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总卷九上

译深感惭愧。王国宝因谗言谄媚而受到司马道子的宠信。太元十四年，琅琊王司马道子的势力压倒朝廷内外，远近的人都奔走依附。孝武帝渐渐感到不平，但表面上仍加以优厚尊崇。侍中王国宝凭借谗佞而受到司马道子宠信，煽动朝廷众人，暗示八座上奏，说司马道子应当升任丞相、扬州牧，假黄钺，加殊礼，兼领北府军将军。车胤说：“这是成王尊崇周公的做法。如今皇帝亲自临朝，不是成王可以相比的；相王身居相位，难道能成为周公吗？”于是称病，不在奏疏上署名。孝武帝大怒，但赞许车胤能守持正道。王国宝等人共同进行邪曲谄媚。太元二十一年，起初，王国宝结党依附会稽王司马道子，骄纵而不守法，屡次被御史中丞褚粲纠察。王国宝修建斋舍，规模可与清暑殿相比，孝武帝非常厌恶他。王国宝害怕了，于是转而向孝武帝求媚，不再亲近司马道子。孝武帝又宠爱亲近王国宝，司马道子大怒，曾在内省当面斥责王国宝，并把剑掷向他，两人的旧日交情就完全断绝了。孝武帝去世后，王国宝又侍奉司马道子，和王绪一起对他进行邪曲谄媚。司马道子更加受到迷惑，把他们当作心腹，于是让他们参与掌管朝廷权力，威势震动内外，也因此被当时的人共同憎恨。王恭入朝参加山陵礼，每次都神色严肃、直言不讳，司马道子深深畏惧他。王恭退朝后叹息说：“栋梁虽然是新的，却已经有了《黍离》所表达的哀叹。”王绪劝王国宝趁王恭入朝，劝相王埋伏兵马杀死他。王国宝不同意。司马道子想调和内外，于是把亲信广泛安插到王恭身边，希望消除旧日怨恨，但王恭每次谈到当时政事，司马道子总是声色俱厉。司马道子知道王恭无法和协，于是产生了谋害他的想法。有人劝王恭趁入朝时发兵诛杀王国宝，王恭因为豫州刺史庾楷兵马强盛，又与王国宝结党而有所畏惧，不敢发动。王珣对王恭说：“王国宝最终虽然必然会造成祸乱，但他的罪逆还没有明显暴露。如今仓促先行发难，一定会大大失去朝野的期望。” 何况你拥有关强的军队，擅自在京城发动袭击，谁能说这不是叛逆？如果王国宝最终仍不改恶行，使天下人都知道他的罪恶，然后顺应众人的心愿除掉他，也不必担心不能成功。”王恭于是停止了行动。南燕鞠仲谄媚奉承，把慕容备德比作少康、光武一类的君主。隆安五年，南燕主慕容备德在延贤堂宴请群臣。酒兴正浓时，他对群臣说：“朕可以比作古代哪一种君主？”青州刺史鞠仲说：“陛下是中兴的圣主，是少康、光武一类的人。”慕容备德回头对左右说，赏给鞠仲绢帛一千匹。鞠仲因赏赐太多而推辞。慕容备德说：“你知道调侃朕，难道朕不知道调侃你吗？你所回答的并不是真话，所以朕也用假话来赏赐你。”韩范进言说：“天子没有戏言，今天的议论，君臣双方都有过失。”慕容备德非常高兴，赏给韩范绢五十匹。宋颜师伯因谄媚奸佞而受到亲近任用。大明四年，这一年，孝武帝征召青州、冀州二州刺史颜师伯为侍中。颜师伯凭借谄媚奸佞而受到亲近任用，群臣都比不上他，收受的财货很多，家产累积到千金。孝武帝曾同他玩樗蒲，孝武帝掷出雉，自认为一定会赢。颜师伯接着掷出卢，孝武帝变了脸色。颜师伯急忙收起棋子说：“差一点就掷成卢了。”这一天，颜师伯输掉了一百万钱。刘德愿哭贵妃而得到赏赐。大明七年，任命秦郡太守刘德愿为豫州刺史。孝武帝安葬殷贵妃后，多次和群臣来到她的墓前，对刘德愿说：“你如果为贵妃哭得悲痛，就重重赏赐你。”刘德愿应声放声痛哭，拍打胸脯、捶胸顿足，眼泪鼻涕交错流下。孝武帝非常高兴，所以任命他为豫州刺史，以此赏赐他。齐国江祏劝宣城王把赤痣显露给人看。建武元年，宣城王萧鸾虽然专掌国政，人心仍没有完全服从。萧鸾肩膀上有红色的志状斑痕，骠骑谘议参军江祏劝他把它露出来给人看。萧鸾把它给晋寿太守王洪范看，说：“人们说这是日月相，请您千万不要泄露。”王洪范说：“您身上有日月之相，怎么可以隐藏呢？我应当

译把它转告别人。” 北齐和士开因奸邪谄媚而受到宠信。

译陈天嘉四年，齐国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和士开受到齐世祖宠信。齐世祖有时在外朝处理政事，有时在宫内宴饮赏赐，片刻之间也不能不与和士开相见。有时和士开连续数日不回家，一天之内多次入宫；有时刚放回去，不一会儿又被召回。还没有到达时，便有骑兵接连催促。他奸邪谄媚，花样百出，宠爱一天比一天深厚。前后得到的赏赐数也数不清。他每次侍奉在左右，言语和举止都极其鄙俗，昼夜不分，再也没有君臣之间的礼节。他曾对世祖说：“自古以来的帝王最终都化为灰土，尧、舜、桀、纣到最后又有什么不同？陛下应当趁年轻力壮，尽情享乐，纵情行事，一天得到的快意，可以抵得上千年。国事全交给大臣，哪里还担心办不好？不必自己辛苦节俭。”世祖非常高兴，于是把官爵交给赵彦深掌管，把财用交给元文遥掌管，把外朝骑兵交给唐邕掌管，把东宫事务交给信都冯子琮、胡长粲掌管。世祖每隔三四天才临朝一次，只写几个字而已，几乎没有什么话。过一会儿就退朝入宫。朝廷士人不以做和士开的假子为羞耻。大建二年，和士开任尚书令，被赐爵淮阳王，威势权力一天天增长。朝廷士人中不知羞耻的人，有的认他做假子，同富商大贾排列在同辈之中。曾有一个士人去探望患病的和士开，正赶上医生说：“王得了极重的伤寒，其他药都没有效果，应当服用黄龙汤。”和士开面露难色。那个士人说：“这种东西很容易服用，大王不必疑虑，请让我先替大王尝一尝。”说完一举喝完。和士开被他的心意感动，勉强服下，于是病得以痊愈。