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川先生别集卷之二上　　应制策

译如今皇上中兴国运，志向超越古代圣君，已经下令有关部门重新修订《会典》，那么《一统志》也将依次得到修订了。主持编纂、执笔撰述的官员，本来都是一代中才华卓异、学问深厚的人，必然有所见解，可以扩大圣上的意旨。我还认为，彰明往昔的事业，宣扬美好的功业，以传之后世无穷，应该交给一代宗师巨匠来负责。至于体例，应该仿照《禹贡》《周官》一类的书；叙述山川，必须先说明它的源流；对于田土、物产和贡赋，尤其必须记载详尽。至于民风土俗，则大略采用汉代地理志以及后世图经的体例。叙述官职，必须先说明其制度纲领；对于设置、废除和沿革，都应完整保存原貌。至于臣下的议论和建言，也应像历代史书的志、以及《通考》一类，兼收并记。又私下认为，修书的臣僚，汉高帝时多招请天下有文学修养的人，像梁寅、徐一夔这些人，都是以儒士身份参与编修。如今拘泥于科举出身，第一不可。苏洵修撰礼书，一定要阐明实录，以昭示后世；如今动辄有所避讳，使人无法考察实情，第二不可。自古著书，多出自一人之手；如今编修局既已开设，议论纷杂，分门别类撰写，文体不一，第三不可。古代的文章，必先讲究体制；如今的文章，驰骋浸淫，已经到了极点，却不以古雅为要，体裁不明，义例不立，第四不可。明朝兴起以来一百七十年，难道没有像司马迁、班固那样的人，可以编成一代的典籍吗？我冒昧狂妄地说到这里，只希望执事宽恕我。第二问 君王既然凭借自身使天下达到治理，就尤其必须思考怎样延续这种治理，把万世的基业留给后代。所以天下的根本在太子。对太子的教育，不可不预先筹划。夏、商、周三代的事迹虽然久远，但遗留下来的制度至今仍然存在。禹有典章法则，启恭敬地承受；商汤有训诫过失的话，太甲最终确实能够成就德行；文王、武王有谋略训诫，成王、康王相继成为周朝贤明的君主。实在是因为天下广大，百姓众多，天命的兴衰，祖宗事业的继承或陨坠，都有赖于一个人。所以说：一个人是天下的元良，万国因而得到安定正固。说的就是太子。对太子的教育，是万世基业所系。恭敬地想到，上天眷顾保佑，使我皇上厚德而生下嫡长子，正位于东宫；皇子如螽斯般繁衍，扩大藩屏辅弼的封爵。皇子承蒙上天保佑，已经能够穿衣，将要出阁接受讲读。宗庙社稷的吉祥福庆，臣民共同庆贺。向远处考察古代典章，向近处考察当今制度，斟酌其损益，以符合万世不偏不倚的准则，来补益我皇上盛大深切的心意，这不仅是文学侍从之臣有这样的心愿，也是江湖隐士们共同的愿望。我对今天所期望的，本来就是三代的事业而已，汉、唐、宋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如今设置六傅，建立宾客制度，兴建崇文、崇贤府以及坊、馆、局，官制算是完备了，但并不是古代三公三少的旧制。《帝范》《戒子》篇、《元良》之述以及《承华要略》等书，教育的内容算是详尽了，但并不是古代典章法则留给后代的遗训。古代制度保存到今天的，只有周代制度最为详备。可以考察的材料，见于二戴的《礼记》以及所谓明堂、青史氏的记载。古代实行胎教，王后怀孕七日，就迁到宴室。太史拿着铜器，站在宫门左边；太宰拿着量器，站在宫门右边。到怀孕三个月时，王后所要求听的声音如果不是礼乐，太师就拿着瑟说：不敢用这种声音来侍奉太子。王后所要求的滋味如果不是正味，太宰就倚着量器说：不敢用这种滋味来侍奉太子。太子出生后，有士人背负太子的礼仪，有从众乳母中选择乳母的礼仪，有了解妃嫔容色后才让太子入学的礼仪，有记录过失的史官，有撤去膳食以示惩戒的宰官，有供人书写批评意见的诽谤木，有人敢于进谏的谏鼓。乐工诵读箴言，盲乐师诵读诗篇，各类工匠都拿自己的技艺来进谏。又设有三公三少：保，保全太子的身体；傅，教导他的德行和义理；师，导正他的教育和训诫。所以成王出生时，由仁厚的人抚养他，由孝顺的人背负他，四位贤人陪伴在旁，因而德行得以成就。后世的官职不是三代的官职，教育也不是三代的教育。起初制定这些法制的人，既没有周密详尽的思虑，他们所说的话又没有亲身实行、切身体会作为根本。官僚一并设置，言辞反复周详，也只是徒然造成一时的美观罢了。汉高祖、汉文帝时代最为兴盛，所推崇任用的是叔孙生、晁错这些人，最终使惠帝因懦弱怯惰而废弃政事，使景帝因任用严酷之人而残害万物。汉武帝设置博望苑，以沟通宾客，宾客多以异端方术进身，而太子后来遭遇巫蛊之祸。唐太宗教育儿子极其详尽，但父子聚麀的耻辱，实际上是他亲自作出坏榜样的结果。宋代家法虽然严厉，但用来施教的内容，也不切合身心性情的实际。汉、唐、宋为天下所作的谋划，没有一次不是极其详尽的，然而在根本之处却如此疏漏，这正是它们立国只能达到这种程度的原因。我太祖高皇帝开创基业、垂示统绪，宏大的谋略和长远的思虑，没有不是取法三代、为万世筹划的。建国之初，事务繁忙，首先建立大本堂，里面充满图书史籍，招请四方名贤，为太子讲论经史，陈述治国之道。又编成《昭鉴录》，使太子知道前代太子诸王的善行可以效法，恶行可以借鉴。成祖文皇帝又编成《文华宝鉴》，因为如果求学却不知道前代的事情，就不足以受到感发和警戒。成祖所作的书，完全承接太祖的意旨，即使一件事情的善恶，也都在记载之列。本来因为太子的自身关系到天下，善恶起于细微的念头，国家治乱的开端就在这里，所以尤其不能不严格。

译今天想要举用三代的典章，继承祖宗的志意，也应该有可以说的了。我冒昧列举当务之急：第一是选择宫僚。过去太祖不另设专官，而由公卿兼任，以防止后世离间的祸患。官衔虽然列于朝班，职责却专在训导，不应该只取文学才华，而应任用道德足以作为师表的人。家丞、庶子，都应选用贤善之士来担任。第二是谨慎选择太子的相处之人。太子虽然有宫官，但平常经常相处的，是保姆、内侍、小黄门之类。女子和小人用不正当的思想引导太子，尤其应该防备。应选择淳厚谨慎的人，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浸润、灌注太子的德义。第三是尊礼师傅。尊卑相隔悬殊，属官就不能竭尽忠诚。过去懿文太子对宋濂，仁宗、宣宗对杨士奇，彼此亲近尊礼，往复辩论，如同一家父子。太子同时具有为人子的道义和为人君臣的道义，不应疏远简慢师友之礼，以造成彼此隔阂的祸患。第四是阐明实学。世间儒者往往说，天子的学问与平民不同。文华殿进讲，不过摘取经书中的几条，来准备故事，这难道是深入探究圣人奥义的方法吗？必须先专心学习一部经书，再依次学习其余经书。第五是辨明礼仪等级。富贵到了极点，便任凭自己欲求什么都去做，所以《周官》有关于王后、世子参加宴会与不参加宴会的条文，用来节制他们，使他们不过分。如今饮食、衣服都应该各有制度，又使太子和诸王的礼制等级一定有所区别，用来防微杜渐，确立万年基业。天下的事情，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了。希望执事幸而采纳这些意见，转告给皇上。第三问 三代的音乐没有流传到后世。在遗留的经籍中，只有少数还可以考察。君子在千百年之后追寻残缺散佚的遗文，凭借它的文辞探求它的意义，得到意义之后，才足以会通它的文辞。但必须能够深入探究古人的心意，把事物的根本、末节、源流融会为一体，然后才可以斟酌古今，拟定制度，把它作为复兴古制的开端；这并不是容易说清楚的。在天下太平无事的时候，世上的君子总是说：兴起礼乐。礼乐难道容易兴起吗？从汉代直到今天，已经数千百年，明君贤臣相互叹息，讲求搜集整理，最终却没有谁能够恢复三代的旧制。儒者又随之贬低这种说法，认为礼以养人为根本，稍有过失，便是有过而仍在养人；大概是说可以随时代制定礼制，不必完全符合三代。却不知道，若舍弃三代的礼乐，天下就没有所谓礼乐了。三代的制度，都不是一代之内形成的，而是从最初开始，经过世代相因用来治理天下，逐渐达到完备。虽然每一代都有变革，也不过是在其中有所增减进退罢了。所以时代不同却不可不承袭的，是礼；不能承袭的只是礼的末节。时代不同却不可不沿用的，是乐；不能沿用的只是乐的末节。