从今以后，百姓开垦田地达到五顷以上，三年以后才允许县府征发徭役。”朝廷听从了。

译后周夏税在六月、秋税在十月征收 显德三年，世宗对侍臣说：“近来朝廷征收粮食布帛，大多不等到收获和纺织完毕，就下令三司：从今以后，夏税在六月开始征收，秋税在十月开始征收，百姓因此感到便利。” 《通鉴总类》卷十下 钦定《四库全书》《通鉴总类》卷十一上，宋沈枢撰，钱币门 宋代颜竣论铸钱 孝建三年，元嘉年间，官府铸造四铢钱，轮廓形制与五铢钱相同，铸造费用大而没有利润，所以百姓不盗铸。到武帝即位后，又铸造孝建四铢钱，形制薄小，轮廓不完整，于是盗铸的人很多，并掺杂铅锡，剪凿古钱，钱越来越薄小，郡守县令不能禁止，朝廷为此忧虑。去年春天，诏令规定，薄小而没有轮廓的钱一律不得流通，民间因此喧扰。沈庆之建议认为，应当允许百姓铸钱，各郡县设置钱署，愿意铸钱的人都住在钱署内，统一标准，去除杂质和伪钱。去年春天所禁的新钱，暂时允许使用；今后铸钱全部依照这个标准，每万钱征税三千，严格检查盗铸。丹阳尹颜竣驳斥说，五铢钱的轻重在汉代已经确定，魏、晋以来没有谁能改变，确实是因为货物钱币已经均衡，改变它就会产生伪钱。如今说去年春天禁止的钱暂时允许使用，如果大小一概流通而不依从官铸，个人获利既深，伪造的情况就没有限度；私自铸钱、剪凿古钱全都无法禁止，财货还没有充足，大钱已经耗尽，几年之间就会全部化为尘土。现在即使允许小钱流通，官府也没有因此增加赋税的道理；百姓即使富足，也不能解决官府匮乏。唯一的办法是减少费用、去除浮华，专心节俭；求得富足的方法，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议论者又因为铜越来越难得到，想铸造二铢钱。颜竣说：“议论者认为官府仓库空虚，应当改铸钱币；天下铜少，应当减小钱币规格，以挽救交相困弊的局面，赈济国家、使百姓宽舒。臣认为不是这样。如今铸造二铢钱任其流通，比官铸钱更细小，并不能解除官府的匮乏；民间奸巧却会大为兴盛，天下货币将碎裂耗尽。即使徒然严立禁令，因为获利深厚也难以断绝；不到一两年，这种弊端就再也无法挽救。百姓已经受过改铸大钱的影响，又害怕近来的新禁令，市井之间必然产生纷扰。远期的利益还没有看见，迫切的祸患却会纷纷到来；富商得意，贫民困窘，这些都是万万不可的。”于是停止了这件事。沈庆之请求允许百姓私自铸钱 泰始元年，沈庆之再次上奏请求允许百姓私自铸钱。于是钱币货物混乱败坏，一千钱串起来长度还不到三寸，大小也相称，称为鹅眼钱；比这更劣的，称为綖环钱，用丝线串起来，放入水中也不下沉，随手就会破碎。市场上不再计数，几十万钱还装不满一捧；一斗米卖到一万钱，商货无法流通。齐代孔顗请求实行五铢钱 永明八年年初，太祖因为南方钱少，又想铸钱。建元末年，奉朝请孔顗上言认为，铸钱的弊端在于钱币轻重屡次改变。重钱的弊端是难以使用，而难以使用本身就会成为负担；轻钱的弊端是容易盗铸，而盗铸造成的祸害更深。百姓之所以盗铸，严刑峻法仍不能禁止，是因为皇上铸钱时吝惜铜、爱惜工费。汉朝初年铸造轻钱，民间巧诈伪造的人很多。到元狩年间，才开始纠正这种弊端，于是铸造五铢钱，在上下加铸周郭，使人不能磨取铜屑。百姓计算成本，不能获得相抵的利润，私铸便大为减少；这就是不吝惜铜、不爱惜工费的效果。君主不必担心没有铜、缺少工匠，只要总是使百姓无法与官府竞争，盗铸自然就断绝了。宋文帝铸造四铢钱，到景和年间钱更加轻小，虽然有周郭，但熔铸不精，于是盗铸纷纷兴起，再也无法禁止；这就是吝惜铜、爱惜工费的验证。