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通鉴总卷二上宋沈枢撰正统门

译司马公辨析历代正统相承。魏黄初二年，蜀地传言汉帝已经遇害，于是汉中王发丧并穿戴丧服，谥号为孝愍皇帝。群臣争相声称出现符瑞，劝汉中王建立尊号。汉中王在武担山以南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号为章武。臣司马光说：上天生养众民，众民的力量不能自行治理，必然要共同拥戴君主来治理他们。如果能够禁止暴行、除去祸害，保全百姓的生命，奖赏善行、惩罚邪恶，使天下不至于混乱，这就可以称为君主。因此，三代以前，天下诸侯何止万国？凡是拥有百姓和社稷的，都通称为君。合并万国而统治它们，建立法度、颁布号令，使天下没有人敢违抗，这才称为王。王的德行衰败以后，强大的国家能够率领诸侯尊奉天子的，就称为霸。所以自古以来天下无道、诸侯以武力相争，有时长久没有王者，本来也是很多的。秦朝焚书坑儒，汉朝兴起后，学者才开始推演五德相生相胜，把秦看作处于水、火之间的闰位，称霸而没有成为正统王朝，于是正统与闰统的争论兴起了。到了汉室覆亡、三国鼎立，晋氏失去驾驭天下的能力，五胡纷纷扰乱，宋、魏以后，南北分治，各自修撰国史，互相排斥贬低。南方称北方为索虏，北方称南方为岛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章〕 朱氏取代唐朝后，四方分裂，朱邪进入汴州；关于这一段，原文疑有脱误，所述历年纪年等内容无法确解，相关记载都被弃置而不予计算。这些说法都是偏袒一己的私见，不是公正通行的论断。臣愚昧，确实不足以辨识前代的正统与闰统，但私下认为，如果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那么即使都有天子的名号，也都没有天子的实际。华夷、仁暴、大小、强弱虽然有时各不相同，但总的说来都和古代的列国没有区别，怎么能只尊崇、褒奖一个国家称为正统，而把其余国家都称为僭伪呢？如果以从上代接受传承为正统，那么陈氏接受了谁的传承？拓跋氏又接受了谁的传承？如果以居处中原为正统，那么刘渊、石勒、慕容氏、苻氏、姚氏、赫连氏所得的土地，也都是五帝三王旧日的都城所在。如果以具有道德为正统，那么小小的国家也必然会有贤明的君主；三代末期，难道就没有偏邪的君王吗？因此，正统与闰统的论说，从古到今没有谁能贯通其中的道理，明确地使人无法改变和驳夺。臣如今所述，只是想叙述国家的兴衰，记载百姓的安乐与忧苦，使读者自己选择其中的善恶得失，作为劝勉和鉴戒，并不像《春秋》那样建立褒贬的法则，以拨正乱世、使其归于正道。至于正统与闰统之间的分别，不是臣敢于妄自判断的，只根据各国实际的功业来叙说。周、秦、汉、晋、隋、唐，都曾经统一九州，并把国统传给后代；它们的子孙即使衰弱流离，仍然承继祖宗的事业，有恢复旧业的希望。与它们四方争衡的国家，都是它们过去的臣属，所以对这些王朝一概采用天子的制度来对待。其余各国土地相近、德行相当，谁也不能统一天下，名号也没有区别，本来就不是君臣关系的，都按照列国的制度来处理。彼此势均力敌，不加抑扬，希望可以避免歪曲事实，接近最公正的原则。然而天下分裂的时候，不能没有年、时、月、日来标明事情的先后。汉把国统传给魏，魏又传给晋；晋传给宋，一直到陈，后来被隋取得；唐传给梁，一直到后周，后来由大宋承继。因此不得不采用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周的年号，来记载各国的事情。这并不是尊崇这些国家而贬低其他国家，也不是在辨别正统与闰统。昭烈对于汉朝，虽然说是中山靖王之后，但族属已经疏远，不能考定他世代的次序和名位；这也如同宋高祖自称楚元王之后、南唐烈祖自称吴王恪之后一样，是非难以辨明，所以不敢把昭烈比作光武帝和晋元帝，使他能够承继汉氏遗留下来的正统。姚弋仲让儿子们归附晋朝。东晋永和八年，姚弋仲有四十二个儿子。等到他病重时，对儿子们说：“石氏待我优厚，我本来想为他尽力。如今石氏已经灭亡，中原没有君主。我死以后，你们赶快自行归附晋朝，应当坚定地遵守臣子的节操，不要做不义之事。” 北魏承继晋朝，以水德为正统。齐永明十年，魏高祖命群臣讨论帝王德运的次序。中书监高闾议论认为：帝王无不把中原视为正统，并不以世代的多少来决定取舍，而以善恶来判断是非。所以桀、纣极其暴虐，也不能废除夏、商的历法；周厉王、周惠王极其昏庸，也不妨碍周、晋的记录。晋承继魏，为金德；赵承继晋，为水德；燕承继赵，为木德；秦承继燕，为火德。秦灭亡以后，魏才称制。况且魏氏的姓源出于轩辕。臣愚昧，认为应当定为土德。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等议论认为：神元帝与晋武帝往来结交，到了晋桓帝、晋穆帝时，仍有辅佐晋室的志向。这样看来，司马氏的国运终结于郏鄏，而拓跋氏在云代接受天命。从前秦统一天下，汉朝仍把它比作共工，最终继承周朝而为火德。何况刘氏、石氏、苻氏土地狭小、国祚短促，魏承接它们衰败的局面，怎么可以舍弃晋而改定为土德呢？司空穆亮等人都请求采用李彪等人的意见。诏令确定魏承继晋朝，为水德。名分门。唐代魏征说，下属多轻视上级，这种风气不能助长。贞观十六年，特进魏征生病，太宗亲手下诏询问他的病情，并且说：“几天没有见到你，朕的过错多了。现在想亲自前去探望，又怕更加使你劳累；如果你有什么见闻，可以封缄上奏。”魏征上奏说：“近来弟子欺凌老师，奴婢轻慢主人，下属轻视上级，都是有所作为、有所凭借才会这样，渐渐发展下去就不能助长了。” 节度使由军士废黜和拥立。乾元元年，平卢节度使王玄志去世。肃宗派中使前往慰抚将士，并就近察看军中想拥立谁，授予他旌节。高丽人李怀玉任裨将，杀死王玄志的儿子，推举侯希逸为平卢军使。朝廷于是任命侯希逸为节度副使。节度使由军士废黜和拥立，从这时开始。臣司马光说：百姓有欲望，没有主人就会混乱，所以圣人制定礼制来治理他们。从天子、诸侯到卿大夫、士、庶人，尊卑有分别，大小有秩序，就像纲绳和网条相互维系、手臂和手指相互使令一样，因此百姓服从上级，下属不敢觊觎上位。《周易》说：‘上天下泽，履。’象辞说：‘君子因此辨明上下，安定百姓的心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凡是君主能够拥有臣民，是因为赏罚等八种权柄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竟然舍弃这些权柄，那么上下彼此势均力敌，凭什么驱使下属呢？肃宗遭逢唐朝中衰，幸而恢复了国统，本应端正上下之间的礼制，以此纲纪四方，却只求偷得一时安宁，不考虑长久的祸患。他任命将帅，这是统领藩镇、治理国家的大事，却只交给一个普通使者，顺从军队中的情绪，不问贤能还是不肖，只要是军士想拥立的人就授予官位。