三代圣人，都是承接累世形成的基础，所以他们的乐容易兴举而可以施行。到了后世，一切荡然无存，又没有圣人出来创制；想在已经废弃之后加以考察，难道不是很难吗？音乐的由来已经很久远了。黄帝命伶伦截取大夏的竹子，两节长，吹奏它，把它定为黄钟宫。又制作十二管，以听取凤凰的鸣声。将它们同黄钟宫相比而推导出来，以黄钟为律的根本。所以后世都尊奉黄帝的音乐。《周礼》中的大司乐用乐舞教育国子，教授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濩、大武等舞。把音乐分类排列：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用来祭祀天神；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用来祭祀地神；奏姑洗、歌南吕、舞大韶，用来祭祀四方之神；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用来祭祀山川；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用来享祀先妣；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用来享祀先祖。通过九次变奏来招致天神、地神和人鬼。这本来就是九迢、六英、六列遗留下来的乐法。黄帝的清角、英、招，其本来的声音就在这里。世人自己不能察知，却只知道到洞庭之野去寻找太古的声音；却不知道周朝盛世本来已经具备六代的音乐，《周官》难道会是伪书吗？解释者说，《周官》所排列的“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征，姑洗为羽”，是各律相互吹奏的关系；“函钟为宫，太簇为角，姑洗为征，南吕为羽”，是各律相互生成的关系；“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征，应钟为羽”，是各律相互配合的关系。音乐的变数，都采用宫音的本数。黄钟在子位，子的数是九，所以九变而终止；夹钟在卯位，卯的数是六，所以六变而结束；林钟在未位，未的数是八，所以八变而停止。至于最终能够感动天神、地神和人鬼，并不是像前人把天社、虚、危等星宿牵强附会来解释的说法。调和之气寄托在乐器中，借声音表现出来，这是感应自然的道理，没有什么不能贯通的。区分天地人，只是说法所依据的方面不同。《虞书》《商颂》推究起来，本来有相合之处。文中子说：“教化达到九变，王道大概就光明了吧？所以音乐达到九变，淳厚之气便调和了。凤凰为什么还要隐藏呢？”大概圣人制作音乐，随时代而不同，并不是截然分成几代各自独有的音乐。周成王时代兼收并用，以六代之乐配合十二调，每种乐配两个调，以一阴一阳相对而相合。音乐感动神明，自然有不能停止的作用。所以说：上天与人有可以相互沟通的地方，如同影子随形体而现，回声随声音而应。行善的人，上天用福报答他；作恶的人，上天降下灾祸给他，这是自然的道理。其他书中记载师文、师开弹琴，师涓记录濮上亡国之音的事，他们感通阴阳、沟通万物类别，其中的道理总有不可欺诬之处。

译可惜周朝衰落，圣王不再出现，天地之气不能应和，而淫荡、过分、凶暴、轻慢的声音竞相夸耀。后来逐渐流传到后世，先王的制度于是无法考察。汉代的制氏，只“仅仅能够得到那铿锵的鼓舞之声，却不能说明它的意义”。后来河间献王得到雅乐，天子只命太常按时保存练习，不让它用于郊庙祭祀；郊庙祭祀以及供皇帝演奏的，都是俗乐淫声。西汉一代文章兴盛，名臣才士层出不穷，却始终没有人能兴起礼乐。亡国的新声则一代代变化，日益增多。从此以后，哪里还能够希望恢复呢？前代号称懂得音乐的人，如荀勖、阮咸、张文收、万宝常、王朴等人，最终也没有能够把它实际施用于世。牛弘、何妥、郑译、李照、阮逸、范镇、司马光等人纷纷议论，也始终不能决断。士大夫的议论常常与乐工的说法相违背，实在就像所谓考订虽然详细，却铿锵不协调；辨析虽然悦耳，却敲击不成声；茫然无措，如同盲人没有眼睛，只能用手摸索指点，要描摹事物的形状就困难了。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先王的制度既已废弃，后人即使想竭尽心思，在千百年前加以推测仿拟，也不可能做到。所以，音乐这件事，汉代以前由有关官署掌管，没有不懂得它的意义的；汉代以后由儒者探求它，最终却没有人得到它的数理。这里有是否流传的差异，又没有先王来制定它。即便如此，音乐在千百代中只有一个道理，并不会因为有传承就存在，也不会因为没有传承就灭亡。它的根本在于人心；人心的感动，是外物使它如此。情感在内心激动而发出声音，即使形成文辞，也叫作音；把声音按一定次序配合起来，加上干戚、羽旄等舞具，才叫作乐。千古以来的人心不灭，那么千古以来的人都可以制作音乐。可是世上谈论音乐的人，不探求音乐的根本，却拘泥于音乐的数理。数理是可以知道的，意义却难以知道；知道了意义，根本和末节就能一以贯通。后人不明白这一点，耗尽精力在壁羡、尺度之间，在累黍多寡之际较量，在钟律声音洪大或微弱的节度上疑惑，在五声、十二律以及变宫、变征的差异上纷争。音乐固然不能舍弃乐器和数理，但如果沉没在器物、数理之中，那么用力越辛苦，反而越失去数理的本旨。为什么不返回到它的根本呢？太史公说：“神使气运行，气依附形体；细微之处如气，幽微之处如声。圣人因循神妙之理而创制，虽然精妙却一定能见效。”庄周说：“用天道来演奏，用人事来验证，用礼义来施行，用人情来建立”【“人情”，《庄子·天运》作“太清”】；“天机不张显，而五官都具备，这就叫作乐”【“乐”，《庄子·天运》作“天乐”】，这就是不发一言而内心喜悦。古代百姓处于大和之中，万物都顺应声律和身度。五音，是天的声音；八声，是天的化育；七始，是天的统绪。秋季奉养老人，冬季供养孤儿，勃然兴起，在大鹿之野招集乐舞。这样说来，明君在上，休养百姓，以大和陶冶他们，使万物生长各得其所，天的灾气也不发生。然后吹奏律管以制作尺度，命令神瞽记录中和之声，以黄钟作为声气的本源，那么太和之气蒸腾，八方之风顺序，凤凰来仪、百兽起舞的治理，就可以重新追求了。否则，即使设置机构、任用官员，招选天下通晓音乐的人来研究律吕的精微，使其无不符合先王，也只是乐工史官的事情，而不是治理天下的根本。第四问 君王兴起，必然有一代的臣子来辅佐天下的治理，成就广泛救济的功业。有这样的君主却没有这样的臣子，那么君主常常忧虑不能得到合适的下属，君主的事业无处寄托；有这样的臣子却没有这样的君主，那么臣下常常忧虑遇不到知遇自己的上位者，臣下的才能无从施展。然而上天将要开启一代的治理，促成圣明君主和贤良臣子的会合，既然产生这样的君主，使他完成摧毁陷落、廓清天下的功业，就必然产生这样的臣子，使他发挥协同谋划、参赞辅弼的力量。大概天下的形势，到了极乱就会转向大治；上天深切爱护百姓，必定不会让天下永远停留在这种境地。所以圣人出生，是为了安定百姓；但圣人治理天下，也不是凭一人一手一足的力量就能完成的，必须得到足以办理其事业的人。因此贤臣出生，是为了辅佐圣人。自古大乱的时代，没有圣人却能达到大治的，也没有贤臣却能弘扬教化的。正如云从龙、风从虎，同类之气自然相应，彼此需要而成事，彼此等待而会合，又怎么知道其中的原因呢？尧以前，像风后、力牧、常先、大鸿这些人，不见于经书，便无法加以论述。虞书所记载的九官、十二牧，则清楚可考。三代以后，以革命而取得天下的，有成汤拥有一德之臣伊尹，后来才有升陑之战；武王拥有如鹰飞扬的太公，后来才有牧野之战。至于毕公、散宜生、周公、召公等人，都凭借圣人的德行，奔走于前后，抵御外侮、亲近辅佐，诗经、书经所称述的，都有大功，足以配享先王；直到他们的子孙，还凭借祖先的余德拥有国家数百年，大概这种盛况是无法比拟的。三代以后，汉高祖从平民起兵，诛灭秦朝，迫使项羽困窘，取得天下。