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川先生集卷之二　　序

译永嘉项思尧在京师与我相遇，拿出自己所作的若干卷诗文，让我为它作序。思尧怀有奇才而尚未施展，志向在于古文，他的文章值得传诵。大概如今世上所谓文章，实在难说了。没有开始学习古人的学问，却随便推举一两个狂妄庸俗的人作为宗师，争相附和，来诋毁排斥前人。韩文公说：“李白、杜甫的文章还在，光焰万丈长。不知道群童愚昧，何必无端诽谤伤害！蚍蜉想撼动大树，可笑而不自量。”文章到了宋、元诸位名家那里，力量足以追及数千年前的古人，与他们并驾齐驱；世人却偏偏像蚍蜉撼树一样去攻击它，实在可悲。难道不是一两个狂妄庸俗的人被奉为宗师，倡导这种风气吗！思尧的文章本来不需要我的话来说明，只是如今像思尧这样写文章的人少，了解思尧的人尤其少。我说，文章是天地的元气。得到这种元气的人，他的气象便与天地同流。即使有人权力足以使那个人荣耀或受辱、获得赞誉或遭毁谤，却不能参与我们文章的事业；而写文章的人也不能把使自己荣辱毁誉的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这两者相互背离而不能统一，已经很久了。所以别人对文章的认识超过作者自己所认识的，作者就不能真正自得；自己认识文章超过别人所认识的，才是自得，并且将追赶数千年前的古人。太古雅正的音乐，哪里会期待博取一笑于《折杨》《皇华》那样的俗曲呢！我与思尧谈论自得之道，就是这样。思尧如果认为这话正确，他在古文上的造诣一定会达到很远。《玉岩光生文集序》《玉岩先生文集》，是已故刑部右侍郎周公所著。周公名广，字充之，另自号玉岩。是昆山太仓人。太仓后来建立为州，所以如今称为州人。周公考中弘治乙丑科进士。历任莆田、吉水二县县令，因治理政绩被评为天下第一，征召试任浙江道监察御史。任职仅两个月，就上疏劝谏武宗皇帝，佞幸嫉恨他，想置他于死地；皇帝却没有治罪，因此没有被下诏狱，只被贬为怀远驿丞。但佞幸仍未消怒，派人在路上拦截刺杀周公，周公假装成头陀，拿着波嗢啰一路乞讨四百多里，才得以免祸。武定侯郭勋镇守岭南，迎合皇帝的意旨，假装用白金试探周公，周公拒绝接受。一天把周公拘捕起来，关闭府门，用棍棒击打，几乎将他打死。行省官员吓得屏住呼吸，不敢救援，御史上奏后才得以解脱。过了很久，调任建昌令，又贬为竹寨驿丞。恰逢武宗驾崩，今上即位，下诏举荐遗逸之士，周公又恢复为御史。不久升任江西按察司佥事，历任九江兵备副使、江西提学副使、福建按察使、巡抚江西、右佥都御史，升任南京刑部右侍郎。周公从废黜之地重新起用，不到十年就升到九卿，不可说不是受到知遇。然而最终不幸去世，不能充分施展他的才用。可是天下称说武宗时期能够以直言劝谏而显名的人，除了周公以外，不过几个人罢了。天子中兴，想建立万世功业，那么像周公这样神色严正地立于朝廷的人，难道可以一天没有吗！所以我曾经说，士人的忠言直论，足以匡正皇极、扶持世道，使它们彰显于朝廷，恩泽遍及百姓，世代诵读其言而流传下去，是理所应当的。至于诋毁攻讦、呼喊叫嚣，却不被采纳，只成为一时空话，似乎不值得烦劳史籍记载；然而学士仍然不断传述它，难道不是因为天下渴望得到生养和治理已经很久了吗？这些言论有足以转乱为治、使百姓获利安宁的力量，即使没有被实行，实际上也是上天启发这样的人，使一代的公道得以彰明。后人仍会握腕拍掌，庆幸当时如果能够采纳这些话，就不至于败坏天下。国家长期处于和洽、安宁、光明的局面，到了敬皇帝时期，百姓安居乐业，呈现出富足繁庶的成效。武宗承继这一事业，如果不改变旧制，那么百姓是多么幸运。可是身边佩金貂的人、佞幸和倡优的嬉笑，纵横扰乱政事；武宗又常常驾临豹房，轻装骑马嬉游出行，六宫怨愁，始终没有皇嗣出生的喜庆。胡僧借助邪术，用梵咒平息盗贼，樊并、苏令聚众作乱的祸患于是蔓延无穷；淮南、济北觊觎的阴谋，也乘隙发动。当时元老大臣，只是从容劝皇帝早朝罢了，也不敢直截了当地说出这些事。周公奋不顾身，直指切中时事，尤其恳切地以应当效法尧、舜、同时应当效法孝宗为言。假使周公的话得到采用，天下苍生难道不会受到福泽吗？这就是我读周公奏疏时，在本朝时运兴衰升降的关头，未尝不反复诵读并叹息的原因。周公喜好性理之学，与魏恭简公交情深厚。所以他的几个儿子都拜在恭简公门下，而周公任官时的政绩多有值得记载之处，详细内容见其门人陆光禄鳌所撰的行状。周公去世十多年后，太仓兵备副使南昌魏侯良贵，是周公在江右培养的门生。他登堂拜谒周公的画像，寻求周公的遗稿，捐出俸禄把它刻印出来。周公的儿子士淹、士洵把作序的事托付给我，于是我记述周公一生的大节并作这样的评论。《山斋先生文集序》当今天子即位十年间，我们昆山在朝廷任职的人遍列九卿和侍从，几乎可以和大省相比。刑部尚书周康僖公和他的儿子大理寺丞于岐同时在位。而永嘉张文忠公正掌握国政，周公父子都因为违背张公的意旨，先后被罢官。闲居以后，以诗文自娱。康僖公年八十多岁，大理寺丞也只活到六十岁便去世了。前一年，周公的次子太仆丞以《贞庵漫稿》托付我作序。到这时，大理寺丞的孙子廷望从太学回来，又请求我为他祖父的文章作序。我曾经侍奉康僖公，又承蒙大理寺丞知遇和爱护，不能推辞。我曾读过武宗毅皇帝的遗闻。当时宁王藩府有不轨行为，临安人胡永清任按察司副使，在奏报事情时暗中加以弹劾。宁王府与近幸交通，必定想置胡公于死地，便把他禁锢拘系了多年。给事中、御史接连上奏，大臣们也出面维护他。所以对辽东的贬谪，只是姑且用来安慰、答谢骄横的宁王。最终依靠朝廷清正的舆论，以及当时熏天的权势，始终没能把胡公置于死地。正当永嘉掌权时，御史冯恩上书，逐一指斥大臣。永嘉和吏部汪尚书尤其厌恶他直指时弊，想罗织罪名置他于死地。恰逢皇子出生，将要发布赦令。按照旧例，各部门分别列举事由，呈给公卿，由公卿评议哪些可以施行，再写入诏书中。大理寺丞所列条款，大多有替冯御史解围的意思。永嘉和吏部大怒，大理寺丞于是辞官，而冯御史也得以不死。唉！正直的大臣和端方之士，世间一天也不可没有；假如不幸陷于罪罚诛戮，旁观者又不出力为他们争辩，那么被囚禁牵连的孤臣，随时都可能死去。我每次谈到这件事，没有一次不流泪叹息。

