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通鉴緫卷十八上宋沈枢撰循吏门

译钦定《四库全书》。《通鉴总类》卷十八上，宋沈枢撰，循吏门。汉代黄霸独以宽和著称。本始元年，当初，上官桀和霍光争夺权力。霍光诛杀上官桀后，便遵循汉武帝的法度，用严刑重罚狠狠约束群臣。因此庸俗官吏都崇尚严酷，把这当作有能力。河南太守丞黄霸却独以宽和著称。宣帝在民间时，知道百姓苦于官吏严急，听说黄霸执法公平，便召他任廷尉正，多次审决疑难案件，廷中称赞他公平。汉代的良吏从此兴盛起来。地节二年，宣帝出身民间，知道民众生活的艰难。霍光死后，他开始亲自处理政事，振作精神治理国家。每五天听政一次，从丞相以下各自奉行职事、上奏政事，陈述自己的意见，考核才能和功绩。侍中、尚书有功劳应当升迁，或者有特别善行的，便给予优厚赏赐，甚至惠及子孙，始终不改变。政务机要周密，制度格式完备，上下相安，没有苟且敷衍的想法。任命刺史、郡守和国相时，他总要亲自召见询问，察看他们任职的由来；退朝后又考察他们的实际行为，用来验证他们的言论。如果名声和实际不相符合，一定查明其中原因。他常说：“百姓之所以能安居田里，没有叹息忧愁和怨恨的心情，是因为政事公平、诉讼得到合理处理。和我共同做到这一点的，难道不就是贤能的二千石官吗？”他认为太守是郡中官吏和百姓的根本，频繁更换就会使下属不安。百姓知道太守将长久任职，不能欺骗他，便服从他的教化。因此，二千石官有治理成效，宣帝就下诏书勉励，增加俸秩并赏赐黄金，有的人甚至封爵至关内侯。公卿职位空缺，就从那些被表彰的人中依次选用。所以汉代的良吏从此兴盛，称为中兴。龚遂根据实际情况治理渤海。四年，北海太守、庐江人朱邑因治理政绩第一入朝任大司农。渤海太守龚遂入朝任水衡都尉。在此以前，渤海附近各郡连年饥荒，盗贼同时兴起，二千石官不能擒获制服他们。宣帝选拔能够治理的人，丞相和御史推荐龚遂。宣帝任命他为渤海太守，召见他，问：“用什么办法治理渤海，平息那里的盗贼？”龚遂回答：“那里靠近海边，偏远遥远，没有受到圣人的教化，百姓困于饥寒，官吏又不体恤，所以才使陛下的赤子在小水塘中盗取、玩弄陛下的兵器罢了。如今您是想让我战胜他们吗？还是想使他们安定下来呢？”宣帝说：“选用贤良之人，本来就是想使他们安定。”龚遂说：“我听说治理乱民，就像整理乱绳，不能急迫，只有放宽缓慢下来才可以治理。我希望丞相、御史暂且不要用法令条文拘束我，让我能够一概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宣帝答应了，另赐黄金，赠送车马，派驿车送他到渤海边界。郡中听说新太守到了，便调兵迎接，龚遂把他们全都遣回。又下文书命令属县，全部停止派遣追捕盗贼的官吏。凡是拿着锄头、钩子等农具的人，都是良民，官吏不得过问；拿着兵器的人才是盗贼。龚遂乘一辆车独自到达郡府，盗贼听到他的教令，立即解散，丢弃兵器和弓弩，改拿钩子和锄头。于是盗贼全部平定，百姓安居乐业。龚遂便打开粮仓，借粮给贫民，选用贤良的官吏和县尉，安抚治理百姓。他看到齐地风俗奢侈，喜欢末业技巧，不从事农业，便亲自带头实行俭约，劝导百姓致力于农桑，按每户人口比例种树、畜养牲畜。百姓中有佩带刀剑的，就让他们卖剑买牛，卖刀买小牛，并说：“为什么要佩带牛、佩戴小牛呢？”他慰劳百姓，往来巡视郡中，百姓都有积蓄，狱讼也停止了。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建武七年，南阳太守杜诗，政治清明平和，兴办有利之事，除去有害之事，百姓以此得到便利。他又修整水塘，广泛开拓土地，郡中家家都富足。当时人们把他比作召信臣，南阳人因此说：“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张堪治理地方，使百姓欢乐得无法自持。十五年，骑都尉张堪统领杜茂的军营，在高柳击破匈奴。任命张堪为渔阳太守。张堪任职八年，匈奴不敢侵犯边塞。他劝导百姓耕种，以致百姓富足。百姓歌唱说：“桑树没有旁生的枝条，麦穗长成两行。张君治理政事，使人欢乐得无法自持。” 光武赞叹刘昆的话是长者之言。二十二年，当初，陈留人刘昆任江陵令，县中发生火灾，刘昆面向火灾叩头，火不久便熄灭了。后来他任弘农太守，老虎都背着幼虎渡过黄河。光武听说后感到奇异，征召刘昆任光禄勋。光武问刘昆：“您以前在江陵，反转风向而使火熄灭；后来镇守弘农，老虎向北渡过黄河。您实行了什么样的德政，才招致这些事情？”刘昆回答：“只是偶然罢了。”左右近臣都笑了。光武叹息说：“这才是长者的话。”回头命人把这句话写在屏风上。宋均除去奸贪，进用忠善。永平七年，任命东海相宋均为尚书令。当初，宋均任九江太守时，每五天听政一次，全部裁减属官，关闭督邮，使府内和属县没有烦扰之事，百姓安居乐业。九江旧来多有老虎伤人，常常招募人员设置槛阱，但仍有很多人受到伤害。宋均下文书给属县说：“江淮有猛兽，就像北方有鸡和猪一样。如今成为百姓的祸害，过错在于残暴的官吏，却劳民费力地张网捕捉，这不是忧虑体恤百姓的根本办法。应当致力于斥退奸贪，考虑进用忠善之人，可以一概撤去槛阱，废除、削减考核和征取的制度。”此后再没有虎患。明帝听说宋均的名声，所以任用他掌管机要。宋均对人说：“国家喜欢讲究文法的官吏和廉吏，认为这样足以制止奸邪。然而文法之吏习惯于欺骗欺罔，廉吏的清廉只在自己一人身上，对百姓流亡、盗贼为害没有益处。”宋均想叩头争辩，但当时还不能改变这种做法；他长期为此苦恼，认为以后可以进言时再说。还没有来得及进言，恰好升任司隶校尉。后来明帝听说了他的这番话，追念并称许他。廉范不禁止百姓夜间劳作，以便利民众。建初六年，廉范调任蜀郡太守。成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城邑房屋拥挤狭窄。旧有制度禁止百姓夜间劳作，以防火灾。廉范于是毁去、删削原来的禁令，只严格要求百姓储备水而已。百姓认为这样便利，歌唱说：“廉叔度为什么来得这样晚？不禁夜间用火，百姓安然劳作。从前没有短衣穿，如今家家有五条裤子。” 章帝以不可过于苛刻、轻重失当告诫治理官吏。元和二年，章帝下诏给三公说：“那些庸俗官吏矫饰外表，看似正确其实不对，朕非常厌恶，也深受其苦。安静办事的官吏，诚实质朴而不事浮华，按一天计算似乎不足，按一月计算却有余，就像襄城令刘芳，官吏和百姓异口同声说他不烦扰人，虽然还没有其他特别的表现，这也差不多接近了。把苛刻当作明察，把严酷当作精明，把宽纵当作恩德，把严厉当作威势，这四种做法一旦兴起，下面就会产生怨恨之心。我的诏书多次下达，官员车马接连不断经过道路，而官吏的治理没有增加，百姓有的失去职事，这个过错在哪里？努力思考过去的法令，符合朕的心意。” 班超以严急告诫任尚。

译永和十四年，班超被征召回朝，以戊己校尉任尚代替他任都护。任尚对班超说：“君侯在外国三十多年，而我这个小人惭愧地承接您的职位，责任重大而见识浅薄，希望您能教诲我。”班超说：“我年老而失去智慧，您多次担任重要职位，哪里是我班超所能比的！如果实在不得已，希望进献几句愚见。塞外的官吏和士卒，本来不是孝子顺孙，都是因罪过被迁徙来补充边屯的；而蛮夷怀有鸟兽般的心性，难以供养，容易败坏。如今您的性情严厉急躁，水太清就没有大鱼，过于明察，政事就不能使下属和顺。您应当放宽、简易，宽容小过，只掌握大纲而已。”班超离开后，任尚私下对亲近的人说：“我以为班君一定有奇特的谋略，如今听到的只是平平常常的话。”任尚后来果然失去边地的和睦，正如班超所说。唐代陆象先不施行鞭打，以显示威严。开元九年，蒲州刺史陆象先崇尚宽缓简易的政治，官吏和百姓有罪，多数只是晓谕后遣去。州录事对陆象先说：“明公不施行鞭打，凭什么显示威严？”陆象先说：“人情相差不远，这些人难道不明白我的话吗？如果一定要用鞭打来显示威严，就从你开始。”录事惭愧地退下。陆象先曾对人说：“天下本来没有事情，只是庸人扰乱它罢了。如果清理根源，还忧虑什么不能治理好呢？” 阳城安抚百姓用心劳苦，征收赋税的政绩却很差。贞元十四年，太学生薛约拜司业阳城为师，因为议论政事获罪，被迁徙到连州。阳城到郊外送他。德宗认为阳城是罪人的党羽，降任阳城为道州刺史。阳城治理百姓如同治理自己的家庭，道州赋税不能按额缴纳，观察使多次加以责备。阳城亲自给自己的考绩写道：“安抚百姓用心劳苦，征收赋税政绩拙劣，考绩为下下。”观察使派判官督促赋税，到了道州，阳城先把自己囚禁在狱中。判官大为惊讶，急忙进入狱中拜见阳城，说：“使君犯了什么罪？我只是奉命来问候您的安否罢了。”判官留了一两天仍未离去，阳城也不再回到馆舍。门外有一扇旧门板横在地上，阳城白天黑夜都坐卧在上面。判官心中不安，告辞离去。后来观察使又派另一个判官前往查办，那名判官带着妻子儿女，在半路上逃走了。宣宗命杜牧撰写韦丹遗爱碑。大中三年，宣宗和宰相议论元和年间的循吏谁是第一。周墀说：“臣曾经镇守江西，听说观察使韦丹的功德施及八州。他死去已经四十年，老人和孩子仍歌唱思念他，就像韦丹还活着一样。”