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通鉴总卷十一上宋沈枢撰钱币门

译武德四年，隋末钱币滥造而且轻薄，甚至削制皮革、糊制纸钱来充数，民间不堪其弊。到这时，开始流行开元通宝钱，钱径八分，重二铢四参，十枚相叠重一两，轻重、大小最为适中，远近都感到便利。命给事中欧阳询撰写钱文并亲自书写，钱文回环相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钱〕 宋璟因为查收劣钱而被罢免宰相 开元八年，侍中宋璟痛恨那些获罪后仍胡乱申诉、没完没了的人，把他们全部交给御史台审治。他对中丞李谨度说：“服罪而不再申诉的释放；还在申诉、没有停止的，暂且拘押。”因此很多人怨恨他。当时宋璟和中书侍郎苏颋建议严格禁止劣钱。江淮一带劣钱尤其严重，宋璟派监察御史萧隐之充任使者，查收劣钱。萧隐之执法严急，造成烦扰，怨声遍地。明皇于是贬黜萧隐之，罢宋璟为开府仪同三司，任苏颋为礼部尚书；任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张嘉贞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于是放松钱禁，劣钱又重新流通。张九龄请求不要禁止私铸钱 开元二十二年，张九龄请求不要禁止铸钱，皇帝下敕让百官议论此事。裴耀卿等都说：“一旦打开这个口子，恐怕小人会放弃农业而追逐利益，滥造劣钱的情况会更加严重。”秘书监崔沔说：“如果按照铜的数量折算劳役税，那么官营铸钱可以办成；计算成本、估定工价，私铸就无利可图，这样既容易实行又可以长久，制度简明也难以被欺骗。况且钱这种东西，贵在能够流通货物，利益不在于钱越多越好，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允许私铸后才够用呢？”左监门刘秩说：“人富有了，就不能用赏赐来劝勉；人贫穷了，也不能用威势来禁止。如果允许私铸，贫穷的人一定无法做到，我担心贫者会更加贫穷而受富者役使，富者则更加富有而放纵欲望。汉文帝时，吴王刘濞的财富几乎和天子相等，就是铸钱造成的。”明皇于是作罢。明皇拿官库钱兑换劣钱 天宝十一载，命有关官署拿出粮食、丝帛和数十万缗库钱，在两市兑换劣钱。此前江淮一带劣钱很多，贵戚和大商人常常用一枚好钱兑换五枚劣钱。劣钱运入长安后，市民不堪其弊，所以李林甫奏请禁止。官府负责兑换收取，规定一个月内不把劣钱交给官府的治罪。于是商人们喧闹起来，认为此举不便，众人一起拦住杨国忠的马，陈述自己的意见。杨国忠替他们向皇帝进言，皇帝于是改令：不是用铅锡铸造的以及穿孔的钱，都听任使用，恢复原状。把开元钱、乾元小钱折合为十钱 上元元年，三品钱流通已久，适逢年岁荒歉，一斗米贵到七千钱，人们相互吞食。京兆尹郑叔清捕捉私铸钱的人，几个月内被拷打致死的有八百多人，却仍不能禁止。肃宗于是拿出京畿的开元钱和乾元小钱，都按一枚当十枚计算；重轮钱按一枚当三十枚计算。各州暂且等待进一步命令。当时史思明也铸造顺天得一钱，一枚相当于开元钱一百枚，叛军境内物价更加昂贵。两税缴纳布帛，只有盐酒税使用钱 长庆元年，自从制定两税法以来，钱一天比一天贵，物价一天比一天低，百姓缴纳的数额是原来的三倍。皇帝下诏让百官议论革除这种弊端。户部尚书杨于陵认为：“钱是用来调节各种货物、使有无相互交换的，应当流通，不应当囤积。现在向百姓征收钱，却把它藏在公府。开元年间，天下铸钱有七十多座炉，每年收入一百多万缗；现在只有十多座炉，每年收入十五万。钱又积聚在商人家中，流入四夷。大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交易时还杂用铅、铁；岭南还杂用金银、丹砂、象牙。现在一律使用钱，这样钱怎么会不贵，物价怎么会不低？现在应当让天下缴纳税课的人都用谷物、丝帛，扩大铸钱，同时禁止钱币滞积和流出边塞，那么钱就会一天比一天增多。”穆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开始规定两税都缴纳布、丝、绵，只有盐税、酒税使用钱。后唐郭在徽请求铸造大钱 长兴元年，鸿胪少卿郭在徽上奏请求铸造一枚当五千、三千、一千的大钱。明宗认为他把没有根据的想法当成事实，是没有见识的妄言，将他降为卫尉少卿同正。后晋禁止百姓制作铜器 天福三年，下敕禁止百姓制作铜器。当初，唐代天下铸钱有三十六座冶炉；自从战乱以来，全都废弃了。钱越来越少，百姓多把钱熔化制作铜器，所以禁止这样做。允许官府和民间铸钱，禁止私自制作铜器 下敕允许官府和民间自行铸造铜钱，不得掺杂铅铁；每十枚钱重一两，以“天福元宝”为钱文。仍命盐铁司颁发钱模，只禁止民间私自制作铜器。禁止使用私钱，改用官铸钱 四年，下敕说：此前已经命令天下官府和民间铸钱，现在私钱多掺用铅锡，钱体轻小、薄弱而残缺，应当全部禁止，专门命令官府铸造。吴越王认为铸铁钱有八种害处 开运三年，吴越王弘佐商议铸造铁钱，想以此增加俸禄赏赐给他的弟弟、牙内都虞候弘亿。弘亿进谏说：“铸铁钱有八种害处。新钱流通以后，旧钱都会流入邻国，这是第一害。铁钱可以在我国使用，却不能在别国使用，那么商人就不能往来，百货就不能流通，这是第二害。铜禁已经十分严厉，百姓仍然偷着铸钱，何况家里有锅、釜，田野里有犁，犯法的人一定会更多，这是第三害。闽人铸铁钱而导致国家混乱灭亡，不足以作为效法的榜样，这是第四害。国家财用幸而充足，却自己显示贫乏，这是第五害。俸禄和赏赐本有定额，却无缘无故增加它，便会开启人们贪得无厌的心，这是第六害。