译大理寺丞精通法律，有人或许怀疑他的文章过于深刻，但他的论议从来没有不引用治国的大体。易州押解来两个大盗，其中一人因狱中疾病而死，另一个患病。如果这两人都死了，那么他们诬陷牵连的人就无法洗清罪名，于是给他们服药。后来捕获了真正的盗贼，被诬陷牵连的人都获释了。【“夷”字原刻为墨钉，依嘉庆元年玉钥堂刊《震川大全集》校补。】蛮夷人郎撦松侵犯边境，官府捕获他的侄子郎尚加秃，依据“亲属相互容隐律”定罪，减免死刑而论处，以宽待怀远夷人。【“夷”字原刻为墨钉，依嘉庆元年玉钥堂刊《震川大全集》校补。】他推荐都督马永担任边将。尚书因为先前有诏令，永远不许马永起用，想上奏请示，大理寺丞说：“如果上奏而不能获准，这个人终究就不能起用了。”最终还是推荐了马永，朝廷舆论一致称赞佩服。惠安伯提督团营，不久有诏旨让丰城侯辅佐他。丰城侯认为自己爵位在惠安伯之上，上奏请求改换敕令，交给兵部议处。兵部说：“侯爵在伯爵之上，是通常的等级；如果是皇上所命，那么公爵以下都应当服从。”没有人敢抗拒。他在朝廷上值得称道、值得记载的事，大致就是这些。我曾经说，士大夫不能不知道文章，能够懂得文章，然后才能懂得学习古人。所以最高一等的人能够认识性命的实情，次一等的人也能通达治乱的迹象，从而了解当世的事情，并且可以施用于政务。只是如果徒然凭借科举中剽窃的学问来应付世务，常常会到了连手也无从下的地步。像大理寺丞这样的人，所谓有用，难道不是因为从古文中有所得到吗？所以我叙述他一生行事的大概，等待后世君子读他的文章并探求他的时代。全书共有若干卷。“山斋”是他的自号。《雍里先生文集序》雍里先生年轻时在南都任吏曹，历任两司官职，事务清简，只以诗文自娱。平时居家，言语仿佛难以出口，有人因此怀疑他不知时务。等到考察他任官所到之处，就会发现他必定以经世济民为心，大概不是庸碌之人。唉！天下的风俗，其弊病已经很久了。士大夫把圆滑依违、随声附和、不置可否当作识时达变。其中稍有自我激励、想要履行职务的人，世人共同讥笑他，那么把先生看作不知时务，也确实是理所当然的。我读他应诏陈述意见的奏疏，其中所论天下大事，当时天子正锐意图求中兴；宦官镇守是历代相承、不可革除的祸害，最终竟然听从他的意见予以罢除。从前人们所说汉文帝对贾生的情况，他所陈述的意见大略已经得到施行了。在正当壮年做官时，他升任地方长官，达到外台的最高品级，也不能说不是受到知遇。然而最终却投递弹劾自己的奏章而归乡。在家居住十多年，闭门读书，恭谨谦逊如同儒生。他考求六经以及孔子、孟子的旨意，潜心于宏大的事业，所著文章大多是前代儒者尚未穷究的内容。他甚至自己说，刚到弱冠之年就出仕，不能讲明实学，只是小心地取法魏、晋诗人的余绪，摹拟锻炼，以此作为工巧。年轻时的精力耗费在无用之处，深深自我追悔，这一点往往在文字中表现出来，数不胜数。有空闲时，他把自己所作的文章命名为《疣赘录》。我得到这些文章，便为它作评论和序。我认为，文章是道的形态表现。道显现为文章，其言语恰好与道相称，可以说：它的旨意深远，辞采文雅，曲折而切中，放达而含蓄。即使累积千万句话，也都不是那种脱离本体、从五脏之情旁生出许多骈枝的文字。因此文章不是圣人能够废弃的。虽然如此，孔子说：“天下有道，行动就有枝叶；天下无道，言语就有枝叶。”道胜过文章，那么文章不求少而自然少；道不能胜过文章，那么文章不求多而自然多。文章泛滥，不正是道的赘疣吗？由此可以知道先生每天进益的原因，只是我无法测度。他的文集共有若干卷，从考中进士到辞职家居时的作品都在其中。然而保存下来的还不到十分之一，他仍然自己认为是赘疣。《五岳山人前集序》我和玉叔分别已经三年了。读他的文章，更觉得奇异。我本来鄙陋粗野，不能得到古人万分之一的成就，但不喜欢写当世流行的文章。性情独独喜爱《史记》，勉强作文，也不像《史记》。玉叔喜爱《史记》，他的文章就像《史记》。确实，人的才力有不能勉强的地方。西施心口有病，皱着眉头走在乡里；乡里的丑人也捧着心口，皱着眉头走在乡里。乡里的富人看见她，紧闭大门不出；穷人看见她，拉着妻子儿女离开逃走。我本来就是乡里的丑人。如果有一个像西施那样的人却做西施皱眉的动作，难道反而不会更加美吗？所以说：“只知道皱眉好看，却不知道皱眉之所以好看。”懂得《史记》之所以成为《史记》，就能写出《史记》一样的文章。所以说：“鸟鸣相合，与天地相合；这种相合，深密而无间。”文章真是难以言说啊！我每次和玉叔击掌交谈，彼此相视而笑。如今看到他的文章光彩灿烂、洋洋洒洒、连绵不绝，分别三年，文章竟然丰富到这种程度，能够写得像《史记》一样。荆楚自古多出文人，左氏的传、荀卿的论、屈子的骚、庄周的篇，都是楚人所作。试读这些文章，没有不写得像《史记》的。玉叔生在楚地，他的才性难道和古人不同吗？此前，他把稿子留给我一个多月，似乎认为我是知音，于是命我为它作后序。过去韩退之才兼众体，所以为樊绍述作序，就写得像樊绍述；为柳子厚作序，就写得像柳子厚。我不能做到像玉叔，何况像《史记》呢？如果真能做到像玉叔，那也就是乡里那个模仿西施捧心的人了。《戴楚望集序》世宗皇帝从郢地入京继承帝位。戴楚望因随侍王家，授任锦衣卫千户。后来逐渐升至锦衣卫佥事。他曾主管诏狱。当时，朝廷大臣因进言议事触怒皇帝，前后被审讯拘押的有十多人。楚望亲自照看他们的饮食、汤药和衣被，常常加以保护，因此很少有人因狱中困苦而死，后来又往往遇到赦免得以出狱。比如永丰人聂文蔚，因兵书被拘押，楚望反而跟随他在狱中学习兵书，因此朝廷士大夫纷纷称赞他的贤德。嘉靖四十四年，我考中进士，住在京师。楚望多次来访，把自己所作的诗给我看。他的主张是想远远追随汉、魏诗歌，认为近代诗歌不足取。我更加惊异。后来我调任浙西，便同楚望分别了。隆庆二年春天，我到京师朝见。楚望的儿子戴枢，汇集他一生所作的文章一百卷，请我写序。看来楚望在求道方面是很勤勉的。

译起初，楚望先结识了增城人湛元明。当时他年纪很轻，却已经立志求道。后来拜泰和人欧阳崇一、聂文蔚为师。至于安成人邹谦之、吉水人罗达夫，楚望从未见过面，却通过书信互相答问。他所交往亲近的人，则有毘陵人唐以德、太平人周顺之、富平人杨子修，都是当时天下有道德、有声望的士人。我读他们往来的书信，大体都遵循王阳明的学说，至于反复辩论，一定期望自己有所领悟，并不是苟且追求名声。唉，道理难以说清已经很久了。像楚望先前所交往的师友，个个都能卓然自立于世，而楚望又同他们往来，反复讨论各种议论，那么楚望自身所能树立的成就也就可知了。我起初认识他，只认为他主管诏狱，保护善良之人，是武臣中仰慕义理的人。后来逐渐同他亲近，看到他谈论诗歌，想上追古代作者，又认为他是士大夫中喜爱文学的人。原来我竟不知道楚望在求道方面达到如此程度。从前魏舒任将军钟毓的长史，钟毓常常同僚属一起射箭，魏舒总是替他们筹划计算。有一天，钟毓命魏舒准备作陪射。钟毓起初不知道魏舒善于射箭，只见他仪容举止闲雅；等他发箭，却没有一次不中。钟毓感叹说：“我竟然不能完全发挥你的才干，就像现在才知道你射箭这样。”楚望起初不把这些话告诉我，难道是不想借此显露自己吗？还是我为什么这样晚才知道呢？或者是因为我的才能达不到这个程度呢？我同诸位先生生在同一时代，间或也听说过彼此的名声，只是平日不知道凭什么自信。曾诵读《易经》说：“神妙而能阐明它，在于其人；默默领会而有所成就，不用言语而使人信服，在于德行。”老子说：“话说得越多，越容易陷入困窘，不如守住中道。”所以我默默地居处山林，不敢列入当世儒者之中，亲自登门向他们求教求正。又感到奇怪，孟子和荀卿同时代，却终身不能相遇。