宣宗下诏命史馆修撰杜牧撰写韦丹遗爱碑来记载此事，又提拔韦丹的儿子、河阳观察判官韦宙为御史。后汉刘审交治理汝州有仁政。乾祐三年，汝州上奏说防御使刘审交去世，官吏和百姓到宫阙上书，认为刘审交有仁政，请求让他留葬汝州，使他们能够奉事他的坟墓。诏书答应了他们。州人相互聚集哭泣，把他安葬，为他建立祠堂，按时祭祀他。太师冯道说：“我曾经做过刘君的僚佐，观察他的政务，没有什么超过别人的地方，他并不是能够减免租赋、除去徭役，只是推行公正、廉洁、慈爱之心罢了。这也是众人都能做到的事，只是别人不做，唯独刘公做了，所以汝州人这样爱戴他。假使天下的二千石官都效法他的所作所为，还忧虑得到百姓的拥戴不如刘君吗？” 能吏门。汉代虞诩任朝歌长，平定盗贼。永初四年，邓骘厌恶虞诩，想用官吏之法陷害他。正好朝歌盗贼宁季等数千人攻杀长吏，聚集多年，州郡不能禁止，于是任命虞诩为朝歌长。旧日朋友都来慰问他，虞诩笑着说：“事情不能躲避困难，这是臣子的职责。若不遇到盘根错节的事物，就无法辨别利器，这正是我建立功业的时机。”他刚到任，拜见河内太守马棱。马棱说：“您是儒者，应当在朝廷谋划政事，如今却到了朝歌，我非常替您担忧。”虞诩说：“这些盗贼不过是犬羊般聚集，只求温饱罢了，希望明府不要因此忧虑。”马棱说：“您凭什么这样说？”虞诩说：“朝歌位于韩、魏的郊外，背靠太行山，临近黄河，距离敖仓不过百里，而青州、冀州的百姓流亡的有数万人。盗贼如果懂得打开仓库招纳众人，劫取武库兵器，守住成皋，截断天下的右臂，那才值得忧虑。如今他们刚刚壮大，难以与之正面争锋。用兵不厌权变，希望您暂且放宽缰绳，不要让我的行动受到拘束阻碍。”到任后，他设置三等条件招募壮士，规定从属官以下各自推荐所知的人：能攻劫的列为上等，能伤人盗窃的列为次等，不从事家庭产业的列为下等。收得一百多人后，虞诩设宴会招待他们，全部赦免他们的罪，让他们进入盗贼中，诱使盗贼出动劫掠，自己设下伏兵等待，于是杀死盗贼数百人。他又暗中派遣贫民中会缝纫的人替盗贼缝制衣服，并用彩线缝在衣襟上；凡是有人穿着这种衣服出现在市场和里巷，官吏就立即将其捕获。盗贼因此惊恐逃散，都称虞诩神明，县境全都平定。虞诩击破羌虏，一个郡于是安定。元初二年，太后听说虞诩有将帅的谋略，任命他为武都太守。数千羌人把虞诩阻截在陈仓崤谷。虞诩立即停止行军不进，却宣称已经上书请求援兵，等援兵到达就出发。羌人听到后，便分兵劫掠旁边的县。虞诩趁他们分散，日夜兼程赶路，一天行军一百多里，并命令官吏士卒各自修筑两座灶，每天增加一倍。羌人不敢逼近。有人问：“孙膑减少灶数，而您却增加灶数；兵法说每天行军不过三十里以防意外，如今却将近二百里，为什么？”虞诩说：“敌人多，我军少，缓慢行军就容易被追上，快速前进则使敌人无法预料。敌人看见我的灶每天增加，一定以为郡兵前来迎接，人数很多；行军迅速，他们一定害怕追赶我。孙膑是显示弱小，我如今是显示强大，形势不同，所以办法也不同。”到了郡中，兵力不到三千，而羌人有一万多人，围攻赤亭数十天。虞诩于是命令军中的强弩不要发射，却暗中发射小弩。羌人以为箭力弱，射不到他们，便集中兵力急攻。虞诩于是让二十张强弩共同射击一个人，每次发射都没有射不中的。羌人大为震惊，退却了。虞诩趁机出城奋力攻击，杀伤了很多羌人。第二天，他把全部兵众排列出来，命令他们从东郭门出去，从北郭门进入，交换衣服，来回循环多次。羌人不知道汉军究竟有多少，彼此惊恐动摇。虞诩估计盗贼将要退走，便暗中派五百多人在浅水处设伏，等待他们逃走的道路。羌人果然大败奔逃，汉军趁机掩击，大败羌人，斩杀、俘获了很多人。盗贼因此败散。虞诩于是勘察地势，修筑营垒一百八十所，招回流亡百姓，借粮赈济贫民，开通水路运输。虞诩刚到郡时，粮价每石一千钱，盐价每石八千钱，登记在册的有一万三千户。任职三年后，粮价每石八十钱，盐价每石四百钱，百姓增加到四万多户，人人粮食充足，家家生活富足。一个郡于是安定。宋长沙王镇守寿阳，寿阳于是成为强盛的藩镇。

译元嘉七年，任命长沙王刘义欣为豫州刺史，镇守寿阳。寿阳土地荒芜，百姓流散，城郭破败，盗贼公开横行。刘义欣因地制宜地治理经营，境内百姓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城池和官府都修整坚固，于是成为强盛的藩镇。芍陂长期荒废，刘义欣修治堤防，引渒水流入陂中，灌溉田地一万多顷，再没有旱灾。廉吏门。汉代孔奋在姑臧极力实行清廉。建武十二年，光武帝诏令窦融和五郡太守入朝。窦融等奉诏出发，官属、宾客相随。姑臧长孔奋任武都郡丞。姑臧在河西，是最富饶的地方。天下尚未安定，士人多不修养操守。住在县中不满几个月，往往就积累起丰厚财产。孔奋任职四年，极力实行清廉，被众人嘲笑，认为他身处肥沃富饶之地，却不能让自己得到一点润泽。等到他跟随窦融入朝，其他太守、县令的财货装满车辆，绵延遍布山川，只有孔奋没有财物，乘一辆车上路。光武因此赏赐他。杨震把清白留给子孙。永初四年，邓骘当权，颇能进用贤士。杨震孤贫而好学，精通《欧阳尚书》，学识通达，博览群书。各位儒生称赞他说：“关西孔子杨伯起。”他教授学生二十多年，不接受州郡的礼聘和任命。众人说他年纪已老，仕进太晚，但杨震的志向更加坚定。邓骘听说后征召了他。当时杨震已经五十多岁，屡次升任荆州刺史、东莱太守。赴任时，路过昌邑，过去由他举荐的荆州茂才王密正任昌邑令。王密夜里怀揣黄金十斤来送给杨震。杨震说：“我了解你，你却不了解我，为什么？”王密说：“夜深无人知道。”杨震说：“天知道，地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王密惭愧地出去了。后来杨震转任涿郡太守，性情公正廉洁，子孙常常吃蔬食、徒步行走。旧友有时想让他为子孙置办产业，杨震不肯，说：“让后世称为清白官吏的子孙，把这个留给他们，不也是很厚重的遗产吗？” 西魏裴侠清廉谨慎，天下第一。梁大同九年，西魏各州牧守拜见丞相宇文泰，宇文泰命河北太守裴侠另行站立，对各位州牧守说：“裴侠清廉谨慎、奉公办事，是天下最突出的人。像裴侠这样的人，可以和他一起站立吗？”众人默然，没有人敢回答。宇文泰于是厚赐裴侠，朝野都赞叹佩服，称他为“独立君”。唐代高季辅请求优厚供给俸禄，后来又责备贪赃官吏。贞观八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言：“外任官中的低品官员，尚且还不能得到俸禄，饥寒逼身，很难保持清白。如今仓廪逐渐充实，应当酌量增加优厚供给，然后才可以责求他们不贪，并严格设置科条禁令。” 赃吏门【附酷吏门】。汉代欧阳歙因犯贪赃罪下狱而死。建武十五年，大司徒欧阳歙因过去任汝南太守时丈量田地不实，犯下价值一千多万的赃罪，被投入狱中。欧阳歙世代传授《尚书》，连续八代担任博士，诸生守在宫阙请求哀怜欧阳歙的有一千多人，甚至有人自行剃发、剃除胡须以表示哀求。平原人礼震当时十七岁，请求代替欧阳歙去死。光武最终没有赦免欧阳歙，欧阳歙死在狱中。苏章查办老朋友的奸赃罪。汉安元年，苏章任冀州刺史，有一个老朋友任清河太守。苏章巡行部属，想查办他的奸诈贪赃，于是请太守为自己摆设酒宴，谈论平日的交情，两人非常欢快。太守高兴地说：“人人只有一个天，我独自有两个天。”苏章说：“今夜我苏孺文与老朋友饮酒，这是私人恩情；明天，作为冀州刺史查办案件，就是公法。”于是依法举发、定正他的罪行，州境肃然。李膺查办羊元群贪赃污秽的罪行。延熹八年，宛陵大姓羊元群罢任北海郡职务时，贪赃污秽，劣迹斑斑，连郡舍厕所中的奇巧器物也装载回来。河南尹李膺上表请求查办他的罪行，羊元群向宦官行贿，李膺最终反而被判有罪。北魏君主下诏，允许百姓告发太守、县令，以此警戒贪官。宋元嘉十四年，北魏世祖认为民间官吏大多贪污，下诏允许官吏和百姓举发、告发不依法办事的太守和县令。于是奸猾之人专门寻找地方长官的过失，逼迫威胁在位官员，在乡里横行，而地方长官都低头忍让、等待他们，贪婪放纵仍和过去一样。何尚之极力陈述庾炳之受贿的过错。二十五年，当初，刘湛被诛杀后，庾炳之便受到宠信任用，多次升任吏部尚书，势力压倒朝廷内外。庾炳之没有文学才华，性情强悍急躁，轻浮浅薄；任职吏部后，喜欢辱骂宾客，并且常常收受财货贿赂，士大夫都厌恶他。庾炳之把两名令史留在自己的宅第过夜，被有关官署检举。文帝认为他的过错不重，想不予追究。仆射何尚之于是极力陈述庾炳之的缺点，说：“庾炳之看见别人有好的烛盘、优良的驴子，没有不索取的；他选拔任用不公平的事，数也数不清。他结交朋党，制造传播是非，败坏风俗、伤害教化，比范[▯]杀少数盗贼一件事的过错还严重。即使不加罪，也应当把他调出京城。”文帝想任命庾炳之为丹阳尹，何尚之说：“庾炳之犯下罪过、辜负恩遇，如今反而再给他京尹这样显赫的任命，只会进一步形成他的势力。古人说：‘没有赏赐，也没有惩罚，即使尧舜也不能治理好国家。’纵观古今，从来没有一个犯下众多过错、收受数百万贿赂的人，还能像庾炳之这样得到高官厚禄的。”文帝于是免去庾炳之的官职，任命徐湛之为丹阳尹。北魏的元晖和卢昶被称作“饿虎”和“饥鹰”。梁天监五年，魏国右卫将军元晖和侍中卢昶都受到世宗宠信，但他们贪婪放纵，当时人称元晖为“饿虎将军”，称卢昶为“饥鹰侍中”。不久，元晖升任吏部尚书，任用官员都有固定价格：大郡要二千匹绢，次郡、下郡依次减半，其他官职也各有等级差价，候选官员称吏部为“市曹”。唐代裴矩劝谏太宗不要杀受贿的官吏。武德九年，太宗忧虑官吏多有受贿行为，秘密派身边人去试探行贿。有一名司门令史收受了一匹绢，太宗想杀掉他。民部尚书裴矩劝谏说：“做官的接受贿赂，罪确实应当处死；但陛下派人送给他财物，他才接受，这是诱使人触犯法律，恐怕不是所谓‘用道德来引导，用礼制来整齐’的做法。”太宗很高兴，召集文武五品以上官员告诉他们说：“裴矩能够面对职责据理力争，不一味当面顺从。如果每件事都能这样，还担心国家治理不好吗？”臣司马光说：“古人有话说：君主英明，臣下就正直。裴矩在隋朝谄媚，而在唐朝忠诚，并不是他的本性发生了变化。君主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忠诚就会变成谄媚；君主喜欢听直言，谄媚也会变成忠诚。由此可知，君主像表，臣下像影子。

