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川先生集卷之三　　论　议　说

译《天子诸侯无冠礼论》：《仪礼》有士的冠礼，却没有天子、诸侯的冠礼，这并不是篇章散佚。记文说：“没有大夫的冠礼，却有大夫的婚礼。古代五十岁以后才授爵，哪里会有大夫的冠礼呢？公侯有冠礼，是夏朝末期才制作的。天子的长子，仍然按照士的礼制行冠礼，天下没有一出生就尊贵的人。继承世代而立为诸侯，是取法贤德。”这清楚说明天子、诸侯、大夫没有冠礼。行冠礼，是将要要求他履行做儿子、做弟弟、做臣子、做晚辈的礼节，所以冠礼必定有主人。孤儿行冠礼，就由父兄告诫并主持前一夜的礼仪，大概是父兄用成人的礼节来要求子弟。天子还是长子时，按照士的礼制行冠礼，这就是所谓父亲在世时，礼制应当如此。假如不幸国君去世，世子尚未行冠礼，却戴上冕服登上王位，那只是履行登阼之礼罢了。他已经奉守宗庙，君临天下，难道还要再要求他履行做儿子、做弟弟、做臣子、做晚辈的礼节吗？《孔子家语》记载孔子回答孟懿子的询问，我认为这说法是对的。孔子说：“古代的王世子即使年幼，一旦即位，就尊为国君。国君治理成人的事务，还要行什么冠礼呢？”孟懿子说：“诸侯行冠礼，难道和天子不同吗？”孔子说：“国君去世而世子主持丧事，这也就等于行冠礼了。国君没有什么不同。诸侯有冠礼，是夏朝末期才制作的。”这是孔子流传下来的话。若再加上《祝雍颂公冠篇》，就是欺罔了。《公冠》说：“公行冠礼，自己作为主人。迎接宾客，作揖，从阼阶登堂，站在席位上。行醴礼之后，从阼阶下来，用三献之礼宴飨宾客。没有傧相，没有音乐，都穿玄端服。酬宾的礼物是红色锦缎和彩色丝织品，以及四匹马。举行庆贺时，天子依照此礼。”其中说“自己作为主人”、说“宾客从阼阶下来”，就显得尊贵了。这并不是履行做儿子、做弟弟、做臣子、做晚辈的礼节。而且礼制是由上而下通行的，却说天子仿照公的冠礼，为什么呢？这不是孔氏的话。周朝衰微以后，先王的礼制不完备了。传述礼制的人已经失去根本，只知道一些大略，却想从繁细之处求取礼义；不知道礼制的失误正在于过于简略，又担心求取繁细会走得太过。《公冠》又说：“公行冠礼四次，加戴玄冕。”《左传》中季武子说：“国君行冠礼，必定用祼礼。” 举行享礼，用金石之乐来调节礼仪，并把先君的神主安置在那里。”《玉藻》说：“初次行冠礼，戴缁布冠。从诸侯以下都这样，冠礼后把它毁弃也可以。玄冠、朱色组缨，是天子的冠。缁布冠、缋色垂緌，是诸侯的冠。”这大概是刻意区分天子、诸侯、士和庶人的冠，却不知道先王制定冠礼的意义，正在于把他们和士庶同等看待。《公子有宗道论》：《大传》说：“有小宗而没有大宗的，有大宗而没有小宗的，有没有宗族，也没有人尊奉他的，公子就是这样。公子有宗法之道。公子的公，作为士大夫中庶出的宗族成员的宗主；宗奉士大夫中嫡出的成员，这就是公子的宗法之道。” 所谓公子，是别子作为始祖的人，为什么又能成为宗呢？回答说：公子本身不是宗，只是不以他为宗，却由此产生了宗法之道。公子的大宗就是公。公子已经从嫡系正体中分出，因而没有大宗。即使他的儿子成为继承别子的宗，也仍然只是继承父亲神主的宗。等到五世以后应当迁去神主，之后不迁的宗才由此产生。在未满五世以前，仍然是小宗，所以称为“有小宗而无大宗”。公子虽然没有大宗，却不能说他不是大宗的祖；虽然是大宗的祖，却还没有达到成为继承父亲神主之子的阶段，所以称为“有大宗而无小宗”。公子只有一个人。没有大宗，就是“有无宗”；没有小宗，就是“亦莫之宗”。所以说公子不是宗。因为不是宗，所以称为别子；因为是别子，所以成为始祖；因为成为始祖，所以“公子的公，作为士大夫中庶出者的宗主，宗奉士大夫中嫡出者”，宗法之道于是产生了。先王建立宗法，大体只是根据别子的嫡庶关系。第二世的庶出者，宗奉继承父亲神主者的嫡子；第三世的庶出者，宗奉继承祖父者的嫡子；第四世的庶出者，宗奉继承曾祖者的嫡子；第五世的庶出者，宗奉继承高祖者的嫡子；小宗的制度由此产生。第六世的庶出者，宗奉继承别子者的嫡子，大宗的制度由此产生。小宗有四种，大宗有一种，合起来就是五宗，而它的变化可以无穷无尽。全都源自公子，所以说“不以他为宗，却由此产生宗法之道”。郑氏说：“公子不能宗奉国君，国君命嫡出的兄弟做他的宗主，使公子宗奉他。所宗奉的是嫡子，就如同大宗；死后，为他服齐衰九个月。他的母亲，就是小君；为他的妻子服齐衰三个月。若没有嫡子而宗奉庶子，就如同小宗；死后，为他服大功九个月；他的母亲和妻子都没有丧服。公子只有自己一人，就没有宗奉他的人，也没有他所宗奉的人。”这就是说公子有这三种情况。郑氏把这些作为公子的宗法之道，就不是“别子为祖”的意思了。宗族有分散也有联合。族人不能凭亲属关系来约束国君，于是宗族便分散，所以用别子来称说这种情况。别子成为始祖，继承别子的人成为宗，继承父亲神主的人成为小宗，于是宗族又联合起来，所以用小宗来称说这种情况。先王的宗法，从始祖到宗，就像树木由树干分出枝条。能够认定始祖，兄弟就彼此相宗，宗法便得以实行；不能认定始祖，兄弟就不彼此相宗，别子的意义便产生了。如今如果让公子彼此相宗，那么公子就不能把先君作为始祖，宗法从哪里产生呢？况且他们都不是先君的嫡系正体，都是庶出，而郑氏又提出嫡庶的说法，实在过分了。别子，是宗法的开端，不可以混乱。因此先王端正宗法的开端；端正开端，就是端正别子。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都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制度。【原文为程序代码片段：“'-796243433'; index++;”】《▯女论》