到了如今，楚望所交游的人，一时之间也都凋零谢世了。这就是我遗憾之处，也是我羡慕楚望能够同诸位先生交往的原因。于是读他的文集，感慨长叹，把这些话归于此集之后。【富平杨子修，是忠介公杨爵的字。常熟刻本作“杨用修”，错误。】《戴楚望后诗集序》戴楚望身居禁卫之职，却喜爱读书，不像一般戴鹖冠的武人。他尤其喜欢研讨《易经》《尚书》以及《诗经》的风、雅、颂，都能探究其中的旨意。因此他作诗不拘泥于摹仿世俗，而是独自从胸中抒发。经生学士往往受到科举之学的浸染，大概很难达到这种境界。当今天子即位初年，郊丘、九庙、明堂等处重新举行重大礼仪，楚望每天在殿阶之下执戟持囊，把自己的所见写成歌诗。从前太史公滞留周南，因为天子建立汉家封禅之礼，而自己不能参与其事，感到遗憾。楚望可以说是有幸遇到这样的时代了。楚望曾主管诏狱，当时诸臣因进言触怒皇帝，以及其他因牵连误入狱中的人，他都竭力保护，使他们得以保全。我读他的《九哀》，可见他不肯迎合当时的意旨，以至同权臣失和，几乎陷入不可测的祸患。他的存心就是这样。唉，善人是国家的纲纪。楚望急切地为国家保全善类，后来应当会有兴起的人吧！我认为楚望的诗，国史应当采录。我读了再三，反复叹息。因此写下这篇序，把诗集归还给他。【跋附在后面。】先皇帝修录历代功劳，楚望因此得到锦衣卫的官职。同楚望地位相等的人，都享有极高的人臣宠遇。楚望却淡然处之，不把它放在心上，并且常常因坚持正道而同他们发生冲突。锦衣卫勋臣宿卫之中，都是金氏、张氏、许氏、史氏一类的权贵，而楚望闭门读书，进入他的屋室，只见空空荡荡。这一点尤其是别人不能相比的。序中略去了这些，所以题写在诗卷末尾。《沈次谷先生诗序》我年轻时不自量力，有出仕救世的志向。可是临近老年仍困居乡里，越发不喜欢同世人交往，别人也不再来访。唯独沈次谷先生屡次来见我，每次一定把他所作的诗拿来给我看，同我商量评议得失。先生今年七十八岁，耳聪目明，筋骨强健，有时独自走在道路上。人们到了山脚水边以及佛寺、道观，往往能看见他。大概先生同时代的人大多已经凋零，兴致所寄，只好独自前往，没有人同他一起。有一天，先生亲手编定一生所作的诗，总共若干卷，让我为诗集开头写序。诗歌之道，难道容易说清吗！孔子谈论音乐，一定要排斥郑、卫的声调。如今世人只知道追逐琢磨章句，以模拟剽窃、淫靡喧杂为工巧，却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耗尽一生去经营，最终只是成为孔子所排斥的东西罢了。如今先生随口吟咏，多是民间风俗歌谣和怜悯时局、忧虑世事的话，这些大概正是大雅君子不会废弃的内容。文中子说：“诸侯不进献诗歌，天子不采集民歌，乐官不传达雅乐，国史不阐明世道的变迁，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诗歌难道可以不续写吗？”三百篇以后，并不是从来没有诗歌。否则，古今人的情感没有不同，为什么唯独在诗歌上会有差异呢？诗歌这种东西，不过是从情感中流露出来罢了。次谷是懂得诗歌的人，谨敢把这些话同他相互质正。至于他隐居山岩、追求高尚的志向，以及世路艰难险恶的遭际，在他自己的序文中已经说得很详尽了，所以这里不再论述。《草庭诗序》【旧本全都刻有此文，钱宗伯删去了它，如今仍然保存。】庐陵康君奭，字才难。来到吴中游历，士大夫都乐意同他交往。他将要回去，大家作歌诗赠送给他，并以“草庭”为题。总共作诗若干首，请我为它写序。“草庭”是康君居家的书斋名称。康君家在西昌城郭之外，临近大江。他每天闭门在书斋中读书，采用周子“庭前的草不必除去”的话来命名自己的居室。周子在千年之后领会了孔子、孟子的心意；庭草不除，不过是同自己的心意相合罢了。庄子说：“鯈鱼在水中自在游动，这是鱼的快乐。”惠子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人与万物本来是一体，它们生生不息的意趣相同。所以说：“昆虫 没有蛰伏，就不应烧荒耕田；不捕捉幼兽，不取鸟卵，不杀害胎儿，不夭折幼小生命，不倾覆鸟巢”，都是这种心意。“草木茂盛”，也是这种心意。“天下雷声运行，万物各得其正而不妄动；先王因此顺应时令，努力使万物生长”，同样只是这种生生不息的意趣罢了。懂得这一点，就知道所谓“鹰飞鱼跃”，同“必有事于心而不要预期成效”的意义相同。程子再次拜见周茂叔，吟风赏月而归，其中有“我与曾点同意”的趣味。难道他在濠梁观鱼时，会因为庄子不是鱼，便不知道鱼的快乐吗？周子家在道州，二程子曾跟随他学习，就是今天江西的南安。后来陆九渊、吴澄相继出现，都在大江之西。而庐陵自欧阳公以来，文章和节义尤其称得上独盛。说他们都没有从这条道理中有所领会，是不可以的。

译近几年来，天下求学者的声音几乎断绝了，只有江西一两位君子仍能抱守残存的道统，在空旷的山谷中振发声响。在当世学术沦丧之时，尚且有巍然保存下来的东西。康君生长在这个地方，难道会说自己什么也没有听闻吗？何君本彻确实是康君的弟子，并且同我有太学旧交，尤其多次称赞康君的品行超然于世俗的利欲之外。因此我为他写下这篇序，说明“草庭”命名的意义；至于他所作的诗，大概不必再论了。《经序录序》【代作】我从前任职汴藩，因而结识宗室西亭公。他修习学问，喜爱古道，有河间大雅君子的风范。曾经得到唐代李鼎祚的《周易集解》【“解”：原刻作“传”，据书名径直改正】，刻成书版流传于世。他又编写《诸经序录》，凡是为经书作传注训诂的著作，都载录其序文。这样，即使世上的学者不能见到那些书而阅读它们的序，也已经能够知道各书的写作宗旨，希望借此扩大见闻，不满足于孤陋寡闻，实在是惠及后学的深厚心意。从前孔子整理、阐述先王的经典，用来教导门人，使它们世世代代流传不绝。遭逢秦朝焚书之后，汉代儒生保存将亡的经典、接续断绝的学术，不遗余力。从此六艺逐渐完备。太常所总领的经学博士共有四十人。古文《尚书》、《毛诗》、《谷梁传》、《左氏春秋》虽然没有设立学官，仍推举其中成绩优异者为讲郎，供职于宫廷近署。天子有时召集群儒共同讲论，亲自裁定疑义。因此搜罗散佚，广泛保存各家学说，其用意是深远的。流传到末流，旋即又散失了。郑玄、王弼的《易》学都出自费氏之学；贾逵、马融、郑玄形成古文《尚书》之学；孔安国的传本最后出现。《三礼》只保存了郑玄的注。《春秋》公羊、谷梁二传渐渐衰微。传授《诗经》的，也只剩下毛诗和郑玄笺注而已。唐贞观年间，才命令诸儒荟萃章句，编成义疏，确定为唯一的标准。于是前代儒者仅存的书籍，都不再流传。像李氏的《易解》，后人只能从这里看到古人传注的一两点。到啖助凭自己的见解解释《春秋》，史官极力斥责他穿凿附会。大概唐人崇尚进士科举，而经学几乎废弃了。因此杨绾、郑余庆、郑覃之流想挽救这种弊病，却没有做到。宋代儒者才开始凭自己的心得，在千年之后寻求圣人的心意。