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赠送序

译只是凭您的才干，本应得到声望显赫而事务繁剧的职位，却反而屈身任职于这里。如今选任官员的办法，有时把困难的地方交给他，以观察他的才干；也有时因为某地艰难，选择才干优异的人授予该职。那么如今江浦的任命落到您身上，难道不是因为这里是荒芜之地，应当开垦治理吗？不是因为这里的困苦百姓应当加以抚慰吗？不是因为京畿的县邑应当加以巩固吗？如今的天下，各地唯一令人忧虑的是百姓贫困而上级不加体恤，财力大为困竭却仍不断征敛。若能懂得使百姓生养的道理，以及向百姓取财的办法，即使是贫陋的地方，也足以取得富足繁庶的成效。像江浦这样的地方，尤其应当休养生息。天下刚刚平定时，曾经迁徙百姓去屯种和州等地的田地，又多次把田租赐给百姓；其用意未尝不在于壮大京畿、加重根本。只是如今天下县邑都疲敝困病，为什么偏偏是江浦呢？即使江南号称天下膏腴之地，如今也快要贫瘠了。再过几年，恐怕就不可收拾了。这是今天守令的责任。李君，要努力啊！我看三年考核政绩时，因治理成效被征召，并列为天下第一的，恐怕就在您了。送同年丁聘之赴任平湖序 同榜考中的进士，最初有几百人，常常聚在一起。由春官选送给冢宰，然后分送各曹，各自随所属部门离去，称作“办事”。今年赐进士及第的，共有三百九十四人。分到各曹以后，和我同在工部办事的有四十六人，其中又有五人选入史馆。今年夏天第一次选官，这些人都获得外放任职。既然同年又同在一个部门，本应天天相聚，以观察彼此的德行事业；然而每天早晨进入工部，升堂后恭敬作揖便退下，最终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被选中的人没过多久又各自得到官职离去。所谓同榜之人，也不过像匆匆相遇罢了。这就是我对于各位同年，未尝不感叹彼此相聚困难的原因。这次选官，龙阳丁君得到嘉兴府平湖县的任命。按照旧例，同部同僚送行，轮到我作序，所以我把自己对于同年的感情这样说出来。嘉兴本来是古代会稽、吴郡的土地，唐代时仍隶属于苏州，作为一个县。后来才从吴郡划出，但风土民俗仍然相同。我本来是吴地人，敢把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告诉您。如今凡是被选为吴中县令的人，人们都为他忧虑，从来没有不把赋税困难当作忧虑的。天下的财赋，大都出在东南，要想把它们征集齐全，确实很困难。田租的收入，大约是天下其他地方的几十倍；然而父子祖孙两百年来都把它当作当然之事，本来就不指望减免，只害怕它一天比一天增加。三十六年来，民间从未得到宽免，水旱灾害后的蠲免、借贷命令也很少。又经历了岛夷焚烧抢掠之后，海上的戍守没有撤除，还增加编列海防费用，年年增加、月月增多，江淮以南更加骚动不安。军府侵吞的财物，动辄数百万。这些全都是百姓的脂膏。凡是做大官的，地位使他同百姓日益疏远，一切只把追求办成差事当作能干；百姓的疾苦，并不真正牵动他们的心。若做县令，百姓都是我的赤子，早晚都能见到他们，又怎么忍心使他们被逮捕、拘系、鞭打，流离失所、僵卧倒毙，却不加以体恤呢？定额供赋，本来是百姓乐意输纳的；至于其他因水旱灾害、流亡人口、荒地、奸蠹所积欠的赋税，以及如今权宜而一概征收的各项费用，都应当在其中加以调停斟酌，这才是县令应当留意的事情。我历来观察前任官员，有些人并不把催征赋税当作主要事情，但事情也未尝没有办成，往往还因此升为大官离去；而那些急于催征赋税的人，功名反而有时赶不上前者。既然如此，唯独把催征赋税作为对东南官吏的告诫，其流传下来的祸害对于百姓就太多了。《传》说：“要像保护婴儿一样。内心真诚地去求取，即使不能完全做到，也不会相差太远。”庄子论解牛说：“那牛的骨节之间有空隙，而刀刃并不厚；用不厚的刀刃插入有空隙的地方，宽宽绰绰地运转刀刃，总有余地可游走。”如果能够这样，天下的事情还有什么可忧虑其困难的呢？我固然是为我们丁君说明这些道理，也一并用来告诫各位在东南做官的同年。送同年光子英赴任真定序 我读史书，看到项羽救赵时：诸侯的军队在巨鹿城下扎营的有十多处，没有谁敢放兵出战。各位将领都站在营垒上观看。楚国的战士无不以一当十。楚军的呼喊声震动天空，诸侯军人人都惊恐不安。韩信带领几万军队向东攻下井陉，树立大将的旗帜和鼓，击鼓行军出了井陉口，同赵军大战，击破并俘虏赵军，在泜水之上斩杀成安君。楚国的威势震动天下。等到汉军在垓下击破楚军，因而得到淮阴侯，而淮阴侯的功业也从这里开始；这些地方都在今天真定的境内。我曾经想亲自去一次，看看他们交战的地方，却没有能够实现。真定本来是古代中山国。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向北方夺取土地，这件事本来已经很伟大了。晋朝南渡以后，刘氏、石氏、慕容氏、苻氏秦国相继在燕、赵之地兴起，而慕容道明在这里建立国都，也确实是一代雄主。唐代自大历、贞元以后，强大的藩镇无法控制，而成德一军尤其骁勇强悍。天下人看待河北，就像看待回鹘、吐蕃一样，大概有一百年不把它看作王朝的土地。宋朝因石晋割让山后诸州，于是真定便同契丹接壤。后来金人攻陷两河，两路不久也相继失守，国事于是不可挽回了。如今国家把这里作为京畿的重要地区，但太平已有二百年，议论者认为这里悲歌慷慨的习气已经同古代大不相同，却不知道燕、赵之人的这种性情本来就是出于天性。只是由于朝廷的威灵，他们有所低头畏服，却终究不能完全平静顺服。古代所说的骁勇强悍、不可制服的人，他们平常未尝不是低头畏服；等到有一天被激怒到不能忍受的事情上，骄横强悍的本性才会显露出来。中山这片土地，是古代豪杰奋力作战的地区，也是奸雄窃据并建都的地方。唐朝失去河北，国势日益衰败；宋朝失去两路，国家于是南渡。何况如今翼卫神州腹地，是万世帝王基业所在；同古代京兆、冯翊、扶风之地相比，若没有贤能的官员加以抚循教化，就无法使这里安居乐业、成为壮大国家藩卫的地方。如今驿站使者从这里出发，征调兵员的负担又加在这里，按户摊派的赋役日益增加，百姓生活已经极其困窘耗损。议论者却只想加强三关的戍守，烦扰边境供应，认为燕、赵百姓柔弱畏缩、可以恐吓，却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栾城韩山童的事情，可以作为鉴戒。如今的制度，推官负责协助府、郡治理狱讼，但常常受监察御史委托办理事务；而监察御史实际上能够控制一方的命运。我因此把这些话告诉光君。您和我是同榜进士，如今被选为真定府推官。您学问深奥、才智通达，为人聪明仁慈宽厚，狱讼之事，我没有什么可以赘述给您的。送同年孟与时赴任成都序