隋朝虞世基压下、削减奏表内容。大业十二年，内史侍郎虞世基因为隋炀帝不喜欢听到盗贼的消息，各位将领以及郡县有报告失败、请求救援的，虞世基都压下并删减奏表，不把实情上报，只说是鼠窃狗盗，郡县正在捕捉追逐，很快就会全部消灭，请陛下不要放在心上。隋炀帝很以为然，有时还杖打送奏表的使者，认为他们说的是假话。因此盗贼遍布天下，攻陷了许多郡县，隋炀帝都不知道。杨义臣击败并招降河北盗贼数十万人，把情况列成奏表上报。隋炀帝叹息说：“我原先竟不知道盗贼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杨义臣怎么招降了这么多盗贼？”虞世基回答：“小规模的盗窃虽然很多，还不值得忧虑。杨义臣战胜他们后，拥兵不少，长期驻留在朝廷之外，这才是最不合适的。”隋炀帝说：“你说得对。”立即召回杨义臣，遣散他的军队，盗贼因此又兴盛起来。封德彝谄媚顺从隋炀帝的心意。义宁元年，李密让幕府向各郡县发布檄文，列举隋炀帝的十条罪状，并且说：“即使把终南山的竹子全部砍来写罪状，也写不完他的罪；即使决开东海的水来冲洗，他的罪恶也难以流尽。”这是祖君彦所写的辞文。越王杨侗派太常丞元善达从盗贼中间秘密行走，到江都上奏说：“李密拥有军队一百万人，包围逼近东都，占据洛口仓。城内没有粮食，如果陛下赶快回去，乌合之众就会离散；否则，东都必定陷落。”说着便抽泣哽咽。隋炀帝因此变了脸色。虞世基进言说：“越王年少，这些人欺骗他。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元善达怎么能够来到这里？”隋炀帝于是勃然大怒说：“元善达这个小人，竟敢在朝廷上侮辱我！”于是派他经过盗贼中间到东阳催促运输，元善达最终被群盗杀死。从这以后人人闭口，再也没有人敢把盗贼的消息报告给皇帝。虞世基容貌深沉严肃，说话多合皇帝心意，特别受到隋炀帝亲爱，朝臣没有人能与他相比。他的亲信党羽依仗他，买卖官职、操纵狱讼，公开收受贿赂，他的门庭像集市一样。于是朝廷内外共同痛恨他。内史舍人封德彝依附虞世基，认为虞世基不熟悉吏务，便暗中替他谋划，宣行诏命，谄媚顺从隋炀帝的心意。群臣的表疏只要违逆皇帝意旨的，都被搁置而不上奏。审理案件时多采用严酷的法律条文，深文周纳、极力罗织罪名；评定功劳、实行赏赐时，却加以压低削减，使赏赐变薄。因此虞世基的宠信日益隆盛，而隋朝政事更加败坏，都是封德彝造成的。唐高祖斥责封德彝谄媚机巧而不忠。武德二年，高祖认为封德彝是隋朝旧臣，而且谄媚机巧、不忠诚，严厉地责备他，把他罢职遣回住所。封德彝用秘密的计谋来干求高祖，高祖很高兴，不久任命他为内史舍人，很快又升为内史侍郎。太宗不肯假装发怒来试探奸佞之臣。贞观元年，有人上书请求除掉奸佞之臣。太宗问：“奸佞之臣是谁？”那人回答：“臣居住在草野之中，不能确切知道是哪一个人。希望陛下同群臣说话时，或者假装发怒来试探他们。能够坚持道理、不屈服的，是直臣；害怕威势而顺从的，是奸佞之臣。”太宗说：“君主是源头，臣下是水流。使源头混浊，却希望水流清澈，是不可能的。君主自己先用欺诈，凭什么责备臣下不正直呢？朕正要用至诚治理天下，看见前代帝王喜欢用权术诡诈的小计策来对待臣下，常常私下以为可耻。你的计策虽然好，朕不采用。” 太宗怀疑宇文士及是奸佞之人。贞观十六年，殿中监宇文士及去世。太宗曾停在一棵树下，喜爱这棵树，宇文士及跟随在旁，不停地称赞它。太宗严肃地说：“魏征常常劝我远离奸佞之人，我不知道奸佞之人是谁，心里怀疑就是你；现在看来果然没有错。”宇文士及叩头谢罪。杨再思专门靠谄媚取悦他人。长安三年，任神都副留守杨再思为内史。杨再思担任宰相时，专靠谄媚来取得皇帝的欢心。司礼少卿张同休是张易之的哥哥。他曾召集公卿宴饮，酒兴正浓时，开玩笑对杨再思说：“杨内史的脸像高丽人。”杨再思很高兴，立即剪纸贴在头巾上，反穿紫袍，跳起高丽舞来，满座大笑。当时有人称赞张昌宗的美貌，说：“六郎的脸像莲花。”杨再思却说：“不对，是莲花像六郎。” 祝钦明主动请求表演八风舞。景云元年，中宗宴请近臣，国子祭酒祝钦明主动请求表演八风舞，摇头转眼，做尽各种丑态。中宗大笑。祝钦明一向以儒学著名，吏部侍郎卢藏用私下对各位学士说：“祝公的五经学问已经丢光了。” 宋璟制止立碑，以革除谄媚和防范之风。开元六年，广州官吏百姓为宋璟建立遗爱碑。宋璟上言说：“臣在州任职没有其他特殊功绩，如今却借臣来增光邀宠，造成他们谄媚的行为。想要革除这种风气，希望从臣开始，请下令禁止。”明皇听从了他，于是其他州也都不敢立碑。李齐运凭借柔顺谄媚得到宠幸。贞元十二年，任闲厩宫苑使李齐运为礼部尚书。李齐运没有才能，学问也不足，只是凭借柔顺谄媚得到德宗宠幸。每次宰相入对结束后，李齐运就接着进去，替德宗决定政事。有时他病卧在家，德宗想要任命官员，往往派中使到他那里询问。吐突承璀奏请建立圣德碑。