译表一动，影子就会跟着动了。” 太宗赐绢，使贪官感到羞愧。贞观元年，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收受别人赠送的绢，事情被发现了。太宗说：“长孙顺德如果真能有益于国家，朕即使把国库同他共同使用也无妨，他何至于这样贪婪违法呢？”太宗仍爱惜他的功劳，没有治罪，只是在殿庭上赐给他几十匹绢。大理少卿胡演说：“长孙顺德枉法受财，罪不可赦，为什么反而又赐给他绢？”太宗说：“他还有人的情感，得到这些绢所受到的羞辱比受刑还厉害。如果他不知道羞愧，就只是禽兽罢了，杀他又有什么用呢？” 李义府专门以卖官为事。龙朔二年，右相、河间郡公李义府主持选官，倚仗中宫的势力，专门以卖官为事，铨选任用毫无秩序，怨恨和诅骂遍布道路。高宗听说了不少，从容地对李义府说：“你的儿子和女婿多有违法行为，你应该告诫他们。”李义府勃然变色，丝毫不引咎，慢慢走开了。高宗从此对他很不高兴。望气者杜元纪说李义府住宅有囚狱之气，应当积钱二十万缗来压制它。李义府相信了，于是更加急迫地搜刮钱财。有人告发李义府暗中另有图谋，他又派儿子、右司议郎李津召来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延，收受他七百缗钱，授予长孙延司津监。仓曹参军杨行颖告发了这件事，于是把李义府交付狱中，派司刑太常伯刘祥道审讯，事情全都有事实根据。诏令将李义府除名，流放到巂州。朝廷内外没有不称庆的。张嘉祐贪赃败露，连累张嘉贞。开元十一年，张说与张嘉贞不和。正逢张嘉贞的弟弟、金吾将军张嘉祐贪赃事发，张说劝张嘉贞穿着素服到朝廷外等候治罪。明皇将张嘉贞贬为幽州刺史。程行湛请求禁锢酷吏的子孙。开元十三年，御史大夫程行湛上奏说：“周朝的酷吏来俊臣等二十三人，罪行情状尤其严重，请将他们的子孙全部禁锢；傅游艺等四人，罪情稍轻，其子孙不予禁锢。”明皇近来任用他，听从了这项建议。裴耀卿劝谏明皇不要杖责贪赃官吏。开元二十五年，夷州刺史杨濬因贪赃获罪，依法应当处死。明皇命令杖打六十下，流放古州。左丞相裴耀卿上疏认为，用杖刑来赎死罪，恩典已经很优厚；但脱去衣服接受笞打，事情很是羞辱，只可以施加给徒隶，不应当施加于士人。明皇听从了。张涉、薛邕相继因贪赃败露。建中元年，德宗刚即位，疏远排斥宦官，亲近任用朝廷士人。然而张涉凭借儒学入宫侍奉，薛邕凭借文雅登上朝廷，后来相继因贪赃败露。宦官和武将便借机说：“南牙的文臣，贪赃动辄达到巨万，却说我们扰乱天下，难道不是欺骗诬陷吗？”于是德宗开始产生疑心，不知道该依靠谁了。谋臣类。汉代萧何劝汉王在汉中称王。元年，项羽封沛公为汉王。汉王很愤怒，想要进攻项羽。周勃、灌婴、樊哙都劝阻他。萧何劝谏说：“即使在汉中称王的处境不好，难道不还是胜过死吗？”汉王说：“为什么竟然会死呢？”萧何说：“如今我们的兵力不如人家，打多少仗都失败，不死还能做什么？能够屈居一人之下，却取信于万乘之上的，商汤、周武王就是这样的人。我希望大王在汉中称王，养育当地百姓来招致贤人，收取并任用巴蜀的力量，回头平定三秦，这样天下就可以谋取了。”汉王说：“好。”于是便前往封国。张良担任谋划策略的臣子。二年，张良从韩国秘密取道归附汉王。汉王任命他为成信侯。张良多病，从未单独带兵，常常担任谋划策略的臣子，时时跟随汉王。董公劝汉王为义帝发丧。汉王向南渡过平阴津，到达洛阳新城。三老董公拦住他劝说道：“我听说，顺应道德的就昌盛，违背道德的就灭亡。出兵如果没有正当名义，事情就不能成功。所以说，明确对方是贼，敌人才可以被制服。项羽行事无道，放逐并杀害自己的君主，是天下的贼。仁德不凭借勇力，正义不凭借武力。大王应当率领三军将士为他穿素服，把这件事告诉诸侯而讨伐项羽，这样四海之内没有人不仰慕您的德行。这是三王的举动。”于是汉王为义帝发丧，袒露左臂大哭，临丧哀悼三天。又派使者通知诸侯说：“天下共同拥立义帝，向北面事奉他。如今项羽在江南放逐并杀害义帝，是大逆无道之人。寡人将全部征发关中的军队，收集三河的士卒，向南乘船沿江、汉水而下，希望跟随诸侯王去攻打杀害义帝的楚国人。” 薛公知道黥布将采取下策。十一年，淮南王黥布反叛。汝阴侯滕公召来原楚国令尹薛公询问此事。令尹说：“他本来就应当反叛。”滕公说：“皇上把土地分割出来封给他，又提高爵位封他为王，他为什么还要反叛呢？”令尹说：“去年杀了彭越，前年杀了韩信，这三个人功劳相同、地位相当，黥布怀疑灾祸会降临到自己身上，所以反叛罢了。”滕公把这番话告诉高帝。高帝于是召见薛公询问。薛公回答说：“黥布反叛并不值得奇怪。假如黥布采取上策，崤山以东就不再属于汉；采取中策，胜败还不能确定；采取下策，陛下就可以高枕而卧了。”高帝问：“什么叫上策？”回答说：“向东攻取吴地，向西攻取楚地，兼并齐地、攻取鲁地，再传檄给燕、赵，牢牢守住所得之地，那么崤山以东就不属于汉了。”“什么叫中策？”“向东攻取吴地，向西攻取楚地，兼并韩国、攻取魏国，占据敖仓的粮食，堵住成皋的关口，胜败的结果还不能确定。”“什么叫下策？”“向东攻取吴地，向西攻取下蔡，把辎重送还越地，自己退回长沙，陛下就可以高枕而卧，汉地便无事了。”高帝问：“他将采取哪一策？”回答说：“采取下策。” 高帝说：“为什么放弃上策和中策而采取下策？”回答说：“黥布原来只是骊山的刑徒，却使自己成为万乘之主。像这样的人，做事只顾自身，不顾后果，也不替百姓和后世考虑，所以才会采取下策。”高帝说：“好。”于是封薛公为千户侯。陆贾劝陈平与太尉交好。高后七年，陈平担心诸吕势力，力量又不能制约他们，害怕祸患殃及自己，曾经独处静坐深思。陆贾前来，径直进入坐下说：“您已经极其富贵，没有什么欲望了，然而仍有所忧虑，恐怕不过是担心诸吕和少主罢了。”陈平说：“确实如此，该怎么办呢？”陆贾说：“天下安定时要注意丞相，天下危急时要注意将军。将相和睦协调，士人就会预先归附。天下即使发生变故，只要权力不分散，从国家大计来说，也掌握在你们两个人手中。您为什么不与太尉交好，和他深相结交呢？”于是陆贾又替陈平谋划了对付吕氏的几件事。陈平采用了他的计策，便拿五百金为绛侯祝寿，准备了丰厚的酒宴。太尉也同样回报，两人深相结交，吕氏的谋划更加衰弱。晁错劝景帝削弱七国。

译前三年初，晁错修改法令三十章，诸侯喧哗。晁错的父亲听说后，从颍川赶来，对晁错说：“皇上刚即位，您主持政事，削弱诸侯，疏远皇族骨肉，怨言很多，您为什么要这样做？”晁错说：“本来就应当如此。不这样做，天子就不能尊贵，宗庙也不得安宁。”父亲说：“刘氏安定了，晁氏却危险了。我离开您回去了。”于是服毒自杀，说：“我不忍心看见灾祸殃及自身。”十多天后，吴、楚等七国一起反叛，以诛杀晁错为名。大司马与邓禹共同谋划计策。更始元年，大司马刘秀到达河北，所经过的郡县都考察官吏，按才能升降任用；公平地遣散囚徒，废除王莽的苛政，恢复汉朝官名。官吏百姓都很高兴，争相拿牛和酒来迎接慰劳刘秀，他都不接受。南阳人邓禹带着策杖追赶刘秀，在邺地赶上。刘秀说：“我获得了专门封爵任官的权力，先生远道而来，难道是想求做官吗？”邓禹说：“不是。”刘秀说：“既然这样，您想要什么？”邓禹说：“只是希望明公的威望和恩德施加于四海，我能够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功名垂留在史册上罢了。”刘秀笑了，于是留他住宿，闲谈起来。邓禹进言说：“如今崤山以东还没有安定，赤眉、青犊之类的势力，动辄以万计。更始帝不过是平常之才，又不亲自决断；诸将都是平庸之人突然起兵，心思只在财物上，争相凭借威势和武力，早晚只图自己快意，并没有忠良明智、深谋远虑、想要尊奉君主安定百姓的人。明公一向有盛大的德行和功劳，是天下人所向往归服的，军政整齐严肃，赏罚分明而有信用。如今的计策，没有比招揽英雄、努力使百姓欢悦、建立高祖的事业、拯救万民的生命更好的了。