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川先生集卷之八　　书

译近世华亭金生关于纲领的论说，确实卓越。然而寻求东江的古道，在嫡流与支流的辨别上，终究还是没有明白。实在是因为一条江泄放太湖的水，力量集中，水势就强，所以水流迅疾而且常流；力量分散，水势就弱，所以水流缓慢而容易淤积。这就是禹时的江能够使震泽水底安定，而后世的江屡次开挖又屡次堵塞的原因。松江的源头本来很大，所以分流而成为娄江、东江。如今松江本身已经细弱微小，那么东江的遗迹消失不见，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此应当恢复松江的形势，不必寻找东江的古道。周生在胜国时，把自己的著作送给行省和都水营田使司，请求实行，都没有能够推行。后来伪吴得到他的书，开挖疏浚各条水道，境内获得丰收。直到张氏统治的时候，才略微看见成效。至于他说松江不必开挖，这种荒谬到了极点，实在没有必要辨析。考察周生的论说，大体也可以说他能随机应变，只是得到的是下策罢了。有光迂拙浅陋的意见，唯独认为应当大规模开挖松江，恢复禹时的遗迹，以此稍稍不同于前面的说法。然而按照如今的时势和财力，实在还不能做到这一步。恭请您持节镇守海上，不只是保卫疆土边境，而且还要使我们东南的百姓得到生养，百姓依靠您的地方实在迫切。近来风汛稍稍平息，便开挖疏通瓦浦。淤塞了五十多年的河道，一旦恢复流通，连续数月水势泛滥，凡是瓦浦以南相近二十多里的地方，人们全都向北逃避水流。百姓都临水叹息，称颂明公的功德。这大概是因为下游多有堵塞，水想寻找道路流出，才形成这样的势势。找不到道路，水就漫延横冲而无法控制。由此可见，松江不可不疏通。松江开通之后，嘉定、上海三百里以内的水，都将向东南流去。近二十年来，松江日渐干涸。只有昆山东面、常熟北面那些临江临海而地势高亢的田地，每年都苦于旱灾。腹地的百姓安然无事，毫无察觉，于是便认为江道通塞与利害无关。如今却已经看到了。吴中长期缺少雨水，现在雨水刚刚到来，如果按水运的规律来说，恐怕二三年内不会停止。那么，仍然年年不退的水，又该如何处置呢？到了这个时候，朝廷也不得不开通江道了。天下的事情，因循苟且就没有一件可以办成；奋发去做，也未必困难。明公在瓦浦，确实亲自验证过这一点。况且在倭寇尚未发生以前，当时有人建议兴修水利，总是拿没有工费可出的理由来推脱。然而这十多年来，朝廷派遣将领、招募士兵、修筑城池、排列戍守，在海上屯驻百万军队，事情到了困窘、形势到了紧迫的时候，有些事便不得不做。假使倭寇没有发生，当时又有谁肯捐出这几百万钱来兴修水利呢？假使三吴的百姓全都变成鱼鳖，三吴的田地全都化作湖泊，那么事情到了困窘、形势到了紧迫的时候，朝廷也不得不开通江道了。弘治四年、五年发生大水。到了六年，百姓因饥荒和疫病死亡的，多得数不清。正德四年也是这样。今年的水灾不比正德四年轻，尚未到秋天，百姓已经哀号了。救荒的办法，绝不能迟延。希望早些筹措米粮，设法赈济。或者采用前人的办法，招募饥民，疏浚、疏导松江。暂且大致沿用近世的做法，清除两岸的茭芦。从昆山慢水江向东直到嘉定、上海，使江水重新从跄口流入海中。放泄今年积聚的水流，以防备明年接连而来的水灾，这也是救急的办法。我顾有光愚钝笨拙，并没有足以补益当世的谋划。只是承蒙执事知遇爱护，便把自己区区的见解全部说出，其中或许有可以作为最后参考的地方。恭敬地希望您裁量取舍，幸甚。寄给王太守的信 昨天承蒙明府谈到水利，匆忙辞别，来不及把话说完。我并不是懂得水利学的人，只是年轻时曾经有意考察研究。看到卢公的《吴郡志》，只抄录事迹，几乎没有纲要。如今的新志也因袭它。近来谈论水利的人，不过是承袭、转述这套说法罢了。我曾经访求故家和乡野老人，得到几种书。只是选取郏氏的二三家著作，断定这是专门之学，于是汇集抄录成书，并不是我特别有什么独到见解。只是三吴的水蓄积在太湖，太湖的水泄入松江，古今的议论没有改变这一点的。因此写成论说，以阐明前人的旨意。我又曾读《禹贡》，其中解释三江的说法始终没有定论。只有郭景纯和边实的说法是正确的。因此确定以此绘制三江图。明府告诉我，说吴淞江与常熟县没有关系。我所说的三吴水道，并不是指常熟一县的水。江水从吴江经过长洲、昆山、华亭、嘉定、上海的境内，附近的田地固然依靠它灌溉，但总的说来，吴淞江之所以有利，恐怕不只在这一点。关键在于它直接承接太湖的水，把水排出海去。如今常熟东北面临江海的地方，本来都地势高亢；其中与无锡、长洲、昆山接壤的田地，却都低洼而多积水。这都是太湖向东流出不畅的缘故。如果疏浚吴淞江，常熟自然就不会积水了。这样看来，吴淞江难道能同许浦、白茅相提并论吗？

译明府又说：扬子江、钱塘江，与吴中水利有什么关系？我的意思只是想推明三江的学说。自古以来谈论吴中的水，必定以《禹贡》“三江既入”这句话为根本。从孔安国以下，把中江、北江作为依据，已经失于拘泥；班固、韦昭、桑钦的说法接近正确却不详尽，所以都遵从郭景纯的说法。只有三江的说法明确了，吴中的水才可以得到治理。《经》中说：“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先儒也说三江自行流入，震泽自然安定，认为两句文字彼此不相连。然而吴淞江一江的流入，正是震泽安定的关键，这只是经文简略而没有详说罢了。实在担心议论此事的人不知道这条江的重要，随意把它同各条浦道等同起来，不能辨明源流。有人或拘泥于张守节、顾痍的说法，只寻求太湖的三条江，虽然费力，却反而会有支离、淤塞、湮没的祸患。只是想完全恢复禹时的旧迹，确实会使人听来惊骇。即使按照宋代郏亶时的尺度来丈量，恐怕当时的人力也未必能够做到。如今水势积聚壅塞造成灾害，希望明府先命令各地大略依据今天河道的痕迹，开挖清除茭芦，使水道从昆山夏驾口直到嘉定栅桥，寻找流入海中的出口，那么江水就会逐渐通流。今年春天拨出赈济饥民的粮食，招募饥民，或许可以立即动工。此外，江边百姓大量占据茭芦荡，都以报称租佃为名。