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通鉴总卷十上宋沈枢撰礼乐门

译钦定《四库全书》。《通鉴总类》卷十上，宋沈枢撰，礼乐门。汉曹襃著成汉礼。元和三年，博士曹襃上疏，认为应当制定礼制，撰成汉礼。太常巢堪认为，一代的大典，不是曹襃能够制定的，不能答应他。章帝知道诸儒拘泥局促，很难同他们谋划创始，于是认为朝廷的礼制法度应当及时建立，便任命曹襃为侍中。班固认为应当广泛召集诸儒，共同议论得失。章帝说：“俗话说，在道路旁边建房子，三年也建不成。聚集礼学之家议论，名义上是会集讨论，实际上互相产生疑惑，谁也不能下笔。从前尧制作大章乐，定下一个法度就够了。” 唐太宗奏演《秦王破阵乐》。贞观元年，太宗宴请群臣，演奏《秦王破阵乐》。太宗说：“朕过去受命专门征讨，民间于是有了这支乐曲。它虽然没有文德之乐那样雍容，但功业正是由此成就的，不敢忘本。”封德彝说：“陛下凭神武平定天下，哪里是文德所能相比的？”太宗说：“用武力平定祸乱，用文治守成，文武各自的作用，随着时势而不同。你说文治不如武功，这话说过头了。” 魏征说音乐在于人心和谐，不在于声音。二年，太常少卿祖孝孙认为，梁、陈的音乐多带有吴楚风格，周、齐的音乐多带有胡夷风格，于是斟酌南北乐调，以古代声律考订，制作《唐雅乐》，共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诏令协律郎张文收与祖孝孙共同修订。祖孝孙等奏上新乐，太宗说：“礼乐，大概只是圣人顺应事物而设置教化的工具，国家治理的兴衰，难道是由于这个吗？”御史大夫杜淹说：“齐将亡时制作《伴侣曲》，陈将亡时制作《玉树后庭花》。它们的声音哀伤，行路的人听了都悲泣，怎么能说国家治理的兴衰不在于音乐呢？”太宗说：“不是这样。音乐能够感动人，所以快乐的人听了就高兴，忧愁的人听了就悲伤。悲喜在于人的内心，并不是由音乐造成的。将要灭亡的政治，百姓一定忧愁困苦，所以听到音乐就悲伤罢了。如今这两支曲子都还存在，朕为你演奏它们，你难道会悲伤吗？”右丞魏征说：“古人说：‘礼啊礼啊，难道只是玉帛吗？乐啊乐啊，难道只是钟鼓吗？’音乐确实在于人心和谐，而不在于声音。” 明皇亲自在梨园教授法曲。【原文“▯元二年”疑为“开元二年”】旧制中，雅乐和俗乐都隶属于太常寺。明皇精通音律，认为太常寺掌管礼乐，不应掌管倡优杂伎，于是另设左右教坊，教授俗乐，任命右骁卫将军范及担任教坊使。又选取数百名乐工，亲自在梨园教授法曲，称为“皇帝梨园弟子”。又教授宫女，让她们学习这些曲子。还选取女乐，置于宜春院，供给并赏赐她们的家人。礼部侍郎张廷珪、酸枣尉袁楚客都上疏，认为皇上正值春秋鼎盛，应当崇尚经术，亲近端正之士，崇尚朴素，尤其要警戒沉溺郑声、喜好游猎。明皇虽然不能采纳他们的意见，但为了广开言路，仍都嘉奖赏赐了他们。萧嵩修订开元礼。开元二十年初，明皇命张说和诸位学士刊定五礼。张说去世后，由萧嵩接替。起居舍人王仲丘请求依照显庆礼，祈谷、大雩、明堂都祭祀昊天上帝。萧嵩又请求依照上元年间的敕令，父亲在世时，儿子为母亲服齐衰三年，这些意见都得到采纳。以高祖配享圜丘、方丘，以太宗配享雩祀和神州地祇，以睿宗配享明堂。新礼完成后上奏，称为《开元礼》。后周窦俨请求有关部门讨论礼乐。显德四年，中书舍人窦俨上疏，请求命有关部门讨论古今礼仪，撰成《大周通礼》，考订校正钟律，制作《大周正乐》。王朴上疏制定律吕。六年，王朴一向熟悉音律。世宗向他询问音乐之事，王朴上疏认为，礼用来约束外在行为，乐用来调治内心；外在行为合乎规范，内心和谐，然而天下还不能治理好的，从来没有这种情况。从前黄帝吹九寸长的管，得到黄钟的正声；把它截去一半成为清声，加长一倍成为缓声，再按三分损益法产生十二律。十二律轮流作为宫音，产生七调，构成一均；总共十二均、八十四调，这样才完备。遭逢秦朝焚毁学术典籍后，历代治理音乐的人，很少能采用这套方法。唐太宗时期，祖孝孙、张文收考订校正大乐，具备八十四调。安史之乱时，乐器和乐工损失十分之八九；到了黄巢之乱，更是荡然无存。当时有太常博士殷盈孙，按照《考工记》铸造十二枚镈钟、二百四十枚编钟；处士萧承训校定石磬，如今悬在县署的就是这些。虽然有钟磬的形制，却完全没有彼此应和的和声。那些镈钟不问音律，只是循环敲击；编钟、编磬也只是徒然悬挂罢了。丝、竹、匏、土制乐器，仅有七个音，名为黄钟之宫。现存的曲子有九支，考察起来只有三支合于音律，六支杂合了其他调。大概音乐的废缺，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我曾经学习律吕，谨慎地依照古法，用秬黍确定尺度，管长九寸、直径三分，制成黄钟之管，所得声音与现在的黄钟声相应。由此推演出十二律。由于让许多管子相互吹奏，使用声音不方便，于是制作十三弦律准，长九尺，都应合黄钟之声，依次设置柱，作为十一律及黄钟清声；轮流使用七律作为一均。作为一均主音的是宫音，征、商、羽、角、变宫、变征依次排列。发出本均主音，回到本音所属的律，交替应和而不紊乱，这样才成为一调，共有八十一调。这种方法久已失传，只有臣独自见到，恳请召集百官考校它的得失。”诏令同意了。音乐门。晋刘裕不学习音乐。【原文“刘▯”疑为“刘裕”】义熙元年，尚书殷仲文认为朝廷的音乐还不完备，向刘裕进言，请求整治音乐。刘裕说：“今天没有时间顾及这些，而且这本来就是我不懂的事情。”殷仲文说：“喜欢它自然就会懂。”刘裕说：“正因为懂了就会喜欢，所以我才不学习。” 燕主叹息太乐不完备。五年，南燕主慕容超朝会群臣，叹息太乐不完备，商议掠取晋人来补充乐伎。领军将军韩范说：“先帝因为旧都倾覆，收敛羽翼于三齐；陛下不休养士卒、安抚百姓，等待魏国出现隙漏，以恢复先业，反而侵掠南方邻国来扩大仇敌，这可以吗？”慕容超说：“我的计策已经决定，不和你讨论。” 议礼门。汉陈球等人议论窦太后应当合葬。

