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川先生别集卷之九　　公　移【谳词附】

译太平日子久了，百姓不知道战争。自从遭受这场贼患，各种劳役全都兴起。整治兵器、选编士卒、增修城墙、疏浚护城河，没有一样不是出自百姓。再加上海防预借钱粮、按丁口和田亩征收的数额日益增加，和往常相比，缴纳的赋税已经多了几倍。如果不委曲体察民情、彻底打破常规，把今年的田租全部免除，东南的祸患，实在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步才会结束。天下的事情，愚昧百姓既然不敢说，只有有关官员有力量替他们说出来。然而苏轼曾说：“官吏不喜欢报告灾害，十个人中有九个如此。”这是不可不察的。我们这些人蒙受国家培养的恩惠，深切忧虑乡里百姓同室相处的灾难，敢冒越职获罪的风险，替东南数以亿万计的百姓略为请求片刻的生存机会。恭敬地希望您体察朝廷爱护生命的仁德，早日赐予施行，实在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祉。为此具呈。呈文到此。《处置荒灾呈文》呈文是为商议处置灾荒、使百姓困苦得到缓解一事。本县自去年四月至六月，海贼屯聚境内，四处烧杀抢掠，使耕作错过时节。又加上酷旱，整年不下雨，五谷歉收，各处萧条，盗贼蜂起。屡次承蒙巡抚都御史上奏报告此事，百姓都感激喜悦，认为宪台忧国爱民的诚意竟深厚到了如此地步，即使转死沟壑，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如今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却没有看见朝廷施行宽大恩典。这就好像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医治、服药、祈祷、祭祀，没有一样不做，病势却一天比一天严重；孩子也知道父母已经无能为力，但仍然在父母身边辗转号哭，求得片刻的活命机会。这就是我们恳切冒昧地不断请求的原因。我恭敬地看到邸报中有折收银两的议论。查得嘉靖八年，折兑一百七十万八十石；嘉靖十年，折兑二百一十万石；嘉靖十二年，折兑一百万石；嘉靖十四年，折兑一百五十万石。以前都是平常的灾荒，在应当运送四百万石粮食之中，折兑的数目多的达到二百多万石。如今议论折兑，希望能够比照嘉靖十年，再加以宽大增加，这样或许在准许折兑之中，能够真正得到免除和借贷的实惠。又如昆山一县，遭受贼患尤其严重。因为贼人从上海、华亭、嘉定、太仓、常熟各道进入，都到昆山才停下。昆山西部全部境界，才进入长洲的边界；昆山南部全部境界，才进入吴江的边界。当时承蒙粮储道发布告示，说巡抚、巡按的批示都已到达，把昆山、太仓、嘉定列为灾荒第一等。如今邸报却把昆山同长洲、吴江等县列在一起。希望请求比照上海、太仓等地，与长洲、吴江略微区分等级，这样或许在通融处理之中，能够得到适当的补救。又据本县丁田一项，原来实行十年一轮，每一部分分为十甲，轮流缴纳均徭。嘉靖十六年，本府王知府改变旧法，规定每年出银：每丁银一分；每田一亩银七厘七毫；由官府收存，自行雇人服役，以免十年轮流编派。如今轮流编派仍然照旧，而丁田的征收年年增加。计算今年本县的丁银，增加到四分；田银每亩增加到五分。全县合计，增加三四万两。假使承蒙恩典免去三四万两的粮银，而实际上又增加三四万两的丁田银，这就是巡抚大臣多次奏请而不能从上面得到的东西，却被有关官员安坐着从下面夺取了。议论的人往往拿时局来解释。我私下看到海上用兵至今三年，军费兴起后各种需要，例如开河、筑城、造船，以及砌筑城墙和敌台、兵器火器、勇夫、加强边防海防等，所有取用的经费，不是从田赋中来，就是向大户征取，连同诉讼赃罚等项目，也都没有从丁田中征取。那么这三四万两银子，大概是有神灵输送、鬼魅搬运，却没有人知道它究竟去了哪里。请求查照祖宗均徭的旧制，下令各府州县，不得仍然使用嘉靖十六年的册籍，重复征派差役。擅自改变已经形成的制度，来满足无穷无尽的贪欲。这样或许能够在临时救济荒灾的时候，同时包含长久便利百姓的办法。我们又想到，折收银两的议论，也只是一点微小的恩惠。如果按照今天的时势，不全部免除和借贷赋税，百姓绝不能安居在田里，粮食和银两最终也没有办法筹办。