他们缴纳的税不过斗升之数，所占的却是百顷江面。再加上对涨滩征收的税，也多被吏胥隐瞒侵吞，官府很少得到其中利益。从前宋代围垦田地，都有禁止的规定。如今奸民豪强占据江面来阻塞水道，再过二三年，吴淞江就没有了。若责令占地的人，免除追究其花利，只令他们随处开挖清理，以恢复旧日河道，那么官府不费钱，而奸民也受到惩罚了。我顾有光在江边闲居二十年，从未敢给当权者写信。往日吕公有意兴修水利，但因为平时并不相识，不敢有所陈说。以前因分司时的旧识，借开通瓦浦的机会询问此事，而明府亲自屈尊，以二千石长官的身份，笃行古人的情谊，虚心下问，并且恳切地把百姓成为鱼鳖的忧患放在心上，所以我特地说这些话。然而我区区对明府的希望，还有比这更大的事情。从前魏王召史起来问：“漳水可以灌溉邺地的田，你为什么不替寡人做成这件事？”史起说：“臣担心大王不能做到。”魏王说：“你如果确实能够替寡人做成，寡人完全听从你。”史起恭敬地答应了，向魏王说道：“臣来做这件事，百姓一定会非常怨恨臣。严重的会杀死臣，次一等的也会把臣登记治罪。臣即使死后被登记治罪，也希望大王派别人来完成它。”魏王说：“好。”于是让他做邺令。史起便前往办理，邺地百姓大为怨恨，想把史起登记治罪；史起不敢出门，躲避起来。魏王于是派别人完成这件事。水流通行以后，百姓大大得到利益。由此说来，兴办一代的大功，不应顾虑世俗的议论。我的区区见解，总之认为吴淞江一定不能不疏通。今天就要渡江，离开您的辖境，怎能不深深地仰望留恋呢？因此回来时乘船，托人附上这封信，不再一一详述。给王都御史的信【代拟】我隐居山野，不敢再主动同当世士大夫交往。虽然承蒙明公顾念，不遗弃衰老无用之人，我却不能稍微表达问候致谢的心情，罪责实在难以言说。如今冒昧不自量力，以乡里小民的情实来烦渎您，只希望明公加以采择。往年，漕运士卒同嘉定百姓发生争闹。当时巡院正好在那一带，见漕卒理亏，便严加惩罚。漕卒于是怀恨，只凭一纸诉状到巡按衙门陈诉。他们运送的粮米并非没有掺杂糠秕，但也不是全都如此。明公考虑军国大计，不容许有所宽纵；但仍然顾恤百姓的隐情，没有加以深究。吴地人无不欢欣鼓舞，赞叹歌颂明公的德政。近来公文下达，要把嘉定县的粮食运到郡治交兑，民情很感到不便。这就像骄纵的孩子对慈爱的母亲，有什么要求得不到满足，便不能不哭喊着跟随她。这就是我不自量力而代替百姓发言的原因。嘉定靠近大海，距离郡治约二百里，往来要以潮汐为准；还要经过太仓、昆山才能到达。这个办法一实行，民间又增加转运搬运和折耗的苦楚，将来的弊端，实在说不尽。古代天子的封地方圆千里，把中央建为都城，输送贡赋、服役使者，远的也不超过五百里便能到达。诸侯的封地方圆百里，把中央建为都城，输送贡赋、服役使者，远的也不超过五十里便能到达。考察《禹贡》，古代输送百里、二百里的路程，大概都是必须考虑的。如今江南作为国家的赋税之地，每年漕粮从各地的水路起运，运到京师三四千里，费用没有不是出自百姓的。即使名义上由漕运士卒承担，实际上也是百姓负担三四千里的运费。如今又增加二百里，这已经同古代天子、诸侯的输送路程相当了。漕运士卒原来的制度，是在嘉定领粮交兑，他们利用泛舟的便利，没有丝毫损失。而嘉定把粮交兑到苏州，还要另有雇船的差役，费用增加了好几倍。国初，停止海运，改为转运。开始时，直隶苏州、松江、常州以及浙江杭州、嘉兴、湖州的粮食，运到淮安；镇江、庐州、凤阳、淮安、扬州的粮食，运到徐州；徐州、山东兖州的粮食，运到济宁；再用内河船只接运到京师，这就是所谓转运。当时百姓认为难以承受，所以改定在淮安、瓜州的水次交兑，增加船脚费和耗米，由民船与军船贴近交兑，再由军队承运，这就是所谓兑运。百姓仍然认为难以承受，所以又改定在本府、本州、本县附近的水次交兑，并增加漕运士卒过江的脚费和耗米；从此百姓不再运到瓜州、淮安，而由漕运士卒直接到各州县领取粮食运输，这就是所谓长运。国家立国以来已经一百多年，制度的沿革、损益，务求便利百姓。大概到了长运，制度才算确定，恐怕不可以轻易改变。这个制度一动，恐怕后来的议论者会认为苏州不可行，又议论恢复瓜州、淮安；瓜州、淮安不可行，又议论恢复徐州、济宁，不知如今的百姓能否承受这些。每石米增加五六斗作为交兑耗米，就是用一石五六斗来运输一石粮。何况过江的脚价日增月长，不知增加到多少，后来才以长运替代百姓承担兑运。百姓之所以能够在本境内安然生活，而由军队自己前来运粮，并不是百姓可以役使军队，实际上是增加耗米来雇用军队。军队之所以不得不来，实际上是因为收取了丰厚的雇费而替百姓服役。明公考察其中缘故，一定不会轻易改变其中的制度。至于粮米中掺杂糠秕以及争讼中的小节，明公稍加整顿训饬，各地谁敢不奉行命令？何况户部每年奏请派主事监督交兑，并有专门敕令。监督交兑的人能够尽到职责，明公就可以不必过问了，也不至于开启由长运逐渐改为兑运的先例。

译国家耗尽天下的力量来供养军队，一旦发生事情，军队却到了无从使用的地步，反而只驱使百姓上战场。天下百姓竭尽困乏来供养天下的军队，却不知道何时才能停止，这本来就是值得痛心的事。漕运士卒横暴，依靠各地官府同他们抗拒周旋，才勉强能够稍有支撑。如今明公的意向有所偏重，将来放纵之势必会无所不至。各级官吏迎合风向，谁也不敢过问。百姓仍像用羊去抵御狼一样。沿海州县经过倭奴劫掠之后，十室九空；又增加编定海防，赋税征调日益扩大。到了辛酉年的水灾，吴中方圆千里都成了大水浸泡之地，是百年来未有的灾害。当时巡抚没有上奏请求蠲免赋税，直到今天改征银两、追征赔偿仍未停止。乡民离开农田，天天在官府听候审比，昼夜遭受鞭打，鲜血流成沟渠。有人典卖妻儿，投身富贵人家；房屋折毁，田野遍布蒿草，实在有许多不忍心看见的惨状。明公爱护百姓如召公遗爱，正在于爱护我们这些百姓。如今承担天下财赋的百姓哀号，还希望您在常规之外施加宽大的恩惠。嘉定百姓就像骄子得罪了慈母，可以稍加告诫，却不可以严厉惩罚。何况兑运一事关系重大，所以我略微效法狂妄而无知者的言论，斗胆陈说。恭敬地希望您怜悯宽恕，幸甚。