译元和四年，左军中尉吐突承璀兼领功德使，大规模修建安国寺，奏请建立圣德碑，碑高大如同华岳碑。先建造碑楼，请求皇帝下令让学士撰写碑文，并且说自己已经准备好钱一万缗，想用来酬谢撰文者。宪宗命李绛撰写，李绛上言说：“尧、舜、禹、汤从未立碑自称圣德，只有秦始皇在巡游经过的地方刻石夸耀自述。不知陛下想效法谁？况且叙述修建寺院的美盛，不过是壮丽供人游观，哪里能用来增光圣德呢？”宪宗看了奏章时，吐突承璀正好在旁边，宪宗命人把碑楼拖倒。吐突承璀说：“碑楼很大，不能硬拖，请慢慢拆毁撤除，希望借此拖延时间，找机会再议论。”宪宗厉声说：“多用牛来拖倒它！”吐突承璀于是再也不敢说话。总共用了百头牛才把它拖倒。苏循望见府署便叩拜。后梁龙德元年，晋王既已答应藩镇的请求，便寻找唐朝旧臣，准备让他们充任百官。朱友谦派前礼部尚书苏循到行台。苏循到达魏州，进入牙城，望见府署便叩拜，称为“拜殿”。见到晋王后，他高呼万岁，舞蹈哭泣，称臣谢恩。第二天，他又献上三十支大笔，称为“画日笔”。晋王大喜，立即任命苏循以原官兼任河东节度副使。张承业非常厌恶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枚〕 南唐主不听从谄媚奸邪之人的意见而随意更改事物。后晋天福三年，有人向唐主献上毒酒的配方。唐主说：“触犯我的法令，自有固定的刑罚，哪里用得着这个？”群臣争相请求把府、寺、州、县名称中带有“吴”和“阳”字的改掉。留守判官杨嗣请求把“姓”改成“羊”，徐玠说：“陛下本应顺应天意民心，这不是以违逆来夺取政权。而谄媚奸邪之人专门热衷于改名换制，这些都不是急务，不能听从。”唐主认为他说得对。孙晟自称在谄媚欺诈方面不如冯延巳。八年，驾部郎中冯延巳任齐王元帅府掌书记。他性情倾险机巧，与宋齐丘、宣徽副使陈觉结党。同府中职位在他之上的人，冯延巳渐渐用计谋把他们排挤出去。冯延巳曾开玩笑对中书侍郎孙晟说：“您有什么本领，竟能做中书郎？”孙晟说：“我孙晟是山东的鄙陋儒生，文章不如您，诙谐不如您，谄媚欺诈也不如您。然而主上让您与齐王交游相处，本来是想让您用仁义辅导他，难道只是让您做声色犬马的朋友吗？我的确没有您的本领，但如果您这样的本领用来为国家办事，只会成为国家的祸患。” 冯延巳等人极尽倾附谄媚的姿态。后汉天福十二年，唐主立齐王景遂为皇太弟，改封燕王景达为齐王，统领各道兵马元帅。景达性情刚直，唐主与宗室、近臣饮酒时，冯延巳、延鲁、魏岑、陈觉等人极尽倾附谄媚的姿态，有时趁着酒意喧闹欢笑，景达多次呵斥责备他们，又极力劝谏唐主，不应亲近佞臣。冯延巳因为景遂、景达两位弟弟的立储都不是自己的主意，想用空话来显示自己对他们有恩。他曾在东宫宴饮时，假装醉酒拍着景达的背说：“你不能忘记我。”景达大怒，拂袖进入禁中，向唐主报告，请求杀掉冯延巳。唐主劝解后才作罢。张易对景达说：“群小互相构陷，祸福都系在此事上。殿下力量还不能除掉他们，却屡次当面折辱他们，使他们害怕而有所防备，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从此每逢游宴，景达大多称病不参加。冯延巳与他的党羽互相唱和。显德五年，唐主为避周朝的讳，改名为景，下令去掉帝号，称国主；天子的各种仪制都降低规格，废除年号，采用周朝的正朔，并且把这些事禀告太庙。当初，冯延巳因为主张夺取中原的策略而得到唐主宠信。冯延巳常常讥笑烈祖停止用兵，说：“安陆的防军才几千人，却为此停食叹息了十多天，这只是个乡下老人的见识，哪里值得和他一起成就大事？哪里像如今的国主，把数万军队暴露在外，自己却照常击球宴乐，真是英主啊。”冯延巳与他的党羽谈论时，常常把治理天下视为自己的责任，彼此唱和。翰林学士常梦锡多次说冯延巳等人浮夸荒诞，不可信，唐主不听。常梦锡说：“奸邪的话听起来像忠言，陛下却没有醒悟，国家一定会灭亡。”等到唐国臣服于周，冯延巳的党羽相互议论，有人称周为“大朝”，常梦锡大笑说：“各位平常总想使国君成为尧舜，为什么今天反而自己把本国变成小朝廷了？”众人默然无言。品评人物篇。吴郡陆喜说薛莹的品第在第四、第五等之间。晋太康三年，这一年，散骑常侍薛莹去世。有人问吴郡人陆喜：“薛莹在吴地士人中，应当算第一吗？”陆喜说：“薛莹的品第在第四、第五等之间，怎么能算第一呢？孙皓无道时，吴国士人中，能够沉默自守、隐藏才德而不出仕的，是第一等；避开尊贵职位而居于卑下，以俸禄代替耕作谋生的，是第二等；刚正不阿、以国家为重，坚持正道而无所畏惧的，是第三等；斟酌时势，时常进献有益意见的，是第四等；温和恭敬、修养谨慎，不做谄媚之首的，是第五等。再往下就不值得计算了。所以第一等的士人多半沉沦埋没而远离悔恨灾祸，中等士人虽然有声望地位，却接近祸患。考察薛莹立身处世的始末，又怎么能算第一呢？” 东晋桓彝说褚裒心中自有《春秋》的褒贬。咸和元年，庾亮镇守武昌，征召殷浩为记室参军。殷浩与豫章太守褚裒、丹阳丞杜乂，都因为见识气度清远，善于谈论《老子》《周易》，在江东享有盛名，而殷浩尤其受到名士推重。桓彝曾对褚裒说：“季野心中自有《春秋》，意思是他表面上不作褒贬，内心却有褒贬。”谢安说：“褚裒虽然不说话，但春夏秋冬四时的气象也都具备了。” 唐代王珪品评房玄龄等人。贞观四年，众宰相陪侍宴饮。太宗对王珪说：“你的识见鉴别精确通达，又善于谈论。房玄龄以下的人，你应当全部加以品评。并且说说你自己和他们相比怎么样？”王珪回答：“勤勤恳恳奉行国事，凡是知道的没有不去做的，我不如房玄龄；文武才干兼备，出可为将，入可为相，我不如李靖；上奏详尽明白，出纳诏命恰当允当，我不如温彦博；处理繁杂事务，治理困难政务，各项事务都能办妥，我不如戴胄；以君主不能达到尧舜境界为耻，把劝谏诤言当作自己的责任，我不如魏征。至于抑制邪恶、褒扬清正，嫉恶如仇、喜爱善行，我和这几位相比也有一些长处。”太宗深以为然，众人也都佩服他的确切评论。太宗当面指出群臣的长处和短处。

