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卷二十三　　列传第十五

译苏绰年轻时喜欢学习，博览群书，尤其擅长算术。他的堂兄苏让任汾州刺史，太祖在东都城门外为他饯行。临别时，太祖对苏让说：“你家子弟中，谁可以任用？”苏让于是推荐苏绰。太祖便召苏绰任行台郎中。他任职一年多，太祖还没有深入了解他。但是各曹有疑难的事情，都要先向苏绰询问后再决定；所施行的公文，苏绰又为它们制定条文格式。行台中众人都称赞他的才能。后来太祖与仆射周惠达议论政事，周惠达不能回答，请求出去和别人商议。太祖于是召来苏绰，把事情告诉他，苏绰立即替他斟酌确定。周惠达入内呈报，太祖称好，问周惠达：“是谁替你提出这个意见的？”周惠达以苏绰回答，并称赞他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太祖说：“我也早就听说了。”不久授苏绰著作佐郎。当时太祖与公卿到昆明池观看捕鱼，走到城西汉代旧仓所在的地方，太祖回头询问身边的人，没有人知道。有人说：“苏绰博学多识，请问他吧。”太祖于是召苏绰来。苏绰把情况详细回答了。太祖非常高兴，因而又询问天地造化的开始、历代兴亡的事迹。苏绰既有口才，回答流畅如水，太祖更加高兴。于是与苏绰并马慢慢走到池边，最终没有张网捕鱼就回去了。太祖于是留苏绰到夜里，询问治理国家的道理，太祖躺着听他说。苏绰便指明陈述帝王治国之道，同时讲述申不害、韩非学说的要旨。太祖于是起身，整理衣服端正地坐着，不知不觉膝盖前移到席子的前端。两人谈到天亮仍不厌倦。第二天早晨，太祖对周惠达说：“苏绰真是奇士，我正要任用他处理政事。”随即授苏绰大行台左丞，参与掌管机密事务。从此对他的宠信日益深厚。苏绰开始制定公文办理程序、朱笔批出墨笔执行的制度，以及计帐、户籍的办法。大统三年，齐神武帝从三路入侵，诸将都想分兵抵御，只有苏绰的意见与太祖相同。于是集中兵力抵挡窦泰，在潼关擒获了他。四年，加授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封美阳县子，封邑三百户；又加通直散骑常侍，进爵为伯，增加封邑二百户。十年，授大行台度支尚书，兼领著作，兼任司农卿。太祖正想改革当时的政务，致力于推行使国家强盛、百姓富足的办法，因此苏绰得以充分发挥他的智慧才能，协助完成这些事情。裁减官员，设置二长，又设置屯田来供给军队和国家。苏绰又制定六条诏书，上奏请求施行。第一条是先治理内心，说：如今各地刺史、郡守、县令，都是接受天朝命令，出任地方长官的官员。论其尊贵，都和古代的诸侯一样。因此前代帝王每每说，能够共同治理天下的，只有贤能的宰相和地方长官。明知百官卿尹各有主管事务，然而治理百姓的根本，没有比宰守的职责更重要的了。治理百姓的方法，首先应当治理内心。心是一身的主宰，是各种行为的根本。内心不清净，思虑就会妄生；思虑妄生，就不能明白事理；不能明白事理，是非就会错乱；是非错乱，一个人尚且不能自治，又怎么能够治理百姓呢？所以治理百姓的关键，只在于使内心清明。所谓清心，并不是说不贪爱财物，而是要使心气清和，志意端正安静。心气平和、志意安静，邪僻的念头就没有机会产生；邪僻不产生，凡是思考意念，就都能符合至公的道理。遵循至公的道理来面对百姓，下面的百姓谁不会受到教化而顺从呢？所以说，治理百姓的根本，首先在于治理内心。其次还在于修治自身。凡是君主自身，都是百姓的表率，是一国的靶子。表率不端正，不能要求影子笔直；靶子不清楚，不能责怪别人射不中。如今君主自身不能自治，却希望治理百姓，就像表率弯曲却要求影子笔直；君主的行为不能自我修养，却想让百姓修养品行，就像没有靶子却责怪箭射不中。因此做君主的，内心一定要像清水一样清明，形貌品行一定要像白玉一样纯洁。