译安定的孟与时，和我是同榜进士；因为我的年纪稍长，他常常把我当兄长来侍奉。我喜爱古文辞，但同世上那些写古文的人并不相合，唯独与时从内心推重谦让于我，这确实出自他的真心。与时被选为成都推官，我也将任越中县令，我们即将分别，却没有什么可以赠给与时的。只是推官是郡中的司法官，儒者能够讲说，前代论述刑罚的道理已经很详细了。我读《尚书》古文篇说：“要慎重啊，要慎重啊，只有刑罚之事应当加以怜恤啊。”这是当今所采用的孔氏古文《尚书》中的话。伏生传授的今文《尚书》把“恤”作“谳”，汉代儒者沿袭了这种解释。而太史公《本纪》说：“只有刑罚应当安静啊。”静就是安谧。自古以来论说刑罚，取其要旨，还没有把“静”这一句话看作最高境界的。这才是真正圣人的话，我因此把它告诉与时。我生在吴中，只因应试才经过齐、鲁、燕、赵的郊野，曾经羡慕游历西北，却没有机会到达。与时从安定往来长安，又从太行山一带来到京师，如今又将在蜀中任官，要走邛崃九折坂，观览剑阁、石门的胜景，难道不是很壮观吗？从前王介甫初次做官，在大名任司理，而韩魏公任郡守。韩魏公曾经告诉他说：“你年纪还轻，应当读书，不宜专心于吏事。”可是王介甫实际上从来没有停止读书，只是因为这件事对韩公不了解自己而感到遗憾；但韩公的用意却是美好的。所以我对于与时，尤其希望他在治理政务的闲暇，不要忘记学习古人的功夫。孔子说：“居住在这个国家，就侍奉其中贤能的大夫，同其中仁厚的士人交友。”过去张文隐公曾经对我说，如今的人才，只有赵孟静在史馆，实在难得。嘉靖二十九年，虏【原刻有墨钉，依《大全集》校补。】骑兵逼近都城。公卿在内廷会集，赵先生独自申明重大的议论，甚至在朝廷上斥骂阿谀结党的行为，风骨气节凛然，有些地方是汲长孺也比不上的。京师人至今还能谈说这件事。赵先生是成都人。我本来受到文隐公的知遇，赵先生也因此知道我，只是没有机会同他见面。士人之间彼此知心，难道在于见面或不见面吗？然而我思念他已经很久了，也羡慕与时能够见到赵先生；又因与时能够得到这样的老师而为他高兴。送王子敬赴任建宁序 我刚五六岁时，就知道有紫阳先生，并且能够读他的书。长大以后，学习进士应试的学业，对于朱氏的书，颇能精熟诵读。然而有时虚心反复探究圣人的本旨，那么对于朱子当时的论说，也未必每一条都完全符合圣人的本意，其中有时还过分地作离析附会。但朱子的大义，本来并没有违背圣人。他同金溪往来辩论，始终不能取得一致。后世的学者分立门户，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不过两位先生当时所争论的，也只在言语文字之间；至于根本纲目的重大问题，他们从来没有不同。朱子去世以后，他的学说在世上大为流行，而当时的君主正加以提倡。自从九位儒者配享孔庙以后，天下人把朱子之学看作正学的源流；国家选取士人，稍稍因袭前代，于是把他的书列入学校教材，没有人提出异议。但近世一两个君子却起来争论，自己创立说法，创出独到的见解。天下的学者彼此树立旗帜，号称讲道，同时又在海内形成鼎立的局面，直到现在也互不相让。余姚之说尤其盛行，中间暂时停止，不久又大为昌盛。倡导这种学说的人，本来具有绝世的聪明才智，其中也必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至于做他门徒的人，却都是一人倡导、十人附和，抄取他现成的话，却不知道其中的所以然。只是因为先有当世显贵、声名很高的人作为宗主，便足以鼓动声势，彼此踊跃地参与其中。这就是当时士人习气喜好追求名声地位，却不知道求取自己的本心，不懂得“遁世不见知而不悔”的学问所造成的流弊。孔氏门下，求学者终身勤勉不懈所追求的，不过是求仁罢了。后来子思提出尊崇德性、遵循问学的说法，而高明、广大、精微、中庸、新、故等名目，都是向求学者说明求仁的功夫，要求使仁德的整体不偏不倚；其中的语意，正如皋陶所说的正直、温和、宽厚、严肃之类。偏偏有人只把这些话提出来建立门派，称为讲学；朱子、陆九渊的争辩，本来已经开启了后世纷纷争论的局面。至于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不过是说幼儿自然具有的知觉和能力。这样一来，孟子关于性善的言论已经说尽了，又何必偏偏把“良知”提出来作为标志呢？如今世人不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实际功夫，却喧嚣着向天下求取名声。聚集几千名门徒，称作讲学，以此自高自大，难道不是庄子所说的“圣贤之道不能彰明，道德不能统一，天下人各自得到一种片面的见解来使自己自得”吗？如今想凭讲学胜过朱子，可是朱子一生立心行事，以及他在朝廷任官时的作为，没有一件不能与天地相对而无愧。考察这些讲学者的行为，他们果真能赶得上朱子的万分之一吗？为什么竟想凭区区空洞的言语胜过他呢！我的朋友王子敬考中进士，得到建宁推官的职位。我本来就仰慕游历朱子的故乡，却一直未能实现；如今高兴地想跟随他前去，却又不能成行。因此告诉他，凡是做官，都以朱子为法则就足够了。偶尔拜谒紫阳祠时，希望他替我以一瓣香默默致上祝祷；假使先生有灵，知道数百年之后还有我这样坚定自信、没有疑惑的人。【此文为昆山刻本。常熟本另有一篇，大概是已经写了论道的文章，临近饯别时又叙述情谊，所以如今一并保存于后。】送王子敬还吴奉母赴建宁任序。