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卷四十五　　列传第三十七

译自从文字和典籍兴起以来，能够记载的先哲事迹，没有不完备地保存在经书和传记中的。至于从历代帝王中选择君德，从流传的声誉中观察遗留的功业，帝王没有高过尧、舜的，君王没有显赫过文王、武王的。因此圣人祖述他们的道统，把文章垂示于六学；效法并彰明他们的教化，为百代君王树立规范。此后，三微屡次变迁，五纪交替承袭，制度损益各不相同，国家治乱也走着不同道路。秦承继累世基业，任用刑法而灭亡；汉朝没有尺寸土地的基业，崇尚经学而长久。魏国贵重雕虫小技，所以国运衰落；玄学风气兴起后，晋朝纲纪也由此大坏。考察九流学术的高下，比较四代王朝的兴衰，端正君臣关系，明确贵贱等级，美善教化，移易风俗，没有什么能超过儒学。因此帝王凭借它使刑罚搁置不用、社会返归淳朴，贤达凭借它把功业铭刻在金石、竹帛之上。儒学所处的时代意义，真是重大啊！自从北魏的国运衰落，天下动荡，伦理纲常败坏，战马在郊野奔驰。先王旧有的典章、前代圣人的遗训，已经被破坏殆尽。太祖受命后，十分喜好经学。他从上古三代寻求散佚的文章，在千百年中探求至理，废除魏、晋制度，恢复周公姬旦的盛大典章。卢景宣学通各种技艺，修补五礼的缺失；长孙绍远才学以博闻著称，匡正六乐的败坏。于是朝廷典章逐渐完备，学者纷纷仰慕。世宗继承帝位，重视并崇尚学术技艺。朝廷内设有崇文观，朝廷外重视成均之职。手执书册、怀揣铅笔，能够更换座次、谈笑解颐的士人，间或出现在朝廷；戴圆帽、穿方领，手执经书、背着书箱的学生，也登记在京城。人才济济，足以超过从前了。到高祖保定三年，才下诏尊奉太傅燕公为三老。皇帝于是穿衮冕，乘碧辂，陈列文物，备齐礼仪仪仗，清除道路后亲临太学。亲自袒衣割牲供他食用，奉酒请他饮用。这确实是一代盛事。后来命使者乘轻车携带玉帛，往南荆征召沉重。平定山东后，皇帝降低至尊身份，亲自慰劳乘舆，给予熊安生特殊礼遇。因此天下仰慕归向，文教传播深远。穿儒者服饰、奉行先王之道、开办学校延请学生的人比肩接踵；激励自己从师求学、守持专门学业、辞别亲戚甘受勤苦的人多得像集市一样。虽然遗留的风气和盛大功业赶不上魏、晋时代，但移风易俗，也可以说是近代的美事了。儒者中另有专传，以及活到隋朝中期的人，这里就不再重复收录。其余人物编写在本篇中。卢诞是范阳涿人，本名卢恭祖。曾祖卢晏，博学而善于隶书，在世上很有名望。仕于燕国，任给事黄门侍郎、营丘和成周二郡守。祖父卢寿，任太子洗马。燕国灭亡后进入北魏，任鲁郡守。父亲卢叔仁，十八岁时，州府征召为主簿；举为秀才，授员外郎。因父母年老，便辞官回家奉养。父母去世后，悲伤过度损毁身体六年，亲自营造坟墓，便有终身守墓的志向。魏景明年间，被征召进入洛阳，授威远将军、武贲中郎将，这都不是他的志趣。不久授镇远将军、通直散骑常侍，他都称病不上朝。于是出任幽州司马，又辞官回到乡里。当时人们都称赞他的高尚品行。卢诞年幼时就通达聪敏，博学而有文采。郡府征召他任功曹，州里举荐为秀才，他没有赴任。出仕任侍御史，多次升迁为辅国将军、太中大夫、幽州别驾、北豫州都督府长史。当时刺史高仲密以北豫州归附朝廷，朝廷派大将军李远率军前往救援，卢诞与文武官员二千多人迎候大军。因功授镇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封固安县伯，食邑五百户。不久加散骑侍郎，授给事黄门侍郎。魏帝下诏说：“经学老师容易寻找，做人老师却难以得到。朕的几个儿子渐渐长大，想让你做他们的老师。”于是亲自到晋王府第，命晋王以下的诸王都在皇帝面前拜卢诞为师。