亲自实行仁义，亲自实行孝悌，亲自实行忠信，亲自实行礼让，亲自实行廉洁公正，亲自实行节俭简约，然后再以不知疲倦来坚持，以明察来辅助。实行这八件事，用来教导百姓。这样百姓就会敬畏他、爱戴他，把他作为准则并仿效他，不必等到家家教导、日日督察，善行自然就会兴起。第二条是敦厚教化，说：天地万物的本性中，只有人最为尊贵。因为人具有中和的心和仁慈宽恕的行为，与木石不同，也和禽兽不同，所以尊贵。然而人的本性没有固定的守持，会随着教化迁移。受到敦厚朴实的教化，就会质朴正直；受到浇薄虚伪的教化，就会浮薄。浮薄会形成衰败的风气，质直会形成淳厚和谐的习俗。风气衰败，祸乱就相继兴起；风俗淳和，天下就能自行治理。治乱兴亡，没有不是由所受的教化造成的。然而世道衰败，已经有几百年了。大乱越来越严重，将近二十年。百姓看不到德政，只听到战争；上面没有教化，只使用刑罚。而中兴才刚开始，大难还没有平定，又加上战争，接着发生饥荒，各项事务刚刚创立，大多只能权宜办理。因此礼让没有兴起，风俗还没有改变。近几年收成稍好，徭役赋税略微减轻，衣食不再紧迫，就可以修明教化了。各地的牧守、令长，应当洗心革意，对上承受朝廷旨意，对下宣扬教化。所谓教化，贵在能够用淳厚的风气来熏染百姓，用太和之气来浸润百姓，用道德来覆盖百姓，用朴素来示范百姓，使百姓勤勉不倦，逐渐迁向善良；使邪伪之心、嗜欲之性暗中消除变化，而自己却不知道为什么，这就叫教化。然后教导他们孝悌，使百姓慈爱；教导他们仁顺，使百姓和睦；教导他们礼义，使百姓敬重谦让。慈爱就不会遗弃亲人，和睦就不会怨恨他人，敬让就不会争夺外物。这三方面都具备，王道就成就了。这就叫教导。先王用来移风易俗、恢复淳朴本性、垂衣拱手而治理天下直到太平的办法，没有不是由此而来。这就是重要的治道。第三条是尽用土地的利益，说：

译人生活在天地之间，把衣食当作生命所需。食物不足就会饥饿，衣服不足就会寒冷。饥寒切身，却想让百姓兴起礼让之行，这就像逆着陡坡滚动弹丸，势必不可能。因此古代圣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先使百姓衣食充足，然后教化才随之施行。衣食能够充足，在于充分利用土地的出产；土地的出产能够充分利用，在于劝导督促有方；主持这项教导的，只在牧守、令长。百姓蒙昧，智慧不能自行周全，必须等待劝导教诲，然后才能尽力。各州郡县每到年初，必须告诫所属百姓，不论年老年少，只要能够拿得动农具，都要让他们下田，按时开垦，不要错过农时。播种完成后，禾苗需要治理，麦子成熟在田野，蚕事停在室内，像这样的时节，都应当使老少尽力，男女共同劳动，就像救援溺水者、扑灭火灾、抵御即将到来的盗寇一样，然后才能使农夫不荒废农事，养蚕妇女也能完成她们的工作。如果有游手好闲、懒惰怠工，早回晚出、贪图安逸而厌恶劳动、不勤于事业的人，正长就应把姓名报给郡县，郡守、县令根据事情加以惩罚，惩罚一个人来劝戒一百人。这就是贤明宰守的教导。一百亩田，必须春天耕种，夏天播种，秋天收获，然后冬天才有粮食可吃。这三个时节，是农业的关键。如果错过其中一个时节，粮食就无法收获来食用。所以先王告诫说：“一个男子不耕作，天下就一定有人因此挨饿；一个妇女不织布，天下就一定有人因此受冻。”如果这三个时节不努力省察事务，反而让百姓荒废农业，这就是断绝百姓的生命，把他们赶向死亡。贫弱的家庭以及没有牛的家庭，应劝导有无相通，使他们能够互相帮助。三农空闲的时候，以及阴雨天的闲暇，还应教百姓种桑、栽果树，种植蔬菜，修整园圃，饲养鸡猪，用来准备不断生长繁殖的资源，供给养老的用品。治理政事不应过于琐碎，琐碎就会使百姓烦扰；劝导督促也不能过于简略，简略就会使百姓懈怠。善于治理政事的人，一定要根据时宜增减调节，处在繁简适中的位置。所以《诗经》说：“不刚也不柔，施行政令宽和，从而求得各种福禄。”如果不能这样，就一定会陷入刑罚之中。第四条是选拔贤能，说：上天生下众民，不能自行治理，所以必须树立君主来治理他们。