译十八年，太宗对司徒长孙无忌等人说：“人最怕不能知道自己的过错，你们可以替我明确地说出来。”他们回答：“陛下的武功文德，我们忙于顺承赞助还来不及，又有什么过错可以说呢？”太宗说：“我问的是你们指出我的过错，你们却曲意奉承讨我欢心。我想当面指出你们的长处和短处，使你们相互警戒并加以改正，怎么样？”众人都拜谢。太宗说：“长孙无忌，善于避开嫌疑，处理事务敏捷，决断事情，古人也不过如此；但统率军队作战，不是他的长处。高士廉，博览古今，心术明达，面临危难不改变节操，任官时不结党营私；他所欠缺的，是刚直敢谏。唐俭，言辞辩给，善于调和解决人事纠纷；我三十年来没有听到他进献劝善止过的话。杨师道，性情品行纯厚温和，自身没有过失；但性情实在怯懦，遇到紧急情况不能依靠。岑文本，性情质朴厚重，文章华美丰赡；但持论总是依据经术而疏远现实，当然不会有负于世事。刘洎，性情最为坚贞，对国家有益；然而看重信守承诺，对朋友偏私。马周，见到事情反应敏捷，性情十分坚正，评论衡量人物，按照直道直说。我近来任用他，多能合乎心意。” 褚遂良学问稍有长处，性情也坚贞正直，每次写下忠诚之言，都亲近依附于朕，就像飞鸟依附人一样，使人自然怜爱他。裴行俭有识别人才的鉴识。永淳元年，裴行俭有识别人才的鉴识。当初他任吏部侍郎时，前进士王剧和咸阳尉苏味道都还没有名声。裴行俭一见他们，就对他们说：“两位以后应当相继掌管铨选，我有几个年幼的儿子，希望把他们托付给你们。”当时，王剧的弟弟王勃与华阴杨炯、范阳卢照邻、义乌骆宾王，都因文章而享有盛名，司列少常伯李敬玄尤其看重他们，认为他们一定会显达。裴行俭说：“士人要取得远大成就，应当先看器量见识，然后才看才艺。王勃等人虽然有文采，却浮躁浅露，难道是能享受爵禄的人才吗？杨炯稍微沉静一些，应当能做到县令、县长；其余几人能善终，就已经幸运了。”后来，王勃渡海时落水，杨炯最终任盈川令，卢照邻身患恶疾不能痊愈，投水而死，骆宾王反而被诛杀；王剧、苏味道都像裴行俭所说的那样掌管选官。裴行俭被将帅引荐任用后，他部下的偏将、裨将如程务挺、张虔勖、王方翼、刘敬同、李多祚、黑齿常之等人，后来大多成为名将。论述时政篇。东汉荀悦撰写《申鉴》五篇。建安十年，荀悦撰写《申鉴》五篇，进献给皇帝。当时政权掌握在曹氏手中，天子恭敬自守，荀悦有意进献劝善止过的意见，但谋略无从施用，因此写成这部书。大意说：治理政事的方法，先要屏除四种祸患，然后推行五种政务。虚伪会扰乱风俗，私心会破坏法令，放纵会越过轨道，奢侈会败坏制度；这四者不除，政事就无法施行，这叫作“四患”。发展农业和蚕桑来供养百姓生活，审察好恶来端正风俗，宣扬文教来彰显教化，建立武备来掌握威势，这叫作“五政”。百姓不怕死，就不能用罪罚来恐吓；百姓不以活着为乐，就不能用善行来劝勉。因此居上位的人，首先要使百姓财产充足，以安定他们的心志，这叫作养生。善恶要以功罪为标准，毁誉要以实际验证。听取言论而考察事情，举出名目而考察实际，不让欺诈虚伪扰乱众心；这样风俗就没有奸邪怪诞，百姓也没有淫靡风气，这叫作正俗。荣辱是赏罚的精华。因此用礼教和荣辱对待君子，是改变他们的内心；用桎梏、鞭打、扑责对待小人，是改变他们的外在行为。如果教化废弃，就会把中等之人推落到小人的境地；如果教化施行，就会把中等之人引入君子的道路，这叫作彰明教化。居上位的人必须有武备来防备意外，安居时把它交给内政管理，有事时就用于军旅，这叫作掌握威势。赏罚是政权的权柄。君主不随意赏赐，不是吝惜财物，而是因为赏赐随意施行，善行就不会受到鼓励；不随意处罚，不是怜惜犯人，而是因为处罚随意施行，恶行就不会受到惩戒。赏赐不能鼓励善行，叫作停止善行；处罚不能惩戒恶行，叫作放纵恶行。居上位的人能够不使下属停止行善，也不使下属放纵作恶，国家的法令就确立了，这叫作统摄法令。四患既已除去，五政又已确立，诚心实行，坚定守持，简明而不懈怠，疏阔而不遗漏，即使垂衣拱手、谦让揖拜，天下也会太平。

译仲长统撰写《昌言》评论。十一年，仲长统撰写政论，题为《昌言》。其中论述治乱的大意说：“豪杰承受天命的时候，起初并没有谁拥有天下的固定名分。没有拥有天下的名分，所以战争竞相兴起。比拼智谋的都已穷尽，比拼力量的都已失败。形体不能再支撑，势力也不足以再较量，于是才低头受缚，颈上套着枷锁，来接受我的羁绊。到了继承帝位的时候，豪杰之心已经断绝，士民的意志也已经安定。尊贵有固定的家族，尊位集中于一个人。在这种时候，即使最愚笨的人占据帝位，也仍然能够使恩德如同天地，威势等同鬼神。即使有几千个周公、孔子，也没有地方再争论谁更圣明；即使有百万个孟贲、夏育，也没有地方再施展勇力。那些后代的愚昧君主，看见天下没有人敢违抗自己，便自以为像天地那样永远不可忘记，于是放纵自己的私欲，尽情施展邪欲。君臣公开淫乱，上下共同作恶，荒废各种政务，抛弃人才。所信任宠爱的人，全是谄媚讨好、善于取悦的人；所宠贵厚待的人，全是后妃姬妾的家族。于是把天下百姓的脂膏熬尽，剖取百姓的骨髓。怨恨和毒害无所排遣，祸乱一齐兴起。中原扰乱，四方夷族侵扰反叛。国家土崩瓦解，一朝之间便失去了。过去替我哺乳的子孙，如今全都成了吸我血的仇敌。” 到了气运转移、势力衰败，仍然不能觉悟，难道不是因为富贵使人活着却不仁爱，沉溺其中而导致愚昧的疾病吗？国家的存亡因此交替，政治的治乱也由此循环。这是天道一向如此运行的大规律。” 晋代熊远上疏陈说三种过失。建武元年，皇帝下诏命公卿士人各自陈说得失。熊远上疏认为：胡族贼寇侵扰中原，先帝灵柩还没有送回，却不能派军进讨，这是第一种过失。