译女子尚未出嫁，有人为她的丈夫而死，并且终身不再改嫁，这不合礼制。女子本来没有把自己许配给某个男子的途径。尚未出嫁却为所谓丈夫而死，并且不再改嫁，就是把自己许给了他。男女彼此不能自行通报姓名，婚姻礼仪由父母主持。父母不在，就由伯父、世母主持；没有伯父、世母，就由宗族中的长者主持。男女之间没有自行缔结婚姻的礼制，是为了加强男女有别，重视防止失去廉耻。女子在家时，只有父母可以替她许配给别人，她本人没有参与决定的权力，这完全是女子之道罢了。六礼完备后，女婿亲自驾车授给她缨带，母亲送她到门口，夫妻共牢合卺，然后才成为夫妇。假如有一礼没有完备，女婿没有亲自迎娶，没有父母的命令，女子不能自行前往；否则仍然属于私奔。女子尚未出嫁却为所谓丈夫而死，并且不再改嫁，就等于六礼不全、女婿不亲迎、没有父母之命而私奔。这是不合礼制的。阴阳配偶，是天地间最大的道理。天下没有人生下来而终身没有配偶的人，终身不嫁，是违背阴阳之气，损伤天地的和谐。曾子问：“婚礼已经纳币，也选定了吉日，女婿的父母去世了，该怎么办？”孔子说：“女婿已经下葬父母后，向女方家送达消息，说：‘某人的儿子遭逢父母丧事，不能继续同你们结为兄弟，特派我来传达消息。’女方答应了，却不敢出嫁。”不敢出嫁却答应了，本来就说明以后可以出嫁。“女婿服丧期满，女方父母派人去请，女婿如果不来迎娶，女方随后再嫁，这才合乎礼。”女婿服三年丧，丧期满后仍不迎娶，女方就可以嫁给别人。曾子说：“女子尚未到祖庙拜见公婆就死了，该怎么办？”孔子说：“不把她的神主迁入夫家祖庙，不把她附祭于婆婆，不用丧杖，不穿粗恶的丧鞋，不居丧次，葬回女子娘家宗族的墓地，以表示她还没有成为妇人。”尚未成为妇人，就不隶属于丈夫。先王的礼制难道是因为轻薄她吗？女子幼年跟从父兄，出嫁后跟从丈夫。跟从丈夫，就一切听从丈夫，因此父母的丧服等级也为她降低；跟从父亲，就一切听从父亲，情义也不涉及丈夫。大概出嫁以后夫妇之道才成立，订婚只是父母办理的事情罢了。女子本来不能自行决定自己属于谁，这正是为了设置廉耻的防范。由此说来，女子尚未出嫁却不改嫁、为所谓丈夫而死，是没有意义的。《谱例论》世上研究谱学的人，称道欧阳氏、苏氏。我考察这两家的谱书，细节虽稍有不同，大体却相同。大概他们的方法是让族人各自编谱，并且各自详细记载自己的宗支。每个人都详细记载自己的宗支，族谱就完备了，并且可以延续到无穷。这是它的优点。苏氏又说：“古代只有天子的儿子和最初做大夫的人，才可以成为大宗，其余人则不行。唯有小宗的制度还可以施行于天下，所以编族谱都依从小宗，而把大宗的制度空置不用。”但我所作的论说与此不同。古代先有大宗，然后才有小宗，就像树木先有根本，然后才有枝叶。继承父亲神主、继承祖父、曾祖、高祖的人，世代不断变化；而作为大宗的始祖却不变。因此上面的祖先神主虽然迁移，下面的宗支虽然更换，却不会散失，是因为有大宗维系着。所以说：“大宗用来收聚族人。”如果大宗废弃，小宗的制度也就没有可凭借的东西，不能独自施行于天下。我又认为，族谱只是记载本族的世次和名讳罢了。对于不可知的事情，没有办法；对于可以知道的事情，没有不记载的。假如世次、名讳已经记载详尽，就不必硬性规定来作为宗法，而宗法自然保存在其中。因此欧阳氏、苏氏是用有形的宗法制度治理没有明文制度的情况，我则用没有明文制度的方式寄寓有形的宗法；这就是我的族谱与他们不同的地方。《水利论》吴地地势低下，水流汇聚于此，水利对百姓的利害尤其严重。治理水利的人都没有找到它的源流。大禹留下的水利遗迹，废弃已经很久了。吴地东北边境，四周环绕着江海，中间蓄积着太湖。湖州各条溪流，以及从天目山西北、宣州诸山流下的溪水，都奔流汇入太湖，再从吴江经过甫里，经华亭青龙江流入大海。太湖面积大约三万六千顷，入海的通道却只有一条，就是所谓吴淞江。只是吴淞江从湖口到海并不远，受到潮汐泥沙填塞、淤积反涨的祸患。太湖周围土地肥沃，往往被百姓围垦占据，为争取水边尺寸之利而与水争地，所以松江一天比一天狭窄。从前的人不遵循根本，只沿着水流追逐末节，贪图眼前的小便利，另行开凿港浦以求一时之利，松江的水势因此日渐衰失。沿袭到今天，松江几乎同支流无法分辨，有的地方甚至宽度只比大腿粗些，海口终于淤塞。这难道不是治理水利的过错吗？宋代扬州刺史王浚认为松江沪渎堵塞不通，想从武康纻溪开渠引水，直达大海，开凿水道由此开始。松江既然是自己淤塞，就应当从淤塞处治理；不致力于此，却另寻道路，所以治理越用力，失误反而越远。太仓公替人治病，所诊断的是决定生死的事情，有时也会不应验；他认为病人本不该服药针灸，却服了药、做了针灸，于是提前死亡。后世治理水利的人，和给病人乱用药针灸有什么不同？孟子说：“天下谈论人性，不过是顺着本然罢了；顺其本然，以便利为根本。”“大禹治水，是顺着水势做本来无须强行做的事情。”想谋求天下的大功，却不知道顺势而治，其祸害是说不尽的。唉，近世的议论，只在三十六浦之间拘拘计较；即使有涉及松江的，也不过疏通眼前的堵塞，如疏浚蟠龙、白鹤汇之类，从未见到能够开阔地修复大禹遗迹的人。宜兴人单锷著书，受到苏子瞻称赞。然而他想修治五堰，开通夹苎干渎来截断西来的水，使水不流入太湖。他不知道扬州的泽薮，是上天用来蓄积东南水流的地方，如今却要凭人力把它堵住。水对百姓既是祸害，也是利益；即使让太湖干涸，对百姓难道会有利吗？太史公说：“黄河灾害泛滥，对中原的危害尤其严重，只有治理黄河才是当务之急。”大禹治理四海的水，却唯独把黄河作为重点。我认为治理吴地的水，应当专力治理松江。松江治理好了，太湖的水自然向东流下，其余水流也不必再费力治理了。

译有人说：《禹贡》说“三江已经流入，震泽于是安定”。吴地还有娄江、东江，和淞江合称三江；震泽入海并不只靠一条江。回答说：张守节《史记正义》说：“一条江向西南通入太湖，叫作淞江；一条江向东南上行到白蚬湖，叫作东江；一条江向东北流下，叫作娄江。”这本来是说两条水道都是松江分流出来的。水经所说的“长渎，经过湖口” “向东则有淞江流出，江水分流得很特别，所以称为三江口”，说的是这种情况，并不是《禹贡》所说的三江。大体上，谈三江的人说法不一，只有郭景纯认为岷江、浙江、松江较为接近事实。大概《禹贡》专门记载扬州的水流，如今的扬子江、钱塘江、松江，都在扬州境内，因而《禹贡》以此报告治水成功。松江从震泽流入大海，经文大概没有涉及。由此看来，松江独自承受太湖的水，所以古书把江、湖通称为笠泽。总的说来，它的源头较近，不能和扬子江相比；但它深而宽阔，应当能够和扬子江相抗衡。范蠡说：“吴国和越国，有三条江环绕。”环绕吴、越境地的，不是岷江、浙江、松江又是什么呢？那么古代并称三江，毫无疑问。因此治理松江，吴中一定没有泛水之患；再从旁边引水灌溉田地，就没有不能治理的田地了。不过治理松江一定要使它宽阔深邃，水势洪大雄壮而同扬子江相等，然后才可以说恢复了大禹的遗迹。【这篇文章昆山本、常熟本的后半部分差异很大。仔细观察，昆山本较好，现从昆山本。】《水利后论》单锷认为吴江堤坝横截江流，东岸江尾茭芦丛生，泥沙涨积堵塞；他想开辟茭芦地，迁走沙村居民，运走涨积的泥土，凿开堤岸设置千座桥让水流通，并在下游开凿白蚬安亭江，使湖水经华亭青龙入海。