君主不能独自治理，所以必须设置臣属来辅佐他。上至帝王，下至郡国，设置臣属能够得到贤能就能治理好，失去贤能就会混乱，这是自然的道理，历代君王都不能改变。如今刺史、郡守、县令都有属官，都是辅佐治理的人。刺史府的官员由天朝任命，州府属吏以下则由牧守自行设置。自古以来，州郡的大官只取决于门第资历，大多不选择贤能；末等小吏只考查刀笔文书才能，根本不询问志向品行。所谓门第资历，是先世留下的爵禄，并不能妨碍子孙成为愚昧无能之人；所谓刀笔才能，只是身外的末技，并不能排除本性品行的浇薄虚伪。如果在有门第资历的人中得到贤能之士，就像驾驭千里马而取得日行千里的效果；如果在有门第资历的人中得到愚昧无能之人，就像土牛木马，外形相似而实际无用，不能用来渡过道路。如果在有刀笔才能的人中得到志向品行端正者，就像金玉般的外表和质地，内外都美，确实是人的宝物；如果在有刀笔才能的人中得到浇薄虚伪者，就像给朽木加上彩绘，暂时悦目，却不能充当屋椽檩木使用。如今选举人才，应当不限制资历和荫袭，关键只在于得到合适的人。只要得到合适的人，完全可以从家中贫寒的人中提拔为卿相，伊尹、傅说就是这样，何况州郡的职位呢？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即使丹朱、商均是帝王的后代，也不能守住百里封地，何况公卿的子弟呢？由此说来，考察人物的方法就可以看清了。凡是寻求有才艺的人，是因为他们可以治理百姓。如果有才艺而以正直为根本，就一定会凭借他的才能治理好政事；如果有才艺而以奸诈虚伪为根本，就会借助官职制造混乱，那还能够得到什么治理呢？所以要选求才艺，必须先选择志向品行。志向品行善良的，就举荐他；志向品行不善的，就弃去他。如今选择人才的人常说：“国家没有贤人，不知道可以举荐谁。”这只是没有认真思考，并不是合乎道理的说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古人说过：英明的君主兴起，并不是从上天降下辅佐之臣；大人物奠定天命，也不是从大地拔出人才。他们总是引用一代之中的人物，来治理一代的事务。所以殷、周不必等待稷、契那样的臣子，魏、晋也不必借助萧何、曹参那样的辅佐。孔子说：“十户人家的小邑，一定有像我这样忠信的人。”难道有万户的大都，却说没有士人吗？只是求取不勤勉，选择不审慎，有时任用不得其所，使用不能尽其才能，所以才说没有贤人罢了。古人说：“一千人中的优秀者叫英，一万人中的优秀者叫隽。”如今才智足以胜任一项官职、品行声名闻于一国的人，难道不是接近英隽之士吗？只要勤勉而审慎地考察，去掉虚浮而取用真实，各州郡得到其中最优秀的人并任用他们，那么百姓无论多少，都足以治理。谁说没有贤人呢！上等美玉没有剖开时，和瓦石相类似；名马没有奔驰时，和劣马混杂在一起。等到剖开琢磨、奔驰试验之后，玉石和劣马、良马才开始分辨出来。那些贤士还没有被任用时，混杂在普通人中，究竟凭什么显出不同呢？必须把事务托付给他，以事业来考核他的成效，他才会同庸俗之流明显不同。从前吕望在屠宰、垂钓时，百里奚喂牛时，宁戚叩击牛角时，管夷吾多次失败时，在那个时候，悠悠无知的人难道会说他们贤能吗？等到他们登上王朝、进入霸国，经过几十年，功业成就、事情办成，人们才认识到他们是奇异之士。于是后世称颂他们，口中几乎说不完。那些伟大奇特的才材、世所罕见的杰出人物，尚且不能在没有得到际遇时自行区别于普通人，何况比他们更低一等的人呢？如果一定要等到姜太公出现后才任用，那么千年也不会有姜太公；一定要等到管夷吾出现后才任用，那么百世也不会有管夷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士人一定要从微末逐渐达到显著，功业一定要从小处积累到宏大，哪里有尚未任用就已经成就、尚未使用就先显达的人呢？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寻求贤人、选择士人。得到贤人并任用他，得到士人并役使他，那么天下的治理，向哪个方向不能成功呢？