论三区赋役水利书 有光拜了两拜，谨向明侯执事写信：我私下听说，明侯因为本县第十一、十二、十三保的田地荒芜，居民逃散，拖欠赋税逐年累积，十多年来，在这片土地上任职的官员没有不深以为忧，却不能替我们的百姓筹划终年的生计。我为此忧戚，明侯又下令询问民间意见。我生长在穷乡僻壤，听到老虎的名字都会变色，怎么能默默无言呢？我私下认为，三区虽然隶属于本县，却连接绵延于嘉定以东的沿海地区，号称冈身。田地地势高亢，物产贫瘠，不适宜种五谷，多种木棉，当地人专门从事纺织。周文襄公巡抚时，制定通融的办法，命令这三区缴纳若干匹官布，每匹折合一石米。小民可以用这些布上缴税粮，官府不加额外骚扰，百姓得到休息。到弘治末年，那里号称富庶。正德年间，开始有人凭一个人的意见改变百年制度，于是把官布分摊给全县。把三区的布分散到全县，没有看见它有什么好处；三区却平白承受了祸害，这就是百姓困苦的原因。地势高亢的地方，远不如低洼乡地。低洼乡的百姓即使遇到大水，还有捕取鱼鳖、菱角、芡实的好处，沿着水流采捕，可以维持生活。高地乡的百姓一遇大旱，放眼望去只剩黄茅白苇罢了。低洼乡水退以后，第二年凭借肥沃的土壤可以获得加倍的收成；瘠土上的百姓，艰难则要增加百倍。前任巡抚欧阳公和太守王公实行按田地肥瘠牵连分摊耗粮的办法，只对第二、第三保低洼受淹的水乡，特别议定减轻赋额；对于第十一、十二、十三保地势高亢的旱区，却反而增加赋税。从前每亩只交五升的田地，同全县第七、八等保的肥沃水田一样，均摊为三斗三升五合。这大概是一时失于精细，因而留下无穷祸害。小民终年辛劳，私家收成有时还不到三斗。田地怎么能不荒芜？拖欠怎么能不累积？这就是百姓困苦的原因。吴淞江是三州太湖排水的大道，是水流经过的主河道。江南北两岸二百五十里之间，有数百条支流引水灌溉。近来水利不修，主河道已经淤塞，支流也堵塞了。然而从长桥以东，上游的水仍然流得很快。到了夏驾口至安亭，经过嘉定、青浦的地方，中间的水流却已经细得像一条线。因此两县与安亭接界的田地无不荒芜。就三区来说，吴淞江堵塞，所以瓦浦、徐公浦也都堵塞；瓦浦堵塞，第十一、十二保的田地便没有收成；徐公浦堵塞，第十三保的田地便没有收成。再加上五六年的旱灾，沟渠干涸积尘，百姓只能哀号着等待死亡罢了。这就是百姓困苦的原因。

译我愚昧妄陋地替执事谋划：第一，恢复官布的旧制。请求查考本县往年的案卷，官布在三区征收，是某一年；分摊到全县，是某一年。祖宗制定的成法、文襄公留下的旧税，既然一旦可以轻易改变，难道就不可以恢复吗？如今的赋役册中，全县的官布都折成白银了。难道不想想，上供项目究竟是白银，还是仍然是官布？如果仍然是官布，那么有什么理由不能恢复旧制？古代善于治理政事的人，一定根据当地适宜生产的东西作为贡赋。文襄公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如今常州府有布四万匹，但当地无法得到布，必定要到安亭购买。层层转运，折损耗费，公私双方都疲惫。有布的地方不征布，偏要索取银；没有布的地方不征银，偏要索取布。责令常州代替三区缴纳银，常州就得到便利；责令三区代替常州缴纳布，三区就得到利益。这只需执事向巡抚说明，在转移之间就能办成。第二，恢复税额的旧制。牵耗办法是苏州一郡的事情，我不敢越分涉及，姑且说现在容易实行的。先前王公已经确定耗粮办法，均摊的田地为三斗三升五合。歉收瘠薄的田地为二斗二升。后来核算本县，发现瘠薄田地太多，于是三十六万之外又增加积存余粮数千。王公命令有关官吏再次审查，把数千石粮食均摊给瘠薄田地。这是王公想把利益归给百姓的意思。官吏却没有贯彻执行。像三区这样的地方，始终被压在覆盆之下，而所存的余粮究竟归到哪里，也无人知道。希望查出前面所说的余粮，作为正粮，并减轻三区的税额，恢复原来的数目。这样不用大事更改制度，又可以实现王公想实行而未能实现的意图。赋税增加到三斗，百姓日益拖欠，实际上从未得到过三斗的收成；恢复到旧额五升，百姓就乐于缴纳，实际上确实能缴出五升。其中名义和实际的区别十分明白。减去新的税额以后，又对逃户的荒田开除虚列的存粮，按照开垦荒田的条例，招募百姓耕种。几年之间，一定又会逐渐得到休养生息。第三，修治水利。吴淞江是三吴水道的咽喉，这里不治理，我们百姓所受的灾害就不会停止。从前谈水利的人不知道根本，只顾眼前，修一条港、一道浦来敷衍塞责罢了。一定要从源头治理到下游，不开通吴淞江是不行的。开通吴淞江，昆山、嘉定、青浦的田地都可以开垦。议论的人不探究根本，因为看见沿江种植芦苇有利可图，反而随之谋取其税。从甪直浦、索路港等地起，全都被豪民占据。过去只是私自占有，如今又收取其税，这是教人去堵塞江道。上游既然壅塞，下游怎么能不堵塞呢？我为三区的田地而想开通吴淞江，似乎近于迂阔。然而我担心吴淞江如果不疏通，几年以后，不只是三区，三州的百姓都会受害。至于开通瓦浦，灌溉第十一、十二保的田地；开通徐公浦，灌溉第十三保的田地；这足以支撑眼前局面，是下策。我听说，古代的君子为百姓的生计打算，一定不肯拘泥于世俗末节的议论，而以敢于作为的志向作出决断。何况这三区只是本县微小的地方，在明侯的治理之下，只要得到斗升之水，就可以活命。恭敬地希望实行这三条策略，或许可以使濒临死亡的百姓重新苏醒。这对我们的百姓，恩德实在很大。如今又有旱魃造成灾害，明侯往日车马经过、河边人迹所到的地方，庄稼尚且只有少数存活；至于腹地，已经没有青草了。近来又经过秋季的水涝，往往千亩田地只剩几根枯苗，随着水波荡漾罢了。救荒的办法、免租的议论，这就像救援溺水和扑灭火灾一样，尤其不能迟缓。如今三区已经没有富户，所承担的粮税和差役，还不及中等人家的财产。赔补、赔偿的负担，更是不忍说。请求明侯顾念这些颠沛困苦而无处申诉的百姓，依照弘治年间的先例以及太守南岷王公新近实行的办法，免除南北运库子、马役、解户之类的差役，这也可以稍微缓解眼前的急难。只希望明侯留意。给傅体元的信 昨天看到了子敬寄来的关于丁田的文章。不论文章写得好坏，只是态度模棱两可、主意不定，没有把一向的本意说清楚，辜负了使者和郡太守访查此事的一片盛意。