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川先生集卷之九　　赠送序

译嘉靖辛卯年，先生才考取乡试第一名，于是将要赴礼部参加会试，穿上官服已经指日可待了。大家都为先生得到机会而高兴，又为他得之太晚而惋惜。然而君子的议论，并不在于机会来得早或晚，而在于是否遇到真正的机会。不应只因得到机会而高兴，而应因得到适合自己的机会而快乐。我想，国家通过科举网罗天下士人，名臣将相接连兴起，豪杰之士没有不在其中显露才华的。可是近些年来，士人的风气逐渐衰落。那些卓然不被流俗改变的人，绝不能说世上没有；只是我所见奔走于富贵之途的人，行为急促如飞驰，没有人能为朝廷出一分一毫的力量。他们穿戴华美，车马显赫，便自以为志得意满；对内侵夺乡里的财物，对外残害百姓。一旦做了官，便日夜勤勉，只怕钱袋不够丰厚、升迁调转不够迅速、结交逢迎不够周到。书信往来多过官府文书，馈送礼物急迫过缴纳官赋，拜访请托勤勉过办理职守。他们的同党又互相抬举，说：“他可是进士啊。”所以即使他们显露地放纵恣睢之心，监察官员和车马仪仗来往相望，也没有人能够追问。不久之后，升迁提拔又接踵而来。他们起初不过是瘦弱的书生，才刚脱去布衣，百般资财就可以立即置办齐全，这些东西究竟从哪里得来呢？难道他们唯独不想想，朝廷为什么取用他们、怎样任用他们，又为什么赐给他们爵位俸禄和恩宠吗？难道他们平日里没有恳切悲悯之心吗？还是富贵的地位使人容易迷乱，因而失去了自己的操守呢？世上所倚重的，完全依靠的就是这类人；可是放眼望去全是这样，君子大概因此对世道产生无穷的忧虑了。当初，先生和我谈论天下事情时，我没有一次不肃然起敬，又默默地产生感慨。我认为，在位的人如果都把这些作为自己的心思，那么天下就可以没有忧患。然而先生以前没有得到机会。如今先生终于得到机会，在千百人中得到这样一个人才，不能说没有收获；在洪流溃决的日子阻挡奔涌的风气，也不能说没有力量。若能按照他从前所说的去做，就像饥渴的人得到饮食一样。趋附世俗的士人结党相从，持守正道的士人直言不讳。直言不讳未必是幸运的事，但天下的事情，别人不做而他来做；倡导的人有一个，跟随的人有十个，那么本来就应当有志同道合、声气相通的人。这样共同把持天下的形势，君子又会认为这是世道无穷的幸运。所以我说，不能说先生得到机会太晚；像先生这样的人，才可以说真正遇到了机会。至于那些庸庸碌碌的人，即使还在襁褓中便获得朱紫之服，日日只在朝廷上唯唯诺诺，我也不认为那是得到真正的机会。因此写下这篇文章为先生送别。【按语：辛卯为嘉靖十年，府君当时二十六岁，文章和议论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送夹江张先生序 从前天下刚刚安定时，士人只要有一技一艺，都想着奋发起来建功立业，使自己在世上显露出来。上级用来甄别、升降、激励、劝勉他们的办法，无不十分周到。天下的小官，姓名也曾经传达到天子的朝廷。早晨做了善事，晚上便上报朝廷，表彰提拔的命令随即下达；晚上做了恶事，早晨便上报朝廷，惩罚削职的命令随即下达。所以怀有不肖之心的人，因畏惧而不敢放纵；凡是接受一命之职的人，也都因为自爱而不轻易毁掉自己。正因为这样，才能鼓舞改变一代人的人才风气，使贤能之士常常从下级官吏中崛起，卓然成为天下的希望；而那些混杂在冗员中、没有才能的人，终身沉沦，也不敢有分外的念头。太平日子延续久了，士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大都按照资历次序升迁。他们相互奔走，纵横驰骋，遍布天下重要职位，以实现自己放纵横暴的心愿。穷困乡里的百姓，忧愁痛苦，呼号申诉；而那些靠攀援凭借、用巧言文饰掩盖罪过的人，却常常得到忠勤的褒奖。至于仁人志士，不幸困顿在卑微职位上，竭尽力量实行自己的志向，受到他们恩惠的人交口称赞，上面的人却仍然捂住耳朵不肯听，只凭自己的意愿在其中决定轻重。公论在下层而上层不知道，有见识的士人因此郁闷沮丧，长声叹息。我的老师夹江张先生，主持本县的教育。他宽厚和易，平易近人，不设置隔阂；但操守耿介坚定，不被权势和利益阻挠屈服。他周全了解士人急切的事情，常常用从容的几句话，透彻分析他们的情况。先生爱护士人，士人爱戴先生，简直不亚于家人父子。本县的人，从缙绅先生直到市井儿童，都知道先生贤能。近来他奉命调往同州，没有人不咨嗟叹息；大家还为他遍访在长安做官的士大夫。【宦：原刻作“穴?臣”，据《大全集》校改。】那些在长安游历、了解当地风土不如我们吴中的人，都把这件事当作忧虑。又认为以先生的贤能，本应得到显著提拔，使他超出常格；如今反而又奔走于常规调任之中，这正是更加抱有无边遗憾、也使公论未能彰明的原因。天下的官职，从上面的公卿到下面州县的官吏，等级不知有多少。等到学官这一职位，难道还有人有意考察他的可与不可、加以黜退升迁吗？既然如此，又怎么能知道我们县人的心情竟然是这样呢？我作为弟子员，在学官任上的先生门下学习了四年。我见先生两次遭遇女婿之丧，守寡的女儿和寡妇，年老还要抚养抱持幼孙，客居在万里之外。先生所任的官职，又是世人所谓穷苦寂寞、百无聊赖的职位，但他处之泰然，从未露出怨怒的脸色。可见那些在细枝末节上斤斤计较，并不是先生的心情；只是我和本县人的情意，不能停止罢了。送李廉甫北上序 西川子和我同年出生，同以科举为业，而且彼此友善。今年秋天，我被考官黜退，西川子却凭借《易经》科考取第三名，我于是放下自己的忧愁，而为西川子高兴。但是，西川子将要做官了。到了京师，天子亲临殿前策问他；朝廷中贤能的公卿都注目等待；他任官办事之后，一句话说得好，一件事办得对，天下就会有人受到他的福泽；一句话说错，一件事办坏，天下就会有人受到他的祸害。国家聚集天下俊杰，给他们戴冠授禄，并不是为了使西川子个人荣耀。如今的西川子，又不像我们这些人平日相处时那样任意放纵、夸大志气，偶尔说些悖谬的话，只在口头耳边出入而已；一旦关系到利害，就不只影响乡里了。我于是放下自己的忧愁，却开始为西川子忧虑。西川子淳厚谨慎、平和易处，和他相处一整天，也没有什么抵触。我推想，他心中自然有忠君爱国之意。但我恳切的心情，仍有不得不说的话。西川子已经收拾行装了。我生病，不能去为他饯行，于是派人对他说：“将来有一天你获准告假归来，我要拿从前说过的话来验证你。” 送王汝康参加会试序