何况海贼还在猖獗之时，驱使百姓成为盗贼，将来的祸患，真是说不尽！为此具呈，恭敬请求早日赐予施行。陶节妇呈文 呈文是为表彰节孝、激励风俗一事。本县六保有个百姓陶子舸的妻子方氏，十八岁时嫁给子舸为妻。刚满一年，丈夫就病死了。方氏多次想自杀，想到婆婆陆氏还在堂上，便压抑感情、忍住心志，竭尽力量奉养婆婆。婆婆本是寡妇，也严格守持节操。白天两人同室居住，夜晚同被而眠，片刻也不相离，恩爱超过母女。丈夫死去至今九年，乡里没有不称赞她独守贞节的。就在本年七月，婆婆患痢疾六十多天，肢体溃烂，床褥间腥臭污秽；方氏抱扶她起居，洗涤污衣，人人都替她掩鼻，只有方氏自己觉得毫不在意。婆婆不吃东西，方氏也不肯吃，婆婆有时还强迫她进食。婆婆临死前五天，方氏天天悲哭，水和米浆也不再入口。九月九日，婆婆去世。出殡所需衣衾和殓具都已经预先备好。入殓以后，方氏把金屑和水调服，没有死成；又在井边徘徊，想投井自尽，但井口狭窄，无法下去；于是进去倚靠灵柩哭泣。到了半夜，她叫婢女冬女跟随，走到房舍西边的池塘旁，告诫婢女不要让家人察觉。婢女十二岁，果然害怕挨打，不敢说出此事。方氏于是跳入池水。池水清浅，她在水中浮沉了很久，才死去。婢女仍然不敢说，但哭得十分悲痛。家人察觉事情异常，跟踪询问她。找到方氏的尸体时，她的两只手还紧紧握着茭白根，握得非常牢固。到了入殓时，已经过了两天，她的脸色还像活着一样。一时间远近前来观看的人，没有不流泪的。早些年，丈夫的弟弟料理子舸的安葬，方氏想与丈夫同穴合葬，丈夫的弟弟迟疑没有答应。方氏便拿出自己的钱财，请人开造同穴，不到时候就完成了。到了给婆婆入殓时，棺材中唯独没有褥子，方氏取出绫被，从中间裁成两半，缝成两条褥子。她的死大概早已决定，并不是仓促之间自杀的。

译我们想到，妇人跟随丈夫，以死相随可以说是达到极点。即使有的出于一时的感慨，也无不关系到万世的纲常。因此国家都认为这关系到教化和伦理的根本，法令中本来就有加以表彰的条例。如今寡妇方氏，年纪刚到笄年，家中没有留下抱在怀里的孩子。侍奉丈夫的日子，仅仅满一年；奉养婆婆的辛劳，将近九年。她的节操凛然如冰雪，孝道上达神明。等到老母已经终享天年，她便亲自到地下追随丈夫。死亡先后的安排，没有一处不合宜；细微曲折之间，也没有一点可以议论的地方。这件事与其他为节义而死的人相比，尤其超越常类，实在是绝异的资质、卓越的行为。为此具呈，请求转呈上奏施行。答湖州府询问长兴县地方风俗：长兴县地处湖山之间，盗贼公然横行，民间鸡犬不得安宁。从广德、宜兴往来的客商，常常遭到抢劫。告发诉讼的风气，浙江省以这里为第一。上司虽然屡次明令禁止，但等到有人诉告，没有不准许审理的。大概是因为那些人敢于欺骗诬罔，所说的话足以耸动人听。至于株连追捕，有时达到几百人，牵涉各司各府，拖延数年，民间惊恐骚扰，不能安生。田地制度虽然有确定的定额，但当地习俗以洪武年间祖先的名字登记为户，征收时互相推诿转移。又有田地连绵成片，而户口却只有几亩田的；又有深山中的大户，终年不肯听从拘传。这都是由于吏治苟且，养成这种风俗，已经不是一天了。即使有龚遂、黄霸、卓茂、鲁恭那样的政绩，也不是几个月就能见效的。送交恤刑会审狱囚文册的揭帖 长兴县为狱囚一事：本县已经具报囚犯名册，除军籍徒刑以外，凌迟处死三名，斩刑五十一名，绞刑二十五名；凌迟、斩、绞合计七十九名。古时候天下太平，判决的案件只有前代的十二分之一。唐代开元盛世，天下通计死罪也只有二十四人。如今仅仅二百里的小县，死罪人数竟多到这种地步。我每当前往察看时，看见监狱里人满为患，手铐脚镣[“拲”字原刻误作“拳”，据《周礼》校改]，蓬头污垢，躺在地上哭号，没有一次不为此感到悲痛。假使这些人确实罪当其罚，尚且应当加以怜悯；何况其中有许多是无罪而被冤枉滥捕的，难道可以不替他们申明法理吗？我不自量力，常常同巡按御史和道员争辩。去年察院会审，颇蒙采纳意见，得以保全性命的人有好几个。只是我迂腐愚钝，不懂得察看上司脸色、迎合意旨、遵守成案，因此也有获罪的时候，但始终不敢欺骗自己的良心。大体上，这个县湖山阻隔幽深，抢掠俘获的习惯渐渐形成风俗。地方风气刚强凶猛，一点小怨隙就往往导致杀人。又有所谓“白捕”，专门诬指平民为盗贼；有所谓“讼师”，专门教唆别人打官司。因此所捕获的盗贼未必全是真的，有的人反而遭受株连；所判处的罪也未必完全恰当，有的人反而蒙受罗织陷害的冤屈。这大概是一时之间有关官员审讯听断，可能有不明察的地方；但时间一久，民间的公论却从来不会不存在。