法律一改变便会产生弊病，不能立即恢复原状，这是第七害。钱关系国家命运，轻易改变它是不祥之兆，这是第八害。”弘佐于是停止此事。南唐铸造当十的大钱 后周显德六年，南唐自从在淮河一带用兵，以及割让江北、向后周称臣后，每年按时进贡，府库空竭，钱越来越少，物价飞涨。礼部侍郎钟谟请求铸造一枚当五十枚使用的大钱，中书舍人韩熙载请求铸造铁钱。唐主起初都没有采纳。钟谟再三陈请，于是采纳了他的意见。这月开始铸造当十钱，钱文为“永通泉货”；又铸造当二钱，钱文为“唐国通宝”，与开元钱一起流通。货财类 晋代鲁褒作《钱神论》讥讽世风 元康九年，当时权力掌握在群臣手中，政令出自多个门户，权势地位之家互相推荐、请托，就像彼此进行贸易。贾郭两家肆意横行，公开行贿受贿。鲁褒作《钱神论》讥讽他们说：“钱这种东西，形体有天地的象征；亲近它就像亲近兄长，字叫孔方。没有道德却能受人尊敬，没有权势却能炙手可热；可以排开金门，进入宫禁；可以使危险变安全，使死人复活，使尊贵者变卑贱，使活人被杀。因此，愤怒争斗没有钱就不能取胜，幽禁困厄没有钱就不能摆脱，怨恨仇敌没有钱就不能化解，美好的声名没有钱就不能传播。洛阳城里的朱衣官员和当权之士，都爱我的兄长钱，毫无节制，拉着我的手，始终抱着我。如今世上的人，只知道钱罢了。” 宋代谢弘微不贪取谢混的财物

译元嘉九年，当初，晋代谢混娶晋陵公主为妻。谢混死后，皇帝下诏让公主与谢氏断绝婚姻关系。公主把谢混家中的一切事务都托付给谢混的侄子谢弘微。谢混世代担任宰辅，家中有僮仆千人，只有两个女儿，年纪都在几岁，谢弘微替她们登记、管理产业，每一文钱、每一尺帛都有账簿。九年后高祖即位，公主降为东乡君，允许她回到谢氏家中。房屋、粮仓与平日没有不同，田地开垦得比过去还多。东乡君感叹说：“仆射一生看重这个孩子，真可以说是知人。仆射算是没有后继无人了。”亲友见到此事的都为之流泪。这年，东乡君去世，公私都认为财产应当归两个女儿，田宅、田产和僮仆役夫应当归谢弘微。谢弘微一样也没有取，自己用私俸安葬东乡君。谢混的女婿殷叡喜好樗蒲，听说谢弘微不取财物，便夺取了自己妻子姐妹以及伯母、两位姑母应得的份额，用来偿还赌债。家中人都受到谢弘微谦让的感化，完全没有争执。有人讥讽他说：“谢氏几代积累的财产足以使殷家富足，你只要一朝追讨赌债，谢理便不合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事了。你看见却不说话，是把财物丢到江海里替谢弘微作人情罢了。假如只是树立清白名声，却让家里不足，我也不会采取这种做法。”弘微说：“亲戚之间争夺财产，是最鄙劣的事情。如今家里的人尚且能够不说话，怎么可以引导他们去争夺呢？” 北魏王公背负绢帛的多少 梁天监十八年，北魏历代强盛，东夷、西域的贡物不断，又设立互市来招致南方货物。到这时，府库充盈。胡太后曾经来到储藏绢帛的仓库，命令随行的一百多名王公、嫔妃和公主，各自背绢，能背多少就取多少。尚书令李崇、章武王元融背得太重，跌倒在地，李崇伤了腰，元融伤了脚。太后夺走他们的绢，让他们空手出去。侍中崔光只取了两匹，太后责怪他取少了，他回答说：“臣的两只手只能承受两匹。”众人都为此感到惭愧。理财类 晋代杜预上疏 咸宁四年，司、冀、兖、豫、荆、扬州发生大水，螟虫又伤害庄稼。皇帝下诏询问主管官员应当怎样帮助百姓。度支尚书杜预上疏，认为如今水灾中东南尤其严重，应当命令兖、豫等州，保留汉代旧有的陂塘并加以修缮，用来蓄水；其余地方都开决排水，使饥民能够尽量取得鱼、蔬菜、螺、蚌等物，这只是眼前每日供给的好处。水退以后，把淤泥填积的田地耕种，每亩可以收获数钟，这是第二年的好处。典牧署所养的耕牛有四万五千多头，其中有些不能供耕田驾车，甚至老了还没有穿鼻，可以分给百姓，使它们赶上春耕，谷物成熟后再责令百姓缴纳租税，这是几年以后的好处。武帝采纳了他的意见，百姓依靠这些措施得到利益。杜预在尚书任职七年，兴利除弊、处理各项政务，多得数不清，当时人称他为“杜武库”，意思是他无所不有、什么都懂。唐代权万纪谈征收银税的好处，太宗将他贬斥 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言：“宣州、饶州两地银矿大量出产，每年开采可以得到数百万缗。”太宗说：“朕贵为天子，所缺少的不是财富，只遗憾没有能够使百姓获利的好话。与其多得到数百万缗，哪里比得上得到一位贤才？你从来没有推荐一位贤才，也没有罢退一个不肖之人，却专门谈征收银税的好处。从前尧、舜把玉璧丢在山中，把珍珠投入山谷；汉代桓帝、灵帝却聚集钱财作为私藏。你是想把我当作桓帝、灵帝吗？”当天，权万纪被贬黜，叫他回家。房玄龄亲自兼领度支 贞观十三年，房玄龄认为度支关系天下利害，职位曾有空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于是亲自兼领此职。豆卢钦望请求京官缴纳俸禄来供养军队 延载元年，豆卢钦望请求九品以上京官缴纳两个月俸禄来供养军队，并传帖给百官，命令他们拜表。百官只前去拜表，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事。拾遗王求礼对豆卢钦望说：“明公俸禄丰厚，缴纳这些没有损害；低级官员贫困窘迫，为什么不让他们知道实情，反而欺骗、夺取他们的俸禄呢？”王求礼又进言说：“陛下富有四海，军国事务有储备，为什么要借九品官员的俸禄，还要欺骗夺取呢？”姚璹说：“王求礼不识大体。”王求礼说：“像姚璹这样才算识大体吗？”这件事于是搁置。韩滉制定赋税征收和物资出入的办法 大历六年，任命韩滉判度支。