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总卷二上

译钦定《四库全书》《通鉴总类》卷二下，宋沈枢撰，赏罚门 蜀国丞相诸葛亮，奖赏不遗漏远方之人，惩罚也不偏袒亲近之人。魏明帝青龙二年，蜀国丞相长史张裔常称赞诸葛亮说：“您奖赏不遗漏远方之人，惩罚不偏袒亲近之人；爵位不能没有功劳而取得，刑罚也不能因为身份尊贵有权势而免除。这就是贤能者和愚庸者都愿意忘却自身、竭力效命的原因。”起初，长水校尉廖立自认为才华名望足以担任诸葛亮的副手，常因职位闲散而闷闷不乐，怨恨诽谤不止。诸葛亮将廖立废为平民，迁徙到汶山。诸葛亮去世后，廖立流着泪说：“我最终要成为左衽之人了。”李平听到这话，也发病而死。李平平时希望诸葛亮重新起用自己，使自己能够恢复职位，后来估计继任者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才这样。习凿齿评论说：“从前管仲夺取伯氏骈邑三百户，伯氏到死都没有怨言，圣人认为这很难做到。诸葛亮使廖立流泪，使李严至死，难道只是没有怨言而已吗？水最平正，但邪斜之物仍会显出；法鉴最明亮，但丑陋之物也不会因此发怒。水和镜子之所以能穷尽万物而不遭怨恨，是因为它们没有私心。水和镜子没有私心，尚且能够避免诽谤，何况大人君子怀有使人乐于生存的心意，施行怜悯宽恕的德行，法令只施用于不可不施之处，刑罚只加于自己犯下的罪行；授予爵位不是出于私情，诛杀罪人也不是出于愤怒，天下还有不服的人吗？” 北魏辛雄劝谏魏主不要使赏罚失明。梁武帝普通六年，魏主想亲自出兵讨伐叛贼，中书令袁翻进谏而使他停止。辛雄从军中上疏说：“凡是人能够临阵忘身、面对刀刃而不畏惧，原因有四：一是求取荣誉名声，二是贪图重赏，三是畏惧刑罚，四是躲避祸患危难。除了这几种原因，即使圣明的君王也不能驱使他的臣下，慈爱的父亲也不能激励他的儿子。自从秦、陇发生叛逆，蛮左扰乱常法，已经历数年；凡是参加军事行动的，有几十万人，抵御三方敌人，失败多而胜利少。考察其中的原因，都是由于赏罚不明。陛下虽然下达了明确的诏令，承诺奖赏不会拖延，但将士的功勋，经过多年仍未裁定；战败军队中的士卒，安然在家而没有受到惩罚。这使节义之士没有可以勉励仰慕的对象，使庸碌之人没有可以畏惧震慑的后果。向前进攻敌人，死在战场上却很晚才能得到奖赏；向后退逃散，保全性命却没有罪责。这就是他们望见敌人便奔逃沮丧、不肯尽力的原因。陛下如果确实能够做到号令必定兑现、赏罚必定施行，那么军威必然振作，盗贼必然平息。”[原文末句“防奏不省”中“防”字疑为OCR或传抄问题，语义不明]东魏高澄询问杜弼政事的要领。梁武帝清泰元年，高澄任命廷尉卿杜弼为军司，代理行台左丞。临出发时，询问他政事中可以作为告诫的要点，让他记录一两条。杜弼请求口头陈述，说：“天下的大事，没有比赏罚更重要的。奖赏一个人，可以使天下人都高兴；惩罚一个人，可以使天下人都畏惧。如果这两件事不出差错，自然一切都会完善。”高澄非常高兴，说：“话虽然不多，但道理十分重要。” 贬谪责罚门 东晋殷浩死在被迁徙的地方。永和十年，殷浩年轻时与桓温齐名，但内心争强，不肯屈居桓温之下。桓温常常轻视他。殷浩被废黜后，虽然忧愁怨恨，却不表露在言语和神色上，常常对着空中写“咄咄怪事”几个字，持续了很久。桓温对属官郗超说：“殷浩有德行、有言论，先前如果担任尚书令或仆射，完全可以成为百官的表率。只是朝廷任用不当，违背了他的才华。”桓温准备任命殷浩为尚书令，写信告诉他。殷浩欣然答应。将要回信时，他担心有错误，反复开合信封十多次，最后竟然寄出了一封空信。桓温大怒，从此与他断绝关系，殷浩最终死在迁徙之地。唐代李义府被长期流放，不准返回。乾封元年，当时正逢大赦，只有长期流放的人不准返回。李义府忧愁愤懑，发病而死。自从李义府被流放以后，朝廷官员每天都担心他重新入朝；等听说他死了，众人的心才安定下来。娄师德等人因兵败而被贬。万岁通天元年，王孝杰、娄师德与吐蕃将领论钦陵、赞婆在素罗汗山交战。唐军大败，王孝杰因罪被免职为平民，娄师德被贬为原州员外司马。娄师德于是签署迁调文书，惊讶地说：“官职爵位全都没有了吗！”随即又说：“也好，也好！”从此不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裴伷先作为流放者获授詹事丞。景云元年，睿宗追复裴炎的官爵。起初，裴伷先从岭南逃回，又被杖打一百下，迁徙到北庭。到了迁徙之地后，他经营财货、任侠行事，常常派遣门客侦察京城的事情。天后要诛杀流放之人时，裴伷先事先知道了这件事，逃到胡人地区。北庭都护追捕到他，把他囚禁起来上报。使者到达时，流放之人全都被杀；裴伷先因为等待回复，所以没有被杀。不久，天后下制安抚流放之人，凡是尚未被杀的全部释放遣返。裴伷先因此得以回归。到这时，寻求裴炎后代时，只有裴伷先还在，于是授任他为詹事丞。宪宗将韦执谊贬为崖州司马。永贞元年，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执谊贬为崖州司马。韦执谊因为曾经同王叔文意见有异同，而且是杜黄裳的女婿，所以独自最后才被贬。但王叔文失败后，韦执谊也失去了自己的势力，知道灾祸将要到来；虽然还担任宰相，却常常心中不安，气息奄奄、精神不振，听到有人行走的声音，就惊恐心悸、脸色骤变，直到被贬。宪宗又把王叔文的党羽迁徙到偏远州郡。元和十年，王叔文的党羽中因罪被贬官的，总共十年都不许量移。执政者有人怜惜他们的才华，想逐步提拔他们，于是把他们全部召到京师。谏官争相进言，认为这样做不可以。宪宗和武元衡也厌恶他们，便都任命为远州刺史，官职虽然升高了，所在地却更加遥远。永州司马柳宗元改任柳州刺史，朗州司马刘禹锡改任播州刺史。柳宗元说：“播州不是人能够居住的地方，而梦得的母亲还健在，万万没有母子一同前往的道理。我想向朝廷请求，愿意用柳州交换播州。”御史中丞裴度也替刘禹锡说：“禹锡确实有罪，但他的母亲年老；如果让他和母亲永远诀别，实在令人悲伤。”宪宗说：“作为人子的，更应当谨慎自持，不要给亲人留下忧愁；这一点正是禹锡尤其应当责备之处。”裴度说：“陛下正在侍奉太后，恐怕更应当体恤刘禹锡。”宪宗过了很久才说：“我所说的，只是要责备他作为人子的行为罢了；但我不愿伤害他母亲的心。”退朝后，他对身边人说：“裴度爱护我，最终还是很深切的。”第二天，刘禹锡改任连州刺史。[原文“屡防延问”中“防”字疑为OCR或传抄问题，疑当与反复召问之意有关]功劳奖赏门 韩昭侯收藏破旧的裤子。周显王十八年，韩昭侯有一条破旧的裤子，下令把它收藏起来。侍从说：“君主也太不仁慈了，不赏赐给身边的人，却把它收藏起来。”昭侯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珍惜每一次皱眉和微笑；皱眉有皱眉的原因，微笑有微笑的原因。如今这条裤子难道只是皱眉或微笑那样的小事吗？我一定要等有功劳的人来赏赐。” 汉代萧何、张良、陈平因功封侯。