如今有幸明台大人莅临本郡，人人无不翘首盼望获得再生。恭敬请求您特别施加明察宽恕，来清理这些经年积压的冤狱。正如庐医、扁鹊治病，无不尽心用意；至于病痛哀号、在床褥上辗转呻吟的人，更应当是最急于救治的。古书《尚书》说：“过错即使很大也可以宽宥，故意犯罪即使很小也不能宽刑；罪行有疑问就从轻，功劳有疑问就从重。与其杀死无辜的人，宁可失于不合常规。”过错很大尚且可以宽宥，罪行有疑问尚且应当从轻；尧、舜这样的圣人，宁可使自己处置得不合常规，实在是害怕错误而杀死无辜的人。《易经》说：“雷雨兴起，就是解卦，君子因此赦免过错、宽宥罪人。”在解卦所象征的时节，圣人对于有过错、有罪的人尚且赦免宽宥，并不是说只赦免宽宥那些没有过错、没有罪的人。如今先皇帝体恤刑狱的诏令，正是爱护生命的德意；圣天子的赦免诏语，也正是雷雨兴起之时。恭敬希望明台大人依据《尚书》典诰、谟训和《易传》的文字，奉行并宣扬圣人的德意，把宽大无边的恩泽施加到困穷绝境的乡里。使倒扣盆子下面的人都能仰望日月的光明，使解开罗网的恩惠远远遍及湖山之外；那么和气充盈，丰年的征兆就会出现，百姓自然认为自己没有受冤，有关官员也能共同享受这种福泽。古人说过：如今的狱吏，上下互相驱使，以刻薄严酷为明察；审得深重苛刻的人能获得功名，判得平允的人反而多有后患。卖棺材的人希望年年发生瘟疫，因为利益在于人死亡。如今办理狱讼的官吏也是这样。又有人说：祖宗的仁德，就像存在于人体中的元气。不让有见识的士大夫来议论案件，却让刀笔小吏玩弄文字，伤害元气，这不是国家的福分。如今上报的囚犯名册，上面写着以前的供词，所以多有刀笔小吏深文周纳的结果。下吏所知道的情况，略为条列在后面，用来对钦恤刑狱之意略尽万一。恭敬地希望您裁察省阅。长兴县编审告示 长兴县告示：我错误地受任掌管百里之地，只知道奉行朝廷法令，抚养小民；不敢迎合上官的心意来求取保荐；是非毁誉，都置之度外，不加顾惜。查照：粮长制度自洪武以来就有成法。我恭敬阅读《诸司职掌》：“应当办理税粮，粮长督促并负责里长，里长督促并负责甲首，甲首催促各个人户。”又恭敬阅读《大诰》：“粮长之役，本来对有司有利，对普通百姓也有利。对有司有利，是因为按期办足粮食，辛劳在粮长，有司不过议定派一名押运粮食的官员，前往某处交纳，实在不费心力。”又说：“过去有关官司征收税粮不方便，所以重新设置粮长，教导田地多的大户管理粮少的小户。想来这样的富户，肯顾惜自家的田产，一定会推行仁心，帮助小民。特令他到京城，亲自听取我的话，领取勘合。”祖宗为百姓立法的心意，精细周详到了这样的程度。然而在国初，也有很多地方没有设置粮长，只是江南田赋最重，所以特别设置粮长。到今天已经二百年了。名臣和辅弼大臣来到这里抚慰百姓，难道不能深思远虑，为百姓兴利除害，补救偏失、挽救弊端吗？可是最终没有人能够改变它。

译如今浙江中部所谓的里递制度，我还不能完全了解朝廷的典故，实在不知道应当如何奉行。过去因为愚直，得罪了分守道。大概是我亲眼看见本县里甲凋敝，一个里中十甲很少有完整的。即使勉强凑足名额，也不是丁口多、有田产的人家。而丁口多、有田产的人家，平常年景已经全都充任粮长，没有遗漏，不应当再到里甲中去征求粮长。那些丁口多、有田产的人家，若在一甲之中，往往占有十甲的田地；若在一户之中，往往占有十户的丁口。还有超过这种情形的。所谓豪强百姓侵凌他人、分割田地、劫夺借贷，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如今却又商议把所谓豪民优先借用来充任差役，而让只有一个男丁的单户、穷得无立锥之地的人，戴着枷锁挨着鞭打来代替服役，这实在不是我这个迂腐愚钝的人所能理解的。我之所以说应当先丈量田地、恢复里甲编制，使十甲都完整，正是要恢复祖宗的制度。但也应当遵奉《诸司职掌》所说的“粮长督促并负责里长，里长督促并负责甲首，甲首催督人户”，不应当一下子取消粮长的名目。这样一来，所谓进京领取勘合的制度就可以废除。如果进京领取勘合不能废除，岂不是近于欺骗蒙蔽吗？前一年已经迫近十月，我因此得罪分守道，甚至派别的官员来代替他的职务。我害怕更加损害百姓，于是连续昼夜编定名册，虽然承用了里递的文书，实际上使用的是第三年的粮长。之所以使用第三年的粮长，是因为前任官员把全县能够充任粮长的大户编定为三年轮流充任，这是劳逸轮换的办法。