自从战乱兴起以来，各地征税没有限度，仓库物资出入也没有章法，国家财用空虚耗损。韩滉为人廉洁勤勉，精通簿籍事务，于是制定赋税征收和物资出入的办法。他管理下属严厉急切，官吏不敢欺骗。又正赶上远方亲属丰收、边境没有防务，从此仓库的积蓄才开始充足。韩滉奏报出现祥瑞盐 大历十二年九月，此前秋雨连绵，河中府的池盐大多坏掉了。判度支韩滉担心盐户减少税收，便上奏说雨虽然多，却没有损害盐，反而出现了祥瑞。代宗怀疑不是这样，派谏议大夫蒋镇前去察看。李巽征收的税课超过刘晏 元和元年，杜佑请求解除财赋职务，并推荐李巽接替自己，于是任命李巽为度支、盐铁转运使。自刘晏以后，担任财赋职务的人没有谁能继承他的业绩。李巽掌管使职一年，征收税课所得大致和刘晏一样多；第二年超过了他；又过一年，增加了一百八十万缗。程异查核簿籍，比李巽更精明 元和四年，李巽奏报郴州司马程异有办事和辨析文书的才能，请求任用他为杨子留后，宪宗答应了。李巽精于督察，官吏即使在千里之外，也战战兢兢，像在李巽面前一样。程异查核簿籍，又比李巽更加精细，最终果然发挥了他的才能。李绛劝谏不要聚敛财物 元和五年，李绛曾从容地劝谏皇帝不要聚敛财物。宪宗说：“如今两河数十州，都是国家政令无法到达的地方；黄河以北数千里，沦陷于夷狄之手。朕日夜想着洗雪祖宗的耻辱，但财力不足，所以不得不积蓄财物罢了。不然，朕在宫中的用度极其俭薄，储藏那么多财物有什么用呢？” 杨严认为才能短浅，请求解除使职 乾符五年，皇帝下诏说东都军队的粮储不足，向商旅和富人借钱粮，以供给几个月的费用，并且赐给空名告身；有人能够拿出家财较多地帮助国家，就授予他官职。当时连续几年干旱，黄巢等盗贼充斥各地，农耕和桑业大半荒废，租赋不足，内藏空竭，没有可以帮助的东西。度支杨严三次上表陈说自己才力短浅，不能办好事务，请求解除使职，辞情极其哀切。僖宗不答应。高骈劝谏不要借取财物 广明元年，度支因用度不足，上奏请求借取富户和胡商的财物。皇帝下敕借取其中一半，盐铁转运使高骈上言：“天下盗贼纷纷兴起，都是由于饥寒，只有富户和胡商还没有参加罢了。”僖宗于是停止了此事。楚王征收茶税来供养军队

译后梁开平二年，湖南判官高郁请求允许百姓自行采茶，卖给北方商人，征收茶税来供养军队。楚王马殷采纳了他的意见。马殷又上奏请求在汴、荆、襄、唐、郢、复州设置回图务，把茶运到河南、河北出售，换取丝织品、绵和战马后运回。仍然每年进贡茶二十五万斤，太祖答应了。湖南从此富足充实。后周世宗把财利权力交给张美 显德二年，任命张美权知检三司事。当初，世宗在澶州时，张美掌管州中的金钱粮食；其中属于三司的财物，世宗有时私下有所索取，张美总是设法供给。太祖得知后很愤怒。张美治理财赋精明敏捷，当时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所以把财利方面的权力交给他。世宗出征和讨伐时，四方的用度没有缺乏，都是张美的力量。聚敛类 汉代在西园建造万金堂 中平二年，这一年，灵帝在西园建造万金堂，调取大司农的钱财、丝帛，满满地堆积在堂中；又把钱财寄藏在小黄门、常侍家中，每家钱都有数千万；还在河间购买田地房屋，修建宅第楼观。隋代设置洛口仓 大业二年，在巩县东南的原地上设置洛口仓，修筑仓城，周长二十多里，开挖三千座窖，每窖容量八千石；又设置监官和镇守士兵一千人。在洛阳以北七里设置回洛仓，仓城周长十里。唐代马周劝谏不要强行聚敛来资助防御敌人 贞观十一年，马周上疏说：“臣观察自古以来的情况，百姓忧愁怨恨，聚集起来成为盗贼，他们的国家没有不灭亡的。君主即使想追悔改正，也不能再使国家恢复完整。因此应当在还可以修治的时候修治，不能等到已经失去之后才后悔。幽王、厉王曾经讥笑桀，炀帝也曾经讥笑周、齐；不能让后世讥笑今日，就像今日讥笑炀帝一样。贞观初年，天下饥荒歉收，一斗米值一匹绢，但百姓不怨恨，是因为知道陛下忧虑百姓、始终不忘。如今接连几年丰收，一匹绢可以换十多斛粟米，百姓却怨声载道，是因为知道陛下不再挂念他们，反而经营许多不急迫的事务。自古以来，国家兴亡不在于积蓄多少，而在于百姓是否困苦。且以近事验证：隋朝储藏洛口仓，后来李密凭借它起兵；东都积存布帛，后来王世充凭借它；西京府库也被国家使用，直到如今还没有用尽。积蓄固然不能没有，但应当等百姓有余力以后再收取，不能强行聚敛来资助防御敌人。节俭可以使百姓得到休息，陛下在贞观初年亲自实行过，在今天实行也并不困难。陛下如果一定要谋求长久之计，不必远求上古，只要像贞观初年那样，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裴匪舒奏请出售马粪 开耀元年，少府监裴匪舒善于经营获利，上奏请求出售苑中的马粪，每年可以得到二十万缗钱。高宗拿这件事询问刘仁轨，刘仁轨回答说：“获利虽然丰厚，但恐怕后代会说唐家竟然卖马粪，这不是美好的名声。”于是停止了此事。垂拱三年，命苏良嗣留守西京。当时尚方监裴匪躬负责管理京城苑囿，准备出售苑中的蔬菜水果来获利。苏良嗣说：“从前公仪休担任鲁国国相，尚且能够防止自己种葵、让织妇停止织布；没有听说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还要出售蔬菜水果。”则天于是停止了此事。