他虽然知道松江的重要，却不了解《禹贡》的三江；他的建议还不够卓越，所以才想截断西来的水，堵塞太湖上游。苏轼说过：“要想松江不堵塞，必须把吴江县的百姓全部迁走。”这个意见大概不是单锷所能想到的。如今不拆去堤岸，却直接修建千座桥，也只是墨守常规的主张。崇宁二年，宗正丞徐确提举常平，考察《禹贡》三江的说法，认为太湖向东注流，松江正在下游，请求从封家渡的古江道开挖疏浚，一直通到大通浦，直达海口。当时只有徐确想恢复古代水道；但徐确所说的三江究竟是什么，如今也无法考察了。元泰定二年，都水监任仁发开凿江道，从黄浦口到新洋江，江面仅宽十五丈。任仁发说：古代江道狭窄处还宽二里。然而所谓二里，已经是江道淤塞很久以后的宽度了。自宋元嘉年间，沪渎已经堵塞，到这时岂止一千年？郏氏说：“吴松古道，可以抵得上千条浦。”又说他小时候还见过江旁纵向水浦宽二十五丈，由此可知江道的宽度。因此古江盘曲如龙形。大概江水从太湖流来，源头并不远，江面既然宽广，如果直流，就容易泄尽，湖水不能蓄积，所以水道迂回曲折。假如现在江道这样浅窄，哪里用得着盘曲成这样？我家在安亭，位于松江之上；寻找所谓安亭江，却完全看不见。江南有大盈浦，江北有顾浦，当地人也称那里为三江口。江口有渡口，我询问百岁的老人，他们说：“过去南北渡船一天往来只有一两次。”由此可以知道古江有多么宽阔。本朝都御史崔恭开凿新水道，从大盈浦向东到吴淞江巡检司；又从新泾向西南经蒲汇塘入江；从曹家河直凿平地到新场江，江面宽十四丈。郏氏所见的水浦尚且有二十五丈，而都水司所开的江面只达到当时水浦的宽度；至于本朝开凿的江道，竟只有十四丈。这样兴工办事，以今天的规模同古代相比，日益低微，怎么能够再见到大禹当时的江道呢？汉代贾让论治黄河，想把冀州遭受水流冲击的百姓向北迁徙，挖开黎阳遮害亭，使黄河水流入大海；这样将毁坏的城郭、田地、房屋、坟墓数以万计。他认为大禹治水时，遇到山陵挡路就毁掉它们，摧毁阻断天地本性之物；这些不过是人为建造的东西，有什么值得顾惜的？如果吝惜小小的涨沙茭芦之地，即使年年开通浦道，只要根本的水势没有纠正，洪水最终仍会横行。如今自嘉靖以来，多数年份干旱而水少，愚民以为从今以后不会再见到泛水之患。我曾听说正德五年秋天，连续下了七天七夜的雨，吴中便成为巨大水泽。假如像汉代建始年间那样连下三十天大雨，将怎么办呢？天灾流行，各朝代都有。一旦遇到水涝，我们百姓必定会有葬身鱼鳖之忧。有人说：“如今只开一条江，那么其余溪港都应当全部废弃吗？”回答说：大禹疏通九川，使它们通向四海；又疏浚田间小沟，使它们通向大河。江流的主道既然端正，就可以根据各处情形引水灌溉田地。而且江流浩大，水势不可能不漫溢。如今的小江，尚且有剿娘江分流四五里后又汇合的情况。那么水流分叉并从旁流出的古代娄江、东江的遗迹，也许会自然显现。再如刘家港，元代海运的千艘船只聚集在那里，直到今天仍是入海的大道；上海的黄浦，水势尤其汹涌，难道能废弃吗？只要尊重并扩大主流，支流和旁流就没有不得其所的了。《三途并用议》《马政议》《御倭议》《备倭事略》《三途并用议》有光任都水司试吏时，太子太傅司空公用奏章考核各位进士，奉命写作《三途并用议》。议论说：所谓三条途径，就是进士、科贡和吏员。国初任用人才，有征聘，有经明行修，有人材，有贤良方正，有才识兼人，有楷书，有童子等科目。后来大多废止。太平以来，专门任用进士、科贡、吏员，这三条途径起初从未废弃。近来想革新天下的吏治，于是在科贡、吏员之中，稍微破格提拔，因此有三途并用的说法。其实在这以前，三者也从来没有不同时使用。

译我认为，朝廷如果想真正收到任用人才的成效，对于科贡、吏员制度中应当加以整顿的地方，首先应当清理它们的源头。因为清理了源头，后来流弊才可以治理。如今进士和科贡，都出自学校，都采用考试经义、论策的办法。进士考试不中，进入国子监成为举人监生；举人考试不中，按照年资逐年贡入，进入国子监成为岁贡监生。这不像汉代贤良、孝廉对策，与博士弟子截然分为两途，实际上仍是一条路而已。然而进士升入礼部考试，是较高的选拔；举人落第和岁贡，国家也并不轻视他们，所以让他们在太学学习，以观察他们的成就。如果确实成才了，即使授予进士所任的官职也可以。如今太学教育培养的制度不完备，只是让他们凭资历等待选用罢了，不再像古代那样有完备的教育制度，这就是科贡的源头没有清理。吏员在古代，本来与士大夫没有区别。后来士、吏的流品已经分开，吏员遂成为另一类人，士人不再肯屈辱地处在吏职之中。因此本朝的资格制度，吏员最高只能做到七品，多数任用为掾幕、监当、管库等职务；没有保荐，不得担任州郡长官。这样看来，吏员一途本来就不能同儒者并列。然而他们起初都是由藩司、宪司、卫所、府、州、县所设置的，仍然保留着前代辟举的遗法。如今一开始做吏，便先要求缴纳钱财；从提控以下直到吏典，只按照缴纳钱财的数目，排列其出身等第，这就是吏员的源头没有清理。要使举人、贡生中能够得到人才，关键在于修明太学制度，这样科贡人员就可以任用。要使掾幕、监当、管库等职务得到适当的人才，关键在于遵循旧日的辟举制度，这样这些职务就可以任用人才。然而吏员只能按照资历递进，正如祖宗的制度，不能同科贡并列。我对于科贡还有一些意见。会试有甲榜、乙榜。乙榜也是举人中考中的人，只是受钦定名额的限制，所以列在其次。乙榜授予教职，实际上与进士没有差别。如今却专门把试卷不佳的人置于乙榜，又把请求恩典的人一概授予教职，这样教官的选拔就轻慢了。岁贡本来应当选取州县中的优秀人才，就像从前所说的选贡。如今不遵循洪武旧制，而只是一味按日月资历排列，于是岁贡中便没有多少优秀人才可以施行太学教育了。我又奇怪，如今不仅没有清理科贡、吏员的源头，堵塞源头的做法也不止一种。自从纳粟、买马、穵运、纳级等条例日益开放以后，吏员一途变得混杂而多头，官吏选用所以一天比一天混乱。科贡和吏员，也都因此受到妨碍。所以想振兴整顿吏治，没有比清理源头而不加堵塞更好的办法。这些事情，不过是在条例中修复那些废坏之处罢了。对于这两方面，源头既然清理了，条例也恢复了正常，就应当在其中选拔特别优秀的人，破格提拔。天下奇异俊秀的人才少，而平常中庸的人才多。君王的治道，首先应当制定法则，使天下普通中庸之士都能成才；至于运用精神才智，则可以对奇俊之士在法则之外另加提拔，不受法则限制。这就是能够鼓舞一代人才的原因。有人说：“您说吏员一途不能同儒者并列，那么先朝的尚书徐晞、知府况钟，都得到显著任用，这是为什么呢？”我说：这又不能仅从吏员的途径来评论。先朝任用人才，有时从常规资格之外选取。