于是赐名为卢诞。加征东将军、散骑常侍。太祖又认为卢诞是儒学宗师、学府领袖，为当世所推重，于是授国子祭酒。晋升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魏恭帝二年，授秘书监。后来因病去世。卢光字景仁，小字伯，是范阳公卢辩的弟弟。性情温和谨慎，博览群书，精通三礼，擅长阴阳之学，通晓钟律，又喜欢玄学言论。孝昌初年，出仕任司空府参军事，逐步升为明威将军、员外侍郎。魏孝武帝西迁时，卢光在山东起兵义举，朝廷遥授他大都督、晋州刺史、安西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大统六年，卢光带着家人向西入关。太祖以深厚礼节相待，授丞相府记室参军，赐爵范阳县伯。不久任行台郎中，专掌文书。大统十年，改封安息县伯，食邑五百户。升任行台右丞，出任华州长史，不久征召授将作大匠。魏废帝元年，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授京兆郡守，升任侍中。六官建立后，授小匠师下大夫，进授开府仪同三司、匠师中大夫，晋爵为侯，增加食邑五百户，转任工部中大夫。大司马贺兰祥讨伐吐谷浑，以卢光为长史，晋爵燕郡公。武成二年，诏令卢光监造宗庙，工程完成后，增加食邑四百户。出任虞州刺史，不久任陕州总管府长史。重新评定讨伐吐谷浑的功劳，增加食邑，连同原有共一千九百户。天和二年去世，时年六十二岁。高祖年少时曾向卢光学习，因此赙赠比通常的制度更加优厚。追赠少傅，谥号简。卢光一向崇奉佛道，至为诚信敬重。他曾随太祖在檀台山狩猎。当时围猎已经合围，太祖远远指着山上对群公等说：“你们看见什么了吗？”众人都说：“什么也没看见。”只有卢光说：“看见一位桑门。”太祖说：“正是。”当即解散围猎返回，命卢光在那位桑门站立的地方建造佛塔。挖地基一丈，得到瓦钵、锡杖各一件。太祖赞叹不已，于是在那里建寺。卢光任京兆郡守时，郡舍此前多次出现妖怪，前后几任郡将都不敢居住。卢光说：“吉凶由人，妖怪不会无故出现。”于是进入居住。不久，卢光所骑的马忽然跳上厅堂，登上坐床面向南站立；又有食器无缘无故自行破裂。卢光都不放在心上。他的精诚守正就是这样。撰写《道德经章句》，流传于世。儿子卢贲承袭爵位。大象年间，官至开府仪同大将军。

译沉重字德厚，是吴兴武康人。天性聪明颖悟，不同于一般儿童。年少时父亲去世，居丧完全合乎礼制。长大后专心学习儒学，跟随老师不远千里，于是博览群书，尤其精通《诗经》《礼经》和《左氏春秋》。梁大通三年，出仕任王国常侍。梁武帝想提高学官地位，以尊崇儒学教化。中大通四年，于是改革选任制度，任沉重为国子助教。大同二年，授五经博士。梁元帝在藩王任上时，十分惊叹并认为他非同寻常。即位后，便派主书何武迎接沉重西行。江陵平定后，沉重留在梁主萧察处任职，授中书侍郎，兼中书舍人。多次升任员外散骑侍郎、廷尉卿，兼任江陵令。回朝后授通直散骑常侍、都官尚书，兼任羽林监。萧察又命沉重在合欢殿讲解《周礼》。高祖认为沉重经学明达、品行高尚，便派宣纳上士柳裘到梁国征召他，并带去书信说：皇帝问候梁国都官尚书沉重：观察八圣六君、七情十义，可以看出不同地域所以会合于同一轨道、不同时代共同遵循的道理。他们无不奔向顺应大道的遥远道路，履行中和之道的崇高境界。及至青缃书籍遭火，素篆文字随风散失，文章随着时代而疏略，义理随着时运而乖舛；大礼只保存于玉帛交往之间，至高的音乐也仅表现在钟鼓声之外。即使有分蛇、聚纬的著述，其中文辞大多已经散失；当涂、典午之时，深厚正大的旨意也已无人闻知。