译宇文融查括逃亡迁徙的户口 开元九年，下制规定州县逃亡的户口，允许在一百天内自首；可以在现居地附入户籍，也可以发文书回到原籍，各听从本人意愿。超过期限不自首，就加以查括，贬谪迁徙到边州。公家、私人胆敢收容包庇的，一并治罪。任命宇文融充任使者，查括逃亡迁徙的户口以及户籍之外的田地。他查出很多弄虚作假的情况，升任兵部员外郎。宇文融奏请设置劝农判官十人，并兼任御史，分赴天下各地。他们新收附的客户，免除六年赋调。使者争相采取严刻急迫的做法，州县也顺应风气，劳扰百姓，百姓以此为苦。阳翟县尉皇甫憬上疏陈述这种情况。明皇当时正信任宇文融，便把皇甫憬贬为盈川县尉。州县希望在查获户口数量上取胜，虚报数目，有的把实有户籍的人算作客户，总共查得八十多万户，田地数目也相当。州县查括户口时大多虚报数字 开元十二年，任命宇文融为御史中丞。宇文融乘驿马周游天下，事情无论大小，各州先把文书报给劝农使，再申报中书省司，还要等待宇文融指示，然后才能处理决定。当时明皇将要大规模征讨四夷，急于筹措用度，州县畏惧宇文融，大多虚报数字，总共查得客户八十多万户，田地也报称相当。年终增加缗钱数百万，全部送入宫中，因此得到宠信。议论的人多说这样烦扰，不利于百姓。明皇命令在尚书省召集百官议论，公卿以下都害怕宇文融的恩势，不敢提出不同意见，只有户部侍郎杨玚独自抗议，认为查括客户并免税，会使本地居民利益受损；征收户籍之外田地的税，会使百姓困苦，所得补偿不了损失。不久，杨玚出任华州刺史。谈论财利而求仕进的人都以宇文融为始祖 开元十七年，宇文融性情精明敏捷，应答善辩，因治理财赋得到明皇宠幸。他开始广泛设置各种使职，争相聚敛财物，从此百官逐渐失去自己的职守，而皇帝的心志更加奢侈，百姓都怨恨痛苦。他为人疏阔急躁、话多，喜欢自以为能代替别人办事；身居宰相之位时，对人说：“如果让我在这个职位上待几个月，天下就没有事情了。”此后，凡是谈论财利来取得显贵官职的人，都以宇文融为祖师。宇文融隐没官钱而获罪 宇文融获罪以后，国家用度不足，明皇又想起他，对裴光庭等人说：“你们都说宇文融不好，朕已经把他贬黜了。如今国家用度不足，将怎么办？你们怎样辅佐朕？”裴光庭等人害怕，不敢回答。适逢有人匿名上状告发宇文融贪赃受贿的事情，他又被贬为平乐尉，前往岭外。一年多后，司农少卿蒋岑奏报宇文融在汴州隐没官钱，数额以巨万计算，皇帝下制彻底追查此事。宇文融因此获罪，被流放到岩州，途中死去。韦坚、王鉷争相凭借财利求取进用 天宝元年，任命长安县令韦坚为陕郡太守，兼领江淮和租庸转运使。当初，宇文融败亡以后，谈论财利的人稍微收敛。等到杨慎矜得到宠幸，于是韦坚、王鉷之流争相凭借财利求取进用，各部门中有事务和权力的官员，逐渐另行设置使职来统领，原来的官员只是占据职位罢了。韦坚任官时，以能干敏捷著称，明皇让他督办江淮租税运输，每年增加巨额收入，明皇认为他能干，所以提拔任用他。王鉷也因为善于治理租赋，被任为户部员外郎。杨钊因聚敛财物而迅速升迁 天宝七载，度支郎中杨钊善于窥探皇帝所喜欢和厌恶的事情，并通过聚敛财物来迎合，因此迅速升迁。一年之中兼领十五多个使职，升为给事中，专门判度支事务，得到的恩宠日益隆厚。苏冕评论说：“设置官职、划分职守，各自都有主管部门。政务有常规就容易遵守，事情归于本职就难以丢失。治理长远的原则如果舍弃这些，还能凭借什么呢？等到奸臣广泛谈论财利来邀取恩宠，多设使职以显示宠信，苛刻对待百姓而大量征敛，虚报数字来献上奏状。皇帝的心志动摇而更加奢侈，民众的怨望积聚而酿成祸患。于是天子所属官司只守着职位而没有实事，领取厚禄却没有实际作用。宇文融首先倡导这种端绪，杨慎矜、王鉷接着沿袭，杨国忠最终完成了这一套做法。孔子说：‘宁可有盗窃臣，也不要有聚敛臣。’这话确实正确！前车已经翻倒，后车仍不改变车辙，要想通达教化的根本，不也是很难吗？” 明皇把金帛看得如同粪土 天宝八载，明皇带领百官观看左藏库，按等级赏赐丝帛。当时州县富足，仓库中积存的粮食和丝帛，动辄以万计。杨钊奏请把各地的粮食卖掉或折换成便于运输的物资，并征收丁租、地税，全部折换成布帛运送到京师。他多次奏报府库充满，古今少有可比。因此明皇带领群臣观看，赐给杨钊紫衣、金鱼袋以作奖赏。明皇认为国家财用丰厚有余，所以把金帛看得如同粪土，赏赐贵戚宠臣之家，没有限度。元载按照户籍追征拖欠的赋税 宝应元年，租庸使元载认为江淮虽然经历兵乱和灾荒，但那里的百姓比其他道仍有财产，于是按照户籍，查出八年间拖欠租调和逃亡者，计算其大数额后追征；挑选强横的官吏担任县令来推行此事，不问百姓是否确实负债，也不问财产多少，只要察知百姓家中有粮食、丝帛，就派士卒包围搜取，登记所有财物并分成两份，严重的抽取八九成，称为“着”。有人不服，就用严刑威逼。百姓家中有储粮十斛的，便惶恐不安地等待命令；有的人聚集到山泽中成为群盗，州县也不能制服。裴谞没有回答关于专卖酒税的问题 永泰元年，命御史大夫王翊充任诸道税钱使，河东道租庸盐铁使裴谞入朝奏事。代宗询问专卖酒业的利益每年收入多少，裴谞过了很久没有回答。代宗又问，他回答说：“臣从河东来，沿途看到豆类、谷物还没有播种，农夫充满忧愁怨恨。臣以为陛下召见臣，一定会先询问百姓的疾苦，却反而责问臣经营财利，所以臣不敢回答。”代宗向他道歉，任命他为左司郎中。第五琦请求按百姓田地十分之一征税 京畿内麦子丰收，京兆尹第五琦请求按百姓每十亩田地征收一亩的税，说：“这是古代什一之法。”代宗采纳了。赦令停止什一税法 大历元年，京兆采用第五琦的什一税法，百姓苦于税重，许多人逃亡。十一月，冬至日，皇帝颁布赦令并改元，全部停止什一税法。查括富商钱财以供军费