宋景濂，是一代文章宗师；杨士奇，是三朝辅相中的首位；他们都是以平民身份被特别起用，后来竟然掌管皇帝的诏制、主管机密，哪里是那些拘拘于循规蹈矩的人所能相比的？自古以来，中古时期尚且没有不从旁征召俊杰、广泛采纳声望、侧身礼敬隐士、殷切思求众多人才的。如今一百多年，寥寥无几，再也没有见到这种情况，却专门按照资格递进。如今也颇为苦于这种黏滞、拘束、狭隘的制度，却还不能豁然改变，所以我才考虑三途并用的办法。我认为，如果不大力破除因循守旧的议论，考察国家旧有的成例，追随三代、两汉的高尚踪迹，以振作、鼓舞一代人才，恐怕不足以铲除历代积存的弊病，收到真正任用人才的成效。谨陈此议。【按：徐晞正统七年任兵部尚书，以吏员出身起家，在任四年。旧刻误作徐熙，今依国史改正。】马政议 我私下认为，古代的马只由官府饲养，民间所养的马，官府起初并不干预。《司马法》说每甸出长毂车、牛、马，以及所谓万乘、千乘、百乘，这些都是寓兵于农，有事时征调赋役，官府并不参与平时的饲养。只有官府所养的马，如《周礼》所说校人、牧圉一类官属，以及《月令》所记载的饲养马匹的方法，才是官府自行饲养的。周代既然有官马，而民间的马官府不干预，所以百姓各自用自己的力量饲养自己的马，无不尽心。因此一旦有事征发，车辆和马匹都能齐备。汉代的苑马，就是校人所掌的王马。民间私自牧养，官府不加干预，都可以自行繁殖滋长。所以街巷间都有马，汉书所谓“桥桃以致马千匹”。到了武帝征伐胡人时【“胡”字原刻为墨钉，依《大全集》补入】马匹减少了，才开始有让百姓借养母马、归还马驹的法令；这也是战争兴起时的权宜制度，不是长久施行的办法。秦、汉以来，唐代的马最为兴盛。都是天子亲自设置监牧饲养，扰累没有涉及百姓，而马匹却如此兴盛。我国设置苑马，正是继承了这种遗意。然而又在两京畿、河南、山东编定户籍，让百姓养马，这又兼用了宋人的保甲法。大概是不仅由官府饲养，也由百姓饲养。如今监牧的马没有见到繁殖兴旺，民间牧养又一天天减少。且只以如今畿郡养马的情况来说：马既然归官府管理，百姓却认为不是百姓所有；官府既然把它交给百姓，官府又认为不是官府专有，这样马怎么能不衰败呢？从立法之初，就已经知道它的弊端必然会发展到今天。况且天下有能够治理的人，却没有一成不变而自行有效的法。假如能够遵循旧制，又得到适当的人来求取实际成效，也未尝不可以借助它发挥作用。如今保马法既不能改变，在实行过程中又不能守住旧制，往往屡次纷纷更改，只顺着末流而不追究根本，越改越坏，必定到了无法再实行才会停止。这是今天天下的事情都如此，并不只是马政如此。

译我曾考察洪武初年的制度：命有司提调繁殖牧养。江南十一户共同养一匹马，江北五户共同养一匹马，以丁口多的人家充任马头，专门养一匹马，其余各户让他们津贴，以备马匹倒毙或遗失时购买补充。每两年缴纳一匹马驹。又设置群头、群长，设置官府铸造的印信，与守令分治百姓。有牧马的草场，又免除他们一半粮草赋税，常常加以优恤。假使有司能够核实责任并认真施行，常常使百姓得到养马的利益，那么马又何愁不能繁殖兴旺呢？如今反而不能修复旧制，只因为法令有弊就急忙改变它，那么天下怎么会有良法呢？让百姓养马，国家的本意本来只是想得到马而已。那么所谓本色、折色又是为什么呢？既要求百姓养马，又要求他们缴纳银两，这样只收取银两就可以了，又为什么还要马呢？于是百姓不把养马当作要务，而把缴纳银两当作急务。牧马草地本来是供百姓养马的，却又征收它的子粒税，还有增加的子粒税，这样就等于把它并入田税了；既然如此，又为什么要向马户征收？于是百姓不把养马当作要务，而把缴纳子粒当作急务。养马的人缴纳马驹，本来可以；不用他们的马驹，却让他们购买马匹交纳；于是百姓不把养马当作要务，而把购买马匹交纳当作急务。折色的议论，本来是因为江南应天、太平等地不产马，所以变通办理，改缴银两也可以。后来却把这种办法移到河北。如今又变卖种马，而征收草料钱。现在改变制度的人，其本意只是要百姓缴纳银两，而不是要百姓养马。官府既然不再关心养马，只图眼前利益；百姓又肆意作奸作伪，谋求自己的利益。有马驹不申报，专门用来欺骗隐瞒；不肯拿马驹备用，只愿意用银两购买马匹交纳。甚至有人伤害腹中胎驹，断绝母马交配。上下都互相以谋利为目的、彼此欺骗罢了。卫文公心意深厚而专一，才使鲁国达到三千匹骊马母马；鲁僖公因为心思纯正，才使马匹繁殖而不断前来。官府和百姓都一心谋利、互相欺骗，又怎能指望马匹繁殖兴旺呢？如今议论马政的人，又不断提出新主意，认为只变卖一半马匹还不彻底，于是想把种马全部卖掉，只按折色征收解送，完全不思考祖宗立法的深远用意，实在令人叹息。河北人骁勇强健，良马是冀州所产；古人所以说这个地方为王者不能没有它来称王、为霸者不能没有它来称霸，正是因为如此。如今把冀州的优良马产全部抛弃，一旦国家有事，西边的马匹，能够拿来供京畿使用吗？古语说：“变更后反而不如从前，改易后造成很多失败的，也不能不恢复。”如今想讲明马政，必须全部恢复洪武、永乐的旧制。江南实行折色可以，畿辅、河南、山东实行折色不可以。草场原有的定额可以清理，子粒税不可以征收。官吏侵吞渔利，可以罢免、惩罚；但管马官、群长、兽医不能省略。施行恢复马政的命令，使百姓能够减轻负担；百姓知道养马有利，那么即使是官马也会把它当作自己的马。又修复金牌制度，开放关市互市，以获得更多好马；另行征调百姓养种马，并由有司加强督察。洪武、永乐的旧制仍然可以恢复。修整茶马贸易，渥洼的良马就会到来；放宽草地禁令，牧场的繁殖就会兴旺；抚恤编户，放任刍牧，乌倮、桥桃【“桥桃”原刻作“桥姚”，有误，依《汉书·货殖传》校改】等地的富庶就会达到极盛。所以说，车骑是天下的武备。它用来壮大京城、预防后患，难道是浅近的作用吗？再说，古代的相、卫、邢、洺，都设有马监，也就是今天的畿辅地区。假使把官民耕种、租佃的土地和牧马草场全部核查清楚，收归出来；再把那些没有开垦的地方都设置界标土堆，作为监牧之地，全部归入苑马范围，那么宋人的户马、保马制度，即使废止也可以。何必拘拘地沿袭它的末流，天天忙于纷纷更改呢？御倭议 日本在百济、新罗东南的大海中，依山傍岛而居。它位于会稽以东，与儋耳相近。都城在邪摩堆，就是所谓的邪马台。古代没有同中国往来，汉建武年间才开始派使者来朝贡。前代从未侵犯边境。自从前元在四明开通互市后，日本便借此劫掠居民，到了国初，倭寇才开始严重起来。然而自宣德以后金线岛取胜，也再没有倭寇前来。今天启开战端、招致衅端，实在是由于中国奸民冒犯禁令，偷偷出境，防范失当。