群臣不把仇敌没有报复当作耻辱，只忙于调笑饮酒吃饭而已，这是第二种过失。选拔任用官员，不考察实际品德，只看有没有声望；求取人才，不求才能干练，只办理请托。当官的人把治理政事看作庸俗小吏，把奉行法令看作苛刻，把礼数周全看作谄媚，把从容不迫看作高妙，把放荡不羁看作通达之士，把骄傲傲慢看作简朴高雅，这是第三种过失。世人所厌恶的，沉没在泥滓之中；当时所喜欢的，却飞翔在云霄之上。因此各种政务没有整顿，风俗虚伪浅薄。朝廷各部门把顺从当作善行，意见相反就遭到贬斥。这样怎么能使朝廷有辨析争论的大臣、士人没有追求俸禄官位的心思呢？” 应詹上疏说应当崇尚奖励儒官。太兴二年，应詹上疏说：“元康以来，轻视经学而崇尚玄道，把谈论玄虚、放达不羁当作夷然通达，把儒术清廉节俭看作鄙陋庸俗，应当崇尚并奖励儒官，以更新风俗教化。” 宋代周朗上疏说应当防备胡患和奢侈的弊端。元嘉三十年七月朔日，发生日食。皇帝下诏征求直言，周朗上疏认为：毒瘤长在身体上，必须从它较松缓的地方割除。历下、泗水之间的地方不足以守备，议论的人一定会认为胡人衰弱，不值得防备，却不知道我们的病比胡人更严重。如今只是空守孤城，白白耗费财力和劳役，使敌人只要派出三千轻骑，轮番进出，春天来侵犯麦田，秋天来侵害禾稼。水陆运输也会很快再次被敌人截断。不必费力而边境已经困顿，不到两年，士卒离散、百姓耗尽，只需跷起脚来等待了。如今人们知道不能用羊去追狼，却偏要用鹰捕鼠；又让笨重的车辆、羸弱的士卒去追逐肥壮的马匹和强悍的胡人，不能成功本来就是必然的。况且以天下供养一个君主，哪里担心供给不足？一件金器不超过百两，一年所用的华美衣服不过几套，却一定要收集宝物，连同匣子一起堆积，收集衣服，装满箱笥。眼睛难道能经常看见、身体难道能经常穿用吗？从未亲自使用这些装宝物的匣子和装衣服的箱笥。为什么浪费损耗如此严重，迷惑鄙陋到这种地步呢？况且从宫中开始，就把这些做法都说成节俭，而市场上制造华丽怪异之物，很快便传到百姓那里。这样是迁就，不是停止。普通百姓的生活制度一天比一天奢侈，看见车马已经分不清贵贱，看见冠服也不知道尊卑。尚方今天制造一件物品，百姓明天已经争相仿效。宫中早晨制作一件衣服，普通人家晚上已经裁剪仿制。奢侈华丽的源头，实际在宫廷。没有哪个时代不曾有人进言，没有什么时候不曾下令。然而太平盛世没有到来，昏乱危亡却相继发生，为什么呢？因为所设置的命令本来就不是真心实行的。奏章上去后触犯了皇帝的心意，周朗自行辞去官职。齐代刘善明等人分别陈说得失。建元元年，太祖命群臣各自陈说政事得失。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刘善明请求废除宋氏大明、泰始以来的各种苛政和琐细制度，以崇尚简约易行。他又认为交州险远，宋朝末年政令苛刻，终于导致怨恨反叛；如今大规模教化刚刚开始，应当用恩德安抚那里，而且当地所产只有珠宝，实在不是圣朝当前急需的东西，讨伐之事应当暂且停止。宋元嘉年间，凡事都责成郡县办理；世祖要求征取迅速，因为郡县迟缓，才开始派台使督促。从此使者到处往来，争相作威作福，营求私利、收受贿赂，使公私都受到劳扰。会稽太守闻喜公子良上表极力陈说其弊端，认为台府如果有所需，只要明确下诏规定期限，地方自然会想着竭力办理；如果有拖延违误，就按照纠察治罪的科条处理，应当全部停止派遣台使。员外散骑郎刘思效上言说：宋朝自大明以来，逐渐显出凋敝，征收赋税不断增加，而国库尤其贫困，百姓哀号，几乎没有活路；贵族富室却竞相以奢侈华丽自相夸耀，甚至山泽中的百姓也不敢采食那里的水草。陛下应当彻底更新王朝法度，革除并纠正这些过失。太祖都加以褒奖，有的把表章发给外廷，让有关部门详细选择适宜的意见，奏请施行。李彪上密封奏事。永明六年，魏主向群臣询问安定百姓的方法。李彪上密封奏事，认为豪贵之家奢侈僭越过度，住宅、车马、服饰应当为他们制定等级制度。国家的兴亡，又在于太子的善恶；太子的善恶，在于教导劝谕是否得当。高宗皇帝曾对群臣说：“朕开始学习时，年纪还很小，心思不能专一。等到亲自处理万机，又没有时间温习。今天想来，这难道只是我的过错，也有师傅不勤勉的原因。”尚书李冲脱帽谢罪。这是近来的事，足以作为借鉴。臣认为应当依照古制设置师傅之官，用来教导太子。汉代又设置常平仓来救济贫乏。去年京师收成不好，把百姓迁往丰收之地；既使他们荒废营生，又让他们困顿之后才能到达，而且对国家体制也确有损害。哪里比得上预先储藏仓粮，使百姓安居而得到供给呢？难道不胜过驱赶督促老弱百姓，到千里之外勉强糊口吗？应当从各州郡常规调赋中抽取九分之二，京师度支每年用度的余钱，各自设立官署；年成好时买入粮食储存在仓中，年成不好时加价十分之二卖给百姓。这样，百姓一定会努力耕田来换取官绢，积聚财物来换取官粮。丰年就不断积蓄，灾年就直接发给百姓。几年之中，粮食积蓄起来，百姓也富足了，即使遇到灾害也不会造成祸害。魏主全部采纳了这些意见。魏代韩显宗上书陈说政事。