译建中三年，当时两河正在用兵，每月费用一百多万缗，府库只能支撑几个月。太常博士韦都宾陈京建议，认为财货利益都集中在富商手中，请求查括富商的钱财；有一万缗以上的，借取其余部分来供给军队。估计天下不过借取一两千家，商人几年的用度就足够了。德宗采纳了意见，下诏借取商人的钱，命度支具体条列上报。判度支杜佑大肆搜查长安商人所有的货物，怀疑他们申报不实就随意加以拷打，人们不堪其苦，甚至有人上吊而死。长安城喧闹不安，像遭遇盗贼一样；计算所得才八十多万缗。又查括典当柜坊的钱，凡是储存钱、帛、粟、麦的人，都借取四分之一，并封存他们的柜坊和质物。百姓因此停业罢市，互相带领着拦住宰相的马，自诉的人以千万计。卢杞起初安慰劝解他们，但形势无法遏止，于是骑马从另一条道路疾驰回去。合计借取商人的钱财，所得才二百万缗，百姓已经被榨干了。德宗增加税钱和盐钱 淮南节度使陈步游奏报，本道每千钱的税，请求增加二百钱。皇帝下诏增加，其他各道的税钱也都按照淮南的标准。盐每斗的价格，也都增加一百钱。看到府库的人追悔并怨恨主管官吏的暴敛 建中四年，朱泚占据府库中的财富后，毫不吝惜金帛来取悦将士；留在城中的公卿家属都发给每月俸禄。神策军和六军中跟随皇帝车驾的将士，以及跟随哥舒曜、李晟的人，朱泚都给他们的家属发粮食。又加上修缮器械，每天费用非常大。等到长安平定，府库中仍有剩余积蓄，看到这些的人都追悔并怨恨主管官吏的暴敛。陆贽请求撤去两库的牌匾 兴元元年，德宗在行宫廊下储藏各道进贡的物品，挂榜题名为“琼林大盈库”。陆贽认为，军队立下保卫和作战的功劳，赏赐还没有施行，皇帝却突然私设别库，那么士卒就会怨恨失望，不再有战斗的意志，于是上疏劝谏。大意说：“天子与天同德，以四海为家，何必扰乱、废弃公家的制度，崇尚聚集私人的财物？降低至尊身份而代替有关官司守藏财物，使万乘之尊效法普通人的私藏，既损害法制又失去人心，还会诱发奸邪、聚集怨恨。按照这种制度办事，难道不是过分了吗？”又说：“近来六军刚刚归降时，各种物资都没有储备；对外抵御凶徒，对内防备危难，昼夜不停，坚持将近五十天，寒冷和饥饿交相侵袭，死伤者相互枕藉，大家拼尽性命共同努力，终于平定了大难。实在是因为陛下不优厚自己，不满足私欲，戒绝甘美食物而和士卒同甘苦，停止进食来防止有功劳的人受损。即使没有勇猛的志气，人们也不会不感动；即使没有丰厚的赏赐，人们也不会怨恨，这是完全没有过的事。如今攻围已经解除，衣食已经丰足，而谣言诽谤正随着军心稍有阻滞而产生，难道不是因为勇士的常情是贪利、夸耀功劳吗？既然患难时与他们共同忧虑，安乐时却不与他们共享利益，假如彼此不同，能够没有怨恨吗？”又说：“陛下如果确实能够近想重围中的深重忧患，追念并戒除平日专顾私欲的做法，凡是两库中的财物，都全部拿出来赏赐有功之人，每得到珍贵华美之物，先用来赏赐军队。这样一来，乱事一定会平定，贼军一定会被消灭，就可以从容驾着六龙车驾，返回京邑。天子尊贵万民，难道还应当忧虑贫穷吗？这就是散去小的储蓄而成就大的储蓄，损失小的宝物而巩固大的宝物。”德宗立即命令撤去牌匾。赵光奇说征求索取超过正常税赋 贞元三年，德宗到新店打猎，进入百姓赵光奇家，问百姓快乐吗。赵光奇回答说：不快乐。皇帝说：今年颇为丰收，为什么不快乐？赵光奇回答说：诏令不可信。先前说两税以外全部没有其他徭役，现在不是税却强行征取的东西几乎超过了正税。后来又说实行和籴，实际上却是强行收取，百姓一文钱也没有得到。起初说所籴的粟麦在道路旁交纳，现在却派人运到京西行营，动辄数百里，车辆损坏、牛匹累死，破产也无法承担，忧愁痛苦到这种地步，哪里会有快乐？每当有诏书说要优恤百姓，也只是空文罢了。恐怕圣主深居九重，全都不知道这些情况。德宗命令恢复赵光奇家的徭赋。臣司马光说：唐德宗难以醒悟，实在太严重了！自古以来令人忧虑的事情，就是君主的恩泽被阻塞，不能下达到民间；百姓的实情郁结，不能上达君主。所以君主在上面辛勤体恤，百姓却不亲近；百姓在下面忧愁怨恨，君主却不知道，以至于离心叛乱、危亡覆灭，全都是这个原因。德宗幸亏因游猎来到百姓家中，遇到赵光奇敢于直言，才知道百姓的疾苦，这是千年难逢的机会。本来应当查究主管官吏废弛、阻格政令，诏书残害百姓、横行增加赋敛、盗取隐藏公家财物，以及身边那些谄媚小人天天称说民间丰乐的人，并把他们治罪。然后洗心革面、改变思虑，使政治焕然一新，摒弃浮华装饰，废除空洞文饰，谨慎发布号令，敦厚守信，察辨虚伪，分清忠臣和奸邪，怜悯困苦贫穷的人，替冤屈和滞塞未决的事情申理，那么太平的事业就可以实现了。舍弃这些不做，却只恢复赵光奇一家的徭赋。天下如此广大，百姓如此众多，又怎么能让每个人都亲自向天子诉说，使每一户都恢复徭役和赋税呢？德宗多次下诏索取大盈库财物 贞元四年，元友直运送淮南的钱帛二十万到长安，李泌全部送入大盈库。但德宗仍然多次下诏索取，并且命令各道不要让宰相知道。李泌听说后惆怅，却不敢进言。臣司马光说：君王把天下当作自己的家，天下的财物都是他的。增加天下的财物来养活天下的百姓，自己也必然从中得到好处。有人却另行设置私库，这只是普通人的鄙陋志向。古人说过：“贫穷的人不学习节俭，财物多的人就会奢侈；欲望就是从这里产生的。”李泌想消除德宗的欲望，却反而充实他的私财；私财越丰厚，欲望就越滋长。财物不能满足欲望，能没有继续索取吗？这就像打开了欲望之门，却想禁止欲望流出一样。即使德宗有很多乖僻之处，也是因为李泌辅佐他的方式不合适。在正税之外缴纳缗钱和斛粮 元友直查核各道正税以外的物资，全部送交户部，于是成为固定制度。每年在正税之外缴纳一百多万缗钱和斛粮，百姓无法承受。各道多数亲自向德宗申诉，德宗心中醒悟，下诏说：今年已经收入官府的，送到京师；尚未收入的，全部交还百姓。明年以后全部免除，于是东南百姓又安定地从事原来的产业。张滂请求征收茶税以补足用度 贞元九年，开始征收茶税。凡是州县产茶的地方以及茶山之外的交通要道，都估定茶的价格，按十分之一征税。这是采纳盐铁使张滂的请求。张滂奏说：“去年发生水灾，减免税收后用度不足，请求征收茶税来补足。”从第二年起，征收的茶税钱命令各地另外储存，等到发生水旱灾害时，用来代替百姓缴纳田税。从此每年收茶税钱四十万缗，却从未用来救济水旱灾害。张滂又奏说：“奸人熔化钱币制作铜器，以谋取赢利，请求全部禁止铜器。铜矿允许百姓开采，但不得私自出售。” 裴延龄设置别库，虚报财物数目