如今审定里递，前两年的人已经服过差役，只有后一年的人可以借机逃避，连他们自己也有不心服的地方。如今县中奸猾顽劣、为非作歹的人制造谣言，欺骗迷惑大吏，牵连误导府县，拘押穷民来代替他们服役。往往已经有人逃到别的地方去了。有些不能离开的人，或者只有十亩田，或者只有二十亩田，一家父子祖孙世代相传的产业，全都卖掉了。又有年轻妻子和幼小女儿，被拆散卖掉来偿还官府。有的甚至在街市上吊自尽。还有豪民和奸吏做交易，答应替人免除差役来收取贿赂，却暗中替人作保、侵吞钱粮，而拖欠的数目仍然记在那个人名下，使他终身逃避债欠，不能回乡。又有奸人欺负孤儿寡妇，代为收取粮银，却公开赖账，等到被追究时，孤弱者不能赔偿。我北归过江时，沿途有人前来诉说这些事，没有一次不为他们感到痛心悲悯。到任以来，查核后来更改的情况，已经有逃户没有服过差役，却被拘来强行发运缴纳，负责解送的人也力量不够。何况署理官员虽然已经更换，也自己后悔原先做得不对，本来并没有确定的册子榜文。眼下上司催促解送各项钱粮十分急迫。由于后来制定的里递出自豪民和奸吏之手，完全没有凭据可以查考。因此应当仍照最初编定的榜册办理。后来制定的里递中已经逃亡的人，直接删去其姓名，使以后不再牵连。漕粮已经发兑的，免除其收取[原文“收□”缺字]。白粮等项目已经解送的，追究原来编定的大户，按数额出银，归还给贫户。仍告知地方，招回逃亡的百姓，使他们恢复原来的产业。我身为百姓的父母官，难道不想优待抚恤大户，而专门偏重小民吗？只是因为大家同为王的百姓。你们大户享有田宅、僮仆和富厚生活的供养，小民一年到头辛苦劳作，吃糟糠、穿粗布衣服，常常还不能满足；况且他们耕田经商，大户又从他们那里收取租息，如果刻薄剥削小民，大户又靠什么获利呢？何况大户每年充任粮长，不过损失一点微小的利益，来帮助县官；若小民承担一次差役，就像如今的里递一样，生计便全完了。怎么能不怜悯他们呢？我为此恳切地告诫你们。你们各位大户，都应当为子孙的长远打算，不得像以前那样侥幸取巧，剥削伤害小民。暗中有鬼神明察，明面上有国家法令，各自应当深思。所有负责解送的人，仍照以前开列在后面。九县告示：查得我奉命备员掌管马政，在尚未到任之前，就已经熟知北方民间养马的苦处。今年秋季解送马匹，正好遭遇水灾；各处都被水淹没，收成已经没有希望。然而官府期限逼迫得很紧，买马十分艰难。近来听说百姓因为买马，哭声遍布村落之间；身为百姓父母官，不能赈济借贷他们，难道还忍心在额外征取的细微财物上伤害百姓吗？如今解送到的马匹，一律先由堂上验看，领取批文后解送到寺中，我只查阅簿册、验明数目而已。马匹一到便立即处理，不留片刻，百姓人人都知道这一点。然而仍然担心人情难以预测，营利的门路很多。或许有衙门差役趁解送马匹的时候，故意制造借口索取财物；或许有各县的马头，竟敢在帮贴之外，假称官府名义征敛；再加上愚民习惯了把这些看作官府使用，也自己甘心承受；而没有户籍的恶徒反而因此谋取利益：不能不替他们预先防范。为此，命令县里将发出的告示张贴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上。如有前面所说的欺诈行为，就拿着告示到府衙首告。或者由有关县自行察觉，一律从重追究，不得有所宽纵。有关县也应当体察我痛切顾念小民的心情，有了这份告示，让众人都知道。辞官休养的申文：我近来奉命改任，即日就要归返田里，不再有求取仕进的念头了。然而有些话不能不说。古代君子离开自己的国家，而他的言论还留存，可以作为后世遗训，这才称得上没有忘记自己侍奉的国家；离开自己的国家，而他的政绩还留存，可以成为百姓遗爱的对象，这才称得上没有忘记国家对他的使命。如今我在这里，什么都没有留下，实在惭愧。仍有一点愚拙的心意，向您说明。我年轻时凭着虚名在海内略有声望，晚年才承蒙授予一个官职，实在不敢苟且从事，以辜负国家的委任、圣贤的训诫和天下士大夫的期望。我坚定心志，一意只想抚慰百姓。在山僻、夷人和鬼怪杂处的地方，与龙蛇虎豹相伴居住，却仍然每天和颜悦色地抚养他们，如同对待孩子一样。遇到事情便激发愤懑，想有所建树，不能委曲迁就；不顾利害，因此触犯、忤逆了许多人。这次调任，实在是由于谗邪之人的中伤；朝廷中的士大夫，大概还不忍心就此把我完全弃置，所以才把我安置到这里。恶木垂下树荫，志士不会停留；盗泉的水即使飞溢出来，廉洁的人也不饮用。士人所珍爱的是名声。《论语》说：“志士仁人，不会为了求生而损害仁德，也不会吝惜牺牲生命来成就仁德。”志士仁人之所以宁可舍弃生命也不顾惜，是害怕毁掉自己仁人的名声。所以名声是与天地一同长存、不会磨灭的。诗人的篇章、荀卿的著作、屈原和贾谊的作品，他们逃避谗毁、投水自沉而不顾惜生命，却仍然借助这区区的名声来流传。因此说：“不能使自身清白，反而接受外物的污浊。”