译从此以后，逐渐形成习惯并成为常规，君臣都因循守成，把这看作取得了防备之策，称为姑息。甚至偏将、士卒杀死或驱逐主帅，也不追究他们的罪，反而因此把主帅的职位和任命授予他们。这样看来，爵位俸禄的废置，人的生杀和取舍，全都不由上级决定，而由下级决定，祸乱的产生难道还有尽头吗？况且拥有国家的人，奖赏善行、诛罚恶行，所以行善的人受到勉励，作恶的人受到惩罚。那些身为下属却杀死、驱逐上级的人，还有什么罪恶比这更大呢？却让他们执掌旌旗和斧钺，统领一方军队，这就是在奖赏他们。用赏赐来鼓励作恶，恶行还有什么不会发展到的地步呢？《尚书》说：‘谋划要长远。’《诗经》说：‘谋划得不长远，因此我大力劝谏。’孔子说：‘人没有长远的考虑，一定会有眼前的忧患。’治理天下的政事，却专门实行姑息政策，这些忧患哪里能够计算得清呢？从此，做下属的常常忧惧不安地窥伺上级，一旦得到机会就进攻并灭其全族；做上级的常常战战兢兢地害怕下属，一旦得到机会就突然袭击并屠杀他们。双方争着先发制人，以满足自己的意愿，并没有相互保全、共同获利、长久存在的打算。像这样却想求得天下安定，怎么可能做到呢？追溯祸乱的祸根，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古代治理军队，一定以礼为根本，所以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看见军队中无论年长年幼都遵守礼法，就知道这支军队可以使用。如今唐朝治理军队却不顾礼制，使士卒能够欺凌偏裨，偏裨能够欺凌将帅，那么将帅欺凌天子，就是势所必然的结果。由此祸乱接连发生，战争不停，百姓坠入水深火热之中而无处申诉，共计二百多年。后来大宋接受天命，太祖开始制定军法，使军队按照等级相承；稍有违犯，全部处以斧钺之刑。因此上下有秩序，命令能够执行、禁令能够止行，四方不服者都被征讨，没有不服从的，天下安定，万民确实得到繁衍，直到今天，全都是因为按照礼制治理军队的缘故，这难道不是深谋远虑的遗泽吗？李愬请求向蔡州人表示上下尊卑的分别。元和十二年，裴度派马总先进入蔡州慰问安抚。裴度进城时，李愬整备櫜鞬，出迎于道路左侧，向他下拜。裴度准备避开这一礼，李愬说：“蔡州人顽固悖逆，不懂上下尊卑的分别，已经几十年了。希望您借此机会向他们显示这种礼制，使他们知道朝廷的尊严。”裴度于是接受了这一礼。柳公绰穿戴櫜鞬拜见牛僧孺。宝历元年，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因为敬宗荒淫、宠臣得势，又害怕获罪而不敢进谏，只是一再上表请求外任。朝廷任命牛僧孺以同平章事充任武昌节度使。牛僧孺经过襄阳时，山南东道节度使柳公绰穿戴櫜鞬，在馆舍等候。将佐劝谏说：“襄阳的地位高于夏口，这个礼节太过分了。”柳公绰说：“奇章公刚刚离开宰相之位，方镇尊重宰相，是为了尊重朝廷。”最终还是实行了这一礼节。李绛援引旧例，端正仆射的礼制。李绛喜欢直言进谏，李逢吉厌恶他。按照旧例，仆射上任那天，宰相为他送行，百官列班站立，中丞在朝廷中排列职位，尚书以下官员每月应当入朝。元和年间，伊慎任仆射，太常博士韦谦上奏说，旧有礼仪过于隆重，便删去了它。御史中丞王播倚仗李逢吉的势力，和李绛在路上相遇时不避让。李绛援引旧例，上奏说：“仆射在国家初建时就是正宰相，礼数极其隆重。如果人才不称职，自然应当另行授予贤能之人；如果朝廷命令某人仍守原官，怎么能损害法制呢？”他请求下令让百官详细议定。议论者大多赞同李绛的意见。敬宗听从意见，恢复实行旧礼仪；因为李绛脚有疾病，任命他为太子少师，分司东都。宣宗责罚内园使，因为他不避让宰相。大中十年，内园使李敬寔遇到郑朗时不避让，郑朗上奏了这件事。宣宗责问李敬寔，他回答说：“按供奉官的惯例，不必避让。”宣宗说：“你身带诏命，横行直过尚且可以；怎么能私自出行时却不避让宰相呢？”于是下令剥夺他的官服颜色，发配到南牙。孔纬不准李顺节列班拜见百官。龙纪元年，昭宗赐杨复恭的假子杨守立以姓名李顺节，让他掌管六军的管钥。不满一年，李顺节就升任天武都头，兼领镇海节度使，不久又加任平章事。到了谢恩之日，台吏请示让他列班拜见百官，孔纬判定不予召集百官。李顺节到中书省时，脸色很不高兴。另一天，他说话间略微提到这件事。孔纬说：“宰相是百官的师长，所以有列班拜见的礼仪。相公您的职务是都头，却在政事堂列班拜见百官，您心里觉得合适吗？”李顺节不敢再提。后汉郭威用头子调换留守。干祐二年，西京留守、同平章事王守恩，性情贪婪鄙陋，只专心于搜刮聚敛。郭威从河中回来，经过洛阳，王守恩自恃兼任将相，乘肩舆出城迎接。郭威大怒，认为他怠慢自己，便以要沐浴为辞，不肯相见。随即用头子文书命令白文珂代替王守恩担任留守。白文珂不敢违抗，王守恩仍坐在客厅里。属吏禀报说：“新任留守已经在府中处理政务了。”王守恩大惊，狼狈回家时，发现数百名家属已经被赶出府第，站在大路上。朝廷也不追问此事，任命白文珂兼任侍中，充任西京留守。欧阳修评论说：“自古以来，发生动乱而灭亡的国家，一定先败坏它的法制，然后祸乱才随之而来，这是形势发展的必然。五代时期就是这样。白文珂、王守恩都是汉的重臣，周太祖却凭一名枢密使的头子文书就任意调换他们，像更换戍卒一样。当时周太祖还没有不把君主放在眼里的想法，却如此行事，大概是因为已经习惯把这种事当作平常之事了。白文珂不敢违抗，王守恩也无法拒绝。周太祖既然这样处置而不觉得可疑，汉廷的君臣也置之不问，这难道不是纲纪败坏混乱到了极点才会如此吗？所以，善于替天下谋划的人，不敢忽视细微之处，而总是防止事态逐渐发展，难道不应该引以为戒吗！” 后周世宗拒绝让留从效在上都设置邸舍。显德六年，南唐清源节度使留从效派使者入朝进贡，请求在京师设置进奏院，直接隶属于中朝。诏书答复说：“江南近来才归服，正致力于安抚怀柔；卿长久侍奉金陵，暂时还不能改变安排。如果在上都设置邸舍，和他们相抗衡，接受了这种请求并让它实现，罪责就在朕身上。卿远道修行职贡，足以表明忠诚勤勉，应当努力侍奉旧君，暂且照旧办理。这样做，对卿来说可以笃守始终不变的义节，对朕来说可以尽到安抚远方的适宜做法。只希望卿通达事理，相信能够明白朕的意思。” 名器门 汉明帝不准馆陶公主的儿子求取郎官。永平十八年，汉明帝遵守奉行建武年间的制度，没有什么变更。后妃的家族不得封侯，也不得参与政事。馆陶公主替儿子求取郎官，明帝不准，只赏赐钱一千万。明帝对群臣说：“郎官在上对应天上的列宿，出任地方长官，治理百里之地；如果不是合适的人，百姓就会遭受祸害，所以很难任用。尚书阎章的两个妹妹都是贵人。阎章精力充沛，熟悉旧典，按资历长期任职，已经应当升任重要职务。明帝却因为他是后宫亲属，最终没有任用。因此官吏都能得到合适的人选，百姓安于自己的事业，远近之人都畏惧归服，户口逐渐繁衍。” 杨秉劝桓帝革除滥授郎官的弊端。

译延熹七年，桓帝在南阳，身边的人都通过奸邪手段谋取私利，诏书中多次任命人为郎官。太尉杨秉上疏说：“太微垣的星星聚集在那里，被称为郎位；郎官入朝侍奉宿卫，出外治理百姓。应当割舍不忍拒绝的恩宠，以断绝请托求官的道路。”于是任命郎官的诏令才停止。灵帝开设邸舍卖官。光和元年，开始开设西邸卖官，缴纳钱数各有差等：二千石官缴纳二千万，四百石官缴纳四百万。那些按照德行和资历应当被选用的人，只收一半。有的人把所收钱的二分之一放在西园，设置库房储存。有的人到宫阙上书，要求占据县令、县长的职位，根据各县条件的好坏、丰饶或贫瘠来定价。富人先缴钱，贫人到任以后再分期补缴。又暗中命令身边的人出售公卿职位：公爵一千万，卿爵五百万。当初，灵帝还是侯爵时，常常苦于贫困。即位以后，他每每感叹桓帝不会经营家产，竟没有一点私房钱。因此卖官聚钱，把它作为私藏。崔烈缴钱买得司徒职位。中平二年三月，任命廷尉崔烈为司徒。当时，三公往往通过常侍、阿保向西园缴钱而得到职位。段颎、张温等人虽然有功劳和声誉，但也都是先缴纳财货，才登上三公之位。崔烈通过傅母缴纳五百万钱，所以得以任司徒。到授职那天，天子登临轩台，百官全部到场。灵帝回头对亲近宠幸的人说：“后悔没有少收一些，原来可以收到一千万。”程夫人在旁边应声说：“崔公是冀州的名士，怎么肯买官？幸亏由我设法取得这个职位，反倒不知道羞惭吗？”崔烈的声誉因此突然衰落。晋赵王司马伦篡位，滥加爵位赏赐。