译然而善于任用官员的人，一定先要裁省官职。官职精简，贤能之人就容易充任；贤能之人容易充任，事务就没有不能治理的。官职繁多，就必然混杂不善之人；混杂不善之人，政事就一定有得有失。所以有话说：“官职精简，事务就简少；事务简少，百姓就清明；官职繁多，事务就繁杂；事务繁杂，百姓就混浊。”清明或混浊的根源，在于官职的繁简。考察如今的吏员，人数并不少。过去百姓繁多、事务广泛，尚且能够治理成功，何况如今户口减少，仍按旧额设置官员，还认为人数不足。听说下等州郡还有兼任、假摄的官吏，扰乱普通百姓，实在毫无道理。像这些人都应罢免斥退，不得因循旧习。不只是州郡的官员应当任用贤人，直到党、族、闾、里中正长这样的职位，也都应当审慎选择，使他们各自成为一乡的优秀者，彼此监督统辖。正长，是治理百姓的根基；根基不倾覆，上面就一定安定。寻求贤人的途径本来就不止一条。然而要想审慎地得到贤人，必定要通过任用来试验他，通过考核来察看他。从他在家中的表现，到他在乡党中的表现，询问他的来历和作为，观察他所遵循的道路，那么为人的道理就清楚了，贤能与不肖也就分辨出来了。依照这个办法去寻求，大概就可以少有过失和悔恨了。第五条是体恤狱讼，说：人承受阴阳之气而生，有情感也有本性。本性趋向善，情感容易趋向恶。善恶既然分明，赏罚便随之而定。赏罚适中，恶行就会停止，善行就会受到鼓励；赏罚不适中，百姓就会手足无措。百姓手足无措，怨恨叛乱之心就会产生。因此先王十分重视此事，特别加以戒慎。所谓戒慎，是希望审理案件的官员精心尽意，推究事情的根源。先用五听来审察，再用证据验证，细密观察情状，彻底查明隐伏，使奸邪没有容身之处，罪人必被查获。然后根据事情加以刑罚，轻重都恰当；赦免过错，怜悯愚昧，查明实情也不因此欣喜。又能根据情理斟酌礼制和法律，无不充分体察人心，从远处彰明大的教化，使获罪的人像回到家一样安心。这是最好的情况。然而宰守并非人人都有通达的见识，推理寻求实情，有时难以完全做到。只应当秉持至公之心，去掉偏袒枉曲的意念，务求分清曲直，想着做到公平妥当。听察案件的道理，必须穷尽所能见到的情况，然后依法拷问，不苛刻、不暴虐；有疑问就从轻处理，尚未审明就不妄加惩罚，依据事情裁断道理，使案件不滞留。这是次一等的情况。如果不仁慈宽恕，放纵残暴，视百姓如木石，只专门任用鞭打刑讯，那么巧诈的人即使罪行已经显露也能获免，言辞笨拙的人即使无罪也会被罚。有这种情况，就是最下等的做法，不可把共同治理天下的责任托付给这种人。如今的宰守，应当努力做到中等标准，并仰慕上等的善治。如果属于下等，就应列入刑罚所不赦免的范围。又应当深思长远，心中存有德教。先王的制度说：与其杀死无辜的人，宁可赦免有罪的人；与其伤害善人，宁可让奸邪之人得利。明确知道不能完全做到适中时，宁可宽纵有罪者，也不能错误地伤害善人。如今从政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深文周纳、巧妙弹劾，宁可让善人触犯法律，也不肯让有罪者逃避刑罚。之所以这样，并不是都喜欢杀人，只是说做官宁可严酷，才可以免除日后的祸患。这是心里只顾自己方便，不顾至公之道；这样奉行法律的人，都是奸邪之人。人是天地间最尊贵的东西，一旦死亡就不能复生。然而在酷刑之下，因痛苦而被迫自诬，得不到申诉审理，最终陷入刑戮的人，恐怕往往会有。因此自古以来设置五听、三宥的法令，明文规定慎重审理各种案件的典章，这些都是因为非常爱护百姓。即使砍伐树木、杀害草木、田猎不合时令，尚且违背时令、损害帝王之道，何况刑罚不适中，滥杀善人，难道不会伤害上天的心、破坏和气吗？上天之心受到伤害，和气受到损害，却想让阴阳调和、四时有序、万物丰足安定、百姓喜悦安乐，是不可能的。