译户部侍郎裴延龄奏报，自从判度支以来，查核责令各州偿还欠负的钱八百多万缗，收取各州抽贯钱三百万缗，呈样物三十多万缗，请求另行设置欠负耗羡季库来掌管欠负钱，染练物另设月库来掌管。诏令同意了。欠负钱的都是贫民，没有能力偿还，徒然保存这些数字罢了；抽贯钱拨给使用后很快用尽，呈样物和染练物本来都是左藏库存放的物品。裴延龄只是设置别库，虚报财物数目来迷惑德宗。德宗相信他，认为他能使国家富足而宠信他，实际上没有增加什么，只是白白耗费官吏的簿书劳作罢了。京城西面有几亩低洼潮湿的土地生长芦苇，裴延龄奏称长安、咸阳有几百顷陂泽，可以放牧、庇护马匹。德宗派有关官员查验，没有这些陂泽，却也没有治他的罪。左补阙权德舆上奏，认为裴延龄把常赋中支出使用后剩余的部分充作羡余，算作自己的功劳；县官以前购买的物品，又重新支付价钱，作为另行储存给边军的物资。从今年春天以来，连粮食也没有发放。陛下必定以为裴延龄孤高忠贞，独立不阿，而当时的人嫉恨正直、散布流言，为什么不派可信任的臣子去复查，究明事情始末，明确实行赏罚？如今群情和众人的议论在朝廷、市井喧腾，难道京城士人百姓全都是朋党吗？陛下也应当稍稍回转圣意，仔细察看此事。” 德宗没有采纳。李锜□剥进奉 十五年，任命常州刺史李锜为诸道盐铁转运使。闲厩宫苑使李齐运接受了李锜数十万的贿赂，便向德宗推荐他，因此任用了李锜。李锜以搜刮剥削百姓来办理进奉之事，德宗因此喜欢他。王实搜刮征求财物来供奉皇上。十九年，京兆尹王实专门搜刮征求财物，用来供应进奉。他对德宗说：“今年虽然干旱，但禾苗长得很好。”因此租税一概不予免除，百姓穷困到拆毁房屋、出售瓦片木料和麦苗来缴纳官府。优人生成辅端编歌谣嘲讽这件事。王实上奏说辅端诽谤朝政，把他杖杀了。监察御史韩愈上疏，认为京畿百姓已经穷困，应当把今年税钱以及草料、粮粟等尚未征收的项目，推迟到明年养蚕、收麦之后再征收。韩愈因此获罪，被贬为阳山县令。韩愈论说官府卖盐的利弊。长庆二年，户部侍郎、判度支张平叔上奏说：“由官府自行卖盐，可以获得一倍的利润。”他又请求命令有关官吏把盐运到乡村去卖；请求让宰相兼任盐铁使；又请求把卖盐的多少作为刺史、县令考核优劣的标准；还请求核查各地的实在人户，按照人口编成保甲，发给一年所需的盐，令他们分四季缴纳盐价。又说实行这种防范之后，富商大贾如果行贿送财、阻拦喧诉，带头的人由当地杖杀，牵连到的告状人都杖责[缺字]。诏令百官议论是否可行。兵部侍郎韩愈上奏认为：“城郭以外，很少有用现钱买盐的，多数用杂物交换。盐商则没有什么东西不收，有时还允许赊欠，慢慢偿还，用这种办法来互相接济，买卖双方都便利。如今让官吏坐在店铺里卖盐，如果不是现钱，他们一定不敢收。这样一来，贫穷的人无法得到盐，自然会坐失原有的税收，哪里还会有一倍的利润？又如果让官吏把盐送到家家户户去卖，一定会索取百姓供应，骚扰非常多。刺史、县令的职责在于为百姓分忧，怎么可以只以盐利的多少作为升降标准，而不再考察他们的政绩和品行？况且贫穷人家吃盐很少，有的甚至吃淡食，往往十天半月才用一次。若按人口发盐，按时征收盐价，官吏害怕获罪，必然使用刑罚逼迫。” 我担心这样会使各地不得安宁，这是尤其不可行的大问题。”中书舍人韦处厚议论说：“宰相身处讨论治国之道的职位，不应当夹杂盐务这种具体事务。窦参、皇甫镈都是因为掌管钱粮而任宰相，名利不能两全，最终都遭遇祸败。又想用严刑禁止人们喧诉，强迫人们做他们做不到的事，事情必定不能成立；禁止人们做他们必然会做的事，法令也必定无法施行。”这件事于是被搁置。张平叔又奏请征收多年以前拖欠的赋税。江州刺史李渤上奏说：“度支要征收本州贞元二年逃户所欠的钱四千多缗，而本州今年遭受旱灾，田地损失十分之九。陛下为什么要在大旱之中征收三十六年前的欠债？”诏令全部免除。后唐内府的财物堆积如山。同光二年，庄宗在南郊举行祭祀，大赦天下。孔谦想要搜刮财物来讨好皇帝，凡是大赦文书中宣布免除的赋税，孔谦又重新征收。从此以后每次有诏令，人们都不再相信，百姓忧愁怨恨。将要举行南郊祭祀时，郭崇韬首先捐献劳军钱十万缗。此前，宦官劝皇帝把天下的财赋分为内府和外府：州县上供的收入归入外府，用来充作国家经费；方镇的贡献归入内府，用来宴饮游乐以及赏赐身边的人。于是外府经常空虚枯竭，没有余财，而内府的财物堆积如山。有关官署筹办郊祀劳军钱时，郭崇韬对庄宗说：“臣已经拿出家中所有财产来帮助大礼，希望陛下也拿出内府的财物来赏赐有关官员。”庄宗沉默了很久，说：“我在晋阳还有储积，可以让租庸使用车运来帮助此事。”于是取出李继韬私宅中的金帛数十万来补充。军士都不满意，开始产生怨恨，已经有了离心。孔谦借贷百姓，搜刮财物。孔谦借钱给百姓，让他们用低价估算的丝来偿还，多次发布檄文督促州县办理。翰林学士卢质上奏说：“梁朝赵岩担任租庸使时，放贷搜刮，因而与百姓结怨。如今陛下革除旧弊、开创新政，正要替百姓除害，但有关官员还没有改变原来的做法，这就等于赵岩重新活过来了。今年春天霜冻损害了桑树和蚕茧，丝的产量非常少，即使只缴纳正常赋税，百姓还担心流离失所，何况又加上借贷，他们怎么承受得了？”臣只知侍奉天子，不知侍奉租庸使。防止此事的敕令尚未颁布，尚书省的文书却频频下发，希望陛下早日降下明确命令。”庄宗没有答复。孔谦被称为“丰财赡国功臣”。租庸使王正言患风病，神志恍惚，不能处理政务。景进多次把这件事说给皇帝听，皇帝便任命副使、卫尉卿孔谦为租庸使。从此孔谦得以施展自己的意图，加重赋税，紧急征收，以满足皇帝的欲望，百姓无法生活。皇帝赐给孔谦“丰财赡国功臣”的称号。闽主任命薛文杰为国计使。长兴四年，闽主王璘恢复帝位。当初，福建中军使薛文杰性情机巧谄媚。王璘喜欢奢侈，薛文杰便以搜刮财物来讨好他。王璘任命薛文杰为国计使，亲近信任他。薛文杰暗中搜求富户的罪过，籍没他们的财产。受杖打的人，胸部和背部分别受刑，还用铜斗烧热后熨烙他们。建州土豪吴光入朝，薛文杰贪图他的财产，便寻找他的罪名，准备治罪。吴光怨恨愤怒，率领将近一万人的部众叛乱，投奔吴国。薛文杰因玩弄权术而遭祸。