还希望您和子敬同老吏一起追究其中的利害，写成一篇议论，借助先前的筹划加以谋算，或许还可以挽救。天下的事情不在于大小。这项办法起源于一两个小人的浅见，不过是街谈巷议。顾九和在告假时，熟悉地听到了这些话；后来入阁，便锐意更改。霸州官员出自他的门下，特别承迎附和他。这个主意本来就不好，吴地百姓受它的流毒达二十年。如今不攻击它的根本，却只从枝节上说，实在令人不明白。比如拨役的时候，必定不能再让百姓出银；现在既然出银，便不能禁止他另行拨役。自祖宗以来一百七十年，没听说有关官府在拨役之外增加一项差役。为什么议定书册不过二十年，增加的银两却从七厘七毫到四分有余？这也很容易看出，根本就在于变法。光甫为什么反而极力称赞他说‘取之于下有渐进而不偏，用之于上有经常而不过度’？既然这样，又怎么容许另有议论呢？这样议论新法，却反而替金陵遮护，实在不对。我们这些人心里明知它的祸害，承蒙有关官府虚心询问，却又不肯直说，和小民一样保持沉默，实在可叹。我一生写时文，不肯学黄口小儿的说话，因此陷于困穷。如今临近老年，已经没有出仕有用于世的希望了，也就罢了。各位正当壮年，对于天下的事情不可不随事用心研究，希望将来入朝做官时，成为有用的学问。给王子敬的信 寄来的文章我都看过了，只说丁田，一开口便不对。弊病的根源只是王太守改变、扰乱了旧制，势必造成今天这样的弊端。如今大家都说他的办法尽善尽美，只说后来执行得不好，这其实是在附和书册上的说法，并不是当时同诸位商议的原意。不如看察院原来的文书，反而没有偏袒哪一方。依照它所说的，松江、常州、镇江使用旧法，为什么百姓没有别的议论，唯独这里议论纷纷，利害关系便可以看出来了。不攻击根本，只在末流上说，实在可笑。即使新太守恢复旧制，每七厘八毫，不点派差役；只怕一二年以后，点派差役增加，又会恢复到今天这样。

译朱子曾说，议论新法的人不是不多，但能够认识根源、击中要害的却很少，难怪介甫要斥责他们为庸俗。议论天下的事情大多也像这样，怎么可以呢？只是我们这些人说不出来，官员是西北人，怎么会明白？本想进城商议，但来往不便，也懒得再写文章，暂且等到月底见面时再议论。论抵御倭寇的信【代拟】我被弃置在山林已经很久，天下的事情，本来不是我分内所应当议论的。但我自认为世代承受国恩，身虽处在江湖，也不敢因为自己地位微小，便忘记朝廷。何况如今倭奴逆天暴虐，实在是我们父兄子弟百年来的仇恨和耻辱。承蒙明公恳切地下问，我这点愚见，怎敢不竭尽所知。我恭敬地看到，天子哀怜百姓，广泛颁布恩德诏令；明公以股肱、耳目重臣的身份，接受这项简命，手持玉帛，祭告东海之神，精诚昭著而上达神明，百灵都来效顺。龟鳖般的小丑，应当知道已经没有可以逃脱的地方了。从前裴晋公、李中丞曾接受统领军队的命令，没过多久，吴元济便被擒获，刘稹也被斩首，成功建立了平定淮、蔡、泽、潞的功业。何况我圣朝的威灵远胜有唐万万倍，明公对自己的期许，难道会自处在裴、李之下吗？本来就应当广泛延请、博采众议，不遗漏像我这样的草野卑贱之言。我不敢说空泛的话来烦扰您的视听，姑且只就今日用兵的形势说起。自从倭奴入侵，到今天已经三年了。他们杀戮我们的百姓，奸污我们的妇女，焚毁荡平我们的房屋。有关官吏只守着城池自保，军卫没有人能对他们采取办法，只眼睁睁看着他们装备沉重、满载财物，得意地离去。若只是推说没有兵力，还可以理解；如今各省的军队已经四面会集，至少有十万人，屯驻在边境上。区区残余的气息、游荡的魂魄，消灭他们以后再吃早饭也可以。然而直到今天仍相持不下，看不出有一定要决战的办法。老子说：‘军队驻扎的地方，荆棘就会生长。’所以善于用兵的人只求果断。孙子说：‘军队长期在外，国家的财用就会不足。兵器钝了，锐气挫了，力量耗尽，财物用空，诸侯就会乘其疲敝而起兵。’‘所以用兵只听说笨拙但求速胜，没有见过巧妙而求持久的。’如今这样，难道不是变得迟钝了吗？难道是老子所说的果断吗？议论的人说，这股倭寇不宜同他们交战，应当坐等把他们困住，这固然是一种说法。然而把天下的精兵都调来，把勇士分散在海上，日久月长而不能决战，那么所谓被困住的反而是我们自己。这一点不可不察。因此今天的计策，应当只是迅速交战。然而军队有分有合，只是把大批人马集中在一处，却不在险要处分列屯驻、广泛布置形势，那么贼人出动时，一定会寻找我军没有防备的地方奔袭聚集。因此应当察看地势的要害，预先防备他们溃散突进。吴、越之地靠近大海，可以通行的海口只有几条。既不能把守控制，使他们不能突入；三江、五湖之间可以防守的要害也只有几处，又不能据守控制，使他们四处冲散。那么究竟怎样才行呢？我认为，贼人在川沙，军队所向，能保证他们败在东面而不向西面溃散吗？攻打外部，能保证他们不在内部溃散吗？所以太湖的入口可以屯兵，三泖的入口可以屯兵，吴淞江的中段也可以屯兵。我曾经沿江巡视，询问所谓沪渎垒的地方，知道那是前人抵御寇贼的遗迹。像这样的堡垒，正处在苏、松二府之间，贼人如果到达这里，苏州、松江各县就没有一天不危险。因此修筑营垒，不仅可以抵御贼人的来路，也可以作为各州县的声援。昨天黄冈泾一战获胜，斩首之多，是从前没有过的；然而贼人又向东出动。这样，贼锋虽然在五湖之上受挫，蛮夷的烽烟却又在九峯之间相接了。由此说来，分兵屯驻难道可以放在后面吗？过去贼人攻打州府而府不救，攻打县城而州不救，劫掠村落而县不救。府好像没有州，州好像没有县，县好像没有村落，只能勉强在一座城中自保。这就像同人搏斗时捆住自己的手脚，又断绝同党而孤立自己，怎么能够生存呢？幸而现在这些贼人只满足于抄掠，假如有长驱直入的意图，谁能抵御他们？这就会唇齿俱亡，首尾横向溃决了。即使只把守住城池当作功劳，把方圆百里的百姓置之度外，作为百姓父母官，内心怎么能这样做？何况京畿千里之地，空荡荡地没有藩篱界限，军队失去形势，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是第一件不可行的事。凡是王者的军队，没有不分别敌我顺逆、离散敌人党羽的。如今福建、浙江的亡命之徒和各岛的夷人【夷：原刻为墨钉，依《大全集》校补。】