嘉靖乙丑年，我们昆山的士人参加南宫考试而被荐举的有四人。我和王子敬、陈敬甫都赐进士及第，王明德则请假离去。我在都水司试任属吏，和敬甫一同等待选官；子敬先已得到建宁的任命，便顺路回家，迎接太夫人赴任。敬甫应当会得到内署的职位，而我的内外任职尚未确定，不过留在京师已经半年。忽然到了秋天，凉风萧瑟，我起来看中庭的明月，悄然不能入睡。我和敬甫同样有思念家乡的感情，羡慕子敬能够早早回去。从前潘安仁作《闲居赋》，因为太夫人在堂，不能违背膝下奉养而远行服役，意思是认为做官会妨碍奉养母亲。如今子敬荣耀地回去，又能侍奉奉养母亲，做人子的愿望得以实现，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译当初，子敬辞别太夫人时，曾经听到母亲的教诲，不希望他到北方任职。母亲说：“我年轻时生长在京师，北方的风土气候还熟悉。你如果到南方任官，我虽然老了，也应当跟你同行。”子敬果然得到了现在这个职位。又因为子敬的舅父雍里公在八闽掌管监察，曾经向他的姐姐讲述粤中山水的胜景，太夫人对此很熟悉。如今终于可以实现南行的愿望，在武夷山水之间自在游览，也不比安仁乘坐轻车、奉养母亲的情形差。汉代的东方朔，字曼倩，任京兆尹时，每次巡视县邑、记录囚徒情况回来，他的母亲总要问他平反了多少案件。他儿子平反的案件多，母亲就欢喜微笑，饮食言语都和平时不同；若没有平反的案件，母亲就生气，因此不吃饭。所以东方朔任京兆尹时，办事严明却不残酷。子敬能够奉养太夫人，又以孝道率先闽地之人；他审理狱讼时，在内有慈母训诫相辅，必定能够无愧于古人。太夫人也将同东方朔的母亲一样，远播芳名于百世之后。子敬出行时，敬甫和我在崇文门为他饯行，分别后写下这篇文章。这一年八月初一日。送张子忠赴任南昌序 张子忠将要任南昌县令，孙子奇、赵元和以及所有同在礼部任职的二十六人，在他将要出行时一起为他饯行，并请我写序。凡是序文，都是留在这里的人为远行者所写的赠言。我又有幸同子忠友善，因此不敢推辞。从前孔夫子同门人谈论政事，记载在《论语》中的十分详细。虽然所说的并不相同，但都是为政的道理；至于实际办理政务的事情，却从未直接谈到。若要寻求一句话把它概括起来，就是“君子学习道理，就会爱护人民”。如今世人的弊病，在于不懂道理，也不能爱护人民。不懂道理而不能爱护人民的人，如果只是成为猥琐放纵的徒辈，本来不值得谈论；至于其中有所建树、号称能干的官吏，也不过只在声势和表面功绩上下功夫。一时声名显赫，众人都认为美好，却使天下的元气日益耗损，而他们自己还不知道。这样的行为对世道又有什么依赖价值呢？所以只要学习道理而能够爱护人民，就不应再受水土风气和时代变化的限制，没有什么地方不能胜任。好比水，只要能够流动就行；至于流成澭、濋、澜、波、潜、浒、沱、洵、沙、濆、汧、汜、沦、泾等形态，只取决于它流到哪里，无法预先规定。君子只要能够实行道理就行；至于表现为栗、立、恭、敬、毅、温、廉、塞、义、平康正直、强弗友的刚克、燮友的柔克、沉潜的刚克、高明的柔克，也只取决于道理所达到的地方，无法预先规定。这不只是适合在杨、粤之间做县令；即使在齐、鲁、燕、赵、秦、晋之间做县令，也同样适合。即使入朝任九卿，乃至做天子的宰相，也同样适合。如今南昌是三司的治所。大官在上面镇抚控制，县令可以抗争，其中也有应当承受的；可以顺从，其中也有应当坚持的；难道又没有可以用来感动、劝谕他们的办法吗？士大夫入朝任职的人，同在乡里的士大夫接连不断。若用法律裁断，便会违背人情；若依据人情通融，又会歪曲法律。难道就没有至公的大义，并且对于道德高重的人，不能按照礼节隆重对待南州的高士吗？当地百姓喜欢攻讦诉讼，应当惩治他们的狡猾；难道就不能使吏治蒸蒸日上，不至于滋生奸邪吗？财赋不如我们吴地繁重，但上供不可废止；搜查隐匿的财赋之后，难道就不能体恤灾害，蠲免赋税以施予百姓吗？这里地处江、湖之间，盗贼很多，已经歼灭其中的首领；难道又不能使他们听闻教令而解散，安居乐业，取得像渤海那样的治理效果吗？从前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同伪汉争夺天下，各位将领浴血奋战，坚守豫章来挫败敌人的锋芒，终于取得平定天下的功业。如今忠臣庙还在这里。然而二百年来，强藩图谋不轨，蛮夷【原刻有墨钉，依《大全集》校补。【原文为程序残片：'2142311708'。】暗中发动侵扰，江、湖一带的盗贼到处都有。可是议论者认为，如今三边多有警报，只有江右安宁，因此替子忠高兴；这仍然只是从事务的繁简、利害来谈。我所说的，只是道理罢了。我听说安成有邹祭酒，吉水有罗谕德，如今住在深山中，讲明圣贤之学。子忠试着去拜访并向他们请教，他们一定会认为我的话是对的。【昆山刻本篇首删去了说明作序缘由的三十三字，篇中于是没有照应。今从常熟本。】送陈子达赴任元城序 陈氏在我们昆山，世代凭科举功名显达。子达前年参加南宫考试没有考中，想去参加选官。当时有人传达权贵的话，说可以把某地某官许给他。子达说：“难道我可以用贿赂来求取官职吗？即使去了，能够向当地百姓索取回报吗？”于是拂袖回乡。今年参加南宫考试，又因一个字不合格式而未能考完，于是再次参加选官。恰好铨部政治清明，请托说情的事情行不通；有时把中等人选安排到边远之地，往往将他们安置在蛮荒遥远的地区。天下士人聚集京师，都认为朝廷清明，太平可望。子达却得到大名府元城县县令的职位。元城赋税较轻，民风质朴。虽然处在三河之间，但如今在京畿地区独自偏僻遥远。做官的人得到这里，反而把它看作清高之地。子达顺应当地风俗而不加扰乱，改变旧法以治理它。但我认为，如今做县令的困难，不在于担任这个官职本身，而在于要应付那些处在自己官职之上的人。自古设置县令，把方圆百里的地方交给他，所以把县令比作牧牛羊的人：替牛羊修好圈栏、准备饲草，选择水草丰美之处，按时给它们系放，而主人并不询问这些事情，只看牛羊是瘦弱还是茁壮。如今一个县令上面有几十名大官制约，他们不问牛羊是否瘦弱茁壮，也不让县令办理修圈、备草、选择水草、系放牛羊这些事情；反而不断派遣使者让他办理，又苛刻地责备他，想让他向左却牵制他向右，想让他向右却牵制他向左。一个牧人，却要听命于十个主人，而每个主人又都按自己的意愿对他喜怒无常。所有官吏的辛劳焦虑，日日夜夜都用来承迎上级，此外再没有别的事情。所以说，县令的困难，不是难在他的官职本身，而是难在如何应付处在他官职之上的人。如今皇帝委任元辅，革新吏治，而子达正有志于为百姓办事。那些处在他官职之上的人，或许能够稍稍改变以往的做法，使他得以尽力从事牧民之事。我对子达这次出行有所期待，也把这些话告诉那些处在他官职之上的人。【按：“絼”与“纼”相同，丈忍切，指系牛的绳子。《周礼》：“封人设置絼。”注说：“系在牛鼻上，用来牵牛。”常熟本误删此句。】