译吴地是人才聚集的渊薮，文章的兴盛，在天下首屈一指。吴地人以从事其他行业为耻，从幼年开始，人人都能诵读学习应试之文，以参加主考官主持的考试。住在学校里的，甚至有到白头还不肯停止学习的人。长江以南，风俗全都如此。每年举行大比，棘围之外站满了应试者。京兆府只按照解额取士，考中的也不过一百三十五人。所以即使是大州大县，通常也不能有三四人中举。有时甚至接连几年没有中举的人，有司便以为耻。像我们王家，竟然每年都有一人中举。往年，汝钦考中进士，光州大夫伯仲二人接连在乡里显耀，他们的疏远亲属还不算在内。这也真是奇事。当初我和王子一起住在留都，宾客朋友环坐四周，王子每次谈到考试，总是谈文章而不谈命运，认为这次考试就像从囊中取物一样容易。我很惊讶他说这样的话，后来却佩服他的果断。我知道他参加礼部会试，也会像这样成功罢了。不过我还听说：君子不根据已经实现的事情来颂扬别人，而应当根据他本来应该得到的成就来称誉别人。请让我谈谈做官的道理，可以吗？道的作用散布在天下，归根结底只是处理人与自己之间的关系罢了。别人不了解自己，就不足以施行自己的志向；自己不了解别人，就不足以施加影响于外物。迁就他人以求通达，缺点是会流于随波逐流；固守自己而只顾私意，缺点是会变得傲慢。所以君子有忠恕的办法，用来统一自己和他人，扩大自己的德意，对上侍奉君主、对下施泽百姓，使自己的仁德通达天下。自从科举之学兴起，学习和做官就成了两件事。因此，把考中科举看作士人的终点，把做官看作学习的开始。士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只要由科举进身，终身都可以不再经营学问，却可以立即期待显达荣耀。士人也说：“我的事情完了。”所以说是士人的终点。只会诵读经书，不能用来治理官事；只会作对偶文章，不能用来面对百姓。士人出来做官，就像刚刚入学一样。所以说是学习的开始。正因为没有预先培养，他们仓促做官时，只能按照自己本性所接近的方向行事：柔弱的人卑顺怯懦而不能自立，刚强的人又刚愎自用；谄佞的人卑污苟且，只图谋自己，正直的人则矫激偏执而忘了体恤世事；宽厚的人废弛放纵，严厉的人凌辱苛责、事事窥察而无所容纳。像这样却说古今情况不同、道理难以施行，难道真是如此吗？君子做官，是为了担当事务，就必须观察形势；为了实现志向，就必须充分体察实情；为了振兴法度，就必须归于宽厚。他的刚强应当像柔和，他的正直应当接近不露锋芒的谦和，他的严明也应当体现为宽厚。像这样运用所谓忠恕之道，无论古今都一样。诵读《诗经》三百篇而能够把政事交给他，并不只是因为他博物多闻。大概是因为涵泳于三百篇之中，气质情味同它相互融入，于是和平的情怀显现出来，慈祥和易的政治便流行开来。唐尧、虞舜识别人才的眼光，教育贵族子弟的方法，想要得到并任用人才，都是从这里取得的。因此他的气度深长，器量宏大。把富贵交给他，我也相信他有能力承受。富贵对于人来说，到了不能达到时，不能强求；到了已经到来时，也不能拒绝，所以应当有承受它的办法。我看这种承受富贵的气度，就像百川注入大海而大海并不因此盈满一样。王子和我有姻亲关系，所以我不知不觉又重复说了这些话。途县大夫杨侯序 同安杨侯任昆山县令时，毁弃佛寺，创建书院，把我有光等几十人召到堂上，时常加以训导，不以政务繁忙为借口。众人正相互勉励，显出奋发有为的心意，杨侯却奉征召之书北上。于是诸生仿佛有所失，相互看着感叹说：“古代善于治理政事的人，能够把众人的私情汇合起来成就公事，使百姓因教化的实际效果而乐意接受，使士人仰慕礼义；众人都能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他的恩德没有不到的地方。杨侯有和乐平易的政绩，政事平稳，百姓安宁顺服。近来忧虑税籍混乱，豪强奸猾之徒借机逃避，没人能查清根由，杨侯便按田亩征收赋税，搜查发掘隐藏逃税的田产，为百年之计深谋远虑，这是杨侯对百姓的大恩，因而百姓都在田亩之间把杨侯当作自己人。杨侯修整兴废学校，只按能力所及去做；考察诸生的文章才艺，分别评定高下，没有偏爱，这是杨侯对诸生无微不至，因而诸生都在学宫中把杨侯当作自己人。像我们几十个不肖之人，杨侯也不鄙视，反而甄别陶冶、奖掖诱导，深深承受他把我们当作知己、始终不倦的心意；所以我们几十个人又都在书院里把杨侯当作自己人。这样看来，杨侯此行，难道不能使我们把自己的深情表达给杨侯吗？” 有光说：“称颂德行美好，并不是报答知己的办法；想因为一方百姓的缘故而留住贤者，也不是显示胸襟宽广的办法。我愿意向杨侯陈述一些意见。天下的事情，不了解的人不能谈；了解事情却不担任其职的人，也不能谈；既了解又担任其职的人，才可以谈。东南百姓为什么这样疲敝啊？凭这么小的地方，却供给天下所需。本应当优厚抚恤、宽免假贷，使他们恢复力量，这样以后无穷无尽的征求，或许还可以继续下去。近来年年荒歉，主管财计的人像捧着水一样，战战兢兢，害怕水从手指间漏掉。有司的奏报天天送到，征收督促却一天比一天紧迫。经历两次大赦，流离转徙的百姓日日夜夜伸长脖子向北望，盼望靠一斗一升粮食活命；可是诏书文书不过免除久远年份的欠税，不是奸民侵吞隐藏的，就是官府已经征收过的。百姓还能依靠什么呢？东南地方的物产，虽然号称富庶，但消耗损耗已经非常严重，不再是从前的样子。沿海地区只依赖水利蓄水排水，可是专门设置的官员却任意行事，毫无省察。如今百姓遇到水旱灾害，只能完全仰赖上天。譬如种植果树，必须培土、灌溉，然后才能收获果实；如今却把它放在贫瘠的土地上，遮蔽它的雨露，还让牛羊去啃食它。他们取用百姓的财物，只怕取不到极点；残害百姓，也只怕残害得不彻底，这样怎么能不困顿呢？如今百姓流亡、田地荒芜，到处都是。即使杨侯爱护百姓，左右支撑、尽力挽救，但前面受到牵制，后面又受掣肘，不能实现杨侯志向的事情太多了。天子兴起而致力于太平，制作礼乐；一座宫殿废弃，动辄花费数万，有司迎合圣意、奉行命令，从未禀告缺乏。可是唯独不肯少拿出一分一毫来给百姓，作为千万年的根本，这是什么缘故呢？从前有“吴公治理平安，在天下第一”的说法，史书没有记载他具体做过什么，却只称道他推荐贾谊。贾谊当时不过是年轻书生，混迹于穷乡僻巷，吴公凭什么知道他呢？等到看见他谈论天下大计，才知道贾谊的言论一定有能够契合吴公之处。由此说来，假如贾谊还没有被任用，那么贾谊的策略，吴公一定已经能够说出来了。我凭这一点把杨侯当作知己，可以吗？”众人说：“可以。”于是把这些话写了下来。