[原文含有无法辨识的异文标记：divs[index]][原文含有无法辨识的异文标记：= '-81571244'; index++;]，本来都是一定要诛杀的。假如我们的百姓在各处被他们拘系，并剃发后让他们充当前锋，用来诱骗我军。我曾听说我军斩获首级和俘虏【虏：原刻为墨钉，依《大全集》校补。】二百多人，其中只有一两个是真正的贼人。那么临阵之际，难道能不辨明真假，明确规定悬赏标准，并张榜说明对投降归顺者给予生路的信用吗？古代用兵，能够使贼人为我所用；如今却驱使百姓去替贼人效力。这是第二件不可行的事。聚集天下的军队，却不建立军政，斩杀决断不能执行，抢掠不能禁止。前面的人刚冲入敌阵，后面的人已经逃散。这就使百姓有一百种逃跑退却、坐以待死的心，却没有一种向前作战、求得生存的办法。况且所谓营垒、行阵、间谍、兵械，以及分数、形名、虚实、奇正等兵家常说的道理，全都置之不讲。这是第三件不可行的事。所以今天用兵的关键在于果断决策，并以分兵屯驻来助成声势。又应当告诫整顿州县官吏，不应把关闭城门作为上策。逃回来的百姓，不可以反而把他们当作奸细，拘禁杀戮。至于诛杀和奖赏，这是军令中的大事；如今所调来的军队混杂着夷人【夷：原刻为墨钉，依《大全集》校补。】和獠人，应当向他们显示中原的纪律，不可成为蛮夷【夷：原刻为墨钉，依《大全集》校补。】所讥笑的对象。这样做而还不能取胜、不能消灭贼人的，从来没有过。然而如今虽然以彻底消灭贼人为目标，但筹划经营、安排部署，不经过几十年不能安定。况且夷人【夷：原刻为墨钉，依《大全集》校补。】

译性情贪婪凶狠，习惯于掠夺财物的利益，即使受到惩罚，也不能保证他们不再来。自正统以来，几乎将近百年，到今天才爆发。就像人的疾病，一旦发作，哪里能够立即停止？因此应当考察宣德、正统年间，先前为什么不断侵盗，后来又为什么突然停止不来，这样才可以知道其中的原因。永乐年间，广宁伯镇守辽东，在金线岛西北修筑城池；夜间看见东南海岛中有火光，就知道贼寇将到，便邀击他们，将其全部擒获斩杀，因此贼寇不敢进入边境。原来他们横渡大海，往往要经过十天一月，没有顺风就不能航行；又不能携带很多粮饷，贼人还未到岸，往往已经饥饿疲惫。兵法说不要背水迎敌，也不要迎着水流作战。唯独抵御倭寇，应当反过来使用：一定要逆着水流迎击，不让他们上岸，这是彻底消灭他们的办法。舍弃这一点，贼人就会由外海进入内海，由海进入港口，由港口进入城郭，像今天一样形成必然的祸害。应该整顿恢复祖宗的办法，从广东、福建、浙江、淮地直到辽东，修治沿海各卫的防务，这样军队不必另行调发。任用都司承担备倭职责，将领也不必另行选派。否则只依靠客军，客军不能长久驻留；假如撤回客军，贼人将会再次到来。这样来回不停，军队就没有休息的时候，百姓也会被耗尽。议论的人又说应当开放互市，放宽与外国通商的禁令，这尤其是荒谬至极。百年未有的倭寇无缘无故而来，究竟是谁招来的？元人有句话说：‘古代的圣王致力于修养自己的德行，不看重远方的奇珍。’如今却往往派使者奉朝廷诏旨，乘快船漂过大海，同外夷【夷：原刻为墨钉，依《大全集》校补。】互市，这是把远方的物产看得有利。远方的人怎么能感化呢？永乐年间，曾经派太监郑和到海外一次，但有人或许已经怀疑这不符合祖训中禁止断绝的旨意。何况无籍的亡命之徒违背皇上的禁令，不顾私自出境下海的法律，购买港口、谋求交通，勾引外夷【夷：原刻为墨钉，依《大全集》校补。】，酿成百年来的祸患。各种纷乱的议论，竟然不察究根本，这同扬汤止沸有什么不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说法！只要严格加强防守，像雁海、龙堆那样截然设置夷夏的防线，贼人就无从产生入侵的念头。我亲身遭受寇难，同乡里父老反复谋划，这些话或许近于道理。幸望您采纳施行。上给总制的信。我私下认为，我大明拥有天下将近二百年。各夷【夷：原刻为墨钉，依《大全集》校补。】恭敬顺服，四方边境安宁，足以称为盛世。只有北方贼寇【北寇：原刻为墨钉，依《大全集》校补。】有时猖狂，但他们的气势虽然凶猛强悍，性情还算愚直。除了弓箭以外，没有别的锐利兵器。中原的顽民固然也有给他们做向导、充当羽翼的；但衣食和喜好习尚，同中原大不相同。又因北方苦寒，没有物产，不通贸易，所以来的也不过是十分之一二罢了。他们来去突然，没有长期安居常住的打算。京师是天子车驾所在之地，声势极重，防卫极严，官属众多，储备丰足，号令统一，赏罚分明，凡有所谋划，无不如意；然而仍然不能不成为皇帝日夜忧劳之事。庚戌年的事情就是鉴戒。至于如今倭寇的变乱，就大不相同了。他们性情凶悍而狡诈，兵器精巧而锋利。高皇帝谢绝朝贡，今上禁止通行市舶，考虑得深远极了。为什么官府断绝往来、私人也禁止交通，他们之间的交往熟悉程度、向导和羽翼反而多了好几倍？中原的虚实，清楚地暴露在贼人眼中，所以他们敢于深入。自壬子年三月以来，骚扰持续至今。从浙江直到吴地，直接侵犯淮、扬，烧杀劫掠、奸淫妇女，几乎毫无顾忌，实在是国家的大耻辱。如今他们竟在废墟村落中筹粮，凭借溃败的军队取得兵力，筑屋挖河，完全没有离去的意图。听到风声而仿效他们的人日益增多。警报纷至沓来，越发令人不忍听闻。而有关官吏大多庸懦，敌人逼近时便束手战战兢兢；敌人稍微退去，便高枕无忧、懈怠散漫。哪里只是没有让他们片甲不还的意图，即使想把他们赶出境外，也做不到。何况兵火之后又接着发生大旱，全年生计无所依靠，百姓万众哀号。官府又加征额外税费，如筹备海防、供给军饷、修筑城池、置办军器、制造战船等，繁重差役和巨大费用一概取自百姓。议论到官库，动辄又被指为擅自专断的罪过。然而这也正合了有关官吏的打算：官库的钱财有限，而从百姓那里征取的财物却取之不尽，正好让他们任意侵吞掠夺。东南的赋税占天下的一半。百姓贫困、财物耗尽，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如今又加上这些骚扰，更加无法承受。因此富人变穷，穷人死亡。