永宁元年正月乙丑日，司马伦备好法驾进入宫中，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建始。他的党羽都担任卿、将之职，越级破格任用，数不胜数。甚至下至奴仆士卒，也都加授爵位。每次朝会，貂蝉冠饰满座。当时人因此编成谚语说：“貂蝉不足，就用狗尾来接续。”这一年，天下举荐的贤良、秀才、孝廉，都不再考试。郡国的计吏以及年满十六岁的太学生，都被任命为属吏、郡守或县令。大赦之日仍在职的人，全都封侯。郡中的纲纪都任为孝廉，县中的纲纪都任为廉吏。府库的储藏不足以供应赏赐，应当封侯的人太多，铸造印章来不及，有的人就用白版文书封侯。陈頵请求废除己亥格。建兴元年，三王诛讨赵王司马伦时，制定己亥格来赏赐功劳，从此以后便沿用它。陈頵上言说：“从前赵王篡逆，惠帝失去帝位，三王起兵讨伐他，所以厚加赏赐，以安抚归向义举的人心。如今不论功劳大小，都按照己亥格裁定，甚至把金印紫绶佩在士卒身上，把符策任命文书送到仆隶之家；这不是尊重名位器物、端正纲纪的做法。请一概停止。” 宋明帝任用阮佃夫等人参与政事。泰始四年，在此以前，中书侍郎、中书舍人都由名流担任。太祖开始任用寒门士人，秋当就是其中之一。世祖仍然兼用士族和平民，巢尚之、戴法兴都掌握政权。到皇帝即位后，全部任用身边的卑微小人，防击将军阮佃夫、中书通事舍人王道隆、员外散骑侍郎杨运长等人，都参与政事，权力仅次于皇帝，这是巢尚之、戴法兴也比不上的。阮佃夫尤其专横，谁顺从或违逆他，祸福立即降临。他大量收受贿赂，送给他的礼物少于二百匹绢，他就不予答复。他的书信、园宅、饮食超过诸王，妓女、音乐和服饰也比宫中的还要奢华。朝廷士人无论贵贱，没有不来结交他的；他的仆隶也都破格授官，赶车的人做到虎贲中郎将，养马的人做到员外郎。北魏程骏上奏，请求停止因神主祔庙而赐爵。宋苍梧王元徽四年，北魏显祖的神主祔入太庙，有关官员上奏说，庙中执事的官员请依照旧例，都赐予爵位。秘书令、广平人程骏上言说：“建侯分封土地，是帝王所重视的事情，有时因为亲近贤能之人，有时因为功劳战绩，从未听说神主祔庙就让百官都受封的。皇家的旧例，大概只是当时的恩惠，怎么能作为长久不变的制度呢？”太后认为他说得好，依从了他的意见，并对群臣说：“凡是议论政事，应当依据古代典籍讲出正确的言论，怎么能只是沿袭旧例而已呢？” 陈徐陵写信向众人说明。天康元年，御史中丞徐陵任吏部尚书。徐陵认为梁末以来选拔授官大多过于滥杂，于是写信给众人说：“梁元帝承受侯景造成的凶乱荒残，王太尉又接连遭遇荆州的祸乱败亡，所以使得选官制度混乱到了这种地步。永安年间，圣朝刚刚创建，白银难以得到，黄纸却容易筹办，于是权宜地用官阶代替钱帛，导致员外常侍在路上肩并肩，谘议参军在市中多得数不清。这难道是朝廷的制度本来就应当如此吗？如今衣冠礼乐日益完备，怎么还能年年抱着旧有想法不变？这是不合道理的期望。”众人都心悦诚服。唐高祖让舞胡担任侍郎。武德元年，唐高祖任命舞胡安叱奴为散骑侍郎。礼部尚书李纲劝谏说：“古代乐工不能与士人并列，即使贤能如子野、师襄，也终身继承世业，不能改变自己的职业。只有齐朝末年封曹妙达为王、任安马驹为开府，统治国家的人应当把这件事作为殷鉴。如今天下刚刚平定，建义功臣还没有普遍得到赏赐，高才博学之士仍然滞留民间，却先提拔舞胡为五品官，使他身佩鸣玉、拖着组绶，出入趋行于朝廷廊庙，这不是为后世建立规范的做法。”高祖不听，说：“我已经授予他官职，不能再追回。” 则天皇后试用官员的滥杂。长寿元年春正月丁卯日，太后召见存抚使所举荐的人，不论贤能还是愚笨，全都提拔任用。资历高的试任凤阁舍人、给事中，次一等的试任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任官员从此开始。当时人因此编成话说：“补阙多得可以连车装载，拾遗多得可以用斗来量，侍御史多得像木杷铁椎，校书郎多得像脱落的碗。”有个被举荐的人沈全交又续说道：“只怕存抚使存心偏私，竟敢轻视圣神皇帝。”被御史纪先知捉住，纪先知弹劾他诽谤朝政，请求在朝堂上杖打，然后交给司法官处理。太后笑着说：“只要你们不滥用职权，何必忧虑别人议论？应当释放他的罪过。”纪先知非常惭愧。太后虽然滥用禄位来收揽天下人心，但不称职的人不久也会被罢黜，有的还加以刑罚诛杀。她掌握刑罚和赏赐的权柄来驾驭天下，政令都出自自己，明察而善于决断，所以当时的英才贤士也争相为她所用。萧至忠劝谏中宗。景龙二年二月丁亥日，萧至忠上疏，认为受恩宠的人只能用金帛使他们富足，给他们粱米和肉食，不能把公共器物和官职拿来供私人使用。如今官位已经过多，冗员又增加了一倍，求官请托还没有满足，数量日益增加。陛下施加了无法计算的恩泽，近几年来又有无止境的请求；卖官牟利，出卖法令而徇私。台寺之中，穿朱衣紫衣的官员挤满了；遇到事务却不履行职务，倚仗权势就公然违背法令，只是辱没官署而已，对当时政务没有益处。皇上虽然赞许他的意见，最终却不能采用。斜封墨敕。

译安乐公主、长宁公主，以及皇后的妹妹郕国夫人上官婕妤，婕妤的母亲沛国夫人郑氏，尚宫柴氏、贺娄氏，女巫第五英儿，龙西夫人赵氏，都依仗权势掌管政事，接受请托和贿赂。即使是屠夫、商贩、奴婢，只要交纳三十万钱，就另下墨敕授予官职，斜封后交给中书省，当时人称这种官为“斜封官”。交纳三万钱就可以度为僧尼；员外官、同正官、试官、摄官、检校官、判官、知官等，共有数千人。西京、东都各设置两名吏部侍郎，合称四铨。参加选官的人每年有数万人。上官婕妤和后宫嫔妃多在宫外修建宅第，出入没有节制，朝廷士人往往跟随她们游玩居处，以求得升迁通达。斜封官不经过两省。当时斜封官都不经过中书、门下两省的正常程序就授予，两省没有人敢坚持上奏反对。诏令一旦宣布给有关官署，吏部员外郎李朝隐前后坚持驳回了一千四百多人，怨恨和诽谤纷纷而来，但李朝隐一点也不顾忌。三无坐处。三年三月戊午日，任命宗楚客为中书令，萧至忠为侍中，太府卿韦嗣立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崔湜、赵彦昭一并任同平章事。崔湜与上官昭容有私交，所以昭容引荐他做宰相。赵彦昭是张掖人。当时政事从多个门径发出，滥授的官员充斥各处，人们因此称为“三无坐处”，指的是宰相、御史和员外官。斜封停职者按才能重新安排任用。景云二年，崔涖、薛昭素对皇上说：“斜封官都是先帝所授，恩命已经公布。姚元之等人提出建议，一朝之间全部夺去它们，显扬先帝的过错，反而为陛下招来怨恨。如今众人的议论沸腾，遍及天下，恐怕会发生异常变故。”太平公主也这样说，皇上认为有道理。戊寅日，下诏说：“凡是因斜封、另行下敕授予官职而先前被停职的人，一律根据才能重新安排任用。”柳泽上疏认为：“斜封官都是由于仆妾引荐，难道出自孝和皇帝的本意吗？陛下一概罢黜他们，天下没有不称赞圣明的。如今忽然全部收回重新任用，善恶没有定准，反复相互攻讦，这难道是陛下政令不统一吗？”议论的人都说：“太平公主让胡僧慧范曲意引荐这些人，欺骗误导陛下。”我担心小事积累成大事，造成的祸害不小，皇上却不听。郭防瓘上奏请求给奴仆授官。开元四年乙酉日，陇右节度使郭防瓘上奏说：“奴仆石良材等八人，都有战功，请任命他们为防击将军。”诏敕下达后，卢怀慎等人上奏说：“郭防瓘倚仗一点微小功劳，擅自违犯常法，替奴仆请求五品官职，实际上扰乱纲纪，不能答应。”皇上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张九龄劝谏明皇，不应把宰相作为赏赐功劳的官职。开元二十三年，皇上赞美张守珪的功劳，想让他担任宰相。张九龄劝谏说：“宰相是代替上天治理万物的职位，不是用来赏赐功劳的官职。”皇上说：“只是借用宰相的名义，而不让他承担宰相的职务，可以吗？”