译熹平元年，曹节等人想把窦太后另行安葬，而让冯贵人配祔。皇帝下诏让公卿在朝堂大会，命中常侍赵忠监领议论。议论开始后，几百名在座者都观望了很久，没有人肯先发言。廷尉陈球随即提出意见：“皇太后在椒房时，就有聪明和母仪之德；遭逢时运不济，却援立圣明之主，使宗庙得到承继，功劳极其重大。她的家人虽然获罪，事情并不是太后的过错。如今如果让她另葬，实在会辜负天下人的期望。况且冯贵人对国家没有功劳，怎么适合上配至尊？”赵忠看了陈球的意见，变了脸色，俯仰不定，讥笑陈球说：“陈廷尉提出这个意见，真是强硬。”陈球说：“陈窦之冤未雪，皇太后无故被幽闭，臣常常痛心，天下人也愤怒叹息。今天把这些话说出来，退下后即使获罪，也是我长久以来的愿望。”于是公卿以下都同意陈球的意见。曹节、王甫仍然争辩，认为梁皇后家犯有大逆之罪，所以另葬懿陵；武帝废黜卫皇后，却让李夫人配享。如今窦氏罪行深重，怎么能合葬？先帝李咸又上疏说：“臣伏思章德窦后虐害恭怀、安思阎后，她的家族犯有大逆之罪，但和帝并没有另葬的议论，顺帝朝也没有贬降的诏文。” 至于卫后，是孝武皇帝亲自废弃的，不能拿来相比。如今长乐太后的尊号仍在身，亲自曾经临朝称制，而且援立圣明之主，使皇室声威隆盛。太后把陛下当作儿子，陛下难道能不把太后当作母亲吗？儿子不能贬黜母亲，臣子不能贬降君主。应当与先帝合葬于宣陵，一切依照旧制。”灵帝看了奏章，同意了。魏太后代替皇帝举行祭祀。梁天监十四年，太后因为魏主年幼，不能亲自祭祀，想代替他举行祭祀。礼官广泛议论，认为不可以。太后拿这件事询问侍中崔光，崔光援引汉和帝时熹太后邓氏祭祀宗庙的旧例，太后非常高兴，于是代行祭祀。齐源师叹息礼制废弛、齐国将亡。陈大建四年，文宗的儿子源师任左外兵郎中，代理祠部事务。他曾告诉高阿那肱：“龙星出现时，应当举行雩祭。”高阿那肱惊问：“什么地方出现了龙？它是什么颜色？”源师说：“是龙星刚刚出现，按礼应当举行雩祭，不是真龙。”高阿那肱大怒说：“汉人多事，强行了解星宿。”于是没有举行祭祀。源师出来后，私下叹息说：“礼制已经废弃了，齐国还能长久吗？”

译唐太宗不依从阴阳书。贞观五年，有关部门上言：“皇太子应当举行冠礼，按规定应选二月的吉日，请制作兵器和仪仗。”太宗说：“春耕正要兴起，应改用十月。”少傅萧瑀上奏说：“根据阴阳书，不如选二月。”太宗说：“吉凶在于人的作为，如果一举一动都依照阴阳术数，却不顾礼义，能够得到吉祥吗？遵循正道行事，自然会与吉祥相会。农时最为紧要，不能错过。” 长孙无忌等人上奏新礼。显庆三年，长孙无忌等人上奏他们所修订的新礼，诏令朝廷内外施行。在此以前，议论者认为《贞观礼》的条文还不完备，所以命长孙无忌等人修订。当时许敬宗、李义府执掌政事，增删的内容很多，为精通礼学的人所非议。太常博士萧楚材等人认为，预先讨论凶丧之事，不是臣子应该说的。许敬宗、李义府深以为然，于是烧毁《国恤》一篇，从此凶礼便有了缺失。祝钦明主张皇后助祭。景龙三年，中宗将要祭祀南郊，国子祭酒祝钦明、司业郭山恽进言：“古代举行大祭祀时，王后以瑶爵行祼献礼，皇后应当助祭天地。”太常博士唐绍、蒋钦绪驳斥说：“郑玄注《周礼·内司服》，只说后助祭先王、先公，没有助祭天地的文字，皇后不应当助祭南郊。”韦巨源制定仪注，请求依从祝钦明的意见，中宗同意了，让皇后担任亚献，又让宰相的女儿担任齐娘，帮助执掌豆笾。祝钦明又想让安乐公主担任终献，唐绍、蒋钦绪坚决争论，于是停止此议，改由韦巨源代理太尉担任终献。孙平子不能胜过礼官的议论。【原文“▯元五年”“▯中宗”有疑似OCR问题】开元五年，伊阙人孙平子上言：“《春秋》讥刺鲁国把僖公升到闵公之上。如今把中宗迁到别庙，却祭祀睿宗，正与鲁国相同。兄长作为弟弟的臣属，尚且不能把兄长升到弟弟之上，何况弟弟作为兄长的臣属，怎么能把弟弟升到兄长之上呢？如果按照兄弟同昭穆的说法，就不应当把兄长迁出而安置在别庙。”他请求交给群臣广泛议论。于是中宗入庙之事下交礼官，太常博士陈贞节、冯宗苏提出意见，认为七代祖庙不以兄弟计算代数；殷代有时四个兄弟相继为君，如果把他们分别算作一代，便没有祭祀祖、祢的地方了。如今睿宗的神主之室应当排在高宗之后，所以特意为中宗另立别庙。中宗既然升入新庙，睿宗便附祀于高宗，哪里有把睿宗升到中宗之上的事情？孙平子却引用鲁国升僖公的事作证，是诬蔑圣朝，不能让这种风气滋长。当时舆论大多认为孙平子有理，明皇也认为如此，所以议论长久不能决定，最终还是依从礼官的意见。孙平子不停地争论，被贬为康州都城尉。韦縚上奏制定丧服礼制。二十四年，韦縚又上奏：“丧服制度中，舅舅服缌麻三个月；姨母、外祖父母都服小功五个月。外祖父母是最尊贵的外亲，却与姨母服制相同；姨、舅同一等级，服制却有轻重差别。堂姨、堂舅的亲属关系并未疏远，恩义却断绝而不为他们服丧。舅母来自外族，也不如同族亲属的服制。我私下认为，古代礼意仍有未能完全通达之处，请把外祖父母改为服大功九个月，姨、舅都服小功五个月，堂舅、堂姨、舅母都加到袒免。”韦述议论说：“圣人推究天道，所以厚待祖、祢；联系族姓，所以亲近子孙。母亲一族与本族相比，不可混同，这是明白的。如今如果把外祖父和舅舅的服制提高一等，把堂舅和姨母列入服纪，那么内外亲属的制度相差还有多少？先王的制度称为常道，奉行它而周旋行事，还担心失传败坏；一旦扰乱它的次序，难道可以吗？请依照《仪礼·丧服》确定。”杨仲昌议论说：“郑文贞公魏征当初把舅舅的服制提高到小功五个月，文贞虽然贤明，但周公、孔子才是圣人；用贤人的意见改变圣人的制度，后世学者将依从什么？我私下担心内外亲属失去次序，亲疏颠倒，感情一旦防范不住，还有什么不会发生？《礼记》说：‘不要轻率议论礼制，应明白它与天地相结合、与日月并列；贤者遵循它，哪里敢有所损益？’” 诏令说：“姨、舅既然服小功，舅母不能完全降服，应当服缌麻；堂姨、堂舅应当服袒免。” 裴耀卿议论太子接受册命的仪式。二十六年，太子将要接受册命，仪注中有“中严”“外办”以及绛纱袍等内容。太子嫌这些称呼与至尊相同，上表请求改换。左丞相裴耀卿上奏，停止使用“中严”，改为“外办”，解释说就是“外部完备”；又把绛纱袍改为朱明服。明皇在宣政殿为太子举行册命礼，按旧例太子乘辂车到殿门。到这时，太子不乘辂车，而是从自己的宫中步行进入。当天大赦天下。蒋乂劝谏不应借吉日成婚。贞元十三年，光禄少卿同正张茂宗获准尚义章公主，婚礼尚未举行，张茂宗的母亲去世，遗表请求完成婚礼，德宗答应了。秋八月，起复张茂宗为左卫将军同正。左拾遗、义兴人蒋乂上疏劝谏，认为战事紧急时，古代有身穿墨衰而从事军务的人，却没有听说驸马起复后迎娶公主的。德宗派中使向他说明，他仍不停止，于是特意召他到延英殿答对，对他说：“民间有很多借吉日成婚的人，你为什么如此坚持这一点？”蒋乂回答：“婚姻和丧服，是人的重大伦理关系，吉凶不能混淆。乡巷人家不懂礼教，女子孤苦贫穷而无所依靠，有时有借吉日出嫁的；却没听说男子借吉日娶妻的。”太常博士韦彤、裴堪又上疏，德宗很不高兴，命令赶快确定下嫁日期。礼院上奏禘祭祝文。