译送毛君文高赴任元城序。先王设置官职，必定有牧监、参伍、殷辅、长两、正贰等属官。上大夫治理县邑，县邑的长官称尹、称公、称大夫，这种制度由来已久；大概也必定有参伍、两贰之类的属官。到了汉代，仍沿用秦代的郡县制度，县邑人口一万户以上设令，秩禄为千石至六百石；不足一万户的设长，秩禄为五百石至三百石。都设有丞、尉，秩禄为四百石至二百石，这些都属于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吏的秩禄，属于少吏。由此可知，令、丞、尉都是长吏。县令是天子亲自接触百姓、亲临殿堂询问民情时所任用的官，佩墨绶，戴进贤两梁冠，后来还可以选为州牧、刺史；丞是县令的辅佐，也并不轻微。如今制度重视内官，所以县令地位轻；县令地位轻，县丞也就轻了。可是县令又往往放纵傲慢，自我轻视县丞，这是为什么呢？县中的事务，县丞负责处理繁杂部分，县令便可以简省；县丞付出劳力，县令便可以安逸。县令有过错，县丞规劝他；县令做得不够，县丞辅佐他。这样看来，县令对于县丞，怎么可以轻视呢？我的朋友陈子达，受命担任大名府元城县令，已经三个月了。皖城的毛君文高，如今前往那里任县丞。子达刚直不阿，遇到事情便奋发激切；毛君为人谨慎厚道，前去辅佐他，必定能够彼此和谐并成就政事。元城的百姓，大概有所依赖了！我查阅郡志，从古以来游宦魏郡而知名的人不少。在元城，乐广凭县令身份知名，李若水凭县尉身份知名；仇览只是蒲乡的一名亭长，汉史却把他记载下来。毛君难道也可以轻视自己的官职吗？您的先人乐于行善、喜好施舍。晚年没有儿子，曾经捐出财资修缮本县的崇惠观。上梁那天，县令亲自在三清神像前洒酒祭祀，说：“毛某是善人，如今高兴地捐舍财物重新修建此观，愿上天赐给他四个儿子。”先给四个儿子取名为梁、栋、材、柱。后来果然生了四个儿子，就用当初所取的名字为他们命名，这件事颇为奇异。梁就是文高。由此确实知道，古人所说向神祈祷而生子，确实是有这样的事情。如今毛氏的后代，今后还应当有人兴盛；毛君担任县丞，是出生时便有神灵符应，他一定会有不同寻常的政绩。难道可以轻视这个官职吗？送南驾部吴君考绩北上序 驾部吴君的先父宪副公，和我们郡中陆生鸣銮的先父大夫公，曾一同在严郡任职，有同僚旧交。陆生因此能够跟随您交游。您将要因考核政绩北上，陆生请我写赠行之辞，并且诚恳地再三说明您的情意。我本来是鄙陋乡野之人，又不熟悉世俗文章，凭什么来辱没您的嘱托呢？然而我听说您的高尚情谊已经很久了，何况陆生的情意如此恳切，怎么能够没有一句话呢？国家自永乐年间迁都以来，南京、北京两京并建，制度如同古代的镐京、洛邑。各部门官府设在南方的，全都保留原有建制，只是稍稍削减员额。兵部尚书预先掌管留都的钥印，所寄托的任职特别重要。驾部清吏司能够从上十二卫挑选勇猛精锐的士兵，护卫皇宫，大概相当于古代光禄勋的职务。它统领五营七署的事务，用来辅佐大司马；把军事机要寄托在宫禁卫士之间，并不只是掌管车驾、车乘、邮驿、马厩和牧养而已。高皇帝凭军队平定天下，把百万军队收拢在神京，国家安然拥有泰山般的稳固，到今天将近二百年了。近来营卒群起喧闹，极其猖狂，几乎像元魏时神策、虎贲、羽林军引发的祸乱。朝廷的纲纪，所关系的事情实在不小。军队，是众人聚集的地方，统率驾驭的人有时不能了解他们的情状。既然不能了解人的情状，他们积蓄这种情绪久了，就会愤懑而想要发泄出来，这本来是势所必然。于是想要探求他们的情状而加以慰劳，他们便自以为得计，安于放纵自己。这样一来，先前所谓的情状就不再只是情状，而将变成一种习惯。他们把一时的愤懑之气习惯化，国家难道能有一天靠这种军队来获得安宁吗？过去辽阳的军队曾经喧闹，安抚之后才平定；云中的军队又曾经喧闹，安抚之后才平定。这是边疆的祸患，是四肢的忧患。如今京城腹心之地也这样惴惴不安，然而又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因为过去的事情没有受到惩罚而仿效呢？如果再次没有惩罚而让人仿效，那么我不知道这种事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天下的变乱，没有不是从细微之处开始的。唐朝中叶起初只是平卢一军的叛乱，当时没有折断它刚刚萌发的芽，终于酿成五代一百六十年都无法根除的痼疾。唐武宗时，泽潞擅自发号施令，李德裕请求讨伐。横水戍卒叛乱进入太原，奉杨弁为主，主持留守事务。议论者颇有说军队都可以罢除的，李德裕立即催促王逢在榆社起兵，斩杀杨弁，把首级献到京师，泽潞也于是平定。李德裕做宰相，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意愿，但临事能够如此果断有制，所以能使河北三镇畏惧受制，而会昌年间的政治也被世人称美。大概天下的善治者能够控制事变的关键，随着盈缩变化而应对，没有什么不可行；唯一可忧虑的是因循不决，只侥幸求得眼前无事，却不能把控制局势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陆生说您勤勉敏捷，长于处理政务，凡是牧场、船舰等方面的弊病，大多加以整治改革。亲王就藩时，兼办兵部、工部两部的事务，也能从容有余。