张九龄回答说：“不可以。名位和器物，都是君主所掌管的，不能假借给人。况且张守珪刚刚击破契丹，陛下就任命他为宰相；如果把奚、厥都消灭了，又用什么官职赏赐他呢？”皇上于是停止了这个打算。二月，张守珪到东都献上捷报，被任命为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赏赐他的两个儿子官职，赏赐财物非常丰厚。张九龄据理力争，反对给牛仙客实封。开元二十四年，朔方节度使牛仙客从前在河西任职，能够节省用度，勤勉办理职务，仓库充实，武器精良。皇上听说后很赞赏，想加授他尚书。张九龄说：“不可以。尚书是古代的纳言官。唐朝兴起以来，只有旧任宰相以及历任内外官职、有德望的人才能担任。牛仙客本来只是河湟的使典，如今突然身居清要之职，恐怕会使朝廷蒙羞。”皇上说：“那么只加实封，可以吗？”张九龄回答说：“不可以。封爵是用来劝勉有功之人的。边将使仓库充实、修整武器，本来就是日常职务，不足以称为功劳。陛下赏赐他的勤劳，给他金帛就可以了；分封土地给他，恐怕不合适。”皇上默然不语。李林甫对皇上说：“牛仙客有宰相的才干，尚书又有什么关系呢？张九龄只是个书生，不懂得国家大体。”皇上很高兴。第二天，皇上又提起给牛仙客实封的事，张九龄仍像先前一样坚持。皇上发怒变色说：“事情都是由你造成的吗？”张九龄叩头谢罪说：“陛下不知道臣愚昧，才让我担任宰相。事情有不妥当之处，臣不敢不把意见全部说出来。”皇上说：“你嫌牛仙客出身寒微，那么你又有什么门第资历呢？”张九龄说：“臣出身岭海，孤寒卑贱，还不如牛仙客生在中原。” “然而臣出入台阁，掌管诏令已经多年了。牛仙客只是边远地区的小吏，连书也不认识；如果把重大职务交给他，恐怕不能满足众人的期望。”李林甫退下后说道：“只要有才干和见识，为什么一定要推辞学习？天子任用人才，有什么不可以的？”十一月戊戌日，赐牛仙客爵位为陇西县公，食实封三百户。肃宗时期官职爵位的滥授。至德元载四月，郭子仪与安守忠相持七天。安守忠假装逃跑，郭子仪追赶他，官军在清渠大败。当时府库没有积蓄，朝廷专门用官职爵位赏赐功劳。各将领出征时，都发给空名告身。从开府、特进、列卿、大将军，下至中郎、郎将，都允许临事时填写姓名。后来又允许用信牒授予人官职爵位，甚至有人因此封为异姓王。各军只按照职务相互统属，不再计较官爵高低。清渠战败后，又用官职爵位收拢散卒。因此官爵变得轻贱而货物变得贵重，一份大将军告身，才只换得一场酒醉。凡是应募入军的人，一律穿戴金印紫绶。甚至有朝廷士人的童仆穿戴金紫，自称大官却做着卑贱的差事；名位器物的滥授，到这时达到极点。陆贽上疏劝谏，不应因进献瓜果而授官。

译兴元元年，德宗在路途中，有百姓进献瓜果，皇上想授给他散试官，便向陆贽询问。陆贽上奏认为，爵位一向应当谨慎珍惜，不能轻易使用。进献瓜果的人，只可以赏赐钱帛，不应当用官职酬答。皇上说：“试官只是虚名，对事情没有损害。”陆贽又上奏，大意说：“自从战争兴起以来，财赋不足以供应赏赐，于是用官职来赏赐功劳。青衣朱衣混杂地穿在小吏和仆役身上，金印紫绶普遍施给车夫和奴仆。当今的弊病正在于爵位轻贱，即使设法提高它的贵重程度，还担心它不受重视。如果又自行抛弃它的尊贵，将拿什么来劝勉人呢？诱导人的方法，只有名和利。名分接近虚名，但对于教化很重要；利益接近实物，但对于德行较轻。专门给予实际利益而不用虚名辅助，就会耗尽财物，使物力不足；专门给予虚名而不用实际利益相配，就会流于欺骗，人的情感也不会趋附。因此国家授予官秩的制度，有职事官、散官、勋官和爵号。然而掌管事务并领取俸禄的，只有职事官这一种；这就是施给实际利益，同时寄托虚名。勋官、散官、爵号这三种，大抵只关系到服色和资历而已；这就是借助虚名来辅助实际利益。如今的员外试官，与勋官、散官、爵号颇为相同。” “虽然授予这种官职不耗费俸禄，接受它也不占用正式员额，然而那些冲锋陷阵、排除祸患的人，可以用它来赏赐；竭尽筋力、表现勤劳功效的人，也可以用它来酬报。如果进献瓜果的人也授予试官，那么他们一定会互相说道：‘我冒着生命危险才得到官职，他只进献瓜果就得到官职，这就是国家把我的性命看得和瓜果一样了。’把人看得像草木一样，谁还愿意被任用呢！如今陛下既没有实际利益来厚重地劝勉人，又不重视虚名而滥行施授，使人没有可以凭借的东西，那么今后建立功劳的人，还能拿什么作为赏赐呢！” 裴垍不敢因私情对故友徇私。元和三年九月丙申，任命裴垍为同平章事。裴垍器量严整，别人不敢拿私事求他。曾有一位老朋友从远方来拜访他，裴垍给他的资助很优厚，平日相处也很亲近随和。这个人趁机请求担任京兆判司，裴垍说：“您的才能与这个官职不相称，我不敢因为个人私情损害朝廷的大公。以后如果有糊涂宰相怜悯您，或许可以得到这个职位。”裴垍始终没有答应。裴度不用靠借债买官的节度使。太和元年四月，忠武节度使王沛去世。庚申，任命太仆卿高瑀为忠武节度使。自大历以来，节度使大多出自禁军；禁军中资历较高的大将，都以高出本金一倍的利息向富户借钱，用来贿赂中尉，动辄超过亿万，然后才能得到节度使之职，从来不是由执政大臣任命的。到了任所后，就加重赋税来偿还所欠的钱。王沛去世后，裴度、韦处厚才开始上奏，请以高瑀接替他。朝廷内外互相庆贺说：“从今以后，靠借债买来的节度使少了。” 宣宗重视并珍惜名位器用。大中八年二月，中书门下上奏说：“拾遗、补阙有空缺，请再增加人员补充。”宣宗说：“谏官贵在履行职责，不必人数众多。像张道符、牛丛、赵璘这几个人，能使我每天听到平时听不到的事情，就足够了。”牛丛是牛僧孺的儿子。过了很久，牛丛从司勋员外郎出任睦州刺史，入朝谢恩，宣宗赐给他紫衣。牛丛谢恩后，上前说明：“臣所穿的绯衣，是任刺史时借来的。”宣宗立即说：“暂且赐给你绯衣。”宣宗非常重视、珍惜服色和章饰，主管部门常常准备几套绯衣、紫衣随行，以备赏赐；有时半年也用不上一套，所以当时人把得到绯衣、紫衣看作荣耀。宣宗重视翰林学士，到了升迁官职时，一定要核对任职年限，认为不能把官爵当作私人恩惠施加给亲近的大臣。宣宗赐给李行言金紫服色。宣宗在苑北打猎时遇到一个樵夫，问他是哪个县的人，樵夫说：“我是泾阳人。”宣宗又问县令是谁，樵夫说：“李行言。”宣宗问李行言为政怎么样，樵夫说：“他性情刚直。有几个强盗，军人家属来索要他们，他始终不交出，结果把他们全都杀了。”宣宗回来后，把李行言的名字贴在寝殿的柱子上。冬十月，李行言被授任海州刺史，入朝谢恩，宣宗赐给他金紫服色。宣宗问：“你知道为什么赐你紫衣吗？”李行言回答：“不知道。”宣宗命人取下殿柱上的名帖给他看。不准许医工求取官职。九年冬十一月，任命吏部侍郎柳仲郢为兵部侍郎，充任盐铁转运使。有个民间医工刘集，因为有关系而与宫禁相通。宣宗下诏要盐铁使补任他为场官，柳仲郢上奏说：“刘集医术精湛，适合补任医官。如果把他交给铜盐事务，凭什么考核他的优劣？况且场官是低级官职，不是皇帝特别下诏所应亲自过问的。”臣不敢奉行诏令。宣宗立即批示：“刘集应赐绢一百匹，遣送他回去。”后来宣宗见到柳仲郢，慰劳他说：“你议论刘集这件事非常好。”宣宗曾经苦于不能进食，召医工梁新诊脉治疗，几天后就痊愈了。梁新于是自己陈述请求做官，宣宗没有答应，只下令盐铁使每月给他三十缗钱。蒋伸说近来官职很容易得到。十年十一月，兵部侍郎、判户部蒋伸从容地对宣宗说：“近来的官职很容易得到，人们都想着侥幸求取。”宣宗惊讶地说：“这样下去就要乱了。”蒋伸回答：“现在还没有乱，只是希求侥幸的人很多，距离混乱也不难了。”宣宗赞叹了好几次。蒋伸三次起身告退，宣宗三次挽留他说：“以后恐怕不能再单独召见你了。”蒋伸没有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十二月甲寅，任命蒋伸为同平章事。