所以有话说：“一个人的哀叹，就会使王道因此倾覆。”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所有宰守，难道可以不谨慎吗？如果有罪大恶极、奸诈深重，伤害教化、败坏风俗，违背扰乱人伦，不忠不孝，故意背弃正道的人，杀掉一个而使百人受益，以此清明王化，使用重刑也是可以的。懂得这两条道路，刑罚和政务就完备了。第六条是使赋税徭役公平，说：圣人的大宝是君位。靠什么守住君位？靠仁。靠什么聚集人民？靠财。可见先王必定用财物聚集人民，用仁德守住君位。国家没有财力，君位就无法守住。所以自（五）三以来，都有征税的法令。虽然轻重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供给国家使用。如今叛逆寇贼还没有平定，军队所需资用很广，虽还来不及减省赋税来抚恤百姓的困苦，但应当使征收公平，让下层百姓不至于困乏。所谓公平，就是不舍弃豪强而专向贫弱征收，不放纵奸巧之人而使愚拙者困苦，这就叫公平。因此圣人说：“大概做到公平，就没有贫困。” 然而财货的产生，功夫并不容易。织布、纺纱、绩麻，都要逐渐开始，不是十天半月之间可以仓促完成的。必须劝导督促，使百姓预先经营办理。产绢的乡里先办织布，产麻的地方早些修治纺绩。预先准备，到了期限输送，所以国家的赋税能够供应，下面的百姓也不困苦。如果不预先劝告戒备，到了期限才急迫催促，又担心拖延误期，把它当作自己的过错，鞭打扑击交相而至，只求眼前办成。富商大贾借此谋利，有财物的人就向他们高价购买，没有财物的人就向他们借贷取息。缴纳赋税的百姓于是受到侵害。征收租税时，虽然有总的规定，但至于斟酌贫富、区别次序和先后，都由正长开始办理，而由守令负责。斟酌得当，政事就和谐，百姓就喜悦；查核办理没有办法，吏员就会奸诈，百姓就会怨恨。又分派徭役，大多不加考虑，以致贫弱者有时承担繁重徭役而被派往远方戍守，富强者有时只服轻役而在近处防守。守令存有这样的私心，不怀有体恤百姓的心，都是王政的罪人。太祖非常重视这六条，常常把它们放在座位右边，又命令各部门官员熟习诵读。各地牧守、令长，如果不能通晓六条以及计帐之法，就不得任官。自从晋朝末年，文章竞相追求浮华，终于形成风气。太祖想要革除这种弊病，于是借魏帝祭祀宗庙之时，群臣全部到齐，便命苏绰撰写《大诰》，上奏施行。文辞如下：中兴十一年五月，各诸侯国的百官，都聚集在王庭。柱国泰以及群公、列将，没有不来朝见的。当时于是大规模考察各种法令制度，把它们公布给各诸侯国，用来安定我们的王法。皇帝说：“从前尧命令羲、和，确实使百官各得其治；舜命令九官，各项功业都兴盛；武丁任命傅说，能够成就高宗的名号。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我应当恭敬地遵循。你们这些在位官员，到我太祖的朝廷来，我将大规模任命你们担任相应的官职。” 六月丁巳日，皇帝到太庙朝见，所有官员没有不在职位上的。

译皇帝这样说：“告诫我的元辅、群公、列将、百辟、卿士、众尹和各位掌事官员：我恭敬地宣扬祖宗神灵的命令，考察先王的典章训诫，向你们在位者发布这篇大诰。从前我太祖神皇开始承受光明的天命，创立了我们的皇业；烈祖、景宗开拓四方，平定武功；到了文祖，大力施行文德；恭敬地继承武考，没有损毁旧有事业。从那以后，衰败的弊病逐渐兴起，在东方丘陵一带造成大难，于是我们的百姓都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只有我一人继承先王的武功，早晚敬畏，如同渡过大河，不知道从哪里可以渡过。因此我考察帝王典籍，衡量王朝政务，以拯救百姓的困苦。那些圣明的君王给我们留下常道训诫说：上天生下众民，不能自行治理，上帝从天降下明察，树立大君来治理他们。