凡是铸钱，与其轻重不合标准，宁可重一些，也不要轻一些。从汉代铸造五铢钱到宋文帝，历经五百多年，制度虽有兴废，但五铢钱没有改变，说明它的轻重可以作为法式，符合货币流通的需要。臣愚以为应当依照旧制，大规模熔铸，钱重五铢，完全依照汉法。如果官铸钱已经流通民间，就应当严格禁止剪凿、轻小、破缺、没有周郭的钱，全部不得流通。官铸钱中细小的，可以按铢两称量，熔化后作为大钱；这样可以堵塞贫民和良民走向奸巧的道路。钱币和货物一旦均衡，远近就会一致，百姓安居乐业，市场交易没有争端，衣食财富都会增长。太祖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命令各州郡大量收购铜和木炭。恰逢太祖驾崩，事情搁置。这一年，益州行事刘悛上言说，岷山下有严道铜山，是过去铸钱的地方，可以经营开发。武帝听从了，派使者进入蜀地铸钱。不久，因为功费太多而停止。北魏高道穆请求铸造五铢钱 梁中大通元年，魏国流通许多细钱，一斗米几乎价值一千钱。高道穆上表认为，市场上的铜价是八十一钱买一斤铜；私自铸造薄钱，每斤可以赚二百钱。既然已经向人们显示了巨大利益，又用重刑跟随禁止，获罪的人虽然很多，奸铸却越来越多。如今钱币徒有五铢的文字，却没有二铢的实际重量，放在水面上几乎不会下沉。这是因循渐变、禁令防范不严造成的，朝廷有过失，他们又有什么罪呢？应当改铸大钱，钱文刻载年号，以记住它的开始。这样一斤铜只能铸成七十钱，计算私铸所需费用，就不能从中获利；既然无利，自然会停止，何况再广泛设置严刑呢？”杨侃也上奏，请求允许百姓和官府一同铸造五铢钱，使百姓乐于铸钱，弊端自然改变。魏主听从了，于是开始铸造永安五铢钱。梁武帝末年，钱币以三十五枚折合一百枚。中大同元年，此前江东只有建康以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使用钱，其余州郡把钱和谷物、丝帛混用，交州、广州专门把金银作为货币。武帝自行铸造五铢钱和女钱两种钱，并同时流通，禁止各种古钱。普通年间又改铸铁钱，从此民间私铸的人很多，物价飞涨，交易时甚至用车装钱，不再计算枚数。又从破岭以东，八十枚折合一百枚，称为东钱；江州、郢州以西，七十枚折合一百枚，称为西钱；建康则九十枚折合一百枚，称为长钱。诏书说：“早晨说三，晚上说四，众猕猴都高兴；名义和实际并没有减少，只是利用人们的喜怒罢了。近来听说外间多使用九陌钱，钱陌减少，物价就上涨；钱陌足额，物价就下跌。这不是物品有贵贱，而是人心颠倒。至于远方，这种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只是扰乱国家制度，对百姓财富没有益处。从今以后可以通用足陌钱，规定诏书施行后一百天为期限；如果仍有违犯，男子罚去运输，女子拘押服劳役，并一律执行三年。”诏书下达后人们却不服从，钱陌更加减少，到末年竟然变成三十五枚折合一百枚。隋主重新制定钱的样式 陈大建十三年，当时周、齐铸造的钱一共有四等，民间私钱的名目又很多，轻重不一。隋主对此很忧虑，重新铸造五铢钱，钱的正面、背面、内孔和边肉都有周郭。每一千枚重四斤二两，全部禁止古钱和私铸钱，并在关口设置钱样；不符合钱样的，没收入官府，熔化销毁。从此钱币开始统一，民间感到便利。唐初开始流行开元通宝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