我认为这只是您才能中较为粗浅的一部分。如今这次北上，您一定能够把天下的大事机，带到朝廷上辅佐庙堂。我还有什么言辞可以帮助您呢！【昆山刻本擅自删去八十多字，今从常熟本。】送周给事兴叔北上序 如今国家任用人才，以及士人为天下所用，都同古代不同；上面寻求人才和人才接受这种寻求，也都不是古代所应有的情形。古代的士人，上面的人知道尊重他们，所以士人也能自重，不轻易求进；如今的世道却只是自己求取进身。即便如此，到了今天仍不可改变的，也常常有自重的原则保存其中；有了这一点，才可以担当天下的事业。孔子、孟子的时候，世人已经不知道尊崇、采用他们的道理，但孔子、孟子本来不能忘情于这个世道，也同世人一起奔走，最终因知道事情不可为而停止；这正是孔子、孟子所以自重的地方。后世学者守护他们各自的学术传统，即使经过千百年，也从来没有改变。孟子论伊尹、孔子，大力抨击当时好事之徒诬蔑圣人，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苟且求进的私心。至于百里奚自我出卖，孟子也深为他辩护。孟子认为百里奚所成就的事业已经很小了，却仍然不肯出卖自己来成就他的君主。如果到了自我出卖的地步，即使是五霸的功业，也不能做成。由此说来，士人想凭功名寄托自己而苟且冒进，即便自我欺骗说有所成就，也同样是诬妄。

译临安的周兴叔，以进士身份任江南县令，入朝任给事中。当时的宰相仰慕他的名声，颇为暗示自己的意旨，想把他招致门下。兴叔立即以生病为由退去。先皇帝末年，朝廷正起用遗逸之士。恰逢新天子即位，一时间贤才云集宫阙之下，无不很快得到显要的擢升。兴叔本应乘时起用，以观察天子的新政，却仍然安然高卧。国家旧例，大臣中请假在告的，没有召见不得入朝；三品以上以外，凡是在朝廷任职而获准休假的臣子，都要亲自赴阙，然后由天子授予职务。嘉靖二年冬，兴叔还没有赴阙，任命文书却独自下达；于是他才接受诏命出仕。兴叔可以说真正得到了古人自重的原则。我任职吴兴时，往来于临安，曾在西湖古寺中拜访兴叔。那里读书作文，山深路曲，人迹罕至。临安是会稽郡的州城，士大夫都崇尚自己的道义。如今兴叔出仕，确实是能够自重而不苟且的人。给事中是负责谏诤的臣子。天子既然嘉奖直言，臣下便可以有所建言；每次下达给公卿大臣，他们也不违逆其言，奏上去往往立即施行。这大概是遇上圣明时代，所以他的言论如此容易实行。既然他的言论容易施行，就应当想到他的言论很难提出，这样才可以。自古以来，像贾谊、陆贽、王吉、崔寔、魏征这些人，他们的言论无不关系到一代的治理大体。如今皇帝承继统绪、登上帝位，正逢世道将要发生变化的时机。天下治乱的关键，以及人心风俗所经历的变化，兴叔独自居于深山之中，已经长期仔细观察过了。他一定有不只是说说而已的见解，来符合朝廷任用和托付他的本意。我自己想到：如今正徘徊在出仕与退隐、进用与退处的道路上，尚且不知道应当怎样裁决，哪里足以赞助兴叔的事业呢！只是我平生受到他的知遇最深，也乐于兴叔的道义得以实行，因此替他作这篇序。送余先生南还序 太史余先生以进士第三名进入翰林。今年南宫考试士人，先生奉命主持考校，录取了三十人，天下人都认为选得了人才。不久，因任官满一考，推恩封赠他的父母。随后获准告假还乡。这些被他录取的士人，在先生南行时，认为应当写一篇文章为他送行，按照年龄次序，把这件事托付给我。大人君子取得职位时，应当看他施行于天下的政事；还没有取得职位时，只需看他用来修养自己的东西。如今的馆阁官员，还没有承担治理天下的职责。即使从最低的一命之官起，也各有职分；唯独应当把馆阁作为辅佐宰相、培养人才的地方，使他们对于天下事务不受琐事牵累，保持虚静纯明，以成就自己的德业，并广泛考察古人的书籍。从圣人的经典，到诸子百家的学说，以及古今治乱的缘由，无不尽心研究，那么作为辅佐宰相的条件就具备了。然后一旦授予职位，让他承担天下的职责，就没有不适宜的了。这就是国家储备馆阁人才的用意。我到京师时，见到先生和同郡的王太史先生，都是年少时就考取高第。入内则同在馆阁，出外则并辔而行，他们意气昂扬，仿佛总觉得自己还有不足；神情谦和，仿佛总觉得自己还有不能胜任之处；急切地思考如何赶上古人，却不知道自己的地位、声望和名位已经很高：这足以成为大臣、宰相的材料了。我们的余先生对于自己录取的士人，与他们相处时，没有一次不是满心欢喜；引导、提携他们，唯恐他们来不及进步。被录取的士人在先生离去时，惘然若有所失；他们说，盼望先生早日回来。士人因为一天的相遇，便确定终身的关系。并不只是主考官寻求士人，希望得到人才，士人也希望遇到贤明的主考官而归附。韩愈称陆贽考核文章时十分详细，同时庆幸自己在选取之中。以韩愈那样高看一世人物的人，也把自己归附于陆公，认为做他的门人可以无愧。我长期困顿于考试之中，特别受到先生识拔，天下人尤其因此赞美先生；我的感恩应当加倍于常人。如今不敢详细叙述，是因为写序送行本来就是诸位君子的意思。送顾太仆致政南还序 士大夫在出仕、退隐、进用、退处的时候，常常在内心自行衡量。这不是别人能够知道的，别人也无法替他知道。他内心只要有一丝不安，就不能安居一日；到了内心没有什么不安，即使召公告老，周公仍然恳切挽留他。周公、召公两位圣人在位，周公对待召公，正如召公自己对待自己；既然如此，又何必嫌疑于不离去，偏要把离去当作高洁呢？如今世人评论士人离开职位，只说是高洁罢了。难道这就是谈论出仕、退隐、进退之道，而使懂得道理的人无从议论的吗？然而，假如他内心还有一丝牵挂而离去，那也正是他所以被认为高洁的地方。疏广、疏受二人因为年老辞去官位，汉史详细记载了这件事。韩愈又称颂他们，把它写在《送杨少尹序》中，也充分说明当时的人能够知道应当仰慕、爱重二疏。然而二疏所以离去的原因，班固没有说清楚。韩愈对于杨侯也是如此。曾巩送周屯田，只说能够从繁杂劳苦中获得解脱便以为快乐。士大夫把自身献给国家，难道只是因为能够从烦劳中解脱便感到快乐吗？班固、韩愈、曾巩的文章，世人都认为无人能及；我仍认为它们没有彻底说明出仕、退处的道理，也没有从内心加以衡量，所以不是论述得最精当的文章。