没有死去的人，穿着破衣、饿着肚子，还横遭苛刻征敛，都说：‘与其守本分而饿死，不如跟从贼寇而侥幸活命。’固定的产业和坚定的心志彼此转移、有无相通，这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若不是近来大加蠲免，恐怕这些人就会向外投靠倭寇，倭寇也会在内地成为盗贼。这未必全是百姓的过错。我近来因为参加考试的事情在留都，听说贼寇从芜湖曲折向南而下，直抵安德门。全城像沸水一样骚动，我当时也不免惊慌奔走。等到询问，原来不过是逃散的贼寇五十多人罢了。我不觉仰天长叹，捶胸饮泣了很久。留都从府、部、科、道以下，庸碌之流和闲散冗员姑且不论。那些乘雕饰车、骑华丽马、穿锦衣、吃肉食，平日自以为高出众人、不可仰视的人，岂止上千？竟然也寂然无一条良策，只知道关闭城门、追派民夫守城垛，同穷乡下邑没有区别。除此之外，一概把一切建议当作迂阔空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依我的愚见：大内即使有许多珍宝，终究不过是遗留在宫中。至于孝陵，是我高皇帝的遗体安藏之处，也是神灵群集安宁之处。万一土城失守，稍有侵扰损坏，各部司府衙又将有什么用呢？何况京军除孝陵以及江北各卫之外，即使在残缺之后，仍有十二万丁；官舍人员和军余人数还要加倍。既不让他们出战，也不让他们守城，只叫市井贫民携带粮食登上城墙。每人每天由官府供给烧饼二枚，计算费用一百多两银；每夜又要自行准备油烛七条，计算费用七百多两。为供给这些物资而典当、卖掉家产，常常还要受到事后追罚。冤屈的号哭声充满街道。那么平日养兵，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译等到某沦落后向东归来，才听说这股倭寇又窜入吴地边界。各路有司，名义上虽统率军队出境，实际上都各自拥兵自卫，完全没有互相策应的意思。偶尔有奋勇向前的，难道真是胸有成算吗？不是迫于严刑，就是诱于重赏。可是文武官员又都在几里之外，从未有到阵前督战的。所以往往因孤军悬立而失败。最终也没听说有不相互救援的惩罚。于是前进的送死，后退的活命；在前面的受苦，在后面的享乐。号令不统一，赏罚不分明，承袭相沿、互相蒙蔽，竟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令人痛心吗？议论此事的人都说，穷途末路的贼寇会拼死作战，吴地百姓柔弱，又不懂用兵，本来就难以抵敌。唉！军队即使编制有法，如果将领无能，也还是不可能取胜。如今将领既没有选好，士兵又没有训练，对于阵法、奇正之变全然无知，却随意让他们同强敌搏斗，这实在就是所谓赶着一群羊去进攻猛虎。今天的责任，只有君侯最为重大；今天的权力，也只有君侯最为重大。在指点顾盼之间，勇敢和怯懦立即会有差别；在呼吸之间，胜负也会顿然不同。只希望君侯认真谋划这件事。况且东南的财赋，出自农田；农田又依赖水利。我曾经谬误地撰写过一部水利书，后来又承蒙渥州侍御委托编纂图考，对水利的源流和利弊，也颇为究竟。如今因为倭寇来往，竟在湖水流入海中的通道上全部修筑堰坝，希望把它堵塞住。却不知道这些倭寇离开海面深入内地，本来就并不很依赖船只。清水既然被堵住，浑浊的潮水便一天天上涨。水利不通，农田逐渐荒废。外患虽然消除，内乱必定发生。有深切忧国忧民之心的人，恐怕不应该这样只做一件事，却废弃一百件大事。伏愿君侯德高望重，谋略深远，思虑渊博。从前主持文坛，多士都敬仰效法；如今掌握军政大权，众军也都同心协力。恩德施布如春风，威势施行如秋霜。东南百姓，就像从水火中出来登上安乐的席榻，又像脱离仇敌而依靠父母。获得新生的希望，确实就在今日。我本是平民出身的诸生，不该冒昧越礼。只是从前曾以文章技艺，蒙受您的过分奖掖；如今君侯专掌武备，正是我等先后上书依附、陈述意见的时候。何况亲眼看见危急变乱，亲身遭受艰难祸患，茅屋变黑，山岭染红，皮肤受损，筋骨受伤。我也曾冒着风雨，顶着箭石，亲自和士卒同行四十多个昼夜，颇能发动和指挥他们。从前李白自称“身高虽不足七尺，而心志足以雄视万人”，我私下也颇有这种自许。公愤私愤交集，按义理不能沉默。所以在壬子年秋天，冒昧写了《备倭议》；癸丑年夏五月，又写了《纪事实录》。没有顾忌禁忌，多有触犯忤逆之处。只希望能对当时政务略有补益。有司偶尔也实行其中一些办法，却还不能全部做到。现在冒昧再把所听到、看到的事缀述出来，越礼搅扰您的阅览。伏望君侯稍稍收敛按剑发威的气势，体察我勤恳的内心，不要计较这些粗陋的言辞，若能稍稍赐予审察，那真是无比荣幸。【按语：此书作于甲寅年。当时府君因孝廉身份居家，今文中却说因参加考试之事在留都，似乎是代他人所作。】后来又说曾撰写水利书、编纂图考、作《备倭议》，以及“平民出身的诸生不该冒昧越礼”等话，又像是作者亲自署名的文章。各刻本既然都没有提及这些情况，抄本只称“某”而不写姓名，现在姑且依从抄本。】给沈养吾的信 收到你的来信，实在非常感谢你这样深切地挂念我。我的妻子还停灵在殡，便想暂时找地方安葬，却又太过草率。因此犹豫了好几天，幸好局势稍稍平静下来，但贼势却一天比一天猖獗。十一日，才开始把灵柩暂厝在西园。工程还没有完，前天晚上有沙船停泊在市中，市民都惊恐不安，连夜逃走的络绎不绝，直到天亮才安定下来。如今也惴惴不安，仿佛身在边塞；一听到风声尘影，就打算逃走了。宅中聚居的人，不下百口。一旦抬脚行动，所有人都会有流离失所的苦难，所以不得不稍微镇定下来。你信中所说的贼势，正是这样。东南太平日久，官吏中没有懂军事的。如果让他们懂得古代的用兵方略，一个太守、一个县令就足以办理了。如今他们只知道闭城自保，一箭也不发，忍心拿百万百姓去喂贼；使贼人得到声势，将来蔓延发展到什么程度还不知道。听说蔡操江上奏说，倭寇不过三四十人，都是苏州、松江人想要谋反罢了。徐阁老以全家百口担保说没有这回事。又听说近日任少府在蔡衙门前擒获了贼首，不知是真是假？如果有方便的机会，再请寄信告诉我。贼人占据了新城，攻陷了上海，如今意图在南翔。