然而他们虽然有成书，仍有许多没有阐尽的地方，只能依靠后人沿着他们开出的端绪加以推演。到淳祐年间的诏令颁布时，这些书已经广泛流行于世；元朝便用它们取士，本朝也沿袭下来。学校和科举的规范，不免仍有唐代义疏的弊病，而没有汉人宏博的规模。学士大夫因循守旧，陷入孤陋，却自己不知道。我自从退居山林，得以遍读各种经书，私下根据自己的理解，常常发现有同今天传注不同的地方。至于义理与象数的分别，以及《河图》《洛书》、大衍数中“用九”“用六”的论说，还不能确定。古文、今文的区别，以及豫章后来出现的书，还不能辨析清楚。《诗经》三百篇的完整性，以及桑间、濮上的淫靡声调，还不能排除。褒贬与实录的混乱，以及氏族、名字、年月、地名的含义，还不能阐明。郊丘礼制混杂了五方天帝；昆仑不过是神州的一部分，而始祖之祭却没有包括在各庙之中。《洪范》以后，《金縢》和《召诰》《洛诰》的疏略脱漏，并不是朱子的遗命；开庆年间师门所传的学说，并不是郑氏的深奥义理；绍兴年间进讲的书，也不是三传专门的学问。那么王柏、金履祥、吴澄、黄泽、赵汸卓越的见解，难道可以因为不同就废弃吗？欧阳子说：“六经不是一个时代的书，它们将同天地一样长存，没有终极。”把没有终极的时间看作千年，千年也不过是其中的一瞬间。那么我留待后世评定的时间就是无穷的。唉，士人若想留待无穷的后世，就不应受拘束牵制于一时一世的说法。道路还很遥远，我不能同西亭公共同订正其中的疑义，只能把大意写成这篇序。《史论序》西汉以来，世道变化，事端繁多。典籍浩繁，学者穷尽一生也不能研究完。宋代号称文章鼎盛，当时能够读史的，只有刘道原。司马文正公曾说：“自从我修成《资治通鉴》，只有王胜把它通读了一遍；其他人还没有读完一卷，就已经想睡觉了。”如今科举之学日益趋向简便，当世人反而讥笑说，通晓经学、研习古文是八股时文的弊害，于是史学更加废弃而无人讲求。遗石先生从小就沉迷喜爱史籍，仿照古代论、赞的体例，写成数万字的著作。先生尤其珍重秘藏，不肯轻易给人看。往年他在黄冈任教，常常同客人泛舟赤壁之下，船中总带着几卷《史论》。恰逢督学使者将要到来，先生便乘船沿江行驶百里去迎接。船到青山矶时，风浪大作，船几乎翻覆；他只问随从：“《史论》还在吗？”这件事同司马公所说的孙之翰非常相似。孙之翰的著作，得到司马公以及欧阳公、苏公二位的推重，后来才在世上大为显著。先生从三代、五代的典籍一直写到宋朝灭亡，贯通千年，并不只是论述唐代一朝的事情。苏东坡所说的“暗中同人的心意相合”，世上一定会有人知道它。我还是童子时，因为是姻亲家的子弟，有机会侍奉在先生身边。先生一见我，就期望我成为天下之士。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落拓无成，恐怕终于默默无闻，有负先生的教诲。而先生的门人往往做到大官。先生在黄冈时，正逢一时藩司、臬司官员出巡西陵，他们都执弟子之礼，到学宫拜见先生，众学生无不惊叹。如今福建省右布政使秦君鳌尤其笃守师门情义，每次都想表彰这部书，却未能来得及。《卓行录序》从前古代圣人治理天下，既先用道德教化百姓，仍担心百姓不能合乎中正，于是制定礼制加以防范。上至赏罚、施政等一切治理百姓的事务，没有一件不归于礼。即使到了使用刑罚，也只是说要用刑法使百姓处于合宜的范围之中罢了。

译孔子以平民身份承接帝王的道统，却不能在天下推行，于是退下来同门人修养德行、讲习学问，开始以仁作为教诲。不过对于他的高等弟子以及当时的名卿大夫，他们在仁德方面，孔子似乎都没有轻易给予肯定。至于他告诉颜渊“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就是仁”，那么孔子的论说从来没有超出礼的范围。只是古代圣人用礼来教化天下，使君子、小人都能达到相应的境界。孔子对于他的求学者，只教他们做君子的事情，用来治理内心深处的念头，这本来就是礼的精髓罢了。然而孔子最终也没有对人抱有过高期望，所以说：“得不到奉行中道的人同我相处，那就一定要选择狂者和狷者吧。”奉行中道的人，其成就应当可以达到仁；而对于狂、狷之士，孔子大概也没有彻底拒绝他们。因此对于隐逸之民，没有不依次评论、排列的。到了他的孙子子思作《中庸》，论说十分精微，标准尤其严格，使世上的贤者稍微不合于中道，都成为圣人所抛弃的人。乡愿一类的人，反而能够偷偷取得近似中道的表面，以此迷惑扰乱世人。孟子知道这种弊病，所以推明孔子的意旨，对乡愿尤其严厉斥绝。由此说来，到了后世，如果不能得到中行之士，即使是过分激烈的行为，难道不正是君子所珍视的吗？像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胥余、纪他、申徒狄这些人，难道可以同世上那些廉耻心少的人一概而论吗？从司马迁、班固以下，到范晔，才有了“独行”的名目。只是取录那些奇异反常的事情，并没有分条列出。唐代史书在《卓行》之外，又另设《孝友传》。大体说来，史家的裁制不同，但用来扶助纲常、警戒世人、勉励风俗，目的终究是一样的。国家拥有天下已经二百年。金匮、石室所藏的文献没有流布民间，却也时时散见于文章、碑志以及稗官野史之中。休宁人程汝玉素有著述的志向，颇多摘录并汇集分类。总共编成若干卷，命名为《卓行录》。其中虽然不全是中行之士，但总的说来不违背孔子的意旨，所以替它写下这篇序。《汊口志序》越山向西南方地势高峻，向下倾斜直到大海。因此天目山在浙江诸山中最高，却只不过同新安的平地相等。从浙江眺望它，新安大概高出万山之上。所以新安是山地郡。州、县、乡、聚，都依山筑成坞堡。山中只有黄山最大，大鄣山次之。秦朝起初设置鄣郡，就是因这座山而得名。各处水流从浙江岭经渐溪流到率口，同率山的水汇合；向北又同练溪合流，成为新安江。经过严陵滩，流入钱塘江。汊川的水也在率口汇合。汊川是汇合琅璜之水，流经岐阳山下，两条水流交会的地方就叫“汊”。大概因为汊口四面山岭环抱、水流回绕，树林茂密，所以居民聚居成村。唐广明年间发生动乱，都使程沄聚集众人建立堡垒，营地修在汊口外面。子孙于是居住在那里。新安的程氏繁衍于各县，都以梁忠壮公为祖先，而都使程沄实际上是最早居住在汊口的人。其中显赫的，有宋代端明殿学士程珌。又有程若庸拜饶仲元为师，后来吴幼清、程巨夫都出自他的门下，学者称他为徽庵先生。其他有名望有德行的人，历代也都有。程元成君名汝玉，是都使程沄的后代，所以编写《汊口志》，记载当地的物产、地理风俗以及丘陵坟墓。汝玉保存乡土文献的用心，可以说很深厚了。君子不忘本乡，然后才能推及天下。唉，如今著名的都市大邑，尚且遗憾记载散失；汊口只是一个乡村，汝玉却能使它的山水因这部志书而增添分量，文献对于世间，难道可以轻视吗？《正俗编序》龚世美君是我敬畏的朋友，是卓然自立的人。先辈吴三泉先生善于品评人物，从不轻易许可，唯独喜爱敬重龚君。