译清泰元年，吴国的蒋延徽在浦城击败闽军，随后包围建州。闽主王璘派骠骑大将军王延宗率兵救援建州，军队走到中途，士卒不肯前进，说：“不除掉薛文杰，就不能讨伐敌人。”王延宗派快马使者把这件事报告上去，闽国上下震惊恐惧。太后和福王王继鹏哭着对王璘说：“薛文杰盗窃并玩弄国家权力，冤杀无辜，上下怨恨愤怒已经很久了。如今吴兵深入境内，士卒不肯前进，国家一旦倾覆，留下薛文杰还有什么用？”薛文杰当时也在旁边，王璘说：“我也没有办法处置你，你自己想办法吧。”薛文杰出宫后，王继鹏在启门外等候，用笏板把他击倒在地，再用囚车送到军前。市民争相拿瓦片石块砸他，士卒见到他后，跳起来把他割食了。潞王借用房屋租金来赏赐军功。潞王从凤翔出发时，答应军士进入洛阳后每人赏钱百缗。到达洛阳后，三司使王玫根据府库实际情况回答说，府库中有数百万财物。等到查验实际的金帛，不过三万两匹，而赏赐军队的费用，估计需要五十万缗。王玫请求征收京城百姓的财物来补足，几天之内只得到数万缗。潞王对执政大臣说：“军队不能不赏赐，百姓不能不体恤，如今该怎么办？”执政大臣请求按照房屋确定数额，不论士人还是庶民，凡是自有房屋和租住屋屋的人，都预先借取五个月的房租，潞王听从了。闽主专门致力于搜刮财物。后晋天福二年，方士对闽主说：“夜里有白龙出现在螺江。”闽主于是修建白龙寺。当时各种徭役纷纷兴起，费用不够。闽主对判三司勾院蔡守蒙说：“现在把这件事交给你，选择贤能的人任用，不贤和冒名顶替的人不要拒绝，只管让他们缴纳贿赂，把名册登记后献上来。”蔡守蒙一向清廉，认为这样不可行。闽主发怒，蔡守蒙害怕，只好听从。从此任命官员，只按贿赂多少分别等级。闽主又拿空白的堂牒，让医工陈究到外面卖官，专门致力于搜刮财物，没有满足的时候。又下诏规定，百姓隐瞒年龄的杖打脊背，隐瞒人口的处死，逃亡者灭族，连瓜果、蔬菜、鸡和猪都要加重征税。南唐王诘问仓吏进献多余粮食。五年，唐主派宦官到庐山祭祀，回来后慰劳他说：“你这次出行非常精洁。”宦官说：“臣自从奉诏以来，一直吃蔬食到现在。”唐主说：“你某天在市场买鱼做羹，某天又买鱼做鱼肉干，为什么说吃蔬食？”宦官惭愧服罪。仓吏年终进献多余粮食一万石，唐主说：“收入和支出都有定数，如果不是搜刮百姓、刻剥军士，怎么会有多余粮食呢？” 在法令之外征税百姓，罪行等同于枉法。李崧上奏说：“各州仓库的粮食，在账簿数目以外还剩下很多。”高祖说：“在法令之外征税百姓，罪行与枉法相同。仓吏姑且免除死罪，但都要严厉惩罚。” 闽国陈匡范借用省务的钱，来补足每日进献的数额。六年，闽主王曦奢侈没有限度，财物用度不够，便与国计使陈匡范谋划。陈匡范请求每天进献黄金一万，王曦很高兴，加授陈匡范为礼部侍郎。陈匡范把商人的税额增加到原来的数倍。王曦宴请群臣，举杯向陈匡范劝酒说：“明珠美玉，努力寻求还可以得到；像陈匡范这样的人，是人中的珍宝，却是不可得到的。”不久，商人的税额无法满足要求，陈匡范每天借用各省事务的钱来补足，害怕事情败露，忧惧惊悸而死。王曦祭奠并追赠十分优厚。各省事务官把陈匡范借钱的文书报告上去，王曦大怒，砍开棺材，斩断他的尸体，扔进水中。任命连江人黄绍颇接替陈匡范担任国计使。黄绍颇请求下令，凡想做官的人，除非属于荫补，都可以缴钱直接授官；根据资历高低以及州县户口多少来确定价钱，从一百缗到一千缗不等，闽主听从了。董遇加重征收盐商的税。七年，在此以前，河南、河北各州由官府自行销售海盐，每年收入钱十七万缗，又分发蚕盐，向百姓征钱。上书言事的人说：“百姓因私自贩盐获罪的很多，不如允许百姓自行贩盐，而每年把官府销售盐所得的钱等额征收于百姓，称为食盐钱。”高祖听从了。不久盐价突然降低，每斤降到十钱。到这时，三司使董遇想增加额外利润，但又难以突然改变原来的制度，于是加重征收盐商的费用：经过的每担收七钱，留下销售的每担收十钱。因此盐商几乎绝迹，官府又恢复自行卖盐。食盐钱直到现在仍照旧征收。殷国人称思恭为“杨剥皮”。八年，闽国富沙王王延政在建州称帝，国号大殷，任命杨思恭为兵部尚书。不久，升任仆射、录军国事。王延政穿着帝王袍服处理政务，但举行朝参以及接待邻国使者，仍然采用藩镇的礼仪。大殷国土狭小，百姓贫困，战争不断。杨思恭因善于搜刮财物而得到宠幸，增加田亩、山泽的税收，至于鱼、盐、蔬菜、水果，没有不加倍征收的。国人称他为“杨剥皮”。楚王加重赋税征收。楚地盛产金银，茶叶的利润尤其丰厚，因此财货充足。楚王马希范奢侈贪欲没有满足，喜欢自我夸耀，用度不够，便加重赋税。每次派使者巡行田地，都专门以增加田亩数作为功劳。百姓承受不了租赋而逃亡。楚王说：“只要让他们留在田里，何必担心没有粮食。”命营田使邓懿文登记逃亡者留下的田地，招募百姓耕种，把田地租给百姓，因此重新征收后只能勉强自给。从西到东，百姓各自失去了原来的职业。又允许人们缴纳财物授予官职，以财物多少作为官职高低的等级。富商大贾遍布官位，外任官员回朝时还必须责令他们进献财物。百姓有罪，富人就缴钱赎罪，强壮的人就充当士兵，只有贫弱者受到刑罚。这一年采用孔目官周议的意见，规定在正常税收之外，大县进贡米二千斛，中县一千斛，小县七百斛，没有米的缴纳布帛。天策学士拓跋恒上书说：“殿下长久居于深宫之中，凭借已经成就的基业，却亲身不知道耕种的劳苦，耳中听不到军鼓和战鼓的声音，只顾驰骋游乐，雕刻墙壁，享用玉食。府库已经空了，浮费却更加严重；百姓已经困苦，厚重的征敛却不停。如今淮南是仇敌之国，番禺怀有吞并的意图，荆渚每天都在图谋窥伺，溪洞各部正等待我们姑息。” 俗话说：‘脚底受寒会伤害心脏，百姓怨恨会伤害国家。’希望停止进贡米的命令，诛杀周陟来向各郡县谢罪，停止不急迫的事务，减少兴建工程的徭役，不要让国家一旦遭到祸败，成为四方的笑柄。”楚王大怒。派使者分道搜括百姓财物。