只等他们到达南翔，我就带着全家出走了。匆忙之间，实在说不尽。东仓一战的胜利，足以稍稍挫伤他们。昨天上海几乎被烧得精光，但贼势还没有停止。钦甫近来见到他了吗？也请一并替我问候。《昆山县倭寇始末书》倭寇的变乱，起于上年三月初旬。虽然驿报接连不断，没有一天空闲，但也只是在沿海一带骚扰，还不敢深入内地，仍然害怕归途受阻。如今他们聚集的人数已经增多，进攻的道路也已摸清，又知道我方百姓平时没有军事训练，军队也没有预先准备，于是肆无忌惮。今年四月初七日，警报一直传到昆山。官民一片哄乱，正忙着堵塞城门、关闭关隘，谋划守城。这时都司梁凤恰好奉抚按的文书，率领处州兵八百人来守卫此地，士民都把他当作长城。哪里想到他贪婪怯懦，毫无作为，只坐在那里接受宴请犒劳，假称驻扎在本境，遥相声援，竟大摇大摆地远去了。他把军队分成几路，向四面逃散，一半从盐铁塘走，一半从周市走，沿途抢掠，百姓惊慌逃窜，从此要害之处都没有守军了。

译十三日午时，贼船五十多只、贼徒三千多人，径直停泊在新洋江口。他们直接进犯东门，竭力攻城围城，烟火照彻天空，哭声震动大地。接踵而来的贼船和贼徒，又不止是前数的二三四倍。夜里桅杆上的灯像排列的星星，早晨便吹螺举号，像蜂群一样附集而来。与其他地方相比，这里的猖獗尤其厉害。而梁凤却在十六日从常熟重新进入郡城，装作完全不知道此事。十七、十八等日，贼人于是制造了二十多架云梯，攻打东北两座城门，形势极其危急。幸亏官民竭力抵抗，才没有攻破。当夜，乡里的士大夫写蜡书，招募敢死之士用绳索缒下城墙，从小路赶去向代巡孙公求救。十九日，才承蒙孙公重新委任梁凤率兵救援。梁凤却又拖延了六天，才抵达昆山县西九里的桥边。他索要军需，声称每名士兵要银五两，这才开始进兵。无奈此时百姓贫困，征收又急，本县向来缺少余财，不能在一时之间办齐。他对此不满意，又退回到真义地方驻兵。偶然与贼相遇，勉强交战。他贪图贼人的辎重，反而导致大败。火药、铳炮，有一半被贼掠去；遗落在田野、被村民俞辟等人埋藏的，又多得数不清。假如上天不保佑百姓，任由所有东西都被贼人夺取，那声势又会怎样呢？这一天梁凤又逃回郡城，谎称我军一到，贼徒就全部逃散，百姓没有被杀，房屋没有被烧，麦子也都收割了，秧苗也都栽下了。一时间上级官员都认为这话是真的，于是不再把昆山放在心上。贼人探知援兵断绝、守军势单力孤，二十四日又用三十多架云梯攻打东南、东北两座城门。当时不但有燕尾、剑棱等强劲的箭镞，又加上佛郎铅锡大铳，一齐发射。城中军民退避，危急程度比前次增加十倍，不得不再次请求救援。但孙公被梁凤先入郡城的说法所迷惑，颇有为难之色。差官张国维叩头哭泣，详细说明梁凤无能的情状；于是又增加沂州、邳州以及山西兵三百多人，本府义勇二百人，再派梁凤统率他们出发。孙公给乡士大夫的信中说：“士兵虽然可以使用，将官却懦弱怯战。我再三以大义责备某人，而翁公却有催促他也不肯前进的情形，这可怎么办呢？”我私下猜想，或许是姑且任用贪婪无能的人，让他以后的功劳来掩盖以前的罪过，也未可知。当时太仓陶指挥招募的款兵恰好到达。又命两位守备督率军队一同前进，意在限期剿灭贼寇。然而梁凤仍像从前一样滞留，从初七日接受檄文出师，到过了四天，还驻扎在维亭。本县已经准备好的干粮，很快又臭了、腐败了。他还动不动就以“将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受”为借口。即使张公也无法责问他。贼人乘着这个空隙，又在初八日聚集四千多人，架起无数云梯，排列在东西两城门下，用各种办法冲撞攻打，伤害了许多人。可是官民抵抗得更加奋力，杀死的贼徒人数也相当多。直到黄昏，贼人才稍稍退去，又转移到城西的树林中驻扎。那里原是富室的精美园林，大家爱惜而不忍毁坏，所以反而成了贼人的巢穴。第二天早晨，贼人都背着门板接成飞梁，推着冲车，直逼城中；他们挖掘砌石，用铁椎撞门，声音如雷震动。百万百姓的性命，危在顷刻；而人心更加振奋，争相拼死出力。守军用青草、松脂、麻油烧毁冲车，又从城楼上凿穿木板，浇下灰汤并投掷物体攻击。杀死了名叫二大王的贼首以及几个同伙，贼人才退去。这时全城男女惊恐动荡，有几人上吊或投水而死。大家伸长脖子盼望援兵，却仍然没有见到援兵到来。初十日半夜，生员龚良相、徐倬、傅继善奋勇仗义，冒死去请求援兵。十一日黎明，他们在六市铺以西遇到梁帅，那里距县城还有三十多里。他们反复哀求，梁凤却更加傲慢蛮横。幸亏张公督促前进，款兵踊跃向东，气势雄壮，志意激烈，没有辜负“狼”这一称号。梁帅慢慢赶到后，有司选择地点扎营。梁凤仍说该地四面被水阻隔，不能阻挡敌人，又退到九里桥外驻兵。款兵孤军悬立，势难在野外住宿，只好暂且收进城中，等待与梁凤一同进兵。府、县的文书反复祈请，他才到达。开城门接他们入城，本想加以慰劳；实际上却已经先计划放走沂兵，造成酿成祸乱的地方。正商议出兵攻击时，他又妄自上报，说本县按兵不动、不肯出战。于是宪司发出严厉文书责备。十五日，张三府督促梁凤合兵大举进攻。本县义勇引导款兵，直捣贼寇巢穴。战斗正激烈时，各路军队远远望见贼人到来，立即挥军逃溃。许多人自己投水而死，铠甲、战马和兵器有一半被贼人夺去。款兵继续前进，杀伤贼徒二十多人。然而后援没有接上，导致士兵阵亡、拥挤落水的灾祸。于是逃军又捏造“厚待款兵、薄待沂兵”的谤言，欺骗蒙蔽上级，使是非不明、功过难辨。【辨：原刻误作“办”，据《大全集》校改。】即使有司确实有所偏厚偏薄，也不过是看上级官员的意向罢了。难道士卒可以把受到厚待或薄待作为去留的依据吗？如果这样，那还要那位主帅做什么？他贻误战机、误害军队的罪责，恐怕不能推托给所谓厚待或薄待。仪部王主政不忍心看官民遭受这样的荼毒，又受这样的谗毁，于是挺身冒险，仗义执言，以至于暴死。这都是众人愤愤不平所造成的。这样的人一死，国家就要困顿衰败。当时的事情竟到了这种地步，怎能不令人感叹！事情的根源，大概是当权者先派款兵去防卫无锡，以厚待他的旧交；而梁凤也不愿厚着脸皮再次进入昆山境内，两方面都违背了原来的心愿，于是互相构陷煽动。却全然不念昆山和无锡同样都是朝廷的根本之地。何况上游土崩瓦解，下游波涛倾覆，本来就是必然的形势，哪里应该有所偏重呢？