译齐建武元年，魏主到洛阳。西宫中书侍郎韩显宗上书陈说四件事：第一，他认为去年冬天皇帝车驾停留邺城，正值农闲时节，百姓尚且家家供奉，劳费不堪承受，何况如今蚕桑和麦收正紧急，将怎样承受得了？又命令六军冒着暑热跋涉，恐怕会产生疫病。臣希望陛下早日回到北都，以减轻各州供应和张设的辛苦，同时完成洛阳都城营建修缮的工程。第二，他认为洛阳宫殿的旧基，都是魏明帝所建，前代已经讥议其奢侈，如今营建修缮，应当更加裁减损省。第三，他认为陛下返回洛阳时，轻装带领随从骑兵；王者在宫门之内尚且要施行警戒清道，何况跋涉山河，怎么能不再三思虑呢？第四，他认为陛下耳听经书教法，眼看古代典籍，口中应对百官，心中处理万机，太阳偏西才吃饭，半夜才睡觉，加上孝思极其深厚，随时都在加深；文章著述也每天写成篇卷。这些事情虽然凭借圣明智慧还不至于烦劳，但并不是节省精神、保养性情、保全天长久福祚的方法。魏主很接受这些意见。韩显宗又上言说：州郡荐举考察，徒有秀才、孝廉的名义，却没有秀才、孝廉的实际；朝廷只考察门第声望，不再弹劾治罪。这样一来，不如另行贡举门第声望，用来排列士人名次，又何必假借秀才、孝廉的名义呢？” 所谓门第声望，不过是父祖留下的功业，对皇家又有什么益处呢？对当时有益的，只是贤能人才而已。如果确有才能，即使是屠夫、渔夫、奴仆、俘虏，圣明的君王也不以任用他为臣为可耻；如果没有才能，即使是三后之后，也会沦为奴役。有人议论说，如今世上没有奇才，不如从门第中选取士人，这也错了。难道因为世上没有周公、召公，就废弃宰相吗？只应当比较他们微小的长处和细微的优点，先行叙用，那么贤能人才就不会遗漏。刑罚的关键在于明确恰当，不在于严重。如果不放过有罪的人，即使只是轻微捶打，也没有人敢于触犯；如果容许人侥幸逃脱，即使施行夷三族那样的严刑，也不足以惩戒禁止。如今内外官员想要取得当时严明的名声，争相把严酷刻薄说成没有私心，互相鼓励，终于形成风俗。陛下居于深宫之内，把百姓看作赤子；各部门官员分担万项事务，却把下属当作仇敌。这就好像尧舜只有一个人，而桀纣却有千百个，和气不能到来，大概就是由此造成的。应当下令告诫百官，以惠及天下百姓的性命。皇帝看了奏章，非常赞许。梁代贺琛上启陈说四件事。大同十一年，散骑常侍贺琛上启陈说四件事。第一，他认为如今北方边境已经臣服，正是生养人口、教导训练的时候，但天下户口却在减少，关外尤其严重。郡不能承受州的督责，县不能承受郡的搜刮，彼此呼喊骚扰，只顾征收，百姓不堪承受，各自谋求流亡迁徙。这难道不是牧守的过错吗？东部边境户口空虚，都是因为使者往来频繁造成的，偏僻幽远之地没有不去的。每来一个使者，所属地区就受到骚扰。懦弱困顿的县令，只能拱手听任使者搜刮；强悍狡黠的长吏，又借此加重贪婪残暴。即使有清平的郡，也仍然受到这样的牵制。虽然多次下达招抚百姓恢复旧业的诏书，也有免除赋税的恩典，百姓却仍不能回到原来的居所。第二，他认为如今天下守宰之所以贪婪残暴，实在是风俗奢侈靡费造成的。如今宴饮欢聚互相竞争，夸耀豪奢，堆积果品如同丘陵，陈列菜肴如同锦绣。露台所产的财物还不够供一席宴饮使用，而宾主之间只取来填满肚腹，不等走下厅堂就已经和臭腐之物一样。至于蓄养歌妓的男子，也没有等级秩序。做官治理百姓的人，积聚资财达到亿万，罢官归家之日，不用几年，往往全都耗尽在宴饮之物、歌舞器具上。所耗费的东西堆积如山，欢乐却只在片刻之间，于是反而后悔先前取取得太少。这就像又给猛兽添上翅膀，增强它搏击吞噬的能力，是多么悖谬啊！其余各种淫靡奢侈的事情，百姓全都习惯成俗，一天天更加严重，想让人守法自持，怎么可能呢？实在应当严格制定禁令，引导人们节俭，纠察奏劾浮华之人，改变他们的耳目所见所闻，这足以纠正奢侈流弊。第三，他认为陛下忧念四海，不怕勤劳，以至于各部门没有不奏报政事的。但那些器量狭小的人一旦能够到帷幕之前伏地奏事，就想用诡诈争竞来求取进身，不顾国家大体，心里只想着明察苛细、吹毛求疵、剖析细微，以深刻为能事，以纠缠追究为职责。表面上似乎是在奉公，实际上却更加造成他们擅作威福。犯罪的人大多巧妙逃避，弊端因而日益增长，奸邪之事确实由此增加。诚心希望陛下要求他们取得公平的成效，斥退他们谗毁邪恶的用心，那么下面安定、上面安宁，就不会有侥幸取利的祸患。第四，他认为如今天下没有战事，却仍然每天忙得没有闲暇，应当减少事务，停止耗费。事务减少，百姓就能休养；费用停止，财物就能聚集。不是急务的兴建营造，可以缓办的征求，都应当停止节省，以停止耗费、休息百姓。所以积蓄财物，正是为了将来大用；养育百姓，正是为了将来承担大役。如果说小事不足以损害财物，那么一年到头都不会停止；如果说小役不足以妨害百姓，那么一年到头也不会停止。这样就很难谈论富强，也无法谋划远大的事业。奏章上报后，武帝大怒，把主书召到面前，口授敕书责备贺琛。周代乐逊上言陈说四件事。永定二年，周因连日阴雨，下诏命群臣上密封奏章，极力进谏。左光禄大夫、猗氏人乐逊上言四件事：第一，他认为近来守令任期太短，又要求他们立即取得成效，因而专门使用威猛手段。如今关东百姓沉沦在困苦之中，如果不施行宽厚优待的政令，让境外的人听说，怎么能使那些劳苦的百姓归附到安乐之地呢？第二，他认为过去魏都洛阳一时繁盛，贵势之家竞相奢侈，最终导致祸乱交相兴起，天下衰败。近来朝廷贵官的器物服饰逐渐华丽，百工制造器物，务求穷尽奇巧，臣实在担心物品追逐爱好而改变风俗，有损政治和民俗。第三，选官部门补授拟定官员，应当与众人共同商议。如今州郡选拔任用，尚且要召集乡里共同评议，何况天下的铨选，怎么能不采纳众人的声望意见？既然不是机密之事，有什么值得秘密的呢？选拔任用的时候，应当让众人的意见明白公开，然后再呈奏。第四，他认为高洋占据山东，不容易仓促制服，譬如棋局中双方相持，争着走先后。一着棋走得不当，就可能成为对方的利益，实在应当舍弃小利经营大局，先保全疆域，不应贪图边地小利，轻率兴兵行动。唐代魏元忠谈论防御吐蕃的策略。