我年轻时便与太仆顾公相识。顾公任给事中时，被放逐废弃二十多年。偶尔同他谈到任官时的事情，他总是笑笑，从不自己谈说。等我在京师时，才向他追问，才知道他当时奉命出使查勘蜀地事务，能够替朝廷顾全大局，不分别上疏处置骨肉亲属；他请求赦免、召还因大礼大狱而获罪的诸臣，只说应当停止祈祷祭祀，这尤其是当时难以说出的话。等到重新起用，他四次升迁，达到现在的官职。他在太仆寺所提出和办理的事情，多有可以记载的。总而言之，他任职时一定想有所作为，不异于从前年轻而锋芒锐利地任给事中时；也可以说是充分尽到了自己的职分。他一旦以年老为由辞去官职，难道不能说是高洁吗？然而他的志向所在，他自己不说，别人也无法测知。在此以前，我们吴地辞官归去的人，有阳羡的万宗伯和海虞的陈奉常，他们都是以疾病为由告退的。两位公都了解我。顾公回乡后，如果把我的文章给他们看，他们一定会有合乎内心的感受。我所论述的士大夫出仕、退隐、进退问题，正是韩愈、曾巩尚未论及的地方。送许子云之任分宜序

译嘉靖癸丑年春天，我和子云北上，从句曲进入南都。渡江时，北方仍然寒冷强劲，千里积雪。经过清流关，马行走在高山上，我们一同徘徊四望而叹息。到徐、沛之间，水灾正盛，泛滥的水流充满道路。我内心悲伤，认为如果能做一任县令，难道忍心让百姓遭受这样的处境吗？子云为人宽厚有分寸，居乡时，人们多爱戴他。旅途中所到之处，他看待住宿和饮食，从不为自己取得便利。各地士人，在旅舍中相遇，饮酒道别而去，彼此依依不舍，充满情意。我因此认识到子云的贤能。同行的共有四人，只有子云考中了进士。第二年，他得到袁州分宜县的任命。议论的人认为分宜是当今宰相的乡里，宰相寻求能够做县令的人，访察了几天，才从四百人中选得子云。子云要符合这种期望，也实在很难。古人说江、湖之间山水清远，民俗敦厚，容易治理。不知道今天与古代相比如何；但我只知道子云在乡里待人接物的情形。以这样的心地去做县令，没有什么不能做好的。宰相只是求把自己的县治理好罢了。县治理好了，宰相的期望得到满足，除此之外还求什么呢？如今世间民俗和官吏治理，越来越不如古代。我曾希望天子和两三位大臣留意郡县，慎重选择太守、县令，也许可以逐渐恢复质朴淳厚的风气。我听年长的人说：从前宪宗、孝宗年间，法网宽疏，吏治日渐兴盛，不去触犯奸邪；国家太平事业能够与成王、康王、汉文帝、汉景帝时代相比，最盛的就是那个时候。如今的文官，凡事都凭自己的意图穿凿附会，专门追求声誉和政绩。各种事务表面上号称振兴，然而天下的元气也因此被耗尽了。比如豪强百姓横行霸断、侵吞隐匿田税，各地本来都有；如今却进行铲除搜查，几乎用尽力量。官吏和百姓之间，过去情意很亲近；如今却尊严得像神明，遇到事情便急切苛刻，几乎没有宽纵宽贷。过去的做法未必正确，但天下百姓常能安定，田地常能均平，法令常能推行；如今的做法似乎正确，但天下百姓常常不安，田地常常不均，法令反而常常不能施行。这已经可以思考其中的原因了。没有明察苛细的政令，却有醇厚深厚的德行；没有显赫炫目的声名，却有幽深无形的功效。子云的为政之道接近于此。我担心他认为做官与平日不同，稍微改变自己的尺度，所以在他出发时勉励他。并且认为天子的大臣不是只偏爱一个乡里，这是举荐子云来教化天下，使天下做官的人知道他的用意是有所在的。送陆嗣孙之任武康序 从前陆子潜先生在黄门任职时，论奏之中多有建言；他的文章一改吴中绮丽浮靡的习气，最终归于古朴典雅。以我的浅陋笨拙，竟屡次受到先生称许；只是遗憾没能有一天跟随先生交游。先生的侄子嗣孙，在嘉靖十九年与我一同参加乡试，曾多次相从；又在南宫考试中，多次被主管考试的官员屈抑，我们彼此相怜。长洲陆氏，文学和功业往往闻名于世。嗣孙号称是他家有才华的子弟，本应取得显达的官职；今年因为父亲年老，便到吏部请求选官，出任湖州武康县令。太湖水面汇合三州，湖州与我们吴郡都濒临太湖，土地相连，就是古代会稽一郡的地域。武康又是该州的下县，偏僻地处湖湾。嗣孙在这里做县令，不离开乡郡；治理政务之余，还能奉陪尊父在三万六千顷的湖面上泛舟：曲折穿行于迂回的山岭，探访仙灵栖息之所；采摘芳草甘果，歌舞进酒以为欢乐，难道不可以自得其乐吗？人所处的环境，不论他前往何处，关键在于能否使自己的心意舒适。心意如果舒适，那么凡是安排的事情，精神风采以及事情无论大小，都必能处置得当；如果不是这样，只是郁郁不乐地居处，又和把骏马拴住、把凤凰关进笼子有什么不同呢？还能有所作为吗？如今做官的人，父母在几千里之外，怎么能有一天安心呢？嗣孙既能奉养父亲，又能优游徜徉于湖山之间，我知道武康的政绩应当不同于常人。同年进士中得到像嗣孙这样际遇的，大概很少，这也是我感慨叹息的地方。赠俞宜黄序 国家任用州县官吏，多从平民和生员中选拔，把一百里地方的治理责任托付给他们。不到三年，往往就升迁离去。考察他们贤能还是不贤，全听凭监司。凡是监司奏请罢免的，自然不用说；至于他们所推荐的，一定极尽褒美，即使古代的龚遂、黄霸、卓茂、鲁恭也没有超过他们的。龚遂、黄霸、卓茂、鲁恭未必一年就能成就政绩；那么如今被推荐的人，远远超过龚遂、黄霸、卓茂、鲁恭了。然而等到他们升迁离去时，州县的治理仍旧如故，却没有一个能称为治理有方。这样看来，官吏的贤能与否，果真都符合实际吗？还是那些制造声名的人太多了？而上级也只是凭声名来求取人才罢了。这对百姓究竟有什么好处呢？我认识宣平的俞君，他任抚州宜黄县令，唯独他的心思急切地放在百姓身上，而无意于制造声名，然而声名也归于他。考察他的实际作为，只是把公平宽恕作为根本，从未苛刻追究、事事求全。宜黄在山中，多次遭受兵乱。俞君治理这个县，创业草创，却能把它当作家事。无论神祠、学校、县衙、桥梁等政务，没有不全部兴办的。这些都不是如今考核官吏的内容，唯独他急切地去做，没有一件不办理整治好的。至于他的施政，又坚持公平宽恕；这样看来，如今的官吏中，我在宜黄推许俞君为贤。虽然如此，俞君也算有所际遇。县里的士大夫，是士人百姓所仰望的人，他们了解我的政绩，尤其清楚于监司。然而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就没有不因私事扰乱法令的。他们向主管官吏的要求没有止境，稍微不能满足欲望，毁谤就随之而来。宜黄做官的人大概很少。如今少司马谭公，唯独能够约束自己的家人，一切听凭县令治理；他对主管官吏没有任何要求，所以没有怨恨；并且更加敬重俞君，为他传播声誉。俞君于是说：‘司马公如此，我从今对监司就没有得罪之处了。’至于邻县的官吏，也有许多人因嫉妒而互相倾轧排挤，所以毁誉不明，监司也无法了解实际情况。我的朋友蒋子征在临川，与您有深厚的旧交，便为您奔走推荐；您因此更加能够施展自己的志向。谷梁子说：‘志向已经通达，而名声没有显著，是朋友的过错。’我因此又仰慕少司马的盛德和我友人的贤能，不只是说宜黄的吏治在当今独善一方。