译《送何氏二子序》：从周代到现在两千年间，先王的教化已经不能再见到了。幸赖孔氏的书籍保存下来，学者世代遵守，把它作为治家的法则，因而能够治理心性，讲明治理天下国家的工具。然而孔氏的书籍经过多次毁灭学术、破碎典籍之后，又不能再完整地得到。其中文字足以凭意推求、明确而不使人疑惑的，不过十分之三四罢了。可是儒者前后相继推衍解释，撰作传、注，对于保存残存经典的功劳非常大。然而处在千年以后，凭一个人、一个时代的见解，怎么能保证完全不违背孔氏的旧说，而没有一句话错误呢？世上的儒者果断地相信传、注，却不深思经书的本来意思；遇到传、注与经文未必相合的地方，宁可委屈经文来迁就传、注，也不肯违背传、注而依从经文。他们拘拘然守着一种说法，到白头仍不能领会要旨的人很多。间或有人对这种做法感到不安，便又敢于提出异论，务求胜过前人；他们的言论浩瀚放纵，有时也足以震动一世的人。大概汉代儒者称为讲经，而今世称为讲道。能够明白圣人的经书，道就明白了，道又有什么必要专门讲呢？如今世上纷纷提出异说的人，大多都是从讲道而产生的。我认为圣人的言语简约明白；如果去掉求异的心，不完全被儒者的说法所拘束，那么一定可以接近所谓十分之三四的真意。南陵何氏二子从芜湖乘船沿江而来，跋涉千里到荒野寂寞之滨跟随我学习。我常常把这些话告诉他们，二人没有一次不认为我的话正确。年末，他们辞别我离去。可惜二人正忙于进士科的学业，还没有时间顾及我所说的道理。不过二人终究是了解我的，他们的志意并不是随便如此。从前杨子云作《太玄》，拿给刘歆看。刘歆号称博通群书，我却奇怪他没有说一句评论《太玄》是非的话，只是直接为后人拿它盖酱瓿而感到忧虑。关键还在于刘歆的本意究竟怎样，后世的人哪里有闲暇去评论呢？至于扬雄的弟子侯芭，却独独知道喜爱扬雄的书。我并不是研究扬雄学说的人，但士人能否理解和不能理解，千百年后所引起的感慨都是一样的。送宋知县序 宣宗章皇帝在位时，苏州的守臣认为吴中赋税太重，上疏为百姓请命。当时虽未能大力扩张恩泽，使广大恩典充分施行，但诏书中已经裁减了赋税，所体现的仁德心意十分美好。当时又专门委派重臣，按照各地土产核定贡物，制度规定极其细密。这并不是喜欢把事情办得这样繁琐，也是因为要顺应土地的条件和百姓的习性，不得不如此。年久以后弊端日益滋长，吏胥便借此作奸。议论此事的人没有深入思考立法的本意，只求一概简化以图便利，名义上说从未纷纷更改，实际上却大大改变了祖宗旧制。众人也跟着附和，认为这才真正得到了变通的办法，却不知三吴百姓暗中承受这种祸害，已经好几年了。税籍一天比一天混乱，稽查核对一天比一天严密，催征赋税一天比一天急迫，而拖欠的赋税一天比一天增多，所以担任吴中官吏的人，督办赋税尤其困难。宋侯任昆山知县时，宽厚却不废弃法令，威严却不损害百姓；在承受弊政败坏的余波之后，赋税得以办完 百姓因此和睦。宋侯尤其深切地说，旧制度应当恢复，便写信向大府说明，大府却未能实行。于是宋侯带着征税文书北上，将要成为天子近臣，能够分条上奏天下的事情，这件事难道可以放在以后吗？大概国家仰赖东南供给，而东南仅凭这一小块地方，供应了天下一半的财赋。到了今天，民力已经竭尽，元气已经耗尽，早已承受不了这些弊病。又加上反复更改制度，就好比人已衰老却服用乌喙，恐怕也难以长久了。制度一旦沿袭下来，就不可以轻易改变；制度改变而又不完善，就不能不恢复旧制。有人说纷纷更改已经成为定局，害怕再次更改困难，这难道不是大错吗？昆山东部边远地区，土地贫瘠，百姓尤其贫困。实行均税以来，困顿跌倒的状况更加严重。年年又接连发生饥荒，宋侯更加用心抚恤，先前逃亡的人，即使已经饿得像鹄鸟的身形、鸟的面貌，也争相出来服役。宋侯将要离任时，百姓没有不悲哀的，就像失去了父母。《富人安乐啊，却应哀怜这些孤独无依的人。》宋侯的德政，在这里尤其显著。当地父老因为我住在东部边远地区，请我写文章在路上送他。可惜我没有文才，无法表达父老的心意，只把自己听到和看到的事情叙述出来，以赞美宋侯的行迹。宋侯是南阳人。时在嘉靖二十四年八月。代作《送郡太守历下金侯考绩序》吴郡是太伯建立国家的地方。秦代设置郡守，隶属于会稽。直到汉代中期，人物和财赋都在东南首屈一指。自唐代以来，繁盛到了极点。如今这里是京畿千里甸服之地。太守与古代王畿以内的诸侯相比，尤其显得尊贵。这里属于星纪分野，四周环绕大海，汇聚于具区。原野肥沃美好，万物茂盛生长；水陆珍产，以及包匦、筐篚所装的贡品，精细的缟帛、茶叶、苎布和空方等物资的输送，三服官的事务还不在其中。一年之中，漕运和运输的物资达到四百万。乡里的俊秀之士，佩带鸣玉、手执玉器，接连不断地进入朝廷。四方宾客奉符乘轺，络绎不绝地往来于驿舍。名义上只是一个郡，实际上俨然是一个大藩镇。因此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必定是天下挑选出来的人才。金公是以济南名儒的身份从科举甲科中脱颖而出，成为有才干的御史。他奉命持节出使，威令迅速遍行闽地。天子忧虑怜悯百姓，考虑到股肱之郡、根本之地的重任，在朝廷中反复询问，认为没有谁能超过金公，于是让他来治理这里。岁在壬子，正逢考核政绩的时期。当时清风徐徐吹来，副车刚刚出发，州县属吏相继在都亭为他饯行。我环顾阊阖门附近，遥想前代政绩，韦应物、白居易那样的风范政绩已经相隔遥远了。国家考察古制来治理天下，精心选拔贤能的二千石官。两百年来，声名显赫、德行高尚，能够与古人相媲美并被父老称道的人，代代都不乏其人。然而当时天下无事，休养生息，累世安乐和谐，吏治宽缓，法令条目疏略。虽然赋税徭役繁重，但体恤宽贷的政令屡次下达。因此治理郡县的人能够从容施政，仰慕前代循良之吏的治理，用和煦抚育的方式，使慈爱百姓的心意得到实现。至于上计述职，还能同文学之臣和法从之臣一起接受赐宴、赋诗，并且多次接到玺书，依照周、汉增加俸秩、提升等级的典制办理。如今太平日久，吏治已经疲敝。边疆不得安宁，诏使往来频繁。在风俗奢侈、百姓贫困、灾荒死亡和疾病残败之后，却要追究数年积欠的赋税：放宽催征，就会废弛上级的供给；催逼急迫，就会伤害百姓的性命。若不是通晓时势、能够通权达变的人才，对于上下损益之间的关系，就无法调节而不失其恰当。金公在这个时候以宽厚安静镇守，以弘大简约处事，不使人震惊恐惧，却能使上级安定、下民服从，可以说是很难得了。我曾经常因公务到郡中，远远看见金公出入举止严肃端正。《诗经》说：‘敬慎你的威仪，作为百姓的法则。’又说：‘以古代训诫为准则，以威仪为力量，使天子满意，使明确的命令得到赋税供给。’金公确实具备这些品德。