译开运元年，天平节度使景延广已经被上下众人厌恶，出任西京留守。朝廷又因契丹入侵，国家用度更加枯竭，于是再次派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搜括征收百姓财物，各自封存收取后交给朝廷。使者大多带着吏卒，携带锁链、刀杖进入百姓家中，大小人家都惊恐不安，想求死也找不到地方。州县官吏又趁机作奸犯科。河南府出钱二十万缗，景延广却征收三十七万。留守判官卢亿对景延广说：“您的职位兼有将相，富贵已经达到极点。如今国家不幸，府库空竭，不得已向百姓征取，您怎么忍心又借机求取利益，给子孙留下祸患呢？”景延广惭愧而停止。此前，诏令因为杨光远违抗命令，整修兖州守备。泰宁节度使安审信以修治城楼城墙为名，征收百姓财物，来充实自己的私藏。大理卿张仁愿作为搜括征收使到达兖州，征收钱十万缗。恰逢安审信不在，张仁愿拘捕掌管安审信私藏的官吏，指着取出一仓钱，已经足够完成数额。后汉王守恩专门搜刮财物。干祐元年，西京留守王守恩性情贪婪卑鄙，专门搜刮财物。车子不缴钱就不许出城，下至掏厕所的人和乞丐，也不能免除征收。有时放纵部下，让他们盗窃百姓财物。有富户娶妻，王守恩带着几名俳优前往充当贺客，得到几锭银子才回来。郭威从河中返回，经过洛阳，王守恩自恃身兼将相，乘肩舆出城迎接。郭威发怒，认为他怠慢自己，便用白文珂代替王守恩担任留守。王章搜刮财物，苛刻急迫。三年，隐帝自即位以来，三司使王章掌管财赋。当时正处在契丹荡覆之后，公私都困乏枯竭，王章搜求遗留下来的利益，十分吝啬。库属三镇反叛，长期联合抗拒，军队多年驻守，但粮饷供应没有缺乏。事情平定后，除去赏赐之外，仍有剩余积蓄，因此国家大体安定。王章搜刮财物，手段苛刻急迫。旧制度规定每斛田税另缴二升，称为雀鼠耗；王章开始规定另缴二斗，称为省耗。旧钱出入都以八十文作一陌，王章开始规定收入按八十文，支出按七十七文，称为省陌。有人触犯盐、矾、酒、面等禁令，即使罪过只有极少一点，也一概判死刑。因此百姓忧愁怨恨，王章尤其不高兴。文臣曾说：“把这种人交给他掌握计算筹算，不懂得权衡纵横对治国有什么益处？俸禄都拿不能供军使用的东西发给他们。”官吏已经提高了估价，王章又进一步增加。后周按田亩征取牛皮。广顺二年下诏：约定每年民间应缴纳的牛皮减少三分之二，按十顷田地征收一张牛皮，其余允许百姓自行使用或出售，但禁止卖给敌国。此前自从战争兴起以来，禁止百姓私自买卖牛皮，全部命令缴给官府，由官府付给价钱。唐明宗时期，有关官署只用盐偿付。晋天福年间，连盐也不能足额供给；后汉法律规定，私有牛皮一寸就抵死罪。然而民间日常使用牛皮，实际上不可缺少。太祖一向知道其中的弊端，到这时李谷建议把牛皮平均摊到田亩上，公私双方都感到便利。仓廪门。汉代耿寿昌命令边郡修筑常平仓。五凤四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上奏说：连年丰收，谷价低，农民获利很少。按照旧例，每年从关东漕运谷物四百万斛，供应京师使用，需要士卒六万人。应当购买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各郡的粮食，足以供应京师，这样可以使关东漕运的士卒减少一半以上。宣帝采纳了他的计策。耿寿昌又说：“应当命令边郡都修筑仓库，在谷价低时提高价格收购，以使农民获利；谷价高时降低价格出售，称为常平仓，百姓会感到便利。”宣帝于是下诏，赐给耿寿昌关内侯的爵位。隋代长孙平请求设置义仓。陈至德三年，隋朝度支尚书长孙平上奏，请求命令民间每年秋天每家拿出粟麦一石以下，按照贫富分等，把粮食储存在本社，委托社司检查管理，用来防备灾荒之年，称为义仓。隋主听从了。当初，诏令郡县设置义仓。唐代彭果请求在关中实行和籴法。开元二十五年，此前西北边境几十州驻扎着很多军队，土地租庸调收入都不能供养他们，于是开始采用和籴法。有个叫彭果的人，借牛仙客进献计策，请求在关中实行和籴法。下诏说当年丰收、谷价低会损害农民，命令把时价提高十分之二、三，在东、西两京附近收购谷物各数百万斛，停止今年江淮所运的租税。此后关中储粮充盈有余，皇帝不再巡幸东都。又下诏，河南、河北应当运往含嘉仓、太原仓的租税，都留在本州缴纳。韩滉运米供应关中。贞元二年，关中的仓库粮食耗尽，禁军有的自行脱下头巾，在道路上呼喊：“把我们拘在军中却不给粮食，我们是有罪的人啊。”德宗对此非常忧虑。恰好韩滉运送三万斛米到达陕州，李泌立即上奏，德宗很高兴，急忙到东宫对太子说：“米已经到陕州了，我们父子可以活下来了。”当时宫中禁止酿酒，德宗命令到坊市取酒来欢乐，又派中使把消息告诉神策军，六军将士都高呼万岁。当时连续多年饥荒，士兵和百姓大都又瘦又黑；到了麦子开始成熟时，市场上出现了醉酒的人，当时把这看作吉祥征兆。人们中因为吃饱而死去的人，已经恢复到原来的五分之一；几个月后，人的肤色才恢复正常。《通鉴总类》卷十一上。《史部，史钞类，通鉴总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