译我是读书人，专治文学，并不是能够做官吏的人。但我曾经诵读孔子听闻的教导：“要像保护婴儿一样保护百姓，内心真诚地去寻求这样做。”这就够了。如今世上的县令，大多把自己置于尊严高贵的地位，与小民遥远隔绝。我把这些做法一概放松解除，召来妇女和儿童，和他们用吴地方言交谈，务必要了解真实情况。凡有诉讼案件，官吏抱着文书来到，我刚看完他们的诉状，随即询问，当场判决。即使鬼神也无法预先知道，官吏就没有办法借机隐藏奸情了。凡小民来到堂前，即使事情十分仓促，我也先叫他们办完手续离开。担心乡里往来的人要摊派供应、伺候官府，也不多次备办狱讼，只是教导他们认罪服输，他们都叩头离去。民间的里长最为繁重困苦，大家认为这是十年中的灾难。我在县里三年，不曾差役过一个里长，小民安然无事，几乎不知道有官府。过去办理均徭，都是吏胥从中插手。我关起门来查阅册籍，按照田地大小轻重分类编排，老吏也束手无策。乡老还叹息说：“今年倒了一座土[原文‘土?斗’有缺字或讹误]。”乡民把田地连成几顷的地方称为土[原文‘土?斗’有缺字或讹误]，就像苏州称为圩。乡老每年靠均徭制度谋取奸利，如今无利可图，所以说倒了一座土[原文‘土?斗’有缺字或讹误]，好像田地被水冲坏而荒废了。县里的风俗刁钻强悍，喜欢拿人命互相诬告。富户一旦被人告发[“讦”字原刻误作“吁”，据《大全集》校改]，官府只要稍稍暗示意图，他往往就缴纳数百两金钱。我遇到以人命案件诬告别人的，就立即替双方结案，富人不用花一文钱。但检验尸体伤痕时，我都亲自到现场；有时还在村落之间暗中叫来愚民和小孩询问，从而得到真实情况。即使在烈日下暴晒，也只是暂时在古寺休息，喝一杯水便继续赶路，从来没有扰害百姓。县里有大盗，二三十年都不能擒获惩治。我从士卒中选择勇猛强健的人，召到堂后，给他们饮食，用重赏诱导他们；因此往往能够尽力，很快擒获盗贼。像张家浜、钟家浜、下渚、磨盘山的盗贼，从前都同县里有交往，县中许多人替他们窝藏财物，因此尤其放纵。过去从太湖到湖州，商人常常遭到抢劫，如今船只可以昼夜通行，乡间夜里也听不到狗叫了。磨盘、下渚的盗巢，我都亲自到过。钟家浜的盗贼甚至和我们交战。当时天色已晚、风冷，山深水阔，我带的人不过几名，最终还是将他们擒获。钟家浜一个村子有钟姓四五十家，全都不是良民。当时刮西北风，如果从上风放火，可以把他们全部消灭来邀功。我宁可用力进攻，只取得骑马坠落的几个人，其余向南逃跑的人一概不再追赶。像前面这些盗贼团伙，大体只记录他们的首领而已。我始终不敢自己夸说，上官也只看到案卷中写着强盗某某罢了。然而正因为这个县盗贼多，又有诬陷为盗的事情。县里有空王寺，在深山之中，捕盗士卒曾在那里拷打百姓，逼他们诬指别人为盗。被诬为强盗的竟有七人，我都为他们平反，并治捕卒诬陷之罪。太湖边有十三户人家，被乌程县定罪为盗，又被宜兴县诬指六十多人为盗，受到牵连拘捕，大家都逃入湖山之中。一个村子完全空了，麦子成熟后变黄落下，山中的鬼怪白天哀号。我亲自沿着湖边奔走，遍入山中，查明他们并非盗贼。发文给两个县，逐渐把他们招集回来，地方才安定下来。做县令，就像给婴儿喂奶，要知道他的饥饿、寒冷、干燥、潮湿，只有乳母才能了解；又像良医按病情调配药剂，分毫不差，才可以治好疾病。我独自知道做县令的苦心。那些沾沾自喜的人自以为得意，苛察细究的人把这当作明察；办理簿册公文，是否也曾想到这些呢？监狱中的死囚，桁架枷锁彼此相接；我审查确认有冤枉滥捕的，辨明释放了三十多人。遵照律令给他们衣服粮食，天气寒冷下大雪时，我的妻子亲自缝制棉衣送给他们。有囚犯的母亲去世，请求保释出去安葬母亲后回来，我便准许；他们按期回来，囚犯都感动流泪。听说我生病，他们都向上天祝祷。只是虽然我不忍心对百姓施加鞭打，大恶之人在县中出现，必定立即捕捉。案件结案后，因疾病饥寒死去的囚犯也有十多人。只是当地风俗依靠山湖险阻，仗恃力气、喜欢争斗。有几个大族，终年不见官府，我颇为录用他们的首领，让他们住在乡亭中劝导诱化，也有人因此前来归顺。然而只能以容纳、养育、教化、劝导的方式对待他们，担心激怒他们而引起动乱。