会昌六年，礼院上奏：“禘祭祝文在穆、敬、文、武四室前，只称‘嗣皇帝臣某昭告’。”皇帝同意了。李景让提出迁庙意见，议论未决而停止。大中十年，吏部尚书李景让上言：“穆宗是陛下的兄长，敬宗、文宗、武宗是兄长的儿子。陛下拜兄长尚且可以，拜侄子可以吗？这样会使陛下不能亲自侍奉七庙。”应当把四位神主迁出太庙，让代宗以下的神主回到太庙。诏令百官议论这件事，最终没有决定便停止了。当时人因此轻视李景让。后梁敬翔请求举行郊祀礼。贞明三年，租庸使、户部尚书赵岩对均王说：“陛下即位以来，还没有举行南郊祭祀，议论者认为您与藩侯没有区别，会被四方轻视。请驾临西都举行郊祀礼，然后拜谒宣陵。”敬翔劝谏说：“自从刘鄩失利以来，公私都已困竭，人心惶恐不安。如今举行圜丘大礼，必然要进行赏赐，这是贪图虚名而承受实际弊害。况且强敌就在黄河边上，皇帝的车驾怎么可以轻易出动？等北方平定后再报答根本，也不算晚。”均王不听，前往洛阳，检阅车服仪仗，安排宫阙、郊祀的日期。听说杨刘失守，道路上又有传言说晋军已经进入大梁，扼守汜水。均王惊惶失措，于是停止郊祀，逃回大梁。

译后唐马缟请求在七庙之外另立亲庙。天成二年，中书舍人马缟请求采用汉光武帝的旧例，在七庙之外另立亲庙。中书门下上奏，请按照汉孝德皇、孝仁皇的先例，称“皇”而不称“帝”。明宗想兼称帝，群臣于是援引德明皇帝的先例，请求在京师立庙。明宗命令把庙立在应州旧宅，自高祖父母以下都追尊谥号为皇帝。后周在大梁举行南郊祭祀。广顺三年，太祖想举行南郊祭祀，又因为自后梁以来郊祀常在洛阳而感到疑惑。执政大臣说：“天子所在的都城，就可以祭祀百神，何必要在洛阳？”于是开始修筑圜丘、社稷坛，在大梁修建太庙。奉先门。汉杨终请求停止对匈奴的战争。建初元年，校书郎杨终上疏说：“近来向北征讨匈奴，向西开拓三十六国，百姓连年服役，转运供应耗费繁重，陛下应当留心省察。”章帝把他的奏章交给有关部门议论，第五伦也同意杨终的意见。牟融、鲍昱都认为：“孝子不改变父亲的道路，征伐匈奴、屯戍西域，都是先帝所建立的，不应当反悔改变。”杨终再次上书说：“晋文公毁掉泉台，《春秋》讥刺他说：‘先祖所建的，自己却毁掉了，还不如不居住在那里罢了。’这是因为它对百姓没有妨害。襄公设置三军，昭公废弃它，君子赞许昭公恢复古制，认为不废除就会危害百姓。如今伊吾的战事、楼兰的屯戍，军队长期在外而不能回来，这不是上天的意思。”章帝采纳了他的意见。蔡邕论述上陵的礼制。熹平元年，车驾前往原陵，司徒掾、陈留人蔡邕说：“我听说古代不在墓地祭祀，朝廷却有上陵的礼仪。起初我认为可以减省，如今看见仪仗威严，考察它的本意，才知道孝明皇帝极其孝顺而且情感深切，是不能轻易改变夺去的。礼制中有些繁琐却不能省略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楚王桓玄宗庙祭祀没有追及祖先。晋元兴三年，桓玄认为他的祖父桓彝以上的名位不显赫，便不再追尊并建立宗庙。散骑常侍徐广说：“尊敬父亲，儿子就会高兴，请依照旧例建立七庙。”桓玄说：“按礼制，太祖面向东方，左为昭，右为穆。晋朝建立七庙，宣帝却不能处在正东向的位置，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呢？”秘书监卞承之对徐广说：“如果宗庙祭祀果真不能追及祖先，就可以由此知道楚国的德运不会长久。” 宋朝改定孝建以来的制度。大明八年，废除南北两条驰道，以及孝建以来所改定的制度，恢复依照元嘉年间的制度。尚书蔡兴宗在都座上感慨地对颜师伯说：“先帝虽然不是德行盛大的君主，但始终依道而行，三年内不改变父亲的制度，这是古代典制所看重的。如今灵柩刚刚撤出殡宫，山陵还不遥远，所有制度和营建，不论是非一概删削。即使改朝换代，也不至于这样。天下有见识的人，应当由这件事看清人的品行。”颜师伯没有听从。齐朝诏令规定太庙四时祭祀。永明八年，诏令规定太庙四时祭祀时，进献宣皇帝所喜爱的麫饼、鸭，孝皇后所喜爱的笋、鸭、卵，高皇帝所喜爱的肉脍、葅羹，昭皇后所喜爱的茗粣、炙鱼。武帝梦见太祖对他说：“宋氏诸帝常在太庙，跟我索求食物，你可以另外为我送来祭品。”于是命豫章王妃庾氏在清溪旧宅四时祭祀两位皇帝和两位皇后，牲牢、服章都采用家人礼。唐朝为王珪建立家庙。贞观十三年，王珪性情宽厚，刘裕自奉养也很俭薄。按照法令，三品以上官员都应建立家庙；王珪显贵已久，却独自在寝室祭祀，被法司弹劾。太宗没有追究，命有关部门替他建立家庙，以此使他感到惭愧。有关部门请求增加宗庙笾豆的礼数。开元二十四年，明皇命有关部门议论增加宗庙祭品笾豆的数量。太常卿韦縚上奏，请求宗庙每一座神位都用笾豆十二。兵部侍郎张均等人议论说：“圣人知道孝子的感情深厚，而物类没有穷尽，所以替他们规定节制。人的嗜好本来没有固定标准，私人宴饮的食物也随时变迁，所以圣人一概归于古制。屈到喜欢菱角，屈建却不把菱角作为祭品，是认为不能用个人欲望干扰国家典制。如果把如今的珍馔、平生习惯的食物拿来祭祀，向神求取没有一定规范，为什么一定要拘泥古制？这样一来，簠簋可以去掉，而盘、盂、杯、案反而应当陈列在御前了；《韶》《濩》可以停止演奏，而箜篌、筝、笛反而应当演奏了。既然不是正规的祭品，后代将看什么来效法？难道可以废弃礼经而顺从流俗吗？”太子宾客崔沔议论说：“祭祀的兴起，始于太古。那时茹毛饮血，便有献毛血的祭品；还没有酿酒的曲蘖，便有玄酒的奠献。到了后世君王，礼物逐渐完备，但以神道表示敬意，不敢废弃。国家依据礼制建立教化，顺应时势制定规范。清庙举行时祭，必定陈列合礼的祭馔，这是采用周制；园寝举行上食，按时备办膳食，这是遵循汉法；各地贡物来用于祭祀，是为了献上远方物产；有新的物品就先行进献，是顺应时令。苑囿之内亲自耕作所得的收获，狩猎时亲自射中的猎物，没有不先拿来祭献然后才食用的，这是竭尽诚敬。不过只应当再次告诫有关部门，不得有任何简慢懈怠，这样鲜美肥厚的食物就都具备了。不必增加笾豆的数量。”明皇仍坚持想适量增加品种和滋味，韦縚又上奏：“每室笾、豆各增加六件，四时分别充实以新鲜果品和珍美食物。”明皇同意了。奉亲门。汉代修筑复道上朝长乐宫。元年，惠帝因为到长乐宫朝见太后以及闲暇往来时，多次清道而烦扰百姓，于是在武库南面修筑复道。奉常叔孙通劝谏说：“这是高帝每月出游时经过衣冠之道的道路，子孙怎么能在宗庙之道上行走呢？”惠帝害怕地说：“赶快拆毁它。”叔孙通说：“君主不能有错误的举动，如今已经修成，百姓都知道了。希望陛下为高帝在渭水以北的原庙设置衣冠每月出游的仪式，以扩大宗庙大孝的根本。”于是惠帝下诏命有关部门建立原庙。毛义的喜悦，是为了亲人而屈己。元和元年，毛义、郑均都因品行高尚而在乡里闻名。南阳人张奉仰慕他们的义行，前往拜访。坐定后，府中的檄文恰好送到，任命毛义代理安阳县令。毛义捧着檄文进去，喜悦之情显现在脸上。张奉心中鄙视他，告辞离去。后来毛义的母亲去世，朝廷征召和地方举荐他，他都没有前往。张奉才叹息说：“贤人的心思本来就不可揣测，他往日的喜悦，原来是为了亲人而屈己。” 唐肃宗不敢到西内。上元二年，当初，李辅国与张皇后共同谋划把上皇迁到西内。这一天是端午节，山人李唐拜见肃宗，肃宗正抱着公主，对李唐说：“朕想念她，你不要怪罪朕。”李唐回答：“太上皇想见陛下，也正如陛下想念公主一样。”肃宗悲伤流泪，但畏惧张皇后，仍然不敢到西内。后周王溥侍立在父亲身旁。