事情已经过去，追悔也来不及了。但国家的威灵所到之处，四海内外没有不称臣进贡的；这样一个小小的夷国，竟敢肆意侵凌。【“夷”字原刻为墨钉，依《大全集》补入】魏正始年间，宣武帝在东堂召见高丽使者。因为夫余、涉罗没有来进贡，宣武帝说：“高丽世代承受上将军之职，专门统制海外，九夷狡黠的敌虏【原文至此语句不完整；“夷”“虏”二字原刻为墨钉，依《大全集》补入】实在应当征讨他们。至于贡使失期，责任在于连率。”所以高丽历代都有“都督辽海征东将军、领东夷【“夷”字原刻为墨钉，依《大全集》补入】中郎将”的称号。【原文含有“divs[index] =”等程序乱码，文意在此处中断】【原文为程序乱码：'338370231'; index++;，无法翻译】如今朝鲜国虽然没有专门负责征讨的职任，但形势实际上足以制约它。何况朝鲜王一向号称恭顺，倭奴侵犯时，应当可以用这件事责令他出力。否则，就必须兴兵直接攻打它的国都，拘捕其国王，才足以伸张中国的威势。像前代的慕容皝、陈棱、李绩、苏定方，都曾在海外取得成功；而元人五龙之败，是由于将帅失误。假使中国世世代代因为这次失败而受到创伤，甘心承受倭寇侮辱，那不是我所能理解的。

译只是今天的财赋和兵力，还不容易做到这一步，只能制定自守的计策。所谓自守，我认为应当恢复祖宗的制度：沿海从山东、淮、浙、闽、广，卫所相互联络；如果能够恢复旧有编制，军队不必烦劳征调便足够了。由都司备倭指挥等候倭寇来到海中，在海上截击歼杀，那么官府也不必多设置提督、总兵来应付。为什么不考虑恢复祖宗旧制，却直接制造这些纷乱呢？所谓必须在海中截杀，是因为贼寇在海中时，舟船、火器都不能胜过我军，而且他们大多饥饿困乏；一旦上岸，便无法抵御了。不在外海抵御，就在内海抵御；不能在海上抵御，就在海口抵御；不能在海口抵御，就在陆地抵御；不能在陆地抵御，就只好闭城防守而已。这说明防御地点越降越低。应当责成将领，严格制定条格：在海上击败贼寇的，算最高功劳；能够把守截击海口、不让贼寇登岸的，也按功论赏；贼寇从某港口进入，把守该港的官员必须处死，不得赦免；有司关闭城门，坐视四郊百姓惨遭杀戮的，与失守城池同罪。这样或许人人都知道拼死效命，倭寇便不能侵犯了。备倭事略【此篇钱宗伯置于别集中的公移类文书中。今仍依旧刻，附在《御倭议》之后，因为类别相近】【原文为程序乱码：'1188344821'; index++;，无法翻译】倭寇侵犯边境，被杀死的百姓有几千人。百姓流离迁徙，所到之处村落都因此空了。直到现在已经超过一个月，倭寇的势力更加猖獗。州县勉强闭城自保。事态逐渐蔓延，东南各郡大有可忧虑之处。如今贼寇正在嘉定，有司深闭城门、坚固防守，任由他们杀掠，已经不是仁人应该有的心思了。他们的意图只在于保全仓库、城池，以免承担罪责，却不知道四郊一旦空虚，便有剥肤之患；贼寇气势更加旺盛，资粮更加充足，合力前来，孤悬的一座城池势必不能独存。这种做法即使作为保全自身、妻子儿女的计策，也不能算正确。现在已经查知贼寇在罗店、刘家行、江湾、月浦等地出没，他们的道路都可以预先推知。请求秘密派遣军队设伏，伺机截击歼杀。他们因屡次取胜而习以为常，认为我军不能作战，来往如入无人之境；出其不意，便可以取胜。古代用兵，只怕敌人不骄傲、不贪利。兵法说：“用卑下的姿态使敌人骄傲。”又说：“用利益诱惑敌人。”如今贼寇正犯了兵家的忌讳，正可以袭击擒获。我访察得知，吴淞所的一支军队一向号称精悍，倭寇很怕他们，称他们为“白头虫”。去年宗百户、冯百户看见倭船接近城池，仓促与敌交战，被倭寇杀死。有司不加怜恤，反而把罪责归给二人。从此以后，人人把这件事当作戒鉴。又因城墙崩塌毁坏，半边落入海中。并且多年不给军粮，士兵都饥饿疲惫，常常在道路上乞食。于是导致新城失陷，反而成为贼寇巢穴。嘉定、上海的形势一天比一天孤危。如今请求召来新城失事的指挥，命令他收拢逃散的士卒，允许他以功赎罪，并许诺厚重赏赐，让他在贼寇进入嘉定以及前往南翔等重要而狭窄的道路上，带着长枪、强弩设伏等待。又因新城败散后剩下的军队约有二百多人，人数太少，请招募沿海大姓沈、濮、蔡、严、黄、陆等家族中一向能够御贼的人，以及曾受倭寇祸害的人，把他们合并为一支，专门作为伏兵和往来游击部队，贼寇自然不敢接近太仓、嘉定、松江。并且可以依靠新城残军，等到时机合适发动袭击，新城便可以重新袭取占有。兵法说：“善于防守的人，防守敌人所不能攻取的地方。”又说：“使敌人不能到达，就是伤害敌人。”如今所谓守城，只是在城内防守，却不知道还要在城外防守；战战兢兢，仿佛身处包围之中，贼寇还没有到，自己已经先困住了。这样畏首畏尾，身体还剩下多少可以保全？所以说嘴唇亡了牙齿就会寒冷，鲁国的酒薄弱却使邯郸被围。苏州的防守，不在娄门，而在昆山、太仓；太仓的防守，不在太仓，而在刘家港，这是很容易明白的。如今贼寇已经抢掠尽罗店等地，必然要到南翔。贼寇占据南翔，夺取民船进入吴淞江，一天就可以到达葑门，那样苏州便危险了。向南经过唐行，松江便危险了。如今听说贼寇又到了太仓、穿山等处，那么常熟便危险了。所以要伤害贼寇，使他们不能到达，这才是防守。不过所谓设伏作为奇兵，还要不时出动正兵，与伏兵互相配合，形成表里，这样才可以。嘉定又靠近海边，是内地的屏障。县令胆怯，不懂军事。请求委任百姓所信任、拥护的人，如任同知、董知县、武指挥等，共同协力主持、决断军事事务。知县负责筹办粮食，不得从中阻挠。倘若防备稍有疏忽，苏、松二郡就都无法保全了。又考察得知，白茆过去有白茆寨，刘家港过去有刘家港寨，青浦过去有青浦寨，这些都是前朝拨置军士防备倭寇的地方。大概春夏两季巡逻侦察，秋冬两季返回卫所。又在白茆、吴塘、茜泾、刘家港、甘市等地各设有烟墩，烽火彼此相接，由此可以看出过去防备倭寇的遗迹。如今疏于防备到这种程度，却想凭一座城池自行固守，是不可能的。又访察得知，贼寇中来自海岛夷洲的真正倭人，不过一百多人。其中内地逃亡犯法的人固然很多，也常常有被劫掠后无法脱身的人。近来贼寇抢掠娄塘、罗店等地，驱赶居民替他们挑包裹。那些看守包裹的人同我们的百姓私下交谈，说自己是某府、某州、某县的人，是被贼寇胁迫跟从的，没有不思念故乡的。但他们已经剃发，穿着与贼寇相同的衣服，看起来同贼寇没有区别。想要逃走，反而会被州县官府杀死，因此只好模棱两可地依附他们，苟延性命。我希望官府设法招抚他们，明确用画像和生活保障取信于他们。要务在于使贼党孤立、削弱，贼寇的势力不久自然会解散。这是古人制服夷人、遏制盗贼的长远策略。【“夷”字原刻为墨钉，依《大全集》补入】又听说民间看不见官府出兵，认为应当等候请旨，等大军到来。我私下看到，祖宗在山东、淮、浙、闽、广沿海设置卫所，镇守戍卫彼此联络。每年根据风候，调遣水军出海。后来又设置一名都指挥，统领各卫，专门以备倭为名。如今倭寇肆意侵凌，各地却没有人能够对付他们。只看见官司纷纷抽调壮丁以及原来服役的民快，这些都是平素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却驱赶他们去杀贼。以至于一个人被杀，千人便自行溃散，白白助长了贼寇的气势。让海外蛮夷【“夷”字原刻为墨钉，依《大全集》补入】听到这些事情，都产生轻视中国的心思。这并不是祖宗设置沿海军卫的本意。