宋济王府的变乱，起于太湖渔人；国初耿侯又凭借本县人抵抗张氏，奋力作战达十年。近年还有反贼江天祥。古人之所以说，与其极力求取一名猛将，不如得到一个县令，是说县令能够折断祸乱的萌芽，在它尚未形成时消灭它。如今治理百姓，专门以扰乱他们来显示自己的能干，难道懂得老子所说“烹鱼”这个比喻吗？姑且拿近来的清查军籍来说。只应当根据该卫所勾取军丁的名册，据此清查。如今却把洪武以来的军册全部拿来，一概勾取审查，一个军户有时涉及一百户，又牵连邻保里甲。勾取一个军户，竟然扰及一百多家。因此县里不敢承办施行。再拿近来的开读文书来说，粮长侵吞欺骗，固然应当查问；但侵欺的实际情况也没有办法核实，只有他自己自首，才可以定罪。如今每下达一名粮长的名额，就开列小户拖欠粮食数百石。假如要让人人到官府，那么小户只拖欠一斗米，也会受到牵累。嘉靖未赦免之前，大家都各自安居；到了隆庆大赦之后，反而被拘捕追究吗？哪里只是花费一斗米的代价？这样看来，还不如不赦免更好。因此，县里又不敢奉行。僧人、道士，虽然古人说他们是百姓的祸害；但如今他们也耕田服役，和百姓一样。既然已有有关会司统摄管理，又每次都要清查，就免不了派人到各寺院骚扰。他们清静居住在空寂寺院中，只守着原有的名额，既然国家没有废除他们，也就应当让他们安生才是。因此，县里不肯奉行这类命令。像这样的事情很多都相互抵触，有人说县令骄横，也有人说县令废弛懒惰。我的才智就像只能提一只小瓶的力量，坚守本分而不借助其他器具。如今替朝廷治理这一两个衰败困苦的百姓聚集之地，怎么能只顾逢迎、阿谀旨意，来取得上级的欢心，却不能使百姓安定，反而还去扰乱他们呢？

译粮长是洪武年间以来确定的制度，在《大诰》《诸司职掌》和圣谕中都讲得如此谆谆切切。天下也有不设置粮长的地方，只是江南财赋最重，所以让粮长督率里长，里长督率甲首，甲首督率人户。一百年来，从未改变。如今新实行里递制度，或许是认为对浙东方便；若嘉兴、湖州和苏州的风俗、财赋相同，职生长在苏州，也知道粮长负担沉重而不能废除。用里递收粮，像零散的钱不能凑成一缗；又让小户督促大户，就像让羊率领狼一样。比如长兴的里甲已经凋敝，其中逃亡、绝户后仅存的不过十分之二三，都是贫困的下等户，有的无田给人佣作，有的有田不过五亩，田最多达到二十亩的，才算上等里长。大户却不做里长，而作为人户，花分田多至千亩。如今姑且实行里递法，那么担任里递的人也不应舍弃大户而另找别人了。职曾在其中调停，用大户的子弟和户丁充任里递。然而实际上，今日的里递就是旧日的粮长。小民颇以为这样不受扰害，而大户又萌生规避的念头。趁职进京朝见，便把祸害转嫁给小民，散布流言、撰写诬文，牵连误害府县，追究小户中的里递，以至于逃亡、卖产、抛弃妻子的人不计其数。有人因此自缢，上面却没有听闻。等职回来，从京口到苕、霅之间，沿途哭诉的人前后相望。职把他们全都召回，恢复原来的安排，但所受伤害已经很多了。如今世上想污蔑士大夫的人，估量其他办法不能造成伤害，只有用贿赂；一旦采用这种办法，就没有人能够保全了。归安李知县为人清廉刚强，违逆流俗。大体说来，吴兴人并不只是奸民喜欢作奸；即使是李知县，士人也竟凭空想要污蔑他，所送的贿赂多至数千，幸赖察院才替他辨明。孔子说：‘君子通晓义，小人通晓利。’把通晓义的心轻易变成通晓利，难道圣贤反而不如盗跖吗？只是他们不肯这样做罢了！职平日居家，从未过问产业，这是吴中士大夫共同知道的。如今县中可以成为牟利门路的，不过是人命、强盗、粮长、徭役，正如前面所说，细微之处都能查明；职在这些事情上不谋利，别人也就没有可以谋利的地方。职家世自宋、元以来号称巨族，家中奉养历来也不菲薄，但职自己用度极其俭朴。衙门里每天取钱一百文，叫差役到市上购买，每天不过一斤肉和蔬菜。家在三四百里之外，两个儿子守着房舍读书，隔年才来探望，绝不与外界交往，住两三天便离开。离开时自己买一只小船，肉不过二三斤，米不过一斗，衙门前的人都知道这些。平日应缴的纸赎钱，多数听任告免。至于进京申报的水手银和柴马银，直到现在还被侵吞隐匿而未追究。人们说做官如果不严酷，就没有办法满足他们的贪欲；吏民幸而没有遭受鞭笞，苟且免罪也是他们的实情。有人说这是纵容吏役，并不是这样，只是宽待他们罢了。曹平阳、丙丞相不接见吏役，难道可以一概非难他们吗？若只凭一个方面拘泥评断，那就比朱勃责备马援还差得远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钱〕 职对于士大夫，接待他们总是周到而有礼意。