凭您的力量来谋划，天下不难平定。”刘秀非常高兴，于是命邓禹常住在宫中，同他谋划计策；每当任用派遣诸将，多向邓禹咨询，所用之人都很合其才能。马援聚拢米粒指画地形。建武八年，光武帝亲自率军征讨隗嚣。光禄勋郭宪劝谏说：“东方刚刚平定，车驾还不能远征。”于是挡在车前，拔刀砍断车靷。光武帝没有听从。向西到达漆地后，诸将多认为王师声势重大，不应远入险阻之地。计策尚未决定，光武帝召马援来询问。马援于是说：“隗嚣的将帅已经有土崩瓦解的形势，汉军进攻必然取胜。”又在光武帝面前聚米堆成山谷，指画地形，向众军说明行军道路和往来路径，分析得清清楚楚。光武帝说：“敌人已经在我的眼中了！” 郭嘉陈述袁绍十败、曹公十胜。建安二年，袁绍给曹操写信，言辞骄横傲慢。曹操对荀彧、郭嘉说：“如今将要讨伐不义之人，但力量又比不上他，该怎么办？”二人回答说：“刘邦、项羽力量不相当，您是知道的。汉高祖只是凭智慧胜过项羽，所以项羽虽然强大，最终还是被他擒获。如今袁绍有十败，您有十胜。袁绍虽然势力强大，却没有什么作为。袁绍繁重礼仪、讲究仪式，您顺其自然，这是道胜过他。袁绍以违逆形势行动，您奉行顺天应人的原则来率领天下，这是义胜过他。桓帝、灵帝以来，政治因宽纵而败坏，袁绍又以宽纵来补救宽纵，所以不能整肃；您用严厉来纠正它，使上下都知道约束，这是治胜过他。袁绍表面宽厚而内心猜忌，任用人却又怀疑，只任用亲戚子弟；您表面平易简约而内心明察机敏，任用人没有疑虑，只看才能是否适宜，不分远近，这是度胜过他。袁绍多谋少决，失误在于事后才行动；您得到计策就立即施行，随机应变没有穷尽，这是谋胜过他。袁绍喜欢发表高论、作揖谦让，以此博取名声，喜欢夸饰外表的士人多归附他；您以至诚对待人，不追求虚假的美名，忠诚正直、远见卓识而又有实际才能的士人，都愿意被您任用，这是德胜过他。袁绍见到有人饥寒，便怜悯挂怀，表现在脸色上；但他看不见的人，有时就顾虑不到；您对于眼前的小事，有时会有所忽略；至于大事以及同天下交往，恩德所施加的地方，都超过对方的期望，即使是您看不见而顾虑不到的事情，也没有不周全的，这是仁胜过他。袁绍手下的大臣争夺权力，谗言造成混乱；您用正道驾驭部下，谗言无法逐渐渗入，这是明胜过他。袁绍的是非标准让人无法知道；您认为对的人就以礼任用，认为不对的就用法纠正，这是文胜过他。袁绍喜欢制造虚假的声势，不懂得用兵的要领；您能以少胜多，用兵如神，军人依靠您，敌人畏惧您，这是武胜过他。”曹操笑着说：“像你说的那样，我有什么德行能够承受这些赞誉呢？” 袁绍不采用田丰的意见，因而被曹操打败。五年，曹操把军队撤回官渡，袁绍于是商议进攻许都。田丰说：“曹操既然已经击败刘备，那么许都之下就不再空虚。而且曹操善于用兵，变化没有定规，他的兵力虽然少，却不能轻视。如今不如长期与他相持。将军凭借山河险固，占有四州的军队，对外结交英雄，对内整治农战，然后选出精锐部队分为奇兵，趁虚交替出击，扰乱河南，使敌人疲于奔命，百姓不能安居从事农业。我们还没有劳累，他们已经困顿，不到三年，就可以坐等取胜。如今放弃取胜的谋略，决定用一战来分胜败，如果不能如愿，后悔也来不及了。”袁绍不听，进军黎阳，派部将颜良在白马进攻刘延。曹操向北救援刘延，颜良前来迎战，曹操派张辽和关侯先登攻击。关侯望见颜良的旗帜车盖，策马冲入万众之中刺杀颜良，斩下他的首级回来。袁绍军中没有人能抵挡，于是解除了白马之围。曹操撤军回官渡，出兵与袁绍交战，不能取胜，又退回坚守营垒。曹操兵少粮尽，士卒疲惫，便给荀彧写信，商议想退回许都。荀彧回信说：“袁绍把全部军队集中在官渡，想同您决一胜负。如今粮食虽然少，却还不像楚、汉在荥阳、成皋之间时那样困难。

译当时刘邦、项羽都不肯先退，因为认为先退就会失去气势。您用十分之一的兵力，划定地界坚守，扼住袁绍的咽喉使他不能前进，已经半年了。如今敌人的情势已经显露，力量也已耗尽，一定会发生变化，这是使用奇兵的时候，不能错过。”曹操于是坚守营垒与袁绍相持。正逢许攸的家人犯法，审配将他们收捕关押，许攸愤怒，便投奔曹操。他对曹操说：“您孤军独自防守，外面没有救援，粮食又已经用尽，这是危急的时刻。袁氏一万多辆辎重车在故市、乌巢，驻军没有严密防备，如果用轻兵袭击，在他们没有预料时突然到达，烧掉他们的积蓄，不超过三天，袁氏自然会失败。”曹操非常高兴，于是亲自率领步兵、骑兵五千人，每个人都使用袁军的旗帜，口中衔着枚，给马缚住嘴，夜间从小路出发。每人抱着一捆柴，到了袁军营寨便大放火。营中惊慌混乱，曹操于是发动进攻，把袁军粮食全部烧掉，杀死士卒一千多人，又都割取他们的鼻子拿给袁绍军看。于是袁绍军惊慌骚动，大败溃散。袁绍逃到黎阳北岸，众人逐渐又归附他。有人对田丰说：“田先生一定会受到重用了。”田丰说：“袁公外表宽厚而内心猜忌，不明白我的忠心。如果他取胜而高兴，也许还能赦免我；如今战败而愤怒，内心的猜忌将会发作，我不希望自己还能活着。” 袁绍军中的士卒都捶胸哭泣说：“当初如果让田丰在这里，一定不会败到这种地步。”袁绍对逄纪说：“田别驾以前劝我停止进攻，我也为此感到惭愧。” 逄纪说：“田丰听说将军退兵，拍手大笑，为自己的话说中了而高兴。” 袁绍说：“我没有采用田丰的话，果然被他嘲笑。”于是杀了田丰。当初曹操听说田丰没有随军出征，高兴地说：“袁绍一定会失败。”等到袁绍奔逃，曹操又说：“当初假使袁绍采用他的别驾的计策，胜负还很难说。” 鲁肃劝孙权保守江东。鲁肃将要向北返回，周瑜阻止了他，于是把鲁肃推荐给孙权说：“鲁肃的才能适合辅佐时局，应当广泛寻找像他这样的人来成就功业。”孙权立即召见鲁肃，同他交谈后很喜欢他。宾客退下后，孙权单独留下鲁肃，与他同榻对饮，说：“如今汉室倾危，我想建立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功业，您准备怎样辅佐我呢？”鲁肃说：“从前汉高祖想尊奉义帝，却不能实现，是因为项羽成为祸害。如今的曹操，就像从前的项羽，将军凭什么能成为齐桓公、晋文公呢？我私下推测，汉室不能复兴，曹操也不能很快除掉。替将军谋划，只有保守江东，等待天下出现破绽罢了。如果趁北方事务繁多，消灭黄祖，进攻刘表，直到长江所能到达的地方全部占有它，凭借这些建立基业，这就是王业。”孙权说：“如今我竭力经营一方，只希望用来辅佐汉室罢了，这些话不是我所能涉及的。” 昭烈帝三次前往拜见诸葛亮。十二年初，琅邪人诸葛亮寄居在襄阳隆中，常常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当时人没有人认可他。只有颍川人徐庶和崔州平认为确实如此。昭烈帝在荆州时，到襄阳访求士人。司马徽说：“那些读书人和庸俗之士，哪里懂得时务？懂得时务的，是杰出人才。这里自有伏龙、凤雏。”昭烈帝问：“是谁？”司马徽说：“诸葛孔明、庞士元。”徐庶在新野拜见昭烈帝，昭烈帝很器重他。徐庶对昭烈帝说：“诸葛孔明，是卧龙。将军愿意见他吗？”昭烈帝说：“你和他一起来。”徐庶说：“这个人可以前去拜见，不能屈尊把他招来。将军应当屈驾去看望他。”昭烈帝因此前往拜访诸葛亮，前后去了三次才见到他。于是屏退旁人说：“汉室倾覆衰败，奸臣窃取权命。我没有估量自己的德行和力量，想在天下伸张大义，却因智谋短浅，终于屡遭挫败，到了今天这种地步。然而我的志向还没有停止，您认为应当采取什么计策呢？”诸葛亮说：“如今曹操已经拥有百万军队，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这确实不能同他争雄。孙权占据江

译东，已经历三代，国家地势险要而百姓归附，贤能之人也为他所用，这样的人可以同他结为援助，却不能谋取他的地盘。荆州北面依靠汉水、沔水，南面直到南海，东面连接吴会，西面通往巴蜀，是兵家必争之地，但它的主人却不能守住，这大概是上天用来资助将军的地方。益州地势险要闭塞，沃野千里，是所谓天府之地；刘璋昏暗软弱，张鲁在北面，百姓富足、国家富裕，却不知道守护，智谋才能之士都希望得到一位明主。将军既是帝室后裔，又以信义著称于四海，如果能够跨有荆州、益州，守住险要，安抚和联合戎、越各族，和孙权结好，对内修明政治，对外观察时局变化，那么霸业就可以成功，汉室也可以复兴。”昭烈帝说：“好。”从此他与诸葛亮的感情日益亲密。关侯、张飞不高兴，昭烈帝解释说：“我有了孔明，就像鱼儿有了水。希望诸位不要再说了。”关侯、张飞于是停止议论。司马徽清雅，有识别人才的眼光。同县的庞德公一向享有很高声望，司马徽像对兄长一样敬重他。庞德公常称诸葛亮为“卧龙”，庞士元为“凤雏”，司马德操为“冰鉴”。所以司马德操同昭烈帝谈话时称赞他们。魏代贾诩劝文帝先文后武。黄初四年，当初文帝问贾诩说：“我想讨伐不服从命令的人，以统一天下，吴、蜀应当先攻打哪一个？”贾诩回答说：“攻取天下，首先要依靠兵权；建立根本，崇尚的是德化。陛下应时接受禅让，抚临天下，如果先用文德安抚他们，等待他们发生变化，那么平定他们并不困难。