而淮阴侯韩信、绛侯周勃、灌婴等人冲锋陷阵，建立百战百胜的功劳；当时被称为最杰出的，则是萧何、韩信、张良三人。光武帝承接王莽造成的动乱，在南阳奋起，恢复汉朝旧业，于是有邓禹、吴汉、贾复、寇恂、马援、冯异、岑彭【岑彭：原刻误作“彭岑”，依《后汉书》校正】、来歙等人施展力量。唐太宗在晋阳起兵，平定隋朝的乱局，于是有刘弘基、李绩、李靖、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建立功勋。宋太祖接受后周禅让，消除五代战争的祸患，使天下达到太平，于是有赵普、潘美、曹彬等人竭尽谋略。天下不可以没有君主，所以设立君主；有了君主又不可以没有臣子，所以产生臣子来辅佐他。有尧、舜、三代那样的君主，就必然有尧、舜、三代那样的臣子；有汉、唐、宋那样的君主，就必然有汉、唐、宋那样的臣子。上天爱护百姓已经很久了，如果不是这样，凭什么平定祸乱、成就太平呢？感慨自从胡【“胡”：原刻为墨钉，依《大全集》校补】元入主中国以来，天下腥膻不堪，接近一百年。后来国运穷尽、气数已极，上天怜悯这些人的乱局，于是使我太祖高皇帝出生在淮甸，用来清除中原的戎虏，拯救天下的祸患，援救陷入水火的百姓。几年之间，平定金陵，平定吴会，攻克荆、襄、闽、广，胡虏【“胡虏”：原刻为墨钉，依《大全集》校补】

译不经交战便逃窜、止息在狼望山以北。这确实是开辟天地以来从未有过的功勋，而圣人独自禀受完整的智慧，功劳高过万古；神妙的谋略和朝廷的筹算，即使是别人也无法赞述其万分之一。当时众臣应运而生，都起于淮甸之间，乘着时机相遇会合，成就不世之功，就像汉高祖的丰沛、光武帝的南阳一样；这难道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大概是上天将用此开启我国亿万年无疆的治理，所以圣祖如龙兴起在上，众臣像景星归附在下，乘风云际会，依日月光辉，把功业昭示于鼎彝，铭刻在史册中，其中有些并非一时能够完全叙述。那些大功劳光辉显赫、灿烂于天地之间的，如中山武宁王以下六王，他们的功劳尤其卓著，天下人至今还能讲述。其他如朱文正、李文忠，都是因为内外亲属关系；郭子兴、郭英、吴良、廖永忠、永安等人，则凭借父子兄弟关系，前后竭力，拼死效命于其中。总的说来，能够统率大军，以不杀戮来显示威势，并且沉着坚毅、善于谋略，在一句话之间定下大事，武宁王的功劳最大。至于开平王把穷困的敌虏追逼到漠北，黔宁王在滇南取得成功，则是方面军功劳中最显著的。其他人有的安抚一座城池，有的平定一个地区，有的独守一城而掌握兵权，有的分镇一方而接受重任，有的激发义愤以抗击敌寇，有的以歼灭敌人为目标，哪一个不是体察天地好生之德，勤勉执行皇祖安定百姓的命令，在华夏各地建立功劳，并给百姓带来恩惠呢？国史所记载的，本来无法亲眼看到；但往往可以在儒臣撰写的铭文、篇章、碑志中见到，这只是我私下所了解到的万分之一。想到一百六七十年来，父子兄弟共同成长于太平时代，国内没有兵革之祸，警戒外虏的疆界安宁，本来是我高皇帝覆盖天地般的功德；诸位臣子匡正扶持、辅佐协助的力量，也不可缺少。《尚书》说：“文王、武王的德业光明显著，能够谨慎地发扬光明的德行，使其昭著上达于天，广泛闻名于下。就是上帝，把自己的天命集中交给文王；也因为先代的正臣，能够辅佐文王，明白地侍奉他的君主。无论大小谋略，没有不遵循的。”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如今太庙已经配享，功臣庙又设有专祠；金书铁券以及山河带砺的盟誓，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近来皇上又使灭亡者复兴、断绝者延续，开启庙藏，阅览旧日记载，以彰明开国功臣的名籍，使开平、宁河、岐阳、诚意诸王的恩赏，又延续到后世。我国酬报诸位臣子的事情，可以说没有遗憾了。只是太平日久，成为功臣后代的人，有的在富贵中骄傲放纵，却不能体会祖先父辈的心意，时常陷入法律禁令。若因此弃置他们，又实在不忍，因此不免有“厚德掩息，遴柬布章”的讥讽。那么高皇帝对武臣所作的大诰，文皇帝所作的铁榜训戒，今天实在不能不重新申明，并加以训示诫勉。《尚书》说：“古代我的先王，以及你们的祖父、父亲，共同经历安逸和劳苦，我岂敢轻易施加不合适的刑罚？世代选择、承继你们的功劳，我不会掩盖你们的善行；我【“予”：《尚书·盘庚》作“兹予”】大大享祀先王，你们的祖先也将随同享祀。你们若造福，我便使你们得福；你们若造成灾祸，我也不敢无缘无故地使用刑罚。”恭敬地把这些话作为今天的献言。第五问 古代治理天下的人，设法养育百姓的生活；后世治理天下的人，只听任百姓自行谋生。听任百姓自行谋生本来可以，却又不断从百姓那里取用；从百姓那里取用本来可以，却不寻求能够使这种取用持续下去的办法，那么我们取用无穷，百姓的生计就一天比一天困顿。百姓困顿而我们所取的东西将得不到供给，国家财政和百姓生活两方面都困窘受损，今后怎么能够处理好呢？这件事不可不深入思考、周密筹划。我国建都北平，每年运送东南的粮食进入京师，达数百万。船只首尾相接，连接江、淮；再加上地方物产、土贡以及金帛锦绣，供给大官和王室服用，每年都不断绝。从百姓那里取得的东西已经不少了。可是近年以来，百姓的生计日益困苦，国家的赋税日益亏缺，水旱灾害接连报告，有关官员常常苦于不知道怎样筹划。然而他们只知道向百姓征取，却不知道怎样救济灾害、抵御祸患，给百姓带来最大的利益。大体说来，西北的田地，水旱灾害常常只能听任上天；东南的田地，水旱灾害却常常可以由人控制。因为那里有三江、五湖灌注，东南又靠海，有堤防和蓄水、泄水设施，即使长期下雨或长期晴旱，也可以没有忧患。所以古代谈水利的人，首先重视东南。《禹贡》说：“三江已经汇入，震泽于是安定。”震泽就是今天的太湖。《周礼》所说的具区、五湖，大概是同一地方而名称不同。《尔雅》说：“具区。”郭景纯说：“吴、越之间有具区，周长五百里，所以称为五湖。”他说五湖，就像《禹贡》说九江一样。《春秋》说越国和吴国在五湖交战，难道太湖之外还另有四个湖吗？有人所说的具区、洮隔、彭蠡、青艹、洞庭，以及季氏图中把彭蠡、洞庭、巢湖、太湖、鉴湖列为五湖，都不对。禹治理扬州的水，西部没有比彭蠡更大的，东部没有比震泽更大的。要使震泽的水安定，在于疏通它的下游。三江流入大海之后，震泽才没有泛滥的忧患。震泽本来就是汇聚和排泄众水的地方。西北有宣、歙、芜湖、荆溪、宜兴、溧阳、溧水数郡的水，西南有天目、富阳、分水、湖州、杭州诸山诸溪奔流汇入的水，都蓄积在湖中；再由震泽经吴江长桥，向东流入松江、青龙江而入海。溧阳上游，古代有五座堰，用来节制宣、歙、金陵、九阳江的水；宜兴下游有百渎，用来疏导荆溪所承受的水。江阴以东，有运河泄水流入江中；宜兴以西，有夹苎、干与、塘口、大吴等水道，泄去四方的水。这就是治理水源和水流的方法。三江是东南泄水的尾闾；三江水流不畅，海潮就会倒灌上来，每天造成淤塞，下游便不通。因此吴淞江的疏浚治理不可不优先进行，凡是太湖以下流入大海的各条江河，也都不能不加以重视。