译我自幼生长在济西，距离历下不到二百里。乡里的后辈仰慕金公的德行声誉，已经不是一天了。如今我承乏担任小吏，得以在属吏末列中供其驱使；瞻仰他的德容，每件事都依照他作为师法。我实在担心这次任期会援引汉代刺史入朝担任三公的先例，把他留在台省，那么又拿什么来慰藉我和百姓对他的思念呢？因此我和各位属吏说明事情的缘由，并写下这篇文章作为序。《送郡别驾王侯考绩序》《周官》记载小宰说：‘用六项考核来听察官府的政务，考核群吏的治理：一是廉而善，二是廉而能，三是廉而敬，四是廉而正，五是廉而守法，六是廉而明辨。’善、能、敬、正、法、辨 这六项，对于吏治可以说已经完备了，但一定以廉洁为根本。因为不廉洁，就不足以考核群吏的治理。所以廉吏的作为，不只是不会损害百姓的财物而已，推究他的所作所为，没有不是有利于百姓的。贪吏的作为，也不只是损害百姓的财物而已，推究他的所作所为，没有不是危害百姓的。为什么呢？廉吏所取所出，不把它用于自己的私欲，便都是廉让之举，是能够体察人情的；即使偶尔有过失，也不过一两件罢了。贪吏所取所出，必定用于自己的私欲，便都是侵夺之举，是不能体察人情的；即使偶尔有所得，也不过一两件罢了。孔子说：‘天下有道，盗贼难道会先改变吗？’天下有道，官吏就没有肯不廉洁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盗贼会先改变。吴地是东南财赋汇聚之处，每年漕运收入，常常一个郡就抵得天下的一半。土地广大，物产丰饶，号称富庶。从前倭夷由外海转入吴境，年年侵扰。天子震怒，多次诛杀或更换抚臣，调集天下军队屯驻海上，军队出动一年多仍无功。百姓既苦于侵扰暴行，又受到供给军需的骚扰。官吏又乘机从中牟取奸利。大概蛮夷的祸患，本来就是吏治造成的。等到军队频繁调动兴起，狡猾之人攫取财利，牟利的门路无穷无尽。于是吴地的子女玉帛，不仅填埋在辽阔苍茫的海浪中，也暗中输送到刀笔吏和箱箧之间。从前年檇李报捷以后，倭寇也不再大举来犯，渐渐向北海退去。百姓侥幸暂时得到休息。然而海防尚未撤除，警报没有停止，还没有能够歇息肩负的一天。所以我曾认为，要使夷狄不再侵害，就在于使百姓能够安定地生活；要使百姓能够安定地生活，就在于吏治良好；求得良好的吏治没有别的办法，也不过在于不把财货看得过重而已。要使夷狄不再侵害，就在于使百姓能够安定地生活；要使百姓能够安定地生活，就在于吏治良好；求得良好的吏治没有别的办法，也不过在于不把财货看得过重而已。天子和几位大臣郑重考虑东南的重任，慎重选择牧守，任用了云中温侯。温侯宣布诏令条文，整顿振兴纲纪，威严和仁爱并用，百姓喁喁私语，都有了太平的希望。而庐陵王侯，实际上是他的辅佐。当时属县长吏多有空缺，据计算，王侯到任以来在郡中的日子很少，却乘一辆单车往来，遍历所属各地。东边到达海滨，沿着大江旁边行进，渡过五湖地区。时间长的经过一年，时间短的也有数月，停留最久的是昆山。百姓认为，这不是因为温侯能够屈尊把王侯委任到一个百里小县，而是又看到了汉代郡太守、刺史巡行县邑的旧事，并且更加亲近、停留更久罢了。王侯为人清廉，不扰扰百姓，确实有像暮夜拒金、饮贪泉而不改变操守那样的品德。因此百姓喜欢他并安于他的治理。让王侯屈居县中，本来不是人们所期望的；但人情习惯了这种安排，反而觉得理所当然。那么等他离去时，人们难道能不忧愁悲伤吗？于是乡里的进士有光等人在江边为他饯行。认为这种不能忘怀的情感，是百姓的真情；用文辞叙述王侯的盛德美行，则是我们这些人的职责。于是写下这篇文章为他的行程作序。《送南京虎贲卫经历郑君之任序》国家改变前代枢密院的制度，用五都督统领天下军队，留守的四十八卫京军分别隶属其下。而锦衣卫等上十二卫没有隶属关系，是环卫京城的军队，也是天子的亲军。虎贲卫就是其中之一。虎贲这一名称从周代就有。虎士八百人，掌管在君主前后引导，使其按队伍行进；守卫宫门，奉命征伐四方，以充当随行卫士。汉代时隶属于光禄勋，与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合为八校尉。虎贲中郎将插着两根鹖鸟尾羽，穿纱縠单衣、虎纹锦裤，是武卫军中的显贵人选。国家保留了这个旧名称，职掌也没有什么不同。自永乐年间建都北京，六宫和百官都迁到北方。然而皇祖的宫寝和官署，留在南京的仍和从前一样，兵卫也没有改变。凭借长江的阻隔，控制南北交通，祖宗的谋虑真是深远。太平了两百年，不仅各部门的职务清闲简约，禁军也安闲无事。他们的幕僚官员每天骑马，带着名帖互相拜访，饮酒游山罢了。近来海上出现警报，江、淮之间常常骚动。这样一来，留守的各个官署也不能有一天安然无事，更何况环卫军队所承担的重大职责呢？临安人郑君起初辅佐太湖县。因为善于治理繁难事务，调任到我们昆山。昆山在海边，正处于寇贼冲击之地。郑君选练民兵，训练检阅都有法度，到任不久，便接到檄文前往闽地制造船只。过了一年才回来，而京城幕府的檄文又到了。大概是上级一向了解郑君，所以他的调动升迁特别迅速；县里百姓虽然舍不得他，却也不能把他留下。凭借郑君的才能，前去辅佐军务，他在有战事的日子里一定能够有所表现。况且建国初年所设置的十二卫、四十八卫，都是天下精锐的军队。皇祖用来平定楚地、举兵吴地，扫清海疆，收复闽、越，取得中原，接续宋室、承继秦制，制服赵国、攻取燕地的，正是这些军队；如今部伍却残缺不全，竟到了没有兵员可以补充的地步。军队废坏的原因，以及应当修复的理由，不能不加以思考。《诗经》说：‘丰水向东流，是大禹的功绩。四方因此同归，君王因此开辟天下。’又说：‘丰水边长着芑草，武王难道不任用贤士吗？把谋略留给子孙，使后代安享福泽。’愿郑君把这些话告诉那些担任保卫和整顿职责的人。《送太仓守熊侯之任光州序》从前侬智高在岭南反叛，部众有一万多人，所经过的地方势如破竹。官吏和百姓都望风逃跑。天子认为县官平素没有做好防备，却责备守吏不能徒手抵抗贼寇，应该体谅他们的实情。因此一概减轻法令，凡是失守的人，都削夺两级官职。只有能够任用属下的大将，使他们充分发挥各自的才能，最终才击走侬智高，使岭南平定。