吴、蜀虽然只是很小的国家，但依靠山地和水势险阻；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于治国，孙权能辨识虚实，陆逊能看清用兵形势，他们占据险要、守住关口，又能在江湖上泛舟，都很难一下子谋取。用兵的方法，是先造成必胜的形势再交战，估量敌我、评论将领，所以行动不会留下遗漏。臣私下估计，群臣并没有准备好，即使凭借天威来临，胜算也还未见万全。从前舜帝舞动盾牌和斧钺，就使有苗归服；臣认为当今应当先文后武。”文帝没有采纳，出兵最终没有功效。石勒凡有行动都向张宾咨询。晋永嘉三年，当初张宾喜欢读书，胸襟开阔，有远大志向，常常自比张子房。等到石勒在崤山以东征战时，张宾对亲近的人说：“我遍观各位将领，没有像这位胡将军这样的，可以同他共同成就大业。”于是他提剑到军门，大声请求拜见。石勒也没有马上认为他奇异。张宾多次拿计策向石勒进言，不久都如他所说。石勒因此认为他奇异，任命他为军功曹，凡有行动都向他咨询。北魏崔浩胸中所怀的谋略胜过兵甲。宋元嘉六年，魏世祖曾经带着崔浩出入自己的内室，从容地对崔浩说：“您的才智深厚博大，侍奉我的祖父、父亲和我三代都著有忠诚，所以朕把您引到身边。您应当尽忠劝谏，不要有所隐瞒。朕虽然有时因愤怒而不听您的话，但最终总会长久地思考您的话。”他曾指着崔浩给新近投降的高车部落首领看，说：“你们看这个人，身材瘦弱纤细，不能弯弓持矛；然而他胸中所怀的谋略却胜过兵甲。朕虽然有征伐的志向，却不能亲自决断，前后取得的功劳都是这个人教给我的。”又命令尚书说：“凡是军国大事中你们不能决定的，都应当向崔浩咨询，然后施行。” 唐代房玄龄、杜如晦在帷幄中参与谋划。武德四年初，杜如晦担任秦王府兵曹参军，不久升任陕州长史。当时王府属官多被补任外官，李世民为此忧虑。房玄龄说：“其他人不足以惋惜，至于杜如晦，他有辅佐君王的才能，大王想经营四方，非杜如晦不可。”李世民惊讶地说：“如果不是您提醒，几乎失去他了。”于是上奏任命杜如晦为王府属官，他和房玄龄常跟随李世民征伐，在帷幄中参与谋划。军中事务很多，杜如晦分析决断如流水般迅速。李世民每次攻破军队、攻克城池，诸将和僚佐都争着夺取财宝，只有房玄龄搜罗人才，把他们带到幕府。又

译有勇气谋略的将佐，房玄龄一定同他们深相结交，使他们为李世民竭尽死力。李世民常常让房玄龄入朝奏事，高祖叹息说：“房玄龄替我的儿子陈述事情，即使相隔千里，也都像当面交谈一样。” 后梁敬翔在宫禁之中参与谋划政事。

译开平元年，朝廷任命宣武掌书记、太府卿敬翔主持崇政院事务，以便在宫中接受顾问、参与谋议。承接皇上的旨意，向宰相宣布并施行。宰相不是在入朝答对时有所奏请，以及已经接受旨意后还应当再次请示的，都写成记录，通过崇政院上报。得到旨意后，再向宰相宣布。敬翔为人深沉而有智谋，在幕府三十多年，军队谋略和百姓政务，太祖全都委托给他。敬翔尽心勤劳，昼夜不睡，自己说只有在马上才能得到休息。太祖性情暴躁难以接近，别人都不能揣测他的心意，只有敬翔能够了解他的意趣。遇到有不合适的地方，敬翔从不直说，只是把疑虑表示出来。太祖心里已经明白，常常因此改动。禅让改朝之际，敬翔谋划的事情最多。敬翔请求任用王彦章为大将。后唐同光元年，敬翔知道梁朝已经危急，便把绳子藏在靴子里，入宫拜见均王，说：“先帝夺取天下时，不认为臣不肖，臣所谋划的事情没有不采用的。如今敌人的势力越来越强，而陛下却抛弃忽视臣的意见。臣既然没有用处，不如死了。”他拿出绳子将要自缢，均王阻止了他，问他想说什么。敬翔说：“事情危急了，非任用王彦章为大将不能挽救。”梁主听从了他的意见，任命王彦章代替李思远为北面招讨使，仍以段凝为副使。后唐潞王没有采用李崧提出的和亲计策。后晋天福元年，石敬瑭把存放在洛阳及各道的全部财物收集起来，运回晋阳，托言用来资助军费，人人都知道他另有异志。潞王夜间同近臣从容谈话说：“石郎同朕是至亲，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但流言不断，万一失去欢心，怎么解除这种情况呢？”众人都没有回答。端明殿学士、给事中李崧退下后对同僚吕琦说：“我们受到的恩遇深厚，难道能和众人一样一概观望吗？应当采取什么计策呢？”吕琦说：“河东如果有异谋，一定会同契丹结盟作为援助。契丹不以赞美华夏为意，过去在中国屡次请求和亲；如今如果真同他们和亲，每年用礼物和财帛约十多万缗送给他们，他们一定高兴地接受命令。这样河东即使想要横行，也没有能力作为了。”李崧说：“这正是我的想法。”另一天晚上，两人秘密向潞王进言，潞王非常高兴，称赞他们忠诚。两人私下草拟了送给契丹的国书，等待命令。过了很久，潞王把他们的计策告诉枢密直学士薛文遇，薛文遇回答说：“凭天子的尊贵，却屈身奉事夷狄，不也是耻辱吗？而且如果敌人按照旧例请求娶公主，又怎样拒绝呢？”于是吟诵戎昱的《昭君诗》说：“安危托妇人。” 潞王的想法于是改变了。一天，他急忙召李崧、吕琦到后楼，盛怒斥责他们说：“你们都懂得古今，想要辅佐君主达到太平，如今竟然提出这样的计谋。我只有一个女儿还在吃奶，你们想把她丢到沙漠去吗？况且想把供养士卒的钱财送到敌人的朝廷，你们的用意究竟是什么？”两人害怕得汗流浃背，说：“臣等的心愿是竭尽愚诚来报国，并不是替敌人谋划，愿陛下明察。”他们多次拜谢，潞王仍不断辱骂斥责。吕琦精疲力竭，拜礼稍微停下。潞王说：“吕琦如此强硬，难道肯把朕当作君主吗？”吕琦说：“臣等谋划不善，愿陛下治我们的罪，为什么还要多次行拜礼？”潞王的怒气稍稍消解，便停止让他们拜礼，各赐一杯酒，让他们退下。从此群臣不敢再谈和亲的计策。后周王朴的谋划都符合世宗的心意。显德二年，世宗对宰相说：“朕常常思考使国家达到大治的方法，却没有得到要领，睡觉吃饭都不能安心。而且自唐、晋以来，吴、蜀、幽、并都阻隔声教，未能统一，应当命令近臣写成《为君难为臣不易论》以及关于开拓边防的文章各一篇，朕将要阅览。”不久，比部郎中王朴上奏，认为中原失去这些地方，吴、蜀、幽、并都是因为失道；如今必须先考察失去它们的根源，然后才知道夺取它们的方法。开始失去这些地方时，无不因为君主昏暗、臣下奸邪，军队骄纵、百姓困苦，奸党在内部炽盛，武夫在外部横行，由小事导致大患，由细微积累成显著。如今想夺取它们，不如反过来做与此相反的事情。进用贤能、斥退不肖，是为了收罗人才；施恩、体恤、守信，是为了凝聚人心；奖赏功劳、惩罚罪过，是为了竭尽他们的力量；去除奢侈、节约费用，是为了增加财力；按时役使、减轻赋税，是为了使百姓富足。等到群才已经聚集、政事已经治理、财用已经充足、士民已经归附，然后发动军队使用他们，功业就没有不能成功的。敌方百姓看到我们有必然取胜的形势，那么了解他们情况的人就愿意做间谍，了解山川道路的人就愿意做向导；民心既然归附，天意也一定会顺从。大凡攻取天下的方法，一定要先攻取容易的地方。唐与我们接壤，边防线长达二千里，形势容易受到扰乱。扰乱它应当从没有防备的地方开始；它防备东面，我们就扰乱西面；它防备西面，我们就扰乱东面，它一定会奔走救援。在奔走之间，就可以了解它的虚实强弱，然后避开坚实处攻击空虚处，避开强处攻击弱处。不必立即大举出兵，暂且用轻兵骚扰。南方人怯懦，听到稍有警报，一定会全军前来救援。军队多次调动，百姓就疲惫、财力就耗尽；如果不调动全军，我们就可以乘虚夺取。这样一来，江北各州将全部成为我们的所有。得到江北以后，使用他们的百姓，施行我们的法令，江南也容易夺取。得到江南，岭南、巴蜀就可以传檄而平定。南方平定以后，燕地一定会望风归附。如果它不归附，就调兵进攻，席卷而平定。只有河东是必死抵抗的敌人，不能用恩德和信义诱导，必须用强兵制服它。不过它自从高平战败以后，力量已经耗尽、士气受挫，一定还不能成为边患，应当暂且留待以后谋取。等天下已经平定，再等待时机一举擒获它。如今士卒精练，铠甲兵器都有准备，群臣畏惧法令，诸将尽力，过一年以后就可以出兵。应当从夏秋之际开始积蓄粮食、充实边防。”世宗欣然采纳。当时群臣多墨守常规、苟且求安，所回答的很少有可取之处，只有王朴神情严峻、气势刚劲，有谋略而能决断，凡是他的谋划都符合皇上的心意。世宗因此看重他的器度和见识，不久升任左谏议大夫，主持开封府事务。世宗把是否停止出兵的意见拿来询问李谷。四年，议论的人认为唐的援兵仍然强大，多数请求停止出兵。世宗对此感到疑惑。李谷卧病在家，世宗派范质、王溥到他那里共同谋划。李谷上疏认为：“寿春危急困顿，破城就在早晚之间。如果皇上亲自出征，那么将士会争相奋勇，援兵会震惊恐惧，城中知道必亡，一定可以攻下。”世宗很高兴。直臣类。汉武帝不戴冠就不接见汲黯。