懿宗把将军官职授给乐工。咸通八年，乐工李可及擅长创作新曲。三月，宣宗任命李可及为左威卫将军。曹确进谏说：“太宗确定文武官员六百多个员额时，对房玄龄说：‘我设置这些官职，是为了对待天下贤士，工商和杂类出身的人不能处在这些职位上。’大和年间，文宗想任命乐工尉迟璋为王府率，拾遗窦洵直进谏，文宗于是改授尉迟璋为光州长史。请依照两朝旧例，另行授给李可及一个官职。”宣宗没有听从。僖宗出售空名御史告身。干符四年，皇帝下诏说，由于东都军粮储备不足，借用商旅和富人的钱粮，来供应几个月的开支；同时赐给空名殿中侍御史告身五份、监察御史告身十份，凡是能够拿出家财较多地帮助国家的人，就把这些告身赐给他。命四个人击球赌定三川。广明元年三月庚午，任命左金吾大将军陈敬瑄为西川节度使。陈敬瑄是许州人，田令孜的哥哥。起初，崔安潜镇守许昌时，田令孜为陈敬瑄请求担任兵马使，崔安潜没有答应。陈敬瑄于是通过田令孜得以隶属左神策军，几年之间多次升迁，做到大将军。田令孜见关东群盗日益猖獗，暗中谋划幸蜀的计策，上奏请求让陈敬瑄以及他的亲信左神策大将军杨师立、牛朂、罗元杲镇守三川。皇帝命这四个人击球，以胜负赌定三川，陈敬瑄取得第一筹，于是任命他为西川节度使，接替崔安潜。后唐庄宗凭徒手搏斗授予节度使之职。

译同光二年初，庄宗曾与右武卫上将军李存贤徒手搏斗。李存贤没有使尽本领，庄宗说：“你如果能胜过我，我就授给你藩镇。”李存贤于是奉诏，只把庄宗摔倒就停手了。庄宗任命李存贤为卢龙行军司马，十天后又授任节度使，说：“徒手搏斗时的约定，我不会食言。” 严旭凭唱歌得到刺史之职。天成元年，魏王来朝拜见，李廷安进献蜀地乐工二百多人。其中有个严旭，王衍任命他为蓬州刺史。明宗问他：“你凭什么得到刺史之职？”严旭回答：“凭唱歌。”明宗让他唱歌，认为唱得好，答应让他恢复原来的职任。每年赏赐的告身多达一万份。旧制度规定，吏部发给告身，先要责令本人缴纳朱胶绫轴钱。自从战乱以来，贫穷的人只接受敕牒，大多不领取告身。十一月甲戌，吏部侍郎刘岳上奏说：“告身中有褒奖、贬斥、训诫的言辞，怎么能让本人一开始就看不到呢？”于是下诏：“文班的丞郎、给谏，武班的大将军以上，应该赐给告身。”后来执政大臣商议认为：“朱胶绫轴所需费用不多，朝廷授给官职俸禄，何必吝惜这点费用？”于是上奏：“凡是授官的人，都不再缴钱，全部赐给告身。”当时，除授正员官以外，其余试衔、帖号，不过是用来宠信激励军中将校罢了。到了长兴以后，除授逐渐增多，甚至军中的士卒、使州镇戍的胥吏，也都得到银青阶和宪官，国家每年赏赐的告身多达一万份。后晋李详请求重视名位器用。天福三年，中书舍人李详上疏，认为十年以来，赦令屡次颁布，各道的职掌都允许推恩，而藩镇推荐的人动辄超过几百个，甚至藏典、书吏、优伶、奴仆，初次任命就达到银青阶，穿着紫袍、佩戴象笏，导致名位器用僭越泛滥，贵贱没有分别。李详请求从今以后，除各道掌握军队的将校外，节度州只准奏请朱记，大将以上十人；其他州只准奏请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其余人员只委托本道酌情升迁职名而已。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后汉郭威请求普遍加封爵位赏赐。干祐二年，郭威来到大梁，隐帝慰劳他，赐给他金帛、衣服、玉带、鞍马。郭威推辞说：“臣奉命出征已经一年，只攻克了一座城，有什么功劳？这都是各位在朝中的大臣所出的力量，请把赏赐普遍赐给他们。”朝廷又商议给他兼领方镇，郭威推辞说：“杨邠的职位在臣之上，还没有得到茅土；况且帷幄中的大臣，不能把我和史弘肇相比。”九月壬寅，普遍赐给宰相、枢密、宣徽、三司、侍卫使共九人与郭威相同的赏赐。皇帝想特别赏赐郭威，郭威推辞说：“筹划谋略出自朝廷，发兵供粮依靠藩镇，冒着风露作战的是将士，却把功劳独归于臣，臣怎么承受得起？”乙巳，加授郭威兼侍中，史弘肇等四人也加官。各位大臣议论说，朝廷执政大臣普遍加恩，恐怕会使藩镇失望。乙卯，天雄节度使高行周等十人都加授师傅、中书令、侍中。壬午，加授吴越王弘俶为尚书令，楚王希广为太尉。丙戌，加授荆南节度使高保融兼侍中。议论的人认为，郭威不独占自己的功劳，而是推给众人，确实是美德；但国家的爵位因为一个人立功而推广到天下，不也太滥了吗？风化门。后汉马廖劝太后成就德政。建初二年，马廖担心美好的事业难以善终，上疏劝太后成就德政，说：“从前元帝停止设置服官，成帝穿洗过的衣服，哀帝废去乐府，但奢侈浪费仍没有停止，以至于国家衰败动乱，这是因为百姓只跟随实际行动，不跟随言语。改变政令、转移风俗，一定有它的根本。《传》说：‘吴王喜爱剑客，百姓身上多有创伤疤痕；楚王喜爱细腰，宫中多有饿死的人。’长安有话说：‘城里喜欢高发髻，四方人的发髻就高一尺；城里喜欢宽眉，四方人的眉毛就画到额头的一半；城里喜欢大袖，四方人就用尽一匹帛来做衣袖。’这些话虽然像戏言，却切合实际。先前颁布了制度，没过多久后来就渐渐不能实行，即使有时是官吏不奉行法令，也实在是因为懈怠从京师开始。如今陛下平素崇尚简朴，这出自圣明本性；如果确实能把这些事情贯彻到底，那么四海都会歌颂您的恩德，声誉熏染天地，神明都可以感通，更何况推行政令呢？”太后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东晋范宁说王弼、何晏的罪过深重，超过桀、纣。升平五年，范宁喜好儒学，性情正直，常说王弼、何晏的罪过比桀、纣还深。有人认为这样贬斥他们太过分，范宁说：“王弼、何晏蔑视抛弃经典文章，幽闭沉没仁义，以浮夸的言辞和空泛的学说动摇后世年轻人，使士大夫突然改变道路，以至于礼崩乐坏，中原覆亡，这种遗留下来的风气习俗直到今天仍然造成祸患。桀、纣纵情暴虐只是一时之事，正好足以使自己丧命、国家覆亡，成为后世的警戒，哪里能够改变百姓的视听呢？”所以我认为，一代人的祸害较轻，历代的祸患较重；自我丧亡的罪恶较小，迷惑众人的罪过较大。唐代魏征与封德彝辩论教化百姓的成效。贞观四年，太宗刚即位时，曾和群臣谈到教化。太宗说：“如今承接大乱之后，我担心百姓不容易教化。”魏征回答：“不是这样。长期安定的百姓骄傲安逸，骄傲安逸就难以教导；经历战乱的百姓忧愁困苦，忧愁困苦就容易教化。这就像饥饿的人容易接受食物，口渴的人容易接受饮水一样。”太宗深以为然。封德彝反驳说：“三代以来，人的本性逐渐浇薄虚伪，所以秦朝任用法律，汉朝兼用霸道，大概是想教化百姓却做不到，难道是做得到却不想做吗？魏征只是个书生，不懂得时务；如果相信他的空泛议论，一定会败坏国家。”魏征说：“五帝、三王并没有更换百姓，却能使他们受到教化。从前黄帝征讨蚩尤，颛顼诛灭九黎，商汤放逐桀，周武王讨伐纣，都能亲自使天下达到太平，难道不是因为承接大乱之后吗？如果说古人淳朴，后来逐渐变得浇薄虚伪，那么到了今天，应该全都变成鬼魅了，人主还怎么能够治理他们呢？”太宗最终听从了魏征的话。贞观元年，关中发生饥荒，一斗米的价格是一匹绢；二年，天下发生蝗灾；三年，发生大水灾。太宗勤勉治理并抚恤百姓，百姓虽然向东向西逃荒求食，却从未叹息怨恨。这一年，天下获得大丰收，流离失所的人都回到乡里，一斗米不超过三四钱，全年被判处死刑的总共才二十九人。东至大海，南到五岭，都家家关门不闭，出行的人不用携带粮食，可以在道路上取得供给。太宗对长孙无忌说：“贞观初年，上书的人都说君主应当独自掌握威权，不能把它交给臣下；又说应当显耀威武，征讨四方夷族。只有魏征劝我停止武事、修治文教，认为中原安定以后，四方夷族自然会服从。我采用了他的话，如今颉利已经被擒，他的首领们都佩刀担任宿卫，部落也都穿戴中原衣冠，这都是魏征的功劳。只遗憾没能让封德彝看到这一切。”魏征拜了两拜谢恩说：“突厥灭亡，天下安宁，都是陛下的威德，臣有什么力量呢？”太宗说：“我能够任用你，你能够胜任我所任用的职位，那么功劳难道只在我一个人吗？”