译显德四年，任命王祚为颍州团练使。王祚是王溥的父亲。王溥担任宰相时，王祚有宾客来访，王溥常常穿着朝服侍立在父亲身旁，使宾客坐立不安。王祚说：“不过是我的儿子，不值得让他起身。” 封建门。汉诏令诸侯王把封邑分给子弟。元朔二年，主父偃劝说武帝：“古代诸侯的封地不过百里，强弱的形势容易控制。如今诸侯有的连接数十座城，土地方圆千里，天下太平时就骄奢淫逸，容易发生淫乱；形势紧急时，就凭借自身强大而合纵联合，反抗京师。如果依法削减他们的封地，逆反的祸端就会萌发，前些日子晁错的事情就是这样。如今诸侯的子弟有的多达十几人，只有嫡长子继承封国，其余虽是骨肉亲属，却没有一尺土地的封爵，仁孝之道就不能发扬。希望陛下命令诸侯可以推行恩德，把封地分给子弟，让他们凭土地受封为侯。这样人人都高兴地得到所愿，皇上对他们施加恩德，实际上又分割了他们的国家，使其不必削夺便逐渐削弱。”武帝采纳了他的意见。诏书说：“诸侯王如果想推施私恩、把封邑分给子弟，命令各自详细上报，朕将亲自确定他们的名号。”于是藩国开始分封，诸侯子弟最终都封为侯。黄河如衣带，泰山如砺石。太初三年初，高祖把功臣封为列侯，共一百四十三人。当时战乱刚过，大城名都中百姓流散死亡，户口还能够统计的，只剩十分之二三。大的侯国不过一万户，小的只有五六百户。他们封爵时的誓言说：“即使黄河变得像衣带一样狭，泰山变得像砺石一样小，国家也要永远存在，并延及后代。”又用丹书作为信约，加上白马盟誓加以郑重。到高后时期，完全依次评定列侯的位次，藏在宗庙中，副本存于有关部门。到了文帝、景帝之间的四五代，流民已经归来，户口也增长了。列侯封地大的达到三四万户，小国也增加了一倍，财富厚实程度同样如此。子孙骄纵放逸，多次触犯法律禁令，丧失生命并失去国家。到这时，现存的侯爵只剩四人，法网也更加稀疏了。晋朝封慕容皝为燕王。咸康七年，刘翔到达建康，成帝召见他，询问慕容镇军是否平安。刘翔回答说：“臣奉命出发那天，穿着朝服拜受诏章。”刘翔替燕王慕容皝请求授予大将军、燕王的章印符玺。朝廷议论认为：“按旧例，大将军不能驻守边境；自汉、魏以来，也没有把异姓封为王。这些请求不能答应。”刘翔说：“自从刘渊、石勒制造动乱以来，长江以北都变成了戎狄聚集之地。没有听说中原公卿的后代中有一人能够挽臂挥戈、摧破凶逆，只有慕容镇军父子竭尽力量，心存本朝，以少击众，多次消灭强敌。功劳如此之大，却吝惜不用海北之地封给他，这是为什么？臣私下担心圣朝疏远忠义之国，使天下四方没有可以劝勉仰慕的对象。”一年多过去，众议最终仍未决定。刘翔于是劝说中常侍彧弘：“石虎占据八州土地，拥有百万披甲之士，志在吞并江汉。自索头、宇文以及各个小国，没有不臣服的。只有慕容镇军辅翼拥戴天子，精诚贯日，却反而没有获得特殊礼遇的诏命。我私下担心天下人改变心意、离心离德，再也没有向南归附的人了。”彧弘替他入朝向成帝进言，于是任命慕容皝为使持节、大将军、幽州牧、大单于、燕王，所需礼物和典章仪卫全都按照特殊礼制办理。唐朝袭封刺史，长孙无忌不愿前往封国。贞观十三年，太宗已经下诏让宗室和群臣世袭封为刺史。左庶子于志宁认为古今情况不同，恐怕不是长久安定的办法，上疏争辩。侍御史马周也上疏说：“即使尧、舜的父亲，也有朱、均这样的儿子；倘若让孩童继承职任，一旦骄横愚昧，百姓就会遭受祸害，国家也会遭受失败。如果正想彻底废除这种制度，那么子文治理封国的功劳还在；如果正想保留它，那么栾黡的罪恶已经明显。与其让在世百姓受到毒害，不如割舍对已经去世的大臣的一点恩情，这是明白的。这样看来，先前所谓爱护他们，恰好会成为伤害他们。臣认为应当赐给他们茅土，记录他们的户邑；如果确实有才能品行，就按照才器授官，使本人能够承受皇帝的厚恩，而子孙也能终身享有福禄。”适逢司空、赵州刺史长孙无忌等人都不愿前往封国，便上表坚决辞让；又通过儿媳长乐公主向太宗坚决请求，并说：“臣披荆斩棘侍奉陛下，如今海内已经安定统一，为什么却要把臣抛弃到外州，这与迁徙有什么不同？”太宗说：“割地封赏功臣，是古今通行的道理。我本想让公等的后代辅佐朕的子孙，共同传承长久的事业。可是公等反而再次发言表示怨望，朕难道要强迫公等接受茅土吗？” 诏令停止世袭封为刺史。封禅门。汉光武帝拒绝群臣请求举行封禅。建武三十年，车驾东巡，群臣上言：“陛下即位三十年，应当在泰山举行封禅。”诏书说：“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朕要欺骗谁，欺骗上天吗？难道泰山还不如林放吗？为什么要玷污七十二代帝王的记载？如果郡县派遣官吏远道来祝贺，极力称颂虚假的美名，一定剃去他们的头发，命令他们屯田。”于是群臣不敢再提这件事。光武帝因感动于河图、洛书的文字而举行封禅。中元元年，光武帝读《河图会昌符》，其中说：“赤刘的第九代，应当在岱宗会合天命。”光武帝受到这段文字的感动，于是下诏让虎贲中郎将梁松等人查考搜集河图、洛书的谶文，其中说第九代应当举行封禅的共有二十六条。于是张纯等人再次上奏请求封禅，光武帝才答应了。诏令有关部门寻找元封年间的旧例，应当使用方石重叠两层，以玉片封匣、用金泥封固。光武帝认为石工难以完成，想借用孝武帝原来封禅的石碑，把玉牒放在其中。梁松争辩认为不可以，于是命令石工采集完整的青石，不必一定采用五色石。车驾东巡，驾临鲁地，随后进发到泰山。梁许懋议论封禅不是盛德之事。天监八年，高祖祭祀南郊，大赦天下。当时有人请求在会稽山举行封禅、在国山举行禅礼，皇帝命诸儒草拟封禅仪式，想要举行。许懋提出意见，认为舜在岱宗烧柴祭天，是巡狩之礼；郑玄援引《孝经钩命决》说：“在泰山封土祭天，考核功绩而烧柴；在梁父山禅祭土地，刻石记载年号。”这只是纬书的曲解之说，不是正经所通行的意义。舜五年一次巡狩，春夏秋冬周遍四岳，如果是为了封禅，怎么会如此频繁？秦始皇曾在泰山封禅，孙皓也曾派兼司空董朝到阳羡在国山封禅，这些都不是盛德之事，不足以作为法式。这样看来，封禅之礼都是道听途说，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是君主在上面喜好名声、臣子在下面阿谀迎合造成的。后世祭祀上天、祭祀大地，礼仪有固定的次数，诚敬之道已经在其中完备了。至于封禅，不是臣所敢听闻的。”高祖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唐魏征劝谏太宗不要举行封禅。