因为一两件事彼此违忤，便深深怨恨我，一天也不能忘掉。然而李归安压制职未免太过，不能说没有故意。职平日与事物无所抵触，只是不幸偶然遇到这些事情罢了，他的怨毒却如此深，实在有不可理解之处。即使想要像污蔑李归安那样诬陷职，按照前面所陈述的情况，也都可以一一查核。再如里递，假如稍有谋利，为什么不向大户卖好？为什么反而竭力保护小户，不顾他们的怨恨，专门取悦、偏袒小户呢？署印官和县丞因贪赃败露，是由于他们发狂，自行宣扬暴露，穿着囚服跪在太守面前。近日有岁贡生从京城回来，说京师已经都知道这件事，如今正在被查访拘捕。即使说他们发狂，也是在职还在北河时的事。如今府中议论纷纷，都把罪过归到职身上。如果这样，那么察院难道不该查访人吗？又难道因为牵连到被查访的人，就要借机把他们攀扯为仇敌吗？如今两方面的怨恨者、里递中的大户，以及近来所治的恶吏，彼此勾结成为一体。被查访的官员不肯自己认罪，反而想向职泄愤；里递中的大户不肯服从；被申报的恶吏不肯归案，反而在外面肆意妄为；一群不得志的人喧嚷着要谋害、啃噬职，那么职这一身就没有剩余了。职之所以反复详细陈述，并不是苟且想求得别人知晓。只是认为如今世上已经没有立志效法古人的人了；像职这样有志于古道的人，也不过是孔氏不得已而思考狂者、狷者所能达到的境界罢了。一想实行古道，立即就遭受中伤，而那些犬吠般的议论还不停止，难道是任事者想借此再次告诫今人，不应实行古人的道吗？营平侯说：‘老臣不嫌自我夸耀，是为了向明主说明。’职也想让人知道，当今世上也有愿意做古代循吏的人，只是不能被容纳罢了。若认为职是害怕受害而急于自我辩明，职实在没有这种心思。如今是清明之世，即使是江湖间一个最低等的官吏，上面又有贤能的监司，也一定不会任凭豺狼放肆噬咬。天下人的常情是喜好善而憎恶恶；朝廷的法令是奖赏善人而惩罚恶人。假如恶人依法获罪，却无缘无故想牵连善人，世上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如今又以法令治理一个小吏，小吏反而到处陈诉，左右奔走的差役没有不被追捕拘拿的，县里的人因此丧失了勇气。而这个小吏正每天聚集少年，穿鲜衣、着絇履，出入府丞的衙门，公然同一群不得志的人天天编造诽谤之书，噬咬长官，国家的法纪全都荡然无存了。伏望执事明察。又因请求休职的文职官员任吏不成样子，已经上疏请求解除官职。然而这两年来，职早晚都不敢懈怠，只在于奉行宣达圣意，抚恤小民。那些豪强中感到不便的人，却散布流言、撰写诬文来中伤职；如今职已经置之不理，本不应再顾虑什么。近日那县里的人多来诉说当地的事情，枝叶一动而根本摇动，也不能不因此动念。但职不敢以此烦扰执事，只是因为关系国家大体和地方风俗，才不敢不说。

译署印官和县丞被察院查访拘捕。职先前进京朝见，在路上时那件事已经败露，只因察院查访的文单把事情全都牵连出来，他们便疑心县中有人告发，恨职入骨。浙江新实行里递制度，职拘集的小民全是贫困的下户；又认为用里递收粮，像散钱不能凑成一缗，让小民督促大户，就像让羊率领狼，实在难以实行。因此便取用大户花分田的假名者，充任里递服役。至于改变职所制定的办法、制造小民怨恨的，实是署官所为。此事败露也是由于这一点。大户李田等被拘役后，便投进署官衙内，同他结为一伙。又有小吏沈良能，不守法、扰乱法令，多次拒捕，依附广德的大恶人，职因此把他的罪状分别申报各上司。沈良能原是署官任用的心腹，后来亲自到府中，穿着整齐华丽的衣服，出入府门，又同署官结为一伙。于是勾结各个恶少，都是欺诈县中人，同时响应，全部奉承署官的意旨；即使遭受拷打审讯，也没有不承认的。玩弄文字、巧加诋毁、中伤陷害的计谋，就这样在其中施行了。其所以说关系国家大体和地方风俗，是因为官员自己被查访，却妄图进行攀扯陷害，那么君子与小人、邪与正、清与浊的根源就无法辨别了。豪民被差役拘役，狡黠的吏员被拘捕，彼此结党横行，用诬陷之辞抵赖阻拦，却都能得意逞强，那么官民上下的区别就无法端正；奸民相互告发、评论的风气也无法停止。又有朱学、方正之类，各以大奸罪行屡次犯法，县里已经把案情详细上报院、道，因而死于狱中。他们的家属甚至全都无以为生，因为人命案件受到牵连多年，还要一同检验，追查那些至死仍被指控的人。职认为像这类人，即使任凭他们陈词，只看案卷，也死有余辜。