只是大君不能独自治理，于是广泛寻求明德之士，任命百官群吏来辅佐他。因此上天命令君主，君主命令官员，都是为了体恤百姓，而不是为了贪图安逸。君主是元首，众百姓是脚，股肱之臣是辅弼。上下成为一体，各自勤勉办理所主管的事务，这样才能达到皇极。所以常道训诫说：‘君主能够艰难地尽到君主的责任，臣子能够艰难地尽到臣子的责任，政事才会治理好。’如今我一人承受上天的福佑，已经登上君主之位。” 股肱之臣和百官又接受我们国家的命令，没有不都守住自己的职分。唉，君主不能艰难地尽到君主的责任，臣子不能艰难地尽到臣子的责任，政事还有什么不会败坏的呢？唉，这是多么艰难啊！你们所有在位者，都恭敬地听从命令。”皇帝又说：“柱国泰啊，四海不得安宁，已经持续二十年了。上天没有断绝我太祖、列祖的天命，因此赐给我元辅。国家将要坠落，您就是栋梁；皇业不能达到极盛，您就担任宰相；百官法度失常，您就是总录其事的人。您应当真正文武兼备，能够明察治理，施行七种德政，建立九项功业，平定暴乱、消除祸乱，向下安抚我们的百姓，向四方施及九州土地。像伊尹辅佐商，吕尚辅佐周，傅说辅佐武丁那样，来保全我们无疆的福禄。” 皇帝又说：“群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你们如同鼎的三足和四辅，来辅佐我自身。太宰掌管天官，能够协调六职；太尉掌管武事，而武事在于止息战争；司徒掌管众民，恭敬地施行五教；司空掌管土地，以此有利于增加百姓的生活财富。这三公应当像天上的三阶星那样；这四位辅臣应当像四时成就一年那样。上天的事业，应当由人来代行。”皇帝又说：“列将，你们如鹰奋扬，做我的爪牙。寇贼奸邪、蛮夷扰乱中原时，你们前去征讨，用恩惠安抚他们，用威严督治他们。刑罚的目的在于最终没有刑罚，使万国都安宁。让八方之内没有违背我的命令，这就是你们的功劳。” 皇帝又说：“各诸侯国的君主，你们守卫土地，做百姓的父母。百姓不能忍受饥饿，所以先王重视农业；不能忍受寒冷，所以先王重视妇女的纺织。百姓如果不遵循孝慈，骨肉亲情就会淡薄；如果不厚行礼让，争夺的祸根就会产生。上述六件事，实在是教化的根本。唉！居上位的人应当宽厚，过于宽纵百姓就会懈怠；要用礼来整齐他们，不可过刚，也不可过柔，使之达到道的极致。” 皇帝又说：“卿士、众尹以及所有掌事官员：君王负责一年，卿士负责一月，众尹负责一日，掌事官员负责一时。年、月、日、时，都不要改变各自的法度，各项法令都坚正不偏，各种功业就会凝成。唉！你们这些王朝官员，陶冶调和万国，就像天上有北斗，用来斟酌元气、调和阴阳，不要失去它们的和谐，百姓就能长久依赖；如果违背次序，万物就会受到伤害。这实在艰难啊！”皇帝又说：“天地的规律是一阴一阳；礼俗的变化是一文一质。从三皇五帝以来直到今天，不只是相互变革，而是为了挽救弊病；不只是相互沿袭，而是因为可以长久。我们大魏承接周朝末流，接续秦汉遗留下来的弊病，又沿袭魏晋浮华放诞的风气，五代以来浇薄的风俗因而没有改变。如今要使风俗和穆、兴起教化，难道还可以不这样做吗？唉，我的公辅、众僚、列侯！我自知德行不足，你们应当同心协力，恭敬谨慎地面对这些艰难，能够遵循前代君王伟大光明的美德功业，不敢懈怠荒废。告诫你们在位者，也要与我的心意相合，敦厚德行、信任善人，只把艰难的事情作为务要。能够抛弃浮华，取用实际；背弃虚伪，崇尚诚实。不要有过失，不要忘记，使一切符合三代的常典，归于道德仁义，用来保全我们祖宗伟大的天命。” 承受上天的美好恩泽，能够安抚天下各方，使我们的百姓永远安康。你们要警戒啊！要警戒啊！我的话不再重复。” 柱国泰以及众官百辟拜手叩头说：“真正聪明的人做元后，元后做百姓的父母。三皇五帝以来的君王，都遵循这条道路，因此达到刑罚废置不用的境地。自那以后，历经千年还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希望皇帝思念功业，将使衰世重新归于雍和，因此把伟大的命令降赐给我们群臣。