译过去宋代单锷曾经撰写疏治东南水利的书，苏文忠认为这有利于百姓，便把其中的事项分条上奏朝廷，但也没有能够实行。大概是太平日子久了，人们习惯于苟且安逸，稍微有人提出治理国家的谋划，便认为迂远、劳师动众而不能采用，所以治理国家的思虑常常受到阻碍而无法实行。自汉代以来，天下的财政用度还没有完全依赖东南；到了唐、宋，东南百姓才开始出力供给天下的费用。然而自从吴、越割据此地，反而能够修治水利来供给自身，对外奉事大国，对内不缺朝廷府库的用度，因此国家不困乏，百姓还足以维持生活。等到天下极盛时，江南歉收，就从浙右征取；浙右歉收，就从淮南征取。于是圩田、河塘因循废坏，白白失去了东南巨大的利益，以至于今天。钱氏以一方之地供给自身，只因治理专一，所以常常足够使用；如今以天下之大取用东南，只因治理宽泛，所以常常不够使用。唉！天下这样广大而不依赖东南，就可以坐视不管；天下这样广大却专门仰赖东南供给，那么又怎么能不考察它的利弊而周密筹划呢？先朝周文襄公、夏忠靖公治理水利，常常取得成效。然而一百多年来，情况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有关官员按旧例巡视、修治水利，已经茫然不知道旧日遗迹在哪里了。后来又把责任推给国家贫困、百姓困苦。国家贫困、百姓困苦也就罢了，任凭这种困苦贫穷延续下去，那么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呢？也应当广泛访问故老，全面考察前人的论述，寻求今天适宜的办法；又不必拘泥于古代遗迹，而只应顺着水势。古今的天时地势，陵谷丘渊，历代都有变化；如果一定要凭空寻找旧迹，我恐怕力量越费越大，费用越耗越多，最终仍不能完成，反而会被那些只求眼前苟安的人讥笑。禹治理水，只是顺着水势让它自行流通而已。五堰百渎能够恢复的，就恢复它们；白蚬、安亭、青龙江能够开通的，就开通它们。有的开凿纵向水浦，有的开凿横向塘渠；有的在沿海修筑堽身，在堽上设置斗门，使通海的渠河不被潮泥淤塞，使防护堤塘不至于毁坏。又应督促水利官员完成工程，平时经常巡视，禁止富豪之家在碾研芦苇、茭白、荷花的陂塘中阻塞上游；并仿照钱氏遗留下来的办法，收取图回之利，供养疏浚清理的役卒，轮流交替服役来疏浚河道。这样以后，水利之利才能兴起并长久保持，水害才能革除，百姓也不会困苦。否则就像近来曾经疏浚白茆，没过多久便逐渐淤塞，这正是应该引以为戒的。如今富人有良田美庄，尚且不让它荒芜而加以用心经营，何况东南还要供给天下的费用呢？再说，这种办法不只是可以在东南实行。齐、鲁之地，难道不是古代的中原吗？几天不下雨，禾苗全都枯死；黄茅白苇，一望千里。父子兄弟束手坐视，接连成为沟中的饿殍，都是因为沟渠的制度废弃了。应当稍微仿照古代匠人治理沟洫的办法，招募江南没有田地的百姓，让他们以此为业。古代在吴地，就疏通三江、五湖；在齐地，就疏通菑水、济水之间；荥阳向下引河水，向东南开洪沟，用来沟通宋、郑、陈、蔡、曹、卫，并与济水、汝水、淮水、泗水会合；朔方、两河、河西、酒泉，都引河水；关中以湋渠、灵轵引各处水流；东海引巨定水；泰山下引汶水：都开凿渠道灌溉田地一万多顷。难道只有三江、五湖能够带来利益吗？把这些办法推广实行，不仅可以兴起西北的水利，东南漕运也可以稍微节省了。天下的事情，关键在于办事的人。不要只是把它推给气数，而把谈论此事的人说成迂远。【此文，各家选本都颠倒错乱，无法阅读。现在依从钱牧斋先生所藏的版本。】隆庆元年浙江程策四道【按：隆庆元年丁卯浙江乡试时，太仆府君以长兴县令身份担任外帘官，这是主考官委托代作的文章。】问：从前帝王建立最高准则、传下统绪，为后世筹划，如禹有典章法则，汤有训诫过失之言，文王、武王有谋略功业，他们的子孙能够恭敬承继，所以夏、商都享有国运长久，周朝更超过前代，历经八百年。汉、唐以后，大概没有谁能与之相比。我太祖高皇帝承受上天的明命，广大地承受四方。君临天下时间很久，在万机政务的余暇，常常亲自著述。圣明的思虑和深远的观察，从自身心性直到天下国家，没有一件事没有留下教导。至于《祖训》一书，是为圣明的子孙和神明的后代谋划，尤其详尽恳切。它的大经大法，世世代代遵守，明亮如日月，本来不必再加以赞述。至于其中精微的言语、深切的议论，可以作为今日圣明天子的思考依据，能否详细说明呢？我世宗肃皇帝临终凭几所说的话，告诫深切。皇上孝思无穷，遵承先帝遗命，改元诏书一颁，便如风行雷动。甚至偏远的角落、极远的边疆，所有有牙齿、戴头发的百姓，没有不拭目以待，观察德化。伏读诏书，见其中说郊社等礼都分别考察祖宗旧典，斟酌改正，由此可以仰窥圣明天子效法祖宗的盛大心意。诏书条文所列，固然首先是奉行皇考的教诲。其中与皇祖训诫相符合的地方，也可以概括地说一说吗？臣子为君父陈述先祖的训诫，大概是忠诚爱戴到了极点。即使有极大的美德而不加彰显，又凭什么仰报皇上的深厚恩德于万一呢？各位士子都详细陈述来回答，将要替你们把它报告给皇上。帝王治理天下，想要把统绪传给万世，必然希望谋虑长远；想要保守万世的基业，必然要求继承者勤勉守成。谋虑长远以传下统绪，是仁德的周全；继承守成以保全基业，是敬慎的极致。因此德业光明显著，心性根源得以延续；光明显赫的承继宏大，保佑启迪无边无际。自古拥有天下的人，都是祖宗在前面开创，子孙在后面继承；能够使国运长久而不衰替，采用的就是这个道理。请借着明白的询问陈述如下：

译从前唐尧、虞舜之际，把天下相互授受，并把精纯专一、执守中正的宗旨示范给后人。他们平时在朝廷上相互赞叹、辩论和直言劝谏，彼此在一堂之上谈论的无非就是这个道理。然而仍然反复郑重地咨询、告诫，实在因为天下是重大的器物，不能不为它作长远谋划。所以把天下交给别人，同时把治理天下的方法也一并交给他，这才知道怎样把天下交给人；接受别人传下的天下，同时把治理天下的方法也一并接受，这才知道怎样接受天下。否则，只是把天下相互传授，那就不是尧传给舜、舜传给禹的本意。三位圣人当面相互授受，尚且如此，何况祖宗的天下传给子孙，难道能不替他们作长远谋划吗？实在是想到今天取得天下很难，而将来保守天下更加困难，所以为子孙筹划而留下训诫，不能不详尽而切实。这就是所谓“圣人有谋略训诫，明白地显示并确定保卫之道”；禹正是有这样的训诫，而他的子孙能够恭敬承受，夏朝国运延续四百年。“圣人的谋略浩大，嘉美的言语极其彰明”；商汤正是有这样的训诫，而他的子孙能够切实遵从，商朝国运延续六百年。文王、武王“使光明反复显耀，安定并陈明教诲”，所以子孙继承守护大训，不敢昏乱改变；周朝国运延续八百年。大概禹、汤、文王、武王为子孙谋划天下，就是这样周全；启、太甲、成王、康王用来保守天下，也就是这样极其完备。我太祖高皇帝承受上天的命令，完全拥有中原。圣明的武功和神妙的文治，如天经地纬；削平僭越叛乱，四海安定。选拔天下贤能俊杰，共同修明政令刑法。有空时又亲自挥笔著述，圣明的思虑所及，往往辑录成书。从《存心录》《省躬录》等书，直到《孝慈录》《女戒》《昭鉴》，其中较大的著作，如三编《大诰》《资世通训》《洪范》注，以及又按自己的意旨命令群臣编修《宝训》《律诰》《职掌》《集礼》等书，自古帝王著作的盛大，没有像这样丰富的。至于《祖训录》，特别是为圣明的子孙作深远谋划，尤其详尽而恳切。他曾亲自叙述说：“创业之初，备尝艰苦，对于人情世态、真伪变化，也颇为了解。自从平定武昌以来，预先制定律令，颁布施行。至于开导后人，又编写《祖训》一篇，立为固定法则。把它大书写出，悬挂在西庑，早晚观看，以求达到最恰当。前后六年，共七次誊写稿本才定稿。我的子孙恭敬奉行我的命令，不辜负我垂训的心意，天地和祖宗也将永远诚信保佑。”于是颁赐给诸王，又抄录在谨身殿、干清宫和东宫的墙壁上。因而回头对侍臣说：“朕著作《祖训录》，是为了把训诫留给子孙。朕经历世事，知道创业艰难，常常担心子孙不知道应当守持什么，所以写了这部书。日夜思考，内容完备而周详。抽绎整理六年，才终于编成。后世子孙守住它，就能永远保有上天赐予的福禄。”皇帝的话伟大啊！确实是万世圣明子孙所应当恭敬承受、谨慎守护的。这部书的篇目，有《圣训首章》，又有《持守》《严祭祀》《谨出入》《慎国政》《礼仪》《法律》《内令》《内官》《职制》《兵卫》《营缮》《供用》。篇章简约，条理却没有遗漏；纲领宏大，精微之处也都详尽具备。历代都保存它，把它作为重要训典。至于朝廷的典章制度、百官有司所执行的事务，还有不必全部列述的。请举出一两项来明确说明。其中说：“凡是古代帝王，都把天下的忧患放在心上。守成的君主，常存敬畏之心，把祖宗忧虑天下作为自己的心志，就应当永远受到上天的眷顾。”圣祖从平民起兵，同时代僭越称王、叛乱的国家几乎都被铲除，天下空旷安定，却仍然惴惴不安，害怕天下再起纷争、彼此攻伐。何况自古以来，太平日久的国家没有永远安静无事的。南面为君所享有的声色供奉，可以娱悦耳目、满足心意的事物，接连呈现在眼前；君主若能时时怀有警惕畏惧之心，即使处在深幽曲折、隐蔽安逸的环境中，这颗心仍卓然清明，那么贪图宴饮安逸的欲望就不会产生，对天下的谋虑就会周全，祸乱的苗头也无从滋生。