译贞观六年，文武百官再次请求举行封禅。太宗说：“你们都认为封禅是帝王的盛大事业，我却不这样认为。假如天下太平，家家富足，人人丰衣足食，即使不举行封禅，又有什么妨碍呢？过去秦始皇举行封禅，而汉文帝没有举行，后世难道会认为文帝的贤德不如始皇吗？况且祭祀上天、清扫地面后举行祭祀，何必要登上泰山山顶，堆封几尺高的土，然后才可以表达自己的诚敬呢？”群臣仍不停地请求，太宗也想答应。只有魏征认为不可。太宗说：“你不希望我举行封禅，是认为我的功业还不高吗？”魏征答道：“已经很高了。”“德行还不深厚吗？”答道：“已经很深厚了。”“中原还没有安定吗？”答道：“已经安定了。”“四方夷狄还没有归服吗？”答道：“已经归服了。”“年成还不丰收吗？”答道：“已经丰收了。”“祥瑞还没有到来吗？”答道：“已经到来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举行封禅？”魏征答道：“陛下虽然具备这六点，但正处在隋末大乱之后，户口还没有恢复，仓库仍然空虚；而车驾向东巡行，千乘万骑，沿途供应和劳费，不容易承受。况且陛下举行封禅，天下各国都会聚集，远方夷狄的君长都应当随从。” 如今从伊水、洛水以东直到大海、岱山一带，人烟还很稀少，满眼都是荒草，这正是把戎狄引入腹地，稍微向他们显示国家虚弱。何况赏赐多得无法计算，也不能满足远方来人的愿望；连续多年免除赋役，也补偿不了百姓的劳苦。崇尚虚名而承受实际祸害，陛下将要它做什么呢？”正逢黄河南北几州发生大水，这件事于是搁置了。张说首先提出举行封禅的建议。▯元十三年，群臣多次上表请求举行封禅。诏令定于第二年十一月十日在泰山举行封禅。当时张说首先提出封禅的建议，而源乾曜不愿办理，因此与张说关系不和。明皇拿出玉牒给群臣看。明皇备好法驾到达泰山，亲自驾御马登山，把随从官员留在谷口，只和宰相及祠官一起登山。仪仗卫士环绕排列在山下方圆一百多里。明皇问贺知章：“前代玉牒中的文字，为什么要秘密收藏？”贺知章答道：“有的人秘密祈求神仙，所以不想让人看见。”明皇说：“我只是为百姓祈求福祉罢了。”于是拿出玉牒，向群臣宣布展示。明皇在山上祭祀昊天上帝，群臣在山下的祭坛祭祀五帝和百神。其余仪式仿照干封年间的旧例，在社首山祭祀皇地祇。明皇在帐殿中接受朝见，赦免天下，封泰山神为天齐王，礼仪等级加在三公之上一级。张说大量带领中书、门下两省的属吏以及自己的亲近之人，以代理官职的身份登山。礼仪结束后推恩，往往给他们加官阶，破格升入五品，却没有涉及百官。张九龄进谏，明皇不听。随从的士卒也只加勋而没有赏赐物品，因此朝廷内外都怨恨此事。巡幸门。唐代姚崇劝皇帝巡幸东都。开元五年，太庙四座殿宇毁坏。明皇将要巡幸东都，拿这件事询问宋璟。苏颋答道：“陛下三年丧制还没有结束，突然出行，恐怕不合天意；灾异正是上天的警戒，希望暂且停止车驾。”明皇又询问姚崇，姚崇答道：“太庙的木材都是苻坚时代的旧物，年久腐朽而毁坏，恰好与出行日期相遇，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明皇非常高兴，听从了他。褚无量上言：“隋文帝拥有天下，迁都之日，难道会取苻氏的旧木材来建太庙吗？这不过是谄媚之臣的话罢了。希望陛下切实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采纳忠言，远离谄媚。”明皇不听。群臣进谏不要巡幸华清宫。元和十五年，穆宗将要巡幸华清宫，宰相率领中书、门下两省的供奉官到延英门，连续三次上表恳切进谏，并且说：“如果这样做，我们将随从护驾，请求当面进谏，也都不被听取。”谏官们伏在门下直到傍晚才退去。天还未亮，穆宗便从复道出城，巡幸华清宫；只有公主、驸马、中尉、神策军、六军使率领一千多名禁兵随从，下午时分便回宫。李徳▯作箴言讽谏皇帝轻易出游巡幸。宝历元年，敬宗出游巡幸没有定规，亲近一群小人。浙西观察使李徳▯进献《丹扆六箴》，第六篇题为《防防》，用来讽谏他轻易出游巡幸，大略说：“乱臣猖狂作乱，不能仓促地一一列举。穿玄色衣服的人难以辨认，触碰瑟弦便开始跌倒。经过柏谷要防备行走，豺狼野猪堵塞道路。看见容貌便献上食物，这些都应当引以为戒而警惧。”敬宗下诏优厚地答复了他。敬宗巡幸骊山。敬宗想巡幸骊山温汤，仆射李绛、谏议大夫张仲方等多次进谏，他都不听。拾遗张权舆伏在紫宸殿下叩头进谏说：“从前周幽王巡幸骊山，被犬戎杀死；秦始皇葬在骊山，国家灭亡；玄宗在骊山修建宫殿，而发生了禄山之乱；先帝巡幸骊山，享年也不长。”敬宗说：“骊山竟然这样凶险吗？我应当去一次，来验证你们的话。”他到温汤后，当天就回宫，对身边的人说：“那个叩头进谏者的话，哪里值得相信呢！” 裴度进谏不要巡幸东都。第二年，敬宗自即位以来一直想巡幸东都，宰相和许多朝臣进谏，敬宗都不听，决意一定要去。已经命度支员外郎卢贞察看并修缮东都宫阙以及沿途行宫。裴度从容地对敬宗说：“国家本来设置两都，是为了准备巡幸；自从多难以来，这件事便废止了。如今宫阙营垒、各部门官署，大都已经荒废破败。陛下如果想巡幸，应当命有关部门用几年的时间慢慢加以修缮，然后才可以前往。”敬宗说：“从来进谏的人都说不应前往，像你这样说，不去也可以。” 田猎门。唐代唐俭进谏太宗停止打猎。贞观十一年，太宗在洛阳苑打猎，有一群野猪从林中冲出。太宗拉弓，四箭射死四头野猪。有一头野猪冲到马前，撞到马镫，民部尚书唐俭跳下马与它搏斗。皇上拔剑杀死野猪，回头笑着说：“天策长史，你没看见上将击杀贼寇吗？为什么这样害怕！”唐俭答道：“汉高祖是在马上取得天下的，却不是在马上治理天下的。陛下凭借神武平定四方，难道还要在一头野兽身上逞强吗？”太宗很高兴，因此停止了打猎。柳范上奏弹劾吴王恪。吴王恪多次外出打猎，颇为损害百姓。侍御史柳范上奏弹劾他，吴王恪因此获罪被免官。太宗说：“长史权万纪侍奉我的儿子，却不能匡正他，罪当处死。”柳范说：“房玄龄侍奉陛下，尚且不能阻止陛下打猎，难道可以只责罪权万纪吗？”太宗大怒，拂袖而入。过了很久，太宗单独召见柳范，对他说：“你为什么当面顶撞我？”柳范答道：“陛下仁慈英明，臣不敢不把愚拙而正直的意见全部说出来。”皇上很高兴。高宗外出打猎遇雨而停止打猎。永徽元年，高宗外出打猎，遇到下雨，问谏议大夫昌乐谷那律：“油衣怎样才能不漏雨？”谷那律答道：“用瓦做成，必定不会漏。”高宗很高兴，因此停止了打猎。武宗阅看谏疏后减少外出打猎。