译高宗登楼观看风俗。永徽三年，高宗对侍臣说：“昨天登楼，是想观察民情以及风俗的奢侈、节俭，并不是为了观看音乐。我听说胡人擅长击鞠游戏，曾经看过一次。昨天刚登上楼，就有一群胡人击鞠，料想是以为我非常喜欢这种游戏。帝王的行为，怎么能轻率呢？我已经把这个球烧掉了，希望借此杜绝胡人窥测我喜好的心思，也借此警诫自己。” 改变风俗门。赵武灵王命令国人穿胡服。周赧王八年，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来教导百姓，国内的人都不愿意。公子成称病不上朝，赵武灵王派人请他说：“家中听从父母，国家听从君主。如今我创制教令、改变服装，而公叔您不穿胡服，我担心天下人会非议这件事。治理国家有常法，以有利于百姓为根本；处理政事有原则，以法令能够推行为上。彰明德行要先从地位低的人开始，推行政令要先取得地位高的人的信任。所以我希望仰慕公叔您的大义，以成就推行胡服的功业。”公子成再拜叩头说：“我听说中原，是圣贤教化的地方，是施行礼乐的地方，是远方人仰望归附的地方，是蛮夷效法的地方。如今大王舍弃这些，却沿袭远方的服装，改变古代的道路，违背人的心意。臣希望大王仔细考虑。”使者把这些话报告给赵武灵王，赵武灵王亲自前去请公子成，说：“我国东面有齐国、中山，北面有燕国、东胡，西面有楼烦、秦国、韩国的边境。现在如果没有骑射的准备，凭什么守卫它们呢？从前，中山倚仗齐国的强大军队，侵扰暴虐我国土地，拘捕我国百姓，引水围困鄗城。若不是社稷神灵保佑，鄗城几乎就守不住了。先君以此为耻，所以我改变服装、训练骑射，想用来防备四境的祸患，报复中山的怨恨。可是公叔您顺从中原的旧俗，厌恶改变服装的名声，因而忘记鄗城之战的耻辱，这不是我的期望。”公子成听从命令，于是赵武灵王赐给他胡服，第二天公子成穿着胡服上朝。于是赵武灵王开始颁布穿胡服的命令，并招募人员训练骑射。北魏高祖想要禁绝各种北方语言。齐建武二年，魏高祖想改变北方的风俗，召见群臣，对他们说：“你们是希望我远远追赶商、周，还是希望我比不上汉、晋呢？”咸阳王元禧回答：“群臣希望陛下超过前代诸王。”高祖说：“既然如此，就应当改变风气、移易习俗，还是应当因循守旧呢？”元禧回答：“希望圣明的政事日日更新。”高祖说：“这是只打算在我一身实行，还是想传给子孙呢？”元禧回答：“希望传到百世。”高祖说：“既然如此，就一定要改革，你们不得违背。”元禧回答：“上面的命令下面服从，谁敢违背？”高祖说：“名分不正，言语就不顺，礼乐也就不能兴起。现在我想禁绝各种北方语言，统一采用正音。三十岁以上的人，习惯已经很久，不能突然改变；三十岁以下、现今在朝廷任职的人，说话不许仍旧使用北方语音。如果有人故意这样做，应当加以降职罢黜，各自都要深切警戒。”王公卿士认为正确，没有人反对，说：“确实如同圣上的安排。”于是下诏：“在朝廷中不得说北方风俗的语言，违犯者免去现任官职。” 高祖责备任城王元澄不能改变旧俗。永元元年，魏高祖对任城王元澄说：“我离开京城以来，旧俗很少改变。”元澄没有正面回答，只说：“圣明的教化日新月异。”高祖说：“我进城时，看见车上的妇人仍然戴着防，穿着小袄，这怎么能说日新月异？”元澄回答：“穿这种服装的人少，不穿的人多。”高祖说：“任城王，这是什么话？难道一定要让满城的人都穿上吗？”元澄和留守官员都脱帽谢罪。兴作门。汉代东方朔劝谏不要兴建上林苑。建元三年，武帝派太中大夫吾丘夀王登记户籍，统计阿城以南、盩厔以东、宜春以西的土地面积和地价，打算把这些土地划作上林苑，连接到南山。夀王上奏此事，武帝非常高兴，称赞说好。当时东方朔在旁边，进谏说：“南山是天下险要之地。汉朝建立后，离开三河地区，只在霸水、浐水以西，定都于泾水、渭水以南，这就是所谓天下的陆海之地，也是秦国能够俘获西戎、兼并崤山以东地区的原因。这里的山中出产玉石、金银、铜铁和优良木材，是各种工匠赖以取用的物资，也是百姓赖以生活的资源。又有粳稻、梨、栗、桑、麻、竹、箭等丰富物产，土壤适宜种姜和芋头，水中多有鱼鳖，贫苦人家也能靠此维持生计、家给人足，没有饥寒之忧。所以酆、镐之间被称为肥沃的土地，每顷地价一金。如今若规划为苑囿，就会断绝陂池水泽的利益，夺取百姓肥沃的土地；对上使国家缺少财用，对下又夺去农桑产业，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让荆棘丛林繁茂，扩大狐兔的苑囿，增多虎狼的巢穴，毁坏百姓的坟墓，挖掘百姓的房屋，使防守薄弱的百姓心怀故土而思念，使老年人哭泣悲伤，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开辟土地来营建苑囿，筑墙把它围起来，骑兵在东西方向奔驰，车辆在南北方向疾驰；即使有深沟大渠，也不值得用一天的游乐去危害没有堤防保护的百姓，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 殷朝修建九市之宫，诸侯便背叛了；楚灵王兴建章华台，楚国百姓便离散了；秦朝兴建阿房宫，天下便动乱了。我这个粪土一般的愚臣，违逆陛下的盛意，罪当万死。”武帝于是任命东方朔为给事中，赏赐黄金百斤，但最终还是按照夀王所奏建造了上林苑。魏王朗劝谏明帝营建宫室 大和元年，在邺地为文昭皇后修建寝园。王朗前往察看园陵，见百姓大多贫困，而明帝正在营建修缮宫室。王朗上疏劝谏说：“从前大禹想要拯救天下的大患，所以先使自己的宫室低矮，衣食节俭。勾践想要扩大御儿的疆土，也约束自身，使家中节俭，并以此治理国家。汉文帝、汉景帝想要光大祖先的基业，所以割舍了建造价值百金高台的念头，彰显穿弋绨衣服的俭朴。霍去病是才能中等的将领，尚且因为匈奴还没有消灭，无暇修治住宅。明白远大防务的人会简略近处事务，处理国家外部事务的人会简化内部事务。如今，建始宫足以供列朝之用，崇华殿足以安排内官，华林园、天渊池足以供游宴。如果暂且先建成象魏、修缮城池，其余一切都等到丰年，以勤勉耕作农田为专务，以操练军备为要事，那么百姓就会充足，军队就会强盛，寇盗和戎狄也会宾服了。” 陈羣等人劝谏明帝不要无休止地征发劳役

译青龙三年，明帝喜好土木工程，已经修建了许昌宫，又治理洛阳宫，兴建昭阳殿、太极殿，修筑总章观，高十多丈，劳役不断，农桑事业因此荒废。司空陈羣上疏说：“从前汉高祖只是和项羽争夺天下，项羽灭亡后，宫室又被焚毁，所以萧何修建武库、太仓，都是紧要急务；然而高祖仍认为不应追求宫室的壮丽。如今两个敌人还没有平定，实在不应与古代相同。”汉明帝想要兴建德阳殿，钟离意进谏，明帝立即采纳了他的意见，后来却又重新建造。宫殿建成后，明帝对群臣说：“如果钟离尚书还在，这座宫殿就不能建成。君王难道会害怕一个臣子吗？只是为了百姓罢了。”如今臣下竟不能稍微使圣上停听片刻，远远比不上钟离意了。明帝于是为此稍微减少了工程。廷尉高柔上疏说：“从前汉文帝珍惜十户人家的财力，不营造小台来供自己游乐；霍去病忧虑匈奴的祸患，无暇顾及修治宅第。何况如今所损耗的难道不只是百金的费用，所忧虑的难道不只是北狄的祸患吗？可以大略完成目前正在营建的工程，用来满足朝廷宴会的礼仪，完工后就停止役使工匠，使他们能够从事农业。”等到两方面都平定之后，再慢慢兴建也可以。少府杨阜上疏说：“尧王尚且住茅屋，而天下各国都能安居乐业；禹王使宫室低矮简陋，而天下百姓都能安心从事自己的事业。