今天应当反复思考的，就是这一点。又说：“忧患常存于心，百姓就会安定，国家就会稳固。”大概只是希望风雨按时而来，田里的禾稼丰收，使百姓能够顺遂地生活。又说：“四方发生水旱灾害，应当根据国家储积的情况，优厚地免除税粮。即使年成没有灾害，若某地土地贫瘠、百姓贫困，也应当优厚免除。”圣祖虽然身处深宫之中，但无论严寒酷暑、风雨变化，没有一件不放在心上。当时各种事务刚开始创设，建都封邑，征伐四方，费用十分广大；可是免除租税的诏令，没有一年不下达。如今天下安定，大司农却常常报告财用不足。年成一旦歉收，朝廷便商议改折、带征，有司还相互顾望，认为这已经是极大的恩典了。假使民间得不到免租的恩惠，百姓凭什么勉强生存！圣主如果顾念长久养育百姓的责任，思考小民的依靠，简拔、劝勉务农的官员，扩大减免和赈贷的恩泽，那么天下百姓就会乐于生活了。今天应当反复思考的，就是这一点。又说：“帝王处在安定之中，常常怀有警戒防备之心。一举一动都必须详细考察人事，审慎对待服饰器用；仰观天道，俯察地理，确认都没有灾异，然后才加以施行。” 圣祖亲自穿着铠甲，出入于战阵之间。等到成为天子，仍然像这样谨慎防备。君主一定应当庄严处在神明所居之地，慎重对待出入之时；端坐拱手，处于清穆之境，端正容貌，谨慎仪态。车铃的节奏合宜，清理道路后再出行；开设延英阁，召见杰出宏伟的老成贤士，早晚接见，抽丝剥茧地询问考察，考核古代、验证当今，那么圣德会一天天修明，上天的眷顾会一天天深厚，也就不必劳心于意外的防备了。今天应当反复思考的，就是这一点。又说：“平日修养自身的方法，不要有优伶亲近狎昵的过失，不要有沉湎歌乐、夜间饮酒的欢乐。正宫不可拥有任意放纵的权力，妃嫔不可专擅窥伺、恣意行事。”又说：“内府日常饮食和使用的物品，应当在宫内设置专局办理，职掌名称既已确定，关键在于遵守。”所以当时《日历圣政记》中所说的，后妃居住宫中，不干预一丝一毫的政务；外戚也遵循义理、畏惧法令，不敢倚仗宠幸而使百姓受害。宦官一类人，只负责洒扫等劳役。本朝的家法，超过前代竟达到如此程度。如今后宫的阴教已经修明，内廷秩序井然，更希望能体会圣祖依照《周礼》设置专局的意义，整顿掖庭、永巷的职掌，使佩戴金貂装饰的人，都有整齐恭谨、诚信守礼的美德，而没有嬉戏傲慢、骄纵恣肆的过失。左右近侍都受到敕令而端正，那么王爵和天子的法度就不会旁落了。今天应当反复思考的，就是这一点。

译又说：“四方各族，即使得到他们的土地，也不足以供给所需；即使得到他们的百姓，也不足以役使。我担心后世子孙倚仗中原的富强，无故兴兵，导致伤害人的性命。但胡戎与西北边境彼此十分接近，世代战争不断，必须选择良将、训练军队，谨慎防备。”今天抵御西北的虏敌，最好的策略在于不主动进攻，最没有办法的做法在于不能善于防守。谨慎防备边塞，把他们驱逐出中国境内，抵御他们的方法只有这些罢了。若想开启边境的战端，以便在狼望以北快意逞强，必定不会有好结果。圣祖曾告诫诸王不要远出开平，说：“守卫边疆的要领，没有不把预先谋划当作急务的，所以我对于北方边境的虏敌，尤其加倍慎重严密。”今天应当反复思考的，就是这一点。我世宗肃皇帝发扬并宣示临终遗命，告诫深切。我皇上改元时颁布的诏书，实际上奉行了皇考的教诲。明诏所说“仰念临终遗命昭然垂示，深切希望继承志业、述行先事而两方面都完善”，正是这个意思。至于郊社等礼仪，用来遵守祖训的，没有比这些更重要的。至于对言官加以抚恤、记录功劳的恩典，对方士施行左道之术的惩罚，解除宗室被系于甸人的拘禁，像卢氏那样施行宽免释放的仁政，百司严格执行黜陟的典章，铨选官员打破资格限制的条文，裁减冗员的命令，郡县分别设置望紧等级的差役，没收虏 布施招抚怀柔的恩惠，杀死敌人、迅速上报功劳的簿册，以及加重贪污受贿的惩罚，督促审核查验的报告，给大臣追赠谥号，授予闲散官的名号服色，听任监司荐举征召人才等，都是所谓推演同类事理以尽到义理、通权达变以适应时势的做法，其中有些难以全部叙述。明诏又说：“各地官员把武备看作不急之务，以玩忽寇盗来苟且求安；发现盗贼、妖逆，却隐瞒包庇、纵容不管，不早日扑灭，往往酿成大患。”祖训所说的忧虑天下，明诏已经做到了。又说：“天下军民十分困苦，国用虽然不足，哪里忍心仍照旧征派。”四方听到这话，谁不感动流泪！田租拖欠，改折、蠲免，以及大官所增加的征派，尚方所催促办理的物资，缮部所需的竹木，兵曹所需的子粒，多有停止废罢的；祖训所说的忧恤百姓，明诏已经做到了。又说：“内府各衙门供应的钱粮，我特意加以节省，自然会有余裕。”又命户部、工部及科道官员，稽查各监、局、库所储的绢帛、军器、香蜡等物；祖训所说的内府设置专局，与《周礼·天官》的意义相合，明诏也已经做到了。至于求取贤才、采纳谏言，更是不胜枚举。凡是能够端正士人风气、纠正官场邪曲、安定百姓生活、充实国家财用等长远策略，仍允许众人直言不讳。这就是祖训所说防止闭塞遮蔽、沟通下情。这样看来，与皇祖的训诫大概没有不相符合的。天下人理应像跌倒后立即起身、像聋者忽然听见一样，凡有牙齿、头发的人，无不擦亮眼睛，来观看德化成功的景象。只是我这个愚钝的后生仍对皇上反复思考这些训诫感到拳拳不已，实在是臣子忠诚爱戴的心情不能自已罢了。《尚书》说：“我接受上天的命令，希望像夏朝一样享国长久，不要使殷朝的历年衰替。希望君王因小民而接受上天永久的命命。”我私下认为，这正是在歌颂今天的圣天子。问：我祖宗历代圣主，世世都有实录，表列年次，记载事迹，撰述功德，把它作为可信的历史。近来皇上郑重诏令近臣，编纂《世宗肃皇帝实录》，执笔的臣子一定能够仰体圣上的心意，编成宏大的典籍。然而我私下认为，先皇帝享有国祚最久，年代漫长，又没有前代记注之书可供凭借，要搜集编纂，形成一家之言，似乎有不容易做到的地方。实录这个名称，是从哪里兴起的呢？或者古人讨论史书，常常认为修史很难。过去刘子玄曾对宰相说两种史书不记起居，欧阳永叔也论述日历废弃的问题，这大概是近代修史的通病。而刘子玄又说史家有三种长处。后来曾子固为《南齐书》作序，其中的论述很精美。这两位的话，后世多有称道，可以详细叙述吗？这次先皇帝的事迹汇集进史馆，正交给学官，诸位士子都能够参与知悉。应当把所听闻的写在篇章中，不要推辞！谋划治理世道的人，建立一时的功业；编纂叙述先代事业的人，留下百世的训诫。国史的意义真是伟大，它的来由已经很久远了。上古帝王承接天命、建立天下的准则，功德与天地一同流行；其中不能传下来的，已经随造化一同消逝；能够传下来的，则独独依靠史书保存。因此，那些巍峨光明的事迹，也与天地一样长久。即使在千百世以后，神圣光明的名号，天下人仍都能够指着称说，为什么呢？因为它寄托在史书中，永无穷尽。使美名流传，记载过去的称号，昭示遥远的古代，给后来人以示范，这就是史书所系的意义，其重要性如此。近来明诏要编纂我世宗肃皇帝的实录，通行天下，广泛采集遗闻。明诏特意询问，并以此策问诸生，我怎敢不把所听闻的全部叙述出来回答：设置左右史来记载君主的言语和行动，在夏、殷以前就已经有了。周官中的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都是史官的职掌；诸侯也各自有国史。直到战国纷争，秦朝焚毁典籍，史官仍然存在。汉武帝任用司马氏为太史。东汉则有班固任兰台令史，刘珍等人在东观著述，都是天下选拔的人才。所以《史记》和两《汉书》冠绝后代。此后史馆修撰史书，无不精心选择人才；即使文辞不能与前古并驾齐驱，也各有一时的优长。而陈寿以下，全都仿效《汉书》的体例，往往汇集各家别录，按朝代断限，编成正史。正史之外，自唐武德年间起，房玄龄 房玄龄、许敬宗、敬播等人共同创立编年体，于是实录之名从此开始。太宗以下十五位皇帝，每逢皇位更替，必定编纂实录。只有宣宗、懿宗以后，因为战乱而缺失。但到了五代、宋、元，都沿用了这一制度。后来修史的人，也以实录作为依据。到了我朝，历代圣主相承，一如前代旧例，每一代都命令编纂。它已经充分宣扬光明，崇尚阐发宏大的事业，收藏在金匮之中，永世作为典范。祖宗的宏伟功业，确实将与天地同样长久。