译元朔五年，卫青在群臣中的尊贵宠信无人可比，公卿以下都谦卑地侍奉他，只有汲黯同他行平等礼。有人劝汲黯说：“既然天子想让群臣向大将军低头，大将军地位尊贵，您不能不行拜礼。”汲黯说：“大将军如果有宾客向他作揖，反而不受尊重吗？”大将军卫青听说后，更加认为汲黯贤能，多次请他询问国家和朝廷疑难的事情，待遇比平时更加优厚。大将军卫青虽然尊贵，有时也担任侍中。武帝曾经蹲坐在厕所旁接见他；丞相公孙弘入宫应召，武帝有时不戴冠。至于汲黯来见武帝，武帝不戴冠就不接见。武帝曾坐在武帐中，汲黯上前奏事，武帝没有戴冠，望见汲黯，便躲到帐中，派人批准他的奏议。武帝对他的敬重礼遇就是这样。成帝不修理殿槛，以表彰朱云的正直。元延元年，原槐里令朱云上书请求召见。公卿在场时，朱云说：“如今朝廷大臣，对上不能匡正君主，对下不能使百姓得到好处，都是尸位素餐的人。孔子所说‘鄙夫不可与事君，苟患失之，无所不至’，说的就是他们。臣希望陛下赐给我尚方斩马剑，让我斩下一个奸臣的头，以警戒其他人。”成帝问：“是谁？”朱云回答：“安昌侯张禹。”成帝大怒说：“小臣身居下位却讥讽上级，在朝廷上侮辱师傅，罪当处死，不能赦免！”御史要把朱云押下去，朱云攀住殿槛，殿槛被折断。朱云呼喊说：“臣能够到地下跟龙逄、比干交游，就满足了；只是还不知道圣朝将会怎样啊！”御史于是把朱云带走。此时左将军辛庆忌摘下帽子、解下印绶，在殿下叩头说：“朱云一向以狂直著称于世。如果他说得对，就不能杀；即使他说得不对，本来也应当宽容他。臣冒死据理力争！”成帝的怒意消解，这件事才得以停止。后来要修理殿槛时，成帝说：“不要更换。”于是把它修整好，用来表彰正直的臣子。任延不肯曲意奉承上官。建武十二年，光武帝把睢阳令任延任命为武威太守。光武帝亲自接见他并告诫说：“好好侍奉上官，不要失去名誉。”任延回答说：“臣听说，忠臣不阿谀，善于逢迎的臣子并不忠诚。履行正道、奉行公事，是臣子的节操。上下都随声附和，并不是陛下的福分。所谓善于侍奉上官，臣不敢奉行诏令。”光武帝叹息说：“你的话是对的。” 韩歆因直言劝谏而死。十五年，大司徒韩歆被免职。韩歆喜欢直言，从不隐讳，光武帝常常不能容忍他。韩歆在皇帝面前证明当年将有饥荒，〔原文“凶指天画地”字词有疑误〕，言辞十分刚直激切，因此获罪，被免职回到乡里。光武帝仍未释怀，又派使者宣读诏书斥责他。韩歆和他的儿子韩婴都自杀了。韩歆一向享有很高声名，死得并非因为罪过，众人都不服。光武帝于是追赐钱粮，按照礼制为他安葬。臣司马光说：从前商高宗命令傅说说：“如果药不能使人瞑眩，病就不能痊愈。”那些切直的言论，并不是臣子个人的利益，而是国家的福分。因此君主应当早晚寻求它，只怕不能听到。可惜以光武帝这样的时代，韩歆却因直言劝谏而死，难道不是仁明之主的累赘吗？” 虞诩推荐左雄，称赞他有王臣蹇蹇的节操。永建元年，尚书仆射虞诩上疏推荐议郎左雄说：“臣看如今公卿以下的官员，大多拱手沉默，把讨好君主、培植恩宠当作贤能，把竭尽忠节当作愚蠢，甚至相互告诫说：‘洁白的玉璧不可雕琢，圆滑随俗反而多有后福。’臣看到议郎左雄有王臣蹇蹇的节操，应当提拔他担任掌管言论的官职，他一定会有匡正辅弼的益处。”因此任命左雄为尚书。庞参因忠诚正直而受到皇帝近臣诋毁。阳嘉二年，太尉庞参在三公中最以忠诚正直著名，多次受到皇帝近臣的诋毁。正好他所举荐任用的人违背了顺帝的旨意，司隶校尉顺承风向查办这件事。当时正逢召集茂才、孝廉，庞参因为已经被上奏弹劾，称病不去。广汉上计掾段恭趁着入朝上疏说：“臣看到道路上的行人、农夫和织妇都说：太尉庞参竭尽忠诚和节操，只是因为走正直的道路而不能曲意逢迎，于是孤立在群邪之间，置身于受伤害的境地。用谗佞来伤害毁谤忠正之人，是天地间的大禁忌，也是君主最大的戒惧。从前白起被赐死，诸侯都斟酒相互庆贺；季子回来，鲁国人因解除灾难而高兴。国家依靠贤人治理，君主依靠忠臣安定。如今天下都庆幸陛下拥有这样的忠贤之臣，希望陛下最终仍宠信任用他，以安定社稷。”奏书上报后，诏令立即派小黄门去探视庞参的病情，又派太医送去羊和酒。后来庞参的夫人生病，前妻所生的儿子把她投入井中杀死。雒阳令祝良上奏庞参有罪，庞参最终因灾异被免职。晋代刘毅把武帝比作桓帝、灵帝。太康三年，武帝亲自到南郊祭祀，礼毕，叹息着问司隶校尉刘毅：“朕可以同汉朝哪一位皇帝相比？”刘毅回答：“桓帝、灵帝。”武帝说：“怎么至于这样？”刘毅回答：“桓帝、灵帝卖官，钱进入国库；陛下卖官，钱进入私人门下。这样说来，恐怕还不如他们。”武帝大笑说：“桓帝、灵帝的时代，听不到这样的话；如今朕有直臣，本来就胜过他们了。” 傅咸不畏惧因直言而招致祸患。永熙元年，尚书左丞傅咸多次劝谏太尉杨骏，杨骏渐渐感到不满，想把傅咸调出任郡守。李斌说：“斥逐正直的人，将会失去人心。”杨骏这才作罢。杨济送信给傅咸说：“谚语说：‘生下一个痴儿，才算了结官事；官事并不容易了结。’想来你已经为此伤透脑筋，所以把这些话都写明告诉你。”傅咸回信说：“卫公有句话：‘酒色杀人，比直言还要厉害。’因沉溺酒色而死的人，并不后悔；反而畏惧因直言而招祸，这是因为内心不能端正，只想把苟且偷安当作明哲保身罢了。自古因直言而招祸的人，常常是因为矫枉过正，或者不够忠诚笃实，想用刚直激烈来博取声名，所以招致愤怒。哪里有一片忠心、只求有益于人，却反而被人怨恨憎恶的呢？” 北魏高允是真正的忠臣。

译宋大明二年，魏高允喜欢直切地进谏。朝廷事务有不便之处，高允就请求进见。宋文帝常常让左右退下后等候他，有时从早朝一直谈到傍晚，有时连续几天不出宫。群臣都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当时有人上奏事情，言辞激烈而攻击性很强，高宗看了，对群臣说：“君主和父亲是一样的，父亲有过错，儿子为什么不在众人中写信劝谏，而要在私室隐蔽处劝谏，难道不是不愿父亲的过错暴露在外吗？至于侍奉君主，为什么偏偏不是这样？君主有得失，不能当面陈说，却上表公开劝谏，想借此彰显君主的短处，表明自己的正直，这难道是忠臣所做的吗？像高允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忠臣。我有过错，他从来没有不当面直说的，甚至有些话是我不忍听的，高允也全不回避。我听到了自己的过错，而天下人却不知道，难道还不能称为忠吗？”于是任命高允为中书令。高宗看重高允，常称他为令公而不直呼其名。游雅常说：“高先生内心明达，外表柔顺，说话结结巴巴，似乎难以出口。从前崔司徒曾对我说：‘高先生才华丰富、学识广博，是一代的杰出士人；只是缺少刚正不屈的风骨罢了。’我当时也认为是这样。等到司徒获罪，事情起于细微之处，诏书下达责问他时，司徒声音嘶哑、两腿发抖，几乎不能说话。宗钦以下的人都伏在地上流汗，个个面无人色。唯独高先生陈述事理，辨明是非，言辞义理清楚，辩说明晰，声音高亢响亮，君主因此动容，听的人无不精神振奋。这不就是所谓刚正不屈吗？”宗爱当时掌握大权，威势震动天下。他曾把百官召集到公堂，王公以下都快步走到庭中，面向他下拜，唯独高先生登上台阶，只作长揖。由此看来，汲长孺可以躺着接见，卫青又有什么资格要求对等礼节呢？这不就是所谓风骨吗？人本来就不容易被了解，我既然在心中看错了他，崔先生又把这种看法泄露到外表，这正是管仲之所以在鲍叔面前悲痛的原因。功臣门。汉明帝在云台绘画二十八位将领。永平三年，汉明帝追念中兴功臣，于是在南宫绘画二十八位将领，按次序以邓禹为首，其次是马成、吴汉、王梁、贾复、陈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坚镡、冯异、王霸、朱祜、任光、祭遵、李忠、景丹、万修、盖延、邳肜、姚期、刘植、耿纯、臧宫、马武、刘隆；又增加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共三十二人。马援因为是椒房亲属，唯独没有列入。蜀汉关侯以与黄忠同列为耻。建安二十四年，先主自称汉中王，任命关侯为前将军、黄忠为后将军，派益州前部司马、犍为人费诗前去授予关侯印绶。关侯听说黄忠的地位与自己并列，愤怒地说：“大丈夫终究不能和老兵同列！”不肯接受任命。费诗对关侯说：“建立王业，所任用的人并不只有一种。过去萧何、曹参从小就与高祖亲近，而陈平、韩信在受命之后才来；论起班次，韩信还排在最上面，也没听说萧何、曹参因此怨恨。如今大王和君侯，譬如一体，同享安乐、共同忧患，祸福也是共同的。我认为君侯不应把官号的高低、爵禄的多少放在心上。”关侯大为醒悟，立即接受了任命。晋代段灼为邓艾平定蜀地的功劳申辩。泰始九年，当初邓艾被杀时，人人都替他感到冤屈，但朝廷没有人为他辨明。武帝即位后，议郎段灼上疏说：“邓艾内心怀有极大的忠诚，却背负了谋反的罪名；平定巴蜀，却遭到诛灭三族的刑罚。邓艾性情刚急，自夸功劳、炫耀才能，不能与同僚协调相处，所以没有人肯为他申理。臣私下认为，邓艾本来只是屯田中掌管牛犊的人，后来宠信和地位已经达到极点，功名也已经成就；他已是七十岁的老人，又还想求什么呢？只是因为刘禅初降，远郡还没有归附，他假传诏令、承受君主权力，权宜地安定国家。钟会本来有叛逆之心，畏惧邓艾的威名，于是利用嫌疑，捏造了这件事。邓艾接到诏书后，立即派出精兵，束身前去受缚，不敢观望，实在是因为他自己知道，去见先帝时，必定没有应当被处死的理由。钟会被诛杀后，邓艾的属官和将吏愚蠢鲁莽，聚集起来共同追赶邓艾，破坏囚车，解开他的拘束。邓艾身处困境，狼狈失措，从来没有同心腹之人预先谋划过，却独自承受来自前后的诛杀，难道不可悲吗！