君王的话博大啊！说出来并不难，实际实行却很难。没有谁不是有好的开始，却很少有人能够有好的结局。《尚书》说：‘始终如一，德行就会日益更新。’希望皇帝恭敬对待开始，谨慎对待终结，以达到日益更新的德行，那么我们群臣，怎敢不早晚奉行并发扬美好的德政呢？希望这伟大的道理光照四方，以此广泛培植德行，使九州远近幽隐之地都明白并奉行元后的明训，一同迁向正道，永远承受无穷的美好福祉。” 皇帝说：“恭敬地去做吧。” 从此以后，文章都依照这种文体。苏绰生性节俭朴素，不经营产业，家中没有多余财产。因为天下还没有平定，他常常把天下大事当作自己的责任。他广泛寻求贤能俊杰，共同弘扬治国之道，凡是他推荐提拔的人，都做到大官。太祖也推心置腹地委任他，从没有间隙和非议。太祖有时出游，常常预先署写空白纸张交给苏绰，如果有需要处分的事情，苏绰就根据事情办理；太祖回来后，只需启封查看而已。苏绰曾说，治国之道应当像慈父一样爱护百姓，像严师一样教训百姓。他每次与公卿议论，从白天谈到夜晚，事情无论大小，都像在掌中指示一样清楚。长期思考而劳累疲倦，终于形成气疾。大统十二年，死于任上，时年四十九岁。

译太祖对此深感痛惜，悲哀之情震动了身边的人。将要下葬时，太祖对公卿们说：“苏尚书平生谦逊退让，崇尚节俭。我想成全他的平素志愿，又担心世俗之人不能理解；如果厚加赠官和谥号，又违背我们过去相知相交的原则。这样进退两难，我心中很疑惑。”尚书令史麻瑶越级进言说：“从前晏子是齐国的贤大夫，一件狐皮裘穿了三十年；死时留下的车子只有一辆。齐侯没有违背他的志愿。苏绰操守清白，谦逊自持，我认为应当依从俭约，以彰显他的美德。”太祖称赞说好，便向朝廷推荐麻瑶。苏绰归葬武功时，只用一辆布车载送。太祖和群公都徒步送到同州城门外。太祖亲自在车后洒酒祭奠，说：“尚书平生所做的事，有些连他的妻子、儿女、兄弟都不知道，我却全都知道。只有你了解我的心意，我也了解你的心意。正想同你一起平定天下，不幸你却离我而去，怎么办啊！”于是放声痛哭，不知不觉把酒杯掉在手中。到了下葬那天，又派使者用太牢祭祀，祭文由太祖亲自撰写。苏绰还著有《佛性论》《七经论》，都流传于世。明帝二年，朝廷让苏绰配享太祖庙庭。他的儿子苏威承袭爵位。苏威年少时就有父亲的风范，承袭美阳伯爵位。娶晋公宇文护的女儿新兴公主为妻，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进爵为怀道县公。建德初年，逐渐升任御伯下大夫。大象末年，任开府仪同大将军。隋朝开皇初年，因为苏绰在前代声名显著，隋帝下诏说：“从前汉高祖敬重陈平不受金钱的义行，魏武帝推重荀彧的风度；前代的名贤，后世君王都很重视。魏朝故度支尚书、美阳伯苏绰，文才高雅，善于处理政事，留下的功绩值得称道。他竭力辅佐前代君王，声名和功绩流传后世。应当开拓封土，以表彰善人。”于是追封他为邳国公，食邑二千户。苏绰的弟弟苏椿，字令钦。性情廉洁谨慎，沉着勇敢，有决断力。正光年间，关右地区盗贼作乱，苏椿应募讨伐，被授为荡寇将军。因屡立战功，先后升任奉朝请、厉威将军、中散大夫，赐爵美阳子，加授都督、持节、平西将军、太中大夫。大统初年，授镇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赐姓贺兰氏。大统四年，出任武都郡守。改授西夏州长史，任帅都督，代理弘农郡政务。苏椿任官时精强干练，特别受到太祖知遇。大统十四年，设置本州乡帅，若不是乡里声望足以服众，就不能参与其中。于是派驿使追召苏椿统领乡兵。这一年，他攻破盘头氐有功，授散骑常侍，加大都督。大统十六年，征讨随郡，军队返回后，授武功郡守。武功是他的本乡，他以清廉节俭自持，政务无论大小，都必定竭尽忠恕之心。