曾亲手抄录龚君的科举文章，给门人看，说：“你们哪里能达到这样？”龚君也仰慕吴先生品行高尚，曾请先生的朋友沈世叔出面，请求拜先生为师。吴先生惊异地说：“龚君，我想替他执鞭赶车尚且不可得，怎么能这样说呢？”见面后，便请龚君坐在上座，确定以宾友相待才退下。当时的名士，如李中丞廉甫，常常希望同龚君见一面，却一直不能如愿。龚君偶然拜访他，他竟赶快写信告诉同僚说：“龚君来拜访我了。”龚君受人看重到了这种程度。庚戌年，我从春官任上落第回乡，龚君用《海潮歌》来安慰我。我惊叹而称异，那篇文章辞气壮伟，直追李太白的《庐山谣》，我哪里能比得上呢？不久我从长兴改任顺德，龚君又作文章为我送行，其中叙事的笔力距离太史公也不远了。我说如今像冀君这样的秀才实在太少。来往的人都听到过我的话，并非虚妄。如今我在中秘任职，龚君寄信给我，用圣贤的事业勉励我；又很感叹自己怀才不遇，于是把所作的《六事衍诗》《四礼议》《居家四箴》给我看，请我作序。我读了它们，发现无不关系到风俗教化，而这本来正是任官之人的责任，龚君却独自对此勤勤恳恳。我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了解龚君没有谁比我更深。这些作品，别人能够了解的，我来说明；别人不了解的，我也能够替他说明。于是略述龚君早年的事迹，为它写序。《平和李氏家规序》漳州南靖的李氏，自从南靖分置平和以来，如今成为平和人。因为居住在西山，所以福建人称他们为西山李氏。他们世代都是名门望族。其先祖有西山居士，实在是从他开始兴家的。传到第五世，有封文林郎、任太常典簿、宁波教授的李名世，字硕远，他的宗族更加壮大。到了这时，居士按世次本应迁祧文林君，但他不忍心，于是依据义理创立始祖庙。李君跟随晋江蔡介夫先生学习，笃实行古道，又置办义田来赈济族人。还仿效浦江郑氏、吴兴严氏，制定李氏家规六十九条。可以说是有志向的人了。我因此谈论李君制定家规的事，大概根本出于他不忍迁祧始祖的心情。既然为始祖立了庙，就不得不设立宗子；设立宗子，就不得不制定法则来会合全族、纠正宗族。这是义理所产生的要求，不能停止。古代以宗法统率族人、取得民众的归属，大概天子治理天下，也一贯以此为根本，所以能够长久传世而不乱。宗法废弃，天下就失去了根本。儒者有人认为，秦、汉以来没有世袭卿大夫，大宗的制度不能恢复，只能建立小宗。我认为不是这样。没有小宗，是有枝叶而没有树干；有小宗而没有大宗，是有树干而没有根。古人说礼制失传后要到民间去寻求，宗子制度虽然不出自现行法令，但只要不是法令所禁止，士大夫之家听到李氏的做法，能够相继仿效实行，也许就能出现逐步复古的局面了。文林君的儿子李文余，是嘉靖四十四年进士。他居住在京师，间或把这部书给我看，因此我写下这篇序。

译《华亭蔡氏新谱序》古代诸侯世代拥有封国，大夫世代拥有采邑，所以氏族的传承不乱，子孙都能知道自己最初出自哪里。到了周朝末年，诸侯相互侵伐暴虐，国家灭亡、宗族离散，已经无法考查。汉代司马子长搜集遗文古书，只见到《五帝系牒》《尚书集世纪》【“集世纪”：按《史记·三代世表》：“于是以五帝系牒、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迄共和为世表。”司马贞《索隐》说：“考察《大戴礼》有《五帝德》和《帝系》篇，大概太史公取这两篇的谱牒以及《尚书》，汇集起来记载黄帝以来的世系表。”按此处文字似乎误把“集世纪”当作书名。】后来如官府谱牒、氏族篇章，才陆续间或出现；等到九品中正法实行，氏族才开始受到重视。直到五代的动乱，谱牒又一次散失。然而从魏代以来，旧日的世家大族，大多有数百年连续不断的世系，可以说是盛况了。士大夫尊崇根本、厚待先祖的道理，仍然同古代相距不远。如今世上的谱学尤其废弛。即使是当代大官，也有三四代子孙不识谱书、弄不清自己的出身，这种情况常常存在，都是因为谱牒亡失。谁知道旧世家大族实际上有同国家相互维系的作用，关系到风俗和世道的盛衰，实在不能不重视。何况孝子仁人追念木本水源的情怀呢？华亭人蔡用卿开始为自己的宗族编写新谱。他大概不愿向远处牵引，只从自身向上追溯到第六世；而最初两代，名字已经不能详细考知。但蔡君绝不肯附会，说：“只记载我所知道的罢了。”他的谨慎就是这样。我曾经说过，后世的族姓虽然多有混淆错乱，但从它们最初的根源考察，仍应当保存十之六七。蔡氏的祖先出自周文王。蔡叔度是周武王同母弟，因武庚之乱而迁徙。他的儿子胡能够改过自新、遵行德行而变得驯善，周公举荐他担任鲁国卿士，又把他封在蔡国，这就是《尚书·蔡仲之命》所记载的事。如今蔡州有上蔡城，后来蔡平侯迁到今新蔡；昭侯迁到州来，即今寿州。此后二十六年，蔡国被楚国灭亡。然而从蔡泽、蔡义以后，蔡氏常常有人成为将相名贤，史书从未断绝记载。用卿虽然只从第六世截断追溯，但推究他编谱的用意，怎么能不知道自己得姓的由来呢？用卿考中隆庆二年进士，任魏郡司理。我恰好在邢地，时常同他相见，他命我为族谱作序。因此我多采录《尚书》《史记》的文字，来说明蔡氏得姓的由来。至于新谱中宗族的发展壮大，则是从用卿开始的。《龙游翁氏宗谱序》【钱宗伯删去了它，如今仍然保存。】经传说：古代圣人治理天下，反本复始，不忘记自己的生命来源。向上治理祖先和父祖，向下治理子孙，旁及兄弟；合族共食，按照昭穆排列座次，以礼义区别彼此。尊敬尊长，亲近亲属，敬重年长者，男女各有区别。亲爱亲属，所以尊崇祖先；尊崇祖先，所以敬重宗子；敬重宗子，所以收摄族人；收摄族人，所以宗庙庄严。因此圣王治理天下，并不只是为了自己。由此推开，从王公直到平民，所以宗法明白，礼俗形成。权、度、量、衡，文字制度，服饰颜色，历法，徽号，器械和衣服，都由此产生。夏、商、周三代衰败时，废弃古制、丧失根本，人人各自谋生，涣散得没有任何统属纲纪。天下又经历大乱，经过战争之后才安定下来。在这时，人们像受惊的鸟、离散的鱼，哪里还知道乡里宗族之间的联系呢？然而魏、晋以后，仍有人勉强综合考核各姓氏，依据门第任用官员。即使是卑微姓氏的杂谱，也都收藏在官府，而谱牒特别兴盛。到了李唐，仍然相互尊崇重视。五代衰败动乱，谱牒荡然无存。即便如此，古代圣王正因为亲爱亲属而建立宗法；宗法建立，谱系自然明白，并不只是依靠谱书。谱牒兴盛，是魏、晋的过失；到了连谱牒也不存在，学士大夫不知自己的来源，仁人孝子的心情茫然无所寄托，难道不是更加值得叹息吗？翁氏居住在太末，相传从隋代开始迁来。子孙繁衍，县中的杜山坞、岑堂庵、南村，到处都有他们的居处。住在杜山的叫翁文钦。他能够追考十八世以上的祖先，称为学士君。学士君以下六世，有官职、妃姓、墓地的记载，却没有写出名讳；到第七世以下才开始有名讳；到第十五世才开始记载兄弟；再下一世，昭穆次序就详细了。文钦已经把这些编成图表，拿出来给我看。我看后感叹，世上的君子竟没有人能这样做，于是写序归还给他。