译国家太平已久，东南吴、越一带山川秀美、物产丰富，百姓到老死都没有见过战争。官吏只用期限和会期来鞭打催逼百姓，聚集赋税罢了。任职不过三年，往往就能得到京朝官的职位而离去。因此天下士人聚集在吏部，都把这里指为乐土。一旦倭奴从海外而来，侵凌内地，大江以南的州县便无不骚动。官吏平素没有防备，只能凭城自守，惴惴不安，不能保证守住；这时朝廷虽然有任命将领的命令，但官吏因罪罢职离去的，时时都有。议论者说，应当把守城的责任归给有土地之职的官吏，而战胜和共同作战的武功，应由将帅承担。官吏如果失守，应当依照皇祐年间的诏令办理。如今熊侯镇守太仓，太仓东边临海，贼寇进入境内就会侵犯这里。这样已经三年了，城池却没有陷落。本应列入褒奖的等级，却被使者弹劾，降职为光州固始县的幕官。吴中士大夫没有不为他叹息惋惜的。从前岭南的贼寇敢于攻城，而如今海岛上的贼寇以掠夺野外为利，所以城池能够保全并不难；但太仓城是贼寇冲击的要地，能够保全它就格外困难。熊侯的贤能，也因此在人们中间更加显著闻名。熊侯为人凝重沉着而有器度，即使在仓促混乱之际，也能从容不乱。军情文书接连而来，他仍安闲自若。武夫悍卒见到他都服服帖帖，不敢出声。这也是因为他的才气超过常人，是州中百姓赖以安心的人。天下无事时，使者借势作威作福，凭自己的意愿升降州县官吏，根本不顾百姓的好恶。到了战争兴起之际，赏罚和处置只在一抬手、一动脚之间，而人的死生存亡就系于此，却还要凭私意施行，我不知道他们把什么当作心意。海上战事至今已有三年。百万军队每次交战就遭受挫败，原野上暴露着人的尸骨，河泽中流着人的鲜血，东南的祸患也太惨重了。若沿着这样的道路而不改变，我不知道它将走到什么尽头。贼寇刚到时，有奸人从中离间，挟持大吏图谋骗取城池；他登高指挥，万人都看见了。熊侯趁事情尚未发动，先派人把他擒住。大吏惭愧流汗，夜里开城门逃走。若不是熊侯破坏了他们的阴谋，贼寇必定占据太仓城，那祸患应当不止于今天。前年秋天，贼寇乘西风返回岛屿。余党数百人被官军包围，暂时藏身南沙。有人认为穷寇应当放开一个缺口，使者没有听从，下檄文命熊侯和各位将帅坚守。临近年末，各位将帅都离去。熊侯估量自己无力独自支撑，也解围回城，贼寇得以乘船远去。使者弹劾熊侯，就是因为这两件事。南沙的责任，应当有所分担。至于奸人从中离间，明明是熊侯擒获了他，却反而说熊侯把这个人推荐给大吏。所有弹劾举发之事，都因个人好恶而改变事实，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于是熊侯将要出发。他过去奖掖提拔过的州学生张元蒙等人来告诉我，说我一向了解熊侯，不能不写几句话。我听说熊侯待罪于虎丘寺时，每天以登临游览为乐，尽情观赏五湖的胜景。不久接到帅府檄文，奉命回州招募士兵。州中父老前后欢呼，好像见到了父母。熊侯如今以被罢官之身面对州中百姓，自己认为问心无愧。我于是勉强像替熊侯申辩一样写下这些话，大概是因为对于我们东南地区无穷无尽的忧虑，不能不发表怨愤之辞，而这实际上也是州中百姓的心意。《赠阳曲王公分守太仓序》阳曲王公治理本郡三年，升任河南按察司副使，在毘陵治兵。不久朝廷下诏，将常州、镇江旧属地区与苏州、松江合并，命王公返回太仓治理。王公担任统兵将帅，以文学修饰吏治。到了这里，忽然又把军务重任交给他，而朝廷内外没有异议，好像这件事本来就顺理成章。常说人才对于世事，各有不同的作用。如果只是接受命令、履行职务，不过是文书、狱讼、食货、兵戎、河渠等事务，那么在这些方面办事，往往也有可观之处。然而这只是秦代以来所谓的吏事罢了。古人所谓承担天下重任，首先在于读书学古、通晓治理、懂得大体，其中有些能力不是庸俗官吏所能具备的。因此不拘泥于文书、狱讼、食货、兵戎、河渠等事务，却能够无所不通。王公从进士起家，任河南某州知州时，每天同各位生员讲论文学；他在大名任职时也是这样。三次升迁来到我们郡中，本郡号称人才汇聚之地，王公奖掖进用人才，孜孜不倦。在兵乱和灾荒造成的残败之后，他能够用宽厚安静、少事扰民的方式治理。由此推想，他将来统率百万军队，也可以知道他不必劳神指挥便能从容有余。海内太平日久，一旦外夷 侵扰内地，难道只是武力没有发挥到极致吗？其实是治理它的方法还没有穷尽。从前任延担任会稽都尉时，聘请品行高尚的人，按照师友的礼节对待他们；又派功曹春天去拜谒龙丘先生并修书问候，郡中的士大夫争相前往归附。后来他任九真、武威太守，所到之处都设立学校官，兴办儒学；边境外的蛮夷因此守卫边塞，匈奴和种羌绝不敢出动。儒者对于军事，难道是不同的事情吗？王公正值壮年，声名和官位日益提升，身为大吏却像诸生一样求学，这是古代大臣、宰相所做的事。有光在世上没有得到任用，从来不敢同州郡官员交往，而王公却特别给予我优厚礼遇。我虽然孤独地居住在江海之间，却自认为找到了可以归依的地方。王公在本郡时，我一年能见他一两次，已经像早晚相见一样亲近；他在毘陵时，我一年见不到一次，却如同十天半月便能见到一样。我常常担心他有一天忽然远去。如今他返回吴地，仿佛在枯槁沉沦之中又津津然恢复了生气。像有光与王公的关系这样，其他士人同王公的关系也就可以知道了。今年礼部会试，到了殿试时，名列天下第一的都是吴地士人。王公培养造就人才的成效，已经在这里显现出来了。而朝廷栋梁之材中，经王公识拔的人才，还有一些尚未完全显露出来。从今以后他们将乘时而起，为国家社稷谋划无穷大计，这哪里是区区吏事所能比的呢？王公主持考察所贡士人王执法，因为王公到了太仓，郡中士大夫都前往祝贺。王执法是王公门下弟子，理应专门用文章赞颂叙述王公的盛德美行。因为有光年长王执法一些，又最了解王公，所以推请我来说这些话，并写下这篇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送吴郡别驾段侯之京序》自东南出现倭夷的消息后，朝廷在定额之外增设官职，数目大约有一百。今年巡抚衙门上奏实行裁减省并，全部送交上级部门。别驾、蒲州人段侯因海防事务要进京。当时属县昆山缺少县令，段侯暂代其职已经一年，百姓感到便利安定，不忍心让他离去。我乡有二十四名进士，按照旧例应当写赠送行文；他们不嫌弃我没有才能，使我为此作序。