译六年冬十月甲申日，开始剖分符信，把有功的臣子封为彻侯。萧何被封为鄼侯，所得食邑尤其多。功臣们都说：“我们这些人亲自穿着坚硬的铠甲、拿着锐利的兵器作战，多的经历了一百多战，少的也交战几十次。如今萧何从来没有冲锋陷阵、立下战功，只是凭借文书和议论，反而位居我们之上，这是为什么？”高祖说：“诸位懂得打猎吗？打猎时，追赶并杀死野兽兔子的，是狗；而释放猎狗、指示野兽所在位置的，是人。如今诸位只能捕获奔跑的野兽，是有功的猎狗；至于萧何，是释放猎狗、指示目标的有功之人。”群臣都不敢再说什么。张良是谋臣，也没有战斗功劳，皇帝让他自己选择齐地三万户作为封邑。张良说：“我起兵于下邳时，与陛下相会在留地，这是上天把我交给陛下。我的计策能够被采用，只是有幸时常切中事机；我希望封在留地就足够了，不敢接受三万户。”于是封张良为留侯。封陈平为户牖侯，陈平推辞说：“这不是我的功劳。”高祖说：“我采用先生的谋略，战胜敌人、攻克敌境，这还不算功劳吗？”陈平说：“如果没有魏无知，我怎么能够被举荐？”高祖说：“像你这样，可以说是不忘本了。”于是又奖赏魏无知。高祖先封雍齿。高祖已经封赏了二十多位大功臣，其余的人日夜争论功劳大小，始终不能决定，因此还没有施行封赏。高祖在洛阳南宫，从复道上望见众将领，常常彼此坐在沙地中交谈。高祖说：“他们在说什么？”留侯说：“陛下不知道吗？他们是在谋反。”高祖说：“天下已经大体安定，他们为什么还要谋反呢？”留侯说：“陛下以平民身份起兵，靠这些人取得天下；如今陛下成为天子，而所要封赏的都是过去亲近喜爱的人，所要诛杀的都是平生仇恨的人。如今军吏计算功劳，认为天下的土地不足以普遍封赏；这些人害怕陛下不能把他们全部封赏，又担心陛下追究他们平生的过失而诛杀他们，所以立即聚集起来谋反。”高祖于是忧虑地说：“这可怎么办？”留侯说：“陛下一向憎恨的人，群臣都知道是谁，其中最严重的是谁？”高祖说：“雍齿同我有旧怨，多次使我陷入困窘、受到羞辱。我想杀掉他，只因他的功劳很多，所以不忍心。”留侯说：“如今赶紧先封雍齿，那么群臣人人都会安心了。”于是高祖摆设酒宴，封雍齿为什方侯，并赶快催促丞相、御史确定功劳，施行封赏。群臣酒宴散后，都高兴地说：“连雍齿都还能封侯，我们这些人就没有忧患了。” 萧何功劳列为第一。列侯全都接受封赏后，诏令确定开国元勋十八人的位次，众人都说平阳侯曹参身受七十处创伤，攻城略地，功劳最多，应当列为第一。谒者、关内侯鄂千秋进言说：“群臣的议论全都错了。曹参虽然有在野外作战、攻城略地的功劳，但这只是某一时期的事情。皇上与楚军相持五年，军队损失、士卒死亡，单独逃生的情况多次发生。然而萧何常常从关中派遣军队补充这些空缺，不等皇上下诏征召，就多次派出数万人的军队去接济皇上的缺乏和断绝。又因为军队没有现成粮食，萧何不断从关中转运粮食，供应军粮从未中断。陛下虽然多次丧失崤山以东的土地，萧何却常常保全关中等待陛下；这是万世不朽的功劳。如今即使失去曹参等一百多人，对汉朝有什么缺损？汉朝得到萧何，并不一定要等到他保全天下才使用他，怎么能因为一时的功劳而凌驾于万世的功劳之上呢？”于是萧何列为第一，曹参列第二。高祖说：“好。”于是赏赐萧何可以佩剑穿鞋上殿，入朝时不必快步趋行。高祖说：“我听说举荐贤能的人应当受到上等赏赐。萧何的功劳虽然很高，但有了鄂君的举荐，就更加显明了。”于是按照鄂千秋原来享有的食邑，封他为安平侯。这一天，把萧何的父亲、儿子、兄弟十多人全部封赏，他们都有食邑；又给萧何增加封邑二千户。霍光劝谏昭帝：“应当遵守先帝关于有功封侯的约定。” 始元元年九月，金日磾的两个儿子金赏、金建都任侍中，与皇帝年龄相仿，一同起居。金赏任奉车都尉，金建任驸马都尉。等到金赏继承侯爵后，身上佩有两条绶带。皇帝对霍将军说：“金氏兄弟两人，难道不能让他们都佩两条绶带吗？”霍光回答说：“金赏只是继承父亲的爵位而成为侯爵罢了。”皇帝笑着说：“侯爵难道不在我和将军手中吗？”霍光回答说：“先帝有约定，必须有功劳才能封侯。”于是此事作罢。北魏韩显宗不制作露布。齐明帝建武四年，北魏右军府长史韩显宗率领另一支军队驻扎在赭阳。成公期派遣胡松带领蛮兵攻打他的营寨，韩显宗奋力作战，将其击败，斩杀了他的偏将高法援。韩显宗到达新野，魏主对他说：“你击败敌军、斩杀将领，大大增强了军势。我正要攻打坚城，你为什么不制作露布？”韩显宗回答说：“近来我听说镇南将军王肃俘获了两三名贼人、几匹驴马，也都制作露布。我在东观时，私下常常嘲笑这种做法。最近虽然依靠陛下的威灵，得以摧毁丑虏，但兵力少、力量弱，擒获斩杀的并不多。如果又高高拖起长幅白绢，虚夸功劳，明知不对还去效仿，罪过就更大了。我之所以不敢这样做，只是为陛下解脱罢了。”魏主更加认为他贤能。北齐斛律光请求派遣使者慰劳军队。陈宣帝太建三年，北齐斛律光与周军在宜阳城下交战，攻取周军的建安等四座戍堡，俘获一千多人后返回。军队还没有到邺城，北齐皇帝就下令遣散士兵。斛律光认为士兵中有许多立功者尚未得到慰劳，于是秘密递送奏表，请求派遣使者宣慰军队，并且暂时继续进军。北齐朝廷派使者迟迟未到，军队将要返回紫陌时，斛律光便驻扎营寨等待使者。皇帝听说斛律光的军队已经逼近，心中非常厌恶，急忙命舍人召斛律光入宫见面，然后宣慰并遣散士兵。[原文“宣防军”中“防”字疑为OCR或传抄问题，译文按“宣慰军队”处理]唐太宗当面确定功臣的封爵和食邑。武德九年九月己酉日，太宗当面确定功臣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和食邑，命令陈叔达在殿下唱名给他们看，并且说：“朕评定你们的功劳和赏赐，或许有不恰当的地方，你们应当各自说出来。”于是诸将争论功劳，纷纷扰扰不止。淮安王李神通说：“臣在关西起兵，最先响应义旗；如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专门舞弄刀笔，功劳却排在臣之上，臣私下不服。”太宗说：“义旗刚刚兴起时，叔父虽然首先倡议起兵，大概也是为了经营自己的势力、脱离祸患。等到窦建德吞并山东时，叔父的全军覆没；刘黑闼重新聚集残余势力时，叔父望见风声便向北逃跑。房玄龄等人在帷幄中筹划，安坐而使国家安定，论功行赏，本来就应当排在叔父之前。叔父是国家至亲，朕确实没有什么舍不得给的，只是不能因为私人的恩情，滥把他与有功之臣同等赏赐。”诸将于是互相说：“陛下极其公正，即使淮安王也没有受到偏私，我们怎么敢不安守自己的本分？”于是都心悦诚服。房玄龄曾经说：“秦王府的旧人中还没有升迁官职的，都叹息怨恨说：‘我们侍奉在左右已经多少年了！如今授官，反而排在原东宫和齐王府的人之后。’”太宗说：“君王做到极其公正而没有私心，所以能够使天下人的心服从。”