为什么还要下令株连，使文书往来、追捕拘拿的烦扰不断？县里一有询问便告发，那么县令权力的轻微，就再也无法振作了。萧望之是一代大儒，他替韩延寿考核东郡官钱，吏员不能抵挡，便都自行诬服。假如当时不是有人明辨事实，萧望之的灾祸就会发生在恭、显时代了。狂生冒昧陈述，伏乞怜悯宽宥。太仆寺揭帖 承蒙驳回春季的马匹，应当由该县抵换补足完毕。如今该县秋季解送的马匹已经按数备齐，派官员领解，此外说明如下：本年大水异常，民间遭受十分严重的灾害，购买马匹已经极其艰难。据邢台等县知县耿鸣世等人，都用心挑选检验，已有很多合用的。本府冯知府又亲自当堂察看检验，且已经补换过。如今据沙河县知县王进朝禀报：该县解送的马匹，尺寸多不合标准，但毛色、骨骼坚实挺拔，气力强健，比起体形庞大而虚浮的马，反而大概更胜一筹。仍恐这类马匹有的因降低标准不合，有的在群马中比较稍差，导致一两匹被驳回，必然要破坏几家的产业。恳请俯念地方情形，前述马匹如果确实不是下等马，足以分给武卫骑操之士使用，便请一并免予驳回。这样或可宽恤京畿内困苦疲病的百姓。特此具禀。据王哲审讯记录查得，姚古、鲍希专门同王哲互相帮衬，作坚决的证词。除已经结案的证词外，现存县中未结的文卷还有二十多宗，件件都有他们的名字。如今姚古改名为姚仁，鲍希改名为鲍义，说两人发誓同心，常常替王哲作诬陷的帮手，所以改名仁、义，表示明白彼此不会辜负。再查：王哲父子，刁滑凶恶早有声名，人人侧目。即使有嘉美的粟米，弩一张开，泽中的野雉也不会停留；即使有芳香的诱饵，鱼钩一出现，深渊中的鱼也会远远逃走。吏胥的贪婪本来就难以保全，但若从王哲手中取证，便有所不敢；受贿行贿的罪状本来应当查办，但若出自王哲之口，便难以凭信。如今在审问之间，已经取得王哲刁诈以及姚仁、鲍义结党捏造供词的实际证据。各项事实都已明白，拟定罪犯的罪名。陈大德审讯记录 审得陈大德确实把张氏搂住，想要奸淫。应当验看大德的舌尖，果然是被咬掉了，因此不能自行隐讳。按律法有强奸的条文，但官府很少遵照使用，是因为所判罪重，而事实又难以查实。既然不用本条，动辄按和奸处理，那么强暴者就能得逞，贞节妇女反受污蔑，律法设置这条也就成了无用之物。从前召公审理诉讼，衰乱的风俗渐渐减弱，贞节诚信的教化兴起，所以有《行露》这首诗。它说的是强暴的男子不能侵凌贞洁的女子。如今据陈大德平日多行无礼，等到事情败露，又抗拒违背法令的供词，希望拖延日久而不能查明。然而张氏独处深山之中，她的心志可以表明；大德这件经过多年仍难以取证的案件，他的舌头却还在。应当依法审问拟罪。贺潮审讯记录 审得邵忠先因贺潮离去，便卖掉了他的原有田地；如今见贺潮回来，又归还了旧物。流离冗散、田地荒闲，正是鸠鹊相互占居的时候；逃亡者恢复产业，实在是鸿雁重新安集之时。诉状虽有一半属于诬告，按律应从轻处置。原先遗留的田地，听任湖自行管理。取具供词。【原文为分隔线】《震川先生别集》卷之十　古今诗 游灵谷寺 清晨走出东郭门，初升的太阳照着我的脸。春风习习吹来，好鸟声声婉转。山岩转角处看见黄色屋顶，登山披荆寻访神山。走了半天还在山麓，十里都在长松之间。芳草路蜿蜒曲折，古老禅寺的关门寂寞。彩绘长廊的丹青剥落，朱红门上的铜环已经锈蚀。大殿高耸而空旷，没有梁柱；塔上还留着可以攀玩的宝珠。苍鼠在树上敏捷地嬉戏，野鹿悠闲地看人。山深林静正为爱静者所喜，天色已晚还不知道回去。读史二首 谢公四十多岁，悠然高卧在东山之间。妻子来问他，他掩口含笑而不说话。长安的公卿，富贵又能有多少年？顺应时势难道做不到吗？只是我的志向并不在此。所以任公子垂下百丈长的钓丝。刘毅家中连一甔石的粮食都没有，却一掷百万钱；淮阴侯为母亲置办坟墓，行走之间便经营起万家的田产。英豪并不在这些事情上显示，我不过姑且如此抒发意气。哪里能仿效拘谨的儒生，规规矩矩、琐琐碎碎地过活？东海有大鹏，扶摇而上背负青天。可怜蜩与鸠，却在榆树、枋树之间相互讥笑。在京城寓所怀想故国：故国在云天之上，乡关遥远，不知在何处？城头的日色昏黄，隔壁传来吴地口音。忽然有所思念，默默伫立了很久。人情大概以离别为好，共同相处时又有谁怜惜你呢？甫里送妹 甫里县西角，吴淞江水流着碎冰。我此去不能回来，进门又忧愁叹息。小女儿来给我送行，牵着衣襟问我要到哪里去。人生总会有适意的时候，可怜你姑且要在路上奔波。金山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