译会昌元年，武宗很喜欢打猎和武戏，五方小儿可以出入宫禁，得到的赏赐非常丰厚。他曾拜见郭太后，太后从容地询问他做天子的道理。太后劝他采纳谏言。武宗退下后，把谏疏全部取来阅读，其中多是劝谏游猎的。从此武宗外出打猎逐渐减少，五方小儿也不再得到额外的横赏。高少逸进谏武宗巡幸泾阳。第二年，武宗巡幸泾阳校猎，谏议大夫高少逸、郑朗在阁中进谏说：“陛下近来游猎稍微频繁，出城又太远，披星戴月连夜回来，导致万机荒废。”武宗改变脸色，向他们道歉。后唐明宗的仁德惠及鸟兽。长兴二年，诏令释放五方所养的鹰隼，宫内宫外都不得再进献。冯道说：“陛下可以说是仁德惠及鸟兽了。”明宗说：“不是这样。我过去曾随武皇打猎，当时秋季庄稼正成熟，有野兽逃进田里，派骑兵去捕捉；等到捉到野兽，剩下的庄稼已经没有多少了。因此想到这件事，打猎有损害而没有益处，所以不再这样做罢了。” 养老门。后周举行养老礼。陈天嘉四年，周主将要视察学校，任命太傅、燕国公于谨为三老。于谨上表坚决推辞，周主不准，仍赐给他延年杖。周主巡幸太学，于谨进入门内，周主在门屏之间迎接并行拜礼，于谨答拜。有关部门在中柱前设置三老的席位，面向南方。太师护登上台阶安放凭几，于谨登席，面向南方凭几而坐。周主登上台阶，站在斧扆前，面向西方。有关部门进献食物，周主跪下设置酱豆，亲自为于谨袒衣切肉。于谨吃完后，周主亲自跪下授给他酒爵，面向北方站立，询问治国之道。于谨起身站在席后，答道：“木材经过墨绳校正就能变直，君主听从劝谏就能成为圣明之君。贤明的君主虚心采纳谏言，以此知道得失，天下才能安定太平。”又说：“粮食可以舍弃，兵力可以舍弃，信用不能舍弃，希望陛下守住信用，不要失去。”又说：“有功劳一定奖赏，有罪过一定惩罚，这样行善的人会日益进步，作恶的人会逐渐停止。”又说：“言语和行为，是端正自身的基础。希望陛下三思后再说话，反复考虑后再行动，不要使自己有过失。天子的过失，就像日食月食一样，人人都知道，希望陛下谨慎对待。”周主拜了两拜接受这些话，于谨答拜，礼仪完成后离开。圣节门。唐太宗生日不举行宴饮歌舞。贞观二十年，太宗对长孙无忌等人说：“今天是我的生日，世俗都把它当作欢乐的日子，对我来说反而成了伤感的日子。如今我君临天下，拥有四海，却永远不可能在父母膝下承欢。这就是子路所以有负米之恨的原因。《诗经》说：‘可怜我的父母，生我养我多么辛劳。’怎么能在父母辛劳生我这一天，反而举行宴饮作乐呢！” 源乾曜请求把皇帝生日定为千秋节。开元十七年，明皇在花萼楼下宴请百官。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张说率领百官上表，请求把每年八月五日定为千秋节，颁布天下，都举行宴饮作乐。不久又把社日移到千秋节举行。

译张九龄进献《千秋金镜录》。开元二十四年，千秋节时，群臣都进献宝镜。张九龄认为，用镜子照自己，可以看见容貌；以人为镜，可以看见吉凶。于是他叙述前代兴亡的根源，写成五卷书，称为《千秋金镜录》，献给明皇，明皇赐书褒奖赞美。丧葬门。汉文帝用北山石建造外椁。前三年，张释之随从文帝出行到霸陵。文帝对群臣说：“唉！用北山的石头做外椁，用苧麻絮和斫碎的漆涂在石缝之间，难道还能撬动吗？”身边的人都说：“好。”张释之说：“如果墓中有可让人贪图的东西，即使把它用铁汁浇铸封固在南山，仍然会有缝隙；如果墓中没有可让人贪图的东西，即使没有石椁，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文帝称赞说好。光武帝开始修建寿陵。建武二十六年，开始修建寿陵。光武帝说：“古代帝王的葬礼，都使用陶制的人俑、瓦制的器物，木车、茅草马，使后世的人不知道他们葬在哪里。汉太宗懂得事情终始的道理，汉景帝能够继承遵守孝道；天下遭遇反复动乱，而霸陵独自完整，受到这种福泽，难道不是美事吗？如今所规定的陵地，不过二三顷，不要修筑山陵、池沼，只要使水流能够通过罢了，使后世历代兴替之后，它与普通丘陵坟冢同样。” 晋武帝想实行三年丧服。泰始元年，文帝去世，臣民都依照权宜制度，三天后除去丧服。安葬以后，武帝也除去丧服，但仍戴白冠、吃粗食，悲伤憔悴得像仍在服丧。羊祜对傅玄说：“三年之丧，即使是尊贵的人也应当依礼服丧；汉文帝废除了这一制度，损害了礼义。如今皇上极其孝顺，虽然被迫除去丧服，实际上仍在实行丧礼。如果因此恢复先王的制度，不也是好事吗？”傅玄说：“以日数代替月数，已经实行数百年了，一旦恢复古制，很难实行。”羊祜说：“不能使天下人都合乎礼制，姑且让皇上完成服丧，不也胜过什么都不做吗？”傅玄说：“皇上不除丧服而天下人除丧服，这就只存在父子关系，不再有君臣关系了。”于是事情停止。群臣上奏请求更换服色、恢复正常饮食，诏书说：“每当想到幽冥之中的父亲，却不能完成穿戴苴绖的礼制，便感到深深的痛苦。何况让我吃稻米、穿锦衣吗？这只会更加激发我的悲痛，不是用来宽解我的办法。”于是武帝穿粗布衣、吃粗食，终满三年。陈逵、杜预讨论丧服制度。太始十年，元皇后葬于峻阳陵。武帝和群臣除去丧服，改穿吉服。博士陈逵议论认为，如今实行的是汉代皇帝的权宜制度；太子没有国事，应当自然地服丧到期。尚书杜预认为：“古代天子、诸侯服三年丧，开始时同样穿齐衰、斩衰丧服。安葬后除去丧服，居于谅闇之中，内心服丧到制度规定的终期。君子对于礼，只要存于内心罢了。礼并不只是玉帛之类，丧礼难道只是衰麻丧服吗？太子出外便要抚军，留守便要监国，并不是没有事务。应当在卒哭后除去衰麻丧服，而在谅闇中终满三年。”武帝听从了他的意见。盗贼挖掘汉代霸陵、杜陵二陵。建兴三年，盗贼挖掘了汉代霸陵、杜陵二陵以及薄太后陵，得到很多金帛。朝廷因为用度不足，下诏收取其中剩余的财物来充实内府。梁武帝前往吊唁冯道根。