译送福建按察司王知事序天下的治理，常常取决于人情是否能够通达。即使是眼前近处、人人都知道的事情，也可能唯独被上面蒙蔽而不能通达；那么四海之内，被隐瞒遮蔽的事情又有多少呢？古代太平盛治的极致，甚至达到鳏夫寡妇也没有被遗忘；何况那些近在眼前的人呢？如今天下的官员，从一命之官起都总归吏部管辖。凭几个人的耳目，想要周遍了解天下众多士人，人才不能自行通达上达的情况是有的；有人侥幸冒名而无人察觉，有人遭受诬陷而无人为之申理，也有的。书中说：君王身边有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唉，能这样美好地体恤人的人太少了。’常伯、常任、准人，本来就是重要的官员；至于缀衣、虎贲，也加以体恤，这就是周朝盛大的原因。太仓王君凭太学高等成绩，被选为上林苑录事。九年后，升任南京光禄寺署丞。不久有人想得到他的职位，也被选为署丞，来逼迫王君。当时王君先进入署中已经三个月，却没有任命文书，也不接受替代。那人于是又从吏部取得某州同知的公文交给王君，他才离去。替代他的人后来又从中构陷他，以考察为名要求调职；王君于是居家很久。今年他到吏部，冢宰知道王君受了冤屈，但他已经列入调职的成例，于是任命他为福建按察司知事。知事相比州丞，品秩是降了；然而穿着獬豸衣服，从郡守二千石起都与他以宾礼相待，在外省是清要的阶官。这就是吏部为王君主持公道的情形。王君家世显贵，世代以科举入仕，为人有才艺。在上林苑任职九年，因考绩优异升为太官；三个月后，却因过失被贬谪。这就是那个人认为对王君不公平的地方。然而天子的大臣竟能知道并体恤他的冤屈，可以说没有疏漏遗弃人才。太仓实际上是我们昆山的旧境，王君与我家世代有姻亲友好；今年他的堂弟一诚又与我同榜考中进士。因此写下这篇文章来荣耀他的出行，也借此感叹当今一命之官能够自己上达天子的情况竟如此困难。送北城副兵马指挥使周君序从前我刚到京师时，见到前辈长者，他们说我们县的风俗淳厚。当时本县的乡绅在朝廷任职的，地位甚至可以与大省相比。毛文简公任大宗伯，朱恭靖公、顾文康公都在翰林院。然而凡是同乡的士人，从九卿以下直到六馆学士，以及各类有品秩的属官，在京师遇到乡里庆贺之事，都会联名聚会，不因品秩高低而区别对待。这就是我当时所见的情形，确实不同于从前。如今几年来，诸公都已经去世。居于显要职位、担任京官的人，已经寥寥无几，再没有往日的盛况；乡里亲情，也不能不稍有衰减。今年我有幸考中进士，同榜考中的三四个人，都互相勉励以厚道改变风俗。我的朋友葛秋官诚源、张给事虚江，也都崇尚高尚的情谊，对于乡里尤其厚重。于是周君汉卿以太学生身份调任北城，承担巡逻守卫的职务。诸公都前往祝贺，又征求我的文章为他赴任送行；亲友陆小楼急忙来请我，因此作了这篇序。周君年轻时就姿态俊美，是学校中的优秀学生。升入成均，历任宪台属官，长官和同舍的人都器重他。他为人温和恭敬、孝顺友爱，又受到诸公敬重喜爱，并不只是乡里的私交而已。这就是我作序的原因。送吴祠部之官留都序 凡是要为天下所任用的人，必定要凭借贤能和才干。国家之所以孜孜不倦地寻求人才，用优厚俸禄和高贵职位来等待他们，就是为了这个。可是等到考察实际情况，却又不是这样。士人如果确实贤能有才，一定会想办法表现自己，求得符合自己的职分；他们曾经遇到与自己志趣不同的人，也遇到与自己相异的人，因此天下真正贤能有才的人，没有不遭受谗毁构陷的。其中大的成为辅相卿佐，近的成为郎署、谏诤、献纳之臣，或任岳牧州县官；如果确实有所负失，就一定遭受挫折。所负的责任越大，挫折也越严重。唯独那些看不出贤能才干、也不求尽职的人，混混沌沌而已，世人反而一定争相赞誉他们。他们的爵位越高，俸禄越厚，越能安稳行走在顺利的道路上，没有人阻拦他们。自古有志之士出仕为世所用，忧患困顿的时日常常有；至于同世俗不争是非、委曲随顺习俗，终身安享禄位的人，却到处都是。孝丰吴侯考中进士，任建宁司理，后来奉召入朝任祠部；这就是所谓凭贤能才干表现自己。于是有了升任州丞的调迁。他在我们州任职时，声势威严，政令严明，光明显著，威望与恩惠遍行全州。不久又有升任郡丞的调命，威望与恩惠又遍行全郡。像这样，他的贤能才干显露得如此充分，当然不能长久安处朝廷。虽然如此，如今天下太平，政务大多号称严厉急切，唯独铨部的降职调任还保持着大体。吴侯虽然外调补缺，但像我们乡里的州和郡，都是京畿辅近的重地，是选拔才贤的高级职位，并非古代被贬谪之人的迁调可比。我看唐史，从朝廷出任外州的，多在岭海绝远边疆；直到终身都盼望回朝而不可得，偶有得到量移的，都称为宽大的恩典。如今吴侯任州官、郡官，一年之中三次升迁，随即又回到郎署。那么朝廷任用人才的宽大，以及爱惜天下才贤，和古代又不同了。所以我曾说，士人出仕为世所用，如果没有挫折压抑，就不足以显出他的贤能才干；稍受挫折压抑，随即又得到重用，由此可以知道朝廷急于任用贤能才干。我因此为吴侯升迁而高兴。吴侯是吴兴的名门子弟，家族两代都登上朝廷仕籍，父兄都是显官。吴侯正值壮年，继承前人的事业而起用。居住吴地不久，吴地人便都怀念他。我的朋友潘京兆，和吴侯的兄长宪副君曾经同为东郡属官。吴侯在太仓时，感念吴侯的恩德；吴侯这次赴建康，所以请我作序。赠石川先生序从前周成王时，召公告老。周公挽留他，说：‘年老而德行造诣不衰，我就听不到鸟鸣了。’