译我皇上继承登上帝位，刚逢朝廷举行祭祀宗庙之时，就降下诏令，特意命令编纂实录，天下都仰望圣人无穷的孝思，以及继承遗志、述行先事的伟大意义。恭敬地说，我世宗肃皇帝以上圣的资质，承当中兴的时运，比拟列圣以及二祖五宗，享有国祚尤其长久。嘉靖以来四十五年，都是古今罕见的事，功勋超越一世，特别不同于往昔。要把这些全部包罗、旁搜博采，错综安排、考订次序，正是在今天，实在十分重大困难。我曾考察，国初还设置起居注；而《大明日历》《圣政记》，则是学士宋濂所撰。他在序中认为，幸好能够在皇帝燕居闲暇时侍奉十多年，把所见所闻写下，颇能做到真实，使后日修实录的人有所采集，传信于后世。自从不再设置起居官，史馆的论撰也很少，那么今天修史，可以凭借的材料大概寥寥无几了。千金狐裘不是一只狐狸腋下的毛皮所能制成；高台楼阁的椽子，也不是一棵树的枝条所能提供。史家可以凭借的，只有广泛采集。即使司马氏也还取用《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等书；《汉书》则世人都认为有司马迁、王商、扬雄、歆、向等人的文章。自古以来，没有不是汇聚众家而成书的。所以唐代宰相撰写《时政记》，史官撰写《日历》；宋代则由宰相主管监修，学士主管修撰，两府撰写《时政》，三馆修撰起居注。这些制度如今都一并废弃缺失，却想在一天之内责成完成，大概是沿袭旧制的事情容易着手，而从头创制的事情难以建功。我先皇帝的大制作、大建置，本来就清楚地如日月般昭示天下，是天下人共同知道的。至于深宫秘庭中的行动、静止和起居，群臣无法记载；圣性的深厚美善、圣德的精微之处，如同尧的安然宽厚、舜的深沉明智，群臣无法测知。至于分类采集各部门的供报，广泛搜集群臣的墓铭和家状，像百官的升降、裁决章奏、处置万机、钱粮、军队、四夷等事务，百官有司的典籍虽然存在，和旧府档案相互参看，似乎有所依据，但各部门分曹、各局有别，年份月份不断变化，要缀集贯联而不发生抵牾，本来就很劳苦。而一时臣工品行的善恶、心迹的真伪疑似、特殊功勋和伟大德行等非同寻常的事情，以及奸宄凶恶、梼杌嵬琐之人的形状，墓志和家状又不能全部写尽。古代修史的人，容易有所凭借；即使有司马迁、班固的才华，也不能完全没有依据而修史。今天修史的人，难在无所依据可述；即使有司马迁、班固的才华，也没有材料让自己显现出来。唐、宋时期，史官的职掌还没有散失。刘子玄曾对萧至忠说有五件不可行的事，其中第一件说：汉代郡国把上计送给太史，并把副本送给丞相；后汉群臣所撰的材料，先汇集到公府，再上交兰台，所以史官记载的事情很广；如今史臣只能自行询问采集，两种史书不记起居，百家也不传行状。如果今天起居注废弃散失，岂不就像刘子玄所论说的那样吗？欧阳修认为，史官职掌废弛，所撰述的内容简略，百件事情中保存不了一件；至于关系大体的事情，也湮没而不记载。再加上时政记、日历、起居注，按惯例都积压拖延、彼此沿袭，所以追修前事时，年代已经久远，遗失的东西无法保存，圣人的典章法度于是变成废坠。如果今天追修积压的史事，岂不就像欧阳修所论说的那样吗？既然如此，优秀史家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裁量斟酌体例，旁搜异闻，考察求取真实正确的事实，发愤讨论，使它们归于一致。古人说过：“亲眼见到的，记载的说法不同；亲耳听到的，记载的说法不同；从传闻而来的，记载的说法不同。”先朝的事情，尚且属于亲眼所见，却已经与亲耳所闻、传闻相差很远了。我又曾读《武帝本纪》，其中各志、表、传，都是司马迁当时撰述的；而班固、陈宗、尹敏、孟冀共同编成《光武本纪》以及《后汉》的例传、载记。当时的本纪、志书大概并没有废弃。自从实录 专门单独施行以后，本纪、志书几乎废弃了。这尤其是史家的缺失。我私下认为，实录之外，应当仿照古代司马迁、班固的史书来编纂，这件事不应等到后世才决定。先皇帝的大礼、郊祀、九庙、明堂、先圣祀典、籍田、亲蚕、章服、礼仪、河渠、刑法等各项兴建之事，散见在编年记载中，难以贯通会合。应当使首尾相接，包罗汇集，可以仿照司马迁的八书来编写。宰相和百官的任免升降没有固定，可以仿照《公卿志》《表》来编写。群臣的善恶、四夷的叛服，则列传、载记都不可废弃。这就是一代的史书，不是只等数百年以后才来编纂的。仅仅依靠一部实录，所遗漏的太多了。这是当今史馆应当讨论的事情。我又认为，汉史成于班固；唐代历书由吴兢、柳芳、崔巍编纂；《唐书》成于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宋代国史共有三部，后来洪迈又请求合为九朝；《续资治通鉴长编》则成于李焘。本朝二百年，经历历代圣主，却还没有一部统合会通的史书。这也是当今史馆应当讨论的事情。刘子玄又说：“史家有三种长处：才、学、识。有学问而没有才华，就像愚笨的商人拿着钱却不会经营获利；有才华而没有学问，就像巧匠没有楩楠木材和斧斤，不能建成房屋；善恶都必须记录，使乱臣贼子知道畏惧，这就是再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最高境界。”曾子固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人所说的优秀史家，他的明识一定足以周知万事的道理，他的道术一定足以适应天下的用处，他的智慧一定足以贯通难以知晓的意义，他的文章一定足以揭示难以显明的情状，然后他的职责才可以称得上完成。”唉！能够达到子玄所说的，便可以成为优秀史家；若达到子固所称许的境界，那就又超过司马迁、班固而追溯到他们之上了，大概就是唐、虞、三代的史官吧。这次明诏要采集遗闻，诸位生员有幸亲自遇到这盛事。金马、石渠中的才俊，应当有人能够担负此任。我只是草野下层的士人，不过能够诵习旧闻罢了。至于阐述修史的大义，哪里敢僭越而谈到呢！

译问：古代国家有大事，一定会集合天下人的意见，用来汇集众人的思考。王通撰写《续书》，曾说：“议论，难道不就是穷尽天下的公理吗？”黄帝有合宫听政，尧有衢室询问，舜有总章访察，都是所谓议论。黄帝、尧、舜的时代已经久远了！三代以下，只有汉代接近古代。请举出汉代议论政事的例子，其中有的正确、有的错误，有的废止、有的施行，也有值得讨论的吗？匡衡、张谭关于郊社的主张有什么依据？贡禹、韦玄成关于祖庙的议论以什么为根本？董仲舒、师丹请求设置限田，为什么被废止而没有施行？祝生、唐生请求停止盐铁专卖，为什么议论了却没有采用？公孙卿、壶遂、司马迁关于改定历法正朔的主张取法于什么？贾让、关并、韩牧、王横治理黄河的策略，谁的意见正确？先诛讨先零的谋划，为什么最终听从赵充国？请求撤除边塞、设置官吏士卒的主张，为什么最终采用侯应的意见？这些都是汉代的大事，也是治理国家的人应当考察的。过去韩退之说“不属于三代、两汉的文章不敢读”，诸位士子都通晓经学、考究古事，以等待有司征求意见，一定有人能够达到这种程度。请把它说出来，以便考察你们的学问。想要穷尽天下的道理，就必须汇集天下人的智慧；想要汇集天下人的智慧，就必须兼取天下人的谋略。智慧汇集、谋略会合，天下的公理就穷尽了；天下的公理穷尽，道理就获得了。所以古代国家有大事，常常命令议臣集合讨论，不专断于一个人，不拘泥于一种说法，只求是否恰当。因此，大臣的意见必定采用，小臣的议论也必定施行，众人的思考汇集后必定加以推究，一个人的见解也必定得到申明。丘山积累细小土石而成为高大，江河汇合众水而成为广大，伟大人物彼此联合而形成公正。这就是古代帝王采用天下议论的原因。王通论述帝王制度，认为它广大无边、无所不容：天下的危险，由天下共同使它安定；天下的失误，由天下共同纠正；即使千变万化，我仍然守住中道。所以说：“议论，难道不就是穷尽天下的公理吗？”汉代制度中，大夫掌管议论政事。有疑难不能决定时，就集合朝廷中的官员共同讨论，从两府大臣直到博士、议郎，都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不以小臣与大臣抗衡为嫌，这种制度是公正的。