《浙江乡试录后序》【代作】元年秋天，正逢天下举行乡试的时期，浙江主管考试的官府遵照法令规式办理，由御史某负责监临。考试结束那天，便把士人的姓名和文章编成录，考试官某实际为它写了序。某应当为它写后序。仰想圣明天子承继大统、建立纲极，体察天道、居于正位，各项政务焕然一新。天下士人纷纷向往教化，准备整顿衣冠，希望入朝任职，赶上清明盛世的时运，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天地之气深厚旺盛、郁积充盈，熏陶成太平和顺的气象，大概不是仓促之间所能造成的。我曾读《诗经》，看到成王、康王时期，那是周家最盛的时代。成王刚登上王位，《诗》说：“访问我将要坠落的忧患，遵循这位光明的先考；唉，前途悠远，我还没有达到尽头；将要使我接近它，继承之事仍然分判离散。”当时成王正处在“孤独忧病”的时候，对贤才的寻求和期待尤其迫切。那时文王、武王“纯厚地辅佐、秉持德行”“还在引导而享有福禄”的元老仍在；而当时的俊杰，也已经济济一堂，全都来到朝廷。所以诗中说：“想那众多贤士，生在这个王国；王国能够生养贤士，这就是周家的祥瑞。”人才的产生，用来扶助世运，实在是上天的安排。上天将要使成周太平有道的事业延续下去，为了应和上天而奋勇奔走的士人，已经预先诞生在丰、镐二地留下燕福的时代，等待成王，仿佛早有约定。因此诗中说：“凤凰飞翔，羽翼发出和鸣，也飞集到这里 停留。和煦众多的王国吉士，只要君王任用君子，就能使天子喜悦。”这就是上天扶助兴盛时运、人才应时而出的原因，难道是偶然的吗？

译国家拥有天下已经二百年，用学校培养士人，用选举提拔士人，用高爵尊崇士人，用厚禄优待士人：这样对待士人，可以说周到到了极点。而这种人才之气深厚旺盛、郁积到今天才达到顶点，恰好遇上天子建元之日，如今又敦促召集遗老，褒奖直言，思求众多贤士。朝廷开辟宽广的道路，招来天下俊杰；于是海内士人感应风云、聚集而来，却没有人知道这究竟为什么。大概人才没有哪个时代不产生，也没有哪个时代不使用；能够乘上时势、遇到机缘，然后才显得奇异罢了。浙江，是古代的会稽郡、鄣郡，不过占天下十五分之一罢了，但士人却这样兴盛。天下十五分之一的地方在同一天举行乡试，士人都这样兴盛。把这十五处乡试所选的人一同贡送到天子的朝廷，正是所谓“万邦的贤才，共同成为帝王的臣属，只有帝王能够任用他们”。啊，多么美盛！谨依据《春秋》端正始初的意义，作成歌颂圣明天子得到贤才的文章。《太仆寺志序》【代作】嘉靖十七年戊戌，臣某任礼科给事中。恭逢册立天子、尊崇祖先的大庆，不顾死罪上奏先帝，请求赦免召还大礼、大狱中被流放废黜的诸臣，以及贬斥远逐奸邪佞臣等事项。当时先帝正以孝道治理天下，厌恶此前议礼的人，又说祭祀祖宗郊庙要用道士。因为臣的意见不被采纳，便被贬谪流放到边地。到先帝晚年，下诏命吏部召臣回京。正逢皇帝驾崩，圣明天子即位。臣被起用为南京通政司参议，升任顺天府丞，不久又升大理寺少卿，继而升任太仆寺卿。臣拜受恩命、开始办公以后，想整顿官府常规，确定卿、丞的职务分工，逐条陈述百姓的利弊；又因寺中没有旧日掌故，便上疏陈奏数十件事，皇上总是答复准许。这一年，从河北越过大江以南，百姓遭受水灾，臣稍微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减免刑罚。所见马匹遗失、财物充足，百姓没有失去职业。臣在寺中没有公务，得以同两三位僚佐发掘旧日收藏的篇籍，其中保存下来的很少。我们竭力搜集访求，只完成了草稿。书中沿袭官府文书的写法，典雅与鄙俗杂陈，并不能成为一家之言，只是保存旧事罢了。臣曾读《尚书》，看到周武王停止武力、修治文教，在华山南面放牧马匹，遍野都是。把兵器倒着装载，用虎皮包裹起来，向天下表示不再用兵。老子说：“天下有道，就把战马赶回去耕田施肥。”臣私下想到陛下继承万年无疆的帝统，时运正逢中兴。近两三年来，岭海、陆梁一带的叛乱和妖异气氛广泛平息。“轻轻讨伐猃狁，直到太原。”陛下的盛德大福，不是臣下所能企及的。臣又读《尚书》。周穆王命伯冏担任大正官，说：“要端正群仆、侍御之臣，努力增进你君王的德行，彼此修正不足。谨慎选择你的僚属，不要任用花言巧语、装出好脸色、奸邪偏僻、侧身献媚的人，其中应当只有吉善之士。”又说：“仆臣正直，他的君主就能正直；仆臣谄媚，他的君主就会自以为圣明。”臣把这些话反复诵读，想到自己早起晚睡，对主管官务战战兢兢，却没有办法对圣德起到万分之一的辅助作用，有负陛下的宠爱和俸禄，臣不胜恐惧。《西王母图序》新安人鲍良珊客居吴地，将要回去为母亲祝寿，绘制了一幅《西王母图》，并来拜见我，询问瑶池的故事。我考察《山海经》《汲冢竹书》《穆天子传》所记载的西王母之事，确实奇异。秦始皇东游海上，礼敬祭祀名山大川和八神，寻求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传说那里的禽兽全是白色，黄金白银用来建造宫阙。然而他终身也没有到达，只是远望它们像云一样罢了。汉武帝听各位方士说神仙仿佛可以求得，便欣然以为或许能够遇见。周穆王亲自到了极西之地，抵达昆仑山丘，去观赏舂山的美玉，得到了秦始皇、汉武帝都不能得到的东西，难怪他会快乐得忘记回来。造父为什么要盗取盗骊、骅骝、騄耳等骏马组成的车驾，奔驰回来，只为求取小小的徐偃王？穆王难道不就是所谓年老昏聩吗？列子说：周穆王在瑶池设宴，“于是观看太阳落下的地方，太阳一天行进万里。穆王于是叹息说：‘唉，我这个人德行不足，却沉溺于享乐，后世难道会追究、数说我的过错吗？’”穆王大概已经有悔恨之心了。然而列子又说：“穆王几乎是神人了。他能够穷尽当世的快乐，仍然活到百岁才去世，后世把这说成升天远游。”〔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传文说：“天子向西征行，住宿在黄鼠山，到了西王母的国土。” 天子手持圭璧，喜爱进献锦带，西王母拜了两拜接受礼物，在瑶池之上设宴款待他。随后驱车登上弇山，于是把自己的行迹刻记在石上，并在那里种了一棵槐树，题字为“西王母之山”。《山海经》说：“玉山，就是西王母山，在流沙以西。”而博望侯出使大夏，追寻黄河源头，却没有看见所谓昆仑山。这大概就像武陵桃源，明明近在人世，却有人迷失而不能找到。记载汉武帝的《内传》说：武帝在承华殿中斋戒，有一只青鸟从东方飞来，停集在殿前。皇上问东方朔，东方朔说：“这是西王母要来了。”不一会儿，西王母乘紫云车，驾着五色龙来到殿上。她亲自设置精美膳食，用盘子盛桃，皇帝吃了觉得甘美。汉武帝在甘泉、栢梁、蜚帘、桂馆之间见到西王母，比起周穆王的车辙马迹周游天下，岂不是更加超逸吗？难道正是公孙卿所说的“事情虽然迂远荒诞，经过多年积累，才可以招致”吗？然而史书说“等候探察神人，入海寻求蓬莱，始终没有得到验证”，那又是为什么呢？