译‘告诉您，这正是谋略宽裕的意思。我不会让后人迷惑。’又说：‘我只希望说，帮助我们二人。’又说：‘您能够敬慎修德，使我们的贤俊之民显明出来，关键在于谦让。后人将因此大为兴盛。’古代的大臣，以自身系缚着天下的重任，即使年老想要离去，也不能如愿离去到这种程度。所以礼制有七十岁致仕的规定，大概是因为精神血气有所不及，上级考虑让他休息，并不是抛弃他；下级因为他疲倦而请求归去，也不是把这当作高洁。至于不能如愿离去，即使是他自己留下，也不认为这不清白。后世君臣之间的关系，哪里能说得清呢？因为不把这个人看作系缚天下重任的人，所以抛弃他而不加体恤；那个人自己也没有参与天下重任，所以把离去当作高洁。正因为这样，用他时不能使他充分发挥才干，让他休息时又不等到应当休息的年纪，所以后世的致仕，与古代不同了。石川张先生任通政司参议。九庙发生灾变，大臣可以自行陈请致仕；先生按例没有资格自行陈请，便上书请求离去，悠然自得地放任自己于吴、越山水之间。世上的君子称赞他的旷达，却惋惜他以尚未完全施展的才干，在还不到应当休息的年纪就退隐。乙巳年，先生刚满六十岁。有光惭愧地以姻亲晚辈的身份，在堂下举杯祝寿。环视墙壁间的文章，大多是劝老人休息的言辞；我私下认为没有完全表达他的心意，所以称说古代致仕的道理来作这篇文字。赠给事中刘侯北上序【代作】从前孔子的门人，都有辅佐天下的资质，却先把自己的才干施展在大夫之家。因为从小处可以知道大处，在一方施行，便可以推知治理天下。所以子西对楚昭王说，认为大王的辅相、将帅、官尹以及出使诸侯的人，没有谁比得上颜渊、子路、宰予、子贡。假如孔子拥有土地，而弟子辅佐他，便可以称王于天下。这都是先在小范围内经常试用，从而了解他们的缘故。后世循吏的名声，开始于西汉。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孙弘、倪宽，都是通晓世务的儒者，用经术修饰吏治，天子认为他们是可用之才。董仲舒自行退去，而公孙弘、倪宽都做到三公。此后公卿职位有空缺，必定选择那些在郡国任守相、治理有方的人，依次任用他们。至于东汉的卓茂、刘矩等人，无不做到三公。他们仁厚诚信、忠实诚恳，感化万物，施行教化，确实具有宰相的才器。我的同郡人刘侯某考中进士，任温州瑞安县令。从士大夫到街巷中的小民，没有不得到他的欢心。他所兴办和革除、便利百姓的事情，有八事歌谣流传。等到奉召入京那天，人们奔走呼号，攀辕挽留，挤满街巷。温州所属各县邻界的百姓，也没有不赶来的。那么刘侯难道不是古代所说的循吏吗？刘侯奉召入朝，任吏科给事中。天子也将把公卿的职位交给他。我认为刘侯用来治理县邑的方法，用来治理天下也没有什么不可。然而天下的人才，也有适合治理小地方却不能治理大地方的，黄霸治理颍川就是这样。我独自因为知道刘侯没有什么不能做的，这已经是亲眼见到而认识到的了。我在青田任教时，正好是刘侯任瑞安令的日子；瑞安到青田只有一舍路程。我曾往来于瑞安县，他对候馆、饮食、馈赠等礼数，没有不周全供给的；他谦虚自处，礼贤下士，不因对方微贱而有所区别。以我这样的困顿笨拙、失意落魄之人，他却格外厚待。我曾在夜里辞别刘侯离去，游览东塔山观海；天快亮时登山，道士已经出来迎接，饮食馈赠全都准备好了。瑞安的学官因公事获罪，应当缴纳罚金，力量不足以偿付，于是托我代为说明。刘侯说：‘前两天我已经替他代缴，并报知监司了，学官大概还不知道。’《晋史》称麻思还在冀州时，向王猛请求帮助。王猛说：‘收拾行装出发吧。’到傍晚符令便下达。等麻思出关时，郡县都已经接到符令。他命令一经发布，禁令立即执行，没有遗留的事务。即使细小琐碎之事，也无不如此。王猛之所以成为霸王之才，正在于此。我由此知道刘侯的才干，把他比作古人也没有可惭愧的。嘉靖三十七年春，刘侯请假回家，我恰好奉命到南太学任职。不久刘侯又将北上，于是写下这篇文章赠给他的行程。大概是因为我自认为不只是刘侯了解我，而且我了解刘侯尤其深。赠戚汝积分教大梁序 我年轻时曾与李廉甫交游。廉甫和汝积尤其亲善，当时常邀请我出城拜访汝积。汝积正在家中教书，我们到了以后，三个人相对竟没有一句话，只是喝茶直到傍晚才回去，心情十分欢快。后来廉甫考中进士，我在乡里得到推荐，而汝积在郡学中任职二十多年，才以贡生身份北上。当时廉甫以都御史身份从江陵回到都察院，我将要参加礼部考试，心想我们三人又应当相聚；但汝积已经得到开封府司训的任命而离去。廉甫当时生病请假，我最终失意地回来了。不久廉甫在郓州去世；至于我没有什么才干，不值得说。而汝积怀有有用的才干，却被压抑到这种地步。等到廉甫去世之后，汝积才开始出仕，那么士人的困顿和显达、早晚得失，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当初我经过徐州，询问黄河河道的源流，船夫往往向西指着逆流进入汴梁的地方。我只是想到大梁夷门、东苑、平台的古迹，以及前代帝王的陵寝、近世京城的华丽、藩省的富庶和黄河的壮阔，却不能亲自前往。如今汝积早晚都能游览那里，而且凭借温良淳厚的器度，培育成就大梁的士人，那也有足以快乐的地方了。士人对于天下所抱的志向，最大的就是在世上建立功勋业绩，常常忧虑不能实现，或者因此连累自己达到高远境界的危险。汝积居住在著名的都城，每天瞻仰仲尼庙堂，陈设俎豆，和诸生在那里行揖让礼，讲论六艺文章，古人所说选择官职而出仕，再没有超过这个的了。遗憾我和汝积南北相隔，不能一同感叹。廉甫如今已经永远没有这样的日子了。我们这些人活在世上，只要随所在之处尽力做好自己的事情罢了，此外还求什么呢？汝积所教县中的子弟，因为以老师的品行为榜样，还没有来得及赠送文章；恰好他的儿子扬将要到大梁，请我作序，以补上为他送行的缺憾。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一　赠送序 送嘉定丞鲁侯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