译“朕与你们这些人日夜所享用的衣食，全都是从百姓那里取得的，所以设置官职、划分职掌，是为了百姓。应当选择贤能的人任用，难道能把新旧作为先后标准吗？如果新人贤能、旧人却不才，怎么可以舍弃新人而选用旧人呢？如今不论一个人贤能还是不贤能，只是直接说些叹息怨恨的话，难道是治理政事的体统吗？” 宋璟极力压制郝灵荃的赏赐。开元四年闰月己亥日，宋璟兼任紫微侍郎。突厥的黙啜从则天时代起就成为中原的祸患，朝廷为此废寝忘食，倾尽天下力量也不能制服他。郝灵荃取得了他的首级，自认为这是世所罕见的功劳。宋璟认为天子喜好武功，担心投机取巧的人竞相萌生侥幸求功之心，便极力压低对他的赏赐。过了一年，才授予郝灵荃郎将之职，郝灵荃悲痛哭泣而死。李泌说，用官职赏赐功劳有两种弊害。至德元载，肃宗对李泌说：“如今郭子仪、李光弼已经担任宰相，如果攻克两京、平定四海，那么就没有官职可以赏赐他们了，怎么办呢？”李泌回答说：“古代用官职来任用有才能的人，用爵位来酬报功劳。唐朝初年还没有取得关东，所以所封的爵位都只是设置虚名，享有实际封户的人也只不过得到缯帛布匹罢了。因此，赏赐功劳大多用官职。用官职赏功，有两种弊害：任用没有才能的人就会耽误政事，权力过重就难以控制。所以功臣居于高官的，都不能为子孙作长远打算。假如当初安禄山有方圆百里的封国，那么他也会珍惜它并传给子孙，就不会反叛了。如今的办法，不如分封较小的爵土来赏赐功臣；这样即使是大国，也不过方圆二三百里，可以和现在的小郡相比，难道还难以控制吗？”皇上说：“好。” 武宗说没有官职可以赏赐李德▯。会昌四年，泽潞平定，加授李德▯太尉、赵国公。李德▯坚决推辞，皇上说：“只恨没有官职可以赏给你罢了；如果你本来不应当得到，朕一定不会给你。” 后唐周匝请求用两个州报答恩人。同光二年初，胡柳之战时，伶人周匝被梁军俘获。庄宗常常想念他。攻入汴州那天，周匝在马前拜见，皇帝非常高兴。周匝流着泪说：“臣之所以能够活下来，都是梁国教坊使陈俊、内园栽接使储德源的功劳，希望向陛下请求两个州来报答他们。”皇帝答应了。郭崇韬劝谏说：“陛下共同夺取天下的人，都是英豪忠勇之士。如今大功刚刚完成，还没有封赏一个人，却先让伶人担任刺史，恐怕会失去天下人的心。”因此没有实行。过了一年，伶人多次把这件事拿出来说。皇帝对郭崇韬说：“我已经答应周匝了，使我惭愧得无法面对这三个人。您的话虽然正确，但应当替我委屈心意办成这件事。”五月壬寅日，任命陈俊为景州刺史，储德源为宪州刺史。当时亲军中有跟随皇帝经历百战却没有得到刺史之职的人，无不愤怒叹息。后周太祖杀掉散布流言的军士。显德元年，军士中有人散布流言，说郊祀赏赐比唐明宗时期微薄，皇帝听说了。壬午日，召集各位将领到寝殿，责备他们说：“朕自即位以来，穿破衣、吃粗食，专心只想着供养军队。府库的积蓄和四方的贡物，除供养军队之外，很少有剩余。你们难道不知道吗？如今却放纵凶徒传播言论，不顾人主的勤俭，不察看国家的贫乏，又不想想自己有什么功劳却接受赏赐，只知道怨恨不满。这样对你们有什么好处？”众人都惶恐地谢罪。退朝后，皇帝查找那些不安分的人，将他们杀掉，流言才平息。奏报功劳要以实际数目为准。汉国渊上报的首级都符合实际数目。建安十七年，曹操西征时，河间人田银、苏伯反叛，煽动幽州、冀州。五官将曹丕派将军贾信讨伐他们，很快将其消灭。按照旧例，攻破贼军的文书把一个首级记作十个；国渊上报的首级数目却都与实际相符。曹操问他原因，国渊说：“征讨外敌时，夸大斩获的数目，是想用来显扬武功、震动百姓的耳目。河间在国家疆域之内，田银等人是叛逆，即使能够战胜他们是有功劳的，我私下却以此为耻。”曹操非常高兴。晋代石鉴因虚报首级而被罢黜。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鉴因攻打吴军时虚报首级而获罪。诏书说：“石鉴身为大臣，是我所信任的人，却竟然降低身份一同作假，按道义怎么可以这样？现在遣送你回乡，终身不得再任用。” 滥行赏赐一门。汉更始帝滥授官爵。更始二年，皇帝纳赵萌的女儿为夫人，因此把政事交给赵萌。群小和厨师都被滥授官爵。长安人为此编歌谣说：“灶下的厨夫，养成了中郎将；腐烂的羊胃，成了骑都尉；腐烂的羊头，成了关内侯。” 晋王导想授予路永等人官爵。咸和四年，路永、匡术、贾宁都是苏峻的党羽。苏峻尚未失败时，路永等人离开苏峻归附朝廷。王导想用官爵赏赐他们，温峤说：“路永等人都是苏峻的心腹，首先酿成叛乱，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后来虽然悔悟改过，却不足以赎清先前的罪过，能够保全性命已经是很大的幸运了，怎么还可以再褒奖宠幸他们呢？”王导于是作罢。唐穆宗优待宽纵将领和士卒。长庆二年，当初，皇帝在东宫时，听说天下人厌恶并苦于宪宗用兵，所以即位后务求优待宽纵将领士卒，以求暂时苟安。诏令神策六军使以及南牙常参武官，把任职经历和功绩文书备齐送到中书省，酌情加以奖赏提拔。各道长期任职的大将以及有功之人，都奏报朝廷任官。天下各军，一律委托本道按照原有名额驻守，不得擅自削减。于是商人和胥吏争相贿赂藩镇，取得文书补任列将并加以推荐，立即升入朝廷官籍。奏章堆积如山，士大夫都扼腕叹息。穆宗滥行赏赐。长庆三年，皇帝从复道前往兴庆宫，到了通化门楼，便投下绢二百匹，施舍给山中僧人。皇帝这样滥行赏赐的事情，都属于这一类，无法全部记载。后唐潞王预先借取五月的租金。清泰元年，皇帝从凤翔出发时，答应军士进入洛阳后每人赏钱百缗。到达后，查点实际拥有的金帛，不过金三万两、绢三万匹，而计算赏赐军士的费用，需要五十万缗。王玫请求征收京城百姓的财物来补足，几天之内只得到数万缗。执政大臣请求以房屋作为征收标准，不论士人还是庶民，无论自有房屋还是租住者，都预先借取五个月的租金，皇帝同意了。李专美请求按照现有财物平均分给将士。