史书又说“神人时而离去、时而到来，风声肃然”，难道神灵怪异之事，在有无之间本来就难以说清吗？庄子说过，道存在于太极之前，却不能说它高；处在六极之下，却不能说它深；先于天地而生，却不能说它长久；长存于上古，却不能说它衰老。西王母得到这种道，坐在少广山上，没有人知道她的开始，也没有人知道她的终结。你回去寻找它吧，西王母难道不就在你黄山一带吗？如今皇帝治理明堂，修习黄帝的道，西王母正在中原各地显现，人人都能看见她。周穆王、秦始皇、汉武帝的事情，已经不值得一提了。【此文依据常熟刻本。昆山刻本另是一篇，是王元美兄弟所作，中间有相同之处，但首尾不同。其中有一句“我曾为《西王母》作序，所说如此”，就是说的这篇文章。又说：“当时人不能理解它的旨意。”大概嘉靖年间陶、邵等方士一同进用，皇帝颇受神仙之说迷惑，所以太仆府君借此题目立论。读者忽略了这一点，所以说他们没有理解文章旨意。末尾引用《法华经》说：“妙光法师难道是别人吗？就是我的自身。”又说：“我见燃灯佛时，本来出现的光明祥瑞就是这样，难道一定要到昆仑山、到生天之处去寻找佛和西王母吗？”考察儒者文章，忌讳使用佛经，所以采用常熟本。曾孙庄题记。】《陟台图咏序》

译南阳宋侯由进士出身，出任昆山县令。他自幼承受考衡州君及母夫人的教诲，却未能见到他们显达荣耀，因而抱有终身难以弥补的遗憾。他有感于《陟岵》诗，便把自己的居所题名为“陟台”。任职三年，政绩完成，奉召入朝。门人陈九德为“陟台”作了一卷图咏。江南各地凡是宋侯足迹所到之处，都寄托了他登临山岭时的情意。《陟岵》诗，是孝子出行服役而思念父母的诗。当他上下山冈，徘徊远望、翘首眺视时，那种迫切的感情可以想见。然而《采薇》诗说：“如今我回来，雨雪纷纷。”这是说一年后归来。《东山》诗说：“自从我离开，就没有再见到他们，直到如今已三年。”这是说三年后归来。孝子服役，总有归来的时候；他登山眺望，也总有停止的时候。如今宋侯归来有一定的时候，而他的父母归来却没有时候。既然没有归来的时候，也就没有不登临思念的时候。难道只是在江南如此吗？陈九德大概只是把自己所见到的情形说出来罢了。从前三代，凡是把地方政事托付给人，必定选取孝顺友爱、具有美好品德的人；因为这种人慈祥和易，不肯残酷地对待百姓，而致力于使百姓生存保全。因此，他们的政令虽不严厉，却能使人受到感化；其成效甚至可以兴起礼乐，这是因为他们施政有根本。宋侯治理事务繁重的县，能够以简约安静来施政，事事都求便利于百姓。吴中官吏百姓对他的称赞，几乎说个没完。人们只说宋侯的才干和能力超过常人，却不知道他的根本不过就在这里。卷中有许多郡中的名士，绘画的精巧、比兴的优美，极尽一时的盛况。从前有人废止《蓼莪》一篇，陈九德却写下“陟台”的事迹；他们尊师重道、把孝亲之思推广到无穷后世，这两件事是相同的。因此我为它作序，也借此让昆山的官吏百姓知道宋侯施政的根本就是这样。吴地、粤地在三代时不属于五服之内。春秋时期对吴仍把它看作夷狄。后来秦国攻取楚国，吴地才开始归入内地。等到秦国大略攻取陆梁之地，都把它们设置为郡县。然而一旦发生事情，杜横浦、阳山、湟溪等关隘一闭，就同中原隔绝。直到汉军攻下汇、离、牂牁等水域，五岭以南才终于成为天子的疆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到今天已经一千多年了。会稽、南海的文化礼俗，常常胜过河、雒、齐、鲁。古人称冀州为中州，大概是因为天地之气集中于那里，所以称为中州。由此可知，如今吴、粤的兴盛，不能拘泥于古代而论。我多次见到番禺士人，他们往往秀美聪颖，古人所谓的中州也不能超过他们。有一天，我们在京师相会。我曾私下感叹，四方万里之外的人，竟能在朝廷中弹冠结绶；国家的威势和声灵，已经超过三代了。南海郑祖钦昊与我同榜中进士，又一同参加吏部考试。他容貌谦和，是有德的君子。自始兴张文献公、余襄公以来，都是岭海所产生的人才。直到当今朝廷，丘文庄公又相继卓然成为名臣。我在同榜进士中曾私下观察郑祖钦，希望他或许能重新继承前代贤哲的事业而兴起；我对祖钦正有这样的期望。有一天，祖钦谈到他的父亲养新翁：老人居家快乐，有读书赏史的乐趣，有观赏山海的景致，还有荔枝洲、花坞、昌华、芳春园林的胜景。于是我慨然产生了相隔万里而思念衡阳的感情。祖钦又自己盘算，明年应当能够任州县官，若取道回乡，便可以经过家门为父母祝寿。我又感叹，在周朝盛世，也曾有士人为王事奔走，不能见到父母，正如《陟岵》诗所说。如今番禺距离京师万里，祖钦一旦思念父母，计算日程便可以返回，那么生在当今时代的士人又是多么幸运啊！适逢有人为祖钦绘制《彩衣春燕图》，于是我为它作序。《纶宠延光图序》滟湖金先生由进士出身，出任华容县令。不久从郑地入朝，任太仆丞。逐渐升任缮部员外郎。先生为人恭谨儒雅，所到任的地方，不求博取声名，而人们自然认为无人能及。嘉靖四十四年，我在京师考中进士，才开始在太仆寺认识先生。第二年，即隆庆二年，我从吴兴入京朝见皇帝后返回，在清源的官署见到先生。在这以前，先生的父亲因天子刚刚即位，对近臣施恩，得以赠官太仆，官阶同于先生；先生的母亲也被封为安人。先生高兴得不能自持，于是详细谈说家世，请我为此作序，以作为子孙的荣耀。我低头沉默，不敢答应。因为我自以为天子施恩于臣下，唯独近侍得到恩泽，州县官员反而不能同样受恩；为人子女而想到父母，实在有令人悲伤之处。恰逢这一年立太子诏令颁下，先生的父亲又再次被赠为缮部，官阶也同于先生；先生的母亲被封为宜人。这样一来，虽然我的仕途不得志，却也蒙受了广泛的恩典。于是想到先生托付我的原因，便想为他作序。正好遇到邢州之行，于是我又在清源见到先生。他拿出自己所作的《纶宠延光图》，士大夫们已经作歌吟咏，并且编成大册了。先生任太仆时属于京朝官，按惯例可以获得赠官和封号的更易。然而担任京朝官的人，往往不等任期届满就升迁离任，有的便不能获得封赠。先生最初接受敕命，是因为登极诏；不到两年又接受诰命，是因为建储诏。所以他的父亲和母亲在两年之中再次接受赠官和封号。这样，先生的喜悦比从前加倍，我于是才敢为此作序；大概是因为一个站在角落里的人，也参与了满堂人的欢笑，所以很乐意替先生把这件事说出来。先生是庐江人。咎繇的后代曾在这里受封立国，而且这里还有咎繇的墓。我想这里一定是他最初出生的地方，所以后来他的后代才在此受封。自唐、虞以来，上下数千年，难道没有奇异杰出的人出生在这里，只是没有留下名声吗？英王辅佐汉朝、摧毁楚国，却没有善终；从那以后，人才就寥寥无几了。如今先生崛起，我才知道庐江确实有人才，而先生父亲潜藏的德行，也因先生而闻名于世。将来他的名字流传在史册上，又不只是因为今天这幅图而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人〕 我和东莱王梅芳相识二十年。乙丑年，我们一同考中进士，在内廷见面，握手谈论平生之事，非常欢畅。虽身处京师的尘嚣之中，我们仍时时往来，坐着谈话不知不觉就过了很长时间。梅芳谈论人的命运、困厄与显达以及早晚得失，都认为有一定的命数；只是一个人赖以立身的东西，不能稍有损失。他的话别人也能说，但他说出来独有深意。别人这样说，不能像梅芳一样。因此我更加相信他是君子。