译大概天下所需要的，是人才。才能不足以胜任职务，却把百里之地交给他，他便小心拘谨，常常好像无从措手。他把持事务僵硬固执，自以为能够掌握什么，而大事往往废弛衰败，自己却不知道。他的明察和力量只能达到小事，却又困顿、强横、乖戾，不能胜过任性放纵的习气。百姓怎么承受得了呢？孔子门下对于论述为政，已经很详尽。选取果断、有才艺、通达的人，似乎并不是政治首先要重视的事情；但如果没有这三种才能，就无法真正体察人情。所以我曾谈论治理百姓的人，譬如驾船：风势要张开时便张开，风势要收敛时便收敛，因为这样才能了解风和水的情状。否则没有不失败的。段侯有通达敏捷的才能，对于赋籍、兵籍等琐细事务，看一遍便全能记住；无论大小诉讼，没有不能立即决断的，而取舍和处置全都合乎人情。因此从士大夫到里巷小民，都觉得便利安定。段侯曾任嘉祥县令，又任淮阴郡丞。他能用治理兖州的办法治理淮阴，又用治理淮阴的办法治理吴地，风土习俗难道会完全相同吗？但他通达人情却是相同的。所以我曾谈论治理百姓的人，譬如父母生了孩子，替孩子选择乳母；乳母因其他缘故离去，邻家的母亲代她哺乳，仍然可以算乳母；如果又重新替孩子另找乳母，那就过分了。古代的守令，有代理、留守、代行等不同名义，但时间一久便成为正式官员。郡丞经常代行县令事务，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却一定要另选县令，这也是法制造成的过错。段侯是河东儒者。每次到学校主持讲学，诸生都佩服他的经学。他的门人中，有很多在朝廷显贵。此前几年间，昆山县令空缺，栗侯永禄、任侯环、李侯敏德、王侯如瓒，都以别驾身份来代理县令。只有王侯是泰和人，其余三位都是上党同县人。昆山人都称赞他们贤能。段侯如今接替他们，也同样贤能。如今太守王公以盛德和年少之身任职。王公是阳曲人，参佐以下大多出自山西，一时人才兴盛，并非偶然。大概平阳、蒲坂承继先王遗留下来的教化，那里的君子对此有深刻思考。难道这不是吴地百姓的福气吗？而接替段侯代理县令的别驾周侯，又是绛州人。我本来惋惜段侯离去，却又高兴昆山百姓再次得到与段侯同官、同乡的人。晋地君子的德泽，施及我们百姓已经很久远了。《送阳曲王公参政陕西序》陕西省的治所原在长安，那里是周、秦、汉、隋、唐的都城。古人称它背靠山、面临河流，四面险塞足以固守；从汧、雍向东直到黄河、华山，都是肥沃土地，千里沃野。即使三河处在天下中央，是帝王更替建都之地，然而古今建都的形势优越之处，没有超过关中的。太祖高皇帝刚平定天下时，曾到汴州、洛阳巡幸，还将要巡幸关中、陕西；当时因为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思道叛乱，战马践踏，所经过的地方都是空城，千里之内没有人迹，而金陵的宗庙已经确定，于是定为帝都，这也是当时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永乐年间迁都北方，于是万世基业确定了。然而仍把长安作为大省，设置布政司，那么前代行省的官员，大概就是周代保卫百姓、辅佐君主的大臣，所承担的责任并不轻。布政司设使，其副职为参政，也就是前代的参知政事，是宰相的副贰。抚慰教化数千里地区，不能只把它看作汉代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的职责。今天子哀怜百姓，振兴吏治，还未到三年考核政绩的期限，便特意实行黜陟官员的典制。于是阳曲王公以按察司副使分理江南，随即升任这一官职。我一向受到王公的教诲，便依附古代赠言的意义，赞美王公的行程。帝王把天下四方当作自己的家，根本在于使百姓生存，并不一定只在巡行所到之处才应当特别挂念。长安人口众多、物产丰盛，号称陆地上的大海。河山土地和从前没有改变，但如今衰蹙耗损得太严重了，难道不是任职岳牧的官员应负的责任吗？从前郑国渠、白渠两条水渠灌溉丰足，供养京师亿万百姓。到了唐代杜佑，他认为大历初年两渠所灌溉的田地，比汉代减少了三万八千顷。当时长安仍是京师，杜佑已经这样说了。如果确如杜佑所计算的那样，重新恢复这两条水渠，劝农并设置官员，严格修筑堤防关塞，积储粮食、修治兵器，以收复漠南地区，那么汉、唐盛世难道不能接近吗？从前宋庆历初年，当时天下十分强盛，范文正公请求修筑东京城，议论者认为迂阔；后来才想到他的话。先朝丘文庄公也因为幽燕逼近胡虏 而漕运河道容易堵塞，想加强山后地区的防守，不久又讨论前元海运的办法。如今凭借关中百二之险，如果真能使千里土地肥沃、百姓富足，而汉、唐时期通过黄河、渭水漕运的旧有条件又在这里，就可以把它作为国家的陪都，这是为万世考虑的大计。王公年少显贵却喜爱学习，正有志于经世济民。他治理吴地时，宽厚安静、文雅有礼，清廉慈爱，吏民都歌颂思念他。我不忍不加以颂扬叙述，只用自己迂阔愚拙的见解，赞助王公仰答天子宠遇的心意。《送童子鸣序》越中人多往来我们吴中，以贩卖书籍为业。以前童子鸣跟随父亲游历昆山时，年纪还小。几年前，他把船停泊在娄江，我经过那里。子鸣拿他的诗给我看，已经能够超出常人。今年他又来了，我的朋友周维岳来见我，因为想到他和子鸣父亲交往的旧情，说子鸣漂泊旅居，处境萧然，遗憾没有办法周济他。不久子鸣带着诗来，诗作更加清新俊秀，值得诵读。然而子鸣对我依依不舍，有求教求学的意思，我尤其惦念他。我曾见元人题写他所刻的书，说自从科举废止以后，古书才渐渐出现，我对此话深深感叹。如今世上进士所学的功名之业日益兴盛，士人却不再知道还有书籍。自己不读书却自称做学问，这是子路的巧言，而孔子所厌恶的。难怪他们内不能知道修养自己的道理，外不能知道治理他人的方法，纷纷整日争逐荣华利禄，形成流俗，而天下常有缺少人才的忧患。子鸣对于书，大概历来都能诵读。我因此更加认为子鸣奇异。典籍是天下的神奇之物。人每天同它相处，性灵一定会有能够自行开发的地方。《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书籍聚集的地方，应当有如金宝般的气象，如卿云盘曲的祥瑞云气覆盖其上；受到它滋润的人和物，也不会枯竭。