译仪凤三年，高宗以吐蕃为忧，太学生、宋城人魏元忠上密封奏事，陈说防御吐蕃的策略。他认为治理国家的关键在文治和武功。如今谈论文治的人，把辞藻华美放在首位，却不懂经世治国；谈论武功的人，把骑马射箭放在首位，却不懂谋略。这些对治理乱世有什么用呢？所以陆机撰写《辨亡论》，也救不了河桥之败；养由基射箭能穿透七层铠甲，也不能挽救鄢陵之战。这些都是已经发生的明证。因此选拔将领应当把智谋策略作为根本，把勇力作为末端。如今朝廷任用人才，往往只选将门子弟和为国战死者的家属，他们都是庸人，哪里足以担当边疆军事职责？李左车、陈汤、吕蒙、孟观，都出身贫贱而建立特殊功勋，从未听说他们家世代都是将领。赏罚是军国最紧要的事务。近来的征伐，徒有赏赐的标准而没有实际兑现，大概是因为小才的官吏不懂大体，只知道吝惜功勋，担心耗空仓库，却不知道士卒不肯效命所造成的损失有多大。百姓虽然愚昧，也不能欺骗蒙蔽，怎么能悬挂不能兑现的命令，设置虚假的赏格，却希望他们建立功劳呢？再说出兵的关键，完全依靠马匹的力量。臣请求解除禁止百姓养马的禁令，使百姓都能养马。如果官军大规模出动，就把官钱交给州县长吏，提高价格收购，这样马匹就都归官府所有。胡虏依靠马匹的力量来增强实力，如果允许民间买马并饲养，这正是削弱他们的强项，有利于中原。此前禁止百姓养马，所以魏元忠才提出这件事，高宗认为他说得很好。天后询问陈子昂治理政事的要领。永昌元年，天后询问正字陈子昂当今治理政事的要领。陈子昂退下后，上疏认为应当放宽刑罚，崇尚德行，停止兵革，减省赋税劳役，抚慰宗室，使各自安定。言辞委婉而意旨恳切，论述非常好，近三千字。刘知几上表陈说四件事。天册万岁元年，刘知几上表陈说四件事。第一，他认为皇业刚刚开始、天地开辟，继承君位的君主即位，百姓重新开始生活，这时才可以借助非常之庆典来申明重新建立国家的恩德。如今天下清平安宁，赦令却不停下，近的每年下达两次，远的每年没有一次遗漏。至于违法悖礼的人、无赖不仁的人，编入户籍的就以抢劫为业，任官的就只求贪赃受贿。而在元旦朝会时，他们指望天子的恩泽；重阳节时，等待皇帝降下恩典。如果按照他们的揣度，果然都获得释放，有的人名册已经登记、罪行将要判决，却暗中行贿，设法谋求宽免，因此拖延审理，最终都沾受宽赦，使风俗中多有顽劣悖逆，时代中少有防备。行善的人不能得到恩泽，作恶的人却独自承受侥幸。古语说：“小人的幸运，就是君子的不幸。”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希望陛下从今以后稍微节制赦免，使百姓知道禁令，使奸邪盗贼肃清。第二，他认为天下所有官员，九品以上，每逢赦免必然赐予阶级、勋官。至于朝廷和民间的宴集、公私聚会，穿绯服的人多于穿青衣的人，持象笏的人多于持木笏的人，这些都是没有德行而徒有荣誉，官位普遍增加，却很少有人凭才能升迁。这样就不知道什么是美丑，什么是好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臣希望从今以后，稍微停止这种私恩，使有善行的人更加努力尽忠勤勉，使没有才能的人都知道自我勉励。第三，他认为陛下登朝即位，取士过于广泛，六品以下的职事官和清要官，竟然把他们看得如同土芥、沙砾一样。如果仍不加以淘汰甄别，臣恐怕会玷污皇上的风教。第四，他认为如今的州牧刺史，迁调更换太快，忽来忽去，像蓬草随风、浮萍随水一样，既然心怀苟且敷衍的打算，哪里有时间施行善政？希望从今以后刺史任职不到三年以上，不得迁调官职，并且要明确考察功过，尤其认真甄别赏罚。奏章上报后，太后很赞许。宋务光上疏谈论水灾。神龙元年，河南、河北十七州发生大水，朝廷征求直言。右卫骑曹参军、西河人宋务光上疏认为，水属于阴类，是臣妾的象征，恐怕后宫有人干预外朝政事，应当在萌芽时就杜绝。如今连绵阴雨不停，竟然关闭坊门来祈禳，以至于里巷中把坊门称为宰相，说朝廷让它调和阴阳。奏章上报后没有被采纳。杨相如上疏谈论时政。开元元年，晋陵尉杨相如上疏谈论时政，大意说：“炀帝自恃强大，不忧虑时政，虽然制书诏令相继颁行，但声名和实际相违，言语上像尧舜，行为却像桀纣，把天下这样大的事业一掷而弃。”又说：“君主没有不喜欢忠正、厌恶奸佞的，然而忠正的人常常被疏远，奸佞的人常常被亲近，以至于国家覆亡、君主危身还不觉悟，为什么呢？实在是因为忠正的人常常违逆君主心意，奸佞的人常常顺从君主意旨；积累违逆就产生憎恶，积累顺从就产生喜爱，这就是亲疏由此分开的原因。明君却不是这样，他珍惜臣下的违逆，以此收纳忠贤；厌恶臣下的顺从，以此斥退奸佞。那么太宗的太平事业又怎么会长久呢？”明皇看后认为说得好。晋州男子献上三十字。大历八年，晋州男子郇模用麻绳束发，拿着竹筐、芦苇席，在东市哭泣。有人问他原因，他回答：“我愿意献上三十个字，一个字说一件事。如果我的话没有可取之处，请用席子裹住我的尸体，装在筐中，丢弃到野外。”京兆府把这件事上报，代宗召见他，赐给他新衣，安置在客省。他所说的“团”字，是请求废除各州团练使；所说的“监”字，是请求废除各道监军使。陆贽上奏，但皇帝不能采用。建中四年初，德宗还在东宫时，听说监察御史、嘉兴人陆贽的名声；即位后，召他为翰林学士，多次询问政事得失。当时两河用兵很久不能决胜，赋税劳役日益增加。陆贽认为军队困顿、百姓疲敝，恐怕会另生内乱，于是上奏，大意说：“战胜敌人的关键，在于将领任用得人；驾驭将领的方法，在于掌握正确的权柄。