至于明诏所询问的，都是当时朝廷的重要事务。然而如果不是当时能够广泛询问、采集意见，穷尽天下人想说的话，又怎么会如此明白地写在简策上呢？请允许我向执事大略说说这些事情：古代帝王在郊外祭祀天地：冬至，在地上的圜丘祭祀，以迎接天神降临；夏至，在泽中的方丘祭祀，以迎接地祇出现。所以在南郊祭天，是就阳位而言；在北郊祭地，是合于阴的意义。汉代的郊祀，大多沿袭秦代旧制。武帝巡行祭祀天地和各位神灵、名山，又用金泥封石刻记，荒诞虚妄到了极点。成帝初年，匡衡、张谭才开始提出南北郊的议论，认为甘泉、河东的祠祭并不是神灵所享用的正礼，应当到正阳、太阴之处举行。于是开始修建长安南郊、北郊，废止甘泉、汾阴的祠祭。汉代二百年间，郊祀制度一直不合正典。文帝是贤明的君主，尚且在灞水、渭水交会处行拜祭；司马相如是文士，却独独留下封禅的文字。匡衡能够以《周礼》为依据，匡正一代的大典，议论者有的遗憾他不能完全恢复三代郊祀、明堂配天的礼文，但他所提出的建制也很伟大了。礼制规定，君王接受天命后，设置太祖以下五庙，并依次毁去旧庙。被毁庙的神主，收藏在太祖庙中。每五年举行两次盛大祭祀时，已毁庙和未毁庙的神主，都在太祖庙中合祭。父亲为昭，儿子为穆，孙子又为昭。君王举行禘祭，祭祀其始祖所出自的祖先，并以始祖配享。因为始祖最初受天命而称王，所以尊奉他配享上天；但不另为他建立专庙，因为亲属关系已经尽了。太祖以下五庙，亲属关系尽了就依次毁去，以表示终有尽头。汉代的祖庙，到元始年间，大礼仍未完备。贡禹首先提出这个问题。韦玄成已经议论废止郡国庙，又依据礼经所说，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只是他把高帝一庙作为太祖庙，而孝文帝以后各帝，都认为按照承继后嗣的关系，亲属关系尽了就应当毁庙。因此许嘉、刘向又议论把孝文帝、孝武帝都作为宗庙之宗。汉代二百年间，祖庙制度没有统一准则。贾谊通达，却没有写下宣室对答；刘向博学，却附会了家人的言语。韦玄成能够依照古义，达到制定一代大法的程度，议论者仍然疑惑他关于五庙、七庙数量差别的说法，但他所作的考据也算正确了。自从秦国采用商君的法令，开通阡陌，废除井田制度，汉初没有设置田产限制。历代承平日久，豪富的官民财产多达巨万，而贫弱者更加困苦。因此董仲舒想稍稍接近古制，限制百姓名下的田产，以堵塞兼并土地的道路。师丹说，古代圣王没有不设置井田的，这样以后才能达到太平。如今还不能详尽恢复，请先大略加以限制。武帝当时正致力于经营四夷，国内又兴办功利之事，大概还顾不上这一点。而丁傅、董贤显贵得势、掌握权力，诏书虽然下达，也搁置没有施行。可是到了后魏孝文帝独自采用李安世的均田法，那么董仲舒、师丹的主张难道果真迂腐吗？后世拥有天下的人，如果能够理解这个道理，那么井田虽然不能恢复，均田的方法也可以稍稍仿行。齐国采用管仲的办法，整顿盐政，收取山林湖泽的利益。汉初把盐铁之事隶属于少府。武帝采用东郭咸阳、孔仅的办法掌管其利，郡国大多认为不便。昭帝才下诏询问贤良文学之士，问百姓疾苦和教化的要领。九江祝生等人抗言进谏，都希望废止盐铁、酒类专卖和均输，不要同天下百姓争利，以节俭约束来示范天下。只有桑弘羊认为这是国家的大业，是控制四夷 安定边疆、充足财用的根本，最终没有果真废止。从此直到永平年间，刚废止不久便又恢复。后来魏宣武帝曾采纳甄琛放宽禁令的奏表，那么贤良文学之士的议论难道果真迂腐吗？后世拥有天下的人，如果能够理解这个道理，那么盐政虽然不能废除，取利的法令也不应当过于严密。汉代自从沿袭秦朝的正朔，月末、月初月亮出现的情况，以及上弦、望月的盈亏，多半不合实际。张苍明白熟悉历法，却仍然沿用水德的错误；公孙臣主张改定正朔，却相信黄龙出现的荒诞说法，百年间历法纲纪的废弛严重极了。司马迁、倪宽等人，才开始认为帝王创业，应当改变制度，不再采用旧的传序，因而今天应当采用夏历。三代的统绪中断而没有继续。请确定考察天地四时的极则，使阴阳顺行，以制定最完善的历法制度，为万世法则。于是招致方士唐都，分定天部；洛下闳运算推演历法，后来日辰的度数便同夏正相合。过去孔子谈论治理国家，说“实行夏代的时令”，司马迁的主张，实际上就根本于此。这是古今治理历法的人都不能改变的原则。

译汉代自从武帝堵塞瓠子，后来黄河又多次决口，给东郡造成巨大灾害。平当主管河堤事务，上奏贾让的策略；桓谭主持群臣讨论，汇集关并、韩牧、王横的意见。一代治理黄河的学说，在这里完备了。贾让说：古代建立国家、安置居民、划定土地时，一定会为河流湖泽留下分流的地方，估量水势所不能到达的区域。大河不筑堤防，小水可以流入；把低洼处筑成堤障，使它成为积水的泽地，让水有休息蓄积的地方。于是他想迁徙冀州处在水流冲击地带的百姓，决开黎阳遮害亭，让黄河向北流入大海。黄河向西逼近大山，向东逼近金堤，水势就不能再向远处泛滥。贾让的这个策略，比其他各说高明。过去大禹治理洪水，只是顺应水流的道路，这正是古今治理黄河的人应当懂得的。中原抵御夷 狄，并不是凭借穷尽武力，而确实只是把谋略用尽罢了。西羌反叛，朝廷派出军队和屯田人员六万人。酒泉太守辛武贤想分兵从张掖、酒泉同时出发，合击??干幵。赵充国独自认为虏 若已经占据前面的险要，守住深险狭窄之处，必然有伤亡危急的忧患。他独自想放弃??干幵的罪责，先行诛讨先零来震慑他们。当时公卿议论纷纷，意见不一；赵充国独自坚持认为这样做有利，虽然受到玺书严厉责备，仍然坚定不为所动。最终不用劳烦军队，诸羌自己解散；撤除骑兵，留下屯田兵，以等待他们疲敝。大体说来，西羌反叛的萌芽在于解除仇怨。赵充国急于赴??干幵之约，使先零不能先行违背盟约，这就是他坐守而取得胜利的原因。所以控制夷 的要领，就像让夷 狄得以缔结彼此的交往，这并不是中原的利益。汉代自从匈奴单于入朝，所加的赏赐都比黄龙年间多一倍。单于既然自认为同汉朝亲善友好，希望守护塞上从谷以西直到炖煌的地方，请求撤除边塞防备，使天子和百姓得到休息。当时群臣认为这样有利。侯应却认为，北部边塞直到辽东，外面有阴山，东西绵延千里，草木茂盛。原先冒顿依靠并占据其中，出兵来侵扰；到武帝斥逐夺取这片土地，把他们赶到幕北，设置屯戍来守卫。如果撤除边境防备和戍卒，就等于向夷 狄显示了极大的利益。雁海、龙堆，是上天用来标志华夏疆界的地方；炎方、朔漠，是大地用来限制内外的地方。国家如果同夷 狄共同占有地利，却没有藩篱的界限，那么中原就只能坐着承受他们造成的困扰。由此说来，中原的要害之地，是应当牢固守卫而不能丧失的。郊祀、宗庙、井田、盐铁、历律、河渠、夷 狄，这些都是汉代的大事，而高明宏大的议论，大体都具备在这里了。如今朝廷正有郊社、宗庙方面的议论，而天下田赋还不均平，监司考核造成亏折，历法年纪渐渐偏差，授时的制度也不准确；徐州、沛郡每年都有治理黄河的劳役，兀良哈所属的夷 狄反过来成为外部的呼应，受降城的旧地，已经弃置成为虏 巢穴，那么这几件事正是今天应当考察的。不要认为汉代地位低下便不足以取法，借此也可以大略追寻三代遗留下来的文章和古义。所谓取法后王，说的就是这些。问：六经的教诲，从来没有专门以“仁”为核心来讲，到《论语》一书，孔门关于仁的论述才开始详尽。如今看孔子回答弟子问仁，已经有多次，而且都不相同，这是为什么？如果这样，那么仁应当人人都可以达到。然而孔子所称许的人大概很少。当时只有称赞颜子“三月不违仁”。至于仲弓、冉有、子贡、公西华，都是弟子中的高才；令尹子文、陈文子，是《春秋》中的贤大夫，孔子大体都称许他们，却独独不允许说他们达到了仁。只是对于微子、箕子、比干称为“三仁”；对于伯夷、叔齐称为“得仁”；至于管夷吾这个霸主的辅佐者，也说“如其仁”。这又是为什么呢？既然仁如此难以达到，却又说广泛施舍、救济众人，若论仁还不算什么，一定要达到圣人的境界才行，那么仁和圣之间是否还有等级差别呢？后来的学者都认为，孔子并没有真正说明仁是什么，只是特意对弟子讲修养仁德、用功实践的方法。这果真如此吗？如果这样，那么究竟凭什么称为仁呢？