陛下兴起，应当发扬宽宏大量的气度，准许邓艾归葬故墓，归还他的田宅；凭借他平定蜀地的功劳，继续封爵他的后代，使邓艾闭棺之后得到确定的谥号，死而无憾。这样，天下追求声名的人和想要建功立业的臣子，一定会投身汤火，乐意为陛下效死。” 武帝认为这番话说得好，却没有能够照办。后来武帝问给事中樊建关于诸葛亮治理蜀地的情况，说：“我难道唯独不能得到像诸葛亮这样的人来做臣子吗？”樊建叩头说：“陛下知道邓艾的冤屈，却不能替他申理，即使得到诸葛亮，恐怕也会出现冯唐所说的情况吧？”武帝笑着说：“你的话启发了我的想法。”于是任命邓艾的孙子邓朗为郎中。唐太宗记录李靖的功劳，赦免他的罪过。贞观四年，御史大夫萧瑀弹劾李靖，说他攻破颉利可汗的牙帐时，统领军队没有法度，把突厥的珍宝和俘获的人畜全都抢掠一空，请求交给司法官审理定罪。太宗特地下诏，不要弹劾。等李靖入朝进见，太宗严厉地大加责备，李靖叩头谢罪。过了很久，太宗才说：“隋朝的史万岁攻破达头可汗，有功却没有得到奖赏，反而因罪被杀。我却不是这样，要记录你的功劳，赦免你的罪过。”于是加授李靖为左光禄大夫。不久，太宗对李靖说：“先前有人诬陷你，现在我的心意已经明白了，你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又赏赐绢二千匹。太宗不因秦王府功臣而赦免其罪。贞观九年，岷州都督、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延误了军期，李靖依法查办他。高甑生怨恨李靖，诬告李靖谋反。查验后没有谋反的事实，高甑生按罪应当减死，发配边地。有人说高甑生是秦王府的功臣，应当宽免他的罪。太宗说：“高甑生违抗李靖的节度，又诬告他谋反，这样的人如果可以宽免，法律还要施行在哪里？况且国家自晋阳起兵以来，功臣很多。如果高甑生得以免罪，那么人人都犯法，还怎么能够禁止呢？我对旧日功勋从来没有忘记，正因为这样才不敢赦免他。” 在凌烟阁绘画功臣。贞观十七年，太宗命人绘画功臣：赵公长孙无忌、赵郡元王李孝恭、莱成公杜如晦、郑文贞公魏征、梁公房玄龄、申公高士廉、鄂公尉迟敬德、卫公李靖、宋公萧瑀、襄忠壮公段志玄、夔公刘弘基、蒋忠公屈突通、郧节公殷开山、谯襄公柴绍、邳襄公长孙顺德、郧公张亮、陈公侯君集、郯襄公张公谨、卢公程知节、永兴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刘政会、莒公唐俭、英公李世勣、胡壮公秦叔宝等，绘于凌烟阁。

译太宗认为李勣可以托付后事。这一年，李世勣曾突然得病，当时有人说须灰可以治病，太宗亲自剪下胡须为他调药。李世勣叩头，磕得流血，哭泣着道谢。太宗说：“这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你个人，有什么可谢的？”李世勣曾陪侍宴饮，太宗从容地对他说：“我寻找群臣中可以托付幼主和孤儿的人，没有谁能超过你。你过去没有辜负李密，难道会辜负我吗？”李世勣流泪辞谢，咬破手指流血，于是喝得大醉，太宗解下御服盖在他身上。褚遂良认为房玄龄功勋深厚、资历久远，不可抛弃。贞观二十年，房玄龄曾因轻微过失回到私第。褚遂良上疏，认为房玄龄自从义旗初举时起，就辅佐成就圣业；武德末年，冒死决战；贞观初年，选拔贤能、建立政务制度，作为臣子的勤劳，房玄龄最为突出，不可远远弃置。陛下如果是因为他年老，也应当委婉劝告，让他退休，以礼让他退职，不能因为一点小过错，就抛弃数十年的功勋旧臣。太宗立即召他出任职事。不久，房玄龄又辞去职位回家。过了很久，太宗到芙蓉园，房玄龄命令子弟洒扫门庭，说：“皇帝的车驾将要到了。”一会儿，太宗果然来到他的宅第，于是载着房玄龄回宫。李朝隐请求宽宥功臣的后代。开元十年，武强县令裴景仙因贪赃五千匹而获罪，事情败露后逃亡。明皇愤怒，下令召集众人将他斩首。大理卿李朝隐上奏说，裴景仙的曾祖裴寂有建立义旗的大功，载初年间因无罪而家破人亡，只有裴景仙一人幸存；如今他承袭嫡系，应该宽免死罪，改为流放荒远之地。”奏辞大意说：“十代之内宽宥贤者，功劳实在应当记录；一家断绝祭祀，情理上或许值得哀怜。”诏令仍下令杖杀。李朝隐又奏说：“如果裴寂的功勋全部被抛弃，而裴景仙的罪行又特别加重，那么叔向的贤能还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若敖氏的鬼魂难道不会挨饿吗？”明皇于是答应了他的请求，杖打裴景仙一百下，流放到岭南恶劣偏远的地方。代宗以礼厚待郭子仪。大历二年，郭子仪入朝，代宗命元载、王缙、鱼朝恩等轮流在郭子仪那里置办酒宴。第一次宴会的费用就达十万缗。代宗礼遇看重郭子仪，常称他为大臣而不直呼其名。郭暧曾与升平公主争吵，郭暧说：“你难道是倚仗你的父亲做天子吗？我的父亲还轻视天子，不把天子放在眼里呢。”公主愤怒，乘车赶回去上奏。代宗说：“这不是你所能了解的，他确实是这样；即使他想做天子，天下难道是你家所有的吗？”安慰劝解她回去。郭子仪听说后，把郭暧囚禁起来，等待治罪。代宗说：“俗话说，‘不痴不聋，不做家翁。’儿女在闺房中的话，有什么值得听的呢？”郭子仪回去后，杖打郭暧几十下。张延赏不应当罢免李晟的兵权。贞元三年年初，韩滉推荐刘元佐，说可以派他率军收复河湟。韩滉去世后，刘元佐上奏说：“吐蕃正强盛，还不能同它争战。”德宗派宦官中使慰问刘元佐，刘元佐躺着接受诏命。张延赏知道刘元佐不能任用，便上奏请求把河湟的事务交给李抱真。李抱真也坚决推辞。这都是因为张延赏罢免了李晟的兵权，所以武将们都愤怒而离心，不肯为朝廷效力。”},{ 李泌与德宗约定保全功臣。任命李泌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泌刚开始处理政务时，和李晟、马燧、柳浑一同入宫觐见。德宗对李泌说：“朕如今任用你，是想和你约定一件事：你千万不要为有恩于你的人报仇，朕会替你报仇。”李泌回答说：“臣一向奉行道义，不与人结仇。臣今天也愿意和陛下约定一件事，可以吗？”德宗说：“有什么不可以的？”李泌说：“希望陛下不要伤害功臣。臣承受陛下深厚的恩德，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疑忌的行迹。李晟、马燧对国家有大功，听说有人在进谗言，即使陛下一定不会听信，但臣今天还是要当面对他们二人说明，是想让他们不要自我疑惧罢了。作为臣下，如果能够防备君主的宠爱和信任，那就已经是幸运了，还计较官位做什么？臣在灵武的时候，未曾有官职，但将相都接受臣的谋划指示。陛下任命李怀光为太尉，李怀光反而更加恐惧，最终发展到叛乱，这些都是陛下亲眼见到的。如今李晟、马燧的富贵已经足够，如果陛下坦然地对待他们，使他们能够自行保全而没有忧虑，国家有事时就出来随军征伐，没有事情时就入朝奉行朝请，还有什么比这更快乐的呢？所以臣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这两位大臣功劳大就猜忌他们，也希望两位大臣不要因为地位高而自我疑惧，这样天下就会永远没有祸乱了。” 德宗说：“朕刚听到你的话时，惊愕得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等听完你的分析，才知道这是保全国家的最高谋略。朕一定谨慎地把它牢记在心，两位大臣也应当共同保全。”李晟、马燧都起身哭泣致谢。浑瑊能够凭功名安享终身。贞元十五年，浑瑊在河中去世。浑瑊性情谦逊谨慎，虽然官位达到将相之极，却没有自我矜夸、盛气凌人的神色。每次进贡物品，他一定亲自检查阅看；接受赏赐时，也像是在皇帝面前一样恭敬。因此受到德宗的亲近和宠爱。德宗从兴元返回后，即使某一州或某一镇有军队，德宗也都一味采取姑息迁就的办法。浑瑊每次奏事没有得到批准，反而总是私下高兴地说：“皇上不怀疑我，所以我才能凭功名安享终身。” 后唐李嗣源功劳大而地位尊重。同光三年，庄宗性情刚强而且好胜，不愿权力掌握在臣下手中。进入洛阳以后，他听信伶官的谗言，对旧日将领颇为疏远和猜忌。李嗣源的家在太原，便上表请求任命李从珂为北京内牙马步都指挥使，以便照料他的家属。庄宗大怒说：“李嗣源掌握兵权，又居守大镇，军政都在我手中，怎么能替他的儿子上表请求官职？”于是把李从珂降为突骑指挥使，率领数百人戍守石门镇。李嗣源忧虑恐惧，上表申辩，过了很久才得到解除。李嗣源请求到东京朝觐，庄宗不准许。郭崇韬认为李嗣源功劳大、地位高，也对他心怀忌惮，私下对人说：“总管令公不是长久甘居人下的人，皇家的子弟都比不上他。”他暗中劝庄宗召李嗣源入宫担任宿卫，解除他的兵权；又劝庄宗除掉他，庄宗都没有听从。郭崇韬有功无罪，却被灭族诛杀。天成元年，汉州没有城墙和壕沟，只用树木设置栅栏。任圜进攻汉州的栅栏，放火将其焚毁。李绍琛率兵在金雁出战，李绍琛兵败后，和十多名骑兵逃往绵竹，追兵将他擒获。孟知祥亲自到汉州犒劳军队，和任圜、董璋置酒举行盛大宴会，并把用槛车押送的李绍琛带到席间。孟知祥亲自斟满大杯酒让他饮下，说：“您已经拥有节旄，又有平定蜀地的功劳，还担心不能富贵吗？为什么反而要被关进这辆槛车呢？”李绍琛说：“郭侍中辅佐皇帝建立功业，功劳位居第一；他没有经过血战就取得两川，却在一天之内无罪被灭族。像我这一类人，怎么能保全首领？因此不敢回朝罢了。” 明宗询问赵凤关于铁券的事。