译当时我军虽然没有取得全部胜利，但款兵的声势已经震慑了贼人的胆气，于是贼人相互引领着撤走。他们杀害遗民、烧毁残存房屋，几十里地烟火连续不断，又过了四五天，才把余愤发泄完。大概从四月初七日到五月二十五日，孤城被围一共四十五天。在城下交战，大大小小三十多次。让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抵挡日益增多的贼寇，城内没有张巡、许远那样的谋略，城外也没有蚂蚁般的援军，城池没有陷落，完全是上天保佑。六座城门同时遭到进攻，被杀的男女五百多人，被烧的房屋两万多间，被挖开的棺材、坟墓共四十多处；这些都是根据亲眼亲耳所见的人所说的。至于各乡村落，方圆三百五十里，境内房屋十间毁去八九间，男女百姓十人中失去五六人，棺椁被毁三四成，数量多得无法统计而又人人知道。皇帝的宫门远在万里之外，不能很快得知；即使离当权者很近，难道他们也全都能知道实情吗？彼此蒙蔽，想借此远远逃避罪责，贼人是何等幸运，百姓又有什么罪过呢？如果梁凤当初能够不离开本境，贼人怎么敢这样贸然深入？如果在中途能够奋力作战而不退，贼人哪里敢直捣郡城？如果最终能够按期迅速救援危难，贼人哪里敢冲撞城池、挖掘城墙？给昆山造成灾祸的，就是梁凤。如今他又用粉饰之辞推卸罪责，是在欺骗上天吗？还是在欺骗人呢？还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那些率先登城而战、后来阵亡的款兵，以及被淹死的人，都是因为沂兵、处兵争先逃溃，挤入洪流；他们不善于水，又因铠甲沉重而不能挣脱，最终全都淹死，并不是因为水流本身湍急而被淹没。这种情况值得怜悯，按法律也应当抚恤他们。那沂兵、处兵本来正应当按照望风逃溃的罪行加以惩处，用来表示惩罚和劝戒。如今却同款兵一样一并给予优厚待遇，这是多么颠倒啊！唉！像这样对待败军，那么无缘无故被杀的良民，血流成河，尸骨堆积如山，又将怎样对待他们呢？我曾考察，昆山自从建国以来，从未遭受兵火，只有人口聚集，却没有军事教训。所以如今遭逢这场灾难，人人都惊愕相顾，束手无策。不得已，只能采取坚壁清野的办法。即使贼人猖狂，也没有人敢抵抗。因此所受的祸害也格外惨重于其他地方。如今最急迫的事务，没有什么比拓宽壕沟、修筑月城、建造弩台、设置营寨、召集乡兵、按时训练、铸造火器、准备弓弩、积存柴米、储备油烛更重要的了。城池周围靠近城墙的林木，必须砍去一里左右，以断绝埋伏之处。坟墓如果妨碍城墙和护城河，应当酌量发给地价，作为迁葬费用。至于十家编为一甲的办法，更应严格实行。男子十五岁以下的，以及所有已经成丁的男子，都要登记造册，逐门张贴在白墙上。每甲推举一人担任甲长，查考人员出入。如果有面生可疑的人，即使是商贾，只要不是多年土著、没有父兄世代承传的，也必须追查根究。这样或许能使内贼不能出去，外贼不能进来，而奸邪之徒也无从制造事端。至于安抚疲敝的百姓、免除拖欠的赋税、勘察荒废的田地，更是当前政务的重大事项；而动用官银，也是应急的重要办法。事情有常态和变局，也有轻重之别。处在常态时，仓库钱粮重要，武备相对次要；处在变局时，军队战事重要，财用相对次要。何况做官执法，本来就有根本原则：个人私罪不可有，因公办事而获罪却不可没有。所谓公罪，就是像今天这样动用官银救济时艰，即使因此触犯常法而受责，也在所不惜。何况既然已经上报上级文书，如何处置本来由自己掌握；即使不应当冗滥，又何必拘泥于通常格例而使自己陷入困窘收缩呢？况且安定富裕百姓的办法，是《周官》所首先重视的。劝说富户借贷，只能暂时实行而不能成为常法，只能做一次而不能再做。凭有限的富户，却想应付无穷无尽的巨大贼寇，“我真不知道该把车停在哪里了！” 以上这些事情，如果真能从内心果断决定，预先制定成算，那么财用充足、军队强盛，地势险要坚固，人心坚定振奋，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贼人来犯境，就应当立即横向出兵到四郊，与他们决一死战。又何必堵塞城门关隘，悬悬寄望于外援，既得不到援军的作用，反而遭受援军带来的祸害，像今天这样含冤愤恨呢？我惭愧地参与守城，和贼人来去的日子始终相伴。亲眼看见这种惨毒，是不忍说出口的。姑且记下事情的始末，以备日后编入本县县志。其他处置办法，大略已经写在《备倭议》中。凡有守护百姓、承担地方责任的人，希望能鉴察我的这番真诚，不要把越权进言当作罪过。幸甚，幸甚。-------------------------------------------------------------------------------- 《震川先生集》卷之九　赠送序 送吴纯甫先生参加会试序 我还是童子时，就知道有吴纯甫先生。长大后登门拜访先生，一高兴便忘了回去。世人所谓慷慨豪迈、气度宏伟的人，我一定会说先生就是这样的人。先生精通学问，文章深邃，熟悉世事。年轻时，受到县大夫和郡邑长官的推重。当权者往往为他叹息，期望将来大用他，指日可待。可是后来受到摧抑挫折，几乎有三十年。先生自负才德奇伟，却没有机会施展，只喜欢向人谈论这些事情。无论贤者还是愚者，见到他的人都为之倾倒。凡是稍稍知道向善求学的年轻学子，他一定引导并提携他们。士人中有志向的，也都归附先生。每当在嘉林修竹之间交往，宽衣方履，谈笑吟咏相随，几乎没有一天中断。有时彼此质疑辨析，剖析细微之处，议论纷纷而起，群疑顿时豁然开朗，犹如云开雨停，天空清朗，太阳明亮。他对于天下的利害、百姓的得失，常常把深沉的忧虑寄托在其中。天子中兴，慨然有志于恢复三代的治理。诏书多次下达，用来修订彰明千百年来废弛典章的事情不止一项，全都是先生曾经说过的。所以和先生交游的人，都离去做了显官，只有先生仍是诸生，行礼谦让、进退举止依旧从容自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