译有关官员想尽办法搜敛百姓财物，只得到六万缗。皇帝大怒，把军巡使关进监狱，日夜督促责罚，囚犯挤满了监狱。贫困的人甚至上吊投井，而军士们在街市店铺间游荡，个个面带骄色。市民聚集起来辱骂他们说：“你们这些人为君主奋力作战、建立功劳，确实辛苦；反而让我们这些人挨鞭打、受杖责，拿出财物作为赏赐，你们还洋洋自得，难道不愧对天地吗？”这时，皇帝把左藏库的旧物和各道进献的财物全部拿出来，甚至连太后、太妃的器物、衣服、簪子和耳饰也都拿了出来，才凑到二十万缗。皇帝为此忧虑，李专美值夜班，皇帝责备他说：“你的名声说你有才，却不能替我谋划解决这件事，留下才能又有什么用呢？”李专美谢罪说：“国家的存亡，不只是取决于赏赐丰厚，也在于修明法度、建立纲纪。陛下如果不改掉重蹈覆辙的做法，臣恐怕只是徒然困苦百姓，国家存亡仍然难以预料。如今财力已经全部用到这里了，应当按照现有财物平均发给他们，何必一定要实行最初的承诺呢？”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壬辰日，诏令在凤翔归顺的禁军，从杨思权、尹晖等人开始，各赏二匹马、一头骆驼和钱七十缗；下至普通军人，赏钱二十缗；留在京城的军士，各赏钱十缗。军士们仍不满足，依旧怨恨不满，编歌谣说：“除掉菩萨，扶立生铁。” 这是因为闵帝仁弱，而皇帝刚强严厉，后来对此产生了悔意。公正执法一门。北魏源怀不因旧日交情宽赦元尼须。梁天监二年，魏主派源怀持节巡察边境。朔镇将领元尼须与源怀是旧交，贪污污秽，罪行狼藉。他设酒宴请源怀，对源怀说：“我的生死长短，取决于您的话，难道不能互相宽容吗？”源怀说：“今天是我源怀与老朋友饮酒的场合，不是审理案件的地方。明天到了公庭，才是使者查验镇将罪状的地方。”元尼须挥泪无言以对。最终仍依法弹劾治罪。唐太宗不徇私庇护庞相寿。贞观三年，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获罪而被免职，自己陈说曾经在秦王府任职。皇上怜悯他，想答应让他恢复原职。魏徵劝谏说：“秦王府的左右属官，内外有很多人，恐怕人人都依仗恩宠徇私，这会使行善的人害怕。”皇上欣然采纳了他的意见，对庞相寿说：“我过去做秦王，只是一府之主；如今居于帝位，是四海之主，不能只对故人徇私。大臣所坚持的道理就是这样，朕怎么敢违背呢？”赏赐给他绢帛，遣送他离去，庞相寿流着泪离开。太宗不偏袒亲戚。十七年四月丁亥日，任命中书令杨师道为吏部尚书。当初，长广公主嫁给赵慈景，生下赵节；赵慈景死后，公主又改嫁杨师道。杨师道与长孙无忌等人共同审理承干的案件，暗中替赵节开脱，因此受到责罚。皇上到公主住所，公主以头撞地，哭泣着为儿子的罪过谢罪。皇上也跪拜哭泣着说：“赏赐不避开仇人，惩罚不偏袒亲戚，这是天下最公正的原则，不敢违背。”因此对不起姐姐。高宗认为官府办事大多不能完全公正。永徽元年闰月，皇上对宰相们说：“听说各地官府办事，仍然互相顾及情面，大多不能完全公正。”长孙无忌回答说：“这怎么敢说完全没有呢？不过，放纵私情、歪曲法律，实际上也不敢。至于略微收受一些人情，恐怕陛下也不能免除。”长孙无忌是皇上的元舅，辅佐处理政务，凡是他说的话，皇上没有不赞许采纳的。宣宗不因技艺高超而废弃法令。大中十一年，教坊的祝汉贞诙谐机敏，皇上有时指示某件物品让他即兴吟咏，他出口便能仿作诗文，仿佛早已写成，因此在众伶人中最受宠幸。一天，他在皇帝面前拍掌谈笑，谈话颇涉及朝廷外部的政事，皇上严肃地说：“我养你们这些人，正是供我戏笑罢了，怎么可以擅自干预朝政呢？”从此疏远了他。等到他的儿子因犯贪赃罪被杖打而死，便把祝汉贞流放到天德军。乐工罗程擅长琵琶，从武宗时期就已经得到宠幸；皇上平素通晓音律，对他尤其宠爱。罗程依仗恩宠横暴，因一点小小的怨隙杀人，被关进京兆府的监狱。各位乐工想替他求情，趁皇上到后苑奏乐时，便设下空座，放置琵琶，在庭院中一齐拜伏，并且哭泣。皇上问他们原因，他们回答说：“罗程辜负陛下，死一万次也不足以赎罪；但我们可惜他的天下绝技，以后不能再侍奉陛下宴饮游乐了。”皇上说：“你们所可惜的是罗程的技艺，朕所可惜的是高祖、太宗的法令。”最终把罗程杖打处死。后唐潞王想杀楚匡祚。清泰元年，皇帝想杀楚匡祚，韩昭训说：“陛下是天下人的父亲，天下人都是陛下的儿子，施行法律应当保全最大的公正。”楚匡祚奉诏查验重吉家的财产，不得不这样做。如今灭楚匡祚全族没有益处，恐怕即使处死他也不能满足众人的心愿。乙卯日，将楚匡祚长期流放到登州。后周太祖不徇私偏袒旧日属吏。广顺二年，叶仁鲁是皇帝过去的属吏。他因贪污绢一万五千匹、钱一千缗而获罪。庚午日，赐令他自尽。皇帝派中使赐给他酒食，说：“你是自己触犯了国法，我也没有办法救你；但我会抚恤你的母亲。”叶仁鲁感动得流泪。法令一门。卫鞅招募百姓搬木。周显王八年，秦孝公任命卫鞅为左庶长，最终制定了变法的法令。法令已经拟定，还没有公布，卫鞅担心百姓不相信，于是在国都市场的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招募能把它搬到北门的人，赏给十金。百姓觉得奇怪，没有人敢搬。卫鞅又说：“能搬过去的人，赏五十金。”有一个人把木头搬了过去，卫鞅立即赏给他五十金。于是公布法令。法令实行一年，秦国百姓到国都诉说新法不便利的，多达数千人。此时太子触犯法律，卫鞅说：“法律不能实行，是因为上面的人触犯了它。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可以施加刑罚，那就处罚他的师傅公子虔，给他的老师公孙贾刺面之刑。”第二天，秦国人都争相执行新法。新法实行十年，秦国道路上没有人捡取遗失物，山中没有盗贼，百姓勇于为国家作战，怯于私下争斗，乡邑非常安定。秦国百姓中当初说新法不便利的人，后来有人来称说新法便利。卫鞅说：“这些都是扰乱法律的百姓。”把他们全部迁到边地。此后百姓没有人敢再议论法令。汉高祖约定法令三章。元年十一月，沛公把各县的父老和豪杰全部召来，对他们说：“父老们苦于秦朝苛刻的法令已经很久了。如今我和诸侯约定，先进入关中的人就让他在那里称王，我应当在关中称王。我只和父老约定三条法令：杀人的处死，伤人和盗窃的按罪治罪，其余秦朝法令全部废除。各级官吏和百姓都照旧安居。凡是我来这里的原因，是替父老们除去祸害，不是来侵扰欺凌你们的，不必害怕。而且我之所以把军队退驻霸上，是等待诸侯到来后确定约束罢了。”于是派人和秦朝官吏一起巡行各县、乡邑，向百姓宣告说明。秦地百姓非常高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章〕 梁统论说，刑罚过轻会使人容易犯法、官吏容易杀人。