不久授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进爵为侯。武成二年，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保定三年去世。儿子苏植承袭爵位。史臣说：《尚书》说：“君主若不是贤人就不能治理天下，贤人若没有君主就不能得到俸禄。”因此，能够识别人材才是明智之举，这是治国首先要做的事；任用贤人，政事才会推行，这是臣下通常遵循的道理。至于庖厨、胥靡、种德、微管这些臣子，世上很少听说他们被任用；斥退鲁国贤臣、驱逐楚国贤士、守关者、执戟者，这类人才在当时却并不少见。这正是典籍所追慕、用来昭示法则的原因，也是《风》《雅》借以兴发讽刺的缘由。如果真能鉴察前事的得失，辛劳而谦虚地礼贤下士，那么发现贤人就一定任用，授予爵位也不迟疑，便可以使舜、禹、汤、武的德业相继并列，也可以使稷、契、伊尹、吕尚一流的人物并肩而立了。太祖提剑起兵，百般制度都在草创之中。在群雄争逐之时施行简约的法令，在鼎立对峙之日修治安定天下的礼制。最终能够去除雕饰而归于质朴，改变奢侈而崇尚节俭；教化既已遍及，臣下就恭敬，君上就受到尊崇；边境多次受到扰乱，内部却亲近，外部也归附。这大概都是苏令绰的功劳。声名冠绝当时，福泽流传后代，确实应当如此。《周书》卷二十四　列传第十六 卢辩 卢辩字景宣，是范阳涿县人。家族世代研习儒学。父亲卢靖，任太常丞。卢辩年少时喜爱学习，广泛通晓经籍，被举荐为秀才，任太学博士。因为《大戴礼》还没有注解，卢辩便为它作注。他的哥哥卢景裕是当时的大儒，对卢辩说：“过去侍中为《小戴礼》作注，如今你为《大戴礼》作注，希望你能继承前人的事业。” 孝武帝进入关中时，事情发生得仓促，卢辩来不及回家，便骑一匹单马跟随而去。有人问他：“来得及向家人辞别吗？”卢辩说：“对于家门之外的政事，应当以义来断绝私恩，还有什么可辞别的呢？”孝武帝到长安后，授卢辩给事黄门侍郎，兼领著作。太祖认为卢辩有儒学才术，非常礼遇他；朝廷有重大议论，常召他来询问。赵青雀作乱时，魏太子出居渭北。卢辩当时随从，也没有告知家人。他坚持志向、果敢决断，类似事情都如此。不久授太常卿、太子少傅。魏太子和诸王等，都行束修之礼，向卢辩受业。进爵范阳公，转任少师。自魏末战乱以来，孝武帝西迁，朝廷的章程、礼制和法度全都湮没失传。卢辩因时制宜，使各项制度都合乎规范。他天性记忆力强，心领神会，能够裁断大事。凡是创制制度，都能处理而不迟疑。多次升迁后任尚书右仆射。世宗即位，进位大将军。世宗曾和诸公一同驾临他的宅第，儒者们都以此为荣。出任宜州刺史。去世后，配享太祖庙庭。儿子卢慎。起初，太祖想实行《周官》，命苏绰专门掌管此事。不久苏绰去世，于是命卢辩完成。卢辩便依照《周礼》建立六官，设置公、卿、大夫、士，并编撰朝廷仪礼；车舆、服饰、器物等大多依据古礼，革除汉、魏的制度。这些制度一并施行。现在把卢辩所撰述的六官制度记载在本篇中。天官府：卢辩所撰六官制度，太祖在魏恭帝三年开始命令施行。从此以后，历代都有增损。宣帝即位后，做事不遵循古制，官员的等级品秩随意变更。至于最初设置四辅官，以及六府各司重新设置中大夫，并增置御正、内史上大夫等官职，则记载在《外史》中。其余官制朝令夕改，无法详细记录。当时虽然实行《周礼》，但内外各类职官又兼用秦、汉等朝代的官名。现在只略举其官名和品命数目，附列于下。各传记中还有其他官职而这里没有记载的，也是史书缺文。柱国大将军、大将军。骠骑、车骑等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牧。骠骑、车骑等将军，左、右光禄大夫，食户三万以上州的刺史。征东、征西、征南、征北、中军、镇军、抚军等将军，左、右金紫光禄大夫，大都督，食户二万以上州的刺史，京兆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