士人自己知道求学后，就阅读《论语》，却不探求其中的意义，只看见各家说法纷纷而无法取舍。这次想把它们会通起来，必定有最恰当而不可改变的论说。请试着说说它的大意，以便考察你自己所得的学问。仁实在难以说明啊！并不是说它难讲，而是难以体会。能够体会它，并从心中真正得到它，就能根据各人的不同之处，探求其中相同的道理；根据圣人所说的话，知道圣人没有说出的意义。圣人教导求学者，随着人的不同而施教，不能用一个方面来求取；把各种说法会合贯通起来，最精纯、最纯粹的道理其实只有一个。天下谈论仁的人，毛病在于不能从心中体会而有所自得，只是徒然从言语上寻求，所以才像这样纷纷不一。执事以孔子论仁来策问，是想考察求学者自己所得的学问，我这个愚钝的后生哪里知道呢？即便如此，《论语》这部书，我从小就学习，怎敢不整理拾取其中的意思来回答！过去孔子传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道，立志想在天下有所作为，却逢时势不能任用他。于是退下来追述三代的礼乐，编次《诗》《书》《易》《春秋》，用来完备王道，成就六艺。孔子自认为这样教导天下已经尽善尽美了。孔子去世后，弟子们记录他的精微言论，形成《论语》。其中若有与前代圣人稍稍不同的地方，大概是因为孔子平日独独以“仁”这一句话来教导弟子，而这都是先代圣人从未反复强调过的。即使他的孙子子思传述这种学说，也没有完全采用他的说法。孟子稍稍论述它，又把仁义并举，也不像孔子当时那样单独指向仁、专门谈仁。

译我曾经这样思考：孔子把仁与圣并称，又有“仁人”的称号，那么他所说的仁，大概就是人的品格达到最精纯、最纯粹的境界罢了。正因为如此，所以把仁和圣并称。当时求学的人，虽然才具器识各不相同，但他们向圣人学习，本来的志向都想达到最精纯、最纯粹的境地。因此弟子们问仁时问得特别详细，而孔子回答他们并不相同；总的来说，都是根据他们的才性使他们有所成就，引导他们达到最精纯、最纯粹的境地，这一点却是相同的。世上的君子看见弟子们所问不同，而孔子的回答又这样各不相同，便怀疑他所说的仁支离难合、散漫无从寻求，却不知道他们通向仁的道路其实只有一条。只是由于各人的才性器识不同，所以引导他们前进的方法也各不相同。譬如水，可以引导它流入长江的，就引导它到长江；可以引导它流入黄河的，就引导它到黄河；可以引导它流入淮水、汉水的，就引导它到淮水、汉水。等到水流不停，最终都到达大海，归宿是相同的。孔门中，颜子、仲弓、子贡、子张、樊迟、司马牛，世人只看见他们都入门听闻孔子的道，却不知道他们的才性器识相差很远。然而孔子都不违逆他们的资质，而是顺着每个人帮助他们成就，使这几个人都能遵循他的教诲，没有谁不能达到仁。这就是孔子善于教导的地方。假使对这几个人，孔子只提出一个标准而一概教导他们，就等于让樊迟想成为颜子；孔子一定不会这样荒谬地误导人。然而这几个人也都能够达到最精纯、最纯粹的境地，为什么呢？正如孟子所说：“伯夷是圣人中的清者，伊尹是圣人中的任者，柳下惠是圣人中的和者，孔子是圣人中的时者。”伯夷、伊尹、柳下惠，难道能与孔子相提并论吗？只是既然称他们为圣人，那么也就都达到了最精纯、最纯粹的境地而获得完整。譬如玉石，玫、瑰、琳、珉各不相同，但经过雕琢而成为器物却是一样的。所以孔子对于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齐都称为仁人，难道他们能够完全相同吗？管夷吾能够用功利的办法使诸侯归附齐国，却不能勉励他的君主达到王道。孔子却说“如其仁”，管仲的仁，难道又能同微子等人相提并论吗？孔子的弟子中，可以同圣人谈论道理的只有颜子；他和孔子一起行走、一起趋进、一起言谈、一起辩论、一起奔驰，已经十分接近了，但唯独孔子所说“仰望它越发觉得高，钻研它越发觉得坚；看它似乎在前面，忽然又在后面”，颜子还不能同大道完全融为一体。不过他也已经进入仁的境地了。孔子以“任用我就施行道义，不任用我就藏身自守”来说明，和颜子共同进退；至于所谓“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大概是把治理天下的事情告诉颜子，所以又说“天下归于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石〕 至于仲弓，能够出门治理百姓，以至于使诸侯国和卿大夫之家都没有怨言，也不过是担当南面为君的诸侯之职罢了。颜子和仲弓同属德行一类的人，彼此相差却如此悬殊；他们成为仁人的情形尚且如此不同，更何况子贡以下的人呢？子贡出聘诸侯，是因为有大夫、士之间的交往。子张问政，所以回答他要做到“恭、宽、信、敏、惠”。樊迟不知道礼义信怎样用来成就德行，所以告诉他要先从艰难处做起，后来才能获得成果。司马牛话多而急躁，所以告诉他要说话谨慎。可是对于这几个人加以引导，难道不也都能达到仁吗？人的才干器量有大小，但要达到最精纯、最醇厚的境界却很难。所以孟子把伯夷、伊尹、柳下惠称为圣人，孔子也把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齐称为仁人；孔子所说的仁人，就是孟子所说的圣人。不过，这几个人，孔子只是这样告诫他们，而实际要达到这种境界确实很难。因此，即使像子路那样有才艺，像冉有那样有才干，像仲弓那样不夸耀，像公西赤那样懂礼仪，让他们治理国家、管理百姓、立于朝廷，孔子都予以肯定，却不肯说他们已经达到仁，因为达到最精纯、最醇厚的境界很难。当时的大夫中，忠诚如子文，清正如文子，让他们侍奉君主、离开混乱的国家，孔子都予以肯定，却不肯说他们已经达到仁。因为达到最精纯、最醇厚的境界很难。像伯夷、叔齐让出国家而逃亡隐居；微子、箕子、比干，有的离去，有的为奴，有的死去，积累仁德、保持高洁的行为，以使自己安定并向先王献身，难道不是达到了最精纯、最醇厚的境界吗？至于管子，圣人大概没有完全认可他，仿佛是说：他在仁人的功业方面，只不过达到这种程度罢了。这样看来，这几个人，孔子只是特别加以进益，最终却没有谁能够达到那一境界。仁的精微之处，与圣人的境界达到同一极致。后来子贡问把财物广泛施给众人、救济众人，孔子却认为那是怎样施行仁的问题，并且一定要以圣人才能做到来回答他。看起来好像孔子抬高圣人而贬低仁，却不知道孔子的意思大概是认为：广泛施舍、救济众人，是圣人身外的事业；使人立身、使人通达，才是仁者切身的实际功业。子贡还不能骤然以唐尧、虞舜那样的事业来要求，所以孔子只勉励他从忠恕做起。因此说：“赐啊，这不是你所能达到的。”不过，孔子谈论仁，难道是整天这样向求学的人反复琐细地讲说吗？大概都是因为有人来发问，便根据各人的情况回答，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因问而答。当时孔门中德行最高的弟子，除了颜子以外，曾子从未问过仁，但他回答“一以贯之”，难道不也可以说是仁吗？后来的儒者又说，孔子平日大概从未谈过仁，只是谈论成为仁人的途径罢了。既然如此，那么孔子论仁应当见于哪部书呢？回答说：孔子在《系辞》谈《易》时说：“伟大啊，乾元！万物凭借它开始，于是统领上天。”又说：“元，是众善之首。”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仁。不过，孔子难道有所隐瞒吗？他平日一切问答所依据的，都是这个道理。宋代张敬夫曾把孔子论仁的话分类汇集，编成《洙泗言仁录》。朱子不取用它，认为圣人的话，随着所处的具体情境而各有极深的道理，不应局限于从言语分类中寻求它。可以说，他领会了其中的宗旨。后世学者离圣人越来越远，对尊奉圣人又过了头，有时竟舍弃圣人日常应用的道理以及进德修业的实际功夫，却想在空虚的想象中寻求所谓仁，并给它作出界定。天下人都知道佛、老以空虚的学说迷惑世人；后来的儒者不寻求切实的功夫，舍弃孔子所说的仁，却在空虚的想象中寻找所谓仁，这同佛、老的学说又有什么不同呢？—— 《震川先生别集》卷二下　　应制策 《浙省策问对二道》