周朝开创基业，于是追踪圣贤，拯救已经沉沦的百姓，补救即将坠失的礼乐文物。天爵都得到修治，人伦纲纪全都得到整顿。朕恭敬地承奉神器，敬思守护宝阙。常常思考恢复殷、周时代的礼制，使天下转化为唐、虞时代的盛世。只是担心三千礼制仍未完全符合治理风俗的需要，九变之乐也未能协调移风易俗。想制定统一的礼制文章，思考杜预、二家等人的学说。知道您的学问冠绝儒林，品行足为士人表率。卞和的宝玉在荆山南面重新润泽，随侯珠的光照在汉水之滨更加明亮。因此朕日夜劳心，抬头远望，深深思念您。特意送上束帛征聘，命令用高车征召。所希望的是您像凤凰高举、鸿雁翻飞一样前来，不久便汇聚而至。阐明隐晦的道理，调和彼此不同的见解。使上庠不至于失传微言，使中经不缺失散佚的义理。近则避免独善其身的讥议，远则符合兼济天下的美德。这难道不是盛事吗？从前申涪年老背驼，才辞别东国；公孙弘头发黄白，才来到西京。于是使道术成为各种技艺的根基，使功业参与治理国家的根本。如今这次征召，想来可以兼有二人的长处。倘若只停留在有形有声之处而舍弃潜移默化的影响，仍然迷惑国家而忘记观察天下，就不是所说的道理了。又敕令襄州总管、卫公宇文直诚恳劝说并送他来京，在路上的供给务必优厚。保定末年，沉重到达京师。诏令他讨论五经，并校订钟律。天和年间，又在紫极殿讲论三教的义理。朝廷官员、儒生、僧人、道士到场的有二千多人。沉重的文辞义理优美通达，关键论旨明晰善辩，凡是他所解释的，都受到诸儒推重。天和六年，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露门博士，仍在露门馆为皇太子讲学。建德末年，沉重自认为入朝已经很久，而且年纪超过制度所规定的期限，上表请求回梁。高祖下优诏答复说：“汉南的栋梁之材，每每使朕忧虑无人；江东的竹箭之才，也使朕多次疲于引颈盼望。所以用束帛征聘申公，用蒲轮征召伏生。何况您是梁朝的旧臣，三代都佩绶任职，沐浴荣光，恭敬承受宠遇；如今不忘恋念故国，实在值得嘉奖。然而楚国的人才为晋国所用，难道没有前代先贤的先例吗？现在正要访求贤才，您若坚持不来，义理上是不相应的。”沉重坚持请求，才得到允许。派小司门上士杨汪送他回去。梁主萧岿授沉重散骑常侍、太常卿。大象二年，入朝京师。开皇三年去世，享年八十四岁。隋文帝派舍人萧…… 其子萧宝以少牢祭祀，追赠使持节、上开府仪同三司、许州刺史。沉重学业广博，是当世儒学宗师。至于阴阳、图纬，以及道经、佛典，没有不全面综合研究的。他又著述很多，都能把握其中的要旨。流传于世的著作有：《周礼义》三十一卷、《仪礼义》三十五卷、《礼记义》三十卷、《毛诗义》二十八卷、《丧服经义》五卷、《周礼音》一卷、《仪礼音》一卷、《礼记音》二卷、《毛诗音》二卷。樊深字文深，是河东猗氏人。早年丧母，侍奉继母十分谨慎。二十岁时喜好学习，背着书到三河跟随老师，讲习五经，昼夜不知疲倦。魏永安年间，随军征讨，因功授荡寇将军，多次升任伏波将军、征虏将军、中散大夫。曾经读书看到吾丘子，便回家侍奉母亲。魏孝武帝西迁时，樊、王两姓起兵义举，被东魏诛杀。樊深的父亲保周、叔父欢周都被杀害。樊深为躲避灾难，坠崖伤了脚，绝食两夜。后来遇到一箪饼，想要吃掉；但想到继母年老且患痹病，或许已经免于俘虏劫掠，于是没有吃。夜里匍匐寻找母亲，偶然得以相见，便把饼给母亲吃。回来后又逃走，改换姓名，在汾水、晋地之间游学，学习天文和推算历法的技术。后来被人告发，囚禁后押送河东。适逢魏将韩轨的长史张曜看重他的儒学，邀请樊深到家中，因此得以再次逃脱隐居。太祖平定河东后，追赠樊深的父亲保周为南郢州刺史，叔父欢周为仪同三司。