译梅芳偶尔拿出他所作的几篇时文给我看。梅芳最初在山东考中乡试解元，取得第一名；到礼部会试时，考的就是这篇文章，却多次被考官压下，直到这时才考中进士。梅芳的文章始终只有一个样子，而他的命运有困厄显达、早晚迟速，所谓命数，确实如此。一个人的遭遇，不是事先可以知道的，只是当它达到这种结果时，好像原本就有定数，所以称为命数罢了。说是命数，就意味着可以推求；其实既然不可知，也不过是偶然发生而已。即使梅芳所说的命数，也还没有把它完全说明。梅芳在吏部接受试用，而我任鄣东令，正奉命经过乡郡。江陵周相圣时也在长洲，同榜中进士，和梅芳交好，准备刊刻梅芳的文章流传。我本来就深知梅芳，因此替他作了这篇序。《尚书》说：“淮海一带属于扬州。彭蠡已经蓄水，阳鸟在那里栖息。三江已经流入，震泽于是安定。”《周礼》说：“东南方叫作扬州。那里的山镇是会稽，泽薮是具区，河流是三江，水泽是五湖。”世人说震泽、具区就是今天的太湖。五湖在太湖之中，而吴淞江是三江之一。说法虽然如此，却不能不加以考察。汉代司马迁作《河渠书》，班固记载沟洫，对于东南水利只略略提到。自唐代以后，漕运供给天下费用的来源，本应有经营、疏通、开凿以及利弊得失的论述，前代史书却遗漏了。宋、元以来，才开始有人谈论水利事务。然而大多只是任命官员、派遣差吏，草率地把事情办成。奏请恢复水利的文章，又滥引道路传闻，并不是清楚明确的见解。如今选取其中专门研究水利的两三家，写在这篇文章中。《尚书别解序》嘉靖辛卯年，我从南京会试落第回来，闭门谢客，旧日朋友很少来访。家中没有空闲房间，白天住在内室，每天抱着小女儿玩耍；孩子想睡觉，有时就吃奶，我便读《尚书》。孩子也喜欢玩弄书本，看见书，常常用手指沿着行文划过去，嘴里发出声音，好像十分懂得似的。因此我读书常常不停，有时有所领会，便用来写入札记。意念一到，马上就下笔，不能停留，正是古人所说兔子跃起、鹘鸟俯冲那样迅疾的时候。没有空闲撰写文章，便把这些内容留在箱笥里，以备日后温习旧学。分章析句，古代各家已有成说，我不敢拿来相比，题名为《别解》。我曾说，读书好比画工描绘人的耳、目、口、鼻，以及大小、肥瘦，没有一样不像；可是人们看了，却不认为相像。这一定是只得到外形而没有得到神韵。我读书，不敢说已经得到它的神韵，只是有意从神韵方面去求取罢了。我在都水司任职时，散堂以后就回到寓所。稍微想闭门读书，却因人情往来而没有空闲，常常担心最终被这些事务淹没。恰好得到长兴县令的任命，便欣然生出游览山水的兴致。临行时，我检查自己所作的文稿，发现它们大多是在尘俗纷杂中仓促应酬而成，有许多可以羞愧的地方；但又有些不忍心舍弃。在此以前，宫傅司空公曾命曾郎中取走一卷，如今编成四卷；被别人取走而没有保存下来的还很多。题名为《都水稿》，用来记载我一时所从事的事情。《会文序》这百篇经义，是我和各位朋友在辛卯年应试时共同作的文章。如今看来，文章有纯正的，也有驳杂的，并不一致。然而科场取舍，本来也不在这些方面。四年以后，偶然在文叔的馆舍看到它们，其中有足以引发我感慨叹息的地方。当时评论文章，大多把是否得到际遇看得如同称量铢两一般。每得到一篇，先问作者的姓名，才慢慢读下去，细声说：“考官果真没有冤枉他吗？他被录取确实应该吗？落选的人难道真有理由被取舍吗？”即使善于辩论的人也无法责问这种做法。像这部《会文》编录的，都是朋友们的文章，其中有考中进士的，有做显官的，有做诸生的，也有像我这样很不成器的，却不把姓名加以区别。读者由此可以平心静气地看待它们。乙未年，我在陈氏的园圃中读书。园中花木交错繁茂，打开门就能看见山。距离集市只有一百步，却超然有身处物外的趣味。跟随我游学的有十多人，陈氏的儿子和女婿也在其中，都是年轻英俊、令人敬畏的人才。每次大家环坐听讲，春风吹动帷帐，两只鹤在庭院中交相起舞，童子和冠者济济一堂，鲁城、沂水之间的快乐，在几席之旁就得到了。诸生们有时利用诵读的空闲，拿笔来请求考试，希望采用主考官比较才艺的办法。我说，考核比较并不是古代的制度，古人说它会引起争端。即使如此，我看各位容貌恭谨，尽力谦让，他们一定不会因为胜过别人而面露喜色，也不会因别人胜过自己而怨恨；于是制定了每十天考试一次的办法。考试结束后，记录其中言辞典雅驯正的文章。大概是把劝勉的意思寓于其中，并且借此考察他们前后进退消长的不同，推广诸君彼此学习、彼此友爱的风气罢了。间或有才气雄奇、超出常格而不受拘束的文章，我也不会在所录之中舍弃。《夏怀竹字说序》【增入】人生下来没有名字，君子认为这是狄道。已经有名有字，却又另取号，是世俗浮靡的表现。取号到近世才兴盛起来，山、溪、水、石等名号遍布民间；但如果没有夸耀自矜之心，而有警戒自勉的意味，也不是君子所鄙弃的。夏焕章甫的号是“怀竹”，我认为这个号很有意义。他父亲太常的墨迹天下精妙，尤其擅长画竹；章甫确实以此为怀，并借它来表现自己，可以说是懂得根本。我已经写这篇文字来勉励他；如果隐去他的美德，就不能充分发挥劝勉扶助的作用，所以又把我之所以了解章甫的事情写在篇首。说道：我乡中官宦人家的子弟都知道自尊自重，喜欢修饰仪容；在人群中，不用询问也能看出来。章甫为人诙谐，和优伶混在一起，衣裳穿得歪斜，脚步走得不正，忽然离开，忽然回来，见到他的人都轻视他。章甫对于我的祖母是堂孙，对于我的妻子是姑母和舅父的儿子，内外都是亲兄弟。妻子回娘家时，病重得几乎要死，向东返回，进入帷轿之中，情况仓促而不可预测。我妻子亲自扶轿，慢慢前行，脸上毫无血色。我在前面引路，回头看见这一幕，不禁为她流泪。章甫又舍弃自己的家庭，留下来替我照看汤药，整夜不睡，持续了二十天。妻子去世后，他伏身奔走办理丧事，超过一个月。我孤苦贫困、困顿不堪，被世人遗弃；在死亡丧亡的威势下，孤单无所依靠，青灯孤影，只有章甫在旁边缓缓安慰我。章甫如此深厚笃实地履行道义，人的确不容易了解他。从前太史公因为自己不得志，对于古代豪杰、侠士周济他人的急难、解除他人困难的事，未尝不发愤慨叹、心生仰慕而极力称道。何况我亲自从章甫身上见到了这种品德，又怎么能不说几句话呢？--------------------------------------------------------------------------------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　论、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