译庄渠先生曾经对我说：广东人陈元诚，年轻时从未识字，有一天自己受到感发激励，拿出《四子书》整日向它叩拜，忽然就能识字。由此可知书籍的神奇。并不是书本身能够制造神奇，而是古人虽然已经死去，他们的精神却从未不存在；今人虽然距离古人很远，但他们的精神仍然常常能够同古人相遇。这就是书籍可贵的原因。即便如此，如今的求学者却只把书看成土偶木梗罢了。《送狄承式青田教谕序》我和承式一同在乡试中考取举人，又一同参加礼部考试，都没有考中。但承式独自把谋取俸禄、奉养父母看得急迫，留在京城徘徊。他送我出崇文门外，说应当能在浙江一带得到官职，于是约我游览钱塘西湖；远一些则到天台、雁荡之间，想做我的东道主人，但又几次没有实现。今年他才得到青田这个职位。青田在万山之中，足以读书论道，从容自得。近年浙东学者逐渐受到阳明学说的影响，学习致良知。承式为人敦厚朴实、收敛简约，不喜欢空谈，但内心有自己的心得。如今担任人师，不能默默无言，也将拿出自己的所得，考察论说与他们相同或不同的地方究竟如何。浙东道学的兴盛，大概始于宋代末年。何文定公得到黄勉斋的传承，此后有王会之、金吉父、许益之，世人称为婺州四先生。许益之的弟子是黄晋卿，而宋景濂、王子充都出自黄晋卿门下。高皇帝刚平定建康时，青田人刘文成公，实际上和宋景濂、丽水人叶景渊、龙泉人章三益四人最先应召而来。当时他们住在礼贤馆，每天参与机密商议。浙东儒者都在那里。大概国家兴兴礼乐、制定制度、建立学校、培养士人和制定科举之法，全都出自宋儒。这种学术渊源就是如此。近年以来，处州在科举考试中，甚至全郡都没有一个人中式。有人于是把它看作深山荒僻之地，却不知道即使一个县每年贡举几十人，难道就能全都说是才德兼备、得到了人才吗？凭借瓯越区区二百年间出了文成公、成为帝王之师这一点，也不能说那里缺少人才。天下太平日久，士大夫不知道军事，一旦边境有警，便束手无策，只能寄望于勇猛强悍的人。这样的话，古代所说在学校举行合射、献俘礼，又是为了什么呢？文成公以书生身份，面对方国珍在海上起兵，毅然提出剿灭他的策略；又辅佐石抹元帅擒灭山寇，最终保卫乡里，带领全城归附兴王的事业。他在文治武功方面的宏大才略，已经不能用一乡一国的士人来概括了。承式进入刘文成公的故乡，又同他的子弟交游，难道能不感慨而有所感触吗？山川的灵气积聚了二百年，应当有发扬出来的人。何况又用先王之道和《六经》、孔子、孟子的言语来训导他们。将来可以看见，括苍的士人中一定会有文武兼备、忠诚孝顺的人出来，为国家所用。《送熊分司之任滇南序》嘉靖四十一年秋，熊公以河南按察司副使、太仓兵备的身份，升任云南布政司右参政。州学生张端复的父亲张思南曾任思南守，与熊公交情深厚；熊公曾经优厚地救济他的家属，而且张端复蒙受熊公知遇已经很久，想到州中人都怀念熊公，便请我写赠行序。官府和百姓之间，利害相互联系已经很久了。官制简约，百姓必然安静；官制繁复，百姓必然受到扰乱。然而法制常常由简约趋向繁复。人情并不是喜欢任意妄为、诋毁古人，而是必然把自己的做法看成正确。只是由于因循和变易，不知不觉间一天比一天偏离古制；等到听闻古代的道理，又未尝不感慨仰慕，想要恢复它。汉代设置郡太守，其属官有都尉掌管军队，负责禁备盗贼；后来有时省去都尉，让太守兼任。此后又设置刺史加以监察。有时派遣光禄大夫、博士巡行天下，但并不常有；郡国发生寇盗，所派的大将也极少。如今在州郡之上任命的使者日益增多，因此各主管官员不能有所施展，往往有多达几个人来监临。他们都不过是代替郡守办理事务罢了。江南是京畿附近的地区，近年以来又以省司来统制内部，这不是祖宗旧制，大概只是权宜之计。熊公起初以进士身份任太仓守，恰逢倭夷入侵，朝廷议论认为熊公宽厚仁慈、正直诚信，远近都敬畏爱戴，可以承担东南重任。稍后升为郡丞，于是以按察司的身份统辖各郡。议论者认为，官制虽然改变了古制，但熊公一人历任数职，始终都是民政和军务之职，而且前后不离太仓境内。这就像汉代加任魏尚为云中太守、龚舍为泰山太守、祝良为九真太守，以及任张乔为交趾刺史一样。自从熊公任官履职以来，海岛夷寇不再入侵，海滨清静安宁，这正是前代刺史、郡守的明显功效。这样熊公在吴地十二年，才升任滇南之职。吴地百姓叹息，以不能再次把他留下为遗憾。我猜想朝廷认为熊公资历声望已经很高，姑且借这次任命作为召他进入内台的契机，那么他在滇南也不会长久。何况如今制度常常派部院大臣巡行天下。吴地百姓盼望熊公再次驾临，就像从前盼望周文襄、夏忠靖二公一样；我知道滇地百姓不能同吴地百姓争夺熊公。今天子和几位大臣更新各项政务，必定依据百姓的实际需要。官制虽然不一定完全符合古制，但像从前任用熊公那样，可以说得到了古制遗留下来的精神。滇南虽然距离京城万里，但熊公是楚地人，从巴、黔以西，没有隔断通往滇地的道路。如今那里风土清和美好，四季景色气候如同春天；花草鲜艳美丽，是中州没有的。百姓安居乐业，叶榆、西洱之间没有犬吠的警报，只要安坐在那里治理它就可以了。《诗经》说：‘君子来朝见，拿什么赏赐给他？即使没有别的赏赐，也有路车和四匹马。又拿什么赏赐给他？有玄色衣服、王公的礼服和黼裳。’又说：‘君子多么快乐，福禄不断增多；从容自在啊，这就是福气。’我每天都这样期望于熊公。《送计博士序》从前先王用道术教化天下。周代盛时，以《诗》《书》《礼》《乐》造就士人，这种传统由来已久。后来孔子加以整理并阐明。所谓‘广泛学习文献’，所广泛学习的就是这些；广博学习之后‘用礼来约束自己’，就是所谓‘用一贯通’。孔子平日教人讲学，并不是能够舍弃这些典籍，另去寻求所谓的道。他的弟子中亲身通晓六艺的有七十二人，可以说文质彬彬，盛大极了。孔子去世后，弟子各自凭借所长到诸侯国中施教，历代君主也知道尊崇推重。大概博士之官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出现的。