普通元年，左军将军冯道根去世。这一天，武帝正在春季祭祀二庙，出宫后，有关部门把消息报告给他。武帝问中书舍人朱异：“吉事和凶事在同一天，现在可以前去吗？”朱异答道：“从前卫献公听说柳庄去世，没有脱下祭服便前往吊唁。冯道根虽然还没有成为社稷之臣，也曾为王室效劳，按礼应当前去吊唁。”武帝立即驾临他的宅第，哭得非常悲痛。北魏高澄把高欢秘密虚葬在漳水以西。梁太清元年，高澄到邺城入朝，把齐献武王高欢虚葬在漳水以西，暗中凿开成安鼓山石窟佛顶旁边的石头作为墓穴，放入棺材后封堵起来，并杀死了参与此事的工匠。等到齐灭亡时，一名工匠的儿子知道这件事，挖开石头取出金器后逃走。唐代虞世南进谏不要厚葬。贞观九年，诏令陵墓制度依照汉长陵的旧例，务必修建得高大厚重，但期限已经很短，工程来不及完成。秘书监虞世南上疏认为，圣人薄葬亲人，并不是不孝，而是深思远虑，知道厚葬恰好会成为亲人的拖累，所以不这样做。从前张释之说：“如果墓中有可让人贪图的东西，即使把它用铁封固在南山，仍然会有缝隙。”刘向说：“死者没有终极，而国家有兴废。”张释之的话，是为无穷后世考虑。臣私下认为，陛下的圣德超过唐尧、虞舜，却厚葬自己的亲人，竟以秦、汉为法，臣认为陛下不应这样做。即使不把金玉藏入墓中，后世只看见坟墓这样高大，怎么知道里面没有金玉呢？况且如今除丧服已经依照霸陵的制度，而坟墓的规格却单独依照长陵，恐怕不合适。虞世南的奏疏没有得到答复。虞世南又上疏，认为汉代天子即位便开始营造山陵，时间长的有五十多年；如今想在几个月内完成几十年的工程，恐怕人力有所不能胜任。太宗于是把虞世南的奏疏交给有关部门，命令详细讨论合适的办法。房玄龄等议论认为，汉长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如今修九丈太高，修三仞又太低，请依照原陵的规格。太宗听从了。” 太宗亲自制定身后制度。十一年，太宗认为汉代预先营造山陵，可以免除子孙仓促办理时的劳费；又因为立志实行俭葬，担心子孙顺从世俗而奢侈靡费，于是亲自制定身后制度，依山修陵，只容纳棺材而已。公主应当服三年丧。永徽元年，太宗的女儿衡山公主应当嫁给长孙氏。有关部门认为，丧服既然已经依照公除制度除去，想在当年秋天举行婚礼。于志宁上言：“汉文帝制定这一制度，本来是为了天下百姓。公主本应服斩衰丧服，即使丧服可以按例除去，难道内心的感情也可以按例改变吗？请等三年丧期结束后再举行婚礼。”高宗听从了。严善思上疏劝谏合葬。神龙元年，太后将要与高宗合葬于乾陵，给事中严善思上疏认为，乾陵玄宫用石头做门，以铁封固缝隙；如今打开墓门，必须进行雕凿。神明之道，体制崇尚幽深玄远，动用众人增加工程，恐怕会有许多惊扰亵渎。况且合葬并不是古制，汉代各陵中的皇后大多没有合葬，魏、晋以来才开始有合葬的。希望在乾陵旁边另选吉地修建陵墓。如果神灵有知，幽冥之路自然应当相通会合；如果神灵无知，合葬又有什么益处？没有听从。令狐峘进谏不要厚葬。大历十四年，诏令规定山陵制度应当务求优厚，必须竭尽国库来供给费用。刑部员外郎令狐峘上疏进谏，大意说：“臣恭敬地读了遗诏，遗诏要求务必俭约；如果制度规定优厚，难道符合先帝临终托付的意思吗？”代宗答诏大意说：“这不仅切中了我的弊病，也成全了我的美德，怎敢听到合乎义理的话却不改正！” 唐代李建勋告诫不要封土立碑。

译后周广顺元年，唐司徒、已经退休的李建勋病重将死，告诫家人说：“时势已经这样，我能够得到善终，已经很幸运了！不要封土，不要立碑，任凭别人耕种墓地，免得将来成为被挖掘的标志。”等到江南灭亡时，贵人们高大坟墓没有不被挖掘的，只有李建勋的坟墓没有人知道所在。后周太祖留下用纸衣、瓦棺安葬的遗诫。显德元年，太祖多次告诫晋王说：“从前我西征时，看见唐代十八陵，没有一座不被挖掘的；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里面多藏金玉。我死后，应当给我穿纸衣，用瓦棺收殓，赶快营造坟墓并下葬，不要长久停留在宫中。墓穴里不要使用石料，用砖代替。工匠和役夫都要用和雇的方式，不要烦扰百姓。不要修建下宫，不要设置守陵宫人，不要制作石羊、石虎、石人、石马，只刻一块石碑放在陵前。”又说：“周天子平生喜好俭约，遗命使用纸衣、瓦棺，继承皇位的天子不敢违背。你如果违背我的遗命，我就不保佑你。” 交友门。汉代郦寄被认为出卖朋友。八年，班固赞道：“孝文帝时，天下人都认为郦寄出卖了朋友。所谓出卖朋友，是说见到利益便忘记道义。像郦寄这样，他的父亲是功臣，又遭到劫持，即使因此摧毁吕禄来安定社稷，仍然是把道义放在君主和亲人一边，是可以的。” 朱勃上书，为马援洗清诽谤。建武二十五年，当初，朱勃十二岁时就能背诵《诗经》和《尚书》，常去拜访马援的哥哥马况，说话文雅。马援只粗略懂得经书，见到朱勃后感到惭愧失色。马况知道他的心意，于是亲自斟酒安慰马援说：“朱勃器量小，成就快，才智到此为止，最终还是会跟随你学习，不要害怕。”等到马援成为将军并受封侯爵，而朱勃的官位不过县令。马援后来虽然显贵，却常常把朱勃当作旧日恩人对待，同时又轻视侮辱他。朱勃更加亲自接近马援；等到马援遭到诽谤时，只有朱勃始终不离不弃。吴国程普与周瑜交往，如同饮用醇酒。建安十五年，程普很倚仗自己年长，多次欺凌周瑜；周瑜却降低身份礼敬他，始终不与他计较。后来程普自己敬佩并亲近尊重周瑜，于是告诉别人说：“同周公瑾交往，就像饮用醇酒一样，不知不觉便自己醉了。” 魏代傅嘏不接受何晏结交。正元元年，正始年间，夏侯玄、何晏、邓飏都有盛名，想结交尚书郎傅嘏，傅嘏没有接受。傅嘏的朋友荀粲对此感到奇怪，便问他。傅嘏说：“夏侯太初志向很大，器量却只能迎合虚名，没有实际才干。何平叔言论高远而情意浅近，喜欢辩论却没有诚信，是所谓凭口舌逞强而败坏国家的人。邓玄茂有作为却不能坚持到底，对外追求名利，内心没有操守；喜欢赞同同类而厌恶异己，多言而嫉妒前人。话多就容易招来祸患，嫉妒前人就没有亲近的人。依我看，这三个人都将败坏家业，远离他们尚且担心祸患波及，何况亲近他们呢？” 唐代李翰为张巡作传并上表。至德二载，有些议论者责怪张巡守卫睢阳却不离开，认为与其吃人，何不保全活人。张巡的朋友李翰为他作传，上表献给朝廷，认为张巡以少数兵力攻击多数敌人，以弱小力量制约强敌，保全江淮来等待陛下的军队。援军到来而张巡死去，张巡的功劳很大。但有些议论者因为张巡吃人而责怪他，又把他誓死守城看作愚蠢，臣私下为此痛心。假使张巡在开始守城时就已经有吃人的打算，为了保全天下而牺牲数百人，臣尚且会说功过可以相抵，何况这并不是他的本意呢？臣冒昧撰写一卷传记，献给陛下，请求编入史官的史书。众人的议论从此开始平息。后周王峻推荐故交申师厚。广顺元年，王峻有一位老朋友叫申师厚，曾任兖州牙将，后来失职而陷于饥寒，远远望见王峻的马，便在路上拜见。正逢凉州向朝廷请求派遣主帅，太祖认为边远绝域不是人们愿意去的地方，于是招募率府供奉官中愿意前往的人，一个多月没有人响应。王峻把申师厚推荐给太祖，太祖任命申师厚为河西节度使。