译建武十四年秋，太中大夫梁统上书说：“臣私下看到，元帝初元五年，减轻死刑的案件有三十四件；哀帝建平元年，减轻死刑的案件有八十一件。其中有四十二件，对于亲手杀人的人，只减死刑一等。从此以后，这就成为固定的常规。因此人们轻易触犯法律，官吏也容易杀人。高帝受命后，约定法令，制定法律，确实得当。文帝只是废除肉刑和连坐法，其余都大体沿用旧章。到了哀帝、平帝继承帝位，丞相王嘉轻率地穿凿附会，破坏并删改先帝原有的约定和成法。希望下诏给有关官员，确定不可改变的法典。”杜林上奏说：“大汉初兴，免除苛刻的政令。到了后来，法令逐渐繁多。馈赠果实、桃子、蔬菜等小物，积累起来也被定为贿赂；小事本来不妨害义理，却被当作极重的罪罚。至于法律不能禁止、命令不能制止，上下互相逃避，弊害越来越深。臣愚昧地认为，应当依照旧制，不应反复改动。”梁统又上书说：“从高祖到孝宣帝，天下都称为太平。到了初元、建平年间，盗贼逐渐增多，都是因为刑罚不适中，导致愚昧的人容易触犯法律。由此看来，刑罚过轻反而会产生大祸，使恩惠施加给奸邪之人，却祸害了善良百姓。” 这件事被搁置，没有答复。晋代裴頠、刘颂论说刑法不统一。元康九年，刑法不统一，案件和诉讼繁多滋长。裴頠上表说：“元康四年，大风刮过宗庙门阙，屋瓦有几片倾落，于是免去太常荀寓的职务。元康五年二月，发生大风，兰台主管官员害怕重蹈前事，便在屋脊、栋梁之间搜查，发现瓦片有十五处稍微歪斜，于是拘禁太常，又兴起刑狱。今年八月，陵墓上有一根荆条，周长七寸二分，被人砍断，司徒、太常便奔走于道路之间。虽然知道事情很小，但查问弹劾的后果难以预料，所以都做得过分了，恐怕奸吏会借此机会任意加重或减轻罪责。”刘颂又上书说：“自近世以来，法律逐渐分门别类，命令非常不统一。法律要求必须奉行，所以让主管官员遵守条文；但有时事理穷尽、法令阻塞，所以让大臣解释疑难、处理滞碍，以适应时宜。因此，君主拥有权宜裁断之权，主管官员则遵守成文法。像汉宣帝解释犯跸罪的判决，就是大臣解释疑难；像公孙弘裁断郭解案件，就是大臣解释疑难。君主拥有权宜裁断之权，就像汉高祖杀丁公那样。天下各种事情，除非属于这些情况，不得任意发表意见妄加议论，都应按照法律命令办理，这样法律才能取信于下。”于是下诏，命令郎官、令史如果再次提出依法驳正案件，必须随事奏报。然而仍然不能革除这种弊病。刘颂升任吏部尚书后，制定九班制度，想让百官安心任职、少求升迁，考核他们的才能和是否称职，明确赏罚。贾郭等人擅用权力，做官的人都想迅速升迁，这件事最终没有实行。熊远请求以律令经传作为驳议的依据。建兴元年，熊远对琅邪王司马睿说：“自从战事兴起以来，处理事情不依照律令，竞相创立新意，遇到事情才临时制定制度，早晨制定、晚上更改，以至于主管官员不敢依据法律办事，每次都要请示，这不是治理政事的体制。臣愚昧地认为，凡是提出驳议的人，都应当援引律令和经传，不得只凭个人情感说话，毫无依据，从而损害旧有典章。至于根据时宜决定开放或阻塞，用权宜之道制裁事物，这是君主可以实行的事情，不是臣子所应擅自使用的。”司马睿认为当时事务繁多，不能听从。苻坚任用邓羌、王猛。晋穆帝升平三年秋七月，秦王苻坚从河东回来，任命骁骑将军邓羌为御史中丞。八月，任命咸阳内史王猛为侍中、中书令，兼任京兆尹，特进光禄大夫。强德是太后的弟弟，酗酒蛮横，抢掠百姓的财物和子女，成为百姓的祸患。王猛一到任就逮捕强德，奏章还没有得到答复，强德的尸体已经陈列在市中。苻坚派使者快马赶去赦免他，也没有赶上。王猛与邓羌志同道合，痛恨邪恶，纠察审理案件，毫无顾忌。几十天之内，权贵豪强和皇亲国戚中被杀、受刑或免官的有二十多人，朝廷震惊恐惧，奸猾之徒屏住气息，路上没有人捡取遗失物。苻坚感叹说：“我到今天才知道天下是有法律的。” 梁武帝想起秣陵老人的话。天监十年，皇上亲厚和睦九族，优待宽纵朝廷士人。朝士中有犯罪的，都屈曲法律为他们开脱；百姓有罪，却按照法律审理。凡是因亲属关系而连坐的，老人和孩子也不能免除；一人逃亡，全家都被拘押服役。百姓已经穷困窘迫，奸邪盗贼反而更加猖獗。皇上曾因郊祀出行，有一位秣陵老人拦住车驾，说：“陛下制定法律，对平民急迫，对权贵宽缓，这不是长久之道。如果确实能够反过来这样做，天下就非常幸运了。”皇上于是思考办法来放宽对百姓的限制。北齐的张老请求制定齐国法律。梁简文帝大宝元年，齐主刚刚即位，励精图治。赵道德因事牵连到黎阳太守、清河人房超，房超没有发文书，却用棓杖打死了赵道德的使者。齐主认为房超做得对，命令各地守宰都设置棓杖，用来诛杀那些接受请托的人。不久，都宫中郎宋轨上奏说：“如果接受使者请托和贿赂，尚且要受到大刑，那么自身犯了枉法之罪，还能加以什么罪罚呢？”于是废除了这项命令。司都功曹张老上书，请求制定齐律。诏令右仆射薛琡等人取魏朝的《麟趾格》，重新讨论增损。唐代李素立劝谏高祖不要抛弃法律。武德元年，有人犯法但罪不至死，高祖却特意命令杀掉他。监察御史李素立劝谏说：“三尺之法，是君王与天下共同遵守的。法律一旦动摇，人民便会手足无措。陛下刚刚创立大业，为什么要抛弃法律？臣忝居法司之职，不敢奉行诏令。”高祖听从了他。从此李素立特别受到恩遇，命有关部门授予他七品清要官职。增加新格五十三条。七年夏四月庚子朔，赦免天下。当日颁布新律令。这是在开皇旧制的基础上，增加新格五十三条。起初制定均田、租庸调法。起初制定均田、租庸调法，成年男子和中男每人授田一顷，重病者减去十分之六，寡妇和妾减去十分之七；所授田地都以十分之二作为世业田，十分之八作为口分田。每个成年男子每年缴纳租粟二石，调按照土地所适宜生产的物产缴纳绫、绢、絁、布。每年服役二旬，不服役则收取其役佣，每天三尺。有事务需要增加役期的，服役十五日则免除其调，服役三旬则租调都免除。水灾、旱灾、虫灾、霜灾造成灾害，受损超过十分之四的免租，超过十分之六的免调，超过十分之七的租调和徭役全部免除。凡百姓的资产产业分为九等；一百户为一里，五里为一乡，四家为一邻，四邻为一保。城中的编为坊，田野中的编为村。享受俸禄的人家，不得与百姓争利。工商杂类不得列入士伍。男女出生时称为黄，四岁称为小，十六岁称为中，二十岁称为丁，六十岁称为老。每年编造计帐，每三年编造户籍。太宗说法律不可屡次变更。贞观十年十二月，太宗说：“法令不可屡次变更，频繁变更就会烦琐，官长不能全部记住，而且前后规定彼此差异抵牾，官吏便可以借机作奸。从今以后改变法律，都应当详细谨慎地实行。” 太宗说不可以改变法度。