到了殷、周时期，有的宫堂不过高三尺，尺度也不过九筵罢了。夏桀建造璇室、象廊，商纣修建倾宫、鹿台，因而丧失了国家。楚灵王因为修筑章华台而自身遭受祸患；秦始皇建造阿房宫，传到二世便灭亡。凡是不衡量万民的力量，只顾满足耳目欲望的人，没有不灭亡的。陛下应当以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为法则，以夏桀、殷纣、楚灵王、秦始皇为深刻的警戒，却反而自行闲暇安逸，只修饰宫台，必定会遭遇覆亡危乱的灾祸。”明帝被他的忠言感动，亲笔下诏答复。后赵王石虎建造太武殿以及东宫、西宫 东晋咸康二年，赵王石虎在襄国建造太武殿，在邺地建造东宫和西宫。太武殿台基高二丈八尺，纵长六十五步，横宽七十五步，用有纹彩的石头砌成，下面挖通地下室，安置卫士五百人。用漆灌饰瓦片，用金制的瓦当、银制的楹柱，设置珠帘和玉壁，工艺精巧奢华到了极点。殿上设置白玉床和流苏帐，用金莲花装饰帐顶。又在显阳殿后建造九座殿，选取士民家的女子充实其中，穿戴珠玉、披着华丽丝织品的有一万多人。教宫女占察星象气色，练习骑马、步射，设置女太史以及各种杂伎工匠，样样都和宫外相同。以女子骑兵一千人作为卤簿仪仗，都戴紫色纶巾，穿熟锦裤，系金银镂花带，穿五彩织成的靴子，手持羽仪，击鼓吹奏，出游宴饮时随行。此时赵地发生大旱，黄金一斤只能换粟二斗，百姓一片哀号。然而石虎用兵不停，各种劳役同时兴起，派牙门将张弥把洛阳的钟虡、九龙、翁仲、铜驼、飞廉迁到邺地，用四轮缠辋车装载，车辙宽四尺、深二尺。一口钟沉入黄河，招募三百名能够潜水的人下河，用竹绳系住，再用一百头牛和鹿栌牵引，才把它拉出来。又制造能载万斛的船来运送。到了邺地，石虎大为高兴，于是赦免判处二年刑期的罪犯，赏赐百官谷物和丝帛，赐给百姓爵位一级。石虎又采纳尚方令解飞的建议，在邺城南面把石头投进河中，想建造飞桥，耗费数千万亿。桥最终没有建成，役夫饥饿得很厉害，只好停止工程。王彪之阻止谢安增修宫室 太元二年，当初，谢安想要增修宫室。王彪之说：“中兴之初，就把东府作为宫殿，实在十分俭陋。苏峻之乱时，成帝只停留在兰台的办公厅，几乎不能遮挡寒暑，所以才另建新宫。拿它和汉、魏相比，算是俭朴；拿它和当初渡江相比，就算奢侈了。如今寇敌正强盛，怎么可以大规模兴起劳役，使百姓疲劳困扰呢？”谢安说：“宫室破旧简陋，后世会说我们无能。”王彪之说：“凡是承担天下重任的人，应当保全国家、安定家室，整治兴盛政事，难道竟以修建房屋为能事吗？”谢安无法驳倒他的意见，因此直到王彪之在世之时，始终没有营造宫室。北魏世祖不肯增高加固京城 宋元嘉四年，魏世祖性情节俭率直，衣服、车马、饮食只求够用罢了。群臣请求增高加固京城并修缮宫室，说：“《易经》说：‘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自己的国家。’萧何又说：‘天子把四海作为家，如果宫室不雄壮、不华丽，就无法显示威严。’”世祖说：“古人有句话说，在于德行，不在于险固。屈丐用蒸土筑城，而我消灭了他，难道是因为城池吗？如今天下还没有平定，正需要依靠民力，土木工程的事，是我所不做的。萧何的回答，不是雅正之言。” 高允劝谏魏高宗兴建太华殿 大明二年，魏高宗回到平城，兴建太华殿。当时，给事中郭善明性情谄媚机巧，劝说高宗大兴宫室。中书侍郎高允劝谏说：“太祖刚开始建立都邑时，所营建的工程一定利用农闲时节。何况建国已经很久，永安前殿足以举行朝会，西堂温室足以宴饮休息，紫楼足以登临眺望。即使有所修缮扩建，也应当逐步进行，不可仓促。如今计算应当征发的役夫，总共有二万人，老弱者负责供应粮饷，又应当加倍计算。预定半年可以完工。一个人不耕作，就可能有人因此挨饿，何况四万人的劳作和耗费，哪里说得尽呢？这是陛下应当留心的事。”高宗采纳了他的意见。齐东昏侯大规模兴建各座宫殿 永元二年，后宫发生火灾。当时东昏侯外出还没有回来，宫内的人不能出来，宫外的人也不敢擅自打开宫门。等到打开时，死者相互枕藉，烧毁了三千多间房屋。当时东昏侯宠幸的人都号称“鬼”。有个赵鬼，能够诵读《西京赋》，对东昏侯说：“柏梁台既然遭灾，就应当营建建章宫。”东昏侯于是大规模兴建芳乐殿、玉寿殿等各座宫殿，用麝香涂抹墙壁，雕刻绘画加以装饰，华丽到了极点。役夫从夜里一直干到天亮，仍然赶不上工程进度。后宫的服饰器用都极尽珍奇，府库中的旧物不够使用，便高价收购民间金银珠宝，价格全都涨了几倍。建康的酒税都折合成金钱征收，仍然不够用，于是把金子凿成莲花铺在地上，让潘妃走在上面，说：“这就是步步生莲花。” 梁武帝修筑浮山堰 天监十四年，浮山堰建成后又溃决。有人说蛟龙能够借助风雨冲破堤堰，而且蛟龙性情厌恶铁，于是运来东西各冶所的铁数千万斤，沉入水中，但堤堰仍然不能合拢。于是砍伐树木做成井干，填入巨石，再在上面加土。淮河沿岸百里以内的木材和石料，无论大小全都用尽，挑担运送的人肩膀都磨破了。夏天发生疾病和瘟疫，死者相互枕藉，苍蝇和虫子昼夜聚集。淮河堤堰建成后又毁坏

译十五年，淮河堤堰建成，长九里，下部宽一百四十丈，上部宽四十五丈，高二十丈，堤上种植▯柳，军营和堡垒排列驻扎在上面。有人对康绚说：“四条大河是上天用来调节、宣泄水气的，不可以长久堵塞。如果开凿湬水向东流入，那么游散的水流就会宽缓，堤堰也就不会毁坏。”康绚于是开凿湬水向东引流。当初，堤堰是在徐州境内兴建的，刺史张豹子公开宣称，认为这件事一定由自己掌管。后来康绚以其他官职前来监督工程，张豹子非常惭愧。不久，诏令张豹子接受康绚的节度，张豹子于是诬陷康绚与北魏相互勾结。武帝虽然没有采纳，仍然以工程已经完成为由征召康绚回朝。康绚回来后，张豹子不再修治淮河堤堰，淮水暴涨，堤堰毁坏，声音如同雷鸣，三百里外都能听见。淮河沿岸的城池、戍所和村落中十多万百姓，全都被水冲入海中。当初，北魏人担忧淮河堤堰，任命任城王元澄为大将军，统率十万人，准备从徐州出兵来攻打堤堰。尚书右仆射李平认为不必动用兵力，堤堰最终必然自行毁坏。等到听说堤堰毁坏，太后非常高兴，重重赏赐李平。元澄于是没有出兵。〔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隋朝杨素盛加修饰仁寿宫 开皇十五年，仁寿宫建成。文帝前往仁寿宫，当时天气炎热，役夫接连死在道路上。杨素把尸体全都焚烧清除。文帝听说后很不高兴。等到进宫看见宫室规模壮丽，便大怒说：“杨素耗尽民力建造离宫，是替我结下天下人的怨恨。”杨素听说后惶恐不安，担心受到责罚，便把这件事告诉封德彝说：“您不要担忧，等皇后到来，一定会有恩诏。”第二天，文帝果然召杨素入朝答对。独孤皇后慰劳他说：“您知道我们夫妇年老，没有什么可以自我娱乐，所以盛大修饰这座宫殿，难道不是忠孝吗？”赏赐他钱一百万、锦绢三千段。杨素倚仗权贵和才干，常常凌辱轻慢他人；唯独重视赏识封德彝，经常召他来共同议论宰相的职务，整天也不感到疲倦。杨素于是抚摸自己的座床说：“封郎将来一定应当坐我的这个位置。”他多次向文帝推荐封德彝，文帝提拔他为内史舍人。隋炀帝修筑西苑 大业元年，修筑西苑，周长二百里，苑内挖成水海，周长十多里，又建造方丈、蓬莱、瀛洲等山，高出水面一百多尺，台观宫殿错落环绕在山上，俯仰向背如同神仙所造。海的北面有龙鳞渠，曲折环绕，流入水海；沿渠以内建造十六座院落，院门全都面向水渠，每院由一名四品夫人主持，堂殿楼观华丽到了极点。宫中的树木秋冬凋落时，就剪彩绢做成花叶，缀在树枝上，颜色变旧便换上新的，常常像阳春时节一样。水池中也剪彩绢做成荷花、菱角、芡实，皇帝乘车游幸时，便移去冰块把这些布置进去。十六院竞相以精美的饭菜互相攀比，求取皇帝的恩宠。隋炀帝喜欢在月夜带着数千名宫女骑马游览西苑，让人在马上演奏《清夜游曲》。