译负责此事的人受文法拘束，动辄以擅自调动官军作为推脱的理由。我私下恭读《大明律》关于擅自调动官军的一条：如果暴乱的军队突然到来，想要攻袭，事情紧急，或者路途遥远，都听任从方便之处火速调拨军马，乘机剿捕。如果寇贼蔓延，应当会合捕捉，邻近卫所即使不属于本管辖范围，也可以调发军队策应。如果不立即调遣会合，或者不立即向上司申报，以及邻近卫所不立即发兵策应的，与擅自调动官军同罪。这是各卫可以自行调拨军队策应的明文规定。如今贼寇杀害百姓，震动畿辅；苏、松内地，城门几个月都不开，百姓惶恐不安。各卫拥兵深居，贼寇就在近郊，却连一箭也不发。难道要忍心把百万百姓喂给贼寇，侥幸等待他们自行退去吗？沿海的卫所本来足以防御，如今却只让民兵勉强支撑，玩忽时日，养大贼患。等到实在无法停止了，才请旨调动大军。使用民兵，力量弱小；使用大军，事情又声势重大。这等于虚设沿海数百万军队。何况大军到来时，我们的百姓早已长久喂饱了豺狼的肚子。贼寇听说天兵已经下来，转眼就逃走；即使百万勇猛之师，也只能怅望空荡的海面，徒然使百姓受到骚扰罢了。请求早日裁决处理，遵照《大明律》关于军政调拨策应的规定办理，这样消灭贼寇或许指日可待，不必烦劳朝廷调动大军，实在是地方百姓的幸运。《三江图叙说》《淞江下三江图叙说》《二石说》《张雄字》《陈伯生字说》《守耕说》《东隅说》《怀竹说》《朱钦甫字说》《周时化字说》《庄氏二子字说》《二子字说》《三江图叙说》古今论述三江的人，班固、韦昭、桑钦的说法比较接近事实。但班固认为，三江从芜湖向东流到阳羡入海；韦昭把钱塘江、浦阳江分为两条江；桑钦说南江从牛渚向上流到桐水，经过安吉，沿着长渎而行，这是因为不熟悉地势。程大昌已经详细辨析过这些说法。然而孔安国、苏轼的论述，也未必正确。现在我采用郭璞的说法，以岷江、淞江、浙江为三江。大概从扬州斜转向东南，扬子江、吴淞江、钱塘江三处入海，并且都以“江”命名。它们作为三江是毫无疑问的。只是淞江淤塞，水流细弱，已经不再有江的形势，世人于是忽略它而不再论说。宋淳熙年间，直学边寔修撰《昆山志》，说大海从西??甲分为南北。由斜转而到西朱陈沙，称为扬子江口；由徘徊头向北到黄鱼垛，称为吴松江口；经过浮子门向上，称为钱塘江口。三江流入大海，大禹治水的踪迹没有改变。这是今天亲眼所见的情形。各位儒者出于胸臆的说法，不值得再说。《史记正义》说：在苏州东南三十里，名叫三江口。一条江向西南上行七十里到达太湖，名叫淞江，古代称笠泽江；一条江向东南上行七十里到达白蚬湖，名叫上江，也叫东江；一条江向东北下行二百多里流入大海，名叫下江，也叫娄江；三江分流的地方称为三江口。顾夷《吴地记》说：淞江向东北流行七十里，便到达三江口。庾仲初注《扬都赋》说：太湖向东流入淞江。七十里处有水口，向东北流入大海的叫娄江，向东南流入大海的叫东江。大概淞江分出娄江、东江，就像岷江分出中江、北江、九江一样，实际上仍是一条江。古代贤人用这个来解释淞江下游的三江口，并不是把它当作《禹贡》所说的三江。《吴郡续志》说：淞江承受太湖的水：一支从长桥流入同里的犁湖瀼，经由白蚬江流入薛淀湖；一支从甘泉桥经过淞江尾进入东华泽湖，从急水港到白蚬江流入淀湖，再流入大海。按照《正义》《吴地记》寻找它的位置，那么淞江向北流七十里后分流的地方，应当在今天昆山境内。论说者只是想寻找两条江，却不知道正因为淞江水流细弱，奇特分出的水流便已经看不见了。《续郡志》说：“昆山塘从娄门经过昆山，通达到大海。”把刘家港当作娄江，也是附会的说法。二石说 音乐，是仁德的声音，也是生机的发露。孔子称赞《韶》说：“尽美了，又尽善。”在齐国听到《韶》，便学习它，三个月内连肉的滋味都不知道了。考察《尚书》，从尧“克明峻德”，到舜“重华协于帝”，四岳、九官、十二牧，各自尽到职责。直到蛮夷全都归服，如同我治理上下的草木鸟兽一样，深厚的仁德恩泽洋洋流布，覆盖了动植物。所以说：“虞宾列于朝位，群臣都以德相互谦让。”又说：“众官确实和谐。”又说：“鸟兽步履整齐”，“凤凰来朝而起舞。”又说：“百兽相率起舞。”这就是唐尧、虞舜时代大和谐的景象，存在于天地宇宙之间，只是特别显现在音乐中罢了。传说说：“夔开始制作音乐，用来赏赐诸侯。” 《吕氏春秋》说：“尧命令夔敲击石磬，来模拟上帝玉磬的声音，使百兽起舞。”敲击、抚击石磬，是夔所能做到的；百兽相率起舞，却不是夔所能做到的。这是唐尧、虞舜时期仁德政治达到极盛的表现。颜回向孔子学习，能够“三个月不违背仁德”，但还没有达到感化万物的境界。孔子告诉他治理国家的道理，说“音乐就用《韶》舞”，难道是突然把唐尧、虞舜时代的最高境界告诉他吗？其实也是在教他礼乐之事：实行夏代的历法，乘坐殷代的车，戴周代的礼帽，歌咏有虞氏的乐章。淫靡的声音、混乱的色彩，都不让它们从中间侵入。这就是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使仁德的作用得到充分实现。即使如此，沿着这条道路前进而使百兽起舞、凤凰来仪，难道还遥远吗？冉求想使国家富裕、百姓充足，却要等到君子来施行礼乐。孔子告诉颜回的道理，也正是冉求所等待的君子之道。想使国家富裕、百姓充足，却不等待礼乐，弊病必定发展到聚敛财富。子游能够在小小的武城用弦歌施政，可以说是圣人的门徒了。自秦代以来，身居长官的人无意于教化之事，不是一代两代如此。江夏吕侯任青浦县令，政绩有成，百姓歌颂他。吕侯名调音，字宗夔，又自号二石。他请我作《二石说》，所以我推求《尚书》《论语》的义理，来阐明吕侯的志向。张雄行冠礼以后，请我为他取字。我有幸作为他的宾客，不便推辞，于是给他取字为子溪。我听老子说：“知道自己雄强，却守持雌柔，成为天下的溪谷”，“永恒的德性不离开，重新返回婴儿状态。”这说的是，一个人具有胜过别人的德性，却用不敢胜过别人的心来持守它。德性处在天下之上，而礼却居于天下之下，就像溪谷能够容纳水、万水都流归其中一样。不失去恒常的德性，又重新返回婴儿般的状态，不产生胜过别人、凌驾别人的心，这就达到了极其柔顺的境界。