译十五年七月丙子，太宗指着殿屋对侍臣说：“治理天下就像建造这座房屋，营建构筑完成以后，不要屡次改动迁移。假如更换一根椽子，扶正一片瓦，踩踏挪动使它摇晃，必然会有所损坏。如果贪求奇异功绩，改变法令制度，不能恒守其德，劳扰实在太多。” 狄仁杰上奏说：“权善才、范怀义不应当被杀。” 仪凤元年九月壬申，大理寺上奏：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误砍昭陵的柏树，罪当除名。高宗特意命令杀掉他们。大理丞、太原人狄仁杰上奏说：二人的罪不应判死刑。高宗说：“权善才等人砍伐陵墓的柏树，我如果不杀他们，就是不孝。”狄仁杰坚持不止，高宗变了脸色，命令他出去。狄仁杰说：“如今法律规定罪不至死，而陛下却特意杀掉他们，这是法律不能取信于人。人将把手脚放在哪里呢？张释之曾说：假如有人盗取长陵一抔土，陛下将如何处置？如今因为一株柏树杀掉两位将军，后代将认为陛下是什么样的人呢？臣不敢奉行诏令，是担心使陛下陷于不义，也因为惭愧将来在地下无颜见张释之。”高宗的怒气渐渐消解，二人被除名，流放到岭南。柳公绰诛杀舞文弄法的官吏。长庆三年五月壬申，任命尚书左丞柳公绰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柳公绰经过邓县时，有两个官吏，一个犯贪赃罪，一个舞文弄法。众人都认为柳公绰一定会杀掉犯贪赃罪的官吏，柳公绰判决说：“贪赃的官吏触犯法律，法律还在；奸诈弄法的官吏扰乱法律，法律就会亡失。”最终杀掉了舞文弄法的官吏。马植上奏说不应减免重囚的罪刑。大中元年二月癸未，宣宗因为旱灾，减少膳食，撤去音乐，放出宫女，放掉鹰隼，停止营建修缮，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卢商和御史中丞封敖审理疏通京城的囚犯。大理卿马植上奏说：“卢商等人一味施行宽赦，凡是抵罪至死的人，一概免除死刑。那些官府典吏犯贪赃罪以及故意杀人的人，平日大赦时都不赦免，如今却因疏理囚犯而赦免他们，使贪官污吏没有惩罚和畏惧，死者含冤而无处申诉，恐怕这不是消除旱灾、招致和气的办法。从前周朝遭遇饥荒，攻克殷而年成丰收；卫国遭遇旱灾，讨伐邢国而降下雨来。这就是说，诛杀罪人、戮除奸邪，正合天意；昭雪冤屈、解决积滞，才符合圣心。请再加以裁定。”诏令两省五品以上官员议论此事。张鹭等人上言：“陛下因为旱灾审理囚犯，是担心其中有冤屈和积滞；如今所赦免的死罪没有冤屈需要昭雪，恐怕凶险而侥幸的人会常常盼望以水旱为灾，应当依从马植所奏。”诏令依从马植的意见，全部依法论罪。后梁防彦卿杀人，崔沂上奏请求依法论罪。开平四年三月，左金吾大将军寇彦卿入朝，走到天津桥时，有百姓没有避让道路，寇彦卿把他投入栏杆外，百姓因此死亡。寇彦卿向太祖自首，太祖认为寇彦卿有才干、有功劳，又长期在身边，便命令他拿私人财物送给死者家属，以此赎罪。御史司宪崔沂弹劾寇彦卿在宫阙之下杀人，请求依法论罪。皇帝命寇彦卿说明情况，寇彦卿回答：“我命令随从把他抬到栏杆外，没想到误使他死亡。”皇帝想按过失杀人论罪。崔沂上奏说：“按照法律，以势力发号施令的人是首犯，动手的人是从犯，不能把罪归给从犯。没有斗殴而故意殴打致人受伤的，伤罪加一等，不能作为过失处理。”辛巳，降授寇彦卿为游击将军、左卫中郎将。寇彦卿扬言：“有谁取得崔沂的首级，我赏钱万缗。”崔沂把这件事告诉皇帝，皇帝派人对寇彦卿说：“崔沂若有丝毫伤害我，我就灭你的族。”当时功臣骄横，因此稍稍收敛。诏令制诰门。汉代山东父老扶着拐杖听文帝的诏令。二年，贾山上书说：“陛下即位后，亲自勉励自己使天下富厚，节省费用、爱护百姓，平息狱讼、放宽刑罚，天下没有不欢欣喜悦的。我听说山东的官吏发布诏令时，百姓即使年老、瘦弱、衰病，也扶着拐杖前去听诏。他们希望再稍等片刻，不要死去，想看到德化取得成效。” 第五伦见到诏书，感叹光武帝是圣主。建武三十一年，京兆掾第五伦兼管长安市，他公平廉洁，市场上没有奸诈枉曲之事。每次读到诏书，他常常叹息说：“这真是圣主啊！”一见到诏书就可以断定了。同僚们笑他说：“你连劝说将军都未必能使他听从，怎么能感动万乘之主呢？”第五伦说：“只是没有遇到知己，因为志趣不同罢了。”后来他被举荐为孝廉，补任淮阳王医工长。唐太宗因旱灾和蝗灾下诏。贞观二年，关内遭遇旱灾和饥荒，百姓多卖掉子女来接济衣食。己巳，太宗下诏拿出御府的金帛赎回他们，送还给父母。又因去年淫雨、今年旱灾和蝗灾而下诏赦免天下。诏书大意说：“假如年成丰收，天下安定，愿意把灾祸转移到朕身上，以使万国得以保存，这就是朕的愿望。”太宗甘愿承受这些灾祸而不吝惜。诏令所到之处有雨降下，百姓非常喜悦。北门翰林制度。天宝十三载，唐朝初年，诏敕都由中书、门下两省中善于作文的官员撰写；干封以后，才开始征召文士，元万顷、范履冰等人起草各种文辞，常常在北门等候皇帝裁决，当时人称他们为北门学士。中宗时期，上官昭容专门掌管这件事。皇帝即位后，才设置翰林院，位置靠近禁廷，招纳善于文章的人，甚至包括僧人、道士以及擅长书法、绘画、琴、棋、数术的人，都安置在其中，称为待诏。刑部尚书张均和他的弟弟太常卿张垍都是翰林院供奉。皇帝想加授安禄山同平章事，已经命张垍起草制书。杨国忠劝谏说：“安禄山虽然有军功，却目不识丁，怎么可以做宰相？制书一旦下达，恐怕四夷会轻视唐朝。”皇帝于是停止了这件事。德宗在奉天发布的诏书使听到的人挥泪。建中四年，陆贽对德宗说：“如今盗贼遍布天下，皇帝的车驾迁徙流离，陛下应当深切地自我归罪，以感动人心。从前成汤因为责备自己而兴盛，楚昭王因为采纳善言而复国。陛下如果确实能够不吝惜改正过错，用言辞向天下谢罪，使诏书没有什么需要回避的，臣虽然愚昧浅陋，也可以仰承圣上的心意，希望能使那些心怀反侧的人改变心意、归向教化。”德宗认为他说得对。因此奉天所下的诏书，即使骄横的将领和强悍的士卒听到后，也没有不感动流泪的。兴元诏书使士卒感动哭泣。