樊深回去安葬父亲，背土筑成坟墓。不久于谨征召他为府参军，命他在馆中教授于谨的子孙。授抚军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升任开府属，转任从事中郎。于谨任司空后，以樊深为谘议。大统十五年，代理下邽县政务。太祖在东馆设置学校，教育诸将子弟，任樊深为博士。樊深经学通达丰富，每次讲解经书，常常引用汉、魏以来各家的义理来说明。因此后来的学生听他说讲，反而不能明白。大家背后讥笑他说：“樊先生讲书分门别户太多，无法理解。”然而儒者都推重他博学多闻。他天性好学，年老也不懈怠。每天早晚往返，常常骑在马鞍上读书，以至于马受惊把他摔到地上，摔伤肢体，最终也没有改变。后来授国子博士，赐姓万纽于氏。六官建立后，授大学助教，升任博士，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天和二年，升任县伯中大夫，加开府仪同三司。建德元年，上表请求告老还乡，诏令准许。朝廷有疑难议论，常常召他询问。后来因病去世。樊深既专精经学，又读各类史书以及《苍颉篇》《尔雅》、篆书隶书、阴阳、卜筮等书。他的学问虽然广博丰富，但不善于言辞辩说，所以不被当时人称道。撰有《孝经》《丧服问疑》各一卷，撰有《七经异同说》三卷、《义纲略论并目录》三十一卷，都流传于世。

译熊安生字植之，是长乐阜城人。年轻时就喜好学习，振作精神而不知疲倦。起初跟陈达学习《春秋》三传，又跟房虬学习《周礼》，并且通晓其中的大义。后来师从徐遵明，多年诚心信奉学习。东魏天平年间，向李宝鼎学习《礼》。于是博通五经，但专门以三礼教授学生。从远方来向他求学的弟子有一千多人。于是他讨论图纬，搜集异闻，前代儒者未能领会的地方，他都加以阐明。北齐河清年间，阳休之特意上奏推荐他为国子博士。当时朝廷已经施行《周礼》，公卿以下大多学习这门学问，其中有几十条长期疑惑、滞塞难通的问题，都没有人能够详细辨明。天和三年，北齐请求通好，兵部尹公正出使北齐。他与齐人谈到《周礼》，齐人不能回答，于是让熊安生到宾馆与尹公正谈论。尹公正善于辩说，遇到熊安生尚未讲到的地方，便抓住要点突然发问。熊安生说：“礼义广大深远，自有条理脉络。如果一定要登堂窥见深奥，怎么可以扰乱它的先后次序？只要您留心听，我会按次序为您陈述。”尹公正于是详细询问疑惑之处，熊安生都逐一为他推演说明，完全探究其根本。尹公正深为叹服，回来后把这些情况全部告诉高祖。高祖非常钦佩重视熊安生。高祖进入邺城时，熊安生立即命人洒扫门庭。家人觉得奇怪，问他原因，熊安生说：“周帝重视道术、尊崇儒者，一定会来见我。”不久高祖亲临他的宅第，诏令不许熊安生下拜，亲自握住他的手，拉他一同坐下，对他说：“朕还不能停止用兵，因此感到惭愧。”熊安生说：“黄帝尚且有阪泉之战，何况陛下奉行上天的惩罚呢！” 高祖又说：“齐氏频繁征发赋税徭役，耗尽百姓财力。朕是在救火救溺，想革除这些弊端。想把府库和三台中的杂物散发给百姓，您认为怎么样？”熊安生说：“从前武王攻克商朝，散发鹿台的财物，打开钜桥的粮仓。陛下这道诏令，与不同朝代的武王一样美善。”高祖又说：“朕比武王怎么样？”熊安生说：“武王讨伐纣王时，悬挂纣王首级、树起白旗；陛下平定北齐，兵器没有沾血。我认为您的圣明谋略更胜一筹。”高祖大为高兴，赐帛三百匹、米三百石、住宅一所，又赐象笏和九环金带，其余各种器物也都按此规格赏赐。又诏令有关部门供给安车、驷马，随驾入朝，并命令沿途各地提供供给。到达京城后，诏令他在大乘佛寺参与讨论五礼。宣政元年，授露门学博士、下大夫，当时年纪已经八十多岁。