译秦朝遭遇焚书灭学，博士之官仍没有废除。汉朝得以沿用这一制度。汉武帝表彰六经，设置五经博士。此后历代逐渐增加扩充，到东汉都城洛阳时，终于有了十四位博士，由太常总领。在它最兴盛的时候，石渠阁、白虎观的讲论会，天子亲自制定意见并临场裁决。大概秦、汉之际，六经学术几乎已经断绝，但仍勉强保存下来，又重新显著。上天对于这门学问，仿佛暗中在其中扶助；国家的国运，也依赖它来维系，它所关系的事情难道小吗？汉代以后数百年间，朝廷官制世代更改，只有博士一直设置不废。贾、马、王、郑诸家的学说，在魏、晋以后大为流行；梁代的皇甫偘、褚仲都，周代的熊安生、沈重，陈代的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代的何妥、二刘，都以博士的身份闻名当世。到了贞观年间《五经正义》施行，前代各家的学说不再兼存，解释开始归于一致。学者只是一味诵读学习它来求取功名，于是唐代的儒林衰落了。宋代的大儒，开始著书阐明孔子、孟子的绝学，以辅佐和维护先儒遗留下来的经典。直到今天，这些著作被颁行于学校，定为选取士人的标准，可以说是使道德归于一统、风俗趋于一致了。然而，从太学直到郡县学校，求学的人只是专心于写应试文章，却没有讲习诵读的功夫。古今选取士人的途径，从来没有像如今这样专门只为一科的。如果只是写应试文章，却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我担心国家对于士人，使用他们时十分看重，而培养、教育他们的措施却还不完备。倘若只学习写应试文章，不过是想凭此获得一时的富贵，那么士人用来要求自己的标准也太轻了。懂得为什么要讲习诵读，并求得自己的真实领会，那么即使是孔子的教诲，也不出于此。天下的求学者想要明白道德、性命的精微，也从来没有舍弃六艺而可以凭空言论说清楚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柳州的计君前来昆山教导，以宽厚仁慈感化引导求学者。不到一年，便以优异成绩入朝任国子博士。我赞叹计君的贤能，希望那些有志于担任博士职务的人能够以他为榜样，所以写这篇序赠给他。送蒋助教序 全州的蒋先生在昆山教书六年，入朝任国子助教。昆山求学的人有四百多人，跟随两位先生到郭门外为他祖道送行，并请我写文章作序。国家文治兴盛融洽，天下万里之内，士人无论远近，都通晓□六学，文质彬彬地出来为王国效用。所以先生从岭表而来，主管京畿地区的教育，如今又晋升到天子的成均任职；把他在一个县邑施行的教化推广到天下，其道理也就可以知道了。古时候，十五岁进入大学，学习先圣的礼乐，并懂得朝廷君臣之间的礼仪。其中有才秀异出众的，就从乡学迁入庠序；庠序中才秀异出众的，就从那里迁入国学中的少学。诸侯每年把少学中□的人贡给天子，让他们在大学学习，称作“造士”，然后才授予爵位和任命官职。如今州县的贡举，近似古代逐级升迁的制度；而太学的属官，也选取郡邑博士中的优等者，难道也是顺着古代制度的本意来设置的吗？夏、商、周三代教育培养的制度，已经无法详细复原；但遗留下来的□，仍然可以使我们知道其中一二。宋代的大儒把《戴记》所记载的《大学》篇看作古代大学教育人的方法。其说认为，古代要把光明的德性彰明于天下，必定要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开始，然后才能使天下太平。他关于□致的论说，条理十分明晰。但近世的说法，又有不同。既然在太学学习，却不知道太学为什么这样施教，那么所谓治国平天下，究竟依据什么方法呢？天下的士人正在喧闹争论，有人竟拿以前所说的道理去应付有司的□，又把自己所创立的说法当作私人门派传授的深奥宗旨，而有司却完全不参与其中，这难道不是违背兴建学校、设置官员的本意吗？如今贡举的格式，要求把它当作固定不变的说法，只是徒然学习它的辞句罢了。倘若探求其中的意义，那么六经和圣人的言语，有些并不是一个人的说法所能定论的。汉代的儒者号称专门治经。到了都授大会，意见异同纷纷，他们致力于寻求正确的说法，而不偏执于一端，所以才有石渠、白虎之论。这正是使道德归于一统、风俗趋于一致的方法。天子效法上天、考察古制，几十年来，郊丘、宗庙、明堂的礼仪，多有裁定；而天子的车驾亲临太学也已有两次。但我独自怀疑，今天六馆的条文格式，仍然受拘于选取软弱之才的议论。每月记功、每季考核，并不是用来造就天下人才、上体天子崇尚教化、勉励贤能的心意，反而只是得到一些猥琐庸俗之徒，让他们学习辞句，以应付有司的格式；这也不是用来兴起四方太平的根基、制定礼仪、制作音乐、镇抚四夷的工具。【原刻此处有墨钉，依《大全集》校补。】我是太学的弟子，所以在先生出行之际，私下拿这些话向您请教。--------------------------------------------------------------------------------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赠送序 送同年李观甫赴任江浦序 凡是进士，同年之间彼此友善，同门关系尤其亲善。同门，就是主考官分科经学进行考试，因同一个人取中而成为同门。既然对于主考官有师生的情分，与其他同年相比，他们相聚得更加频繁；有时也以德行和事业相互考察，从而了解彼此志向所达到的境界。像我们李君这样，恭谨谦逊，从他的气度见识便可以知道其志向器量远大。他于是受命担任江浦县令。按照旧例，同门中外放任职的人，留在京城以及尚未选官的人，通常应当分别撰写文章为他送行，而我恰好遇到李君。写文章送行，必定要有芬芳美好的辞句；我本来就是拙劣之人中的最拙劣者，又不能写世俗应酬的话，但感情终究不能自我排遣，于是勉强写下这篇文章。只有江浦属于京县，但在大江以西。过去，六合隶属于淮阳；高皇帝定都以后，特意把六合分出设为江浦，与六合成为两个县，并把它们隶属京兆。大概是因为京畿辅弼之地十分重要，不应当被一衣带宽的江水隔开。凡是担任江浦县令和做江浦百姓的人，早晚都要到京兆办事，渡江便成为常事。我曾经北上，从龙江关渡江，经过江浦县。县城朴素简陋，不像江南的县城。然而从这里向西北行走，到达滁州，经过清流关，是通往建康的重要道路。它属于神州赤县，其地位本来就不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