译兴元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赦免天下，改元。制书说：“要使政治清明、教化兴盛，必定在于推诚相待；忘却自己、救济他人，不吝惜改正过错。朕继承先祖的大业，君临万国，却失守宗庙社稷，流离在草野之间。没有想到遵循道德，实在无法挽回过去；永远追念自己的过错，希望将来能够有所挽回。现在明确说明其中的道理，以此昭示天下。小子我害怕德行不能继承，怎么敢荒怠放纵？然而我长久生长在深宫之中，对于治理国家的事务昏暗无知，积久的习惯容易使人沉溺，身处安乐便忘记危险，不知道农事的艰难，不体恤征战戍守的劳苦。恩泽不能下达到百姓，民情也不能上达朝廷，事情既然阻塞隔绝，人与人之间便怀疑阻隔；我仍然昏昧而不反省自己，于是发动战争。征发四方的军队，转运粮饷千里，征调车辆、登记马匹，远近都骚动不安；出行的人携带资粮，居家的人运送物资，百姓疲劳不堪。有的一天之内多次交锋，有的连年不能解下铠甲头盔；祭祀无主，家庭无所依靠，生者死者流离失所，怨气凝结；劳役没有止息，田地大多荒芜。暴虐的命令比诛求还严酷，疲惫的百姓因纺织而耗尽，辗转死于沟壑，离开乡里，城邑村落变成废墟，人烟断绝。上天在上面降下谴责，而朕没有醒悟；人民在下面怨恨，而朕不知道。终于逐渐造成祸乱的阶梯，变乱兴起于都邑，万事失去秩序，九庙震动惊扰，上面累及祖宗，下面辜负百姓。” 朕内心痛苦而面有惭色，罪责确实在我。长久追念这些惭愧和悲痛，就像坠入深泉山谷。从今以后，朝廷内外所上书奏，不得再说“圣神文武”等尊号。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都凭借旧日功勋，各自镇守藩镇。朕安抚驾驭失当，使他们产生疑惧，这都是上面失去了正道，下面才遭受灾祸。朕实在不像一个君主，别人又有什么罪呢？应当连同他们所管辖的将领、官吏等，一概像从前一样对待。朱滔虽然因朱泚而连坐，但道路遥远，必定不是同谋；念及他的旧日功勋，应当尽力宽大赦免。如果能够效法顺从，也一并给予更新自新的机会。朱泚反逆改变常道，盗取名位和器物，暴行侵犯陵寝，这些都是不忍说出的罪行；他获罪于祖宗，朕不敢赦免。至于那些被胁迫跟从的将领、官吏和百姓等，只要官军尚未到达京城以前，离开叛逆而归顺，以及希望归还本道、本军的，都依从赦免条例。各军、各道中应当前往奉天以及进军收复京城的将士，都赐名为奉天定难功臣。此前加征的垫陌钱、间架税、竹木税、茶漆税、▯铁之类的赋税，全部应当停止。赦书下达后，四方人心大为喜悦。等到皇帝返回长安，第二年李抱真入朝，对皇帝说：“山东宣布赦书时，士卒都感动哭泣。臣看到人情如此，知道叛贼不难平定。” 诏令不被信任。贞元三年，德宗在新店打猎，进入百姓赵光奇家中，问：“百姓快乐吗？”赵光奇回答：“不快乐。”德宗说：“今年收成颇好，为什么不快乐？”赵光奇回答：“诏令不可信。先前说两税以外，全部没有其他徭役，如今不是税收名目的征求，几乎超过了税收。后来又说实行和籴，实际上却是强行征取，百姓一文钱也没有得到。起初说所籴的粟麦送交到沿途指定地点，现在却派人运送到京西行营，动辄数百里，车辆损坏、牛匹累死，家产破尽也无法支撑，忧愁痛苦到了这种地步，哪里还有什么快乐？每次有诏书说要优待抚恤百姓，也只是空文罢了。恐怕圣主深居九重，全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德宗命令免除赵光奇家的赋役。令狐楚起草制书。元和十四年，中书舍人武儒衡有气节，喜欢直言，宪宗器重他，给予非常优厚的待遇。人们都说他将要入朝担任宰相，令狐楚嫉妒他，想设法阻止，于是推荐山南东道节度推官狄兼谟的才干品行，提拔狄兼谟为左拾遗内供奉。狄兼谟是狄仁杰族中的曾孙。令狐楚亲自起草制书，极力称说武则天篡夺帝位、奸臣专擅权力，依赖狄仁杰保佑，中宗才能恢复帝位。武儒衡哭着向宪宗申诉，并且说：“臣的曾祖武平一，在武则天朝辞去荣宠，终老家中。”宪宗因此看轻令狐楚的为人。

译武宗命令李德▯起草赐给黠戛斯的诏书。防昌三年三月，任命太仆卿赵蕃为安抚黠戛斯使。武宗命令李德▯起草赐给黠戛斯可汗的书信，告诉他：贞观二十一年，黠戛斯的先君亲自入朝，被授予左屯卫将军、坚昆都督，直到天宝年间，朝贡从未断绝。后来被回鹘阻隔，如今回鹘的残兵不到一千人，分散逃入山谷。可汗既然与回鹘结怨，就必须把他们全部消灭；如果留下残余势力，必定会产生后患。又听说可汗接受氏族封号的本源与我国同族，国家承接北平太守之后，可汗则是都尉的后裔，由此可以知道合族后的尊卑关系。如今想册封任命可汗，特意加赐美号；因为还不知道可汗的意愿，所以暂且派人说明此意，等赵蕃回来后，另行派使者举行册礼。从回鹘到塞上，以及黠戛斯入贡以来，每逢有诏敕，武宗大多命李德▯起草。李德▯请求交给翰林学士办理，武宗说：“学士不能完全合乎人意，必须由你亲自起草。” 李德▯起草的诏书言辞简要而切当。武宗命令李德▯起草诏书，赐给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敬，诏书大意说：“泽潞这一镇，和卿的情况不同，不要为了子孙的利益而谋划，想要保存辅车相依的形势。只要能够显著建立功效，自然会使福泽延及后代。”武宗临朝时称赞其中的言辞简要切当，说：“就应当这样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又赐诏给张仲武，说回鹘残余势力尚未消灭，塞上多有忧患，专门委托卿抵御外侮。王元逵、何▯敬得到诏书后，惊惧而屏息听命。夜间召学士起草制书。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崔铉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武宗夜间召见学士韦琮，把崔铉的名字交给他，命令他起草制书。宰相和枢密使都不知道这件事。当时枢密使刘行深、杨钦义都愿意谨慎恭顺，不敢参与政事。一位年老的宦官责怪他们说：“这是因为刘、杨二人懦弱怯惧，败坏了旧日的风气。” 崔嘏因罪获处分。大中二年，中书舍人崔嘏因起草李德▯的制书获罪，因为没有把他的罪行全部写明，被贬为端州刺史。郑畋起草刘瞻的制书，因而获罪。咸通十一年，刘瞻被贬为康州刺史。翰林学士承旨郑畋起草罢免刘瞻宰相职务的制书，文辞说：“安置数亩居所，仍然不是自己所有；拒绝四方的贿赂，只是害怕被人知道。”路岩对郑畋说：“侍郎这是在上表推荐刘相，因此获罪，被贬为梧州刺史。” 韦贻范被起复。天复二年七月，韦贻范担任宰相时，接受了很多人的贿赂，答应授予他们官职；后来因母亲去世而离职，每天都被债主们喧闹催逼，所以急切地谋求起复，每天派人到两中尉、枢密使以及李茂贞那里请求。皇帝命韩偓起草起复韦贻范的制书，韩偓说：“即使我的手腕被砍断，这份制书也不能起草。”随即上奏论列此事，说韦贻范服丧还不到几个月，就突然命令他起复，实在令人震惊，损害国家体统。昭宗立即命令停止起草。八月乙亥朔，公布任命时没有白麻可以宣读，宦官喧哗说：“韩侍郎不肯起草白麻。”听到的人大为惊骇。李茂贞入朝进见皇帝，说：“陛下任命宰相，而学士不肯起草白麻，这和反叛有什么不同？”昭宗说：“他所陈述的事理明白，我怎么能不听从？”李茂贞不高兴地出去了。己亥，再次起复韦贻范，命姚洎起草制书，韦贻范没有推辞，立即上表谢恩，开始处理政务。