译天成三年，明宗问赵凤：“帝王把铁券赐给别人，是为什么？”赵凤回答说：“这是同受赐者立下誓约，使他的子孙长久享有爵位和俸禄。”明宗说：“前朝接受这种赏赐的，只有三个人；郭崇韬继承了李继麟的例子，后来都被灭族，朕能逃脱这种结局，真是只差毫厘。”于是长久叹息。赵凤说：“帝王心中存有最大的诚信，本来不一定非要把誓约刻在金石上。” 闽王仁达有功，却被诬陷谋反而灭族诛杀。长兴四年，闽主将福州改为长乐府。亲从都指挥使王仁达有擒获王延禀的功劳，性情慷慨，议论政事从不回避。闽主厌恶他，曾私下对身边的人说：“王仁达的才智有余，我还能够控制他；他不是能够让年少的国君驾驭的臣子。”到了这时，闽主终于诬陷王仁达谋反，将他灭族诛杀。南唐宋齐丘凭借中兴的功劳，对唐主心怀怨恨。后晋天福七年，南唐丞相、太保宋齐丘被罢免尚书省职务后，不再入朝拜见。唐主派寿王李景遂前去慰问，并答应让他镇守洪州，宋齐丘才入朝。唐主和他设宴，酒兴正浓时，宋齐丘说：“陛下能够中兴国家，是靠臣的力量，为什么反而要防备臣呢？”唐主发怒说：“您当年以游士的身份求见朕，如今做到三公，也已经足够了。”于是对人说：“朕难道像勾践那样长着乌喙，难以和人共同安享快乐吗？有这样的事吗？”宋齐丘说：“臣确实说过这样的话。臣做游士时，陛下还只是偏裨而已。如今杀臣也可以了。”第二天，唐主亲自下诏向他道歉说：“朕气量狭窄的性情，是子嵩平日所知道的；年轻时相互亲近，年老后却相互怨恨，这样可以吗？”于是任命宋齐丘为镇南节度使。后周王峻倚仗辅佐皇帝建立功业的功劳，越发骄傲傲慢。显德二年，枢密使王峻性情轻浮急躁，谋略很多，喜欢权势利益，也喜欢别人依附自己，自认为天下的事务都应由自己承担。每次议论政事，太祖听从他的意见，他就高兴；有时意见没有得到同意，他就恼怒怨恨，往往说出不恭敬的话。太祖念及他是旧交，又有辅佐自己建立功业的功劳，而且一向了解他的为人，所以常常宽容优待他。王峻年长于太祖，太祖即位后，仍以兄长相称，有时还称呼他的字，王峻因此更加骄傲。副使郑仁诲、皇城使向训、恩州团练使李重进，都是太祖在藩镇任职时的亲信将佐。太祖即位后，逐渐提拔任用他们，王峻心中嫉妒，多次上表称病，请求解除机密政务，以此窥探皇帝的意图。太祖多次派身边的人诚恳地劝告他，王峻面对使者时言辞语气都很强硬。太祖知道枢密直学士陈观与王峻亲近友善，便命陈观前去传达旨意。陈观说：“陛下只要声称要亲临他的府第，并严整车驾等候他，王峻一定不敢不来。”太祖听从了。王峻入朝后，太祖对他慰问勉励，命他恢复处理政务。高行周功劳很高却不自夸。中书令高行周去世。高行周勇敢而懂得义理，功劳很高却不自夸。骑马临敌时，叱咤之间威势如风雷。平日与宾客僚属宴饮聚会，谈笑从容，和蔼平易，人们因此敬重他。旧臣门。汉代侯霸明白熟悉旧有典章。建武四年，王莽末年天下大乱，临淮大尹侯霸独自能够保全他的郡。光武帝征召侯霸，在寿春相遇，任命他为尚书令。当时朝廷没有现成的旧典，又缺少熟悉旧制的大臣，侯霸明白熟悉旧有典章，收集记录散失的文献，分条上奏前代的善政和法度，予以施行。吴主慰劳问候张昭。魏太和三年，吴国张昭因年老多病，上表交还官位，改封娄侯，食邑万户。张昭每次入朝进见，言辞气势刚劲严厉，正义显现在脸上。曾经因为直言触犯禁忌而被拒之门外，不能进见。后来汉使来到，称颂汉朝的德政美好，群臣没有人能驳倒他。吴主叹息说：“假如张公在座，那个人不是被驳倒，就是只好闭口，哪里还敢自我夸耀呢？”第二天派中使慰劳问候，趁机请张昭进见。张昭说：“过去太后和桓王不把老臣托付给陛下，而是把陛下托付给老臣，因此我想竭尽臣子的气节，报答深厚的恩德。只是我的见识浅薄，违逆了盛大的禁令。然而臣下愚拙的内心用来侍奉国家的，志向只在忠诚有益，直到生命终结而已。至于改变内心和想法，苟且求取荣华、迎合取容，这是我不能做的。”吴主向他道歉。东晋成帝见到王导一定下拜。咸和六年冬天，举行蒸祭太庙的礼仪，诏令把祭肉送给司徒王导，并且命令王导不必下拜。王导以有病为由推辞，不敢承受。起初，成帝即位时年幼，每次见到王导一定下拜；给王导的亲笔诏书就说“惶恐”，让中书省起草诏书则说“敬问”。有关官员讨论元会那天，皇帝是否应当敬重王导。博士郭熙、杜援议论认为，礼制中没有向臣子下拜的文字，应当取消“敬”礼。侍中冯怀议论认为，天子亲临辟雍时还要向三老下拜，何况王导是先帝的师傅，应当极尽敬礼。侍中荀弈议论认为，元会是三朝之首，应当明确君臣体制，因此不应敬礼；如果是其他日子的小型会见，自然可以完全行礼。诏令采纳了荀弈的意见。北魏高允历事五位皇帝。齐建元元年，这一年，魏国下诏让中书监高允参与议定律令。高允虽然年老深重，但志向见识并未衰退。诏令认为高允家贫，供养微薄，便命乐部派十名乐工，五天到高允那里一次，以娱悦他的心志；早晚供给膳食，每月初一、十五送牛肉和酒，每月供给衣服、绵絹。高允入朝进见时，就准备几案和手杖，向他询问政治事务。高允历事五位皇帝，出入三省五十多年，从未受到谴责。冯太后和魏主都非常敬重他。北魏高祖举行养老礼。永明十年，魏国司徒尉元、大鸿胪卿游明根多次上表请求退休。魏高祖准许他们退休，召见他们，赐给尉元玄冠、素衣；赐给游明根委貌、青纱单衣以及被褥服饰等物，然后送他们离开。高祖亲自在明堂奉养老人三老、五更，诏令尉元为三老，游明根为五更。高祖向三老拜了两拜，亲自袒露左臂割牲，手持酒爵进献；向五更肃拜，并且请求他赐教。尉元、游明根劝告高祖应当用孝友教化百姓。又在堂阶下奉养老国老、庶老。礼仪结束后，分别赐给尉元、游明根步挽车和衣服。三老的俸禄按上公，五更按上卿发给。隋代李穆年老，免于参加朝集。陈大建十三年，隋文帝赐给李穆诏书说：“您既是有旧德的老臣，又是我的父辈亲党；恭敬地接受前来劝进的诏命，按道义没有违背的理由。就在本月十三日，恭敬地接受天命。”不久李穆入朝，文帝任命他为太师，朝见行礼时赞拜而不直呼其名。李穆上表请求退休，诏书说：“吕尚到了期颐之年还辅佐周朝，张苍年老发白仍辅佐汉朝；杰出的人才受命于时代，不必拘泥于通常的体制。仍然因为李穆年老，特令免除参加朝集；国家有大事，就到他的宅第去询问。” 唐代苏威借口年老有病，不向秦王行拜礼。武德四年，秦王李世民坐在阊阖门，苏威请求进见，声称年老有病不能行拜礼。李世民派人责备他说：“您是隋朝的宰相，国家危难时不能扶助，使君主被杀、国家灭亡；见到李密、王世充却都下拜伏地、舞蹈行礼，如今既然年老有病，就不必来相见了。”到了长安，苏威又请求进见，秦王不准许。他既老又贫，再也没有官爵，最后死在家中，享年八十二岁。韩瑗劝谏高宗不要抛弃放逐旧臣。

译显庆元年，韩瑗上疏为褚遂良申诉冤屈，说：“褚遂良以国家为重、忘却自身，舍身为公；他的操守如经受风霜，他的心志如铁石，是国家的旧臣、陛下的贤能辅佐。没有听说他有什么罪状，却被斥退离开朝廷，内外百姓都为此感叹。臣听说，晋武帝宽宏仁厚，没有因刘毅之事诛杀他；汉高祖深有仁德，也没有怨恨周昌的直言。然而褚遂良被贬，已经经历寒暑，他违逆陛下，所受的惩罚已经足够了。伏望陛下远察他的无罪，稍稍宽免不应有的罪责，俯察他的微小过失，以顺应人情。”高宗对韩瑗说：“褚遂良的情况，我也知道。然而他悖逆暴戾，喜欢冒犯君上，所以用这件事责罚他。你为什么说得这样严重？”韩瑗回答：“褚遂良是国家的忠臣，被谗言毁谤。过去微子离开，殷国因此灭亡；张华留在朝中，纲纪就没有混乱。陛下无故抛弃放逐旧臣，恐怕不是国家的福分。”高宗没有采纳。魏文贞公的笏板可与甘棠相比。开成三年，文宗命令起居舍人魏谟献上他祖父文贞公使用过的笏板。郑覃说：“重要的是人，不在于笏板。”文宗说：“这也可以同甘棠相比。” 南唐主因小过错抛弃旧臣。后晋天福三年，南唐宋齐丘又为左右近臣离间，南唐主大怒，宋齐丘回到宅第，穿白衣等待治罪。有人说：“宋齐丘是旧臣，不应因小过错抛弃他。”南唐主说：“宋齐丘有才，却不识大体。”于是命吴王李璟拿着亲笔诏书召他回来。宋齐丘是先帝未显贵时的朋友。开运二年，南唐齐王府属官谢仲宣对齐王李景达说：“宋齐丘是先帝未显贵时的朋友，如今却把他抛弃在草野之间，不能使众人的心服。”李景达替他向南唐主进言说：“宋齐丘是有长期声望的人，不任用他也可以，何必为了树立名声而抛弃他呢？”南唐王于是让李景达亲自到青阳去召宋齐丘。契丹主让李崧、冯道充当顾问。天福十二年，契丹主改穿中原的衣冠，百官的起居礼仪都按照旧制度办理。赵延寿、张砺共同推荐李崧的才干，恰逢冯道从邓州入朝。契丹主一向听说二人的名声，对他们都以礼相待并加以重视。不久，让李崧充任枢密使，冯道以太傅身份在枢密院值候，以备咨询。《通鉴总类》卷十八上。《史部，史钞类，通鉴总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