译学校门。汉代巡幸辟雍并举行养老礼。永平二年，皇帝巡幸辟雍，首次举行养老礼，任命李躬为三老，桓荣为五更。礼仪结束后，皇帝带领桓荣和弟子登堂，亲自替桓荣降阶，听诸位儒生手执经书在面前讲论疑难；戴冠束带的士大夫环绕桥门观看，听讲的人大约有亿万之多。于是下诏赐桓荣关内侯的爵位，三老、五更都按二千石的俸禄供养到终身。晋代李辽请求修缮孔子旧庙。太元十七年，李辽上表，请求下令兖州修缮孔子的旧庙，拨给住户负责洒扫，并且设立学校，招收学生教学。他说：“有些事情看似可以拖延，实际上最为急迫，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奏表没有得到重视。后周拜谒孔子庙。广顺元年，太祖到曲阜，拜谒孔子祠。祭奠完毕，将要下拜时，身边的人说：“孔子是陪臣，不应当接受天子的拜礼。”太祖说：“孔子是百世帝王的老师，怎么敢不敬重呢？”于是拜孔子，又拜孔子墓。下令修缮孔子祠，禁止在孔子墓地砍柴，并访求孔子、颜渊的后代，任命他们为曲阜令。蜀地的文学事业重新兴盛。第三年，自唐末以来，各地学校都已废弃断绝。蜀地的毋昭裔拿出私人财产一百万，修建学校馆舍，并且请求刻板印行九经。蜀主听从了他，因此蜀地的文学事业重新兴盛。文学门。汉代招揽选拔文学之士。建元三年，武帝刚即位时，招揽选拔天下有文学和才智的人，给予他们不按常规的职位。四方士人多上书谈论政治得失，自我推荐、求取任用的人以千计。武帝选取其中才俊奇异的人，宠信任用他们。庄助最先被任用，后来又得到吴地人朱买臣、赵地人吾丘寿王、蜀地人司马相如、平原人东方朔、吴地人枚皋、济南人终军等人，他们都在皇帝身边。武帝常命他们与大臣辩论，宫廷内外相互应答，以义理文章进行辩论，大臣们多次理屈。然而司马相如特别因为辞赋得到宠幸，东方朔、枚皋立论没有根基，喜欢诙谐，武帝把他们当作俳优畜养，虽然多次赏赐，始终没有任用他们处理政事。东方朔也观察武帝的脸色，时时直言进谏，多少有所补益。唐代十八学士登上瀛洲。武德四年，高祖认为秦王世民功劳很大，前代的官职都不足以匹配他的地位，特意设置天策上将，职位在王公之上。等到天下逐渐平定，李世民便在宫城西面开设文学馆，招纳四方文学之士。王府属官中，杜如晦任记室，房玄龄、虞世南任文学，褚亮、姚思廉任主簿，李玄道任参军，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任谘议，苏朂任典签，天策府从事中郎于志宁任军谘祭酒，苏世长、薛收任记室，李守素任仓曹，国子助教陆德明、孔颖达，信都盖文达，宋州总管府户曹许敬宗，都以本官兼任文学馆学士。学士分为三班，每天轮流值宿，供应珍贵膳食，恩遇礼遇优厚。李世民在朝见和处理公务的空闲时间，常到馆中，召集各位学士讨论典籍，有时直到半夜才睡。又让库直阎立本为他们画像，褚亮为画像作赞，号称“十八学士”。士大夫中能够入选的人，当时人称他们为“登瀛洲”。高祖在殿旁设置弘文馆。九年，高祖在弘文殿聚集四部书二十多万卷，在殿旁设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人，都以本官兼任学士，命令他们轮流值宿。听朝处理政务的间隙，便召入内殿，讲论前代言论和往事，商议政事，有时直到半夜才结束。又选取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充任弘文馆学生。中宗设置修文馆。景龙二年，设置修文馆大学士四人、直学士八人、学士十二人，选取公卿以下善于写文章的人，李峤等人任职其中。每逢皇帝巡游禁苑，或者宗室亲戚宴饮聚会，学士没有不全部随从的，并且赋诗唱和。让上官昭容评定诗文甲乙等次，优胜者赏赐金帛；同他们参加宴会的，只有中书、门下两省官员以及担任长参的王公和少数亲贵而已。到了大宴会，才召集八座、九列和各部门五品以上官员参加。于是天下风气竞相崇尚文采，儒学之士和忠诚正直的人却没有机会进用。明皇设置丽正书院。开元十一年，明皇设置丽正书院，聚集文学之士；徐坚等人有的修撰书籍，有的侍讲。任命张说为修书使，总管此事，有关部门提供优厚的供给。中书舍人、洛阳人陆坚认为这些人对国家没有益处，只是徒然耗费财物，想全部上奏罢免。张说说：“自古以来，帝王在国家无事的时候，没有不崇尚宫室、扩大声色享受的；如今天子独独延请礼遇文儒，阐发整理典籍，所得的益处很大，所耗费的很少。陆先生的话，为什么这样不明白呢？”明皇听说后，更加重视张说而轻视陆坚。将集仙殿改名为集贤殿。十三年，明皇与中书、门下两省官员以及礼官、学士在集仙殿宴饮。明皇说：“仙人之说，是凭空虚构的言论，我不取用。贤才，是治理政事的工具；如今我与诸位一起宴饮，应该改名为集贤殿。”书院官员中，五品以上称学士，六品以下称直学士。任命张说主持院务，徐坚任副职。明皇想任命张说为大学士，张说坚决推辞，事情才停止。军国大事与学士谋议。元和五年，白居易再次上奏，认为臣近来请求停止用兵，而如今的形势又比以前更差，不知道陛下还凭恃什么。当时宪宗每逢有军国大事，一定同各位学士谋议。他曾经一个多月没有召见学士，李绛等人上言：“我们如果只知道饱食而不说话，对我们自己谋求打算也许可以了，但陛下怎么办呢？陛下询问治道，采纳直言，实在是天下的幸运，难道只是臣等的幸运吗？”宪宗立即命令学士第二天到三殿应对。明宗设置端明殿学士。天成元年，明宗不识字，四方上奏的事务都让安重诲为他读。安重诲也不能完全通晓，于是上奏说：“臣只是凭忠实之心侍奉陛下，才得以掌管枢密机要。如今一般事务大致能够明白，至于古代的事情，不是臣所能胜任的。希望仿照前朝设置侍讲、侍读，近代设置直崇政、枢密院的做法，选拔文学之臣与臣共同处理事务，以备应答。”于是设置端明殿学士。《通鉴总类》卷十上。《史部，史钞类，通鉴总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