将领不是合适的人，军队即使众多也不足以依靠；掌握权柄失当，将领即使有才能也不能发挥作用。”又说：“将领不能统率军队，国家不能驾驭将领，不只是浪费财物、玩弄敌寇的弊病，也会有不能收敛而自取焚毁的灾祸。”又说：“不能缓解眼前的忧患，反而可能引发意料之外的祸患。人是国家的根本，财是百姓的心。民心受伤，根本就受伤；根本受伤，枝干就会倾覆枯萎。”又说：“人心动摇而不得安宁，事变难以预测，因此用兵贵在笨拙而迅速，不崇尚巧妙而迟缓。如果不安定根本，却专门救治末端，那么所谓救治之处，正是祸患发生之处。”又讨论关中的形势，认为：“君王蓄积威势以彰明德行，偏废其中一项就会危险；居于重要之地来驾驭轻微之地，如果倒持权柄就会悖乱。王畿是四方的根本。太宗设置府兵，分属禁卫，大约各府有八百多所，而在关中的将近五百所。”

译把天下的兵力合起来也不能抵挡关中，可见居重以驭轻的意义很清楚。太平日子渐久，武备逐渐衰败，虽然府兵、卫士都还存在，但士卒和战马很少操练。因此安禄山窃取倒持权柄的便利，凭借外部兵力强大的条件，一举声势滔天，两京都不能守住；这都是失去了居重驭轻的权力，忘记了深根固柢的考虑。陛下追想起这些，难道不会因此寒心吗！”如今朔方、太原的军队远在山东，神策六军的士兵又接连出关。关中辅近地区，征发已经过重；宫苑之内，防备护卫又不完备。万一将帅之中再有朱滔、希烈这样的人，或者凭借坚固边垒负隅顽抗，引来豺狼；或者突然在京郊发动，惊扰侵犯宫城，臣不知道陛下又将用什么来防备。陛下如果能稍微听从臣的愚见，所派出的神策六军李晟等人以及节度使的子弟，都可以追召回来。明确命令泾、陇、邠、宁各地，只令他们严密防守边界，并且说明以后不再征发，使他们知道各自保全安居。再降下恩德诏书，停止京城及京畿县的间架等杂税，那么希望已经缴纳的人能够消除怨恨，现居的人能够获得安宁，人心不动摇，国家根本自然稳固。”德宗不能采用。李翱谈论六项政事的根本。元和十四年，史馆修撰李翱上言，认为平定祸乱靠的是武功，兴起太平靠的是文德。如今陛下既已凭武功平定天下，如果能进一步革除弊政，恢复高祖、太宗的旧制，任用忠正之士而不疑忌，屏斥奸邪谄佞而不亲近；改革税法，不强令百姓交钱而改收布帛；杜绝进献，宽减百姓的租税；优厚边境军队，以抵御戎狄的侵扰劫掠；多次召见待制官，以了解政事的通达和闭塞、被蒙蔽的情况。这六件事，是政治的根本，也是太平兴盛的原因。杨虞卿上疏劝谏穆宗。十五年，穆宗登上丹凤门楼，向天下颁布赦令。事情办完后，他在门内盛设倡优杂戏观看，又驾临左神策军，观看徒手搏斗等杂戏。监察御史杨虞卿上疏，认为陛下应当延请群臣答对，周遍地询问政事，以和悦的神色对待他们，使进献忠言像追逐利益一样积极，谈论政事像申诉冤屈一样急切。这样做却不能达到太平，从来没有过。后唐史在德上书，逐一诋毁文武官员。清泰元年，太常丞史在德性情狂放耿直，上书逐一诋毁朝廷内外的文武官员，请求普遍加以考试，按才能高下升降官职。执政大臣和朝士都非常愤怒，卢文纪以及补阙刘涛、杨昭俭等人都请求加罪于他。潞王对学士马胤孙说：“朕刚刚君临天下，应当广开言路。如果朝士因为进言获罪，谁还敢说话？你替朕写诏书，宣布朕的意思。”于是下诏大意说：“从前魏征请求赏赐皇甫德参，如今刘涛等人请求贬黜史在德，事情相同而所说不同，相距何其遥远！史在德只是尽情倾吐意见，怎么可以责罚他呢？” 殷潘承祐上书陈述十件事。后晋天福八年，殷吏部尚书潘承祐上书陈述十件事，大意说：兄弟相互攻伐，违逆而伤害天理，这是第一件；赋税征敛繁重，劳役没有节制，这是第二件；征发百姓当兵，使他们羁旅在外而忧愁怨恨，这是第三件；杨思恭夺取百姓的衣食，使他们把怨恨归于皇上，群臣又没有人敢进言，这是第四件；疆土狭小，却设置很多州县，增加官吏而困扰百姓，这是第五件；修筑道路、裹粮备战，准备进攻临汀，却一点也不担忧金陵、钱塘乘虚袭击，这是第六件；搜括富裕人户，财产多的人补授官职，拖欠赋税的人受到刑罚，这是第七件；延平各处津渡征收果菜鱼米税，获利多到惊人，积聚的怨恨也极大，这是第八件；与唐、吴越为邻，自即位以来却从未互通使者，这是第九件；宫室台榭过度修饰，没有限度，这是第十件。殷王延政大怒，削去承祐的官爵，命令他回到私宅。知典故门。晋元帝遇事取决于刁协、贺循。建武元年，当时江东刚经历战乱，正在草创之中。刁协长期在中朝任官，熟悉旧事；贺循是当世儒学宗师，明通礼学。凡有疑难议论，都取决于他们。齐王俭熟悉并记得旧典故。永明三年，王俭兼任国子祭酒，编撰整理朝廷仪制和国家典章。自晋、宋以来的旧例，他没有不知道的，所以处理朝廷事务时，决断如流水般迅速。每逢广泛议论、援引考证，八座、丞郎都没有人能提出不同意见。令史前来请示事务，常有几十人，宾客坐满席位。王俭应对接待、辨析事务，身旁没有任何滞留；他说话、下笔，都有声调风采。王俭曾对人说：“江左风流宰相，只有谢安一人。”意思是把自己比作谢安。武帝非常信任倚重他。想了解古代的事，就问高君。唐开元四年，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齐澣熟悉当时事务。姚崇、宋璟每次都让二人坐在身边，以询问自己疑惑的事情，随后叹息说：“想了解古代，就问高君；想了解当今，就问齐君，这样就可以没有不完备的政事了。” 《通鉴总类》卷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