不久告老退休，死在家中。熊安生既然学问足为儒学宗师，当时承受他的学业并在后来以此著名的，有马荣伯、张黑奴、窦士荣、孔笼、刘焯、刘炫等人，都是他的门人。他所撰《周礼义疏》二十卷、《礼记义疏》四十卷、《孝经义疏》一卷，都流传于世。乐逊字遵贤，是河东猗氏人。年幼时便有成年人的操守。二十岁时任郡主簿。魏正光年间，听说大儒徐遵明在赵、魏一带聚徒讲学，于是前往学习《孝经》《丧服》《论语》《诗》《书》《礼》《易》和《左氏春秋》的大义。不久山东发生寇乱，学者四散逃亡，乐逊在动乱之中仍然专心求道而不疲倦。永安年间，脱去布衣出仕，任安西府长流参军。大统七年，授子都督。九年，太尉李弼请乐逊教授自己的儿子们。不久太祖大规模选拔贤良，授予守令之职。相府户曹柳敏、行台郎中卢光、河东郡丞辛粲相继举荐乐逊，称赞他有治理百姓的才能。李弼请求留下他，不让他离开。大统十六年，加授建忠将军、左中郎将，升任辅国将军、中散大夫、都督，历任李弼府西合祭酒、功曹、谘议参军。魏废帝二年，太祖召乐逊教授诸王子弟。他在馆中六年，与诸儒分授经学。乐逊讲授《孝经》《论语》《毛诗》以及服虔注释的《春秋左氏传》。魏恭帝二年，授太学助教。孝闵帝即位后，因乐逊有治理事务的才能，授秋官府上士。这一年，任治太学博士，转任治小师氏下大夫。从谯王宇文俭以下，都带着束修，行弟子拜师之礼。乐逊凭经学教授学生，很有训导的方法。卫公宇文直镇守蒲州时，以乐逊为直府主簿，加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武成元年六月，因为久下霖雨，诏令百官上奏密封的政事意见。乐逊陈述十四条时政建议，其中五条切中政务要害。第一，崇尚治理之道。他说：我私下认为如今任官的人，大多只求保全自身、能够完成任期，却不能做到惠爱百姓、爱惜万物。为什么呢？近来守令任期很短，每年都要考核成绩。大概认为严猛强干、能够办事就是贤能，却没有给予充分的优待和培养。这一任更替后，后来者又会如此。政治施于百姓，过于急迫就会刻薄，过于宽缓又会松弛怠慢。因此周朝失于舒缓，秦朝败于急酷。百姓并不是婴儿，却应当像对待婴儿一样对待他们。应当做到宽严适中，不使百姓劳苦不安。近来承接北魏衰败的政局，百姓习惯于逃避法令。先王的朝廷法令已经完备施行，百姓都懂得法律。只要宣扬教化、端正风俗，使百姓纳入法度训导就够了。除非在军旅之中，何必过分迫切？至于振兴国家、达到治理，事情要靠德教，逐渐施行才能成功，不在于仓促。私下认为姬周以盛德而兴盛，文王、武王使政治兴起，成王、康王使政事和美。自此以后，不能没有变故。从前申侯将要逃亡，楚子教诲他说：“不要去小国。”意思是说那里政令狭隘、法令严酷，将不能容纳你。敬仲进入齐国时说：“幸而如果能够获得宽宥，便可以遇到宽缓的政令。”然而关东各州沦陷已久，百姓身处水深火热，应当仰慕能够休养生息。如果不施行宽厚从容的政令，消息传到境外，将凭什么使那些疲惫的百姓归附乐土呢？第二，减少营造制作。他说：近来北魏定都洛阳，一时十分繁盛，权贵之家各自营建住宅，车舆服饰、器物玩好全都崇尚奢靡。世人追逐浮华竞争，习惯于浅薄浮躁，最终使祸乱交相发生，天下败亡。近来各地朝贡，器物服饰渐渐华美，百工制作也务求奇巧。我实在担心物质追逐嗜好而改变风气，损害政事和民俗。此类事情很应当禁止、节省。《礼记》说：“不要制作过分奇巧的物品，以扰乱君上的心志。”《左传》说：“宫室高大奢侈，民力就会被雕伤耗弊。”汉景帝说过：“黄金珠玉，饥饿时不能吃，寒冷时不能穿。”“雕饰文采、刻镂器物，会损害农业；锦绣、编织彩带，会妨害女工。”这两类东西就是造成饥寒的根源。然而国家如果不是为了军队武器和器用、时事所急需而制造的物品，都是白白耗费人力，损害国家、伤害百姓。不如广泛劝导农桑，把衣食作为要务，使国家储备丰足，重大功业也容易成就。