译人生活在天地之间，才智稍微不同于别人，往往就会产生胜过愚笨、不肖之人的心。才智越大，这种凌驾之心越严重。所以愚笨、不肖的人常常因为不能胜过别人而求得反击。天下的争斗，开始于愚笨、不肖者不能胜人。因此古代君子虽然具有高于天下人的才智，却退让自处，不敢因此凌驾别人，天下人最终反而没有谁能胜过他，这就是柔顺达到了极点。既然如此，雄强的人一定要能够守持雌柔，这才叫作天下的溪谷。不能守持雌柔，不能成为天下的溪谷，就不足以称为天下的雄强者。陈伯生字说 海虞陈生名寅，不知道怎样才能使自己的名更有尊贵意义，来向我询问。我给他取字伯生，并为他加以论说。天地开始产生人的时候，大概是混混沌沌的。后来天在子时开辟；“子”有滋长的意思，气在此时开始滋长。地在丑时开辟；“丑”有纽结、凝固的意思，指气开始稳固。人在寅时出生；“寅”是说万物萌生时蠢蠢而动的样子。这样看来，寅就是人出生的时辰。因此称为寅，生发之气没有比它更旺盛的了。三代所崇尚的历法不同，但孔子用夏代的时令来告诉颜回治理天下的道理。世上的君子认为孔子的意思只在于改换正朔，却不知道孔子是取法于生发之道。颜回退下后领会了其中的旨意，所以不再屡屡考虑治理天下，而请求实践这句话，终于达到“三个月不违背仁德”。这正是奉行孔子所谓“实行夏代时令”。我们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之所以知道乐于群居，并且有礼义、慈爱、谦让之心，也不过是因为具有这种生生之理罢了。有人说：寅是敬畏的意思。“早晚都敬慎，正直而清明”，这是舜用来命令伯夷的话；“严肃恭敬，敬畏天命，自我省察”，这是周公称赞中宗的话。谁知道寅其实是生发之道呢？因为内心有生机，所以能够正直清明，能够按照天命自我检束。唉！世上的君子不知道“人生于寅”的旨意，只说它是敬畏，很少有不因助长外在形式而忘记根本的。我所以把伯生作为寅的字，正是《舜典》和《无逸》的本旨。领悟的人一定会认为我的话是正确的。守耕说 嘉定唐虔伯同我见过一两次面，但我心中特别仰慕、喜爱他的为人。我的朋友潘子实、李浩卿，都是虔伯的朋友。这两位先生多次向我谈起虔伯，我因此通过他们大概了解了虔伯。虔伯的舅父沈老先生，以诚实厚道的长者闻名乡里，努力耕作已经六十年了。没有儿子，得到虔伯做他的女婿。我又因虔伯而了解了沈老先生。沈老先生把自己的居室命名为“守耕”。虔伯通过两位先生，请我写一篇说。我说：耕种稼穑的事情，古代的大圣大贤在没有得到际遇时，都不怕亲自去做。到了孔子，才不再用耕作来教人。他曾经拒绝樊迟请求学习耕种，又说：“耕种啊，饥饿就在其中了。”难道说孔子不耕种吗？他钓鱼、射鸟、打猎并取较多的猎物，那么孔子也未尝不曾耕作。孔子认为，假如时势正适合这样做，亲自去做也不畏惧。然而，耕作可以是君子处在某种时势中的行为，却不可以成为君子的学问。君子的学问，不亲自耕作，是为了治理那些耕作的人。因此耕作者能够安守日常事务去耕作，不耕作者也不妨碍他不去耕作。他不耕作，并不是安然闲逸、只顾自己享受而已。如今天下的事情都归结于名声，只有耕作者还保存着实际；其余的人都只是安然闲逸、追求自身安逸罢了。有志于古道的人，究竟是要做一个耕作者那样重实际的人，还是做一个不耕作却追求虚名的人？因此作《守耕说》。东隅说 东海边际叫作东隅；西海边际叫作西隅；南海边际叫作南隅；北海边际叫作北隅；中央的边际叫作中隅。人们知道四海的边际叫作隅，哪里知道中央也可以叫作隅呢？知道中央是隅，哪里知道四海的隅不能叫作中呢？您来到它的东边，便称那里为东隅，哪里知道其他三海的边际没有同我相对而立的地方呢？从其他三海的边际看过来，也会称这里为东隅；离开其他三海的边际来看，哪里知道把我称作东隅的人才是东隅呢？所以东隅，是相对而言、因所处位置而定的。各地所生的万物，各有适宜之处，蜀人何必要知道越地，越人何必要知道燕地呢？如今您处在东方。沿着这个方向向西，天并不会因此更加圆，地也不会因此更加方；沿着这个方向再向东，天并不会因此下坠，地也不会因此倾斜。您可以在旸谷之地停下车，在扶桑的土丘上收住缰绳，仰望角宿升起的清晨，打开太阳神的藏身之处，在春宫游玩，泛舟纵览大海，安然靠着几案叹息，倚着梧桐吟咏。所以东隅，是相对而言、因所处位置而定的。能够明白这种相对性，就接近道了。怀竹说 夏太常的风流雅韵寄托在纸墨之间，意趣所到、挥笔所及，有时连自己也没有察觉。虽然被爱好书画的人珍藏传袭，但这并不足以增加太常的分量。大概太常并不是有意把它寄托在竹子上，只是偶然如此；他的子孙怀念它，也不是拘泥于竹子本身，而是出于感情。君子对于自己的先人，即使是先人遗留下来的涕唾等物，也没有不珍视的；那种凄怆、警惕、悲痛之情，有时是自己不能控制的。然而我对这件事还有进一步的看法。子孙的身体，就是祖宗的身体。连竹子尚且怀念，何况祖宗的身体呢？凡人做事没有法度，随意说话，苟且行动，内心散漫，任意而行，都由于没有所怀念、所敬畏的缘故。知道自己有所怀念，就会肃敬屏息、反复顾虑，选择合适的地方才落脚，将不能有一天安然自处，何况说这是我的祖宗之身呢？披头散发、光着脚、袒露身体在市中号叫，人们说他是狂人；不久戴好帽子、整理鞋履，作揖谦让、进退有节，人们便认为他是儒者。这就在于是否有所怀念、敬畏。作为太常的子孙，一定要谨慎说话，反省行事，深深地自我珍重爱惜。像拿着贵重的宝物一样，唯恐丢失，这才是善于怀念。如果只是出于一时感动，很快又忘了，只注意残破的纸墨，却失去了它所以值得珍重的意义，就不是君子所说的孝思。我的祖母，正是太常的孙女。太常的玄孙焕，和我是表弟，他以“怀竹”自命。因此我特意这样勉励他。朱钦甫字说 朱钦甫，名邦奇，因为觉得自己的字与名不相合，想要更改。