隋炀帝下诏命路道德修筑离宫 大业十二年，隋炀帝下诏命毗陵通守路道德召集十郡的兵士，数万人在郡城东南修建宫苑，周围十二里，里面建有十六座离宫，大体仿照东都西苑的制度，奇异华丽却超过了西苑。隋炀帝又想在会稽修建宫殿，因防备动乱而没有建成。唐朝张玄素劝谏修建洛阳宫 贞观四年，征发士卒修缮洛阳宫，以备皇帝巡幸。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劝谏，认为洛阳还没有巡幸的日期，预先修建宫室不是当今的急务。从前汉高祖采纳娄敬的建议，从洛阳迁都长安，难道不是因为洛阳的地势不如关中的险要吗？汉景帝采用晁错的建议，结果七国因此构成祸乱。陛下如今把突厥安置在中原，突厥的亲近程度怎么能比得上七国？难道可以不先对此忧虑，却匆忙兴建宫室、轻易出动皇帝的车驾吗？陛下刚平定洛阳时，凡是隋朝宫室中宏伟奢侈的，都命令拆毁。还不到十年，又重新加以营建修缮，为什么前些日子厌恶它，今天却效法它呢？况且以今天的财力，怎么比得上隋朝？如今役使创伤未愈的百姓，沿袭亡隋的弊病，恐怕又会比隋炀帝更加严重。太宗对张玄素说：“你说我不如隋炀帝，那么我和桀、纣相比怎么样？”张玄素回答说：“如果这项劳役不停，也会同样归于动乱罢了。”太宗叹息说：“我考虑得不够周全，竟到了这种地步。”他回头对房玄龄说：“朕认为洛阳位居天下中央，各地朝贡的道路均衡，原意是想便利百姓，所以让人营建它。如今张玄素所说确实有道理，应当立即为此停止劳役。” 以后如果因为事情要到洛阳去，即使露天居住也没有什么妨碍。”于是又赏赐张玄素绢二百匹。魏征劝谏修建飞山宫 十一年，太宗修建飞山宫，特进魏征上疏认为：“隋炀帝依仗富强，不考虑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陷于困穷，以至自己死于他人之手，国家成为废墟。陛下平定动乱、恢复正道，应当思考隋朝为什么失去天下、我们为什么得到天下，拆除高大的宫室，安于简陋的宫殿。如果利用原有地基扩建，沿袭旧制而加以修饰，这就是以一种祸乱替代另一种祸乱，灾祸必定到来。得到天下很难，失去天下却容易，难道能不思考吗！” 太宗责问房玄龄等人询问北门的营建修缮 十五年，房玄龄、髙士亷在路上遇到少府少监窦德素，便问北门最近在营建修缮什么。窦德素把这件事报告给太宗。太宗大怒，责备房玄龄等人说：“你们只知道南衙的政事，北门一点小小的营建修缮，关你们什么事？”房玄龄等人拜谢。魏征进谏说：“臣不明白陛下为什么责备房玄龄等人，房玄龄等人又有什么可谢罪的？房玄龄等人是陛下的股肱和耳目，对于朝廷内外的事情，难道有不应当知道的吗？如果所营建的是正确的，就应当帮助陛下完成；如果是不正确的，就应当请求陛下停止。向有关部门询问，按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罪，陛下为什么责备；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罪，为什么要谢罪？”太宗对此非常惭愧。天后命僧人怀义兴建明堂 垂拱四年，明堂建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圆三百尺，共有三层。下层取法四时，分别配合四方的颜色；中层取法十二辰，上面是圆形屋盖，由九条龙托举。上层取法二十四节气，也做成圆形屋盖，屋顶上设置铁制凤凰，高一丈，装饰着黄金。明堂中间有一根十围粗的巨木，上下贯通，栭、栌、撑、桷等构件以它为根本。下面设置铁制水渠，象征辟雍，号称“万象神宫”。天后设宴赏赐群臣，大赦天下，放任百姓入内观看。把河南改为合宫县。又在明堂北面兴建五层高的天堂，用来存放大佛像。建到第三层时，就可以俯视明堂了。僧人怀义因建造明堂有功，被任命为左威卫上将军，封梁国公。侍御史王求礼上书说：“古代的明堂，茅草屋顶不加修剪，粗制的椽子也不加雕琢。如今却用珠玉装饰，用丹青绘画，铁制的凤凰直入云中，金龙隐现在雾里。从前殷纣王的琼台、夏桀的瑶室，也没有超过它。”天后没有答复。后唐庄宗另建一座楼来避暑

译同光三年，庄宗在宫禁之中苦于湿热暑气，选择高而凉爽的地方，但都不合意。有宦官于是说：“臣看长安全盛时期，大明宫、兴庆宫的楼台宫观数以百计；如今陛下竟没有一处避暑的地方，宫殿的盛况还不如当时公卿的住宅罢了。”庄宗于是命宫苑使王允平另建一座楼来避暑。闽主修建紫微宫 后晋天福二年，闽主修建紫微宫，用水晶装饰，土木工程的盛大程度超过宝皇宫一倍。又派遣使者分赴各州，窥察百姓隐秘的罪过。薛融劝谏修建洛阳宫 三年，河南留守高行周上奏请求修建洛阳宫。左谏议大夫薛融进谏说：“如今宫室虽然经过焚毁，仍然比帝尧的茅屋奢侈；所花费用虽然不多，仍然比汉文帝修建露台所费更多。何况魏城还没有攻下，公私都很困窘，实在不是陛下修建宫馆的时候。请等到天下平定安宁以后再营建，也还不晚。”高祖采纳了他的意见，并下诏嘉奖他。后周世宗先树立标志，扩建外城。显德二年，世宗认为大梁城中狭窄逼仄，下诏扩建外城，先树立标志，等到今年冬天农事闲暇时开始修筑；春耕一开始就停止，等到第二年再逐步完成。又命令从今以后埋葬都必须在所立标志七里以外；标志以内，等县官划定街道、仓场和营廨等处以后，听任百姓按照方便修建房屋。革除弊政门 唐顺宗首先革除贞元年间的弊政。永贞元年，顺宗驾临丹凤门，大赦天下，各种拖欠的赋税债务一律免除，除常规贡品以外，全部停止进奉。贞元末年，那些成为百姓祸患的政事，如宫市、五坊小儿之类，也全部停止。此前，五坊小儿在民间张网捕捉鸟雀，个个都蛮横暴虐，借此索取百姓的钱财物品；有时甚至把罗网张在门上，不许人出入，或者张在井上，使人不能打水。他们一靠近就说：“你惊吓了供奉的鸟雀！”随即狠狠殴打对方，直到对方拿出钱物赔谢才离开。有时他们聚集在酒食店里饮酒吃饭，吃醉喝饱后离开；卖酒食的人有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前去索要费用，往往被殴打辱骂。顺宗在东宫时就知道这些弊端，所以即位后首先禁止了它们。宪宗不听刘光琦以旧例为说。元和三年，群臣奉上尊号，大赦天下。诏令从今以后各道长史到朝廷，不得进奉。知枢密刘光琦奏请，分别派遣中使带着赦书到各道去，实际上是想分取各地的馈赠。翰林学士裴垍、李绛上奏说，敕使所到之处都会造成烦扰，不如只把赦书附在急递文书中传送。宪宗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刘光琦援引旧例，宪宗说：“旧例正确就遵从；如果旧例不正确，为什么不改呢？” 文宗深知两朝的弊病。宝历二年，文宗在还是诸王时，就深知两朝的弊病；即位后，振作精神求治，去除奢侈而崇尚节俭。诏令宫女中没有职掌的全部遣出，共遣出三千多人。五坊的鹰犬，按照元和年间的旧例，只酌量留下供校猎使用的，其余全部放掉。有关官署供应宫禁每年支用的物品，也按照贞元年间的旧例办理；裁减教坊、翰林总监中白吃俸禄的冗员一千二百多人。停止各司新增加的衣粮供给；御马坊场以及近年另行贮存钱粮所占用的陂田，全部交还有关官署。先前宣令征取的织锦刺绣、雕刻镂饰之物，也全部停止。敬宗在位时，每月上朝不过一两次。文宗开始恢复旧制，每逢奇数日没有不临朝的，面对宰相和群臣，长时间询问政事，过了很久才退朝。待制官过去虽然设置了，却从未召来应对。到这时，文宗多次召来询问；停朝、放朝都安排在偶数日。朝廷内外一致相互庆贺，认为太平是可以希望的。《通鉴总类》卷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