译第三，明确选举。他说：选曹奖赏记录功臣贤者，补授拟定官爵，必须同众人共同决定，公开彰明任用，使人能够尽心尽力，如同看见白日。人才有升降，功劳有厚薄，所加的俸禄官秩，不能不审慎。即使州郡选用官员，尚且要召集乡里众人评议，何况天下的选曹，怎能不考虑众人的声望？如果是方州列郡的长官，自然可以由朝廷内部任命。除此之外交给有关部门铨选的官职，既然不是机密事务，又有什么值得秘密办理的？人活在世上，把荣誉俸禄看得很重；修养自身、履行品行，是为了成就身后的名声。然而遇到时机很难，错失时机却容易。选任官员时，应当使众人的心意明白，然后再上奏。这样可以使功劳勤绩得到众人知晓，人才品类相称而众人喜悦。” 第四，重视战争。他说：魏朝国运将终，上天的眷顾在于有德之人。高洋僭越称帝，先前的迷误尚未失败，拥兵逼迫山东，事情紧迫得如同发生在肘腋之间。譬如棋局中双方争夺劫争，彼此争先后行棋；如果一步走得不恰当，就可能成为对方的利益。确实应当舍弃小利经营大局，先保全自己的疆域，不应贪图边境小利而轻率兴兵。胜利了也会使士兵疲劳、分兵防守，失败了则损失已经很多。国家虽然强大，高洋并不弱。诗说：“有德便不争强，何必害怕患难！”只有德行可以庇护百姓，不能依靠强力。力量相当、形势相敌时，增进德行的一方就会胜利。君子的道路增长，小人的道路就会消退。因此古代善于作战的人，先使自己处于不可战胜的地位，以等待敌人出现可以战胜的机会。敌方实行暴戾政策，我们就实行宽仁；敌方刻薄，我们就施行恩惠教化。使德泽广泛流布，让人们思念有道之国，然后观察敌方的可乘之隙再行动，就可以成就大事。第五，禁止奢侈。他说：按照礼制，人的贵贱有别，物品有等级差异，使用它们要有节制，品类要有一定限度。马皇后身为天下人的母亲，却亲自穿粗帛衣服，是为了给臣下作表率。季孙做过三位国君的相，家中没有穿丝帛衣服的婢妾，是为了激励风俗。近来富贵之家，意欲逐渐扩大，没有不置办妆饰婢仆、制作车后仪仗的，服饰华美，炫耀于街道，使行人停步，路人车盖倾斜观看。论他们为国家出力，不如披甲戴胄的士卒；但他们坐享的优厚赏赐，却超过了作战立功的人。纵使不顾惜功费，难道不也有损于他们的德行吗？如果真有多余的储蓄，与其用于奢侈，哪里比得上用来抚恤军士？鲁庄公说过：“衣食是我所安享的，不敢吝惜，一定拿来分给别人。”《诗经》说：“难道说没有衣服？我和你同穿战袍。”这些都是用来取得人力的办法。此外，陈述事务、上议论的人也应当不少，其中应有能够上达天听的。却没有听说是非得失的情况。陛下虽然顾念保存众议，想要尽知天下人的心情，但天下人的心情仍然没有完全表达出来。为什么呢？接纳人的言论，贵在公开采用。如果接受了却不公开任用，认为正确却不实行，那么进言的人也许就会越来越少。保定二年，因教导有方，多次得到赏赐。升任遂伯中大夫，授骠骑将军、大都督。保定四年，晋升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五年，周武帝下诏令鲁公赟、毕公贤等，都以拜师束修之礼，一同接受他的教导。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陈公纯举荐逊为贤良。天和五年，逊因年届悬车之年，上表请求退休，皇帝下优诏不许。于是赏赐他粟帛和钱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县子，食邑四百户。