译归子说：古代有名，只是用来区别称呼罢了，不一定要美好；有字，是为地位卑下的人设置的，只是为了避讳本名，也不一定要相合。一定要用美好的字来配合名，并不是古代的制度。即便如此，其中仍有可以教诲人的道理，君子不应废弃。你的字足以用来教诲自己，并且可以从你的名得到印证，为什么说不相合呢？“钦”是天下一切事情得以成功的原因。内心稍微不出于敬慎，就会横冲溃决、放纵肆意，事情将毁坏败亡而不可收拾，精神、心思、谋虑所遗漏的东西也会很多。因此，号称天下奇才的人，都知道没有什么可以替代敬慎；而敬慎正是运用奇才的条件。骅骝这样的骏马，要用缰绳、笼头和鞭策驾驭，才能在千里道路上奔驰；楩、梓、豫章那样参天的大树，也一定要经过规矩加工，才能充当栋梁。假如一定要任意奔驰、冲撞羁绊，或者以枝干臃肿、弯曲不直来显示奇特，那就不是真正的奇特。君子的道德，智慧足以高出天下人，却不轻易使用自己的智慧；勇力足以震慑天下人，却不轻易使用自己的勇力；有绝世的资质，却常常不敢生出领先于普通人的心思。因此他的智勇一旦奋发，天下便没有人能抵挡。如果一定要狂奔大叫，倚仗自己的长处，迎合那些放荡不羁的人，把这当作奇特，那就不是真正的奇特。从前帝尧时代，天下的英才都在朝廷任职。当时大家推举治水的人，没有谁能超过鲧。英才聚集，治水又是重大的任务，却没有人能舍弃鲧不用，可见鲧是天下的奇才。然而，如果不尊重他，他与庸常之人也没有多少区别。用兵的诡诈变化，是君子所厌恶的；但我读《孙子》，其中多是使人警戒畏惧的话，而像处女般静待、像脱兔般迅疾这样的奇谋，孙子所说的奇妙之处没有超过这里的。钦父的事也可以类推来看了，怎么能再改变呢？《周时化字说》周永宁，字时化，居住在娄门。他年纪很轻，就舍弃所学，游历于诸侯王之间。从前赵王贤明而喜爱读书，时化带着书前往，赵王很优厚地礼遇他。后来他到了大梁，今镇平王中尉西亭公尤其贤明而喜爱读书，所以时化常常在大梁往来。一日，他经过我这里，请我为他的字作一篇说。古人举行冠礼后取字，由宾客替他拟定字辞，这是礼制。时化举行冠礼已经很久了，但他的名与字又不相称。不过古人命名，不一定都有意义；举行冠礼时由宾客赠字，即使与名不相称，也可以。过去汉代东平王上疏，请求得到诸子之书以及《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认为，《太史公书》中有战国纵横家的权谋诡诈之术、汉初谋臣的奇谋、天官灾异以及地形险要关塞，这些都不适宜让诸侯王看到。议论的人大多称赞王凤的谋略，却不知道东平王求书而王凤不给，正是汉朝显示胸襟不广啊！国家太平了二百年，王子虽然没有实际职事，但禁令网罗宽疏，所以能够时时搜求四方的书籍。在宽大的厅堂里铺着细席，从容地谈论道理。这难道不是天子的恩赐，也是国家长久安宁的成效吗？而时化也能够趁着这样的时机，弹剑而游历于诸侯王门下，大概正如天地运转陶铸万物，使虫鱼都能各自顺遂地生存。这就是他用来自我比喻的地方吧！庄氏二子的字说：庄氏有两个儿子。长子名文美，我给他取字德实；次子名文华，我给他取字德诚。并且告诉他们说：文饰过于美，就会流于矫饰；文采过于华，就会流于浮夸。浮夸与矫饰相互结合，是败坏的极点，如今的时代正是这样。聪明却用来谋私，不如愚拙却用来奉公；机巧不如笨拙，善辩不如木讷，富有不如贫穷，尊贵不如卑贱。想使文采美好，不如使德行充实；想使文采华美，不如使德行真诚。以文饰作为文采，不如以质朴作为文采。由质朴所产生的文采，是无穷无尽的。一天节省缩减，十天就有余裕。衣服不必鲜艳美好，才可以长久穿用；食物不必甘美珍奇，才可以经常享用。所以说：‘贲卦以无色为本。’贲卦之所以归于无色，不是说先无色然后才成为贲，而是说其本质正在于无色。吴地在东南角，是古代偏僻的地方。泰伯、仲雍到这里时，我起初感到奇怪，后来才知道圣人的用心。他们凭借圣贤的德行和神明后裔的身份，亲眼见到中原文物的盛大，却把这些藏起来不施行，而去顺应当地的风俗。就像进入裸体之国，反而解下自己的衣服，因为当地百姓含有朴素的本性，不能使它受到浇薄的污染。等到吴地与中原相通，才开始失去原有的风貌。奔放溃散、放纵逸乐，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它。文饰越盛，虚伪越多，风俗也越发浇薄了。听年长的人说，洪武年间，百姓不吃粱肉，民间没有华美的文饰，女子到了笄年也不装饰，市场上不囤积奇异货物，宴请宾客时不兼备多种滋味，住宅没有高墙，茅屋相邻而建，强者不欺凌弱者。不到二百年，这些风气还剩下多少呢？我年少时听到、看到的情形，如今又不知改变了多少！大体上是先从城市开始，后来波及郊外；先从衣冠之家开始，后来波及城市。人的欲望，哪里有止境呢？彼此夸耀、彼此争胜，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停止。背负货物贩卖的人，在路上遇到穿华服的人，就斜着眼看，啧啧感叹不止。东邻的孩子吃美食，西邻的孩子就跟着母亲哭。婚姻聘礼、酒食宴请、送往迎来，都不考虑家中有没有钱。只说：‘我害怕被别人讥笑。’文饰的弊病竟到了这种地步吗？不只是我们吴地，天下也都是这样。庄氏居住在我乡里，唯独以朴素自守而感到自得。他们致力于根本，努力经营产业，在县中服役，是王家良民。德实自己建立门户，德诚入赘王氏，他们都因为敦厚而受到人们的信任和喜爱。这大概是流行风气和末世习俗侵染浇灌，却还没有波及他们。难道不应当深深爱惜自身，使自己趋近于所谓真实，而不要专事外在的文饰；追求所谓真诚，而不要从事浮华吗？礼制失落以后，只能到民间去寻找，我仍然有所希望。我从前游历吴郡西山。西山靠近太湖，其中有一座山叫光福，恰逢次子出生在家中，所以给他取名福孙。三年后，幼子出生在安亭，而我当时在昆山宣化里，所以给他取名安孙。这时福孙将要举行冠礼并娶妻，我根据《尔雅》的意义，给福孙取字子祜，给安孙取字子宁。想到从前我和他们的母亲一同处在危难困苦之中，一家人欢乐团聚的日子很少；若不是像古人那样辛勤劳苦、承担天下之事，便不能使自己的孩子成为有用之人。把这些记下来，大概也是出于他们母亲的意思吧。如今母亲去世已经很久了，两个孩子难道能不感到悲伤，并思考如何立身行道，求得无愧于生养自己的人吗？或者，这两个字只是偶然与古代的羊叔子、管幼安同名。二位先生生于晋、魏之世，品德高尚、节操宏大，遥远得无法企及。假使孔子称说他们，也一定会认为他们是伯夷、柳下惠一类的人。士人应当期望修养自身；至于富贵，并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幼安的隐居，叔子的出仕，我难以预料他们后来会怎样。至于他们深沉高雅、志趣高尚，以道义和朴素自守，那么士人确实一日也不能没有这种品格。否则，终究不过是流俗之人。即使得到爵禄功名而显名于世，也不过是鄙陋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