后汉范质起草诏令，措辞处置得当。干▯三年，郭威讨伐三叛时，每次看到朝廷下达、处置军事的诏书，都认为合乎时机和宜当。郭威问使者：“这些诏书是谁起草的？”使者回答是翰林学士范质。郭威说：“这是宰相之才。”入城后访求范质，找到他，非常高兴。当时正下大雪，郭威解下自己所穿的紫袍给范质穿上，命他起草太后的诰令和迎立新君的仪注。在仓促慌乱之中，范质讨论、撰定这些文书，全部处理得很适宜。赦书门。汉代匡衡、荀悦论说赦免。永光二年，元帝问给事中匡衡地震、日食等灾变的原因，匡衡上疏防备灾异说：“陛下亲自实行圣德，开创太平之路，怜悯愚昧的官吏和百姓触犯法禁，近年来屡次大赦，使百姓能够改过自新，这是天下的大幸。臣私下见到，大赦以后，奸邪之徒并没有因此减少，今天大赦，明天就犯法，接连不断地进入监狱，这大概是引导他们的方法还没有抓住要点。”荀悦评论说：“赦免，是权宜之时的适当措施，并不是通常的制度。汉朝兴起时，承接秦朝战乱之后，正处在极其愚昧的时代，家家都可能有人犯法受刑，所以制定了三章之法和大赦的命令，荡涤污秽的弊流，使百姓重新开始，这是当时的形势所决定的。像惠帝、文帝时代，没有什么需要赦免的；孝景帝时期，七国都发生叛乱，异心同时兴起，奸诈之事不止一端。到了武帝末年，赋税徭役频繁增加，群盗一同兴起，又加上太子之事和巫蛊之祸，天下纷乱，百姓困苦不堪，人人不得安宁。到了光武帝时期，在平定动乱之后，像这样的情况，就应当实行赦免了。” 吴汉希望光武帝不要大赦 建武二十年，广平忠侯吴汉病重，光武帝亲自驾临，问他想说什么。吴汉回答：“臣愚昧无知，只希望陛下谨慎，千万不要大赦罢了。” 蜀汉诸葛亮不发布大赦 魏邵陵厉公正始七年，蜀汉实行大赦。大司农孟光当众责备费祎说：“赦免是造成偏颇的东西，不是政治清明的时代所应当有的。国家衰败困穷到了极点，实在不得已，然后才可以权宜实行。如今主上仁慈贤明，百官都称职，哪里有什么迫在眉睫的危急，却屡次施行非常的恩典，用来惠及奸邪盗贼吗？”费祎只是回头道歉，显得局促不安而已。当初，丞相诸葛亮在世时曾说：“您舍不得大赦。”诸葛亮回答：“治理太平之世要靠大德，不靠小恩小惠。所以匡衡、吴汉都不希望实行大赦。先帝也说过：‘我周旋于陈元方、郑康成之间，每次看到他们启告治理乱世的道理，都已经很详尽了，却从来没有谈到赦免。’像刘景升、刘季玉父子那样，年年赦免宽宥，对治理又有什么益处呢？”因此蜀人称赞诸葛亮贤能明智，认为费祎比不上他。陈寿评论说：“诸葛亮治理政事，军队多次兴动，却不随意发布赦令，难道不是卓越吗？” 晋代郭璞请求实行大赦 太兴四年三月，太阳中出现黑斑。著作佐郎郭璞认为元帝用刑过重，上疏防备灾异说，这是阴阳错乱，都是繁多刑罚造成的。大赦虽然不应当频繁实行，但子产知道铸造刑书不是治理政事的好办法，却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必须用它来挽救弊病。如今适宜实行大赦，道理也是如此。郭璞再次上疏请求大赦 永昌元年春正月，郭璞再次上疏，请求趁皇孙出生发布赦令。元帝听从了他的意见。乙卯日，大赦天下，改年号。王彪之说郊祀不应当有大赦

译永和七年，穆帝将要举行郊祀，会稽王昱向王彪之询问：“郊祀时应当大赦吗？”王彪之说：“自从中兴以来，郊祀往往伴随大赦，我常常认为这不合适。凶恶愚昧的人以为举行郊祀一定会大赦，便会产生侥幸心理。”昱听从了他的意见。唐太宗不愿频繁大赦 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古语说，赦免是小人的幸运，君子的不幸。一年两次大赦，好人就会沉默无言。养活稂莠，会危害嘉谷；赦免有罪之人，会伤害良民。所以自从朕即位以来，不愿频繁大赦，恐怕小人仗恃赦令，轻易触犯法令，原因就在这里。” 陆贽说被贬谪的人还没有受到恩泽 贞元十年，陆贽上言：“郊祀礼仪后的赦令已经颁布，距今将近半年了，但被流放贬谪的人还没有受到恩泽，于是拟定了三份奏状准备进呈。”德宗派人告诉他说：“按照旧例，左降的官员依照赦令酌情移近安置，不过三五百里；如今所拟定的方案似乎有些超越旧例，恐怕不妥。”陆贽再次上言：“臣认为，君王应当以诚信待人，可以责备恼怒，却不应猜疑嫌弃；可以惩罚阻止，却不应怨恨嫉妒。把人斥退到远方，是为了警戒他不恭谨；加以甄别宽恕，是为了勉励他自行改过。如果因为他们受到贬黜，便认为奸邪凶恶之人应当永远处在防范限制之中，长期遵循摈弃他们的惯例，那么悔过的人就没有办法自我补救，怀有才能的人终究不能得到施展。如果调动安置的地方不过三五百里，有的人仍未离开本道境域，当地风土反而比原来的州更差，只是白白增加搬家的劳苦，实际上增添了迁移流配的烦扰。请陛下重新裁量审察。” 陆贽和阳城都死在贬所 永贞元年，德宗末年，十年没有大赦，群臣因为害怕受到过失谴责，被驱逐的人都不再叙用。到这时，他们才得以酌情移近安置。朝廷追召忠州别驾陆贽、郴州别驾郑余庆、杭州刺史韩皋、道州刺史阳城前往京师。陆贽和阳城都还没有听到追召的诏令就去世了。李绛、白居易上言 元和四年，宪宗因为长久干旱，想要颁降恩德诏令。翰林学士李绛、白居易上言，认为如果想让实际的恩惠惠及百姓，没有比减免租税更好的办法。他们又说，宫中供驱使的宫人剩余人数仍然很多，应当节省费用，物资贵重时不要徇私送人；又请求禁止各道横征暴敛来充作进奉；又说岭南、黔中、福建的风俗，多有掠取良民卖作奴婢的行为，请求严加禁止。闰月己酉日，诏令释放天下囚禁的犯人，免除租税，放出宫人，断绝进奉，禁止掠卖，全都依照两位臣子的请求。己未日，降下了雨，他们上表祝贺说：“由此才知道，在事情发生以前就忧虑，所以能够没有忧患；事情发生以后才忧虑，对事情已经没有补救作用了。” 李逢吉害怕李绅得到移调 宝历元年，群臣上尊号为“文武大圣广孝皇帝”，大赦天下。赦文只说：“已经接受降职并得到酌情移调的官员，应当再给予酌情移调。”没有说尚未移调的人。翰林学士韦处厚上言：“李逢吉害怕李绅得到移调，所以才有这样的处置。这样一来，近年因李绅一人而被流放贬谪的官员，都不应得到移调了。”敬宗立即派人追改赦文，李绅因此得以移任江州长史。后晋张允上驳赦论 天福三年，左散骑常侍张允上《驳赦论》，认为帝王遇到天灾，往往大肆赦免，把这称作修养德行。假如有两个人一起因罪入狱，遇到大赦，理亏的一方幸免，理直的一方却含冤。冤气上达天听，正是导致灾害的原因，并不是消除灾害的办法。诏令嘉奖了他。《通鉴总类》卷二下 〈史部，史钞类，《通鉴总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