当地百姓多是蛮族，尚未习染儒家风俗。逊劝勉学生，加以考核试验，几年之间，教化便遍及州境。蛮族习俗是孩子长大后大多与父母分居。逊经常加以劝导，多改掉过去的弊习。在任数年，多次受到褒奖和赏赐。任期届满回朝，授皇太子谏议，又在露门教授皇子，食邑增加一百户。宣政元年，晋升上仪同大将军。大象初年，晋爵崇业郡公，食邑累计增加到二千户，又任露门博士。大象二年，晋升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出任汾阴郡守。逊因年老多病坚决推辞，诏令准许。于是改授东扬州刺史，仍赏赐安车、衣服和奴婢等。又在他的本郡赏赐田地十顷。儒者们都以此为荣。隋开皇元年，逊在家中去世，享年八十二岁。追赠原有官职，加赠蒲州、陕州刺史。逊性情柔和谨慎，不喜欢广泛交游。他立身以忠信为根本，从不自我夸耀。每当处在人群中，言谈从不抢在人前。求学的人因此称许他。他著有《孝经》《论语》《毛诗》《左氏春秋序论》十多篇。又著《春秋序义》，贯通贾逵、服虔的学说，阐明杜预学说的违误，文辞和义理都很可观。史臣说：前代通晓六经的士人，没有不兼通政治术数的，所以说取得高官显爵就像拾取地上的草芥一样容易。近代专守一部经书的儒者，大多不懂时务，所以有贫穷而卑贱的耻辱。虽然仕途通达或困顿有命运因素，但大体上都是如此。我曾评论说：金的质地极其坚硬，铸造后可以制成器物；水的性质柔弱，堵塞它却可以冲坏山岳。何况人有天地的形貌，含有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德，红色和蓝色都容易染上，香草和臭草也可以互相改变气味，因此自然会随着邹地风俗喜爱长缨，受到齐地风气影响而以穿紫服为贵。至于求取进身、夸耀尊尚，这是中等人的常情；高官厚禄，是上等聪明人所希望的。所以两汉朝廷重视经学而轻视法律政令，那些聪明卓异的人，都专心钻研一门学问。凭借通达贤能的资质，加上文采华美，大的必定做到公卿，小的也不会失去郡守县令之职。近代的政治，先重法令而后重经学；那些沉默孤陋、地位卑微的人，也专心钻研章句，用先王之道装饰腐儒的姿态，仕途通达时不过做侍讲、教导皇太子的官，困穷时最终只能穿破衣、吃粗劣饭食。由此说来，这不正是两汉培养栋梁之材、近代却产生无用之材吗？大概是崇尚的道路不同，遭遇的时代也不同。史臣常听老年人说，沉重所学的并不只是六经而已。至于天官、律历、阴阳、纬候，以及《流略》所记载的内容，还有佛、道经典，没有不广泛综合研究、穷究其深奥隐微之处的。因此他能够声名传遍天下，成为一代儒学宗师。即使前代的徐广、何承天之类，也不足以超过他。《周书》卷四十六　列传第三十八 孝义传：李棠、柳桧、杜叔毗、荆可、秦族、皇甫遐、张元 能够充塞天地、横贯四海的，大概只有孝吧；能够成就大功、建立显赫声名的，大概只有义吧。为什么呢？孝从侍奉父母开始，最终有助于实现政治教化；义在于合乎适宜，人只有依靠它才能成就德行。上等智慧的人禀有自然的本性，中等资质的人也有努力赶上的美德。孝义作用大时，就能使家族兴盛、国家光耀，盛大的功业与河海争相流传；奉行义命甚至牺牲亲属，崇高的节操与竹柏一同茂盛。作用小时，就如冬天为父母暖被、夏天为父母扇席，早晚侍奉从不懈怠；损害自己而使他人获利，有助于维护名教。因此尧、舜、汤、武处在帝王之位，垂示最高的德行来敦厚这种风俗；孔子、墨子、荀子、孟子禀有圣贤资质，弘扬正道来激励这种风俗。考察孝义所由而起，道理就在这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